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1）

2010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多个省区市鲜有降雨，北京等地更是创连续超过180 d无有效降雨记录，旱情为60年一遇。而我国北方地区也是几个月未见有效降雨，旱情严重，其中尤以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山东、河南等地旱情明显，冬小麦干枯，冬季作物干旱，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了枯死的程度；地表干裂，沟渠干涸，虽然未对人畜饮水产生太大影响，但对我国的粮食增产增收带来了巨大压力。

2011年初，中央针对目前我国农村水利建设的现状，审时度势，及时出台了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无疑真正体现了国家对水利建设、粮食安全等涉及三农问题的重视和关心，也更加显示了国家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一直困扰我国多年的水利建设和粮食安全问题的决心和信心。作为对当前水利建设提出的建议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指导性纲领文件，使人们对水利建设的发展前景充满了期待，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引人思考的话题。

1水利建设与粮食安全二者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1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及其与水利建设的关系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对我国的和谐发展和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稳，即意味着农民有粮，心中不慌。古人说粮食丰则民心安就是这个道理。古往今来，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多为争夺资源如石油等，而在中国古代，发生甚至发生战争则多数是为了吃饱饭或者是填饱肚子。在今天贫穷国家和欠发达地区，依然为了生存和生活不断地发生着同样的悲剧。说到底，粮食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1]。利用资源控制和影响一个国家进而实施干预，粮食资源和水资源的控制是一个绝佳的突破口。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和粮食安全问题，采取多种措施保护该国的水资源和粮食安全。在西方发达国家，往往采取高额直接补贴等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保护，不仅是保护农民的利益，而且是对粮食安全的绝对有效保护。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包括种子、化肥、田间管理等多种条件，但是在降雨或者干旱的极端天气情况下，水利设施、水资源就成了非常关键的影响因素。因此水利建设和粮食安全二者之间客观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2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及其与粮食安全的关系

8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均以三农问题为主，2011年国家更是高瞻远瞩，不仅提出了许多新的惠农政策，更是把三农问题特别是水利建设作为核心内容，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凸显了国家对水利建设的重视。中央一号文件把水利建设的改革发展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列上议事日程，并且制定了5~10年的中长期规划，为未来水利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新形势下水利建设的战略地位中，把加快扭转农业主要靠天吃饭、2010年西南地区发生的特大干旱等作为警示，说明水利建设刻不容缓。并且把水利作为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阐明水利建设不仅事关农业农村的发展，还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不仅关系到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其论述十分精辟，也可以看出水利建设的重要性，以及与粮食安全之间的特殊纽带关系。

1.3水利设施不完善不健全是粮食安全的极大隐患，有可能加剧通胀压力

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水利设施遭到极大损坏。尽管每年国家都投入资金进行水利冬修，但是部门利益、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直接影响了水利建设的效果和进度。同时由于村级集体功能的退化，加之目前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剩余在家的多为一些老弱病残和留守人员，无形中加大了水利抗旱的经济成本和难度。水利设施产权不明，责权不清，管理不善，大多数都是流于形式，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许多沟渠被掩埋，电管站年久失修，机械生锈。更有甚者，有的地方长年到头连一滴水都没有，更谈不上浇水灌溉。往年在村庄的小沟小渠中或者田间地头都有水源存在，而最近几年，除非是夏天暴雨的几天，已经很少能够见到水的存在，看到的都是干涸的沟底和淤泥。即便是夏天，也是青草长满沟底。2010年下半年的极端干旱天气对我国的水利建设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是对我国水利建设的一次全面检验。在旱情灾难面前，唯有水源能解决燃眉之

急，而这也体现了水利建设与粮食安全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因果关系[2]。人们面对旱情仍然有靠天等雨的侥幸思想，使粮食生产面临着严重困难，如果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将直接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国计民生。同时造成粮食短缺，还有可能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进而影响到市场其他农产品价格上升，带来物价上涨，通胀加剧，影响到社会稳定。

2树立水资源战略和粮食安全战略观的对策

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立足我国的国情和水情，从战略高度和全局高度出发，为新时期我国水利发展进行了战略定位，强调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鲜明地提出了水利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其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3]。明确地提出了我国的水利发展战略，同时也阐明了水利安全与粮食安全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为此，政府应积极引导和加大宣传力度，尤其要鼓励农民和民间资本积极踊跃参与管理和投资建设，建立合理有序的水利投融资体制，为水利建设发展探索一条切实可行、适合农村实际、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彻底解决几千年来农民靠天吃饭的局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2.1兴修水利解决当前旱情以缓解粮食安全

一是浇水灌溉，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旱带来的损失。利用现存有限的水源，甚至一些农民个体承包的鱼塘，都可以优先用来浇地抗旱保苗。按照667 m2地1台机械，1 h抽水200 m3，667 m2土地大约需要2 h，1台机械1 h消耗15 kg柴油粗略计算，667 m2地浇水所需费用大约为50元。如果浇灌及时，浇水利用效率较高，400 m3的水量基本上可以浇湿地面以下12 cm左右，完全可以供667 m2地小麦所需的水量，达到缓解旱情的目的[4]。二是引进竞争机制和民间资本，合理分配资源。合理分配水源，充分利用现有水利设施。在水源短缺的情况下，必须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水利设施和水源，使之尽可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对老旧水电站的维护、对损毁灌渠的整修、对老旧浇水灌溉机械的维修等，在保证能供水的前提下，尽量使投入达到最小，效益发挥到最大，以减少农民因此而增加的额外的不必要的负担。同时对水源进行严格管理，优化配置。按照就近、高效、便捷的原则合理灌溉，以最小的投入实现效益最大化。三是针对农村实际，多渠道解决水源不足问题。应该寻找和开发可以长久利用的水源，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近期则可以通过清理沟渠淤泥、清理整修机井等方式寻找水源。也可以在地块面积较大但是没有水源的地方先期打井，挖沟翻水的方式找水，以备急用。中长期则可以利用政府投资规划、水利兴修等方式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

2.2关于粮食安全意识

一是政府有关部门要因势利导，强化宣传，牢固树立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在水情旱情大灾来临时，成立农业专业服务队，采取出租机械、发放临时补贴、深入田间地头重点工作等有效措施，对五保户、特困户等农村弱势群体进行帮扶，提供抗灾亟需的人力财力，以有效地服务于三农。二是在国家建立粮食储备基地、建立粮食期货交易中心的同时，进一步规范农村粮食交易市场秩序，规范粮食收购行为，稳定粮食收购价格，坚决杜绝粮食市场上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保证粮食稳定供应以及国家粮食安全。三是用好其他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农民在购置农机具时进行财政资金补贴等。四是将粮食安全与国家正在实行的农业保险相联系，尽量降低农民种粮的风险，以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5-7]。

2.3解决水利建设问题

一是摸清农村水利设施的现状和实底。结合水利设施普查，对所有现存的水利设施进行抢救性保护和维修，在规划中尽可能地发挥原有设施的作用，以减少经济损失。二是树立水资源节约意识。在全社会大力普及节约用水常识，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从自身以及身边的人和事做起，形成人人参与、节约用水光荣、浪费水资源可耻的社会氛围。三是调整结构，优势互补。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的力度，切实按照中央一号文件中政府每年拿出土地出让收益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规定，加大对水利建设的投入。四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农民参与水利的积极性。大力扶持农民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在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稳定的同时，发展经济作物和相关第三产业。并且提供政策支持、资金支持、技术支持、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五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强化水战略意识。利用信息优势，鼓励农村建立农业专业合作社，实行规模经营。按照公司+农户+基地的生产经营模式，为农民提供销一条龙服务，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六是各级政府应建立水利建设资金投融资平台，要通过一些贴息贷款的，扶持、补助

措施，充分利用好市场机制，用好各种信贷资金，调动农民群众投资兴修水利的积极性。七是对一些城镇供水、供电等有一定水费、电费收入的项目，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比如搞股份合作制，或者bot等方式兴建水利。八是在当前冬春农田水利建设中，用好农村现有的一事一议资金，实行奖补结合、先干后补的政策，尽可能调动群众投资投劳兴修水利工程的积极性。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有计划地利用一些外资，比如现在进一步治理淮河的新一轮新三项工程里低洼地的治理等。九是水利建设与当前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在新农村建设中应把水利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进去，立足长远规划，建成可以防止自然灾害30年、50年一遇的高标准、高质量的水利设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3结语

总之，水利建设和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的经济命脉，国计民生，国家安全，是“十二五”期间三农问题工作的重中之重。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为彻底解决农民靠天吃饭、农业生产过度依赖自然条件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为水利建设和发展制定了宏伟蓝图，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期待，有国家对水利建设的重视，有人民群众的努力，我国的水利建设一定会迈出坚实的一步，困扰我国几千年的水灾水患和吃饭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13亿人民一定会过上富足安康的好日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一定会早日实现。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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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2）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国内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世界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介绍，到逐渐提出立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粮食安全概念，并对粮食安全内涵进一步丰富的发展过程。1983年，吴天锡在《世界粮食安全政策》一文中将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于1988年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两个层面。微观安全即指个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粮食获得和营养安全；而宏观安全则是指从政治方面看，国家以财力保证和宏观干预政策，保证国民的粮食安全。课题组认为，粮食安全系统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世界粮食安全大系统之下的国家和地区子系统，层层分解直到家庭和个人子系统；从粮食安全的环节看，可以划分为供需两个子系统，以及生产、储备、外贸、消费、收入分配、运销系统等。〔3〕1998年，朱泽提出中国粮食安全概念，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4〕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一有关粮食安全体系的表述，2001年丁声俊分析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相当丰富，至少应包括任何需求者、任何需求时间、各个产地来源、各种所需粮食和食物、粮食和食物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应包括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长的生产体系；确保粮食供应的市场贸易体系；健全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对粮食进出口、粮食储备等进行宏观调节；提供综合信息的粮食预警报体系；建立援助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5〕吴志华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6〕200

6年，高帆论述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能够获得与其需求相适应的粮食。实现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和购买等因素在内的“多链条互动”的过程。〔7〕2009年，肖春阳指出，在粮食安全概念上，中国与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内涵并不一致。他认为，世界粮食组织所说“food security”，直译为食物安全或食物保障，现在约定俗成译为粮食安全，实质是食物安全。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同于世界粮农组织食物安全的概念，应是就一个国家而言，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人均粮食供应量（膳食能量供应量）；粮食生产按市场需求稳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适量进口粮食；解决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8〕2010年，刘笑然论述认为，粮食安全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满足每个居民获取所需粮食及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地域、对象、数量、质量、卫生、价格和运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现代粮食安全至少应该包括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四层涵义。〔9〕

