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化论文篇（1）

“民主”此一概念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如《书·多方》：“乃惟成汤克以而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有关民的词汇与论说在中国古籍中还有不少。如以下：

“民天”。《汉书·郦食其传》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宋史·乐志十二》云“土爰稼穑，允协民天”；“民生”。《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民时”。《汉书·五行志上》：“妄兴徭役，以夺民时”；“民贼”：“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民本”：《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过我们无法从以上记载中找到“民主”的现代意义。所提倡的民主在英文为“democracy”,是人民（市民）自己作主。

而在中国的古典词汇中，“民主”是“为民作主”，或作“民”的“主人”解。人民自己做主与别人（或天）为民做主，意义上完全不同。如果说“民主”指的是“民”的“主人”则更与民主的现代含义南辕北辙。

中国古代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中，与“民”有关的概念表现以下的思想：

其一，反映封建君主对“民”的管理思想与统治策略。古代君主与官僚已经看到了“民”的物质生活本质是“食”，即民以食为天。认识到惟注意民的物质生活的满足，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才能从根本上阻止农民的“造反”，而使“天下久安”。需要补充的是，“民以食为天”的思想也表达了中国古代支配思想对社会经济规律的初步认识。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农民靠从土地收获粮食与棉麻养活自己并维持整个社会人群的生存。所谓“食”也可以理解为农业生产。“农”兴则国兴，“农”衰则国衰。统治者看到这一点，天下“贤君”无不将农业视为头等大事，以此维持国运。

其二，表现了中国的“君民”辩证关系。中国文化意识视君民如舟与水。水既可以载舟也可以复舟。中国不存在如日本所有的天皇万世一系的情况，皇朝处在不断更迭过程之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是农民起义。中国古代思想承认“革命”的合理性，对“汤武革命”抱首肯与认同的态度，这在世界文化中是比较突出的。也正是中国统治文化对君、民辩证关系的认识，也正是中国有悠久的农民“革命”传统，使“君”对民即有肆意的一面，又有畏惧的一面。而其畏惧的最大本质是皇权的丧失。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统治者才提出“以民为天”及“民为本”的思想。但这样的理论中并没有现代“民主”的真正含义。

其三，中国有关“民”的思想，“君”为主体，“民”为客体。体现中世纪的强烈的君民、官民的不平等性与“养民”思想。从中国来看，从古代起就有所谓“养民”思想。《左传》云：“天生民而树之君”，“命在养民”。孔子说：“其养民也惠”（《论语》）。中国文化只是承认国君与官僚有养民的义务，而不承认民众与以后的市民的社会权利。养民思想如果说还可体会到在“上”的贤良精神，但确实找不到民主思想的痕迹。民主思想建设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我们有意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做作160年（近现代）、100年（20世纪、现代）与50年（当代）的区别

另外，我们在分析文化建的历程时，一定要注意一个时期文化与作为其背景的社会大事。我们将这些社会大事说成是社会的大事件，简单地说是“事件”。诸类的社会“事件”组成社会的时代“主题”。因此就有了“社会事件”--“社会主题”。“文化”跟着社会“走”，不会别开歧道，不会“异军突起”。“社会”决定“文化”，社会“事件”引发文化“事件”。社会主潮引发文化主潮。每当社会发生了大问题，文化也就出现了大问题，文化的变迁总是对社会大“事件”与社会总“主题”的回应。

中国近代即从1840年到1900年中国的社会事件是什么？依照事件的排列，择其要者虽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及一系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洪秀全起义、洋务运动、等，但说到最大变局则众口一词：世界列强的侵略。这样，中国的文化变革就有了“民族”的“学西方”的明确取向。

禁锢的国门被西方坚船利炮攻破，在中国人思想中留下最直接鲜明的印象。故中国文化变革的最早特点表现为西方地理研究与西方器物介绍。此后，留学生与官僚的出洋学习与考察，中国人对西方认识日渐加深，中国文化建设又多了认识西方制度的任务。西方地理西方器物（科技）西方制度，是近代（1840-1900年）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最初步的思想路径。

我们要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对于西方器物与制度的学习有一个“表里”的问题。其“表”是模仿与制造。其“里”是内藏于“表”之里的思想与精神。也就是说一直到，中国人的向西方学习是表面的模仿与制造。洋务运动是对西方器物科技的模造，是对西方制度的模造。仿其“表”而不探究或少探究其“里”。知其外表与形式而不知其思想与精神。

其实，在西方“器物”与“科技”的背后依靠着“科学精神”的支撑。在民主共和制度的里面包裹着“民主思想”的内核。直到洋务运动与，中国还没有将“民主”与“科学”提上文化重构的日程，是因为民族的认识能力呈渐进式的提高，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到达这样的认识程度。至少说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只停留与酝酿在少数领袖人物的心田，还远远没有成为一种“运动”。从社会整体上来说整个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还是如王韬所说，知其发肤而不识其“脏腑”。

20世纪开启，先进的文化学者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文化之“表”、“形”的模仿。从学习西方的意义上说，西方的外表“发肤”已经知晓，从文化重构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表面层次的建构已大体完成，所要进一步去做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内在层次更新与重构。所以说，正式提出“民主”的课题是中国受容西学，进而重构文化的逻辑演进。

这样的逻辑演进的现象不啻出现于时期，而且还要顺着这样的逻辑继续演进下去，直至中国文化真正的重构成功。只要是中国文化重构工作进行一天，就不能忘记重铸中国民族魂魄，其重要精髓之一即是“民主”。离却民主精髓，就说不上有真正的中国新文化。

民主思想发展，将对市场社会与市场经济起到促进作用。一个完善的市场社会应该有民主思想与其“配套”，而成为完整的社会文化整合体系。民主的本意是公平、平等与自由，在一个民主思想不普及，民主制度不完全的社会，商业的竞争将是不平等的。合理的市场社会将建立合理的竞争规则，营造公平的经营局面。不平等将对商业竞争规则的建立与国家市场的组合起到极大的破坏作用，最终破坏市场，破坏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由此停滞。民主所表现的自由，首要的是投资的自由与民营的自由，民主思想得不到普及，自由投资与民营发展将因无奈的拘牵，而发展缓慢。

民主发育不全的社会，将会因监督力的缺乏，无法对腐败现象做有效的监控。“失控”力的延续，将导致社会组织的最后解体。而市场经济也由于失却社会组织的统合与调节同时走向崩溃。确然，民主实现需要社会“均质”做它的前提，假如一个国家还存着较大的贫富差别、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别、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公民受教育程度与机会的差别……，而达不到“均质”水平，民主的施行将会遇阻；假如一个国家市民（中产阶级）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量化程度，国民所受教育程度还很低下，这个国家也没有“资格”获取民主的“证书”；假如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低下，“发展”还是它的首要难题，民主的课题就会推后；假如一个国家遭受外敌侵略，民族矛盾上升，民主与民族的课题也很难并举，率先解决的很可能是“民族”而不是“民主”。

黑格尔将国家视为普遍的存在，而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特殊的存在，最后得出市民社会、市民思想（民主思想），“必须以国家为前提”的判断。②马克思对此曾说：“黑格尔对国家精神、伦理精神、国家意识崇拜得五体投地”。事实是，德国一方面在宗教上是坚定的“新教”堡垒，其现代化方式又表现出较多的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地方，由此与东亚现代化模式表现出某些相近代的地方。

然而，一旦均质水平提高，“路面”渐平，就应该加快速度，向民主理想奔驰。虽说驾车的第一前提是“安全”，而其“本质”却是“速度”。虽说以“权威”方法求“发展”，而目标是“发展”与“民主”的总和。

进一步说，“发展”推动与酝酿着“民主”。发展过程中市民层的扩大将促成“民主”载体的拓展；市场原则中“公平”、“契约”理念向政治范畴的外延，将最终使“市场”成为“民主”的课堂；市场经济的每一发展都在为“民主”的殿堂，砌砖树梁。

“民主”思想的出现、民主程度的提高与民主操作的成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与文明程度的标志。现代化不能仅仅体现在“经济”上，还要体现于“民主”。一个经济发展而民主滞后的社会，不能说是一个现代化社会，不能说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显然，现代化从一个意义上说，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而且也是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对现代化的诠释，不仅是国家与民族的，还是“世界”的。现代化是“工业化”与“市场化”，现代化还是“世界化”。当世界精神主流已经向着民主平等与自由的方向涌进，而一个国家还只是满足于“经济”，将民主的课题延宕无已，势将疏离国际潮流，其结果成为世界孤儿而陷入向隅而泣的尴尬。其显例在东亚有日本，在西方则有德国。半个世纪之前，两国的经济发展取得相当的程度，经济发展任务已经完成，却继续维持甚至发展专制统治，一举向外侵略，留下的教训十分惨重。

这样，对东亚权威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会有一个辩证的认识：这样的发展方式是需要的，但只是“权宜”的与一时的，是东亚现代化的过渡形式。由于中国古典文化中民主资源的缺乏，由于人类文化进化必然要使封建文化演化为民主文化，由于“民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决定中国文化在重构与更新过程中要十分注意民主思想的输入、启蒙与受容。

主题文化论文篇（2）

一、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概念

科学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科学成果与财富的总和，大致可划分为物质、规范、精神三个基本层次。物质文化是指科学文化的物质，主要是科学能够被人类所利用其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科学的规范文化是科学文化的服务中介，包括科学的伦理规范、科学的法律规范和科学的政治、组织规范。科学的精神文化主要是指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方式。科学文化是关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它所追求的目标主要是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及其本质与规律的，是求真，研究“是什么”的问题。

人文文化是人类对自身精神世界的探索、体认和追求的结晶，它关注对象是“人”，而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强烈的情感、意志等非理性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特征。人文文化活动充分体现人的主体性，侧重于人类生存意义、方式与价值的关怀与维护；其文化体系的主体内容是人文学科知识体系及体现人的道德情操、理想信念、价值理性、精神境界的价值观念体系。人文文化是关于精神世界的，它所追求的目标主要是满足人的精神世界的需要，满足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是求善，研究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一）更新观念，认清两种文化的交融点

要整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和融合，首先就应该从更新观念入手，努力改变人们或者只重视科学文化，或者只重视人文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重要的是使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之间进一步沟通。试想，如果作为科学文化主体的自然科学家和作为人文文化主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家之间都不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沟通和交流，从何谈起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和融合？研究两种文化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对于两种文化的融合起着前导性作用，只有通过加强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提倡自然科学家应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人文社会科学家应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才能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和融合打好基础，共同促进两种文化的进_步融合。

（二）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利用两者融合的契合点

科学文化的弘扬恢复了理性，人文文化的倡导树立了人的尊严，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化要形成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于一体的现代科学文化，并以人文文化来引导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统一和融合的可能性就在于两者都是富含人性的。显而易见，人文文化因其关注人、重视人的价值而被认为富含人性。科学文化作为一种一种人的活动，终究是为人类的发展进步服务的。如此，我们也能清晰地体察到科学技术的人性因素及其价值意蕴。进一步分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统一和融合的可能性不仅在于两者都富含人性，也在于它们对人性的理解都有自己的贡献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对人性的理解上都有各自的贡献，也都有自己的缺陷，两者统一和融合的目的就在于达成人性的完满实现。

总体而言，人类生存和发展要面临和处理两层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前者需要人文文化的导引，后者需要科学文化的支撑。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是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共同推动下前进和发展的。因此，把坚持以人为本当作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最佳契合点，正是因为以人为本既是建设人文文化的价值指导原则，也是建设科学文化的价值指导原则。

主题文化论文篇（3）

有人曾经天真地相信，新兴的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会自动自发地摧毁现有的等级制度、重新分配权力、促进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的对话、新意识的传播，不仅造福于世界和平，而且在不同的民族、阶级和文化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这显然是过于天真的幻想。

然而，我们坚信人类，相信个人一旦聚合为集体，成为“人们”或者“人民”，就拥有重塑传播体系、甚至政治制度的能力，而只要他们发挥出这种能力，上述的全球媒体和传播网络可能发挥的作用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批判的态度源于我们对现实冷静的分析：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不一定有利于推进和平与民主。可以说，培育全球化媒体的土壤根本不是和平民主，而是统治性的制度和系统性的暴力。

基于以上的信念和态度，本文力求从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媒体全球化和民主化的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泛泛而谈的新理论，更不是提供微观的描述，而是对这一对相关的命题进行理论和历史性的梳理，从中提出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在众说纷纭的议题中提出恰当的问题往往比得出草率的结论更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关于全球化和民主的关系，政治学中专论已有很多，但它们很少关注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虽然媒体的全球化以及媒体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而且，正如Hamelink(1995)所言，在现有讨论中，媒体和社会民主化的关系总是被当作媒体机构自身民主化进程之外的独立命题。实际上，通过媒体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市民社会或者国家运用传播来推动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民主化——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是两个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媒体民主化这一概念里的“民主化”一词有双重含义。用作形容词时，它着重于公众传播促进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和变革的方式方法；用作动词时，它意味着需要促进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也就是提高一个社会的媒体系统的代表性、可接近性、可信性和可参与的程度。还有，在目前关于媒体全球化的讨论中，文化研究领域和政治传播领域之间的对话极其有限。本文的视角正是位于各类新旧学术领域和政治实践的交叉点。我们力求从新的角度出发，挖掘前人没有发现的点与面之间的潜在联系，同时吸收政治学理论和来自其他不同学科和专业背景的观点。

