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官事迹材料篇（1）

得知社区社区要组建“三无小区”消毒小分队，有着部队X年防化洗消经验的他，立即报名参加。消毒工作是防疫的重中之重。为提高小组人员的自我防范意识，X首先对消毒组成员进行X知识的培训，严格认真的教大家如何正确穿脱防护服及佩戴护目镜等一系列防护工作规范操作。

士官事迹材料篇（2）

96年7月，怀揣着“当将军”的梦想从参军来到部队。当兵第一年，他就在全团军事大比武中获得个人全能第一名，第二年，他破格被推选为班长，并被部队列为提干对象。部队刚调防到时，连队驻守在一个十分偏僻的大山里，驻地交通十分不便，让官兵难以适应的是没有蔬菜吃。连队司务长手里拿着钱却买不到蔬菜，不少战士因吃不上蔬菜，嘴上开始溃疡。此时，连队正需要一名懂种养技术的人员，看到连队领导焦急、的眼神，便主动请缨挑起连队后勤建设的大梁。为自己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让连队官兵尽快吃上自己种的蔬菜，自己养的猪。于是，他带领养殖班的战友，放弃业余网时间和节假日，开垦荒地，修建猪厩。连队买猪崽一时拿不出钱来，他毫不犹豫地拿出几个月的工资先垫付。为解决驻地雨季种蔬菜成活率低的难题，他托在昆明工作的战友，购买有关蔬菜大棚种植的书籍捎到连队，晚上挑灯自学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如今，他种的大棚蔬菜收了一茬又一茬，他饲养的猪、兔不断繁殖增多，猪肉、兔肉也摆上了官兵们的餐桌。他，一名优秀班长，深深地爱着他的战友，在生活中成为战友们的贴心人。

士官事迹材料篇（3）

优秀警官事迹材料

优秀警官事迹材料：

，男，汉族，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县人。入伍，现任。同志深爱防事业，在自己的岗位上求真务实、尽职尽责，以自己勤奋扎实、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虚心好学、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工作精神，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赢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为中队赢得了多项荣誉，受到了全队官兵的一致好评和高度赞扬，现将主要事迹介绍如下：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本职业务，注重个人素质能力提升。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本职业务，注重个人素质能力提升。同志热爱部队，立志于警营建功立业。在工作过程中，他以科学发展观和“十七大”精神为指导，以实际行动践行“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思想；他注重个人的修养，为了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始终保持思想上的先进性，运用业务理论知识指导实际工作，引导中队全体官兵努力地朝更高的目标前进。他时刻注重自身的建设，认真学习战术、技术理论和的基础理论知识，刻苦钻研案例，不断完善自身战术理论，提高组训能力和组织指挥能力。勇往直前，忠诚为民，铁军”品格。勇往直前，忠诚为民，磨砺“铁军”品格。同志不仅是，他更看重自己是一名党和人民的战士，忠诚地践行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每次“急、难、险、重”的灭火和抢险救灾中，他始终冲在最前面。在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关键时刻，同志总能够挺身而出，坚决履行好一名警官的神圣职责。尤其是面对工作，他深刻的领会到是全面提高战斗力的途径，是能否取得灭火救援胜利的关键。“打铁还需自身硬”，同志为了提高自身业务技能和更好地指导中队的训练工作，他亲自带领战士们一起训练、学习，参与到“工作当中，研究技战术，与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他时刻注重提高中队战士对工作重要性的思想认识，把思想工作做到第一线，做到训练场，做到战士们的心坎上，从而为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比武竞赛”活动中，带领中队攻坚班组取得了市县大队综合成绩的骄人战绩，刷新了中队建队以来的最好成绩。廉洁自律，知兵爱兵，营造和谐警营氛围。廉洁自律，知兵爱兵，营造和谐警营氛围。以情带兵是融洽官兵关系，增强部队凝聚力的重要途径。与战友相处中，做到从“严”字入手，从“爱”字出发，从“帮”字做起，以“诚”字相待。他坚持用自己的真情诚意去教育人、感化人，把战士当作自己的兄弟看待，主动与战士谈心、交心，在深入的沟通中与战士相互理解相互学习。成绩只能代表过去，不能证明未来。同志深知他肩上的责任重大，在部队这广阔的舞台上，他将一如既往地将全部的精力、满腔的热情都投入到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当中，无怨无悔地履行忠诚誓言，用行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崇高的宗旨。

士官事迹材料篇（4）

部队先进个人事迹材料

**同志，系**大队代训连连长，19**年*月入伍，大学学历。在担任连长以来，工作积极进取，关心爱护战士，带领全连官兵积极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成绩突出，受到上级首长的好评。火热的军营铸就了他钢铁般的毅力，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与其是分不开的，也与上级首长的深切关怀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下面，是他的主要事迹。

严格要求，扎实工作。作为一名带兵人和共产党员，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职责也清楚认识到只有素质高才能树立形象于广大战士中。年初他发现，骨干自身形象做得不够，于是他仔细研究，在连业务会上以自己“开刀”，以普通一兵所要求的来管理自己，要求战士做到的自己绝不去犯，还宣布了互相监督的措施。从而，在全连骨干和战士中影响极大，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全连战士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大大提高，带动人全连工作的顺利开展。

他根据战士的不同特点和心理从不同的角度去做战士的思想工作，收到明显的时效，有一名新兵不适应环境的变化，产生了恋家思想，逃训而导致想逃跑，他得知这种情况，马上找到这位新战士，和他谈人生，谈理想，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使他认识到自己错了重新回到了训练场。这次的思想工作也深深感触了他的一些灵感，连队人员多，思想复杂，骨干素质偏低，干工作时缺乏思想上的管理，连队党支部对此听之，认之，放任自流从而导致了工作下滑，针对一系列的问题我在思想骨干会议上首先提议：进行思想骨干培训。明确责任和义务，培养良好的素质对战士进行曲思想负输。为了搞好思想工作的开展，协助抓好连队经常性思想工作，他曾六次与思想骨干一起分析全连官兵思想形势，找干部战士谈心200多次，之外，为了加强对战士三位一体的思想教育，他主动向困难战士家中写信，从思想上给予战士帮助，从而稳定了战士的思想，焕发了战士的热情，工作蒸蒸日上。 事迹材料网

严格管理，效果明显。班长，排长等各级带兵人都有自己明确的职责，他从训练着手抓管理，排长、班长各尽其责站好排头兵，制定奖励措施，明确任务进行评比。在连队上下形成了比劲十足。你追我赶的良好势头。各项工作开然有序，得到上级一致好评，也许是有那么一些经验，在担任连长期间，他改进管理方法，并且根据连队实际情况和任务特点。制定一系列措施搞好连队全面建设，他刚到连队时，连队由于长时间的管理不当，战备训练各种秩序相当混乱。他结合连队这种实际找到了突破口，以训练带动一日生活制度的严谨性。从而为一年的管理工作的远航储备了力量。再一个从“三相入手抓队到养成，哨兵形象和礼节礼貌，抓完成任务的标准和实效和全连人员的精神风貌和歌声口号，抓内务设施，通过一年的努力，连队工作和发展趋势成稳步上升，得到了上级首长的一致肯定。

士官事迹材料篇（5）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5－0106－09

关于《明实录》编纂的研究，粗的线索已经弄清，但一些更为细化的东西，尚待进一步发掘史料加以丰富。明人留下的巨量文集中有不少关于《明实录》编纂的材料，能大大加深《明实录》研究。本文拟以《四库全书》明人文集材料为主，探讨《明实录》编纂的几个问题。同时想在理论上更上一层楼，将《明实录》编纂放到传统国家史学平台上加以考察，从而发现一些前人不曾注意的因果现象。

