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论文篇（1）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平均主义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1]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据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今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还在攀升。贫富差距在我国的表现如下: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最近，中国社科院在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2]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最近，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作出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行业，将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报告举例说，证券业、航空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职工年薪能达到10万元以上，而纺织业、农业、文体用品制造业等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却低于2万元。[3]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到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元扩大到13230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三、解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思考与对策

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应采取相关措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一）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4]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二）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非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打击不正当竞争。另外，考虑对某些个人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行业应征收垄断税。在税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同志在十七大上报告中承诺缩小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还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农村的发展。

（四）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5]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五）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学者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另外，对于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企业，政府应该在税收和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从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

参考文献

[1]高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探析[D]，江苏，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7:6

[2]刘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扩大17年间增加12倍[N]，北京商报，2008-10-16

贫富差距论文篇（2）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发展除了有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还应有合理的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所导致的两极化在一定程度上会给社会进步带来诸多负面因素。2010年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61，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4。相比较日本和韩国的0.26，美国的0.4，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并且以每年0.01的速度增长。我国的贫富差距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大。 

根据2006年—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相关网站资料整理可以了解，2008年到2012年五年间，我国城镇和农村的人均收入比值一致保持在3.1倍以上。在1995年国际劳工标准处理有关劳工问题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统计的城乡收入比值中超过2的三个国家中就有中国。然而，2007年这个比值已经到了3.33。经济条件相同会增大农村居民生活压力。 

2.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纵观2008到2012年的数据，东部和中部城镇居民的可以支配收入比值在1.46左右，东部和西部的城镇可支配收入在1.47上下波动；东部与中部农村可支配收入比值在1.48左右，东部与西部的农村可支配收入比值偏高在1.85左右；2012年中部，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分别是东部地区的69%，67%，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分别是东部地区的63%，51.4%；从对比数据可以看出中部西部与东部区域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差距，并且区域间的差距没有下降的趋势。 

二、个人所得税的现状 

个人能所得税作为我国主要的财政收入，通过无偿支出功能起到调节和安全控制的作用，调节贫富不均和缓解收入差距。我国现行的征税模式是分类征收制，分类征收制是将纳税人不同来源，性质所得项目分别规定不同的征收率。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现行的缴纳模式，无法全面衡量纳税者的综合纳税能力，同国外相对比，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模式还比较欠缺人性化，不能较好的而实现公平税负，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因此也非常的而有限，而且还容易造成税收的流失。不能起到调节贫富差距，没能当好调节器与安全阀。根据统计数据可以知道，税收实际征收额是征收流失额的1/5到1/2，进一步的拉大了贫富差距。面对对贫富分配不均的社会现状，个人所得税作为我国的主体税种也需要进行改革更好的起到调节器与安全阀的作用。 

三、优化个人所得税以缩小贫富差距的研究 

（一）针对起征点应该详细的分别征订 

从2011年9月1日起，起征点调整后由原来的2000调整到3500，尽管起征点调整了，但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没能得到缓和。不同地区的起征点一致提高反而会扩大居民人居收入的差距。相关数据分析，2014年的数据得知北京、上海、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了4万，但是甘肃，西藏，新疆，青海这些城市还未达到平均值。因此应该适当的根据不同的地区设置不同的纳税起征点，具体的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确定该地区的起征点。对于上海，北京，广东，福建等这些东部高收入城市来试试，应该适当的调低他们的个税征税的起征点；相对于甘肃、新疆、西藏，湖北，河南，湖南等中部与西部收入偏低的城市来说应该根据自身的经济收入情况适当的调高个税起征点，提高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对缩小区域间的贫富差距起到可观的效果。 

城镇与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较大，为减少农村人民的负担，缩减农村与城镇间的贫富差距，应调节城镇与农村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同地区的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起征点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各有不同，根据表一来看农村的纯收入明显低于城镇的个人可支配收入，起征点相同并不能够缩减农村与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因此我认为针对农村和城镇的个人所得税征税的起征点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不同的地方在各地区起征点不同的前提下，农村的起征点应该低于城镇的个税起征点。 

（二）针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模式的有关建议 

贫富差距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05(C)-0175-01

和谐社会视域下，体现的是均衡的利益，倡导的结构合理、包容共生、运筹得当、规范有序的社会。和谐社会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所坚持的口号，其中也一直在强调贫富差距“先富带后富，共进致富路”的内涵。和谐视域下的中国贫富差距是必须还是偶然，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发展途中的弯路，本文即将展开讨论。

一、和谐社会的内涵及其视域下利益谐的要求概述

（一）和谐社会的内涵概述。对于和谐社会的内涵，最直接的表述为社会系统内各种因素、各种部分组成处在一个协调融洽的状态。新时期的和谐社会已经有别于传统社会中原生态、自发性的和谐秩序，被赋予了其时代的内涵。从理论上来讲，社会主义所提出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公平正义、民主政治、安定有序、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二）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利益和谐要求概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来讲具有利益的和谐性，和谐社会同利益和谐在本质的程度上是统一的。利益和谐属于根本意义上和谐的范畴，人类一切社会活动中，利益的寻求是根本动因，而经济利益又是社会利益的集中体现，反应的是物质财富的占有及支配情况，进而决定不同的利益关系。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就是利益的和谐，从根本上对利益主体中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统筹，让不同阶层的群众利益得到合理的分配，及时化解利益矛盾，从而使得贫富差距得以实现有效控制。

二、和谐社会视域下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分析

（一）中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2005年国务院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指出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是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2005年4月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开展“收入差距问题公众评价”追踪电话抽样调查时发现，55%的人认为近两年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随着“两会”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再次被提起。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居民收入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收入的提高远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并且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升至2002年的3.1。如果加上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补贴和福利，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就更大了。中国贫富差距现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城乡之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近些年来，农民人均收入虽有所增加，但是却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之间拉大；第二，地区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由于受到资源分布、发展速度及科技教育水平等方面因素的不一致的影响，导致了个地方之间的较大贫富差距；第三，行业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垄断行业同一般行业之间效益的不同进而导致其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第四，阶层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收入差距不断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个富裕阶层，造成了富人、穷人两个阶层间的贫富差距问题，并逐渐突出。（二）中国贫富差距形成原因分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背离了和谐社会的公平原则，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第一，致富资源缺乏合理性。资源在初次的分配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不公平的竞争，导致了当前我国收入分化的明显特征；第二，致富途径缺乏正当性。当前，我国致富途径多样，有正当的和不正当的，不正当的致富途径，导致了利益分配的不公平性，进而造成收益的不均衡；第三，援贫缺乏执行力。在援贫的过程中缺乏管理和执行力，导致贫困群体难以得到有效的援助，进而造成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三）中国贫富差距带来的正面效应分析。和谐社会视野下，中国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显得有些不合事宜，给人民群众带来消极心态影响的同时，让人们开始怀疑和谐社会的真正内涵。但是，重新审视之下，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利于人们财富创造积极性的激发；利于高端人才的引入；利于规模经济的形成；利于产品的不断创新；利于国家财富不断的增长；利于社会就业的进一步扩大。（四）以和谐社会内涵为基准，改革现有体制，改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我国现有体制是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根源，如果在体制上不加以解决，新的问题仍会不断滋生。现有的体制缺乏对和谐社会内涵的正确认识，对其公平的本质要求没有足够的重视，进而导致经济、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现象不断发生，贫富群体已然形成。认证履行和谐社会的初衷，在现有体制中贯彻和谐社会的理论，从而缓解和解决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问题。

总论：和谐社会视域下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审视，可以看出，贫富差距是利弊共存的，但是其不断加剧的形势与和谐社会理念相背离，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的实现。逐步完善现有体制，把解决现有贫富差距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从而缓解当前的贫富差距矛盾。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贫富差距论文篇（4）

关键词：

贫富差距；人均GDP；城市化；居民服务水平

1引言

贫富差距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颇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中国近几年经济的迅猛发展，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引起社会与政府的普遍关注。城乡差距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农村廉价的劳动力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工轻农，使得农村和城镇的发展水平直接脱节。另外，分配制度的改革过分强调效率，忽视公平，也造成了农村的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城镇的结果。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城乡生活水平差距逐步扩大。诚然，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道路上，城乡差距的逐渐拉开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差距持续增大，必然会与和谐社会的理念相矛盾。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内的国内外权威组织，他们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充分显示了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因此，研究贫富差距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指标的选取