媒体的全球化

“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和学术争论的中心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观点瓦解了既有的范式和正统政治学说”（HeldandMcGrew2002,2）。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全球化是真实发生的现象，还是用以掩盖更重要的根本利益重新分配过程的意识形态话语？如果它是个“真实”的过程，它在历史上是全新的吗？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依然是个人身份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点吗？抑或它们已被全球化过程替代、消解或混杂融合？全球新经济是否正在形成？它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形式？是什么人为了谁的利益通过哪种方式支配着全球治理？有什么结果？全球财富是否在增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是不是财富增加的主要原因？(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HeldandMcGrew2002)。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派生物吗？是否标志了时空的浓缩和遍布全球的参与者和不同地方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又或者更具体地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普及，也因此和帝国主义扩张难以区别（PetrasandVeltmeyer,2001）？最后，全球化在诸如通俗文化的全球共享和移民社区的形成等方面的表现是否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Bello,2002）？

对上述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的种种回答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划分左别的标准。有的欢呼地球村的形成和一个技术革新、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的新纪元的来临（如Friedman2000），有的则恐惧它会导致“一场反对一切的战争，被唯一超级力量主宰的世界，由国际精英组成的、导致全球生态大灾难的专制联盟，或这些因素的某种结合”（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xiv）。Held和McGrew（2002,98-117）认为有关全球化的政治观点至少有六派之多：新自由主义者、自由的国际主义者、制度改革者、全球变革者、国家主义/保护主义者，以及激进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不同的视角和理论范式自然也隐含着对媒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的不同认识。总的来说，自由主义现代化范式倾向于关注媒体对促进由专制独裁向自由民主转变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东方和南方的国家。跨国媒体——特别是来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媒体——大多被当作社会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代言人。因此，传媒大亨、西方政府、新保守派和技术热衷者们的代表性观点是：

如果将政府视为信息民主的潜在威胁，媒体技术的全球化就使得绕过独裁政府对信息流动的控制、打破独裁者对不同观点的压制成为可能。作为摧毁政府传播垄断的催化剂，市场化改革一旦和媒体技术的广泛利用相结合，就能引入信息民主。（WaisbordandMorris2001:vii-ix）.

与之对应，持批判态度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反全球化社会活动者把西方跨国媒体和按自由市场逻辑来组织的全球信息流动视为不平等的统治性权力，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削弱了各国政府保护其“自主信息空间”的能力（WaisbordandMorris2001:ix）。

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我们需要探索的是政治社会民主化与媒体全球化之间的复杂的、有时相互促进，有时互相矛盾的关系。我们认为，全球化确实是一个虽然不是全新但意义重大的现象。大众传播过程、传播机构和传播技术一方面影响了全球化浪潮的演进，一方面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根据Sreberny（2000）的研究框架，我们讨论媒体全球化如下的几个方面：媒体在组织、市场、形式、流动、效果和治理等方面的变革，以及媒体“由下而上的全球化”，即媒体在市民社会中的运用。

这些相互关联又不平衡的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加速，并导致了国家之间和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在组织逻辑和治理上的重要转变。二战后的30年，虽然世界处在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敌对的冷战背景下，世界传播体系基本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组织（或重新组织，如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国家组织的媒体服从于不同程度的公开检查和政治控制。在西方，传播政策则与国家所建立的不同类型的自由民主相联系。传播政策有两个关键要素：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前者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原则；后者则体现了公民权利、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原则在决策中与市场和私人财产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为重要的理念（SchillerandMosco2002,6）。

历史上，这两个要素在传播领域中为资本逻辑的完全表达提供了主要的政治缓冲。许多西欧国家对公共广播实行垄断。在加拿大，虽然历史上“不是（本国）国家就是美国”（thestateortheUnitedStates，也就是说，如果加拿大国家不介入广播业的经营，而只让私营广播按市场规则运作，加拿大的整个广播业就会成为美国商业广播网的一部分）的争论把传播和文化政策中的激进民主观点边缘化了（Mazepa,2003），本国控制是公共广播体系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一体系被认为是哈贝马斯主张的公共领域概念的最好体现，在私人广播之外提供了有利于民主的选择。因而，它不仅受到广泛的赞扬，而且被认为是加拿大的文化立国之本。即便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也建立了本国控制的传播系统，禁止外国人拥有通讯业公司和广播电视媒体。当然，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积极向海外扩张。公共利益的定义虽然不太明确，却在美国传播法规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它意味着对资本积累以外的其它目标的认同。

公共服务原则是在战后“自由社团合作主义”（liberalcorporatism，CurranandLeys,2000,221）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下被确定、协商和实践的。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渗透国家各个角落的公共服务原则抑制了市场关系和商业广告在广播电视业及其周边行业中的深化与泛化”（SchillerandMosco2002,9）。这一背景为美国新闻业的“高级现代主义”时期提供了条件。较高的职业自主性和“客观性原则”是这一时期新闻业的主要特征(Hallin2000a,221;HackettandZhao,1998)。

在刚刚独立或脱离殖民统治、并被视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媒体系统不仅按国家政策组织，还被授权来促进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然而，这些系统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前殖民势力和跨国资本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结盟运动的参与者不仅要求通过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来获得更有利的全球贸易地位，还极力要求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这一运动的部分理由是为了保护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在传播政策主次选择中的独立。

虽然各国对正式但是非强制性的国际规范和条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倡导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承诺，战后的传播政策主要在各个国家自己的框架中制定和执行。很多人注意到，全球化使现有的理论和实践中显得问题重重的原因之一，是它对民族国家作为政治权利和民主责任的“承载者”的角色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关系在传播权利和结构（公共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它在政治性更强的机构中的重要性。国家死亡的说法是否夸大其词仍然是社会理论家（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AronowitzandBratsis,2002）和传播学者（CurranandPark2000:11-16;MorrisandWaisbord,2001）激烈争论的问题。但可以明确的是，当今国际传播理论中的许多逻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生的三次相关的变革。

第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裂变，原因复杂，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些国家内部部分精英和民众对民主和民族自立的渴望，也是因为美国里根政府强化冷战策略，对社会主义阵营施加了经济压力。

第二，“国际信息传播传播新秩序”（NWICO）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强愿望大多被抑制，原因有后殖民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也因为它们受其到了外在势力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系统攻击。这些攻击由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国体系内外发起，还源于西方跨国媒体集团，因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倡导的国际传播重组对它们形成很大冲击(参见Preston,Herman,andSchiller,1989;Vincent,NordenstrengandTraber1999)。在联合国内部，与“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相符的有激进的媒体民主化可能的项目被单纯强调为第三世界媒体工作者提供西方技术与专业技能培训的发展项目所代替。同时，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不再挑战西方传媒对传播技术和跨国信息流动的独占性支配，转而赞成与全球媒体的统治性势力协商它们与本国和本地区的关系（Mosco1996,209）。

第三，市场自由主义的崛起，它发源于英美这两个最强大的北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发展到世界其他地方。作为意识形态教条，市场自由主义几乎像宗教福音一样被推崇与推销，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自愿或非自愿地接受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导逻辑。

以上变革同数字网络和技术的飞速提高相结合，解放了资本力量，并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由市场驱动的传播体系铺平了道路。过去的二十年见证了私有化、商业化、贸易自由化及总体的放松管制（更确切地说，是基于市场的再管制），包括在国家媒体系统中取消关于维护本国控制和公共利益的限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站在这场运动的最前列（HermanandMcChesney1997;Schiller2000）。国家不再是媒体服务的提供者，对媒体所有权和广播通讯行业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责任条款的管理也大大放松了。

媒体全球化的第一个方面是跨国媒体公司和市场的主导地位。媒体兼并的浪潮产生了超大规模的传媒集团，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和“贝塔斯曼”等。这些集团在超国家力量和民族国家力量的帮助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组织形式扩张到全世界。当然，商业化和外国渗透的程度和范围在世界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不同媒体部门是参差不齐的。威权政体对跨国媒体的渗透有重要的限制。但总的来说，新形成的系统在所有权结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越来越全球化。尽管美国的信息和娱乐公司仍然在全球占据突出地位，但它们的拥有者在国别上趋向多元。通过合资企业和其它组织上和经济上的结盟形式，以前具有鲜明国家特色的媒体系统在结构上与大跨国媒体集团发生了联系。同样，媒体的生产和消费，如电影和广告的生产和消费，也被全球化了。有人认为这是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全球体系的证据，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文化统治已经转化为跨国集团的文化统治（Schiller1993）。

第二，媒体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目前支配跨国媒体生产和流动的大约10家公司的崛起，还意味着商业化媒体作为普遍的媒体形式在全世界的推广（虽然欧洲公共广播制度在新兴的东欧民主国家有一定形式的扩散），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工业在南方国家的建立，进而对全球和各国的传播空间进行新自由主义重构。更广泛地说，西方媒体形式的扩散既包括了作为信息扩散和传播手段的收音机、电视机及因特网技术，还包括节目类型和形式、职业观念和惯例。

第三，跨国媒体流动，即信息、形象和产品通过大众数字传播网络的分布与扩散，由全球和地区的制作中心支配。同时，反向信息流也有限度的存在，占全球支配地位的媒体也会对边缘国家或地区的媒体内容、形式和投资进行有选择的融合，如合拍电影，经过挑选的（和改编）南方文化的版本，或更确切的说，南方的文化元素和跨国集团的融资与发行支持结合在一起后，越来越多地受到北方受众的欢迎；“世界音乐”和某些电影都属于此类情况，如武侠影片《卧虎藏龙》和鲁珀特-默多克旗下公司拍摄的描写南亚女性移民在英国的经历的电影《我爱贝克汉姆》。当西方媒体，主要是美国媒体集团，在海外扩张的同时，外国媒体集团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市场扩张，如墨西哥的Televisa把广播节目、杂志和音乐唱片出口到美国(Zhao&Schiller,2001;PaxmanandSaragoza,2002,64-85)，中国也把卫星电视频道送到了全球各地，《女友》杂志办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但可以说，从加拿大电视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到中国的休闲杂志，全球媒体生产中心以外的媒体受众越来越多地直接或间接消费进口的媒体产品。

第四，同时也更不确定的是，当无数人同时体验着一致的媒体形式、媒体产品、渠道和景象（如戴安娜王妃之死和入侵伊拉克）时，媒体流动的全球化是否也意味着媒体效果的全球化。之所以有这种不确定性，是因为所谓“同质”的效果不能靠推定来确认。大量研究证明，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下，受众对媒体文本的解读具有差异，对不同形式的媒体接受程度也不同。

第五，媒体的管理有全球同质化的趋向。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共产主义的“转型社会”，西方媒体的管理体系起码在原则上，如果没有在实践上¬，被采用（见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传播法律法规的角色被重新界定。1996年美国电信法对市场和企业偏向十分明显，在全球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看到自己的角色正在从“行业的管理者”变为“市场的推动者”，努力促进国内和国际传播的竞争（Thussu2000,93）。市场原则同样体现在欧盟传播政策中，尽管程度比较低，方式也比较复杂，并比较有争议（McChesney1999;Mattelart,2000;Schlesinger,2001）。更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已体现在最基本的宪法层面。例如，美国的司法解释越来越多地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变成一个挡箭牌，不是为了改善公民的传播民利，而是要“让政府的法律法规不触及私有媒体和广告”（McChesney1999,257）。

在全球范围内，媒体管理也发生了双重转变（OSiochru，2002；赵，2003）。首先，超越国家的组织，如世贸组织和地区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在设置政策框架中起到了比国家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二，公共服务和全民服务的观念正让位于市场原则和跨国集团的利益。传播法规首先是作为贸易问题被修订，遵循的商业逻辑正是“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批判的对象；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贸易体系取代联合国成为管理国际传播事业的首要机构。意义深远的是，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机构）的管理和组织框架也被重构，给与私有企业和成员国几乎同样的权利。今天，国际电信联盟“建议世界各国解除那些阻止广播电台、有线电视企业和电信公司中的混合所有权的结构性规章，并且始终按照世界最强的国家和它们的传播公司设置的议程行事”（Thussu2000,91-93;seealsoHill1998,99-121）。在这种背景下，以技术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国际电讯联盟取代联合国来负责组织“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SummitonInformationSociety,WSIS），十分值得注意。

上面所说的各项变革带来了泛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传播体系——这种新秩序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名称。拥护者称之为“信息社会”或“地球村”。批判性的提法很多，有传统的帝国主义概念，也有Hardt和Negri提出的既新颖又有挑战性的“帝国”观念。Hardt和Negri认为，与军事和经济力量一起，这种传播体系通过定义现实来成为“帝国控制的基本工具”（2000，346）。这个体系的主导逻辑就是通过一个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传播输出网络，促进资本积累，致力于“创造世界消费者”（Schiller，1993a），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就是让全世界的个人都成为有利于跨国资本利益的主体。

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很多作者认为上述趋势证明了媒体传播网络与全球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结合（HermanandMcChesney1997,Chapter1;Schiller,2000）。然而，这种由企业和政府驱动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与“全球抵抗运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相对应的（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10;Dyer-Witheford,1999）。这是媒体全球化的第六个特征：为满足企业和军事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跨国传播网络，被民间社会活动家所利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主张。在越来越网络化的世界，主流媒体的权力正面临非主流媒体机构和传播实践的挑战和竞争（CouldryandCurran,2003）。近来，国际民间组织网络的一个新焦点是跨国媒体的治理。这些新趋势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体是不是既充当了民主化的动力，也成为民主化变革的目标？

