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1）

    《新世纪的辩证法》并没有涵盖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所有强调和重视辩证法的学者，比如英国肯特大学肖恩·塞耶斯教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马撒·吉梅内斯教授都极为重视辩证法，塞耶斯还是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代表①，而《新世纪的辩证法》没有收录他们的文章。这表明，除了该书所涉及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辛勤且卓有成效地耕耘在这一前沿领域。通过《新世纪的辩证法》，我们能够充分体悟到辩证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前沿性。

    首先，从有关学者的人数来看，该书作者达16位，据称他们都是“最重要的辩证法理论家”[4](封底)。

    其次，从有关地域来看，该书作者分别来自北美洲、欧洲和亚洲，可谓地域广泛。有两人来自法国，一人来自希腊，其思想属于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有一人来自日本，其思想属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其余有九人来自美国，两人来自英国，一人来自加拿大，其思想属于英美马克思主义。

    再次，从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来看，按照段忠桥教授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进一步划分[5](P355-377)，在英美马克思主义六种主要流派中，《新世纪的辩证法》就涉及四种：以奥尔曼和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戴维·哈维为代表的“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以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和哈维为代表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以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巴德学院教授约珥·考威尔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迈克尔·勒维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南希·哈索克为代表的“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世纪的辩证法》没有涉及的只有“市场社会主义”和以“反对辩证法”为主要特征的[6](P120)“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概而言之，上述涉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人数之众多，地域之广泛，理论形态之纷繁，都足以表明，《新世纪的辩证法》充分彰显了辩证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前沿性。

    那么，如何理解和把握《新世纪的辩证法》所蕴含的辩证法思想及其理论形态呢？按照奥尔曼的观点，“关于马克思辩证方法的重要著作通常可以根据把属于辩证法词汇范畴中的哪一个作为核心来加以区别”[7](P76)。以此来看，根据有关学者对辩证法的阐述，在《新世纪的辩证法》所蕴含的丰富辩证法思想中，极为明确和最为典型的辩证法理论有如下四种。

    其一，内在关系辩证法，即以“内在关系”为核心的辩证法。

    奥尔曼、哈维、福斯特和哈索克的辩证法思想属于内在关系辩证法。“对写作《异化》的奥尔曼来说”，“起核心作用的”是“内在关系”[8](P76)，而“从那以后”他“关于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没有大的变化”[9](PIX)。可见，“内在关系”始终是奥尔曼辩证法思想的核心。哈维也明确地说：“我将‘内在关系’的观点视为辩证法的根本”[10](P79)。“内在关系”也是哈维辩证法思想的核心。福斯特和哈索克虽然没有这种指认，但他们也有明确的论断。比如，福斯特指出：“世界及其中的每一个‘整体’都是以内在关系为特征的”[11](P68)。基于此，他认为，“正因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单一整体内部的一种内在关系，所以它才在实际上是一种辩证关系”[12](P62)。哈索克说：“我甚为感激奥尔曼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内在关系为基础的观点。我还分享了戴维·哈维关于辩证法极为相似的看法。”[13](P225)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福斯特和哈索克也是以“内在关系”为核心来建构其辩证法思想的。

    应该说，奥尔曼的思想是内在关系辩证法的权威代表。按照奥尔曼的观点，内在关系辩证法的核心内容是“过程”观和“关系”观。[14](P6)前者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其历史和可能的未来；后者将任何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当做该事物本身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任何事物与其历史和可能的未来之间的关系、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内在关系，都是该事物本身的一部分。以此来看，内在关系辩证法的核心内容归根结底就是“关系”观，它将任何事物都视为包含着其历史和可能的未来及其与其他事物之间关系的“关系”，而整个世界只不过是这样一种“关系整体”。这样，作为“一种关注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15](P5)，内在关系辩证法就要求我们在必须“反反复复地经过”且处在“内在联系中”的本体论、认识论、研究、思维重构、叙述和实践等“六个连续的阶段”[16](P203)中，始终贯彻“关系”观，唯有如此，内在关系辩证法“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和极富价值的辩证方法”[17](P203)。

    其二，系统辩证法，即以“系统”为核心的辩证法。

    史密斯、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教授汤姆·塞肯和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教授克里斯多佛·亚瑟的辩证法思想属于系统辩证法。史密斯、塞肯和亚瑟都表示过辩证法以“系统”为核心的思想。史密斯说：系统性是“辩证方法的核心原则”[18](P179)；塞肯说：辩证法构成的是一个“目的论的……系统”[19](P200)，是“这个系统的逻辑”[20](P201)；亚瑟说：辩证法考察的对象是“总体”，所以，“系统性是其本质& rdquo;[21](P212)。史密斯和亚瑟甚至明确主张辩证法就是“系统辩证法”[22](P179、211)，只不过史密斯接受了奥尔曼的观点并认为，除了“系统辩证法”以外，还存在“历史辩证法”，而且强调指出，系统辩证法只能完善而不能取代历史研究[23](P194)。也许正是基于此，奥尔曼才说，史密斯、塞肯和亚瑟是“系统辩证法”思想家中“最重要的”[24](P235-236)。

    总体而言，系统辩证法“一心一意”关注的是“概念逻辑”[25](P247)。这种逻辑，按照史密斯的说法，是一种“定向否定”[26](P179)。它是概念的内在批判，当第一个概念为其内部的矛盾所困扰的时候，就需要引入可以明确阐释这种矛盾的第二个概念，两个概念之间是一种系统的关系，表明从第一个概念到第二个概念的过渡是一种理论上的进步；当第二个概念为其内部矛盾所困扰的时候，就需要引入可以明确阐释这种矛盾的第三个概念，理论上的进步便由此得以延续。塞肯对概念内在的辩证矛盾及其解决路径的描绘[27](P205)以及亚瑟对范畴体系演进逻辑的描述[28](P215)，与史密斯所描述的“定向否定”是异曲同工的。而塞肯让其“辩证法的主体”“资本”“向我们讲述”的“它自己的故事”[29](P202)，只是这种概念逻辑的一个范例。有必要指出，由于系统辩证法强调的是系统性，正如奥尔曼所说的，其有关资本主义的概念逻辑突出了资本主义的系统特征，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

    其三，矛盾辩证法，即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

    詹姆逊和希腊雅典大学教授萨瓦斯·迈克尔·马特沙的辩证法思想属于矛盾辩证法。詹姆逊重复布莱希特对“从根本上讲，决定辩证法的是时时处处对矛盾本身的观察”的强调，指出，“无论哪里，只要你发现了矛盾，就可以说，你正在辩证地思考；而无论何时，如果你没有能够发现矛盾，那么，可以肯定，你已经停止了辩证思考”[30](P128)。正如奥尔曼和史密斯所说，詹姆逊所探求的是“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31](P5)。马特沙赞成列宁关于“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的观点[32](P163)，指出辩证法“旨在揭示现在中促使其趋于否定的内在矛盾”[33](P165)。这说明，与詹姆逊的辩证法一样，马特沙的辩证法也是“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

    根据詹姆逊的观点，辩证法植根于历史情境之中，是对历史情境中的矛盾的反思。虽然詹姆逊没有明确的表述，但据他的论述可见，最根本的矛盾是历史中的现在与尚未实现的未来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詹姆逊指出：“辩证法不是过去的事物，也不是哲学史上的某一章节，而是对关于尚未实现的未来的某种思考的推测性阐释”[34](P118)。因此，只有当历史情境中现在与未来的矛盾尖锐化，以至于向未来的激进转变成为可能的时候，辩证法才能得以产生和发展。而既然辩证法是对未来的思考，那么，辩证法就只能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35](P118)。这也就决定了辩证法本身的开放性。根据马特沙的论述，他的观点与詹姆逊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按照马特沙的观点，辩证法所揭示的促使现在趋于否定的矛盾，实质上就是现在与尚未实现的未来的矛盾，而这种辩证法也只能产生于“旧世界正在消失，而新世界尚未完全出现时，灾星笼罩之下的”[36](P169)历史情境。

    其四，实践辩证法，即以“实践”为核心的辩证法。

    考威尔的辩证法思想属于实践辩证法。考威尔直截了当地说，辩证法就是“作为实践的辩证法”[37](P235)。这表明，辩证法只是实践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自觉选择并具有改革能力的行动”[38](P235-236)。既然辩证法是一种“选择”，那么，与其说它是一种方法，不如说它更是一种伦理；既然是一种“选择”，而被选择的东西也可以不被选择，那么，辩证法就没有表达任何必然性。

    二

    尽管各位学者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其所阐述的辩证法理论形态各异，但综观《新世纪的辩证法》，我们能够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各位学者研究辩证法，阐述辩证法，其根本目的都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改变世界”。而“新世纪的辩证法”这一概念本身就表明，他们的辩证法旨在剖析“新世纪”当下的现实，旨在改变“新世纪”当下的世界。鉴于其所包含的学者人数众多，本文仅举几个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观点加以说明。

