《纶扉简牍》（以下简称《简牍》）是明朝万历前期辅臣申时行的书信集。他从万历六年到万历十九年参与主持明朝中央政务长达十四年。在该书序言中他说：“余以戊寅荷上简命，参机密，自承乏首揆，先后十有四年。诸司以故事相闻，四方万里，笺记辐奏。退食之暇，辄有裁答，口占手勒，积几盈箱，多至不可胜校。余既归田之五年，而儿辈刻之以藏于家曰《纶扉》。诸往来通讯，寒暄动定之语皆削不存，所存者特关政事者尔。”[1] 而“特关政事”诸札中给明朝九边各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的回信占了相当比重，这些信件中涉及蒙古及明蒙关系的内容非常丰富，成为研究明代蒙古史及明蒙关系史的新的重要的史料。或许是由于申时行的个人志趣使然，亦或是由于他出自江南，对于非汉族社会的名物制度怀有天然的好奇，[2]他在信中多次谈到蒙古史地名物。这些记载无疑加重了《简牍》对明代蒙古史研究的史料价值。本文只是根据《简牍》的三条零散记录所作札记。实际上，对于《简牍》本身的研究和利用《简牍》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一 骆驼城之号
《简牍》卷之一申时行《与戴阅科》的信中说：“三镇中独延绥疲甚，入卫之马还者十无一二，安得不弱？！彼孤悬塞外，薪桂米珠，独以士马健斗，虏中有骆驼城之号，故往时谓之雄镇。”[3] 所谓“三镇”应该是指陕西三镇，包括延绥、宁夏和甘肃。其中，延绥镇初治绥德，成化七年以后徙至榆林，这一点经过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已成定谳，无须赘言。[4] 申时行信所说“延绥”是指延绥镇城榆林。
蒙古文史书《蒙古源流》记载：“扯辰吉囊于甲午年三十岁时再次出兵汉地，进至阿喇黑山，榆林城的麻总兵前去追击”[5]云，扯辰吉囊即卜失兔，鄂尔多斯万户的首领。“甲午为明万历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94年，与“榆林城”对应的蒙古文原文为Temegetü。陈寅恪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对《蒙古源流》进行研究，连续发表四篇有关《蒙古源流》研究的文章，其中《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通过蒙文本和满文本《蒙古源流》中Temegetü与Iui lin（榆林）的对应关系和对延绥镇总兵麻贵的名称的考订，认定《蒙古源流》记载的Temegetü 就是延绥镇总兵驻在地榆林城。[6] 乌兰女士在汉译《蒙古源流》时径直将Temegetü 译为榆林城，[7] 根据就是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成果。
笔者要讨论的是，“Temege”意指骆驼，“Temegetü”意谓“有骆驼的（地方）”，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没有说明。伯希和（Paul Pelliot）在他的《马可波罗注》中说明了。[8] 而在申时行信札中出现的“骆驼城之号”恰恰是“Temegetü Qota”这一蒙古语地名的直译。“Temegetü”是蒙古人对榆林城的称呼，而“骆驼城”则无疑是这一蒙古语称谓在明朝方面的反映。“骆驼城之号” 的记录证明，明代蒙古人确实将榆林城称为“Temegetü Qota”（“骆驼城”）。恰可与《蒙古源流》的记录直接相互印证，这则史料对于论证榆林城的译名是一条直接证据。
蒙古人为什么将榆林城称为Temegetü Qota，而不冠以其他名称呢？榆林城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骆驼作为“沙漠之舟”在榆林及其周围应该是司空见惯之动物。但是根据申时行的说法，“孤悬塞外”的榆林生活艰苦。面对蒙古方面的挑战，延绥镇施行的是以战为守的进攻性防御，明朝官兵还经常趁蒙古主力不在河套之机，对阿儿秃厮万户进行“捣巢”和“赶马”等行动。这就是申时行所说的“士马健斗”，正是由于榆林镇明朝官兵这种特点使镇城榆林坚挺于塞上，蒙古方面也因此称呼榆林城为“骆驼城”。“戴阅科”给申时行的信件对“骆驼城”描述已经无从查考。可以确定的是，申时行是将延绥镇明朝官兵“士马健斗”的精神与骆驼的坚忍性格相联系，来理解榆林城蒙古语名“骆驼城”之寓意的。
二 庄浪恰
《简牍》卷之六申时行《答许益斋巡抚》说：“不他失礼西部大酋也，声势颇大。今止于青酋部内成婚，而以百人东往，其无他谋可知。惟庄浪恰者即属夷长昂，常为蓟患也，或以不他至彼，假名窃掠，亦不可知，此则蓟镇当备耳。”[9] 所谓“青酋”即青把都，喀喇沁万户首领老把都之次子。不他失礼是俺答汗与三娘子所生子，后一句的“不他”是对不他失礼的简称。他到喀喇沁部“成婚”的具体时间无从考证。看来，他当时顺便到过喀喇沁属部朵颜卫的牧地。长昂是明代蒙古朵颜卫左都督花当后裔，革兰台嫡孙，影克之子。在隆庆元年（1567）影克死后，长昂袭职为左都督。申时行此信“庄浪恰者即属夷长昂”一句为我们考订长昂的名称及官职提供了重要依据。
先说庄浪，申时行说他就是长昂。在汉文史料中，长昂之名还写作专难、砖难等，戚继光《蓟镇边防》谓：“夷人名字东西关口各呼唤不同，仅取其语音相似者，仍从其旧，譬如专难即长昂……”。[10]米万春《蓟门考》记朵颜卫左都督“影克隆庆元年导犯界岭口，出义院口，被我官军用快枪打伤，回巢即死。今有伊男专难袭职为首，太平路等边呼为长昂”。 [11]专难就是长昂，“长昂”是明人使用最广泛的译法。《简牍》的记录证明，“庄浪”是长昂的又一种汉译。元明两代，汉译少数民族名物制度的时候，泥母字和来母字是经常相混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不能”和“倘不浪”，将专难译为庄浪就不足为怪。 “专难”和“庄浪”的译法证明，“长昂”之“长”应读浊音，而影母字“昂”在“太平路等边”是和泥母字相混，读作nang 或 nan的，这种现象在今天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依然存在。至于用鼻音ng翻译闭音收声n更是常见事。长昂的名字在明代蒙古史书中没有记录，根据“庄浪”、“长昂”、和“专难”等不同译法，蒙文原文应该是Jongnan或Jongnun。乌云毕力格的还原Jongnun 应该是正确的。[12]
申时行说“庄浪恰者即属夷长昂”，证明左都督长昂有“恰”的称号。《三云筹俎考·夷语解说》谓：“恰，与首领同。”而“首领，是各台吉门下主本部落大小事情断事好人。”恰（kiy-a）是漠南蒙古各万户各鄂托克领主辖下的行政官员。长昂作为“恰”是哪个万户的行政官员呢？佚名《阿拉坦汗传》：“久为外敌的乌济业特兀鲁斯，以恩克丞相为首的诸诺延，（慕名）举族携带乌各仑哈敦之宫室来降，山阳万户自行降为阿勒巴图之情由如是这般。额尔德尼菩萨土谢图彻辰汗，将恩克丞相赐予其弟昆都楞汗，将其（恩克）弟兄分别占为己有，将其收为阿勒巴图之情如此这般。”[13]所谓“乌济业特兀鲁斯”（Üjiyed ulus）在两《黄金史》中称为“山阳之六千我着”（Ölge-in jirγuγan mingγan Üjiyed）达力扎布和乌兰都认为“泛指整个兀良哈三卫”。[14]乌格仑哈敦（Ögelen Qatun）就是成吉思汗的母亲月伦哈屯。恩克就是长昂父影克，他归降俺答汗时所率领的未必是所有的兀良哈三卫。可以看出《阿勒坦汗传》的作者为了粉饰俺答汗的功绩，作了有意的夸张。“额尔德尼菩萨土谢图彻辰汗”是指俺答汗，“其弟昆都楞汗”就是喀喇沁万户首领老把都。影克主动归降以后，俺答汗将他赐给喀喇沁作了“阿勒巴图”，即属部。汉文史料的记载与《阿勒坦汗传》的记录完全一致，《卢龙塞略·贡酋考》说革兰台长子影克“二妻子三，嫡满都孩子二：长曰长昂，袭都督，二子伯忽乃、伯晕歹。次曰莽吉儿。（影克）又收姨母伯忽，子曰拱难，三支。未分部落。千八百余名，在大宁北境界驻牧，南直界岭口四百余里，西南至喜峰口贡关五百余里。附属西虏把都儿。”[15] “西虏把都儿” 就是前述右翼喀喇沁部首领老把都。朵颜卫左都督一系是“附属”蒙古本部右翼哈喇嗔部的“阿勒巴图”，即属夷。作为喀喇沁的属部朵颜卫的首领，长昂恰一定是服务于喀喇沁万户的行政官员了。他的“恰”的官职始于何时，尚难断定。可以肯定的是，“恰”一定是领主喀喇沁部首领授予的官职。至迟在长昂时期，朵颜卫左都督已经成为喀喇沁万户下“主本部落大小事情断事好人”了。留金锁推测：“恰的称号似不属于领主阶级，而是授予阿勒巴图阶层的称号”，[16]《简牍》所记“庄浪恰”是一个例证。
《简牍》所谓“庄浪恰即属夷长昂”的记载并非孤证。《万历武功录·长昂列传》说：“是月也……土蛮亦帅三万余骑驰专难他不能营，候青把都、蟒忽大，声欲寇我义院口。于是，胡骑并逐水草，壁大宁城，而青把都及老酋妇政从白彦举儿克迎喜神，亦驰专难恰倘不浪营。”[17]他不能、倘不浪，清译塔布囊（tabun-ong），是明代蒙古对黄金家族的女婿的称呼，《三云筹俎考·夷语解说》谓：“倘不浪，是王子家女婿。”[18]十七世纪初喀喇沁部长给满洲黄台吉的信中称朵颜卫各部首领为山阳的官人他不能每（Ölge-in Noyad Tabun-ong‘ud ）。[19]长昂娶青把都女东贵为妻，是蒙古本部右翼喀喇沁部的女婿，所以蒙古左、右翼各部称长昂为倘不浪是无可置疑的。那么，“专难恰倘不浪”（Jongnan kiy-a tabun-ong）一定是指长昂无疑。看来，长昂的确以“庄浪恰”闻名于漠南蒙古社会，庄浪恰、专难他不能、专难恰倘不浪都是对长昂的称呼。申时行所谓“庄浪恰”是一则难得的史料，也为点校《万历武功录·长昂列传》提供了一条重要依据。
三 敖剌气
《简牍》卷之五申时行《答许益斋巡抚》说：“承示会保任卒疏领悉，虏中所索敖剌气者予之为当，而门下又默运机宜，绝将来之患，塞夷人之口，尤为远虑。市赏太滥，惟上谷为然，盖缘始事之初，急于招来，于节制，其流遂至于此。”[20] 可以肯定，许守谦和申时行这次通信是在万历十五或十六年宣府马市结束以后。给申时行所谓“虏”，也就是参与宣府马市的蒙古万户应该是蒙古本部右翼的喀剌沁或永谢布万户。这段文字有几个要点：第一，蒙古方面是在借“敖剌气”之名索取市赏，敖剌气本身不是市赏；第二，明朝方面认为，蒙古方面是在马市结束以后额外索取市赏。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申时行所说的“敖剌气”究竟是什么？蒙古方面为什么要以“敖剌气”之名索要“市赏”？彭大雅《黑鞑事略》说：“牧者谓之兀剌赤，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七。”徐霆注疏云：“凡马多是四五百匹为群队，只两兀剌赤管，手执鸡心铁挝以当鞭?，马望之而畏。每遇早晚，兀剌赤各领其所管之马，环立于主人帐房前，少顷，各散去。每饮马时，其井窟止可饮四、五马，各以资次先后于于而自来，饮足而去，次者复至，若有越次者，兀剌赤远挥铁挝，附首驻足，无或敢乱，最为整齐。”[21] 丁国范先生《释“兀剌赤”》一文根据上引这条材料为主要根据，证明“兀剌赤”除了有“管理驿马的人”的意思以外，还可释为“牧放和管理马匹的人”，他说：“上引资料证明：兀剌赤义为‘牧者’。其基本任务是牧放和管理马匹，每两名兀剌赤要负责管理四五百匹为群的马队。因此，我认为兀剌赤另一义可释为‘牧者’，具体说来是‘牧放和管理马匹的人’。而这一解释与‘管理驿马的人’相比，是显然有区别的，因为他们牧放和管理的马匹并非驿马。”[22] 丁先生的研究对于理解“敖剌赤”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笔者认为《简牍》所谓“敖剌气”就是兀剌赤，也就是“牧放和管理马匹的人”，在宣府马市，敖剌气的职能正是管理马匹，而他们所管理的马匹是蒙古输入明朝的马匹。
宣府马市在“俺答封贡”以后，马的交易量逐年攀升，增长迅猛。在明蒙马市贸易中是一个突出的亮点。黄丽生女士对“俺答封贡”以后宣府、大同、山西三镇马市交易量的统计最为详细，她分析说：“盖三镇之中，宣化交易量成长幅度最大，到万历二年（1574）时，已超过了山西、大同二镇的总和。”[23] 而在四年以后的万历六年（1578），明巡按直隶御史黄应坤惊呼：“以宣镇之大数言之，方互市之初，虏马不及二千匹。今岁已市者三万五六千已，迨及岁终当不下四万。每岁辄增数千匹，夫马以数千计则银以数万计，非小小增益也，且今岁增矣，明岁又增，明岁增矣，又明岁又增，其在于今视始市，不啻二十倍而犹未可以为限也。后将何所底极哉！”[24] 马的交易数量如此庞大，如果没有专职的敖剌赤（兀喇赤）管理马群，维持马市秩序，马市的场面是无法想象的。蒙古方面要求的“敖剌赤”实际上是在为这些“管理马匹的人”索要酬劳。
明蒙马市市场的“敖剌赤”对于生动理解明蒙宣府马市的面貌具有特殊意义。喀喇沁万户和永谢布万户认为蒙古方面的“敖剌气”维持马市的秩序，明朝方面应该付出相应的酬劳。而在明朝方面看来，这是蒙古方面在要求额外的“市赏”。明蒙之间的隔膜和误解于此可见一斑。
[1]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1册，第2页。北京出版社影印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刻本，2000年。
[2] 申时行《赐闲堂集》中青海藏族部落向蒙古输纳贡赋“名曰忝巴”的记录同样体现了申时行这一特点。见《赐闲堂集》卷四十《杂记》。明万历四十四年申用懋刻本。
[3]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1册，第12页。承内蒙古大学薄音湖教授教示，“戴阅科”可能是指明朝万历初年刑科戴光启，在此谨致谢意。
[4] 陈寅恪《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金明馆丛稿二编》1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5]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439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
[6] 前揭陈寅恪文，122-123页。
[7] 前揭乌兰书第432、439、465页。
[8] 伯希和《马可波罗注》Ⅱ，第642页，巴黎，1963年。（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Ⅱ Paris,1963）
[9]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1册，第237页。许益斋即许守谦，万历十五年二月接替萧大亨巡抚宣府，万历十七年八月离任。
[10]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5册，第513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
[11]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5册，第505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
[12] 乌云毕力格《从十七世纪初蒙古文和满文“遗留性”史料看内蒙古历史的若干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9年第3期，第8页。
[13] 珠荣嘎译注本汉文部分第46-47页，蒙文部分第212-21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森川哲雄《アルタン·ハ—ン传の研究》第23页，福冈，1998年。吉田顺一《アルタン·ハ—ン传の译注》24页，风间书房，1998年。
