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法则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R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97(2008)08-000-00

麻黄，《本经》谓之“主治中风寒热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徵坚积聚。”《日华子本草》谓之“通九窍、调血脉。”可见其有多种功效。然后世却多认为麻黄为发汗峻药，有伤阳耗津之弊而视为“虎狼”。笔者对《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以下简称《金匮》)仔细品读，若有所悟，今就其麻黄的运用略述浅见，以求正于同道。

1 麻黄的使用范围、功用主治

《伤寒论》共载方112首，《金匮》共载方262首，两书重出43首，，共计331首。其中用麻黄的方子，《伤寒论》为14首，《金匮》为18首，两书重出3首，共计29首。《伤寒论》涉及太阳病、阳明病、少阴病、厥阴病，《金匮》涉及痉湿日曷病、中风历节、痰饮咳嗽水气病等各篇，可见仲景运用麻黄之广。今试从其功用分别探讨之。

1.1 发汗

1.1.1发汗散邪以解表

《伤寒论》第35、37、46、51、52、55、条分别论述了伤寒表实证的麻黄汤证治；第23、25、27、31条论述了根据太阳病表邪的轻重程度不同，分别用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和葛根汤等的证治；第32、33、36条分别论太阳与阳明合病，据表邪轻重及兼证不同分别用葛根汤、葛根加半夏汤、麻黄汤等施治；第38、39条论太阳伤寒表实兼里热烦躁的大青龙汤证龙汤证的证治；第40、41条分别论太阳伤寒表实兼内停水饮的小青龙汤证的证治。《金匮・痉湿日曷病》篇第12条论述了欲作刚痉之葛根汤证的证治。以上诸方用麻黄皆去节、先煮、去上沫，方后均有“覆其微似汗”或“发其汗”、“宜以汗解”等，主要取麻黄发汗散邪作用，用以解表。

1.1.2 发汗祛风除湿邪

《金匮・痉湿日曷病》篇第20条论寒湿在表用麻黄加术汤发汗祛风利湿；第21条论风湿在表用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轻清宣化、发汗祛风，以“覆取微似汗”、“微汗出”而达“风与湿俱去”。

1.1.3 开腠发汗蠲溢饮

《金匮・痰饮咳嗽病》篇第23条论溢饮的证治。溢饮的形成，乃由于“水饮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玄府不通，气机壅滞，水津不得输布，流于四肢而为溢饮，故当分别用大小青龙汤发汗开腠，或兼清其里热，或兼温化其寒饮，使玄府开通，气畅水行则邪不为患。吾师吕志杰教授矢志歧黄，善师仲景，曾用大青龙汤治愈一例18年无汗症患者。

1.1.4 发汗利尿治风水

《金匮・水气病》篇第25条论风水挟里热证用越婢加术汤、无里热的用甘草麻黄汤治之，均取麻黄发汗利尿之功，故均未言去节，此仲景缓其发汗之力而增其利水之功也，此即《内经》所谓“开鬼门”、“洁净府”之法。后世医家用越婢加术汤治疗急性肾炎初起或慢性肾炎急性发作，多收捷效。

1.1.5 发汗温经治两感

《伤寒论》第301条论少阴兼表，因“始得之”故知少阴阳气尚不甚虚，而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温经发汗以解表；302条论少阴兼表“得之二三日”阳气较前更虚，故用麻黄附子甘草汤温经发汗、助正解表，故曰“微发其汗”。

1.2 宣肺

1.2.1 宣肺泻热平喘咳

《伤寒论》第63、162条论汗下后邪热壅肺作喘，用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以宣肺泻热平喘咳。《金匮・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篇第6条论寒饮郁肺之咳喘，用射干麻黄汤宣肺化饮、降逆平喘咳；第8条论饮邪挟热上迫，用厚朴麻黄汤以宣肺散邪、泻热平喘；第13条论肺胀之饮热郁肺、肺气上逆，用越婢加半夏汤宣肺泻热，降逆平喘；第14条论肺胀之寒饮挟热者，用小青龙汤加石膏汤宣肺化饮、清热平喘。《金匮・痰饮咳嗽病》篇第35条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之支饮，用小青龙汤宣肺化饮、降逆止咳。

1.2.2 宣肺利尿退黄疸

《伤寒论》第262条论瘀热黄疸，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宣肺清热、利湿退黄。《伤寒论》一书有麻黄的汤证中唯此方后仲圣未言“覆取微似汗”、“发汗乃愈”等，可见其并非黄疸兼表，方用麻黄旨在开泄肺气而利尿，肺气一开，则复其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之职，邪从小便去而黄疸愈。《千金方》麻黄醇酒汤治黄疸，亦即麻黄这一功用的具体体现。今宣广庆[1]近20年来潜心探究证治麻黄治黄疸无论有无表证均可投施。

1.3 通阳

1.3.1 通阳破结蠲痹痛

《金匮・中风历节病》篇第8、9条论中风历节(即痹证)的证治：偏风湿者，用桂枝芍药知母汤通阳破结、祛风除湿蠲痹痛；偏寒湿者，用乌头汤通阳破结、祛寒除湿蠲痹痛。方中麻黄不去节，一取其以节达节，一制其发汗之力而使风与湿俱去。

1.3.2 通阳散邪治正水

《金匮・水气病》篇第26条论少阴正水脉见沉小的证治：盖水为阴邪，最易困遏阳气，用麻黄附子汤通阳散邪、温经发汗，阳气一通，则水津四布，邪不为患，亦所谓“离照当空，阴霾自散”。此方颇似《伤寒论・少阴病》篇之麻黄附子甘草汤，以至历代医家多混此二方为一方，其实不然。后方用麻黄二两且去节，甘草二两(炙)，功在温经助正、微发其汗以解表邪；此方则用麻黄三两、不去节，甘草不炙，故其助正发表之力减而主在通阳散邪，亦如厚朴三物汤、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三方，药虽均为枳、朴、黄，由于剂量之异而功也各别，此仲景每于细微处藏妙也，亦所谓“不传之秘在剂量”，学者不可不察。第31条用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子汤通阳散邪，治气分“水饮所作”之“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正如俞嘉言《医门法律・大气论》所言：“……用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子汤以通胸中阳气者，阳主升，阳盛则有开无塞，而水饮之阴可见睨耳。”

1.3.3 通阳化饮定惊悸

《金匮・水气病》篇第13条论水饮内停、凌心致悸，用半夏麻黄丸通阳化饮、降逆定悸。胸中为清旷之野，毫不容邪，方用麻黄宣通阳气、半夏蠲饮降逆，正如尤在泾《金匮要略心典》所说“做丸与服，缓以图之，则麻黄之辛甘不能发越津气而但升引阳气，即半夏之苦辛亦不特蠲除饮气而并和养中气，非仲景神明善变者，其孰能与于此哉?”

1.3.4 通阳散湿治皮水

《金匮・水气病》篇第23条论皮水挟热用越婢汤，发越阳气、散水清热，此方石膏重于麻黄，且麻黄不去节，则变辛温为辛凉，发汗之力减而通阳散湿、利水清热之功有余。

另有《伤寒论》第357条论厥阴伤寒，上热下寒、正虚阳郁之证，用麻黄升麻汤发越郁阳、清上温下、滋阴和阳，攻补兼施而奏功。

此外，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桂枝芍药知母汤、乌头汤等又均体现了麻黄的活血作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明确指出“瘀热在里”，《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云：“瘀热以行，一个瘀字，便见黄疸皆发于血分，凡气分之热不得称瘀。”当代著名肝病专家关幼波先生亦指出：“黄疸主要是湿热蕴于血分，病在百脉，所谓百脉是指周身血脉……所谓‘瘀热发黄’、‘瘀血发黄’都有是说明黄疸是血分受病”[2]。

2 麻黄的炮制、煮服、调护

仲景用麻黄并非皆言去节，遍检两书，则知《伤寒论》诸方皆言去节，《金匮》中除《痉湿日曷病篇》之葛根汤、麻黄加术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及《痰饮咳嗽病篇》之大、小青龙汤外，皆不言去节。细审原文，凡言去节者，必有明文“当发其汗”、“表不解”、“当以汗解”等，和或方后注“温服，覆取微似汗”、“得微汗出”等汗解之意，反之不言去节者，方后皆不言“温覆”等，条文中亦无“发汗解表”之意。张锡纯说“麻黄带节，发汗之力稍弱，去节则发汗之力较强”；陶弘景说“用麻黄之折去节，节，止汗故也”；张山雷说“麻黄发汗，必须温覆，乃始得汗，不加温覆，并不作汗”。从形质看，麻黄“纤细劲直，外黄内赤，中空有节，如竹形，宛似毛孔(《本草崇原》)”。以其中空，乃能宣通阳气，开发腠理，唯“节”者“制”也，缓其发汗之功，故仲景每用麻黄取汗，必去其节。盖麻黄去节、温覆则发汗之功始著，否则不然。凡此皆欲使邪从皮毛而解，正如经言“其在皮者，汗而发之”。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3]，麻黄主要含麻黄碱、伪麻黄碱、去甲基麻黄碱及挥发油等。麻黄碱为发汗的主要成分，伪麻黄碱较麻黄碱有显著的利尿作用，而麻黄碱主要存在于节间，节上的含量仅有节间的1/2~1/3，但是节止的伪麻黄碱的含量相当高。可见仲景用麻黄匠心之处颇多，此足见一斑。

仲景用麻黄，绝大多数汤剂煎法均言“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其意正如张锡纯所说“古方中用麻黄，皆将麻黄煮沸，吹去浮沫，然后纳它药，盖以其所浮之沫，发性过烈，去之以使其性归和平也”。李广胜[4]认为麻黄碱为麻黄发汗主要成分，可溶于水，其因分子量小，又可随蒸气散发，故麻黄先煮之后，所含麻黄碱会随水蒸气散发而溢出，在药液表面形成泡沫，从而使其含量有所降低，发汗作用也随之减弱。

3 剂型剂量

仲景用麻黄，主要用于汤剂，如麻黄汤、越婢汤等；也有用于丸剂的，如治因水饮致悸的半夏麻黄丸。其治风温在表的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从其方后注“上坐麻豆大，每服四钱匕，水盏半，煮八分”，可视为散剂煮服法，盖取小剂轻投，散者散也，微发其汗，使风与湿俱去。其剂量大小不等，随证而异，量大者数两，少者仅几分，如越婢汤、大青龙汤用至六两，半夏麻黄丸用半夏麻黄各等分，炼蜜为丸，如小豆大。量勿拘大小，旨在因症而设，奏功为期。

4 配伍运用

仲景用麻黄，配伍不同的药物，发挥不同的作用。如配伍桂枝则发汗解表；配伍葛根则发汗舒筋；配伍杏仁则宣肃肺气；配伍石膏则宣泻肺热；配生姜则宣散水湿；配附子则温经发汗；配白术或薏米则并行表里之湿；配半夏则通阳化饮降逆；配芍药则活血祛风；配升麻则透发内陷的阳郁之邪；配五味子温散寒饮而不伤正。

5 小结

本文对仲景书中麻黄的运用，从功用主治、炮制煮服、调护、配伍、剂型、剂量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析。在尊重仲景原文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恳请同道斧正。

参考文献：

[1] 宣广庆.麻黄在诸黄病中运用体会[J].中医杂志，1992，33(3)：6.

黄金法则论文篇（2）

将一条线段分成两部分，使其中较长部分与全长的比等于较短部分与较长部分的比，这个比值近似于1.618∶1，该比例即为黄金律。黄金律在绘画艺术中的应用由来已久，从希腊、罗马到现代艺术时期，黄金律都对绘画艺术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可现代艺术一方面对黄金律的研究日趋成熟，另一方面对黄金律也日趋偏离。黄金律法则是一般的、普遍的视觉美法则。按照这种法则，可以画出视觉中最美的形式，然而却不可能是心理上最新的形式。这是黄金律的局限性。人们视觉上讲的是“美”，心理上求的是“新”，甚至弃“美”求“新”，以“新”为“美”。由此可知，在现代艺术中，逐渐对黄金律产生偏移是不可避免的事。

特别是当艺术发展到后现代主义，认为艺术与非艺术已经没有严格界限，“凡事你认为是艺术的，就是艺术”。艺术家与非艺术家的区别仅仅在于有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并能够对自己的新艺术概念进行解释。自此，后现代艺术将视觉艺术推到最后的边界。视觉形式虽然还在，代表传统形式美法则的黄金律已不复存在了。在当代有些艺术家在创作时甚至故意绕开黄金律，好像一应用了黄金律，作品就显得传统古典了，就不够“新”了，黄金律真的过时了吗？黄金律对当代的绘画艺术来说还有价值和意义吗？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如下：

1艺术的“新”并不否定形式的“美”

绘画艺术作品中的“新”与黄金律为代表的传统形式美法则并不矛盾，现时的“新”并不否定形式的“美”，形式的“美”内蕴在现时的“新”之中。绘画艺术作品除了要准确表达画家的理念和情感之外，还要尽可能地体现视觉美感，使观者既接受内容上的启迪，又得到美感上的享受。越是在艺术形式上煞费苦心地经营，从而产生赏心悦目效果的绘画作品，越能在内容上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由此可见让人们理解并掌握黄金律等形式美法则是多么重要。

2黄金律为初学者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学习方法，有助于绘画艺术学习与研究效率的提高

一般人学习绘画艺术，都是从一两种具体的技法开始，在长期的绘画艺术实践中再去慢慢摸索黄金律等各种形式美法则，可形式美法则是抽象而玄奥的，绘画技法又是微观具体的，要通过技法实践将其升华为美学规律，这是一件非常漫长，甚至有人终其一生也没能做到的事，这也是艺术初学者进行艺术学习研究时极大的障碍。而如果先让艺术初学者学习黄金律等形式美法则，则无疑为初学者提供了一个有效方法，帮助他们在艺术探索这条道路上前行。

黄金律等形式美法则是将宏观与微观、哲学与艺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哲学与艺术技法两种隔离学科间的桥梁。相信绘画艺术初学者若学得此法，结合艺术实践，必将对其艺术学习有极大助益，其研究效率也能得到很大提高。