2.1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按照通行的测量贫富差距的标准，基尼系数是一个很好的测量我国贫富差距的指标，但是，我国并没有对全国的基尼系数进行过系统的统计。因此，我们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用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来替代基尼系数。(1)人均GDP本文选取历年各地区的人均GDP来表现各省份历年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一个地区的经济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利用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人均GDP也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各地区资源禀赋的不同。(2)投资环境一个地区的投资环境影响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造成了这个地区相对于其它地区的落后程度。本文选取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反映该地区的投资环境。因此，本文选取FDI来代表该地区的投资环境。(3)城市化城市化能够吸收剩余劳动力，提高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缩小城乡间的差距。本文用城镇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来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化程度。(4)国有经济程度如果经济被垄断企业掌握，那就意味着该地区的财富将会集中用于少数人手中。本文用我国各地区国有企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作为衡量国有经济程度的指标。(5)教育程度民众的教育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教育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决定了该地区先进或落后的程度，也影响了该地区的贫富差距问题。本文用各省份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支出占比的来衡量。(6)科技实力科研水平越高，经济竞争能力越强，生活水平也越高。本文选用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各地区科研实力。(7)居民服务水平居民服务投入越多，民众的生活差距就会越小。政府投入的领域往往是基础设施领域，普通民众受益最大。本文选用国家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作为衡量政府对居民服务领域投入的指标。

2.2符号说明(1)差距指标(y)：这里用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来衡量。(2)人均GDP(x1)：表现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3)投资环境FDI(x2)：表示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4)城市化(x3)：表示我国各地区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5)国有经济程度(x4)：表示我国各地区国有企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6)教育程度(x5)：表示各省份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支出的比例。(7)科技实力(x6)：表示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进行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与国内(地区)生产总值之比。(8)居民服务水平(x7)：表示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的数量。

3模型的建立和求解

3.1逐步回归方法逐步回归分析法得到的回归模型为：D.W.=2.003,模型不存在自相关。由斯皮尔曼检验，模型不存在异方差。x3、x7的方差扩大因子VIF均为小于10，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3.2前进法通过前进法对数据进行模拟，得出的模型与逐步回归法得出的模型是一样的。

4模型的比较

上述得到的两个模型都通过了检验，都是合理的，只是模型中的两个变量x1、x3不同，现在对二者做一个相关性分析。从两变量的相关系数看，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73，说明二者确实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在各自的模型中对缩小贫富差距的贡献是不同的，从而导致共同变量在两个模型中的贡献值略有变化。

5结论

对于上述的多元回归模型，有如下结论。

5.1城市化本文取城市化指标反映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回归结果中，它的系数为正值。这说明，随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逐渐减弱。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二元经济结构改善的越好，我国的贫富差距越小。在回归结果中，城市化的系数还保持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充分说明了此变量的重要性，要改善我国贫富差距状况，必须要改善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

5.2居民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对居民服务投入越多，则该地区的民众的生活差距就会越小。从回归模型看，它的系数为正值，且在缩小贫富差距的贡献方面较大于另一个因素，说明增加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的人数，可缩小差距。

5.3人均GDP从模型估计中，我们发现，随着我国居民人均GDP的提高，我国各地区的贫富差距在缩小。同时，一个地区的人均GDP越高，其城市化的水平也越高。因而，也就出现了文章中两个变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从而形成了两个模型并存的局面。

5.4科技实力从回归模型来看，原本认为科技实力是影响居民贫富扩大的因素，但实证结果并非如此。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企业研发形成的竞争优势使得企业收入增加，但同时，也只增加了少数精英阶层的收入。二、技术的外溢性。长期来看，科技会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降低消费成本，缩小贫富差距。但我国并没有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使得技术的优势并不能更好地呈现。

5.5教育程度中国的高等教育分布极不均匀的。高等院校集中于少数发达城市，而且缺乏市场竞争，这造成教育无法有效地在各地之间配置；中国的生源大省往往不是教育强省，很多时候教育经费的支出并不能反映出该地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虽然，近几年我国加大了对教育经费的支出，但是，这些资源并不是完完全全、直接地用于提高教学质量上的。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该变量也没有进入模型。因此，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上述中的城市化、居民服务水平、人均GDP等3个因素都能够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我们必须结合扩大我国贫富差距的原因，寻求解决缩小目前过高的贫富差距问题的途径。

6建议

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日渐扩大，从2000年我国基尼系数首次突破国际警戒线，至200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6这一趋势，急需引起我们的关注。结合本文的研究成果，笔者给出如下建议：

6.1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措施居民服务水平，是国家对公民的一种社会保障。因此，缩小贫富差距，政府应加大财政支出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尤其是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救助低收入群体，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我国现有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远远不能解决农村低水平的保障问题。因此，政府应大力加快我国保障制度的建设，尤其是扩大我国农村保障的覆盖范围，有效缩小我国的城乡贫富差距。

6.2大力发展经济，加快城市化进程本文的研究分析认为，我国的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有积极的作用。因此，我国政府应大力发展经济，同时加快城市化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过多地考虑贫富差距，又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所以，我们必须理性看待贫富差距，全面考虑贫富差距。从经济和社会两方面共同调整我国的贫富差距，一方面，适当的保持合理的贫富差距，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我们要断绝不正当的收入来源，坚决杜绝不劳而获的现象，从而有效地降低贫富差距。只有从社会、经济两方面统筹兼顾，切实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我们才能在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加强社会稳定，提高幸福指数，增强生活优越感，实现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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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 B2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3-0072-01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我们国家已经在各个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伴随着改革也产生了很多问题。特别是近几年贫富差距问题成了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成为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主要指标是基尼系数，以0.3下为平均状态，0.3-0.4为合理状态，超过0.4则表示该国贫富差距过大，超过0.6则说明该国已经严重两极分化，处于社会动荡的边缘。我国九十年代开始基尼系数开始大幅上升。从九三年的0.4跃升到二零一二年的0.55。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一个半世纪以前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充满活力地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变革，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它所处的时代紧密结合，力求正确认识时代的矛盾，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社会改造相结合，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密切关注时代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和根本问题，并且从中反映时代的精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清晰地看待问题，和正确的解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一、贫富差距的成因

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将一直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由于生产力落后的本质造成的。生产关系是在生产力的基础上生成的，是生产力整体自己决定自己各部分之间的生产关系，若生产力发生了变化，生产关系必然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因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生成性对应关系。贫富差距就是生产力满足不了生产关系的体现。

在任何社会形态下，资源稀缺性和贫富差距都是如影随形的。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一方面受到直接基础的制约，另一方面有受到技能的制约，而技能本身又受到资本的限制。多样性的差异导致贫富差距成了一种必然的状态。

1.不合理的政治结构，中国是一个政治至上的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清晰，往往是政治之外无社会。国家之外无个人。这种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激发了潜在的差别和公正的矛盾。

2.不合理权利的结构，贫富差距作为人的经济体现和现实表征。其根源往往在于不合理的权利结构，研究表明，权利及接近群体的收入增长最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们解决贫富差距的启示

（一）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指出，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经济基础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所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经济是决定性因素。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抓住了我国发展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发展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我们要解决好贫富差距的问题。

（二）贫富差距存在的必然性。各种社会的形态的下的贫富差距都是存在的，任何情况都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人的差异只要存在，贫富差异就会存在。这是历史的必然，客观世界的必然。只要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范围内，就是对社会发展有益的，对社会各个阶层都是有好处的。一定的差距，会使经济更有活力，会使科技更加进步，使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有了更充足的动力。辩证的看待贫富差距，普遍联系的看待贫富差距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三）改革是减小贫富差距的根本办法。1．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必须坚持把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2．改革的深入推进，必然会涉及许多利益的调整。这不仅会使过去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而且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但是，改革不能因此而退却，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3．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有效解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建立健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只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才能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只有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社会管理，才能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保障社会安定有序。4.实施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权利架构。把公正确立为权利边界的核心理念。公正作为制度的首要价值。是整个社会良好发展的基础。公正的缺乏不仅导致交易政治的泛滥。也导致正常市场秩序的破坏和混乱。必须使权利与价值关系的在正确的位置上。使权利为价值服务。变政府的一元领导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三元制衡。确定政府权利的范围。变统治为治理，权治为法治，管理为服务。市场指的就是市场经济。运用市场经济解决效率和财富问题。公民是社会的主题。完善公民社会是保证民权.实现公民自治和民主监督的重要基础。政治的根源是经济。经济关系是政治关系的基础，同时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映人们的根本经济与物质利益，保障人们的经济与物质利益的实现。

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转型，必然会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矛盾。中国在面对当今社会的巨大机遇与挑战时，我们应当克服自身在处理矛盾上的盲目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生活的指导作用，让先进的社会意识占据统摄地位，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使人们的自觉地实践活动朝着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者需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其中既有一脉相承的核心和传统，也有与时俱进的应变和创新，传递着永恒的现实作用和意义。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复杂问题，需要坚持正确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恰好就是合适的理论依据。不仅仅是贫富差距问题，在改革发展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和解决。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2000.

