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调研方法汇总十篇

时间:2024-03-26 14:41:17

环境调研方法

环境调研方法篇(1)

环境设计应创造符合普通民众生活及发展需要的可持续性场所,而不是满足少数人所需要的“奢侈品 ”,通过观察,营造更加贴近普通民众的公平的社会公共环境;引导多元价值取向,提倡个人使用、适可而止!

设计前期调研是设计的第一步工作。设计师在资料收集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整理,形成合理的设计概念,从而为后面的设计工作提供充分的依据。考现学,是日本的一个现代学派,是从博物学延伸而来的一门学科,最初创立者是日本的今和次郎。它以现代社会现象为对象,根据特定场所、时间,有组织性的进行调查、研究,对世相、风俗进行分析、解说的一门学问,近些年对中国的调研方法论影响非常大 [2]。

一、环境设计调研方法

(一)描绘记录。在今和次郎对“起居室、餐厅、卧室物品调查”中,用描绘记录的方式对生活空间中的每一件物品做了详细的描述,包括空间的尺寸、方位,家具摆放位置,以及家具内部使用情况和放置的具体物品等 ......在手绘图形旁配有文字说明。通过手绘调研图,可以对居住者的生活喜好、文化职业背景等影响居住者习惯的内在因素进行全面了解。从而为详细分析人的行为习惯、生活习惯提供了信息,为环境设计提供了依据。只有基于空间使用者生活习惯、文化背景的设计,才能让使用者有空间归属感,才是设计所追求的以人为本,而不是停留在视觉层面上的形态。

(二)路上观察。路上观察法是考现学的延续。日本舞台设计家妹尾河童为了明晰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偏远地区书店营销方式,他从书的印刷、运输方式、运输路线,书籍分配方式等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观察。并且对书籍经营者进行了访谈,了解到决定书店运营模式的因素。正是基于细致的观察、系统的调研,才能为书店的选址、经营规模、营销理念、设计定位等提供充足的设计依据,使设计更加准确,确保了设计更优化,回归到:“设计应从环境资源使用方面进行创意、应该为保护环境的有限资源服务。 ”的议题上来。

二、环境设计调研实践

2016年8月,笔者参加了“中国秘境绘访――黔东南侗寨写生调研游学活动”深入当地农家对生活、生产用品进行观察和调研。对其功能、比例、材质和使用方法进行记录。“农具(侗语 gòng)”采集于黔东南一户居民家。通过访谈,了解到物件的名称发音间于 gòng和gàng之间,尾音较长,是稻谷加工的主要器具。 gòng由当地专门石匠来制作,对石材的选择严格,制作需要足够的耐心。通过调研发现:生活道具是在地民众生活智慧的结晶,通过一个老物件来了解一个地区的日常,认识一个地区的生活美学――“平民设计,日用即道”。

(一)调研以描绘记录的方式进行资料的采集,并且为了日后更加直观的呈现考察对象,结合照片拍摄进行补充。

(二)为了弄清楚农具的具体作用以及使用方法,对农家进行了访谈。得知了稻谷加工技术的演变和发展。

(三)通过入户调研,了解了当地农家的生活及生产方式,为下一步的“居住空间改造设计”提供了依据。

调研,不仅仅是停留在对现实状态的摹写,更多的是对文化的思考,对现状以及现状成因的分析,因为,只有深入了解居民生活现状,现状成因和背景文化,才能使设计富有内涵,从而更贴近生活。

三、环境设计调研整理

在“山西省工业遗址的保护与限定性研究”课题中,笔者以考现学为基本调研方法,积累了设计前期丰厚的第一手资料。

调研主要运用手绘、拍摄的方式从考现学的视角进行路上观察,收集相关信息。首先了解山西省境内工业遗址分布情况、开发使用情况并且进行评价。选取具有典型社区特征的“晋华纺织厂”作为研究对象,了解场地区位和场地平面,做成平面图。然后对相关场所进行五感观察,观察场地周边居民的行为痕迹寻找社区文化建设的立脚点。研究小组选择周末和非周末的时间对场地进行人群活动的注记,并整理分析,得出场地周边居民活动的范围、活动特征以及活动规律;分析场地周边居民的构成情况以及文化程度和v史背景。

研究小组对“晋华纺织厂”周边居民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分别以年龄层次和活动特征作为划分依据。对每一类人群进行行为环节的分析和采访,了解目标用户对于场地的需求以及现有场地存在的问题。同时寻找类似的社区空间进行同类型比较,吸收其他社区的优点长处。最后,对“晋华纺织厂”做6W的分析,完成人物角色模型,并分析现有场地历史背景、布局、分区到微观的按人群需要所存在的具体问题。

通过调研了解存在的问题后,对“晋华纺织厂”的场地及周边的改良规划、并按照不同人群的活动需求的改良设计,提供了非常充实的参考依据。

总结

设计调研是设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科学深入的调研方法可以从使用者的文化、生活习惯、行为特征以及等方面对环境空间进行合理的设计,回归设计的最根本――以人为本!

注释:

[1] 维克多.帕帕奈克(美).为真实的世界设计[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1.

[2]陈国栋于“中国秘境绘访――黔东南侗寨写生调研游学活动”名为《立场――观察、记录、整理》的讲座

环境调研方法篇(2)

关键词: 城市环境; 地球化学调查; 生态评价; 污染指示物

 

自上世纪60 年代系列公害事件发生后, 环境问题已成为倍受各国关注的国际性的重大问题。作为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区域, 其环境状况早已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一些地球化学研究相继集中在城市区域。目前,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已在世界各地展开, 如亚洲的香港[1]; 欧洲的伦敦[2]、柏林市[3], 非洲的哈博罗内市[4]。调查的目的在于查明市区的污染水平及郊区的“背景值”, 区分鉴定不同的污染源, 评价城市环境的生态效应, 研究城市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1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技术路线

1.1 采样点布置方案

目前, 国外的城市环境调查一般在两个区域进行, 即郊区和城区。在郊区的调查一是为了确定城区的背景值, 二是获得城- 郊地理变化区域内元素分布的地球化学变化梯度。如lind等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调查土壤重金属的含量时, 以城市最繁华地带为中心, 分带布置样点, 带距为0~3km, 3~9km 和>9km[5];birke 等在德国柏林市的调查中就包括大范围的郊区区域[3]。通过对比城- 郊区的地球化学特征来揭示人类活动对城区地球化学环境状况的影响程度。

为了调查城市不同区域内的环境地球化学状况,研究不同的用地类型对元素分布的影响, 分别在城市的不同功能区域分类取样, 即: 郊区土壤、工业区土壤、居民区土壤、商业区土壤和农业土壤[3- 5]。主要采集表层土壤(0~5cm)。在不同类型区域内选择代表性点位取垂向土壤剖面样品。城区的土壤难以实现均匀的网格化取样, 一般按公园和绿地的分布随机布置取样点。

1.2 采样介质

环境地球化学的采样介质包括土壤、大气、水、水系沉积物、生物样等。但目前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主要集中在土壤、大气颗粒物(或气溶胶)、大气降尘等三种。其中较常用的是采集和分析城市浅层土壤样和降尘样。

在街道两边或高层建筑物顶部收集降尘并结合地面土壤是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主要方法。如rasmussen等在渥太华市内取居室内灰尘、附近的街道降尘和公园土壤进行比较来研究该市的环境质量[6]。降尘和土壤对比调查, 即可查明元素在不同介质中的污染水平, 还有助于分析污染物的来源。

2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的解释与评价

2.1 城市环境的地球化学解释

城市环境调查结果的地球化学解释是指对城市环境中重金属元素的分布特征、成因及其来源进行解释,毕业论文 研究元素地球化学分布模式、迁移转化规律和机理, 建立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成果解释体系。

2.1.1元素来源判别

对城市环境中污染物的来源及成因进行分析判断是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重要内容。多元统计方法在研究城市环境的物源判断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并以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为主[7- 9]。不同来源的元素在因子分析中常常进入不同的主因子或表现为聚类分析中的不同元素组合, 根据元素的组合特征来区分元素的来源。如manta 等在意大利的城市土壤中发现了cu、pb、zn人为源的因子组合, 而v, ni, mn, co等元素作为自然源进入另一因子, 并在聚类分析中组合在一起[8]。

城市环境物源判断的另一重要方法是富集因子(ef)法, 它是一种能反映不同地质环境的化学元素比率方法, 用代表陆地来源的元素(如al、ti、zr 和稀土元素等)和代表海洋源的元素(na)作为参考元素对样品中的元素含量进行标准化, 以平抑自然差异对元素含量的影响, 在此情况下出现的较高的富集因子值即意味着人为源的存在, 这种方法在环境地球化学判断

元素来源及富集程度中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10- 11], 特别是在大气颗粒物或气溶胶介质中的应用效果尤为显著。其计算公式为[11]:

ef 海(x)=( x/na) 气/( x/na) 海(1)

ef 壳(x)=( x/na) 气/( x/na) 壳(2)

其中, 公式(1)为判断海洋源的计算公式, 以na为参考元素; 公式(2)为陆地源的计算公式, 以al 为参考元素。(x/na)气、(x/na)海、(x/na)壳分别代表元素x在大气颗粒物、海水及地壳中的含量。