    一是奥尔曼。从表面看来，奥尔曼是在分析和阐述从资本主义现在回溯过去，以寻求资本主义的起源，再由过去经由现在而向未来进行思考，以揭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然后以未来为视角反观资本主义现在，如此循环，研究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中揭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路径。而实际上，奥尔曼“为什么需要辩证法？为什么是现在？”的追问，就已经鲜明地表明了奥尔曼的指向不是研究马克思，而是要研究和剖析他所面对的当今资本主义。在他看来，以内在关系辩证法审视当今资本主义，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当今资本主义正在否定着自我，具中所蕴含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潜在性越来越多。可是，令他非常遗憾的是，许多人由于不懂辩证法而根本看不见这样的事实。于是，他希望用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现在中揭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未来的范例，教人们学会辩证地思考。奥尔曼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将内在关系辩证法作为一种“武器”交给所有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受剥削和压迫的人，使他们得以改变当今资本主义，挽救“被资本主义弄得摇摇欲坠”的世界。[39](P219)

    二是福斯特。同样，在表面上，福斯特是在运用内在关系辩证法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而实际上，福斯特是要以基于内在关系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审视他所面对的当今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所以，当今的全球性生态灾难根源于异化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制度；反过来，由于人与自然处在内在关系之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生态灾难也就是人的灾难。福斯特的根本追求是，“改造”资本主义“制度本身&h ellip;…从本质上超越现存积累体制”[40](P95)，从而将自然并因此将人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三是哈索克。虽然哈索克是一位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她深谙内在关系辩证法关于部分反映整体的观点，并因而认为女权主义应该有利于分析作为整体的社会，而不只是研究女性。哈索克十分推崇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1](P57)的主张，非常赞同恩格斯关于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的论断，并确信，“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政治变革和社会正义的学说”[42](P223)。因此，她选择女权主义而不是妇女的立场来研究“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辩证法”，旨在支持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削、被边缘化的多数人的斗争，以谋求变革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

    四是史密斯。正如奥尔曼所说的，系统辩证法虽然关注的是概念逻辑，但这种概念逻辑却在事实上反映了社会现实中的变化和相互作用。[43](P236)可以说，史密斯的观点就是对此最好的例证。他的“全球化的系统辩证法”所演绎的逻辑，导向的是变革全球资本主义的诉求：“这种系统辩证法指向了与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彻底决裂的需要”[44](P193)。依照史密斯的逻辑，虽然市场能够带来效率和自由，但市场同样会造成失业、贫穷、不平等和不自由，这就需要社会国家的规制，于是有了全球化的“社会国家模式”。这种模式所固有的国家经济与全球经济的矛盾等导致了向减少国家干预，追求自由化、效率和富裕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过渡。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经济成功仍然离不开新自由主义试图取消的发展型国家，甚至这种国家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总是远远超过新自由主义的许可范围，而且贸易与投资的跨国自由流动也并没有带来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物质财富，这些内在矛盾导致了向“推动型国家模式”的过渡。可是，这种模式抗击全球资本市场破坏性的努力并不能成功，而且它所导致的不均衡发展，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无以实现其所宣称的共产主义价值，因此，它不能维持和确保规范的全球秩序，这种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向“民主化世界性模式”过渡。虽然“民主化世界性模式”追求道德平等原则，但它对不均衡发展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它仍然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为根本特征，这与它试图增加收入、推进民主决策不相容，致使自主性、民主化的实现成为不可能，它仍然以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为核心，所以过度积累与危机转嫁仍然是其主导倾向，这不仅与其道德平等原则不相容，也无以实现其民主化世界性的价值，因此，全球化必然过渡到“马克思主义模式”。“马克思主义模式”充分认识到，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仍保持不变，资本积累就必然仍是作为整体的社会之目的本身，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就必然导致阶级剥削关系，资本追逐利润的冲动就必然导致不均衡发展和过度积累，全球化模式就必然仍须适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与其规范原则产生矛盾。因此，“马克思主义模式”的达到就必然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消除。

    五是马特沙。马特沙的文章标题《辩证法与革命，就在现在》即已将他改变世界的强烈旨趣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根据马特沙关于辩证法只能在“旧世界正在消失，而新世界尚未完全出现时”才能产生的观点来看，他既然强调“就在现在”来探讨“辩证法与革命”的问题，这就充分表明，在他看来，他所处的此时此刻正是资本主义“旧世界正在消失”，而社会主义“新世界尚未完全出现”的时候。但是资本主义绝不会自动实现变革，因此，他希望革命者即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及其有组织的先锋队能够掌握辩证法，运用辩证法，以便揭示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矛盾的内在联系正是资本主义僵化的社会关系自己的“曲调”，而革命者就是要运用辩证法向资本主义“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以迫使它们跳起“解放的舞蹈”[45](P170)，从而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六是考威尔。在考威尔看来，辩证实践的本质就是否定，就是要在“是”的内部寻找“不是”。这本身就要求对社会现实予以批判性的反思。他继而认为，实践预示着理论与实践的动态统一，因此，作为实践的辩证法就不可能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仅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单反映，而是要求“我们参与并改变现实”[46](P236)。

    三

    虽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一前沿领域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具体理论观点也并非都值得肯定，但跟踪和研究这一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总体上讲，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②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阐释辩证法，都包含着深切的现实情怀，他们试图批判性地反思并通过实践改变社会现实。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最主要、最根本的社会现实是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主题都必然是揭示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矛盾，并探索实现这种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径。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立场理所当然是我们必须秉持的，这也就决定了，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探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主题。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的关切本身，尤其是他们反思现实的批判性，就是我们应该予以关注和借鉴的。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重视和强调，尤其是他们对辩证法为什么在“现在”应该得到重视和强调的说明，是特别富有启发性的。按照他们的论述，从客观层面看，对辩证法的需求，在“关键的转折点”[47](P169)上尤为迫切。在这一点上，一切都是疏远和异化的，它表明“旧世界正在消失”，可是“新世界尚未完全出现”。“尚未完全出现”当然并非“根本没有出现”，相反，它已经作为“潜在”存在于旧世界之中。进而言之，“关键的转折点”正是改变现实的最好契机。而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在”正 是这样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此，“现在”就迫切需要辩证法。从主观层面看，正当资本主义的客观“现在”迫切需要辩证法的时候，被压迫、被剥削、被边缘化的大众却不重视辩证法，甚至根本不懂辩证法。有鉴于此，他们才将辩证法推向研究的前沿，研究辩证法，阐释辩证法。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和强调辩证法，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达到批判现实、改变现实的目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就在于谋求和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矢志不渝。因此，不仅他们在“现在”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关键的转折点”上，突出研究辩证法和阐释辩证法，运用辩证法批判性地反思并力图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都是以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为根本旨归的，而且，在辩证法理论本身的层面上，他们还明确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辩证法始终基于一种拒绝，它反对阶级社会所强加的残缺，它必将战胜导致人与人、人与非人自然、人与其自身的自然发生分裂的一切统治，它必将战胜阶级社会本身，就此而论，辩证法就是一种解放人的实践。[48](P242)这尤其值得我们反思、理解和借鉴。

    第四，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反思现实、批判现实、改变现实和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正是这种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根本体现，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就必须具有彻底性。这就要求辩证法对其自身也要不断进行反思和批判。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和实践。在他们看来，“辩证法是使其自身不断革命化的理论”[49](P170)，“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既然它的核心术语是生成，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仅仅被视为是其所是或是其所象。这种批判功能能够——而且应该——被应用于辩证法自身。即是说，所有实践中的辩证法都只能接近它们自己的潜在。而如果辩证法是完善的，那么它也就不再是辩证法了，因为，如此就超越了生成与创造的范围”[50](P239)。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创造和发展的那些形态各异的辩证法理论，正是他们将批判功能应用于辩证法自身的认识在实践中的体现。这种以辩证法精神对待辩证法自身的态度，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注释：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2）

