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指的是将缺乏流动性但预期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重新组合，转变为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转让和流通的证券，进而提高金融资源（主要是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资产证券化的过程较为复杂，涉及发起人、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特别目的载体）、信用评级机构、投资者等诸多方面。目前，国际上信贷资产证券化具代表性的模式主要有美国模式（表外模式）、德国模式（表内业务模式）、澳大利亚模式（准表外模式）。
资产证券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启示
当前，我国银行良好的成长性与巨额不良资产形成强烈反差，各行普遍面临资本金不足、不良资产比重高、流动性差、运作效率低等问题，通过金融创新，特别是借鉴诸如资产证券化等国际成功经验，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办法。资产证券化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满足监管要求，化解和分散信用风险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优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缓解流动性压力。国内商业银行的负债以短期存款为主，而贷款资产却呈现出长期化的倾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长期融资的功能主要由资本市场承担。在我国，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仅占5％左右，商业银行长期承担了本应由资本市场承担的功能，公路、电厂等大量基础设施项目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比重逐年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加息周期的来临以及金融投资产品的蓬勃兴起，储蓄存款出现增势减缓的势头，贷款长期化与存款短期化、贷款流动性降低与存款流动性增强两对矛盾并存，银行资产负债期限明显错配，银行“短借长用”的矛盾将会越来越凸显，导致流动性风险不断加大。监管部门规定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比例不超过120％，据悉，不少银行已接近或超过这一监管上限。
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出现，则为资产负债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手段，通过证券化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功能，可以将不具有流动性的中长期贷款置于资产负债表之外，及时获取高流动性的现金资产，从而有效缓解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压力。
2、有利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改善资本充足率。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银行监管日益加强，解决商业银行风险，特别是风险资产与经济资本的关系显得尤为迫切和突出。如何在有限的资本条件下实现收益与风险的匹配，是商业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靠不断扩充资本的外延增长模式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置疑。而靠不断降低资产风险度，大力发展低风险或无风险的中间业务这种内涵式的增长模式越来越受到推崇，这其中资产证券化业务不失为解决矛盾的较好方式之一。根据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在充分计提各项损失准备的基础之上计算资本充足率，2007年1月1日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4％。近年来，随着金融资产的快速扩张，国内银行普遍面临资本金不足的难题，浦发、招商、民生纷纷采用配股、可转债或发行次级债等方式充实资本金，这固然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大规模融资容易引发市场的极大反响，招致投资者的抵制；且发行次级债不能改变银行资产规模及风险权重，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根据《巴塞尔协议》对不同类风险资产的资本要求，银行能够主动灵活地调整银行的风险资产规模，通过对贷款进行证券化而非持有到期，来改善资本充足率的大小，以最小的成本增强流动性和提高资本充足率。
3、有利于化解不良资产，降低不良贷款率。在处理大批非流动性资产时，特别是不良资产，银行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只能在未来不定期地收到现金，这种传统的资金变现方式显得效率较低，而资产证券化在处理大量非流动性资产时一般采用历史数据来估计资产回收率，然后将资产按照一定的比例实现证券化。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逐笔审核资产，从而节省了资产价值评估的成本和时间，快速收回大量现金，融资成本较低，同时保留了资产所有者对剩余资产的收益权。解决中国银行系统巨额不良资产一直是中国金融界的主要课题。尽管通过努力不良资产率由34％下降到2004年上半年的15.59％，但不良资产率依然很高，因此，利用证券化来加速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是很现实很急迫的要求。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第三季度，境内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3.37％，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71％，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率为5.3％，均高于国际水平，且不良贷款绝对额巨大，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隐患。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不良资产成批量、快速转换为可转让的资本市场产品，重新盘活部分资产的流动性，将银行资产潜在的风险转移、分散是化解不良资产的有效途径。
4、有利于增强盈利能力，改善商业银行收入结构。限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特别是固定收益债券市场不发达，国内商业银行仍然以传统的利差收入为其收益的主要来源，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很小，大约只有6％～17％。资产证券化的推出，给商业银行扩大收益、调整收入结构提供了机会。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给金融市场增加了大量可投资品种，且具备信用级别高，收益稳定等特点，成为债券之外的重要投资品种，其根据标的资产和条款设置的不同形成了许多投资品种，迎合了各种投资需求，有利于投资者实施多元化投资策略和控制投资风险。此外，原贷款银行在出售基础资产的同时还可以获得手续费、管理费等收入；另外，还可以为其他银行资产证券化提供担保及发行服务赚取收益。
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面临的障碍及对策
国外资产证券化实践表明，资产证券化须具备如下环境：
1、法律环境。既包括与公司组成和监管、信托的建立和受托人职责、融资报告要求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包括信息揭示要求、受托人强制职责、资产充足规则和偿付能力规则。
2、会计环境。包括对于脱离资产负债表的证券化资产的确认方法，资产负债表中报告发起人头寸的方法、发起人考虑下级部门利益的方法等等。
3、税收环境。明确对资产转移和现金流的税负问题，包括债务人支付给SPV或SPV支付给投资者的税收问题。
4、市场环境。金融市场不发达，特别是信用市场，从当前来看主要是企业债市场极不发达，无法为企业信用定价；此外市场缺乏公信、高效的中介机构，如评级机构，托管机构等；信用标准不统一，市场分割，缺乏透明度。
5、信用环境。高效的信用体系是有效实施资产证券化的重要基础，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扩大征信服务的覆盖面，加强信用交流和共享，要有较为完善的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体系。
自1999年以来，我国理论界、金融界就商业银行实施不良资产证券化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探讨。2003年初，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德意志银行签署了资产证券化和分包一揽子协议合作项目，被称为我国第一个资产证券化项目。但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对于资产证券化，无论是理论知识准备还是实际操作经验，无论是金融环境还是法律、会计、税收环境都还十分欠缺，存在许多障碍，制约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突出表现为：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资产证券化缺乏法律规范与保障；信用评级制度不完善，缺乏规范的金融中介机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低，资产支持证券的需求不足等等，尚不适宜大规模推动资产证券化业务。
参加论坛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就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认为我国现代金融体系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还不是现代化的，还有待于现代化、规范化、优化（结构优化）和强化。目前，中国金融创新迫切需要解决诚信严重缺失、结构严重失衡和体制严重缺陷等一系列问题。诚信、信用和信誉应该是立人、立国、发展经济、发展金融的前提和基础；金融改革必须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结构性失衡。体制严重缺陷是在强而有力的、人为干预下形成的，因此，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去摧毁，而不能依靠市场机制去逐渐地摧毁。在新的发展阶段，首先要解决诚信问题，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使我国金融体系现代化、规范化、优化、强化，才能够使我们国家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由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
中央财经大学李健教授则从金融产业结构、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等五种结构和从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结构问题。她认为，中国目前金融发展中出现了金融总量快速增长与高风险、低效率并存的局面，主要表现在：结构变化相对总量增长而言缓慢，优化程度不足；我国现在的金融结构带来了市场的低效率和高风险；现有金融结构的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和国家。因而要以结构调整为重点推进金融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提出了金融中介不足引致国家利益流失的观点。她用存贷比和存差两个指标来说明我国金融中介的不足，并解释了金融业运行的低效率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金融中介不足会导致民营企业难以获得贷款，并使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利用外资，从而出现外资挤出民间投资和资本大规模的输出，即引致资本国际循环。资本国际循环会进一步导致一系列问题，如储蓄-投资的转化率下降、经济转型的进程延缓、民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减少以及外汇收益流失等。此外，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会导致垄断利润和政策补贴流失；金融中介不足会引致社会资源黑洞问题。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要重视发挥金融中介的功能。
天津财经大学王爱俭教授则从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缺口分析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问题。她指出，发展社区银行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和农村金融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发展社区银行有产权结构、交易成本、市场效率、经营灵活等优势，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社区银行的发展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将现有条件成熟的城市和农村信用社改制为社区银行；二是由民营资本组建新的社区银行；三是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成
为社区银行。社区银行的产权结构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模式。
通过对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金融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及金融服务业的就业量等三个指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何德旭研究员认为中国金融业是发展滞后，而不是改革滞后。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表现在：金融业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明显乏力、金融业结构不均衡、金融业内部各微观主体缺乏竞争力等。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既有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金融业本身组织体系和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指导思想上没有把金融业作为一个真正的产业来发展。把金融业作为产业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制定和完善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有完善的金融业发展规划；放松金融业管制，减少干预；强化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树立科学的金融发展观。
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叶龙森副教授指出，加强风险管理是中国金融面临的紧迫课题。他从三个层面探讨了有效的风险管理。从宏观层面，需要有利于风险管理的国家规章制度，要为风险管理提供工具。
目前，这些工具主要是衍生金融工具，包括期权、期货等。另外还需要大批人才，这是由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决定的。从公司的组织结构层面，风险管理需要有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积极的高层介入。从报酬系统方面，必须使交易员的报酬与其风险挂钩。中国的金融系统现在需要认真思考和建立这些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以避免一次又一次地“交学费”。
武汉大学黄宪教授认为在新环境下，风险管理作为金融中介核心功能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而风险管理就是金融中介的核心功能和本原功能。随着市场趋向完善，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非但没有消亡，在转型后反而勃发生机。金融中介具有风险管理优势。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讲，风险管理都是金融中介的最重要功能。在商业银行创新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功能。
人民币汇率改革也是本次论坛的热门话题之一。武汉大学江春教授从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超额货币的角度，讨论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他认为，一方面，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导致我国存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的超额货币也产生人民币的贬值压力。而后者被经济学家们忽视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在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没有完全市场化，人民币目前升值的压力只是一个短
期的现象。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化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效益。如果中国的经济效益很低，如果我们不进行真正的制度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话，人民币今后可能会有贬值的压力。
二、关于商业银行创新
2004年以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改革受到各方面高度重视，在本次论坛上也成为重要内容。
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中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战略投资者的引进。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教授从何为战略投资者、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改革中是否需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否完善治理结构、是否会影响金融安全等方面具体阐述了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改革中引进外资问题。他认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就是要借助外部力量推动银行业的股权改革；实现治理结构的更新；借助国外的力量、信誉走出去。引进的外资金融机构是否为战略投资者，并不取决于引入方的标准和判断，而应取决于投资方的战略选择和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后对投资者回报的高低。但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只能改善治理结构，而不能完善治理结构。影响金融安全的首要因素是经济周期，而不是金融机构的运作。在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条件下，金融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因，而不是内因。因此，讨论引进战略投资者会不会影响金融安全，必
须关注世界经济的格局、经济周期的变动和我国的开放度。
西南财经大学刘锡良教授提出了“商业银行向何处去”的8个困惑：（1）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解决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还是改善其治理结构？（2）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后是否一定要上市？（3）我国国有银行上市的地点应该在国内还是在国外？（4）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是否一定要卖给战略投资者？（5）银行的股权能否转让给自己的竞争对手？（6）如何对国有商业银行股权转让进行定价？如何对一些隐形的资产定价？（7）什么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善治理结构？（8）通过股份制改造能否克服银行固有的弊端，真正引进先进的管理与先进的技术，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他认为，这几方面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江西财经大学的胡援成教授则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的经营效率进行了实证评价。他发现，综合比较来看，通过改革，国有银行效率在逐渐提高，与其他股份制银行比较接近，但总体上还有差距。同时，他认为，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与政策推动、扶持是密切相关的。要做到可持续，还有很多任务要完成，特别像公司治理结构和其他各方面配套改革。
关于现代商业银行的命运，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郭茂佳教授认为，要么并购，要么被并购，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其原因在于：一是自由化使得商业银行跨行业经营变得容易；二是网络化导致商业银行机构过剩；三是国际化带来了跨国并购的兴起；四是同质化使得银行间并购相对容易。面对全球并购大潮，中国要实行多项“两手抓”：第一，政府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振兴民族银行，通过并购要把民族银行做强做大，一手要抓避免银行被掠夺式并购，政府要制定并购边界和反垄断措施。第二，商业银行要“两手抓”，一手要抓传统产品经营，一手要抓资本运营。第三，高校金融教育要“两手抓”，一手要抓传统银行知识传播，一手要抓投资银行知识传播。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创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金林教授着重分析了银行保险这一创新业务。他认为银行保险是集产品、服务和组织创新为一体的金融创新。目前，这一创新还存在许多障碍：一是分业监管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二是进入市场的深度和范围都受到较大限制；三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近期来看，发展银行保险主要是规范保险销售行为。从长期来看，发展银行保险要积极推动保险产品的创新，提升保险产品的技术含量，建立银行和保险共享的信息网络资源系统，加强银行与保险的合作。
三、关于资本市场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既有资本市场的一般特点，也有中国的独特背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骏教授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市场的三个明显特点：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它的初始阶段必然是政策式，其功能也必然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它的定位。第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的，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资本市场改革必然要符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中国上市的股票主要是改制的国有企业的股票，所以，政府是股票的主要供应者，又是股票市场的监管者——政府同时处在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地位。由于政府对股市定位存在偏差及制度性缺陷的存在，目前，中国股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失效而非市场失灵，政府不能把责任推给市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主要当好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政府不应过多地从企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资本市场问题，而应从监管者的角度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资本市场中各交易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要彻底抛弃为国有企业改制脱困的指导思想。政府要侧重从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全面实现资本市场的公正与效率，发展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来为商业银行创新提供场所和条件。无论是否照搬西方的理论和经验，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中国人民大学吴晓求教授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两个效应，一是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二是民间的、社会的财富增长相对缓慢，中国的国民并未因经济的快速增长分享到应有的实惠，因而是一种“贫困的增长”。一个成熟的经济体需要一个庞大的、有效的社会存量财富的支持，为此要建立保护社会存量财富的法律制度，同时还要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和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发展一个强大
的、健康的、透明度很高的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其次是商业银行的改革，我国商业银行从2004年开始进行了以资本市场为平台的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第三是汇率体制的改革。这三大改革完成之后，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就基本形成，我们可能在2010年逐步形成现代金融体系的雏形。
上海财经大学杨大楷教授认为，我国目前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发挥较充分，而其他功能严重不足，募集资金使用严重不规范。同时，政府主导资本市场，使有限的资金大量注入了国有企业，特别是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因此，要保障中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在一些根本性的制度上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宋清华教授认为，从功能上看，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既有交叉重叠，又有明显的差异。这决定了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竞争与互补的关系，一方面它们既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替代，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为补充。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商业银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并非“致命性”的打击；资本市场的发展改变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负债结构和资产结构，但并未使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总量出现萎缩，相反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新的机遇与舞台。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商业银行是资本市场重要的筹资者、投资者、中介机构、服务机构和工具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因此，即使不能说没有商业银行就没有资本市场，至少可以说没有商业银行的参与就不会有资本市场今天的成就。金融创新使得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商业银行成了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市场”的概念可以替代“金融”或“金融体系”。
四、其他金融与投资问题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资本约束
Abstract: On the day the securitization of credit assets,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pilot project has attracted enthusiastic attention of the parties.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for the earlier asset securitization research, that asset securitization for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to mee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nd resolve the credit risk sprea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is a breakthrough in the capital "bottleneck" of one of the products and effective means.