黄金律是最一般的分析画理的方法，尤其是初学者学习掌握各画种的形式构成基本规律的方法。初入门时，不妨按黄金律慢慢练习，不怕机械死板，做各类线条、黑白、色彩与构图的练习。并且深入研究各种技法细节，以求悟得“不能言传”的形式奥妙，然后通过大量习作积累经验，在经验丰富，感觉准确而敏锐，手法娴熟之后，就可以渐渐不假思索地全凭经验与感觉作画了。部分学习者更可以从“有法”达到“无法”，于“无法”中自有法在，这就是伟大的作家与艺术家常说的“艺无定法”，但需知那是在他们成为伟大的作家、艺术家之后，而不是在他们初学时说的话。黄金律等美的法则犹如语言的法则――语法，一门语言的语法是学习这门语言的初学者必学的，然而它的学习只会帮助却限制不了有创造性的作家去自由地写作。

3黄金律在绘画艺术中具有更广泛的适用领域

黄金律虽是个古老的课题，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两干多年来，理论家与艺术家们更多的是把这一法则当作长度比例来看待与使用。这显然是十分不足的。在绘画艺术中，它不仅仅适用于长度以及与长度有关的面积划分，而且适用于其他一切量度方面，适用于国画与书法的用线，如线的浓淡、曲直、方圆、枯润、虚实、断续、角度、穿插与交叉等所有线的形态；也适用于水墨画、素描、版画、黑白画的黑白形状、面积、深浅、虚实和肌理变化；适用于各类绘画尤其油画、水彩、重彩国画、装饰画的色彩三要素及其色价的配比与结构；并适用于以“三色构成”为中心的构图要素的配置模式。我们可以在大量的例证中，用丰富的传统与现代艺术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以上各个方面，又可以从后现代艺术中得到反证。这表明了黄金律在绘画艺术中的应用研究方面比之过去还可以有新的拓展。

黄金律教给了我们用数学分析来研究美的方法，我们自然会想到，如果用这一方法来总结长短、面积分割以外所有的绘画经验，也许也是可行的。过去之所以把黄金律只运用于长短与面积划分，那是因为长短与面积是明显地可以用数学来表示的，而能用数来表示的要素才可能适用于黄金律。那么，其余的要素是否也可以用数来表示呢？

康丁斯基说，“任何事物都是可以用数学公式或一个简单的数来表示”的，“今天，在探索抽象关系的过程中，数的作用尤为突出”（康丁斯基《论艺术的精神》）。可见康丁斯基也认为一切形式要素都是可以用数来表示的。事实的确如此，各个形式要素如点、线、面，面之中包含黑白与色彩，它们也都是以数的形式即量化形式存在着，如线有多长多短；黑白有多深多浅；色相有多冷多暖，明度有多深多浅，纯度有多纯多浊，因而总的色价有多强多弱，都是可以用数来表述的。另外，还有一些形式要素虽很重要，但常被认为与数无关，甚至从没有想到以数来表述的必要性，如形状、角度、虚实、肌理……它们事实上也是可以用量化方式来表述的，形状曲直的量、角度大小的量、虚实程度的量、肌理在视觉张力中的量……也都可以用量化方法来测定，并有一个在量化之后黄金配比的问题。当然，在艺术中，没有必要去做真正的数理实验，我们要做的，是量化的理解方式。

4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综上所述，黄金律对当代绘画艺术来说不但仍然有着重要的作用与价值，并且还具有不断研究拓展的空间。世上万物都在循环往复，不停地运转，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休止符上。我们相信，尽管当代绘画艺术波谲云诡，变化无常，但爱美是人类的天性，天性是不会泯灭的。只要有人类，就会有美的艺术的伴存。这更使我们坚信，对黄金律这一美的比例的永恒追求，是任何历史的曲折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的。

参考文献：

[1] 张雄.黄金分割的美学意义及其应用[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11）：5-8.

[2] 胡西丹・阿布都克里木.试论艺术创作中的形式问题[J].美术观察，2006（8）：113.

黄金法则论文篇（3）

1 引言

从数学的观点看，工程中的各种优化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求极大值或极小值问题。所谓优化设计[1]就是借助最优化数值计算方法和计算机技术求取工程问题的最优设计方案。在优化设计的寻优过程中，首先要根据实际设计问题的物理模型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即用数学形式来描述实际设计问题。其次就是应用数学规划方法的理论[2]，以计算机作为工具，根据数学模型的特点选择最优化方法来求解数学模型，以确定最佳设计参数。在优化设计过程中，求一元函数的极小点和极小值问题就是一维优化问题。求解一维优化问题的方法称为一维优化方法[3]。一维优化法是优化问题中最简单、最基本的方法。因为它不仅可以解决单变量目标函数的最优化问题，而且在求多变最目标函数的最大值时，大多数方法都要反复多次地进行一维搜索，用到一维优化方法。wWW.133229.cOm

一维优化法中的黄金分割法[4]是使用最广泛、操作简单的一维寻优方法，这种方法是在一元单峰函数所定义的区间上按黄金分割率对称取得一系列的黄金分割点，然后对分割点所对应的函数值进行计算和比较，利用区间缩小的序列消去原理[5]，最终确定函数的最优解和对应的最优值。黄金分割法具有均匀的收敛速度，但每次迭代时只能使给定的搜索区间从单侧进行收缩，使得其收敛速度较慢，区间缩短率偏低。因此，本文利用黄金分割法具有均匀的区间缩小率的序列消去特性，提出一种可以使给定的搜索区间从双侧同时进行收缩的基于黄金分割的夹逼一维寻优法。

2 黄金分割法的基本原理

黄金分割法是用于一元函数 在给定的初始区间 内搜索极小点 的一种方法。它是优化计算中的经典算法，以算法简单、收敛速度均匀、效果较好而著称，是许多优化算法的基础，但它只适用于一维区间上的凸函数[6]，即只在单峰区间内才能进行一维寻优，其收敛效率较低。其基本原理是：依照“去劣存优”原则、对称原则、以及等比收缩原则来逐步缩小搜索区间[7]。具体步骤是：在区间 内取点： ， ， 和 把 分为三段。如果 ，令 ；如果 ，令 ，重新开始。因为 为单峰区间，这样每次可将搜索区间缩小 倍或 倍，处理后的区间都将包含极小点的区间缩小，然后在保留下来的区间上作同样的处理，如此迭代下去，将使搜索区 逐步缩小，直到满足预先给定的精度时，即获得一维优化问题的近似最优解。黄金分割法原理如图1所示，其中k＝ ，区间长度为l，该算法为收敛速度均匀的一维搜索方法。

图1 黄金分割法原理图

fig.1 the principle of golden-section

3 算法及其基本原理

3．1 夹副一维寻优法的基本原理

夹逼一维寻优方法是在黄金分割法的基础上，利用对分法[8]选取给定搜索区间中点的原理，将区间对分为两个等分区间，在这两个区间内用黄金分割法同时进行搜索，然后再对这两个区间内所求得的函数值进行比较，运用“去劣存优”的原则，保留含优的搜索区间而摒弃含劣的搜索区间以同时从区间的两侧夹逼来逐步缩小搜索寻优区间，最终求得最优解。这种方法和黄金分割法一样，具有算法简单、收敛速度均匀的特点，此外还具有可以使给定的搜索区间以相等的速率从双侧同时进行夹逼收缩，收敛速度快、区间缩短率更高等优点，因而可以更大程度的发挥黄金分割法的优点来进行一维寻优。其基本思想是：在给定的初始区间 上取得区间中点 ，用 将区间 对分为两个等分区间 和 ，记 为ⅰ区间， 为ⅱ区间，在ⅰ和ⅱ区间上分别用黄金分割法进行一维寻优，对这两个区间内所求得的函数值进行比较。两个区间内所求得的函数值进行比较后有如下4种情况，具体比较如图2所示。

图2 区间ⅰ和ⅱ内函数值的比较情况

fig.2 situation of comparing the function value in region ⅰand ⅱ

（1）若为第①种情况，则保留ⅰ区间，舍弃ⅱ区间，然后将在ⅰ区间内用黄金分割法求得的新的区间作为下一步寻优搜索区间；

（2）若为第②种情况，则保留ⅱ区间，舍弃ⅰ区间，然后将在ⅱ区间内用黄金分割法求得的新的区间作为下一步寻优搜索区间；

（3）若为第③和第④种情况，则保留ⅰ和ⅱ区间，然后将用黄金分割法在ⅰ区间内求得的新的区间的左端点和在ⅱ区间内求得的新的区间的右端点所组成的新的整合区间作为下一步寻优搜索区间；

通过上述夹逼收缩的寻优搜索后，得到新的搜索区间，如此循环下去，直至搜索区间小于事先给定的精度时，即可得到一维极小点的近似解 ，进一步可以求得最优解 。

3．2 算法

设目标函数 为单峰函数， ，区间缩小的相对精度为 ，则优化求解的模型可以表述为：

求一元函数 在单峰区间为 上的最优解。

具体算法如下：

step1：给定初始区间 ，收敛精度 ；

step2：取 ，用 将区间 对分为两个等分区间 和 ，记 为ⅰ区间， 为ⅱ区间，在ⅰ和ⅱ区间上分别按夹逼一维寻优法执行搜索；

step3：在ⅰ和ⅱ区间上分别计算黄金分割点 、 ：

ⅰ区间上： ；

ⅱ区间上： ；

并分别计算出ⅰ和ⅱ区间上各黄金分割点处的函数值 和 ；

step4：判断是否ⅰ ⅱ ， ：

若是，则保留ⅰ区间，舍弃ⅱ区间；

否则，转step8；

step5：在保留区间ⅰ内比较 与 的大小：

若 ，则将原搜索区间替换为 ，并将其赋予新的搜索区间 ，同时取 ；

否则，转step7；

step6：比较 与 的大小：

若 ，则令 ，计算 ，print ；

否则，转step2；

step7： ，将原搜索区间替换为 ，并将其赋予新的搜索区间 ，同时取 ，并转step6；

step8：判断是否ⅱ ⅰ ， ：

若是，则保留ⅱ区间，舍弃ⅰ区间；

否则，转step11；

step9：在保留区间ⅱ内比较 与 的大小：

若 ，则将原搜索区间替换为 ，并将其赋予新的搜索区间 ，同时取 ，并转step6；

否则，转step10；

step10： ，将原搜索区间替换为 ，并将其赋予新的搜索区间 ，同时取 ，并转step6；

step11：保留ⅰ和ⅱ区间，然后将在保留ⅰ区间内和ⅱ区间内分别进行step5和step9，只调用ⅰ区间内和ⅱ区间内所赋予的新的搜索区间 ；

step12：取ⅰ区间内新的搜索区间 的左端点和ⅱ区间内新的搜索区间 的右端点整合得到下一步寻优的新的搜索区间 ，同时取 ，并转step6；

4 收敛性证明

设目标函数 为单峰函数， ，区间缩小的相对精度为 ，则优化求解的模型可以表述为：

定义1：设 为目标函数 的单峰区间， 为 中点，用 将区间 对分为两个等分区间 和 ，记 为ⅰ区间， 为ⅱ区间，按夹逼一维寻优法分别在ⅰ、ⅱ区间内进行搜索，运用“去劣存优”的原则所得到的新的搜索区间 仍然为目标函数 的单峰区间。

定义2:夹逼一维寻优法是按黄金分割率对称取点的取点规则[9],以序列消去原理缩小区间,利用对分法提高区间收缩的效率,能够满足单峰函数的极小点在“两头大,中间小”的区间内[10],保证极小点不丢失,从而确保夹逼的收敛性。

定理1：设目标函数 为单峰函数， ，区间缩小的相对精度为 ， 为 中点，在用 将区间 对分的ⅰ、ⅱ区间内进行夹逼一维寻优，设第 次所得到的新的搜索区间为 ，记 ，则有 。

证明：设给定的初始区间为 ，取 ，用 将区间 对分为两个等分区间 和 ，记 为ⅰ区间， 为ⅱ区间，第1次将该区间对分为2个小区间，再在ⅰ、ⅱ区间内进行黄金分割，依照这样的分法，每个区间的间距不变，且它们的间距分别为：ⅰ ，ⅱ ，且有ⅰ =ⅱ ，经过“去劣存优”后所得到的新的搜索区间的间距为 ，为方便统一记为 ， ，则在对分后新的搜索区间的间距满足 ；第2次，在前面得到的新的搜索区间 内，依照与前面同样的方法再分成更小的区间，由黄金分割的收缩率易知：在由“去劣存优”原则所优选后的区间上继续进行黄金分割所得到的新的区间的间距记为 ， ，则在对分后新的搜索区间的间距满足 ；设第n次分割后在由“去劣存优”原则所优选后的区间上继续进行黄金分割所得到的新的区间的间距记为 ， ，对分后新的搜索区间的间距满足 ；则第（n＋1）次分割后得到的新的搜索区间的间距为 ，对分后新的搜索区间的间距满足 ，由等比数例的收敛性知：存在任意小的数 ，能够使得 成立，故有 成立，即本算法能够满足间距收敛准则[11]。

定理2：设目标函数 为单峰函数，且连续有下界， 为给定的初始区间，区间缩小的相对精度为 ，如果将 区间按夹逼一维寻优法逐级分割，第n次分割后所得到的搜索区间为 ，在该搜索区间上能够取得一点 ，使得新的搜索区间的最小函数值 收敛，且 为初始区间最优解。

证明：设给定的初始区间为 ，取 ，用 将区间 对分为两个等分区间 和 ，记 为ⅰ区间， 为ⅱ区间，如果将 区间按夹逼一维寻优法逐级分割，第i次分割后所得到的搜索区间为 ，并将 与 比较，若 ，则可以取得区间的最优值点： ， 计算 求得一元函数 的最优解，若 ,则继续进行夹逼一维寻优。第n次分割后所得到的搜索区间为 ，这样的搜索区间能够满足 ，则可以取得区间的最优值点： ，又依据 为单峰函数，且有下界，且由定义2知 的极小点在“两头大,中间小”的区间 内，则由最优值点计算得新的搜索区间的最小函数值 ，这样的 满足 ，故必收敛。