自然受到历史辩证法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体系学派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简单化了，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解释方法，还具有其阐释历史的维度。历史学派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的目标就是在迷雾重重、蜿蜒曲折的历史进程中，通过辩证理性揭示历史内在的发展逻辑。①那么，什么是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英美左翼学者对此问题展开新的探索。詹姆逊对历史辩证法进行了长期思考，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理解历史变迁与时代变化的历史理论，历史辩证法就是对历史必然性的思考，思考历史必然性之中的偶然性、极限性、最终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以及未来的不可能性。詹姆逊强调，对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辩证运动的总体性把握，就是历史辩证法的根本内容。詹姆逊对辩证法的看法深受卢卡奇的影响，他发展了卢卡奇“如果抛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理解了”②的观点，认为辩证法是理解历史发展变化的钥匙。历史辩证法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性与对抗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辩证法是从历史偶然性中寻找历史必然性的方法，这些方法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过来的。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向度推到了“它的逻辑顶点”，马克思把一切社会现象彻底地转化为历史问题，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具体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并使之全面开花结果”。批判实在论的重要成员约瑟夫也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是揭示社会构成、结构转化、发展机制和内在规律的理论。然而，约瑟夫不同意卢卡奇关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解释。他认为，历史辩证法不是主体辩证法，也不是主体和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而是关于实在的辩证法。批判实在论明确拒绝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的倾向，他们批评卢卡奇、葛兰西等实践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哲学或世界观，而不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对批判实在论来说，哲学不等于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哲学，因此，不存在所谓的“历史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体”。批判实在论指出，实践学派的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主体（工人阶级）的理论表达，而不是客观（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知识，结果是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遭到拒绝，以便迎合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③奥尔曼不赞同批判实在论学派对辩证法历史维度的解释。他认为，把马克思主义还原为社会科学，把革命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缺失了对马克思的历史双向抽象过程的解释。奥尔曼把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看作是“哲学舞蹈”，马克思对历史的研究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历史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内在关系哲学是理解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哲学基础。奥尔曼指出，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并不是按照手推磨、蒸汽机的发展顺序进行研究，而是应用“前提与结果”的双向辩证运动考察历史进程，“具体来说，前提和结果是一种双重运动，处于相互作用中的过程不断发展着，既成为结果，又成为对方结果的制造者”④。奥尔曼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概括来自马克思的如下论述：“社会生存过程的任何前提同时也是它的结果，而它的任何结果同时又表现为前提。因此，生产过程借以运动的一切生产关系既是它的条件，同时也是它的产物。”①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指向历史变迁中的必然性方面，马克思强调人类创造了历史，但是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人类自己不能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英国学者莫瑞概括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他认为，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复杂而又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但是他相信，可以根据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把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图绘出来。莫瑞把历史变迁必然性区分为五个方面：（1）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存方式的转换；（2）特定社会形态与特定生产方式的结合机制；（3）伴随着主导性社会形态（生产方式）走向成熟，新的必然性形式的产生；（4）对某一生产方式的破坏以及推动其解体的矛盾趋势；（5）围绕特定的生产方式的社会斗争，斗争的主体由拥护与反对这一生产方式的群体构成。②从总体上看，尽管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解存在差异与分歧，但是历史辩证法学派的主要立场基本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是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辩证法，是研究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的辩证法，这些观点也基本符合马克思的构想。马克思一直坚持生产方式的概念是理解历史发展的钥匙，生产方式的发展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笔者认为，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解释，阿尔都塞的观点值得重视：“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历史的科学，我们可以更具体把其定义为生产方式的科学，生产方式的具体结构，生产方式构造，生产方式的功能，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外一种生产方式的转换方式。《资本论》就是表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理论。”③阿尔都塞指出，辩证法反映事物的转化规律、现实过程的发展规律（包括自然过程，社会过程和知识过程）。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历史辩证法就是研究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与转化规律的学说，是研究关于建立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有机总体性的科学。综上所述，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就是分析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推动历史深层逻辑展开的方法，其理论任务是阐释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本质，历史规律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历史必然性包括生产方式更迭的必然性；特定社会形态与特定生产方式联系的必然性；新的生产方式诞生的必然性；生产方式矛盾性引起的社会冲突与对抗的必然性和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必然性。总之，强调对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辩证运动的总体性把握是历史辩证法的根本内容。

自由辩证法的解释

对马克思自由辩证法的系统研究始于如下问题：历史辩证法强调必然性是否排除了人对自由的追求？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如何解决？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是怎样？对辩证法自由维度的思考始于黑格尔，黑格尔应用辩证法思考必然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认为推崇必然性不会压制自由，必然性是自由产生的条件，必然与自由虽然相互冲突、自相矛盾，但是离开必然性自由就变得不可理解。叶秀山认为，“康德赋予‘辩证法’以‘必然’（但消极）的意义，黑格尔赋予辩证法以自由（但积极）的意义”④。这一观点非常准确，因为黑格尔确实解决了自由与必然的内在统一性问题。黑格尔认为：“必然性的真理就是自由，实体的真理就是概念。”⑤马克思把这一观点进一步发展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因此，塞耶斯在其新著《马克思与异化》（2011）中指出：“对马克思来说，包括黑格尔，劳动不仅仅是满足物质需要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人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基本组成部分。”⑥当劳动成为人类生命的第一需要时，劳动就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为人实现自由的途径①，这就涉及马克思自由辩证法思想的当代重构。巴斯卡认为，马克思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是自由的最高形态，实现这一自由的途径是把马克思的去异化辩证法拓展为解放的辩证法，解放辩证法的目标就是清除“主人与奴隶”的总体性关系。巴斯卡认为，解放就是摆脱受压迫状态，解放的目标是普遍的人类解放，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富足与安康（free－domaswellbeing）是自由的基础，其目的是满足人充分发展的需要，这是自由与解放的价值取向；通过充分满足人自我实现的各种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flourishing），最终达到普遍的人类自由发展（universalhumanflourishing）。②这是自由的最高层次，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是一个真正实现了自由的美好社会。自由的实现必须通过解放，那么如何通过解放获得自由呢？有些批判者指出：“巴斯卡自由辩证法的基本缺陷是缺乏历史具体性”③，批评巴斯卡建构的自由辩证法非常抽象，缺乏现实性，没有实现自由的具体途径。笔者认为，这些批评其实是忽视了巴斯卡的“解释性批判”（explanatorycritique）路径④。巴斯卡的论证可概括如下：（1）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关键之所在，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变为科学，离不开科学性。科学活动的本质就是发现事物背后隐藏的本质规律和运行机制，掌握了科学性知识就可以对非科学的理论进行批判，特别是对错误的自由理论进行批判。（2）批判性是批判实在论的显著特征，哲学批判包括两个方面，不但批判这些错误理论的缺陷与不足，而且还要追溯产生这些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这样就涉及变革社会的政治实践。（3）实践性就是要付诸实际的政治行动，这是争取自由的必由之路。在实现自由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限制，解放的目标就是不屈不挠地清除与取消这些限制。这既是巴斯卡解放论证的逻辑结构，也是解释性批判的基本路径。巴斯卡的自由辩证法遭到罗伯特与约瑟夫的猛烈批评。罗伯特在《抽象的解放：关于自由踪迹的两种辩证法》一文中对巴斯卡自由辩证法全盘否定，他认为，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的解放规划建立在超历史的抽象自由观念之上，这一概念不能解释自由的形式⑤，也不符合马克思自由辩证法的本来意义，对马克思来说，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意义。自由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伴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劳动力商品化是自由的缺失，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与生产资料占有者购买劳动力商品的自由，是资本主义对自由的“双重扭曲”。罗伯特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巴斯卡确实没有详细论述统治与剥削的社会关系以何种方式阻碍了争取自由的社会变革。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以商品化形态表现出来，因此，劳动者出卖自己劳动力条件下的自由，不是真实的自由，只有在劳动者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时才有真正的自由。巴斯卡的不足恰恰是忽略了马克思对自由形态商品化的历史分析。批判实在论派另一个重要成员约瑟夫也激烈地批评了巴斯卡，认为巴斯卡对自由辩证法的解释不但没有发展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相反，完全是“抛弃了自由辩证法”①。因为超历史的、目的论的、抽象的自由解释，实际上是毁坏了自由辩证法，因为自由概念被彻底掏空了。约瑟夫说：“巴斯卡的新自由辩证法详细阐释了自由的普遍性特征，但是放弃了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具体性，因此，不能确定自由的特殊性，因而巴斯卡无法回答需要什么样的自由？自由为了谁？为什么要自由？”②约瑟夫的批评确实抓住了巴斯卡的主要理论缺陷，马克思对自由问题的分析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而是在具体的生产方式条件下，考察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巴斯卡把追求自由看作是去废除抽象的“主人与奴隶关系”，放弃了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具体性分析方法。因此，约瑟夫说，马克思的自由辩证法被巴斯卡抽象的普遍伦理学所断送。但是，英国学者科瑞文对巴斯卡自由辩证法的看法却与约瑟夫截然相反。科瑞文认为，巴斯卡的自由辩证法很有价值，自由辩证法需要双重论证③，不但需要马克思的科学论证，而且也需要巴斯卡的哲学论证，哲学论证与科学论证是互补关系。科瑞文指出，马克思对自由辩证法的论证，展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自由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证，也就是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嵌入了自由的逻辑，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揭示了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动力。但是，自由辩证法也需要道德必然性论证的补充，否则不能回答人为什么需要自由的问题。科瑞文说，巴斯卡的道德必然性的规范论证很有说服力，阐释了人类争取自由的自我认识能力、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共同社会规范，以及实现“每个人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必需的道德条件。科瑞文概括了巴斯卡道德规范论证的当代意义：全球化使当代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环境生态问题和每个人有关，这样，对自由新的哲学反思得以出现。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必须尊重人类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观，其中市场力量应该服从民主的需要。这是一个人性化的全球化，人与人的相互依存、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把人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基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对自己的认识与理解，而不是基于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和物化的市场力量。“可以肯定，这是塑造了新的合理的全球意识的当代社会条件，但这并不改变的这个事实，即这种前景与人是什么这个更深层次的真理密切相联”④，这个真理就是自由。科瑞文尝试把巴斯卡和马克思的自由辩证法结合起来，用批判实在论丰富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推动批判实在论的发展，这些尝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科瑞文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逻辑的观察也很深刻，他认为，资本主义弊端的普遍化和各种危机的加深，催生了新的批判意识和新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各种争取自由与民主的因素在汇集，必然会支持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性改造。他乐观断言：“这些潜在因素可能会使‘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发展的条件’的理想得以实现。”⑤柯瑞文用马克思的方法补充巴斯卡的自由辩证法，把巴斯卡的辩证法放回具体社会历史进程中，用巴斯卡的方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使其时代化，以新的角度确认自由辩证法的解放潜力。尽管这些努力存在新乌托邦倾向，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值得积极肯定。巴斯卡对自由辩证法社会实践性的解释、约瑟夫和罗伯特对自由辩证法客观性基础的强调、科瑞文对自由辩证法历史具体性的分析，都具有启发性。这些研究成果使我们更清楚地辨认出马克思自由辩证法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自由辩证法的历史具体性。自由既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根据历史发展状况将人类自由分为三个阶段：“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形态。第一阶段自由表现为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第二阶段自由表现为“物的依赖性”特征，第三阶段自由特征表现为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历史具体性强调没有抽象的自由，自由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二是自由辩证法的实践性。自由的程度由实践的程度所决定，生产力的水平代表着人类物质生产的实践水平，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深度与广度决定着自由的深度与广度。三是自由辩证法的客观性。追求自由的活动受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社会结构是自由发展的客观性基础。自由表现为人类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过程，这是一个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过程。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3）