[14] 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第113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前揭乌兰书，第312页。
[15] （明）郭造卿《卢龙塞略》卷十五《贡酋考》，中国史学丛书三编据万历二十四年王象乾刻本影印。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
[16] 留金锁编著《蒙古史概要》第21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17]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十三《长昂列传》，第十三册，1172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18] （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之二《夷语解说》，24a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影印本。
[19] 《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李保文编辑整理转写，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
[20]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1册，第217页。
[21] 《黑鞑事略》《王国维遗书》第13册，17a-b，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南京国民政府
蒙藏委员会
“章嘉案”
喇嘛教
作者谢海涛，《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文昌北路204号《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邮编750021。
一、清代到国民政府初期的章嘉呼图克图
终清朝一代，清政府都极力尊崇喇嘛教，通过册封、优待活佛，敕建寺院，鼓励出家等一系列政策，保证喇嘛教的优势地位，利用喇嘛教来达致对蒙古、地区的控驭，即所谓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康熙年问，清廷开始针对藏传佛教实施多封众建，以分其势的政策。继顺治帝册封达赖后，康熙帝先后册封了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二世章嘉呼图克图（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此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章嘉呼图克图并称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活佛。清廷通过相关措施意图逐渐限定四大活佛的宗教势力范围，即达赖在前藏、班禅在后藏、哲布尊丹巴在外蒙古、章嘉在内蒙古。章嘉地位的确立完全是清朝对喇嘛教总体政策中的一环，也是这一政策的集中体现。章嘉世系也因此而受益。
康熙三十九年，多伦的汇宗寺建成，康熙帝任命二世章嘉活佛为住持，并授权他“黄教之事，由藏向东，均归尔一人掌管”。这一任命，基本确立日后章嘉成为内蒙古藏传佛教的最高领导地位。康熙四十四年，“封章嘉呼图克图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给以诰敕印”。同时，二世章嘉还被任命为驻京喇嘛。乾隆皇帝在御制的《喇嘛说》碑文中说：元明两朝藏传佛教高僧被中央政府封为帝师、国师者不乏其人，“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此说虽然不完全正确，但凸显了章嘉呼图克图的重要性。
历史上，章嘉呼图克图负责北京、内蒙古、承德、五台山、青海的藏传佛教事务，也曾经参与及外蒙古等地政教事务。章嘉每年冬春在北京当差，夏季回到多伦诺尔汇宗寺或五台山驻锡。章嘉呼图克图参与过许多重大活动，对清朝有力统治蒙藏地区起到过积极作用。如二世章嘉主持过六世达赖的坐床，参与修建并主持多伦诺尔汇宗寺。三世章嘉功绩尤多，曾护送七世达赖返藏，并促成其亲政；乾隆二十一年（1756）协助清廷平息喀尔喀蒙古“撤驿之变”；协调六世班禅入京朝觐乾隆帝等。
清季民国时期，在政、佛两界活跃的是七世章嘉罗桑华丹旦白仲美却央益西多杰。七世章嘉于光绪十七年（1891）十一月初六出生于青海互助却藏热洛塘（今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南门峡乡却藏滩）的一个藏人家庭；二十年，经理藩院在雍和宫金瓶掣签确认为转世灵童；二十五年，由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南海召见，除去“呼毕勒罕”，正式成为呼图克图；二十八年，被封为“授法彰善广慈大国师”，册封金印；后又被任命为管理京城喇嘛印务处札萨克副达喇嘛。宣统元年（1909），章嘉补放札萨克达喇嘛，并总管多伦诺尔汇宗、善因二寺喇嘛印务。
民国成立后，1912年8月16日，章嘉从内蒙古来到北京，发表声明，赞成共和，并出面劝导内蒙古地区的蒙古王公放弃“独立”，拥护共和，共谋五族幸福。10月，袁世凯以章嘉“翊赞共和，阙供尤伟”，加封其“灌顶普善广慈宏济光明大国师”。1916年，在其封号上又加“昭因阐化”四字，并颁发金册一道。章嘉曾多次致函八世哲布尊丹巴，规劝他放弃独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章嘉派代表前往祝贺，国民政府承认章嘉一切荣典和待遇。蒙藏委员会成立初期，章嘉作为京城喇嘛印务处（前北平喇嘛事务处）掌印札萨克达喇嘛，请求蒙藏委员会继续执行前政府向北京等地喇嘛庙发放钱粮的政策，避免喇嘛“生计陷于绝境”。蒙藏委员会同意予以维持，一切按惯例办理。1929年8月12日，国民政府简任他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同年，国民政府批准章嘉设立驻京办事处。
学界对于七世章嘉的研究成果不多，在探讨七世章嘉历史贡献的一些论著中，多反映出章嘉与国民政府合作、相得益彰的一面。而且正如秦永章指出的：“由于章嘉活佛系统在历史上崇高的政教地位和在蒙藏地区的影响力，学术界不乏对该活佛系统的研究。但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偏重于对第三世章嘉活佛的研究，对其他几世章嘉活佛关注甚少，尤其缺乏对第七世章嘉的研究。”而发生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章嘉案”，却为我们深入了解章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素材，同时，这一个小插曲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作为近代“民族国家”建设者的政府与喇嘛教的复杂关系。
二、“章嘉案”的起因
1929年，受国民政府行政院指派，蒙藏委员会筹备召开蒙藏会议，以期沟通中央与蒙藏地方关系，同时，协商推动蒙藏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兴革事宜。8月，蒙藏委员会拟定参会代表资格和选举办法，其中规定，地区，除地方代表外，达赖、班禅两系统都有代表名额；蒙古地区按照盟旗为单位产生代表，但章嘉系统却没有被考虑给予代表名额。此时外蒙古处于独立状态，哲布尊丹巴已经于1924年圆寂，所以哲布尊丹巴系统代表名额问题同样也没有考虑。消息后，引起章嘉的不满。
章嘉当即致函蒙藏委员会：“查蒙古现情虽政教久经分立，然数千年习惯相沿宗教势力仍属崇重。今贵会所定代表标准限于盟旗，而未计及蒙地僧侣多于民众，况僧侣尤于蒙地利弊知之最深，且在行政上一般仍侧重于宗教势力。虽似民众僧侣互相混淆，顾以盟旗选派代表为标准，则僧侣概不在内，是以少数所推举之人为多数之代表，衡情酌理，宁得谓平？……今所定标准似难浃洽蒙情。……查贵会对于代表制产生方法，定为由达赖、班禅各行推举，现哲布尊丹巴圆寂，外蒙代表如何产生，鄙人姑无从悉。惟藏蒙黄教首领四人，未知政府对蒙对藏何以相互歧异？夫以对于祖国效忠之历史言，今日之达赖向英、班禅离藏，则政府犹畀以推举代表之权，是使效忠守土者将何以为劝。……窃谓倘由政府令下鄙人选派若干人一同出席，揆之达赖、班禅之例，似无不合，庶因宗教代表之参加而治蒙保边方策可以多所贡献。”章嘉表示，蒙古僧侣多过民众，蒙藏会议只考虑盟旗代表，由民众代表僧俗，实属不公平；章嘉自认为是喇嘛教四大领袖之一，比达赖、班禅更为拥护国家，却得不到达赖、班禅待遇，要求自己也应有资格派遣僧侣代表。蒙藏委员会就此问题，在常会上进行讨论，决议：“查二中全会关于蒙藏之决议案，并无蒙古僧侣选派代表之规定。”后给章嘉回信称：“代表产生标准系遵照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蒙藏之决议案规定办法。……并无蒙古僧侣选派代表之规定，本会自不能擅自增加僧侣代表名额。”
查1929年6月17《中国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蒙藏之决议案》其中明确规定蒙藏会议代表为：“蒙古由各盟旗长官及人民各推出代表若干人；由达赖、班禅喇嘛及人民各推出代表若干人，同来中央参加会议，并由中央派定若干人一律出席。”该决议的确没有提到蒙古僧侣代表问题。1930年1月4日，蒙藏委员会再次致函章嘉以平息其不满，“关于蒙古僧侣代表一案，……本会不能擅自增加僧侣代表名额。至贵呼图克图，届开会时，自可以本会委员名义参加会议。”
但章嘉并未就此停止，他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申诉求援。1930年3月13日，蒙藏委员会第五十次常会上，集中讨论了阎锡山批准的章嘉要求的五件事情，其中三件较为重要：（1）以喇嘛事务处及其本人名义，各推代表十人出席蒙藏会议；（2）要求章嘉驻京办事处钤记拟加“大国师”三字；（3）蒙藏公文程序未曾提及章嘉呼图克图，希核办。阎锡山此时早已“久离职守”，在北方与南京政府进行“电报战”，筹划反蒋战争。故蒙藏委员会也不能惟阎命是从。所以，第一件事，常务会议决议仍旧以之前的答复再为回复，即再次否决。第二件事是章嘉要求国民政府对前政府的对其封号予以承认，隐示政府应尊重其地位，但常会决议予以驳回。第三件事的起因是行政院制定了国民政府机关及省对蒙藏地区公文程序，基本原则是上级对下级用“令”，下级对上级用“呈”，平级之间用“咨”或“公函”。蒙古各盟、达赖、班禅对国民政府及五院用“呈”，对蒙藏委员会及省用“咨”或“公函”。其中并未涉及章嘉。按照蒙藏委员会的理解，章嘉是北平喇嘛事务处的处长，即是蒙藏委员会的属员，他和蒙藏委员会是上下级的关系。但章嘉自认为是喇嘛教四大领袖之一，应与达赖、班禅同等待遇，所以章嘉由此产生异议。关于此事，常会决议：“交总务处查旧案拟办。”尚没有直接答复。后行政院过问此事，蒙藏委员会答日：“蒙藏公文程序均以现有政治地位者为限，章嘉既与政治无关，自无列人之必要。”而且，有鉴于章嘉的要求，蒙藏委员会认为有必要重申一下对活佛的纪律，要求“西康政务委员会及蒙古各盟盟长，奉行政院令，以后蒙藏人民或团体及各呼图克图等遇有呈请事件，须由本会转呈”。
最终，章嘉关于代表名额的要求没有得到实现。1930年5月28日，蒙古会议的前一天，蒙古会议主席团在确知章嘉不能仅仅以蒙藏委员会委员身份出席蒙古会议时，曾致函章嘉，希望其能派代表一、二人列会。章嘉方面的代表最终没有出现在蒙古会议上，但章嘉的三个提案在蒙古会议上得到讨论，其中关于宗教改革的内容②被通过，而关于“振兴教育”与“开拓实业”两项提案却被大会“打消”，不予讨论。被否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建议毫无价值，很可能是蒙藏委员会因章嘉“控告”蒙藏委员会和反对蒙古会议，而对章嘉示以薄惩。
早在蒙古会议开幕之前，外界传闻“蒙藏委员会要提案于大会，将喇嘛事务及各处印务处取消，全蒙各寺喇嘛交蒙旗管辖”。这令内蒙古各处寺庙喇嘛极为恐慌，纷纷到五台山与章嘉商议对策。章嘉急电“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教育部、内政部、财政部”，唯独没有蒙藏委员会，称，蒙藏委员会的“谬行逆施，决不承认！即欲聚合全体迁移外蒙传教”。并劝国民政府“勿图一时之快，将误大局”。并告诫说：“如该案果照解决，内蒙倘出问题，敝国师不负其责。”对此，国民政府并未特别处理，蒙古会议如期进行，并通过了蒙藏委员会所提出的《蒙古各旗及平热等处喇嘛寺庙管理办法》和《蒙古喇嘛寺庙登记条例》两个决议案。其中明确规定：“本办法施行后，各处之喇嘛印务处、事务处等机关一律裁撒。”还规定：“凡蒙旗地方各喇嘛寺庙由蒙旗官署监督之，其住持亦由所属蒙旗长官委派并报请蒙藏委员会。”此外，盟旗还需负责核实、调查喇嘛寺庙人口、财产、法物的登记情况。如此，证实了外界传闻不虚。章嘉所恐惧的取消喇嘛事务处和盟旗喇嘛庙管理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随后，章嘉公开反对蒙古会议。这导致蒙藏委员会的极度不满。蒙古会议结束后不久，各盟旗出席会议代表在蒙藏委员会授意下，通电全国“攻讦章嘉”，称：“章嘉呼图克图冒称内蒙黄教首领，蒙蔽中央，妄干蒙事，特呈行政院，并电各机关，谓宗教师不准干政，已为现代通例，无论现在及将来，决不承认其置喙（或假借名义）窃取任何利益。嗣后章嘉若不逾越范围，再扰蒙事，代表等亦不欲深予计较，倘仍执迷不悟，肆无忌惮，应请政府依法拿办，以振纲纪。”∞
三、“章嘉案’’的发生与处理
蒙古会议闭幕3个多月后，即1930年9月27日，北平雍和宫得木齐兼管理雍和宫办事处常务委员伯云和什克、图布丹多尔吉、雅尔扎布、乌尔吉图等向蒙藏委员会呈控章嘉，称“章嘉呼图克图及其驻京办事处处长李长砺朋比为奸，营私舞弊，侵占公款，妄自尊大，违法把持”。所告有六项罪行，归并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章嘉伙同李长砺侵吞章嘉驻京办事处经费，同时侵吞北平喇嘛事务处经费，克扣喇嘛粮饷。第二，章嘉妄自尊大，其本是驻京八呼图克图之一，绝非之达赖、班禅及外蒙古之哲布尊丹巴既为喇嘛教之领袖，同时又为该地方行政首领者可比，但却自称为内蒙古喇嘛教领袖，遇事直接与国民政府或行政院办理，并使用“公函”，自称“鄙人”，极为骄纵傲慢。第三，京城喇嘛印务处之掌印札萨克喇嘛一缺是驻京呼图克图之公缺，绝非章嘉一人所得据为独有。
蒙藏委员会接到控诉后，经第六十四次常会决议，立即派科长秦允文等及驻平办事处处长马邻翼分别严密查办。并请北平公安局监视喇嘛事务处，控制该处负责人员拉喜丹巴等。
（一）章嘉的经济问题
在南京，经核查发现了章嘉的一些经济问题。章嘉驻京办事处经费每月5600元，按月由李长砺提拨2500汇交章嘉支配，剩余款作为职员工资和办公经费。但实际上，“每月提拨2800元。该处职员表上共列职员76人，职员薪俸表所载系77人，常川驻京者共28人……似此情形，显有捏造职员人名。……薪俸收据……署名墨迹似一人手笔。……似此任意增损，颠倒错乱，显有不实不尽之处。”可见，李长砺多给章嘉汇300元，另外，剩余一半经费也大都被冒领，很有可能是被李长砺吃了空饷。
北平喇嘛事务处也同样存在严重的经济违规问题。北平喇嘛事务处经费每月8000元，系由李长砺按月向财政部领取。但其只汇往北平6500元，截留1500元，据称扣作北平喇嘛事务处驻京通信处经费。而这个通信处只是应章嘉个人命令设置的，并未得到蒙藏委员会及国民政府许可。另外，“该处（北平喇嘛事务处）在印务处时代之经费每月不过120余元，去岁以章嘉之蒙混竟增至每月8000元”。所以，章嘉有靡费国家财力之嫌。
