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1）

技术革命以及工业革命，把人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带入现代工业社会，并进入今天的信息化社会。工业革命之后所产生的资本统治，一方面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则是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社会挑战，即社会分层和社会分裂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也正是在这种危机政治之中，才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这样，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制度方案便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前者是工业革命的自然产物，而后者则是对前者的一种制度革命，也可以说是一种代表大众权利的更先进的政治制度，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性和优势。

就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言，作为启蒙运动和技术革命“解放”的政治，其内在解放的张力不断地放大，即资本权力会无限制地攫取利益，资本收益远远高于劳动收益，这样必然会加剧资本权力与大众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不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其社会矛盾也是内在的结构性的，难以消弭。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过去200年内，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冲突性关系之中，甚至紧张到连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是资本权力的必然逻辑，即当一个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化之后，必然追求世界的资本主义化即我们常说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当裸的硬权力即资本权力所构成的世界体系被解构之后，资本权力便改变着方式，试图以意识形态权力的方式改变全世界。这就是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资本权力从支配国内政治到试图主宰全世界的进程，而对世界的支配权在某种程度上转移或者说减轻了国内危机，但结构性危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明白了世界政治的演变，就能理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说的“反向运动”，既是对国内资本权力泛滥的一种解放，也是对世界性资本权力的一种反抗，是世界体系的“”对“中心”的抗争。这就是二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基本背景，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反向运动”所解决的都是规范性的大众权力问题，如何找到大众实施其权力的程序依然是探索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结构性问题还是我们常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即落后的经济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政治解决了真正意义的“人民”即多数人当家作主，但却遭遇了难以回避的矛盾即“短缺经济”和如何实现大众有序政治参与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必然会面对一系列矛盾，甚至会出现治理危机。

但是，应该看到，就历史逻辑和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而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危机来自资本权力导致的不平等，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问题来自不发达的生产力和不完善的制度程序。无论如何，所有的问题乃至危机都是政治性的，即与政治权力的结构有关。但是，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下的战略抉择造就了不同国家的历史命运。

二、1970年代：世界政治的危机时代

一般认为，中国和苏联在1980年代的改革是因为这两个国家自身的危机所致。事实如此。但是，还有一种事实，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当时欧美国家也面临危机。可以说，1970年代，东西方主要国家都出现了危机。

1.中国1970年代的危机及其性质。1970年代的危机来自于1966年开始的“”，即我们常说的十年“”。“”后期我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当时经济领域的这一危机来自政治危机（十年的动乱）。因此，中国的危机是一种政治危机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并由此导致了“信仰危机”。中国当时的危机已无须多言，我们都接受了没有危机就没有改革的说法，即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就是为了解决“”所酿成的“球籍资格”问题。

2.苏联的危机。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到1970年代中期，苏联这架庞大的机器突然运转不灵了，出现了经济停滞。工业产值在70年代初是每年增长7%―8%，到1977年下降为5.7%，到1982年下降为2.8%。经济停滞导致经济短缺，形成由于物资匮乏而出现的购物排队景观，甚至出现“排队文化”。与此相适应，形成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约100万人，他们享受着短缺经济时代的各种特贡品、专贡品。与经济停滞相伴的是思想文化的停滞，创造性和思想性研究基本缺位。更致命的是，40%的科学家、工程师花在科学研究上的时间不足工作时间的一半。全社会都陷入失望和懈怠之中，以致形成了这样的停滞社会：许多人精神颓废、悲观厌世，丧失了生活动力;许多人感到失望，不想工作，不少人整日借酒消愁，酒鬼多达200万人，36%的年轻人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参见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310页）屋漏偏逢连阴雨，以保守著称的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接任的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在任时间不长就病逝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上台了。苏联当时的危机首先是经济危机，并伴随着政治集权而缺少活力导致的政治性危机。

3.美国的危机。从1960年代中期，不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都开始步入危机社会。典型事件有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意大利的恐怖组织如“红色旅”。在美国，越战加上黑人的民权运动，使得美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凡是有黑人居住的城镇，都有社会骚乱。在白宫附近，经常有数十万人驻扎反对越战。越战之后，在以平等主义为导向的民粹政治之下，利益集团以几何级数增长，社会分裂加剧。1974年的石油危机终结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出现滞胀。在这些危机之下，出现了对政府的信任危机。1958年76.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为所有人谋利，1972年之后降至37.7%;而认为政府是为少数大的利益集团服务的看法，1958年是17.6%，1972年则达到53.3%;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比例在1966年是41%，1973年则为19%，下降22%。面对这些数据和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的民主化对传统政治秩序的挑战，亨廷顿认为美国出现了“民主的统治能力”危机，“民主力量给民主的统治能力制造了一个问题”，他呼吁“节制民主”。（参见[美]亨廷顿：《民主的危机》，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73、75、101页）不但亨廷顿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如是说，就连达尔这样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家在1970年代也写下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认为多元主义民主事实上的结果是社会的更加不平等，而多元主义组织活动的加剧最终导致的是对公民意识的扭曲，对政治不平等的固化，对公共政策议程的扭曲，以及事实上的寡头控制。针对西方当时的危机，“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70年代初出版了其著名的《合法性危机》，认为危机已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社会、行政和文化领域。欧洲和美国的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是常态，但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是由政治方面的因素或政治危机造成的。就这一时期的三国危机而言，很显然，危机直接来自政治领域，都是由政治危机导致的。但是，比较而言，苏联的危机则更是有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源，甚至可以说经济危机的权重大于政治危机，而在中国和美国，政治危机的权重大于经济危机。面对政治危机，各个国家都是怎么应对的呢？

三、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战略抉择决定政治结局

危机都是综合症，即表现在多方面。但就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而言，中、美危机是政治性质的，但却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以经济方法化解了政治危机;苏联的危机是经济性质的，但却采取了最终颠覆国家政治制度的政治方法来解决，最终走向国家失败。

1.中国的改革。一般认为，中国是以政治改革（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拉开了改革大幕，整个80年代也有不少政治改革的举措，比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是，最引人瞩目的成就还是经济体制改革。从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建立经济特区，到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都是值得记载的改革大事。90年代，中国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一种经济体制转型到另一种经济体制，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即邓小平所说的“第二次革命”。既然是体制转型，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以及利益关系的重组等。这就意味着，转型期必然是矛盾多发期。尽管如此，客观地说，中国正处于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和任何国家一样，虽然不得不面对转型难题，但经济体制改革显然已经化解了“”所导致的危机。也就是说，危机是一种综合症，应对之策必然也是综合性的，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但主线是经济改革，并且以经济改革化解了政治因素诱发的危机。

2.美国的改革。相比中国的问题，1960―197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场典型的政治危机，即越战和民权运动诱发的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新社会运动，构成了对“民主的统治能力”的严峻挑战，相伴随的则是福利主义、石油危机诱发的经济滞胀。如何解决这种以政治危机为主的危机？其采用的办法也是经济方面的，即推行新自由主义，其中代表性符号就是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强调放松政治对企业的管制和政府最小化。新自由主义是经济的，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原因则是政治的，比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英、美两国政府都以强有力手段对付工人运动和社会抗争。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强制关闭了英国煤炭基地纽卡斯尔煤矿，面对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示威和抗争，采取了强硬的手段。在美国，里根政府推行的政府最小化大大减少了社会福利开支，诱发了剧烈的社会抗争运动，但里根寸步不让。为此，女儿和其脱离父女关系，认为其是不关心穷人冷暖的面目可憎的政客。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减税并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减税最大受益者当然是高收入者和大企业，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过去的50%降到28%，公司所得税从过去的最高税率46%降到了34%。而社会开支的减少必然伤害到穷人，因而，“里根经济学”被称为“劫贫济富”。里根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在冒险，但冒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即克服了70年代的经济滞胀。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代价是，在1980年代，虽然穷人的收入也有所提升（仅提升了6%），但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那时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的收入提升了1万亿美元。对企业监管的放松被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的制度变迁经典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是诱发下一个问题的根源。尽管里根政府问题重重，但是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是以经济政策化解了当时的政治危机。而冷战的胜利则冲昏了西方人的头脑，放大了其经济政策的成就和贡献，形成了贻害发展中国家的“华盛顿共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里根政府以经济政策化解政治危机的做法值得讨论，政治危机起源于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和社会运动，也即底层在政治上的崛起，冲击的是资本的力量。而“里根经济学”则是扶强抑弱，以私有化、自由化而扶植高收入阶层和大企业，以预算稳定化而抑制社会弱势群体。这样针锋相对的药方必然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但是里根政府硬是铁腕涉险，其中的奥秘值得研究。但无论如何，经济在当时达到了预期目标。

3.苏联的改革。当时苏联的危机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基本方面的停滞上，但根源还在于经济停滞而诱发的社会停滞。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进行经济改革，但急性子的他看到经济改革不成功，便抛出了彻底改变了苏联命运的所谓“新思维”，以“公开化、民主化、透明化”而大肆改革作为苏联前进的“根本障碍体制”即共产党执政集团。在政治改革中，戈氏试图先声夺人，即以公开化批判苏共，以民主化激发人民。结果，这场舆论运动在两年内便肢解了苏共的执政，催生了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为了抑制叶利钦，戈氏改总书记制为总统制，但是，戈氏的总统制是间接选举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叶利钦则是俄罗斯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合法性”不足的戈尔巴乔夫自然失控，政策不出克里姆林宫。当1990年有加盟共和国时，苏共政治局决定以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至1991年“8・19”导致国家解体，苏共下台。仅仅6年时间，一个处处能与美国抗衡的大国就轰然倒塌，由此改写了世界历史上大国崩溃速度的纪录。

苏联企图以政治改革而化解经济危机的做法和中国、美国的做法恰好相反。社会（国家）作为一个大系统，显然每个子系统相互关联，因而都重要，每个板块都不可或缺。比较而言，经济系统有关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问题，而政治系统则事关国家存亡;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经济好坏可以影响政治的好坏，但一旦政治系统不稳定甚至出现紊乱而无法有效地运行时，别说经济系统，就是整个国家也会难以为继。那种认为应该像经济改革一样对政治体制也进行一场“第二次革命”的说法，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四、如何在解决危机中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中、美两国的经济方法化解了政治带来的危机，而苏联试图以政治改革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危机，结果却一劳永逸地让自己消失了。三个大国，包括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命运转换，带给我们的是反思人类制度变迁规律的典型样本。应该说，除了一个大国的战略误判可能把一个大国引向深渊外，关键在于弄清楚国家权力的关系，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大国的制度变迁和兴衰之道。

按照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说法，国家权力是“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即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互动，除军事权力离一般百姓较远以外，我们都深受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影响。经济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同样也是芸芸众生的权利和生活方式，因而与百姓的关系最为密切。比较而言，意识形态权力主要是知识阶层和政治权力主体的权力，而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互动的结果，并总是代表着国家权力。

国家的几种权力关系之间如何互动？百姓生活的经济权利能增强国家权力，反过来说，百姓的不满更多的是因为其生计需求未能满足。因此，任何国家都应该首先致力于满足百姓的发展与民生需求，从而促进百姓的认同和支持，这是大国历史的大规律。一个国家看起来矛盾很多，但最突出的矛盾往往与经济问题相关。关于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如何发展经济，人们基本上取得了共识，那就是市场经济，只不过不同国家政治制度、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市场经济，比如德国是“社会市场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英、美则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既然经济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最大公约数，而且有增强经济权力之共识，决策者就应重点解决经济问题，很多事万变不离经济。

关于经济权力的第二个共识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奥秘所在，即以创新的方式打破旧的生产方式，旧的经济结构转变为新的经济结构。这就意味对经济权力可以进行革命性变革。