中学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为了避免学生片面地、孤立地、绝对地看问题，如何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辩证思维能力是一个应认真研究的问题。那么，如何在在初中语文的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呢？

一、什么是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指以变化发展视角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通常被认为是与逻辑思维相对立的一种思维方式。在逻辑思维中，事物一般是“非此即彼”、“非真即假”，而在辩证思维中，事物可以在同一时间里“亦此亦彼”、“亦真亦假”而无碍思维活动的正常进行。

辨证思维指的是一种世界观。世间万物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而辨证思维正是以世间万物之间的客观联系为基础，而进行的对世界进一步的认识和感知，并在思考的过程中感受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得到某种结论的一种思维。

辩证思维是唯物辩证法在思维中的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范畴、观点、规律完全适用于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客观辩证法在思维中的反映，联系、发展的观点也是辩证思维的基本观点。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也是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思维法、质量互变思维法和否定之否定思维法

应该引起我们充分重视的是，培养和提高青少年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引导他们与非辩证的思维方式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作斗争，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缺乏或不善于辩证思维，他们将难以成长为合格的革命者和建设者，难于正确对待生活道路上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且因为青少年时期是形成正确思维方式十分重要的时期。

二、在初中语文的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的策略

1、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应采取多种方式。

1）、接受型。其特点是，结合教学实际，由教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由教师直接讲清有关的辩证观点。要求学生的思维活动主要是定向的，主要是接受消化所讲述的内容。

2）、诱导型。由教师一步步诱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也可以仅限于诱导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然后由教师分析和解决问题；或者由教师提出问题，然后引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

3）、争辩型。其特点是由教师组织学生对有辩论意义的问题展开辩论，以探求正确答案。如对什么是“愚公精神”的讨论，中间就多次出现不同意见的交锋，大家各抒己见，你来我往，辩论大致包括了起始、发展、高潮、结束几个阶段。这辩论中，特别有助于培养学生说理、论辩的能力，有助于培养他们全面、深入地分析问题的辩证思维能力。

这三种类型，也并非截然分开的，往往结合使用，既有教师的讲解和诱导，又有学生的辩论，边讲解、边诱导、边辩论，穿行，可以叫“综合型”。总之，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多种方式，可以使培养辩证思维能力的过程生动活泼，有深度又有趣味，又可以使培养辩证思维能力与培养其他能力相互作用，同步发展。

2、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应采用多种方法。

1）、比较法

比较法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可以作两种比较。一是拿所学文章与有关辩证思维的观点作比较，例如，在讨论《塞翁失马》一文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时，就是以它与同志关于事物转化的观点作比较，从而既看清了它的价值，又认识了它的不足，使学生进行了一次辩证思维的学习。二是把涉及同一问题的文章放在一起比较着阅读，既求其同，也求其异，又可根据教学的目的、要求而在求同求异上有所侧重。由于不同的文章对问题的表述有差异，通过比较，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深化对作比较的文章的理解，而且能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提高研究问题的能力。

2）、设疑自解法

“设疑自解法”采用此法大致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课上，教师直接提出或引导学生发现涉及辩证思维的问题，但不分析解决此问题；第二步，学生课下自学教师指定的有关文章，自己到文章中去找观点，找方法，并用以分析解决课上所提出的问题，得出自己的见解；第三步，学生把心得写成小文章，并作适当的交流。这样做，既可避免过多占用教学时间，又可把课内课外的学习沟通，把读和写紧密结合起来。

3、加强学生思维能力训练

1）、训练思维的敏捷性。思维的敏捷性是指思维的速度快，对问题迅速作出反应。敏捷的思维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形成的。在教学中教师可采用不同的教学手段，持久的加以训练。

2）、训练学生思维的独特性。

思维的独特性是指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不依赖、不盲从、不迷信，能有独到见解的分析判断。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质疑、探索，努力为学生提供独立的思考探究问题的空间，从而锻炼学生思维的独创性。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4）

2辩证思维是现代护理管理的重要标志之一

人的行为都受思维方式支配，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形成不同的管理思路、管理方法；而护理管理的效率与效果，直接与思维方式的正确与否密切相关。

2．1现代护理管理者的独立创新性思维素质需要辩证思维。现代护理学在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影响、渗透中，科技含量越来越高，至今已发展成为具有自己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的相对独立的应用学科。随着现代护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护理管理者必须具备思维的独立性和创新的基本素质，而辩证思维是创新性思维的基础和核心。

2．2现代护理工作的独立性要求辩证思维。护理工作独立性的提高，要求辩证的哲学思维。例如：护理工作中的查房，是查病情、查效果、查问题等。查房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而护理文书的书写过程，也是护士对患者病情思考后的整理，这些都离不开对事物现象因果联系的哲学逻辑分析。

2．3病情的发展变化要求辩证思维。管理者应指导护士在护理工作中不要盲目执行医嘱，而需先按医生的医疗思路去思考，再在病程的动态变化之中发现问题，运用求异思维方式去独立分析，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也是辩证矛盾思维方式在护理思维中的具体体现。

2．4指导护患沟通技巧中蕴含着辩证哲学思维。现代护理管理要求护理人性化，增强护患之间的交流和理解，避免给病人带来负性的心理影响。而沟通的言语技巧中就蕴含着辩证思维。如与病人交流中，为避免其尴尬或受伤害，双方经常有隐含判断的问答，即交谈双方问答语中蕴含着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这些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常需闪电般地快速反应、灵敏应对，而且又是曲折性辩证思维方式的体现。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5）

我是看着他们的视频长大的。

虽是玩笑话，但也不乏真实。节目中有几位人物，是昔日国际大专辩论赛上的辩手，对我的影响胜似大学老师。

例如，我年少时曾经生出一种模糊的判断：好像绝对真理，都是废话啊。后来，这种想法在辩手黄执中的博客文章里被说破――“凡是有意义的话，都有可能错；不可能错的话，都没有意义。”因为一句不出错的话，其中往往没有“主张”，而只有“重复界定”。正方形一定有四个角，一加一一定等于二，废话，我们就是这么定义的！

因此，不必急于求得绝对正确的结果，先试着深化思考，这也是辩论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常常有人指责辩论太偏激：人性本善太偏激，人性本恶也太偏激，人性当然是既善又恶的啦。

废话。

人性既善又恶，这句话没有错，但不能用来认识世界，也不能用来指导人生。一旦思考走向这条偷懒的路，也就失去了思考本身的价值。

然而，拜辩证法所赐，如此偷懒的国人着实不少。“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嘛”，这句话大家都是耳熟能详。

马克思的辩证法，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在后者的思想中，辩证有正题、反题、合题三个过程。但事情传到中国，“辩证地看问题”成了开篇第一句话，这不是辩证法，倒有几分和稀泥传统的影子，特别适合领导总结发言。

所以我喜爱《奇葩说》，在于它向被教坏了的大众展现：深刻的片面，常常优于肤浅的全面。几番交战之后，两方的支持率或许和开场时差别不大，但是观众的思考，已经被深挖了几层。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话说，这叫“螺旋式的上升”。

工作之后，没有机会再真刀真枪地打辩论，有时候我担心自己思维懈怠，就一人分饰正反双方，各自论证，还附庸风雅地给辩词集起名“顽童集”――取老顽童左右互搏之义。

这事也是跟老辩手们学的。所以说啊，爱辩论的人反而不容易偏激或片面，他们总要思考对手的思考。

但一人之智，显然不足，更何况看到辩题时心中难免有倾向，扮演反方就尤为困难。比如，我认为政府在提供公共品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于是觉得无政府主义都是些什么鬼，至今无法自己跟自己争论相关话题。

只好到处翻到处查，寻找那些思维严谨的反方。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6）

［中图分类号］A22;A821［文献标识码］A

卢卡奇和列宁处在同样的历史年代，两人的辩证法理论都创立于二十世纪初，具有时代共性，但由于各属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因而形成了两人各具特色的辩证法。比较列宁和卢卡奇辩证法思想产生的时代前景、理论来源和两人关于辩证法基本思想的同异，从思想史乃至人类史的总体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使两者发生内在联系和差别的根本所在，并从中得出合理的见解。

一、时代背景

任何一种哲学思潮或理论的出现及其发展都必然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的影响，列宁和卢卡奇的辩证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疑也与他们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情况，它的固有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对立日益暴露出来并趋向尖锐化。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1912年又开始走向高潮。西欧工人运动也日趋激烈，与此相呼应，东方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蓬勃发展。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频繁爆发，反动当局加强了对革命运动的压制和破坏，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日益激化，这些新的历史时代的迫切课题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时代背景是促使列宁探讨解决时代迫切课题的根本理论基础。