北平喇嘛事务处的主要任务是向北平、热河等处官办寺庙喇嘛发放钱粮，这是前清时就有的定制。国民政府成立后，在章嘉的呼吁下，国民政府从1930年1月起，按月拨发喇嘛钱粮3000元，亦由章嘉驻京办事处处长李长砺向财政部支领汇往北平。自1930年1月至5月，李长砺共领到15000元，但汇往北平的只有10000元，并嘱咐北平方面按照5个月平摊发放。其余5000元由李扣留，以私人名义存放银行。北平喇嘛事务处收到款项后，也并未全部发放，在经费簿中，“喇嘛口粮项下，共收到一万元，仅发过口粮共6264元”，实际又被扣留了3736元。如此喇嘛钱粮前后共被截留8736元，平热喇嘛实际领取到了钱粮仅仅为定额的40%。“是以喇嘛啧有烦言，不为无因”。此后，李长砺由财政部继续领到六七两月份口粮6000元，也没有汇往北平。所以调查称：喇嘛钱粮中14736元，“悉数吞没，喇嘛等嗷嗷待哺，势如倒悬，委实忍无可忍”，故而向蒙藏委员会告发。
案发之后，李长砺突然于10月6日左右“畏罪潜逃”，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蒙藏委员会请求予以通缉，后行政院“令内部咨各省市府，一体缉拿，归案究办”。同时，蒙藏委员会为了平息喇嘛愤怒，迅速命令雍和宫主持棍却仲尼召集平热等处寺庙负责人会同将被截留的14736元足额发放给喇嘛，并要求蒙藏委员会驻京办事处予以监督。
（二）章嘉的“政治问题”
章嘉自称为喇嘛教四大领袖之一，所以他固有的政治地位问题极受蒙藏委员会关注。经调查认为，章嘉是清代驻京八呼图克图之一，即便其拥有“大国师”称号，也不能与达赖、班禅及哲布尊丹巴相提并论。蒙藏委员会根据清代《理藩院则例》详查，发现：“《理藩部则例·喇嘛事例一》内载：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阐教正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国初创始投诚，着有劳绩，以上三人转世后，均由该大臣奏请特旨钦差大臣前往照料，坐床。坐床之日，撤呼必勒罕字样。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察汗达尔汉呼图克图，历世驻京掌印，以上八人并情愿呈请驻京之呼图克图等，均于转世后来京瞻仰天颜之日，裁撤呼必勒罕字样。”按此项条文规定，“对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章嘉等八呼图克图其地位上显然有别”。另外，“其关于呼图克图职衔名号之定制则《喇嘛事例一》载：凡呼图克图、诺门汗、班第达、堪布、绰尔济属职衔；国师、禅师系属名号。该呼图克图等除恩封国师、禅师名号者，准其兼授外，概不得以呼图克图兼诺门罕、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等职衔，亦不得以国师兼禅师名号。按此项条文所定，职衔与名号显然有别，如同属呼图克图，其职衔既同，则无所谓品秩高下，国师、禅师不过恩封荣典而已。不得据以为有特种权利也，尤为明显。”
蒙藏委员会向行政院报告到：“章嘉呼图克图忘却本身地位，藐视国家法令，遇事独断独行，攫取喇嘛利益，贪渎性成，惟利是图。应请依据旧例予以纠正，与原驻京章嘉呼图克图同等待遇，以昭公允。……且现在呼图克图之得国师名号者并不止章嘉一人，而章嘉、达赖、班禅不同之点又不止裁撤呼必勒罕字样手续一项，所有印信形式、护印办法、朝觐礼节、管辖寺院等均与达赖、班禅有别。该章嘉呼图克图自不能以拥有国师虚名，即以内蒙黄教首领自居，而超越其他驻京呼图克图之上，妄与达赖、班禅相比。”
蒙藏委员会进一步分析研究《理藩部则例·喇嘛事例三》的规定，发现章嘉管辖仅仅限于北平的嵩祝寺、法渊寺、智珠寺、法海寺四庙；西宁之郭隆寺、广济寺两庙；五台山之普乐院、镇海院两庙；多伦诺尔会宗寺、善因寺两庙，总计十个寺院。此外，“则无何等特权，毫无异义”。蒙藏委员会向行政院报告到：“内蒙喇嘛寺庙归所在地之盟旗管辖，根本上即无所谓内蒙黄教首领，年余以来，该呼图克图呈递国民政府及钧院与职会之文电函件，动谓本身为内蒙黄教首领，拥有僧众十五万等语。其为夸张妄诞，有意蒙蔽，昭然若揭，原呈所控‘设词要挟’者尤为确实有据。”
蒙藏委员会还向行政院报告章嘉为蒙藏委员会之属员，却不服从命令。京城喇嘛印务处之掌印札萨克喇嘛一缺乃驻京呼图克图之公缺，绝非章嘉一人所得据为独有。“查现在北平喇嘛事务处即前京城喇嘛印务处，为前理藩部、蒙藏院之附属机关，专司领放平热等处各喇嘛寺庙之钱粮，并秉承主管机关办理调转各寺庙之职任喇嘛等事项。……职会成立以后，因国都业经南迁，京城二字已不适用，印务文义又嫌陈旧，经第三次常会决议，将……其改为北平喇嘛事务处，并准章嘉在内办事。又第十六次常会决议，该处内部组织系统及权限执掌在本会未予确定以前，一切仍照前印务处旧章及惯例办理。”但“章嘉竟然将旧例一概，自称处长，遇事擅自处理。于本年二月间，又拟定北平喇嘛事务处组织章程，内两厅六科，分置厅长、科长、科员等，呈请核准前来。职会当以所请各节核与历次会议决议办法不符，且以管理局部喇嘛事务之处所，亦无设置两厅六科之必要，经即批驳不准，仍令遵照第十六次常会决议办法办理在案。讵该章嘉呼图克图不遵职会命令，竞将被驳之北平喇嘛事务处组织章程擅自施行，并将各项职员分别发表，以职会附属机关，竟不服从职会命令。原呈所控章嘉呼图克图巧立名目，擅改旧章。未经主管机关核准，竟敢发号施令，实为忘却自身地位，蔑视同等呼图克图等语，核与经过事实亦属相符”。
此外，针对蒙古会议开幕之前，外界传言取消喇嘛事务之提议，章嘉命令北平喇嘛事务处，“通行内外蒙古各旗、各庙喇嘛，对南政府群起质问。”蒙藏委员会对此极为不满，称“章嘉系在职人员，如不满意，于会中提案，尽可据理陈述，何得煽动群众来增声势，未免居心叵测”。
墙倒众人推，章嘉案发生后，归化城总管喇嘛席勒图呼图克图向蒙藏委员会上书否认章嘉呼图克图为喇嘛教首领，并声明归绥各庙向不归其管辖，请予以备案并向有关部门。甘珠尔瓦诺们呼图克图等控诉章嘉要挟政府残害同教，请求彻查1926年被章嘉诬告案，并请撤销大国师名义，以符国体。因中原大战滞留北方，未能参加蒙古会议的青海代表，此时向蒙藏委员会揭发：“章嘉呼图克图假用青海代表名义擅发通电，反对蒙古会议”，青海代表概不承认，并“请惩办破坏蒙古会议之章嘉呼图克图以平公愤”。
（三）蒙藏委员会的处理意见
蒙藏委员会经过调查取证，分析审查后，在一些事实基本清楚的情况下，于11月22日向行政院汇报：“章嘉滥用不法职员，虚糜国家公款，如喇嘛钱粮每月三千元，该处于五月以前领到五个月共洋一万五千元，乃章嘉仅批令发给洋六千元，而喇嘛事务处每月八千元经费则任意开支，自由分配。以致各寺庙喇嘛迫于生计，来京控告，实为此案最大原因。在章嘉用人不当，疏于督查，故属咎有应得。惟念该呼图克图远居五台受人蒙蔽，情尤可原，现在李长砺在逃未获，扣存各项经费均暂留银行保存，而各方来京请愿代表及控诉章嘉文电，现尚纷至沓来，亟应妥拟善后办法，以资结束。”并提出了处理意见和善后办法为：
甲、处分章嘉呼图克图办法。
（一）章嘉现有之呼图克图职衔暂予保留，拟请命令申诫以后不得再有违法越轨行动，及干预宗教范围以外之事；
（二）章嘉所在本会委员应否免职，拟请国府核转；
（三）章嘉大国师名号应请暂行取消，以示薄惩而观后效。
乙、处分李长砺办法。
查李长砺侵蚀公款情节较重，该员自知证据确凿，故已畏罪潜逃，业经呈奉行政院令由内政部通缉在案，应请再由本会通行各省市政府，并各盟旗一体严缉务获究办。
丙、处置章嘉驻京办事处办法。
查该处滥用职员，虚糜国帑，均经查有实据。章嘉为方外喇嘛，除唪经清修外，尚有何事可办？拟请将该处撤销，以节糜费。
丁、处置喇嘛事务处办法。
查蒙古会议决定《喇嘛寺庙管理法》第十八条内载“本办法施行后，各处喇嘛印务处事务处等机关一律裁撤”等语。此项办法业经本会呈送行政院转交内政部核议。闻内部核议结果对于该条并未变更，是北平喇嘛事务处之裁撤已属时间问题，且雍和宫主持棍却仲尼上月回平时，曾谓：“国家若发喇嘛钱粮，多少均是国家恩典，总望由本会直接发给，无须由喇嘛事务处转发。致有侵蚀、中饱种种弊端发生。”该主持之为此言，实有所感而发。查该处职务原限于领发钱粮及考核经卷一项，又久已成为具文。节省经费，减免纠纷起见，尤应将该处立即撤销。所有该处每月经费8000元，应呈准政府提出6000元由本会选派干员在北平雍和宫办一职业学校，设立各种班次，为青年喇嘛及蒙古到平求学青年学习各项职业学科之所，至所余2000元应增拔为喇嘛钱粮以裕喇嘛生计。……至于喇嘛钱粮增为5000元后，为领发便利计，可由支领钱粮之喇嘛寺庙各推代表一人，组织喇嘛生计管理委员会共同办理之。……由本会……监督办理。
戊、现存未发放之喇嘛钱粮共有一万四千七百三十六元，本案解决后，此款自应悉数发给原由中央发给钱粮之各寺喇嘛，以维生活。
己、对现在扣存各款之处置办法。其余冒领、用剩之喇嘛事务处经费二万六千五百四十四元0五分，应由本会另款存储，呈明政府作为建设本会新舍之用。
庚、对于本案解决后之办法。查自本案发生后，章嘉、李长砺等到处滥发文电，扰乱听闻，诚恐以讹传讹，机关各省市政府及蒙古各盟旗以明真相，并另编印布告张贴北平、热河等处喇嘛寺庙，告诫全体喇嘛以后务须恪守教规，致力经典，不得稍有越轨行动，违者仍重惩不贷，以免再生事端。
蒙藏委员会的这份处理意见是十分严厉的，要求撤销章嘉大国师封号，建议国民政府对其所任蒙藏委员会委员一职重新予以考虑；裁撤章嘉驻京办事处和北平喇嘛事务处；缉拿章嘉驻京办事处原处长李长砺；消除章嘉等带来的负面影响。处理意见中亦有两点值得充分肯定，即裁撤北平喇嘛事务处后，其原有经费作两项用途：第一，在北平雍和宫开办一所喇嘛职业学校；第二，提高喇嘛生活补贴费。
（四）章嘉的申诉及其属员的辩白
面对指控，章嘉直接向行政院申诉。称此事件由北平喇嘛事务处“职员袁士骧等勾通喇嘛等越俎妄控”，捏造是非所造成，后又补充了拉喜丹巴等调查诬控喇嘛事务处的报告，并请缉捕越俎妄告者。②章嘉自称“用人失当，酿成控案”。针对蒙藏委员会提出取消大国师封号、年俸、卫队及喇嘛事务处、驻京办事处等，请求行政院“谅解维持”，并派顾问李鸣远等到京面陈一切。③蒙藏委员会对章嘉的申诉予以驳斥，称贪污挪用公款事实俱在，不容狡辩，其他申诉查无实据。至于章嘉大国师封号等各项处置，蒙藏委员会表示请行政院定夺。
此外，章嘉发动一些寺庙和喇嘛支持自己。先后有二十八处寺庙代表林秦桑布等向行政院上书，称“前控章嘉系少数人所为”。同时，北平东黄寺管家拉布吉等向行政院报告：“北平雍和宫喇嘛假借名义，诬告北平喇嘛事务处、（章嘉）驻京办事处舞弊案，僧众决不知情”；关于联名揭发，“所有迭次呈请文电均有该处及各寺庙得木奇钤记印章”一事，拉布吉等解释称：“各寺庙到雍和宫盖章时，因系空白纸章，不知有何作用。”
在章嘉驻京办事处处长李长砺失踪之前，李氏曾留有“遗书”一份，内称“长砺生平谨饬，口强心弱，此番错作一事，自知不能挽回，但其心清白可悯，其志靡他，既不愿连累友人，更不容败及佛事，惟有一死，以报佛座栽培之恩。……然事既处此社会，何须此身，含笑而终，当有能谅我者，留此以告。（废历中秋）”从“遗书”来看，李长砺似有隐衷，但“错作一事”不知何指。
而据章嘉驻京办事处职员接受《民生报》记者采访时，也透漏了两点“章嘉案”发生的原因。其一，“敝处此次之被查办原因，远在数年以前。……当徐世昌为北政府大总统时，该庙（雍和宫）发生盗卖玉佛磁佛及重要古物之案，经章嘉呈明政府，调查结果认为旧蒙藏院职员有与该庙喇嘛串盗关系，以致该院职员大受处分，由此对章嘉大为不满。本年政府召蒙古代表会议，章嘉活佛要求派代表二人参加，因有人暗中破坏，未蒙采纳。李处长（长砺）对此事争之甚力，未始不无得罪人之处，此次之被控，不无原因”。二，“至于此次控案发生，由于兼领之蒙事办公处，当初曾有人劝其（李长砺）不必讨此种麻烦，事后渠亦自悔”。前一原因说，旧蒙藏院职员因遭章嘉处罚，此番报复，阻挠章嘉参加蒙古会议；后一原因说，李长砺设“蒙事办公处”，似因干涉蒙古事务而遭忌。
（五）行政院的裁决
章嘉与蒙藏委员会在行政院相互控告指责。行政院第四一三号指令：“查此案既据呈称：章嘉远居五台，受人朦蔽，情有可原。又迭据原告伯云和什克等来院具呈声明：已往措置失当之事，章嘉实不知情，请予免究。并据章嘉其呈自称：以前用人办事之不当，及始终愿为党国劾忠之悯忱。察其情词恳切，悔过出于至诚，自应从宽处置，以示怀来，而观后效。章嘉现有之呼图克图衔、大国师名号均应暂予保留，所任蒙藏委员会委员亦应留其照旧供职。惟李长砺舞弊吞款，该呼图克图疏于察解，究难辞咎，应仍由该会酌予议处，以示惩做。所设驻京办事处，查昨据该会马委员长（福祥）提议，在京设立蒙藏各喇嘛呼图克图联合办事处，业经本院第十一次国务会议议决送立法院审议，应俟立法院议定办法，咨复过院，再饬遵办。该办事处及北平喇嘛事务处前后经领款项，应如何整理处分，应由该会详加审议，妥拟办法具复核夺。至所拟（乙）（庚）两项办法，应准照办。仰即分别遵照，此令。”
行政院否定了撤销章嘉大国师封号，保留了其蒙藏委员会委员一职的建议，但要求蒙藏委员会在会内议处章嘉。关于章嘉驻京办事处暂时予以保留，北平喇嘛事务处事实上予以保留。
蒙藏委员会遵照指示，经第八十二次常会讨论，提出：“议处章嘉，拟从轻罚俸半年，以示薄惩。”⑤章嘉案发后，所暂扣章嘉驻京办事处和喇嘛事务处经费悉数退还该两处。以后，“北平喇嘛事务处每月原领经费八千元，除章嘉俸给及卫队薪饷二千三百三十元外，请以一千元作该事务处经费，以四千六百六十六元在北平雍和宫办理喇嘛职业学校。”行政院一零六八号指令同意蒙藏委员会意见。自此，北平喇嘛事务处经费被核减为1000元。章嘉驻京办事处及经费照旧。
四、回顾与总结
章嘉呼图克图是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活佛之一。清廷一直也有意扶植其真正成为内蒙古地区的宗教领袖，在清政府的积极策动下，章嘉跻身四大藏传佛教领袖之列。人民国后，其一直受到历届政府的优遇，被尊为“大国师”。包括政府也承认章嘉一切荣典和待遇，并把他和班禅先后都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对章嘉也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对维护内蒙古稳定起到作用，并对和外蒙古产生积极影响。国民政府文官处曾有派遣章嘉赴进行“宣慰”计划。
章嘉对政府也抱有很大热情，他曾将《三民主义问答》和南京国民政府《告谕蒙人书》翻译成蒙文，由蒙藏委员会审核后大量印刷分发蒙古地区，为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进行宣传。
章嘉更大的愿望是借助政府的力量，稳固、发展其在内蒙古地区的喇嘛教领袖地位。蒙藏委员会曾推举他为内蒙古佛教整理委员会首席委员，章嘉以“委员中人选妥慎，未免侮辱黄教尊严，于擘画进行上，尤多窒碍，与其将来贻误大局”，拒绝就职。其辞而不就的真实原因可能是蒙藏委员会未能满足其统治整个内蒙古喇嘛教的要求。他对蒙藏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不能正视他的贡献，也颇不满意，在给的信中，章嘉表露心声：“本呼图克图自民国即倾心内向，劝服蒙众，始终弗渝。外蒙被诱惑于俄，受压迫于英，数十年来，独内蒙毫无问题发生，虽不敢自居其功，然亦不无微劳，可录此心此旨，敢坦然表白于天下者也。”章嘉多次要求：“将原有之京城喇嘛印务处改为黄教委员会，由本呼图克图统一内蒙教权。就原有教区河北、山西、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省，内蒙六盟、呼伦贝尔、西土默特、阿拉善、额鲁特各地管理喇嘛印务处一律改为黄教委员会分会，均隶属于总会，其委员人选由本呼图克图开单呈蒙藏委员会，蒙藏委员会转呈国民政府点派。”章嘉明确要当“黄教委员会”的委员长，并说：“此种申请，绝非例外要求，不过就固有教权及固有教区请政府重申命令加以保障，以便规复旧制，行使职权，庶几宗教系统不致再行紊乱。”这个要求和政府的早期宗教政策相违背，自然不会得到蒙藏委员会的支持。章嘉于此并不甘心，也搞了一些小动作。北平喇嘛事务处成立后，其“将该处名称上之北平二字私自删去，径称为喇嘛事务处，意图将管理数十国立喇嘛寺庙之北平喇嘛事务处，扩大为管理全蒙喇嘛事务之机关”。这也成为蒙藏委员会后来处理他的罪证之一。