媒体民主化？

和全球化一样，民主也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在西方社会，它受到普遍的拥护；政治家不想被当作是反民主势力，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虽然有理论家自称后女权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但没有人给自己贴上“后民主”的标签。在南方和东方国家，接受民主的观念要困难一些，因为它有时被等同于外国势力和不受欢迎的西方普世主义和/或资本主义价值观念。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历史终结”的陶醉感和民主资本主义必胜的信念，已经随着定期的全球经济危机、后苏联国家中的腐败和经济萧条而消失；种族国家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卷土重来，在某些国家中，快速的市场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已经造成了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少数民族和在经济、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占本国人口大多数的民族之间潜在的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了陶醉感和必胜信念的消失(Chua2004)。然而，尽管世界上很多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民主”，但他们仍然坚持政府应该反映他们的价值和利益。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力量争取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斗争在全世界稳步推进。

虽然学者们支持民主――不论它是一个过程，一种结果，还是一种正义与人道的统治方式，对全球化媒体在民主进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媒体自身是否需要民主化，答案则各不相同。原因之一是民主有很多不同的概念，它们互相矛盾，为评估媒体的表现提供差异极大的不同标准。冷战时期，加拿大著名学者Macpherson(1965)挑战过西方正统观念，他认为即便的非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如共产主义和新独立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原则上也可以合理宣称自己的民主性。这种宣称扩展到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建设民主（虽然听起来含义颇为模糊），这种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的组织形式，而且是一个没有阶级统治的社会类型，它能够培育发展的动力，即让每个人都享有充分发展和展示自己能力的平等权利（Macpherson1965,58;又见Macpherson1977,114;Downing2001,43-4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主传统并非西方所独有：遇事互相协商和类似共产主义公社的平等组织制度是许多非洲社会被殖民者占领前的特征。这种组织制度必然地拒绝个人拥有“自然权利”这种抽象的西方概念，而是将亲属关系和给予个体生命意义的部落集体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当然，这种传统也有缺点：限制个人自由、保护家族关系、容易引起与敌对社区的冲突。

即便植根于中产阶级革命和早期现代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也不能说是一种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的政治传统。大致来说，关于民主和经济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媒体，我们可以确立三种宽泛的观点（Hackettforthcoming）。

首先，从市场自由主义派(marketliberal)的角度来说，它并不将民主自身看作是一种目的，而是把它看作是维护政治稳定及个人权利的一种最佳公共制度安排，特别是所有权、缔约和交换的个人经济权利。尽管市场自由主义派经常采取平民立场，但他们对私人消费——而不是公共美德——的强调与精英主义的民主观交织在一起。熊比特（Schumpeter）（1942，引文见Baker2002,130）对这种观点的表述最为经典。按照这种观点，民主只是选举领导者的过程，公民的参与仅限于几年一次的投票选举——从本质上讲，就是让公民在政治市场中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该模式下的媒体和其他产业一样，最好不受政府控制，以便市场对消费者的取向做出反应。如果媒体有公共职能，那就是监督政府，因为政府被视为个人自由的最主要威胁。如果市场自由主义派，尤其是在美英，发现西方媒体有民主缺失的话，就会把它归咎于国家对媒体的干预（特别是公共广播），或者所谓媒体记者的左派偏见。

市场自由主义和精英民主的观点已经在多层面上受到抨击，包括它对公民参与不恰当的悲观、对媒体和政府集中财富后超强权力的忽视。另一种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democratic)的观点比较重视公民在公众评议中的参与价值，并号召媒体促进公共领域的建立——“在这种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可以进行信息和有关公共关心问题的观点的交换，从而形成民意”（Dahlgren1995,7）。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的理想特征应当包括：不受支配的自由讨论、平等参与和基于公共原则——而非仅仅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诉求。媒体的民主角色则应当是向各重要团体提供可表达并发展其利益的论坛，通过易于接近和包容各种观点来方便全社会达成政治共识，并把作为私人的个体以民意的形式构建为一个公共形体（Curran1996,82-83;Baker2001,129-53）。

很多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publicsphereliberals)发现当代欧洲及美国民主中的病态——日渐下降的选民投票率、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嘲讽、政治与公共议程之间的脱节、政治话语的琐碎化等等。不安的理论家们发现一部分原因出自政治环境，比如导致分歧的新问题、形象至上的政治竞选、选民对政党忠诚度下降等（Blumler和Gurevitch，1995，206）。但矛头同时也指向了媒体实践，程度稍逊的还有媒体结构。这些批评者称，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压力及市场再管制已经把新闻媒体推向了小报化和信息娱乐化。频道增多而引起的媒体受众分众化削弱了公共领域的一致性，并容易导致政治分化（Turow,1997）。新闻从业人员向政客的炒作顾问(spin-doctors)争取自主的努力迫使他们采取半敌对的立场，更多地关注政客的策略和丑闻而非实际的政策。尽管有学者批评这些“衰落的叙事”（McNair2000，197；Norris2000），它们已经引起了适度的改革新闻实践的努力。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报纸尝试推动社区居民对公共事件的集体讨论，而不是只根据官方信息来源报道（Baker2002,158-63；Hackett&Zhao,1998）。虽然新闻体制的改革是关健的，新闻从业人员道德操守和新闻实践改革的意义和在职记者对变革的影响能力同样不容低估。

尽管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常常赞成对新闻实践的这种改革，他们却并不质疑媒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结构，更不用说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出疑问。与此相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radicaldemocrats)对评价媒体表现提供了更充分的标准。如果说市场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强调对于政策的公众审议；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加上了第三个方面，即不仅把民主视为一套程序性的规则，还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培育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性力量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前面Macpherson所提到过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是寻求重振代议制民主，还在于促进对政治、经济和市民社会决策更为直接的参与。激进民主主义者不仅倾向政治平等，还要求文化、社会、经济资源更合理的分配。他们认为，在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是敌对的；即使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与经济精英们也会与下层社会发生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权力有整体上分析：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不能与在国家、经济、性别、种族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等级相脱离；确实，只要这些等级存在一日，公共领域中必然会有话语权的不平等分配。

激进民主主义者支持其它模式倡导的媒体作为“政府监督者”和“公共领域”的角色，但同时他们也期待一种民主的媒体系统以抵制社会秩序中的不平等权力（McChesney1999,288），并推动下层团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包括作为民主更新机构的改革性社会运动(Angus,2001)。

在激进民主主义者看来，西方特别是美国这种商业化的、由企业支配的媒体系统，其政治经济的很多方面都有悖于民主平等及参与性的公民权利。无数结构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媒体所有者的政治利益以及他们与商业精英的联系、高昂的行业进入成本、所有权集中化、商业媒体高度依赖瞄准富有消费者的广告收入、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媒体、一度互相独立的媒体产业的融合、媒体集团与政府之间密切关系的发展(尽管政府本来应当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对媒体进行管理)——都被认为对煤体内容的多元性和公众对媒体的平等接近有消极的影响，并潜在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层面。（Hackett和Zhao,1998;McChesney1999）。随着大公司的力量和商业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对传播的控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OSiochru（2002）归纳出几个需要着重关注的相关问题：公共领域的扭曲和缩退、对消费主义孤注一掷的盲目宣扬、知识私有化和商业化所带来对“公共信息空间”的圈地、电子媒体对民权的侵蚀。

媒介民主化的四次波浪

既然民主的概念有这么多分歧，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又如此不平衡，所以将媒体民主化作为单一项目或运动来理解有困难也不足为奇。事实上，在过去的40年中，曾出现过几次媒体民主化浪潮，每一次在历史起源和思想资源上都不尽相同。

上文提到的20世纪70至80年代出现的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的争论是这些浪潮之一，它是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争取独立与发展的副产品。它表达了民主化过程中两个具有潜在矛盾的方面——后殖民国家在文化与传播上的（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概念，类似于Macpherson提出的第三世界追求发展的民主）和给予公民更多权利的参与式传播（这是一种更加类似于激进民主或“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传统）。推进NWICO浪潮的主要论坛是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里大国统治的现象由于一国一票制而有所改变。它最终的成果便是1980年的“麦克布莱德报告”（MacBrideReport)。Valle（1995，205-10）认为这一报告寻求的是五个全球性问题的答案：

1）传播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存在巨大鸿沟，非工业化国家对于工业化国家在相关技术方面的严重依赖。

2）信息商品化及其对以下诸方面的消极影响：公众对信息的普遍接触、媒体满足教育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大众对传播的实质性广泛参与、广告大力推销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条件下的文化保护问题。

3）南北之间信息与媒体内容的巨大不平衡，以及这一不平衡因北方跨国媒体对南方报道中刻意忽略和错误描述而进一步加深。国际通讯社是当时注意的焦点，但这一争论也逐渐囊括了其他媒体形式中的不平衡，如跨边界数据流动和广告（MacBride和Roach1993，6）。

4）外国干预和跨国公司对数据流动的控制对不同国家的信息传播所造成的威胁。

5）发展草根和另类传播形式，用于大众教育、表达公众意愿或大众动员。

NWICO运动存在很多缺陷，比如第三世界一些伪善的领导人打着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旗号加强国内控制，但这些缺陷丝毫不能损害它对70和80年代国际传播进行的双重批判——被西方强权控制、按照资本积累的逻辑运行——的重要性(Mattelart,2000;赵，2003)。实际上，NWICO强调了在关于出版自由和民主交流的讨论中常常被忽视或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一种内在关系：以前，民主传播模式，对民主传播的渴望，甚至在更广泛意义上，对民主模式和民主的渴望，都只是局限在某个国家内部被表达、争论和（不完整地）建构。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传播中民族国家的追求是与反帝反殖民和其他一些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社会运动并非都倾向于采取暴力或列宁主义的方式，也并非都在国内建立了程度相同的威权统治——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虽然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的早期斗争并不符合现代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定义，它们的斗争目标却可以理解为民主传播得以实现的一项前提条件：不受外部控制的民族集体自治。

尽管官方的NWICO讨论大多在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层面上进行，在国际范围内，起码在一些国家，它同时也是一项“人民运动”，激励了国家政策制定者之外范围广泛的其他参与者和多种传播形式，而这些参与者和传播形式反过来也激励了这项运动。在拉丁美洲，工会和教堂等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了民众自办的社区广播，如玻利维亚的矿工广播。PauloFreire的教育哲学则强调贫困人口在小集体传播中对其自身价值的表达和对自身贫困根源的分析。在印度和非洲，大众剧场和其他传统的民间媒体有长久的传统并有一定成功经验，小型印刷媒体和录像则成为城市中工会和社区团体的表达工具。

媒体民主化的第二波由20世纪60、70年代一场要求听到公共声音、鼓励反主流势力参与传播的社会运动引发。这一浪潮与上述的世界性第一波在时间与思想资源方面有重叠之处。这项运动挑战的主要对象是全球资本主义中心——西欧及北美的大众媒体中越来越集中的企业控制、霸权性的话语表达和商业化的逻辑。这些挑战根源于青少年的反主流文化思潮和20世纪60、70年代新兴的社会运动，包括反越战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学生为主的新左翼运动、（自由）民权和美国（激进）黑人民权运动、少数民族争取平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魁北克独立运动、环保主义、反核抗议等等。一些理论家（如Melucci，1980）注意到了以个性为前提的“新”社会运动与以国家和经济（比如劳工问题）问题为导向的“旧”社会运动的区别。在我们看来，这种区别颇有些牵强（Carroll和Hackett2004）。在西欧，特别是意大利和英国，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劳工和社会主义者的激进抗争密切相关。

起初，部分此类运动在主流媒体有比较同情的报道，还有一些，如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甚至能够在主流媒体的帮助下形成国际性的运动（Dale1996）。但更多的情况是，媒体框架忽视、贬低甚至否认反主流势力的重要性（Gitlin1980;Hackett,1991），从而促使他们创立了“另类的”或“激进的”媒体（Downing,2001），进而建构超越或反对企业和国家控制的独立传播网络，即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随后的数十年中，随着主流媒体的所有权日益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促使主流媒体观点更多样化和民主化的努力也增加了很多形式，如通过媒体教育和“文化干扰”来改变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培训和公关活动使主流媒体增加进步信息内容；组织以改革国家传播政策和媒体组织结构为目的的联盟（Hackett2000）。英国始于1979年的“新闻与广播自由运动”(CampaignforPressandBroadcastingFreedom)和美国始于2003年的“自由新闻”(FreePress)都是建立此类联盟的先例。

激进的民主运动和“公共领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强调的西方媒体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deficit)已经引发过政府的调查和局部改革，譬如英国的媒体所有权最高限额、美国广播的公平原则及其它公共服务规则、法国的回应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媒体补贴政策。这些改革都在当今的全球化时期之前实施，在很多国家，它们都已经或者正在被新自由主义政策废除或削弱。但在西方，媒体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由下而上民主化”的势头。

相反，西方政府、西方的基金会和西方媒体公司对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次波浪相对比较支持（虽然这三者中最后者的态度也许最含糊）。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波发生在由独裁政体向自由或名义上的民主政体转变的转型社会中，媒体改革和政治、法律改革结合在一起（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自前国家解体后，前苏联国家，尤其是东欧，通过巨大努力进行改革。因此这次浪潮有将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如波兰工会Solidarnocz的群众运动），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原政体中的自由主义势力，最著名的是戈尔巴乔夫）同由外而内的民主化相结合的特点。