Key words: asset securitization; commercial banks; capital constraints
前言
随着现代银行业的发展，对银行风险资本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的银行业要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世界金融巨擘“与狼共舞”，除了要具备科学的管理理念、方法、手段和产品外，更需要具备的是资本约束下的发展观，具体体现为风险资本的管理，要改变目前银行业的风险资产与资本双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式外延型的业务发展模式，运用多种手段走出一条集约化内涵式的资产与资本相适应的业务发展之路。这其中资产证券化不失为当前中国银行业突破资本“瓶颈”的有效手段和产品之一。
资产证券化指的是将缺乏流动性但预期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重新组合，转变为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转让和流通的证券，进而提高金融资源(主要是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资产证券化的过程较为复杂，涉及发起人、SPV(Special-purpose Vehicle，特别目的载体)、信用评级机构、投资者等诸多方面。目前，国际上信贷资产证券化具代表性的模式主要有美国模式(表外模式)、德国模式(表内业务模式)、澳大利亚模式(准表外模式)。
资产证券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启示
一、商业银行资本的三个概念
作为一般性的定义，银行的资本是银行已经持有的权益类资金，目的在于防范头寸价值减少或商业损失等风险，从而保护存款者和一般债权人不受损失。银行的资本有三个不同的概念，即账面资本、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
账面资本是一个会计的概念，列示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等于资产减负债后的余额。但商业银行账面资本的概念与普通企业的账面资本的概念略有不同，商业银行的账面资本除了所有者权益外，还包括监管当局认可的储备、次级债等。
监管资本是商业银行按照监管当局的规定，应该保留的最少的账面资本数量，是一个根据监管规定计算出来的量，一般为风险资产的一定比例。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商业银行要保留的最低监管资本的计算公式为：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乘以12.5，再加上针对信用风险的风险加权资产，就得到分母，即总的风险加权资产，分子是监管资本，两者相除得到资本比率的数值，该比例不得低于8%。
经济资本是一个风险管理的概念，是用于抵御非预期损失的虚拟资本，在数值上等于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置信区间商业银行非预期损失的倍数。经济资本不是真正的银行资本，并且银行选择的置信区间不同，经济资本的数值也不同。
这三个资本在数量上存在以下关系：第一，账面资本≥监管资本：如若不然，监管当局将会采取强制措施要求银行补充资本或削减业务规模以减少承担的风险；第二，账面资本≥经济资本：因为经济资本反映的是商业银行真实的风险，最终用于消化风险的资本是银行的真实资本，如果银行在制定经济资本预算时将经济资本的限额定得比账面资本高，真实发生损失时将没有足够的真实资本来覆盖损失；第三，经济资本≥监管资本：如果监管资本大于经济资本，则商业银行会采取资本套利行为，从而在不降低真实风险的情况下大大降低监管资本要求。综合起来，账面资本、监管资本、经济资本三者存在着以下的动态平衡关系：账面资本≥经济资本≥监管资本。
二、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的联系与区别
监管资本产生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标志是1988年《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定》的诞生。1988年的资本协议有两个目标，第一是要加强国际银行体系的稳健性，第二是要减少各国银行间存在的不平等竞争因素。监管资本是银行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
经济资本产生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1988年资本协议及1996年的修订主要针对的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且风险敏感性不足，国际活跃银行为更好地管理自身的风险，开始开发自己的模型，用于为具体的交易配置资本。经济资本覆盖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经济资本发展的驱动因素是市场竞争的加剧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其主要目的是信息批露、绩效评估、计划、定价等。
监管者通过对国际活跃银行在经济资本管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的考察，用它作为改进监管资本的有用参考。资本协议非常注重银行的内部风险评估，并以此作为确定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的基础。由于资本协议允许银行使用内部模型来计算监管资本，用来计算经济资本需求的风险评估过程也能够决定他们的监管资本要求。
尽管如此，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仍然有本质的区别。监管资本体现了监管当局要求，它不能代表银行实际吸收非预期损失的能力。监管规定不一定反映特定银行的风险特征，而且风险加权资产不能作为全部风险的正确测度。而经济资本反映了市场及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需求，它是为承担风险真正需要的资本，反映了银行自身的风险特征。
三、经济资本的计量
经济资本是用来抵御非预期损失的，非预期损失是预期损失的标准差，经济资本是非预期损失的倍数，因此经济资本的计量与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的计量有关。由于银行要求的信用等级与设定的置信水平相关，置信水平越高，需要的经济资本越大。
1、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
对信贷资产，预期损失（EL）＝调整敞口（AE）×预期违约率(EDF)×违约时真实损失率(LGD)
调整敞口AE的计算过程：银行对客户的授信额度为COM,已使用授信额度为OS，违约时使用“未使用的授信”的比率为UGD，则AE＝OS+(COM-OS)×UGD。
EDF为既定信用等级客户的预期违约率，可根据历史经验数据确定不同信用等级客户的预期违约率；
LGD为发生违约时的真实损失率，一般的做法时假定借款人出现不还本金或利息的现象时，一般都可能发生违约，但借款人违约时，银行的贷款损失通常不是100%，只要银行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总可以收回一定比例的违约贷款，它的大小取决于抵押情况、求偿时的优先顺序等。
单项资产的非预期损失（UL）：
资产组合的非预期损失（ULP）
ρij是资产i和资产j的违约相关系数。
银行是通过经济资本来抵御非预期损失的，为了维持与所担风险相称的资本水平，银行必须确定意愿的信用评级相匹配的置信水平。不同的信用评级所对应的置信水平分别是：AAA，99.99%；AA，99.97%；A，99.9%；BBB，99.7%。
如果XT是随机损失变量，z是概率百分比（即置信水平），EC是在一定置信水平上覆盖非预期损失的经济资本，在时间T时，使银行免于破产的经济资本的最小值v要满足：
上式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乘数与置信区间之间的关系：给定置信区间，资本乘数是损失分布的标准差数的上限。一般而言，对信用风险，损失的分布函数为贝塔分布。置信区间与资本乘数的关系将变成尾部拟合的问题，尾部拟合要做的，就是找出置信区间对应的标准差数。
2、市场风险经济资本的计量
市场风险主要包括利率风险、股票头寸风险、汇率风险、商品风险、期权风险。在资本协议Ⅱ中，利率风险由于难以准确计量，因此对利率风险没有规定资本要求，而是列入了支柱Ⅱ监管当局的监管。
在三大风险类别中，市场风险的建模最为先进，测量市场风险要用组合头寸法评估，不能单独进行，因为有些项目的风险可以轧平。测量经济资本的方法是：取某点上组合头寸的价值，计算基础因素潜在变化的敏感性，计算基础因素的潜在变化，将潜在变化乘以敏感性。用公式表示即为：VaRX=VX×dV/dP×PI,其中VX表示头寸X的市场价值，PI表示在时间I内市场价格的不利变动，dV/dP表示市价变动的敏感度。在计算市场风险资本需求时，需要设定置信区间和持有期。
3、操作风险经济资本的计量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操作风险是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
与成熟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计量技术相比，操作风险的计量仍处于初级阶段。为了简单起见，一些银行干脆分配其所有资本金的18%-25%用于操作风险的防范。
从银行整体的层面，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汇总后的总风险应小于三者直接相加，但在现实中，由于很难确定相关关系，采取的是直接相加的方法。即银行的经济资本＝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市场风险经济资本+操作风险经济资本。
四、经济资本的作用
由于经济资本本身就取决于各部门、分行或各项业务的风险，或非预期损失的实际数值，因此对之进行分配非常科学。一方面，各个部门、分行或各项业务存在多少风险，就有多少非预期损失，就应该分配等额的经济资本；另一方面，各部门、分行或各项业务占用多少经济资本，就意味着承担了多少风险。具体而言，经济资本的作用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确定风险控制的边界
经济资本作为一种虚拟资本，当它在数量上接近或超过银行的账面资本时，说明银行的风险水平接近或超过其实际承受能力，这时银行要么通过一些途径增加账面资本，要么控制或回缩其风险承担行为，否则其安全性将受到威胁，并影响评级机构对银行的信用评级。
2、绩效考评
考核银行盈利的传统指标包括股权收益率（ROE）和资产收益率（ROA），这种指标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将风险考虑在内。出于风险的管理需要，西方商业银行逐渐出现了新型的以风险为基础的考核盈利指标－经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RAROC，Risk-AdjustedReturnOnCapital）。该方法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由银行家信托集团（Banker’sTrustGroup）首创，最初目的是为了度量银行信贷资产组合的风险和在特定损失率下为限制风险敞口必需的股权数量。此后，许多大银行都纷纷开发RAROC方法，建立在经济资本基础之上的RAROC作为部门、人员、业务条线的考核指标已成为银行业最核心的绩效考核指标。
3、贷款定价
传统的贷款定价方法均没有考虑资本的成本。实施经济资本体系的银行使用经风险调整的资本回报（RAROC）模型来确定贷款的定价水平时，贷款的风险越大，为该业务配置的资本金越多，为了使这笔贷款赢利，它必须满足最低的资本报酬率标准，即要使该业务的经济利润或经济增加值为正数。
其中风险成本相当于贷款中的预期损失，经济资本等于该笔贷款的非预期损失，RAROC用银行的资本底线回报率来代替，就可计算出为取得资本底线回报率，银行对贷款索要的最低价格：
贷款价格=RAROC×经济资本+资金成本+经营成本+风险成本
4、决策市场进出
银行是由多个部门和多种产品所组成的，高级管理层需要决定保留哪些产品、压缩哪些产品，发展哪些部门、收缩哪些部门，一个重要的决策依据就是经济资本回报率的大小。能够给银行带来较大经济资本回报的部门和产品应该予以保留和发展，回报率低的部门和产品应该收缩或撤出市场。
五、经济资本体系在中国商业银行的应用
经济资本已成为国际先进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通用工具，中国的商业银行要想参与国际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也应该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并解决相关的理念、技术问题：要在全行上下形成资本约束的理念，改变盲目追求规模扩张不考虑风险承担底线的经营行为。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要将资本金分配至风险报酬高的业务条线和部门；尽快建立内部信用评级系统，将信用风险的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的计算模型化；引入RAROC绩效考评模型，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有效配置经济资本。
【参考文献】
[1]MichaelKong：内部信用风险模型－资本分配和绩效度量[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陈林龙、王勇：现代西方商业银行核心业务管理（第二版）[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一是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殖业。这主要包括种子种苗业、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业等。对工商资本而言，相比大田生产，这些领域资金和技术门槛较高，能够实现工厂化生产，受国家政策支持，投资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如美国孟山都公司，近年来卖掉多个传统企业，专注于农业生物技术领域，迅速成为全球著名的种业跨国公司。
二是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是保障民生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成长活力的产业之一。作为工业与农业的交汇点，具有稳定的较高的利润空间。如粮油精深加工、果蔬产地加工、水产品精深加工、特色农产品加工等。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进一步提升空间很大。
三是农业生产业。农业生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的朝阳产业。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业发展较为滞后，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加快发展农业生产业是国家政策支持的重点方向。随着农业生产对生产业需求的提高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农业生产业盈利性和收益排他性持续增强，工商资本进入壁垒和风险在下降。具体而言，可以重点进入良种配送、农资连锁经营、农产品现代仓储和物流、新型农技服务、农机跨区作业、农业信息数据服务等领域。
