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文化教案篇（1）

按照全县《关于在全县纪检监察系统认真开展胡传祥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教育的实施方案》的通知（X纪发〔2019〕4号）精神，为了确保系统各单位能以高度的整治责任感自觉抓好胡传祥案“以案促改”工作，同错误思想划清界限，肃清其恶劣影响，不断把从严治党和XX各项重点工作引向深入，促进XX工作健康持续开展，现就胡传祥案专题学习和警示教育活动情况报告如下：

一是召开会议及时学习传达相关文件精神。2019年3月22日下午，XX系统召开胡传祥案“以案促改”警示教育专题报告会，局党委书记、局长XXX同志领学相关文件精神，并做了题为《以胡传祥案"以案促改"工作为例，谈如何做一个清正廉洁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讲话，局领导班子、机关全体人员、基层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之后，局领导班子及时召开了研讨会，各班子成员都做了深刻的发言。系统X个支部相继也召开了专题会议。

二是下发通知专题部署安排。局党委及时下发《关于认真开展胡传祥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教育活动安排意见的通知》（XXX发〔201X〕16号），对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胡传祥案“以案促改”工作的必要性；要突出重点抓好专题学习教育；坚持以案为鉴深化专题警示教育；多措并举，践行学习教育成果，进行了必要的阐述。基层各单位根据各自实际，制定了各自的学习方案，进行深入学习和研讨。

三是制定方案明确工作职责。局党委下发了《关于认真开展胡传祥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教育活动安排意见》，要求各单位对标胡传祥案明确工作任务和具体措施，以高度的整治责任感，精心抓好组织实施。领导班子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要担当第一责任，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抓好本单位学习教育工作。8个基层单位主要领导，结合岗位职责，均写出了书面交流材料。

胡同文化教案篇（2）

1916年，26岁的胡适进入北大任教，很快“爆得大名”，参与了中国近代一系列的教育变革。1922年学制颁布后，胡适很高兴地说：“总统以教令正式公布新学制。除小更动外，全是依济南大会的。这一次我们把学制案告一结束，总算一件快意的事”。作者已撰文论述了胡适在第八届教育会联合会（即胡适所提济南大会）制定学制案时，在会议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但学制变革，学校各层级的变革是关键，要完整认识胡适与1922年学制的关系，正确定位胡适在此制]制定中的贡献，仍需结合他的思想，具体辨明他在各级教育变革方面的参与工作和影响。

国立大学与综合大学的追求——胡适与1920年代初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变革

1920年前后，中国教育界展开了学制变革的大讨论，此时，胡适已经成为北大新派教授的领袖，一直在帮助蔡元培改革北大，他同时也是北京教育会会员和教育部的座上宾，拥有极大的话语权。他不仅写文阐述自己对1922年新学制变革的意见，更积极参与制定新学制的会议，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变革产生了极大影响，而增设国立大学与建立综合大学始终是他坚持的方向。

1914年，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了《非留学篇》一文，详细介绍了美国的大学制度。在文中，他把兴办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视为教育救国的重要方针。但民初学制取消了各省设立的高等学堂，削弱了各省进行学术文化研究的根基。对于取消各省高等学堂，胡适认为有一个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进入民国以后，中国的大学基本上是北大一枝独秀，就连高等师范学校和专门学校也不是每省都设有。各省没有大学，对学生求学也有阻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居于内地的四川人就感叹：因省内没有大学，该省学子“欲达高深学问，造就硕学闳才”，必须到省外求学，使贫穷者失去机会。

增设国立大学的呼声在教育界得到了响应，1920年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请教育部增设国立大学的呈文中论道：“查欧美各国，大学如林，用能人才辈出，国势日强。反视我国，最高学府，仅一北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成材势必有限，以之作育各省学子，形势犹觉偏植。际兹学战时期，研究高深学术，实与推广义务教育，同其重要，惟是推广义务教育，各省区既已积极筹维，而增设国立大学，责在大部，……用特呈请大部，迅赐增添国立大学，以宏教育而顺舆情。”虽然因为北洋政府无暇顾及国立大学的增设，但此后各省纷纷开始努力发展高等教育，增设大学。

胡适倡导设立在各地多设国立大学不仅只限于数量上的增长，在《非留学篇》里他同时写道：“（国家大学）代表全国最高教育，为一国观瞻所在，故学科不可不完也”。在文中，胡适从University一词的词源分析，认为大学应是综合性的，大学的学科应尽量完备精全。而他就读的康南耳大学是合九种专门学校而成。多科性的综合大学的模式是美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模式，1916年胡适归国后一直致力于在中国推行此一模式。

胡适回国后任教北大，恰逢蔡元培主政北大，开始推行教育改革。一开始，蔡元培是仿行德国高等教育制度，力图将北大建为文理科大学，但随着中国教育界整体仿行美国教育的潮流，蔡元培开始更多依靠胡适、蒋梦麟等留美归国的学人推行北大改革。相较于影响了清末民初教育变革的日本留学生，留美生的学历层次更高，学科范围更广，对国际学界动态更为了解，自然成为蔡元培改革北大的重要合作者。胡适、蒋梦麟都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深受美国综合大学制度的影响。眼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校友郭秉文治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胡适等人也积极参与到北大变革中。针对蔡元培在北大的一系列改革引起的反对之声，1919年7月9日，胡适发表《论大学学制》进行反驳。这篇辩驳里，胡适屡提欧美学制为证据。他能底气十足批评“引中古相传的学制”来非难北大的人，正是因于他留美归国生的身份和他对欧美教育制度的熟悉。1919年12月3日，北京大学开始废科设系，《申报》报道就认为此举有利于“将来添一学门，多一系便可，不必设某科大学。”这一举措实际是往综合大学的目标发展。

建立综合大专，最快的方式就是将在一地的各类专门学校合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合并各专门学校成立一综合大学是一大潮流。1922年6月10日，蔡元培邀胡适等人谈高等教育问题，胡适提议：“第一大学区（北京）国立各校合并”。胡适也建议武汉各高校合并为武昌大学。一些著名人士也赞同合并专校成立大学，如梁启超劝河南人合并各专门学校为河南大学。直隶、奉天、四川、江西、湖南、浙江等省都有将现有的专门学校改组，合组大学的计划。在学制变革的背景中，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是应维持原状还是提高程度，如果提高程度是并入已有的大学成为一个科系还是自身升为大学，如果升为大学是升为单科大学还是发展成综合性大学都直接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方向。但与其它省份合并各专门学校创设综合大学不同，北京因为北京大学的地位独特、实力雄厚，胡适等人倡导的国立综合大学必然是以北大为本，并吞其它国立专门学校。

如果只是将专门学校提高程度办为大学，争议还不是很大，就如同蔡元培1917、1918年间提出大学应分为文理为基础的大学本科和各类分科大学，并没有遭到很多的反对之声，特别是各国立专校都表示认同。但专门学校一旦要被合并到大学，反对的声浪就很高了。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的全体学术大会后，胡适在日记中写到：“今天报告（指‘废止法政专门学校案’的报告）出来，即有反对很烈的论调。后来，蔡先生与高等教育组商量，作为‘保留’，而反对的人还是悻悻不已。后来（朱）经农告诉我说，此案通过分组后，即有（国立）法政与（北京国立）高等师范的人在金水馆开会商议抵制，今天的捣乱是有意的。总之，旁的事都可以做，夺人饭碗在中国人眼里是大不道德的。”有记者观察到“各专校校长主任及职员与大部分之教员，以归并成则饭碗将打破，所以出而抵制。”同时，在新学制改革的讨论中，中学有延展为六年的倾向。蔡元培认为六年新制中学里，高中部的教师不是高师毕业生所能胜任的，只有北大本科毕业再修教育科目方能胜任。在制度上这是一种美国制度，要求改变中国原来仿照日本专门设立独立师范院校培养师资的制度，并且包含了大学强于高师的前提。但事实上，当时北高师不但被视为与北大“并驾齐驱”，甚至“理科优于北京大学。”