中、美两国变革的结果是在既有的社会政治制度下，以经济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并以革命性变革推动了经济转型。不但是这次，美国历史上多次危机不单单是经济危机，而是因为政治制度弊端诱发的，比如1929年大危机，但总是以经济的方法得以解决，比如“罗斯福新政”。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后当然也有政治制度的问题，即资本权力对政治的绑架。

与经济权力比较，意识形态权力则具有弥散性和超地域性。什么样的观念好什么样的观念不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关键取决于意识形态的适时性、适地性、适用性，否则那些美丽诱人的概念很可能将一个国家引入深渊。为此，邓小平的改革哲学是“摸着石头过河”，用实践回答观念上的是非。相反，戈尔巴乔夫则闭门造车，用“公开化、民主化、透明化”即所谓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迅速摧毁了苏共的合法性基础。相比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并最终导致金融海啸的新自由主义，对80年代的美国而言则是与凯恩斯主义长期斗争的结果，也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有其在特定国家特定时刻的适用性。但是，这套特定适用性的“主义”，被错误地用在他国身上就是致命的。如果说，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犯了用西式民主救苏联的大错误，90年代的叶利钦则犯了用新自由主义救俄罗斯的大错误。

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象征着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的变化直接触动着国家权力或动摇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因而政治权力更具有根本性。国家的命运系于制度，尤其是根本制度。这就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变革必然是渐进的，而且是固本性的，完全不同于经济变革的创造性破坏。政治权力结构的破坏，带来的可能不是新结构的均衡，而是新的动荡甚至是灭顶之灾。美国总是以固本的、渐进的方式改革其结构带来的问题，甚至以经济方式来掩饰其结构问题。比如，当国家处于“进步主义时代”即混乱不堪之际，他们反垄断并成立监管秩序的政府部门;当自由放任带来大危机，他们有“新政”;当黑人起来抗议后，他们有《民权法案》;当陷于平等主义的民主政治危机即本文所言的1970年代危机，他们以推行扶强抑弱的新自由主义来应对。但是，当其结构受到挑衅时，美国人则毫不手软，第一次是以战争的方式消灭了以民主投票方式要求独立的南方，第二次是以暴力对付反越战运动和民权运动。英国也是如此，即渐进地进行选举权改革，固化其结构。相反，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极力“揭盖子”，两年之内搞垮了苏共和苏联。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2）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1－0061－02

本世纪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发展成为百年不遇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现有解决经济危机途径的深刻反思和重新探索。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者马克思与凯恩斯虽然都承认资本主义必然爆发经济危机，但他们在选择解决经济危机的途径上存在不同。

一、马克思的危机解决途径分析

（一）解决途径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以生产过剩为逻辑起点，他指出：“危机的一般条件，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1]马克思分析了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和普遍现象就是生产过剩，进而在分析生产过剩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生产的绝对过剩，而是同劳动人民的购买力相比较而言的生产过剩，即相对有支付能力的过剩，称之为生产的相对过剩。“商品的过剩总是相对的，就是说都是在一定价格条件下的商品过剩。”[2]因而这种生产过剩是同支付能力有关的一种生产过剩。

在此分析基础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在于其基本矛盾，他指出：“至于专门谈到生产过剩，那它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也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需要却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3]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而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4]

（二）具体解决途径

既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那么马克思在解决危机途径的选择上指出：

1.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用公有制代替

正如马克思所论断的那样：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纵向发展，私有制将从一开始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相伴随的最终必然是公有制。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经济危机就必然要爆发，资本主义缓和危机的所有办法，“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在准备要更全面更猛烈地危机的一种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一种办法。”[5]只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消灭危机。

2.生产资料全民占有，国家宏观进行管理

让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同时在此基础上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生产能在统一指导下避免盲目性，从而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

二、凯恩斯的危机解决途径分析

（一）解决途径的逻辑起点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他认为资本主义会经常不断地爆发经济危机，其原因在于，社会产品的总供给在通常的情况下总是大于总需求，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包括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构成了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侧重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角度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他从三方面论述由于市场的投资需求不足与消费需求不足而引发了经济危机的产生。

1.凯恩斯首先认为是资本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造成了市场有效投资需求的不足。

“但我认为，对危机的更加典型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解释在基本上并不是利息率的上升，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6]凯恩斯认为当经济处于繁荣后期时，资本家对投资的预期不再乐观，投资吸引减弱，资本边际效率宣告崩溃，投资需求不足便产生了。

2.灵活偏好规律

凯恩斯认为要解决经济繁荣后期的投资需求不足问题，就必须使银行的利息率降低，而银行的利息率的降低受到灵活偏好规律的制约。灵活偏好规律是指人们出于应付各种不测所产生的谨慎动机以及对未来利息率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投机动机都会带来人们一定的持币愿望的心理行为，凯恩斯分析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规律是不轻易让渡货币的使用权。所以，要转变这种灵活偏好的规律，就必须提高银行的利息率，人们自然就愿意储蓄。但同时随着资本边际效用递减，高银行利息率吸纳众多储蓄，进一步产生投资需求不足。

3.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决定消费需求不足

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人们收入的变化而趋于下降，他指出：“无论从先验的人性看，或从经验中之具体事实看，有一个基本心理法则，我们可以深信不移。一般而论，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甚”，[7]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增量不断地小于储蓄增量。究其原因在于人们生来就有偏向储蓄的心理倾向，这样便会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

（二）具体解决途径

凯恩斯在解决危机的途径上指出：实行国家宏观调控。

1.实行国家干预的财政政策

凯恩斯提出通过财政政策达到满足社会的需求管理。通过财政政策对需求的调节从而实现总需求等于总供给。财政政策的主要是在经济衰退与萧条时，政府实行扩大开支和减税。凯恩斯尤其重视政府运用举债支出的办法，主张的财政政策是实行举债支出以弥补财政赤字。

2.实行有效的货币政策

有效的货币政策是通过中央银行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从而影响利息率的变动进而影响社会的总需求。在经济衰退时期为刺激投资要设法降低利息率，在经济高涨时期为抑制投资需求则设法提高利息率，从而达到合理的投资需求管理。

三、马克思与凯恩斯在解决危机途径上的比较及原因分析

（一）二者在危机解决途径上的相同点分析

马克思与凯恩斯在选择危机解决途径上都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由国家统一指导社会的经济活动。

由于马克思与凯恩斯都认为生产与消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自动地保持一致，而且二者都承认资本主义必然会爆发经济危机。

（二）二者在危机解决途径上的不同点分析

1.在逻辑起点上有所不同

马克思危机解决途径的逻辑起点是对生产过剩进行分析，而凯恩斯危机解决途径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不足。

由于二者在研究经济危机的领域有所不同：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虽然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表现在流通领域中的商业危机、货币危机中。但流通领域是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的桥梁，也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想要真正揭示出存在流通领域里经济现象的本质，只有深入生产领域去研究才能找出答案。凯恩斯始终研究于流通领域，他认为在流通领域中出现的问题，同样要在流通领域中加以解决，因此凯恩斯的逻辑起点只能研究流通领域。

2.在具体解决途径上有所不同

马克思在选择解决危机的具体途径时指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凯恩斯在选择解决危机的具体途径时指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由于二者研究经济危机的目的不同：马克思研究经济危机是用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说明共产主义制度最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凯恩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拥护者，他研究经济危机是为了使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经济危机找到一个合理的、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

【参考文献】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3）

定律1：基业长青的企业一定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只有熟悉并利用经济周期的企业才能基业长青。

当“百年企业”、“基业长青”、“永续经营”成为中国众多企业的目标甚至口头禅时，企业一定要明白，基业长青的企业一定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和多个产业周期，既享受了经济繁荣的红利，又经历过经济衰退的磨难，甚至经历了经济萧条的九死一生。

只有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才会明白企业的资产绝不仅仅限于资本、品牌、技术和人才，还包括经历经济周期所积累的智慧、面对危机时候的从容、在经济高涨期为危机所做的准备。

因此，当本轮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到来时，企业获得了以往在经济学教科书上难以学到的东西，企业一定要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的知识管理。企业既要努力应对金融危机滋生的各种难题，更要以基业长青目标来研究经济周期的规律，积累应对经济危机的智慧。

或许，本轮经济危机过去了，最值得庆幸的既不是企业活下来了，也不是销量或利润的增长，而是经过经济危机，企业对基业长青和经济周期的理解更深刻了，企业更成熟了，对基业长青的理解更深刻了。

无论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学到过多少关于经济周期的知识，都不如一场实际发生的经济危机教给我们的知识那么多。

定律2：经济周期是逃不开的，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经济危机其实是企业经营的常态。

静止，增长，信心，兴奋，激奋，发展过快，震荡，压力，停滞，经济总是逃不开从繁荣到萧条的周期。数百年来，市场经济动作过程中总是出现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更迭，如此循环往复。

知名的经济周期有长度为2至4年的存货周期(基钦周期)、长度为9年的资本性支出周期(朱格拉周期)，长度为18年的房地产周期(库兹涅茨周期)。

熊彼特认为，周期是驱动创造性毁灭和经济增长以及复兴的关键力量。实际上，每次经济周期后，经济总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运行。同时，对于陶醉在狂热增长而失去理性的人而言，经济周期其实是迎头浇的一桶冷水。

经济周期是检验一个企业实力的最好考试。巴菲特说：潮水消退，才知道谁没穿泳裤。没有通过经济周期考试的学生算不上优等生。

定律3：我国的经济周期大约每隔10年发生一次。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大约经历了三次经济危机：1989年中国经济陷入低谷；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中国经济经历了震荡；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受到影响。

经济周期有其规律，但它最独特的规律却是：当你自以为搞清楚规律时，它的规律又发生了变化。

信心定律

定律4：金融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危机的恐慌。

金融危机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心，放弃努力。因此，温总理说“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金融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就在于经济高潮时，人们相信高潮是永恒的，没有为危机做好准备；金融危机下之所以绝望，就在于继续看淡经济，没有发现谷底已经到来。

有办法才有信心，有信心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定律5：传媒主导社会舆论的时代，金融危机的负面消息被夸大，保持信心最大的障碍不是经济危机本身，而是对金融危机的传播。

媒体天生对负面消息敏感。当媒体主导社会舆论时，负面消息比正面消息有更多被报道的机会。因此，要正确了解金融危机的影响，既不能被媒体所主导，也不能被以讹传讹的各种小道消息所主导，一定要深入一线，亲自了解金融危机到底如何。

可怕的决策莫过于根据错误的信息做出了正常的决策，企业的信心源于正确的信息。经济危机期正确的信息源于企业老总(老板)深潜市场。

定律6：“积极的消极”比“消极的积极”更可怕。

是否有信心不在于嘴上说什么，而在于行动做什么。如果采取消极措施，说明信心不足；如果采取积极措施，说明有信心。

如果措施是消极的，越是积极地执行，结果越可怕；如果措施是积极的，哪怕执行得并不到位，结果仍然是积极的。

即使金融危机的影响足够大，也一定要保持积极的行为。

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我发现一家企业的营销人员比2008年增加了50％。我问他们为什么敢于增加人员，老板告诉我：只要更多的人更积极地做事，企业就能在危机期仍然保持增长。一旦繁荣期到来，我们也为调整增长做好了准备。

定律7：金融危机下企业收缩或瘦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企业陷入螺旋式收缩或瘦身，从而进入螺旋下降通道。

金融危机下的消极思维是瘦身。瘦身的结果是企业能力下降，导致企业陷入螺旋下降通道。即瘦身一能力下降一业绩下降一继续瘦身一能力持续下降一业绩持续下降……

螺旋式下降是企业消极行为的结果。当对未来特别不看好时，企业行为就会消极。一旦消极行为促使企业进入螺旋下降通道，企业的信心就会受到反复打击，因此，一定要避免陷入螺旋式下降。