二、完善扶持政策，形成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的多赢格局
首先，要搞好规划。要高起点、高标准地编制全市农业用地专项规划，全力保障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必需用地，加快推进现代高效农业建设。按照规模适中、设施完善、产业突出、技术先进的要求，在全市规划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农产品加工园区、粮食产业园区、特种养殖园区等，引导同类型企业向园区集中，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集群。
其次，要完善惠农政策。在用地用电用水、项目立项、产业准入、金融信贷、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持。要想方设法落实设施农业用地政策，对农业企业、家庭农场的临时生产配套设施用房，尽快落实“允许其在流转土地范围内按5%左右比例作为设施农用地”政策。对工商资本创建良种配送型、加工型、流通型、服务型等龙头企业，就先进设备、种子种苗引进、技改升级等给予贴息扶持和税收优惠。对注重经济、社会、生态三重效益，单位土地产出效益高、解决本地就业数量多、生态功能显著的工商资本企业实行税费减免或以奖代补。再次，要全面推行农业政策性保险。要进一步扩大险种范围，探索设立市场风险防范基金，采取政府贴一点、社会补一点、企业交一点的方式，形成“价高时收缴、价低时补贴”的风险防范机制，提高企业对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的抵御能力，解除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的部分后顾之忧。
三、改善投资环境，做好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发展的后续服务
一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投资环境。主要包括农村水利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农村道路通达、农村通讯网络信息化工程等。
二要切实解决农业企业专门技术人才短缺和自主用工的问题。要充实加强市镇两级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机构，根据本地农业产业的特点，引进相应专门农业科技人才。帮助工商企业加强与农业大专院校和农业科研机构的联系，保障专业人才供给和加快科研成果转化。要加大人才培训力度，支持农业企业自主用工，以成立村级劳务合作社形式，构建新型劳资关系，既解决企业用工困扰，消除用工方面的强买强卖、滥竽充数现象，又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三要妥善处理农业企业与当地农民的矛盾冲突。农民与农业企业的矛盾产生有的是农民承包地流转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农民心理失衡，契约意识淡薄，由此滋事生非；还有少数农民法制观念不强，顺手牵羊，明摘暗偷，甚至蓄意破坏、报复。对此，地方政府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制订和完善乡规民约。要积极做好协调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地调解好农民与企业的矛盾。对少数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坚决惩处、绳之以法。
四、创新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分享企业发展壮大“红利”
一是大力提倡“公司+基地+农户”服务型规模经营模式。工商资本投资创立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如靖江粮食产业园的扬子江粮食物流中心、南方小麦交易市场等企业。公司与农户签订收购订单，并帮助当地连片规划、供应良种、培训技术、统一病虫害防治，提供贷款担保等，向农户收购质量可靠的加工原材料。这种工商资本与农业结合的模式，既没有触动家庭承包经营权，又实现了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民增收，且减少了用工纠纷、明抢暗偷等问题发生，比较符合靖江市情，应大力提倡。
二是积极探索和发展工商资本与农民土地相结合的股份公司。即工商企业出资金、技术和管理人员，农户以承包土地折价入股，从而结成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但要进行充分市场论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以种子种苗业和栽培对象主要为蔬菜、花卉、水果为主的设施农业等高效益项目为主。要保证农户代表股东地位，增加企业决策、经营、分配透明度，防止由于工商资本一股独大，可能出现的侵害农户股东利益事件发生。
五、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培育农业企业家和新型职业农民
最近几年，“谁来种地”开始成为现实压力和挑战，“怎样种地”的现实考量日益迫切，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需要相应的规模化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就迫切需要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尽快构建起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目前靖江市分散经营的农户由于地块狭小、劳动力与劳动技能相对缺乏、个人种植效益相对较低。要创造条件鼓励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协会，形成有规模生产能力、质量保证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的市场经营主体。同时，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做强做大，在“公司+农户”等多种形式的产业化链条中发挥引导和带动作用。
企业资本结构，反映的是企业债务与股权的比例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偿债和再融资能力，决定着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是企业财务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合理的融资结构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发挥财务杠杆的调节作用，使企业获得更大的自有资金收益率。
一、引言
商业银行与一般企业一样，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它具有从事业务经营所需要的自有资本，需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它的财务目标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同时，商业银行又是不同于一般工商企业的特殊企业。其特殊性表现在经营对象的差异：一般企业经营的是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商品，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而商业银行是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为经营对象，经营的是特殊商品——货币和货币资本。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构成中，只有少部分是权益资本，其余的大部分来自于债务资本，其中存款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债务资本来源。保持合理的资本结构不仅有助于商业银行主动适应监管要求，更有助于通过资本规划支持银行业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进而实现商业银行市场价值的最大化。因而合理优化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对维持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提高商业银行自身竞争力和改善银行内部治理结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资本结构理论包括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益理论、MM理论、理论和等级筹资理论等。其中，MM理论是Modigliani和Miller于1958年针对所有现代企业提出的，因而也适用于商业银行。该定理认为在没有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情况下，任何企业的价值，不论其有无负债，都等于经营利润除以适用于其风险等级的收益率。风险相同的企业，其价值不受有无负债及负债程度的影响；但在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由于存在税额庇护利益，企业价值会随负债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股东也可获得更多好处。于是，负债越多，企业价值也会越大。1963年，MM理论得到进一步修正，修正后的MM理论将公司所得税引入到资本结构理论当中，认为在考虑所得税后，公司使用的负债越高，其加权平均成本就越低，公司收益乃至价值就越高。
二、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结合传统的资本结构研究理论，借鉴国内外已有的实证分析研究成果，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商业银行规模
银行规模对其资本结构的影响显著。一方面，对于占据市场较高份额的商业银行，其经济效应规模明显、经营风险较低，因此采取债权融资的机率高。另外商业银行规模越大，其破产损失越大，牵连的利益方越多，政府给予的关注与监督越严厉以避免银行发生破产危机。另一方面，对于金融业而言，银行规模越大，分支机构越多，分散风险能力越强，越能够集中客户存款实现银行机构内部的有效资金调度。如果银行规模较小，则会使银行业务限制在某个较小区域，容易受区域性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规模的影响，不宜分散经营风险，营运资金也无法得到大范围的合理配置。
（二）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近年来金融工具创新和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使得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在商业银行资本管制方面采取了比以往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监管当局已将对银行的资本充足性管制作为保证银行清偿能力、抑制银行风险的重要工具。因此，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对商业银行规定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也是影响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在这种规定下，我国商业银行将在满足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资本结构。
（三）银行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使用保留较多的企业内部盈余得方式来满足融资需求，较少依赖外部融资。因此减少了债务融资，从而降低了企业资产负债率，说明企业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成负相关。然而，与预想不同的是银行盈利能力与资产负债率呈现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我国商业银行ROA（资产利润率）均非常低，大多都是低于1%的，单位资产盈利能力不高，而居民存款显现刚性，银行吸收存款成本很小，促使银行通过扩大债务提高信贷经营，这表明银行盈利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资产负债率。
（四）资产担保价值
资产担保价值对资产负债率有明显的的正相关。根据委托理论，要解决商业银行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问题，避免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剥夺债权人的利益，同时债权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双方会制定一系列监督措施和保护条款，其中包含了银行的资产担保条款。因此企业的固定资产越多，其贷款时担保的价值越大，越有利于债务融资，出现破产时债权人受到的损失将越小，资产负债率也会相对较高。
（五）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率高表示商业银行对外贷款中的坏账损失多。一般情况下，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越高，商业银行经营风险越大，利用财务杠杆经营的成本越高，那么商业银行采用负债融资的比例越小。
（六）资产增长率
由于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均在快速增长，但利润增长满足不了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需要，为支持银行规模不断增长，只有通过增加债务融资来补充资金，这使得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率逐年提高。
三、结语
本文根据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特殊环境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得出，除了与一般企业相同的因素之外，商业银行作为一类特殊的企业又有着与之不同的影响要素，这是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分析表明，不同的商业银行有着不同的资本结构，每一个商业银行都应根据自身的特点来选择最适合自身发展的资本结构，最终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肖作平，吴世农.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N].证券市场导报，2002-08.
[2]陆正飞，辛宇.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主要影响因素之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1998，（8）.