通常将ef>10 作为大气颗粒物的人为源标志。但在粒径为2.5μm 的大气颗粒物中, ef>5 即为人为源的标志[12]。

2.1.2元素分布类型及成因

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含量普遍偏高, 但在不同的城市中变化很大, 这依赖于城市的历史年代、经济发达程度、硕士论文 不同的用地类型、汽油的添加济成分、车辆元件的组成等, 在城市环境元素分布及成因的解释中应综合分析以上各种因素。城市交通是产生重金属元素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cu 通常是汽车润滑剂的组分, 而pb 曾一度是汽油的防爆剂, sb 可以作为闸垫材料。因此, 交通是城市中cu、pb、zn、sb 等元素的主要来源。romic 等发现, 燃烧和道路交通, 尤其是轮胎的磨损和消耗是城市区域内cd 的主要污染源[7];moller 等在大马士革调查时认为交通是表层土壤中cu、pb、zn 等重金属元素富集的主要原因[9]。与历史久远的工业化城市相比, 相对年轻的城市具有较低的重金属含量, 如非洲的哈博罗内市[4]比悠久的重工业城市伦敦[2]、柏林[3]的表层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偏低[9], li 等发现, 城市公园土壤中cu, pb和zn 的含量与公园的年龄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1],即城市历史越长, 重金属含量越高。元素在表层土壤中的分布明显依赖于城市用地及工业类型, 如birke 等[3]在柏林市调查中发现, al,k, si, na, sc 和ti 主要是自然源, 即与母质的组成有关; 工业区域倾向于被cu, cd, zn, pb, hg 污染; 农业区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和污泥, 富集cd, f, cr, hg, ni,zn 和p 元素。尽管非洲的哈博罗内市比较年轻, 但它的不同区域仍然受cr, co, ni, cu, zn 和pb 等元素不同程度的污染。如城市中心和工业区的co, cu, pb,zn 等元素污染, 农业土壤中的cr,ni 污染, 居民区及工业区的zn 污染[4]。

2.2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评价

2.2.1污染程度评价

将郊区土壤背景值与城市各功能区含量进行比较是了解城市环境污染水平最常用、最直接的方法。如瑞典斯德哥你摩市hg 在市中心土壤中的含量是郊区背景值的20 倍, pb 和zn 在市区中的含量也远远高于背景值[5]; 在柏林老工业区, cu 的最大值是背景值的2050 倍, cd 是1638 倍, hg 是1780 倍[3]。通过同一城市不同功能区内元素含量的对比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对比, 也常用来评价城市环境的污染水平。

农业土壤与城区内土壤不同, 除了农用化学品外,大气沉降、污水灌溉、垃圾填埋场等都会对农田中的重金属积累产生重要影响。对这部分的污染评价, 比较有效的评价方法是地质积累指标法(igeo)和富集因子法(ef)。对大气污染物的评价, 富集因子法尤为有效。

2.2.2生态效应评价

( 1) 气溶胶的生态效应评价。大气固体悬浮物的粒径大小具有来源特征, 粗粒源于陆地尘埃, 而细粒源于燃料的燃烧[13]。颗粒越细, 危害越大, 极细的颗粒物可通过呼吸进入人体, 粒径小于10μm (pm10), 尤其是小于<2.5μm(pm2.5)的粒子, 会导致哮喘, 甚至死亡[14]。因此, 生物圈气溶胶中的重金属含量具有高度的生态风险性。

( 2) 元素生物有效性评价。研究元素生态效应的常规方法是连续偏提取法, 在城市环境调查中, 也有相关的研究实例, 如zhai等调查发现, 医学论文 由交通引起的人为源的pb主要以有机质吸附和铁- 锰氧化物态存在[4]; 香港和伦敦的路尘中, pb, zn主要以铁锰氧化物相存在, cu主要以有机质吸附态存在[15]。影响降尘中元素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是降雨的ph值。一般情况下,在较低ph条件下元素易于溶解, alloway等报道其可溶性cd平均为总量( 降尘量) 的60%[16]; 这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输入的硫和氮的氧化物使雨水酸化。因此,在易出现酸雨的城市区域具有较大的生态风险性。

3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应解决的重点问题

3.1 开展城市环境的立体空间调查

目前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主要集中在土壤和大气, 缺乏系统的地下水及地表水资料。在城市环境的地球化学元素循环过程中, 起源于自然地质作用和人类活动的元素在土壤- 大气- 水- 生物系统内迁移转化, 借风力作用进入大气中的元素通过干湿沉降进入土壤和水体。世界各国所进行的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 获得了大量土壤和大气颗粒物等方面的资料, 但结合水体和生物样的调查不多。如果采样介质涵盖环境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环境因子, 将有助于综合分析重金属元素在城市环境系统中的迁移转化规律, 建立元素在城市环境系统中的循环演化模型。

3.2 确定城市环境调查的污染指示物

城市区域内浅层土壤样及农业土壤深、浅层样是目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城市环境调查指示物, 但是,以何种粒度的样品作为指示物尚没有统一。birke等在柏林市的土壤调查中分析了<2mm粒度样品[3], 职称论文 而有的作者用沉积物中<2μm的粘土组分进行污染评价, 而用<63μm的泥粒作相态分析[17]。细粒组分含有更多的粘土矿物和有机质, 对重金属元素的吸附力强, 使重金属元素倾向于在细粒组分中富集[1], 所以表层土壤的细粒组分, 如<63μm适于作为污染评价的指示物。

其次是大气颗粒物或是气溶胶。由工业排污、燃料燃烧、机动车交通等引起的污染物, 多以气态、颗粒物或气溶胶等形式存在[5]。一般情况下, 污染物含量依赖于粒径大小, 颗粒越细, 越具有毒性效应[16], 因此fairley等认为, pm2.5适于作为颗粒物质引起的风险评估[17]。

另外, 重金属通过自然作用和人类活动进入大气圈, 它们主要以分子或颗粒物形式通过大气圈进行大规模的迁移[18]。在英国城市区域内cd 的大气沉降速率为3.9~29.6g/hm2·a, 郊区为2.6~19g/hm2·a[7]。所以,城市区域内的表层土壤和路边尘土是大气沉降污染的有效指示物。

3.3 城市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

城市环境质量标准是城市环境污染评价、城市环境监测、保证大众身心健康的重要依据, 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 依赖于大量的调查资料、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实验结果。上已述及,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指示物包括表土、降尘、大气颗粒物等, 不同的指示物应有各自的限度值。2000年,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大气质量标准, 如pb, cd的大气质量标准分别为500, 5ng/m3(who, 2000)。作为城市环境污染重要指示物的尘埃及表土等介质中的污染限度值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参考文献]

[1] xiangdong li, chi - sun poon, pui sum liu.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of urban soils and street dusts in hong kong [j]. applied geochemistry, 2001,16 : 1361- 1368.

[2] thorntoni. soils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m]. blackwell, bullock p., gregory p.j. (eds.), 1991.

[3] birke m, rauch u. urban geochemistry: investigations in the berlin metropolitan area[j].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and health, 2000,22: 233- 248.

[4] zhai m, kampunzu h a b, modisi m p, et al. distribution of heavy metals in gaborone urban soils (botswana)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oil pollution and bedrock composition [j]. environmental geology,2003,45:171- 180.

[5] lind m, bengtsson h. concentrations and pools of heavy metals in urban soils in stockholm, sweden[j]. water, air and soil pollution, 2001,1: 83- 101.

[6] rasmussen p e, subramanian k s, jessiman b j. a multielement profile of housedust in relation to exterior dust and soils in the city of ottawa, canada[j]. 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01, 267: 125- 140.

[7] romic m, romic d. heavy metals distribution in agricultural topsoils in urban area[j]. environmental geology,2003,43:795- 805.

[8] manta d s, angelone m, bellanca a, et al. heavy metals in urban soils: a case study from the city of palermo(sicily),italy [ j ] . 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 2002 :229- 243.

[9] moller a, müller h w, abdullah a, et al. urban soil pollution in damascus, syria: concentrations and patterns of heavy metals in the soils of the damascus ghouta[j]. geoderma,

2005,124: 63- 71.

[10] mustafa y, semra t, namik k, et al. atmospheric trace elements in ankara, turkey:1. factors affecting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fine particles[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0, 34: 1305- 1318.

[11] chabas a, lefevre r a. chemistry and microscopy of atmospheric particulates at delos[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2000, 34: 225- 238.

[12] gao y, nelson e d, field m p,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atmospheric trace elements on pm2.5 particulate matter over the new york- new jersey harbor estuary[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2,36:1077- 1086.

[13] günter j k, komarnicki. lead and cadmium in indoor air and the urban environment[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05, 136:47- 61.

[14] dockery d w, pope c a. acute respiratory effects of particulate air pollution. annual reviews of public health[j].atmospheric environment ,1994,35:2045- 2051.

[15] wang w h, wong m h, leharne s, et al. fractionation and biotoxicity of heavy metals in urban dusts collected from hong kong and londonp[j].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and health ,1998, 20:185- 198.

环境调研方法篇(3)

中图分类号 K903;P9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09-0308-02

Abstract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urvey is necessary precondition for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nd provides effective indemnification for the ration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us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it is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comprehensive control over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Many researches on the survey methodology of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ad been discussed and researched,they are mainly based on geostatistical methods,their developments and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are relatively mature at domestic and foreign.By summing up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uch methods,it is very useful for clear-cutting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such methods.