[2] 恩格斯.反杜林论[M].人民出版社，1999.

[3]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商务印书馆，2011.

[4] 谢静.论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原因及对策[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

贫富差距论文篇（6）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也也出现了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现象实质上是社会分层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领域。它是将社会中的人们按一定标准，划分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过程与现象。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对社会分层经典理论，探讨贫富分化在分层方面的特点。

1 对社会分层的两种重要理论

在社会分层理论中，有关分层标准的讨论有很多，其中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三个标准的理论最具有代表性。阶级理论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不同，其实质是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地位的划分。阶级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关系的理论，关系在这里被定义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形成的雇佣与被雇佣、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阶级理论主要是解释性和分析性的，它的理论分析基点在于社会成员与社会资源的关系性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性质。而韦伯的理论并非一般的讨论宏观的社会分层结构，而是在讨论共同体内部的权利分配时，区分了三种权利分配的形式，即经济、政治和威望。韦伯所讲的权利分配实质上也是一种关系，即统治关系。在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中，财产占有仍然是一切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但韦伯认为纯粹的财产占有仅仅是真正阶级形成的初级阶段，而导致共同行为和阶级利益的仍是市场状况。因此与市场机会结合并存的利益才造就了阶级，阶级结构因而是多层次的。由此经济权力的不平等表现为经济资源在不同人民中的不平等分布，权利分配还是取决于等级。可见这两种观点的是截然不同的，而由此发展下去的社会分层理论，阶级理论更多的是用结构性因素来解释社会分层，多元分层理论则更倾向于用个人特征上的不同来解释社会分层。理解这两种观点有利于研究中国贫富差距的问题。

2 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现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无容质疑的。但是同时也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和出现暴富阶层的现象，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不容忽视。在测量贫富差距问题上有几个标准，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前为0.160，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而现今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60以上，超出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从五等分法来看，中国20%的最富有家庭占全部个人收入的50%以上，20%最贫穷家庭占5%以下，而美国20%最富有家庭收入不足全部收入的一半，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从恩格尔系数来看，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都低于15%，是极富裕国家，而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则在53%以上，恩格尔系数偏高，说明中国的贫困阶层的比例较大。按这三种社会分层的指标来划分，中国的总体社会分层结果都是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中间阶层太小。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分化的国家，城乡差异较大，所以如果分别看城市、农村则结果会略有不同。中国农村虽然有一个高收入阶层，但仍是一种低层次较大的结构，近70%的农民家庭处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这样一种收入分层结构是比较稳定的，也不太容易形成两极分化。而我们目前所研究的两极分化现象则主要发生在城市，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分层是一种金字塔结构，一部分人开始成为高收入层，约63%的家庭处于下层和中下层水平，中产阶级规模虽略有扩大但比例依然很小，这种高低明显的分层结构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3 从社会分层角度认识贫富分化

3.1 阶级理论承认贫富差距存在的必然性

从历史上看，我国生产力水平起点低、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贫富差距问题客观存在。从现实上看，现阶段我国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可否认市场转型对利益关系、社会分层结构和机会结构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改革中产权关系逐渐明晰的公有制环境下的经济体制形成了一种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混合并存的状态，在市场因素的作用下，以前那种由于权力差异形成的单一化分层结构被注重多种社会资源差异的多元化分层结构所取代。再者，市场经济强调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在竞争中出现了收入上的分化和贫富上的差距。也就是说在市场力量取代了行政力量成为左右各阶层利益的主导因素后，各阶层间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决定我国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普遍贫穷，要么使一部分人先富。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实现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只能一部分人先富。随着现代化的实现，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国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调解贫富差距，使大多数社会成员生活富裕起来，贫富差距就会回落。马克思分层理论在阶级分层的同时也强调阶层的划分，承认各阶层存在着差异，即承认各阶层由于分工不同存在贫富差距现象。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3.2 三个标准理论支持收入因素在贫富分化中的重要作用

韦伯认为在社会分层中主要有三个标准：经济、权利和声望。在现今的中国社会中，这种分层标准依然适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分层中经济因素愈发突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低下使得个人财产占有较为平均，基于代际转移而引起的贫富差距很小。90年代以后，财产收入对贫富差距的影响逐渐凸显。从1988年至1995年，在城市，由财产性收入和个体经营收入所构成的资本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2.3%上升到7.5%。在农村，由农户财产收入和从企业获得的分红等非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2.6%上升到6.9%。个人收入对贫富差距的影响程度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不同职业者的收入方面的差距已经开始在社会分层方面显示出多重的后果，如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有更多的机会成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有更多的机会用金钱通过某些途径来实现权力或社会声望方面的交换，有更多机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如条件优越的学校去接受教育，有更多机会用特殊的消费方式来张扬其生活的富足程度和生活价值观等等，这些都主要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这种贫富分化既是社会分层的结果，也是社会分层的原因，它将影响到下一步进行的社会分层，两者处于循环的交互作用中，经济因素在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其次，职业、声望在分层中起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放松了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垄断程度，干部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在社会资源占有上的差异缩小；所有制和经济活动形式的多样化使社会成员在成为各自独立的利益主体，其社会活动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声望资源分配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等原因，社会成员在各个社会领域活动中具有的职业地位越来越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

4 抑制贫富差距扩大现象

虽然贫富差距现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素，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则不然。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存在着不合理因素，与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配套的法制并不健全，仍有并非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的现象，导致虽然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贫富差距仍在扩大。这种贫富差距的过分悬殊，会进一步强化社会阶层的分化并导致两极分化，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扩大现象所引起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已经越来越引起人民的重视。当然，改革提出的先富观点并没有错，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让什么人先富起来和如何富起来。中国现在进入富裕阶层的有许多是社会边缘群体，文化素质不高，这不能说是合理分层的结果。因此要通过采取一些措施，例如逐步转变脑体“倒挂”现象，按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扶持科学技术的发展等，鼓励社会上的优秀人才顺利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同时要通过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措施来杜绝通过非法手段或钻法律的空子而实现的致富；通过进一步完善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保证贫困群体的生存，稳定社会秩序。尽量缓解贫富分化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景跃军，张景荣.社会分层研究与中国社会分层现状[J].人口学刊，1999(5)

2 郑杭生.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J].江苏社会科学，2001(3)

贫富差距论文篇（7）

一、极端事件频发引人深思

锯腿硬汉，这是保定农民郑艳良人生中最残酷的标签，因患病后右腿坏死，这名46岁的汉子在床上等死3个月，深陷贫穷和疾病带来的双重折磨之中。2013年4月，腿里钻出的蛆刺激了他，他终于狠下心来，自己动手，一个钢锯条、一个包裹着毛巾的痒痒挠、一个小水果刀，15分钟，咬掉四颗后槽牙，锯掉了坏腿，虽然左腿还在继续溃烂，但他的身体奇迹般地好转起来，他成功地救活了自己，真正的救赎姗姗来迟――媒体报道了这位锯腿硬汉，引发全国舆论关注，当地政府随后介入，承诺会帮助他继续治疗，这个极端的做法，让人心里五味杂陈，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病患，都有郑艳良的“好运”。

由郑艳良锯腿自救到农妇吴远碧剖腹自医，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不具有偶然性，吴远碧的话至今不能让人忘记：“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不用再拖累家人了”，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坚强的有点残忍，可是不残忍挥刀自剖，谁又能医治她的病痛？更悲痛的是在她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后，只挺过26天就走了。郑艳良和吴远碧的举动惊天动地、震惊世人，但是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整个社会。

放弃，是很多农村重症患者为了保全家庭做出的无奈选择，得了大病基本就是回家等死，在医院耗着也是浪费钱。如今，虽然实现了新农合，但是新农合只能报销一部分医疗费，对一般的家庭来说，“一人生大病，全家受穷”的局面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