利用反证法来证明 为初始区间最优解。如果有某一点 处的函数值小于 ，则由函数的连续性知必存在该点的一个小邻域 ，其中所有点的函数值都小于 ，由定理1知，经过夹逼一维寻优后得到的新的搜索区间 的间距 ，由定义1可知新的搜索区间 仍然为目标函数 的单峰区间，所以在夹逼一维寻优后必有一个小区间的中点值完全落入 ，从而该区间中点处的函数值小于 ，这与 始终是所有新的搜索区间的中点处函数值的最小值矛盾。所以 必为初始区间最优解。

5 算例

以下给出利用本文算法计算的算例：

（1） ,已知初始区间为 ，区间缩小的相对精度为 ；

（2） ，已知初始区间为 ，区间缩小的相对精度为 。

表1 算例计算结果比较

tab 1 comparison in calculating results of examples

对于上述算例，分别运用本算法和黄金分割法进行了计算，并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结果比较见表1。从计算结果来看，在算例1中，本算法按精度要求共只需要迭代3次，黄金分割法则需要迭代6次，且本算法得到的计算精度比要求的精度要高，计算时间仅为黄金分割法的1/3左右，并且所得到的计算结果比用黄金分割法计算得到的结果更加逼近真实值。进一步研究其区间收缩率，按照给定的相对收敛精度 和区间收缩率 可知迭代过程中区间缩短次数n必须满足：

算例1中用本算法的迭代次数为n=3，将其代入上式可计算得本算法在算例1中的区间收缩率 ，对比可知比黄金分割法的区间收缩 要高，并且经过算例可以证明：本算法在相对收敛精度 更高的情况下其区间收缩率 更大。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黄金分割法每次都只能以相等的收缩率从区间的单侧来缩短搜索区间，其收敛速度较慢，区间缩短率偏低。而本算法是在黄金分割法具有均匀的区间缩小率的序列消去特性的基础上，利用对分法的原理，使给定的搜索区间从双侧同时进行夹逼收缩，加速了搜索区间的缩短效率，因而可以更有效、更精确地寻求到区间的最优解。

6 结论

本文在黄金分割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夹逼一维寻优法。该方法利用对分法选取给定搜索区间中点的原理，将区间对分为两个等分区间，在这两个区间内用黄金分割法同时进行搜索，然后再对这两个区间内所求得的函数值进行比较，运用“去劣存优”的原则，保留含优的搜索区间而摒弃含劣的搜索区间以同时从区间的两侧夹逼来逐步缩小搜索寻优区间，最终求得最优解。文中算法和算例表明本算法思路清晰、编程简单、计算简化，可以有效地求得函数的最优解，求解精度令人满意，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与一维优化方法中的现有算法相比，本算法具有3个方面的特点：

（1）可以使给定的搜索区间以相等的速率从双侧同时进行夹逼收缩，收敛速度更快、区间缩短率更高；

（2）本算法兼容黄金分割法和对分法的优点，具有算法简单、收敛速度均匀的特点，可以较为精确、快速地求得区间最优解，在理论上讲可以达到任意精度要求；

（3）本算法用计算机编程原理简单，所需内存很少，对硬件要求很低，运算时间少，运算速度快，因而可应用的范围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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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法则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R24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1）04-0861-04

HUANG Yan-yu Medicinal Properties

CHEN Run-hua【sup】1【/sup】,ZHANG Hai-peng【sup】2【/sup】

（1.Easter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100078

2.China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Medical Litertature,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Beijng,100700）

Abstract:Medical practitioners had began to systematicly research and construct the theory of drug property sinc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and the theory of drug property was relatively mature in Yuan-Yu Huang period. Yuan-Yu Huang's understanding on its detail didn't exceed his predecessors. Differently, Yuan-Yu Huang tried to construct the understanding of predecessors into a new theory of drug property which was based on Qi activities in Zangfu Organs. He tried to explai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iscera and Qi movement of each drug. Yuan-Yu Huang's mechanical attempt was far less mature than these theories of four natures and five flavours of drugs, channel tropism,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floating and sinking, but its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clinical practice made it on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the theory of drug theory.

Key words:Yuan-Yu Huangthe theory of drug propertyExplanation of Medicinals from ChangshaExplanation of Medicinals from Yuqiu

收稿日期：2010-11-03

基金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自主选题项目（Z02010-12，2007-2008）

作者简介：陈润花（1983-），女，北京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脾胃病。

通讯作者：张海鹏（1979-），男，北京人，实习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中医学术史和中医史学史。

中药药性理论肇始于《神农本草经》，但直到金元之际，医家才开始系统研究，并构建药性理论体系。金元医家从多途径解释药物功性，使药性理论从性、味变为多维。历经数展，至黄元御时，药性理论已相对成熟。黄元御对药性理论没有专文阐述，散见于《长沙药解》和《玉楸药解》中。就药性理论的具体细节而言，黄氏的认识并没有超出前人，与前人不同，黄氏致力更多的不是对具体药物功效的解释，而是试图以前人的认识为素材，构建一个与其对医理的认识相契合的药性理论，从而完善理法方药的认识。

1 《长沙药解》和《玉楸药解》的药物分类

历代本草对药物的著录均是先分类，再依类著录。《玉楸药解》依自然属性将药物分为8类，再依类加以著录。而《长沙药解》却没有分类，而是直接著录药物，这与历代本草明显不同。对于《长沙药解》，今人郑金生认为：“其书名为‘药解’，实属方论”【sup】［1］【/sup】。如果《长沙药解》确如郑氏所言，是对仲景诸方的解释，那么黄氏虽然没有对药物进行分类，但有可能是依据仲景诸方来对药物进行著录的。笔者分析《长沙药解》的目录后，并没有发现其与仲景诸方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关系。那么黄氏究竟是依据什么来确定《长沙药解》的药物著录顺序呢？民国医家彭子益认为，“惟有黄坤载八种之《长沙药解》就伤寒金匮之方，由河图的圆运动，解出药性之原理。首列中土药，次列木气药，次列金气药，次列火气水气药”【sup】［2］【/sup】。笔者对《长沙药解》所载药物的归经进行了分析。《长沙药解》载药162种，分为4卷。卷1之药均入脾经或胃经；卷2之药均入肝经或胆经；卷3之药均入肺经或大肠经；卷4之药或入肾经，或入膀胱经，或入心经，或入小肠经。显然，从脏腑与五行的配属来看，卷1之药属土，卷2之药属木，卷3之药属金，卷4之药属水火，与彭氏之言相符。

黄氏在《玉楸药解》自序中写到“既解长沙药性，而仲景未用之药，散在后世本草，数百千载，狂生下士，昧昧用之，以毒兆民。农黄以往，仲景云徂，后之作者，谁复知医解药！诸家本草率皆孟浪之谈。明时李时珍修《纲目》，博引庸工讹谬之论，杂以小说稗官，仙经梵志，荒唐无稽，背驰圣明作述之义几千里矣！”【sup】［3］【/sup】因此，黄氏复作《玉楸药解》，以补《长沙药解》之不足。既然黄氏在《长沙药解》中将药物依土、木、金、水火加以分类，那《玉楸药解》中是否也有这样的分类呢？笔者分析了《玉楸药解》8类药物中每类药物的归经后，发现黄氏虽然依自然属性将药物分为8类，但每类下药物的著录顺序仍是土、木、金、水火。卷1，自苍术至牵牛子为土，自何首乌至山慈菇为木，自沙参至马兰为金，自土茯苓至猴姜为水，自远志至千金子为火。卷2，自降香至大腹子为土，自阿魏至川楝子为木，自竹沥至琥珀为金，自淡竹叶至桑寄生为水，自雷丸至松子仁为火。卷3，自钟乳至砒霜为土，自花乳石至石绿为木，自青礞石至玛瑙为金，自石燕至无名异为水，自铁落至百草霜为火。卷4，自龙眼至荸荠为土，自西瓜至韭子为金，其中个别药兼入他经。卷5，牛肉、马肉为土，山羊血至鸡内金为木，鹰屎白为金，鹿茸至象皮为水，熊胆、鼠胆、燕子巢属火。卷6～8中药物的著录顺序不如卷1～5明显，但总体趋势仍是依土、木、金、水火的顺序著录。

2 基于“中气升降”脏腑气机运动的药物分类

从文献来看，药物的分类形式除自然属性分类和功效分类（三品分类相当于功效分类）外，还有脏腑（如《药品化义》、《本草害利》、《本草分队发明》等）、经络（如《本草分经》、《本草分经分治》等）、四性（如《药性赋》）、脉象（如《脉药联珠》）等多种分类形式【sup】［4］【/sup】。在诸多分类形式中，以自然属性分类为主，也最为成熟，尤其是《本草纲目》对药物分类的划分，可谓十分详尽而完备。但黄氏在撰写《长沙药解》时并没有选择相对成熟的自然属性分类，而是将药物分为土、木、金、水火。

药性理论是从药物的具体治疗作用中抽象概括而来的。理法方药具有一致性，即医家所选用的具体药物往往体现其对病因病机的认识，也反映其诊疗思想（理法方药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但具体表现形式可以不统一，笔者另撰文详述，此不赘述）。因此，每个医家对药性理论的认识，总是与其对医理的认识相契合。黄元御医学理论的核心是以“中气升降”为基础的脏腑气机运动。黄氏认为，“人之初生，先结祖气……运动左旋而化己土，右旋而化戊土，脾胃生焉。己土东升，则化乙木，南升则化丁火；戊土西降，则化辛金，北降则化癸水，于是四象全而五行备”，即人体脏腑的生成，是由祖气化生脾胃中气，再由脾胃中气化生其他四脏。由于黄氏对人体生理的认识是以“中气升降”为基础的脏腑气机运动，其对病理及治疗的认识也必然从脏腑气机运动立论（关于黄氏对以“中气升降”的基础的脏腑气机运动的具体论述，以及在生理、病理，及临床各科治疗中的体现和运用，学者多有探讨【sup】［5-16］【/sup】，笔者不再赘述）。基于理法方药的一致性，黄氏对药物的认识也是基于脏腑气机运动，从而形成了土、木、金、水火的药物分类形式，以与其对人体脏腑生成中气机运动的认识相对应。

如《长沙药解》卷1之药，均入脾经或胃经，或为补益脾胃之品，或为调节脾胃气机升降之药，或是攻胃肠积滞之品，但其所治病证总不离脾胃。卷2之药，均入肝经或胆经，或为补益肝脏阴血之品，或为疏肝理气、调节肝脏气机之药。凡活血化瘀之药皆入此类，因为肝藏血，又主疏调气机，故活血化瘀之药多归肝经。卷3之药，均入肺经或大肠经，或为补肺脏气阴之品，或为宣肃肺脏气机之药。卷4之药，均入肾经或膀胱经，以及心经或小肠经。凡利水渗湿、通利小便，以及攻逐水邪之药皆入此类，以肾主水故也。由于肾司闭藏，故龙骨、牡蛎等收敛固涩之品也入此类。

足见，黄氏正是以脏腑气机运动为核心观点，进而阐释分析人体的生理、病理，再结合药物的主治病证，将其分为土、木、金、水火4类，充分体现了理法方药的一致。

3 药物分类所隐含的药性理论

从表面看，将药物分为土、木、金、水火4类，似乎只是一个药物分类形式，其实不然。前文已提及药物分类有多种形式，从立论的基点可以将这些分类形式区分为两类。郑金生曾指出，为了确保药物基原的准确，古代医家进行绵延千年的药物基原考订【sup】［1］【/sup】。笔者以为，自然属性分类形式成为药物分类的主流形式或与这一传统有关。由于自然属性分类只表明了药物基原的来源，表明了其自然属性，虽然自北宋《圣济经》提出“法象”药理后，药物的自然属性也可以用来说明药物的治疗功效，但相较之下，医者注重更多的是从临床实际中寻求药物的治疗功效和作用机理。因此，金元之后，医家越来越重视临床药学，药物基原的考订逐渐被忽视。正是注重临床药学的研究，促使医家从临床实用的角度对药物进行分类。从时间上看，自然属性之外的其余各种药物分类形式也多出现于明清之际。总之，当立论的基点是确保药物基原的准确时，自然注重自然属性分类，当立论基点变为临床实用时，脏腑、经络、四性，以及功效分类等形式便逐渐成为药物分类的主流。

药性理论具有多维性，其包含的内容较多。一般认为，药性理论具备两个要点，即能否解释药物的实际治疗作用，能否指导临床用药。脏腑、经络、四性，以及功效分类等分类形式，是基于药物实际功效的药物分类形式，对于临床选药的指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对药物实际治疗作用机理的解释则相对较弱。因此，一般不将这些药物分类作为药性理论看待。但笔者以为，黄氏土、木、金、水火的分类与其他分类形式有所不同。前文已提及黄氏对人体生理的认识是以脏腑气机运动为基础的，这一观念也被黄氏延伸到了对药物的认识上。因此，黄氏的分类一方面是以临床实用为基点，另一面则是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药性理论，用于解释并指导临床用药。

例如甘草，历来或取其清热解毒之用，或取其甘温补中之效，但多用其调和诸药。虽然甘草有甘温补中的作用，但临床实际应用来看，很少医家将其作为补益脾胃的首选药物。但黄氏极为重视甘草，《四圣心源》列方140首，其中107方用甘草，足见黄氏对甘草之重视。最能体现黄氏对甘草重视的不是其对甘草的应用频率，而是其对甘草功效的认识和阐发。黄氏在《长沙药解》中将甘草置于诸药之首。黄氏认为“人之初生，先结祖气，两仪不分，四象未兆，混沌莫名，是曰先天。祖气运动，左旋而化己土，右转而化戊土，脾胃生焉。己土东升，则化乙木，南升则化丁火，戊土西降，则化辛金，北降则化癸水，于是四象全而五行备……土得四气之中，四色之正，四臭之和，四味之平，甘草气、色、臭、味，中正和平，有土德焉，故走中宫而入脾胃”【sup】［1］【/sup】。黄氏将甘草的功效总结为“备冲和之正味，秉淳厚之良资，入金木两家之界，归水火二气之间，培植中州，养育四旁，交媾精神之妙药，调济气血之灵丹”【sup】［3］【/sup】，并进一步指出“脾胃者，精神气血之中皇，凡调剂气血，交媾精神，非脾胃不能，非甘草不可也”【sup】［3］【/sup】。前人认为甘草味甘壅滞，中满之病不宜，而黄氏则认为“肝脾之病，善于下陷，入肝脾者，宜佐以升达之味，肺胃之病，善于上逆，入肺胃者，宜辅以降敛之品。呕吐者，肺胃之上逆也，滞气不能上宣，则痞闷于心胸，泄利者，肝脾之下陷也，滞气不得下达，则胀满于腹胁，悉缘于中气之虚也。上逆者，养中补土，益以达郁而升陷，则呕吐与胀满之家，未始不宜甘草。前人中满与呕家之忌甘草者，非通论”【sup】［3］【/sup】。