一、记注制度的阙失与实录资料的征集

唐宋元时期，政府修实录，似乎很简单，由起居注、时政记而日历，自然编纂成实录。薛三省f1558―1634年)称：“窃照国家之正史，取裁于累朝之实录；而实录之典故，又取衷于每年之纂注。起居注与六曹编纂，即实录之底草，实录又正史之成案也。故必实录慎而后正史当，纂注详而后实录备。若弗备，则无从加慎也。”由此可知，纂注是实录之“底草”，实录是正史的“成案”。所谓纂注，就是起居注与时政记一类作品。然而，明朝的情况却不一样。明朝的起居注制度，自洪武中叶以后就已经逐步废弃了。以后，大臣们屡屡要求恢复，朱元璋的子孙们均不敢破祖宗定下的规矩。没有起居注，只能临时征集档案修纂实录。王世贞(1526～1590年)称：“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张居正(1525～1582年)称：“迩者纂修世宗、穆宗实录，臣等祗是总裁，凡所编辑，不过诸司章奏，稍加删润，嚷括成篇。至于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是以两朝之大经大法罔敢或遗，而二圣之嘉谟嘉猷多所未备，此皆史官职废致然也。”由此可知，明朝实录主要根据政府各部档案编纂而成。那么，明朝政府所修实录所用材料是如何搜集的?中国是一个由政府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国家，政府行为的特点是，旨意的传达，由上而下，一级级下发；执行的原则，则是由下而上，逐级上报。修史与其他政府活动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往往由上面下发文件，下面逐级上报资料。政府机构主要由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组成，所以，明实录编纂所用资料，也主要由两大块组成。

一是中央各部资料。“窃照累朝纂修实录，皆移文在京各衙门修辑事件文册，送馆参订，以备六曹编纂之所未备，此成例也。”成化初年修《英庙实录》，“命各部采摭事当纪载者，为书上之”。刑部尚书陆瑜(1409－1489年)将此任务交给了何乔新(1427－1502年)。何乔新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交给史馆。弘治初年，纂修《宪宗实录》，周轸“以文学被选，采辑在户部者以进”。万历初年，张居正主修《隆庆实录》，要求各衙门查点史料，送史馆采用。

向各部门征集史料，最大的困难是各部不配合。虽然“各衙门案牍收藏有库，典守有人”，但因为实录编纂不涉及各部门利益，所以各部门配合不积极。

《神宗实录》文册的编纂就遇到这样的难题。天启三年(1623年)前后，翰林院臣钱象坤、周如磐已经移文，要求各部门提供文册。结果两年过了，文册编纂仍无动静。“盖各衙门直视纂修为史局之事，不关其职掌，故了不经意若此。”此议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得旨，会典全据实录，纪载宜详，各衙门文册著速付史馆，以备采择，不得推诿误事”。甚至皇帝亲自出面催讨，如宣德元年(1426年)四月，宣宗御奉天门，对行在礼部尚书胡淡曰：“纂修实录，国家重事。自古帝王功德传之万世，只凭史书。祖宗以来，多有德政在天下，皆须纪载。今内外诸司，尚有未奏来者，是不体朕心，尔礼部移文趣之。”由此可见各衙门拖沓现象之严重。其次，由于人员素质及重视程度不同，各部搜集到的资料质量高低不一。李贤(1408－1466年)阅读何乔新送上的稿子后，大加称赞说：“纪实而饰以文，视诸司惟誊吏牍者，大不侔矣。”何乔新因此功而迁为本司郎中。这里反映的情况是，大部分资料汇编仅抄录公文而已。像何乔新提供的稿子既纪实，又作了一定程度的润色，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其三，内容无关国家大计。嘉靖初年，陈寰(1477－1539年)以检讨与修《武宗实录》。陈寰看了各部上交的材料显然不满意，称“迩者，采尚书故实上六馆。此不过从牒囊中探得之，何关人主大计?即翰林臣胪列，具员耳。今以为宜复古左右史，记言动、秘燕之间，备列彤管，亡令他日熬爽国是”。这里反映的是，要求通过记录核心人物皇帝言行而不是六部陈档了解一个国家的大计。要求以皇帝为中心，正反映出中国政治的皇帝专制现象，这是政府史、国家史的必然要求。

二是地方各省资料。地方资料的采集前后有所变化。大体说来，隆庆之前，朝廷直接选派办事进士下各省征集资料。洪熙元年(1425年)，礼部以修《仁宗实录》，“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门，及遣进士陆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史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弘治初，“首诏史臣，修先皇帝实录，礼部请遣进士若干人，分诣各省，采集事之当录者，以备参阅。”唐祯(1458－1507年)负责浙江，“君悉心搜访，其所纂辑，视他省独精详，诸公称之”。正德初年，“当修孝宗实录，采故事，诸繇高第选驰，传行郡邑”。新科进士张文麟(1482－1548年)负责浙江采访工作，“还上事，太史多所称，遂擢刑部广东司主事”。徐朝仪负责池、庐诸郡实录采访。“皇上勒礼部，采辑中外事迹，修先朝实录，礼部请简有学行进士，分遣天下。于是，永康徐朝仪使池、庐诸郡”。黄琮(1471－1524年)“遣纂修湖省《孝宗实录》，归拜青田令”，由此可知，他被派遣到湖广搜集史料。

直隶各府则是直接派人搜集资料。这些使臣们到地方搜集资料，一般要设立史料采集机构。各省采访史料的使节到各省以后，各省地方要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史料的搜集工作。

“河南省臣征编纂官于属，独以归君(施文显)。君寓相国寺，合诸郡所上，督诸生数十人校录而笔削之。编成，论者谓有史体”。施文显(1435－1508年)‘蹴是负责河南史料总纂的人，他坐在相国寺里，指挥几十个诸生，对征集来的史料进行校录，做了初步的编纂。河南一个省的实录史料后期加工就动用几十人，可以肯定 史料搜集的牵涉面是相当广的。宣德十年(1435年)，“上命进士黄某纂修实录，以(杨)舆有三长，为郡总裁。实录成，郡守蔡锡以(杨)舆明《春秋》经，荐授惠安训导”。由此可知，地方的实录采编机构设置，以郡为单位，聘请郡中懂文学掌故之人担任实录总裁。最后，各郡上报材料，集中到省。省里也会派专人，负责整理。进士征求史料的时间不长，如《苏州府纂修识略》前所附公文，“定限八月”内完成。严谨者会订立一些采集凡例，如嘉靖初年纂修《武宗实录》，差进士访求事实，苏州府派杨循吉(1458－1546年)主持。杨循吉擅长修书，修成《吴郡纂修实录志》一册。何良俊认为“其立例皆有法……倘修实录，其凡例据以为式可也”，可以成为地方实录史料征集的样本。《苏州府纂修识略》卷首所附公文与田艺蘅(1524－?年)《留青日札摘抄》卷4《非文事》所附纂修实录公文，是目前所见地方纂修实录的公文，分别代表了前期与后期不同风格，值得重视。

因派人到地方采访史料留下了不少送行的诗歌及送序。弘治初年，进士王元聘到山东分采实录，朋友程敏政作诗曰：“博采遗芳纪圣功，羡君分命及春风。青云早步儒冠右，画舫遥乘使节东。礼乐化行周册在，典谟书出鲁堂空。归来史局分张处，定数何人笔最工。”进士萧璇赴广东纂修实录，朋友诗曰：“先帝弃万方，泣涕穷遐埂；神化岂不显，所贵在摩编。闽山接岭海，桑梓遥相联；驱车迅行迈，不辞路险F。丹青绘日月，意象在笔先；春秋有微义，仰看续前篇。”有人去贵藩聘修实录，“纷纷簪组满江湄，袅袅东风吹鬓丝，春草绿波南浦路，轻尘细雨渭城诗，投荒万里愁无伴，倾盖片时逢故知，丽泽此行知有益，子云识字喜多奇。”沈进士到浙江，朋友诗曰：“远持使节下钱塘，科目人才自异常，造化功能劳采录，山川人物仰辉光。满船明月吟边趣，夹道梅花到处香，指日还朝应显擢，好输忠荩佐虞唐。”“博采遗芳纪圣功”，应是实录编纂的核心目标所在。