政府早期的宗教政策中，“主张信教自由，不欲以国家资力扶助任何宗教”，明确主张宗教不能干预政治，并且要排除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其对于清代尊崇喇嘛教的政策批评尤多，认为：“查满清政府欲以释迦成佛超凡之教义，销磨蒙古好勇斗狠之风尚，极力尊崇佛教。建筑多数宏大壮丽之喇嘛寺庙，征集蒙古各旗喇嘛，使之常川驻守，设立各级职任喇嘛缺额，比照行政官吏简补手续，并颁给种种名号、虚衔，及口粮、米石、草豆等银两。于是上行下效，蒙旗地方寺庙林立，不但呼图克图转世掣瓶须呈报中央办理，即彼等认为平常喇嘛凭证之剳付度牒，亦须呈报理藩部邀领换发。又蒙民中有所谓黑徒者，初不过被指派寺庙服役之民众，乃一变而成为喇嘛之奴隶，改由寺庙管辖，对于原来所属之行政官署，竟被遮断而立于间接地位。相沿至今，蒙古喇嘛教徒每与封建制度下之贵胄阶级相提并论，所谓王公喇嘛，均为高出于平民之上之特殊阶级。……喇嘛教既盛行于蒙古各地，流弊所及，一方面使人口锐减，民气销沈，而另一方面则不法喇嘛领袖逾越常轨，为害地方等事更层见叠出。”所以，蒙藏委员会想极力改变这种状况，“不宜再利用宗教愚弄蒙人”。蒙藏委员会曾经呈请行政院：“对于前清规定之喇嘛奉给，于国家及宗教均流弊滋多，各喇嘛年俸应一律取消。惟佛教因政教上有特殊关系，应另定办法。”对此，国民政府并未同意。
此外，在蒙藏委员会看来，蒙古与的政教合一体制完全不同，“蒙古喇嘛即内地和尚”，“喇嘛寺庙，其情形与内地散居各处之庵观寺院相同，既无何种有系统之组织，更无所谓宗教首领，并不管领任何盟旗，与彼达赖之兼有政教两权者根本不同”。故在蒙古会议代表的资格上，蒙藏委员会执行了中央的决议，采取了与代表资格截然不同的做法，就是以盟旗为基本单位推选代表，而完全忽视了宗教界的代表问题。章嘉的反复争取毫无结果。国民政府自称“蒙古会议，在征集全蒙古之公意，讨论一切兴革问题，关系蒙旗前途，至为重要”，名为“征集全蒙古之公意”，却唯独不考虑内蒙古数十万喇嘛的意见。而作为唯一可以代表整个内蒙古僧侣阶层的堂堂“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只得到了两个列席名额，焉能不大为光火。在代表问题上，蒙藏委员会让章嘉颜面尽失。
在笔者看来，在这个事件上，蒙藏委员会可谓失策，或者太过于固执己见。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达四百多年之久，虽然在清政府的一再经营下，不如喇嘛教对世俗权力的控制，基本上属于政教分离。但仍然无法忽视其对蒙古地区，乃至民众的深刻影响力。虽然章嘉在事实上并不一定能完全领袖内蒙古地区，起到如同达赖、班禅之于，哲布尊丹巴之于喀尔喀蒙古（外蒙古）的作用，但其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觑。为了蒙古人民的信仰计，也不能贸然漠视其作用。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中，只令章嘉以蒙藏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而不令其所代表的僧侣阶层派代表参加，显然不合时宜。因为，可以预见，即便有喇嘛代表参会，也并不会对蒙古会议起到负面影响，无非耗费些政府的财力而已。
随后，章嘉公开反对蒙古会议，蒙藏委员会与章嘉矛盾也随之公开化。蒙古会议结束后不久，雍和宫喇嘛不失时机地揭发了章嘉系统扣发喇嘛钱粮，以及贬低章嘉的地位，批评其妄自尊大等行为，可谓正中下怀。蒙藏委员会迅速反应，开始彻底调查章嘉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经过仔细调查，落实了章嘉下属李长砺的克扣行为。
可是，无论蒙藏委员会如何从《理藩院则例》及其他相关文献中寻找依据，以资证明章嘉不过是一位普通的活佛，而并非是内蒙古的喇嘛教领袖，进而确定其实有“政治问题”，但所有这些努力都不可能否定章嘉在喇嘛教中和蒙古地区的实际影响力。蒙藏委员会严厉惩处章嘉的措施，几乎被国民政府行政院完全否定了，这充分证明了蒙藏委员会在处理章嘉问题上的过激。章嘉对蒙藏委员会否定其在内蒙古政教事务中的作用耿耿于怀，“章嘉案”结束后不久，一次与记者谈话时，章嘉向记者申述到：“内蒙各地行政，原由各王公主持，本人专司宗教事，不过与各王公遇事互商，感情融洽。”
2014年内蒙古成人高考统考考试科目如下：统考科目及科类(一)汉语授课高中起点升专科，统考科目为3门。1、文史类、艺术(文)、体育(文)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文)、外语。2、理工类、艺术(理)、体育(理)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理)、外语。(二)汉语授课高中起点升本科，统考科目为4门。1、文史类、艺术(文)、体育(文)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文)、外语、历史地理综合课(简称史地)。2、理工类、艺术(理)、体育(理)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理)、外语、物理化学综合课(简称理化)。(三)汉语授课专科起点升本科，统考科目为3门。1、文史中医类，含哲学、文学、历史学以及中医、中药学等，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大学语文。2、艺术类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艺术概论。3、理工类，含工学、理学，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一)。4、经济管理类，含经济学、管理学以及职业教育、生物科学、地理科学、环境科学、心理学、药学类（除中药学类外）等，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二)。5、法学类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民法。6、教育学类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教育理论。7、农学类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生态学基础。8、医学类（中医学类、药学类等两个一级学科除外）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医学综合。(四)蒙语授课高中起点升专科，统考科目为3门。1、文史类、艺术(文)、体育(文)考试科目为：蒙古语文、数学(文)、外语或汉语文(亦可两科全考)。2、理工类、艺术(理)、体育(理)考试科目为：蒙古语文、数学(理)、外语或汉语文(亦可两科全考)。(五)蒙语授课高中起点升本科，统考科目为4门。1、文史类、艺术(文)、体育(文)类考试科目为：蒙古语文、数学(文)、外语或汉语文(亦可两科全考)、历史地理综合课(简称史地)。2、理工类、艺术(理)、体育(理)考试科目为：蒙古语文、数学(理)、外语或汉语文(亦可两科全考)、物理化学综合课(简称理化)。(六)蒙语授课专科起点升本科，统考科目为3门。1、文史蒙医类，含哲学、文学、历史学以及蒙医、蒙药学等，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或大学汉语文(亦可两科全考)、大学蒙古语文。2、艺术类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或大学汉语文(亦可两科全考)、艺术概论。3、理工类，含工学、理学，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或大学汉语文(亦可两科全考)、高等数学(一)。4、经济管理类，含经济学、管理学以及职业教育、生物科学、地理科学、环境科学、心理学、药学类等，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或大学汉语文(亦可两科全考)、高等数学(二)。5、法学类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或大学汉语文(亦可两科全考)、民法。6、教育学类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或大学汉语文(亦可两科全考)、教育理论。7、农学类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或大学汉语文(亦可两科全考)、生态学基础。8、医学类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或大学汉语文(亦可两科全考)、医学综合。(七)我区成人高校招生高中起点不再单设外语类，拟报考外语类的考生可根据本人实际和招生计划安排情况，选报文史类或理工类。（八）我区公布成人高校招生高中起点艺术类（体育类）招生专业计划不分文理，文科、理科艺术类（体育类）考生皆可报考。
第六届（2002年）：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公司
第七届（2004年）：包头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神华集团神府东胜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第八届（2006年）： 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公司
第九届（2008年）： 包头市第四职业高级中学
第十届（2010年）：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卢仁峰：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焊接工，高级技师
第十一届（2012年）：通辽市高级技工学校、包头职业技术学院、神华准格尔能源公司 、 内蒙古红岗机械厂
乌兰其其格：（女，蒙古族）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教授
宋殿臣：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车工，高级技师
我区历届荣获“全国技术能手”大奖人员共23位，本期介绍7位。
赵军： 男，1967年4月出生，包钢轨梁轧钢厂热轧部专业技术主管，技师。
1985年至今，赵军一直在生产一线工作，包钢轨梁厂填补自治区空白的许多产品均由他首先轧制成功。他是310乙字钢成材率达到80%以上好成绩的模范带头人，Φ350管坯、310乙字钢填补了国家钢产品的空白，增加了上百万元的经济效益。他提出的操作技术方法，在850轧机后设计出“导板轮”，基本消除了重轨产品刮伤情况，为提高轧制速度和节约能源作出了贡献。赵军先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技师突出贡献奖”、“包头市优秀青年岗位能手”和“包头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宫良钦： 男，1973年6月出生，包钢运输部机修车间内燃机车司机，高级技师。
近年来，宫良钦通过研究柴油机结构、检修标准，重修制定了柴油机检修工艺，并制作了检修专用工具，每年检修柴油机10余台，节约费用100多万元。此外，他还拓展机修车间的检修范围与能力，尝试组织DF7G型机车架修，节约资金180万元；合理使用国产通用接触器替代进口产品，仅此一项，每年节省备件费用20多万元；通过PLC重新编程，实现了两台GK0型机车的无级调速，大大降低了机车故障率和耗油率，有效延长了机车使用寿命。他先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 “全国钢铁行业技术能手”和“自治区技师高级技师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程海涛： 男，回族，1973年11月出生，内蒙古国电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锡林热电厂总工程师，汽轮机运行值班员，高级技师。
程海涛从一名普通值班员逐渐走上值长管理岗位，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认可。2001年代表自治区参加了全国电力行业200MW火电机组汽机运行值班员技能竞赛获得第六名。2006年10月调入锡林热电厂工作，担任副总工程师兼运行部部长。2007年12月担任锡林热电厂总工程师。期间，他高质量完成了城市供热工作，受到盟市两级领导及市民的认可。同时，在生产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机组投产三年来多次取得300MW机组连续安全运行200天以上的突出成绩，#1机组A级检修后更是连续运行350天以上，达到国内同类机组的先进水平。他先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 “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自治区劳动模范”和“全国电力行业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李文慧： 男，1962年6月出生，蒙古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家畜改良工作站家畜改良饲养工，高级技师。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李文慧一直参加巴彦淖尔肉羊育种工作，开创了“群选群育”和“边选、边育、边推广、边生产”的育种模式，解决了肉羊育种理论和实践中规模组合难以融合的难题，深得国家和自治区农牧业专家的赞同，农业部第878号公告对巴美肉羊予以正式命名。巴美肉羊培育的经验为我国肉羊育种工作开创了新的工作思路和新的育种模式。2002年以来，李文慧一直参加肉羊胚胎移植工作，业务扩展到乌兰浩特、包头及河北保定等地，该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家畜的繁育水平，对内蒙古畜牧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并创新了苏尼特羊“两年三胎”高频繁殖技术推广应用和巴美肉羊多胎高频繁殖技术推广及应用。他先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全区技师高级技师突出贡献奖”和“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郜松青： 男，1953年6月出生，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压水堆元件厂电工，高级技师。