北京国立高校众多，又都与北大有渊源，合并是建立国立综合大学最快的方式，此法已被一些与北大不相关的人提出。但具体合并必然是以北大为中心，裁减它校，所以引起很多的矛盾。不论是处于真诚的教育追求，还是实际的教育决策，胡适等北大派学人偏重大学的观念扩展对北大和北京整个高等教育界的构局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不止限于北大内部的变动，更涉及到北京高校全体的日后发展。在教育部的学制会议和第八届教育会联合会上，大学与高专之争越演越烈。

各方争论之下，1922年学制的章程中对于多科性大学、单科性大学、师范大学、高专、高师全都给予了一席之地，所以有研究者认为：随着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体制才渐趋完备”。很快，地处南京的东南大学和地处广州的广东大学两所多科性的综合性大学建成，而北京大学却止步不前。从留学时期，关心中国教育的胡适就为中国画出了建立国立综合大学的蓝图，并在归国后多方努力，但这一目标一直遭遇到北京教育界复杂现实的牵制。当派系的利益得失浸入对教育理念的追求时，当教育的变革与学界人事派系藤蔓相缠时，其过程和结果就都很难说得上单纯，那些在学制改革的决策中产生的北京国立高校的派系争斗并没有随着新学制的颁行消失，反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顽疾。

尊重差异——胡适与1920年代初中国初等、中等教育的改革

在中国教育界一次又一次的外求后，信赖1912年创建的民国，并努力想建立一套适应共和政制的民主教育制度的中国教育家们将眼光投向美国，选择了当时在美国兴起仅数年的“六三三”制作为二十年代初全国新学制改革的蓝本，以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思想作为基本指导思想，以他的平民教育、生活教育作为教育变革的目标。作为杜威的中国弟子，胡适努力发声，支持和推动了美制在中国的生根发芽。

1922年学制标准中指出要：“谋个性之发展；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谋个性之发展”是为了尊重儿童差异，“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则可充分尊重地方差异，这是胡适一直支持并努力倡导的目标。

1921年第七届教育会联合会制定的《新学制草案》提出了“中国幅员广大，地方情形各异，而社会要求亦至繁杂，故于设校分科取纵横活动主义；教育以儿童为中心，学制系统宜顾及其个性及智能，故于高等及中等教育之编课采用选科制，于初等教育之升级采用弹性制”等新的理念。这一学制草案的出台和一大批留美归国学生的努力密不可分，同样留美归国的胡适就立刻发表了《对了新学制的感想》一文进行了支持。

第七届教联会草案与晚清民初学制相比，最大变动就在于中等教育段。中等教育段明确了中学的修业年限从一级制四年变为两级制六年，又改变了现行的单科制中学，允许在一所中学内分设普通科、师范科、职业科，而各科在规定的必修科目外可开设选修科目，这明显是模仿美国的“综合中学”（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而来。中等教育段不仅在整体学制中变动最大，也是对美制模仿最为明显的部分。在第八届教联会上，胡适是大会学制讨论案的起草员之一，他始终坚持了第七届教联会草案的宗旨和精神，使得以上仿美的中学制度得以保持。经过胡适及其他教育家们的支持，1922年学制规定中学由4年变为6年，提高了中等教育的程度；同时分为初、高两级，年限分为三类，增强了学生升学就业的方便性；而且，中等教育段加强了职业教育，年限有一年至六年的不同，内容有完全职业的与由普通而渐趋职业的两大类，满足了彼时发展中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对各类初、中级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作为学制系统承上启下的中坚，综合中学制改变了晚清民初学制中普通中学是正轨、中等的职业和师范学校是旁枝的现象，将职业和师范教育纳入正轨中，分为同等地位的科别。中学分科配合选科制度，是拟给学生更多的发展道路，改变旧制中学片面强调升学的弊病，意图兼顾升学与就业，促进学校教育与学生需要的对接。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这是对现代化教育多样性和互容性特征的追求，所以被称赞为学制改革的精华之处。

新学制另一个被众人赞誉的是初等教育段的弹性升学和转学制度，胡适力赞这是“一个大长处”，并说“这个弹性制是现在很需要的……我很盼望这个弹性主义将来能实行；我很盼望办小学的人能随时留心儿童才能的个性差别，使天才生不致受年级的限制与埋没”。他还以自己12天升4级的经历说明制度不能过于死板。现代学校采取的班级教学制用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进度教授一个班的学生，必然不能满足智力、职业期望和家庭背景不同的学生群体，选科制提供多样化的课程，弹性升级制提供灵活的学习年限，皆是为保障学生个性的伸展。在学制内部增加学习者的选择机会和满足他们多元的需要，在适应学生个性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一改革的深刻涵义在今天仍是教育发展的指向：“使每个人的潜在的才干和能力得到充分发展，这既符合教育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人道主义的使命，又符合应成为任何教育政策指导原则的公正的需要。”

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不是由古代学制逐渐演变而来，而是向西方借鉴，希望以他山之石收改进之功。在晚清民初的学制变革后，1922年学制出台，这是一个有很大变化的新制，整体学级系统更趋向单轨制。小学分段、中高等教育段的预科制度、单科中学、高等专门学校等仿日本学制的制度被取消或弱化，而六三三学级系统、小学一级制不分段、综合中学、选科制等被认为是美国最新学制特征的条文出现。而留美归来的胡适恰逢此一时机，他利用各种参会机会和努力发表文章，对1922年学制变革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也展现出近代以来，“外来”与“本土”因素交相作用下中国教育变革的复杂状况。

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日记全编（三）[Z].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876.

[2]李兴韵.胡适与第八届教育会联合会[J].历史教学（高教版），2009，（10）：37-42.

[3]胡适.非留学篇[A].胡适全集（第2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0-25.

胡同文化教案篇（3）

【正文】

为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胡国运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鸡东县人民法院组织全体干警学习胡国运同志先进事迹，号召全院干警学习胡国运同志对党忠诚、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做到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与担当；做到严以律己，恪守廉洁与自律；做到勤勉敬业，勇于创新与进取，推进新时代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勇于进取，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法院队伍。

胡国运，男，汉族，196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1987年7月参加法院工作，生前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级高级法官。2020年5月6日突发疾病因公殉职。胡国运同志参加法院工作33年来,始终以高度的事业心、强烈的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忘我的精神状态,全身心投入工作。他敢于担当、勤勉敬业,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在法官教育培训、民商事审判、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他严于律已、廉洁奉公,严格教育约束家庭亲属,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人民法官的浩然正气。胡国运同志去世后，中共江西省委追授胡国运同志“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追授其“全国模范法官”称号。

胡法官33年司法生涯，25年坚守审判一线，办案逾千件，无一错案，这一份令人震撼的司法答卷中包含了胡法官太多的心血。作为一名青年法官助理，我要以胡法官为榜样，学习他敢于担当、勤勉敬业，锐意进取、勇于创新，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精神，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在基层法庭工作中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最大限度地让胡法官的精神得到传承。

我要学习胡国运同志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要学习胡国运同志心系群众、司法为民的公仆情怀；要学习胡国运同志忠诚履职、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要学习胡国运同志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全心全意投入到司法警察事业中去，为鸡东县人民法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020年5月6日，人民的好法官胡国运同志倒在了办公室，因公殉职。他的先进事迹，诠释了什么是新时代人民的好法官，他的优秀品格，是我们法院人的学习榜样。

向胡国运同志学习，学习他尽心竭力、兢兢业业地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胡国运同志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法律的敬畏，对权力的敬畏，切切实实的一直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严谨细致的对待每一个案件，胡国运同志用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和人民法官忠诚、干净、担当的高尚品格。