但尚需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改革是否有效，其结果是通向一个有活力的市民社会还是融入一种去政治化的全球消费文化。总体来说，后共产主义的媒体改革，较多地涉及自由化——对媒体管制的规范化和对个人及企业免受政府压制的表达权利的肯定，而较少涉及民主化――对民众自治和根据自身能力平等参与社会决策的实质性权利的强化（Hamelink,1995）。的确，跨国媒体集团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其它经济利益问题的关注要超过对公众观点多样性和表达自由之类的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他们已经并且还在与亚非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形式的支持市场自由和跨国资本的军事独裁或市场专制威权政体相处得相当不错。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细微的差别非常多，跨国媒体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有支持民主化的记录，而且西方国家促进“转型社会”改革的努力没有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模式，美式商业模式（市场自由）与欧州“公共领域”模式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

媒体民主化第四波出现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促进了致力于社会民主化和传播民主化的跨国民间社会网络的形成。作为最新的发展，这一波值得特别的关注与重点评说。在世界很多地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传播网络和信息技术已被反全球化，或更准确地说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所采用。最近几十年中，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NGOs）在全球传播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有着复杂的思想历史，它的重新崛起与东欧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斗争紧密相连(Sparks和Reading,1998)。非政府组织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出现于国际舞台。有效的传播策略，包括对主流媒体的运用，一直都是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展现其力量有一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它们于1995年到1998年间介入了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进行的《多方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来自70多个国家的超过600个组织参加了这场运动，最后成功地阻止了这一旨在给予资本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的贸易谈判。虽然非政府组织的这场空前的网络传播动员与干预并不是谈判流产的唯一原因，公认的观点是，它们的作用十分重要。这种介入可以被看作通过媒体（主要是因特网而非其它大众媒体）推行民主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决策的范例。而一个范围更加广泛，虽然不是那么显眼却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就是各种南方妇女网络的出现。

然而直到最近，非政府组织才开始致力于传播过程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他们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活动也十分多元，有的致力于媒体教育、有的致力于媒体监测与分析、有的则着重于促进言论自由和保护记者权利，更有的倡导与全球化传播相关的政策(赵，2003)。

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现在虽然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梦魇（Nordenstreng1999），但它仍然是动员市民社会的一件宝贵遗产，这点在2003年底在日内瓦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全球市民社会的地位中可见一斑。除了前所未有的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市民社会组织和力量的广泛参与外，这一力量第一次作为国家和资本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国际性峰会上取得正式参加者的地位（而不是像世界其它峰会那样，只是旁观者和会议大厅外的抗议者），并发表了体现民主精神的名为“建设人类所需要的信息社会”的宣言(中文版见ITU网页，itu.int/wsis/docs/geneva/civil-society-declaration-zh-pdf)。此外，《人民传播》和其他国际文件都表达了对媒体多样性、媒体责任及大众对社会变革能力的渴望。并且，在上文提及的媒体民主化前几次浪潮中出现于国家背景下的另类媒体，现在也正在通过互联网扩展和跨越国界。许多独立的非主流记者通过互联网报道伊拉克战况正是这种传播的例证。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组织机构的区别，非政府组织的媒体在占统治地位的全球传播系统之外提供了对该系统进行补充、调和甚至挑战的多种声音。

当然，对跨国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任何乐观看法都必须在现实中冷静下来。首先，在改变而非维持现有的在阶级、种族、国家、性别等领域的不平等统治关系问题上，并非所有的市民社会组织都是进步的。第二，即使进步的市民社会行动也并非总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比如，在东欧，早期所谓自治“市民社会”的承诺至今尚未实现；相反，随着新闻界按商业逻辑操作、广播电视屈从于执政党的影响，“市民社会”变成仅仅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达。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峰会上的地位有历史性的突破，在上文提及的2003年在日内瓦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占世界近1/5人口的中国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组织参与(Zhao,2004)。在中国，传播系统中跨国媒体公司，政府、和被商业媒体作为消费者来迎合的城市中产阶级的话语强势十分明显，在人数上并非少数的弱势群体在媒体上的声音十分微弱（Zhao,2003）。在印度日益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媒体制度中，类似的系统偏差也同样明显：倾向于城市中产阶级、不利于农村贫困人口。在非洲，南非已在媒体民主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它曾经与广泛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结合在一起，但这种市民社会推动的公共广播在非洲却也是硕果仅存，在其它大部分国家与地区，民众挣扎的声音在强权政治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的”结构调整”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中显得极其微弱。与之相比，在拉美抵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的网络覆盖和动员则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萨帕塔(Zapatista)起义。最近，NaomiKlein（2003）报道，在反对跨国公司不顾当地利益的矿产开采斗争中，阿根廷南陲小城Esquel的市民和绿色和平组织在阿根廷的分支机构联合起来，并不断“挖掘”对本地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发挥关键作用的信息，最终发起全体市民公决，投票抵制了一家加拿大和美国合资开采企业的投资计划。

当然，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和跨国资本之外、甚至与它们具有潜在对立性的力量，“市民社会”的概念仍有待分析。当非政府组织被当成市民社会人时，这个概念更值得推敲。毫无疑问，有一些媒体，如“独立媒介”（IndyMedia），试图帮助那些在全球秩序中被边缘化的地区和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有“迎合并服务于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议程（Hardt和Negri2000，312-13），成为它的“道德力量”。一些评论家认为，帝国的力量已经越来越深入非政府组织的领地，创造、培养或把它们转变成灵活的外包型团体，通过它们实现自己的目标（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88）。因此，国家一方面向上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转移到WTO这样的超政府实体，另一方面向下将一些功能转移到非政府组织，使他们成为“影子国家”的一部分（Mitchell，2001）。

所以，在评价“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意义时需要谨慎。然而，在美国这个全球资本的心脏潜在大众媒体改革运动的形成、妇女组织的跨国网络的出现等，说明了市民社会和媒体全球化的正面意义。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矛盾与问题

所有这些复杂的趋势相互叠加，提出了复杂而繁多的问题，在这里无法充分的解决。我们仅仅列出以下问题，为将来的研究、讨论及行动提供思路。

1、全球媒体机构（和媒体全球化进程）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我们上文提到过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庆贺，一种悲观。市场自由主义相信全球化了的媒体机构的民主化作用。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全球媒体对推进民主的作用还不够大的话，是因为它们缺乏渗透。相反，激进民主派学者则认为，全球媒体的民主局限正是它们遵从的市场逻辑的结果和成功控制新市场的产物。实际上，媒体全球化的实际意义非常复杂，因很多内部和外部因素变化而变化，也因为传播的手段、内容和背景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中国，90年代以来，不仅国内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新闻从业者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媒体本身在结构上的变化和它们在华的利益关系与80年代也有很大不同。十几年之前，美国的三大电视网还不是各个跨国媒体娱乐集团的子公司，它们的母公司在华还没有投资利益(Zhao，2001)。全球化的深入与跨国媒体娱乐集团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不免直接或间接影响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取向。在拉丁美洲，媒体早已经按商业模式发展，国内媒体与跨国媒体的整合程度也相对较高，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媒体，它们对地区民主化影响都很复杂，没有单向或一致的效应。一方面，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即公民概念的发展和政治的非威权化尚未完成。而传统政党政治的堕落、政治推销的兴起、以及电视作为代表底层阶级的媒体的重要政治角色，使一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担心拉丁美洲的政治是否已被美国化。但另一方面，最近几年这一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发展也显示了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的精英主义局限。在巴西，鲁拉的劳动党在重新振作的市民社会基础上的获得选举胜利；在阿根廷，被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下层民众在国家经济经历了近于崩溃的危机之后，自发组织起来，重建自主的经济社会生活形态。独立电视纪录片<<为阿根廷哭泣>>(CryforArgentina)生动描述了这一发展。在委内瑞拉，虽然有美国的期望，还有国内主流媒介与反对派的合流，这些势力还是没能通过非法和合法公决有同情下层民众主张的现政府。所有这些，加上印度国大党重新获得政权，都证明了怀疑主义、个人崇拜、电视推销和消极旁观主义之外的实质性民众民主政治的存在。

在对媒体全球化表示担忧和赞成的两种观点的对立中，媒体全球化的不平衡性质和明显以阶级为基础的跨国媒体供需结构可能会被忽略。事实上，能直接接触全球化媒体的群体主要限于少数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英语和男性比例非常高的精英阶层，因此Sparks（1998，122）称由此产生的传播空间是“帝国主义的、私人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必然的“全球公共领域”。即使这种全球公共领域的假设被接受，与这一公共领域相对应的民主概念也是相对狭窄，意味着市场经济和定期选举制度。对媒体全球化民主后果的评估不仅与对它的影响不同的评价相关，也与以上讨论的不同民主类型各自不同的规范标准相关。

这些评估结果也和对公共传播媒体与其它的社会政治机构和进程之间的关系更广泛的假设相联系。正如我们在上文对于民主模式的讨论中所暗示的，对西方媒体的理解各有不同：在同政府的关系中，它或是独立的“看门狗”；或是对权力逢迎讨好的“哈巴狗”；或是对权威过分敌视的“疯狗”。在东欧和其它“转型社会”，媒体则可能被看作是正在寻找安全家园的“流浪狗”。然而我们希望避免这种“单向度”的描述，而把媒体当作变革与抗争发生的场域本身。在原专制国家政治动荡的情势下，“小”媒体可能比官方媒体或跨国媒体集团更具影响力；尤其是当小媒体同社会运动的改革势力结合起来时更是如此（Downing和Ford、Gil、和Stein，2001）。

2、媒体所有权明显多样化、全球媒体流动多向性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意义是什么？区域性媒体是否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间决定性的纽带？像Al-Jazeera或巴西的Globo这样的地区媒体是否有助于建立更多元化或更多极化的世界秩序？

我们认为问题需要重新审视。这里问题在于民族主义（文化）的分析框架与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之间的对比。前者可能认为跨地区及反向的媒体流动驳斥了体现美国文化产品向世界其他地区单向流动的“文化帝国主义”。但这种媒体流动的多样化不应该与新的制度逻辑和民主选择与表达的新时代的到来相混淆（Zhao和Schiller，2001；赵，2003）。相反，资本积累的逻辑正成为全球传播体系的统一规则。跨越空间的全球化媒体体系的形成是媒体生产中“商品化强化”的过程，是在美国以及其它地方的“超级商业主义”发展的过程。在全球媒体系统中，只要可以带来利润，一切都似乎可以用任何语言、在任何地方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频道增多和小众化仅仅表明“跨国视听工业愿意‘寄生于’文化差别中，而不是改变这种差别——只要文化差别能带来利润”（Zhao和Schiller2001，140）。对种族和民族差别的再现，”帝国“的“解决方法”不是去同化或否认它们，而是用一套有效的控制机制去支持和管理它们（Hardt和Negri2000，200-01）。同旧式殖民主义相比，全球化让全球化集团更容易地整合地方企业、吸纳当地精英，而不再从政治或经济上消灭他们（Sklair2001，256）。

因此，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互相排斥可能是一个误解，基于反向信息流动而攻击“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Schiller1991）。以拉美为例，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虽然北美媒体模式和企业影响了拉美，依附和模仿不是这种整合的全部；当地的政治文化也塑造了拉美的媒体。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个文化地理学问题，而是社会组织的主导治理逻辑问题。例如墨西哥Televisa公司成功的跨国商业性电视产品，可以看作是文化产品的资本和商业逻辑战胜其它公共传播组织方式的标志（Sussman,2002）。在分析拉美电视剧的成功输出并把它当作反向媒体流动的经典范例时，正如马特拉(2000,43)所提醒，国外机构和广告商在拉美本土文化吸纳它并把它发展成本土文化形式之前早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3、西方模式和观点对理解和促进全球政治和媒体民主化过程有多大的充分性或关联性？这里，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双重过程正在出现。一方面，西方媒体理论和实践正通过西方出口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进口国的同时努力而扩散。起源于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和公共领域的观点正在指导着后苏联“转型社会”的媒体改革。在非洲，虽然很少有人接受公共服务广播的观点，但也没有出现其它西方或是来自于当地传统的民主选择。在其它许多地方，不仅是西方媒体及其产品，还有它们的组织和职业模式都在传播和扎根于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壤里。由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对非西方新闻工作者的训练计划就是这种努力的主要途径。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媒体体系最民主的方面——客观主义和公共服务性广播的职业理念——被传播到其它国家，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却被削弱。过度商业主义严重腐蚀了美国媒体的公共服务信念。当东方和南方的改革者在拥抱北美新闻的“客观性体制”时（Hackett和Zhao1998），西方激进的民主评论家指出了它的局限：它使公共话语倾向于那些最具有文化、经济、政治资本的阶层，它成了推进媒体结构性改革的障碍，它约束市民社会运动和媒体间的正面联系，和（或）在冲突性问题中强化极端。尽管在强大的市民社会的配合下，新闻监督的力量不应该被低估，但是在威权政治、社会整体不平等、城市中产阶级中缺乏广泛的改革动力的社会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有着严重的缺陷。在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角色可能会曝光地方丑闻，但往往不涉及深层问题（Zhao,2000;郭，2001；孙，2002)。即使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中，调查性新闻也可能被政治力量压抑，而且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它常常较少反映农村贫困人口被压抑的抗议。

这些质疑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可以被用作评估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媒体和民主的适当基准吗？民主传播理论假设了一个关注内部政治社会联系的民族国家框架，可实际上，民主斗争一直都与世界政治经济和外部关系相连，不管要分析的对象是美国的独立战争、两个世纪后的民权和反战运动、还是20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反对资本主义运动。