Key words geostatistical;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urvey methodology

资源环境的产生是由人们对自然资源到环境资源认识的一种深化,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都构成人类生存的环境因子。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可供人类利用的表现为各种相互独立的静态物质和能量,而环境资源则是静与动的统一体,这些资源包括矿产能源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草地资源、野生动物资源、再生资源、环境资源等。这些资源环境的损失评估、规划管理、保护决策等都离不开对这些资源的调查和监测,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资源环境调查领域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法。目前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成果能够实现详尽的调查监测方法,并最终优化样点布设方案,如传统的调查方法、基于地统计的调查方法、基于计算机模拟的调查方法等;所采集的数据经过人工数字化录入或者基于物联网的数据采集系统智能录入数据库等,然后运用地统计学相关技术绘制数据插值获取区域内相关数据的全局变化图或者趋势图等,为相关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持。

1 地统计学概述

1.1 理论基础

矿物学家 D.R.krige最早将地统计学应用于南非金矿的查找工作中,而该方法的理论是法统计学家G.Matheron 创立的,有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作为基础,即在二阶平稳假设和本征假设的前提下,将区域化变量作为基本概念,以变差函数为工具,通过基本公式如估计方差、离散方差等的计算实现克里格方法。

地统计学理论的提出为资源环境调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并促使这些方法在地统计学理论的蓬勃发展下越来越完善[1-3],发展至今,理论技术已经非常坚实,实用的数学工具数量也非常多。地统计学的应用非常广泛,能够对空间数据进行最优无偏内插,模拟空间数据的离散性及波动性,研究空间分布数据的结构性和随机性、空间相关性和依赖性、空间格局与变异。

1.2 发展及应用

地统计学的组成部分有2个,分别为分析空间变异与结构的变异函数及其参数和空间局部估计的Kriging(克里格)插值法,广泛应用于土壤、地质、生态、地球物理等方面。在气象领域的主要应用是使用Kriging法进行降水、温度等要素的最优内插的研究及气候对农业影响方面的研究。在资源环境调查方法的设计中,较为流行的方法是克里金方法。国内外很多学者结合已有的方法和日趋成熟的地统计理论创造出了大量的设计方法和评价指标,前者如随机选择法(Naive)[4]、枚举法(Enumeration)[5]、序贯法(Sequential Selection)[6]、模拟退火法(Simulated Annealing,SA)[7-9]、空间均衡布样(Generalized Random Tessellation Stratified,GRTS)[10]、适应性抽样(Adaptive Cluster Sampling)[11]等,后者如Kriging方差最小化准则(Minimization of the Ordinary Kriging Variance,MOKV)[12]、WM准则(Warrick-Myers-criterion)[13]、平均最短距离最小化准则(Minimization of the Mean of the Shortest Dista-nces,MMSD)[7,14-15]、极大熵准则(Maximum Entropy,ENT)[16]、分形维度(Fractal dimension)[17]、均方距离准则(Mean squared distance to sides,vertices,and boundaries)[18]等。这些指标和方法在生态[19]、海洋[20]、渔业[21]、林业[22]、农业[23]、人口健康调查[24]、环境[25]、土壤[26]以及水资源[27]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6] JOURNEL A G.Nonparametric geostatistics for risk and additional samp-ling assessment[J].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Sampling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1988:45-72.

[7] SIMBAHAN G C,DOBERMANN A.Sampling optimization based on sec-ondary information and its utilization in soil carbon mapping[J].Geod-erma,2006,133(3):345-362.

[8] WIENS D P.Robustness in spatial studies ii:minimax design[J].Envi-ronmetrics,2005,16(2):205-217.

[9] PAPRITZ A,WEBSTER R.Estimating temporal change in soil moni-toring:II.Sampling from simulated fields[J].European Journal of Soil Science,2005,46(1):13-27.

[10] STEVENS D.Variable density grid-based sampling designs for contin-uous spatial populations[J].Environmetrics,1997,8(3):167-195.

[11] THOMPSON S K.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iciency of adaptive cluster sampling[M].Center for Statistical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94.

[12] BERTOLINO F,LUCIANO A,RACUGNO W.Some aspects of detection networks optimization with the kriging procedure[J].Metron,1983,41(3):91-107.

[13] WARRICK A,MYERS D.Optimization of sampling locations for variog-ram calculations[J].Water Resources Research,1987,23(3):496-500.

[14] WEBSTER R,OLIVER M A.Geostatistics for environmental scientists[M].Wiley,2007.

[15] JW V G,W S,A S.Constrained optimisation of soil sampling for minim-isation of the kriging variance[J].Geoderma,1999,87(3):239-259.

[16] BANJEVIC M,SWITZER P.Optimal network designs in spatial statistics[J].Department of Statistics,Stanford University,2004:1-14.

[17] HASTINGS H M,SUGIHARA G.Fractals.A user's guide for the natural sciences[J].Oxford Science Publications,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8] STEVENS JR D L.Spatial properties of design-based versus model-based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sampling;proceedings of the Proc-eedings of Accuracy 2006[C]//The 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patial accuracy assessment i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06.

环境调研方法篇(4)

自上世纪60 年代系列公害事件发生后, 环境问题已成为倍受各国关注的国际性的重大问题。作为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区域, 其环境状况早已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一些地球化学研究相继集中在城市区域。目前,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已在世界各地展开, 如亚洲的香港[1]; 欧洲的伦敦[2]、柏林市[3], 非洲的哈博罗内市[4]。调查的目的在于查明市区的污染水平及郊区的“背景值”, 区分鉴定不同的污染源, 评价城市环境的生态效应, 研究城市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1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技术路线

1.1 采样点布置方案

目前, 国外的城市环境调查一般在两个区域进行, 即郊区和城区。在郊区的调查一是为了确定城区的背景值,论文 二是获得城- 郊地理变化区域内元素分布的地球化学变化梯度。如lind等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调查土壤重金属的含量时, 以城市最繁华地带为中心, 分带布置样点, 带距为0~3km, 3~9km 和>9km[5];birke 等在德国柏林市的调查中就包括大范围的郊区区域[3]。通过对比城- 郊区的地球化学特征来揭示人类活动对城区地球化学环境状况的影响程度。

为了调查城市不同区域内的环境地球化学状况,研究不同的用地类型对元素分布的影响, 分别在城市的不同功能区域分类取样, 即: 郊区土壤、工业区土壤、居民区土壤、商业区土壤和农业土壤[3- 5]。主要采集表层土壤(0~5cm)。在不同类型区域内选择代表性点位取垂向土壤剖面样品。城区的土壤难以实现均匀的网格化取样, 一般按公园和绿地的分布随机布置取样点。

1.2 采样介质

环境地球化学的采样介质包括土壤、大气、水、水系沉积物、生物样等。但目前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主要集中在土壤、大气颗粒物(或气溶胶)、大气降尘等三种。其中较常用的是采集和分析城市浅层土壤样和降尘样。

在街道两边或高层建筑物顶部收集降尘并结合地面土壤是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主要方法。如rasmussen等在渥太华市内取居室内灰尘、附近的街道降尘和公园土壤进行比较来研究该市的环境质量[6]。降尘和土壤对比调查, 即可查明元素在不同介质中的污染水平, 还有助于分析污染物的来源。

2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的解释与评价

2.1 城市环境的地球化学解释

城市环境调查结果的地球化学解释是指对城市环境中重金属元素的分布特征、成因及其来源进行解释,毕业论文 研究元素地球化学分布模式、迁移转化规律和机理, 建立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成果解释体系。

2.1.1元素来源判别

对城市环境中污染物的来源及成因进行分析判断是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重要内容。多元统计方法在研究城市环境的物源判断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并以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为主[7- 9]。不同来源的元素在因子分析中常常进入不同的主因子或表现为聚类分析中的不同元素组合, 根据元素的组合特征来区分元素的来源。如manta 等在意大利的城市土壤中发现了cu、pb、zn人为源的因子组合, 而v, ni, mn, co等元素作为自然源进入另一因子, 并在聚类分析中组合在一起[8]。

城市环境物源判断的另一重要方法是富集因子(ef)法, 它是一种能反映不同地质环境的化学元素比率方法, 用代表陆地来源的元素(如al、ti、zr 和稀土元素等)和代表海洋源的元素(na)作为参考元素对样品中的元素含量进行标准化, 以平抑自然差异对元素含量的影响, 在此情况下出现的较高的富集因子值即意味着人为源的存在, 这种方法在环境地球化学判断

元素来源及富集程度中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10- 11], 特别是在大气颗粒物或气溶胶介质中的应用效果尤为显著。其计算公式为[11]:

ef 海(x)=( x/na) 气/( x/na) 海(1)

ef 壳(x)=( x/na) 气/( x/na) 壳(2)

其中, 公式(1)为判断海洋源的计算公式, 以na为参考元素; 公式(2)为陆地源的计算公式, 以al 为参考元素。(x/na)气、(x/na)海、(x/na)壳分别代表元素x在大气颗粒物、海水及地壳中的含量。

通常将ef>10 作为大气颗粒物的人为源标志。但在粒径为2.5μm 的大气颗粒物中, ef>5 即为人为源的标志[12]。

2.1.2元素分布类型及成因

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含量普遍偏高, 但在不同的城市中变化很大, 这依赖于城市的历史年代、经济发达程度、硕士论文 不同的用地类型、汽油的添加济成分、车辆元件的组成等, 在城市环境元素分布及成因的解释中应综合分析以上各种因素。城市交通是产生重金属元素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cu 通常是汽车剂的组分, 而pb 曾一度是汽油的防爆剂,可以作为闸垫材料。因此, 交通是城市中cu、pb、zn、sb 等元素的主要来源。romic 等发现, 燃烧和道路交通, 尤其是轮胎的磨损和消耗是城市区域内cd 的主要污染源[7];moller 等在大马士革调查时认为交通是表层土壤中cu、pb、zn 等重金属元素富集的主要原因[9]。与历史久远的工业化城市相比, 相对年轻的城市具有较低的重金属含量, 如非洲的哈博罗内市[4]比悠久的重工业城市伦敦[2]、柏林[3]的表层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偏低[9], li 等发现, 城市公园土壤中cu, pb和zn 的含量与公园的年龄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1],即城市历史越长, 重金属含量越高。元素在表层土壤中的分布明显依赖于城市用地及工业类型, 如birke 等[3]在柏林市调查中发现, al,k, si, na, sc 和ti 主要是自然源, 即与母质的组成有关; 工业区域倾向于被cu, cd, zn, pb, hg 污染; 农业区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和污泥, 富集cd, f, cr, hg, ni,zn 和p 元素。尽管非洲的哈博罗内市比较年轻, 但它的不同区域仍然受cr, co, ni, cu, zn 和pb 等元素不同程度的污染。如城市中心和工业区的co, cu, pb,zn 等元素污染, 农业土壤中的cr,ni 污染, 居民区及工业区的zn 污染[4]。