我会铭记胡国运同志的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时刻鞭策自己，努力做到向胡国运同志一样不忘初心，无愧于心。

胡同文化教案篇（4）

胡适被誉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1929年，胡适、罗隆基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与展开一场“人权与约法”的论战，激烈批评。然而，1946年年底，胡适对及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不顾朋友劝告，毅然出席了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由一党包办举行的制宪国民大会（下文简称“制宪国大”），并称颂与。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何以胡适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本文拟对此问题试作简要分析。

一、与做出实行民主的姿态

1946年，国民政府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做出修改十年前单方面起草的《五五宪草》的决定，并表示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放政权改组政府，准备实行。当时，制宪国大制宪的宪草蓝本，是民主人士张君劢起草的符合美式精神的《政协宪草》。在制宪国大中，部分顽固派反对以《政协宪草》制宪，对这些代表进行严厉指责，要求他们不可阻碍制宪。与这些姿态，使胡适对由国民政府来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寄予厚望。胡适认为：“以一当政二十年之政党，而自由精神与纪律效用同时充分表现，殊为可贵。”[1]在胡适看来，长期垄断政权的与主动提出开放政权进行民主化改革，是一种了不起的壮举。胡适1947年曾对英国驻华大使说：“执有政权二十年，今日宣告结束训政，故是稀有的史实。”[2]

二、胡适希望制宪能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胡适时任北大校长，关心教育事业，他认为宪法中应对教育文化详细规定以促进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在制宪国大中，胡适联合一些学术名流提出一项有关教育问题的提案。在提案中胡适指出：“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教育为国家百年大计”，中国历史上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而目前中国教育现状“则反较欧美各国为落后”。在宪法中列教育文化为专章，“不仅符合我国重视教育之传统，更足显示建国以教育为第一之新目标，使全国人民，成知教育之重要……使教育事业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为此，胡适建议在宪法中《基本国策》部分列教育文化为专章，他提出“教育文化，应以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民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智能，适应国民生活之需要，并促进世界和平大同为目的。”“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以普遍提高一般人民之文化水准。”“国家应实行教育机会均等，保障学术与思想之自由。”等共计10项条文列入专章中。[3]胡适的提案经简单文字修正后，成为制宪国大通过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第13章《基本国策》第5节《教育文化》第158至167条。[4]

三、胡适对中共革命的戒备

胡适在美国留学，在抗战时期又担任过驻美大使，一生受美国影响很深。胡适虽曾激烈批评，但他也反对苏联式暴力革命，他认为中国应该效仿美国通过议会政党活动逐步改良建立民主政治。1945年8月胡适托王世杰转交一封信给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在信中胡适希望中共交出军队，做中国“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胡适以美国杰斐逊创立与英国工党在二战后发展壮大为例劝中共走议会道路，并告诫：“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5]胡适始终对苏联及中共心存戒心，甚至撰文反对。制宪国大结束后的1947年7月国共内战愈演愈烈之时，胡适撰写《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胡适认为的正向美式的议会政党转变，他将苏联式革命政党与德意法西斯纳粹党混为一谈，视其为“”，并认为英美式议会政党与苏联式革命政党“根本不同”。[6]当时，国民政府亲美，制宪国大又以符合美式精神的《政协宪草》为蓝本制宪，因此胡适认为与将会把中国建立成一个美式的民主共和国，同时视中共的革命为“洪水猛兽”。在反苏这一点上，胡适与可谓有“共同语言”。

四、结语：一个错误的选择

胡适认为制宪国大的召开是“中国实验民主政治一大成功”[7]，他参与制定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从条文上看是一部典型的美式宪法。[8]但是，并没有如胡适所愿在中国实行民主，他采用《政协宪草》为蓝本制宪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当时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不顾中共与民盟反对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采取符合美式精神的《政协宪草》为蓝本制宪主要是出于粉饰其统治合法性与需要，他对宪法实际并不重视。制宪国大召开期间，曾对人演讲说：“任何宪法都有修改的规定的，这次宪法草案通过之后，如果将来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我们在下届国民大会，仍旧可以提出修改，使之符合我们的理想。”[9]制宪国大结束后，1948年又召开行宪国大，在选举为总统同时，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极大的权力。可见，只是将宪法视为维护其统治、、争取美援的工具，并不是要真正结束，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

1946年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各方政治势力共商国是，中国人民一度认为和平与民主即将实现。胡适曾说：“自从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以来，这一年当中，中国人民确实得到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及身体的自由，这些自由，也许还没有达到人人满意的地步，但比起八年抗战期中的情形，甚至于比起战前几年的情形，可以说是有了一百倍的自由了。”[10]但是，与只是表面做出实行民主保障人民自由的姿态，实际依然防范并破坏中共与民主人士的活动。政协结束后不久，特务就制造“较场口事件”殴打庆祝政协成功的民主人士。1946年7月，又制造“李闻惨案”，暗杀反对的李公朴与闻一多两位民主人士。这些事实都证明与对自由与民主的提倡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实质依然要维护统治。对这些裸侵害人权的行为，胡适“置若罔闻”。讽刺的是，就在制宪国大临近结束阶段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在处理此事时极力袒护美方做法在1947年上半年招致了中国各大高校学生的愤怒。抗战后中国人民的自由与民利不仅没有得到进一步保障，反而因打内战需要受到比抗战前更进一步的侵害，而胡m始终没有正视侵害人权这个事实。

尽管胡适对与寄予厚望，希望制宪国大召开后的中国将成为一个美式的民主共和国，同时希望宪法能保障教育事业发展，但与并无真正实行民主的意图，在当时内战的环境下教育事业发展也无法得到真正保障。可以说，胡适参加制宪国大实际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参考文献：

[1][7]《胡适称颂-自由与纪律同时表现-学术界国大代表昨集会》，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12月17日，第2版。

[2]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1938-1949），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49页。

[3][4]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国民大会实录》，南京：国民大会秘书处，1946年，第1109-1110、572-573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36页。

[6]胡适著，季羡林主编，沈寂、陆发春、武菁整理：《胡适全集》第22卷《时论》（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82-686页。

[8]夏新华、丁峰：《借鉴与移植：外来宪法文化与中国宪制发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3页。

胡同文化教案篇（5）

关键词:档案馆 社会教育

近些年,档案馆面向社会、学校举办了一系列的社教活动,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然而,与付出的努力相比,显得差强人意。档案馆的社会教育是一种宽松的学习环境,观众是否参观,参观是否认真,档案馆不容易掌控。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认为“营销的目的在于深刻认识和了解顾客,从而使产品或服务完全适合顾客的需要而形成产品的自我营销。” 因此,笔者认为档案馆若要成为人们积累知识、开拓视野的休闲场所之一,应该从其服务对象——观众着手,即社教工作者要在研究观众的基础上开展社教活动,在策划、设计活动项目时,以观众的需求、满意度为社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使档案馆的“产品”——社教活动能实现自我营销。

一、区别观众,研究不同活动项目

观众不同,其需求、兴趣就不同。下面分别以中小学生、社会大众、大学生或学者为例进行说明。

1.面向中小学生的教育活动,要增强趣味性和参与性

中小学生精力旺盛、活泼好动,求知欲望强,但同时他们的自制力比较弱,意志活动的自觉性和持久性都比较差,在学习活动中,往往虎头蛇尾,不能持久。因此,在设计活动项目时,要增强活动的趣味性和参与性,让同学们可以动手参与,引起同学们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还要控制活动项目的时间,不要超过40分钟。了解了这些情况,档案馆社教工作者可以根据馆藏档案或地方特色,设计诸如“角色扮演”、“场景模拟”等趣味活动,让同学们在活动中感受历史,了解历史。以丰台区档案馆为例,可以设计“建造卢沟桥”项目,首先由社教工作者介绍卢沟桥的历史和建造特点,然后由同学们根据卢沟桥的构造特点,将卢沟桥模型的不同部件,动手组装成一座完整的卢沟桥。以东城区档案馆为例,可以 “北京胡同”为题,设计成面向小学生的游戏项目,标注胡同的名字,或中学生的动手项目, 绘制北京胡同游览图或制作胡同沙盘。通过这些互动项目,让同学们在游戏中学习,加深学习印象。