由上观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是基于“世界粮食安全观”的角度，从全世界的粮食安全状况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地区、民族、人口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粮食安全目标。而我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一方面，它仍然指向“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起，也能买得到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国内研究的语境下，当我们提到粮食安全这一概念时，还应当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理解。从对既有的粮食安全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也是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的。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贸易这四个重要的内容在粮食安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不同，粮食安全思想由单纯重视粮食生产，到重视粮食流通，再到强调粮食贸易，并发展成为注重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的综合协调，其内涵表现出一种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 调粮食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能稳定地提高粮食的产量，持续地、较好地满足国内的主要需求。〔10〕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是粮食稳定供给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我国的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基础地位，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这一点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大改造，这段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而迅猛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经过苦难的战争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进行了大范围的经济重建，努力摆脱贫穷与落后，为我国初步进行工业方面的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变最剧烈的一个阶段。在这短短七年之间，中国从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大改造，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时期中国的剧烈转变和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都对当时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以及形成粮食安全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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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段内容参阅：魏巍《陈云的粮食生产思想初探》（《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熊亮华《陈云对粮食问题的卓见》（《党史博采》1995年第11期）等文。在这个阶段，陈云负责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粮食安全思想。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陈云的代表观点是“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在新中国成立时，面对东北1200万亩的粮田受灾，上海资本家大量储存布匹、粮食，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期望从中投机获利的情况，陈云不仅要为救助灾民而调拨积聚粮食，还要为稳定物价和市场而大量调拨布匹、粮食来保证上海物资供应。1950年4月13日中央会议上，陈云就粮食状况和财政状况进行了报告，提出：“应该预计到，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我国农田产量大幅降低，民间粮食的存储很少……帝国主义者以及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正在幸灾乐祸，他们梦想大陆上发生什么粮食危机。就让他们做梦去吧！华北、东北、河南、山东(除胶东区)等地已经普降春雨，我们麦收有望了。同时全中国农民正在进入

耕。那些幻想我们发生粮食危机而幸灾乐祸的人，注定会失望的。刚好相反，中国人民不但能战胜灾荒，而且会呈现出我们多年未有过的粮食丰收、粮价平稳的大好局面。”〔11〕陈云上面的讲话中包含了如下几点意思：第一，克服粮食危机，做好粮食供应，首要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第二，国家安危、政治斗争与粮食生产紧密相联。因此，他积极呼吁“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提醒全党更加重视和认真对待粮食生产。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在会上发表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讲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仍要大量进口粮食、棉花等许多农产品，虽然现在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发展农业仍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很难发展。”〔12〕他提出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增加粮食的产量：（一）完成；（二）预防水旱灾害，兴修水利；（三）提高粮食单产，发展化肥使用。①

而后同志提出的“以粮为纲”和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全国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对重视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1956年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到好转，以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粮食生产上“以粮为纲”，是在1958年提出的,在这一口号提出之初，由于“”浮夸风盛行，同志误以为粮食形势大好，已经在考虑“粮食太多怎么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可以放在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上面。在与薄一波的对话中，以“以粮为纲”这一口号，逼迫工业发展也拿出相应的口号，提出更高的工业发展指标。〔13〕这种过快过急全局冒进的发展道路，使得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以粮食总产量为纲的农业生产结构，也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60年，饥荒发生，使本就出现问题的粮食安全状况雪上加霜。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单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甚至全党、全民的共同责任。在“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生产。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体制显示出很大的弊端，党内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讨论，这实际上也是粮食安全思想中关于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对发展粮食生产最为有利。在这场讨论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曾希圣、李富春等人都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包产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坚持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是倒退，以政治标准来判断粮食生产方式的优劣。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之前最终未能被采用，但作为粮食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

尽管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粮食储备等思想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把粮食生产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头等重要地位，是建国之初粮食安全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低点，粮食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大，决定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粮食需求以获得人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保证国家内部稳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物质保障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主要内涵。1953年开始，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利用政权力量，采取层级化的科层制治粮结构， 科层是指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模式。科层制治粮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治粮模式。这是高度集权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 见张睿《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8期。强制要求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国家来控制、调节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市场流通的作用被国家计划取代。在这种封闭的粮食安全体系中，流通已经为国家所控制，因而在粮食安全思想中不占据重要位置。保障生产，提高粮食总产量为粮食安全的内涵所在。 流通体制改革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中的流通，是指通过流通环节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

，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短时间内都能买得到、买得起所需要的粮食。 娄源功认为，粮食流通安全主要涉及粮食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储备体系、进出口贸易政策、补贴制度和粮食市场体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在本文中，粮食流通仅指粮食的国内市场流通，对粮食进出口贸易单独论述。见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农村经济管理》2003年第3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1982年，我国首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体制。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了自，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也打破了“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14〕1979年到1984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大幅提升。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9-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粮食统购政策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粮食安全内涵的讨论中，不仅强调粮食生产，更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围绕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阐述观点，丰富了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

1978年以前，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吴硕在《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指出，当时的粮食安全存在粮食高产地区生产发展缓慢，国家粮食统购与统销不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统销的价格补贴与年俱增、数字十分庞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粮食流通体制。〔15〕丁声俊在《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一文中论述到，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粮食流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粮食总产量大幅上升，农民“卖粮难”、产粮省调出粮食难与国家“储粮难”、“调粮难”、“运粮难”的情况并存，究其根源，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他提出，对粮食的生产和流通管理，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根本方针。〔16〕1985年，吴硕再次发文论证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取消统购统销的时机已经成熟，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当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农业生产者面向市场需求，靠国家计划指导和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粮食生产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17〕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逐渐减弱了对价格的控制，渐渐地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作用。〔18〕在粮食流通领域，关于双轨制的讨论十分热烈。1993年，陈锡文指出，我国粮食的“双轨制”是历来就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粮食由市场定价的部分相对来讲可以忽略。〔19〕王德文、黄季?j则认为，双轨制是从1978开始正式形成的，并总结了我国粮食双轨制的形成过程：第一阶段是双轨制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利用双轨制来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第三阶段是改革双轨制。他们还指出我国双轨制是渐进性发展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具有可逆性。 〔20〕对于“双轨制”的具体路径选择，唐仁建提出通过保量放价来实施，卢迈、谢杨则提出通过保量保价来解决这个问题。〔21〕

对于双轨制的效果，学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种看法是，双轨制难以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其理由是，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政府制定，政府决定了粮食的定购价格和数量，并且粮食的定购价格往往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之下，因此，粮农的行为主要受粮食的市场价影响，其供给行为也往往取决于市场，而粮农售给国家的部分，则具有税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是，双轨制会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金和辉认为，定购价格可以引导市场供给，同时，订购价格也通过影响粮农预期而调整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22〕高小蒙等人给出的观点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会对粮农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只有当粮农的粮食产量充足且国家制定的定购数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市场的作用才会大于计划。〔23〕

1998年，政府先后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六个配套文件来推动新一轮“粮改”，力图将粮食生产和流通放置于市场中去。2004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文件，决定在这一年全面开放粮食购销市场，稳定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双轨制”改革开始到1998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再到2004年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适当运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在这些政策制定前后进行了激烈讨论，为我国政府制定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总结，丰富了粮食安全的思想内容。尽管对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政策选择存在不同意见，但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认为，粮食流通由计划向市场，由封闭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不可改变。

四、强调贸易安全的粮食安全思想

新中国自建国以后就开始参与世界粮食贸易体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粮食进出口根据国内粮食产量丰欠不同，出现净进口与净出口局面的变化，但由于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自给率，并且粮食国际贸易都由国家直接控制，粮食贸易还不足以威胁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贸易安全成为粮食安全思想重要内容，发端于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发表。

1995年，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虽然中外学者们多认为布朗的研究方法导致他得出2030年以后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学者们也清醒认识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市场的发育，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已经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必须遵守对wto的承诺，逐渐取消保护农产品的各种非关税措施，实现粮食流通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粮食贸易不再是国家牢牢掌控在手的调控器，而成为了新的粮食安全风险因素。〔24〕粮食思想中，对粮食贸易的讨论逐渐成为重要内容。 布朗提出的203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国内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在其《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一书中，基于对科技与政策的关系的理论分析提出，只要选择执行正确的政策，在21世纪，中国完全有能力达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具体可以通过选择科研优先顺序，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来保障粮食供给。①朱希刚从数据测算上提出，中国2010年粮食缺口为0?27亿吨，2020年仅为0?25亿吨，中国的粮食进口不到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1／10，不会导致世界性的粮食危机。〔25〕黄季?j则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将成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技术创新将会给中国粮食增长带来持续动力。〔26〕胡岳岷直接对布朗的观点进行否定，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地域差别，即使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也不可能达到美国人对肉、牛奶、禽蛋的消费标准，从而使布朗所认为的中国扩大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预测，不攻自破。另外，胡岳岷认为布朗夸大了人口对我国粮食供给所形成的挑战，认为中国人口到2030年未必像布朗预测的那样会达到16亿。在供给方面，胡岳岷认为，虽然我国存在大量的农田和灌溉用水被转作非农业利用以及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但总体来说，布朗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27〕另外，朱泽、蔡承智、陈阜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未来粮食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持乐观态度，驳斥了布朗的“中国不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学者们都认为粮食安全是应当随时警醒的问题，必须给予长期重视，并从各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

其次，对是否应该大量进口粮食进行了讨论。吕新业、蔡承智、陈阜、林毅夫、田野等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大量地进口粮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将会损害国际粮食供给状况，对粮价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鉴于粮食在外交历史中常被粮食出口大国作为政治武器使用，因此，中国粮食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家和世界粮食安全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也有学者，如柯炳生、朱希刚等支持扩大进口，认为中国不应该排斥粮食的大量进口，利用粮食国际贸易来实现国内供应的稳定的风险极低，粮食进口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

第三，关于粮食贸易中对粮食产业的保护的讨论。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完全排斥粮食国际贸易是不可能的。粮食贸易已经不在于是否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以及在粮食贸易中，如何保

本国粮食产业的问题。对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学者们根据各种测量方法，提出过很多观点。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不应该超过15%这一红色警戒线，5%—10%是理想区间。〔28〕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在粮食国际贸易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国内粮食产业。粮食贸易成为粮食安全思想中一个重要内涵，并且在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结语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入世以后中国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我国粮食安全思想也逐渐从单纯强调生产安全，到重视流通安全，到特别重视粮食贸易安全。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或者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考虑一个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粮食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粮食安全思想内涵也逐渐丰富，体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的特征，是从单一的生产安全，走向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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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3）

中图分类号：DF413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7.03.03

[HS（3][HTH]一、创新型法学体系的提出

[HTSS][HS）]

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对“创新发展”的表述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通过“创新”推动“发展”，通过“发展”引领“创新”。“治国方略论”“人民主体论”“宪法权威论”“良法善治论”“依法治权论”“保障人权论”“公平正义论”“法治系统论”“党法关系论”等九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创新发展[1]。我国正在构建创新型国家，而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创新发展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崭新理念，还应当成榉ㄑа芯康恼感吕砟睿从而构建创新型法学体系。

传统法学体系具有滞后性、狭隘性、封闭性等弊端，具体如下：基本原理过于强调固有原理和思维模式，缺乏对新兴法律现象的探索、升华，具有滞后性；核心范畴过于强调私法学与公法学之分，缺乏对新兴法学范畴的包容、吸纳，具有狭隘性；学科建设过于强调本学科的学科体系、研究队伍，缺乏对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借鉴、引进，具有封闭性。创新型法学体系旨在突破传统法学体系的滞后性、狭隘性、封闭性，从而推动基本原理、核心范畴、学科建设的协同创新。具体而言，基本原理的创新发展强调理论基础的跨领域拓展、学科地位的夯实、价值取向的多元，体现前瞻性；核心范畴的创新发展强调主体、权利义务、客体、行为、责任及其救济的创新，体现包容性；学科建设的创新发展强调学科体系的呼应联动、研究队伍的跨界互动，体现开放性。