隆庆以后，改由各地提学负责史料征集工作。隆庆元年(1567年)，浙江等处提刑按察司提督学校佥事林大春(1523－1588年)上疏：“为照先朝纂修实录，例差办事进士往各处采取事迹。近因进士俱已选授，是以拟差职官。今职官又无应差人役，当另行议处。臣查得各处提学官，职专文学之司，兼有地方之职，委之采取，事尤易集。……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一应合行事宜，悉照例举行。……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起，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挨序年月，分别事类，务要考檄精明，收录公当，编类造册，俱限本年十二月以里纂完，径自差官个奏，册送史馆，以备采择。如有稽迟及草率者，听本部查出参究，庶几责任有归，事体简便，而纂修不致有误云。”该建议在五月十三日得到了皇帝的同意。“礼部奏纂修《世宗实录》事迹，令各省提学官采辑编汇，赍送史馆，免差官采访。从之。”不过，设想不错，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带来了不少问题，引起了学人的批评。何良俊(1506-1573年)说：“此是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修官所费几何?乃靳惜小费!”孙承泽“及隆庆以后，改行提学行邑，行学学官令礼生、秀才抄录一二大臣墓志塞责，于是史无所取材”。从万历中叶纂修正史，副总裁余继登“伏乞敕下礼部，移文直隶并各省提学官，转行所属各府州县地方”来看，万历时期仍然遵循这套提学兼负责史料征集制度。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周宗建(?－1626年)建议皇帝派专人下各地采访，皇帝仅“报闻”而已，没有采纳，仅派董其昌(1555－1636年)到南京采访。因为南京是陪都，也是中央政府机构集中之地，当然得采访。天启二年十月，董其昌受令到南京“采辑邸报等册，以备参订供用”。由派专人征集史料到委托提学兼领史料征集最主要的是人员素质不同、责任感不同。明朝前期委派的专职人员，多是新科进士，因有立功授官的直接动机，积极性较高。而提学为工作多年的官员，主要任务是选拔生员，史料征集是额外工作，所以重视程度不够，积极性不高，抱应付态度，从而导致史料征集工作质量的下降。

万历以后，实录编纂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依据科抄章奏与起居注。蒋德Z(1593－1646年)说：“作史难，读史亦不易。自余在著作之庭，见所纂实录，皆采科抄章奏与起居注两者。而科抄多漏略，十仅得三四；起居自文书房传谕及阁揭外寥寥。即欲有所删润，以诸曹掌故与邸报，参补而已。又一二载笔，视为烂朝报，不经心。其高者胸臆为政，间规时局所向，行其高下。至于百十年之久，文献俱湮，而野史与之错行于世。繇今思之，古今史殆未可尽信也。”这反映的是晚明实录编纂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张居正改革史馆制度有关。万历三年(1575年)二月，张居正上《议处史职疏》。这套方案主要包括分管责成、史臣侍直、纂辑章奏、纪录体例、开设馆局、誊录掌管、补修记注七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记载皇帝的起居注及编纂六部章奏。“照得时政所寄，全在各衙门章奏”，所以特别重要。陈继儒(1558-1639年)对此套制度的执行情况作了详细的描述：“每月初九日，将记注编纂等稿送内阁看定。十日，公同各官投柜封锁，年终并人大柜。每常朝，御皇极门，即轮该日记注，并编纂官三四员，列于东班石栏铜香炉下，各科给事中之上。或午朝御皇极门，列于御座西稍南，随从记录。凡封稿之日，记注与编纂官于东阁门外，分左右，如常朝仪，候中堂入东阁。先记注官入，分左右揖，次编纂官入揖，随中堂同入右房，记注官收《起居注》，编纂官收《六曹章奏》入柜。封完，出东阁，再揖如前。候中堂出门，柱边揖别，复人东阁，记注一揖，与编纂一揖而别。”

从现存《万历起居注》来看，万历以后起居注制度得到了坚持。复从《明实录类纂・文教卷》来看，从万历四年正月以编修沈渊、黄凤翔为起居注馆的编纂章奏官开始，一直到万历四十六年为止，中间隔几年换一批纂修官，一直没有中断过《六曹章奏》的编纂工作。天启、崇祯问仍在执行，如庄际昌(1577-1629年)“天启元年，授翰林院修撰，经筵展书起居注，纂修国史，编葺《六曹章奏》”。宗室朱统钸中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简讨，充展书官，召对记注，编纂《六曹章奏》”。刘理顺(1582-1644年)是崇祯七年(1634年)状元，除修撰，“司起居注，管理《六曹章奏》，纂修《大明会典》”。陶；倦由此证明，万历三年的史官制度改革在晚明得到了认真执行。

起居注与六曹章奏编纂的制度化，为实录的编纂提供了方便。蒋德Z反对过度依赖起居注与六曹章奏，是因为这些官样文章编鼷得过于潦草，“科抄多漏略，十仅得三四；起居自文书房传谕及阁揭外，寥寥”。《六曹章奏》未见，而现存《万历起居注》十分简略，没有太多过程情况的记载，证明蒋德Z的批评是对的。当然，进一步追问下去，导致史官记载简略现象背后更深层的因素是官主体制影响了实录编纂的质量。官主体制下政府决策的特点是暗箱操作，舆论控制，外界只能看到结果，而看不到过程。没有过程的政治决策导致投有过程的历史记载，有控制的政治导致片面的历史记载。“历史”的最大特征在于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性与全面性。抽干过程、只剩结果的历史，只有阳光面、没有阴暗面的 历史，是不完整、非客观的历史。大臣们不断要求恢复起居注、时政记制度，目的正在于强调记载国家最高决策过程的纪实性。

晚明实录编纂依赖起剧注与六曹章奏的结果是减少了对地方采集的依赖性，以致钱龙锡(1579－1645年)要求停止派人搜集史料。(《明史・钱龙锡传》)“故事，纂修实录，分遣国学生探事迹于四方。龙锡言：实录所需在邸报及诸司奏牍，遣使无益，徒滋扰，宜停罢。”《明史・钱龙锡传》没有点明此事背景，让人无法理解。原来，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壬午，朝廷下令修《熹宗实录》。按照惯例，自然要派人去全国各地征集，史料，于是，才有内阁首辅钱龙锡罢采访疏。钱龙锡在天启四年(1624年)出任《神宗实录》纂修，天启五年五月任《神宗实录》副总裁，故而熟悉实录纂修事务。由此可知，晚明的邸报也成为实录编纂的第一手资料。钱龙锡的建议不无道理，作为帝王编年史，对民间活动涉及不多，确实没有太大必要下地方搜集资料。当然，从互证角度来说，民间史料也有值得肯定之处。“家录野纪虽未足尽凭，然亦当错综诠次，而后是非不可掩，本末具见。”

二、实录视野的国家性

实录这个术语总能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以为有什么就可以书写什么，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都会得到全面记载。其实非也，历史永远不可能全面被记载下来，在古代不可能，即便在当代也不可能。历史的记载与编纂永远是一种有选择的活动。要选择，就有一个选择标准与视野的问题，而这又是由现实社会中的权力与视野决定的，权力决定历史书写的内容。既然记录历史的要求最早是由政府提出来的，自然只会记录政府活动，这是传统史学的特色所在，笔者称为“国家史学”。

实录实际是帝王编年史，“实录者，录一帝之事”，“即古帝王本纪、史家编年遗意也”，所以，政府活动史色彩更为明显。实录是古代中国史学记载与编纂的最高要求，讲究的是记载的可信度。由于君臣的决策活动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全局，所以，古代士人多希望能将君臣活动全部如实记录下来。然而，这样的要求过于理想化。政府是现实社会中最大的利益场所，只说对自己有利的话，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原则，报喜不报忧是核心的政治书写原则。可以说，专制政治越发展，这样的目标越难以达到，时政记之类成为官样文章是必然的现象。