一、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概念
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与人力资本(Human Capitail)是两个涵义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既有一定的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就人力资源来看，它属静态的概念范畴。对于整个社会，它是指其中全体人口所拥有的劳动能力的集合，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并反过来对上述诸因素施加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它则仅包括其所拥有或控制的、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使用的全体人口的劳动能力，它与社会人力资源构成个别与总体的关系，是后者价值的具体体现。
而对人力资本的概念，则需要从动态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它所强调的是人力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当人力资源用以作为赚取利润的手段时，即被赋予了人力资本的内涵，其载体是人力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人力资本——劳动力资本(或称可变资本)，其价值与使用价值与一般商品有着严格的不同，即人力资本的使用是其知识和技能的运用，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创造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而且还会通过劳动经验的积累，或通过自身的建设而增加其价值。对此，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已有详细论述。人力资本的另一个显著特性是其“不可分割地属于其载体”(周其仁)。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也曾指出“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没有人能把他同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分开。他必将始终带着自己的人力资本，无论这笔资产用于生产还是用于消费。”正是人力资本的这一显著特性才使得其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从而导致商誉的产生。
二、商誉的来源——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
1.商誉产生的前提条件——人力资本的垄断
作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商誉的根本特征是其不可辨认性。这项特征是它与一般无形资产相区别的主要标志。而对于商誉概念的理解，无论是亨德里克森(Hendriksen)所列举的三种最主要的观点——(1)商誉是人们对企业具有好感的价值；(2)商誉是人们预期的未来收益超过除商誉外的总资产正常报酬的贴现值；(3)商誉反映的是企业总价值超过其各项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净额，即一个总的计价账户，还是Kieso和Weygrandt在其合著的《中级财务会计》里所概括的两种观点——(1)商誉代表净资产的获取代价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2)商誉代表企业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盈利能力，都不过是对其内在价值或表现形式的描述，而对商誉产生的原因则未予揭示。
那么，企业的商誉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要探究这个问题还必须从商誉的根本特性——不可辨认性入手。
不论怎样对商誉加以理解，其最终必然表现为企业除商誉外的净资产的超额盈利能力。而可以形成商誉的超额盈利能力，又必然缘于某种形式的垄断。广义来说，不论多么完备的市场，都不可能彻底避免垄断性的存在，因为市场中的许多要素(例如人所拥有的优秀素质和技能)都是独一无二或极为稀缺的，这种独一无二或极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一旦为企业所占有即形成垄断。而企业的超额盈利能力皆可归因于垄断，比如，对购买或销售市场的垄断可以使企业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垄断价格，对技术的垄断可以使企业降低成本，对人力资源的垄断则可为企业带来成本、价格、市场等多方面的优势。但是，企业对市场和技术的垄断均为可以出售的权力，因而应属可辨认无形资产的范畴，因此应当增加可辨认净资产的价值。惟有对人力资源的垄断与企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脱离企业而单独出售，与之相联系的超额赢利能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净资产超额赢利能力(下文即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所以，企业的商誉应来自其对人力资源的垄断。
2.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商誉的真正来源
企业对其人力资源加以使用时，就使其转化为人力资本。正常情况下，人力资本的使用可以为企业带来市场平均利润，这种能够为企业赚取利润的能力即是人力资本的使用价值，称之为人力资本的效用。当企业人力资本的效用与其使用成本之差大于市场平均值的时候，我们可以称其超额部分为超额效用，这部分超额效用是企业超额赢利能力的根源。可见，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为此，下面就对其进行详细的讨论。
在约翰·海尔斯看来，“人是追求最大利润”的，因为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而且都对自己的人力资本拥有控制权，也就是说，市场中的人都是所谓的“经济人”。对于“经济人”的概念，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曾提出如下假设：(1)每一个人天然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因此应该让他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行动的自由；(2)每一个人都关心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然而他是社会的一员，他追求的经济活动只能沿着自然的社会秩序所指定的道路前进；(3)交换使得交换双方个人利益的同时满足成为可能；(4)人类的各种动机(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以及以此易彼的倾向)会自然平衡，能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致和其他人的利益相对立。因此，市场中的每个人——“经济人”都尽可能使其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即尽可能地使其占有的物质或获得的享受达到最佳状态。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大化则需以其使用价值——效用最大化为基础。
人力资本对于其所有者的价值，在市场中表现为劳动力的价格。对企业而言，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则为使用劳动力的基本成本。既然市场中每个劳动力的目标——其价值的最大化要以较高的效用为基础，而劳动力的效用则表现为其所能为企业创造的价值，亦即为企业带来的效用，因此，对企业而言，人力资本的价值最大化就与其对企业的效用最大化统一起来。人力资本的效用就在于其对实物资本的转移或改变。对此，马歇尔曾有论述，他说：“人类不能创造物质的东西。诚然，在精神和道德的领域内人可以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当我们说他创造物质的东西时，他实在只是生产效用而已；或换句话说，他的努力和牺牲结果只是改变了物质的形态或排列，使它能较好地适合于欲望的满足。”当人力资本所生产的效用远高于其(全部)使用成本以致产生超额效用时，商誉便从中产生。但超额效用为什么能够产生呢?
3.企业与劳动力间的不完备契约——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归属企业的秘密
人力资本效用较高时，其市场价格也需相应较高，这才符合市场交换的规律。若果真如此，企业来自人力资本的超额利润也就无从产生。然而，现实中人力资本为什么的确能给企业带来超额效用以及相应的超额利润呢?这说明市场中必然存在着某种不公平或者不对称的交换，这种交换的内容应由企业契约来规定，为此就需要对人力资本的特性和市场中企业契约的实质加以讨论。
前文已经提到，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它只能不可分割地属于其载体——劳动力自身。企业可以对其非人力资本拥有占有权，而对其人力资本却只能拥有使用权，这种使用权由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契约来规定。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是各要素所有者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达成的契约，企业的形成就是用“一个契约代替一系列契约”，用“一个长期契约代替一些短期契约”。张维迎博士则进一步指出，普通的市场契约是完备契约，而企业契约是不完备契约。周其仁博士也曾作出类似的论述：普通市场契约反映的是各个生产者之间及其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企业契约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反映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性只是这种关系在企业契约上的表象特征。
然而，如丁为民博士所指出，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力量也是非对称的。在市场中，尽管形式上“每一次交易都是严格自愿”的(弗里德曼)，然而由于劳动力若不进入市场将无法生存，资本所有者则无须为此担忧，手中的生产资料足以使其维持生产和生活。生产资料的不对称导致竞争力量的不对称，从而在企业契约订立之前，参加博弈的各产权主体就已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就市场交换各产权主体的不平等性对交换结果的影响，麦克弗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保证充分自愿交换的背景条件“不是自由地不进入某种特殊的交换，而是自由地不进入所有的交换”。但是，资本的稀缺性否定了这种条件存在的现实可能性。正是这种状态，否定了二者平等博弈和签约的可能。虽然“在竞争模型中资本雇佣劳动或劳动雇佣资本并无区别”，然而，供求的选择使得资本比劳动更为稀缺。所以，现实中的选择总是资本雇佣劳动，即通过购买劳动力来占有劳动，从而达到获取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目的。
从资本和劳动力所达成契约的性质来看，它是一种不完备契约，因为劳动与劳动力的分离使得该契约的履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在订立契约时劳动并不存在，所以资本和劳动的契约只能是针对劳动力而达成，也就是说资本所购买的只能是劳动力而不可能是劳动。这样的契约具有较高的事前不确定性或不完备性，它无法规定劳动的实际支出情况，而只能让其由诸如劳动者的生理条件、技术水平、劳动条件、意识形态、与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及其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来决定(丁为民)。正是这种不完备契约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才使得来自人力资本的超额利润的产生成为可能。
当就人力资本进行讨论时，不能不提及企业家的作用。在企业的人力资本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所谓的“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成功参与，人力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企业家的介入可以极大地改善企业对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选择、占有、管理、开发和使用，使企业的潜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对于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马歇尔曾做过专门论述，他认为，企业家“‘冒着’或‘担当’营业的风险；他们搜集了工作所需用的资本和劳动；他们安排或‘计划’营业的一般打算，并监督它的细小事情。”这样的企业家应具有如下双重能力：(1)他必须具有自己行业中物的透彻知识；(2)他必须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必须具有首先适当的选择他的助手，然后充分信任他们的能力，以发挥他们内在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同时，他对一切事务施行总的把握，并保持营业主要计划的井井有条和前后一致。与一般人力资本相对过剩不同，萨伊和马歇尔都认为企业家是不可多得的。这样，一旦优秀的企业家为企业所拥有，即形成一种对人力资本的垄断，这正是超额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
因此，企业的商誉产生于其所垄断的人力资本，当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为正值时，该部分超额效用的价值体现即表现为企业的商誉。随着企业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的变化，其商誉的价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即其超额赢利能力增加或减少。但这种变化往往是缓慢而不易察觉的，待到引起注意时，往往是其人力资本的垄断因内部或外部条件的作用在较长的时间里已发生了较大改变的结果。也就是说，商誉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4.商誉变化——人力资本超额效用变化的反映
引起企业商誉发生变化的原因亦应归结于其人力资本垄断状况的变化，譬如，就其下降来看，在现实中一般表现为如下三种情形：(1)本企业优秀人力资源流失，从而失去对原有人力资本的垄断；(2)本企业人力资本成本上升，从而导致在人力资本效用不变的情况下，其超额效用下降；(3)社会人力资源大量流入该行业，从而导致本企业人力资源的稀缺性降低，因而其效用和超额效用也随之降低。企业商誉如若增加，则情形与之相反。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人力资本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虽然人力资源的流动会影响其总体效用水平，但只要其主体或核心部分未变，其变化的幅度都将是不足为重的。一个企业的人力资源有助于形成其独特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则反过来影响其人力资源的效用，同时它也是企业商誉得以产生的土壤。与企业商誉密切相关的企业文化需要时时予以悉心培养，然后其商誉才能得以长期维持。反之，如果企业人力资源的主体或核心发生改变，即使其商誉不会立刻消失，也将在未来数年内很快丧失殆尽。所以，与人力资源及从中所衍生的企业文化相联系、可以长期保持不变的竞争能力——核心竞争能力，是企业得以维持其竞争优势，因而维持其商誉的关键所在。
如果我们可以暂时撇开人道因素的限制而进行比较的话，可以看出，企业对其人力资本的使用与租入的固定资产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因为，首先，二者的所有权均不属于企业，而仅赋予企业以使用权。其次，二者的效用均与企业的利用能力相关。当企业对其人力资本的主体或核心的使用权长达十数年或数十年时，其性质则已与融资租赁(或称资本租赁)颇为类似，因为此时企业对该部分人力资本的使用期限将占去其最佳效用期限的绝大部分。所以，企业的人力资本具有固定资产的多种属性，条件具备的话，完全可能而且应当作为资产加以计量和记录。
三、商誉计量属性——人力资本超额效用未来收益的现值
理论上，商誉的计量应是对其内在价值的货币量度。而商誉的内在价值表现为其对企业的超额效用，它是难以赋予一定的货币价值的。此正如大卫·李嘉图所指出的，“效用对交换价值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所以，我们无法直接用货币单位来量度商誉的内在价值，而只能用其外在表现形式——超额赢利能力来加以反映。