中国粮食法学是对粮食法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是经济法学、农业法学的重大创新，体现了创新型法学体系的发展规律：其一，中国粮食法学具有丰富的基本原理，迎合新兴法律现象的发展潮流，既非“早产儿”又非“畸形儿”，需要创新发展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和价值体系，体现前瞻性特征；其二，中国粮食法学需要突破传统私法学与公法学的明确划界，创新发展对主体、权利、义务、客体、行为、责任等的理解，体现包容性特征；其三，中国粮食法学具有完整的学科建设规划和新兴的研究队伍，不断吸纳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形成老中青、本硕博为一体的跨学科学派体系，在中国法学界应当有一席之地，体现开放性特征。

我国《粮食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在创新发展方面提出，“不断推进体制机制、产业体系、经营业态等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粮食法》立法进程”，“初步形成与国情、粮情相适应的粮食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体系”。从《粮食法（送审稿）》来看，“发展”一词作为促进意义使用出现了10次，“创新”一词出现了2次（即第8条“粮食科技创新体系”、第14条“种业科技创新”），初步体现了其对创新发展理念的重视。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粮食法》的制定是中国粮食立法史上的浓墨一笔。随着《粮食法》的制定，亟须发展粮食法学，加强对粮食立法的学术研究，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体系，推动未来《粮食法》的有效实施。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中国粮食法学应当彰显创新发展理念，从基本原理、核心范畴、学科建设三个层面进行创新发展，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法学体系。

[HS（3][HTH]二、基本原理之创新发展：创新型法学体系的前瞻性

[HTSS][HS）]

一个学科的构建，都是从基本原理开始的。“创新型法学体系”有必要加强基本原理研究，体现前瞻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创新型法学体系”并非具体法学学科的特定研究领域，而是整个法学体系创新发展规律的前瞻性把握。相应地，粮食法学的基本原理要体现创新发展的前瞻性，具体如下：必须具备强大的理论支撑，如唯物辩证观、“软法”革命、系统工程论；必须具备独立的研究对象，成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必须彰显自由、公平、效率、安全的价值取向，体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一）理论基础之跨学科引入

一个学科的沉淀，需要不断深化理论基础，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唯物辩证观。粮食产业是靠天吃饭的，对自然因素（如耕地、气候、水资源）的依赖性很高[2]。从唯物观看，粮食法学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例如，考虑中国第一人口大国的实际，必须重视最大多数人的粮食供给，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粮食权益；考虑中国耕地资源有限的实际，必须制定最严格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考虑沿海和内陆自然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均，必须制定大城市粮食供给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国家层面的粮食危机应急体系等。从辩证观看，粮食法学要充分考虑自然因素、农业技术、经济管理、制度因素等的内在联系机理，体现普遍联系的思维；粮食法学要在基本原理、核心范畴、学科建设等方面进行创新发展，体现发展思维；粮食法学要全面分析矛盾，客观看待粮食法的优点和缺陷，防止片面性，体现矛盾思维。

第二，软法革命与制度变迁。粮食制度包括粮食硬法与粮食“软法”，粮食硬法即通常所言之粮食法律制度，粮食软法则包括粮食政策、粮食标准、粮食行业自治规则、粮食交易习惯、国际粮食非正式规范等。粮食政策作为基本的粮食软法，具有灵活性、具体性、效率性等优点，但也存在干预性、功利性、波动性等缺陷。相比之下，法律具有粮食政策所不具备的诸多优点，如强制性、严谨性、稳定性，尤其是《粮食法》的制定可以从基本法层面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因此，应当形成以粮食硬法为主导、粮食软法为辅助的制度架构。当然，粮食软法与粮食硬法并非截然分开，粮食软法经过实践检验可以上升为粮食硬法，粮食硬法也可以通过粮食软法加以具体实施。

第三，系统工程论。系统工程理论是自然科学中的传统理论，逐步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在影响粮食安全的诸多因素中，我们日益重视制度因素，但不能贬低自然因素、技术因素、经管因素等对粮食产业的作用，尤其是自然因素（如气候变化）始终起着基础性作用[3]。我们强调的是，诸多因素要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在制度层面，法律也并非灵丹妙药，存在抽象、单一、滞后等不足，需要粮食软法加以协助，共同构筑粮食法治系统工程。粮食法治系统工程应当充分考虑自然因素、技术因素、经管因素、制度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从中凸显法律因素的研究价值。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本质上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系统工程。粮食法治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是粮食产业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二）学科地位之独立性

粮食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粮食法及其发展规律。粮食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即粮食经济关系。具体体现为：其一，粮食生产经营者之间。粮食生产经营者之间在粮食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平等关系，可以自由交易，体现意思自治。其二，粮食行政管理机构与粮食生产经营者之间。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可以对粮食生产经营者施以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产业促进，而粮食生产经营者又可以对粮食行政管理机构进行监督。其三，粮食行业组织与粮食生产经营者之间。粮食行业组织可以对粮食生产经营者施以行业自律、行业惩治，而粮食生产经营者同样可以对粮食行业组织进行监督。其四，粮食行政管理机构与粮食行业组织之间。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对粮食行业组织进行监管，而粮食行业组织对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又可以进行监督。其五，粮食行政管理机构之间。粮食行政管理可能存在“九龙治水”的情况，需要构建独立、权威的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其六，粮食行业组织之间。粮食行业组织是多元化的、不同层级的，彼此之间既是平等交流关系，又存在互相监督问题。

粮食法学与其他相邻学科有明确区分，可以成为独立学科。粮食法学与农业法学是有区别的。农业法学是新兴的法学分支学科，研究范围涵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而且是全产业链的研究。粮食生产属于种植业，但粮食法学还要研究粮食政治化（即国家安全价值）、粮食金融化（如“粮食银行”以及粮食期货）、粮食能源化（如玉米能源）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传统农业法学不甚涵括却又非常重要的。如将粮食法纳入社会法的范畴，则同时体现“自发调节”和“国家干预”的双重特征[4]。本文认为，粮食法学应属于经济法学。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而粮食法的调整对象――“粮食经济关系”――恰好是上述“经济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经济法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宏观调控法与市场监管法，而粮食法学同样聚焦粮食宏观调控、粮食市场监管，因此，粮食法学是经济法学的独立分支学科。

（三）价值取向之多元化

粮食法学的价值取向是粮食立法的宗旨倡导、目标追求，需要多元化发展，不宜单一独断，试析如下：其一，自由价值。自由价值是基础性价值，在确立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要推进粮食流通全面市场化改革，重点解决粮食产业化、粮食国企改革、粮食市场体系建设、粮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法律问题。其二，公平价值。公平价值是保障性价值，要充分保障粮农的合法权益（如土地权益、粮食收成、国家粮食补贴、社会保障权益），实现权利公平、义务公平、责任公平，为粮农提供粮食公益诉讼等救济机制。其三，效率价值。效率价值是动力性价值，要鼓励粮农进入粮食期货市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引导大宗粮食生产，提升粮食市场体系的运行效率，加快粮食市场的发展。其四，安全价值。“粮食安全主旨化”应当成为粮食法的基本原则[5]。安全价值是底线性价值，也是崭新的价值形态。要彰显总体国家安全观，守住耕地红线，基本依靠国内粮食供给，严格监管粮食质量安全，慎重对待转基因粮食。与此同时，要坚守粮食定价权，防范由国际粮价波动引发的系统性危机。

多元价值整体上是可以协调统一的，但在创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也容易产生冲突，例如，创新发展的“创新”需要自由的市场环境，但强调自由价值亦不是放任自由发展，否则会出现不安全因素，危及安全价值。创新发展不是放弃安全价值，而是强调在安全基础上的发展。与安全价值相对接的还有公平价值，既包括程序公平，又包括实体公平。强调安全就必须强调公平，尊重粮农的劳动成果，保障城乡弱势群体的粮食权，实现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才能最终实现粮食安全。当然，过分强调安全价值、公平价值，又会人为制造禁锢、扼杀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最终也不利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在保障安全、实现公平的基础上，关键还是要发展，而且必须辩证对待立法现状，破除制度禁锢，实现创新发展。因此，必须强化自由价值、效率价值，加强粮食流通全面市场化改革，体现市场决定性地位的发展趋势，才是粮食法学应有的社会担当。

[HS（3][HTH]三、核心范畴之创新发展：创新型法学体系的包容性

[HTSS][HS）]

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4）

2016年5月31日国家粮食安全政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此机构组成成员来自我国一流院校、研究机构、国家发改委及重点企业的专家学者，这一部级粮食安全咨询机构成立标志着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国际化、专业化、持续化的战略升级，粮食安全国际化已经成为国之共识，粮食安全国际化战略成为世纪性、世界性课题，且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安定与健康发展，可以说没有粮食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可言，对国家粮食安全国际化战略认识的深刻性与具体实践前瞻性，已是迫在眉睫之务。

粮食安全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问题。

粮食安全的概念最初源于20世纪70年代。为了应对世界范围的粮食危机，1974年11月，在世界粮食大会上，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1996年11月，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了《罗马宣言》和行动计划，这两份政策性的文件对粮食安全作了更为详尽的解释。2001年，世界粮食大会又再一次修正了粮食安全的概念，增加了无污染无公害的要求。2016年的今天，国际上对粮食安全的认知与理解又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且充分体现出了粮食安全中所蕴含的国际化战略属性。

粮食安全国际化问题在我国历史上一直传承。

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从治国安邦与国计民生两个方面强调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治国之道也”。这种粮食安全国际化问题逐步发展成为“农为政本，食乃民天”的国策。

粮食安全在我国历代中兴文明史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国文明史进程中的“文景之治”、“昭宣中兴”、“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洪武盛世”、“康乾盛世”等，无不是休养生息的大环境下，逐步实现了国内粮食丰、国际粮食安全，从而实现民安国泰的战略产物。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贾谊从粮食安全对成天下功业的重要性角度提出了直观清晰的论调：“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而西汉另一政治家晁错则从民生与国安的角度阐述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是从国际化角度充分认识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强调：粮食安全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发展的“定海神针”，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的新战略，“饭碗论”“底线论”“红线论”……，更是从国防安全的角度一针见血地指出：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国家的事就稳得住。

因此，粮食安全国际化战略认识是当下我国粮食安全的重大课题。

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国际化问题

我国粮食安全国际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而且具有共同属性：不可控、不可测、多米诺性。

1.从市场属性来说。作为WTO背景下的市场参与产品，小麦、大豆、玉米、大米等基础粮食产品，更能体现粮食产品的市场属性与国际属性。客观地讲，中国粮食产品中小麦、稻谷、玉米的确实现了连续十三年连增的生产发展，但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却没有随着产量增产而增强，可喜的一点是中国小麦、大米进口需求在慢慢变小，但不可否认地是：我国小麦、大米、大豆、玉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一直处在产业链条的最低端，面临着质量改进、模式创新等问题与压力。从世界几大粮食巨头在全球布局区域及产业链条结构战略来看，中国粮食产业受全球市场影响的被动指数为百分之百，中国粮食安全指数深受国际市场影响。

2.从气候变化来说。根据联合国国际气候公约公布的全球气候变化指数分析，全球粮食生产越来越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因为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也是最不可控的。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统计，全球每年因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减产最底不少于0.5万亿吨，气候变化虽然引起全球的注意，但不可否认地是这一趋势仍然在逐步变坏，这是全球问题，而不是单一的国家所能解决的问题。