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提醒我们，民主既取决于全球国家体系内各国之间的霸权和从属关系，又取决于民族国家内阶级和种族妥协的程度。这里，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条件和互动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政治和民族主义政治有持久的讨论。这种讨论对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治理问题有深远的意义。虽然我们不一定要接受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内在张力这种观点(Wood,1995)，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时的确有矛盾和关系紧张的一面。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意大利、德国和希腊）有时也回复到独裁统治中；在最近的民主化之前，亚洲（印尼）和拉美（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其它国家）市场改革的引进有时是通过严酷的军事独裁推进和维持的（Petra和Veltmeyer2001，108）。

随着在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全球的扩张，即使在自由民主的中心地带，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有加强的可能。冷战结束后，一种线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框架强调了将前共产主义政权称为“转型”政权的分类，暗含的意思是西方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冷战的结束、“9.11”袭击和“反恐战争”又是怎样地将“转型”变化带给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权利的缩水，美国对战事与国家“本土安全”的重构，反恐法案批准了对公民权利包括传播权的各种侵害。从这一角度，西方国家也在“转型”，其方向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深化。我们无需赞同对法西斯主义可能兴起的危言耸听式的诅咒就能感觉到近来这些现象指向了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Curran和Leys,2000，225），进而使西方核心自由民主社会走向威权化。我们这种视角想要强调的是一种”没有保证的民主和进步观“(democracyandprogresswithoutguarantees)。而且，在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上，没有国家拥有道德制高点，简单的线性逻辑更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越来越不满于本国媒体的高度集中和民主赤字。比如，2003年，美国公众反对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媒体所有权限制的呼声极高。这应该提醒我们，虽然现在学者们倾向于分析西方媒体向世界其它地区的扩散，但是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给它的政治推动核心美国带来了复杂的结果。当美国媒体体系全球化时，美国国内是变得更加民主了还是更不民主了？

4、民主传播的条件是什么？假如需要公共机构授以公民传播的权力和能力的制度安排，并限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那么一个民主政治和法律系统的“授权环境”(enablingenvironment)是必不可少的（RozumiLouoicaamdVeeihulst2002）。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矛盾：国家既是民主传播的必要条件之一，又是对它的一种潜在威胁。而且，与“媒体机构具备内在民主倾向而国家是媒体民主化的障碍”这种自由主义的假设相反，如Hallin(2000b)所言，国家可能在媒体民主化进程中起积极作用。以墨西哥为例，自从1997年墨西哥结束了PRI的长期政权垄断权后，商业广播公司Televisa就“不得不挣扎着被国家推向”更大程度的政治公开化。Hallin(2000b)指出，墨西哥的例子解释了Schudson(1994)的观点：国家与民主的公共领域是绝不可能彻底分离或敌对的。

然而，国家也有其存在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而且每个国家的形成与变革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轨迹。目前有关传播和民主的理论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还往往只与美、英两国的历史经验相对应，把它们当作参照。然而，这两国的历史是非常特殊的。它们：

在文化、经济、政治史上令人吃惊的相似主题使它们区别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它们都拥有（自1865年以来）稳固的资本主义民主，作为帝国主义强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未曾遭到别国入侵，有着广泛悠久的基督教新教传统，而且，以全球标准来看，它们极度富裕（Downing1996、X）。

除了如何解决在一个国际性和跨文化的基础上民主地组建政治及传播治理的繁多问题之外，基于“帝国主义”国家之上的民主与传播理论的盲点之一，就是忽视了作为民主政治生活的“承载者”的民族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暴力、对其它民族的征服和构建区别于他者的民族认同才建立起来的。以色列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5、在多大程度上民主化不仅是一个政治进程，同样也是一个文化进程，包括媒体在比提供政治信息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不仅是新闻，还有娱乐媒体在形成大众文化及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方面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更广泛地说，媒体的文化功能问题在目前这个历史性关键时刻已经日益突出。我们前面已经提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都出现了种族、宗教，以及基于其它身份认同问题的冲突。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冲突是很久前就预知的、基于现代性/前现代性这两极的“文明冲突”的表现（Huntington,1996）。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西方现展模式不平衡扩张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市场关系的深化，至少要为“原教旨主义冲突”（Ali,2002）和像9•11恐怖袭击那样的残忍暴力负部分责任。媒体，不论是以新闻还是以娱乐的形式，都是这种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媒体深层地参与了排他性身份认同的动员和实际上对恐怖暴力的煽动。在印度，即使当中产阶级消费者转向西方或全球化媒体之时，电视，特别是以广为流传的宗教神话改编的肥皂剧，在印度民族主义崛起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国家主宰的现代化和由精英们驱动的全球一体化——这两者以好莱坞大片，手机和电脑网络的到来为标志——带来了两种文化现象：一是基于传统佛道和气功文化的某些类宗教组织通过地下媒体渠道及互联网形成，给一些经历观念和身份认同危机的群体提供精神支柱；二是与国际主流接轨的跨国城市精英把CNN、跨国财经报纸和中外合作时尚杂志奉为当代世俗宗教——消费主义——的圣经(Zhao,2001；2003)。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文化与政治分析的鸿沟上建起一座桥梁，以便在全球背景下对媒体民主化有一个较完整的描述。这里涉及到意义、主观性、和社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的宏观问题。

6、公共传播的民主化会减少国内外战争的可能性吗？大众传播民主化、政治民主与和平前景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是一个广阔的领域。这里，我们需要对在战争/和平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中的决定论和宿命论同时提出质疑。新自由主义的看法以为，达到世界和平最好是用西方式“开放”社会来取代独裁和原教旨主义政体，这种“开放”社会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以及经济的相互依赖。这种思想已经因全球化的著名代言人ThomasFriedman(2000)的“金色M字招牌”理论而通俗化。他宣称，凡是拥有麦当劳快餐店的国家相互之间都不曾发生过战争。而激进主义批判者则认为，恰恰相反，正是以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大量的难民潮、濒于瓦解的国家和环境消耗为组织和制度运行逻辑的现存世界秩序体现了结构性的暴力（HeldandMcGrew2002）。这样的体系为国内动乱、恐怖主义叛乱及帝国主义军事干预升级埋下了祸根。从这个观点来看，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文化的人性化、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将成为人类和平的前提条件。无论如何，大众传媒在这一问题上的角色十分重要：是成为战争工具，是尽量保持客观，还是以人类共存的名义倡导“和平新闻”？

7、最后，那些关于民主化的宏大叙事，包括在这一问题上那些激进的叙事，是否往往避开或忽视了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正如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和社会阶层有不同影响一样，全球化对不同性别和种族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这些人群对媒介民主化的期待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学者对全球化对于男/女及白人/非白人的不同影响的关注非常不够。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种族和性别平等必须成为传播技术、机构及社会关系“有意义的民主化”的必要部分。在这方面，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和建立于正式政治机构以外的大众网络和活动节点的意义尤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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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化论文篇（4）

公园是给人们观光、休闲以及身体锻炼活动提供比较完善的设施和优良环境的公共绿地。现在，随着公园文化建设的发展，主题公园作为一种新颖的公园模式，已经成为了很多城市进行公园文化建设的首选。现阶段，我国的主题公园主要有两类：娱乐文化主题公园和展示文化主题公园。

一 我国文化主题公园的发展现状

我国文化主题公园发展的比较晚。1989年我国深圳建成的“锦绣中华”主题公园是我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主题公园。受此影响，现在全国各地的主题公园已经超过了2500多所，发展很快，种类也越来越多。比如，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有：北京的“大观园”、珠海的“圆明新园”等。以民族风情为主题的有：北京“中华民族园”、深圳“中华民俗文化村”等。以世界景观为主题的有：广州的东方乐园和南湖乐园等。主题公园是现代旅游业在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所孕育产生的新的旅游吸引物，它着重于特别的构想和体验。不过主题公园大多属于高投入项目，同类项目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若要想将主题公园发展好，就要在公园的景观设计上别出心裁。

二 对我国文化主题公园景观设计的一些建议

（1）首先进行文化主题的选择

主题公园的建造，实际上是将人类的文化进行一个新的创构。公园中的景观就是丰厚文化的载体，要想体现出载体的作用就要先选择需要表现的文化内容即选定公园的主题。一般而言，公园兼具休闲娱乐和教育活动的多种功能，适合于不同年龄段，主题公园与之相比又多了一点特定的文化侧重点。进行主题的设定时，首先要对周围市场做一个充分的调查。如北京的“世界公园”、深圳“世界之窗”的主题公园10多家，有“西游记宫”近40家，每一家都客源不足。在进行主题选择时要避开这些扎堆点，选择一些数量较少又拥有广大爱好者的主题，如动漫、游戏类主题。文化主题公园在选择主题时要注意下面三个要点：1）选择的主题要有代表性。文化主题作为一个主题公园的命题，它要对一定地域或者的历史、文化或生活方式具有突出体现。2）文化主题要具有延展性。主题公园所体现的是当前时代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但是这种取向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能够作为主题公园命题的文化主题，一定要有较强的可提炼性和可塑性，要能够进行二次创作和升华，形成新的文化创意。3）文化主题要有非日常性。人们对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是很难产生新奇感和探索欲望的。具有一定时空距离或者具有较大文化差异、超出传统文化范畴的文化主题才能对游客形成吸引力。

（2）根据选择主题进行景观设计

园的文化主题决定后，就需要用景观将主题所以传达的精神和文化表现出来。对于景观的设计我提出以下几种建议：1）主题公园的景观设计，要和其它公园一样讲究规章的空间组合序列。景观的这种序列设计能给予园林一种空间节奏性。在公园中游玩本身就是一种休闲行为，游人们不会长时间的投入精力和体力，在游玩活动中必须交织着休息。而有节奏性的组织空间就可以达到这依目的，也可以调动游客的情绪，避免游客产生单调乏味的感觉。2）主题公园的景观设计要注重情景式景观序列的安排。主题公园可以借鉴传统园林的景观序列的设计理论和国外比较成功的造景手法。比如，文化主题公园可以在公园中设计安排几条或多条的情景式景观序列，用时间、空间或者文化发展过程等多种方式进行演绎，从纵向合作横向的关系中规划出多种不同的游玩路线，每条路线上都能够景观序列的变化，提高游玩兴趣。3）主题公园的景观设计突出主题，达到一定的社会效果。主题公园中的景观设计要围绕着主题展开，主题的情节要贯穿在所有的景观区域中。而且，在景观的设计中要赋予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思想，让人们在心理上获得轻松的同时能够获得良好的熏陶。4）主题公园的景观设计要有可参与性。单纯的游玩性质的公园已经不再适合现代人的需求。主题公园的景观不能只是使游客被动的参观，要使大家能主动的参与进来。既能够满足人们对景观游玩的需求，有能够使游客在轻松快乐的活动中加深理解主题所带来的涵义。5）主题公园的景观设计要多采用高科技手段。现在科技的发展给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手段。高科技的采用能够在游客的听觉和味觉方面取得出乎意料的效果，更容易营造引人入胜的景观。海洋科技馆主题公园，使用互动体验虚拟仿真海战场景，游客能虚拟体验驾驶与战斗。科技馆主题公园模拟高铁火车驾驶技术，游客很快就能自己模拟驾驶动车，还能在驾驶中学到地理知识。6）主题公园的景观设计要具有艺术性。主题公园即使有再多的特性也应以文化艺术为主。艺术的烘托能够提高文化品位，更容易让人们对公园产生认可。景观设计的艺术性是连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桥梁，居住于城市中的人们羡慕清新自然的郊野之气。景观的设计如果能够引用自然之美，人们更容易产生亲近的心理。7）主题公园的景观设计要具有可持续性。主题的选择多是以当前的社会价值取向为参考的，公园的文化主题也许是暂时性的，但是公园需的是持续性的运营。公园主题景观的可持续性是公园能够进行良好运营的重要保证。即使公园更换新的主题，但是原有景观能够持续利用的话，新主题的资金投入就能够减少一些。

三 结论

主题公园要符合时代潮流，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那么景观的设计就要能体现公园的主题特色，还要注重可持续的利用性，使人们在进入公园既能感知文化又能获得放松，真正的实现寓教于乐，也能使国内类似的景观更加贴合现代需要。

主题文化论文篇（5）

由于对外投资或将生产外包到不发达国家，以及由于经济中非物质性的商品和服务的比重加大，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的相对和绝对数量都在下降。但是，马克思将工人阶级界定为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因此像编辑、教师和歌手等生产非物质的雇佣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应该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这一定义，从工人阶级的教育水平、工作性质和工作场所等方面的变化来研究当代工人阶级的特征。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问题

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状况在恶化：工资下降，退休金减少，工作时间延长，国家对医疗和教育的预算削减。农业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资本主义使发达国家农民和发展中国家农民相互斗争，展开贸易战。资本的理由是，面对全球化市场上不发达国家的低工资劳动力的竞争，它不得不这样做。在这里，资产阶级使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相互对立。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战略，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联合起来，将世界上最大的两大工会组织世界工联和国际自由工联联合起来。现在迫切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研究。

社会主义国家的混合经济问题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在共产主义阶段将实行按需分配。而中国和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导向的经济并不属于这两阶段论中的任一阶段，它们只是属于社会主义导向的混合经济，这些混合经济利用了国外和国内的资本，而且开始以一种新的非对抗性的斗争方式调节资本主义部分。马克思主义对此应该发展出新的理论概括。