从上述内容来看，黄氏从气、色、臭、味等出发，结合其对甘草功效和脾胃生理病理的认识，运用性味、归经，以及“法象”药理等药性理论，认为甘草走中宫入脾胃，这些认识并没有超出前人。但黄氏认为脾胃中气运动演生其他脏腑，而甘草为脾胃之药，故可治疗人体诸般疾病，认为“凡调剂气血，并媾精神，非脾胃不能，非甘草不可也”，这显然与传统对甘草的认识不相符。这一认识显然不是依据传统的性味、归经等药性理论，而是其“中气升降”脏腑气机运动理论在药物认识上的延伸。

又如山药，是金部的第2味药。黄氏认为“四时之气，木火司乎生长，金水司乎收藏，人于秋冬之时，而行收藏之政，宝涩精神，以秘阳根，是谓圣人。下此于蛰藏之期，偏多损失，坎阳不密，木郁风生，木火行疏泄之令，金水无封闭之权，于是惊悸、吐衄、崩带、淋遗之病，种种皆起。是以虚劳之证非一，无不成于乙木不谧，始于辛金之失敛。究之总缘于土败，盖坎中之阳，诸阳之根，坎阳走泄，久而癸水寒增，己土湿旺，脾不能升而胃不降，此木陷金逆所由来也。法当温燥中脘，左达乙木而右敛辛金。薯蓣之性，善入肺胃而敛精神，辅以调养土木之品，实虚劳百病之良药也”【sup】［3］【/sup】。

从上述可知，黄氏认为四时之气，木火主生长，而金水主收藏，而虚劳诸疾皆因木火疏泄之令过，而金水失于封闭，而金水封闭又始于金之收敛，而山药入肺胃之经，正合肺金收敛之性，因此可治各种虚劳之疾。显然，黄氏对山药治疗虚劳之疾的作用，不是运用传统的性味、归经，以及升降浮沉等药性理论来解释的，而是从肺金气机运动的特点来加以解释的。

又如附子所治诸种病证，黄氏认为其发病之机理是“水火不交，则热生于上而寒生于下。病在上下，而实缘于中气之败。土者，水火之中气也，戊土不降，故火不交水而病上热，己土不升，故水不交火而病下寒。升降之倒行者，火衰水胜而土湿也”【sup】［3］【/sup】，而附子一药，“沉重下生，走太阴而暖脾土，入少阴而温肾水，肾水温则君火归根，上热自清”【sup】［3］【/sup】。

从上述可知，黄氏先解释水、火、土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中气居中以为斡旋，而附子温脾，待脾气温，则水火自然交融而不病，故可治疗水火不交之病。虽然黄氏也认为附子温肾，但其更倾向于附子温脾，这与一般认为的附子温补肾阳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正中脾胃中气升降衍生其他脏腑的气机运动在认识药物上应用的体现。

如果说黄氏对甘草、山药、附子治疗功效的解释与传统药性理论之间的差别比较明显，容易为人所知的话，那么相较之下，其对当归、阿胶、地黄和芍药治疗功效的解释与传统的药性理论之间的差别就比较隐晦。笔者以为，这种隐晦的差别正是黄氏的重点所在，正是其以“中气升降”为基础的脏腑气机运动在药物认识上的延伸和应用。

当归，黄氏认为“肝以厥阴风木，生于癸水，癸水温升，而化血脉。血者，木之，而魂之本魄也。风静血调，枝干荣滋，则木达而魂安。温气亏之，根本失养，郁怒而生风燥。损耗，本既摇落，体魄伤毁，魂亦飘扬，此肝病所由来也。于是肢寒脉细，肠痛里急，便艰尿涩，经闭血脱，奔豚，吐蛔，寒疝之类，由此生焉。悉当养血，以清风燥。当归滋泽，最能息风而养血”【sup】［3］【/sup】。阿胶、地黄、芍药3味药，黄氏对其的论述与对当归的认识基本相同。即在黄氏看来，虽然这4味药物治疗的病症有所不同，但这些病症都是由于肝脏风木之性郁而不疏，化燥生风所致，而这4味药物都入肝，有养血息风润燥的作用，故可以治疗各种病症。

当归、阿胶、地黄、芍药是常用的滋阴补血药，血与心、肝、脾有关，因此一般认为这4味药入心、肝、脾经。但黄氏认为当归入肝经；阿胶入肝经；地黄入脾、肝经；芍药入肝、胆经。而这4味药又是《长沙药解》卷2，即木部的前4味药。显然，黄氏是在强调这4味药与肝脏之间的关系。这4味药都是滋阴养血药，其功效主治很相近，但在实际应用时，仍然有所不同。但黄氏并没有过多地阐述这4味药之间的差别，而是一再强调这4味药之间的相似。黄氏之所以如此作，是因为其试图以肝脏气机运动来解释相关病症的病机变化，而肝脏气机运动是脏腑气机运动的一环，从而将人体各种病症的变化纳入以“中气升降”为基础的脏腑气机运动的框架之内，构建一个模式。正是为了构建这个模式，所以黄氏将这4味药归入肝经，并以其与肝脏之间的联系来解释药物对相关病症的治疗作用。

4 结 语

从《长沙药解》和《玉楸药解》来看，黄氏真正从脏腑气机运动的角度来解释药物治疗功效的药物并不多，大量应用的仍是传统的药性理论，如性味、归经、升降浮沉，以及“法象”药理等。即使是运用脏腑气机运动理论时，也使用了性味、归经等理论。不同的是，这些理论只是脏腑气机运动药理的构成素成，不起主导作用，而且有着本质的区别。例如黄氏的这种理论模式与归经和升降浮沉很相似，但有着明显的区别。归经，只能说明药物对人体某一部位选择性，并不涉及到气机的具体变化。升降浮沉，虽然历代医家均极为重视，但与其他理论相比，升降浮沉的应用远不若其他理论，也远不如其他理论成熟，而且历代医家对升降浮沉的认识比较粗疏。黄氏对药物升降浮沉的认识以中气升降理论为基础，涉及到具体的脏腑，其精确性明显提高。

黄氏医学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以“中气升降”为基础的脏腑气机运动，其对各种病证病因病机的认识都是建立该理论基础上的，即通过分析五脏气机的变化，来阐明病变的机理。黄氏将药物分为五类，即是将这一理论引入药物，试图基于脏腑气机运动来指导对药物功效的认识，即试图构勒出每味药物在气机运动上与脏腑的相关性，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也就是说，黄氏在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药性理论，虽然这一尝试远不如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等理论成熟，而且有机械之嫌，但相比之下，这种尝试一旦成功，其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远大于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等药性理论，因而是药性理论发展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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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法则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R285.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5-0914-02

血痹一词出自《灵枢•九针》：“邪入于阴则为血痹”。血痹作为完整的病名概念出自张仲景之《金匮要略》（简称《金匮》）。后世多以血痹病感受风邪引起肢体麻木不仁，严重者可有轻度疼痛而区别于感受风寒湿邪，病在关节以疼痛为主的痹证，实际上将二者截然分开是不现实的，在临证时要做到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注意辨证论治，治病求本。

1通阳气除外邪以治血痹轻症

从《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篇原文第一条中可以看出血痹病内外合因而发病。“骨弱肌肤盛”为形盛气衰，先天禀赋不足，自身抵抗病邪的能力薄弱；又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伤精耗气、精血内耗。二者相加使气血更虚，更易感受外邪。风为百病之长，故最易感受风邪。“加被微风”，风邪虽微，但对于上述情况则足以引起血痹，使阳气痹阻，血行不畅，遂出现肢体局部的麻木不仁，甚至整个肢体的麻木不仁。《医宗金鉴》云：“血痹属伤血也，血伤肿，故麻木也。……尊荣人，谓膏粱之人，素食甘肥，故骨弱肌肤盛，是以不任疲劳，疲劳则汗出，汗出则腠理开。亦不胜久卧，卧则不时动摇，动摇即加被微风，亦遂得以干之。此言高粱之人，外盛内虚，虽微风小邪，易为病也。”

血痹轻证脉证提示“寸口微涩”“关上小紧”是气虚血滞、感受寒邪的表现，但正虚不甚，感邪轻浅。正如《巢源》所云：“血痹者，由体虚邪入于阴经故也。血为阴，邪入于血而痹，故为血痹也，其状形体如被微风所吹，此由忧乐之人，骨

弱肌肤盛，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肤腠开，为风邪所侵也，诊其脉，自微涩在寸口，而关上小紧。”治则应为行气活血为法，气行则血行，因血的运行全赖于气，故治疗这种轻型的血痹，可不服用汤药，只需用针刺的方法即可，以引动阳气，令阳气通行，血行可以通畅，则风邪可以外解。此所谓“血行风自灭”之意，故曰“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尤在泾《金匮要略心典》云：“而痹之为病，血即以风入而痹于外，阳亦以血痹而止于中，故必针以引阳使出，阳出而邪去，邪去而脉紧乃和，血痹乃通，以是知血分受痹，不当独治其血矣。”可见血痹治疗上重要的是通达阳气，阳气通，外邪除，血痹自愈。

2益气通阳行痹以治血痹重症

该篇原文第二条论述了血痹重证的证治。血痹重证脉证提示：“寸口关上微”为阴阳俱虚，气血阴阳皆弱，表现出寸口与关上之脉皆微；“尺中小紧”为感受风寒之邪，但此时正气虚弱，感邪较重，小紧脉可现于尺中。见“身体不仁，如风痹状”即肢体麻木严重，甚者可有轻度疼痛，这是风寒入侵血分、血行阻滞的反映。如《素问•逆调论篇》云：“营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营卫俱虚，则不仁且

不用，肉如故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本条与前条相比，虚的程度较重，受邪亦较深，针刺治疗已难以胜任。血痹乃形气不足之证候，虽病机属于血行涩滞，但究其主因，则由气虚感邪之后而致血行不利，故用补气以活血。故用以甘温益气，通阳行痹。即《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所说：“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之意。

3血痹隶属于痹证

李捷等[1]从中医文献回顾到现代医学研究论证了中医的血痹隶属于痹证，实为痹证中的著痹、肌痹。《素问•痹论篇》：“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也。帝曰：其有五者何也?歧伯曰：以冬遇此者为骨痹；以春遇此者为筋痹；以夏遇此者为脉痹；以至阴遇此者为肌痹；以秋遇此者为皮痹”。以感邪的季节不同分阶为骨痹、筋痹、脉痹、肌痹。《素问•痹论篇》又曰：“痹，或痛、或不痛，或不仁，……其故何也?歧伯曰：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荣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皮肤不营，故为不仁。……帝曰：夫痹之病，不痛何也?歧伯曰：痹在于骨则重，在于脉则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则屈不伸，在于肉则不仁，在于皮则寒；故具此五者，则不痛也。凡痹之类，逢寒则虫，逢热则纵”。《诸病源候论•风痹候》：“痹者，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其状肌肉顽厚，或疼痛，由人体虚，腠理开，故受风邪也”。此句话比较明确地将血痹包括在痹证中。

大多数注家[2]对《金匮要略•血痹病》篇论述血痹症状“如风痹状”都解释为象风痹的症状一样，即行痹，但在这里颇为牵强。因全文中并未有只字提及风性所致症状走窜之义，综其上下文及《内经》中对行痹的定义，这里的“风痹”不同于“行痹”，而是指上文中所言“卧不时动摇”之义。综上所述《内经》和《伤寒论》等中医文献并没有将痹证与血痹作区分，后世医家仅凭主症是疼痛还是不仁来划分痹证和血痹，其依据是不充分的。从二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来看，血痹应隶属于痹证，血痹实为痹证中的着痹、肌痹。

4黄芪桂枝五物汤并治血痹 痹证

黄芪桂枝五物汤方：“黄芪三两，芍药三两，桂枝三两，生姜六两，大枣十二枚，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此方即桂枝汤去甘草，倍生姜加黄芪而成。用黄芪益气，桂枝通阳为主，辅以芍药除痹，佐以生姜、大枣调和营卫，合用共奏温阳行痹之功。如明•徐彬《金匮要略论注》所述：“此由全体风湿血相搏，痹其阳气，使之不仁。故以桂枝壮气行阳，芍药和阴，姜、枣以和上焦荣卫，协力驱风，则病原拔，而所入微邪亦为强弩之末矣。此即桂枝汤去草加芪也，立法之意，重在引阳，故嫌甘草之缓小，若黄芪之强有力耳。”清•周扬俊《金匮玉函经二注》也有：“邪由兼中，人之受者必有所偏，如多于风者，则其痛流行不常，淫于四末。盖血以养筋，血不通行，则筋节为之阻塞；且血藏于肝，肝为肾子，肾既受邪，则血无不壅滞。于是以黄芪固卫，芍药养荣，桂枝调和荣卫，托实表里，驱邪外出；佐以生姜益胃，大枣益脾，岂非至当不易者乎?”清•陈念祖《金匮方歌括》又说：“此即桂枝汤去甘草之缓，加黄芪之强有力者，于气分中调其血，更妙倍用生姜以宣发其气，气行则血不滞而痹除，此夫倡妇随之理也。”