二、锯腿事件折射的社会问题

无论是郑艳良还是吴远碧，他们的惊人之举本意是无奈的自救，可是无形中却起到了示范作用，遇到困境，不去求助政府和法律，通过极端的方式获得关注和救助，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该事件同时反映了时下底层百姓遇到困境获得救助的一般模式：媒体报道――领导重视――职能部门积极行动。就拿郑艳良来说，锯腿事件之后他“怕自己的事降温”，没有了关注度，就意味着他后续的治疗没有了着落，舆论报道似乎成为私力救济的唯一方式了。诚然，和舆论监督是一种快速便捷见效快的解决方式，但是这类方式究竟能走多远，给社会起到一种什么样的示范作用仍值得推敲。

郑艳良和吴远碧只是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问题下贫困的典型代表，个案的解决不代表我们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彻底解决，要真正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还需另觅正途。

三、解决贫富差距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发展也呈欣欣向荣的态势，但是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不可忽视，郑艳良和吴远碧们是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可是他们却无法从中受益，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这个事实发人深省。

根据国际惯例，基尼系数是反映一国社会分配状况的指标， 而目前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好，超过0.4为“警戒点”。201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3年以来十年的全国基尼系数，其中2013年为0.473，说明我国确实是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虽然贫富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能力的高低，投入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能够激发人们努力提高自身技能和素质，创造社会财富，但是，如果贫富差距不合理，其危害性更大。其一，贫富差距过大，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为贫富差距体现在多方面，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个人差距等。其二，贫富差距过大，会影响社会稳定。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差距过大，会加剧群众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从而引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少社会矛盾隐而未发，过分的贫富差距会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其三，贫富差距过大，会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到达共同富裕，但是差距过大容易使群众丧失信心。

四、贫富差距的解决之道

要真正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完善法律和相关保障措施。

第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社会保障制度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使群众求助有道，降低门槛，把处于生死边缘的群众纳入保障范围，除了依赖和舆论监督，已更有效的方式解决实际困难。

第二，完善我国的税收体系。我国的税收无论在税制上还是征收管理上，都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影响了税收分配作用的发挥，需要进一步完善。其一，完善个人所得税，强化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其二，完善消费税，有效调节高消费；其三，开征社会保障税，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征税范围要宽；其四，完善财产税体系，实现对个人收入的全面调节；其五，强化税收征管，加大对偷逃税的打击力度。

第三，通过立法鼓励将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鼓励将大量的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向贫困地区投放，只有将资源向弱势群体投放、倾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者更贫，无限恶性循环的问题，而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往往也是由于资源的分配不均所致。

只有切实可行的法律途径和系统全面的保障措施才能真正有效控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更多类似郑艳良、吴远碧的悲剧发生。

参考文献

[1] 符启林.论贫富差距的法律调整[C].北京：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专辑，2013.

贫富差距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the Adolescents'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LIU Qian， DENG Qi， XIONG Changqin， PAN Sasa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341000）

Abstract The market economy has led some people become prosperous first part of the people is very poor， produce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that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a new group in adolescents： the poor second generation rich second generation and the officer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impact of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groups in the next generation， from the material and ideological level to tackle.

Key words teenagers； poor second generation； rich second generation；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1 青少年面临贫富差距的现实

有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将“贫富差距过大”列入我国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前三位，这说明青少年对贫富问题已十分关注。当前青少年面临着贫富差距的现实，甚至默认了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公。在教育公平上、在就业问题上，甚至在择偶上我们的青少年已经深刻感受到贫富差距的不公。社会上出现的“贫二代十八条标准”“小强求职记”、“拼爹游戏”……都反映了我们的青少年已认同贫富差距的存在，在这样的现实下，他们开始定位自己的人生、规划自我的将来。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走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不论贫富都能接受高等教育。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延伸到了原本单纯大学生活，象牙塔的贫富差距日渐突显。“富二代”、“官二代”们进出学校，大都身穿名牌开着跑车，“贫二代”却为一日三餐而四处兼职谋生，却常因经验不足、思想单纯而上当受骗，为生活节衣缩食，为未来担惊受怕。同时更令人担忧的是校园中“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及中间阶层的学生，他们间缺乏了解、缺乏同理心，矛盾日渐深化，易导致校园的不和谐，冲突不断。

2 贫富差距对青少年的影响

2.1 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

大学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阶段，大学生将在此完成从生物机体意义上的“自然人”向承担一定社会责任、适应社会生活的“社会人”的转变。而象牙塔的贫富差距对他们身心有着很大的影响。贫富差距不仅仅会带来物质层面的不平等，更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贫困”。

贫富差距使校园天然形成两大群体，富裕学生和家境贫困学生，如今也把这两个群体戏称“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这两大群体的学生互不了解、或只从表象获知对方的信息，认知的不全面使这两个群体在同一环境里冲突不断。

（1）对贫困学生的影响。大学校园内过大的贫富差距，使得多数贫困生在人际交往中形成自卑、仇富等负面心理。他们的自尊心强烈且危险，他们会更加不愿意参加社团活动，喜爱独来独往，自我封闭、不愿与他人交往。容易形成人际交往障碍，这对他们今后进入社会十分不利。

（2）对中间阶层学生的影响。中间阶层的学生中很大一部分人有攀比心态，这些学生更多地关注物质上的超前享受，而非实际努力学习。这些学生其实家境条件并不是很好，但为在同学面前有“面子”，为融入“富裕”行列，不惜浪费父母的血汗钱，浪费自己的青春。

（3）对富裕学生的影响。很多“富二代”、“官二代”非但不同情贫困生，还经常蔑视这些同学的尊严。他们缺乏正确的消费观念、缺乏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通过炫富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在富裕学生群体中，有一些学生是因为在学业上不如其他同学，他们只能通过物质上的优越感来实现自我价值。

2.2 对社会青年的影响

对社会青年来说，他们最大的压力无非是就业问题，“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在就业上因其不同的家庭背景而存在着显著差别。在就业中学历、文凭、工作经验等等这些原本找工作应具备的主要筹码，都变成次要的了，甚至是可有可无的。现如今你父亲是谁，你家庭收入是多少……反而是这些才真正会被用人单位所重视。残酷的就业形势和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使社会青年陷入一场无意义的游戏，这个游戏被大家所戏称为“拼爹游戏”。贫穷的家境导致贫困青少年在这场游戏注定惨败，“拼爹”决定了贫二代悲惨的就业境遇。他们屡屡受挫，对人生产生了种种悲观情绪，没有正确的引导，他们可能“破罐破摔” 或靠歪门邪道“发财致富”。那些四处碰壁的青少年，会觉得读书无用，不如有个“好爸爸”，这样的错误思想将更加盛行，对仍在校园里的青少年易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3 消除青少年贫富差距的途径

3.1 从物质层面着手缩小贫富差距

（1）教育做到公平公正。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有教无类：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如今社会已逐渐变为理性社会，公正、公平的教育体制能有效改善人们的生存状态，并促进合理的社会流动。高等教育要配合国家助学政策，使这些倾向性政策落到实处，如设立多个助学岗位，努力争取社会力量帮助贫困生，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完成学业等。此外，高校应积极提供可靠的就业信息，及时发现“贫二代”在就业成本上的力不从心，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帮助。

（2）制定倾向性政策缩小差距。为使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应制定倾向性政策减免贫困生经济负担。目前我国基本上都建立了以“奖、贷、助、减、补、勤”为主要形式的多元资助体系，对缓解贫困生的经济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进一步完善。我国实施的助学贷款，是资助经济困难生完成学业而实行的无担保的信用贷款。但学生对助学贷款的申请还是十分困难，根本满足不了贫困生的需求。对此，相关部门和高校要做到公正、公平，特别需要一线教师做好相应的工作。对于助学贷款的申请，还应简化步骤，增大额度。在就业问题上，由于贫富差距而造成的不公平其实质是一种新的就业歧视。政府应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努力帮助“贫二代”就业，给予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

3.2 思想层面缩小差距

即使在物质上对贫穷青少年有支持和保障，但在心理层面并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贫困群体努力向上，但这种激发应在正面引导下进行，我们应积极努力地引导下一代。就目前来说，我们的青少年变得越来越成熟，他们已经意识到贫富差距的存在，大多数人也在心理上接受了这个现实。对于如今的拼爹游戏，不少青少年都意识到要提高自身竞争力，才能在这个游戏中有胜算。总的来说，青少年对贫富差距的态度已趋向平和，但部分还是会有不满情绪，对贫富差距认识不正确易导致仇富等错误心态，且很可能酿成悲剧。

在思想上我们要区别对待受贫富差距下各类青少年群体，对那些因贫富差距导致自卑心理的学生，我们加强鼓励，而对那些存有仇富倾向的青年及时发现、疏导。在思想上正确引导青少年，当然还包括“官二代”、“富二代”，对于这个群体的青少年，我们应使其拥有正确的消费观、价值观。总之应适时关注青少年心态变化，针对不同群体进行引导。也要及时在心理层面给予他们帮助，使他们更好地面对压力。

参考文献

[1] 崔世杰.应正确看待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J].现代经济信息，2009（9）.