此外，当企业的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因内部或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时，其超额赢利能力也随之变化，从而使其商誉的价值起伏不定，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给其计量带来一定的困难。而且，由于商誉只有不断加以维持才不至于迅速消失，所以，其目前的价值应属于前期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所产生，后期的商誉中有一部分应归属于以后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而不应将目前的商誉与此后人力资本的效用所产生的商誉相混淆。也就是说，企业商誉如果得以长期保持，则不仅与目前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有关，还与以后各期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有关。因而，企业未来的超额盈利能力不能全部用来衡量其目前的商誉，而只应取其一部分。但是，其中究竟有多大非份额应归于目前，又有多少属于其后，仍是一个不易限定的变量，因为无论是企业人力资源的流动，还是其人力资本成本的上升或者其效用的下降，均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只能对其作出近似合理的估计。
在合理估计企业目前的商誉价值之前，首先应对其服务期限予以恰当选择。前文已经论述，目前的商誉一般应在未来数年内逐渐消耗殆尽，故其服务年限不应太长，这要结合它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的时间长短来判断。对于企业超额赢利能力持续的期限，从Stephan H·Penman(1991)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些代表性的规律。Penman在其研究中，把所选择的企业按其在1969——1985年间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分成规模相等的20组，再计算其后15年的净资产收益率(ROE)：
从Penman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企业目前的超额赢利能力可在未来大约5年的时间里得以保持，随后慢慢趋向于市场平均值。为此，我们以5年为限来衡量企业的商誉当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不过，对上述结果需要说明的是：(1)其净资产的概念可能是以账面价值为依据，而本文所取涵义均为市场公允价值，即包括除商誉外的一切可单独确认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公允市价，但这并不影响上述结论的有效性，因为按市场公允价值调整后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只会发生绝对值的变化，而相对趋势不会改变；(2)由于现行实务对这种产生于企业内部的自创商誉并不加以确认并摊销，因而上述结论正可以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商誉的真实变化规律，即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变化只与其商誉的增减变动有关，而非商誉摊销所致。
其次，对计算期内的超额报酬也需进行合理的选择。其选取方法可有如下两种：(1)以此前数年(比如5年)超额利润的平均值作为估计值；(2)仅取上期的超额利润作为估计值。第一种方法可以有效防止商誉价值的过度起伏，使其各年的变化处于一种相对平稳状态，但对于一个新设企业则无法采用。第二种方法应用起来比较简单，而且也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例如，巴拉克里什南(Balakrishnan)、哈里斯(Harris)和森(Sen)在1990年所做的实证研究显示，用随机游走模型(Random Walk Models)E(Xi)=Xi-1+0t［其中，E(Xi)为t期的期望值，Xt-1为研究项目t-1期的实际值，0t为随机项目］进行财务预测评价时，0t=0时结果更优。鉴于此，本文认为把估计值取为上期之值自有其合理性，虽然其中可能存在尚待商榷之处。
同时，由于商誉价值需要用企业未来超额收益的贴现值来衡量，所以还需要选择适当的贴现率。那么，是象有人所说以行业平均利润率作为标准，还是以市场平均利润率作为标准呢?下面就对此加以分析。首先，贴现率的选择应是平均利润率而非市场无风险利率。因为对投资者而言，其投资目的应是获得市场平均利润而非低于此额的利息。其次，就平均利润率而言，取市场值作为贴现率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当其行业平均利润率高于市场平均利润率时，该行业单位净资产所获平均利润大于市场平均值。这种整个行业的超额赢利能力仍然不可单独辨认，无法脱离行业而出售。此时，该行业人力资本相对缺乏，使得人力资本的单位效用较高，因而这种超额赢利能力的来源仍应归结为商誉的范畴。当然，这时可以说此行业存在整体商誉，或可称之为行业商誉，而行业商誉的存在将会导致外部资本的流入，然而为文章篇幅所限，此处不拟将讨论展开。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将商誉的计量公式表示为如下形式：
VGW＝p0X(1＋im)-t＝POX(P／A，im，n)
其中VGW——商誉价值
n——计算期数
P0——企业上期超额利润或前若干期超额利润的平均值
im——按市场风险调整后的市场平均利润率
(P／A，im，n)——年金现值系数
四、商誉确认——对人力资本有效管理的途径
1.自创商誉
上面关于商誉的论述均着眼于企业的自创商誉，即于企业内部形成的商誉。在传统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下，一般不主张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其理论依据一般可以归纳如下：(1)人力资源非企业所有亦非企业所能控制，缺少资产应具的特征；(2)难以确定其历史成本；(3)其收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4)实务操作难以规范，且不予确认并不会对报表使用者产生影响。对各种不予确认的理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The AICPA Special Committee on Financial Reporting)在其的《论改进企业报告》中作了详细论述，并强调“确认自创的无形资产，并不能帮助用户对一个企业进行评价，以及对信贷风险进行衡量”。
勿庸置疑，仅站在可靠性的角度，自创商誉也许是不宜加以确认的。这是因为，它产生于企业人力资本的超额使用价值，而人力资本的取得成本——工资费用象实物资本一样，已按其取得成本入账。既然实物资本的具体形式——有形资产一般也是按其取得成本入账，就不应要求把人力资本按其使用价值入账。
但是，虽然存在上述理由，而且目前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的条件尚不具备，但不应以此否认本来对其确认的可能性及其合理性。因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实际调查结果显示，即使在用户看来，无形资产也是十分重要的，且对企业的竞争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显然，商誉作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当其实际价值数额巨大时，若不予以反映，必然影响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同时，正如前文所述，企业人力资本的核心部分若长期保持稳定，则已具有融资租赁固定资产的属性，将其作为一项特殊的资产予以反映或确认当有其合理性。而且，若能将其加以反映，必会促使企业重视其对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和利用，也有利于用户分析企业的现状、潜力与前景。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条件的逐渐成熟，以及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逐步深入，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2.外购商誉
关于外购商誉，现存实务多予以确认。如英国标准会计实务公告22号(SSAP22)表达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该公告认为：“尽管商誉没有形态，可它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在企业被并时，所付价格中已经包含一定数量的商誉价值；这样(该项)资本已换成一种资产——商誉，因此应将其以与其它资本资产同样的方式予以确认和处理。”既然外购商誉产生于现实的交易，对其予以确认自然也就不存在可靠性的问题。
当然，对外购商誉的性质应如何理解仍有必要加以讨论。首先，企业被并时，其价格的决定因素自然是企业的内在价值，但一些外部因素，比如说供求关系，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与一般商品的价格受其效用及其“稀缺程度”两个因素的影响其道理完全一样。在现实中，由于企业设立的目的是赚取利润，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会出售，其稀缺程度往往很高，从而价格高于价值(含商誉在内)——即商誉高于实际值的现象也就较为普遍。其次，从购受企业来看，其目的在于获得受购企业的效用，并靠此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然而当企业以公允价格购入一拥有商誉的企业时，其所获投资利润率仅相当于市场平均水平，而购入其他不含商誉的企业亦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即此两种投资方式的投资利润率应无差别。所以，一家企业购入另一家拥有商誉的企业，一定认为受购企业能够提供超额效用，否则不应在选择购并对象时厚此而薄彼。受购企业对购并企业的超额效用可能源于受购企业人力资源被埋没的价值或者源于购并企业人力资源的内在潜能。然不论是哪种原因，起关键作用的应是购并企业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其包含企业家在内的高层管理人员。当购并完成时，受购企业的员工常被大量裁减或更换往往就是为了顺利实现上述超额效用。
五、商誉摊销——人力资本超额效用的消耗
不论企业的自创商誉还是外购商誉，都是由于其现有的人力资本具有超额效用才存在，并因企业与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劳动力间的契约而得以延续，但其延续时间不会太长。从前文Penman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此期限一般为五年左右。因此，企业现有的商誉应予以摊销，其摊销期限亦不妨取为五年。当然此期限可能随行业及其人力资本的流动性不同而可有不同的表现。
有人认为，企业的商誉可能得以长期保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还会不断增加，因此主张对商誉不予摊销，而让其一直保留在账面上。其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前所述，企业目前的商誉一般不会长期发挥效用。而且，若商誉果能得以长期保持，应是后期对人力资本效用的保持或有效开发和利用所致，不应将其与目前的商誉不加区分。
关于摊销方法的选择，由于现存商誉的效用呈递减趋势，因而应采取与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法类似的方法加以摊销，使其摊销额前期多而后期少。然而，如果每期都有新的商誉形成，在此新增额呈均衡状态且又作为自创商誉加以确认时，各期总的摊销额亦当保持均衡，故可就账户总额用直线法予以摊销。
六、负商誉本质——人力资本超额效用为负
既然商誉表现为企业净资产报酬率高于或低于市场平均值，必然各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其商誉为正或为负，且其总体服从正态分布。如果其值为正的企业称为拥有正商誉，值为负的企业则可称为拥有负商誉。正如正商誉是因企业人力资本存在超额效用一样，负商誉则缘于人力资本的效用与其使用成本之差低于市场平均值(广义上不妨亦称为存在超额效用，其值为负)。这种人力资本的(全部)使用成本既包括向劳动力支付的报酬，也包括使用本企业人力资本所造成的诸如效率低下、产品积压、浪费严重、丧失机会等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
既然商誉为负是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其决定因素是企业人力资本的效用与其使用成本的关系，改变其人力资本的占有和使用状况就成为使商誉不断增加的主要手段。降低向劳动力支付的报酬以达到部分降低人力资本使用成本的目的或调整、开发现有人力资源以增加人力资本的效用均有一定的有效性。当然，企业的商誉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所处行业的整体商誉的制约，这种制约表现为其行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稀缺程度降低或升高，从而其人力资本的效用也随之降低或升高，企业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当所有企业尝试各种途径以增加其商誉时，社会的生产率将随之提高，不过，此时仍有约一半企业其商誉为负。
结论
人力资源，作为知识和技术的所有者，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及其有效地管理、开发和利用，是决定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企业而言，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是其商誉的真正来源，这种超额效用缘于其对人力资本、特别是对“企业家”的垄断。当资本与劳动之间达成一种不完备的契约时，即可使商誉得以产生。对商誉加以确认和计量可以促使企业重视对其人力资本的管理、开发和利用。所有企业积极改善其商誉的努力将使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但仍将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其商誉为负。当然，从实际来看，本文所涉及的关于商誉计量的变量的可得性与及时性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人力资源会计所需解决的，然而对它的进一步讨论已超出本文的范围。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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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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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模糊数学在商誉中的运用屈指可数,例如万洁(2008)是通过人为地设定商誉的影响因素,并且人为设定每种影响因素的分数和权数,从而推断出商誉的分数。本文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出我国上市公司商誉的影响因素;采用的公司样本几乎涵盖所有行业,以每个样本数据与行业均值的关系将商誉的各个影响因素划分为四个类别,同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分别对各个影响因素的四个类别进行“优良中差”的评定,以每个影响因素在四个类别中的样本比例作为其权数,对“优良中差”的评定结果进行调整;根据商誉和商誉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标准化系数绝对值在其相应类别系数绝对值之和中所占的比重确定每个商誉的影响因素对商誉的权数,以及每个大类别中影响因素的标准化系数之和占所有大类别标准化系数之和的比重作为商誉大类别对商誉的权数进行对“优良中差”的调整计算;最后,对“优良中差”赋不同的分数,最终的计算结果即为所选择的我国上市公司样本总体水平的商誉得分。
目前,对商誉的理论研究可以概括为三种:超额收益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无形资源理论。超额收益理论认为商誉是企业获得的超额盈利的那部分价值,具有使企业获得超过正常盈利水平的能力。美国会计学家佩顿1922年就指出:“‘商誉’一词在广义上表示未来超额盈利的估计价值……确切地说,商誉从这一点上可以被定义为某一特定企业所能赚取的超额盈利的资本化价值,即超过具有相同资本投资的代表性竞争者――‘正常’企业――的盈利水平的那部分盈利。”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商誉是企业总体价值与单项可辨认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价值的未来现金净流量贴现值的差额。“剩余价值观”和“超额收益观”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无形资源理论认为商誉是由例如优越的地理位置、杰出的管理人才、较高的员工素质、良好的信用等一系列无法入账的无形资源组成的。正如Reg.S.Gynther所说:“之所以商誉存在是由于资产代表的不仅仅是列示出来的有形资产。
其实,以上三种观点是从不同的侧面对商誉进行的阐述,本文综合三种观点,根据超额收益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商誉进行初步的计量,根据无形资源观对商誉的不同因素进行会计信息化处理,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计算我国上市公司的商誉概况。
一、从会计报表角度将商誉影响因素量化
海姆・福克和L.A.高顿在《不完全市场和商誉的性质》中,将构成商誉的因素分为四项门类:增加短期现金流量;稳定性;人力因素;排他因素。乔治・卡图尔特和纽曼・奥尔森在《商誉会计》中将商誉的构成因素归为十五类,包括杰出的管理队伍,有效的广告,战略性的地理位置等。我国学者将商誉划分为广义商誉和狭义商誉,共八项因素,认为其中广义商誉包括例如优越的地理位置,其中狭义的商誉包括杰出的管理人员、科学的管理制度、融洽的社会关系、优等的资信级别、良好的社会形象。