定律8：经济危机情况下企业需要稳定的信心，判断稳定的信心的标志是是否找到新的营销节奏。

金融危机打乱了多数企业的营销节奏，原来的目标和方案都在调整。“冒烟”的市场很多，所以很多企业都在救急。企业救急时不仅失去了原有的营销节奏，而且很难有稳定的信心。

稳定的信心不是对一件事的信心，而是对未来的信心。只有当企业找到新的营销节奏，才表明企业对危机有了稳定的判断，对应对危机有了成套方案。

定律9：金融危机情况下更需要活跃市场，活跃市场首先需要的不是政策，而是创新思维。

金融危机时，企业的“姿态”很重要，“姿态”是企业向社会传递的信号。活跃市场就是企业的信心的“姿态”，它既传递信心，也能收到实效。

定律10：经济高涨时员工的信心可能靠激励出来，可以靠员工“摸着石头过河”。经济危机时的信心通常要靠高层指导出来。

经济高涨时，只要员工有激情。措施不那么到位和正确，照样会有效。经济危机时，员工可能束手无策，高层空洞的激励无法产生信心。

一般来说，多数员工没有经历多个经济周期，所以普遍缺乏应对方法。因此，经济危机期，高层对员工的指导要更加具体，对员工行为的反馈要更加及时。

经济危机时的有效办法也许是员工“发明”的，但一定是高层“发现”的。个别员工的有效措施要靠高层“发现”，然后全面推广。

定律11：经济危机期的企业信心并不一定来自结果。往往来自趋势或好的苗头。因此要拿着放大镜发现营销的“亮点”，“火花”，那可能就是信心的种子。

经济危机期，并非所有市场都有问

题，一定会有些市场表现得超出寻常的好。个别市场能够做到，为什么其他市场不能做到?因此，经济危机期一定要特别关注那些表现杰出的市场。

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笔者曾经花了20天时间考察了30个县级以上市场，很快就找到了破解危机的“处方”才发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定律12：经济危机期判断企业是否正常不是纵向比较，而是横向比较。

经济高涨期判断企业运行状态，通常是看销量或利润增长情况。经济危机期，销量或利润下滑是正常现象，传统的判断方法就失去了标尺作用。

判断经济危机期企业是否正常有两个重要指标：

一是看企业增长速度是否低于行业增长速度，企业在行业的位置是否发生变化。企业与行业的关系就如同水与船的关系，水涨船高，水降船落。销量增长并不代表企业进步，销量下降也不一定代表企业退步。当行业增长时，企业增速低于行业增速，企业实际上在退步。当行业下降时，企业下降速度低于行业下降速度，也说明企业在进步。

二是看企业离“死亡底线”有多远。经济危机总有一些企业要死亡，每个行业都有一个“死亡底线”，在“死亡底线”之下的企业多数会死亡。

机会定律

定律13：成功不是因为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抓住了机会。经济危机情况下也是如此。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成功不是因为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抓住了机会。”我们研究过一些著名企业或企业家，他们的财富积累速度在危机期比高涨期更快。

把所有的机会列个清单，把所有的问题列个清单。可以发现，当抓住机会时，问题可能就自然消失了。

经济危机是企业无法左右的，产生的问题也是单个企业无法解决的。成功就是当大众沉浸在危机伤害氛围时，能够发现一线生机。

定律14：我的困难是问题，对手的困难是我的机会，大家的困难是我的最佳机会。

经济危机是所有企业的问题，大家的问题就是我的机会。因为大多数企业可能难以找到危机期企业生存的正确方法。那么，少数找到正确方法的企业就找到了机会，在危机期迅速与对手拉开距离。

定律15：机会不在企业内部，而在企业外部。

经济危机时，企业需要处理的问题比平时更多，因此，企业老板(老总)和管理者们很容易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处理内部事物。

解决经济危机的机会不在企业内部，而在企业外部。因此，老板(老总)应该走出去，用更多的时间发现市场的机会。只要找到了机会，内部的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

一般而言，企业一线人员在危机期传回来更多负面消息，原因有二：一是限于一线人员的视野和水平，他们虽然身在一线，却通常不是一线思维，而是负向思维，即对负面消息比正面消息更关注；二是负面消息通常是自己业绩下滑的“理由”，隐含的意思是“市场如此，我也没办法，完不成任务的责任不在我”。

在危机情况下发现机会，通常需要高层人员深潜市场，以不同于以往市场调研的方式去洞察市场。老总深潜市场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解决金融危机下营销转型的灵感源泉不在专家，不在办公室，一定在市场一线。自老板以下的所有管理者深入一线的时间一定要翻番。

比如，2009年春节，当媒体爆炒2000万打工仔失业回乡时，一家企业老总下乡后发现，由于农民工回流，农村市场比往常购买力更强。当农民工把沿海消费模式带回农村时，农村消费面临着一个升级的机会。因此，面对农村市场的产品只要调整结构，是有机会的。

定律16：机会存在于大众思维盲点。

机会没有被发现时，不是机会；机会被所有人发现时，也不是机会。机会只有被少数人发现时才是真正的机会。

有些机会，大家都“看见”了，但只有少数人“发现”了。这是因为机会源于大众思维盲区。即机会不是视觉问题，而是思维问题。面对同样一个现象，有人认为是问题，有人认为是机会，这就是思维问题。

比如，商超目前正在向农村乡镇渗透，这种现象怎么看?做通路销售的人说：“由于通路销量下降，所以公司销售遇到很大问题。”做商超的人则可能说：“由于商超销量增加，所以公司的机会来了。”同样的问题，思维方式不同，则结论不同。

一些企业问我：“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会告诉他们，如果我没调查就能够告诉你，那么这样的机会还是机会吗?

定律17：经济危机下通常会有大量企业脱颖而出，快速发展。找到这批企业，接近他们，接受他们的感染。你或许也能在经济危机下脱颖而出。

越是经济危机，越是要加强与其他企业的交流，特别是跨行业的交流。虽然说隔行如隔山，但实际上隔行不隔理。总结1997年成功渡过亚洲金融风暴的企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普遍采取了市场重心下沉的措施、着力改善产品结构、越是困难越要推新产品等。

最近在与众多企业交流中，发现应变良好的企业都找到了破解危机的办法，甚至还有不少企业把危机当成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在这样的企业，不仅仅老板有这样的信心，员工也有这样的信心。因此。我们相信，信心是可以感染的。信心的源泉是对机会的把握与认识。

与优秀企业接触、交流，接受优秀企业的感染，对于缓解金融危机的恐慌，正确理解金融危机非常有益。

本能定律

定律18：成功是超越了人性和本能。

当一件不利的事情发生时，基于人的自卫的本能，企业一定会做出自卫性防卫。自卫性防卫通常不是争取利益最大化，而是损失最小化，即如何把不利事件形成的不利影响控制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正因为如此，当不利事情发生时。企业通常不是采取积极性应对措施，而是消极性应对措施。

如果成功仅仅靠本能，那么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成功。如果成功仅仅靠本能，那么专业还有何用?

不管是否经历过专业化的训练，人在面对危机时的反应一定是本能而不是专业的。本能是人的求生能力，它是人瞬间的反应能力。在企业的拓展训练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或专家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竟然完全忘记了专业，竟然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这是正常的。

成功一定是超越了人性和本能。因此，面对危机时，成功企业与普通企业的差别不在第一反应，而在第二反应。即当第一反应是本能时，随即能够做出第二反应，即基于专业和理性做出的反应。

当金融危机发生时，第一反应做出自卫性防守。但超越本能的做法则是在稳定情绪后迅速做出第二反应，第二反应通常是积极的反应，即目标不是损失最小化，而是利益最大化。

定律19：大众的集体本能反应必然形成“合成谬误”，因此。本能反应看似合理。实则不合理。

金融危机会在瞬间传染到产业链的所有企业。当收益下降时，企业的集体性本能反应是：削减费用、裁减

人员、降价或促销、减少广告费用，即当收益无法扩大时，通常降低费用保住企业的利润。

殊不知，削减费用、裁减人员会造成营业额的再次下滑，并导致企业进入第二轮下降循环。同时，当对手集体削减费用、缩编人员时，意味着市场出现了空当，意味着市场的竞争在短期内降低了。

所谓合成谬误，就是局部有效但全局无效。一个企业或少数企业采取某种做法是有效的，但如果多数企业都采取相同或相似的做法，则该做法无效。

人的本能是相似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本能反应也是相似的。集体本能反应就会进入合成谬误。这也是为什么说成功是因为超越本能的重要原因。

为了避免进入合成谬误，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做法是什么，更要考虑大众的做法是什么。如果大量企业采取相同的做法，则很容易进入合成谬误。

定律20：企业所有工作产生的都是成本，只有营销产生收益。因此，即使不得不采取节支手段，也尽可能不要节省创造收益的支出。

我们理解企业在看淡未来时采取的本能的节支措施。但是，在什么领域节约支出，在什么领域扩大支出，则是值得仔细斟酌的事情。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企业的所有工作产生的都是成本，只有营销产生收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营销产生的收益，其他的成本越大，企业的利润就越低。因此，如果节支成为企业不得不采取的措施，那么，在营销领域的节支必须慎之又慎。

定律21：经济危机期为了挽救销量，企业的本能营销措施是降价、促销等似乎短期见效的措施。这样的措施即使能够短期挽救销量，也会把企业逼向螺旋下降通道。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时，多数企业在初期都采取了降价的措施，促销这种营销方式的流行也是拜亚洲金融风暴所赐。但企业很快发现，降价是经济危机期典型的合成谬误行为，因为这是企业最容易想到的简单办法。然而，一旦开始降价，就难以再涨回来，企业难以承受长期降价。于是，被迫采取降质降成本措施弥补降价损失，于是企业进入恶性循环。

结构定律

定律22：经济危机的表象是总量收缩，本质是结构变化。

经济危机发生时，最突出的现象确实是总量萎缩。但是，真正在经济危机中脱颖而出的企业恰恰是通过结构解决总量问题。

经济危机导致总量下降，这个现象毋庸置疑。然而，不同品类、不同档次下降的幅度并不一样，自然导致结构性变化。但是，总量下降掩盖的结构变化，或者说总量下降是显性的，而结构变化是隐性的。因此，结构变化更能反映经济危机的本质。

定律23：经济危机时，结构改善比规模增长更重要。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很多大企业死亡了。为什么?因为经济高涨时，规模经济是优势。但在经济危机情况下，规模优势有可能变成“规模包袱”。一旦亏损，往往是规模越大亏损越多。

规模分摊成本，结构产生利润。经济危机情况下，多数企业总是过分关注于销量增长或下降。其实，产品结构的变化才是根本。因此，越是经济危机，越应该调整产品结构。

定律24：梯队化的中国市场结构是企业解决经济危机的重要空间。

中国的市场，既有与发达国家接轨的都市化市场，也有仍然处于原始状态的市场，从而形成了一个多种市场状态共存的“宽频谱”市场。“宽频谱”市场给了企业延伸的巨大空间。把一线市场的营销模式延伸到二线、三线，就能开辟一片巨大的新市场空间。

目前，中国还很少有企业能把国内的所有市场空间全部占领，每个企业都有巨大的市场延伸空间。市场延伸空间越大，企业的机会就越多。

定律25：升级新品通常是经济危机期挽救困境的有效办法。

经济危机期推新品固然很难，然而新品挽救企业的能力最强，越是经济危机期越是要坚定地推新品。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有两家企业，初期都采取降价措施。后来一家企业采取既跟随降价、又推新品的方式。为了推广新品，企业硬是顶住压力把推新品不力但为企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营销副总免职，才最终通过新品挽救了企业。而另一家推新品不利的企业则最终失败了。