[2] 魏曼华.当代社会问题与青少年成长[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贫富差距论文篇（9）

这样的“战役”不值得浓墨重彩地描述，正相反，它所代表的是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除了85=35亿的“奇葩公式”外，按照收入排名划分的全球最富有的7000多万人的总资产为110万亿美元，是占世界人口总数70%的较低收入者资产总数的15倍；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朗克・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研究，从1988至2012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数收入上涨了60%，而最贫穷的5%人数收入没有任何变化。

“在21世纪，世界上有一半人口的总收入比不上极少数社会精英的财富，这是令人震惊的一个事实。” Oxfam执行董事温妮・拜恩义玛（Winnie Bayanyima）表示。

这样的问题引起了普通民众、政客、经济学家、慈善家、宗教人员等多方人士的关注。教皇方济各在2013年11月份就表示贫富差是“排他主义和不平等的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新暴君”。在2014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前，方济各在给论坛组办方的一封信中写道：“财富应当是服务人类，而不是统治他们。”

也正是因为如此，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问题的重视程度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过2500名企业家、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人士参与讨论了这一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伯特（Tony Abbott）在各自的发言中都提到了“贫富差距”；IMF总裁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更是直言“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公敌”。

头号经济风险

说“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是世界公敌毫不夸张，根据Oxfam的统计，全球有70%的人所在国家在过去30年里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在Oxfam重点统计的26个国家里，有24个国家中占总人口1%的顶级富豪收入在国民收入比例有所上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数据则表明22个发达国家中有17个在过去20年里遭遇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

“2008-2012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数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8%上升到19%，新加坡的比例为13%，日本也有10%……”新加坡《南华早报》报道说。

“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了显著的发展，但是很显然不是所有人的生活从中获得相应的改善。”米拉诺维奇说。拉加德则在达沃斯论坛期间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商界和政界领袖应当注意了，有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到。这不是一个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希望看到的现象。”

拉加德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Oxfam的报告认为贫富差会导致社会动乱的出现。“这种经济资源的大规模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对于现在的社会和经济体系来说是一个重大威胁。人们正在被经济和政治力量越隔越远，这不可避免地加重社会矛盾、增加社会崩溃的风险。”报告说。

过去几年中发生的“占领华尔街”、巴西和泰国的社会动乱以及美国快餐店员工罢工等事件可以说是最好的佐证。根据盖洛普公司（Gallup）的一次调查，在美国有2/3的人对国家的贫富差距感到不满。尽管现在的文明和体制也许能够避免仇富情绪升级为暴力事件，但过高的贫富差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止社会不稳定。

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对于贫富差的一大关注点在于它对经济的直接影响。首先，由于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原本是消费主力的中产阶级数量减少，而富人们则更愿意将自己的资产存起来或者进行投资而不是消费，消费的减少会导致经济增速的减慢，造成更多的人失业或收入减少，进一步加剧资产两极分化。

其次，至少在发达国家，贫富差的加剧会导致贷款数量大幅增加。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的中产阶级不得不通过借贷来维持自己的开销（尽管他们的消费水平已经停滞不前），债务的不断增长导致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出现并最终酿成金融危机。而根据经济学家的观察，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开始之前也曾出现过贫富差的大幅增加。

因此，对于正在走出危机的世界经济来说，贫富差距的扩大不是一个好消息。今年达沃斯论坛对700名专家所做的调查问卷显示，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扩大是未来10年内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如与会的澳大利亚贸易公会经济学家比尔・罗森博格（Bill Rosenberg）所说，“现在全世界应当思考如何才能将经济发展的结果更平均地分给更多的人”。

谁是罪魁祸首

既然贫富差距已经被视为头号威胁，那么尽快解决它成为当务之急。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想要战胜贫富差，就必须了解它的由来。目前公认造成贫富差距的一大原因是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繁荣。首先全球化将一些国家的制造业等原本收入就不是很高的岗位转移到了薪资水平更低的新兴市场，让很多人面临薪水不涨甚至失业的窘境，而金融市场的繁荣让很多该领域的人士跻身成为顶级富豪。

“现在全球的顶级富豪大多是银行家、律师、对冲基金管理人、成功企业的创始人、艺体明星和上市公司高管。”美国媒体报道说，“以美国为例，2012年房地产和金融界人士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中的比例比1979年提高了一倍。”全球工会联合组织Uni Global Union秘书长菲利普・詹宁斯（Philip Jennings）认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加剧了这一现象的恶化。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的工作、薪资和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很多国家减少了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降低了对私营行业工人的保护、削减社会福利。”詹宁斯说，“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选择向市场投入大笔资金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创造了很多低收入而且不稳定的工作，却让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疯涨。”再次以美国为例，2013年该国的股票市场达到了历年最高值，但是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根本就没有股票，因此，美国成为经合组织报告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发达国家。

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尴尬解释了全球化以及金融危机对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扩大在各个国家的状况是不尽相同的。以国际上最直观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由意大利经济学家Corrado Gini所创）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2012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5；中国大陆为0.474，香港为0.533，欧盟国家的基尼系数最低值为瑞典的0.25，最高值为英国的0.34。

由此可见，欧盟尽管也遭遇到经济危机的困扰，但是它的贫富差并没有美国的那么大。这首先要归功于欧盟各国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有着更好的准备（也有人说欧盟只是小范围团结，参与全球化的程度比美国低）。经合组织在2011-2012年所做的一项有关各个国家成年人技能评估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如今“全球化、以科技为基础”的环境中，瑞典、德国、丹麦在“解决问题”能力方面在19个主要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而美国只排在第17位――瑞典等国实行的高等教育免费等措施保证了这些国家的竞争力，让本国人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优势。

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的高税率，瑞典、丹麦等国的税率一直以高而著称，让这些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来调节国民收入，并且提高国民的福利待遇。实际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都对收入最高的人征收超过80%的税，但是随着自由经济主义的盛行以及吸引人才的考虑，各个国家的税率开始降低，而全球资本的自由流通让大富豪们可以满世界地寻找避税天堂――缺乏必要的政府调剂手段，高收入者的资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庇护和增长。

对此，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罗戈夫（Ken Rogoff）认为政府有必要恢复这些手段，来保证全球财富能够更加合理地分配到人们手中。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很显然，各国政府在这场征讨贫富差距的战役中被推到了前线。彭博社在1月中旬所做的一次调查显示有68%的投资家、贸易商和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当在减少贫富差距的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而且它们应该尽快采取行动。

有些国家已经这么做了，法国政府祭出75%的超高税率、墨西哥开始改革石油领域、德国设立了最低工资标准、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一直都在为提高美国的最低工资而努力。

但是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措施还远远不够。至少对美国来说，最低工资的提高仅仅是杯水车薪。肯・罗戈夫（Ken Rogoff）建议美国政府要采取“更加富有侵略性的税收措施来保证国家的社会流动率”。与他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

“提高最低工资率并不能创造工作，也不能遏制高收入者资产积累。”哈伯德说，“奥巴马需要一个全方位的税收改革。这是建立一个‘包容型经济体系’的关键步骤，而这样的经济体系是减少贫富差距的关键。”

尽管人们开始逐渐重视贫富差距扩大并且希望政府采取行动，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消除贫富差距也同样如此。目前的一个主要问题依然在于人们的观念。参加今年达沃斯论坛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认为“现在的世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贫困率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值”；加拿大百万富翁凯文・欧利瑞（Kevin O’Leary）认为“85=35亿”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能够激励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向成为这85人中的一员而努力。

同样，政府对于贫富差距的认识有所不同。在美国，有90%的人认为政府应当出手缩减贫富差距，而只有45%的共和党人同意这一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巴马政府想要提高富人税却迟迟不能得到国会通过的原因。