2.面向社会大众的教育活动,要贴近人们的生活实际

贴近,绝不意味着机械地照搬,简单地复制,也不意味着被动地跟随;而是要透过客观实际纷繁复杂的表象看到其本质,感受实践的脉动,倾听群众的心声。只有这样,才能捕捉到社会大众的兴趣所在。在此基础上,档案馆不论设计什么样的形式,或展览,或讲座,或宣传册等,都能迎合观众的心理需求。例如北京市档案馆举办的商品票证展,展示了方寸票证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历史变迁。昔日物资匮乏,一票难求,今日商厦林立,商品琳琅满目,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每位参观者都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再如上述的“北京胡同”项目,胡同文化可以说是北京的精髓所在,档案馆可以利用文、图、音、像的展示,将“北京胡同”“复活”,参观者对任何一条胡同感兴趣,即可用手按此处,或以声音的形式,或以屏幕放大的形式,显示出与此胡同相关的故事,如胡同简介、传说,曾在此居住过的名人介绍及其趣事等,使观众在看、听、动手的过程中,亲近历史,领略文化。这样既可以激发老北京人的怀旧情结,也可以满足新北京人及外地人的游览兴趣。这些就是贴近生活实际活生生的例子。

3.面向大学生或学者的教育活动,要增强学术性和研究性

大学生或学者已具备相当的学识和研究能力,对档案馆的需要一般是为了解决某一课题,或掌握某一方面的素材,他们需要或者最想看到的是原始的档案材料。档案馆可以做的是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便利,而不是替他们研究。例如某大学生或学者研究“留法勤工俭学”课题,到丰台区档案馆查找资料,档案馆需要做的是将馆藏中涉及“留法勤工俭学”的档案与图书资料一网打尽提供给他们,因为他们最需要的是第一手研究素材。

二、突出教育重点,多渠道进入学校教育

青少年是我国档案馆开展社会教育的重点对象,档案馆社教工作者要在青少年教育中取得较好的效果,举办相对固定、长期的活动,必须以青少年为对象展开深入研究,多渠道进入学校教育。

在国外考察时,我们经常会看到:档案馆中参观者络绎不绝,尤其是一队队天真可爱的中小学生。①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国外档案馆的社教工作不仅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而且进入了教材的编写,学校的历史教材是档案馆与教育机构合作编写的。史密斯博士1974年在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上的报告中就陈述过这个问题。他说:“档案工作者,不管乐意与否,必须接受以下事实,即利用档案作为学校教授历史的资料已越来越普遍,并从此被很好地固定下来。” ②由此可以得出,档案馆参与历史教材的编写是档案走近学生、培养学生档案意识的一个绝佳途径。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家天下”统治思想的禁锢,社会档案意识普遍薄弱,兼之我国档案馆保存的主要是建国后档案,与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极不相称等原因,与教育部门合作编写历史教材短期内很难实现。因此,我国档案要进课堂,必须另辟蹊径。

1.将与学校教育内容有结合点的档案提供给学校

各级档案部门积极研究档案与当地学校教育内容之间的结合点,并将此研究汇总后,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协调,可以由档案部门将有结合点的档案仿制件提供给学校,由此进课堂。例如可以针对小学语文课本第三册《卢沟桥的狮子》一文展示丰台区档案馆保存的卢沟桥的相关史料;又如在解说高中一年级语文课本《纪念刘和珍君》时展示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三一八”惨案档案,让学生了解惨案发生时京师地方检察厅派人前往现场及医院的调查情形,以及文章中提及的刘和珍、杨德群等死难学生名单。与学校距离比较近的档案馆还可以与学校协调,由社教工作人员组织学生实地参观,加深学生印象。

2.借学校教育课改之机,使乡土教材进入学校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设置

充分利用我国的学校教育处于课改实验阶段这个机遇,积极推进档案馆编写的乡土教材进入当地学校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研究,建立档案馆与教委、学校之间的长效共建机制。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设置意味着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转变为享有一定课程权力的课程研制者和开发者,这一课程是以实现当地人(学生)、当地学校教育与当地社会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为目的的。而档案馆是保存当地社会记忆的处所,要了解当地社会发展的轨迹,档案馆是再适合不过了。借此良机,各级档案馆可以将利用档案编写的“乡土教材”带入学校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相信学生们通过乡土教材的教学环节,可以开展一趟知性的“发现故土”之旅,使其了解家乡的历史、地理以及变迁,认识居住的地域和人文环境,逐渐明白家乡对自己的意义,增强家乡的认同感与归宿感。

3.借新生入学之际,举办“学籍(成长)档案我书写”活动

档案馆要积极与当地教育部门、中小学校进行有效协调,争取在每年新生开学之初,举办一次“学籍(成长)档案我书写”的活动,并将之固化。社教工作人员可以以讲座或展览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学籍(成长)档案包括的内容和整理方法,让学生们明白学籍(成长)档案将记载他们在学校期间德、智、体、美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记录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印迹,并将伴随他们一生,意义十分重大。以此来鼓励学生们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良好的表现为自己书写一份完美的学籍档案。同时,还要树立档案意识,主动留存、整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图画、照片、实物等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见证,让“成长档案”留住人生最美好的记忆。

4.多渠道促进高校档案教育的完善

促进高校档案教育的完善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建议档案馆与高校档案教育学院沟通,增设“档案社会教育学”专业(研究方向),培养今后可从事档案社会教育工作与研究的“精英”,为档案馆社会教育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人才支持。二是建议有关部门与高等院校图书馆沟通,或在图书馆内专设档案查询目录专柜,提供档案目录、索引等检索工具,或在图书馆网站上设置档案馆查询目录,并与档案馆网站建立链接,消除广大师生与档案的距离感,使查阅档案、利用档案也逐渐成为师生们收集资料、累积知识、拓展眼界的常用途径之一。三是建议档案馆与高等院校建立联系,尤其是与档案有密切关系的专业,如历史、社会学、民俗学、城建、市政与环境等专业,档案馆可派出社教工作者主动为他们举行档案知识讲座,并发放档案馆馆藏简介和专题馆藏介绍等,为学生日后的科研和工作提供一定的帮助。

总之,档案馆社教工作者要依据自身拥有的人力、财力和馆藏,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合本档案馆、本地民众的教育活动形式,拉近档案馆与群众的距离,提高档案馆的社会教育地位,使档案馆成为人们增长知识、开拓视野的常用途径之一。

胡同文化教案篇（6）

学生要辜鸿铭“下课”

罗家伦列举了辜鸿铭的四项“成绩”:

(一)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每次上课都有这番话,为人人所听得的。其余鄙俚骂人的话,更不消说了。请问这是本校所要教学生的吗?这是英诗吗?

(二)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课本钞本具在,可以覆按。因为时间被他骂人骂掉了。这是本校节省学生光阴的办法吗?

(三)西洋诗在近代大放异彩,我们学英国文学的人,自然想知道一点,我们有时问他,他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这是本校想我们有健全英文知识的初心吗?

(四)他上课教的时候,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而且说不出来。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请问这是教英诗的正道吗?