2.2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评价

2.2.1污染程度评价

将郊区土壤背景值与城市各功能区含量进行比较是了解城市环境污染水平最常用、最直接的方法。如瑞典斯德哥你摩市hg 在市中心土壤中的含量是郊区背景值的20 倍, pb 和zn 在市区中的含量也远远高于背景值[5]; 在柏林老工业区, cu 的最大值是背景值的2050 倍, cd 是1638 倍, hg 是1780 倍[3]。通过同一城市不同功能区内元素含量的对比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对比, 也常用来评价城市环境的污染水平。

农业土壤与城区内土壤不同, 除了农用化学品外,大气沉降、污水灌溉、垃圾填埋场等都会对农田中的重金属积累产生重要影响。对这部分的污染评价, 比较有效的评价方法是地质积累指标法(igeo)和富集因子法(ef)。对大气污染物的评价, 富集因子法尤为有效。

2.2.2生态效应评价

( 1) 气溶胶的生态效应评价。大气固体悬浮物的粒径大小具有来源特征, 粗粒源于陆地尘埃, 而细粒源于燃料的燃烧[13]。颗粒越细, 危害越大, 极细的颗粒物可通过呼吸进入人体, 粒径小于10μm (pm10), 尤其是小于<2.5μm(pm2.5)的粒子, 会导致哮喘, 甚至死亡[14]。因此, 生物圈气溶胶中的重金属含量具有高度的生态风险性。

( 2) 元素生物有效性评价。研究元素生态效应的常规方法是连续偏提取法, 在城市环境调查中, 也有相关的研究实例, 如zhai等调查发现, 医学论文 由交通引起的人为源的pb主要以有机质吸附和铁- 锰氧化物态存在[4]; 香港和伦敦的路尘中, pb, zn主要以铁锰氧化物相存在, cu主要以有机质吸附态存在[15]。影响降尘中元素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是降雨的ph值。一般情况下,在较低ph条件下元素易于溶解, alloway等报道其可溶性cd平均为总量( 降尘量) 的60%[16]; 这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输入的硫和氮的氧化物使雨水酸化。因此,在易出现酸雨的城市区域具有较大的生态风险性。

3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应解决的重点问题

3.1 开展城市环境的立体空间调查

目前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主要集中在土壤和大气, 缺乏系统的地下水及地表水资料。在城市环境的地球化学元素循环过程中, 起源于自然地质作用和人类活动的元素在土壤- 大气- 水- 生物系统内迁移转化, 借风力作用进入大气中的元素通过干湿沉降进入土壤和水体。世界各国所进行的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 获得了大量土壤和大气颗粒物等方面的资料, 但结合水体和生物样的调查不多。如果采样介质涵盖环境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环境因子, 将有助于综合分析重金属元素在城市环境系统中的迁移转化规律, 建立元素在城市环境系统中的循环演化模型。

3.2 确定城市环境调查的污染指示物

城市区域内浅层土壤样及农业土壤深、浅层样是目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城市环境调查指示物, 但是,以何种粒度的样品作为指示物尚没有统一。birke等在柏林市的土壤调查中分析了<2mm粒度样品[3], 职称论文 而有的作者用沉积物中<2μm的粘土组分进行污染评价, 而用<63μm的泥粒作相态分析[17]。细粒组分含有更多的粘土矿物和有机质, 对重金属元素的吸附力强, 使重金属元素倾向于在细粒组分中富集[1], 所以表层土壤的细粒组分, 如<63μm适于作为污染评价的指示物。

其次是大气颗粒物或是气溶胶。由工业排污、燃料燃烧、机动车交通等引起的污染物, 多以气态、颗粒物或气溶胶等形式存在[5]。一般情况下, 污染物含量依赖于粒径大小, 颗粒越细, 越具有毒性效应[16], 因此fairley等认为, pm2.5适于作为颗粒物质引起的风险评估[17]。

另外, 重金属通过自然作用和人类活动进入大气圈, 它们主要以分子或颗粒物形式通过大气圈进行大规模的迁移[18]。在英国城市区域内cd 的大气沉降速率为3.9~29.6g/hm2·a, 郊区为2.6~19g/hm2·a[7]。所以,城市区域内的表层土壤和路边尘土是大气沉降污染的有效指示物。

3.3 城市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

城市环境质量标准是城市环境污染评价、城市环境监测、保证大众身心健康的重要依据, 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 依赖于大量的调查资料、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实验结果。上已述及, 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指示物包括表土、降尘、大气颗粒物等, 不同的指示物应有各自的限度值。2000年,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大气质量标准, 如pb, cd的大气质量标准分别为500, 5ng/m3(who, 2000)。作为城市环境污染重要指示物的尘埃及表土等介质中的污染限度值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参考文献]

[1] xiangdong li, chi - sun poon, pui sum liu.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of urban soils and street dusts in hong kong [j]. applied geochemistry, 2001,16 : 1361- 1368.

[2] thorntoni. soils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m]. blackwell, bullock p., gregory p.j. (eds.), 1991.

[3] birke m, rauch u. urban geochemistry: investigations in the berlin metropolitan area[j].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and health, 2000,22: 233- 248.

[4] zhai m, kampunzu h a b, modisi m p, et al. distribution of heavy metals in gaborone urban soils (botswana)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oil pollution and bedrock composition [j]. environmental geology,2003,45:171- 180.

[5] lind m, bengtsson h. concentrations and pools of heavy metals in urban soils in stockholm, sweden[j]. water, air and soil pollution, 2001,1: 83- 101.

[6] rasmussen p e, subramanian k s, jessiman b j. a multielement profile of housedust in relation to exterior dust and soils in the city of ottawa, canada[j]. 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01, 267: 125- 140.

[7] romic m, romic d. heavy metals distribution in agricultural topsoils in urban area[j]. environmental geology,2003,43:795- 805.

[8] manta d s, angelone m, bellanca a, et al. heavy metals in urban soils: a case study from the city of palermo(sicily),italy [ j ] . 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 2002 :229- 243.

[9] moller a, müller h w, abdullah a, et al. urban soil pollution in damascus, syria: concentrations and patterns of heavy metals in the soils of the damascus ghouta[j]. geoderma,

2005,124: 63- 71.

[10] mustafa y, semra t, namik k, et al. atmospheric trace elements in ankara, turkey:1. factors affecting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fine particles[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0, 34: 1305- 1318.

[11] chabas a, lefevre r a. chemistry and microscopy of atmospheric particulates at delos[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2000, 34: 225- 238.

[12] gao y, nelson e d, field m p,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atmospheric trace elements on pm2.5 particulate matter over the new york- new jersey harbor estuary[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2,36:1077- 1086.

[13] günter j k, komarnicki. lead and cadmium in indoor air and the urban environment[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05, 136:47- 61.

[14] dockery d w, pope c a. acute respiratory effects of particulate air pollution. annual reviews of public health[j].atmospheric environment ,1994,35:2045- 2051.

[15] wang w h, wong m h, leharne s, et al. fractionation and biotoxicity of heavy metals in urban dusts collected from hong kong and londonp[j].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and health ,1998, 20:185- 198.

环境调研方法篇(5)

中图分类号 S1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5)11-70-04

Abstract:Leakage of paddy field which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rice yield caused water pollution through soil nutrient leaching. Therefore,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leakage of paddy field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irstl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paddies leakage in farmland ecosystems. Secondly,introduces the regulation control measures and the commonly detection methods of paddies leakage. Finally,puts forward the rationalization proposal for improv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ddies leakage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improve yield,economize fertilizer,and decrease water pollution.

Key words:Paddy leakage;Nutrient leaching;Regulation control measures;Farmland ecosystems

水稻田土壤一般都具有渗漏特性,它主要受土壤条件、耕作施肥和田间管理措施等多重因素的影响[1]。丰产水稻研究表明,适宜的渗漏量,为灌一次水能保持3~5d,这样不仅不会造成过多的养分流失,还能使土壤环境得到有效更新,有利于水稻的生长发育[2]。此外,水稻田渗漏量的大小还直接影响农田氮磷养分的淋溶损失[3]。因此,水稻田渗漏量的监测、研究具有重要的生态和经济意义。监测水稻田的渗漏量,是制订合理水肥管理措施的前提,对于土壤养分的保持和水体环境质量的保护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分析了水稻田渗漏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并提出了几种水稻田渗漏量的测定方法及调控措施,以期对我国的水稻生产和农田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

1 渗漏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

1.1 渗漏对土壤氧化还原电位的影响 土壤Eh值是指土壤中物质之间进行氧化还原反应时所产生的电位值,可以作为水稻土壤通气性的衡量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土壤水分状况及其肥力水平。适宜的Eh值表明土壤具有良好的通气状态,土壤中氧含量适中,有利于水稻的生长发育。周明耀[4]等研究表明,水稻田的渗漏作用可将水中的溶解氧带入土壤中,水稻田土壤的氧含量与其渗漏能力呈正相关,因此,水稻田渗漏量越大,其土壤Eh值越高。烤田是水稻生产中一项重要的农业措施,通过烤田措施可使水稻田土壤通透性加强,增加水稻田的排水量,提高稻田土壤Eh值,有利于土壤中还原性物质的氧化,优化土壤的氧化还原状态,有利于水稻的生长发育[4-6]。