定律26：中国营销总体上仍然是粗放式营销，有精耕细作的巨大空间。

以笔者看来，经济高涨期的多数中国企业不是在创造客户，而是在“挑选”客户，“客户是上帝”只不过是说起来没有任何敬畏感的话。实际上，经济危机期只要把过去的空白市场开发出来，把过去不愿意服务的客户捡起来，或许就足够了。

定律27：不要指望经济危机过去后再重出江湖，那时已经是别人的江湖了。

很多处于边缘化的企业在经济危机时的如意算盘是：暂时退出市场，等到市场好转时再“卷土重来”。

这样的算盘通常会落空。

经济危机使企业从渐变状态进入到剧变状态。危机后生存下来的企业比危机时有了质的变化，危机结束时将不会给传统营销模式的企业留下市场空间。

整合定律

定律28：经济危机相当于对行业的一次自然洗牌，清理门户的作用非常明显，其效果与价格战相似。

中国的很多行业面临的问题是“该死的企业死不了，该活的企业做不大”。没有产业整合，就难以崛起世界级的大企业。

自然状态下的市场整合是缓慢的，代价是巨大的。经济危机其实相当于一次自然洗牌，它能够让处于死亡边缘的企业瞬间死亡。经济危机会使落后企业的市场份额向优势企业“自然转移”，比起残酷的对抗性竞争形成的市场整台，其实更有效。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危机其实能够推动中国企业的整体进步，对于崛起世界级的大企业是有益的。

定律29：经济危机会加速产业整合速度。

产业整合的基本方式有三种：一是市场整合，二是资本整合，三是政策整合。经济危机会调整上述三种整合的时间点和节奏。

在经济繁荣期，通过市场整合弱势企业的难度很大。但是，经济危机可能使得市场整合“不战而胜”，即没有发生对抗性竞争，对手就消失了。问题是，消失的对手，他们的市场被谁接收了?是被你的企业接收还是被其他的对手接收?

经济繁荣期，资本整合的代价比较大，通常要以“溢价收购”的方式整合对手。但是，经济危机使得一些不存在生存问题的企业遇到生存困难，资本整合的机会增多，代价降低。但是，资本整合的风险也增大。

我们的建议是：经济危机初期，要更加关注市场整合问题。因为只要有企业退出市场，就少了一个对手，就要考虑接收他的地盘，“不战而胜”的事不做，难道还要等到下一轮繁荣期吗?因此，优势企业在经济危机期的销量可能下降，但市场份额完全有可能迅速上升。

经济危机后期，更多地要考虑资本整合。因为经济危机初期就熬不下去的企业是没有资本整合价值的。在经济危机后期才熬不下去的企业才有整合价值。而且，资本整合后就面临

经济复苏，资产会迅速增值。

客情定律

定律30：经济危机最大的问题是客户遇到了困难，最大的机会也是客户的困难。

经济危机下之所以出现困难，是因为你的客户遇到了困难。如果没有解决客户的困难，自身的困难就永远无法解除。然而，一旦你帮助客户解决了困难，就把困难甩给了对手，自己则赢得了机会。

营销不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解决客户的问题。在经济高涨期，客户的问题或许不突出，而在经济危机期，这个问题就特别明显。因此，经济危机往往把营销最本质的东西显露出来了。

定律31：经济危机使传统客情关系变为非典型客情关系。

经济危机使所有企业的客情关系面临考验，以前靠客情关系可能是有效的，现在可能是无效的。同理，对手的客情关系同样会遇到问题。因此，经济危机可能是拓展新型客情关系的最佳时机。

定律32：经济危机使客户从至高无上的“上帝”变为“生病的上帝”。

经济危机使多数客户变成“病人”。当一个人变成病态时，他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因为病人的心态是脆弱的。

讨好一个“病人”不如治好一个“病人”，或者给“病人”介绍一个会治病的“好大夫”。如果你的客户成了“病人”，而你恰好是一个会治病的“大夫”，那么，客情关系有可能发生反转，即“病人”因为指望着你“救命”而把你当做“上帝”。因此，经济危机期一定要研究客户的问题，协助客户解决问题。

定律33：经济危机会使大量可靠的客户变得不可靠，不可能的客户变得可能。

经济危机会使客户以更挑剔的标准审视企业，以前勉强维持的关系或许维持不下去了。然而，经济危机也会使以前不正常的关系变得难以维持。比如，靠吃喝或靠灰色交易维持的关系或许难做了，客户需要真正的服务了。

正因为如此，经济危机期的关系更应该回归关系的本质。同时，在维持老关系时，也获得了发展新型关系的机会。

定律34：经济危机期，客户对自身问题的关注往往超过对供货商产品的关注。

营销的真谛是：因为你解决了产品的问题，所以你的产品被“搭配”出去了。企业销售的不是产品，而是产品能够解决客户的问题。

经济危机期，企业的问题发生了变化，企业的产品却难以发生变化。企业最容易变化的是与产品配套提供给客户的解决方案。

定律35：经济危机期，增值服务是比降价或促销更有效的维护关系的方式。

经济危机期，客户肯定要求降价或促销，因为这样能够把危机的损失向产业链前端转移。然而，转移损失不如消灭损失。增值服务的本质是把客户的困难向产业链前端转移，但不是转移损失，即由供应商协助解决企业的难题。

经济危机期企业应提供什么样的增值服务?主要应该是帮助客户解决困难、缓解危机的增值服务。

变革定律

定律36：营销变革的最佳时机要么是形势最好的时候，要么是形势最差的时候。

营销形势好的时候是发起营销变革的最佳时机之一，因为此时开展营销变革没有压力，能比较从容。同时，经济危机期也是开展营销变革的最佳时机，最困难的时候，也是企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反正都已经这样，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平时搞营销变革，可能瞻前顾后，当无路可走的时候，可能只有创新一条路了。

定律37：经济危机是营销变革的“倒逼机制”。

因为变革有巨大的风险，所以中国人的信条是“利不百，不变法”。正常经营期，人们面对变革的思维往往是“变革会产生什么问题”。经济危机期，人们的思维可能转变为“维持现状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变革的最大障碍是思维在过去的围城中无法跳出。倒逼机制就是把你逼出围城，站在围城外看待围城。

定律38：每次经济危机。既有一批巨型企业沉没，也有一批企业新贵崛起。企业新贵往往代表着创新营销模式。

企业的营销模式往往随着经济周期变迁，经济危机通常宣告一种成功的营销模式终结。经济危机期，比平时做得“更好”不一定能找到破解危机的办法，但是，要跳出原有的营销模式和思维，则有可能柳暗花明。

经济危机使市场环境发生质变，新营销环境通常会催生新营销模式。因此，一定要密切关注那些在经济危机期表现优秀的企业，特别是一些规模并不大却充满生机的企业。

管理定律

定律39：经济危机会成为很多人无法完成任务的借口，破解困境要先把借口堵死。

经济危机发生时，有一句话很流行：“由于受经济危机影响，我们……”我发现，在一些受益于经济危机或基本不受经济危机影响的行业，也有一些企业把业绩波动归咎为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已经成为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

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把借口堵死。堵死借口不是不讲经济危机，而是不能仅仅从概念化的角度讲经济危机。

说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往往是概念化的。只要找到经济危机的具体化影响，才能找到破解方法。一家企业的老板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花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把员工大而化之讲的影响条理化了，并且为每个具体的影响找到了解决办法。

定律40：经济危机期，比裁员更重要的是提高营销人员的工作效率。

裁员是节省费用的办法，提高效率是增加业绩的办法。只要营销人员的工作是高效的，人员就不存在裁减问题。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4）

当前影响世界的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这次金融危机被公认为是1929年之后资本主义社会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代表现形式。虽然现在世界经济已经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但金融危机的影响却似乎并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甚至有经济学家指出此次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可能比预期更大。在此情况下，世人开始重新拾起《资本论》，希望能从马克思这里找到认识危机和解决危机的办法，这就为我们改变世人尤其是青年大学生对待政治经济学的消极态度提供了一个难得契机。本文拟从如何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解释现实问题的角度来探讨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利用对金融危机相关问题的解释来创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法，从而让政治经济学走出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重回中国高校主流经济学的地位。

一、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一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真正运用到解释和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中去，增强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动力。

目前，高校大学生普遍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当今时代出现的诸如金融危机等经济现象缺乏有效的解释，政治经济学解释和解决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能力明显弱于西方经济学，所以很多学生重视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反感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追究这种问题出现的根源，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不是出现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缺乏解释力，而是我们老师对以下两点没有充分的认识：一是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是在与时俱进的，它在发展中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点，同时兼顾了自身理论的经典部分；二是老师们在给学生解释种种经济现象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更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方法，它继承了哲学方法论的一般性，对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无所不包，不可被替代，是我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法宝。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曾就此评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例如，我们在运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原理解释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时，要格外地给学生强调几点：一是如果把资本主义比作一个生命机体，那么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这一基本矛盾就是其内在生命的一部分，它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体现出了较强的历史规律性。二是这一基本矛盾是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深层次的制度原因，西方经济学简单地把其归结为“供需失衡”是缺乏失衡性的。三是只要资本私人占有的实质没有改变，则不管资本形式和生产形式再多样化，都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发展，当前金融业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经济危机必然表现金融危机。这种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说明经济问题的方法，给了学生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问题的角度，从而就避免流于表面或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思路，对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动力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要详细介绍抽象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让学生意识到抽象方法完全可以运用到其他经济学科的学习和解释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问题中去，以此来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到了“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从抽象上升为具体，也就是把基本原理从简单的范畴上升到复杂的范畴，从局部到整体，运用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原理和概念，对经济现象进行判断、推理，从而构成理论的体系。

运用抽象的方法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形式，进而得出科学的范式，马克思运用的方法不是显微镜和化学试剂，而是用抽象方法来代替，可以说，抽象的方法得出的科学结论促成了《资本论》的伟大。马克思在《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出发，研究了商品到货币、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从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到它的各种现象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然后一步步地上升到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整体，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消亡这一基本规律。这种思维中的具体是资本主义现实的科学反映，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现实“当作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如果我们政治经济学教师这样帮助学生归纳和解释抽象法，一方面可以通过这种严密的逻辑思维方法引起经济类学生学习和探究抽象法的具体内涵和实质；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引申到：系统抽象法可以帮助所有社会科学的学习者们将社会和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现象上升为特有的概念，比如，我们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抽象出本质规定而形成特有概念。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更趋复杂，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诸多新现象，较好地掌握抽象法这一政治经济学特有的方法论，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把握经济现象，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一般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让学生意识到政治经济学这一特有方法论的意义，进而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能帮助我们搞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突破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面临的外部和内部的困境。

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经济概念的变化都伴随着对数量关系的分析，数学分析以说明现象的本质为前提。在教学中，教师要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重视运用数学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激发学生的理性思维。

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这进一步说明，运用数量分析方法解释经济现象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专利”，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包含着复杂的数量关系，它是量变到了一定的度后引发的质变，包含着丰富的质变和量变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不能没有更没有减少数学分析方法的运用。数学分析方法能减少或消除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保证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具体明确，数学分析简化了定性的经济分析，避免由于言语上的不同理解而发生的各方经济学者的毫无意义的争论，所以，数学分析方法有利于提高我们解决经济问题的效率。

但我们要跟学生讲清楚，在后危机时代，经济现象的复杂程度提升，在运用数学分析方法前，确定运用数学方法的前提和性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政治经济学数学分析方法论的科学性就体现在此。将数学分析法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的应用的前提和思路介绍清楚，是培养学生正确认识经济现象、形成良好思维习惯的基础和前提。因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类的经济活动会受到道德的、历史的、伦理的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通过数学公式被精确推导出来的。如果试图把经济学变为一系列抽象假定、复杂公式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性。而如果经济学过分依赖数学，会导致经济资源配置无法实现优化，经济研究方向单一化，不利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这一性质的继承和发展。所以，数学分析方法是服从于经济矛盾规定而加以运用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1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03.