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投资，似乎都不能用传统的帝国主义论来解释。尽管任何资本主义投资都涉及剥削剩余价值，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指导资本流向社会平衡发展所需要的领域，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外国投资也是为了最大增长而不是最大利润。所以外国资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不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行为。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也不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行为。这些企业当然也从外国工人身上取得剩余价值，它们在资本主义反劳工的大环境下，为了取得竞争力不得不这样做。如果取得的剩余价值最终壮大了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应该被认为是损害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技术结合的问题

主题文化论文篇（6）

现代城市园林绿化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对城市的投资环境、居住舒适度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城市园林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与设计对城市园林绿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不仅要达到净化空气、减少尘埃、吸收噪音等目的，还要通过景观设计分割空间、美化园林环境。作为城市休闲场所的重要组成部分，园林景观要求具有较高的观赏性、节能性以及科学性。通过科学选择园林景观植物保持城市生态平衡、促进城市综合生态环境的建设。同时还要通过园林景观的规划与设计提高城市综合文化氛围，为城市投资环境的改善、居住环境的改善奠定基础[1]。

1、主题与文化对于园林景观规划的重要意义

正如人们总结园林是以有植物并可以提供游憩为特征,主要由积淀了如历史、 文化等诸多信息内容的不同风景单元及其有机组合为主要构成形式的所谓理想的生活境域。园林景观规划不仅是要满足园林本身的功能性需要, 还承载着表达文化的职责。观赏者对园林景观的欣赏通常分 3 个阶段: 观—品—悟。观主要表现为观赏者对园林中感性存在的整体景象的直观把握,这一阶段,园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要想进一步深化, 还需要品。品则是观赏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 文化素养、 思想感情等,运用联想、 移情、 思维等心理活动,去扩充、 丰富园林景象,领略、 开拓园林意境的过程。但园林欣赏的最高境界还在于悟。如果说观和 品是感知的,是想象、 是体验、 是移情, 那么 悟就是理解、 是思索、 是品味,是在体验的基础上进行哲学思考, 从而获得对园林意义深层的把握, 引导观赏者达到园林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园林景观规划设计者们追求的最终目的则是通过多种造景手法来烘托主题,并通过主题来表达特定的文化内涵[2]。

2、园林景观设计分析

2.1因地制宜,随势生机

依据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内在联系与营造园林景观的目的有机结合达到和谐统一。园林景观规划是一个园林艺术的构思过程,也是园林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创作过程。先要确定拟建园的功能与性质,然后根据功能与性质确定主题,根据主题立意构思。立意要体现时代精神、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如城市广场是为满足城市社会生活需要而建设的, 它担负着满足政治、 文化、 商业、 休憩等多种功能,是城市风貌和文化内涵表达的窗口。规划过程中我们就应倡导继承与创新的文化原则。其设计既要尊重传统, 又要站在今天的历史地位有所创新。游园是供人们休憩、 交流、 游玩为主要目的的, 应围绕一定的主题进行构思, 以适应不同年龄、 不同阶层、 不同职业游人的多样化需要, 贯彻以人为本的人文原则, 体现对人的关怀和尊重[3]。

2.2针对城市生态环境进行园林景观的设计

现代城市园林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关系到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其规划设计必须针对城市生态环境进行。在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常会见到由于过于注重景观规划与建设，没有认识到植物引入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而破坏城市环境的现象。因此，在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与设计中，设计人员不仅要注重景观的美观与实用，还要注重景观所采用植物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以此保护城市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进行城市生态环境园林景观规划与设计中尽量选用城市所在地特有的或原生植物进行景观的规划与设计，避免由于外来引入植物对本地植物的影响，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同时通过积极选用本地植物，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发展，保护当地生态平衡。积极选用本地植物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打造城市特有景观或植物景观奠定基础，促进城市综合文化氛围的建设。

2.3结合园林文化主题进行景观的规划与设计

现代城市园林规划常以多种表现方式突出园林的一个主题，以此为园林进行命名。由于城市发展规划的原因，现在城市园林建设主要由原有场地改建以及新建两种方式。对于城市原有园林场地的规划设计中，城市园林由于原有基础建筑的风格决定了园林设计的整体风格，这也使得在进行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必须以原有建筑风格为基础进行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在进行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前，设计人员应进行现场的实地考察，对园林原有建筑风格进行分析，同时了解原有建筑历史、故事等，为园林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奠定基础。对于新建园林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可以根据园林主题结合场地地形、城市所在地气候条件以及城市本土植物形态特点、生长特点等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景观设计的主题思想，以此开展城市园林的景观规划与设计工作。

2.4灵活运用,构景得体

园林景观规划过程中从整体到局部, 要围绕主题进行布置安排,鲜明地反映出主题,并且把构成景观诸要素进行艺术处理, 使主景和衬景互相联系,形成对立统一的整体, 具有特定的审美价值。此外, 园林类型不同、服务对象不同,功能要求也不同。设计中要把握各种类型的园林功能要求上的特殊性, 使得主题与文化与功能要求相得益彰。在规划过程中既不能生搬硬套, 一味抄袭和拼凑,也不宜追求另类,或是简单意义上出乎意料的创新。

3、结论

总之，现代城市园林景观的规划与设计要以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生态系统的稳定为基础，增加互动性景观为重点，利用园林内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提高城市绿化面积。以此促进城市综合环境的改善，提高人们居住的舒适度。这就要求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人员要以综合城市基础信息与园林基本情况，以本土植物为重点，科学合理的引入外来植物打造互动性的园林景观，为现代城市综合居住条件的改善奠定基础，为人们休闲娱乐活动提供更加富于观赏性、娱乐性的城市园林景观。

参考文献：

主题文化论文篇（7）

《黛茜・米勒》是亨利・詹姆斯一部早期的代表作，为他初次赢得国际声誉。事实上，小说成功的一个要素在于作者的独特创造――“国际主题”。所谓“国际主题”， 即欧美两种文化价值观念汇流碰撞，美国人的天真单纯和欧洲人的颓废腐败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道德与心理困境。小说中欧美两种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代表美国文化的黛茜与代表欧洲文化的本土人以及欧洲化的美国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蕴含在小说中的“国际主题”正是通过人物之间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与对立逐渐形成的。

一、温特伯恩的内心冲突以及与黛茜的直接冲突

小说中蕴含的“国际主题”，首先通过关键人物温特伯恩的展开。温特伯恩被作者赋予了全知视角，整个故事以他的意识中心为线索，通过温特伯恩内心的矛盾冲突以及与其他主要人物之间文化价值观的鲜明对比来展现“国际主题”。

温特伯恩的思想观念中既有美国的价值观也有欧洲价值观――他赞扬美国价值，同时又顾及欧洲价值观。正如黛茜对他所作的评价那样――“是一个古怪混合体！”一方面，由于长期生活在欧洲大陆，他不可避免地浸染了欧洲人的部分保守性格和价值观念，使他看起来非常严肃。其“欧洲个性”还体现在他对黛茜与吉奥万尼里爱情的思考。他认为吉奥万尼里出身贫寒，不可能赢得黛茜的爱情。显然，门第等级观念已在温特伯恩的思想意识深处扎根。另一方面，他身上还有未泯的“美国个性”，不像其他欧洲人或者欧洲化了的美国人那样轻视本土美国人，相反，温特伯恩以自己身上流淌着的美国血脉而自豪。鉴于以上两方面，可以断定温特伯恩确是欧美两种价值观念的“古怪混合体”。一方面，他身上未泯的美国天性使他被黛茜天真无邪的个性魅力所吸引; 另一方面，他思想观念中的欧洲文化价值观使他认为黛茜行为有其“未开化”的一面，担心她像谣传的那样脱离传统道德太远。这就使他在对黛茜的情感态度上，内心激烈冲突，经常陷入深深的痛苦中，“自己生气自己，不能凭理智来公正地赏识她”。他不能完全理解她，认为她的行为模棱两可，对他来说她简直是个“谜”――“一个无辜而又粗俗的异常混合体”，“一个难以捉摸的鲁莽而又天真的混合体”。

事实上，温特伯恩和黛茜之间的直接冲突也反映了欧美两种文化价值的对立与冲突。在别人诋毁黛茜时，尽管温特伯恩站在她立场上为其辩解，然而，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欧洲大陆的美国人，他不可能完全站在黛茜立场上，来理解黛她的行为。当他听到太多关于流言蜚语后，对她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甚至认为她的行为确实偏离传统轨道太远，他开始转向沃克夫人和卡斯特罗夫人的立场上，劝说黛茜规范自己的行为。然而，黛茜根本不予理睬，认为让她这样做毫无道理。黛茜依然按其固有方式做事，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最后，温特伯恩甚至相信了她不检点的谣言，认为她已经变成“一个不再值得绅士珍爱的小女人”。令人遗憾的是，直到黛茜死去，温特伯恩才完全理解她。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温特伯恩身上的欧洲传统观念使得他与黛茜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冲突反映了欧美两种文化的差异与对立，从而展现了小说中的“国际主题”。

二、黛茜・米勒和沃克夫人之间的直接矛盾冲突与间接冲突

黛茜和沃克夫人之间的冲突有时是直接冲突，有时表现为间接冲突。当沃克夫人发现黛茜由两个绅士伴随走在大街上时，她深为黛茜感到羞愧，打算让黛茜搭乘她的便车，以此挽回她的名声；但不谙欧洲世俗的黛茜根本不理会沃克夫人，婉言谢绝了。沃克夫人直接指出，黛茜的行为不合时宜。天性喜欢做自己想做的事的黛茜认为，她的行为举止没有什么不妥，“如果我不能走路，我宁愿死。”

作为欧洲传统卫道士的沃克夫人，接下来从温特伯恩身上寻找突破口，尽力劝说温特伯恩与黛茜分手。此时，沃克夫人和黛茜之间的冲突就变成了一种间接冲突，这种冲突通过温特伯恩和沃克夫人之间的直接冲突表现出来的。按沃克夫人的说法，她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不再给她以任何丢人现眼的机会――孤立她”。由于温特伯恩身上还存有一定的美国天性，在一定程度上还站在黛茜一边为她辩护，所以，他认为沃克夫人这样做未免小题大做。但是，他又受欧洲传统观念的影响，没有像黛茜那样拒绝乘沃克夫人的车，而是在其逼迫下，接受她的邀请坐进车里，这一举动体现出温特伯恩妥协性的一面。詹姆斯在小说中安排的这两个乘车场景，体现出黛茜和温特伯恩之间的差异――黛茜纯粹的美国性和温特伯恩半欧洲半美国的特性。在车中，沃克夫人说了许多关于黛茜的流言蜚语，温特伯恩反驳说黛茜的缺点在于缺乏世俗意识。在沃克夫人谈起宾馆侍者在讨论和嘲笑黛茜与许多绅士交往时，他生气地说这些仆人应该被绞死。由此看来，温特伯恩在与沃克夫人交锋中，站在黛茜的一边，充当起黛茜代言人的角色，为她辩护。他和沃克夫人在对待黛茜态度观点上的正面冲突，间接表现了沃克夫人和黛茜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国际主题”的一种体现。

三、温特伯恩与卡斯特罗夫人之间的直接冲突――黛茜与卡斯特罗夫人的间接冲突

由于卡斯特罗夫人拒绝接见黛茜，使得黛茜不曾正面接触卡斯特罗夫人，因此，黛茜和卡斯特罗夫人之间的冲突通过温特伯恩和卡斯特罗夫人之间的冲突体现出来。卡斯特罗夫人是一个完全欧洲化了的美国人，她看不起黛茜和她的家人，认为黛茜及其家人平庸甚至道德败坏，衣着也无品味。她不能忍受黛茜和信差之间的亲密行为，她们一家像对待亲密朋友那样与信差坐在一起进餐。由此可见，卡斯特罗夫人持有深刻的社会等级观念。对此，温特伯恩站到了黛茜立场上，认为黛茜并非未开化的科曼奇族印第安人，而是一个善良女子。根据他的观察，黛茜的母亲也不普通，她有着非凡的品味――“米勒夫人像她的女儿那样穿着打扮极其典雅；她耳朵上佩戴大颗钻石”。当卡斯特罗夫人拒绝接见黛茜时，温特伯恩愤怒地说她这样做非常冷酷无情。在罗马，卡斯特罗夫人四处传播黛茜的流言蜚语，并说黛茜的家人也非常可怕。温特伯恩坚持认为她们家人除了不通欧洲世俗，非常清白无辜，根本不是什么坏人。相形之下，天真无邪的黛茜对欧洲人没有半点厌恶和敌意，她想对卡斯特罗夫人表示敬意，并试图与之见面交往，却遭到卡斯特罗夫人无情拒绝。黛茜和卡斯特罗夫人对待对方的态度也反映出欧美两种文化价值体系之间的差异和对立。

在欧美两种文化价值观念的间接冲突中，即当代表欧洲价值的卡斯特罗夫人、沃克夫人背后恶语诽谤黛茜时，温特伯恩自觉站在黛茜一边为其辩护的原因。换句话说，是温特伯恩的骨子里的“美国价值观”使他深爱黛茜，反对卡斯特罗夫人、沃克夫人的诽谤，而他性格中的欧洲价值观，又使他对黛茜产生厌恶，甚至最后站在了欧洲文化价值立场上来评判她的所作所为，并最终同她分道扬镳。在小说最后，还是他未泯的美国价值观又把他从欧洲价值观中拉了回来，认同并完全理解了黛茜的行为。

詹姆斯在小说最后通过黛茜母亲的视角还原了黛茜的真实面貌。作为一个胆小害羞、内向保守的女性，米勒夫人对女儿的行为深表理解，她不仅不反对女儿的交往，甚至认为这是正当的。因此，那些欧洲人或欧洲化了的美国人对黛茜的诽谤确实捕风捉影，小题大做。完全清白无辜的黛茜最后死于罗马热，著名评论家艾略特认为这“隐喻了她受旧世界腐朽空气的毒害而死”，黛茜成为欧美文化冲突的牺牲品。总之，詹姆斯善于利用小说中的一切人物冲突，表现人物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和对立，从而开创了其小说“国际主题”的先河。

参考文献：

[1]Chang, Yaoxin. A Survey of American Literature.Tianjin: Nankai UP, 1990.171-72.