3.从金融属性来说。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活跃，在短短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金融市场几乎涉及到了全球经济的所有要素，粮食期货更是直接地赋予了粮食的金融属性。欧美国家走在前面了，并且掌握了粮食期货的话语权，中国粮食期货发展较晚，对于国际化的期货市场几乎都是被动跟随。粮食的这种金融属性正在逐步并且很现实地影响着中国粮食的产业安全与国防安全，务要重视！

4.从国际局势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从立国至今的几十年间，赢得了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粮食生产从温饱不能自给的状况，逐步发展成为了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创造了：用不到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养活了全球六分之一人口的粮食生产奇迹，这个奇迹得益于中国的稳定。但需要提高警惕地是：世界并不太平，世界上一些不稳定因素正逐步渗入中国，周边及一些大国的不稳定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

以上四个方面是中国粮食安全最直接的国际化问题，需要全球化的眼光，世界性的战略，跨世纪的智慧来面对。

中国粮食安全的国内问题及顽疾

1.土地资源与人口增长矛盾

保持粮食的持续性增长与人口增长及饮食结构优化同步，是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重大问题。截止到2016年底，中国主要口粮实现了可喜的十三年连续增长，但日益突出的土地资源减少问题，正在威胁着粮食产量持续增长的目标，粮食产量增长的步伐正逐步减速，而另外一个问题正在加速来到：《国家粮食安全需求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预测：2020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95公斤，需求总量57250万吨；国务院粮食白皮书《中国的粮食问题》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6亿峰值，按人均占有400公斤计算，总需求量达到64000万吨左右。土地资源减少与人口增加的隐形矛盾将会清晰起来，能不能真正自己养活自己是中国粮食安全无法回避的问题。

2.水资源短缺与土壤质量的恶化

水是生命之源。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当短缺、分布不平衡的国家，且在中国的自然灾害之中水旱灾害也频繁发生，每年春夏中国南方很多地区的洪水灾情，和一些地区的旱情，有时持续时间相当的长，这对粮食增产的挑战是巨大的。今天全国地表水的利用率为总水量的15.9%，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不足40%，结果是平均每产一斤粮食要耗水近一吨，水耗是先进国家的四倍，生产粮食不单纯是对资源的占用，也包括产生的一种浪费现象是非常大的，这无形之中会增加粮食生产的成本，从而影响粮食安全的实现。

另外，农业水资源的供给能力主要取决于水资源总量的增长，以及工业、生活用水等其他竞争性用水的增长状况，通过近十年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农业用水的比例已明显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另外，在中国农村内部，由于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水源工程建设相对滞后，用水过程浪费严重，水资源供求失衡矛盾突出，所以，未来的时期关键是要发展和普及节水型农业技术，加速水利现代化、绿色化，使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5%，使农业用水总量达到峰值并提前减少，率先实现与粮食增产脱钩，这是未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保护水资源的一个突出问题。

粮食增长不仅仅与耕地的数量相关，还与耕地质量密切相关。中国虽然具湟欢ǔ潭鹊目筛用地，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突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可耕地的总体质量是偏差的，耕地土壤的有机质量不足欧洲同类土壤的一半，这就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粮食生产效率。再加上现在工业化发展、城镇化推进，污染不断在加大，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土壤退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以及可耕地的水土污染的问题，导致中国一些粮食产区粮食生产能力不稳，从而影响粮食安全。

3.科技生产与创新能力落后于国际水平

粮食生产的科技能力主要是指：种子技术、增长技术、肥料技术、安全技术等，科技是实现高产、增产、稳产的主要方式，我国粮食生产中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尚处在模仿起步阶段，特别是今天引起激烈争议的“转基因技术”，国内尚没有权威技术来界定。

粮食生产的创新能力主要指：生产模式、管理模式、经营模式三个方面。中国粮食生产模式比较传统，建立在集约生产与经营的管理模式更是无从谈起。城镇化背景下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正处在探索阶段，要真正形成利于粮食增产、利于粮食产业健康发展的新模式，为期尚远。欧美国家的粮食生产新技术与创新性经营模式如何真正有效地植入中国粮食产业中，需要更多地投入人力、财力与智力。

4.中国粮食安全的三大顽疾

（1）粮贱伤农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粮食安全顽疾之一。

2013年―2015年，中国主粮产量连续大丰收，但这一趋势很难继续。因为连续三年来，尤其是2016年小麦、玉米已跌破成本价，农民出现大面积亏损，这必然使得农民减少种植面积。这些看似不可控制、不可预测的市场无形之手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值得政府高度重视。

（2）粮食安全中的“黄宗羲定律”之变相顽疾。

黄宗羲是我国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他在研究历史时发现，历朝历代的税费改革皆为减轻农民负担而兴起，结果却事与愿违，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农民负担最终在减了增、增了减、减了再增的“怪圈”中循环往复。虽然，我国已经取消了粮食税，但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却越来越多，如越来越多地农民被动失去耕地资源，而这些失去的耕地并不是用来生产粮食，而是被变相开发成地产或者工厂等，值得领导者重视。

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5）

中图分类号：F29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5-0038-05

1.引言

农业市场化和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当前我国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其中，城镇化与其他“三化”息息相关，并具有空间载体和组织衔接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在当前开放市场条件下，城镇化加速发展势为必然。城市化加速发展影响到我国各个方面，其中粮食安全是不容忽视的一环。城市化发展诱导粮食生产资源和要素向非农产业转移，因此，城市化过程必然会威胁到粮食安全。另一方面，粮食安全是一个硬约束条件，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粮食安全状况将极大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

究竟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冲突如何，这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广泛讨论。郭剑雄等（2005）认为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粮食供需缺口扩大，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必将随城市化推进变得异常严峻［1］；臧武芳（2001）从历史角度分析1949年以来我国粮食安全与城市化的相关关系，认为受粮食安全影响，我国城市化经历了上升、倒退和加快发展三个阶段［2］；黄季（2004）从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来分析，认为城市化与粮食安全暂时不存在较大冲突［3］；马其芳（2004）则利用江苏省的数据分析，认为快速城市化区域目前还没有粮食危机［4］。

上述研究对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关系均持不同态度，观点分歧主要在于缺乏对城市化与粮食安全关系的系统性考虑，并且从历史演进角度，也仅限于定性描述，缺乏动态定量分析。因此，这些研究将无法对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粮食安全是否存在冲突，冲突程度多大，给出比较准确的回答。基于此，本文拟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建构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动态耦合模型，并选取能够衡量两大系统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进行实证分析，以期给出两者的耦合关系，从而为我国今后城市化发展和粮食产销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2.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相互胁迫关系分析

2.1 城市化进程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城市化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发展的过程，城市化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十分复杂，是把“双刃剑”［5］。

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对粮食安全存在负面影响。在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换过程中，城市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由于城乡消费结构差异，城市化将促使直接粮食消费降低，但畜牧产品、酒类等间接粮食需求增加更快，因此，城市人口增长将促使粮食需求增加。其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数目大量增加，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展，大量耕地，特别是城市周围的优质高产田被占用，导致耕地数量锐减。在粮食单产不可能大规模提高的情况下，耕地数量减少将引起粮食总产减少。其三，城市化过程促使农业活动向非农产业转换，产业结构不断转变和升级，使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增加了粮食种植的机会成本，会驱使粮农改变种植结构，减少粮食供给。其四，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城市文明等向农村地区的渗透、扩散和传播，能够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观念，生活习惯和观念的改变，使得人们对农业的态度改变，对城市的依赖性加强。

另一方面，城市化过程对粮食安全也有正面影响。其一，城市化若能真正走上正轨，其聚集效应必将更有利于土地的合理使用。我国目前乡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是城市的两倍①，城市人口增加，将释放大量乡村建设用地。其二，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得农村土地可以逐步向种田大户集中，从而为现代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创造条件，更有利于粮食供给稳定。其三，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及第三产业势必蓬勃发展，整体经济实力将会不断增强，这便可以为农业提供比较充足的财力和物力支持。通过农业支持性补贴，强有力的城市经济将构成我国粮食增产的基本保障条件。

2.2 粮食安全对城市化的影响

粮食安全是城市化发展的硬约束。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城市化过程本身就是农业剩余向城市转移集聚的过程，而农业最根本的剩余就是粮食剩余。只有存在充分的粮食供应，才有足够的食品供应保障。只有在粮食生产率提高，粮食供给量增加时，才能释放出大量耕地和劳动力，才能将这些资源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中去。从历史来看，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曾经多次受到粮食安全的制约而不能顺利发展［2］。

总体而言，城市化进程从正反两面影响到粮食安全，而城市化的任何一个层面也都受到粮食安全不同程度的限制和约束，这种限制和约束伴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如果说人口的集中、用地的扩展等构成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发展圈，那么粮食安全就形成了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限制圈。

3.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动态耦合模型

3.1 理论模型架构

在明确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关系的基础上，借用一般系统论中系统演化的思想，可以建立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动态耦合模型，从而测度两者的耦合程度，分析两者的耦合关系。其理论模型构建如下：

粮食安全与社会经济都是非线性系统，其动态演化方程为［6-7］

dx(t)dt=f（x1，x2，…xn）；i=1，2，…n；f为xi的非线性函数。（1）

李雅普若夫第一近似定理指出，非线性系统的运动稳定性取决于一次近似系统的特征根的性质，以此理论为基础可以略去高次项而保证运动的稳定性，用得到的近似线性系统：

dx(t)dt=∑ni=1αixii=1，2，…n

按上述方法建立城市化（CT）与粮食安全（FS）系统的一般函数：

f（CT）=∑ni=1aixii=1，2，…n（2）

f（FS）=∑ni=1bjyjj=1，2，…n（3）

其中，x，y为两系统的元素（均为时间的变量函数）；a，b为各元素的权重。

鉴于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相互胁迫关系，我们把它们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由于这个系统只有f（CT）与f（FS）两个元素，为整个系统的主导部分，按照一般系统理论，则系统演化方程，即动态耦合模型的形式为：

A=df（CT）dt=α1f（CT）+a2f（FS）

B=df（FS）dt=β1f（CT）+β2f（FS）（4）

A，B为受自身与外来影响下城市化子系统与粮食安全子系统的演化状态。

在系统（4）中，A与B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一子系统的变化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在受自身与外界影响下，两子系统演化速度为：

VA=dAdt，VB=dBdt （5）

整个系统的演化速度V可以看做是VA与VB的函数，所以有V=f（ VA，VB），且VA与VB的夹角α满足tgα=VAVB，所以有α=arctgα=VAVB。根据的取值，就可以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状态以及f（CT）与f（SE）的耦合关系。

3.2 理论模型的经济含义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把α称作为耦合度，根据α的取值，就可以确定城市化过程与粮食安全两个子系统的耦合程度。显然，包含f（CT）与f（FS）两个元素的整个系统经历低级协调共生、协调发展、极限发展、系统重组四个阶段。由表1可知：

4.实证分析

4.1 城市化水平及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标的选取

为了准确评价城市化水平及粮食安全，在设置评价指标体系时，按照简明科学性原则、系统整体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和可比、可录、可行性原则，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最后形成了反映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四个方面内容，由非农业人口比重，中心城镇人口规模等10个指标所构成的评价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体系［7］；而反映粮食供给安全和粮食需求安全两方面内容的评价我国粮食安全态势的综合指标体系，由粮食播种面积波动、粮食产量波动等4个指标组成［8］ (见表2) 。