[3]程长羽.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思考[J].特区经济.2007(9):272.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5）

自金融危机之后,一系列债务危机接二连三的爆发。2009年年底希腊政府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超过12%,随即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均下调了希腊评级。

债务是指一国以自己的为担保向外(不管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向世界银行,还是向其他国家)借来的债务。如果债务比重大幅度增加,可能面临无法偿还未来的风险,这就是债务危机。现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借入大量外债,当经济出现波动时,一些国家可能面临无法按时偿还未来债务的风险。

一、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剖析

1.货币掉期交易为债务危机埋下伏笔

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1)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2)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然而2001年刚刚加入欧盟区的希腊距这两项标准相差甚远。为了顺利加入欧元区,希腊求助于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高盛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以虚构的汇率实际借给希腊10亿欧元,从而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

这构成了此次希腊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为希腊在2010年的违约风险埋下了伏笔。随着这笔债务到期,而希腊政府财政上又面临超比例的赤字,此时就进一步增大了希腊政府偿还公共债务的压力,增大了希腊政府的违约风险,造成其无法及时偿还的困境。而且不够资格的国家勉强加入了欧元区,从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中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但却没有履行自己所应尽的义务,结果不仅给欧元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且给本国的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2. 希腊脆弱的经济结构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必然会发生债务危机

如果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没有发生,或许这笔货币掉期交易永远不会被人们知晓。随着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希腊本国的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从3%上升到12%。金融危机来袭后,作为其支柱产业的旅游业更是受到了重创。旅游业收入占希腊全国GDP的15%,加之公共部门支出占GDP的40%,因此造成希腊政府财政收入锐减,这才造成其财政赤字一路飙升的原因。

这主要归结于希腊国内的经济状况存在着结构性弊端:过度依赖旅游业、没有较高的经济实力却实施高福利制度、市场竞争力疲软、加之腐败问题等等,让希腊财政入不敷出,唯有靠对外举债才能维持运转。债务的不断增加,经济的持续疲软无力,让希腊不堪重负,当债务增加到一定临界点,必然会出现债务危机。特别是美国的次债危机传导到希腊之后,更是让希腊经济雪上加霜,让希腊的债务临界点提前到来。财政收入的减少造成了希腊无法按时偿还2010年即将到期的530亿欧元外债,这是造成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

二、希腊可行的道路

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途径有两方面:短期中国外举债、国内实施紧缩政策,长期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经济。在短期中,在欧元区的框架下,主体思路是以债还债。在成本和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可以发国债,先在欧洲市场举债,如果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再到北美市场或者亚洲市场发债。如果成本和风险过高或者发国债仍旧不能满足偿还债务的资金量,那么可以求助于欧元区及其各个国家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以低于市场的优惠利率向它们借款。对于希腊来说,无论是欧洲货币经济同盟(欧元区)、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不会任由希腊破产,短期的拯救是必然,只是方式可能不尽相同。国家和公司不一样,债权不会超越。如果希腊选择退出欧元区,那么情况将大不一样了,可以通过货币贬值、与债权人谈判等方式来缓解债务危机,不过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在国内方面,由于希腊是欧元区的成员之一,要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因此只能调整本国的财政政策;外债当头,势必要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缩减政府开支,加大税收力度。在长期中,希腊在未来三年中还有将近300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要偿还,要想顺利按时还债,关键还要看其国内改革的力度、经济结构的调整状况和国内经济发展的状况。

1.希腊在欧元区体系内解决债务危机的途径

在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体系下,既无法让货币贬值,也不能调低利率或多印钞票以刺激借贷,只能依靠向外借钱来筹集资金、以债还债。在欧元区框架内,举债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市场行为,利率由市场来决定,即希腊政府在各个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公开发行国债,借入大量不同期限的资金以偿还到期债务;另一种是以协定利率和附加条件的方式向欧洲货币经济同盟(欧元区)和IMF借款来偿还到期债务。两种方式对于解决债务危机问题都很有效,但是适用于具体情况时利弊不同。

(1)在各市场上发国债会增大希腊未来的违约风险

2009年年底,希腊债务高达2800亿欧元。紧迫的是,希腊政府要在5月中旬前筹到110亿欧元,2010年要筹到530亿欧元才能顺利摆脱债务危机。

如果可以通过在各个市场上发外债来度过债务危机,那么这条路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此债务国家需要考虑的是:发国债的成本和风险是否能够承受,即评估能否通过合理的市场利率借到所需的资金。当债务额度和比例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时,意味着信用风险和还债能力还处于正常可控水平,通常可以以合理的市场利率借到足够的资金来弥补债务。但是,当债务额和比例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还想在市场上借到足够的资金,这时的利率将会出奇的高,信用风险将会急剧增大,还债能力会显著下降。此时还想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筹资,就变得相当困难了,而且越往前走会越困难,因为以高利率借来的钱以后还是要还的,这进一步增大了未来的违约风险,正所谓资本向来是“救急不救穷”的。对于希腊来说,其预算赤字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高达12%,而且根据测算在未来的几年里将会更高,这种债务比例还想通过市场方式解决债务危机,简直是太自不量力了,其结果是进一步增大了未来的违约风险。

(2)向欧元区和IMF借款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无论是求助于欧元区还是求助于IMF,都可以获得低于市场利率的信用贷款。当希腊已经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市场行为准时还债,或者希腊的债务危机给欧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不利的影响,此时求助于欧元区和IMF似乎变成了解决债务危机的唯一选择。

关于求助于欧元区。首先欧元区各国可能自身都难保,很难拿出大笔资金来救助希腊;其次欧元区各国政府就救助计划和救助策略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再次欧元区各国人民认为没有理由为希腊付出代价。因此只有当希腊债务危机伤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甚至整个欧元区的利益时,大家才会愿意出资帮助希腊度过难关。此时,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因此才有了7500亿的欧元救助计划,不是为了救希腊,而是为了救欧元。但是欧元区的资金也是各个国家出资共同构成的,这实际上已经给各个国家带来了财政的压力。如果大部分国家都出现财政危机的话,那么后果将是欧元的瓦解。所以如果救助希腊对于欧元区各国来说没有任何压力的话,那么这是解决希腊债务危机最好的方式,而且这是欧元区内部利用危机优化监管权限和机制、并进一步加快欧元区一体化建设的决好机会。如果救助希腊对于欧元区各国来说有较大的压力,那么希腊可以同时求助于IMF。否则会给欧元带来更大的压力,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快欧元的瓦解。

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是全球最大的资本救援机构,它拥有雄厚的资金和优惠的利率。当欧元区各国的能力无法负担时,这是唯一的最好的选择。不过IMF会提出相当多的条件包括对希腊的经济政策的监管等一系列的要求。如果早一点向欧元区和IMF借款,市场情形会比走到绝路上再向外求助要好得多。

2.退出欧元区独自解决债务危机对于希腊和欧元区是弊大于利的

从图一中可以看出,欧元区内大部分国家债务比例都超过了60%的红线标准,从图二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国家赤字占比都超过了3%的红线标准,如果希腊退出了欧元区,那么接下来还会有其他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所以无论是希腊还是欧元区的各个国家,都极其不愿意看到这一结果的发生。如果希腊真的借不到足够的资金,而又无法做到欧元区所要求的货币政策,那么退出欧元区便成为无可奈何之举,可以算是一个下下策了。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那基本上离欧元崩溃已经不远了。

对于希腊来说,退出欧元区以后的投资环境、信用等级等经济发展的各方面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如果希腊现在就退出欧元区,将导致希腊违约和债务重组,因为希腊将被迫用不断贬值的本国货币来偿还以强势欧元计价的债务。那么希腊的债券将无法避免地大幅下挫,并大大推高收益率。在本国货币贬值及不与债权人协调而导致债券自然违约的情况下,债券持有人将遭遇巨额损失。希腊债务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将取决于其货币的贬值幅度、债券合约的条款及全球市场的整体状况。在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进行自愿债务重组。这一点IMF有详细的两种方案CAC和SDRM。

3.希腊国内相配合的财政政策

希腊的债务余额从2009年的占GDP 124.9%到2011年将上升到占GDP 135%的水平。2009年年底,希腊债务总额为2800亿欧元。为了控制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的不断上升,能够及时还债,希腊一方面应该严格控制财政赤字,另一方面应该大力发展经济提高GDP。

(1)精简政府开支以控制财政赤字

为了能够解决债务危机、准时还债,希腊政府只能过起节衣缩食的日子。减少政府开支的方式有很多种,最明显的是减少政府采购和政府投资,降低公务员工资,其次还包括延长工作年限、减少退休金的发放等。但是这些措施会引起国内民众的不满和各种各样的全国性罢工,会阻碍希腊政府的经济计划,甚至会使经济陷于瘫痪状态。因此,稳定压倒一切,在稳定的基础上控制财政赤字才是最可取的办法。

(2)增加税收

增加税收是增加财政收入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既可以提高税率也可以修改税制、增加税种。然而,这需要经议会投票通过才能生效,因此需要的时间较长、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后受到重创的希腊经济迫切需要恢复,此时增加税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加税收与发展经济从而增加财政收入似乎成了一对矛盾体,这是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的矛盾之处。因此增加税收这一做法实属下策。

(3)货币政策方面

希腊加入欧元区,这给它带来了大量的资本流入和廉价的贷款,从而给希腊造成了一定的通货膨胀。当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评级时,部分的赛跑行为――银行挤兑、抛售货币和撤回跨境银行间信用便开始发生,这不仅给希腊国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通过紧缩压力,而且也给其经济恢复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使得借贷和投资变得更加困难。由于受制于欧元区的规定,希腊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或降息等货币政策手段来刺激本国经济,也不能在必要时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度过债务危机。

(4)国内政策的总结

国内方面实行紧缩型财政政策,毫无疑问会遇到较大的阻力,会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和大量的罢工。金融危机后,尽管复苏基调向好,但是依然需要依赖经济刺激政策来维系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因此这些刺激扩张政策,导致了财政赤字的过度膨胀,致使债务负担大幅增加,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希腊政府至此陷入两难的局面:如果持续扩大财政支出,债务问题则将更加严重,不可避免的影响了经济体的信用和融资;相反,减少相关支出,刚刚确立的经济增长趋势很可能无以为继。如此一来,在“保增长”、“保就业”与“削赤字”、“按时还债”之间取得平衡,显得困难重重。

无论是否在欧元区,无论找谁融资,通过发行新债务来解决旧债务,效果只能是减缓危机而不能消除危机。希腊得到新贷款的主要用途就是偿还旧贷款,虽然燃眉之急的债务危机暂时解决了,但是债务并没有减轻,而且,IMF给希腊的救助贷款利息为5%,这会使希腊的利息负担进一步加重。因此,希腊国内的紧缩型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可以作为配合国外借债使用的辅助手段,要想在未来几年中不发生债务违约,从长期来看还是以国内的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

三、解决债务危机长期要以发展国内经济为中心

多年来,不少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以借外债来发展本国经济,希腊也不例外。在希腊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总产出占GDP的3.4%,对解决劳动力就业的贡献率为12.4%,由于自然资源和可耕种土地的短缺,希腊在农产品上无法自给自足。第二产业工业部门总产出占GDP的20.8%,对解决劳动力就业的贡献率为22.4%,由于希腊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因此海边的雅典作为他的工业中心,既有其连接性又有交通的便利性,主要包括:采矿、石油、食品和烟草的加工、冶金工业、纺织品和化学制品。其第三产业,和欧洲的其它国家一样,是服务业,占GDP的75.8%,对解决劳动力就业的贡献率为65.1%,比如:零售业摊贩、旅馆业、酒店业、公共管理和电信业等,其中旅游业收入占到了希腊全国GDP的15%。