“在我看来，（贫富差距扩大）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最重要或是第二重要的事情。”共和党议员、美国企业研究会学者迈克尔・斯特兰（Michael Strain）说，他的观点能够代表大多数反对政府采取措施对抗贫富差的共和党人；也能够代表德国、英国等由保守党派执政的国家――在他们看来，贫富差距的扩大与个人努力有关，政府无权干涉“多劳多得”的自然法则。

即使是那些赞成政府出手的人也不希望“罗马在一天之内就能建成”。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世界范围内有46%的人希望政府能够以渐进的措施来缩小贫富差，只有22%的人希望来一场“彻底的改革风暴”；在美国，只有13%的人希望政府采取激进的措施。

贫富差距论文篇（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0-0003-07

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成为社会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已经引起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贫富差距的形成有不同的成因、表现形式和影响。因此，对贫富差距不仅需要总括性研究（常用指标如基尼系数），更需要分类性分析。

贫富差距的分类方式有多种，根据研究社会稳定问题的需要，我们将其分为地区性贫富差距、行业性贫富差距、阶层性贫富差距和资源性贫富差距。这四类贫富差距各有特点，又相互交织，可以作为深入研究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的概念体系和分析工具。在使用这四个贫富差距概念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贫富差距与收入差距的关系，一般说贫富差距不仅包含收入差距因素（主要表现为流量关系），还包含资产或财富占有因素（主要表现为存量关系）。从另一角度看，存量又是流量的积累，本文就是着重从流量的角度（即收入差距）分析贫富差距。二是贫富差距具有二重性，既有消极作用，又有积极作用，一定程度内的贫富差距可视为正常。因此，在将贫富差距指标具体化时，一般是指构成显著差距，足以产生较严重社会问题的临界水平时才要引起关注，而且临界水平本身就是特别值得专门研究的问题。

下面将在说明地区性、行业性和阶层性贫富差距的基础上，重点讨论资源性贫富差距问题。

首先，地区性贫富差距是指不同地区居民财富占有和收入的差异。中国目前的地区性贫富差距主要体现为东西部地区贫富差距和城乡贫富差距。从东西部地区贫富差距看，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6）计算，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东部地区的比率近20年整体趋势是上升的，由1985年的0．88∶1上升到2005年的0．67∶1。从城乡贫富差距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6）计算，2005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率由1990年的2．2∶1上升到2005年的3．2∶1，而根据世界银行对36个国家的分析，该比率一般低于1．5∶1，极少有超过2∶1的国家[1]。可见中国的城乡贫富差距也比较大。

其次，行业性贫富差距主要是指由于从事不同行业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总体而言，石油石化、电力、烟草、电信、铁路等垄断性较强行业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竞争性较强的纺织、家电等行业。按20个大行业来分，全国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的行业间的差距，2000年是2．7倍，2005年超过5倍，行业收入差距快速扩大。行业性收入差距在资源型地区更为明显，如在能源大省山西，全省19个行业中，2000年最高和最低行业相差5．2倍，2005年达9．3倍[2]。如果考虑到垄断性较强行业职工所享受名目繁多的工资外收入和非货币收入，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将更加明显。

再次，阶层性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在社会中所处的阶层不同，使得收入的来源和收入增长方式不同而导致的贫富差距(注：阶层性贫富差距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阶级性贫富差距。阶级一般属政治范畴，而阶层分类标准则很灵活。阶层是按一般意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划分的，而阶级则是按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划分。陆学艺（2002）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指出，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层标准。)。从可支配收入的角度看，国家统计局2005年6月的调查显示，20%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全部人口收入的比重为7．4%，比1985年下降了5．4个百分点；20%高收入群体收入所占比重为41%，比1985年提高了11．5个百分点。通过这一变动可以看出，阶层性贫富差距也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学者们对以上三类多有讨论，而第四类，即资源性贫富差距，是我们根据中国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问题而提出的新概念。国内外的经验充分地告诉我们，资源性贫富差距有三大危害：一是“战争之根”，比如国际上的局部战争多是围绕着石油资源的，有些国家的内部战争也是如此。二是“动乱之源”，如国内近年发生的大型群体滋事事件和接近于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现象几乎都源于资源枯竭型城市或矿区。三是“腐败之门”，官员入股、矿难频发现象多与资源性暴利导致的腐败有关。可见，资源性贫富差距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二、资源性贫富差距的涵义与分类

资源性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对矿产资源的占有（开采权或与此相关的权利）和开发程度（如是否枯竭）不同而形成的贫富差距(注：资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显然，本文所指的资源是指狭义的资源，即矿产资源。)。资源性贫富差距与地区性贫富差距、行业性贫富差距和阶层性贫富差距之间既有区别，也有交叉。资源性贫富差距是形成地区性贫富差距、行业性贫富差距和阶层性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资源型地区，资源性贫富差距是地区性贫富差距、行业性贫富差距和阶层性贫富差距形成的根本原因。

在加入资源性贫富差距之后，它与其他三种类型贫富差距交织出现，便会引出不少新的研究视角。比如，由于对矿产资源的占有和开发程度不同而形成的特殊意义下的地区性、行业性和阶层性贫富差距。据此，资源性贫富差距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简称外部差距或Ⅰ类差距），另一类是同一资源型地区内部的贫富差距（简称内部差距或Ⅱ类差距）。前者（即Ⅰ类差距）根据资源丰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其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而导致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简称为Ⅰ类A型；第二种，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呈负相关关系而导致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简称为Ⅰ类B型。后者（即Ⅱ类差距）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同一地区内资源型经济与非资源型经济的贫富差距，简称Ⅱ类A型；第二种，同一资源型地区内部不同阶层的贫富差距，简称Ⅱ类B型。从总体上，可以概括为表1：

资源性贫富差距有两个重要现象需要强调：第一个现象是指Ⅰ类B型这种似乎违反常理的经济现象，它在经济学中称为“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即资源越丰富反而越贫穷。这种现象在国内外都有许多例证，比如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明显好于资源丰富的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国。在中国的省级层面，资源相对匮乏的东部省份的经济增长也明显快于资源丰富的西部省份，如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山西、内蒙古、陕西、黑龙江等省，呈现出显著的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反相关关系”。第二个现象是指同一资源型地区内部的贫富差距（或称Ⅱ类差距），多表现出资源与贫富的“正相关关系”。

笔者的调查研究发现，资源与贫富之间这种“一反一正”的相关关系代表了中国目前资源性贫富差距的基本格局。但Ⅰ类中的“反相关关系”比较间接和宏观，一方面因对比不强烈较易被社会基层所接受，另一方面如果出现问题也容易引起高层重视，其特点是“基层相对忽略而高层相对重视”；而Ⅱ类中“正相关关系”非常直接和微观，因对比强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相对而言却不容易引起高层重视，其特点是“基层相对重视而高层相对忽略”。为此，本文研究资源性贫富差距的形成规律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重点并不是Ⅰ类贫富差距，而是Ⅱ类贫富差距。下面分别分析Ⅱ类贫富差距两个类型的表现形式：

Ⅱ类A型：同一城市内资源型经济与非资源型经济的贫富差距。

这种类型的贫富差距是资源性贫富差距与行业性贫富差距的交织，是指在同一资源型城市或地区中，是否在资源型经济中从业表现出来的贫富差距，其一般体现为资源型经济的从业人员的收入明显高于非资源型经济从业人员的收入，这种收入差异不仅包括工薪收入差异，也包括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非货币化福利及补贴的收入差异。在有些资源型城市这类贫富差距表现出仅一线（或一墙）之隔而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例如，某些石油城市中涉油经济从业人员与非涉油经济从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就属于这一类型(注：根据课题组调查，在东北某石油城市，其中涉油经济从业人员与非涉油经济从业人员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2003年油田职工平均工薪是非油田职工的3．3倍，2004年为3．6倍，如将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非货币化的福利和补贴统计进去，收入差距更大。)。

Ⅱ类B型：同一资源型城市内部不同阶层的贫富差距。

这种类型贫富差距是资源性贫富差距与阶层性贫富差距的交织，是指从事资源性行业的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其一般体现为私营企业主阶层与产业工人阶层的差距。这种类型的贫富差距体现出来的不仅是收入差距，也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明显差异，容易导致人们心理的嬗变。这种类型的贫富差距常使得资源地区内呈现出“非富即贫”的社会结构。这一类型贫富差距的典型是煤炭产区私营矿主阶层与产业工人阶层的差距(注：根据课题组调查，私营矿主获得煤炭的开采权后，往往形成暴富，而一线工人平均每天只能挣30―50元。以年产3万吨的最小规模煤矿为例，当煤价为200元/吨时，每吨成本不过百元，私营矿主年可获利300万元，而普通煤矿工人全年收入只有1万元左右，相差较大。)。