痹证是关节疼痛、肿大变形、僵硬、功能活动受限，病程长，易反复发作的一种顽固性疾病。痹证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正气不足，感受风、寒、湿、热之邪所致。内因是痹证发生的基础，素体虚弱，正气不足，腠理不密，卫外不固，是引起痹证的内在因素。因其易受外邪袭，且在感受风、寒、湿、热之邪后，易使肌肉、关节、经络痹阻而形成痹症。该病病机为经络阻滞，气血运行不畅所致，而黄芪桂枝五物汤能主要针对它的病因病机起到治病求本的作用。

无论是风邪偏胜之行痹，和寒邪偏胜之痛痹，还是湿邪偏胜之着痹或是风湿热痹，都可以在黄芪桂枝五物汤的基础上，随症灵活加减，就可以获得良好效果。行痹，以肢体关节肌肉疼痛、肿胀、游走不定，关节屈伸不利或见恶寒发热，苔薄，脉浮者，用黄芪桂枝五物汤加防风、麻黄祛风散寒，加当归、秦艽、肉桂、葛根活血通络，解肌止痛；酸痛以肩肘等，上肢关节为主者，可选加羌活、白芷、威灵仙、姜黄、川芎祛风通络止痛；酸痛以膝踝等下肢关节为主者，选加独活、牛膝、防己通经活络，祛湿止痛；酸痛以腰背关节为主者，多与肾气不足有关，酌加杜仲、桑寄生、淫羊藿、巴戟天、续断等温补肾气。痛痹以肢体关节疼痛较剧，痛有定处，得热痛减，遇寒痛增，关节不可屈伸，局部皮色不红，触之不热，苔薄白脉弦紧者，用黄芪桂枝五物汤合乌头汤加减。以乌头、麻黄、桂枝温经散寒，除湿止痛，芍药缓急止痛，黄芪益气固表，并能利血通痹。着痹，以肢体关节重着，酸痛或有肿胀，痛有定处，手足沉重，活动不便，肌肤麻木不仁、苔白腻，脉濡缓者，用黄芪桂枝五物汤合薏苡仁汤加减，用黄芪、当归、川芎益气养血活血，桂枝、麻黄、川乌温经散寒除湿止痛，白芍缓急止痛，薏苡仁、苍术健脾，除湿，生姜、甘草解表，健脾和中。风湿热痹，以关节疼痛，局部灼热红肿，得冷稍舒，痛不可触，可病及一个或多个关节，多有发热。恶风，口渴、烦闷不安等全身症状，苔黄燥、脉滑数，用黄芪桂枝五物汤合白虎汤加味，用黄芪桂枝五物汤，益气通络，疏风止痛，用白虎汤清热除烦，养胃生津[3]。

从《金匮》中的论述来看，针刺和黄芪桂枝五物汤是治疗肌肤麻木为主症的血痹病的专方专药，而在临床中可用于治疗小儿麻痹症、雷诺氏病、风湿性关节炎、周围神经损伤、低钙性抽搐、肢端血管功能障碍、硬皮病等疾病。这些疾病多以中医痹证来辨治。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所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又如叶天士云“阳气贵夫通”。所以血痹和痹证治法上是相通的。又集中体现于黄芪桂枝五物汤在痹证中医治疗中的应用。《内经》指出：“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寒邪、湿邪均为阴邪，正如《景岳全书》云：“然痹本阴邪”，故痹证的本质是阴证，多以肢体关节的疼痛为主要表现，所以温通阳气是治疗痹证缓解症状的根本。笔者[4]也论述过通阳法在治疗风湿病中有重要的意义。

5小 结

《金匮》建立了以病为纲、病证结合、辨证论治的杂病诊疗体系，强调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血痹和痹证严格来说是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症状，但从疾病的病因、病机来看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单单机械的看重症状上的麻木或是疼痛，只是强调了疾病的不同，而没有看到中医“证”的一致，不能做到融会贯通。应该看到血痹和痹证二者都是因为体内阳气不足，感受外邪发病，温通阳气是其根本治疗大法，治疗上可以互相借鉴。临证时应该治病求本，辨证论治，辨病与辨证结合并随证变通，方可取得疗效。笔者学习《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篇的主要体会是：通阳气除外邪以治血痹轻症；益气通阳行痹以治血痹重症；血痹隶属于痹证；黄芪桂枝五物汤并治血痹、痹

证。

参考文献

［1］ 李捷，代丽彬.血痹与痹证关系的探讨[J]. 中国民族民间医志,2003(61):82-84.

黄金法则论文篇（6）

春秋战国时期，唯一以黄金作为流通货币的国家是楚国。在此之前，虽然有关于黄金作为交换的文献记载，但要把一定量的黄金铸成一定的形状，并印上一定的文字标记，则是从楚国开始的。楚地盛产黄金，因此所铸的"爰金"是我国最早的黄金货币。

秦始皇统一六国，将黄金正式宣布为法定货币。"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①]，于是黄金货币便在全国流通。建国以来，在陕西兴平念流寨出土秦代金饼1枚，含金量达99％，径5．1厘米，重量260克，底刻"寅"字；以后又在陕西临潼武家屯窖藏出土秦汉金饼8枚，其中原编号96的1枚重量253．5克，刻有"益两半"三字[②]。很显然，这里的"益"与秦朝"黄金以溢为名"的溢相通。溢与两，都是秦朝的货币计量单位，陕西地区秦国金饼的出土，说明黄金货币不仅在楚国通行，而在其他地区也有黄金货币在流通。

如果说，由于秦朝二世而亡，因而出土的黄金货币很少，那么到了汉代，黄金货币出土的数量与范围就相当可观。根据本世纪以来载诸报刊的考古出土资料进行初步统计，汉代的黄金货币出土的报导共有26处，遍及14个省市[③]。具体地点是：陕西省：西安、咸阳、兴平、临潼。河南省：洛阳、荥阳、郑州、扶沟。河北省：满城、定县、邯郸。湖南省：长沙、湘乡。湖北省：宜昌。北京市：怀柔。广西省：合浦、贵县。广东省：德庆。山西省：太原。辽宁省：大连、新金。安徽省：寿县。江苏省：赣榆、铜山。浙江省：杭州。山东省：即墨。由上出土资料说明，汉代黄金货币流通范围已远远超出战国时期楚国的领域而遍及全国。

汉代的黄金货币与楚国的"爰金"有所不同。楚国的爰金形状大致分为二种：一是饼状，如1982年在江苏盱眙南窑庄有25块金饼出土，四周上翘，中端微凹；另一种是版状。版有三式，即平面呈长方形、平面呈长方微弧、平面呈龟版状凹弧边四角形而边角上翘[④]。版的正面打上若干方印或圆印，印内有地名文字。郢是楚国的国都，因此郢爰出土的数量最多。楚国的黄金，虽具有一定的形状，但仍处于称量货币的阶段。楚墓中经常有天平与法码出土，即是明证[⑤]。汉代的黄金货币，由于统一王朝的建立，楚国的黄金货币特色也随之消失。

西汉的黄金货币大多是饼块形状，大小不等。1968年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金饼40块，呈不规则圆饼形，厚缘，中心内凹，背面粗糙。经鉴定，含金量为97％，每块大小、重量、厚度不等，共计719．4克，平均每块有17．99克；在满城二号坟墓出土的29块金饼中，含金量为95％，共计438．15克，平均每块只有15．11克，比满城一号墓出土的金饼每块少2．88克。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满城二号墓出土的不规则饼状，周缘留有切割的痕迹，有的经过锤打[⑥]。很显然，这种饼块状的黄金货币，根据交易的需要，可以任意切割，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称量货币阶段。河北满城汉墓，系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墓，当为汉初的黄金货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汉初法令规定，黄金以斤为计算单位，但河北满城出土的黄金货币都在一两（15．62克）左右，这可能与汉初经济凋蔽，黄金货币流通量较小有关。

到汉武帝时，黄金货币有了较大变化，那就是对马蹄金与麟趾金的铸作。《汉书·武帝纪》记载："诏曰：有司议曰，径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niǎo＠①蹄以协瑞焉。"对此，应劭注曰："获白麟有马瑞，故改铸黄金如麟趾、niǎo＠①蹄，以协嘉祉也"；师古注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黄金为麟趾、niǎo＠①蹄，是即旧金虽以斤两为名，而官有常形制……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铸为麟足、niǎo＠①蹄之形，以易旧法耳"。这就是说，到了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时，黄金货币有了比较固定的形制。

关于niǎo＠①蹄、麟趾的形状，当时的史书没有具体记载。这里所指的"niǎo＠①"，是古代的一种良马。应劭注曰："古有骏马，名要niǎo＠①，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也"[⑦]。蹄即蹄的本字。一般认为，马蹄呈椭圆形。所谓"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的祥兽。汉代人传言麒麟有"五趾"[⑧]。据此可知，"麟趾"黄金货币呈瓣状，圆形。唐朝颜师古在注汉武帝铸行马蹄金时说："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形制巧妙"[⑨]。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还对马蹄金与麟趾金的形状作了具体描述："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极工巧；niǎo＠①蹄作圆饼，四边无模范迹，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上人谓之柿子金"。由此看来，不论是马蹄金还是麟趾金，都是呈圆形或椭圆形的饼块状货币。

建国以来，汉代的马蹄金、麟趾金以及相似的金饼屡有出土。这些黄金货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饼块状黄金货币，已具有相对的固定重量。根据近年考古出土的黄金货币统计，饼块状黄金货币大小不一、厚薄不等，重量各有差异，其中最重的达462．2克[⑩]，最轻的只有207．57克[①①]。但是，从总体来看，当时的黄金货币，重量大致在250克左右。例如1974年在陕西西安鱼化寨北石桥遗址发现西汉金饼6块，重量分别为257．65克、258．8克、249．55克、261．9克、246．4克、245．6克，平均每块253．31克，大致在250克左右上下[①②]。又如1971年在河南荥阳古城村遗址出土西汉金饼四块，重量分别为244．6克、248．3克、248．5克、250克[①③]。其他如山西太原东太堡、湖南长沙杨家大山、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河北易县西干坻与满城贾庄、辽宁新金县花儿山张店等出土的金饼，重量也大致在250克左右。这与汉代黄金货币以斤为计算单位是相一致的。

（二）汉代金饼，大多刻有各种文字或记号。例如1951年在长沙伍家岭与杨家大山各出土1块金饼，各自有"辰"字、"君"字及即有凸出的"黄"字[①④]；1963年在太原东太堡出土的6块金饼，其中原编号34的1块金饼刻有18字，有"令"、"吉"以及数字等，大部分不可识[①⑤]；广西合浦县在1971年出土金饼2块，各自底刻"位"、"阮"与"大"、"太史"等字样[①⑥]；1983年在辽宁新金县出土金饼2块，在底中心凿有""圆印，侧刻"××××川"记号[①⑦]。有的金饼，不但刻有各种记号，而且还刻有重量。如1982年在江苏盱眙南庄出土金饼25块，其中原编号Ⅲ．28的1块重246．7克的金饼，在不规则圆底部刻有""、"＠②"、"十五两十五朱"字样；原编号Ⅲ·32的1块重421．4克的金饼，底部刻有"上卜1二"、"斤十两廿三朱"的字样[①⑧]。其他如陕西咸阳毛王沟出土重284．095克金饼，底刻"斤一两廿三铢"；另一块重244．34克的金饼，底刻"十五两十铢"的字样[①⑨]。

（三）汉代的黄金货币，虽然以斤为计算单位，但也可剪凿分散使用。在大量出土的金饼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金饼，已被剪凿。例如1975年北京怀柔出土金饼2块，其中原编号2的一块已剪凿压扁，只有金饼的1／2强，重148克，底刻有""、""字样[②⑩]。又如，1971年在湖北宜昌前坪七号墓出土金饼1／4块，重量为62克（原金饼应为248克，相当于1斤）[②①]。1974年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西汉金饼6块，原编号Ⅰ·17的一块只有金饼的1／2，重量为89．5克；原编号Ⅲ的一块已剪凿变形，底背相贴，只是金饼的1／4，重63．66克；原编号Ⅳ·3的1块只有金饼的1／2；原编号Ⅳ·10的1块只是金饼的1／4。此外还出土大量的黄金碎块，少则7块，多则166块[②②]。这些黄金碎块，显然是剪凿后留存下来的。

（四）从出土的汉代金饼来看，虽然地域较广，但数量较少。除了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一两"型金饼数量分别为40块与29块外，一般汉墓出土的金饼大多在1至2块，个别的有4至6块，最多的一次也只有25块[②③]。从刘胜墓来看，虽然出土小金饼较多，但一号墓出土的40块小金饼总重量只有719．4克，不到3斤；二号墓出土的29块小金饼，总重量也只有438．15克，也不到2斤。中山靖王刘胜系汉景帝之子，"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②④]，是王室贵族，其地位显赫可想而知，但从墓中出土的黄金货币来看，仅只2至3斤左右，可见汉代黄金货币出土量之少。

（五）汉代的黄金是政府规定的法定货币。秦始皇统一货币时明确规定："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而黄金则为"上币"。汉承秦制，黄金货币使用的地域几乎遍及全国，此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在考古出土的黄金货币中，我们可以发现底部印有""或""的刻记，如河南扶沟县、西安汉上林苑、江苏盱眙南窑庄、辽宁新金县等地出土的黄金货币，都有这种刻记发现。虽然这种刻记有圆印与方框之别，但其中的"上"字都是一致的。很显然，这个"上"字可能与汉代称黄金货币为"上币"有关。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却有这一相同的刻记出现？我们认为，答案只有一个：这些"上币"由中央政府（或郡国）统一铸行，然后分散到全国各地去的。

根据以上汉代黄金货币出土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汉代的黄金货币是法定的"上币"，流通地域较广，但每次出土量很少；黄金货币以饼块状为主，每块除"一两"型小金饼外，大致都在1斤（250克）左右；有些饼块状黄金货币底部刻有各种记号，有的刻有斤、两、铢的重量；黄金货币根据交易需要，可以任意剪凿，分散使用。从以上结论中可以看出，汉代的黄金货币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称量货币阶段。