作为国防科工委“511工程”、中核集团“111工程”高级技能人才，郜松青在从事电器维修工作40多年的时间里，刻苦钻研专业理论知识，勇于实践，不断创新，主持和参与60多项技术革新和改造项目，获公司技改奖38项，他多次作为专家到厂家和兄弟单位解决技术难题，累计实现直接经济效益400多万元，并取得可观的社会效益，为我国核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先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全区技师高级技师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
邢岗： 男，1976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包钢焦化厂电工，高级技师。
参加工作19年来，邢岗创建了焦化厂第一个“电工学习室”，将备煤部电工班打造为学习型组织，在对皮带系统设备“清晰化”攻关中，组织业务推广课42人次，解决技术问题138件。他通过不懈努力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公司技能大师。近年来，邢岗完成大小技术革新及设备改造50余项，提出合理化建议56条，被采纳实施了32条。他参与的科研项目《备煤部煤上、煤下PLC升级改造》、《FZ1-40型翻车机技术改造满足C70、C63车型的要求》、《2#翻车机破切清篦机技术改造满足翻车要求》等均获得焦化厂科研项目奖。他先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内蒙古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内蒙古金牌工人”和包钢（集团）公司级“技能大师、操作能手”等荣誉称号。
通古斯语族，意为疯狂不安、因兴奋而狂舞的人。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锡伯族和赫哲族都称他们的神职人员为“萨满”(Saman)，蒙古人则称自己的神职人员为“博”。
萨满，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信仰，学术界普遍称之为萨满教；也有学者认为，将其称之为萨满文化更贴切一些。它影响人们的生活面很广，却没有“经典”留存，以供人们学习、传播，更没有庙宇寺院来培养神职人员或贮藏经书。比起佛教“有经书、有基地(庙宇)、有官方支持”的强大力量，萨满无处不在，却又深藏民间。它更像蒙古人的游牧生活，来去无踪影，与大自然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萨满”一词被欧洲学者们在17世纪到西伯利亚旅行探险时记录下来，逐渐成为今天的学术名词。欧洲人对它的神秘性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后来在许多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经过数百年的考察记录与研究争论，学术界依据地域形态对萨满做出了广义和狭义的划分。狭义的主要是指以西伯利亚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各民族，特别是通古斯民族中所流传的民间信仰。广义的主要是指东起西白令海峡，西至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以及北美、澳大利亚、北极爱斯基摩人在内的所有原始巫术。即使是狭义的萨满，它所涵盖的地区也包括了今天的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和中国境内尤其是北方民族所在的地区。
萨满教是建立在万物有灵基础上的一种自然信仰形态，是一种自然的多神信仰。在中国范围内，保持或曾经信仰过萨满教的民族有蒙古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裕固族、满族等。他们崇拜的神很多，包括天地日月星辰，风雷雨雪江河，火树山虎熊鹰……其中，天神是崇敬的首位，在游牧文明中经常提到的“长生天”即是。“长生天”是一切“腾格里”天神中的至上神，主宰着世界和人的生活。蒙古族长期保留着祭祀天、地、圣山、圣湖的习俗。
萨满教是因其神职人员——“萨满”而得名的。在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之后，又产生了祖先崇拜。“萨满”成了人与神之间的使者，是保佑人畜平安、免除灾难的祖先神灵的代表。男女都可以成为“萨满”，有时氏族酋长本身就是“萨满”。男性“萨满”被称为“博”，女性“萨满”被称为“乌都干”。作法时，他们身着萨满服，手执萨满鼓、精灵偶像等，唱颂并舞蹈。蒙古“萨满”是沟通神灵和人之间的中介，是神的代言人，除灾灭患、占卜问相、祈祷祭祀，在人们心中有着崇高的威望。
融入灵魂深处
初到草原的人有时会问：蒙古包和敖包是一回事吗?答案是：蒙古包是人居住之处，而敖包则是祭神的场所。敖包，蒙古语，直译是“堆”，但其真实的含义及起源都与萨满教息息相关。
敖包是萨满教的祭神载体和作法事的场所。它以石块堆砌而成，顶端有旗杆，周围插满柳枝和吉祥彩色布条，象征人们虔诚的心意。萨满教的神职人员在作法事的时候，尤其在祭祀诸神的时候，都要在敖包旁进行。民众也会主动聚集到敖包旁，献上供品，包括酒、水果、点心、肉、布匹等。仪式结束后，萨满主持者再分给大家享用“敖包贺西格”(敖包的福分)。祭敖包就是祭天地、祭祖、祭水火等，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兴旺平安等。
敖包一般分为家族敖包、嘎查(村)敖包、苏木(乡)敖包、旗(县)敖包。也有学者把敖包分为祭天敖包、部落敖包、将军敖包、纪念敖包、呼日胡敖包、翁贡敖包、官方敖包、寺庙敖包、苏力德敖包、诺彦敖包、村屯敖包、诅咒敖包、历法敖包、湖泊敖包、标记敖包、儿童敖包、牲畜敖包、狩猎敖包、动植物敖包、誓约敖包等。最大的敖包在蒙古国的不尔罕山上，那里是成吉思汗的敖包。蒙古国每年都有隆重的祭敖包仪式，总统也会出席仪式，并亲自祭拜。
敖包所在的位置多种多样：路边的敖包保佑道路畅通；湖边的敖包祈望圣水长流；草场边的敖包保佑水草茂盛……它们无一例外都在被保护物的上方，大小不等，但同样庄严。
去过蒙古国的人们都知道，在路边经常会见到敖包。凡是路过者，无论是哪国人都会下车，围着敖包顺时针转三圈，从附近捡来石头添到敖包上，并手持酒、马奶、牛奶等或是能代表心意的其他敬物，虔诚地放在敖包上，在心中默默地许愿、祈祷。完成仪式后，内心感到踏实、平和而满足。这不仅是入乡随俗，亦是一次心灵的净化。
由于敖包的位置通常很明显，在当地的知名度也很高，游牧人在辨别方位时自然会想到以此为坐标，叙述地点时会说某处在哪个敖包附近，在哪棵树的前面，在哪条河的北面等等。久而久之，敖包也就有了标志的作用。各部落之间，甚至国家之间的界桩就以敖包为标记。汉语文献里将之写作“鄂博”、“鄂包”等。清代的一些地图上，都标画着作为国界的敖包。但这是敖包后来的延伸意义，原始意义上的敖包祭祀依然是具有萨满教内涵的祭祀活动。
草原上古老的萨满教流传了千百年，它作为蒙古族古老的信仰曾经在人们心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但随着蒙古社会的发展，萨满教逐渐失去往昔的作用，在佛教进入后又与之相持对立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在与藏传佛教的斗争中被取而代之。但是萨满教已深深融入蒙古族人的生活中。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4.087
[中图分类号]C962；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4-0-02
因为创意自身价值的无限化，文化创意产业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大小的重要发展因素之一，它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大形势下涌现出来的又一朝阳产业。作为祖国西部大开发之一的内蒙古自治区，其地理位置优越、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历史悠久、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战略性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内蒙古自治区当前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新兴产业的重要方向，从而进一步提升地区综合竞争力。文化产业创新创意是文化创意产业创新的重要保障，因此，人才的创新能力决定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质量，而人才队伍的建设决定着文化产业创意发展的价值与可持续性。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离不开创意人才，创意企业更需要人才的支撑。
1 内蒙古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及人才队伍建设现状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对加快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内蒙古在建设文化大区战略的持续推动下，文化产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进一步推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还需不断创新发展思路，尤其要在人才队伍建设上，需要大批的文化创意人才的支撑。内蒙古自治区“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兴文战略，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内蒙古文化创意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是随之也出现了高技能人才短缺，特别是在创意设计、经营管理综合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及民族特色产业经营管理、规划设计方面的人才，不能满足文化产业大发展的需求。
1.1 内蒙古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1.1.1 文化产业规模扩大，效益逐步显现
据2015年统计，文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经营性文化企业规模日益壮大，单位数不断增多。2014年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单位59 516个。相关从业人员23.19万人。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346亿元。对第三产业的贡献率达到8.3%，拉动第三产业增长0.6%，实现营业收入641.7亿元，在全国仅略高于新疆和甘肃。
1.1.2 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意产业刚刚起步
内蒙古文化产业主要集中在文化服务业，其占到50%以上。其中广告业增加值总量位居第一。依次为广告、有线广播电视传输服务、其他电信（增值）服务、建筑设计服务等。地域性、民族性特色文化产业仅停留在简单经营，没能更好的设计、规划，通过创意实现更大增值。产业结构类同，且中小企业介入没有发展力。以旅游业为例，内蒙古自治区在草原文化旅游经营中，没能充分挖掘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等价值，更没有很好地结合现代高科技、网络技术及现代艺术。三十年前“吃肉、喝酒”，三十年后“喝酒、吃肉”，草原旅游形态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1.2 内蒙古人才总体现状
2015年底，全区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40万人左右，其中，党政人才（含参公单位）20.6万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38万人；专业技术人才96万人（高级职称人员23万人，占24%）；高技能人才56万人；农村牧区实用人才20万人；社会工作人才8万人；高层次创新创业型人才近万人（主要是国家和自治区级人才选拔培养项目人选，如草原英才工程人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人才18万人；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才总体数量不高、高层次人才缺少、人才结构不合理的局势下，文化产业人才更是短缺。内蒙古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人才仅3万人，与内蒙古经济总量和当前转型需要的发展极不相称。
以2014年自治区电影集团、新华发行集团、出版集团、广电网络集团四大直属文化企业集团为例，有在职员工7 246人。
从知识结构看，研究生学历占2.7%，本科学历占30.2%，专科及以下学历的占67%，高学历人才比例偏低。
从专业结构来看，取得高、中、初级职称的占29.3%，未取得职称的占26.3%，R等瞬哦游槎倘薄H瞬胖饕集中在经营管理、文化创意策划、文化市场营销、专业技术领域。
各地因产业类型的差异有所不同，随着现代传媒、文化创意、网络信息服务等文化产业的兴起，人才短缺问题将更突出，阻碍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2 文化创意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分析
弗罗里达经过长时期研究和考察各国文化产业后，认为文化产业人才集聚有三个条件：一是政府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建立起适合文化企业成长的科研和经济体系，保证科研经费持续续增长，同时要有规模性文化产业金融投资体系；二是社会服务成熟，社会生产高效，消费群体稳定；三是有利于创意产生的社会环境、文化土壤和区位优势。在内蒙古，由于文化企业成长环境亟待优化，社会生产和服务不到位，文化体制改革成效不够突出，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环境不够优越，所以其文化产业引进人才能力不强、人才集聚缓慢。
2.1 对文化产业发展认识不足
长期依靠资源能源保持高速发展，甚至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期，依然依靠资源能源维持发展速度和基数，对文化产业在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2013年以来，内蒙古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专项资金扶持力度，计划以每年3亿元以上的财政拨付，扶持新兴优势产业和重大特色文化产业项目，推进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打造民族文化产品品牌。启动了包括6个大类、数百个子项目的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这些工程都为内蒙古文化产业的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科研平台。可是总体投资数目量非常小，还不到文化产业效益值的1%，因此，富有规模性、地域性的创意产业并没有实现预期。2015年扶持、支持的特色文化项目基本还是传统的服务业，与文化创意差距甚远，更没有对人才引进提出很好的措施。