对于商誉的影响因素,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为了便于论述,在结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暂将商誉影响因素定为三大类,即人力因素、市场因素和排他因素;八种因素,即优秀的管理团队、良好的员工素质、有效的广告宣传、筹资水平、资信等级、营销水平、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政府良好关系。对于每一种商誉影响因素,结合中国经济的特殊性,采用相应会计变量将其量化从而进行进一步检验和分析。
(一)用高级管理人员的平均工资代表企业杰出的管理人员
自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和企业战略规划者对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报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包括经理报酬和企业绩效的关系(Mcguire,Chiu & Elbeing,1962;R.Massnl,1971;W.Lewellen和B.Huntsman,1970;Jenson和Murghy,1990),结论认为合理的薪酬制度是确保管理层能够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第二种机制。陈志广(2002)发现,在我国2000年沪市的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金报酬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俊瑞、赵进文、张建(2003)认为高级管理人员的人均年度薪金报酬与公司经营绩效呈现较显著的、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徐向艺等(2007)的实证结论也支持了这一观点。所以,员工素质的强弱决定了企业经营业绩的优劣,根据能力薪酬评价理论,较高能力者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反之亦然。所以本文选择以高管的平均工资作为反映企业管理人员素质的参数。
(二)用职工工资、福利代表人力资本、员工素质
同用高管人员的平均工资作为反映高管人员水平的指标,选择职工工资和福利作为代表企业拥有的整体人力资本和员工素质水平的参数。
(三)用销售费用来代表有效的广告宣传
目前对于广告促销效果的指标有以下五种:广告费用占销率法、广告费用增效率法、单位费用促销法、单位费用增销法和弹性系数测定法。这些方法的提出是建立在企业销售额(量)的变化是由于广告的作用引起的,忽略了例如季节、居民购买力、销售地点、消费者偏好、销售能力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这里,本文采用销售费用作为广告宣传的参数,一方面因为广告费用在销售费用中的比重较大并且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销售费用中的其他除广告费用之外的科目其实也是与加强企业宣传、提高企业形象和促进销售能力而发生的,具有一致性。
(四)用资产负债率这一财务杠杆代表企业的筹资水平
企业的筹资渠道分为内部筹资和外部筹资。内部筹资方式如企业自我积累,一般速度较慢;外部筹资可以通过发行股票、负债等方式。Ross(1977)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投资者会将企业融资方式看作企业向投资者传递的信号。当企业采取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本的时候,投资者会将企业发行股票看作企业资产质量恶化的信号;而当企业采用债务融资的方式的时候,投资者将其看作企业资产质量良好的信号。而且发行股票条件繁多,程序复杂,不经常发生。对于企业日常经营,长短期负债是可以很好地反映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筹资能力和水平的参数。
(五)用平均利息率代表企业的资信等级
Sorensen(1980)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信用等级的高低能够显著影响资金成本,公司等级越高,资金成本会越低。我国国内各商业银行在参照国外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在企业贷款利率确定方法上的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目前采取的一个通行的做法是根据企业信用等级的高低,在人民银行核定的基准贷款利率和浮动期间内进行不同程度的浮动。公司信用等级高,资本成本低。所以,平均利息率可以作为反映企业的资信等级的参数。
(六)用社会责任代表企业的良好的公众关系以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邹相煜、王一川(2008)根据陈玉清建立的指标体系,提炼公开披露的年度财务报告的数据,提出相应的五方面社会贡献率:公司对职工的贡献率、公司对政府的贡献率、公司对投资者的贡献率、公司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贡献率以及公司对环保的贡献率。经过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表明公司对职工的贡献率和公司对政府的贡献率与公司的价值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他各指标与公司价值的关系不显著。所以,这里选择前两个与公司价值相关关系显著的指标来作为反映公司的社会贡献水平的参数。
(七)用无形资产净额代表企业的地理位置
在无形资产明细项目中,土地使用权的处理是由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根据邵红霞、方军雄(2006)的实证分析结论,我国上市公司在无形资产的各明细分类项目中,土地使用权的比重最大,平均达47%。由此可见,无形资产净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土地使用权方面的信息,从而可以将其作为反映企业地理位置状况的参数。
(八)用存货周转率与资产周转率均值代表企业的销售水平
存货周转率是用来衡量和评价企业销售能力的指标,即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环节的变现能力。总资产周转率能够反映企业的资产运营绩效以及全部资产的质量和利用效率。一般而言,总资产周转率越高,表明企业资产周转速度越快,销售能力越强,资产利用效率越高。本文综合将二者的平均水平值作为评价企业销售水平的参数。
二、分析概述
本文的分析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第一步建立因素集合U={U1,U2,U3},其中U1={U11,U12},U2={U21,U22,U23,U24},U3={U31,U32};第二步建立由“优、良、中、差”四种评语组成的评价集C,其中Cij表示对第i个对象做出第j种评价的可能性;第三步建立模糊关系矩阵R;第四步建立权系数矩阵,使每个权系矩阵中各个权系数之和为1;第四步得出模糊评价结果。
三、商誉价值模糊评价
(一)样本分类结果统计
通过对544家公司样本进行分类,九种因素分别求出总体的平均值,以此划分为四个类别,样本值低于平均值的50%,样本值介于平均值的50%和平均值之间,样本值介于平均值和平均值的150%之间,样本值高于平均值的150%。在统计结果中,例如高管工资对应的第一个数值为“128 211 119 96”,表示高管工资低于总体均值50%的公司有128家,介于均值50%和均值之间的211家,介于均值和均值150%的119家,大于均值150%的96家。其中,销售水平是根据存货周转率与资产周转率的均值作为营销水平的指标进行统计的。将统计的结果除以总体样本数544得到矩阵A:
所以,根据矩阵A可以将高管平均工资的模糊矩阵A1=(0.24 0.39 0.22 0.18)与矩阵B1结合并且归一化处理之后得到模糊关系矩阵R1。
这说明,从高管平均工资(U11)来看,我国上市公司商誉优的隶属度为0.186,良的隶属度为0.255,中的隶属度为0.304,差的隶属度为0.255。
用矩阵A中的职工平均工资、销售费用、资产负债率等七个要素的结果对评价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同样方法的计算处理,具体计算步骤不一一列出,从而得到商誉(U)的关于各个要素优良中差隶属度模糊矩阵R:
根据结果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目前的商誉发展状况处于偏低的水平,只能达到评价级别的“中”级。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不够完善,企业价值创造的方式仍没有摆脱偏于粗放的形式;另一方面,会计的理论研究一直落后于实践,对于商誉的一些理论研究尚未成熟,以至于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还差强人意。
商誉一直以来都是会计界比较有争议的课题,本文希望通过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我国商誉概况的方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万洁.模糊数学在商誉会计处理中的运用[J].财会通讯,2008(2):47-48.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其于银行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在全球范围内时有发生，学者们（Calomiris， 1990； Kaminsky & Rienhart， 1996； Demirgü-Kunt et al，2005； Dewatripont et al， 2010）以不同视角探索了金融危机及银行危机发生的机理，得出一致结论：商业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决定性因素。以此次金融危机为例，2003年到2007年期间，银行机构通过高杠杆的使用，大量借入短期、低成本资金，投入到长期、流动性差的风险资产中，最终导致过度风险（excessive risk），因此银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risk-taking）是金融和经济脆弱性的根源。面对银行债务担保引发的巨大风险敞口，西方政府进退两难。
此次金融危机，我国银行业并没有受到较大冲击，这能否说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较小？事实和经验证据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业目前面临自身特殊的风险承担特征。首先，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投放巨额信贷，违约风险进一步凸显，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不断上升。其次，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行为模式和风险暴露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进一步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李文泓，2009）。再次，我国仍然停留在隐性存款保险层面，即公众认为国家会对银行所有的经营失败买单，而实际中政府也几乎承担无限责任的隐性存款担保。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加大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为整个社会金融、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关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问题，已日渐引起了我国学者们的重视，目前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外部环境（货币政策、资本监管政策）和内部治理结构（大股东控制能力、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高管特征等）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张雪兰和何德旭（2012）利用2000-2010年间我国金融经济数据，实证检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证实货币政策立场显著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并且受银行异质性特征的影响。陈其安和黄悦悦（2011）以14家上市银行2007-2010年季度数据为样本，以超额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政府监管指标，实证检验了政府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发现超额资本充足率和银行规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孔德兰和董金（2008）选取2000-2007年5家上市银行数据，从公司治理角度，即大股东控制能力、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资本充足率等方面考察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证实公司治理中各因素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但是影响存在差异。吴成颂等（2014）以2002-2011年13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银行高管特征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高管特征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结果不一致。其中，银行高管学历与银行风险呈正相关，银行高管学历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现显著性倒U型关系，银行高管任期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不显著的U型关系。
与上述文献的研究视角不同，本文拟从银行收益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入手，以前景理论为基础，利用我国商业银行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收益能不能成为抑制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工具，并最终给出政策建议。
二、理论及文献综述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收益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投资组合理论、资本市场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以及最新发展的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
（一）早期银行风险承担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早期的银行风险承担与收益之间的关系非常直观（Knight，1921）。投资者如果选择了风险承担相对高的投资，那么就必须存在一个相对较高的预期回报作为补偿。基于此，预期回报的上下限既不能为负，也不能是无限的。Bernoulli（1954）经过检验最终证实风险承担与收益的关系取决于损失的维度。也就是说，当投资的可能损失越大时，投资者就越不愿意继续进行投资，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逐渐增加。另外，每个投资者对于预期收益都有一个不可观测的最大效用值，而投资者风险厌恶取决于这些不可观测的个人效用水平。
此后，关于风险厌恶和效用方程的研究构成了微观金融理论的核心，并且逐渐扩展至投资者行为和债券市场。Markowitz（1952）的《证券组合选择》提供了一种根据各种证券风险程度提升总体收益的证券组合方法，标志着现代金融投资理论由此开端。该理论同样引入了方差和均值的思想，即利用均值衡量收益，用方差（标准差）度量风险。假设有N种资产可供投资，那么任意一组组合将对应相应的均值和方差，即收益和风险。利用图形表示，则图1中ABC区域内任意一点代表一种资产组合，投资者的目标是收益既定时风险最小，或者风险既定时收益最大。如图1所示，曲线AB满足上述要求，本文称之为效率边界。效率边界上不同点反映了投资者不同的投资偏好。如选择A点代表该投资者具有较强的风险承担动机，选择B点则表示该投资者具有明显的风险厌恶倾向。
继Markwitz后，Sharp（1964）提出若存在一种无风险资产①，则投资者的最佳选择不再是效率边界，而是资产市场线，即图2中相切于效率边界的直线。
基于资产组合理论，Fama & French（1992）假设风险与收益具有正向的线性关系，这一假设符合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偏好和愿意在既定收益下承担相应风险的理论，当前仍然适用。
（二）前景理论与银行风险承担