主题文化论文篇（8）

引言

张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已经成了张良的代名词。以至于宋人黄震在《黄氏日钞》中直称张良为“三杰之冠”。[1]张良作为帝王师的形象千百年来深入人心，因此在历代文人的诗集中对他的吟咏就代不乏陈。今天所能见到的吟咏张良的诗歌有近百首，而其中以张良功成身退而隐逸山林为主题的诗歌就不下30首，这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一主题为何引起历代诗人的共鸣，他们对张良隐居的态度是否一致，有何差异，差异的原因何在，都有待进行深入的分析。下面具体进行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追求自由与独立人格

元代郭钰的《张良咏》就是将张良的归隐看做其自由独立人格的彰显。诗云：“昨日相从赤松子，今日已见淮阴死。控御天下汉业崇，不受控御真英雄。”[2]认为张良功成身退，不受任何势力的制约，追求独立的人格才是真正的英雄。在张良的人格中体现最多的是他对先秦士人优秀士风的继承和发扬。这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以匡救天下为己任。像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各派宗师莫不如此，即便是看似消极的庄子也不例外。张良虽然整日把“为韩报仇”当作自己入世的原因，但真正的“为韩报仇”却在那惊天动地的博浪沙一锥之后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为匡救天下而对刘邦殚精竭虑地辅佐。一直持续到汉朝的建立、全国的安定。

其二，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先秦杰出的“士”从来不屈体于王侯，而是以王侯的师友自居。张良与刘邦的关系在楚汉相争时期一直都是半宾客、半师友的关系。虽然张良认定刘邦是唯一值得辅佐的贤君，但另一方面张良又有意识地与刘邦保持着可进可退的距离，对此刘邦也是心领神会。刘邦平时说话极为粗鲁，对臣下动辄“乃父”，即便对吕后、萧何也不客气。然而对张良却非常地尊敬。通读《史记・留侯世家》中刘邦和张良的所有对话，刘邦询问前总是客气地称“子房”或“先生”。当刘邦取得天下，登上皇帝的宝座之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时候，士人再也没有良禽择主而事的自由，而是必须对皇帝效忠，这与张良追求独立自由的人格理想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最终辞官归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后世诗人对张良的这种人格魅力多有赞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李白《赠韦秘书子春二首》（之二） “徒为风尘苦，一官已白须。气同万里合，访我来琼都。披云睹青天，扪虱话良图。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3]李白平生最仰慕的就是战国士风。他视天子如僚友，不走寻常的科举之路，试图以一席话感召皇帝，加卿相之位而平步青云，建功立业之后，归隐山林。这种人生理想与张良的人生轨迹是十分契合的。当时虽然已无实现之可能，但他仍然心向往之。此外还有张九龄的《商洛山行怀古》“长怀赤松意，复忆紫芝歌。避世辞轩冕，逢时解薜萝。”李商隐的《安定城楼》“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4]南宋隐逸诗人李弥逊《过留侯庙》“壮岁早从黄石计，功成却伴赤松游。当时不与人间充，应有文风静九州！”这些诗句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这种对建功立业与独立人格的追求体现了在中国古代儒道两家思想共同作用于士人内心的普遍现象。“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左思《咏史・其一》）这种人生范式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儒家提倡积极入世，希图做一番定社稷、安黎元的功业，由此设计了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而道家则蔑视功名富贵，追求精神的超脱与心灵自由。儒学这种只顾前进不讲后退的人生追求势必导致人生的由盛转衰。因此，道家哲学鼓励士人超脱逍遥，就成了对儒学思想的缓冲与弥补。所以，功成身退，既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又重视人的自然价值，也就成为士人心往神追的一种理想人生。

此外，也有诗人认为张良如陶渊明一样是“性本爱丘山”的。如陈子昂《答洛阳主人》：“平生白云志，早爱赤松游。”李德裕《余所居平泉村舍近蒙韦常侍大尹特改嘉名因诗以谢》：“未谢留侯疾，常怀仲蔚园。闲谣紫芝曲，归梦赤松村。”这些诗歌表现的是一种悠闲的佛道生活，然而，这主要是因为诗人在人生道路上遭遇到了各种挫折，故从积极进取转为遁世归隐，是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因为，还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张良天生有着纯粹的热爱山林之表现。

二、避祸远害的手段

避祸远害，在乱世与危急的环境中，保存自己的性命不受伤害，是道家黄老人生哲学的根本。而张良正是黄老哲学的化身，他用黄老哲学来进行人生的自我防护更是炉火纯青而游刃有余。

高祖十一年，张良正式向刘邦辞职归隐“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5]而这一年正月，韩信被杀;两月后，彭越被杀。因此张良借辞官隐居而避祸远害的用意就非常明显了。司马光《通鉴考异》对此评价道：“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6]

因此，后代诗人认为张良是为了避害迫不得已隐居就非常自然了。如白居易在他政治热情高涨而仕途颇为顺利的前期对从赤松游的张良颇不以为然，曾嘲讽说：“乘舟范蠡惧，辟谷留侯饥。”（《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三十六韵见赠猥蒙征和才拙词繁辄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 但当他因谏捕捉盗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而得罪权贵，遭贬江州司马，真正认识到政治斗争的险恶之后，从而主动寻求归隐生活以避祸远害，唱出：“歌酒优游聊卒岁，园林萧洒可终身”（《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的诗句，最终认识到张良的睿智，充分地感受到了张良的归隐所具有的“避祸远害”的功能。唐代诗人徐寅在《招隐》中也写道：“陶景岂全轻组绶，留侯非独爱烟霞。”其中“留侯非独爱烟霞”便表明张良归隐的目的并不是纯粹为了喜爱山林与自由，而是为了避祸全身。贺铸《留侯庙下作》“岂眷万户封，仅与萧A均，淮阴败晚节，顾亦非吾伦。愿访赤松子，逍遥云汉津。” （庆湖遗老诗集・卷三）将张良的善始善终与韩信的晚节不保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肯定了张良的人生选择。元代白朴《阳春曲・知己》说：“张良辞汉全身计，范蠡归湖远害机。”把张良和范蠡相提并论，指出张良的“辞汉归隐”“从赤松子游”和范蠡的“归湖泛舟”，虽然手段不同，但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为了“全身”、“远害”，避祸自保。明代王恭《题张良归山图》也说张良归隐是：“如今悟得全身计，不似从前博浪沙。”清人王士祯《紫柏山下谒留侯祠》：“辟谷真从赤松隐，授书偶作帝王师。也知鸟喙逃勾践，未屑鸱夷学子皮。”张良了解刘邦猜忌功臣的心机与越王勾践一样，为了全身必须归隐远去，但他不屑于像范蠡那样改名换姓，逃亡异国（实际上也无异国可逃），而是以学仙修道的手段巧妙地避免了刘邦的猜忌，得以善终。

张良的这种选择在后世诗人眼中不光有飘逸绝俗的一面，同时也有无奈和悲情的一面。后世诗人对此体悟也很多。卢思道《春夕经行留侯墓诗》：“少小期黄石，晚年游赤松。应成羽人去，何忽掩高封。E芜枕绝野，逦迤带斜峰。坟荒随草没，碑碎石苔浓。狙秦怀猛气，师汉挺柔容。盛烈芳千祀，深泉闭九重。夕风吟宰树，迟光落下舂。遂令怀古客，挥泪独无踪。”卢思道不再感叹张良作为帝王师如何春风得意，而是在“坟荒随草没，碑碎石苔浓”的凄凉中感叹人生的渺小与脆弱，而这感喟无疑有着鲜明的个人悲彩。宋代女词人朱淑真也有一首《张良》诗：“功成名遂便归休，天道分明不与留。果可人间恋驹隙，何心愿学赤松游。”更是将张良的归隐看成一种无奈之举，悲剧色彩更为浓郁。唐人费冠卿在《闲居即事》中写道：“子房仙去孔明死，更有何人解指踪”就是把自己人生际遇的困惑之感与张良的归隐结合起来，显现了作者对自己人生走向的无奈和迷茫。

结语

张良的人生历程契合了中国古代大多数文士的集体意识。对张良归隐的吟咏，表达了历代诗人们共同的生命向往，这是张良让所有吟咏者感叹不已的关键所在。从历代文士对张良归隐的吟咏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张良的接受和对他完美生命轨迹的期待。他超凡的人生经历和过人的智慧，远远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在张良身上寄托着不同的人生理想，直到今天，仍然给我们的人生以启示。

参考文献

[1]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宋嗣廉.历代吟咏《史记》人物诗歌选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3]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4.

主题文化论文篇（9）

这里想从问题的角度，谈一谈反思性的意见。

我认为，目前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依然要抛弃两种“僵化”：一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理解的僵化；一种是对西方现代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理解上的僵化。前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解释成静止不变的东西，解释成编织所谓“中国化”知识体系的材料；后一种是把西方现有各种学说“嫁接”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身上，当作所谓“中国化”最新最高水平的成果。这两种倾向，对文艺理论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

第一种“僵化”，虽说还有，但已不是主要矛盾，有些时候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对于第二种“僵化”，至今并没有多少清醒的认识，反而存在一种缺乏深入了解基础上的迷信。

比如，当人们强调中国化的文艺理论要有其价值倾向性和革命功利性的时候，信奉某些现代西方文论的人便会拿出所谓“审美非功利”来加以反驳；当有人强调文艺理论要有“求真”的科学性时，一些人又拿出西方所谓“生命本体论”或“后现代”理论加以阻挠。这说明，在西方现代文论面前，只要丧失自身的主体性，缺乏带现实感的“本土”意识，是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弄成不伦不类或实用主义的东西的。

再以当下的“文化研究”为例。本来在西方，“文化研究”的思想轨迹基本上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它与实际的文学理论研究关系不大。在“文化研究”的发源地，一些学者都指出，文化研究从整体上来讲是反诗意的。因此，“文化研究”就是“文化研究”，他们一般不把“文化研究”归人某一具体学科。而我们中国，有些学者则鼓吹文艺理论要向“文化研究”作“战略转移”，要进行“文化转向”，甚至吓唬人地说，谁不搞“文化研究”，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仿佛“文化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出路，大有用“文化研究”取代文艺理论研究之势。这种“僵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构成的危害，恐怕不在其它教条主义之下。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不能变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髦化”或“庸俗化”。对某些西方文艺理论的“新”时尚，若“当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样来崇拜”，“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外国理论是解决外国文艺问题的，中国的文艺理论要解决的是中国文艺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本质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一般原理同中国文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化”的过程；结合的好坏，就是“中国化”程度的高低。除此以外，走别的路子恐怕都是未必可行的。

不能不承认，在文艺理论领域，一种新的西化教条倾向是越演越烈、越来越严重了。而且，这种倾向已波及到高校的教学活动和教材建设。对此，尽管一些文艺理论工作者早已有所质疑，但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来实现自己的“中国化”，一直也缺乏认真的研究。此外，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本应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主导潮流，因为这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是一致的。可现实情况是，要真正坚持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往往需要有默认“非主流”定位的勇气，有同抢夺话语权、霸占媒体主体的“西化派”对垒的准备。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我们不能忽视这种“西式”僵化的危害。如果任凭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替代科学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或者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彻底边缘化，那我们真的就会沦为只能在西方“后学”的“殖民地”里耕耘。不可否认，人们已经看到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宣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热情和能力，与传播和张扬现代、后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热情和能力相比，是很不对称、很不均衡的，后者远远超过了前者。而实际上，前者的任务和创新的课题，却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也更有现实意义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分析起来，一则说明我们的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有某种偏离主航道的倾向；一则说明我们有效整合西方现有文艺理论和学说系统的独创性工作还做得不够；再则说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内部还缺乏自觉的学派意识，因而缺少同国外学界交流、对话的独有的理论资本。这就不可避免地从一种僵化滑向另一种僵化，不可避免地总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

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呢?