作为学生代表,罗家伦用真实姓名向校方提出教学方面的书面建议,原本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就经常刊登此类师生建议。然而,到了黄兴涛眼里,在“至于陈大齐和胡适具体商量的处理意见如何,限于资料,暂无法得知”的情况之下,却变成了罗家伦、胡适刻意隐瞒的暗箱阴谋:“同胡适一样,晚年的罗家伦也丝毫没有提到他早年曾‘上书’北大校方、向辜鸿铭暗施‘狠手’之事。要不是档案还在,我们今天恐怕也永远无缘了解此事的真相了。”

过度诠释的“辜胡之争”

按照黄兴涛的解释,罗家伦写作此信的动机,首先是激于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大义”;其次还有他与辜鸿铭之间

的个人恩怨:“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就曾生动地记述辜鸿铭和罗家伦之间互相‘讨厌’的故事。据他说,辜鸿铭这位‘名教授’因反感罗家伦这位‘名学生’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

在黄兴涛看来,除了“激于‘大义’与‘私愤’的双重冲动”之外,罗家伦“上书”校方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两名教授之间的同行“竞争”:“在北大英文门内,胡适与辜鸿铭不仅是思想上的对头,也是教学上的竞争对手。他们都教英语文学,特别是英诗……从北大英文系的有关课程档案来看,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辜鸿铭二、三年级的英诗课仍得以保留。不过同时我们也看到,胡适的‘近代英美诗选’课此时却被正式列入到本学年两个年级的选修课程当中,这无疑满足了罗家伦信中的部分要求。而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辜鸿铭的英诗课便不复存在。所有英国文学的‘诗歌’部分,都改由胡适来上。……目前,辜鸿铭究竟何时最终离开北京大学英文系,由于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还难以确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自1920年下半年之后,北大英文系的课程表上,就已经不再有辜鸿铭的名字了。”

罗家伦1918年与胡适联名发表轰动一时的易卜生戏剧《娜拉》,1919年5月杜威来华讲学时又是胡适指定的笔录人之一,充分证明他在北大学生中的成绩优异。张友鸾所说的罗家伦“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显然是歪曲事实。假如辜鸿铭的离开北大确实是罗家伦及胡适“暗施‘狠手’”的结果,在事发后不久的1921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胡适更应该提到的是他所参与的“暗施‘狠手’”,而不是在私密性质的日记里面替辜鸿铭说公道话:“他虽然顽固,可不远胜徐世昌吗?”假如“不仅是思想上的对头,也是教学上的竞争对手”的胡适与辜鸿铭之间,只有“暗施‘狠手’”之类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胡适更不需要在1928年5月1日的私密日记中,称赞刚刚去世的辜鸿铭是“对我虽表示反对,然相见时却总是很客气”的“君子”。

罗家伦的持平之论

1919年3月,蔡元培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中,强调北京大学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此同时,他还专门为辜鸿铭一类人划定了一个政教分离的职业底线:“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胡同文化教案篇（7）

首先是胡汉民何以赴苏。廖仲恺被剌后，胡汉民担着很大的嫌疑。他在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一职也摇摇欲坠。特别是他使鲍罗庭觉得处处掣肘，鲍罗庭很坦爽地描写过当时的情况："收拾完许[崇智]就该收拾胡汉民了，胡能适应每一个朝代，谁在台上就依靠谁"。鲍罗庭认为鉴于广东省内外的危险局势，"为巩固我们在广东的地位就要撤除胡汉民的职务"。他满意地向莫斯科报告广东形势说："许崇智走了，廖鸿楷被解除了武装，胡汉民被逐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后，我们广东的政权好像就统一了"。胡像是落荒而逃。

不过，中央也还是给了胡汉民相当的面子。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写的介绍信称"胡汉民同志以政务繁冗，身体不适，有转地疗养之必要，本党托其来俄一行，既有益于疗养，又得趁此机会与诸先生会晤"。信中介绍胡"现为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政治会议委员，又兼政府委员及外交部长等要职"。其使命是将与莫斯科诸位先生商榷"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关于党的组织、宣传各种问题，及中国国民革命时代所应取之策略等等"。关于胡汉民的职权范围，信中明确"已授权与汉民同志，俾得与诸先生详细接洽，报告于本党斟酌执行"。

第二，胡汉民在莫斯科。1925年10月2日胡汉民携女儿胡木兰，与朱和中、李文范、副官杜成志一起乘俄国轮船赴苏联。14日到达莫斯科，受到优厚礼遇。但是私下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却认为胡的莫斯科之行是"一件莫明其妙的事"，所以胡汉民在自己日程中安排的六件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进展。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也觉得苏联方面安排的日程"大都避重就轻，无关紧要，如观赏歌剧、访问产科医院等，类皆无谓之交际，而令人疲累已极"。据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拉斯科利尼科夫致加米涅娃(全苏对外文化协会会长)的信中记载，苏方知道胡汉民的不满。胡本人的这两封信目前虽还没有找到，但现在发表的《阿拉洛夫致斯大林的信》却可以作为映衬。(N.C.阿拉洛夫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胡汉民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并作了发言，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人讨论了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写入的问题。

就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问题，胡汉民于1926年2月6日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基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可以从日程的紧凑性看出苏方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2月13日胡汉民正式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2月18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由斯大林签署的决定称"鉴于广州政府的国际地位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前景，在预先与代表私下会商中，应说服代表不要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这使人们隐约感觉到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卡教授的考证说明，2月19日胡汉民同斯大林有过一次谈话。胡汉民本人也有记载。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把这个意图通知了。

下面发表的1926年2月26日《斯大林致胡汉民的信》是十分重要的，事实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胡汉民没有达到目的，没有被接纳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根据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10条："对于那些非共产国际成员，但对该国际表示同情并愿意与之接近的团体和政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接收其为列席代表"，的地位确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派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唯一的代表就是这年底到达苏联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邵力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交往发生在三二O事件之前，斯大林对胡汉民的友好立场跃然纸上。

卡教授得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允许在《百年潮》上独家发表这四封信。译者很荣幸接受她的委托将其中的三封译为中文。注释中除标有"译者"字样的以外，均为卡教授所加。

文件一：阿拉洛夫致斯大林的信

（1925年12月10日）

秘密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同志启

尊敬的同志：

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政治委员会的委员胡汉民现正值身莫斯科。

胡汉民想了解联共(布)的工作，故此，请安排接见胡汉民并就他感兴趣的问题同他谈一次话。

敬候回音。致

共产主义敬礼!

阿拉洛夫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2，案卷822，第56页。

打印件，原件，签名。

文件二：胡汉民致斯大林的信

(1926年2月24日，莫斯科，欧洲旅馆37号房间)

史达林同志：

汉民此次代表来莫斯科，备承同志等特别优待，感荷无似，尤其是与同志等接洽，得受种种指导、扶助，此不特为个人之荣，本党之幸，抑四万万被压迫民族受其赐矣。

前日踵谈告别，凡言三事：(一)、为与第三国际联络可派出代表交换意见；(二)、为改造广东大学统一革命思想；（三）、为设置高等军事教育养成革命高等军事人材，皆承慨诺补助。汉民行期在即，若能于未行之前能得示以具体之方案，最为感激，次亦望依此着手进行，俾中国革命促进有成，同时得为世界革命尽相当之责任。

汉民行后或托袁同志(即袁庆云，1925年初从法国来到莫斯科--译者)为通信顾问。即企以时告知一切，俾资指导。此候

公祺

胡汉民顿首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案卷822，第59－60页。

文件三：斯大林致胡汉民的信

(1926年2月24日，莫斯科)

尊敬的胡汉民同志!

本月23日(胡汉民信在翻译成德文时将日期"2月24日"错标为"2月23日")大札我于今天(2月24日)收悉。您先后在与布哈林同志(1926年5月3日胡汉民向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同布哈林的会晤)和我的谈话中，此次又在信中提出的三个问题，我已经提到党中央委员会的日程上，明天(2月25日)晚间开过会后我会立即把情况告诉您。我们中央委员会一般是每星期四开会。我相信中央委员会的回答将是肯定的。　致

共产主义敬礼!