人物的入传是得到政府认可的人物。受理学思想影响，忠孝节义成为现实社会的荣誉对象，自然也成为史书关注的重点内容。地方史料的采集以“忠孝节义”人物为主。“今天子嗣位之初。有诏命史官修先帝实录，征事迹于四方1，凡士女之以忠孝节义闻者，举得送官备采择。”嘉靖改元，修武宗实录，“诏天下有司，采求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类，以备通纂”。由此可知，人物史料是重点，具体地说，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如此，哪些人能成为忠孝节义，自然也成为社会各界争夺的对象。何瑭(1474－1543年)说：“予幼读前史，于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传，未尝不三复叹息，意以斯人，世不多得。及考其履历始末，往往出于贵官大族，寒素之家甚少，岂降衷之性，独丰于彼而啬于此耶?予后预修《孝宗皇帝实录》，于忠孝节义之事，得于见闻者，欲一一撰次。同列皆以为未经奏闻旌异者，例不得书，乃阁笔太息。噫!寒素之士，势力寡弱，谁为之奏请而旌异之耶?由今准古，则忠孝节义之传，多出于贵官大族，无怪也。贤士君子，立身行已，求自尽其道耳。人之知不知，名之传不传，固所不屑，而为世道计者，则岂可恝然若是?吾于是重有感矣”。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上实录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迹，必须是经过政府批准表彰过的，未经表彰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迹，则没有资格上史，这正是传统中国政府史的封闭性所在。准确地说，中国的国史不是全民史，而是政府史。既然是政府史，上国史的内容就必须是经过审核的。

翰林诸官在实录记载中占了优势。“国朝实录，例成于翰林诸官，而总裁于内阁重臣。间取外署三五人参之，止令其誊写、装潢、给使令之役而已。故凡官翰苑者，人人为稷契皋夔。其它台省，虽功勋赫奕，边荒慑服，忠赤贯天地，如盐山忠肃王公、钧阳端肃马公、三原端毅王公，亦只平平耳。翰林官没，无问崇卑，俱得请谥，无问学术浅深，俱谥以文，上日文正、文忠、文贞、文庄，虽至猥陋，亦不失为文安、文裕、文懿。在外署者，终身砣石乞笔研，官至公孤，欲谥一文字，不可得也。自福建彭司寇韶作《名臣录》，翰林近十之六七，公论已不平。近日为杨宗伯廉更加添改，凡非翰林，不得为名臣。虽以刘定之之鄙猥、谢一夔之庸陋、万安之贪饕，皆在名臣之列，是录遂为翰林题名矣。且其言曰：‘美阶崇秩，休光大业，当属之吾曹诸先生。他所游宦，为吾曹鹰犬耳。’志士谁不解体。余尝作十绝句，以斥其非，未知果能信今传后否也?”这里提出了实录记载官员群体内部的不均衡问题，负责编纂实录的翰林出身官员，多得美谥，事迹多上实录，而其他官员则没有这种优势。

关于实录记载视野的局限性问题，李建泰(?－1649年)的概括最为全面，称实录所记“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迟功而巧为避罪”。这些特征，正是政府史与民间史、国家史与社会史视野不同之处。只有社会史、民间史才能让历史以多元面貌相对客观地呈现出来，可以看到官员之外的民众，政府之外的社会生活，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这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

三、明实录的传播与使用

嘉靖之前，实录只在皇宫内小范围流传。内阁中的史馆中有一部历朝实录，每次修史时可供史官们参考。如景泰五年至七年(1454－1456年)，倪谦(1415－1479年)曾与修《寰宇通志》，称“余尝被命在东阁，纂修天下地志，欲采当代人物，以见其郡邑之所产。然名公巨人，建功立业者，莫详于国史。乃发内阁秘藏，因得拜观累朝实录，而太祖高皇帝创业垂统之迹，制礼作乐之典具在”。正德初年，王鏊(1449-1524年)任《孝宗实录》总裁，“顷入史馆，得窃览本朝实录”。由此可知，当时官修通志或实录，史官们可以参阅明历朝实录。

明实录的传抄与向外传播，是从嘉靖开始的。嘉靖开始，在社会上流传的实录抄本，多称为《圣政记》。名为《圣政记》者，有仅指《明太祖实录》者，如陆深(1477－1544年)是嘉靖前期人，自称“生遭文明之盛，策名登庭，获接故老，聆祖宗之休懿，又为史官，祝累朝实录，金匮石室之藏，于是乎稽事实，考治化，得以沿流风，观俗尚”。陆深抄过部分实录，他给家人的信称：“寄回《圣政记》一部，十二本，此即《太祖实录》，要熟看，中间颇有误字错简，阙疑可也。”由此可知，至少《太祖实录》抄本已在当时社会上有流传。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入一部《圣政记》12卷，别名《洪武圣政记》，应是此类抄本之一。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抄本《秘阁元龟政要》，目前已经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也应是此时完成的明太祖实录抄本之一。此书为纲目体，格式和《龙飞纪略》有点类似，但内容明显不同。如危素，《龙飞纪略》不及，而此书则十分详细。《四库全书总目》卷48称“书 中已称成祖，则嘉靖以后人作也”，是也。书中曾提到嘉靖十七年之事，说明此书确成于嘉靖间。也有指前九朝实录者，如杨慎(1488－1559年)称工科题名记，“取之《圣政记》”，王世贞称“传未成，而今所存者，皆从《圣政记》录出之，不为一字增损，以备异日史氏去取耳”，显然为历朝实录。陈建(1497－1567年)《皇明通纪》的《采据书目》中有《历朝圣政记》一书。明朝所谓《历朝圣政记》就是《明实录》抄本的别称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至今仍有《永乐圣政记》、《文庙圣政记》(存9卷)、《宣宗圣政记》(存12卷)、《圣政记》(不分卷，清抄本)、《新刊皇明圣政记》(10卷)。

个别权臣拥有《明实录》抄本。严嵩(1480－1567年)是嘉靖十五年(1536年)入阁的，负责明实录传抄工作。严嵩失势后，藉没财产名单中有“累朝实录八部(五百七本，手抄)”，说明严嵩在替政府抄录时，同时也替自己抄录了一部。从有关情况来看，严嵩仅是抄了一部，放在家中当摆设，并没有加以开发利用。这部抄本没收以后，也不知流落何处。

从现在情况来看，吕本是较早开发实录资源者。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吕本(1503－1587年)人阁，担任《大明会典》总裁，命人抄录实录中关于馆阁的资料，按编年顺序抄录，自称：“独坐文渊，自愧不敏，思景前修，遍诵秘典，手录自太祖至世宗九朝实录内有关馆阁者，俱书之。三阅月，成帙，题日《馆阁类录》。大宗伯(礼部尚书)欧阳公德(1496－1554年)见而悦之，留余手书，令记室誊一部付还。此时但挨年录之，不敢去取。至六月，召直无逸殿，日赞万机，无暇复加编辑。辛酉(嘉靖四十年，1561年)，丁先太夫人忧，归，读礼山中，兀兀穷年，无所事事，辄取前录，类分重编，为《馆阁类录》二十二卷。”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人阁参机务。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家守制时，分类编成《馆阁类录》。隆庆三年(1569年)，修订成稿。《馆阁类录》刊于卒后十年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黄佐(1490-1566年)的《翰林记》20卷、廖道南(1494－1547年)的《殿阁词林记》也是此时根据实录资料而编成的典故类作品。