金融危机中,希腊原本过度依赖的旅游业受到重创,金融危机过后,旅游业仍旧没有迅速恢复起来。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一方面,要重建旅游业的产业竞争力,大力推广希腊在旅游业、酒店业、餐饮业的优势特征;另一方面,要启动产业结构的改革,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加大教育医疗等的投入,使国内经济持续复苏、财政收支保持平衡,这样经济结构性调整才能顺利进行,长期中才能彻底解决债务危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钟伟、覃东海:“国际债重组:博弈视角的分析”,江苏经济科学,2005年第3期

[2] 臧海蓉:“从冰岛金融危机谈国家破产”,经济学研究,2009.10

[3] 贺力平:“债重组机制国际讨论的新进展”,世界经济,2004年第3期,69-72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6）

一、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从理论上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就是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一般的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或人性的普遍弱点。这样的一种研究是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人类在进行生产、运用科学技术和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看法，克服危机的出路有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态度。悲观主义态度主张通过缩减或停止生产、放弃或抑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约束等措施来解决生态危机。而乐观主义态度则认为通过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调整生产过程、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并规范其应用来解决生态问题。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中，后者是真正的主流。实质上，这两种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都指出了生态危机在人类社会上的普遍性。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在讨论生态危机时都考察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生态问题和当代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状况制约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状况有着不同的特征。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侧重于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来分析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因此，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当代生态危机的联系，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分析生态危机的原因，指明克服危机的出路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视野来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突出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在这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运动的最初反应就是对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进行了批判，揭示忽略生态危机的社会关系纬度以及藏在其解决方式之后的政治利益和特殊的意识形态性质。

德国学者爱森伯格对生态运动的批判是最早和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回应。他指出：“生态运动体现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往往被其研究生态问题的方法论缺陷和理论的混乱所掩盖。生态学在当代己经变成了研究人类生物学的分支学科”。事实上，人类生态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的趋向已涉及到越来越多的学科，而这一趋势的合理性并不是被它的实践者在科学基础上所证明，而是在生态目标的紧迫性基础上所证明。因此，当人们已经在运用这一学科预测人类未来的时候，它从全球增长的趋势来预测即将到来的大灾难，也就仅有戏剧性的含义，其合法性尚未得到证明。可以说，生态文化的固有缺陷就是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它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段相应地也就幼稚、不现实和自私。另外，根据在现实生态运动中的三种人群划分，爱森伯格进一步指出，作为第一种人的技术统治论者，是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可以被看作是乐观主义的代表。只要对解决当前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有用，他们就总是如此去做。因此，他们对生态问题没有正确的意识，只有当他们属于生态运动的操纵者并能从中获益时，他们才加入生态运动。

实际上，生态运动为了争取一个清洁的环境而进行的斗争，虽然常常包含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它最终还是变成了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工具。对环境问题和生态运动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其本质就是揭示生态运动的背后所隐藏的特殊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真正的全球生态危机意识，事实上并没系统的确立起来。因此，解决危机就难以达到协调一致性，其原因就正在于研究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中表现得极其明显。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及局限性。

技术统治论者作为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所采取的措施占据着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主流，其主要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理论应用。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往往只重视技术进步和经济手段的作用。

所以在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时，往往导致理论上的偏颇和实践中的失败。

例如，经济学家作为西方社会中技术统治论者的主要代表，在初始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时候，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环境和资源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甚至是可以忽略的。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把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忽视自然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个世界可以没有自然资源而有效地进展，因此耗竭只是一个事件，而不是灾难。”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也表明环境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大。从以上两位经济学家的阐述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在刚刚关注资源、环境等问题时，对资源和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不充分。这种理论上的偏颇一方面是因为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倾向于根据消费者的主观偏好和市场交换来确定商品的价格，而把自然资源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排除在外，从而使经济学家往往忽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学家做为技术统治论的代表，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而采取了“快速技术修理”的方法来掩盖问题。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西方经济学家越来越从正面来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并通过发展原来的经济学理论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环境经济学就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环境经济学通过赋予环境和资源的货币化，以此衡量和评估环境和资源的价值，从而把环境和资源计入生产成本中，这样就可以通过税收或其他经济手段来调节企业生产，从而控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和对非再生资源的无节制使用。然而，如此解决问题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根据现实情况，大型集团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往往可以在市场上购买更多的污染许可证，从而比其他企业更多地享受了污染的权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后代人无法参与目前的政策制定，政府对环境或资源的定价往往过低。因此，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阿兰·加利在其《后现代主义与环境危机》一书中所指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学家们呼吁的措施己经被商业组织和政府以极大的热情所接受，但在实践中，对付生态危机的主流建议已经失败了，这反映了市场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局限和不足，这种策略并不顾及社会和政治方面。”

当代的生态危机不仅涉及到技术问题、经济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关系和政治问题。西方学者看待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比较重视技术和经济问题，而忽视了社会和政治问题，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就在于它和在当今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探索克服危机的出路必须首先考察这种联系。

三、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自18世纪年代以来，伴随着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日益严重和生态运动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关系，出现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已经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矛或生态危机。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派，在建立之初就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工业社会进行批判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将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状态做出了考察。他们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是人对人统治的基础，自然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凭借科技进步把自然作为征服、掠夺的对象，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要避免生态危机，只能是在未来的自由社会中。这些观点构成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问题讨论的先导。马尔库塞继承和发挥了霍克海默关于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人对人统治基础的论点，认为人类运用有效的科学方法，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严重异化，导致了人类自由的丧失。在现存社会中，无节制的控制自然已经成为扩大对人类控制以及政权统治的一个因素。

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是一种政治危机。

对于克服生态危机的途径，马尔库塞认为，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密切相关的。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或前提。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着使科学技术倒退，而是把它向前推，通过新的方式来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这只能在自由社会形式，即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也多有论述。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解决经济增长方面是十分有效的，但它无法克服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生态系统吸收污染能力的局限性。除非资本主义社会放弃其组织原则，否则，就无法将增长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破坏外部自然的生态平衡。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它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它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双重危机，即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代表人物，莱斯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然的统治逐渐演变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掩盖了科学技术发展同持久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统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从而造成过度生产，严重浪费了生产力和资源，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要消除危机就要缩减资本主义生产，创立稳态经济。这种稳态经济是一种较分散的、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本·阿格尔明确提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使人们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从而加速工业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消除危机的模式不能是原本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而是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去进行的变革模式。即生态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对丰裕的消费品的期望破灭，因此不得不对自己寻求自我满足的方式，即异化消费从根本上进行评价，并最终放弃原有的满足方式，而转向生产领域去寻找快乐和满足。为此，就需要工业生产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以使工人从事创造性生产并参与生产的管理，来获得满足。

（三）生态危机理论的缺陷。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加强了对自然的统治和掠夺，而且强化了对人本身的统治和压抑。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危机理论也有着严重的缺陷。第一，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特别重视现代的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常常不自觉地以对科学技术的分析和批判代替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对人和自然的压抑和破坏，却很少看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看不到它们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准备着条件。第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自然和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时，往往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己经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己经过时，主张用生态危机理论来代替经济危机理论。第四，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仅限于从理论上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却未能在革命措施和步骤方面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因此，不少评论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是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在于批判性而非建构性。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最终克服生态危机的出路就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而这只能是用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来分析当代的生态危机，可以使我们克服技术统治论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生态危机时的理论偏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依然来自于资本运行的唯一目的，即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然而，私人资本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发展趋势是根本冲突的，这必然将抑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的本性同那些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的绿色科技更是相冲突，私人资本主义对于绿色科技的发展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抑制性的力量。试图对绿色科技进行长期垄断，也妨碍了作为克服全球生态危机之手段的绿色科技的扩散，从而使绿色科技的应有价值不能得到充分实现。概括说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都受到资本的选择，资本由于其目的的狭隘性必然抑制科学技术应有的发展潜力和价值无法实现。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消费领域的危机，认为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可以克服危机。但是，消费领域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本的本性。

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持政治统治，资本主义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刺激消费需求。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对物质利益的畸形追求，把整个社会的人们捆绑在一起，共同展开了对自然的无止境掠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本性使它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最终变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反面力量。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向全世界范围的不断扩张，使得资本主义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污染也扩张到全球范围，这是生态危机具有全球性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了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过程的基础上，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所导致的不合理状态，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建构。

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必然将克服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不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被克服，当代的生态危机也将被克服，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资本主义无法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根本解决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就不得不通过生产领域的扩张来提高社会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以掩盖和缓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张，除了满足经济上追求利润的需要以外，还具有维持社会稳定、巩固政治统治的意义。然而资本主义缓和社会矛盾和巩固其政治统治的这种方式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也就是说解决问题的手段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因此，从根源上来看，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引起、推动和加速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约束，直接影响着人类克服生态危机的实际能力发展，而这一切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本性。就资本的本性而言，对资本的追求是可持续的增殖，而不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克服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曹光章。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J].哲学动态，2002,（06）.

[2]陈中立等。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徐篙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4]王克敏。经济伦理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A].工业社会与新左派[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7）

一、引言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被誉为“联邦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国际论坛都能看到哈贝马斯活跃的身影，为寻求理论与实践完美锲合而努力着。

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一样，都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对世界进行改造。而改造世界的前提是需要清楚世界哪里出现了问题，在哈贝马斯认知里，西方社会现阶段出现的问题是是合法性的。自人类的社会正式现成到现在，一直以来就受到合法性一问题的困扰，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形式都在为了合法性问题而努力着。合法性问题存在于一切命令―服从的统治关系中，具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命令者来说，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另一方面是对服从者来说，就是对于统治的认同问题。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如果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出现了问题都会爆发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对服从者来说对统治的认同问题这一方面。

二、合法化危机的形成

在哈贝马斯所阐述的危机中，合法化危机指的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一种全面性的危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所以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生活领域来讨论和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危机问题，而应该结合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

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经济的控制问题，使经济系统的整合危及到了社会系统的整合。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过剩，表现为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生产资料被闲置、大批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等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矛盾造成的。这种危机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危机――停滞――恢复――繁荣――危机的循环。

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新的情况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形态开始出现了转变，从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国家统治和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由“看不见的手”指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转变为国家政权强行干预经济发展。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为国家干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最著名的例子来自于1933年经济危机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的新政，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凯恩斯主义之后已经对资本主义国际的同治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了。此后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威胁重心开始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文化和公共政策领域转移。其危机的构成已经从结构和功能上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是每次都能全身而退，而二战的爆发也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不是国家的主要威胁，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和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社会危机。因为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和干预，是的经济领域的经济危机出现变化。虽然haunted处于经济方面的领域，但是其状态已然变得“温和”了，对于大众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度依然影响着，但这并不是主要的，更加重要的是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干预和控制，从而直接造成了原有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原来用以维系资本主义国家合法统治的“公平竞争”的原则受到质疑，因而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产生了问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对资本主义统治的信心大打折扣，而原有的一整套的社会文化制度，无法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提供必要和充分、可靠的实践依据，因此，资本四大重要的国家需要寻找新的法律依据来重新执政合法性。合法性的丧失和合法性的寻找，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说到底，危机其实是一场信心危机，身份危机或可以说是同一性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最终解决方式还得要到社会文化系统中去寻得，这也就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三、哈氏的“合法化危机”理论的理论意义

首先，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来说，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危机理论对其具有强大的毁灭性和巨大的冲击力。但是这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来说就有些力量不足，缺乏彻底性。当代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已看到问题的所在，并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认同。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出现的理论，他的理论与其他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相比，可以说是很另类的。对哈氏的“合法化危机”理论的研究和借鉴，一方面可以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补充说明，弥补他的理论的不足，另一方面哈氏的该理论对于了解当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具有新颖的视角和观点，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的很多方面。当这些国外的东西涌入中国的时候，它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精华，也包含一些糟粕，面对输入型危机的存在，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为我们带来了应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良方。因为哈氏的危机理论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对危机的分析也相对比较全面点。

最后，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而且还逐渐转移到政治、文化领域里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哈贝马斯的理论来找出我国应对危机的途径和方法。同时对于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11）.