二

称量货币的黄金与金属铸币铜钱有着显著的区别。汉代的铜钱是经过国家法定证明而具有固定的重量和成色。固定的重量，就需要有固定的形状来体现，即园形方孔。人们在使用钱币时，不必再先考虑货币的重量是多少，而只须计算货币的数量就可进行商品交换。汉代的黄金货币，虽然具有比较固定的饼块状形制，每块重量大致在1斤左右，但没有固定的标准重量，大小不一，重量不等，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自然的金属铸块。人们在使用黄金货币时，既要知道货币的重量，又要鉴定黄金的成色与真伪，在交换中有很多不便之处。因此，汉代的黄金货币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的物品货币形态，在交换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作为货币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又作为物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而进行交换。

汉代的黄金货币由于处在货币发展史中的物品货币阶段，因而与处于金属铸币阶段的铜钱，产生了许多不协调的关系，从而呈现出一些奇特的现象。

（一）终西汉一代，黄金货币与铜钱之间没有法定的比价。

秦始皇统一货币与汉高祖颁行荚钱时，规定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但没有明确规定黄金上币与铜钱下币之间的法定比价是多少。这不是偶而的疏忽。按照常理，在一个社会里，同时通行两种货币，二者之间必须有一个比价，否则彼此之间无法互换。从西汉人对货币的认识程度来看，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例如汉武帝更造白金、皮币时，就曾明文规定与铜钱的比价。当时规定，皮币值铜钱四十万，白金龙、马、龟币分别值铜钱三千、五百、三百。又如王莽居摄时更造大钱、错刀、契刀，也都对铜钱各有不同的比价，以后王莽又实行"宝货"制，对二十八品之间的多种货币也规定了一定的比价。可见，多种货币的流通，它们之间必须有一个法定的比价，这已成为西汉人对货币的共识。但是，终西汉一代，在文献资料中始终找不到有关黄金与铜钱的法定比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

目前史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黄金一斤值万钱"说。这主要是受王莽货币改制的影响。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实行"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宝货制，其中规定黄金一斤值钱一万。此后，晋灼、颜师古、刘bān＠③各家注释都以此推论到西汉一代，认为西汉黄金货币与铜钱的法定比价也是这样。其实，这是莫大的误会，因为王莽所规定的法定比价，是不能当作西汉一代黄金与铜钱法定比价的[②⑤]。

众所周知，王莽规定的黄金一斤值钱一万，指的是当时的"小钱"。《汉书·食货志》载："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这种"小钱"仅重一铢。而西汉一代，吕后用八铢钱与三铢钱，文帝造四铢钱，武帝铸五铢钱，都大大超过了王莽一铢的"小钱"。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随着铜钱重量的不断变化，铜钱与黄金的比价是否随之改变？从西汉人对货币的认识来看，钱的轻重至关重要。贾谊上疏中说："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②⑥]。铜钱轻了尚且要"百加若干"，那么王莽的一铢"小钱"，怎么能与西汉的钱币相等，都一律是"黄金一斤值万钱"呢？可见钱轻与钱重所换得的黄金，不可能是一样多的。

按照王莽规定的黄金一斤值万钱来计算，黄金一两值625钱，一铢值26钱。若以此法定比价来与汉代的文献资料或考古出土资料相验证，也有较大的出入。《九章算术》有算题记载，金一斤值钱"六千二百五十"[②⑦]，只有王莽的黄金法定比价十两。居延汉简出土资料也有如下四条记载：

出钱四千七百一十四，赋就人表是万岁里吴成三两半（505·19）

凡五十八两，用钱七万九千七百一十四，钱不＠④就（505·20）

右八两，用钱万七百七十六（506011）

出钱千三百廿七，赋就人会水宜禄里兰子房一两（506·27）[②⑧]

陈直先生认为这是黄金与铜钱的互兑价格[②⑨]。如若这样，那么这四条资料，均为每两黄金值1347钱，与王莽法定比价每两黄金625钱相比，几乎高出一倍。

综上所述，王莽所定的黄金一斤值万钱的法定比价，不能代替西汉一代黄金与铜钱的比价；而西汉黄金与铜钱的比价，随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以及其他各种因素，而有所不同。因此西汉的黄金与铜钱虽有一定的比价，但没有政府规定的长期固定不变的法定比价。

西汉一代，为什么历朝政府没有规定黄金与铜钱的法定比价？这不是偶然的疏忽，究其原因，主要是黄金货币与铸币铜钱处于不同的货币发展阶段。西汉的黄金货币是以重量为计算单位，处于称量货币阶段，而西汉的铜钱是金属铸币，是以枚数为计算单位。两种计算单位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两者之间不可能规定出一个长期固定不变的法定比价。西汉的黄金，虽然以一斤左右为一饼，但每饼之间重量仍各不同。我们从考古出土的金饼底部刻有金饼的斤、两、铢等重量，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种没有固定标准重量的黄金货币是无法与具有固定标准重量的铜钱铸币之间规定出一定的法定比价来的。黄金以货币的重量进行交换，铜钱以货币的数量进行交换，两者之间有着根本不同的区别。这当然不是说"黄金无价"。因为任何一种物品，只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都可以产生一定的价格。其性质只是黄金作为物品与铜钱之间产生的价格，而不是黄金作为货币与另一种铜钱货币之间产生的法定比价。作为法定比价，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的比价是不能随时变更，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而作为一种物品，其价格是随着不同的情况而可以随时改变的。西汉一代，黄金价格因时因地常有高下，充分说明黄金货币具有物品属性的一面。西汉黄金货币尚处于称量的物品货币阶段。它作为一种货币，对其他物品具有一定的价值尺度，但同时其本身又是一种物品。物品的价格是不能与两种货币之间的法定比价相混同的。

（二）在西汉历次的货币改革中，都没有涉及到黄金货币。

西汉的黄金作为"上币"，理应与"下币"铜钱一样，在历次的货币改革中有所变化，但是我们令人不解地发现，在频繁的铜钱改革中，黄金货币似乎置身社会之外，都没有涉及到黄金货币。这一现象也比较奇特，值得进一步探讨。

为什么盗铸铜钱成为西汉一代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什么作为"上币"的黄金却能置身事外而默默无闻？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仍与铜钱和黄金两种货币处于两种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关。

如前所述，汉代的铜钱是经过国家法定而具有固定的重量与形状，在进行交换时是以计数（枚）为单位的。由于铜钱是以数（枚）量为计算单位，因而重钱与轻钱在流通中具有相等的价值，这也就成为盗铸者将重钱私销改铸的根本原因。当铜钱的名义重量与实际重量不一致时，货币盗铸者就会将重钱私自熔销，改铸成轻钱。西汉政府为了禁止铜钱的盗铸，对铜钱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处于称量货币的黄金，与金属铸币的铜钱有很大的不同。黄金货币是以重量的多少来体现其货币价值的，不存在重币与轻币的问题，因而也不可能产生私销与盗铸，黄金的货币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过去有许多论著把汉武帝铸造白金币来作为对黄金货币的改革，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少府多银锡"，于是汉武帝下令铸造白金币。"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并规定："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这里的"金钱"指的是由银锡合金铸作的白金，不是黄金，因而不能作为黄金货币改革的证据。汉武帝铸作的白金货币，引起了大量盗铸。"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以致一度形成"天下大氐无虑皆铸多钱"的局面。为什么银锡铸作的白金币竟然会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风波？其主要原因是处于自然金属形态的银锡成为国家法定的金属铸币。按照白金币与铜钱的法定比价，一枚重八两的银锡龙纹铸币值铜钱三千，稍轻的也值五百与三百枚铜钱。这种不合理的法定比价，决定了盗铸者大量私铸白金币以获取暴利。由此可见，原本处于自然金属形态的银锡，一旦成为法定的铸币，就马上会遇到盗铸的问题。汉武帝在铸作白金币时，规定了白金币与铜钱的法定比价，但对黄金货币则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不是偶然的。西汉的黄金货币仍处于称量货币阶段，不存在盗铸问题，因而历次铜钱改革没有涉及到黄金货币，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西汉的铜钱存在着盗铸问题，作为黄金货币却与铜钱不同，只存在一个真伪的问题。当时铸作伪金的风气比较盛行，因而民间流行着"金可作，世可度"[③⑩]的谚言。如果有人一旦衣服车马鲜明，就会被人怀疑为私作黄金，例如，王吉"世名清廉"，而"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因此"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③①]。可见民间铸作伪金之多。此外，还有关于伪作黄金的书籍《枕中鸿宝苑秘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黄尚方铸作事"[③②]，甚至连皇帝都想通过方术冶炼黄金。伪黄金的铸作曾经引起一些社会问题。"先时多作伪金，伪金终不可成，而徒损费，转相诳耀，穷则起为盗贼"[③③]，因而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③④]。

铜钱盗铸与黄金伪作，从表面上看都是西汉社会的严重问题，但却反映了两种货币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产生的不同问题。作为称量货币的黄金，一方面既有货币的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自身使用价值的商品属性。任何一种商品，都可以具有真与伪的问题。作为称量货币的黄金，在西汉以后不作为货币时，也同样存在着真与伪的问题。黄金的伪作贯串封建社会的始终，只是西汉社会比较严重而已。铜钱的盗铸，促使西汉王朝不断进行大规模的货币改革，而黄金的伪作也只能是下令禁止而不见改革的措施。

（三）国库财政储藏，不以黄金为计；王侯功臣赏赐，则有赐金数万。

《汉书·食货志》记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汉书·王嘉传》也记载："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出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下注引《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桓谭《新论》："汉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以上这些西汉府库的积储，为何不厌其烦地只记铜钱而不涉及黄金？

与此相反，在王侯功臣的封赏中，中央政府经常可以从府库中取出大量的黄金，有的动辄数万斤，最多的甚至可以到达五十万斤之多，如"大将军票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③⑤]。西汉政府一年的赋税收入为四十余万万铜钱，如果以王莽时期一斤黄金值万钱来计算，仅仅这一次赏赐就倾全国赋税收入还差十万万铜钱。明明府库中存在着大量的黄金，但在政府财政积储的计算时，却以铜钱为计？这不能不说是西汉货币制度中的又一奇特现象，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探讨。

要分析这一现象，这里不能不涉及到黄金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西汉的货币制度，从形式上来看，黄金作为上币，与下币铜钱并行，但事实上黄金与铜钱始终没有法定的比价，无法并行。黄金虽然在货币的总量上占有一定的数量，与其他货物之间也有一定的比值，但这一比值主要是随着铜钱的涨落而时有高下。铜钱因大量盗铸而不断贬值，对物价的暴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从西汉货币制度中的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来看，铜钱占主导地位。黄金不是西汉货币制度的主体。

在西汉的商品交换中，铜钱有明确的价值尺度。这是由铜钱为金属铸币所决定的。西汉王朝向人民征收的算赋、口赋、更赋，汉简中所反映的物价、家庭财产的统计，都无不以铜钱作为价值尺度的唯一标准。联系到前面所说的国家财政收入与库藏，也都以铜钱来进行计算。

一般来说，作为"上币"的黄金货币，也有其相应的价值尺度。如果按照王莽时期规定的黄金与铜钱的法定比价来计算，一铢黄金相当于二十六枚王莽的一铢小钱，其比价为1∶26。如以武帝时的五铢钱来计算，黄金与铜钱的比价可能还要小得多。如用黄金来计算各种物价、征收赋税、统计财产与国家财政库藏，也是完全可以的。但为什么只用铜钱而不用黄金？这与西汉的黄金货币是一种不确定的价值尺度有关。

西汉的黄金货币是称量货币。所谓"称量"的本意就是货币没有固定的法定重量，与金属铸币的铜钱有着很大的不同。没有固定的法定重量，就不易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如要交换，必须先要算出黄金的重量。这种价值尺度，不如铜钱来得明确。其次是黄金货币与铜钱之间没有法定的比价，铜钱是西汉货币制度的主体，因而黄金的自身价格因时因地时有高下，是一种不稳定的价值尺度。物价的计算、赋税的征敛、财产的统计、国家财政的库藏，如果用一种不确定的价值尺度去衡量，显然是行不通的。处于称量货币阶段的黄金货币，其价值尺度所具有的局限性，在货币流通中不得不让位于价值尺度比较明确的铜钱。

当然，在价值尺度上具有局限性的黄金货币，不等于说不具备价值尺度。但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文献记载黄金的价值尺度是不精确的。如梁孝王"有léi＠⑤樽直千金"[③⑥]。汉武帝"一马之饰直百金"[③⑦]；陆贾有"宝剑直百金"[③⑧]，等等。这里的léi＠⑤樽、马饰、宝剑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生活享受的侈奢品。要衡量这些经过精工细作、不惜工本的侈奢品的价格，不可能有精确的价值尺度。所谓"千金"、"百金"，并不是精确的一千斤与一百斤黄金。其他如"千金之产"、"万金之家"[③⑨]，也都是一种不确定的价值尺度。所谓"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④⑩]，并不是说超过或不到十金就不是"中人"之家，只是一个大概数。此外如"汤死，家产值不过五百金"[④①]；扬雄家产"不过十金"[④②]；尹齐死，"家直不满五十金"[④③]。这里的"不过""不满"，都不是精确的数字，所显示的价值尺度也只是个约数。由此可见，黄金货币不确定的价值尺度，决定了与其他物品比价的不精确性。从出土的汉简中，我们可以看到铜钱与其他物品的比价有非常明确的价值尺度，例如"侯长＠⑥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三十：小奴二，值三万；大婢一，二万；马五匹，二万；牛二，六千；牛车二辆四千；轺车一乘，值万；宅一区，值万；田五顷，五万；共十五万"[④④]。但翻遍汉简，找不出一条有关黄金与其他物品之间的精确比价。这决不是偶然的。黄金货币不确定的价值尺度，必然被同时通行而有明确价值尺度的铜钱所代替。