比较特殊的是张元忭(1538－1588年)的《馆阁漫录》10卷(今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没有前言后记，成书时间不详。此书下迄正德十五年，结尾有“今上至京师”，似乎是嘉靖年间所抄，实非。张元忭是隆庆五年(1571年)状元，授翰林修撰，进翰林院工作。万历二年(1574年)，其父亲张天复(1513－1574年)卒，张元忭回家守丧，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才升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侍读，再次进翰林院工作。这次工作时间不长，次年三月即卒于官。在两次翰林院工作时间段中，后一次抄录的概率较大。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月开始，因抄录实录微型本，诸史官乘机抄实录，张元忭可能是抄实录的史官之一。从吕本仅用3个月时间即可抄录九朝实录内有关馆阁者，则张元忭在临终前抄录资料成《馆阁漫录》是可能的。《馆阁漫录》实际是专题实录资料摘抄本，当时史官面对实录摘录时，“但挨年录之，不敢去取”，自然也就不敢署名、留下自序之类文字，只有时人焦f(1541－1620年)的《国史经籍志》明确称张元忭编了《馆阁漫录》。此书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用编年体抄撮实录有关馆阁之事，“所录皆明成祖至武宗时翰林除授迁改之事，编年纪载，亦间有论断”。(《四库全书总目・馆阁漫录》)当时也许是不得已，今天看来倒有值得肯定之处。二是时间段选择上，起于洪武三十五年即永乐元年，不及洪武与建文两朝，即不及《明太祖实录》。之所以如此，估计是为了避免重复，因为当时《明太祖实录》抄本流传较多。

万历初年，张居正掌权，公卿多出其门，造请无虚日。国子监祭酒周子义(1529-1587年)“独耽守寂寞，课士之暇，兀坐一堂。以谓国家更二百余T，典制大备，著述弥详，贤士大夫言行烂焉，多佚不传。爱稽实录，采稗官，思述一代掌故，勒为成书，以自表见，往往至夜分不停披焉。……有《国朝故实》，则卷几二百，草创未就，所谓辍之，辑《会典》者也”。由此可知，万历初年，周子义已经尝试着根据明实录，编纂卜部《国朝故实》(一名《国朝典故备遗》)，(《明史・艺文二》)计划200卷。万历十一年(1583年)，周_子义被重用，担任《会典》副总裁，于是停止了《国朝故实》的编纂计划。万历初年，王世贞(1526-1590年)曾在前首辅徐阶(1494-1584年)家阅读明实录，这表明，徐阶家拥有实录抄本。严嵩家《明实录》显然为政府所没收，而徐阶家实录抄本可抄，也可能改成《圣政记》。虽可抄录，但正式出版却是万历中期的事，如王世贞《弁山堂别集》刊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馆阁类录》刊于其卒后十年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

士官事迹材料篇（6）

【正文】

消防救援大队学习卫国戍边英雄事迹活动简报

士官事迹材料篇（7）

改革开放30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史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随着东北民族史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不断出现。如何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就必须将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关系研究同东北亚区域史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层面综合探析，阐述问题。同时，要广泛地翻检中外文献，发掘新史料，方能深化我们的认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开拓研究新领域。中国编辑。

众所周知，史料是历史科学的基础，也是史学研究的前提。离开文字的、实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料，就不可能揭示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更谈不上学术的突破与创新。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梁启超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引进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展开了对千百年来传统史学的一场大革命。随之而来的，是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一大批文献资料的相继发现，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运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历史疑难问题，极大地促进了“新史学”发展。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就表明学术研究主要把握两点：一是使用新资料，一是要有问题意识。在20世纪初叶文化启蒙运动中，傅斯年推崇乾嘉训诂考据学，又吸纳欧洲蓝克学派客观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将史料提升到与史学同等的地位，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这就说明史学先贤们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因此，可以说发现和引用新资料是史学之树常青的首要条件。

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传人拓宽了我国学人的视野。深入研究我国明清时期周边民族关系史，尤其东北地区尚有不少是跨境民族，诸如蒙古、鄂温克、鄂伦春等，仅凭某一国家的单方资料是不够的，必须广泛地发掘中外文献新资料，这样方能使研究向纵深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孟森先生研究满洲先世史，撰写了《明元清系通纪》《清朝前纪》《满洲开国史》等名著，就是比较充分地利用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特别是征引朝鲜文献，理清了清朝先世活动的轨迹，订正了日本学者研究的一些舛误，拓宽了清前史研究的视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吴晗研究建州三卫史，为补明代官私文献记载之不足，也利用《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丰富史料，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2册，由中华书局刊印。日本学者研究东北满洲等民族问题时，除了依据中国资料外，也是较早地注重整理与征引朝鲜等国文献，出版了影响颇大的研究成果。例如，稻叶岩吉的《增订满洲发达史》，和田清的《东亚史研究》，以及池内宏的《满鲜史研究》，并记录出版了《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15册，这是研究东北民族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中外史学先哲广泛地利用中外资料撰写鸿篇巨作，为东北民族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学人树立了效法的楷模。

明清时期记载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中外文献颇为丰富，中文资料概括起来可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王朝官修典籍，包括实录、起居注、会典、国史等政书。还有大量的档案、方志等。如自《明实录》抄录成《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从《清实录》辑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等。《廿六史中朝关系史料选编》、《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等已结集出版。万历《大明会典·主客清吏司》记载女真、蒙古等民族，以及朝鲜、日本、琉球等国朝贡往来。五朝《大清会典》及则例、事例均记载东北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交往。这里要重点强调的是档案新史料的利用。辽宁省档案馆等编辑《明代辽东档案汇编》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丰富，所藏明代档案已同辽宁档案馆藏明档汇聚一起，将千余件官府文书、簿册等，汇编成《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出版，外交类内容，保存了《朝鲜迎接天使都监督厅仪轨》，比较翔实地记录了出使缘由、使臣头衔、往返途程、礼节仪式等，弥足珍贵。一史馆以清档为主，其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两大宗档案，基本完成数据库建设，在该馆内网上可以快速检索相关的民族史资料。该馆还陆续出版了此方面满汉文的资料选编，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代刊布的《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及《续编》，本世纪初印出满文档案翻译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清官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等。

第二类。私人撰述，包含诗文集、笔记、日记等。明清时期关于东北地区的重要史料多辑入《辽海丛书》《续辽海丛书》《长白丛书》等丛书中。边官、使臣等留下的奏疏、塘报、文集、笔记、日记等都颇有参考价值。如明万历年间边官、寓居辽海三十余年的郑文彬汇聚相关讨伐“虏寇”之事，参以己意，编纂《筹边纂议》8卷，续集1卷，记述东夷、西戎、北狄、北虏情况。此类边官文集资料颇丰。清康熙时期4次奉钦差出使朝鲜的使臣阿克敦，将从北京抵达汉城的经过，彩绘制成《奉使图》，每幅彩图上，配以诗歌，图文并茂，是一部优美的朝鲜社会生活的历史图卷，非常珍贵。晚清时期，私人日记数量颇多，涉及民族资料不少。例如，李豫等辑校的《韩客诗存》是从晚清人诸人的日记、文存中辑录的史料。如董文涣著《韩客诗存》、《韩客文存》《砚樵山房日记》等刊载的与朝鲜使者交往唱和的资料。还要注意从诗词等文学作品中收罗资料，以诗文证史。明人吴明济选编《朝鲜诗选》，其中收入111位作者，340首诗，记述了朝鲜的社会风情。邝健行等选编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所选由高丽毅宗到韩国光复时期的56种诗话，绝大多数是朝鲜时代的。这些资料凸现了中朝两国士大夫文化交流的密切。

第三类，考古资料、实地考察报告等。如宗室盛昱踏雪勘查古迹碑文，汇集《雪屐寻碑录》，其中收录朝鲜附清金氏家族主要成员的事迹碑文。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学界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普查工作，搜集了大量的民族原始的影像、图片资料，撰写了多种调查报告，以及编纂了各类民族简史，其中包括东北地区各个民族。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蕴藏着许多尚未发现的有关民族关系的宝藏，仍然需要进一步广

泛而深入的搜索。

研究东北民族史外国所存中外文资料，尤其要重视邻国朝鲜王朝的文献记载。因为汉字很早就传人朝鲜，朝鲜自三国时期到朝鲜王朝，官私著述皆用汉字记录，汉字文献特别丰富。加之朝鲜与明清两朝关系密切，官私文献多载中国诸多史事，可补中国文献记载之阙，而多涉东北地区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朝鲜时代的文献也分成三类：