为了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种种思潮，列宁意识到必须从总体上对它们作决定性的揭露和批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真正的哲学科学。当时马克思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法的研究成果，恩格斯揭示自然科学、自然界的辩证法的研究成果，亟待加以总结概括。列宁力图从《资本论》和《逻辑学》中总结出辩证法理论，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建立辩证法体系的未竟事业。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自觉意识到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即总结思想史上关于辩证法思想的一切成就，系统阐发辩证法思想体系，用它为指导剖析时代和具体的形势，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以及揭露机会主义者的诡辩手法。因而列宁对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1914年至1915年写下了《哲学笔记》八本蓝皮笔记本，系统考察并论述了辩证法理论各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科学价值的见解，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与此同时，卢卡奇也开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独创性探索。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欧洲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卢卡奇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后便积极投入了革命斗争，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使卢卡奇等共产党人陷入反思，苦苦探讨失败的原因，寻求复兴革命的道路。他们审视了当时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进一步认清了第二国际的理论，从而促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进行理论反思。他们发现从马克思逝世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的这段时间内，错把经济学而不是把哲学当作马克思著作的重点，而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又为实证主义的机械论思想所统治。卢卡奇针对这种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反其道而行之，卢卡奇从自然走向历史，将历史科学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卢卡奇与列宁的分歧也体现在列宁强调客观性的重要性，把革命当作社会进化中的自然事件；而卢卡奇则更重视无产阶级的历史首创精神和主体意识的决定作用，这种分歧使他认为列宁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证性和机械论的色彩。卢卡奇认为人是历史的主体，应该强调人的优先地位。他由此以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背离，造成了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成熟和创造历史的自觉性的贫乏，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因此，要取得革命成功，需要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弘扬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动性，恢复主体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出版，其主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没有被注意到或被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

列宁与卢卡奇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特别是都以《资本论》的结构方法为依据，并揭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黑格尔思想来源，但列宁着重继承《资本论》科学体系中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相统一的思想，受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主要发掘黑格尔《逻辑学》中科学主义的结构因素；而卢卡奇则着重继承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的总体观和分析方法，对恩格斯的若干观点提出批评，主要发掘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人文主义的精神因素。

列宁关于辩证法体系的设想是从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著作入手，他批判继承了黑格尔逻辑学的有关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列宁认为，黑格尔虽然将辩证法神秘化了，但是他第一个全面详尽且内容广博地论述了辩证法，除了对辩证法的各个基本范畴和基本原则作了细致的考察和论述之外，还对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体系的形成途径作了研究探讨。列宁认为，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其研究对象即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其实质就是对立面的同一；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唯物主义和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同一的思想。列宁进一步总结了《资本论》的研究和阐述方法，认为《资本论》中也揭示了三者同一的理论，“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1](P288-289)《资本论》中体现出一般辩证法的要素。列宁的这些论述总结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精华，但其基本内容、倾向应该说是和恩格斯一致的。其辩证法思想受到恩格斯的影响较深，关于怎样研究辩证法，从何入手，恩格斯即主张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入手，因为它是辩证法的真正宝藏。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较多地反映了辩证法方面的研究。恩格斯的思想给列宁以启发，列宁对辩证法的研究正是从《逻辑学》开始的。在以后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列宁注意把《资本论》中运用辩证法的成果同黑格尔的《逻辑学》作比较分析，批判吸收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对于辩证法性质、功能、研究和阐述方法以及理论体系的认识，都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机日益激化，这些新的历史时代的迫切课题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时代背景是促使列宁探讨解决时代迫切课题的根本理论基础。

为了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种种思潮，列宁意识到必须从总体上对它们作决定性的揭露和批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真正的哲学科学。当时马克思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法的研究成果，恩格斯揭示自然科学、自然界的辩证法的研究成果，亟待加以总结概括。列宁力图从《资本论》和《逻辑学》中总结出辩证法理论，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建立辩证法体系的未竟事业。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自觉意识到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即总结思想史上关于辩证法思想的一切成就，系统阐发辩证法思想体系，用它为指导剖析时代和具体的形势，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以及揭露机会主义者的诡辩手法。因而列宁对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1914年至1915年写下了《哲学笔记》八本蓝皮笔记本，系统考察并论述了辩证法理论各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科学价值的见解，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与此同时，卢卡奇也开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独创性探索。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欧洲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卢卡奇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后便积极投入了革命斗争，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使卢卡奇等共产党人陷入反思，苦苦探讨失败的原因，寻求复兴革命的道路。他们审视了当时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进一步认清了第二国际的理论，从而促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进行理论反思。他们发现从马克思逝世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的这段时间内，错把经济学而不是把哲学当作马克思著作的重点，而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又为实证主义的机械论思想所统治。卢卡奇针对这种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反其道而行之，卢卡奇从自然走向历史，将历史科学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卢卡奇与列宁的分歧也体现在列宁强调客观性的重要性，把革命当作社会进化中的自然事件；而卢卡奇则更重视无产阶级的历史首创精神和主体意识的决定作用，这种分歧使他认为列宁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证性和机械论的色彩。卢卡奇认为人是历史的主体，应该强调人的优先地位。他由此以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背离，造成了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成熟和创造历史的自觉性的贫乏，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因此，要取得革命成功，需要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弘扬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动性，恢复主体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出版，其主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没有被注意到或被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

列宁与卢卡奇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特别是都以《资本论》的结构方法为依据，并揭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黑格尔思想来源，但列宁着重继承《资本论》科学体系中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相统一的思想，受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主要发掘黑格尔《逻辑学》中科学主义的结构因素；而卢卡奇则着重继承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的总体观和分析方法，对恩格斯的若干观点提出批评，主要发掘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人文主义的精神因素。

列宁关于辩证法体系的设想是从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著作入手，他批判继承了黑格尔逻辑学的有关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列宁认为，黑格尔虽然将辩证法神秘化了，但是他第一个全面详尽且内容广博地论述了辩证法，除了对辩证法的各个基本范畴和基本原则作了细致的考察和论述之外，还对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体系的形成途径作了研究探讨。列宁认为，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其研究对象即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其实质就是对立面的同一；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唯物主义和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同一的思想。列宁进一步总结了《资本论》的研究和阐述方法，认为《资本论》中也揭示了三者同一的理论，“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1](P288-289)《资本论》中体现出一般辩证法的要素。列宁的这些论述总结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精华，但其基本内容、倾向应该说是和恩格斯一致的。其辩证法思想受到恩格斯的影响较深，关于怎样研究辩证法，从何入手，恩格斯即主张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入手，因为它是辩证法的真正宝藏。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较多地反映了辩证法方面的研究。恩格斯的思想给列宁以启发，列宁对辩证法的研究正是从《逻辑学》开始的。在以后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列宁注意把《资本论》中运用辩证法的成果同黑格尔的《逻辑学》作比较分析，批判吸收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对于辩证法性质、功能、研究和阐述方法以及理论体系的认识，都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是包括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全面社会活动。因而主体要了解和认识自身，就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事物。卢卡奇由此深入到社会历史的内部，找到体现了创造历史，实现了主体与客体同一的无产阶级。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代表着历史的总体性，才是一种在实践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积极的主体。可见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始终是置于历史过程中去把握的，他把意识与实践相结合，实现了历史性和主体性的原则与实践性、革命性原则的辩证统一。版权所有

由于列宁与卢卡奇在辩证法理论研究上的出发点和侧重点的差异，异致了两人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理论走向，形成了两种各具特色的辩证法。列宁从认识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哲学思想、哲学体系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总结出哲学认识的规律性，通过对规律的研究形成认识论的辩证法；而卢卡奇则根据他的逻辑和方法来理解和阐释辩证法，把辩证法推到历史中去，把主体纳入辩证的相互关系之中，认为主体的自我生成、自我对象化（物化）和扬弃对象（自我认识）的过程，就是历史。卢卡奇由此转向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形成了历史辩证法。

在列宁看来，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是哲学史、认识史的总结和精华，他从各个时期哲学思想的分析比较中，总结、概括人类哲学认识的发展规律，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从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的高度，揭露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指出摆脱危机、克服错误的出路。在《哲学笔记》中，列宁从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的高度考察和分析唯心主义，揭露它的认识根源，总结了人类哲学认识的经验教训，科学地规定和解决了辩证法的研究对象。他尤其重视对规律的研究，并根据辩证法的内容、基本原则、内在关系以及研究方法的思路，对辩证法体系的阐述方式作了一些构想，从其理论途径来看，走向了一种认识论的辩证法。