斯大林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2，案卷,822，第61页。

文件四：斯大林致胡汉民的信

(1926年2月26日，莫斯科)

尊敬的胡汉民同志：

昨天，我们的同志讨论了您提出的问题，结果是：

1.近几天您会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同共产国际联络的问题作出的回答。(指1926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致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信中明确表示，鉴于当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该党不宜"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以免帝国主义者动员反动力量"进攻广州"政府。这恰恰也是斯大林当面向胡汉民讲的内容--译者)

2．关于广州大学和建立高级军事院校问题，我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原则上可接受您的建议，并答应给予大力支持。不过，鉴于在莫斯科这里缺乏资料，又不了解广州授课的具体条件，难以编制改造这所学校和组建高级军校的计划，我们认为必须在广州制定计划。再者我们也不知道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学校为好：是纯粹共产主义性质的抑或是有共同教学大纲的综合学校，还是仅仅开设社会科学课程的学校。我们也不清楚，广州方面需要一座什么类型的军校。所以我们认为最好由我们驻中国的军事专家和科学家与您，胡汉民同志(如果需要，也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同志)一道，在中国就近制定出军校和大学的相应计划，并把据此而产生的需求寄给我们。不在广州制定计划，我们在这里就会犯错误。这几天我们就会给加拉罕同志发出指示(加拉罕时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1926年3月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举行会议时，斯大林介绍了胡汉民的情况，3月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决议向加氏发的指示是："责成加拉罕同志接见胡汉民，并会同我国军事和科技专家一起讨论广州大学的改组和在广州建立高等军事学校的问题，拟出相应计划并做汇报说明是否有必要为此再由莫斯科派遣教官，以及需要哪些教官--译者)，他会同您见面并介绍您同我们的专家晤谈(加拉罕与胡汉民会见的情况迄今未找到)。

3．您通过袁庆云交来的关于我们谈话的情况，我已经注意到了。

4．很高兴采纳您关于处理我们谈话的建议。请不要客气，坦率地写出您感兴趣的种种问题并请相信，我十分乐意回答您所有的问题。

致

共产主义敬礼!

胡同文化教案篇（8）

根据区纪律委员会《关于开展“以案明纪以案说法”警示教育活动的通知》（达川纪办发〔2018〕43号）的文件精神，8月8日上午十点，木头乡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各村（社区）三职干部在清水村视频会议室集中收看了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庭审公开网“庭审直播”节目，现将我乡开展“以案明纪以案说法”警示教育活动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高度重视，积极宣传

收到文件后，乡纪委积极组织开展了“以案明纪以案说法”警示教育活动，并第一时间将收看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庭审公开网“庭审直播”节目的播出时间通过政府电子显示屏、微信工作群、qq工作群等方式向乡机关、各村（社区)和辖区内乡级各单位进行了宣传，切实提高了我乡干部对该“庭审直播”直播节目的关注度和知晓率。

二、认真观看，积极讨论

在全体干部职工、各村（社区）三职干部认真收看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庭审公开网“庭审直播”节目之后，大家集中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要求撰写心得体会。大家纷纷表示，通过开展“以案明纪以案说法”警示教育活动，收看庭审直播节目，在以后的工作中会更加自觉、主动地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树立“四个意思”，绝不以身试法，努力做一名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人民公仆。

三、以案为戒，务实清廉

全乡党员干部要认清形势，从该案中汲取教训，自觉做到坚守底线；要以案为戒，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行动自觉，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将扶贫资金使用、监管等工作落到实处，对照自身，深刻反省。要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时刻绷紧作风建设这根弦，牢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和踏实的工作作风，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认可度。

长武县气象局关于认真开展胡传祥案警示教育活动情况的汇报

县纪委监委：

根据长纪办发《关于开展胡传祥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长武县气象局多举措强化对胡传祥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教育活动方案进行传达学习。现将学习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以会议方式组织全局职工传达学习

3月18日，长武县气象局召开了胡传祥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教育活动动员会，传达学习了长纪办发《关于开展胡传祥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教育活动方案》的通知。

二、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胡同文化教案篇（9）

王云五生于1888年,胡适生于1891年,王比胡大三岁。

王云五原籍广东省香山县(现中山县),出生于上海,他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几乎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大家。

他五六岁在家乡时跟大哥学过《三字经》、《千字文》,从十岁起进入私塾读书,刚年满十四岁,他便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父亲把他托于一位同乡开的五金店当学徒,同时又允许他在一所英文学校的夜班学英文。他自幼喜欢读书,对学英文更是刻苦勤奋,成绩显著。后来他又进了美国教会办的守真书馆学英文,不满八个月,由六级升入第二级。十七岁时,他进入上海的同文馆学习,一位英国老教师布茂林成为他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学问的引路人。他初进校时插入第二级,但仅读了三个月,布先生就按他的程度将他升入第一级,不久又把他提拔为同文馆的教生。这样他就有半天时间随班听课,随时向布先生请教,其余时间可以自由读书和研究,并能每月领取二十四元津贴。在此期间,他充分利用布老师家中的藏书,每隔几日必借一本书回家阅读,逐渐养成一种快读的习惯。正如他后来说的:“我当教生的十个月左右,可说是我的图书馆生活的开端,所读的书从前限于教科参考方面者,自此时起,所涉范围渐广,且使我对于中国文史方面渐谋深造。”

1906年,十八岁的王云五正式走向社会,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最初他在上海一所私立英文专修学校――益智书室教英文,后来又转到中国新公学,主要教英文文法和修辞。这时候,胡适由中国公学转到中国新公学,成为王云五的学生。这是他们结识的开始。胡适在二十年后回忆说: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王云五在六十多年后也说:“第一级的学生中有几名是兼任初级教科的,如朱经农长我二年,曾留学日本,在新公学兼教务干事,并教英文;胡适之小于我二年(案:应为三年),次年将近毕业时,在新公学兼初级英文。这两位同学后来与我成为毕生至好。”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与王云五之间来往很多,关系很好。在这时期的《胡适日记》中,多有“云五先生见访”或“余访问之”的记载,而且每次差不多都“谈甚久”。王云五非常关心胡适,知道他交友不善,劝他迁居,胡适在日记中记载:“1910年1月24日,云五先生见访,谈一时许,知先生来年仍留中国公学。先生询余近况,力劝迁居,实则此间藏垢纳污,万难久居,待过此残年,当与仲实,君墨诸君同择地而迁也。”王云五还推荐胡适到华童公学去教书,后来王云五回忆此事时也说:华童公学“需要聘请兼通中英文的教员,特由我推荐适之担任”。王云五在同文馆担任教生时,曾利用余暇搞翻译练习写作,所以他也劝胡适多翻译,胡适确实也照老师的话做了,后来他勤奋学习,一年之后经过考试,终于到美国留学去了。

鼎力相荐

1917年,胡适接受蔡元培和陈独秀的聘请,回国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我国思想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大名也随之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以来,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张元济、高梦旦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希望商务印书馆能办得更适应于社会潮流;特别是作为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自觉个人的组织能力有限,又不通外语,不适应于时代的要求,就有了推举胡适代替自己的打算。据1921年4月27日《胡适日记》记载:“高梦旦先生来谈。他这次来京,屡次来谈,力劝我辞去北京大学的事,到商务印书馆去办编辑部。” 胡适从一开始就认为,商务印书馆固然重要,但自己要想干一番事业,现在还不能辞北大而去商务印书馆,所以几次婉转地谢绝了他。后来高梦旦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希望他在这年暑假,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客人能到上海玩玩,帮助他们出出主意。比起胡适来,高梦旦是老一辈文化人,此时已是五十开外,要大他二十多岁。胡适被他的出自内心的真诚所感动,就答应了高梦旦这个要求。