1.2 渗漏对土壤肥力流失的影响 施用氮肥是提高农作物产量的重要措施,但我国水稻田的氮肥利用率普遍较低,一般仅为20%~40%[7]。施入农田的氮肥通过各种途径损失,其中氮素的渗漏淋失是土壤氮素损失的重要原因[8]。土壤无机态氮包括铵态氮和硝态氮,其中铵态氮由于容易被土壤吸附固定,不易向下层土壤迁移,而主要分布在0~30cm,在土壤底层渗漏水中浓度较低;而硝态氮易随土壤水淋溶,在土壤底层渗漏水中的浓度是铵态氮的3~6倍,是氮素渗漏淋失的主要形态[9-10]。金洁[11]等研究发现,土壤渗漏水中氮含量随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施用过量氮肥可显著增加氮素的淋溶损失;氮素的渗漏高峰主要发生在每次施肥后的7d内,因此施肥期应避开暴雨期以减轻氮肥的淋溶损失。

1.3 渗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土壤渗漏损失的氮是造成地下水氮素富集的重要原因之一。农田土壤氮素,尤其是硝态氮容易随土壤水渗漏进入地下水中导致地下水硝酸盐污染[12]。金洁[13]研究发现,当季硝态氮的渗漏量虽然没有诱发当季地下水中硝态氮浓度的超标,但氮素的淋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且地下水的流动性较弱,容易导致地下水中氮素随着时间的延长不断累积,从而导致地下水的硝酸盐含量超标,引发肥料对地下水的污染。袁新民[14]等的研究也表明,过量施用氮肥可显著增加土壤渗漏水中氮素的浓度,造成大量氮肥的淋溶损失,加剧地下水的硝态氮污染。据张维理[15]等研究报道,我国京、津、唐半数以上地区的地下水硝酸盐含量超过了饮用水标准(NO3--N≤10mg/L)。此外,如果水稻田灌溉量过大、灌溉方法和灌溉技术不当,同样会引起土壤灌溉水的大量渗漏,提高地下水位,引发土壤次生盐渍化,产生生态危害[16-17]。

1.4 渗漏对作物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水稻田渗漏情况可以间接影响水稻的生长发育状况。孟维忠[18]等研究发现,当水稻田的土壤渗漏量过大时,土壤就会发生漏水漏肥现象,使水稻正常生长所需要的养分随渗漏水大量淋失,导致水稻营养不良继而影响水稻产量;而稻田土壤渗漏量过小则会导致土壤中还原性有毒物质的累积,导致土壤环境恶化,同样造成水稻减产。因此,水稻田土壤渗漏量过大或过小均不利于作物生长,情况严重时可导致作物减产,甚至绝产。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在太湖流域开展的丰产水稻研究表明,丰产的水稻田应该有一个适宜的渗漏量,适宜的稻田渗漏量可以为稻田土壤提供充足的氧含量,有利于作物根系生长和土壤微生物的活动,从而促进水稻生长,获得较高的产量[19]。

2 渗漏量的有关调控措施

2.1 采用深松耕制度,增加稻田土壤渗漏量,改良土壤环境 长期进行麦、稻连作会导致土壤犁底层增厚、土壤板结等问题,从而导致土壤通气性变差,土壤的渗漏量减小,进而影响水稻的产量。针对这种板结的土壤,曹晓利[20]等认为可采用深松耕的方法改良土壤渗透性,增加稻田土壤的渗漏量,提高水稻根际土壤含氧量,从而为水稻根系发育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曹晓利等通过对比研究发现,深松耕作比常规耕作水稻增产7.5%,因此,采用深松耕制度可以增加稻田土壤渗漏量,改良土壤环境,从而提高水稻产量。然而,李志芳[21]等研究认为,耕作制度的改良只能在短期内提高土壤的渗透能力,因为土壤的渗漏量在作物生长期间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壤板结问题,只能依靠长期保护性耕作,同时增施有机肥,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保护土壤生物的生存空间和活动通道,从而改善稻田土壤的渗漏性。

2.2 设置适宜排水沟,降低地下水位,增加稻田渗漏量 土壤质地粘重的水稻田,其渗漏能力一般较差,导致排水不畅,稻田土壤长期处于淹水或过湿状态,容易导致地表水与地下水相连形成内涝,严重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降低地下水位,增加水田的渗漏量,是改变这些地区内涝现状的根本措施。因此,在农田管理措施中,可以挖掘适宜的沟渠来降低水稻田地下水位,增加水稻田的渗漏量,改善水稻田土壤过湿状况。例如,孟维忠[18]等在辽宁东港市灌区水稻田上设置了不同沟距的排水沟渠,发现沟距为40m时,田块的土壤水分状况最佳,能充分协调土壤水、肥、气、热,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土壤中有毒物质的生成,促进水稻的正常生长,从而获得了最佳产量。

2.3 采用水稻控制灌溉技术,减少渗漏量及肥力流失 水稻控制灌溉又称水稻调亏灌溉,是指稻苗移栽后,田面保持5~25mm薄层水返青活苗,在返青以后的各个生育阶段田面不再保留灌溉水层,具体灌水时间和灌溉定额由根层土壤的含水量决定[22]。此外,水稻节水灌溉技术还包括“薄、浅、湿、晒”灌溉技术、“浅湿”灌溉技术、“浅湿间歇”灌溉技术、“薄露”灌溉技术、间歇灌溉技术等[23]。相关研究发现,因地制宜地采用适合的节水灌溉技术,可以降低水稻田渗漏量,减少肥料和根层细颗粒土壤的流失,从而有效地保持土壤肥力,并减少氮素对地下水的污染[24-25]。因此,节水灌溉技术是一项既有生态环境效益,又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灌溉技术。

2.4 采用优化施肥措施,降低肥料渗漏淋失,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使用国,但我国化肥利用率过低,大量的氮素在土壤中富集并随渗漏水淋失,引发地下水的硝酸盐污染。减量化施肥等优化施肥措施能有效提高养分利用效率,从根本上减少肥料的淋失,减轻养分渗漏对地下水的污染。例如,张刚[26]等在太湖地区进行了稻田化肥减量研究,结果发现氮肥用量减少22%时,可减少32.3%的氮素渗漏损失,并且不影响作物的产量,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施肥方式。此外,施用有机肥是一种重要的优化施肥措施。长期的土地耕作会大量分解土壤有机质,造成土地质量退化,影响耕作层“水-气”平衡,继而影响作物的生长,造成作物减产。熊国华[27]等研究发现,施用有机肥显著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团聚体结构,提高了土壤的总孔隙度,增强了土壤必需的渗水和保水保肥能力,能够有效降低肥料渗漏淋失,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3 渗漏量的测定

3.1 应用平衡模型和动力学模型测定水田渗漏量 目前,国内外关于水稻田土壤水的渗漏模型有很多,其中较为常见的有平衡模型和动力学模型,前者相对简单,后者较为复杂[3]。土壤中向上的水流和非饱和流在应用平衡模型测定土壤水渗漏量时一般不作考虑,而在动力学模型中则作为重要的模拟参数。平衡模型计算公式为:氮素淋失量=水分渗漏量×对应土层硝态氮浓度,这种方法一般用来验证动力学模型和估算农田氮素淋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稻田养分渗漏损失计算方法[28]。动力学模型计算结果相较平衡模型而言,虽然计算过程机理比较复杂,并且需要大量的田间实测数据验证分析,在实际中应用较为困难,但是动力学模型计算的氮素淋失和水分渗漏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它在定量评价水氮资源利用效率和优化水肥管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应用[29]。

3.2 利用大型称重式蒸渗仪、时域反射仪和张力计测定水田渗漏量 田间蒸渗仪[30]是一种模拟大田生长环境的原位土壤渗漏量的大型测定装置,一般置于地下,它能够在给定三维边界的情况下测定土体的水分转化,用来测定正在生长着的作物的蒸发蒸腾量或裸土蒸发量(如图1)。田间蒸渗仪所测土体为原状土壤,土体的渗漏水经蒸渗仪下部承接,借助精确的称重设备来测定土体内含水量的变化,通过定期读取土体水分变化量、降水量及渗漏量等数据,即可获得该段时期内土壤水的渗漏量。

在蒸渗仪内置的土体内不同深度可以同时布设水银柱读数张力计和时域反射仪(TDR),用来每天定时测定1次各层土壤的土壤水吸力和体积含水量。这样就可以通过式(1)计算某土层在一个较短时段内的水分渗漏量。这种测定方法的主要问题是易受降雨的影响,但在降水次数少及降水量不大的情况下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监测数据[31]。

3.3 水田渗漏仪和测筒法测定水田渗漏量 土壤水的垂直渗漏可使用水田渗漏仪(如图2)进行测定[3]。该仪器的测定装置部分为一无底的圆筒,测定时将其垂直压入位于水面以下的土层,在不考虑侧渗的条件下,圆筒内水分垂直下渗,下渗的水量由浮在水面的测定管内的水分补给,因此测定管内水柱的移动量即等于圆筒内水分的垂直下渗量。测定过程中保持测定管水平浮在水面,且一端连通大气以保证圆筒外水层静水压与圆筒内静水压相等,排除圆筒内存在侧渗的可能。采用本方法测定水稻田渗漏量时为保证测定结果的可靠性,必须要进行多次的重复测定,并且观测点要均匀分布全田,一般667m2大小的田块重复次数不应低于12~16次。

测筒法[4],指将有底测筒与无底测筒同时垂直压入土层中,两者每天损耗水量之差值即为水稻田渗漏量。一般来讲,采用测筒法测定水稻田渗漏量时会发生破损现象,出现侧渗问题,导致所测得渗漏量普遍低于水田渗漏仪的测定值。因此,两者测定方法一般以水田渗漏仪的测定结果为准。

土壤水渗漏量除上文介绍的几种测定方法外,还有多种方法,如大型原状土柱渗漏计法、室内模拟法等,这些方法在监测土壤渗漏量时各具有优缺点,因此,在实际测定稻田土壤渗漏量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选取最佳测定方法以保证监测数据的可靠性。

4 结论

土壤肥力是土壤对作物生长的支持能力,土壤的渗水能力是构成土壤肥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土壤渗水能力较差时,稻田面水会在地面迅速积累并形成地表径流,导致径流损失,且容易引发涝害;当土壤渗水强烈时,土壤水渗漏加剧,既降低了灌溉水的利用率又会造成土壤养分的淋溶损失,同时污染地下水资源;当土壤渗水能力适宜时,土壤具有优良的理化性质,既可以提高灌溉水的利用效率,又能够有效避免养分的渗漏损失,具有适宜的渗水能力,土壤保水保肥能力最佳,是作物营养元素得到有效利用的保障。

综上所述,土壤渗漏水是农田生态系统养分循环的重要参数之一,渗漏水中的养分含量、养分迁移及养分滞留对水稻产量、肥料淋溶损失、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田间渗水能力受土壤表面植被、土壤耕作方式以及土壤质地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是土壤肥力的一种重要构成和表现形式。在农业生产或相关研究中,根据土壤类型选取合适的调控措施调节水稻田的渗透特性,配合优化施肥,才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生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物理研究室.土壤物理性质的测定方法[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78:148-149.