一为官书。《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日省录》《经国大典》《龙飞御天歌》《同文汇考》《万机要览》《备边司誊录》《通文馆志》《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等，这些卷帙繁多的编年体官书，较细致地记载朝鲜与周边诸多民族交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人物等丰富的史事。提供许多新鲜的史料。例如，王钟翰从《朝鲜王朝实录》中辑出《女真史料选编》。朝鲜世宗时代的《龙飞御天歌》中记录了元末明初，居住朝鲜东北境一些女真部落首领的名称，与朝鲜关系等。这对考证东北古民族迁徙、部族名号、及古地名等，此资料尤显重要。郑麟趾受世宗之命，主持编修《高丽史》，这部纪传体的高丽史，以独特的视角，记载高丽与宋、辽、金、元、明北方民族交往，资料为多部正史所未载。明朝出使朝鲜使臣与朝鲜接待官员之间唱和之诗，朝鲜王朝汇编成多卷本《皇华集》，反映两国高层次官僚文人的文化交流。已经出版多卷本的《朝天录》《燕行录》为朝鲜来华使者的记闻，内容涉及明清时期许多领域。二是私著。“丁卯虏乱”“丙子胡乱”等重大事变，朝鲜官员都留下较为丰富的笔记，不少是手抄本分藏于高校图书馆。朝鲜士人文集数量可观，已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三千册、《韩国文集丛刊》200册(另200册，2010年出齐)。我国学人林宏刚等从中集录中国资料，主编出版了《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13册)、《韩国文集中清代史料》(17册)①。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从中国二十五史中辑出《韩中日关系资料集·二十五史抄》(上、中、下三册)②。此外，还有大量的朝鲜族谱、姓氏大同谱等，反映东北民族的迁徙。由明“九义士”冯三仕之后裔冯荣燮编辑的《朝宗岩文献录》三集(续集、后集)㈣，记载在朝鲜明朝遗民“尊攘之义”的活动，以及该国尊周的情况等，内容十分丰富。

三系碑刻文物。仅壬辰倭乱纪念明朝将领功劳的《杨经理(镐)去思碑》等就有多块，《清太宗功德碑》(满蒙汉文、现立首尔市汉江南岸三田渡)等碑也为数不少，许多碑文收入《朝鲜金石总览》(上、下册)等，均记载东北民族关系史事。

士官事迹材料篇（8）

引导文：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身边总有那么些好人好事，让生活更美好。下面是小编整理收集的关于好人好事事迹材料!供大家参考!

材料一 20xx年3月19日上午9时许，罗店镇张士村村民徐秀珍跟往常一样，到自家的自留地里弄了点蔬菜后，准备到家附近的南泾河边清洗一下。当她走近河旁的水桥时，眼前的一幕让她惊呆了：离水桥外2米处，有个幼童溺水了。只见小孩面向水里、背朝天半沉半浮在河水中，已无力挣扎。在这命悬一线的危难时刻，徐秀珍没有多想，扔掉手中的菜篮子，顾不上脱下身上厚厚的棉衣，就跳进了河水中。她一只手抓住水桥边的面板，另一只手向孩子的方向伸去，希望能够拉到小孩，但由于离小孩较远还是无法抓到孩子。3月的河水，依然冰冷刺骨，水又比较深，而且身上厚厚的棉衣，被水一浸变得重起来，73岁的徐秀珍老人每挪动一步都很艰难，但她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此时耽误一分钟，孩子就可能没命了。她奋力用手划着水面，向孩子的方向挪去，冒着生命危险挽救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当周围的邻居、村民问徐秀珍：你都73岁了，当时哪来的这么大勇气跳入河中?她笑呵呵地回答道：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当你看见一个孩子在水中奄奄一息时，能忍心不救吗?换作谁都会这样做的。几十年来，徐秀珍帮助的人、做过的好事，没人数得清，她的高尚品格已根植在街坊邻居的心中。

材料二 2012年10月10日，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收到了一封自于宝岛台湾《大爱工行，仁义之师》的表扬信，随后，新民晚报、侨报、新华网等各大媒体纷纷刊登《上海儿子10年照顾台湾爸》的文章，详尽描述了从2002年到2012年整整十年工行员工朱捷的无私关怀与帮助台胞杨银岳先生的事迹。2002年73岁的杨先生来到了工商银行普陀支行寻求帮助，两个人长达十年的忘年交就此开始。在后来的服务中，朱捷得知老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就买了测量仪，利用自己曾在部队从事专业医护的技术主动承担了老人的血糖测试和胰岛素注射。老人家境富裕时，朱捷婉拒了杨先生提出的义子身份，君子之交淡如水，您不用感谢我，这是我一个工行员工应该做的。杨老先生于2005年投奔宁波老家亲戚，直至2009年一直定居慈溪，此间经历了巨大人生变故，丧偶、被诈骗等悲惨的境遇让杨老先生的健康与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孤苦不堪中再次拨通了小朱的电话。在得知老人的变故后，朱捷毅然将杨老先生接到家中照顾，为能让老人多走动，朱捷与同栋的一楼住户进行了多次沟通，将六楼房屋进行置换，不知不觉中，杨老已经成为小朱一家的新成员，在杨老心中，小朱早就成为他至亲至爱的好儿子。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的生活费用都是由小朱提供的。2012年8月26日，老人安详地辞世，享年83岁。由于无法找到老人的亲属，朱捷承担了杨老先生的后事。最后。通过与台湾的海基会与民政部门多次联系，找到老人失散的女儿，完成了老人毕生的心愿。

材料三 武警上海总队五支队十一中队战士叶乃阳，入伍5年来坚持把爱心献给社会、忠心献给使命、恒心献给岗位，出色完成世博、大运、涉日维稳等重大任务。个人荣记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被表彰为总队标兵士官、武警部队学习成才先进个人。2009年12月至今，他坚持用爱心帮助植物人方祖俊一家，每月从士兵津贴中拿出200元、士官工资中拿出800元予以捐助，一定要让方祖俊醒过来!抱着这个朴素的信念，在首次探亲休假的20天里，叶乃阳17天住在方家，四处打探唤醒植物人的办法，为之购买轮椅、MP3等康复用具，每天帮其洗澡按摩、注射营养剂，不停的呼唤着他的名字，经过十多天的精心照料，方祖俊奇迹般地醒了过来。先进事迹被安徽省委宣传部、文明办、上海市委宣传部以及上海电视台、安徽省广播电台、上海广播电视台、武警新闻台、文汇报等国家和地方80余家新闻网络媒体宣传报道，个人被安徽省六安市评为六安好人，第三届六安市道德模范提名奖，荣登安徽省好人榜。

士官事迹材料篇（9）

秦玥飞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他参加美国入学标准化考试，获得绝对高分，在托福考试中更是获得让人惊讶的满分，最终顺利考取美国耶鲁大学，获得该校一年46892美元的全额奖学金，享受学费、住宿、书费、旅行费等多项免费服务。当年，耶鲁在中国只录取了两名高中毕业生。

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寻找 “最美村官” 大型活动中，荣获“最美村官”称号。

2014年1月17日，在衡山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举为衡阳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2015年和其他同学发起黑土麦田公益计划

秦玥飞,男,汉族,1985年6月出生,上海人,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2011年8月起任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贺家乡贺家山村村主任助理,2012年10月当选为衡山县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秦玥飞出生于重庆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高中毕业后获得全额奖学金赴耶鲁大学留学,于2010年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秦玥飞参加了湖南省“大学生村官”项目的选聘,成为了湖南省衡山县贺家乡贺家山村的村主任助理兼团支部书记,是全国首位从世界名校毕业的“大学生村官”。

自2011年8月担任“大学生村官”后,秦玥飞从着装打扮等细节着手,拉近与村民的心理距离。他与村民拉家常,从诸如修热水器等细小琐事做起,慢慢建立起村民对他的信任。担任村官两年多来,他立足当地实际,积极争取合理政府项目资金支持,累计筹集现金80余万元,在帮助硬化村级道路、安装路灯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为当地人民谋取众多福祉。他踏实的工作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大伙儿都叫他“耶鲁哥”。