[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3]陈媛媛.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6）.

[4]余波.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思想述评[D].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6）.

[5]潘西华.商谈伦理：合法性危机解决之途――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4）.

[6]（加）约瑟夫・希斯.哈贝马斯后期著作中的“合法化危机”[J].张太星摘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9）.

[7]陈振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合法化危机――评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J].岭南学刊，1996（3）.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8）

欧债危机产生和持续蔓延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总体上可以从直接原因、主要原因和根本原因三个层面来分析和解读。

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受到全球性金融海啸的冲击，欧洲经济增长乏力并面临持续下行压力，政府不得不在原本高企的债务水平上继续推进杠杆化以应对危机，导致政府债务水平激增，最终出现无法偿付的债务危机。而希腊债务危机成为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导火索。当年为了加入欧元区，希腊与高盛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以实现自身外币债务的缩减，从而达到欧元区财政赤字率的要求。但希腊为此也付出了长期向高盛支付高额回报的巨大代价，从而使希腊无论是经济竞争力还是债务水平都逐渐陷入泥沼，最终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引爆债务危机并持续扩散和蔓延。

欧债危机长期蔓延并难以有效解决的主要原因是欧元区制度设计存在先天缺陷，欧洲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进程严重错位。以希腊为代表的部分竞争力较差的国家在自身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加入欧元区，其自身的问题和矛盾虽一时得以掩盖，但随后仍逐步凸现并最终爆发，从而拖累整个欧元区。相对于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区财政政策不统一、欧洲央行缺乏最终贷款人角色，南北经济体发展不平衡等瓶颈，导致欧元区缺乏解决危机的高效手段，使债务危机持续蔓延。

欧债危机爆发的深层根源是欧元区部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与其为维持老龄化和高福利社会而产生的国家债务水平严重不匹配。如果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私人金融部门发展的脱轨，那么欧债危机就是以老龄化、高福利为特征的社会条件下公共金融部门财政管理的异化。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福利的刚性特点以及争取选民等政治需要，欧洲弱国通过大肆举债维持高额的国民福利。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高额福利与其本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效率水平即国家竞争力并不相符，也就是说，其经济实力与国家竞争力无法长期支撑其福利水平，只能不断提升债务水平。这种低竞争力国家的高福利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无以为继，经济增长的乏力使国家债务、国民福利、国家竞争力的矛盾迅速凸现，国家财政被高福利社会绑架而无法自拔，导致国家财政面临破产风险。

二、欧债危机的现实困境

欧债危机已持续三年之久，而预计未来3—5年内仍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之所以积重难返、危机干预效果不佳，主要是由于三大现实困境持续发挥影响，制约了欧债危机的快速有效解决，导致了欧债危机解决进程缓慢。

一是欧洲重债国深陷刺激经济增长与缩减财政支出两难困境而左右摇摆、无法自拔。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整体面临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各国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普遍处于历史高位。从2011年全年来看，欧盟及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意大利、葡萄牙等主要成员国GDP同比增速呈现四个季度逐季下行态势，投资与消费都出现持续萎缩，失业率不断攀升，其中西班牙和希腊失业率一度超过20%，而失业率最高的这些国家恰恰也是欧债危机中最具危险性的，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累积。同时，虽然银行流动性有所改善，但由于补充资本充足率等需求以及受经济不景气、投资与消费持续下滑的影响，银行流动性并未有效注入实体经济。如何在财政紧缩、满足救援条件的同时有效刺激经济和保障就业将是重债国未来最大的挑战，而这一过程必将艰难而漫长。

二是欧元区经济体综合实力差异大、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了欧元区政策出台的效率和效果。欧元区各国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债务水平等诸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实力较弱、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差的国家，未来其债务仍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要求其加强财政纪律的实际约束力和操作性如何令人怀疑，可能会继续拖累整个欧洲经济，成为不容忽视的不确定性风险因素，例如近半年西班牙债务问题凸显。欧元区经济体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并非短期能够改善，为欧洲经济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留下了隐患。

三是欧洲国家内部、各国之间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博弈大大制肘欧债危机解决进程。事实上，就危机本身而言，欧元区有解决危机的能力，通过“财政契约”、再融资操作等一系列措施，也已初见成效。但欧债危机的解决进程却艰难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洲既面临着致力于美元霸权的美国等国际力量的挤压以及全球主要评级机构的打压，也充斥着欧元区及欧盟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博弈，涉及到修改各国法律、执政党民众支持、缩减福利开支和维护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欧洲各国需要经过反复博弈来找到利益平衡和妥协的解决办法，需要根据事态发展的严重程度倒逼大家形成一致意见，这都大大阻滞了欧债问题的解决进程。这就如同美国国债违约危机中的政治博弈，这种一致性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候才能达成，但终究会达成，否则结局对博弈各方都是损害。

三、欧债危机的解决思路

从长期来看，欧债危机的总体解决方向必然是推进欧洲一体化。辩证的看问题，欧债危机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迫使欧洲国家面对问题思考解决思路，大大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欧洲一体化历史上的里程碑。统一的欧洲是历史的趋势和潮流，当前实现了货币一体化的欧洲，正从有限的财政一体化走向完全的财政一体化，其理想的未来将形成统一的类似美利坚合众国的“欧巴罗合众国”。

就中短期而言，欧债危机的解决路径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振兴各国实体经济，寻求各国经济平衡，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使社会福利与经济实力相匹配。欧洲各国要规范财政金融，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处理好财政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对于希腊、葡萄牙等“欧猪五国”来说，要进一步强化财政纪律，使本国国民享有的福利水平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财政资金更重要的用途在于培育本国的实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在此基础上，欧洲各国才能有效推进财政、政治一体化进程。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9）

中图分类号：G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422（2013）11-0053-03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中，矛盾双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可以相互转化，并且提出了矛盾分析的方法，为人们在实际的生活中认识问题并且解决问题提供根本的方法，告诫人们要看到事物发展的两面性，从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而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发生，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够带来的严重的危害，并且到目前为止，世界的经济仍处于一个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这场声势浩大的经济危机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危害的同时，也为当前我国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如何转危为安，促进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我国社会需要积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从哲学角度谈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从来都是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中，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经济是社会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存在与发展起着一定的决定作用，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又有一定的反作用，它能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因此，这场经济危机在给全世界的经济带来影响的同时，也必然对各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整个国际力量的格局来看，美国一直是处于世界霸权的地位，而这次经济危机对其独霸一权的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而这时，中国也就必然会成为世界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从国家的发展模式来看，这次经济危机的爆发，给美国的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大大削弱了其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对世界的吸引力，然而却大大增强了我国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决心，并向世界昭示着只有积极探索出符合本国的国情发展的道路才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经济危机背景下大学生思想行为的特点大学生在学校都经过了系统的教育，在知识水平、思维方式、行为处事方面都得到了普遍的提高。然而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由于形势的变化，大学生在思想行为方面又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大学生的政治思考逐渐趋于理性的方向发展

经济危机下，大学生对主流的政治价值观普遍还是表示认同的，对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都能给予重大的关注，而且对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党的执政能力依然充满信心。在实际的学习与生活中，他们对政治的关注逐渐走向理性，且更加具体，特别注重个体的感受。对于大学生来说，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已经成为历史的相关政治事件都有对其进行思考并评判的价值，而对于正在发生的政治话题更是需要自身的独立思考。虽然每个大学生对于政治事件的看法会有所不同，但这就是众多大学生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心理变化，也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发生冲突和世界多元化思想相互碰撞的结果，是经济危机的发生给现阶段的大学生的政治意识所产生的影响。

1经济危机背景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思考

（二）竞争意识开始加强，但也表现出一定的急功近利的心态

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渐走向发展与完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为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危机的冲击，社会和各企业开始更加重视高素质、高技能型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并且为人才的发展与成长提供了激烈的竞争环境。因此，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众多大学生开始明白知识与技能的重要性，增强竞争意识，从而积极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但是，经济危机的发生在提高大学生的竞争意识的同时，也使他们的心态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如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普遍忽略对基础知识的学习，而仅仅关注于对专业知识的学习。而毕业生这种盲目性的行为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给忽视了，经济危机下，扎实的基础知识与良好的综合素质相结合才是获得就业机会的重要保证，而就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自我的价值更好的实现。

（三）缺乏良好的心理状态

经济危机下，大学生，特别是毕业生逐渐开始加强对自我负责的意识，但相对的也淡化了对家人、朋友以及社会的责任意识。如大学毕业生在择业的过程中，普遍希望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中去，而对于从基层做起，走与实践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使命感正在逐渐淡化。同时，在经济危机下，大学生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心态开始变得悲观，认为自己的社会经验不够且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从而出现思想情绪反复不定的情况。

因此，在经济危机下，面对大学生在思想行为方面表现出来的这些明显的特点，学校需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素质与政治素质，为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提供必要的保障。

三、经济危机背景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思考 经济危机的强大冲击，给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开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形势，是教育界需要全面关注的问题。因此，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我们要不断的要求学生加强对相关知识的学习，并认真学习与贯彻党的路线与方针、政策，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观点的学习，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进而树立正确的方法论与世界观，以更好的开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工作的有效性

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给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实际的教育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教育者要用矛盾的分析法来看待、解决问题，正确处理广大学生存在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如把握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的普遍性与多层次性的特点，在社会的发展中，大力倡导团结合作、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精神，鼓励学生积极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要看到实际的教育工作中学生的个性化特点，将共性充分的寓于个性之中，从而真正的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价值。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并不是很理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联系实际，具体化的程度不够。因此，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相关教育者要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将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特点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从而保证在经济危机下，能够有针对性的开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而提高其教学的有效性。

（二）以联系与发展的观点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因此，在实际的生活中，要用联系并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并解决问题。而在复杂事物的长期发展、变化过程中，可以同时存在着许多的矛盾，但是，必然有一主要的矛盾决定着整个事物的发展过程，而且它的存在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事物发展过程中其它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因此，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一方面要善于研究当下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抓住其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从而集中主要的力量去解决主要的矛盾，重点把握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而另一方面，还要积极把握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过程，从整体上解决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三）将解决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有机结合在一起，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能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当代大学生面临着生活与学习的双重压力，特别是就业压力。因此，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从解决大学生实际的问题出发，两者相结合，真抓实做， 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能。如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学校不仅要加大力度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质量，而且要积极做好对在校大学生的就业指导的服务工作，加强对在校大学生在就业技能培训，从而树立学生正确的就业观，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学校要积极引导在校大学生时刻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同时，经济危机的带来，相对地增加了贫困大学生的人数，因此，学校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要积极关心贫困学生，并最好对贫困大学生的补助工作，从而解决贫困大学生的经济困难，使他们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正常的学习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进而成为社会所需要的综合性人才。

综上所述，美国的经济危机的爆发给我国的各项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与困难的同时，也是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挑战与考验。因此，在开展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要积极的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全面的看待问题，从而有针对性的开展对我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参考文献：

[1]肖明艳.经济危机背景下如何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思考[J].大家，2010（9）：46.