[2]杨国治,陈家坊.水稻土的渗漏性能对土壤环境更新的影响及其意义[J].土壤学报,1961,9(1-2):65-71.

[3]张刚.太湖地区主要类型稻田氮磷面源污染通量的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7.

[4]周明耀,陈朝如,毛春生,等.滨海盐土地区稻田渗漏试验研究[J].扬州大学学报,2000,3(1):48-52.

[5]李青,鲍炳军,叶秀梅,等.淠史杭灌区水稻“浅湿间歇”灌溉制度及节水、增产机理[J].安徽农业科学,2001,29( 6):740-741.

[6]王明,张晴雯,杨正礼,等.宁夏引黄灌区干湿交替过程中土壤Eh的动态变化及影响因素[J].灌溉排水学报,2014,33(3):46-51.

[7]江立庚,曹卫星.水稻高效利用氮素的生理机制及有效途径[J].中国水稻科学,2002,16(3):261-264.

[8]杨林章,王德建,夏立忠.太湖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特征及控制途径[J].中国水利,2004,20:29-30.

[9]王家玉,王胜佳,陈义.稻田土壤中氮素淋失的研究[J].土壤学报,1996,33(1):28-35.

[10]陈子明,袁锋明,姚造华,等.氮肥施用对土体中氮素移动利用及其对产量的影响[J].土壤肥料,1995(4):36-42.

[11]金洁,杨京平.高肥力稻田分次施氮对氮素淋失的影响[J].水土保持学报,2004,18(3):98-101.

[12]串丽敏,赵同科,安志装,等.土壤硝态氮淋溶及氮素利用研究进展[J].中国农学通报,2010,26(11):200-205.

[13]金洁.分次施氮对稻田水层及渗漏水氮素影响动态变化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5.

[14]袁新民,杨学云,同延安,等.不同施氮量对土壤硝态氮累积的影响[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01,19(1):7-13.

[15]张维理,田哲旭,张宁,等.我国北方农用氮肥造成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的调查[J].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1995,1(2):80-87.

[16]王宏伟.试论白城地区水田灌溉引起的土壤次生盐渍化问题[J].吉林地质,2002,21(1-2):89-91.

[17]白忠良,高中奎,宋立娟.浅析稻田次生盐渍化原因及其改良培肥途径[J].吉林农业,2009,10:41-42.

[18]孟维忠,那利,姜洋.东港地区稻田适宜排水沟距试验对比分析[J].节水灌溉,2003,6:7-8.

[19]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常熟工作组:水分管理对土壤理化性状的影响及其意义[J].土壤学报,1959,7(3-4):203-217.

[20]曹晓利,单金凤,马里超,等.深松耕在水稻上增产效果的初步探讨[J].上海农业科技,2001,3:79-80.

[21]李志芳,刘小光,许琦.增施有机肥提高土壤渗水和保水能力[J].蔬菜,2012,12:44-45.

[22]夏庆玉,王云,杨建华.简析水稻控制灌溉技术[J].黑龙江水利科技,2004,3:130.

[23]魏铁军,刘福林,刘东.几种水稻节水灌溉技术[J].现在农业,2008,11:19-20.

[24]和玉璞,张展羽,徐俊增,等.控制地下水位减少节水灌溉稻田氮素淋失[J].农业工程学报,2014,30(23):121-127.

[25]邵东国,乔欣,刘欢欢,等.不同灌排调控模式下水肥流失规律[J].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2010,43(4):409-413,418.

[26]张刚,王德建,陈效民,稻田化肥减量施用的环境效应[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8,16(2):327-30.

[27]熊国华,林咸永,章永松,等.施用有机肥对蔬菜保护地土壤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进展[J].科技通报,2005,21(1):84-90.

[28]Shih Kai Chen,Chen Wuing Liu,Han Chen Huang. Analysis of water movement in paddy fields(II)simulation studies [J]. Journal of Hydrology,2002,268(1-4):259-271.

[29]Ramos C,Carbonel E A. Nitrate leaching and soil moisture prediction with the LEACHM model[J].Nutrient Cycling In Agroecosystems,1991,27(2):171-1801.

环境调研方法篇(6)

关键词:环境法学 方法论 体系构建

问题的提出

方法论是从认识论高度对于研究方法的梳理、概括和总结。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由其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决定,直接涉及该学科的目的、立场、观念和认识方式。环境法方法论是连接环境法与哲学的纽带,也是环境法发展的航标灯。所以,方法论体系的建构是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法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和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法)是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为目的而制定的,用以全面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并调整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环境的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由此可以看出,环境法既调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环境法是法学与环境科学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它既可被视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又可被视为环境科学的一个分支。如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法学从广义上讲是研究调整人与自然环境关系,以及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相关问题的学科。

环境法学属于法律科学,决定了它与其他部门法学在方法论上拥有诸多共性,但其与环境科学的交叉性又导致了其方法论上的特殊性。在我国,环境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法学方法论这两大理论的基础之上,并以照顾到环境法学科的特殊性(科学性、人文性、规范性和全球性)作为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切入点,由此深入分析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基本构造和体系安排。

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缺失

(一)取得的成就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环境法学的研究方法注重以法学和环境科学为基础,综合运用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近年来,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环境法学方法论生态化,认为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是环境法学不同于其他部门法学的方法论特征;将研究主体从“经济人”转换为“生态人”,以应对现代“经济社会”向后现代“生态社会”的转变;修整工业社会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功利主义和主客二分范式,建构有机整体世界观、可持续发展观和主客一体化方法论;一些学者在整合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法学命题,这是环境法学研究本土化的重大成果。

(二)存在的问题

整体论、有机论、生态学方法、法学方法、法域分析方法、博弈论方法、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等技术方法虽已被引入到环境法学研究之中,但是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体系尚未成熟,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没有真正渗透到环境法学的研究之中,没有真正体现其交叉学科的特性。具体而言,当前我国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哲学是理论法学的最高层次,而又以其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普遍指导作用深深根植于法律实践中。对于法律实践来说,如果说现实法学是其后推力的话,那么法哲学则是其牵引力。环境法学隶属于法学和环境科学,其交叉性和边缘性决定了其方法论上的复杂性。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法学和环境科学具有不同的切入点。自然科学以自然环境作为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强调以生态利益为中心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着眼点。而法学则将人作为人与自然环境统一的基础,强调以人类利益为中心,解决环境问题的最终目的在于人类的自身发展。环境法哲学研究的困境正是法学和环境科学内在冲突的反映,这种冲突导致了环境法学研究领域法哲学的缺失。目前,这种缺失已经成为我国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构建的最大障碍,它使得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体系各层次的相互作用受到消极影响,不利于环境法学科体系的纵深发展。

其次,从基本研究方法来看,它普适于整个法学学科,体现了环境法学作为法学分支学科的特点。现行环境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承袭了传统部门法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传统法学的痕迹,环境科学的研究方法没有真正渗透到环境法学的研究之中。传统法学一般只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人类利益为中心,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人类利益的最大化。而环境法学既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调整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很显然照搬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是行不通的,必须在承袭的基础上吸纳环境科学的研究方法,将二者进行整合并进行创新。

再次,从具体研究方法来看,环境法学研究主要承袭了传统部门法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传统部门法学的痕迹。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主客二分”研究范式,以人类利益为中心,主要协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环境法学所要调整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与环境有关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对于传统法学而言就显得鞭长莫及了。

最后,从技术和工具层面来看,基于环境法学交叉学科的特性,法学和环境科学的有关技术手段应被吸纳到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体系中来。但是,目前对于环境法学进行研究的学者大都是法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大多缺乏环境科学和生态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所以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难以达到融会贯通。这显然不利于环境法学研究方法在技术和工具层面上很好地实现多元化。

此外,目前的环境法学方法论研究注重的大多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批判,例如针对我国传统环境法学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吕忠梅有过较为全面的评价:环境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阐释现行法律法规,热衷于长官意志和行政部门解释,使环境法理论沦为长官意志的“注释”;主要是概念法学的逻辑演绎方法,缺乏理论和实践的互动,缺乏对中国环境法制度实施的本土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研究;环境法理论研究与其他部门法研究缺乏沟通和联系,研究方法呈现单一和幼稚化。

然而在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构建上,除了对少数专门问题进行过探讨外,尚缺乏在哲学方法论指导下对我国转型时期具体环境制度和实践问题的深入研究。