4.2 数据的量化处理及耦合演变轨迹的综合评估

对于上述指标的样本值，可由《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FAO数据库，直接查得或通过间接计算可得。此外，为得到评价城市化水平和粮

食安全的单一指标，可采用因子分析法来归纳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可得到城市化综合指标和粮食安全综合指标的原始数据②。其中，原始的城市化综合指标对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的解释度（贡献率）有95.7%，原始的粮食安全综合指标对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解释度有67.4%，且两综合指标均通过99%的Bertlett球型检验，可用作后文分析。

为了消除数据的数量级以及量纲的不同而造成的影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里选择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公式为：Z＾it=Zit-min（Zi）max（Zi）-min（Zi），这样处理后，数据的数值范围在［0,1］之间。由此得到城市化综合指标和粮食安全综合指标，具体数据见表3。

由两系统的动态变化看出，我国城市化的演化轨迹大致为抛物线状，粮食安全的演化轨迹则具有周期波动形态，可按照傅立叶级数理论，展开成若干个三角函数形式。因此，分别将两系统按照抛物线方程和傅立叶级数函数进行拟合，得到如下结果。

4.3 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耦合态势分析

为了更清楚的反映城市化进程与粮食安全动态耦合的演化态势，根据表4绘出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动态耦合演化曲线，如图1。总体上看，除开1993年，1980年到2004年间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不存在大的相互矛盾。1993年为异常年份，其原因在于当年粮食市场开放，使得粮食安全系数波动剧烈。由图1分析，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动态耦合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980到1997年，我国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耦合度在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波动，说明该阶段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相互制约关系并不明显，两者处于独立发展和低级协调共生时期。（2）在1998年至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而粮食安全水平略有下降，两者耦合度稳定在第一象限，说明二者已有相互胁迫关系，但是值较小，处于15°左右，可见二者矛盾并不突出。（3）在2003后，我国城市化水平虽然略有减速，但是粮食安全水平下降较大，造成城市化和粮食安全耦合度超过20°，进入矛盾共生时期。

结合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变动轨迹，发现在1980年至1996年，我国城市化综合发展指标维持在0.5以下，粮食安全综合指标维持在0.8以上，低城市化发展水平和高粮食安全水平使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矛盾较少的黄金发展时期，但1997年以后，城市化综合指标一直维持在0.5以上，而粮食安全水平则持续下降，高城市化发展水平和低粮食安全保障使得经济发展处于矛盾共生阶段。

然而，进一步我们也应看到，城市化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我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和粮食消费大国，人口仍以每年1 200至1 300万的幅度增长。据有关方面预测，至2030年前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 5亿的最大值。随着人口增加，粮食需求量必然继续增加。人均粮食需求量还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长。我国人均粮食需求量日前仅为390公斤，预计在2030年将达到460公斤左右。其时，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将是7. 59亿吨。在今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一二十年时间里，必须使我国的粮食产量比目前再增加3亿吨以上，才能实现国内粮食供求的大体平衡。因此，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耦合度将进一步增加，若不对此进行协调，有可能进入矛盾极限发展阶段。

5.结论

综上可知，1980年至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粮食安全水平曲折波动。其中，1980年到1997年，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不存在较大矛盾，相互影响不大，二者处于独立发展时期。但1997年以来，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已存在相互胁迫关系，虽然目前仍然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但从协调耦合度的发展趋势来看，目前已经进入粮食安全危机潜伏阶段。以保障粮食安全延缓城市化进程，将阻碍国民经济增长，也无助于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解决；放弃粮食安全保障，不仅要承担巨大的政治、社会风险，也可能陷入经济发展的“李嘉图陷阱”。寻求城市化与粮食安全之间的某种统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之一。统一发展的路径无疑是相当狭窄的，但协调的可能性也存在。

5.1 应当把提高农业综合要素生产率作为城市化进程中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途径

经验表明，人口密集型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然遭受耕地资源的损失，耕地面积减少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必然代价，那么粮食产量的增长，只有通过土地节约化技术的进步以及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我国农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相当大差距，作物单产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在不放弃城市化水平合理提高的前提下保障粮食安全，农业技术进步是比控制耕地面积减少更为现实的选择。

5.2 必须走出一条节约耕地资源的城市化道路

保障粮食安全的城市化战略，需要满足两个条件：①城市化推进中耕地减少带来的粮食生产能力的损失，不能大于同期农业技术进步获得的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②应当选择耕地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城市化路径。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随居民规模的下降呈显著下降态势。小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是特大城市的近1倍，建制镇的人均建设用地则超过特大城市的1倍，我国与粮食安全目标相协调的城市规模结构选择，只能是大城市为主，中小城市为辅。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07BZZ040)和中南民族大学校基金（ysz08002）支持项目。

注 释：

①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5.

②原始的综合指标数据来源于各指标经因子得分系数折算后的数值，具体为，城市化各指标因子得分系数为x1(0.103)、x2(0.104)、x3(0.096)、x4(0.102)、x5(0.104)、x6(0.1)、x7(0.104)、x8(0.103)、x9(0.103)、x10(0.103)；粮食安全各指标则为y1(0.317)、y2(0.351)、y3(0.253)、y4(0.288).

参考文献：

［1］郭剑雄. 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目标间的协调［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04,（7）:279～282.

［2］臧武芳.论粮食安全与城市化［J］.社会科学,2001,（3）:11～17.

［3］黄季琨.中国的食物安全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2004,（10）:4～10.

［4］马其芳,黄贤金. 快速城市化区域耕地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分析［J］.

［5］何格,欧名豪. 城市化与四川粮食安全问题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05,（9）:349～352.

［6］李崇明,丁烈. 小城镇生态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及其应用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24）:134～139.

［7］乔标,方创林.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及其在干旱区的应用［J］. 生态学报,2005,（11）:30～39.

［8］高中贵，彭补拙. 长江三角洲地区粮食安全性度量研究［J］. 人文地理,2006,（1）:80～84.

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6）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土地“三权分置”是改革开放后继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两权分离”后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我国从粗放使用生产要素的传统农业向高效、现代农业转变提供了根本性的土地制度保障。同时，也为我国深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供给条件，符合资源市场化配置对要素流动性的诉求。以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土地制度变革，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农地流转的“非粮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当前，众多学者致力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并已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本文拟从我国农地流转“非粮化”以及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的角度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就当前条件下如何丰富农地流转“非粮化”以及粮食安全的内涵提出几点个人看法。

关于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

从研究时序上看，“非粮化”这一表述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末，2008年之后研究文献提及“非粮化”的频率开始增加。近年来，农地流转“非粮化”研究进入高发期，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程度和发展态势界定也从“现象”逐渐变化为“倾向”、“趋势”。

农地流转“非粮化”的现状。现有文献研究中通常使用“粮作比”、“非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非粮食作物种植的流转耕地面积占流转农地面积的比例”、“种粮大户占种植大户比例”等指标描述农地“非粮化”水平。例如，冯远香、刘光远（2013）使用“粮作比”衡量新疆“非粮化”程度，指出新疆1978～2011年间在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出现双降①。何蒲明、全磊（2014）使用“非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来描述土地“非粮化”程度，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有关数据计算，1978～2012年我国非粮化比例由19.7%上升至31.9%②。但更多的学者使用“非粮食作物种植的流转耕地面积占流转农地面积的比例”对众多省份和地区的“非粮化”程度进行了分析，涉及的省份和地区既包括如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在内的粮食主产区省份，也涉及浙江这样的粮食主销区省份，还包括甘肃、陕西、新疆等这样的粮食产销大体平衡的省份和地区。

农地流转“非粮化”的影响因素及成因。导致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根本性原因是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下。土地流转费用过高导致的土地成本上涨、农业机械及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农业机械作业费和化肥费上涨、高昂的农业雇工费用是造成种粮比较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粮食生产成本上升问题，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和城市周边地区的农地流转中，以及有工商资本参与的农户对企业、种养殖大户、协会等流转对象的流转案例中。在收入方面，农产品内部价格体系不合理是种粮比较效益低的重要成因③。另外，农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健全、地方政府高效农业和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中央政府粮食补贴力度不足及制度设计偏差、粮食生产基础设施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不成熟、工商资本下乡等也是导致农地流转“非粮化”的重要因素。

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的解决对策。消除种粮比较经济效益过低是解决“非粮化”问题的关键。政府可通过建立耕地低成本流转机制、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监管、提高粮食生产公共服务水平等方式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同时，还应该健全完善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格政策，补贴城市低收入者以保证粮农收入。

政府的粮食补贴和投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多数学者都建议政府应将粮食补贴从普惠式向重点扶持式的支农惠农政策转型；提高对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补贴水平，对种粮大户按照粮食生产规模化程度进行阶梯式奖励和补贴；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制定和完善针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法律法规、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提出应细化耕地利用类型，对耕地流转的农业用途做明确的划分；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增加“粮田必须种粮”的规定；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外部性经济补偿制度。另外，优化粮食生产空间布局、强化粮食金融信贷和保险体系、加大粮食安全舆论引导力量、慎重引进工商企业大规模流转土地等措施也应引起关注。

关于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问题

农地流转尤其是农地流转的“非粮化”对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是目前研究最为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粮食安全在农地流转综合目标体系中的地位。虽然早期农户主导型农地流转是少量的、缓慢的，但随着“运动”式的“中国圈地”快速升级，农地流转规模迅速增加，其影响变得日益复杂而深远。在这一过程中，农地流转被赋予了多重功能，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配置效率、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农地可持续利用及生态功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二、三产业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等都成为了农地流转的功能性目标。如何对众多既统一又矛盾的目标进行排序和选择，已有的研究并不统一。

保障粮食安全是农地流转的第一道红线，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农地农用、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不应因农地流转而改变。但面对多重目标体系，多数学者表现出选择侧重的差别。茅于轼（2008）指出，保护耕地政策直接导致房地产价格飙升，延缓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认为我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④。茅于轼的研究引发了国内学界的“耕地红线”之争。主流观点支持设立耕地红线政策，对茅于轼持批评态度。茅于轼的支持者则认为，一方面，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及国际关系中占据日益突出的地位，我国具备较强抵御粮食贸易讹诈的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粮化配置的机会收益不断提高，必须考虑土地粮化配置的效率。安耕（2011）认为，在快速工业化背景下，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是合理性的⑤。王文龙、万颖（2012）认为，政府的土地垄断与农地非农利用严格控制是不合理性的，固定耕地红线的看法是不科学的⑥。笔者认为，上述学者“打破18亿亩耕地红线神话”内核是基于对我国粮食安全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并带有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农地流转多重目标选择的非农倾斜。

农地流转对粮食产能和农业绩效的影响。学界关于我国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产生的影响评价褒贬不一。虽然我国农地流转意味着土地资源的有效流动，优化配置了的土地资源可以促进粮食产量提升和农民收入增加，实现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促进了粮食安全，具有明显的积极效应。农地流转的积极影响可具体反映在使农业规模经营扩大、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结构优化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多个方面⑦。但农地流转导致的“非粮化”让人担忧。乐观的看法认为，虽然土地流转非粮化的规模较大、发展速度较快，这个趋势需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目前的土地流转“非粮化”尚未对粮食安全构成实质性影响⑧。悲观的看法认为，目前的土地“非粮化”倾向严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威胁粮食安全，当务之急是避免其进一步蔓延⑨。