以称量来决定价值大小的黄金货币，虽然在价值尺度上不能与铜钱相比，但黄金与铜材相比，黄金的价值显然高于铜材，这里由黄金属于贵金属所决定的。因而，在大宗赏赐中，黄金货币的优越性却远远超过铜钱。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铸作马蹄金与麟趾金时，明确规定这些黄金货币"因以班赐诸侯王"[④⑤]。据彭信威先生统计，西汉赐金总额达八十九万余斤[④⑥]，而汉武帝赏赐卫青与霍去病分别是二十万与五十万斤之多[④⑦]。在军事活动频繁与后勤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赏赐黄金货币显然比赏赐铜钱来得轻便。黄金货币虽然没有明确的价值尺度，但赏赐是一方赠与另一方，不是一种正式的双方交换的行为，有没有明确的价值尺度对赏赐来说并不十分重要。而重要的是作为货币的黄金，具有自身高贵的商品价值，这对于金属铸币的铜钱来说是不能具备的。

综上所述，西汉货币经济中出现的种种特殊现象，是由黄金货币所处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只有充分理解西汉黄金与铜钱所处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才能对上述种种的特殊现象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三

长期以来，对于西汉黄金货币的评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把西汉的黄金货币估计得很高，认为汉时通货"专用黄金"[④⑧]，有的认为汉代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货币高居支配地位"，"是事实上的金本位时代"[④⑨]；另一种意见认为西汉的黄金"不是正式的货币"[⑤⑩]。我们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偏颇。

作为称量货币的黄金，实际上仍处在物品货币的历史阶段，具有两重属性，即既是货币，又是物品。物品货币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以称量来决定价值大小的黄金货币，起着与其他商品交换的媒介物作用。考古出土中有黄金货币切割的痕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过由于与金铸币的铜钱同时并行，其价值尺度不明确而流通不便，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黄金"不是正式的货币"。同样，处于物品货币阶段的黄金，不可能"是事实上的金本位时代"。金属称量货币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自然的金属铸块，还没有完全摆脱原始的物品货币的形态。西汉黄金的大宗赏赐或赠与，虽也可作为货币的大量赐赠，但由于不存在双方交换的行为，因而宁可作为贵重物品的赏赐或赠与则更为合理。忽视西汉黄金货币具有物品属性的作用，必然会作出不恰当的估计。

西汉的黄金所具有的货币与物品的两重属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新莽政权垮台以后，群雄割据，货币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有的地方甚至用布帛粟米进行物物交换。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货币属性逐渐失去作用，而物品的属性占居主导地位。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当刘秀恢复五铢钱时，并没有明文规定恢复作为"上币"的黄金货币。据《后汉书·马援传》注引《东观记》记载，当时马援建议恢复五铢钱，事下三府，遭到三府的反对，"凡十三难，援一一解之"。恢复五铢钱尚且如此困难，要恢复黄金货币更谈何容易。

东汉以降，史籍中使用黄金的记载的明显减少，成为众多史家试图解开的一个谜团。其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即"佛教耗金说"[⑤①] 。他们认为，由于佛教的传入，大量黄金用于塑佛金身、书写金经，致使汉金消失。如果此说能够成立，也就客观上反映了黄金作为货币功能的衰退与消失；因为黄金如果作为货币，由于流通的大量需要，是不可能去用作塑佛金身、书写金书的。

东汉黄金货币作用的衰退，因而引起史籍记载的减少，但这不是汉金的消失。黄金逐渐退出货币的流通领域，成为人们宝藏的对象。黄金作为称量货币，曾经在西汉的货币制度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也曾为人们制造出种种奇特的假象。但它不能与铜钱一样，经受战争灾乱的考验，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失去货币的资格。

[①][②⑥][③⑤][④⑦] 《汉书·食货志》。

[②] 《陕西兴平念流寨和临潼武家屯出土古代金饼》，《文物》1964年第7期。

[③] 参见秦晖《汉"金"新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本文统计有所增补。

[④][⑩][①⑧][②③] 《江苏盱眙南窑庄楚汉文物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

[⑤] 《湖南楚墓中出土的天平与砝码》，《考古》1972年第4期。

[⑥]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⑦] 《汉书·武帝本纪》太始二年应劭注。

[⑧] 《论衡·讲瑞篇》。

[⑨] 《汉书·武帝本纪》太始二年师古注。

[①①] 《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4期。

[①②] 《西安汉上林苑发现的马蹄金和麟蹄金》，《文物》1977年第11期。

[①③] 《郑州市郊发现汉代麟趾马蹄金》，《考古》1974年第1期。

[①④] 《长沙发掘报告》第119页。

[①⑤] 《太原东太堡出土的汉代铜器》，《文物》1962年第4-5期。

[①⑥] 《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①⑦] 《辽宁新金县花儿山张店出土马蹄金》，《考古》1984年第2期。

[①⑨] 《咸阳市发现的麟趾金和马蹄金》，《考古》1980年第4期。

[②⑩] 《怀柔县崎峰茶公社发现汉代马蹄金》，《文物》1976年第6期。

[②①] 《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②②] 《河南扶沟县古城村出土的楚金银币》，《文物》1980年第10期。

[②④] 《汉书·景十三王传》。

[②⑤] 参见宋叙五《西汉货币史初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1年初版。

[②⑦] 《九章算术》卷六。

[②⑧]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604、605、609、611页。

[②⑨]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29页。

[③⑩] 《汉书·景帝记》中元六年孟康注。

[③①] 《汉书·王吉传》。

[③②] 《汉书·刘向传》。

[③③] 《汉书·景帝纪》中元六年应劭注。

[③④] 《汉书·景帝纪》。

[③⑥] 《史记·梁孝王世家》。

[③⑦] 《西京杂记》上卷。

[③⑧] 《史记·陆贾列传》。

[③⑨] 见《汉书·酷吏传》、《货殖列传》等。

[④⑩] 《汉书·文帝纪》。

[④①] 《汉书·张汤传》。

[④②] 《汉书·扬雄传》。

[④③] 《汉书·酷吏传》。

[④④] 《居延汉简考释》，第48页。

[④⑤] 《汉书·武帝纪》。

[④⑥] 《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71页。

[④⑧]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汉多黄金》。

[④⑨]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⑤⑩] 宋叙五：《西汉货币史初稿》第3章。

[⑤①] 《宋史·杜镐传》、《日知录》、《二十二史札记》。＊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衣中加马

＠②原字为青去月下加介

＠③原字为分加枚右

黄金法则论文篇（7）

一、导言

经济增长可能是宏观经济学中最引人入胜的研究方向了，正如卢卡斯所说：“诸如此类的问题（关于经济增长的问题）所包含的对于人类福利的影响简直令人惊讶，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了。”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更是令人着迷，我国已经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势头能否继续保持下去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

索洛在1956年所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被认为是现代增长理论的一大成就，我们就从这一经典的模型开始我们的分析。索洛模型被广泛地用于解释中国所经历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该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即投资等于储蓄，同中国的实际国情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上图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1989年起我国的储蓄率已经连续十余年超过投资率，也就是说存在持续时间较长的投资缺口，即出现了储蓄长时间大于投资的情况。

所以，本文通过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索洛模型，放宽了投资等于储蓄的假设，在模型中引入投资缺口，使之能更好地模拟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

二、模型分析

1.不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

首先考察不存在投资缺口时的情况，即时的情况。假设一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且存在“哈罗德中性”的技术进步，则该生产函数可以写为：

进一步假设存在外生技术进步率g，即，人口增长率为n，折旧率为d。

下面考察资本积累函数：

其中，由于，所以，于是资本积累函数可以表示为：

设状态变量，用改写生产函数可以得到：

同样的改写资本积累函数得到：

根据平衡增长路径的性质，可知，将这一条件代入上式，可以得到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

这时的人均产出水平可以表示为：

根据费尔普斯的黄金律理论，当投资率（储蓄率）超过黄金律水平时会造成一国福利水平的损失，因此为了集中观察投资缺口的经济后果，排除投资率超过黄金律水平时，产生的福利损失，有必要计算黄金律水平下的人均产出。

黄金律法则可以简单的表示为：

由于都在平衡的增长路径上，因此根据平衡增长路径的性质可以把黄金律法则表示为：

y*-(n+g+d)k*

对上式求一阶导数，可以得到黄金律水平下的人均资本存量：

于是黄金律水平的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

2.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

下面考察，即国内存在持续的投资缺口时的情况。这时生产函数与不存在投资缺口时类似，但是资本积累函数发生变化，由于此时投资率与储蓄率不同，因此资本积累函数改写为：

运用上文方法，用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改写资本积累函数，并将平衡增长条件引入新的资本积累函数，可以解得存在投资缺口的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

以及人均产出水平：

进一步求解黄金律水平下的资本存量，此时黄金律法则可以表示为：

利用平衡增长路径的性质可以把黄金律法则表示为：

对上式求一阶导数，可以得到黄金律水平下的人均资本存量，为了和不存在投资缺口时的情况相区别，将其记为:

于是黄金律水平的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

由于且，对比和不难发现:，因此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路径同不存在投资缺口的路径相比有一个更低的人均产量。

三、结论性评注

通过对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分析，可以发现投资缺口会造成一国在黄金律条件下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人均产量的降低。因此从理论上看投资缺口如果持续存在，必然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从政策意义上看，不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道路要优于存在投资缺口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道路。

参考文献：

[1]查尔斯·I·琼斯:经济增长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李扬殷剑峰陈洪波:中国: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研究.财贸经济，2007（1）

[3]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年～2003年中国自己流量表的分析．经济研究，2007（6）

[4]陈利平:高储蓄率并非需求不足的根源.经济研究,2001（3）

[5]何帆张明:中国国内储蓄、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未来演进趋势.财贸经济，2007（5）

黄金法则论文篇（8）

一、引言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通过研究正五边形和正十边形掌握了触及黄金分割的秘密；公元前4世纪，欧多克索斯系统的研究了黄金分割并建立起比例；公元前3世纪，欧几里德在《几何原本》里进一步系统论述了黄金分割；中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帕乔利专门著书立说将黄金分割律视为神圣比例，各国天文学家开普勒也称之为神圣分割。在文艺复兴之后，这种被印度人称之为“三率法”的神圣算法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并被欧洲人称之为“各种算法中最宝贵的算法”。到19世纪，已经广泛应用于实际生活。

经过人们长期生活经验发现，大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固定的比例，这个完美的比例使事物呈现完美的形态。埃及金字塔、法国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古希腊神庙等等都呈现黄金律的特征，名画、雕塑、摄影作品甚至通过复杂的黄金律构成形态来表现这一规律，《蒙娜丽莎》、《维特鲁威人》、《最后的晚餐》等经典著名都符合黄金矩形的形态。研究表明，无论是从年降水量、相对湿度、年日照时数、平均气温等方面考虑，人类最适宜生活的黄金地带是34.38°～55.62°的纬度地带，而地球纬度范围为0～90°，而这正是黄金律最重要的比值0.618。这一比例在几十万年的历史进程中沉淀，成为世代相传的经典规律，以其和谐性、严格的比例性蕴藏着丰富的经济价值。

二、黄金律的特性

（一）黄金律的释义

斐波那契，这个曾在叙利亚、希腊、埃及、西西里、普罗斯旺研究过数学的意大利数学家，是第一个研究古代中国与阿拉伯数学理论的欧洲人，他在《珠算原理》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数列：0，1，1，2，3，5，8，13，21，34，55，89，144，233，377，610……，此数列即被称为斐波那契数列。

设Fn是该数列的第n项，则这组数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达，Fn=F（n-1）+F（n-2），其中F0=0，F1=1，F2=1，（n>2，n∈N）

（二）重要的比率关系

1、Fn/F（n+1）≈0.618 n越大其比率越接近于0.618034…（无理数）

2、F（n+1）/Fn≈1.618 4*Fn=F（n+3）

3、F（n-2）/Fn≈0.382，其倒数为2.618

4、Fn/F（n+2）≈0.236 F（n+2）/Fn≈2.618

总之，由Fn可构造一系列比率An={0.191、0.236、0.382、0.5、0.618、0.764、0.809}。

（三）比率联系

1、0.618的减法关系：

0.618?=1-0.618

0.618^（n-1）-0.618^n=0.618^（n+1）

2、1.618的加法关系：

1.618?=1+0.618

1.618^（n-1）+1.618^n=1.618^（n+1）

3、F（n+1）/Fn≈1.618

Fn/F（n+1）≈0.618≈1/1.618

4、F（n+2）/Fn≈2.618≈1.618^2

Fn/F（n+2）≈0.382≈1/0.618^2

5、F（n+3）/Fn≈4.236≈1.618^3

Fn/F（n+3）≈0.236≈1/0.618^3

6、F（n+4）/Fn≈6.854≈1.618^4

Fn/F（n+4）≈0.146≈1/0.618^4

（四）斐波那契数理的特征

1、数列中的任何十个数字之和均可被11整除；

2、Fn+F（n+m）+1=F（n+m）往后隔一项的数；

3、Fn*F（n+1）=F1?+…+Fn?；

4、F（n+2）?-Fn?=斐波那契数字；

5、0.618与1.618互为倒数，其乘积约等于1。

三、黄金律与形态理论

（一）黄金三角形

黄金三角形，将腰角分成两半，并将对角线延伸至对腰线，则对腰线便会按0.618倍分割，所分割出来的细三角形本身亦是一个黄金三角形。无限细分将得到无限个黄金三角形。将黄金三角形的底部延长1.618倍，并与尖角直线相连，便可以得到一个较大的黄金三角形。等腰角72°，顶角36°，三个角度和为180°，若每度分10个点，则市场运行方式可能按720、720、360点方式运行。而在时间方面亦可能如此循环，360°为一个正负周期，180°为正，180°未负，演绎一个完整。

金融市场的小型结构重复着中型结构的形态，而中型结构则重复大型结构的形态，此结构亦即波浪理论的“浪中有浪”原理，亦是黄金三角形无穷扩展的原理。此即“分式结构”，它广泛应用于各种形态分析。