作为“青年马克思的发现者”，卢卡奇看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批判，对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预测，以及关于无产阶级是真正实现这一远大目标的主体的揭示。他提出隐匿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背后的历史哲学批判逻辑，抓住了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作为立论的出发点来展开他对历史的批判，即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他引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他看来，被群众掌握的理论已经变成群众的实践意识，它不仅具有普遍性品格，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卢卡奇说：“只有当意识同现实有了这样一种关系时，才可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2](P49)他认为，只有在历史领域内，历史的主体与客体是同一个东西的前提下，意识和现实的统一才是可能。既然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同一的主体——客体，那么无产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之间本质上就具有了同一性，在这个前提下就可能达到理论和实践的同一。卢卡奇反对单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待理论，而是从历史主义原则出发，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上联系到无产阶级意识，认为无产阶级意识是其作为历史中同一的主体——客体所具有的意识，只有这种意识才具有理论的普遍性和对现实把握的总体性。他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出发提出其历史理论，其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批判的历史观。可见，从卢卡奇对辩证法的理解和阐述来看，辩证法不是科学方法的逻辑，也不是辩证的规律和范畴，而是批判现实的武器，是革命批判的学说，卢卡奇由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从理论上走向了历史辩证法。

四、在比较中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的特点

比较列宁和卢卡奇的辩证法的同异，可见列宁和卢卡奇通过辩证法创造了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当然，比较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卢卡奇辩证法思想的局限性，他把总体性的优先性凌驾于经济之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作的黑格尔式的歪曲，他并未能用其主客体的辩证法解决好客体性对主体性的制约问题，未能完全划清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的界限，从而削弱了他历史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在对主体性的理解中，又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对人的制约，从而陷入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二律背反之中，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未能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但他回溯到黑格尔并由此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的另一种传统，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因而对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剔除和超越其错误和不足，吸取其合理因素。将其同列宁的辩证法思想作比较，也是为了看到比以往更多一些的肯定的因素和成分，更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它。从一定意义上说，卢卡奇的具体的总体性范畴是对列宁辩证法思想的补充和发展，卢卡奇强调主体及其意识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只有形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主客体同一才能最终实现，这是对列宁辩证法所强调的客观法则和规律的重要补充，使辩证法的内涵更加丰富，有了超越性的发展。

在哲学的理论形态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为一种研究生活世界及其实践问题的哲学理论，其对前人思想遗产的批判继承，也都是通过同时代思想成果的批判熔铸而实现的。尽管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创立了种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但他们都是从各个角度、不同方面探讨和思考着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因为如此，对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众多理论形态中，到底谁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我们很难下一定论。比较列宁与卢卡奇的辩证法，我们无疑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共性和个性相互渗透的哲学。个体化的失落和哲学流派的单一化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就要通过多流派之间相互取长补短、互相争鸣的方式来实现，这就要求不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理论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其反思功能和对话功能将日益突出，体系也将日趋完善化、科学化和时代化。作为一个多元化的、开放性的、处于探索和未完成状态的思想体系，它随时准备吸纳各种哲学思潮研究的积极成就和各门科学的优秀成果，从而显示出它相较于其它思想体系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收稿日期］2000-12-26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56卷[M].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7）

2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和不足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人们思维深处的积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它是在自然经济、中央集权、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和形成的，它具有整体性、直觉性、辩证性、封闭性、保守性、模糊性、中庸性和道德化等特征。与现代思维方式相比，它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不足。“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优势特征，具有与现代思维方式相契合的科学性、合理性因素；思维内容的偏颇、思维形式和思维手段的缺失以及思维倾向的封闭保守，则与现代思维方式相背离”[3]。本文仅就思维方式中的逻辑思维进行探讨，从逻辑出发，分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和不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也有逻辑思维，但和西方的逻辑思维不同。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的信息（J.E.Switzer）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试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4]。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5]337。他明确指出:“先秦以来,科学家主要是从朴素的辩证逻辑取得方法论的指导”[5]209。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中缺少西方的形式逻辑，而更多的则是辩证思维，辩证思维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1）形式逻辑思维缺乏

中国古代也有逻辑。中国古代的逻辑在逻辑史上被称之为“名辩逻辑”或者“名辩学”。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墨并称“显学”。儒家提出“正名”的逻辑思想，要求名实相符，“名”要保持确定性。孔子曾对“名”的功能有这样的阐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明确了名与言的关系：言由名致，言的正确性必须依于名的正确性。名，要明白、确切；由名构成的言、辞，要顺畅、通达。孟子、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正名逻辑思想，荀子的学生韩非，继承了儒家的正名逻辑思想，并把它运用于法治实践，为刑名法术服务。“辩”，则主要是指墨辩，也即墨家的逻辑学。墨家对“谈辩”高度重视。“谈辩”包括“谈”和“辩”。“谈”指“言谈”，也称“言”，是指口头的讲述。“辩”指论辩，其本质是分持“是”、“非”之说的两方之间的对诤，即《经上》所说“辩，争彼也”。论辩中，凡与理相符的辩言则为“当”，即“正确”，“当”者一方在论辩中获胜。墨家辩学以言谈论辩为对象，讨论了涉及二者的诸多内容，形成了中国逻辑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在墨子后学编著的《墨经》中得到比较系统的阐述。除了儒墨两家，名家学派对逻辑也颇有研究。名家善辩，其学者被称为“辩者”或“辩士”，他们要求“辩”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名家也注重名的分析和名实关系的考察：名家创始人邓析提出了“循名责”、“按实定名”的思想，名家集大成者公孙龙提出了“以名谓实”和“唯乎其彼此”的正名理论。可惜，到了西汉，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儒家思想大一统的情况下，墨家的逻辑学说及名家的分析思想均走向了衰微。至晋时，许多名辩著述“后世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注·序》）。所以，先秦时期的逻辑思想基本上对此后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没有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中国古代逻辑学也再没有获得重大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缺憾。而西方自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传统形式逻辑后，逻辑不断获得发展，时到今日已发展成了现代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思维在西方人的思维中始终存在，根深蒂固。相反，自西汉以后的2000余年的历史，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基本上是没有形式逻辑的。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形式逻辑思维能力不足，偏低。中国人形式逻辑思维能力不足，使中国人的理性思维缺乏，主要表现在概念模糊、不会分析、不论而证等。

2）辩证逻辑思维的特点和先天不足

辩证思维是与形而上学思维相对立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强调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事物和思考问题，整体性和发展性是它的两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不仅有“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而且还有对立统一和发展变化的辩证思想。这些在《易经》和《道德经》等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和反映。《周易》通过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八种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认为阴阳相互作用产生出了万物，提出了“一阴一阳谓之道”以及对立面及其转化、物极必反等思想。《老子》中则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先后相随。”认为自然界的根本法则是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揭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万物都含有阴阳的对立，阴阳二者在斗争中得到统一，从而促进事物的变化发展。后来，这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又在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张载、王夫之、黄宗羲等后世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那里获得进一步发展,而且这种哲学上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广泛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许多领域，使许多门类的科学得到了辩证思维方法论的指点，辩证思维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具有经验直观性，所揭示的阴阳、男女、天地、长短、福祸、大小、高低等的矛盾关系，都是立足于事物的直观呈现，是经验可以把握到的东西,而不具备严密的科学论证，所以它是朴素的。无论是先秦时期还是秦汉以后,中国都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形式逻辑,中国人的思维也缺乏形式逻辑的方法论指导，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逻辑思想，人们对辩证思维的规律和方法进行了总结，形成了辩证逻辑，辩证逻辑在中国古代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论著中就存在着丰富的辩证逻辑的思想:先秦时期,荀子阐述了辩证逻辑方法的基本原理，如“辨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符验”(理论应接受事实的检验)、“解蔽”(克服主观片面性)等；宋明时期,王夫之进一步阐述了逻辑范畴的辩证关系“类”、“故”、“理”等，以及逻辑方法“比类”、“求故”、“明理”等[3]。但是，辩证逻辑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不具备严密的科学形态，它是朴素的。而且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思想由于缺少形式逻辑作基础，缺乏“理性”的支持，所以其有模糊性和含混性，容易滑向相对主义或诡辩论。所以说中国古代辩证逻辑思想有其先天不足。

3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现代化的途径

逻辑是思维的工具，这一工具不仅指形式逻辑，也包含辩证逻辑。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比较缺乏形式逻辑这一思维工具，传统的辩证逻辑思维又由于缺少形式逻辑的支撑而导致其先天不足，所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必须从加强使用和更新思维工具开始，实现形式逻辑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的统一。

1）加强形式逻辑思维的培养和训练

形式逻辑是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面对亡国灭种之危机的中国人，在积极学习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同时，认识到了学习西方重要的不是西方的“金子”（现成的科技成果），而是取得他们那个点石成金的“手指”（逻辑分析的思维方法）。冯友兰说:“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6]。中国人注意到了学习“逻先生”（逻辑）的重要性，积极学习西方的逻辑学。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对逻辑学的重视，形式逻辑学的发展在我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形式逻辑在我国受到辩证法的排斥，一度还曾被辩证法所取代，受到冷落①。改革开放后形式逻辑重新受到重视，高等学校纷纷开设逻辑课，中学教学中也讲授一些逻辑方法，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学界也掀起了研究逻辑学的高潮。但好景不长，逻辑教学在高校中逐步萎缩，逻辑研究也被边缘化。由上所述，中国社会缺乏形式逻辑思维的传统，近代国人认识到了西方逻辑思维的重要性，积极学习西方的形式逻辑学，但是客观地说，形式逻辑学在中国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学界特别是哲学界，还存在着对演绎逻辑（引者注：形式逻辑的核心）的傲慢与偏见”[7]。逻辑分析精神和逻辑分析方法也并没有渗透到中国的文化当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仍缺乏形式逻辑思维，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和言语失当的问题依然突出，令人担忧。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形式逻辑思维的培养和训练。思维能力是可以后天培养和训练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提升可以通过教育而实现。加强形式逻辑思维的培养和训练，我们必须重视形式逻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学习。在大学根据学生情况开设逻辑学相关课程，普通逻辑学、形式逻辑学、批判性思维等，讲授逻辑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编撰逻辑学通俗读物，普及逻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当然，仅学习逻辑学相关的知识，并不能掌握并会运用逻辑思维的方法，也不能提高逻辑思维的能力，逻辑思维方法的运用和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还需要长期的思维训练。而在我们的教育中，不管是社会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缺少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中国学生，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小学生尽管都知道学习，也会学习，但都不会思考，缺乏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还必须转变教育方式，重视形式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教育工作者要转变重知识传授、轻思维训练的教育理念，做到知识传授与思维训练并重，想方设法加强对学生的思维训练；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敢于怀疑，鼓励不同见解，充分尊重孩子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不用死板、教条的标准答案限制学生的思考，让孩子的个性与思维得到充分的发展。家长要改变保姆式的、独裁式的教育方式，减少对孩子的溺爱和过度控制，给孩子充分的自由空间和足够的人格尊重，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8]。