[2]周晓红.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应用[J].管理观察，2009（11）：83-84.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10）

（一）欧债危机是一场长期性危机

众所周知，受低利率政策和跨国资金极大自由流动带动，欧元区诞生后的10年，区内国家经历了普遍的繁荣。从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间，欧元区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2.1%，与同期美国的增长水平相仿；其间债务危机的重灾区――“欧猪国家”，即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也分别达到3.9%、5.5%、1.6%、1.2%和3.5%。但伴随着经济的繁荣，以“欧猪国家”为代表的欧元区国家在享受经济一体化带来好处的同时，公共债务也呈迅速增加趋势（见图1）。尤其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早已突破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60%的上限。

欧元区国家公共债务不断上升有其深层次原因，根源在于各成员国经济增长的失衡。如果说过去10年引领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德国和法国等核心国家，其经济发展根植于实体产业和对外出口的增长，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则依赖于信贷的扩张，而不是竞争力的提升。这些国家尽管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但却实行向核心国家看齐的高福利社会政策。在同一货币区内，核心国家的剩余资金可以很便利地源源不断流入国家，支撑了国家寅吃卯粮、借钱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其直接后果是，10年间欧元区国家消费部门急剧膨胀，消费需求的增速远大于实体经济的增速，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消费增长泡沫（希腊和葡萄牙）和房地产泡沫（爱尔兰和西班牙）。10年间，欧元区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赶上了核心国家的步伐，但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却进一步拉大了，债务负担更加沉重了。2008年不期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希腊等重债国的信贷链条突然断裂，其依赖举债的经济增长模式再也难以为继。尽管债务危机爆发后，相关国家纷纷采取紧缩政策试图削减畸高的债务。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危机国家在筹资受阻的情况下解决严重的债务问题绝非易事。

（二）欧债危机是一场复合型危机

一是银行业危机。从表面看，欧元区债务危机是由于希腊等国政府丧失偿债能力而造成的支付危机。但在这些国家获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金融救援后，危机不仅没有解决，反而不时恶化，是因为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银行业危机。作为希腊等国债券的主要持有者，欧洲银行风险敞口较大。据国际清算银行6月份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欧洲银行业累计持有“欧猪国家”债券高达2.2万亿美元，包括政府债、银行债以及民间非银行金融机构债。因此，市场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敏感，与其说是对希腊等危机国偿债能力的不信任，不如说是对债务危机可能拖垮欧洲银行业前景的担忧。近期意大利卷入债务危机漩涡就是这种担忧情绪的典型反映。

二是竞争力危机。希腊和葡萄牙之所以陷入危机，根本原因在于多年来经济结构单一、竞争力低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0-201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2010-2011年，在全球139个国家中，希腊竞争力排名第83位，居欧盟27国之尾；而葡萄牙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也仅列第46位。正是由于竞争力缺失，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希腊经济始终深陷衰退泥沼，难以凭自身之力实现复苏。

三是经济治理危机。希腊等国债务危机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还与欧盟这个实体的特殊性密切相关。首先在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协调。即欧洲央行负责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成员国实行各自独立的财政政策。危机来临时，两者均无法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欧元区这种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缺陷被认为是债务危机持续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在于政治决策力不足。欧盟是由27个国家组成的政治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诉求不相同。在希腊危机爆发之初，核心国家在救助问题上各怀心事，争论不休，错过了最佳时间点，导致“蝴蝶效应”，发生在希腊的这场规模不大的危机最终却威胁到整个欧元区的生存。再次在于授权的缺失。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欧盟发现自己并没有处置问题的权力，不得不听任成员国之间讨价还价，陷入一片混乱。荷兰莱顿大学的哈尔贝施塔特教授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言中因此将之归纳为 “政治合法性危机”。

二、欧元区债务重组不可避免

第一，危机国家有限的经济增长无法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

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一年多来的发展态势表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危机国家经济状况尽管随着世界和欧盟经济整体复苏而出现改善，但却无法改变其负债继续上升的趋势。三国初次接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救助的直接成本――贷款利息普遍超过5%。这已是三国能够从外部获得借款的最优惠条件。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穆萨的一项分析，当一国的借债利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时，其债务的继续累积将不可避免。而希腊经济最繁荣的2001至2008年，其年均增长率也仅3.9%，远低于上述借贷成本。2010年，葡萄牙经济同比增长1.3%，而希腊和爱尔兰则分别同比下降4.5%和1.0%，增幅均远低于同期欧元区1.8%的增长率。同时，由于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危机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受到抑制，由此将陷入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的怪圈。据欧盟统计局预测，未来2-3年，“欧猪国家”经济将普遍陷于停滞或微弱增长（见表1）。据EIU预测，2011年-2014年，“欧猪国家”中，希腊、意大利、爱尔兰和葡萄牙四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将超过110%，其中希腊2011年将达到160%、2014年接近180%。在当前经济增长水平和原有救助条件下，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三个国家提供贷款的行动，仅仅能够解决暂时的流动性，却难以保持债务的可持性。

第二，欧盟已从心理和行动上逐步接受危机国家债务重组

欧元区债危机爆发一年多来，在形势发展的倒逼下，欧盟对希腊等国危机性质的认识不断加深，日益接近问题的本质。在危机爆发之初，欧盟认为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只是一场流动性危机，只要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救助，危机国家就可以走出困境。因而尽管国际金融市场并不看好2010年5月欧盟首次联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希腊提供总额为1100亿欧元紧急金融救助的效果，欧盟却并不为所动。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欧盟被迫承认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实质上是偿付能力危机。在当时的救助条件下，希腊虽暂时渡过了眼前的危机，但却没有能力实现经济的自我修复。于是在今年3月“欧元公约”诞生的同时，欧盟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希腊债务重组的脚步。“欧元公约”赋予“欧洲金融稳定基金”（ EFSF） 在初级市场购买债券的权利，而不只是发放贷款；同时降低希腊的还贷利率1%至5%以下，并将还贷年限从3年延长为7.5年。这被普遍认为是希腊债务的 “软性重组”。今年6月底，随着希腊债务危机再度恶化并迅速向其他“欧猪国家”蔓延，特别是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竞相发出希腊可能“选择性违约”的警告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迫接受希腊等危机国家必需进行债务重组的事实。他们对债务重组的态度从比较隐讳、避免在公开场合谈及，转变为紧锣密鼓地考虑有序重组。6月以来，欧洲央行的态度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重组转化为仅反对非自愿形式的重组。7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新任总裁拉加德均呼吁私营机构参与危机国家债务重组。而德、法等核心国家在私营机构参与重组问题上达成一致，则直接促成了官方总额为1090亿欧元的对希腊第二轮救助方案的出台。

该方案有几大亮点：一是大幅延长了希腊偿还贷款的期限，从目前的7.5年延长到最少15年，最多30年；二是进一步降低了贷款利率，从目前的4.5%降至3.5%；三是私营机构在自愿基础上参与救助，未来3年总出资额接近500亿欧元，至2019年总出资额预计将达1060亿欧元；四是提高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未来的永久性救助机制――欧洲稳定机制的灵活性，允许其进入二级市场购买欧元区国家债券。应该说，方案的力度是空前的，也体现了欧盟国家同舟共济、防止危机蔓延的政治意志，但其最终能否取得预想中的成效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毕竟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向“欧猪国家”中“大到不能倒”的意大利和西班牙。

第三，欧债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有赖于危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恢复

笔者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解决前景取决于危机国家经济中长期能否恢复可持续性的增长，而这需要欧盟和当事国的共同努力。彻底解决债务问题的关键因素，从深陷危机的希腊等国来说，一方面需切实履行紧缩计划，大刀阔斧削减赤字，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降至3%以内，重新赢回国际社会的信心，为重返资本市场铺平道路；另一方面需坚定推进经济结构改革，包括国营部门私有化，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强各领域竞争力，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但这些都需要有关国家各政治派别和全体国民达成政治上的共识，并承受相当大的代价。从欧盟来说，需有效实施“欧洲2020战略”，消除核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对于国家特别是陷入债务危机国家面临的困难局面，动用结构性基金助其发展经济，以更优惠的条件助其发展基础设施、提高公共管理效率、提升相关技术，以恢复经济增长的能力。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猪国家”，经济上各有特色和优势，仍拥有恢复发展的潜力。

三、欧债危机对中欧经贸合作的影响

随着欧盟出台救助希腊的第二轮方案，欧元区债务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暂时得以缓解。但欧债危机对欧盟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不可避免给中欧经贸合作带来复杂因素，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有关动向应引起关注：

（一）我对欧出口增势明显减弱

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大环境下，今年以来我对欧盟出口增长速度明显减慢，显示欧盟内需市场增长乏力，对来自我国商品的需求开始呈现减弱迹象。据海关统计，2011年1-6月，我对欧盟出口增幅为16.9%，比同期全国出口整体增幅低7.1个百分点，与金融危机后较长时期我对欧盟出口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鲜明对照。对欧盟出口占我对外出口总额的比重出现下降，上半年为18.8%，较上年同期减少1.2个百分点。从国别情况看，1-6月，我对在欧盟的前六大出口市场――德国、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出口额合计占同期对欧盟出口总额的74.1%，较2010年同期下降0.6个百分点。

从2011年春季广交会的数据也可以看到欧盟对我需求增长减速及企业谨慎对待后市的苗头。整个春交会期间，我对欧盟成交虽同比增长14.1%，但欧盟到会客商人数却同比下降15.1%，降幅远大于美国（下降3.6%）和日本（下降10%）的到会客商人数。同时，企业出于对后市不确定性以及对出口政策和成本上升的担心，仍不敢接长单，成交的订单以短单为主。

（二）欧盟对华贸易政策更加激进

债务危机使欧盟内部保护主义倾向抬头。欧盟以“开放贸易”、“公平贸易”为名，实施新的贸易战略，一是扩大出口，二是限制进口，力图使经济尽快摆脱债务危机、实现复苏，继续保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中国成为其新贸易战略首当其冲的目标之一。基于中国市场对欧盟经济的重要性，欧盟一方面将中国视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全力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以实现欧盟企业在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中国商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限制，希望迫使中国解决其对华贸易中的关切问题，包括要求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中国产品实施更加频繁的贸易救济措施等。

2010年，欧盟对我国产品发起11起贸易救济调查，比2009年增加57.1%，是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欧盟不仅拒绝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且为应对我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有关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的即将到期，将对华贸易救济从反倾销延伸到反补贴。2011年5月，欧盟首次对我国产品（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预示着我对欧出口将面临新的挑战。

值得关注的是，中欧目前均加强了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双方贸易纠纷的尝试，显示双边经贸关系更加成熟。日前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裁决报告，裁定我欧盟对华碳钢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取得胜利，特别是认定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第9（5）条关于单独税率的法律规定违反世贸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三）欧盟自贸区战略对我构成潜在影响

为应对债务危机挑战，欧盟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力图在未来5年内使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覆盖其50%的域外贸易额。为此，欧盟积极推进与我周边经济体的自贸区建设，先后启动与印度、东盟、新加坡等的自贸协定谈判，最近又同此前一直回避的日本开展相关磋商。今年7月1日，欧盟同韩国自贸协定正式生效。这是迄今欧盟对外建成的最具意义的自由贸易区，欧盟贸易委员德古特称这必将成为欧盟与亚洲贸易关系中扭转乾坤的重要因素。由于短期内中欧建成自贸区的可能性不大，而我在出口产品方面与上述经济体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如不妥善应对，将有可能形成贸易转移效应，对我对欧出口造成不利影响。

（四）我对欧“走出去”面临两难处境

第一，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很多欧盟国家和企业资金短缺，对我投资持欢迎态度，为我企业扩大对欧“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企业对欧投资出现热潮，包括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三一重工在德国建立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等项目均实现良好效益，对企业自身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多数中国企业还不具备在欧盟这一成熟市场开展大规模投资经营的能力，勉强进入，最终可能大败而归。近期被波兰政府取消高速公路项目合同的中国海外工程公司成为中国对欧“走出去”失败的一个典型，其教训需深刻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