2.2 有关文化产业人才指向性不强
内蒙古自治区在《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的意见》《内蒙古自治区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文件指导下，相继出台了《“草原英才”工程实施方案》《“草原英才”工程若干政策规定（试行）》《关于加强县域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人才强区工程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创新人才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并搭建了特色产业高端人才聚集平台、呼包鄂“草原硅谷”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平台、京蒙人才交流合作平台，推进了系列培养工程，“111”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工程持续开展、“511”人才培养工程深入开展、新世纪“321”人才工程推等。但是，在各自工程和政策中各有侧重点，对文化产业人才并没有给予相应重视。仅制定了《全区宣传思想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方案》，提出了党政管理、社科理论、新闻宣传、出版传媒、文化艺术、文化产业、新媒体新业态、基层和少数民族等人才队伍的建设目标、任务和责任单位，没有把文化产业人才加以重视。在扶持的文化产业基地等66个文化产业项目里，重视了产业经营，却没能设计创意和经营管理给以指导及加强。
2.3 文化产业人才引进机制和培养机制不成熟
首先，政府主导力量不到位。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认知模糊。若不能有效调整经济结构，增加人力资源依赖型经济的比重，其将难以摆脱低水平发展困境，也难以改变文化产业人才匮乏状况。尤其在内蒙古文化产业党委宣传部指导，产业经营的相对独立性与政治的纯粹性有着一定程度的不关联，导致企业积极性不高，中小企业介入能力较弱，更使政府未积极引进人才、企业不去引进或不培养人才。
其次，自我培养能力较弱。尽管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财经大学旅游学院、包头师范学院等学校也设立了文化产业及相关专业，如，媒介经营管理、文化旅游、艺术设计、动漫设计及会展策划和管理等，也在7所大学建立了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等。但是，高校自身课程设计和教学偏离了实践，更多地停留在理论研讨和学习，还难以在短时期培养一批思维敏锐、创造力较强、懂设计又懂经营的文化产业人才。其所培养的人才多数从事传统型、低端服务型和资源依赖型产业的较多，从事创意型、科技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很少；不能做到跨专业、复合型、懂经营管理、创意策划、现代科技、市场营销和国际贸易的综合培养。
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凭借历史、人文与环境优势以及政府的有效扶持得到了较好发展，而随之也出现了高技能人才短缺、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及创意人才质量与民族特色产业需求不匹配等问题。目前，创意产业人才发展已成为限制内蒙古自治区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不能满足内蒙古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的需求。
3 结 语
内蒙古要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视角出发，充分挖掘文化资源的潜能，打造与产业快速发展相匹配的创意人才队伍。要把内蒙古建设成为国内具有自我文化优势的创意产业强区，就必须具有强化创意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识和举措。
主要参考文献
[1]白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管理模式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1.
[2]王光文.论内蒙古文化产业的人才队伍建设[J].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15（3）.
[3]于海平，和.内蒙古文化创意人才队伍建设规划与发展思考[J].经营管理者，2014（29）.
[4]李茂民.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J].经济研究导刊，2010（6）.
[5]李靖靖，冯玉龙，常颖.从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考――基于内蒙古经济发展特点及原因的分析[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8（5）.
[6]李世忠.文化创意产业概念探微[J].经济论坛，2008（11）.
[7]黄健英，薛晓辉.北方农牧交错带变迁对蒙古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初探[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8]简吉.乌力格尔艺术：草原文化传承中的思考[J].实践：思想理论版，2008（3）.
最先提出“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在其报告中称：“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的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人们对于海量数据尚未挖掘和应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维克尔・迈尔・舍恩伯格在其《大数据时代》一书中更是认为，伴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引起的信息风暴正在改变着大众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成为人们获得新认知、创造新价值的源泉。“大数据”在影响互联网舆情走势和社会舆论格局的基础上，甚至还会改变大众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互联网的日新月异，使得依托于互联网而快速发展的新兴媒体或者媒介的融合形态已经在现代人与现实环境之间，插入了一个由二者所建构的巨大“拟态环境”，其对于社会舆论结构的影响力已经逐渐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在人们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下，如何实现地区形象“大数据”的处理、分享、挖掘、分析，从而在巨大“拟态环境”中重新审视和健全地区形象就显得尤为必要。
新浪微博是一个由新浪网推出，用户可以通过WAP页面、APP客户端消息或上传图片的终端。据新浪微博官方消息称：新浪微博注册用户数已超过6亿，日活跃用户数达到4620万。庞大的用户群体和信息数据使得新浪微博成为了我国目前最大的SNS社交网络，其对于受众接受、传播信息以及网络舆情走势和社会舆论格局都具有重大影响。
本文利用新浪微博搜索引擎以“内蒙古”为关键词，随机抽取480条关于内蒙古的微博信息，除去广告类和个人状态类的155条无效信息（个人状态类的无效信息是指那些虽涉及“内蒙古”关键词但是并不与内蒙古形象相关的微博），可用内蒙古形象微博信息为325条，有效率为67.7%。在对此325条有效微博进行数据统计和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探讨在“大数据”时代影响下，SNS社交网络微博客中关于内蒙古形象的关注度结构（见图1）和舆论走势，从而在海量的“大数据”中解读内蒙古形象，为在SNS社交网络微博客的巨大“拟态环境”中健全和完善更加立体全面、具有多元文化视角解读的内蒙古形象提供数据支持，也为纠正受众对于内蒙古形象的一些偏见提供具体建议，更为内蒙古主流媒体在传播内蒙古形象中借力SNS社交网络实现全媒体战略转型提供可资借鉴的方式方法。
一、 SNS社交网络微博客中内蒙古形象关注度结构分析
随机搜索抽取的微博信息中，草原生态保护类的内蒙古形象微博所占比例最大（17.75%），其次是党政形象类微博（10.75%）和科教文化（9.30%）以及草原风光（8.73%）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关注内蒙古形象的微博信息中，蒙古族风俗类和蒙古族艺术类微博信息所占比重很大，分别达到8.17%和7.04%，加上蒙古族历史类内蒙古形象微博，有关蒙古族的内蒙古形象微博信息所占比例高达16.91%，占据内蒙古形象关注度结构中的主要地位。
“大数据”时代，高速发展的SNS社交网络日益深入到大众生活领域，SNS社交网络的普及不仅使公民有了自己的“麦克风”，自身权利保护意识提高，更在于手持“麦克风”的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关注更多热点话题并且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关注内蒙古形象的微博信息中，占最大比例的草原生态保护类微博63条，其中个人的占48条，比例高达76.19%；由个人评论转发的微博有39条，占个人草原生态保护类微博总数的81.25%。可以看出，在拥有自己的“麦克风”后，公众更加自觉地参与到公共事件的讨论之中，并且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1.内蒙古形象关注度结构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内蒙古形象中关于蒙古族的各类微博信息占据着关注度结构的最大比重，有关蒙古族文化、风俗、历史类的舆情信息，不一而足。在SNS社交网络新浪微博这一“拟态环境”中也同样，受众更加关注的是蒙古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和蒙古族瑰丽夺目的文化艺术。在这些微博信息受到追捧的同时，由于不同受众所处文化背景的差异，也造成了一些误读和负面信息的传播。如在蒙古族风俗类的29条微博中，其中有8条评论转发的微博就对这些微博提出质疑。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虽然有不同文化背景在跨文化传播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读，但却应该引起传媒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2.高关注度的公众话题与个人观点的充分表达
在内蒙古形象关注度结构中，有关草原生态保护这一公众热点话题受到很大关注，微其结构比例远远高出其他类信息（见图2），达17.75%。在SNS社交网络微博客中，草原生态遭破坏和呼吁草原生态保护类的舆情信息同样被公众了解、讨论和传播。高关注度的公众话题与个人观点的充分表达成为关注内蒙古形象舆情结构中的又一大特点。
3.关注具有鲜明特色的内蒙古典型事物形象
分析内蒙古形象关注度结构中的前5名典型事物形象可以看出，这些典型形象的80%为自然呈现的产物，只有20%涉及内蒙古的文化形象，这一点是与内蒙古具有丰富的民族地域文化的现实是不相称的。可见在SNS社交网络新浪微博这一“拟态环境”中，受众大多接受和认可的还是以内蒙古可见的自然类事物为主，而其丰富的民族地域文化形象却没有被公众广泛了解和传播，这种缺失亟需在SNS社交网络新浪微博这一“拟态环境”中健全和完善。
二、SNS社交网络微博客中关注内蒙古形象的舆情走势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上由大众传媒主导设置议程开始转向由大量网络意见领袖主导进行议程设置的新模式。SNS社交网络微博客改变了群体表达观点的方式，而他们的言论又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甚至可以摆脱对传统媒体的依赖影响事件的舆论走向。
在内蒙古形象关注度结构中，草原生态保护类的微博舆情信息受到公众的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本文所抽取的325条有效微博中，237条是转发的。而在这转发的237条微博中，草原生态保护类有45条，占总数18.98%，蒙古族风俗类有22条，占总数的9.70%，这些转发的比例要高于在它内蒙古形象关注度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究其原因，在内蒙古形象关注度结构中，新浪官方认证、拥有众多粉丝的名人微博和媒体的官方微博积极参与了文中所讲这两种具有鲜明地域性和民族性舆情信息、转发和评论的传播活动，成为了传播活动的中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积极此类舆情信息，为传播活动设置了议程，并且成为了“意见领袖”群体。
在内蒙古形象关注度结构中，虽然存在“意见领袖”这一群体，但是本土的“意见领袖”对于内蒙古舆情信息的影响力明显低于全国的和非本土“意见领袖”群体。也就是说，在内蒙古形象舆情走势中，本土“意见领袖”的发声影响力不足，甚至是难以发出可以在SNS社交网络微博客中产生较大影响力的观点言论。这也就造成了在SNS社交网络微博客中内蒙古形象舆情信息的误读和误判不能及时得到纠正和疏导，这种缺陷制约了受众对内蒙古形象正确、全面的认识，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三、“大数据”时代主流媒体在传播内蒙古形象中实现全媒体转型
内蒙古地处北部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在一定程度上，网络舆论的发达，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成正比。利益群体越是分化，本地网友运用互联网表达利益诉求越频繁。