2）更新辩证逻辑思维

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核心，这种思维方式注重在变化中追求统一，但是它更多地是在经验层面上，缺少理性支撑，具有模糊性、含混性和实用性，所以，它要削弱自己的经验属性，进入逻辑的怀抱。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步入逻辑的怀抱可谓命运多舛。前面说过，西方的形式逻辑在20世纪初传入了中国，但与此同时，中国人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从此，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取得了现代辩证法的理论形态。由于受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的看法的影响②，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辩证法的自我感觉一直非常良好,一直以居高临下的贵族心态，教导和批判着分析理性（形式逻辑）”[9]。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量变质变”等规律被认为可用以论证一切事物，“但事实上,辩证法离诡辩论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没有实证精神和逻辑精神的约束，辩证法会膨胀为一个无所不能的法师。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处处留下了这个法师作法的痕迹”[9]。我们说，中国传统思维中形式逻辑薄弱甚至可以说是缺失，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本身就缺少逻辑理性的支撑，当它取得了现代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后，又长期对形式逻辑存在着傲慢与偏见。事实上，尽管黑格尔还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但是他们都不反对形式逻辑[10]，相反，他们对形式逻辑的作用都是肯定的。黑格尔一再强调形式逻辑的基础性，辩证法应有尺度和规定性。他说:“东方无尺度的实体的力量通过希腊精神，才达到有尺度的有限度的阶段。希腊精神就是尺度明晰，目的就在于给予形形的材料加以限制，就在于把不可度量者与无限华丽富有化为规定性和个体性”[11]。辩证思维没有形式逻辑方法支撑容易向诡辩的方面发展，正如美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知名社会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指出的：“辩证法在推理方面没有有力、可靠的规则，（就会）冒着违背辩证法真谛的危险”[12]。这里，有力、可靠的规则指的就是形式逻辑规律和规则。所以，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伴随而来的全球化，不论是辩证法，还是辩证逻辑，都要克服偏见，也要走出误区，正视形式逻辑的作用，真正进入逻辑的怀抱。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8）

明确命题意图是为了更好地解答试题。政治学科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是考生解答政治试题的四大要素。在政治试题解答中，知识是载体，方法是手段，能力是核心，觉悟是灵魂。考生解答试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必须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明确命题意图，也就是确定命题意图。明确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就是确定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也就是确定解题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

明确即确定命题意图的依据是试题题意。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知识，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眼的、题问、题旨确定的。题眼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及应用角度，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重要依据。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具体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主要依据。题旨规定了试题的主题、中心，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依据。另外，试题题型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内容的伸缩程度。论述题要比简答题考查的知识内容细致全面些；辨析题考查的知识内容，介于论述题和简答题之间。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题眼的主要命题角度是：“农村经济发展”，不是“国民经济发展”。因此规定了命题材料中的“无工不富”的“工”是指乡镇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乡镇企业知识，不是工业知识。高考中不少考生把握不住这一命题角度，用工业知识答题，使答题跑题。该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角度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句话隐含着“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关系的知识。高考中很多考生忽视了这一命题角度，使答题漏点。该题的题问是：运用经济常识知识，说明“农村经济发展”，为什么“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在把握题眼、题问的基础上，进而可以把握该题的题旨，即考查考生对发展农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认识。从该题题旨可以折射出试题考查的学科知识的基本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把握题眼，依据题旨，结合题型，按照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折射学科知识，便可确定出此题考查的知识的具体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可见，准确确定试题考查的知识，才能使试题答案内容与标准答案内容基本吻合，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实效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方法，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问确定的。题问从思维方式上可分为：归纳型和演绎型、抽象型和辩证型。试题题问思维类型不同，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不同，答题的思维方式方法也不同。试题题问中抽象型题问主要包括归纳型和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所以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答题。试题题问中的辩证型题问，主要考查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即理论和实际辩证的具体统一的方法），所以要求考生用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答题。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要求考生用归纳法思维答题；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演绎法思维答题；第三问是抽象型兼辩证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中的演绎法和辩证思维中的具体化法思维答题。可见，明确试题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把握试题解答的论证方式方法，按照试题命题意图要求的思维方式方法答题，才能保证试题解答的逻辑与标准答案要求的逻辑相一致，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逻辑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能力，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型、题问确定的。题型不同，对能力考查的要求不同。最佳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四种能力，重点考查比较分析能力；不定项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五种能力，重点考查判断推导能力；简答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7五种能力，重点考查理解分析能力；辨析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7六种能力，重点考查分析判断能力；论述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6、7七种能力，重点考查综合评价能力。题问类型规定试题考查的能力。题问类型相同，考查的能力相同。分析近几年高考政治试题的题问类型变化趋势可见：高考政治试题题问类型趋向变问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题问类型趋向辩证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辩证思维能力。题问类型不同，考查的能力也就不同。一般说来，直问型低于变问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理论型低于实际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归纳型低于演绎型、演绎型低于辩证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道试题，题问类型不同，考查能力的要求就不同。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考查的是归纳思维能力；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演绎思维能力；第三问是抽象演绎型兼辩证具体化型的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中演绎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中具体化思维能力。显然，第一问低于第二问、第二问低于第三问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题型，题问类型不同，对考查的能力及其程度的要求也不同。例如：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和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都是论述题，但是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基本上是教材知识，知识跨度小，综合程度低，是理论型题问。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是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并要求二者具体结合，知识跨度大，综合程度高，是实际型题问。可见，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与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相比，不仅增加了对辩证思维具体化能力的考查，而且对分析综合评价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也提高了。不同题型，题问类型组合不同，考查的能力及重点也不同，尤其是表现在主观性试题上。简答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抽象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抽象思维能力。辨析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能力。论述题的题问一般为实际型、抽象型兼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具体结合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评价能力，既考查抽象思维能力，又考查辩证思维能力。另外，由于题眼命题角度的转换，使测试难度加大，对各种题型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特别是对各种题型重点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也就提高了。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命题设问角度由以往要求选出人物转换为要求选出孔繁森事迹。这样不仅提高了对再认能力考查的要求程度，而且也提高了对比较分析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命题材料规定的隐蔽巧妙的变问命题角度（前面已经说明过，故略）显然比直问命题角度提高了对理解分析能力的考查的要求程度。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能力，并明确试题要求考查的能力，在试题解答中有意地体现命题对能力的要求，使能力发挥到位，这样才能使方法运用到位，觉悟体现到位知识应用到位，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科学性。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9）

1 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探析

1.1 发掘“辩证”一词的含意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辩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作动词，意为“辨析考证”：如反复辩证。也作“辨证”。第二层意思是：作形容词，表示“合乎辩证法的”：如辩证关系、辩证的统一。在理解这两层意思时，我们应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辩证”作“辨析考证”理解时，“辩证”同“辩证”。从哲学角度分析，“辩证”所指的“辨析考证”，是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精神三大领域的人或事物自身进行直接地或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间接地反复辨别、分析和研究以探求事实的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又见之于主观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可见，“辩证”一词背后隐含的是在可知论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其次，“辩证”是直接与辩证法相联系的。“辩证法”是希腊语“dialego”的汉语译文，原意为谈话、论战的技艺。后指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专门研究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的哲学学说。辩证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古代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三种基本历史形式。其中，只有唯物辩证法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和认识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

1.2 透视辩证管理观

当前学术界对管理的研究大多是沿着美英等国的管理思路进行的，而对辩证管理方面的研究很少。总体来说，关于辩证管理现有的论述主要可概括为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从管理实践中挑出几个诸如“疏”与“堵”、“宽”与“严”、“刚”与“柔”等具有辩证关系的词并加以简略分析，于是便称之为辩证管理。如果这能够称为辩证管理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管子·正世》篇中所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反映出的“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也可称为辩证管理。实际上，管理过程中偶然闪现出的辩证管理思想火花并不等于辩证管理。

