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简介:《天津社会科学》杂志在全国影响力巨大,创刊于1981年,公开发行的双月刊杂志。创刊以来,办刊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主要栏目设置有:科学发展与当代中国发展研究、新型工业研究、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大众文化研究等。
注:因版权方要求,不能公开全文,如需全文,请咨询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