从7月16日到9月7日,胡适独自一人(高梦旦一直请他带家眷同来)到上海,待了近两个月。胡适会见了商务印书馆的大小领导以后,7月18日与高梦旦作了一次长谈,才将他此行的任务弄明白了―― 一是推荐一个能担当编译所负责人的人选,二是让他拿出一个改良编译所的计划书。为了不负老朋友对他的信任与期望,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胡适几乎每天都在商务印书馆,或开座谈会,或找人个别谈话,或参观商务印书馆的各部门,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以求能够拿出符合商务印书馆实际的改良计划。

自从胡适与王云五十年前一别,他们就再也没有相见。这时候的王云五,正在上海一家不大的公民书局做编辑,编辑一套“公民丛书”。胡适知道后,就于7月13日拜访了他的老师,头一次见面,两个人就谈了四个小时。胡适了解到,在过去的十年中,王云五读书很多,知识很渊博,尤其是精通英文,读了大量的英文名著,国文底子也很深厚。胡适又知道了王云五在中国公学教书时的一件“傻事”:他从商务西书店,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一部共三十五巨册的《大英百科全书》。在三年内,几乎每天翻书两三个小时,除按顺序阅读外,还分类作了系统的阅读。

胡适还了解到,王云五为官廉洁奉公,个人道德修养也很高。1916年,他在财政部工作时,被派为江苏、广东、江西三省禁烟特派员,经过明察暗访,了解到前任特派员在历年报销款中,托词要扣除洋药商行百分之五的手续费,即五六十万元,实际上全部中饱私囊。洋商代表希望王云五也照此办理,但他廉洁奉公,不与之同流合污,将这五六十万的手续费全部交公。

本来,高梦旦寄希望于胡适能替代自己的职务,而胡适到上海后只是希望给他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胡适事先并没有想到哪个人合适,但经过与王云五几次交谈以后,逐渐感觉到他的老师应该是适合于做编译所工作的人选。大概到了8月中旬,胡适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高梦旦,然后才给王云五说了。高梦旦十分信任胡适,因此对胡适推荐王云五当然是十分喜悦。8月下旬,经胡适介绍,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参观,并与高梦旦交换了意见。事后,高梦旦向商务印书馆领导大力推荐王云五。8月底,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张元济正式请王云五到馆中,就他到编译所之事相互谈了条件,王云五也答应考虑此事。对此,胡适非常满意,他说:“云五的学问和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我举他代我,很可以对商务诸君的好意了。”大概过了半个月,也就是中秋节的时候,王云五正式答应了商务印书馆领导的请求。王云五后来回忆此事说:“当我为小规模公民书局主编‘公民丛书’的时候,突然有人推荐我为全国最大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所长。给我推荐的人是我十几年前在中国公学教英语时的一位卓越的学生胡适之。”

至于给商务印书馆拿一个改良的计划书,胡适在7月底与高梦旦等一班人座谈时,就提出几条思路,如每年派送一二人出国留学或考察;办一个完备的图书馆;办一个试验所等。在上海时他就着手起草,回到北京后于9月底完成了计划书,有一万多字,共分设备、待遇、政策、组织等四个部分。后来张元济亲口对胡适说,计划书中的“提议都是很切实可行的,没有什么大难行的”。

胡适为商务印书馆找到了掌舵人

按照王云五的意见,他初进商务印书馆时,在编译所先做三个月的尝试性的工作。他每天和高梦旦在一起,高梦旦详细地给他介绍编译所的工作情况,有事也处处与他商量。经过一段接触,高梦旦感觉王云五有见解有能力也有魄力,对胡适推荐的这个人非常满意。1921年10月下旬,高梦旦到北京看望他生病的侄子期间,曾拜访胡适,高兴地对他说:云五好极了,将来一定可以代我。11月上旬,高梦旦给在上海的王云五写信,明确提出请他做编译所所长。鉴于王云五在给高梦旦回信中有所推辞,于是胡适就给王云五写信力劝他就职。11月6日,王云五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说:

我是一个新来的人,虽然平时不怕劳苦不怕负责,但是信用究竟未孚,骤然担这改革的重任,无论如何,总不似梦旦自己主持的顺利。所以我的意见,总想梦旦照旧主持,至于做事方面,我们年轻人当然有替长者服劳的责……我是心直口快的人,和你又系至交,所以上面的话无一句不出自肺腑。

经过不满三个月的观察和实践,王云五提出了一个《改进编译所工作意见书》(他见过并赞成胡适的计划书)送请高梦旦和张元济以及董事会审查后,得到一致同意,并表示将全力支持。这样,有高梦旦的诚心推荐,有胡适的尽力相劝,有张元济及董事会的同意并支持,王云五在这年年底正式被聘为编译所所长。

王云五主持编译所时期,改组编译所,延聘专家主持各部门工作,按照他既重“学问”又重“管理”的思路,创造了自张元济任所长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又一辉煌时期。

1930年初,在张元济、高梦旦等力劝下,王云五再次担任了商务总经理,接着他前往日、美、英、法、德、比等国,进行了为期半年关于各国产业管理的考察。回国后的第二天,他就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出了采行科学管理计划报告,为我国企业较早地引进了西方现代科学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这个报告被董事会通过后,王云五于1931年初宣布执行,但却遭到了四个工会的联合反对,引起严重的工潮,使他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王云五也认为出台这个科学管理计划缺乏必要的准备,有点操之过急,不得不自动撤回全案。后来经过调整,他从财务和事物的管理入手,逐步地推行有关科学管理计划,取得了明显的效益。

这个时候,胡适正定居于上海,出任中国公学校长,他与王云五有了更多的来往。王云五出国考察回来后,专门到家中看望胡适,胡适看到“他的气色精神都很好”。胡适特别关心王云五提出的科学管理计划,对他因实施改革方案而受阻表示同情和支持。胡适在1931年1月18日的日记里记载:“梦旦、拔可、云五诸先生来谈。我们谈及商务的事。连日云五因提出改革编译所方案,受了很多的气。我戏说:前有王莽、王安石,今有王云五,都因改革而挨骂,可称‘三王’。”三天之后,即1月21日,胡适又致书王云五,劝他“不要因此灰心”,但也“不要因此趋向固执的态度”;他相信只要在实施的过程中,“信用已著,威权已立,改革自然顺利。”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胡适的建议是对的,王云五依赖他执著的精神和高明的领导才干,终于成为商务印书馆的掌舵人。

从30年代开始,就在王云五逐步推行其改革方案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进一步践踏我国广大领土。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空袭上海,致使商务印书馆位于闸北的总馆总厂连同东方图书馆付诸一炬。在这危难之际,王云五抱着“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决心,保护中华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全力以赴为商务印书馆的早日恢复生产而做着不懈的努力。他作为临时成立的特别委员会的常务主任,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经过半年的努力,商务的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与租界内的新设工厂同时复业。11月1日商务印书馆宣布,除各类教科书正常出版外,每日出版一种新书。他曾引用胡适写给他的信中的两句话,即“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来表达他当时的情景和苦衷。

一生亦师亦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王云五以社会贤达人士的身份被选为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实际上成为他正式参政的开始。在内地的最后几年中,王云五的仕途生涯可以说是飞黄腾达,他开始担任经济部长,接着做了国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到1948年的统治摇摇欲坠时,又让他出任财政部长,但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不到半年时间,王云五就不得不引咎辞职。后来王云五去了台湾,又重新踏入仕途,而且官也越做越大。他被聘为“行政部门计划委员会”设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后来官至“行政院”副院长。他在任职期间,始终为“政府”竭尽全力,尽职尽责。