总的来说,我国传统的环境法学研究虽然强调环境法学的学科交叉性和综合性,主张吸收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环境法学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简单的类比层次上。环境法学交叉研究只是零散的牵涉环境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在方法论的指导下,明晰研究对象的属性,系统地运用合适的方法进行研究。

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构建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实施,环境法学理论研究日益蓬勃,环境法学界百家争鸣,有关“主客二分”或“主客一体化”的争论对环境法学的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环境法学方法论体系亟需构建。

我们认为,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应从哲学领域、基本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等层次入手。

(一)生态整体观―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构建之重心

鉴于环境法学是介于法学和环境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这使得研究现实事物的生态学研究方法应成为环境法学有别于其他部门法学的独特研究方法。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构建中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环境法哲学方面的缺失,它亟需找到一种新的世界观作为理论支持,生态整体观的确立可以为这种困境找到出口。

生态整体观是在对机械世界观的质疑和批判的过程中与后现代有机论和后现代整体论结合并受现代生态学启发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它认为世界是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动态系统,是由事物间动态的、非线性的、永无止境的相互作用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呈现为一个可机械分割的有机整体。

生态整体观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中心,强调人类应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世界观的确立有助于打破传统法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同时吸收自然科学(如环境科学、生态学)的认识成果来解决环境问题,实现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发展。

具体而言,生态整体观的确立对环境法学方法论体系构建具有的积极意义如下:

第一,生态整体观的确立,有助于改变环境法学研究中“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消极影响。生态整体观要求环境法学者用“主客一体化”的思维方式探讨环境法学理论和实践问题,主张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必须考虑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关系或从整个生态系统去考虑人和自然的关系,这样可以冲破传统法学“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樊篱,为环境法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奠定哲学基础。

第二,生态整体观为环境法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研究立场,即整体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论是指以整体作为研究的基点,通过群体行动的分析来说明该学科的基本立场与基本内容的方法体系。环境法的学科特质,使我们在环境法学研究中尤其要注重整体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论倡导人类跳出数千年来的旧思路,努力去认识生态系统,进而将认识到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衡量人类发展模式的基本标准。

(二)基本研究方法的变革

在生态整体观的指导下还需要对环境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进行变革。对于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价值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哲学伦理方法,环境法学者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不能一味照搬。因为环境法学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特性,仅沿用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不足以建立完整而系统的环境问题法律机制。因此,如何将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引入环境法学研究领域并将其与法学研究方法融会贯通成为当代环境法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

我们认为,环境法学研究者不仅需具备深厚而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实践功底,还需要具备从事跨学科研究所需的自然科学理论功底以及敢于进行科研创新的勇气,这样才能真正做好环境法学的研究工作。

(三)具体研究方法的发展

具体研究方法是环境法学中各种方法的体系化和理论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前述两个层次的方法论在环境法学内具体化和个别化的结果。

环境法学技术和工具层面的方法论是环境法学方法论的“神经末梢”,是环境法学和社会实践实现相互沟通、交流的理论中介和技术媒介。前述层面的方法论只有与其结合在一起,才能对环境法学研究和环境法律实践产生具体的作用。

如前所述,传统的法学制度设计的技术手段用于环境法学的规范设计中,其弊端和不足已凸显,环境科学的有关技术手段没有真正被吸纳到环境法学研究体系中来。要想凸显环境法学研究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手段的真正融合,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环境法学研究者应加强与环境科学、生态学研究者的沟通和交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解决环境问题。

第二,将实证调查、定量分析、信息分析、伦理考量、利益分析、规范分析和价值判断都纳入到环境法学具体技术层面的方法论体系中。

总之,环境法学既与其他部门法学在方法论上拥有诸多共性,又有其方法论上的特殊性。环境法学研究方法由其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交叉性所决定,关系到该学科的目的、观念、认识方式和未来发展。我们必须在以往环境法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基本构造和体系安排,因为环境法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是环境法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和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蔡守秋.环境资源法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2.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

3.李可,李明华.环境法学方法论:学术检讨与体系建构.浙江学刊,2007(6)

环境调研方法篇(7)

2网络团购发展中的政策环境

在早期的国外实证研究中,Iacovou等人(1995)【30】发现政府的补贴政策和激励政策能够促进EDI在加拿大的快速发展。McKnightetal【7】(2002)认为消费者对团购网站的信任度受制度性保障的影响,进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很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公共政策和制度在促进电子商务和网络团购发展中扮演者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WorldBank)的研究也表明,在19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90年底期间,北美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在电信行业引进了自由竞争机制,使网络团购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应用成本快速降低并迅速发展(WorldBank,2006)【31】。新加坡政府对电子商务采纳和信息技术发展有一个非常清晰地愿景,不仅在国家信息技术发展上投入了很多资金,而且采取很多的教育活动去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Thatcheretal.2006)【32】。从上述文献理论的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的结论中可以进行下列假设,国家的政策环境(激励措施,举措,税收减免和其它的财政激励措施)对引导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会产生正向影响。假设5:政策环境对引导消费者参加网络团购将会产生正向影响。

3研究方法和调查结果

3.1概念模型和研究变量

基于文献综述的分析及研究假设的建立,本文建立了如图1所示的概念模型。这个概念模型聚焦在网络团购发展中国家宏观层面的信息生态环境因子的构成对引导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影响,其中国家信息生态环境因子包括:社会文化环境、技术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这个研究中的五个假设在接下来的实证研究中将被进行验证,每个研究模型的构建都在先前的实证研究中被证实,然后没有研究去证实这五者之间在国家信息生态层面对网络团购中消费者参与意愿的影响。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本文将社会文化环境因素、技术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法律环境因素和政策环境因素设为自变量X,分别为社会文化环境因素为自变量X1,技术环境因素为自变量X2,经济环境因素为X3,法律环境因素为X4,政策环境因素为X5,消费者网络团购意向为因变量Y.

3.2问卷设计

在此研究中,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国家信息生态环境对网络团购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问卷设计包含三个部分:①网络团购消费者基本信息,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月平均可支配收入和团购类型等;②网络团购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的意向与国家信息生态环境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分别为社会文化环境因素、技术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法律环境因素和政策环境因素;③消费者网络团购参与意愿的调查,包括被调查人对网络团购的关注度、参与度、需要程度,网络团购的参与次数和金额,以及网络团购的推荐意愿等。研究中使用李克特量表(LikertScale),对国家信息生态环境因素对网络团购消费者团购意向的影响进行问项的设计,它是一般调查问卷中测量被调查者态度时最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它由一组陈述组成,每一个陈述,根据程度的不同,都有“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一定”、“同意”、“非常同意”这五种由浅及深的选项构成,并分别赋予其相应的分数1、2、3、4、5,最后得分能够体现出被调查者的态度。本次研究调查问卷的题型分为单选题、多选题和量表题。在调查消费者个人信息时采用单选题的形式,在调查消费者参与团购活动消费类型时采用多选题的形式,在测度消费者参与网络团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时选用量表题的形式。

3.3数据收集和样本特征

本次研究调查问卷采用的是互联网发放问卷方式,利用问卷星网站,以广大网民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共收回204份问卷。收回的问卷中有14份问卷的被调查人没有参与过网络团购,因此将这14份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处理。最终得到实际有效问卷190份,有效回收率为93.1%。

4数据分析

4.1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次研究中,使用描述性统计来分析国家信息生态环境对网络团购消费者购买意向影响程度的整体情况。从结果可以看出,国家信息生态环境影响因素的平均值由大到小排序分别为:社会文化环境、技术环境、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经济环境。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①现阶段,我国针对网络团购方面的社会文化环境发展情况相对比较好,互联网普及率高,公众接受新型消费模式的观念较强。②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水平日新月异,与网络团购相关的信息及安全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网络团购的发展。消费者对信息技术发展的水平及速度比较满意,评价也较高。③政策、法律环境的平均值都相对较低,说明现阶段我国针对网络团购的政策较少,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消费者对网络团购的政策、法律环境评价一般。平均值最低的是经济环境因素,只有2.98,总体结论为一般。说明虽然现阶段我国经济环境虽发展迅速,但由于网络消费者主体为学生或年轻上班族,其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因此体现在这群消费者自身时,现实感觉并不是很强烈。本文来自于《情报科学》杂志。情报科学杂志简介详见

环境调研方法篇(8)

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集中学习的基础上,结合县环保局工作实际进行调研,围绕中央、区、州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议精神,加强环境监管、监察力度,农村环境保护、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中的突出问题,通过深入调研,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为深入开展解放思想讨论,搞好分析检查和整改落实打下良好基础。

二、深入调研时间和地点安排

主体:县环保局领导班子成员

*

调研地点:县直机关单位、部分金融机构、部分规模以上企业、六户地镇、旱卡子滩乡。

三、调研题目及参加人员

(一)班子调研课题

*县农村环境保护调研报告。李兆曾局长负责。

主要就*县农村环境的现状、农村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加大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重点工作及强化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措施等问题进行调研,提出对策和建议。

(二)领导班子成员调研课题

1、污染源普查成果应用。张文彬副局长负责。

主要就我县县域内企业分布及环境保护情况,在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基础上,对企业生产、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末端治理技术、水、气、固废、能耗等方面开展调研分析。力图通过调研掌握该区域的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治理和能源消耗等基本情况,进一步分析企业经营与污染防治、生态环境改善,污染物总量控制与对当地经济贡献率、改善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调研,提出对策和建议。

2、*县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现状调查及评估。曹秀梅副局长负责。

主要就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典型乡镇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及典型污染源调查数据进行采集、汇总和分析整理,建立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信息数据库,研究建立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的综合指标体系和评估标准,从环境质量达标程度,污染源特征及影响程度,现行法律标准执行状况,水源地环境建设的规范程度,监管能力建设和水平等方面进行调研,提出对策和建议。