因工作业绩突出,2012年5月底,秦玥飞被评选为“湖南省优秀共青团员”;10月底,他又光荣当选为衡山县第十二届人大代表.2013年5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秦玥飞“一等功”奖励,共青团湖南省委授予秦玥飞第十五届“湖南青年五四奖章”。专家点评:

从耶鲁学子到基层村官,秦玥飞带着全球化的视野扎根农村基层,努力了解中国国情、服务基层百姓,这是当代青年践行中国梦的最好见证。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迅速完成这一差别较大的角色转换,并作出不平凡的成绩,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中国的农村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广大青年在其中必将大有可为。——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总编辑赵泽琨从海归精英到一名村官,秦玥飞的个人选择背后是整个时代变迁的缩影。世界的未来重心是中国,中国的关键在农村。在中国今后若干年进一步城镇化的进程中,如秦玥飞般优秀的青年在这个大舞台上,有着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在秦玥飞的个人经历中,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了有机统一,很好的体现了中国梦的内涵。

感动中国2016年度十大人物秦玥飞事迹材料二：

秦玥飞，耶鲁大学毕业，现任湖南省衡山县福田铺乡白云村大学生村官、黑土麦田公益(Serve for China)联合发起人。大学毕业时，秦玥飞选择回到祖国农村服务，至今已是第六个年头。

士官事迹材料篇（10）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148-04

刘长卿是唐代由盛转衰时期，经历过安史之乱的著名诗人。他的生平事迹，甚为复杂，有很多地方，至今还没有弄清楚。最近见到新出土的拓本刘长卿所撰的《王廉墓志》与刘长卿所书的《魏系墓志》，以及郑深所撰的《郑洵墓志》，为我们研究刘长卿的生平事迹提供了新的线索。

《魏系墓志》原题为《唐故伊阙县令钜鹿魏府君墓志铭并序》，题署：“前乡贡进士张莒撰，睦州司马刘长卿书。”墓主以大历十三年（778）十一月十八日葬。这方墓志为刘长卿任睦州司马提供了新的证据。刘长卿任睦州司马，当代学者考证甚为详明，其时间与本墓志所载基本一致，故不需要再进一步展开讨论。惟此志是刘长卿所书，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刘长卿文学成就以外的书法艺术成就提供了新的材料。该志的情况，《河洛墓志拾零》云：“首题：‘唐故伊阙县令钜鹿魏府君墓志铭并序’。共25行，满行26字，590×590×105。志盖篆书：‘唐伊阙令魏府君墓志铭’，3行，行3字，445×450。大历十三年（778）九月十日卒，十一月十八日葬。张莒撰，刘长卿书。2003年秋，河南省洛阳偃师市出土，旋归洛阳张氏。”[1]（447） 笔者所见到的拓本《唐故朝议郎行上党郡大都督府黎城县令上柱国太原王公墓志铭并序》，题署：“通直郎行陈留郡浚仪县尉刘长卿撰上。”志云：“公讳廉，字廉，太原晋阳人也。……以天宝二载七月十日寝疾于官舍，春秋六十有九。……复以天宝十一载二月廿四日卜远于颍川郡西南界颍水之阳平原，礼也。……长卿不佞，承命为文，存遇清埃，浚惊玄化，陵谷是虑，刻石为钧。”① 由新出土的几方墓志与史籍参证，可以进一步探讨刘长卿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一，为陈留浚仪县尉问题；二，登进士第时间；三，为监察御史时间；四，为鄂岳转运判官时间。

一、为陈留浚仪县尉问题

据《王廉墓志》题款，知刘长卿于天宝十一载（752）二月在陈留浚仪县尉任上。而学术界对刘长卿的研究，迄今为止，尚未涉及刘长卿尉浚仪事，只是把陈留的踪迹定为天宝时长卿东游经历的一部分。按，浚仪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七《河南道》三《汴州》：“浚仪县，望。郭下。理西界。本汉旧县，属陈留郡。故大梁也，魏惠王自安邑徙此，因浚水为名。”[2] （P177） 刘长卿有《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得西字》诗，有“傲吏方见狎，真僧幸相携”句，[3] （P32）“傲吏”应即自指，当是任陈留浚仪县尉时，与同官在真福寺茶会之作。《别陈留诸官》诗云：“恋此东道主，能令西上迟。徘徊暮郊别，惆怅秋风时。上国邈千里，夷门难再期。行人望落日，归马嘶空陂。不愧宝刀赠，惟怀琼树枝。音尘倘未接，梦寐徒相思。” [3] （P31） 这首诗就是刘长卿罢浚仪县尉赴京师时所作，故言“上国邈千里，夷门难再期”。“不愧宝刀赠”，用《晋书・王祥传》典：“初，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谓祥曰：‘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祥固辞，强之乃受。”[4] （P991） 亦以此典表现对陈留诸官送别之感谢，更流露出自己将入京为官，以身许国的志向。故将有关刘长卿陈留诸诗归为东游之作，是不确切的。“夷门难再期”之夷门亦在浚仪县境内，《元和郡县图志》卷七《河南道》三《汴州》：“浚仪县，……夷门，《史记》大梁城有十二门，东门隐士侯蠃，年七十，家贫，为夷门监者，魏公子无忌厚遗之，不肯受。”[2] （P177） 又言“惆怅秋风时”，知其罢浚仪县尉的时间是在秋天。

有关刘长卿事迹的文献记载，极为简略，最早见到的是《新唐书》卷六《艺文志》集部别集类：“《刘长卿集》十卷，字文房。至德监察御史。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转运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奏，贬潘州南巴尉，会有为辨之者，除睦州司马。终随州刺史。”[5] （1604） 并没有记载他任浚仪尉之事。其后辛文房《唐才子传》，以及近年有关刘长卿的考订文章或年谱，如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杨世明《刘长卿年谱》、储仲君《刘长卿简表》等，都没有涉及刘长卿任浚仪县尉之事。其为浚仪县尉一事，长期被湮没而不为人知。

二、登进士第时间

刘长卿登进士第的时间，最早见于姚合《极玄集》卷下：“刘长卿，……字文房，宣城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历监察御史，终随州刺史。”[6]（P559）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刘随州集》十卷。……长卿，开元二十一年进士。”[7] （P473）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刘长卿传》亦云：“开元二十一年徐征榜进士。”[8]（P313）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云：“《刘长卿集》十卷，右唐刘长卿字文房。开元末中进士第。至德中，监察御史。”① 清徐松《登科记考》卷八据《极玄集》著录刘长卿登进士第亦在开元二十一年（733）。[9] （P265）