在对待从政的态度上,胡适则与王云五不同。胡适一生追求政治民主与言论自由,尽管他也倾心于政府,但他“愿为国家做诤臣,愿为政府做诤友,不愿做官”。抗战时期,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一介书生毅然担当起驻美大使的重任,以自己在美国的声望与影响,为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后来他也有许多从政的机会,甚至于有竞争“总统”的机会(尽管这是设下的圈套),但都被他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逃离内地的时候,他去了美国,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年。直到1958年4月,他才定居于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在胡适人生的最后四年中,他又与王云五有了较多的联系。

还在胡适未正式回台之前,因为台湾的商务印书馆要出版他的书,他回台与王云五有“几日畅谈”的机会,令他感到“十分快慰”。胡适返美后,给王云五写了一封信,还将写的两篇自记特别请“老师改削”。后来,王云五还专门给胡适送了一部《历代纪事年表》,共四十册,外有木梓箱包装。为此 ,胡适写信表示感谢,说“真是很贵重的礼物,很有用的参考书”,并对该书的编者辟园居士的官名做了一番考证,详细告诉他的老师,“以表谢意”。

胡适回台不久,王云五就做了“行政院”副院长,有些大事胡适常与他商量,甚至求助于他。其中较大的事,就是“沈志明案件”。

1959年2月底,台北警备总司令部以“叛乱罪”逮捕了启明书局董事沈志明及其妻应文蝉,拘押了十二日之久,既不释放,也不许家属探问;他们的律师呈请调阅案卷,亦不作复。胡适认为此种做法有违于“宪法”,遂于3月11日给时任“行政院”院长的陈诚和副院长王云五写信,对所谓“叛乱罪”进行辩解。他说香港启明书店十年前出版斯诺的《中国之红星》,怎能归罪于远在台北的启明书店?至于他们出版冯沅君二十年前的《中国文学史》,其中提到“无产阶级文学”,“至多不过有一时疏忽视察之咎”,“ 何必在今日认为‘叛乱’罪的证据”? 他还在信末又特别加了一段话,建议军法机关不应干预书籍和文艺之事:

书中有“渲染自由主义文学”一语,试问“渲染自由主义文学”何以构成“叛乱”罪名?此系根据哪一条法令?我举此一例,可见书籍之事,文艺之事,都不应由军法机关管理。

过了三天,即3月14日,胡适又专门派人给王云五送去麻州工艺大学(注:即现在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克孙的一封信和四位物理学大家李政道、吴健雄、吴大猷、杨振宁的电报,这信与电报都是为沈志明鸣不平的。同时,他还给王云五写了封信,痛心地说“我深觉得沈志明夫妇的案子是中华民国的一件最可以损害国家名誉的大案子”,“恳求先生务必让辞修(陈诚)先生了解这种事件的国际重要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如需要保人,我很愿意保他们。”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胡适为沈志明如此打抱不平,王云五在官场也做了力所能及的活动,此案总算有了结果。3月16日,胡适对胡颂平说:“刚才接到王老师(王云五)的电话,说沈志明的事情……现在他们可以先交保了。”3月28日,刚刚获释的沈志明夫妇,遵照胡适给他们说的“暂勿登门拜谢”的嘱托,仅给王云五写信表示感谢。

胡同文化教案篇（10）

【正文】

2020年5月6日，人民的好法官胡国运同志倒在了办公室，因公殉职。他的先进事迹，诠释了什么是新时代人民的好法官，他的优秀品格，是我们法院所有干警的学习榜样。

一、清贫刻苦，唯有学习才能改变命运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1971年，他跟随父母来到南昌五星垦殖场，过着清苦的生活，当时只有7岁的胡国运在这里见识了世间百态，饱尝了人情冷暖。知识，让他感觉到是唯一可以改变他命运的法宝。只有拼命学习，才能寻得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胡国运成功录取到北京大学法律专业。经过四年的大学法律熏陶，在临近毕业时，他毅然放弃了留京工作机会，选择回到家乡，报效江西。

二、人如兰花，办案公平公正铁面无私

兰花是廉洁的象征，是司法工作者应有的清高心境，胡国运同志钟爱兰花，只因兰花代表了他的品行。现实中，他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心里这份廉洁真情。一生正气，一尘不染，他所办的大案要案，有不少前来打招呼、说情之人，都被他拒之门外，为此，得到公正判决的当事人都称赞他为“铁面法官”。为了不让年轻法官受打招呼、说情的困扰，他说的永远的一句是：“所有案件按法律办，所有案外压力我来扛。”不惧权贵，不畏得罪，公平公正的审理案件，让他维护着司法天平永远平衡。

三、探索法律，孜孜不倦引领审判前行

从1987年进入省高院工作以来，他靠着让人折服的学识素养，成为“全省审判业务专家”、全省民商事审判“领路人”，他就是一部“行走的法律百科全书”。面对南丰县家事审判改革试点的难题，他创造性地提出以“和合”为理念、把感情修复摆在家事审判首位的指导意见，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改革目标，把南丰家事审判打造成为了全国家事审判的“样板”。江西旅游资源丰富，他指导出台的旅游纠纷审判指导意见，推动了全省旅游法庭建设。

四、心系弱势，公仆情怀守护正义光芒

在不少人眼里，他“不近人情”，但面对弱势群体，他始终怀有一颗“柔软”的心。2014年的一起建筑工程案被发回了重审。但案件涉及的400多万元工程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工资。如果全案重审完结，农民工的工资可能要等上一年半载。在他的建议下，承办法官最终依法对部分事实先行判决，帮农民工提前拿到了工资款。敬畏法律，坚守底线，他常说“判决书里的一字一句一标点，都关系到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家企业的命运。”的确，他秉承的严谨工作作风一直守护着公平正义，保卫着弱势人群不被欺凌。

他，人民的好法官，胡国运，他的去世来得太突然，他的走，像极了一朵兰花飘落在赣鄱的土地上……

为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胡国运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鸡东县人民法院组织全体干警学习胡国运同志先进事迹，号召全院干警学习胡国运同志对党忠诚、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做到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与担当；做到严以律己，恪守廉洁与自律；做到勤勉敬业，勇于创新与进取，推进新时代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勇于进取，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法院队伍。

胡国运，男，汉族，196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1987年7月参加法院工作，生前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级高级法官。2020年5月6日突发疾病因公殉职。胡国运同志参加法院工作33年来,始终以高度的事业心、强烈的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忘我的精神状态,全身心投入工作。他敢于担当、勤勉敬业,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在法官教育培训、民商事审判、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他严于律已、廉洁奉公,严格教育约束家庭亲属,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人民法官的浩然正气。胡国运同志去世后，中共江西省委追授胡国运同志“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追授其“全国模范法官”称号。

哈达法庭法官助理 高原

胡法官33年司法生涯，25年坚守审判一线，办案逾千件，无一错案，这一份令人震撼的司法答卷中包含了胡法官太多的心血。作为一名青年法官助理，我要以胡法官为榜样，学习他敢于担当、勤勉敬业，锐意进取、勇于创新，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精神，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在基层法庭工作中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最大限度地让胡法官的精神得到传承。

????法警队法警封桂鹏

????我要学习胡国运同志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要学习胡国运同志心系群众、司法为民的公仆情怀；要学习胡国运同志忠诚履职、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要学习胡国运同志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全心全意投入到司法警察事业中去，为鸡东县人民法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张佶铭

????2020年5月6日，人民的好法官胡国运同志倒在了办公室，因公殉职。他的先进事迹，诠释了什么是新时代人民的好法官，他的优秀品格，是我们法院人的学习榜样。

????向胡国运同志学习，学习他尽心竭力、兢兢业业地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胡国运同志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法律的敬畏，对权力的敬畏，切切实实的一直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严谨细致的对待每一个案件，胡国运同志用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和人民法官忠诚、干净、担当的高尚品格。

????我会铭记胡国运同志的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时刻鞭策自己，努力做到向胡国运同志一样不忘初心，无愧于心。

????办公室文秘 赵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