现代金融理论普遍接受人们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风险回避、效用最大化以及不断更新自己的决策知识等假设之上，然而实践中人们的投资决策并非如此。另外，现代金融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是建立在有效的市场竞争基础之上的，而大量研究证实非理性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往往能够取得比理性投资者更高的收益。为了解释现代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市场异象，行为金融学理论在放松对理性经济人约束的条件下，以心理学为基础，通过刻画金融机构行为的特征来研究其决策过程。其中，通过修正最大主观期望效用重点研究投资者偏好和风险选择的理论是Kahneman与Tversky（1979，1992）提出的前景理论。前景理论最大的成功在于将来自于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经济学当中，利用实验对不确定情况下人为判断和决策进行研究和解释。
前景理论是一个描述性范式的决策模型，假设风险决策过程分为编辑和评级两个过程。在编辑过程阶段，个体凭借框架和参照点等采集和处理信息，在评价阶段依赖价值函数和主观概率的权重函数对信息予以判断。价值函数是经验型的，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二是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好的；三是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加敏感。前景理论也可以利用五大效应加以描述（如表1所示）。
根据上述效应，前景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公司治理理论认为投资者的偏好是固定的，而前景理论中投资者的偏好会随着参照点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前景理论改变了风险分析模式，提出投资者实际厌恶的是损失而并非风险。
前景理论在解释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中提供了不同于现代金融理论②的思路。前景理论从人的主观判断特别是对风险的感知状况出发，可更有效地探索和了解风险决策过程。特别地，风险决策中的信贷审批和贷款期限决定因素中，信贷人员的经验和判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前景理论“为了更好地探索和了解风险决策过程，所以参与到行为中”的研究方法类似于中国传统思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前景理论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中的研究主要是风险态度与参照点在风险承担动机中的应用。Fishburn（1977）从理论上证实了在投资组合配置上应该采用一种替代风险中性的分析模型，将风险定义为低于特定目标的分布。根据前景理论，如果低于特定目标，决策制定者是风险偏好型的，如果高于特定目标，决策制定者变成了风险厌恶型的。与Fishburn（1977）不同，更多的学者从实证角度对前景理论进行验证。Fiegenbaum & Toman（1988）以美国85个不同行业的3 300家企业为样本，通过会计数据确定了基准回报值作为中位数，将公司分为两组，最终证实与前景理论预测完全吻合。Johnson（1994）对1970-1989年间美国商业银行进行测算，得出结论美国大多数商业银行符合下述情况：如果其收益低于既定目标，则银行更加偏好风险。Godlewski（2006）选择了11个新兴市场国家的894家银行作为样本，通过不同变量对风险和收入进行测算，最终发现高于既定目标水平的银行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厌恶，但低于既定目标水平的银行不一定是风险偏好型的。Nahila & Boujelbene（2012）通过对1999-2008年间10家突尼斯商业银行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论证了前景理论是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重要决定因素――低于目标水平的商业银行更加愿意从事追求风险的行为，而高于目标水平的商业银行表现得更加风险厌恶。Alam & Kin（2012）利用2000-2010年795家伊斯兰商业银行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支撑了前景理论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方面中发挥的作用。
三、实证设计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机构对于风险承担的态度取决于未来收益状况。如果未来收益是确定的，那么机构会更加厌恶风险；而如果未来损失是确定的，那么机构则会更加偏好风险。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决策中，参照点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效应”。本节将采用前景理论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进行测算。
（一）模型设计
根据Fishburn（1977）对于样本银行的风险偏好测算，风险不完全是预期收益的分布，而是距离目标收入的方程，即：
R（t）=∫t-∞（t-x）αdF（x）
其中，R（t）是风险的测量；t是指目标水平；α是指目标偏离的敏感程度，α>0；F（x）是关于X的概率密度函数。
根据前景理论，R（t）是对低于目标结果的风险承担可能性的测算。α测算银行对于低于目标结果的态度，如果其处于（0，1）之间，低于目标结果的银行会做出更高风险承担的决策；而如果α大于1，则银行会更加风险厌恶。
根据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利用Fiegenbaum（1900）提出的实证模型，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进行实证检验。模型如下：
RISKb=αh+βhRETURNb+εb，如果b属于
高盈利组（h）
RISKb=αl+βlRETURNb+εb，如果b属于
低盈利组（l）
其中，b代表银行（b=1，2，…，97），h和l分别代表高盈利组和低盈利组，α是常数项，βh和βl是高盈利银行和低盈利银行有关风险与收益关系的系数。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本文采用97家商业银行2003-2013年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数据来源于Bankscope数据库和各银行年报。
在前景理论中，商业银行的收益和风险指标决定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其中，在收益变量的选择上，本文主要采用资产收益率（ROA）指标来衡量每单位资产创造多少利润，体现银行运用其全部资金获取利润的能力；净资产收益率（ROE）指标主要反映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用以衡量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力；股东权益比率（Equity To Asset，E/A）是股东权益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反映企业资产中有多少是所有者投入的。同时，本文采用净利息差和营业收入比来衡量商业银行收入和信贷行为。NIM和NIRAA是衡量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盈利能力的指标，其中NIM是利息净收入与总生息资产平均余额的比率，NIRAA是利息净收入与总资产平均余额的比率，二者数值越高，反映银行获利能力越强。
风险指标变量中，本文选择了不良贷款率（Non Performing Loans/Gross Loans，NPL），这一指标主要反映商业银行低质量贷款的比重，通常用来测算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一旦银行发生不计后果的借贷以及借款者进行高风险的投资，不良贷款会迅速地上升。不良贷款上升代表银行贷款审查的无效、贷款评估的错误判断、贷款信息披露的缺乏。拨贷比（Loan Losses Reserves/ Gross Loans，LLRGL）是坏账准备金占总贷款的比重，可以反映管理层风险态度以及改变银行利润率的拨备情况。该比值越高，代表商业银行坏账准备金越高，因此商业银行拥有越高的风险承担状况。信贷资产比（Net Loan/Total Asset， NLTA，NLTA）比值越高，表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越大，相应盈利越高。
（三）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
首先，根据收益变量对样本进行分类。在划分标准上，本文采用了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方式，即利用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收益类银行和低收益类银行。然后，分别对两组银行的风险和收益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前景理论中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βl系数应该为负，βh的符号应该与βl的符号相反，且|βl|>|βh|。也就是说，如果实证结果证实βh>βl>0，且|βl|>|βh|，即可证实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可以用前景理论解释，低收益商业银行比高收益商业银行拥有更加强烈的风险承担动机。
表3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低收益组的βl符号基本与预期符合，且全部在1%水平上显著，证明我国低收益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收益呈现负相关，具有较强的风险承担动机，表现为风险偏好。高收益组的βh系数符号基本与低收益组商业银行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实现了高收益的商业银行并没有表现出风险厌恶，而是同样呈现风险偏好的特征。因此，我国商业银行中的高收益类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前景理论，高风险偏好特征明显。
另外，低收益组|βl|均值为259，中位数为111；高收益组|βh|均值为212，中位数为054。显然，|βl|>|βh|，即低收益组商业银行比高收益组商业银行具有更加陡峭的风险收益关系。换言之，低收益商业银行表现出比高收益银行更强烈的风险承担行为，这一点符合前景理论的预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样本中R2较低，最低的只有015。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样本容量大于30时，R2的要求可以相应降低。本文中，5组收益指标和3组风险指标的样本均在600左右，所以不能片面强调拟合优度，可以将F值与R2共同考察。考虑到F值较大，且均大于临界值，可认为模型中风险与收益之间的线性关系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证实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利用ROE作为收益标准，将我国商业银行划分为高收益商业银行组和低收益商业银行组，再次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通过对表3和表4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次实证检验结果十分类似。总体而言，低收益类商业银行的系数βl多数显著为负，表明低收益类商业银行风险与收益之间负相关，表现出较大风险偏好动机；高收益类商业银行的系数βh基本上与低收益类商业银行保持一致，表明高收益类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前景理论，同样表现出高风险偏好。总之，我国商业银行呈现出的风险承担行为，既有与前景理论一致的地方（低收益银行的风险承担表现），也有与前景理论不相符的地方（高收益银行的风险承担表现）。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收益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1）与国外银行相比，收益仍然无法构成我国商业银行的硬约束，“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尚不能完全实现，即高收益银行不能表现出风险承担的自我抑制，而是同低收益银行一样，仍然保持较高的风险承担动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承载的更多是国家信用。一方面，我国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出现的风险，大部分处理结果均是接管、收购或者救助，部分采取清算和关闭撤销的处理方式后，又得到不同程度的中国人民银行注资或者地方财政支持。甚至一些银行出现的人为操作性风险，最终也由政府买单，大大违背了银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经营理念。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资本监管标准的严格与监管执行的温和形成强烈反差。2004年至2006年三年过渡期中，银监会对资本充足率未达标的银行纠正整改措施不够。2006年底，达标银行资产仅占银行总资产的77%。直到2009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才全部达标，这已经距离1995年《商业银行法》中提出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过去了整整14年。（2）我国商业银行整体仍然未能根本改变传统的以利息收入为主的收入模式。尽管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和投资收益不断增加，但是利息净收入仍然占据65%左右，有的商业银行比例更高。收入模式的同质导致商业银行在业务设计和产品创新上呈现同质化特征，这是高收益银行与低收益银行实证结果出现趋同性的主要原因。
针对上述结论，我们建议：首先，鉴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较强的风险承担动机，加上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尚未显性化，必须通过外部约束商业银行尤其是高收益银行的风险承担。其次，加快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条件，还可为民营和小型金融机构创造一个与大型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竞争环境，推动民营银行等中小银行的发展，增加金融服务供给，缓解民营经济、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面临的融资约束，同时还有助于防止商业银行将风险转嫁给消费者。最后，通过银行业务多样化，打破银行业务同质化趋势，建立收益约束银行风险承担的机制。
注释：
①无风险资产指收益率为正，风险为零的资产。
②现代金融理论认为过度风险承担行为大多是由公司治理机制无效，银行资本监管无力，过度市场竞争和制度法律环境恶劣等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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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mmercial Banks′ Risk Tak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Theory
LIU Qing-yun1， YANG You-zhen2
（1.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China；
中图分类号：F304.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3-0075-06
在渠道控制中，跨组织控制是十分重要且难以实施的一个方面，它不仅是企业面临的重大难题，也是营销渠道行为理论关注的焦点[1-5]。一般而言， 权威机制是营销渠道的主要控制方式之一，渠道成员通过权力和权力的使用来相互控制[6]。因此，渠道权力及其影响因素便成为学术界和实业界关注的重点。庄贵军等研究指出渠道权力在深层次上都派生于有价值的资源，并且越是对方急需且又难以替代的资源，越是能够形成对对方较大的权力[7]。该学者的研究集中于工商领域。目前，国内对农业领域供应链资源与权力关系的实证研究十分少见，然而调查表明，农业企业，尤其是种子流通企业，其资源拥有和权力使用状况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因此，本文运用湖北、安徽和江西440家油菜和水稻种子县级商的数据，实证分析资源要素对渠道权力的影响，力图弄清影响县级种子商渠道权力的资源要素及其作用机理。
一、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认为资源是企业所能控制的所有资产、能力等要素，即投入要素[8][9]206-276；国内有学者指出凡是能潜在或实际影响企业价值创造的所有事项都应视为资源，不仅包括各种有形实体，还包括专业知识、技能等无形因素[10，11]。本研究倾向于从广义上理解资源的含义，即资源为一切可能为企业带来价值和财富的要素总和。为了便于测量，Hitt 等提出将企业资源划分为六类[12]72，73，本文借鉴其研究成果，结合实地调查获得的信息将县级商拥有的资源划分为：技术资源、创新资源、财务资源、商誉资源、人力和组织资源以及社会资本。由于中国种子产业发展的特殊历史和现状，在种业渠道主体的权力使用中，与政府部门及同行业其他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Nahapiet等认为企业从个人或社群中拥有的这种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资本，它也是一种特殊的资源[13]，国内学者周斌等也持同样的看法[14]，因此有必要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类独特而重要的资源单独加以研究。实地调查发现，对于县级种子商来说，Hitt 等所论及的前五种资源与其自身特性密切相关，或者说在更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内部性发展而来，本研究将其定义为专有性资源。因此，本文将县级种子商的资源要素划分为专有性资源和社会资本两种。