我理解，首要的就是要回答我们时代的文艺问题。搞清楚我们时代的主流文艺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实质上也就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现同我国文艺实践结合的具体化，就是解决中国文艺实际所面临问题的具体化。

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同其他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就没有可靠的根基。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获取支持和营养。

历史上首次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1938)中。该报告1944年收入晋察冀日报社编的《毛泽东选集》里时，这一概念没有变化。但在建国后，该报告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就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选集》中凡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地方，都做了修改或删除。这个变动，固然有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但也说明毛泽东认为“中国化”和“在中国具体化”，其意思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可能认为后一个概念比前一个概念更为贴切、更为准确。

从毛泽东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所谓“中国化”或“在中国具体化”，既包括观念方面的成分，又包括形式方面的成分。他这样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也就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必须同革命的进步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不能同落后倒退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它必须形成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接受形式，而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实施和传播。这是两个不能忽视的方面。

如果这个解释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就应当“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 应用它”。这一点，确乎已成为文艺学建设需要认真反思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些文艺理论学说，已经明确表明不再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搭界。这在当前理论“多元”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有些文艺理论学说，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成果，可细究起来，它们与真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的具体化还相差很远，甚至南辕北辙。这种情况在当前的形势下，还为数不少。 这个简单论文也接近于无。这和上海那家文艺理论研究刊物的状况比较相似，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上述现象的出现，无可辩驳地表明，在相当的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正处在萧条、冷落、边缘化、被无视、被排斥的状态。这和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目标，和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方针初衷，是很不协调，很不合拍的。

三

与这种被冷落的情况相呼应，还有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文艺观点和理论，都喜欢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都认为那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掘、拓展或超越。因而，出现明显的“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现象。这也很值得深思。

譬如，从哲学意义上讲，我们能不能说“后实践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或“存在实践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中国化”学说呢?换句话讲，把“存在主义”、“实践本体观”与“主体间性论”等理论融合起来，是否就能标明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呢?是否这种观点就可以说成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呢?

又如，把西方的文艺学说、尤其是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直接添加到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放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属性和特有原则，只是承认或强调所谓人类性、文化性或审美性，这样的文艺理论，尽管其中有相对合理的成分，但能说是牢牢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吗?回归康德，回归尼采，回归“新感性”，回归“社会交往”或“文化诗学”，难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正途吗?

再如，把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进程主要描述成是从“形象思维”论到“人物性格多重组合”论、到“文学主体性”论、到“文学向内转”论、再到“文学‘审美 ’特征论”的过程，并把这样的过程解释成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贡献，这种学术史的梳理是不是视野狭窄、偏于一隅?是不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真实进程格格不入呢?这种梳理，打着改革开放和肯定成绩的旗号，其理论内涵恰恰带有“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色彩，实际丢失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质和灵魂。

还有，就是认为我国“五四”以后的文艺理论走上了一条重功利、重政治、重道德、重反映论的歧途，主张新时期“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主张新时期文学理论要“改弦更张”，要回到“王国维的文学思想或者说这条文学思想路线”上来。这种“改弦更张”论的药方，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吗?

诸如此类的所谓“中国化”现象，还有许多。尽管从全局看，这些只是支流，不是主流，更不代表本质，但还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上述现象，的确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它“在中国具体化”的实践，其中有一个是“科学”还是“不科学”的问题。无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既不能变成教条式地用马克思主义去“化”中国的文艺理论，也不能变成用所谓中国文艺理论去“化马克思主义”，更不能变成中国文艺理论“去马克思主义化”。

无论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还是强调“综合创新”，强调建设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强调“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文艺实践”，强调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总之，都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提高到新的境界。这些不尽相同的提法，不过是各自强调的侧重面 ——有的侧重于它的实践性，有的侧重于它的创新性，有的侧重于它的时代性，有的侧重于它的民族性等——有所不同罢了。

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具体化，归根结底是与它的鲜明的时代特性、突出的实践特性、浓郁的民族特征和不竭的创新特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化”或“在中国具体化”内在的不可或缺的四个要素。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主体部分，广大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在多元共生的环境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前进步伐，一直在实践中铸就着有中国特点的文论品格。

四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它在中国的具体化，既是一个实践诠释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解读的过程。而且，这种实践诠释和文化解读之间，往往并不是同步的、一致的，有时实践诠释走在前面，有时文化解读走在前面，有时两者可能发生摩擦。上面谈到的一些情况，说明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先进文艺的结合，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已经基本形成。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呢?我认为是远远没有完成的。

主题文化论文篇（10）

“流浪”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永恒的母题，由此衍生出了无数的优秀文学作品。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就是其中一个。

在西方文学中，“流浪”主题常常和“探险”主题相联系，产生另一类小说变体――“探险”小说，比较经典的有《金银岛》《鲁滨孙漂流记》等。早期此类小说虽然也记述主人公的流浪生涯，但重点却是借叙述者的眼光来发现世界。作者往往通过一个亲历者的眼睛去观察、了解世界。十五六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上升，地理大发现的产生，大量殖民地的开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外部世界，表现了人类渴望征服自然的信念。正像有人注意到的那样：“地理意识在西方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地理探险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标志。”［1］它和西方文化中的求实用、重功利的现世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对于探险者本人来说，此类小说往往塑造的是一个“行动的”英雄，表现的是人类的独立意识。这样看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产生无疑渊源由此。神秘的密西西比河、沿途居民的奇风异俗等内容也许是读者在未开卷之前所期待的，这些也是长期的“流浪―探险”小说所培养的逐渐固定的阅读期待！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谈到另一部伟大的“流浪”小说《唐•吉诃德》时说：

“一切统治着宇宙、为其划定各种价值秩序、区分善与恶、为每件事物赋予意义的上帝，渐渐离开了他的位置。此时，唐•吉诃德从家中出来，发现世界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在最高审判缺席的情况下，世界突然显得具有某种可怕的暧昧性；惟一的、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个相对的真理。就这样，现代世界诞生了，作为它的映象和表现模式的小说，也随之诞生。”［2］

昆德拉把上帝的缺席、真理的散失作为现代世界诞生的标志，并以此断言了“现代”小说的诞生。

同样，对具有丰富的地理知识的现代读者来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恐怕要令怀有“探险”期待的读者失望了。对这部书，海明威曾评论到：“一切现代美国文学来自一本书,即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这是我们所有书中最好的。一切美国文学来自这本书，在它之前或在它之后，都不曾有过能与之媲美的作品。”［3］他对此书不吝词语的推崇，或者包含有这样的判断：它开启了一个寻求真理的时代。我们显然不能以单纯的“流浪―探险”小说来片面解读它。从表面看，这部小说以哈克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流浪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了一系列的人物和故事，客观上反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纷繁复杂的社会：有黑奴问题(人权问题)、人性问题(善与恶)等，还有属于社会的其他的问题，但它本质上反映的是“人”自身的困惑和迷惘，是真理散失之后对真理的追求，是对“自我”存在的观照。这种观照也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方面。“从人类意识最初萌芽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4］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真正意义的“现代”小说。“流浪―探险”模式因此在现代又衍生出一个“寻找”的模式(“寻宝”小说的变体)：寻找人生的真谛和价值。这部小说以外在的历险来表现人对自身生存意义的探求。整部小说，表现了人类为了寻找精神家园而进行的不懈追求。哈克在河流上漂流的过程，其实就是对精神家园的寻找过程。从哈克逃离父亲开始，到最后哈克继续自己的漂流结束，其基本模式就是“寻找”。对家园的追寻正是“现代”小说的基本精神特质。陆地象征了“家园”，河流象征了人类漂泊无定的命运。哈克从河流的上游一路漂来，经过一个个的村镇，一件件事情，认识到了家园的虚┩――家园并不存在(虽然在哈克的世界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积极的因素)。陆地上的荒诞事件：道格拉斯寡妇不厌其烦的教育，家族的连环仇杀，骗子大行其道，白人对黑人的压迫等证明的是世界的整体性荒诞。所以哈克不得不一次次回到河流上，也只有在河流上，哈克才感到了安全。相对于陆地的“恐怖”“荒唐”经历，小说以哈克的口气抒情般地写到河流：“ 两三个昼夜过去了；我想不如说是流过去了，它们那么宁静、平安、甜美地滑了过去。(十九章)”对河流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河流给了他无穷快乐的感受。这种感受，无疑是陆地所不能给予的。陆地对于哈克来说，意味着限制和束缚，对于黑人吉姆来说，甚至是恐怖的地狱。但是，河流并不是永恒的伊甸，它只是哈克暂时的避难之所。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视野的开阔，关于“自然”探险的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而许多“探险”主题更多涉及对人类自我创造的社会的认识：之所以仍然是“探险”，表明了人类对异化问题的警惕，对异化的本能的反抗，内在的，还包含有对理想社会寻找的意图，因此，“流浪―探险”是和“流浪―寻找”分不开的。

现代著名作家卡夫卡的小说《城堡》就是以“流├恕寻找”为模式的。这部小说的主题正像他的格言所说的那样：“目标是有的，但是没有路，我们称之为路的，其实只是彷徨。”卡夫卡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明了人的孤独与恐惧以及人生的荒谬，这正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精神实质。主人公K对进入城堡之路的探寻，既是对已经变异了的社会的探险，又是对人生之路的追寻。

有学者指出，所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实质是指，“‘上帝死了’之后，因为落入了现代性的孤独而有了对文学的现代主义的理解，中国的文学家则是在‘圣人死了’之后、因为落入现代的孤独而有了对文学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解。”［5］

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以“流浪―探险”模式表现“上帝死了”之后、人类的精神困境之时，中国优秀的小说家表现的也是自己的信仰失却之后的生存的尴尬。但是，由于中西作家精神、文化背景的差异，“流浪―探险”小说模式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

中国人长期存在的自我中心观念影响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探求，相比于西方，“流浪―探险”类小说在我国并不发达。但我国一向不缺乏“记游”的文学作品，所以“流浪”在我国是以“记游”的方式出现的。由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影响，早期“此类作品中的‘自我’在作品中都不是那么浪漫主义地突出”。但是研究者发现，“在明末的小品文和清代的小说中，又逐渐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即普实克称之为‘主观性和个人性’探索自我的倾向。”［6］71这种倾向和西方近现代对自我的探索是一致的。

在近代的奇书《老残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漫游者的形象“老残”，小说通过老残来带领读者游历四海，观察社会，批判社会。许多人因此把《老残游记》视为“谴责”小说，这是比较笼统的。实际上，作者是抱着美好的想象去揭露当时的现实的。小说第一章写“蓬莱阁”，蓬莱，是中国文化中对仙境的想象。这正表明了作者对未来的信念。刘鹗的时代，虽然封建社会日趋衰微，但士人并未完全失却信心。同样，《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哈克目睹了社会的种种弊端，他像老残一样，仍然对社会怀有温情的想象：在哈克和吉姆的交往中，不时有人性的闪光，“正义”“忠诚”“友谊”等无处不在。在“国王”和“公爵”冒充威尔克斯先生诈骗钱财的时候，全村人对他深信不疑，只有一个罗宾逊医生指出了他们的真实面俊―“罗宾逊医生代表的是人类的理性因素，这是马克•吐温越来越强烈认同的一个因素。”［7］在故事结束的时候，沃森小姐良心发现，给黑人吉姆以自由。“逃亡”失去动力，哈克继续流浪，故事戛然结束。也许有论者认为，这样的结尾表明作家社会批判意识不够彻底。试想作家生活的时代尽管有各种问题，但资本主义仍然处于上升时期，怀有美好的想象也属正常。所以，鲜明的现代主义的主题不是一开始就在中西小说中自然地出现的，它必然要经过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要经历认识深化的过程。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矛盾的进一步暴露，理性因素与正面价值在此类小说中就愈发稀薄了。20世纪初，是中国“圣人死了”以后，新的信仰还没有建立的时代，一代知识分子苦苦求索救国道路而不得。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在中西文化的合力影响下，出现了“流浪―寻找”这一变体。哈克在大河上的游历具有明确的目标，一是逃离社会对自己的束缚(教化)，二是帮助黑人吉姆逃亡。它内在地是关于个人“自由”的言说。现代中国的一些“流浪”小说，人物的旅行更像是没有目标的漫游，他们的毫无目标的漫游其实是面对残破的国家无计可施的绝望情绪的外化。郁达夫的小说就是如此。它的很多作品都是以“流浪”为叙述模式的，如《南迁》《中途》等。李欧梵评论说：“郁达夫的旅行却只是在偶然地、无益地寻求着这意义，而且往往是在途中停止于无意义之中，相比之下，郁达夫的独行旅客是真正孤独的，他浮沉于一个他所不能理解的紊乱的世界之中。”［6］75鲁迅的经典小说《故乡》也是“流浪”模式，钱理群先生以“离去―归来―离去”模式［8］分析这篇小说，剖析了一代知识分子彷徨苦闷的生存现实。这个模式其实就是“流浪―寻找”模式的不同的表述：知识分子辗转漂泊无非是要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过去士人所信奉的“圣人圣言”已经不再，而新的流行的种种“主义”也殊可怀疑，留在心头的只有迷惘与彷徨了！鲁迅之所以是伟大的作家，甚至是伟大的思想家，在于他已经看到了新价值理想的虚妄，但并不因此而菲薄：“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种反抗绝望的精神特质固然令人崇敬，但他不得不独自承担这沉甸甸的重量，承担这“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王晓明语)

“流浪”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模式，它表征了人类对世界的不懈探索，由它衍生的小说话题是说不尽的。我们从哈克的流浪谈到了余华小说中“我”的旅行，其目的无非是要在社会变动的背景下，揭示出“自我”主题的历程。早期的“自我”中的理性的存在，到后来小说中自我的迷失；西方现代小说对“形而上”的追求到中国作家对社会一以贯之的责任感，巨大鸿沟的背后是历史和文化所造成的内在差异。

［参考文献］

［1］ 王晓伦.地理探险、地理学与西方文化［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03).

［2］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7.

［3］ 宁倩.美国文学名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106.

［4］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6.

［5］ 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A］.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259.

［6］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7］ Alexander J Butrym.《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及相关作┢罚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