学界往往将“粮食数量安全”作为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影响指标进行考察，从土地生产效率、劳动生产效率、单位粮食产量、粮食总产等方面考察农地流转对粮食产能的影响。陈海磊等（2014）提出，由于生产率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土地，在农地从低效率农户转向高效率农户的过程中土地生产效率提高⑩。姚洋（2000）将这一农地流转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归纳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缺陷的前提下的“土地流转的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同时还提出“交易收益效应”，并从农地制度与资源配置的关系角度将这两种效应定性为正向资源配置效应。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现实中农地流转后土地生产效率很难出现明显变化，甚至会有所降低。俞海等（2003）指出，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促进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改善。贺振华（2003）认为只有在土地流转后增加新的生产要素或原有的生产要素发生了质的提高的前提下，土地的流转才是有效率的。

粮食安全与农地流转二者关系的统筹。很多专家学者就农地流转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与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曾福生（2015）建议保障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粮食安全应从全局角度统筹考虑，国家应加强对农地流转过程中粮食安全保障的顶层设计与规划，构建“农地流转―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完整保障粮食安全的链条，应对农田使用权人和经营主体进行分类管理，应进一步明确基本农田分区规划和管制，实施跨区域经济利益补偿，从长期内保障粮食安全可持续。戚焦耳、郭贯成、陈永生（2015）提出，在推进农地流转过程中，应加大政府对农业生产的中介服务体系的投入和对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提高粮食生产技术和规模效应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结论

应强化粮食安全和农民权益在农地流转综合目标体系中的首要地位。目前，农地流转被赋予了多重功能。我们可以以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集约利用倒逼经济产业转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合理的农村土地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长期形成的工业偏斜政策、城市发展偏斜政策已经造成了弱势的“三农”格局，在未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中，必须坚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首先考虑“三农”问题的原则，土地是农民安身立本的根本，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和家庭财富，同时，农地种粮是国家粮保障食安全的基础，土地经济性当然重要，但其社会性、政治性等其他价值也同样重要。

应丰富全面保障粮食安全内涵下的农地流转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在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中主要集中于对粮食数量安全的影响分析，没有在全面粮食安全内涵视角下考虑这一课题。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破解我国粮食“高产出、高进口、高储备、高调运、高消耗”的“五高”并存？“南粮北运”是否低碳可持续？如何实现粮食“绿色增产”？等等问题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学界应更加关注关于农地流转对粮食质量安全、粮食流通安全、粮食生态安全、粮食空间安全等方面影响的理论研究。

应建立粮食生产供给侧成本概念，保持粮食安全谨慎态度。反对“非粮化”问题严重化的学者主要基于两点判断，第一，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不低，“非粮化”没有内在动因。第二，我国目前已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的经济性要求减少国内粮食产量或者通过进口粮食，适当降低粮食自给率。但在粮食生产成本研究中学者主要计算直接物质费用，对间接费用考虑较少。蒋和平提出目前“北粮南运”的粮食物流成本占粮食销售价格的20%～30%，但在已有文献的成本核算中没有考虑。另外，粮食成本除生产成本外，还应考虑财政成本、生态成本，应建立粮食生产供给侧成本概念。我国虽然连年粮食高产出，在城镇化加速过程中，居民膳食结构变化及需求刚性存在的背景下，不宜轻下“粮食安全能够保障”的定论。

应丰富完善农地流转“非粮化”的内涵。现有文献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概念理解简单化，将之数量化的方法缺乏科学性，基于以上，学界很难对“非粮化”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构词法上看，农地流转“非粮化”是指在农地流转背景下，出现的原有粮食生产性质（状态）向非粮食生产性质（状态）的转变，这种性质或状态包含种植，但应不仅限于种植，而是涵盖粮食生产的全过程及其保障体系，即种植、配管、收获、收购、仓储、加工、交易等环节及配套的科技、金融、财税、政策、法规等在内的体系的性质和状态。使用“粮作比”或者“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农地播种面积的比例”等无法全面衡量“非粮化”程度。“非粮化”涵义亟待丰富，以使之立体化、系统化，应是未来相关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作者为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及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JY108）

【注释】

①冯远香，刘光远：“新疆农地流转与种植结构变化分析―基于区域粮食供给安全视角下”，《农村经济与科技》，2013年第2期，第30～32页。

②何蒲明，全磊：“对当前耕地‘非粮化’现象的分析―基于粮食安全的视角”，《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年第11期，第73～76页。

③易小燕，陈印军，王勇，李倩倩：“耕地流转需谨防过度‘非粮化’”，《农村工作通讯》，2011年第8期，第21～23页。

④茅于轼：“不要被粮食危机所误导”，《农村金融研究》，2008年第9期，第76页。

⑤安耕：“耕地红线之争的三点启示”，《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33～35页。

⑥王文龙，万颖：“中国刘易斯拐点和耕地红线的判断与三农治理新思维”，《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年第5期，第290～294页。

⑦冯炳英：“农村土地流转的绩效和发展对策”，《农业经济》，2004年第4期，第24～25页。

⑧陈卫群：“土地流转制度下的粮食安全”，《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⑨管叔琪：“土地流转‘非粮化’危及粮食安全”，《安徽农学通报》，2009年第1期，第12～13页。

⑩陈海磊，史清华，顾海英：“农户土地流转是有效率的吗？―以山西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7期，第61～72页。

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54～66页。

俞海，黄季j：“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第82～91页。

贺振华：“农村土地流转的效率现实与理论”，《农业经济导刊》，2003年第6期，第38～42页。

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7）

至6月底止，全市粮食行业总销售收入11892万元，同比增加2326万元，增幅24%。亏损661万元。其中粮食购销企业销售收入11660万元，亏损183万元，减亏299万元，减幅64%。粮食购进879万公斤，其中敞开收购460万公斤。粮食销售4651万公斤。落实对农民种粮直补订单签订任务3300万公斤。春秋两季粮油安全普查“一符四无”存粮、仓容达100%，科学储粮率达95%以上。

二、主要措施和阶段性成效

（一）深入学习贯彻*精神，提高干部职工政治思想素质，掌握党的方针政策。

我局十分重视学习贯彻党的*精神，认真组织干部职工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等形式抓好学习。始终以提高干部职工政治思想素质为目标，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严格坚持党组中心组和干部学习制度，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精神、法律知识、市场经济理论、和粮食业务等知识。

（二）开展思想再解放大讨论活动，增强开拓创新意识。

我局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总书记在广西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关于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的实施意见》（玉发）［20*］7号）精神，认真组织开展了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为加强对全局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工作，局成立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领导小组。确定了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主题：干部职工思想大解放，促进粮食经济大发展。通过订阅有关资料、书报和领导讲话、文件，出版宣传学习专栏等措施，采取自学、集中学习、分组讨论和集中讨论等方式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撰写学习笔记、书写心得体会文章及调研报告并上墙交流经验，使干部共同进步，共同提高，共同解放思想，做好工作，促进粮食经济的发展。共撰写心得体会文章10篇，调研报告材料4篇。

（三）开展大调研活动，带疑问下基层，解决问题在基层，努力寻求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办法途径。

按照市委《关于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的实施意见》（玉发）［20*］7号）的关于开展大调研活动促进解放思想活动深入开展、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存在问题的统一部署，结合本局本部门实际，进入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第二阶段以来，我局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领导小组经过研究，安排局领导班子成员4人带调研项目分头深入各县（市、区）、基层粮所、局直属粮库等单位开展解放思想调研活动。

甘并福局长以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存在困难、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为调研项目深入七个县（市、区），局直属各企业单位开展调研，调研结果向政府报告，市政府根据市粮食局的调研建议以玉政办电〔20*〕11号下发了传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市国有粮食企业改革进展情况的通报》，对推进迅速的县（市）予以表扬，对推进较慢的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要求。

李德龙、周祖红副局长、杨达志纪检组长分别带着粮食企业安全生产、粮食经营监督检查、粮食储备库存现状三个调研项目深入七个县（市、区），局直属有关单位开展调研。调研近来我市粮食部门的粮食经营管理、库存安全生产情况、粮食包括社会粮食经营粮食质量情况、市管辖区内的各级储备粮油帐实情况和管理情况，提出存在问题的改进意见，重要问题和困难带回局研究解决。

（四）按政策做好对种粮农民直补工作，确保粮食安全。

我市粮食局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当地政府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入今年的粮食直补订单工作，通过召开会议，下发文件等形式及时把上级下达的任务分解到乡村，并进行调查摸底落实到农户，与农户签订了合同。各地组织工作组深入村屯,深入农户，抓好宣传发动工作，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通过印发传单，版报、出动宣传车等有效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今年粮食直补订单收购政策，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宣传主要内容：一是扩大了直补范围，全区从去年40个县扩大到98个县（市、区），在全区全面铺开粮食直补订单工作；二是增加了直补规模，收购计划从去年60万吨增加到80万吨，直补资金总额由去年6000万元增加到1.6亿元；三是提高了直补资金补贴标准，从去年的普通稻每公斤补0.*元提高到0.2元（含优质稻）。同时调整了兑付方式，简化了手续等。四是收购价格在接近入库前确定，缩小了市场价和收购价的差距，加上目前市场粮价有所回落，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调动农民售粮的积极性，促进粮食收购入库，增加农民收入将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各地粮食部门还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今年粮食直补订单收购政策，明确直补标准、兑付方式、操作规程等，掌握有关政策，完善有关手续，各县（市、区）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尤其是今年新列入的县（区），主动虚心学习先进县和老订单县的做法和经验，促进了全市粮食直补订单工作的顺利开展。据统计，6月20日止，全市共11.34万户农民签订合同11.34万份，订单数量2951万公斤，占任务的31.2%。但是工作进度不够平衡。

（五）发挥粮食企业主渠道作用，抓好周转粮食收购和销售以及军粮供应工作。

1月24日召开全市粮食局长会议，市粮食局甘并福局长在会上传达了1月15日—16日在南宁召开的全区粮食局长会议精神，特别是针对当前粮油市场的新形势，结合我市的实际，强调要按照“三个确保”（确保粮油市场供应，确保粮油价格基本稳定，确保粮食安全）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区粮油肉供应稳定市场价格的通知》（桂政发〔20*〕3号）的精神，进一步加强粮油市场稳定工作。

加强军粮供应工作。一是军粮供应上报电子版升级工作，市局和军粮供应中心有关人员先后下到县（市、区）军粮代供点帮助搞好调试工作；二是市局专门下发了关于办理申报自治区军粮代供点资格认定的通知，要求按照自治区的规定切实做好申报的各项具体工作；三是搞好部队粮食供应，认真做好慰问部队工作，让驻玉部队官兵春节过得更丰富、更高兴。

（六）按《*市粮食供应应急预案》和《*市防汛抗洪应急预案》抓好各项工作，确保应急粮食物资供应。

“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以后，我局干部职工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震惊和悲伤，通过电视、电台、报纸等媒体时刻关注灾区的有关情况，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号召，特别是抓好储备粮食的管理工作，随时做好调拨工作。同时，认真组织捐款支援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和重建家园。我局19名在职干部职工和离退休党员干部共向灾区捐款和交纳特殊党费14740多元。