El-Ansary A. L.等人认为渠道权力是一个渠道成员控制不同层面上的另一个渠道成员的营销决策变量的能力[15]。该定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和接受[16][17]44。国内学者则认为渠道权力是一种力量，会促使其他成员做一些他们原本不会做的事情[18]；有学者将这种权力分为现实的影响力和潜在的影响力[19]。本文将县级种子商的渠道权力定义为其对种子营销渠道中其他利益主体（主要是生产商和乡镇零售商）决策的影响能力。有学者认为渠道权力源于依赖[15，16]，并指出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权力研究能够弥补传统经济学导向的渠道权力研究的不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权力来源于社会心理学家 French等[20]156-167提出的6种权力基础：奖励权力（reward power）、强制权力（coercive power）、法定权力（legitimate power）、认同权力（referent power）、专家权力（expert power）和信息权力（information power）[21，22]，这一论述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由于渠道成员间的依赖亦来源于有价值的资源[23]，国内有学者进一步将上述关于渠道权力来源的两种观点在更深的层次上合二为一，即渠道权力都派生于有价值的资源（valued resources），并将其分为强制性权力和非强制性权力[7]。通过专家访谈和实地调查，课题组发现，在经营实践中，种子营销渠道各利益主体如县级种子商在谈判中所行使的权力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接近于已有学者所论述的强制性权力，基本为惩罚性措施，威胁性较大，比如：故意为难对方，压低利润空间，减少或停止订（供）货，甚至撤销合同；另一类近似于前人所阐释的非强制性权力，基本为奖励性或合作性措施，比如：提供奖励、信息和技术服务以及提供经营策略和建议。基于此，本文将县级种子商的渠道权力划分为强制性权力（惩罚权）和非强制性权力（奖赏权）两种。
就资源与渠道权力的关系而言，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做过相关的研究[24-27]。然而，不能一概而论资源要素对渠道权力存在怎样的影响，不同的资源要素对渠道权力的影响应该是不同的[28]。因此，本研究将资源要素分类，细化研究其对不同渠道权力的影响，并聚焦于特殊的种子产业，这对渠道权力理论在农业企业领域里的应用研究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和补充。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
根据文献综述和实地调查了解到的信息，构建出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企业资源实力越雄厚，一般渠道权力也越强。如在关系外联系对权力影响的研究中，证实渠道成员的外部联系能够降低原有关系中交易伙伴的权力水平[29]。还有学者将权力表示为渠道成员的资源投入的函数，从而建立渠道权力测量模型，认为渠道资源与权力成正向关系[19]。因此，结合文献综述部分的分析，本文假设：H：县级种子商资源要素显著影响其渠道权力；Ha：县级种子商专有性资源显著影响其对生产商和零售商的强制性权力和非强制性权力；Hb：县级种子商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其对生产商和零售商的强制性权力和非强制性权力。
（二）量表开发、问卷设计及样本选取
1.量表开发。根据文献分析及实地调查走访所得的信息，本研究将县级种子商的资源要素和渠道权力（包括对生产商的和对零售商的）操作化为易于测量的方面，并用尽量通俗易懂的语句表述出来，经课题组讨论制成李克特五分量表，之后请理论专家和种业渠道营运专家指导并提出修改建议，然后修改完善，形成测量量表。经前后几次试调查并增删部分条目使得信度和效度较为满意之后形成最终测量量表。
2.问卷设计。问卷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了解县级种子商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调查县级商所拥有的资源要素，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测量，并尽量用客观中立的句子对县级种子商可能拥有的资源进行描述，让他们自己评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2、3、4为介于二者之间的状态）；第三部分是关于县级种子商对生产商渠道权力的调查；第四部分是关于县级种子商对乡镇零售商渠道权力的调查，这两部分同样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进行测量。
3.样本选取。本文选取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安徽省中南部和江西省中北部的县（市）作为调查区域，之所以以这些地区的县级种子商作为调查对象，是因为这些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油菜或水稻生产基地，油菜和水稻种子市场相对比较成熟。具体数据来自于课题组对以上地区的30个县（市）的500家油菜和水稻种子县级商的调查。经过先后一个多月的调查走访，共回收问卷447份，其中有效问卷440份，有效率为88%。
三、实证分析及结论
（一）信度与效度分析
1.信度分析。一般学者认为，在信度检验中，Cronbach alpha系数应介于0.70～0.98之间。在实际应用中，一般要求a值至少要大于0.70[30]。但近年来部分学者对信度临界值提出了质疑，认为该系数并不是越高越好，在实务中，alpha值只要达到0.6，即可认为该测量工具的信度是可接受的[31]。经检验，本研究中采用量表的信度均超过0.6，表明各量表的测量项目之间相关性较强，其对应的潜在变量内部一致性也较好，量表回答的准确性得到了保证。
2. 效度分析。本研究通过文献综述、实地调查走访以及德尔菲法对因子个数及因子结构作出了假设，为了检验这些假设，本研究采用验证性（Confirmatory）因子分析进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县级种子商的资源要素、其对生产商的权力以及其对零售商的权力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情况较好。在系数检验方面，所有系数都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并且标准化后的数值绝大多数超过0.30，这表明此测量量表的正确性较强，各概念达到了被有效测量的目的，即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二）假设检验
根据研究设计，本文将县级种子商对生产商的权力以及其对零售商的权力作为因变量，将其各种资源要素投入作为自变量，代入数据，运用Amos6.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发现，本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各指数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从系数检验情况来看，对应于前文提出的假设，可得：（1）县级种子商专有性资源对生产商的强制性权力没有显著影响；（2）县级种子商专有性资源在0.01水平下显著影响其对生产商的非强制性权力；（3）县级种子商专有性资源对零售商的强制性权力没有显著影响；（4）县级种子商专有性资源在0.01水平下显著影响其对零售商的非强制性权力；（5）县级种子商社会资本在接近于0.10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其对生产商的强制性权力；（6）县级种子商社会资本在0.05水平下显著影响其对生产商的非强制性权力，且作用为负；（7）县级种子商社会资本在0.01水平下显著影响其对零售商的强制性权力；（8）县级种子商社会资本在0.01水平下显著影响其对零售商的非强制性权力，且作用为负。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县级商专有性资源对其强制性权力没有显著影响，但作用方向均为正。即对于县级商而言，其专有性资源越充裕，它们越倾向于使用强制性权力，但这种倾向并不明显。这说明技术、创新、财务等专有性资源对惩罚性权力的贡献并不大。第二，县级商专有性资源对其非强制性权力影响极显著。即当它们拥有充裕的技术、创新和财务等资源时，它们更倾向于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进行广告宣传、提供经营策略等等以吸引顾客。第三，县级商社会资本对其强制性权力有极显著或接近于显著的影响。即社会关系资源越丰富，它们越倾向于使用降低利润空间、取消服务和撤销合同等惩罚性措施。第四，县级商社会资本对其非强制性权力有显著的负影响。即当县级商社会资本越丰富，它们越倾向于不使用或少使用奖励性权力。第五，就县级商的社会资本对其权力的影响而言，对零售商权力的影响要强于对生产商权力的影响。因为相对于县级商而言，无论是在资金、技术、创新等专有性资源方面，还是在整体规模实力方面，零售商普遍处于弱势地位，而生产商则处于优势地位，所以生产商受到商各种权力的影响程度要小一些，这比较符合经济学对竞争优势的传统解释。
四、讨论
通过以上结论分析，结合专家访谈和实地调查获得的信息，不难发现，导致县级商在跨组织控制中频频使用强制性权力，从而在渠道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制度社会资本（与政府等相关部门的关系）。而导致这种现状的深层次原因大致如下：
1.这是由种子产业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种子产业是关系到农业和食品安全的战略性基础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政府对其调控的范围和力度要更大一些，这就使得行政力量与种子行业结合得更为紧密，并为行政干预和寻租行为提供了机会，自然会导致种业的利益主体制度社会资本膨大。
2.这是由中国种子产业发展的特殊背景及现状决定的。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背景以及人治文化较浓的传统，使得种业市场渠道关系错综复杂，大部分种子流通企业由国营种子部门转制而来，近八至九成的种子流通企业主均为农业局或是农技站的老职工，部分是农业管理部门的亲朋好友，其他一些经营者虽然不属于上述行列，但他们也与农业管理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上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目前大多数商拥有较多的制度社会资本。
3.中国种业市场化经营时间很短，种业市场还不成熟，商大多为微型企业，基本由家庭经营，还没有通过竞争形成差异，因此专有性资源趋同，并且大多数商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了维持生存或是获取竞争优势，它们争相积累和巩固自身的制度社会资本以寻求保护。
较多的制度社会资本使得县级商在生意往来中倾向于使用强制性权力，在渠道利益分配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这对其他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说法不仅在实地调查和专家访谈中得到了证实，而且有研究显示种子流通企业社会资本对其经营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32]；有学者在对中国工商企业渠道行为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使用强制性权力会导致渠道成员之间较高水平的冲突，并降低渠道成员的合作水平，同时渠道冲突确实对渠道合作有负面影响[7]。而且，随着种子市场的逐步放开，种业利益主体通过行政手段垄断种子市场的格局将逐渐被打破[33]，因此，种子流通企业过度依靠制度社会资本行使强制性渠道权力从而获取利益并非长远之计。此外，渠道成员的权力还直接影响渠道合作[7]。相反，本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使用非强制性权力不仅对渠道成员之间的冲突没有显著性影响，而且有助于加强渠道成员之间的合作。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部门进一步认清自身在种业营销渠道建设和治理中所应扮演的角色，相机而动，合理引导。一是转变和规范自身职能，以看得见的服务代替“看不见的手”；二是引导种业市场渠道利益主体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精诚合作、互利共赢，共同推动规范、有序竞争格局的形成；三是优化民营中小种子企业以及微型企业的生存环境，破除种业市场行政壁垒，对不同背景的种业渠道利益主体一视同仁，避免种子流通企业争相扩大制度社会资本以寻求保护；四是加大市场管理透明度，赏罚分明，从源头上杜绝行政干预和寻租行为。
第二，抢抓机遇，寻找短板，努力解决种业营销渠道中的薄弱环节。在国外种业巨头尚未控制中国种业市场之前，建立健全稳定、畅通的种业营销渠道，重点帮扶种业营销主体中的弱势群体。比如，可以以商务部开展“构建农村流通网络，扩大农村消费”专项活动为契机，发动一部分积极主动且有发展潜力的种子零售商，鼓励其与当地其他零售商展开合作，解决它们在跨组织交往中所处的相对弱势地位，促进种子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第三，统筹规划，引导种子流通企业差异化定位，彰显特色，或以服务取胜，或以商誉留人，或以市场份额领先等等。即鼓励县级种子商积累和发展专有性资源，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凭借优异的专有性资源吸引生意伙伴，一方面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有利于上下游渠道关系的治理，这样才有助于种子流通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五、研究展望
从理论上讲，本文有下述两点主要贡献：第一，本研究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种业营销渠道资源权力研究的空白。截至目前，我们还没发现这样的研究，即将企业间组织关系和跨组织人际关系结合起来共同作为前因，在充分考虑他们之间互动的前提下，考察他们对于企业采用某一种机制进行营销渠道控制的影响。事实上，上述企业间组织关系和跨组织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本文所设计的社会资本和部分专有性资源，但他们仅仅针对工商企业展开了研究，没有涉及农业领域。本文通过文献综述、专家访谈和实地调查走访，重点研究种子流通企业资源要素（包括社会资本）对其渠道权力的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第二，本文在权力基础及权力使用的关系上，得出了与前人研究有所不同的结论。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表明：一个渠道成员的权力越大，即资源要素越充裕，它将越倾向于少使用强制性权力，多使用非强制性权力，并且给出了相关解释。而本文的研究结论则是：县级商专有性资源越丰富，越倾向于使用两种权力，尤其是非强制性权力来实施渠道控制；而社会资本越丰富，越倾向于使用强制性权力，少用或不用非强制性权力。本研究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资源要素对渠道权力存在怎样的影响，不同的资源要素对渠道权力的影响应该是不同的。当企业专有性资源越丰富时，它们越倾向于采用引诱性策略影响渠道伙伴，但是他们仍有可能采用强制性策略，只不过这种能力和可能性较小；企业社会资本越丰富，即使他们不按现代营销学思想招徕顾客，亦能通过强制性手段控制渠道伙伴，而使自身同样获取利益，谋求发展。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情况的存在可能与中国种业的特殊历史和现状密切相关，这并不一定能代表所有渠道关系，尤其是工商业渠道关系。但是，本研究将资源要素分类，细化研究其对不同渠道权力的影响，并分析特殊的种子产业，这对渠道权力理论在农业企业领域里的应用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比如，直接研究资源要素对渠道权力的影响，那么，这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中介变量？是否存在变量对这二者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弄清这两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弄清资源要素对渠道权力的作用机理，这也是后续研究应重点解决的问题；另外，影响渠道权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产业市场结构、渠道类型和渠道依赖等变量都可能影响渠道权力，今后可以针对这些变量与渠道权力间的关系展开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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