三、调研方法

提前向各县环保局领导班子成员印发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调研方案,要求做好调研材料的准备工作,采取集中召开座谈会及实地调研的方式,完成基层的调查研究工作。

四、调研的工作要求

一是调研要做到“五个结合”:即调查研究与办实事相结合,与解决影响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相结合,与解决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相结合,与完成今年的工作目标相结合,与综合目标管理考核相结合。

二是要对调研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调研要结合实际、突出问题、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开展专题调查研究。

三是各调研组可根据调研需要,广泛征求党员群众和服务对象的意见和建议。

环境调研方法篇(9)

DOI:10.16315/j.stm.2016.04.011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党的“十”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4年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是我国实现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重要推动力。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更为显著。外部环境是企业技术创新所依赖的外部系统,涉及政策、经济、融资、市场等环境因素,具有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外部环境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可以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构建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展开综合评价,寻找制约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因素,可以为我国优化完善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提供参考。

1文献回顾

已有研究中,Daft等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企业外部环境与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对企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系统。有关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的研究都是站在政府或区域经济的角度,主要涉及区域创新系统或区域技术创新环境方面。而站在企业的视角,基于民营企业对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的感知,评价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的文献并不多见。

国外学者多从区域创新系统的角度展开研究,对创新环境本身的评价并不多。区域创新环境最初由欧洲创新研究小组于1985年提出,把创新环境视为培育创新和创新性企业的场所。Cooke对区域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在之后着重研究了RIS中的交互式学习对创新的影响。Patmore将创新系统与产业集群结合,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包括环境、产业和市场三要素。Buesa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包括了技术创新环境,Fritsch也把区域创新环境视为一个因素层纳入区域创新系统。

与国外学者不同,国内学者更多地关注区域技术创新环境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创新环境评价以及区域创新因素对创新能力或绩效的影响。盖文启将创新环境区分为静态环境和动态环境,认为创新环境是促进区域内企业不断创新的创新网络。陈赤平认为创新环境是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外部条件,是技术创新的约束条件。崔会东等采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河北省的城市创新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贺翔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浙江省11个城市的自主创新环境进行了评价。杨治等副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对民营企业创新投人具有挤出效应。薛捷实证分析了区域要素环境、文化环境和政策环境对于珠三角地区253家科技型小微企业双元学习和创新产品竞争力的影响。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研究视角方面,现有研究主要站在政府或区域经济的角度来选择设计企业技术创新环境评价指标,并且由于对创新环境理解的不同,不同文献所选择的评价指标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企业对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的感知,选择设计技术创新外部环境评价指标的研究较少,专门针对民营企业的研究更不多见。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的评价方法主要集中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数据包络分析、因子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等。而这些评价方法难以实现评价系统的自我信息反馈,评价模型也无法体现不同层次、不同评价对象之间的关系。采用联系数物元模型能够较好地实现上述要求,应用多元联系数也能很好的表述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的模糊和不确定特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以下2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一是在对民营企业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基于民营企业的感知筛选设置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反映民营企业对于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的感知,并形成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评价物元特征集合;二是引系数物元模型展开评价,用联系数处理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评价中由于模糊、随机和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不确定性,用物元形象地表示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的各种特征。

2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

2.1评价指标的选取

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是在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调研资料为基础,基于民营企业对于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的感知设计、选择的,而不是基于政府或区域经济管理的视角,能够充分的反映民营企业对于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的需求。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评价指标的设计、筛选过程如下:首先,根据已有研究提出的评价指标结合对部分民营企业的调查走访,设计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评价指标备选指标库;然后,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向走访的民营企业、在校民营企业MBA学员所在民营企业和实习基地民营企业的高管及研发部门负责人发放调查问卷77份,回收56份,其中有效问卷51份,通过调查问卷筛选、补充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评价的关键影响因素(主要物元特征指标)及其子因素(物元特征细分指标);最后,采用关键指标分析法提炼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评价指标,形成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

最终形成的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评价指标包括20个物元特征细分指标和5个主要物元特征指标。问卷调查中发现,被调查民营企业对政策环境、融资环境和技术环境的感知程度十分强烈,尤其是政策环境感知程度最高,其次是融资环境、技术环境、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民营企业对技术创新政策环境的感知程度也反映了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对政策的依赖性非常高,被调查企业对民营企业研发财政补助、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税收优惠和生态环境规制3个指标的关注度较高,民营企业研发财政补助和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税收优惠可以缓解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约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而生态环境规制则是民营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推动力,生态环境规制越严厉,企业在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越高。融资环境方面,被调查企业对金融发展与创新水平和民营企业融资渠道与成本指标的关注度较高,金融发展成熟和金融创新程度较高的地区的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来源相对于其他地区要丰富,而民营企业融资渠道与成本则直接制约了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融资成本越高、渠道越窄的企业往往倾向于保守经营,对技术创新的投入热情不高。技术环境方面,问卷调查中发现,被调查企业对创新人力资源指标的关注度较高,被调查企业的相关负责人普遍反映创新人才缺乏是制约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如何吸引和留住创新人才是被调查企业普遍关注的方面。市场环境方面,问卷调查中发现,被调查企业对新产品市场占有率指标的关注度较高,反映出被调查企业普遍关注技术创新对企业市场竞争力提升的推动作用,调查发现,市场占有率波动越大的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入越高,企业都希望通过技术的领先确定企业的市场地位。经济环境方面,问卷调查中发现,被调查企业对所在区域产业结构水平与方向指标的关注度较高,被调查企业普遍意识到技术集聚和协同创新的重要性,希望企业能在产业聚集区域和优势区域发展。

2.2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

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评价的主要物元特征指标(一级指标)共有5个,包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融资环境、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的主要物元特征指标进一步分为20个物元特征细分指标(二级指标),组成2个层次的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评价的物元特征集合,具体设置,如表1所示。

其中,政策环境包括民营企业研发财政补助、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民营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生态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情况5个物元特征细分指标;经济环境包括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所在区域产业结构水平与方向和所在区域基础设施完善水平;融资环境包括金融发展与创新水平、民营企业信用担保机制、民营企业融资渠道与成本和风险投资发展水平;市场环境包括新产品市场占有率、同行业国有企业研发强度、行业聚集度和消费者对新产品的偏好程度;技术环境包括所在区域技术市场发展、所在区域创新文化、创新人力资源和所在区域大学和科研机构数量。

3联系数物元模型的构建

物元模型可以将事物的模糊、不确定性等特征形象地用数字量化。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是一个动态,充满不确定性的大系统,可以看作是物元特征的集合。针对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特征,已有研究常用方法是采用模糊评价法或专家打分法,专家打分法方法过于简单,随意性大,而模糊评价法中的模糊隶属度的确定也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且评判中无法反映参评专家的反对程度。我国学者赵克勤提出应用集对分析的方法把把事物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用联系数统一处理。在集对分析中用联系数联系起来。用物元形象地表示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的各种特征,用多元联系数来表示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模糊性特征,可以更为合理地评价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

然后,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进行综合评价,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物元特征指标的权重。再根据联系分量系数确定原则确定各系数值,计算出待评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各主要物元特征指标的联系数值,并进行排序。

4评价实例

以问卷调查涉及的民营企业为例,建立专家组,运用上述模型和方法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中政策环境、经济环境、融资环境、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5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为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进行评价,本文采取五元联系数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构建五元联系数物元模型,五元联系数的表达式为

限于篇幅,五元联系数物元模型的具体形式本文就不再赘述,模型形式参见公式(1)。基于民营企业对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的感知,评价专家全部来自民营企业的高管或技术研发部门的负责人,本文选择其中6家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或高管、企业技术研发部门负责人4名组成评价专家组,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评价指标的权重。从权重上看,政策环境、融资环境和技术环境所占比重较大,显示出民营企业对这3个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感知度较高,这3个环境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影

从表2评价结果可以看出,实例民营企业对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的感知中,经济环境最好,联系数值最高,案例民营企业所在地基本上都是东部沿海地区,相当一部分企业地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青岛西海岸部级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产业以高新技术、循环经济为主,基础设施完善,发展潜力巨大;排在第2位的是政策环境,联系数值为0.2462,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所在地为部级经济区,对民营企业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十分优惠,政府也十分重视创新驱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补助也较多,环境规制也相对要严格,以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为导向;排在后三位的依次是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和融资环境,其中技术环境和融资环境相对要差,联系数值均低于0.2,仅为0.1637和0.1381。调查发现,技术环境方面,主要存在的困境是创新人力资源缺乏、所在区域大学和科研机构数量较少,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对人才和外部支持的需求难以充分满足;融资环境方面,突出表现在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较高、融资渠道较窄,风险投资发展滞后。

5结论及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十分显著。基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对外部环境的感知,通过问卷调查,筛选确定了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形成了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经济环境、融资环境、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5个维度的物元特征集合。引系数物元模型展开评价,实例表明,该方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能较好地表述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外部环境的模糊和不确定特征。

评价实例可以看出,实例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环境和技术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制约较为明显。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搭建由各级政府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多渠道融资平台,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增加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

(2)大力推进金融业的发展和创新,尤其是要重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升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区域企业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发挥金融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环境调研方法篇(10)

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发展中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强调“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从影响群众生活最突出的事情做起,聚焦问题,瞄准“痛点”,彰显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强烈清醒的问题意识。

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开展“如何妥善解决环境反映在强烈的环境突出问题”主题调研活动。

二、目标任务

此次调研重点围绕贯彻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下更大决心、采取更有力措施,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社会反映强烈的环境突出问题,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三、调研时间

2019年9月28至10月31日。

四、调研对象

各执法中队负责人及重点环境信访案件办理情况。

五、调研方式

充分体现务实作风,坚持走群众路线,确保调研工作取得实效。主要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一)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深入各执法中队,对辖区内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突出信访问题进行全方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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