做好市直属成品粮油应急储备实施办法的前期工作。为了确保《*市粮食应急预案》实施，加强粮食宏观调控，稳定市场粮油供应，应急自然灾害和突发性事件发生，我局同市财政局积极做好建立市直属成品粮油储备的前期工作，局长甘并福同志与市财政局领导亲自带领有关人员前往梧州市学习考察，回来以后多次开会，反复研究，起草了《关于建立市直属成品粮油应急储备的实施办法》。我局纪检组长杨达志抽到市防汛指挥部作为防汛督查组组长深入兴业等县督促检查防汛工作。

（七）抓好粮食储备管理工作。

今年至5月继续深入组织实施了储备粮管理年活动。通过开展储备粮管理年活动，基本实现了储备粮管理的“四突破”，即“储备粮规范管理有所突破，储粮新技术研发应用有所突破，储粮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有所突破，储粮重点库及硬件设施建设有所突破”，提高了储备粮管理的水平，确保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确保“储得进、管得好、调得动、用得上”，使我市储备粮管理工作朝着“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低损失、低污染、低成本”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协调统一的方向发展。20*年6月按照《广西储备粮管理年活动工作考核办法》组织进行了考核，评选并向广西储备粮管理年活动办公室推荐了先进单位2个：博白县粮食局直属库，福绵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先进个人3名：博白县粮食局局长李开宝，福绵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副经理黎进，南江粮库仓储科科长吴汉贤；示范库1个：博白县粮食局直属库。

（八）集中主要精力，推进粮食企业改革改制工作。

经过努力，今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较大进展。目前一些县（市）区已经开始谋划和进入公司组建前期工作。但大多数还没有真正开始此项工作。工作还是停留在职工置换身份等上。没有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以县（市、区）为单位进行企业兼并、重组，或其他形式，建立壮大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县级粮食购销公司，以增强国有粮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九）扎实开展我市春季粮油安全普查工作。

根据自治区粮食局《关于开展20*年全区春季粮油安全普查工作的通知》（桂粮发〔20*〕20号）的精神，我局从3月中旬开始，布置全市粮食部门开展20*年春季粮油安全普查和仓储管理工作情况的调查。普查的主要内容是：库存粮食的品种、数量、质量和安全情况，仓储制度的执行情况，储粮化学药剂的管理使用情况，储备粮的“一符三专四落实”情况，“一符四无”粮仓活动开展情况，科学储粮情况以及仓储设施情况等七个方面。

（十）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国家财产和生命安全。

1月中上旬，为了贯彻落实自治区粮食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精神，提高粮食库存质量，保证粮食供应，确保我市粮食安全。我局组成粮食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小组，由周祖红副局长带队，分别深入到博白、陆川、北流、容县等县（市）有关粮食储存点进行专项检查，结果没有发现质量不合格粮食。

开展冰冻灾后安全情况检查。根据国家粮食局《关于开展粮食企业灾情及灾后重建调查工作的通知》，我局组织各县（市、区）粮食局开展冰冻灾后安全情况检查。检查结果，容县杨梅粮所倒塌仓库一间、县底粮所倒塌房屋三间、六王粮所损坏罩棚两座，所在单位对受损地方加固、防护等措施得力，没有因此而引起其他安全事故。

开展粮食库存安全大检查。根据自治区粮食局《关于结合春季粮食库存普查开展20*年全区粮食库存检查工作的通知》（桂粮发［20*］24号）的精神，3月下旬我局组织全市粮食部门开展了粮食库存安全大检查。检查结果，全市库存粮食帐实相符、储存安全，没有虫粮、高水粮、霉变粮、发热粮等不安全粮食，安全生产制度健全，防火、防盗措施得力，没有安全事故发生。

（十一）坚持不懈地实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一把手”工程，开展预防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等工作。

从局党组做起，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活动，层层签订责任状，特别是做到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通过发放书籍、学习讨论特别是正反典型教育等形式开展学习教育。对企业领导班子严格抓好监督管理，对企业特别是有粮食销售、粮食直补涉及农民利益的企业，按廉政建设要求进行定期的检查和不定期的监督检查，促进企业认真抓好廉政建设，干部职工自觉遵守廉政建设各项规定。

三、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

（一）存在问题

存在问题主要是粮食企业改革进展不平衡。

（二）下一步工作

长期目标是建立现代粮食企业竞争机制，发展壮大国有粮食企业调控实力，建立长效粮食安全保障机制，保证粮食行业持续高速有效发展。

下一步要全面贯彻党的*和全国两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按照中央、自治区、市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区农村工作会议的和自治区粮食工作部署和要求，加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保障粮油市场和价格基本稳定；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继续完善和创新体制机制；加强粮食行业管理，提高服务水平；推进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1.创新思路，克服困难，努力寻求企业发展新路子，力争今年9月底完成企业职工安置工作。逐步使企业进入现代运营管理模式，有效改变粮食企业负担重、经营困难的局面。

2．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促进部门行业的经济腾飞。在下半年的第五届玉博会和有关的粮农展会上推介自己，增强与友好城市经济业务联系，争取新的项目、新的资金，并注重抓落实，进一步做大做强粮食企业。

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8）

一、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

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粮食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1万亿斤以上。在此大好形势下，一些地方萌生了粮食已过关的思想，出现了放松粮食生产、忽视粮食流通的现象，粮食安全意识有所淡化。针对这一现象，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情国情粮情，作出了紧平衡很可能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长期态势的科学判断，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这为新时期做好粮食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牢牢把握立足国内基本解决我国人民吃饭问题的战略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这既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也是全球视野下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现实选择。我们以不到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全球近21%的人口。目前，全球每年谷物贸易量大约6000亿斤，仅相当于我国年粮食消费量的一半。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负责任大国，依靠进口保吃饭，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立足国内基本解决我国人民吃饭问题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综合考虑了国内资源环境、粮食供求格局、国际市场贸易条件，兼顾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符合我国发展实际。过去我们说粮食自给是保全部、保所有品种，随着粮食需求快速增长和受耕地、水资源、生态环境的约束，粮食供给要靠自己保全部已不现实，必须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保重点，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牢牢把握抓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要共同行动起来，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储备能力、流通能力建设。这深刻指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相对于各国通常主要依靠发展粮食生产保证粮食有效供给的做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同时加强三大能力建设，把粮食储备、流通能力建设放在与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同步推进，这是对发展中大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实践的重大创新。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就是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断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夯实永续保障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加强储备能力建设，就是要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发挥储备在稳市、备荒、恤农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强流通能力建设，就是要建立完整的现代化粮食储运和市场体系，使产区粮食及时收储、销区粮食及时运达，确保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

牢牢把握坚持数量质量并重的战略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产品和食品安全，强调食品安全关系群众身体健康，关系中华民族未来，在保障数量供给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让人民吃得饱、吃得好、吃得放心。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和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广大人民群众对粮食质量安全的期待明显增强。粮食是最基本的食品，也是其他食品加工的基本原料，粮食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的源头和基础。因此，保障食品安全，着力构建完善的粮食质量安全保障体系，把住食品安全的源头至关重要。

牢牢把握善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布局。面对我国粮食安全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稳妥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国外农业资源是一项长期战略布局。这确立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方针，为我国粮食领域扩大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善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内国际关系，在坚持立足国内基本解决吃饭问题的前提下，积极利用国际粮食市场，通过适当进口，弥补国内部分品种供求缺口，同时又要防止冲击国内生产，给农民就业和增收带来大的影响。

二、深刻认识新常态下我国粮食安全形势的新特征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态势，粮食供给充裕和价格稳定对稳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从总体上看，新常态下我国粮食安全基础仍不稳固，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主要表现为五大特征。

更好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与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并重。为保护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国家从2004年起相继在主产区分别对稻谷、小麦两个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从2008年起在东北等四省区实行玉米临储收购政策，连续7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稻谷和小麦两个品种7年累计提价幅度分别达96%、69%。受国家托市收购价格支撑影响，我国粮食市场价格持续攀高，逐步逼近天花板。与此同时，粮食生产成本地板不断抬高。这种两头挤压的状况，使得单纯依靠提高托市收购价格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空间越来越小、效应越来越弱。从长远看，必须加快建立由市场形成粮食价格的机制，在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的同时，引导促进农民调整粮食种植结构、提高粮食品质，推动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

保障粮食数量安全与保障质量安全并进。在粮食数量供给得到保障后，人们更加关注粮食质量安全。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面源污染问题普遍存在，局部地区存在粮食农药残留、重金属等超标现象，粮食质量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必须同步推进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为此，一方面要切实加强生产源头治理，从源头上防治粮食污染;另一方面要完善粮食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实行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监管制度，禁止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进入口粮市场，确保粮食消费健康、营养、放心、安全。

三、切实履行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行业职责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粮食流通是重要环节，担负着重大责任。各级粮食部门要牢固树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首要意识和守责意识，深入推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全面落实，切实履行好抓收购、保供给、稳市场的职责，守住管好天下粮仓。

千方百计保护农民种粮和主产区抓粮积极性。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办法，探索农业补贴与粮食生产挂钩机制，新增补贴向主产区和优势产区集中，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让产粮多的地方和农民多得补贴，切实做到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要不断完善和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储政策，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多元市场主体参与粮食政策性收储，做到对农民的余粮应收尽收，保护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确保不出现农民卖粮难。

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9）

1国内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分析

目前，国内对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研究已有了一定的成就。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储备等各个环节，其指导思想就是在出现粮食不安全时，立即启动系统中相应的调控措施，确保粮食市场安全、社会稳定。当然，系统采取的措施应当是可操作的、有效的。因此，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是应对粮食不安全警报而建立的，用来消除、防范、抵御粮食不安全，实现粮食安全。本文分别以上海、河北、福建为例介绍。

（一）上海市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上海是一个特大型的粮食消费城市，一个由市场检测、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先兆预警等环节有序衔接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在上海已经逐渐成型。这个预警监测模式的特点是能够即时应对粮食市场的供求波动。上海信息监测网络涵盖了九个大型粮食批发市场、五个粮油加工、销售骨干企业以及19个区县的粮食市场。其中有33个监测点，这些监控点按照每天每周每月的不同要求，将各自的进货量、销售量、价格等数据上报汇总。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就根据这些数据进行监测。

随着上海粮食流通市场的发展，监测点的数量和检测网络的规模都将不断的扩大。除此之外，上海还密切关注周边地区和粮食主产区、主销区的市场走势，以及国际农产品现货、期货的市场行情。业内人士认为，在广泛监测和信息收集的基础上，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将对粮食市场的供求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粮食市场的变化趋势，进而实现先兆预警，然后即时采取应对措施。

（二）河北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建国以来河北省的粮食生产得到了稳定的发展，1949年河北省粮食产量仅为469.5万吨，到1998年河北省粮食产量已经达到2917万吨，50年来增长了521.96%。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粮食生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07年河北粮食产量为2841.6万吨，与1978年相比河北省粮食年产量增长了68.3%，增加了1153万吨。但是河北省粮食增产速度时快时慢，有时甚至出现负的增长，由于种种原因河北省粮食产量在年度间的分布并不平均，而且还存在品种结构不合理，因而需要生产预警系统来对其进行监测和预警。目前，河北已经研究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它的特点是把经济波动理论、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粮食安全预警监测分析之中，并运用灰色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计算手段，以及扩散指数法和预警灯图法对河北的粮食生产进行了实证和预警。这种模式的建立已经成为河北省研究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的一个重要成果。