在本文随机抽取的325条形象传播有效微博中，由政府官方微博新闻占13.75%，媒体新闻占12.92%，共计占抽样总体26.67%。可见在SNS社交网络微博客内蒙古形象中，权威媒体和政府信息明显偏少。然而，就全国范围而言，由官方认证的媒体信息者数量却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目前由新浪官方认证的内蒙古政府与媒体微博涉及之处，大到各政府部门，小到媒体某一专题节目，种类繁多，却很少出现强有力的权威声音，形成舆论“意见领袖”。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与传统媒体虽在尽力增加信息传播渠道，但在SNS社交网络微博客依旧难以有效承担起“意见领袖”的职能。
在有效的325条微博中，237条来自转发，总转发量达到152657条，评论有158条，但是，由新浪微博官方认证的内蒙古政府和权威组织的粉丝较少，关注、转载与评论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机构权威认证数量不足，难以引起受众的集中关注；另一方面是由于的内容不够及时新鲜。同时，内蒙古自治区传统媒体对微博客利用率明显不高，缺乏专业人士对官方微博进行科学有效管理，不能及时信息，与受众互动明显不足。325条有效微博中，有267条正面微博，负面58条。在此以部分网友微博评论为例，“内蒙古是不是都是蒙古族？”“你们每天喝的是不是都是牛奶？”以及“内蒙古人出门都骑马吗？”这些与真实内蒙古形象不符的信息依旧存在，并且具有一定数量。
在公众注意力高度碎片化的“大数据”时代， SNS社交网络微博客日益成为掌握公众话语主动权的重要渠道。因此，内蒙古传统媒体进行全媒体战略转型已是大势所趋，要以技术为发展原动力，改变新闻传播原有的价值理念、传播模式、运作方式，整合传统媒体新闻资源，重构新闻生产流程，提高新闻信息采发速度，拓展传播空间和渠道，加强与公众沟通互动，改善社会舆论格局，从而对外界树立起一个更为客观立体的内蒙古形象。
结 语
“大数据”时代，海量的数据和深入大众生活领域的SNS社交网络微博客共同构建了巨大的“拟态环境”。基于此，构建独具特色、主题鲜明、生命力强的内蒙古地域文化，一方面需要建立有特色、有代表的互联网空间文化形象；另一方面也需要把面向多元文化、多重视角和多样阐释的可能性完全敞开，避免形象的过分单一。加快区内主流媒体借力SNS社交网络的全媒体战略转型，在信息量巨大的“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发出自己的声音。
参考文献：
[1]李丹.微博舆情下的议题管理[J].国际公关，2012（1）.
[2]王嘉瑞.西部地区形象设计与建设的发展趋势及前景展望[J].开发研究，2007 （1）.
[3]姜奇平.大数据时代到来[J].互联网周刊，2012（2）.
[4]张岚岚. 新浪微博的网络舆情分析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1.
[5]马强. 图像媒介与地域文化空间形象的建构――以网络媒体图片有关“内蒙古”的地域形象分析为例[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6]萨日郎.大众传媒上的内蒙古形象调查[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6）.
一个多月后的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江西九江主持召开长江沿线部分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官方新闻稿披露，新晋书记处书记杨晶出席了座谈会。资料显示，这是杨晶进入中央书记处后首次以新职陪同出席相关活动。
依照惯例，中央领导人视察地方，通常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相关人员陪同。例如，出任中央总书记后首次离京视察深圳，陪同人员即有新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国务院方面，之前原国务院总理多次地方视察，均由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马凯陪同。
香港媒体当时即称，这或预示着杨晶将在未来出任国务院办公厅新的职务。国务院办公厅主要协助国务院领导处理日常工作，秘书长负责主持全面工作，而几位副秘书长则分工保障总理和几位副总理的工作。
由于马凯已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将在全国“两会”上晋升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其国务委员和国务院秘书长之职都将卸任。而此前的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尤权也已调任福建省委书记，他之前作为常务副秘书长的工作职责就是“保障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工作”。也就是说，杨晶将很可能接替马凯成为新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随着此番猜测成为现实，由此，杨晶也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央书记处的国务院秘书长，再破中共高层人事任免纪录。
具有团系统色彩的蒙古族高官
虽拥有一个很汉化的名字，杨晶却是土生土长的蒙古族人。官方简历显示，杨晶1953年12月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准格尔旗是他成长的故乡，也是祖籍所在。
杨晶出身基层。17岁起，他在准格尔旗当地的一家农机厂当工人，不久被推荐到内蒙古工业学院动力系进修，一年学成后，成为一名少数民族干部，并于1976年8月入党。
1980年至1982年，杨晶进入内蒙古大学汉语系学习，获大专学历。他后来曾对媒体透露，自己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不是工作需要，而是出于个人爱好。他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于少数民族群众个人而言，学会汉语意味着适应力和竞争力的增强，从而更易于拓展发展空间，实现更大人生价值。而无论一个民族还是民族中的个体，如果抱着封闭观念不放，拒绝其他文化，就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民族文化也会随之萎缩。
毕业后，杨晶被分配任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盟委办公室秘书，这是其真正的仕途起步。随后他历任共青团伊克昭盟盟委书记，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旗委副书记、旗长、旗委书记等职。
1991年，杨晶调入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在两年的时间里，先后担任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旅游局局长。1993年6月，被提拔至仕途生涯的重要台阶――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当时恰是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他也因此被视为拥有浓厚团系统出身色彩的官员。
卸下共青团的工作后，杨晶又回到地方基层历练。1996年，任哲里木盟盟委书记，两年后，出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兼市人大主任，以45岁之龄便跻身副省部级高官行列。
呼和浩特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也是蒙古草原的交通枢纽，杨晶能够在此磨练一把手职务，不但提升他的视野，也赋予他综合治理百万人大城市的考验。在市委书记任内，他被选为中共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成为中央重点栽培的少数民族菁英。
2003年4月，杨晶接替已晋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乌云其木格，出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代主席，被拔擢到正部级台阶。次年1月，51岁的杨晶正式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并在中共十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其间，他还于2002年至2005年在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政治学专业学习。
主政期间的“内蒙古现象”
从1982年走出大学校门算起，至2008年上调国务院出任国家民委主任，杨晶在内蒙古从政时间，长达26年。
其主政内蒙古期间，也是近年来内蒙古经济成长快速的时期，GDP增速连续几年保持全国前列，被称为“内蒙古现象”。
邓小平曾说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杨晶出任自治区主席后，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在对全区12个盟市进行全面深入考察、调研后，提出“内蒙古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的战略目标，及“依托资源而不依赖资源”的发展思路。他大力招商引资、上大项目，多方位做大做强内蒙古工业经济。
统计显示，2004年内蒙古GDP为2376亿元，人均GDP约1万元，到2007年，内蒙古GDP达到6018亿元，人均GDP超过2.5万元。2002年至2009年，内蒙古GDP增速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尤其是在2003年至2008年杨晶主政这段时间里，内蒙古经济的年增长率连续超过17%。
杨晶提出“不依赖资源”的思路，他依托“呼包鄂”金三角（包括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占内蒙古GDP一半以上），发挥三个城市在资源、工业及城建、服务业等方面各自的优势，协调发展，对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延长产业链，设法将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取得更好的效果。目前，非资源型产业在内蒙古工业中占的比重已接近40%。2006年内蒙古煤炭产量达3.5亿吨，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山西。
此外，针对内蒙古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杨晶还主张利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辐射带动内蒙东部的盟市，并在俄蒙贸易推展上下足功夫。2004年，他率大型代表团出访俄罗斯、蒙古国，其间签订及达成意向项目近30个。2007年又提出，要抓住俄罗斯“中国年”的活动机遇，加强同俄罗斯的经贸合作。
除了经济表现令人印象深刻，杨晶也颇为重视困难弱势群体。在“十五”期间，内蒙古全区有92万农牧民稳定脱贫，70多万城镇人口享受到低保补贴。对于生态建设，杨晶更是不遗余力。为防止沙漠化，任内投入超过200亿元的资金保护草原，实施退耕还草、退牧还草工程，及禁牧、休牧的措施，使内蒙古的荒漠化面积比2000年以前缩小了2400万亩，沙化面积缩小730万亩。
媒体报道透露，在杨晶身上找不到人们想象中的蒙古族男子的粗犷与彪悍之气，而是体现出儒雅、不喜张扬的学者风范，怀柔、厚重的性格特点，他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尤其让民众赞扬。杨晶听汇报，要求对方说出准确数字，重要数据要脱口而出，而他本人谈及一些重要数据时，也总能信手拈来。
不过，尽管政绩表现总体上非常耀眼，在此任上，杨晶却也曾略受挫折。2005年7月，内蒙古新丰电厂项目违规建设，发生重大施工事故，中央政府认为杨晶作为自治区主席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因此他与自治区副主席岳福洪、赵双连一起，被责成向国务院作出书面检查。
少数民族“政治新星”
2008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杨晶获任命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主管少数民族工作的副部长。
其时，正逢经历、新疆群众事件的考验后，部分地区出现与少数民族关系紧张的局面。中央高层陆续召开多次会谈商议民族问题，位居国家民委主任的杨晶扮演了吃重角色。他在针对学习2010年“两会”精神时曾提出，未来国家民委要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事业、生态环境保、民生问题以及城市民族工作等多个方面落实政府政策。
2012年11月，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杨晶得以跻身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
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中央书记处是是中共各种最高政令具体的操办机构，也是中国最核心的办事机构，有党内“内阁衙门”、“军机处”之称。在新一届7人书记处书记名单中，刘云山作为政治局常委领衔担任书记处书记一职。同时，根据往年惯例，部长（刘奇葆）、中组部部长（赵乐际）、中纪委第一副书记（赵洪祝）以及中办主任（）固定入职书记处。杜青林和杨晶，则被认为是此次书记处书记名单中两个相当“意外”的人选。
中图分类号：G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10（b）-0179-02
韩国语是朝鲜半岛使用的一种语言。大部分学者、包括国内学者多赞成归于阿尔泰语系（Altaic Family），本文也取肯定一说。阿尔泰语系的主要共同特征有：元音和谐；流音不能出现于词首；黏着语结构；副动词发达；无元音和辅音交替；缺乏关系代词和接续词。[1]韩国语除具有阿尔泰语系的共同特征外，大量汉字词的使用也有异于其他同系语言。由于在阿尔泰语共同的结构底层之上存在大量汉字词，如何正确辨别借词（loanword）和同源词（cognate）也是词源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1 韩国语巫觋名称的相关学说
韩国语常用男巫名称有paksu（），关于其词源有“汉字词说”与“阿尔泰语同源说”两类。汉字词说以李能和为代表：“我语呼男巫曰博数（pasku），疑即博士或卜师之传，按巫书，称卜师曰博士。周易博士、多智博士等者即是也”。[2]“阿尔泰语同源说”以白鸟库吉为代表，且随着阿尔泰语研究的逐步深入，持此说的学者渐多。
但在分析之后可以看到“阿尔泰同源说”大部为重复引用，更有引用错误、后人继续沿用者。鉴于此，有必要对韩国语paksu词源问题重新审视。
2 阿尔泰诸语的巫称