（二）黄金矩形

黄金矩形是以0.618的增长速度横向或纵向扩展或收缩，在横向表现为时间的黄金律运动，而在纵向上表现的是价位，无论是按时间或是价位，0.618的分割比率都是现货电子市场的重要支撑、阻力位及转折点的时间点。所以按0.618的比例划分成无穷尽的四方形，每个四方形的等边乃是以之前的四方形边长的0.618计算。黄金矩形中的四边形的对角线实际上等同如一条江恩的时间价位1*1线，时间与价位幅度相等。若将这个时间与价位形成的关系化成单一的时间因素，便等于四方形横向增长0.618倍；若将其化成单纯的价位因素，便等于将价位增长0.618倍。总而言之，时间与价位之间的转换是乘以1.618的比率。

每一个黄金矩形可看成是一个市场的完整周期，也可看成是一个大型黄金矩形之中的部分，因为市场所出现的是不断重复、大小不同的市场结构。黄金矩形中的四方形的对角线是时间等于价位的水平，即1*1线，它是市场的平衡点，在此线上，市场经常发生支撑、阻力作用。若将此对角线以弧线加以连接，将形成一个不断收缩的螺旋线，它本身亦成为市场重要的支撑、阻力水平；而其螺旋焦点价位水平，亦成为市场的支持或阻力。

（三）黄金五边形

等五边形可看成是由5个黄金三角形组成，即可得一个五角星。将五个锐角以直线相连，便得到一个正五边形。它也具备分式结构，即按上述方式重复，便可得到无限细分的五角形。黄金五角结构上，周边有5条。两条对角线及一条周边，可组成黄金三角形，其中共可组成5个三角形。它的结构也充分反映了波浪理论的五三关系。黄金五角形除了作为分析图表上的时间及价位的支持及阻力外，本身亦可看作为是一个循环周期的分割点。它的每一个内角为108°，5个角度和为540°，若以每一度代表一个交易日来看，则一个完整的周期为540个交易日，而每108个交易日将为一个重要的分割点。在现货电子交易中，中远期合约一般从推出到交割仅有90个月左右的时间，若把角度数平均缩小10倍，则得到的数字又和道氏理论一脉相承。而对于连续合约，时间周期的连续则可以完全应用黄金五边形来进行形态分析。

四、黄金律与江恩

（一）江恩比率与斐波那契数字前7个数字的关系

1、F1与F2的比率是1，对江恩而言，波动幅长的1倍增长是十分重要的阻力与支持位；

2、F2与F3之间的比率是2或0.5，两者亦是江恩最重要的市场比率； （下转第206页）（上接第204页）

3、F3与F4的比率是1.5或0.666，与江恩的三分之二、一又三分之一市场概念一样；

4、F2与F4的比率3或0.333，与江恩的三倍或三分之一的重要市场波动比率亦一致；

5、江恩对于金融市场的波动率1/8、3/8、5/8都能与之相适应；

黄金比率 0.146 0.236 0.382 0.5 0.618 0.764 0.854

江恩比率 0.125 0.25 0.375 0.5 0.625 0.75 0.875

（二）0-1的比例分割

1、若按0.382或0.618分割，两端幅度之间的比例为0.618或1.618；

2、若按0.5分，则两端幅度之间的比例为0.5；

3、若按0.236或0.764分割，则两端之间的比例为0.309或3.327；

4、若按0.146或0.854分割，则两端之间的比例为0.171或5.849；

五、黄金律与价格、时间关系

（一）黄金律与价格

在价格方面，无论是分钟图、小时图、日线图，亦或是其他周期的线图，行情在纵向价格走势上都遵从黄金分割律展开。其中，重要的点位就是0.382、0.618；一般地，当行情呈现不同势态时，价格的回调或者反弹会呈现一定的规则比例；在强势行情下，反弹或者回调幅度都不会超过上一段行情的0.382，而在弱势行情下，反弹或者回调幅度可能需要上一段行情的0.618倍来调节。在所有的行情走势中，市场价格运行的波段都遵从An={0.191、0.236、0.382、0.5、0.618、0.764、0.809}的比率。当突破前期高点或者低点继续前行时，将按照An+1={1.191、1.236、1.382、1.5、1.618、1.764、1.809}的比率到达下一个价位点位。

（二）黄金律与时间

在不同的周期上有不同的时间运用法则。对于日内交易而言，每天四个小时的交易时间就是重要的时间范畴，所有的分析都要基于日线。而对以小时线为基础的波段交易者而言，多周期的小时线的选取就尤为重要。按照An={0.191、0.236、0.382、0.5、0.618、0.764、0.809}的比率，那么预计交易时间与An的乘积就决定了市场转折或停顿的重要时间点位。同样，在一个波峰到另一个波峰或波谷，在一个波谷到另一个波谷或波峰，即可利用An或者An+1的比率来判定下一个波峰或波谷的到达点位。

六、结语

尽管作为一个数理概念，没有完全的理论作为依据，但是它广泛用于经济科学诸多领域，鼓励我们去思考、探索。在波浪理论中，黄金律已是其核心支柱概念，在金融市场上交易的每一个品种中，投资人士都热衷于这种充满神奇的数字。将黄金律的思想引入现货交易，对我们把握市场行情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黄金法则论文篇（9）

明代虞抟编写的《医学正传》详述了内外妇儿近百种病症，有关黄疸的诊治颇有特点，现浅述如下。

一、遵从古论、法求多方、言多有据、不拘一格

在病因、分型、治法、选方等方面作者多遵从古论《金匮要略》的要点，但不拘于此，不乏主见，且旁引丹溪、东垣、《活人》、《集验方》等多家方论，一一注明出处，所列方药剂量煎法无不悉备，突出了临床学习及治疗的可操作性。

病因病机 主要遵从《内经》观点，认为黄疸为病，因于湿而起。中央黄色，入通于脾，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与《金匮要略·黄疸病》“黄家所得，从湿得之”观点一致。不仅强调湿，同时强调湿热，认为其发病系湿热郁积于脾胃之中，久而不能散，故其土色形于面与肌肤；又认为外有伤寒热病，阳明内实，当下而不得下，当汗而不得汗，当分利而不得分利，故使湿热怫郁内甚，皆能令人发黄病也。这些认识概括性强，且简略易懂。

分型 一方面遵从丹溪的观点将黄疸概括为湿热型；另一方面又认为有黄汗、黄疸、酒疸、谷疸、女劳疸五型，与《景岳全书》提及的古有五疸之辨的 内容 完全一样，与《金匮要略·黄疸病》五疸之分类大致相同，《金匮》不过将黄汗列入水气病篇，所提出的黑疸可从黄疸、酒疸、女劳疸转化而来；还提出伤寒大热发黄、伏暑发黄、黄肿、发黄遍身冷等条目，囊括了 目前 阴黄、阳黄、急黄等证型。与《诸病源候论》分为二十八候及《圣济总录》分为九疸三十六黄疸相比，相对简约又不失重点。

书中又说，虽有五者之分，终无寒热之异，提醒我们虽有分型但不要拘于分型。对认识有困难的证型又多引《金匮要略》及《脉经》原文详加论述，以资鉴别，具体如下。

酒疸：病酒发黄疸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热、足下热是其证也，心中懊?而热，不能食，时欲吐，名曰酒疸；酒疸黄色，心中实热而烦。

女劳疸：额上黑，微汗出，手足心热，薄暮则发，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劳疸；黄家，日哺所当发热，而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

谷疸：趺阳脉缓而迟，胃气反强，饱则烦满，满则发热，客热消谷，食已则饥，谷强肌瘦，名曰谷疸；阳明病脉迟者，食难用饱，饱则发烦头眩者，必小便难，此欲作谷疸；尺脉浮为伤肾，趺阳脉紧为伤脾，风寒相搏，食己则眩，谷气不消，胃中苦浊，浊气下流，小便不通，阴被其寒，热流膀胱，身体尽黄，名曰谷疸。

上述证型的区分有详有略，为治疗理清了思路。

治法 包括汗、吐、下三法。认为湿在上宜发汗、湿在下宜利小便，或二法并用，使上下分消其湿。三法治黄虽在《金匮要略》等典籍中有记载，但欠详尽，部分条目有法无方，虞氏对此进行了补充，体现了治法的灵活多变。

汗法：选用《金匮要略》原法原方，如：诸黄家病，但宜利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宜桂枝加芪汤，又名黄芪建中汤。

吐法：自拟方治气实伤湿，浑身发黄，选抚芎、栀子、桔梗各二钱，细切作一服，加姜煎，入韭汁服，探吐之。

下法：黄疸腹满，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为表和里实，当下之，用大黄黄柏栀子芒硝汤。

吐下并用法：选(活人)葶苈苦参散治湿热内盛，小便赤涩，大便时秘，饮食少进，诸药不效。用苦参、黄连、瓜蒂、黄柏、大黄各一两，葶苈子二两为细末，每服一钱匕，清米汤调下，以吐利为度。

遣方 以临床 治疗 为核心，不拘一家之言，多方选引，且注明出处，附以家传及经验方，言必详尽，体现了治疗上务实求真之心。

概括而言，以丹溪观点选方，认为同是湿热，轻者小温中汤，重者大温中汤，热多加黄连，湿多者茵陈五苓散加食积药。

分型用方，既重分型又重变通，且详述酒疸、谷疸。(1)酒疸：选(叔和)小柴胡汤加茵陈、豆豉、大黄、黄连、葛根；心中懊?，或热而痛，选(活人)栀子大黄汤；身黄无热，靖言了了，腹满欲吐，心烦足热，或有?瘕，心中懊?，脉沉弦紧细，选(活人)半温半热汤，此方药的选用补充了《金匮要略》有此论述但无方药的不足；酒疸发黄，心下有痃癖坚满，身体沉重，妨害饮食，小便赤黄，此因内虚，饮食生冷，脾胃痰结所致，选(活人)当归白术汤。(2)谷疸：选(丹溪)方，柴胡、谷芽、枳实、厚朴、栀子、大黄等分，水煎服；消谷善饥，面色痿黄，心中烦热，胸胁胀满，小便赤涩，选(河间)茯苓汤；脾胃不和黄肿，选(局方)胃苓汤，小便赤涩加滑石。(3)女劳疸，选(叔和)硝石矾石散；肾疸目黄，或浑身黄，小便赤涩，选(东垣)肾疸汤。(4)谷疸、酒疸、湿热发黄，选(集验方)针砂丸。(5)伤寒大热发黄，面目俱黄，小便赤涩，选(活人)茵陈大黄汤。(6)伤寒或伏暑发黄，小便不利，烦渴，选(活人)茵陈五苓散。(7)伤寒热郁，瘀血内结，身黄，脉沉细，狂言谵语，小便自利，大便黑，选(活人伤寒门)抵当汤。(8)发黄，脉沉细而迟，遍身冷，选(活人)小茵陈汤，肢体逆冷，腰以上自汗，选(活人)茵陈四逆汤；发黄，脉沉细数，四肢冷，小便涩，烦躁而渴，选(活人)茵陈茯苓汤。(9)黄肿病，选(集验方)绿矾丸、及祖传褪金丸。

上述(活人)栀子大黄汤、(叔和)硝石矾石散、(活人)茵陈五苓散、(活人伤寒门)抵当汤，究其源实出自《金匮要略》，与虞氏病因分型多从仲景相呼应。同时从侧面说明，《金匮要略》原书散佚，虽至宋代校订，但残缺仍多，仲景之论散见于诸家之书中这一事实。

二、讲究炮制、善于调养、重视防病、整体协调

除病因分型注重传承有序，治法选方颇为具体翔实外，虞氏在炮制、调养、防病、预后判断上亦着重论述，融调、治、防为一体，体现了他强调整体观的治疗特点，利于各方面协调，提高临床疗效。

制药 常见的有醋糊为丸、红枣肉为丸、生姜煮红枣肉为丸、醋炒针砂七次令通红、童便浸香附、附子一枚作八片炮、米泔浸苍术、姜汁炒茵陈、醋制三棱、醋制莪术。上述用药，醋制能收敛，姜炒能散，炮附子能减轻毒性，姜枣能和中止呕，调补脾胃，其他如米泔浸苍术、童便制香附、醋制三棱、醋制莪术可增强药效，在药物的性味上力求扬长避短。

调养忌宜 绿矾丸治黄肿病，嘱忌食荞麦面，米汤送下；褪金丸治黄肿，忌鱼腥、湿面、生冷、水果等物；针砂丸治谷疸、酒疸及枣矾丸治食劳，姜汤送下；硝石矾石散治女劳疸，大麦粥汤和服。细究其因，鱼腥能助湿，生冷水果及湿面易伤脾胃，姜汤、米麦粥汤即可和中，又助健脾祛湿，均有利于黄疸的治疗。

黄金法则论文篇（10）

《黄帝内经》与《希氏文集》的粗略比较 于薇，Yu Wei

《内经》医学气象理论琐谈 许柏泉，Xu Boquan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成书考略 章健，李洪涛

中医神志学说的文献研究 李滨

论仲景的血室证治 黄海

《金匮要略》妇人病三篇的逻辑学方法探讨 邓高丕

徐灵胎外科学术思想探要 李古松

浅析《外科精要》的学术贡献 刘青林，吴积华，刘天骥

论中西医结合影像学的分类研究

对仲景运用桂枝汤加减浅析 蔡善政，郑侠

《医学衷中参西录》血证用药经验探要 段海涛，唐学游

张锡纯运用白芍心法浅析 崔连有

中国宫廷美容发展简史

试论白居易诗歌的医药学思想 张英强

健脾胃法在治疗植物状态中的运用 袁婉丽，胡节惠

中医药文献计算机检索培训多媒体教学实践 曾展鹏，张美，朱世哲

黄元御及其医学成就 蔡锡英，柳少逸

我国中药材农药残留污染现状与对策

南宋医家陈文中儿科特色 赵艳，郭君双

罗志瑜治疗脊髓型颈椎病经验 钟力炜，章家福

针药并用排痰治喘 阮伟蓉

我国近代中西医汇通史 周明忻，Zhou Minxin

《岭南中医》读后 靳士英

近百年中医妇科主要文献评述 刘兰林，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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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通络验案三则 赵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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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郁金的现代研究概况

汪机学术思想及临床思维探析 顾植山，Gu Zhishan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病因病机探析

《金匮要略》黄芪七方浅析 李古松，Li Gu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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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儿科医家曾世荣的学术贡献 任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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