（三）福建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为了确定粮食生产警情，福建省也建立了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它的特点是研究福建省粮食总产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以粮食产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计量经济学方程。福建省对粮食生产一直持积极支持与鼓励的政策，但是福建省粮食生产尚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所以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是投入要素，而不是需求，故在方程中应选择主要投入要素作为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变量，诸如农业劳动力X1、粮食作物播种面积X2、化肥使用量X3、农机动力X4等，用这4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年鉴），建立方程，经参数估计和检验后发现，由于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充足，农业机械虽然在提高产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非关键的作用，因而农机劳动力在方程中并不显著。重新建立模型，计算结果如下：

模型1：ln（Y）=O7340741n（X2）+0.186691n（X3X2）+U

（0.056382）（0.10234）

（13.02）（1.824）

R2=0.99987，F=59234.33832，

SE=0.07582，D.W=1.49310

模型2：In（Y）=0.8065071n（X1）一0.1731421n（X2）+V

（0.108729）（0.089483）

（7.418）（1.935）

其中方程下方第1行为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差，第2行为对应参数的T的检验统计量值。R2为较正可决系数。模型1的参数估计值0.734074，0.18669分别为播种面积，每亩化肥使用量的产出弹性。即播种面积增加1％，产量增长0.734074%；每亩化肥使用量是这样的：播种面积增加1％，产量增长0.18669％。所以模型1通过经济意义的检验。类似地，模型2也通过经济意义的检验两个模型的方程和变量都很显著，拟合优度也都很高，接近于1。两个模型的随机干扰项都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由于未采用截面数据作样本，且观察值全部为实物量单位，两个模型随机干扰项的异方差性可以避免。因而两个模型都是较理想模型。

（四）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相关研究

尽管国内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是根据不同的省份来设计的。不过它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模式。这种共同的模式可归纳如下：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由信息网络、信息处理、信息、预警指标、发出预警信号等子系统构成。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信息网络，它能借助现代互联网工具将遍及全省的粮食信息网点相互连接，并有效且及时的将收集到的信息传递到预警系统进行处理。这种预警监测系统，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早作防范，然后信息处理。信息模式的特点是将信息处理形成信息网络，加强对粮食市场监测，及时收集、分析监测省内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根据信息处理结果，即时将这些信息定期提供给政府及有关部门，作为粮食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的参考，采用适当的渠道定期向社会，使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和有关政策法规，调整生产计划或经营策略，以期达到调节市场供求平衡目的。预警指标，建立灵敏、准确提供信息的粮食安全预警系统，进行粮食安全预警。需要选择科学、合理的预警指标，因为从这些指标中可以判断粮食安全与否，如粮食生产、需求、进出口、储备、粮食价格等方面的指标。所以要建立某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就要根据该省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系统进行设计。

2国内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的启示

通过对以上三个省份的具体分析，以及对国内研究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都是根据各自省份的具体情况来设计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我们不能盲目的借鉴。但是可以借鉴别人好的经验。其中适用于湖南省的可归纳成如下几个方面：

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指标体系的设置是建立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的关键，国内对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比较多，但对地区粮食安全预警的研究较少，分省尺度上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不仅受国家整体水平上的粮食安全的制约还受各省具体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设计湖南省粮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时考虑的警情指标较全国尺度要少,可以忽略国际粮食供需变化的影响，同时重点考虑涉及湖南地区本身的指标。

本文认为可以将预警指标设置如下：粮食亩产增长率，受灾面积增长率，播种面积增长率，食品工业产值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化肥销量增长率，农药销量增长率，役畜拥有量增长率，农民与非农业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比例增长率，财政支农资金增长率，有效灌溉面积增长率，农业商品率增长率，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指数，粮食收购价格指数，粮食经济作物比价，农用机械动力增长率，化肥价格指数，另外，农资价格是一个重要指标，由于受农民本身货币购买能力的限制，农资涨价对农民的购买能力更是雪上加霜。所以监测好农资价格是影响农民投资积极性的关键因素。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建立一套自动的预警监测系统。网络不仅可以提高预警监测的准确性还可以提高办事效率。利用统计信息和遥感估产信息动态分析区域粮食的年度和年内供求状况，对湖南省粮食供需总量和结构平衡进行预测和预警。这将为我省粮食宏观调控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持，为各粮食部门提供方便有用的信息参考发挥着重要作用。

3湖南构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的思路

从湖南粮食生产的实际出发，把经济理论、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湖南省粮食生产中，进行粮食生产的监测预警研究，根据监测、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先兆预警等有序的环节建立湖南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从粮食生产增长率的角度去发现湖南粮食生产中潜在的问题。

从湖南粮食生产的实际出发，运用预警的有关理论，进行粮食生产的监测预警研究，构建湖南省粮食生产监测预警系统。这种系统从逻辑上讲应包括这样几个阶段：明确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并预报警度。这里，明确警情是大前提，是预警研究的基础，而寻找警源，分析警兆属于对警情的因素分析，预报警度则是预警的最终目标。湖南粮食生产监测预警是根据粮食生产所出现的严重偏离正常的状态，在未造成粮食生产灾害之前进行预测、预报及调控。湖南粮食安全监测预警模型就是依据宏观经济预警的逻辑过程，即确定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预报警度，并对湖南省进行粮食生产预警研究。通过探索建立湖南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做到有备无患，加强对湖南省粮食市场供求形势的监测和预警分析，及时了解市场行情，准确把握市场动态，科学分析市场走势，确保湖南省粮食安全。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稳定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预警就是对事物发展的未来状态进行测度，预报不正常的时空范围和危害程度以及提出防范措施。粮食生产预警系统是为了防止粮食生产运行偏离正常发展轨道或可能出现危机而建立的报警系统。湖南是农业大省，自然条件优越，水稻产量居全国第一。但近些年其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2000年湖南耕地面积为507.98万顷，而到2003年耕地面积只有452.98万顷，平均下降13.75万顷年，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耕地面积少有回升，但是增长速度缓慢。

参考文献：

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1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粮食质量安全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关系到中国人民切身利益和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粮食质量检测是判定粮食质量是否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科学依据，通过粮食质量检测数据可以直接指导粮食管理、确保粮食质量安全。因此，粮食质量检测工作至关重要。本文从实际工作的角度出发，根据自己多年粮食检测的工作经验，以及粮食检测的工作现状，提出粮食检测的工作要求，制定粮食检测的工作计划，总结粮食检测的重要意义。

一、粮食检测工作现状

随着粮改后的粮食经营多元化、市场化，一批又一批新的粮食经营企业不断兴起，懂行的做，不懂行的也做，由此产生对粮食检验认识不够、认为执行标准不重要的思想，其表现为对检验工作重视不够。有的经营者不懂粮食检验，不设质检部门，不配检验员；有的虽然安排了检验人员，但没有从事过粮食检验；较高素质的粮食检验人员非常短缺，从而在粮食经营流通中形成了粮食检验薄弱环节。粮食个体经营户中普遍存在，粮食收购入库第一关把不严，入库粮食品质不清，有的次粮入库，储藏期间不懂检验、不做检验，有的出现坏粮，交易中有的标准不清，交易的粮食质量模糊。加之国家质量监管不够，常有纠纷产生，给经营者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给国家带来不安定因素。因此，当前粮食流通体制下的粮食检验工作现状亟待改善。

二、粮食检测工作要求

（一）紧抓入库储粮检验。在粮食收购工作过程中要重质量、严把关，根据粮食检验流程划分粮食等级，依据质量和品质论价。入库时，质检工作人员务必要按照收购质量标准，按照仓储有效管理底线，要严把收购质量关卡，多收干、饱、净、无虫、无霉的优质粮，拒收陈化粮、“三高粮”芽麦等不合格粮。这样也为有效管理仓库粮食打下扎实基础。

（二）落实库存粮食检测。定期检验，做到严防虫害与霉菌，粮储工作的基本要素是定期并机动的进行粮情检测；务必做到两个及时和两个特别：及时观察粮食的虫害与霉菌反映、及时掌握储藏稳定性的变化情况，按照标准和规范要求检验粮情；特别对仓内边缘、仓底及四角等易发隐患部位要着重进行防患，特别在季节或者气候变化时期要增加固定进仓检查的工作量；目的是及时发现问题并迅速解决；对还没有发生虫霉和结露的要做好提前预防与预警工作。

（三）确保库存粮食准确。由于在收储期间，购进的粮食会随着贮存时间的变化，存在自然分解代谢自身的营养物质和能量，从而会在品质上发生逐步陈化与相应的劣变。那么就需要检验人员认真依照储粮技术规范与要求，要保证检验样品的代表性，坚持对样品进行多频率的检测，并按照粮食的不同品质判定标准，对面筋吸水量、脂肪酸值、粘度、品尝评分值、油脂过氧化值以及酸价等全面系统地检测，并进行取样化验分析、依据实际结果对照标准书来判定此品种粮食是否宜存状态，并以此作为轮换的科学指导依据。

（四）健全粮食检测体系。理论指导实践，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粮食质量监测站对粮食检测结果的质量控。制要坚持质量体系的健康运行、做好外部质量监控和内部质量监控，从而形成理论再来指导实践。保证检测数据处理、记录、报告准确；检测方法必须优先使用国家规定的标准方法，制作作业指导书并处于受控状态；每年年初制定质量控制计划，并按计划组织实施。

三、粮食检测工作计划

（1）制定完整、有效、适应的质量体系，使实验室的质量活动处于受控状态；（2）制定良好的管理制度、明确的职责分工和相关部门岗位衔接协调配合；（3）检测人员必须遵守检验操作规程，并具有与从事检测工作相应的技术知识和经历。检测人员应定期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使检测人员知识和技能不断更新；（4）实验室设施和环境必须符合检测要求；（5）对实验室的检测仪器设备（计量器具）应定期进行维护、检定和校准（期间核查），做好记录，常年处于受控状态；新购置的设备，在其使用前应检定、校准，并处于受控状态；（6）标准物质必须有专人保管，购买时须向供应商索要有效的标准物质证书，保证标准物质使用的可靠性和可溯性，使用标准物质前应对有效期进行核对；（7）样品管理必须有专人负责，保证样品的完整性和安全性；（8）保证检测数据记录、处理、报告准确；（9）检测方法必须优先使用国家规定的标准方法，制作指导书处于受控状态；（10）保证外部服务质量和采购物品的质量；（11）每年年初制定质量控制计划，并按计划组织实施。

四、粮食检测工作意义

粮食安全是国策，粮食生产是前提，粮食流通是环节，粮食检验就是保证。粮食质量检验是一门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它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粮食及其制成品的物理特性、工艺品质、营养品质、食用品质、储藏品质及卫生指标进行分析与评价。粮食质量检验又是粮食工作的基础，是一项政策性、社会性很强的工作，如果粮食质量出了问题，不仅在经济上给经营者造成损失，更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粮食质量检验工作始终要贯穿于粮食行业各环节的全过程，是整个粮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粮食市场已形成多元化格局，竞争日趋激烈，粮食食品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现象经常发生，在涉及粮食质量方面的活动中，粮食质量检验工作在行政执法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因此，加强粮食检验监测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我们必须改变陈腐的旧观念，以粮食的“最佳食用品质和用途”以及“确保储备粮常储常新”为目标进行粮食的质量管理工作，进逐渐挖掘和开拓粮食质检工作的内容和方法，科学、真凭实据地发挥粮食检验工作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陈凤华.浅论如何做好粮食质量检验[J].新农村（黑龙江），2013（1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