然而，记载刘长卿开元二十一年登进士第之说是错误的，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有较为详细的考证，以为“所谓刘长卿开元二十一年登进士第之说不能成立，天宝中登第的可能性较大。至于具体在天宝那一年，就不可考知了。”[10] （P364） 按，傅先生的考证是可信的。陈尚君则进一步推测曰：“按敦煌遗书斯五五五有樊铸《及第后读书院咏物十首上礼部李侍郎》，今存八首并残诗一首。铸另有天宝三载作《檄曲江水伯文》，见《唐文粹》卷三三。《刘随州集》卷四有《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虽所咏之物与樊铸不同，但可肯定为一时之作。据此可知长卿为‘礼部李侍郎’知举年及第。检《登科记考》卷八至卷九，自开元二十四年改由礼部试进士后，李姓知贡举者有：天宝六载至八载，礼部侍郎李岩；九载，礼部侍郎李；十载，兵部侍郎李麟；十一载，礼部侍郎李麟。长卿及第，应在此数年中，为李岩所取的可能性似更大些。”② 陈先生的推测为我们进一步考证刘长卿的及第时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考刘长卿有《小鸟篇上裴尹》诗云：“藩篱小鸟何甚微，翩翩日夕空此飞。只缘六翮不自致，长似孤云无所依。西城黯黯斜晖落，众鸟纷纷皆有托。独立虽轻燕雀群，孤飞还惧鹰搏。自怜天上青云路，吊影徘徊独愁暮，衔花纵有报恩时，择木谁容托身处。岁月蹉跎飞不进，羽毛憔悴何人问。绕树空随乌鹊惊，巢林只有鹪分。主人庭中荫乔木，爱此清阴欲栖宿。少年挟弹遥相猜，遂使惊飞往复回。不辞奋翼向君去，唯怕金丸随后来。”[3] （P14） 细味诗意，应是刘长卿及第后以请求裴尹援引为官时作。按，唐开元时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置府，设尹一人。据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一，天宝中裴姓为京兆尹惟天宝十一载（752）裴士淹；又同书卷四九，天宝中裴姓为河南尹者为天宝三载（744）裴敦复、天宝九载（750）至十四载（755）裴迥。长卿为洛阳人，故其诗所上裴尹以河南尹更有可能。参以《王廉墓志》天宝十一载（752）刘长卿已在浚仪县尉任上，则上裴尹即当在天宝九载（750）或十载（751）。而刘长卿又有《落第赠杨侍御兼拜员外仍充安大夫判官赴范阳》诗，安大夫即安禄山，据《旧唐书》卷二上《安禄山传》：“三载，代裴宽为范阳节度。……六载，加大夫。”[11]（P5368） 又《金石萃编》卷八八《北岳恒山安天王铭》：“骠骑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范阳郡长史、柳城郡太守、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两蕃四府、河北海运、兼范阳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采访处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柳城县开国伯、常乐安公曰禄山，国之英也。……天宝七载岁在戊子五月庚午廿五日甲午建。”[12]（P2） 故知至少是天宝六载（747），刘长卿是应举落第的。因此，刘长卿及进士第可以锁定在天宝七载（748）或八载（749）。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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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监察御史时间

《新唐书・艺文志》称刘长卿“至德监察御史”，后人大都以为这一记载是错误的。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云：“未知何据。或监察御史系长卿任长洲尉、海盐令时所带之宪衔。”[8] （P315-316） 陈尚君《补正》曰：“笺考至德中刘长卿为长洲尉等，甚是，《新志》有误。然令、尉无带宪衔者。刘乾《刘长卿三题》谓‘至德’乃‘广德’之讹，不为无见。”[8] （P59） 按，刘乾《刘长卿三题》，其一为“刘长卿何时任监察御史”，认为：“新志的‘至德’，是‘广德’之误，刘长卿是唐代宗广元、二年间回长安并任监察御史的。”[13] （P296）

今按，傅璇琮以刘长卿未任监察御史实职，刘乾以刘长卿为监察御史在广德中，都是根据刘长卿相关诗文等材料加以推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今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刘长卿为监察御史是在出为转运判官，知淮西、岳鄂留后之前。他为岳鄂留后以后，又被吴仲孺所诬而贬为南巴尉。其受诬的时间在至德三年（758），大致无可怀疑。② 按照《新唐书・艺文志》的叙述顺序，刘长卿任监察御史不容在广德中。刘乾在《刘长卿三题》中，运用较大的篇幅考证广德中刘长卿在长安，故而认定此时为监察御史。今考刘长卿有《祭萧相公文》云：“维年月日，殿中侍御史刘长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江州刺史相国萧公之灵。”[3] （P573） 萧相公即萧华，诗为刘长卿广德元年（763）春出使鄂州时作。杨世明注云：“据《宝刻丛编》，萧华在宝应元年（762）到任不久即死去。今按此文直书辅国之恶，应在辅国被刺之后，即宝应元年十月之后。文作于江上，应在广德元年春。时文房奉使鄂渚，正逢萧华旅榇北归，因得吊祭。”[3] （P573） 是广德中，刘长卿为殿中侍御史，而不是监察御史。

据上文所考，刘长卿天宝十一载（752）以后在浚仪县尉任上，罢任后就赴京为官，据其诗虽难以确定其所任京官到底是何职，然参证《新唐书・艺文志》“至德监察御史”，则知其罢浚仪县尉任后，就赴京任监察御史之职。不久即逢安史之乱，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又改元至德元载，其后不久刘长卿南奔并为长洲尉。由此推定，刘长卿任监察御史仅是至德元载较短的时间，但这与《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是相吻合的，因而《新唐书・艺文志》关于刘长卿至德中为监察御史的记载，不应该轻易否定。

四、为鄂岳转运判官时间

刘长卿有《巡去岳阳，却归鄂州使院，留别郑洵侍御，侍御谪居此州》诗云：“何事长沙谪，相逢楚水秋。暮帆归夏口，寒雨对巴丘。帝子椒浆奠，骚人木叶愁。惟怜万里外，离别洞庭头。”[3] （P383） 按，这首诗与刘长卿为鄂岳转运判官的时间直接相关。其为鄂岳转运判官及转运留后，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以为“当大历五六年间，刘长卿已为转运判官、转运留后等职”，[10] （P356） 而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则云：“诗当作于大历七年（772）或八年巡行岳州时。”[14] （P376） 其《刘长卿简表》大历五年云：“移使鄂州，擢鄂岳转运留后，检校祠部员外郎。”[14] （P584） 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注此诗则云：“大历八年（773）或前后鄂岳任上作。”[3] （P383） 今考拓本郑深撰《唐故监察御史贬岳州沅江县尉荥阳郑府君墓志铭并序》：“唐大历四年三月廿七日，前监察御史、贬岳州沅江县尉荥阳郑府君讳洵，春秋五十三，卒于巴陵之官舍。……拜监察御史，兼总以军储之务，将骄而难可其欲，公一以贯之，遂为奸人所忌，因有沅江之责。”③ 又拓本柳识撰《唐故朝议郎行监察御史上柱国郑府君墓志铭并序》：“府君讳洵，字洵，荥阳人也。……诏授监察御史。又别敕除县令。……未经考，王师西备犬戎，军储是切。诏授太子舍人兼监察御史，充京西军粮使。无何，监察正名，使务仍旧。居数月，以直道为谗巧所嫉，贬岳州沅江县尉。……以大历四年三月既望，寝疾终于岳州官舍，是年五十六。”[15] （P302） 这两方墓志，前者为郑洵志，后者为郑洵夫妇合志。刘长卿《巡去岳阳，却归鄂州使院，留别郑洵侍御，侍御谪居此州》诗有“何事长沙谪，相逢楚水秋”语，足证作于大历三年（768）之前。唐监察御史可称“侍御”，唐赵《因话录》卷五：“御史台三院，一曰台院，其僚曰侍御史，众呼为端公。……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众呼为侍御。……三曰察院，僚曰监察御史，众呼亦曰侍御。”[16]（P101-102） 由《郑洵墓志》可知，刘长卿为为鄂岳转运留后，必在大历三年或之前，这首诗也当为大历三年秋作。陶敏对郑洵墓志的价值及刘长卿诗的作年曾作这样的论定：“这首诗中述及郑洵为侍御，谪岳州的情况，正可与郑洵墓志相发明。过去读此诗，仅自独孤及文知郑洵天宝末为华阴参军，至其大历中因何事谪来岳阳则一无所知。现在郑洵墓志出土，疑团遂涣然冰释。而且，郑洵志大有裨于对刘长卿事迹的了解。……郑洵墓志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新史料。郑洵既于大历四年三月卒于岳州，那刘长卿巡岳州并作诗留别郑洵就不应晚于大历四年三月。而且，刘诗云‘相逢楚水秋’，作于秋日，那二人岳州之会就不应晚于大历三年秋。换句话说，早大历三年，刘长卿就已在鄂州使院了。”[17] （P49） 因此，由新出土《郑洵墓志》，可以订正学术界将刘长卿为鄂岳转运判官时间系于大历五年、七年或八年的成说，而大致确定为大历三年或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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