传统阿尔泰语系下分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韩国语也属该语系独立一支。该语系诸民族大体都或多或少保留了原始萨满教的信仰及痕迹，巫称也呈多样化发展。
突厥语族巫觋名称大致可分作两系：一为Baksi系，一为Kam系。①前者使用范围较广，多见于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语言，意为“史诗歌手”及“萨满巫师”。后者始见于《新唐书》“黠戛斯……祀神惟主水草，祭无时，呼巫为甘”。甘，见母谈韵字，拟作kam。此称谓大致见于西部裕固语、图瓦语、哈卡斯语及阿尔泰语中。[3]从其各自信仰方式来看，前者操Baksi系民族的显著特点是伊斯兰化，仅部分留有萨满教痕迹，而Kam系诸民族则完整保留了原始萨满教信仰。从出现时间上及信仰更替角度来看，kam应为突厥语最早的巫称。
若kam为早期共通词，则baksi应是后起的。尤其是黠戛斯“呼巫为甘”的文献记录。黠戛斯即今日柯尔克孜族（吉尔吉斯），现代柯尔克孜语中的巫师为baksi。[4]进一步说明baksi一词在部分民族语言中取代了原有的kam。②baksi最早出现于7世纪的文献，[5]也并未见将baksi作为巫称使用，所以现代突厥诸语中将其作为巫称是很晚的。
蒙古语中亦有baksi一词，意为“老师”。史料有载“师傅，巴黑石”，另有“师公，孛额”的词条。[6]孛额，蒙古书面语作bge（音boo）。师公即男巫，语义明确，与baksi无关。现代蒙古语中的解释也完全相同。且baksi语义单一，仅限于老师之意，与突厥文化应该是相互借用关系。
满-通古斯语族的代表性名称为“萨满（saman）”一词。白鸟库吉最早认为韩国语paksu与满语faksi（匠）同源。[7]但满语中除faksi外另有baksi（巴克什，儒）一词。③文献中将“巴克什”解释为“前辈贤哲之人，乃尊称读书人”，或释为“汉语文儒也”，“乃清语文儒谙悉事体之称”。[8]与巫称毫无关联。满语的老师是sefu（借自汉语“师傅”），蒙满之间长期密切交流，满语中有大量蒙语借词，满文自身也是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而成，应是借自蒙语。所以，满语有其自身巫称，又有借自蒙古语的baksi，若依白鸟氏观点即蒙古语baksi与paksu有关，则满语baksi也应在此列。实际看来，faksi（匠）与paksu并无关联。
3 韩国语paksu的词源
我们大致探讨了韩国语中的paksu与阿尔泰各族语言类似名称的关系。下面我们将从另一角度探讨paksu的词源。首先来看如下的一些内容。
太医署：咒禁博士一人，从九品下。掌教禁拔除为疠者斋戒以受焉。
太卜署：卜正、博士各二人，从九品下，掌卜筮之法。
中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上。
律学：博士三人，从八品下。
书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
算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
—— 《新唐书·百官制》
从上述内容来看，博士一职在官位中属非常低者，大都从九品上下，最高者仅从八品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咒禁博士”，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百济最早出现与之类似的咒禁师一职，似受唐制影响。而到高丽文宗时期（1046年至1082年）于太医监中始设“博士二人，丞二人，从八品……咒博士一人，从九品……呪师二人呪工二人”等职。朝鲜王朝建立后，尊儒崇佛，排斥道教，“太医监”的后继者“典医监”的职能也缩至“掌诊视和剂等事”，内设“博士二人，从八品”。高丽时代常见的“咒禁博士”便从官制中消失了。
从收入上来看，太医监博士从八品，田地30结、柴地5结、米16石10斗；“咒博士”从九品，米10石，田地20结，无柴地。10而“咒禁师”与“咒禁工”为品外，无官方俸禄，可以说是百官之中收入最低者，这样也为从事占卜的“博士”一职融于民间提供了绝好途径—— 为维持生计于民间行医念咒也在情理当中了，而改职取消后更是如此，相应的官名博士的称呼也随之普及民间。朝鲜17世纪末刊行的朝中词典类书籍《译语类解》（1690年）中有“端公，paksa”的词条。“端公”在中国本就是唐代官名，后入民间而成男巫名。[9]
韩国语的词汇分为汉字词、固有词、外来词。其中固有词指民族语言固有的底层基础词汇。但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相当一部分汉字词脱离了汉字音体系而逐渐融入到固有词当中，但追溯词源的时候仍是汉字词。大致可分作几类：（1）源自早期中国文献；（2）汉译梵语词；（3）汉字表记的蒙古语和满语；（4）近代从中国传入的白话；（5）韩国固有汉字词；（6）汉字词产生音变。[10]
我们在上文排除了paksu与蒙古语和满语的关系，其应属于“（6）汉字词产生音变”的范畴。从语音历时变化角度来看，韩国语中相当一部分词汇，特别是中世韩国语向近现代韩国语转变的阶段中，类似“paksu
朝鲜平安北道东兴地区呼巫谓“硕士”[11]，硕士亦是古代官称，这也可间接佐证韩国语paksu与“博士”一词之间的紧密联系。另结合汉语发展中“博士把式”的“官方民间”的传播过程来看，亦是合情理的。⑤
4 结语
综上所述，韩国语中paksu一词与阿尔泰语系的baksi系同属汉语“博士”之借词。但二者是各自独立发展，并有各自的演变途径，是如同生物学趋同进化（convergent evolution）般的平行关系，而非相互借用。换言之，表面近似却无直接关联。且突厥语族的baksi也非固有词转化，蒙古语的baksi也非固有词汇，与巫称并无联系。虽然可以假定baksi中bak-为词根，-si为人称后缀。bak-在突厥语族中有寻找之意，但并无-si的后缀，表从事某行业者的人称后缀当为-i[12]。
韩国语中大量使用汉字词，其范围从书面口语到大部分人名地名。在汉字词的压力下，很多固有词逐渐萎缩，逐渐由汉字词取代，如“山（san）
参考文献
[1] （韩）李基文.新订版国语史概说[M].首尔：太学社，2005：23.
[2] （韩）李能和.朝鲜巫俗考[J].韩国：启明俱乐部.第17号，1927：1.
[3] 赵亮.韩国语及阿尔泰诸语巫觋名称之比较研究[D].韩国：首尔大学大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10-11.
[4] 李进新.萨满教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遗留[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59-60.
[5] 李树辉.突厥语词Qaan，Tε in，Ttaj的历史演变[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38.
[6] （明）火原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经部.华夷译语[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32，229.
[7] （日）白鸟库吉.韩国语与乌拉尔-阿尔泰语之比较研究[J].东京大学：东洋学报，第四卷二号-六卷三号，1914-1916：140.
[8] 张丹卉.论满族文化先驱—— 巴克什[J].史学集刊，2004（1）：21-27.
[9] 《中国原始宗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中国原始宗教百科全书[M].四川辞书出版社，2002：168.
[10] （韩）申基相.汉字语国语化之研究[J].语文研究，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2005（3）：35-57.
[11] （日）村山智顺.朝鲜的巫觋[M].朝鲜总督府，景仁社，1937：37.
[12] 兰司铁，G.J.阿尔泰语形态论概说[M].彭蒂·阿尔托，编，金东昭，译.首尔：民音社，1985：248.
注释
① Baksi系巫称呼由于文献撰写不同有baχi，baxshi，bag？y，багши等多种写法。Kam系有kam，хам等。行文便利起见，统一构拟为Baksi和Kam。
② 对于突厥语族baksi的来源，可参见：VonGabain（1950），力提甫·托乎提（2001：423-524）等内容。
激励一词源于心理学概念，指通过对人动机的激发，鼓舞和引导人的行为，使人的行为长久巩固。本文主要从薪酬激励、培训激励、岗位聘任激励、考核激励四个方面对内蒙古XX高职院校的员工激励现状进行分析。
一、薪酬激励
1.内蒙古N高职院校教师薪酬体系
薪酬激励在高职教师激励中占有基础地位，薪酬激励包括工资、津贴、奖金和福利，是员工价值的体现。内蒙古XX高职院校教师的薪酬分配实行的是档案工资加津贴、奖金。档案工资分配执行国家、省市相关文件规定，学校无自。津贴的发放学校按照考核结果与岗位津贴、奖金、聘用上岗“三挂钩”原则进行分配，津贴包括教学系统人员课时津贴与兼职职务津贴两部分；教师岗津贴按实践教学总时数计算。奖金分为年度、集体和单项奖。除津贴、奖金外，还包括内部福利和其他报酬的分配。
2.教师课时津贴
教师津贴实行以系部为单位的课时总额包干制度，课时金额基数为每课时24元，实行“三等九级”如表1-1所示：
配备高级、中级、初级职称的教师结构比例为30%、50%和20%；“九级”即课酬分为九个等级，高级职称A级为30元/节，B级为27元/节，C级25元/节；中级职称A级为25元/节，B级为22元/节，C级20元/节；初级职称A级为20元/节，B级为17元/节，C级15元/节。教师课时津贴分为九级是按教学考核得分高低得出A（优秀）、B（称职）、C（其他）三个等级。每月按照B级标准发放，学期末追加A的级差，交回C的级差。
表1 教师课时津贴对照表
3.奖金
内蒙古XX高职院校的奖金分为年终奖、集体奖和单项奖。年终奖根据员工年终考核结果、出勤和工作完成情况评定，优秀率为15%。集体奖在年底按照所有处室总数的25%的优秀率评定，给予一次性奖励。单项奖又包括课堂教学优秀奖、优秀班主任奖、科研奖励、统考比赛奖和其他奖项五个大类。
课堂教学优秀奖。是根据年终考核的结果评定，两学期课堂教学都被评为A级的，但未评为优秀教师的一次性奖励200元。
优秀班主任奖。从文明班级班主任中产生，占班主任总数的20%，奖励200元。
科研奖励。是对教师的科研课题、和编写教材的数量和级别进行奖励。内蒙古XX高职院校对教师科研课题、发表的论文和教材的奖励依照部级、省级和院级进行不同金额的奖励。
4.福利
因为内蒙古XX高职院校属于公办院校，在福利方面，学院员工均享受医疗保险，学院统一缴纳失业和养老保险，所有在职员工都享受住房公积金。单身员工学院提供临时宿舍，工作满五年的员工可享受购车一次性补助2万元购车补贴；对于正式员工每月可以得到600元的误餐和交通补助。
近年来随着内蒙古XX高职院校薪酬制度的不断完善，对于员工的薪酬标准不断提高，对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从目前来看仍需制定更加适合我校教师的政策进行薪酬体系的完善。
二、教师考核激励
分为教师工作质量的考核、教师年度综合考核。
考核范围：校内专任教师、实验员。
考核指标及构成比例与考核方法：
（1）学期教学质量考核平均分值：占80%，根据两学期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得分计算平均分，然后乘以80%计算结果。
（2）年度完成教学工作量占5%，根据两学期实际完成的教学工作量与规定工作量（全年至少240课时）比较，如果完成或超额完成计5分，没有完成按实际完成的比率折算计入。
（3）年度科研工作量占5%，根据两学期实际完成的科研量与规定科研任务比较，如果完成或超额完成计5分，没有完成按实际完成的比率折算计入。
（4）年度集体活动出勤。包括参加会议、集体返校、校内外其他必须参加的集体活动等占5%，根据全年集体活动签到记录统计出勤，全勤计5分，缺勤三次以内者扣2分，三次以上者扣4分。
（5）师德的测评所占比例为5%。考核结果分年度优秀、合格、不合格，一年内发生教学事故者，不能评优；一年中发生重大教学事故，给学院造成不良影响者，其年度考核为不合格。
这些考核政策的制定体现了校领导对员工考核的重视，考核的制度对员工是一种激励，使员工在工作中不断地努力，接受新的挑战，从而在考核中取得好的评价，考核的标准也是需要高职院校不断完善的。
三、培训激励
为了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和能力，内蒙古XX高职院校逐步建立起员工培训体系，对满足员工学习的需要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目前学院为教师提供的培训主要有：
1.岗前培训
岗前培训主要针对新进教师，采用的形式是请一些校外或校内的专家和教授对新进员工进行讲座，目的是让新员工更快地了解学院，适应学院的工作。
2.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是一种高层次的培训，主讲人一般都是一些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培训对象往往是具有高级职称的骨干教师或行政副处级以上干部参加。培训时间较短，一般就是几天。
3.继续教育培训
继续教育培训每年进行，为员工评职称打基础，内容多为网络学习，校内专家讲座等。
4.出国进修
出国的对象以国际交流教学部教师为主，主要是讲授中英合作专业课的教师，主要途径是由学校派遣到国外合作职业院校进行培训进修，一般时间为一个月左右，但培训对象范围较小，只有国际交流教育学院的教师有机会参加。
四、岗位聘任激励
内蒙古XX高职院校教师按照所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进行相应的职称评定，对于符合晋升相应专业技术职称的员工，经评审通过后，学院进行正式聘任并按照相应级别给予职称津贴。内蒙古XX高职院校的岗位聘任所针对的群体包括教师和非教师系列专业技术岗位，在本文中我们主要探讨教师的岗位聘任现状。
1.教师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聘任
教师系列的聘任。将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分不同等级，按由高到低顺序排列。教授分为三、四级；副教授分为五、六、七级；讲师分为八、九、十级；助教分为十一、十二、十三级。如表4-1所示，每个级别都有相对应的聘用条件，符合条件者聘任相应岗位，工资按照所聘任的岗位兑现。
从上面来看，内蒙古XX高职院校采取了一些激励措施，这些激励措施的激励效果如何？是否从根本上提升了员工的满意度？还需要通过高职院校继续努力从而使教师满意。
五、结语
高职教师是高职院校的主要人力资源，是智力资本的承载体，与企业和行政单位的人力资源相比，有其鲜明的特殊性。合理地运用先进的激励方法去完善员工的管理，可充分调动高职员工工作积极性，促进高职教育的发展。因此，充分认识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优化管理，对员工管理系统进行战略定位，是高职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性目标。
参考文献：
[1]李超.陕西省高校人力资源激励体系研究[D].西安科技大学，2010
[2]王敏.基于综合激励模型的高校行政管理队伍激励机制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