三、资源性贫富差距的形成原因

虽然资源性贫富差距是个世界性问题（如在某些产油国），而中国的资源性贫富差距却更多地带有经济转型国家社会急剧变迁的特征，具有更特殊的“制度和政策”原因和更显著的影响。从主要方面看，Ⅱ类贫富差距的形成原因可做如下分析：

1．Ⅱ类A型贫富差距的主要成因

形成Ⅱ类A型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包括行政垄断、经济垄断、资源税费低和收益截流等方面。

首先，行政垄断是中国一些资源型产业获取（显性或隐性）高额收益的重要因素。以石油产业为例，具体表现在国家行政部门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外石油企业的勘探与开采实施了市场准入限制，如1999年国务院出台的38号文件(注：参见《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1999］38号。)明确规定，地方石化企业不能自产原油，不能进口原油。中国石油产业形成了三大国有企业垄断格局。

其次，经济垄断表现为资源型企业通过采取限制性竞争行为维护和延伸垄断，从不公平竞争环境中获取垄断收益。例如，中国石油产业的经济垄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垄断性市场结构。“中石油”与“中石化”几乎垄断了中国陆上的石油开采、加工与销售，“中海油”垄断了海上石油开采(注：1998年，国家对中石油与中石化实施“分江而治”的结构性重组，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横向拆分，并未实质引入竞争机制，中石油、中石化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仍是垄断者。其中，中石油在原油开采业略强，中石化在石油加工业略强（成品油销售占中国销售比例大概是57%左右）。)。“中石油”与“中石化”两大石油企业各自呈现出纵向一体化结构特征，中国石油业形成了大企业对开采加工销售整个链条的垄断格局。根据产业组织学理论，上下游都具有垄断势力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容易产生双重加价甚至是多重加价。二是垄断行为。中国石油产业近年来经常发生的驱逐对手定价和拒绝交易等就属于典型的垄断行为。高度纵向一体化的石油垄断企业通过交叉补贴对其他独立经营企业“前挤后压”，即通过提高上游原油价格，降低下游成品油（石化产品）价格，对独立石化企业形成致命打击，结果大量的地方炼油企业被挤垮，这属于典型的驱逐对手定价行为(注：这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属于反垄断法禁止的行为。在中国，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受到了政府的默许甚至是政策的鼓励。)。茂化实华与中石化发生冲突，被停止了原料（原油）供应，这是拒绝交易的典型例证(注：茂炼股份和茂化实华两家公司原本都是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控制下的公司，茂化实华所需要的原材料全部要从茂炼股份公司取得。茂化实华改制成为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后，茂炼股份提高了给茂化实华原料的价格，茂化实华拒付货款，茂炼股份停止了对茂化石华的原料供应。)。

再次，从税收体系来看，中国现行的资源税费主要是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中国矿产资源补偿费平均费率（占销售额的比例）为1．18%，而国外一般为2%―8%，以石油资源为例，中国石油资源税为8―30元/吨，而美国为130美元/吨[3]，相当于美国的几十分之一。资源型企业的税费较低导致了资源采掘的暴利，加剧了资源型经济与非资源型经济从业人员之间的贫富差距。

最后，许多大型的资源型企业多是国有独资企业，而按照1993年年底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以前注册的国有全资企业税后利润不上缴(注：虽然在1994年，财政部、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颁发了《国有资产收益收缴管理办法》，把国有企业应上交的利润纳入了国有资产收益范围。但根据我国立法规定，下位法不得违背上位法的原则条款。由财政部、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颁布的管理办法与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规定相冲突，违背了此原则，在实际运行中当然无法得到实施，许多企业的国有资本金的收益上缴仍未实现。)，因此，许多资源型企业的利润归企业支配，企业可以将一部分截流的收益通过增加和提高从业人员的各种福利，来提高从业人员的实际收入，进而形成资源型经济从业人员与非资源型经济从业人员间的贫富差距。

2．Ⅱ类B型贫富差距的主要成因

Ⅱ类B型集中表现为资源型企业的所有者或经营者阶层与普通矿工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

从所有者或经营者阶层的角度来看，影响因素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资源占有者低价或近乎无偿取得采矿权；二是资源开采企业安全投入不足；三是资源开采企业环境补偿不足。

其一，国家出资勘探形成矿业权被廉价甚至无偿转让给矿山企业。国家长期对矿产资源开采实行“审批制”，由矿山企业提出申请，矿管部门根据企业资质等条件，许可企业在特定范围内开采特定矿产资源，这种行政主导的审批制赋予行政部门很大的自主裁量权，实质与计划经济时期矿产资源无偿划拨大同小异。在矿业权的承包转让方面，大部分矿业权承包费由矿管部门确定，而不是通过市场化的拍卖方式实现。因而承包费用很低，相当多的矿山企业廉价甚至近乎无偿取得采矿权。

其二，中国煤炭企业安全投入不足现象很普遍，特别是私营煤矿安全欠账严重。2004年在全国生产的19．6亿吨煤中，7．6亿吨缺乏安全保障能力，其中2亿吨根本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大多数小型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与安全生产许可要求差距更大。资源型企业本该有的安全投入，却没有实际投入，逃避了必要的成本支出，形成暴利。

其三，资源型企业因对环境补偿不足，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突出表现在地质灾害频繁发生，土地、植被遭到大面积破环，固体废弃物、水和大气污染严重。2005年，全国资源开采产生的矿渣、废石和尾矿，累计占用土地达到586万公顷，破坏森林面积106万公顷，破坏草地面积是26万公顷。资源型企业本该承担资源开采的环境补偿义务，却没有承担，降低了成本支出，从而形成暴利。

从普通工人阶层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工资及保障条件过低。第一，工资水平与工作强度不相称，矿工的工作“脏、苦、累”，劳动强度大，时间长，一班工作8―12个小时。第二，工资水平与工种性质不相称，矿工工作环境差，危险高。第三，矿工保障条件差，在中小型私营煤矿，矿主很少为矿工交纳包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第四，矿工工资增长缓慢，尽管每吨原煤价格从100多元涨到300多元，但很多矿工的平均工资却停留在10多年前的每月1 000多元。第五，矿工不仅工资低，生命的价值更低，更有甚者在一些私营煤矿甚至出现矿工与矿主签订廉价“生死合同”现象。(注：有矿主私下与矿工签过这样的“生死合同”，断一个指头赔1 000元，两个指头3 000元，直至死亡也不过5 000元，甚至私下要求矿工家属签字。见乔明龙，尚建平，董贵霞．我国矿工工资高低不一［J］．新安全，2006，（11）．)

此外，中国私营矿主的社会责任感相对更弱，这在煤炭行业尤为典型。资源占有者由于近乎无偿获得开采权，对资源开采安全投入、环境补偿和矿工的工资和必要的保障条件投入不足，而获取暴利，且很少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而资源产业工人的收入低且增长缓慢，导致了Ⅱ类B型贫富差距呈现出明显的“非富即贫”特征。

四、资源性贫富差距的社会心理分析

贫富差距的影响具有二重性，一定条件下，贫富差距具有增强人们竞争意识和提高效率的作用；但同时特别是差距超过一定程度之后，也会通过影响个体心理，进而影响群体心理，最后形成社会心理，产生严重的不公平感，从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显然，这种二重性实质上也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根据我们的调查，与一般性贫富差距相比，资源性贫富差距的正面效应相对较小，负面效应却相对较大。具体说，资源性贫富差距具有形成过程短、影响时间长、受认可程度低的特点，容易引起人们激烈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反应。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消解和纠正，这种社会心理和行为反应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资源型城市或地区许多社会不稳定现象和大量的发生多与资源性贫富差距息息相关。

然而，资源性贫富差距并不直接导致社会不稳定，二者之间需要经过社会心理“变压”的中间环节。由于资源性贫富差距形成原因的特殊性，容易使人们产生社会认知偏差，误认为所有的贫富差距都是由“制度和政策”造成的，强化了人们的不公平心理。在资源型城市或地区，普通大众经历相似，居住集中，具有共同的利益需求和现实感觉，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的不公平心理十分容易传递和形成共鸣，进而引起群体性突发事件。可以说，资源性贫富差距通过社会心理的“变压”作用将个体心理失常放大或传递，是造成资源型城市或地区频发刑事案件和等社会不稳定现象的根本原因。我们的研究发现，资源性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被剥夺感”、“挫折感”和“焦虑感”等三种心理现象。

1．Ⅱ类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被剥夺感”的社会心理分析

被剥夺感虽然是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但在资源型城市或地区，由于资源区与非资源区地理临近却对比鲜明，非资源区居民对资源性贫富差距带来的相对被剥夺感比较强烈。再加上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形成存在认知偏差，以为所有的贫富差距都是由于机会、起点和过程不公平导致的，而容易忽视其他因素造成的，从而误将相对被剥夺感归因于社会环境，进而丧失社会公平感。相对被剥夺感的结果容易使人们产生对立情绪、逆反心理直至越轨行为。在资源型城市或地区，这种与相对剥夺感相随的认知偏差和错误归因更为严重，更容易扩散，特别是在同感人群中容易复制并放大，诱发普遍的区域性社会认同，从而容易引发，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2．Ⅱ类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挫折感”的社会心理分析

在资源型城市或地区，特别是在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的“非富即贫”的“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下，由于现实与自己期望的巨大差距，人们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挫折感，并且传递性较强，容易使不满情绪扩大和加深，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超过一定限度后，受到外部刺激时，就可能“由挫折转为攻击”，采取极端行为来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表现为“内向报复”和“外向报复”。“外向报复”行为一般先是针对相对优势阶层，当报复不了强者的时候，就会把这种不满情绪发泄到所能报复的其他方面去。“内向报复”容易导致人格边缘化而形成人格，而一旦出现恰好的诱因，也会转化为“外向报复”，影响社会稳定。

3．Ⅱ类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焦虑感”的社会心理分析

对未来不可预期所产生的烦躁不安，甚至恐惧的焦虑心理，这是典型的社会焦虑现象。由于资源性贫富差距的存在，这一社会焦虑现象得以强化，在资源枯竭型城市或地区的表现尤为严重。由于资源枯竭和企业或产业的重新整合，短期内形成两极分化，原有价值体系迅速瓦解，特别是一部分人绝对收入的下降，使得人们茫然无措，对未来担心增大，进而出现严重的社会焦虑，不仅导致个体行为变化，也导致不同群体社会认知分化，树立起对立的社会思维，演化为群体内部和群体间的矛盾，最终影响社会稳定。

我们认为，资源型城市或地区存在的上述社会心理现象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意义。从社会心理角度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第一，资源性贫富差距与人们的智力、技能和努力程度等因素关系较少，因而会加重心理上的不公平感，同时减弱心理承受能力。第二，与其他类型贫富差距相比，资源性贫富差距自动缩小的机制较弱，而“非富即贫”和“两极分化”现象非常明显，容易加剧人们的心理失衡。第三，资源型城市或地区的生活环境较为单调，就业渠道比较单一，人们情绪容易激动，价值观念急剧变迁导致严重的社会心理困惑。第四，资源型城市或地区的家庭结构不能有效减轻成员心理压力，党团组织、工会及其他社会机构也未能有效缓解人们的社会心理压力。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们的研究发现，资源性贫富差距不仅是资源型城市或地区各类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也是非资源型城市和地区各类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这一点需要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资源性贫富差距与地区性、行业性和阶层性贫富差距相互交织与叠加后，导致资源型城市或地区贫富差距十分严重。从原因看，资源性贫富差距主要不是通过个人禀赋能力和努力程度形成的；从过程看，资源性贫富差距具有时间短、机会不公、手段恶劣（如、权力保护和暴力）等特点；从结果看，资源性贫富差距具有明显的“两极分化”和“非富即贫”特征。资源性贫富差距对社会心理形成巨大冲击，如果处理不当，社会心理“变压”作用可能将这种冲击放大，并危及社会稳定；当然，如果处理得当，也可能“变压”缩小，缓解对社会稳定的不良影响。

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有三个主要途径可以解决资源性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的不利影响：一是消减资源性贫富差距产生的根源；二是加强社会心理工作；三是完善社会组织体系。这三个方面需要协调配合，标本兼治。治本是从根本上消减资源性贫富差距的产生根源，治标是加强社会心理的疏导工作。这两方面都有很多急迫工作要做。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社会心理疏导工作虽然是标，但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环节，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

1．消减资源性贫富差距

（1）打破资源垄断，改革资源产权，厘清资源成本。打破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尤其是取消资源产业的不合理准入限制，不仅需要放开资源开采市场，而且需要放开加工和销售市场，逐步引入竞争机制。同时，资源产权并不一定需要完全实行国有。即使国有，也不一定完全由中央政府所有，更不必完全实行国营。对于资源产权转让主要应通过市场机制形成合理的转让价格，应多采取拍卖的方式转让，而不应再以行政审批为主。此外，厘清资源性产品成本，主要包括矿业权、资源税费、环境补偿成本、安全投入成本等。具体包括，对探矿权和采矿权实行市场化转让。修改资源税费制度，提高资源税费的征收比例，并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返还和留成比例；征收矿地复垦保证金，建立复垦储备金等，保护环境。提高矿工的工资水平和保障条件，包括提高事故赔偿标准等。设立资源转产发展基金及可持续发展基金，为资源枯竭后企业转产和地区内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2）调整收益分配，加大转移支付，完善社会保障。完善资源型国有企业利润管理机制，改变资源型国有企业收益不分红的做法，将其所获红利上交财政部门，并控制资源型国有企业过高的工资收入和过多的福利待遇。同时，中央、省市政府应重新调整对民营矿业企业采矿权低价出让的政策，减少对民营矿业企业的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政府还可以考虑规定矿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工作环境安全标准、劳动保险标准等，切实保障矿工的利益。最后，提高资源枯竭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扩大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保障覆盖面，如可考虑将资源枯竭城市的集体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国家财政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移支付力度，国家财政和省级财政应采取办法弥补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确保社会保障自动稳定器有效运转。

2．加强社会心理工作

（1）准确掌握社会心理动态。体制转轨和资源枯竭的交织的资源型城市或地区面临着急剧的社会转型，原有的价值观念、心理预期、就业结构、收入状态等都急剧变化，甚至颠覆，这必然导致人们的社会心理也随之变动，并产生被剥夺感、挫折感和焦虑感等各种负面心理。为此，应该有专门机构和人员，深入不同类型的群体，认真倾听其呼声，准确掌握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动态，做到心中有数。

（2）构建社会心理疏导机制。对于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的被剥夺感、挫折感和焦虑感等社会心理，要早做准备，及时疏导，有针对性地加以解释，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改善现有的社会认知偏差。同时，也不要谈虎色变，一味堵塞，而应构建多种社会心理宣泄途径，采取多种形式，使社会压力通过合理、合法途径平稳释放，进而充分利用社会心理的“变压”作用，控制极端的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稳定。

3．完善社会组织体系

（1）健全党团工会等正式组织。随着资源枯竭和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的退出，大量的工人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无人问津”状态，社会缺乏相应的组织。根据我们的调查，有些人甚至无处交党费或多年没有交党费。工会等组织也随着原企业的退出而解散或陷入瘫痪，新成立的各种企业也未能及时建立党团工会等组织，这就导致了社会管理出现大量的“真空地带”。为此，应及时健全党团工会等组织，完善现有的社区组织，既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也方便社会管理。

（2）建设情感需要等社会组织。在资源型城市或地区，尤其是在资源枯竭型城市或地区，不仅缺乏党团工会等正式组织，也严重缺乏情感需要等各种非正式组织，并且不同种类、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之间缺乏合理有效分工和衔接，亟待加强。其中，可以选择情感需要社会组织的建设为突破口和重点。在中国，相对而言缺少情感需要的社会组织(注：在国外，每3 000人有1名心理咨询师，在美国这一比例更高，伊怀杰在北京青年报(2005年08月30日)的《美国人爱做心理咨询》中分析，平均500个美国人就有一名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存在于各大医疗机构、家庭诊所和社区诊所中。)，国内已经通过国家执业资格鉴定并正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从业人员不足，如果按3 000∶1的比例，一般而言至少应该在街道设置一名心理医生，大的社区也应配备心理医生。同时由于中国处在社会转型下的人格变迁时期，更需要由大量的情感需要社会组织来辅助人格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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