第二类观点是从中国传统中医学“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理论延伸出辩证管理，并认为“医人医国”，“其道一也”。按传统中医学观点，“证”通“症”，“辩证”的意思就是根据中医学理论，运用四诊、八纲等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以做出正确的诊断。“施治”或“论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针对病情，确定治疗原则，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可见，辨证施治在诊断和治疗上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上文所分析出的“辩证”的两层含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辨证论治本身并不是辩证法和认识论，更不是辩证管理的思想源头与方法论基础。

第三类观点是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管理二重性原理出发，认为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管理二重性原理是辩证管理学的思想渊源，并且辩证管理学是以管理过程中的一般性（自然技术关系）和特殊性（社会关系）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管理学。仔细推敲后，很容易发现这种观点有两点不足需要指证。

首先，该观点所提出的“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的论断具有一定片面性。因为唯物主义是研究世界物质本性的，而辩证法是研究世界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会形成科学、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方式可以形成侧重点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者在承认世界普遍联系、运动和变化、发展条件下研究世界的客观物质本性，后者在坚持世界客观物质本性基础上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管理所应该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主体、客体及管理中介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以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是在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研究管理主体、客体与管理中介的本性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还不如说唯物辩证法是辩证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基石。这是其一。其二是，该理论虽然以辩证唯物论为方法论基础，但没有意识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构成辩证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的另外两块重要基石。因为管理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必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及相关范畴对管理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辩证分析和研究，从而才有可能使管理走出令管理学界千夫所指的管理理论的“丛林”、摆脱管理中的困惑。

其次，该观点仅仅是对创建辩证管理学的一种理论构想，并未涉及如何建立辩证管理学、如何把辩证管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管理实践等内容，所以，其对具体管理实践的指导性和实用性较差。

商业银行欲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首先要改变原有观念，并树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即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基础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自然技术属性方面的规律、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属性方面的规律，以及管理与上述两大规律之间的辩证规律，从管理二重性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2 商业银行传统管理因缺乏辩证管理的优势而陷入双重困境

客观地说，无论是对一般企业进行管理，还是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都具有对生产力进行管理和对生产关系进行管理的二重性。若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坚持辩证管理观，即在兼顾对自然技术属性进行管理的同时，兼顾对社会关系属性进行管理，并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则这种管理才是科学的。否则，管理在理论或实践方面很容易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困境。

2.1 商业银行管理思想的三次革命没有使银行真正摆脱理论方面的困境

随着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时期的银行家对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的认识和取舍也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商业银行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也随之发生变革和更新。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管理虽然经历了以商业贷款理论、资产转换理论和预期收入理论等为代表的资产管理理论、20世纪60-70年代出现并占统治地位的负债管理理论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以下简称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三次管理思想的革命，但是这三种理论都是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角度分析银行管理的，也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从管理的社会属性角度对银行管理的研究，所以是具有片面性的。不仅如此，这种银行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上的片面性，导致资金池法、线性规划法和财务规划模型等以资产或负债为内容的具体管理方法也会加强和延伸这种片面性。其实，这只是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困境之一。

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另一个困境就是，现行的诸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教科书不只是单方面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来研究银行管理，而且还把银行经营运作中技术性联系很强的业务人为分割开来并机械地加以研究。比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教科书中常见的情形就是，把资产管理、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讲述；还有就是把商业银行贷款管理和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也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进行研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某个论题像“解剖麻雀”般地“分而析之”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是把“解剖麻雀”形而上学地加以运用，并且对“解剖麻雀”观点背后的“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哲学要义全然不知的话，那么就有可厚非了。实际上，除了上述资产、负债和流动性管理之间以及贷款管理与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之间密切相关以外，商业银行管理中还有其它很多管理项目之间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需要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对这些项目进行辩证研究，机械的“解剖麻雀”观是要不得的。

2.2 商业银行管理实践方面的困境

从管理二重性角度来看，如果说现在的一般企业管理由于在自然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方面偏倚重于一方、缺乏把两者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管理理论指导而被称为“瘸腿管理”的话，那么目前的商业银行管理就可以被称为“单腿管理”。因为当前商业银行不仅缺乏像一般企业管理中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科学那样专门研究人与人际关系的管理理论，而且也没有反映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此情况下，经济中出现以巴林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倒闭事件以及人们发出“不断下降的竞争力和沉重的监管负担，正在将商业银行推向死亡” 的感慨，都是不足为奇的。这恰恰是银行管理实践方面困境的写照。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相比，尽管它们正在奉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有“单腿性”，但是，我国的资产负债管理依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正如我国有些学者所言：“我国银行的内部管理基本上还处于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阶段，没有真正进入全面资产负债管理阶段。”具体说来，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实践中的困境主要体现为目前尚无法有效得到解决的一些矛盾。比如，实行能够体现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管理与缺乏这种科学管理理论指导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某些银行职员因素质差而读不懂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商业银行资产管理部门和负债管理部门内部各自为政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对员工群策群力和团队精神的要求与银行职工在现有奖惩机制下工作积极性不足的矛盾等等。

3 商业银行实行辩证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商业银行要逐步摆脱管理实践中的困境，应该把辩证管理观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中工作，通过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相关管理践行辩证管理观。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如下思路和原则：

3.1 商业银行应该从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把握自己的生存规律及将来的发展趋向

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构成的人类社会基本要素。第二类是由氏族部落、民族、家庭、企业、国家与政党等组成的人群共同体或社会组织。第三类是包括需要、利益、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等在内的运筹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商业银行应该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辩证眼光，在人类社会基本要素构架下，在商业银行与其他人群共同体和社会组织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商业银行与其他社会组织与人群共同体如何通过选择、调动、处置、分工、匹配等手段来发挥运筹性因素的作用，从而由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概括、总结并发现规律，以便为自身的发展提供规律性指导。

3.2 建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

客观经济活动过程的辩证二重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辩证二重性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如图1所示，银行管理自然技术关系和人与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银行必须同时以人和工作为辩证管理的中心，处理好以工作为管理中心和以人为管理中心的辩证关系，才能确定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行为，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3.3 商业银行应在不同环境下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

无论在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条件下，商业银行应该能够处理好营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辩证关系，处理好银行偏好与银行效用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银行理性选择行为、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3.4 在综合权衡各个管理主体不同管理特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商业银行的最佳管理策略

商业银行负债经营和经营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经营对象是银行重要的管理客体，同时也可能是不同特征的另外其它管理主体的管理客体。例如，商业银行给生产性企业发放的贷款，既是商业银行的管理客体，又是作为借款人的生产性企业的管理客体，同时还成为银行监管、证券监管等部门的管理客体。如图2所示，银行对贷款的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的二重性与银行信贷客户使用信贷资金进行生产的管理二重性融合在一起，增加了银行管理的复杂性。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和倡导商业银行进行辩证管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1）按银行业务关联度或重要性不同，把银行业务分为不同的业务群，研究同一业务群内部和不同业务群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前提下，把重要的业务群管理与银行内部组织结构管理结合起来，对重点业务群的管理交由相关部门进行专项管理。比如，可以把商业银行市场营销与金融创新业务合并成为一个业务群，并建立金融产品创新推广部专门负责这一业务群对老产品的改良和新产品的创造、原有市场的巩固和新市场的开拓等业务的辩证管理。

（2）处理好以工作对象的银行业务绩效管理与以人为对象的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辩证管理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杨文士编著.管理学原理（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金鳌.二十一世纪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篇（10）

明确命题意图是为了更好地解答试题。政治学科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是考生解答政治试题的四大要素。在政治试题解答中，知识是载体，方法是手段，能力是核心，觉悟是灵魂。考生解答试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必须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明确命题意图，也就是确定命题意图。明确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就是确定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也就是确定解题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

明确即确定命题意图的依据是试题题意。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知识，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眼的、题问、题旨确定的。题眼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及应用角度，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重要依据。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具体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主要依据。题旨规定了试题的主题、中心，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依据。另外，试题题型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内容的伸缩程度。论述题要比简答题考查的知识内容细致全面些；辨析题考查的知识内容，介于论述题和简答题之间。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题眼的主要命题角度是：“农村经济发展”，不是“国民经济发展”。因此规定了命题材料中的“无工不富”的“工”是指乡镇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乡镇企业知识，不是工业知识。高考中不少考生把握不住这一命题角度，用工业知识答题，使答题跑题。该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角度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句话隐含着“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关系的知识。高考中很多考生忽视了这一命题角度，使答题漏点。该题的题问是：运用经济常识知识，说明“农村经济发展”，为什么“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在把握题眼、题问的基础上，进而可以把握该题的题旨，即考查考生对发展农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认识。从该题题旨可以折射出试题考查的学科知识的基本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把握题眼，依据题旨，结合题型，按照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折射学科知识，便可确定出此题考查的知识的具体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可见，准确确定试题考查的知识，才能使试题答案内容与标准答案内容基本吻合，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实效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方法，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问确定的。题问从思维方式上可分为：归纳型和演绎型、抽象型和辩证型。试题题问思维类型不同，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不同，答题的思维方式方法也不同。试题题问中抽象型题问主要包括归纳型和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所以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答题。试题题问中的辩证型题问，主要考查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即理论和实际辩证的具体统一的方法），所以要求考生用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答题。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要求考生用归纳法思维答题；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演绎法思维答题；第三问是抽象型兼辩证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中的演绎法和辩证思维中的具体化法思维答题。可见，明确试题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把握试题解答的论证方式方法，按照试题命题意图要求的思维方式方法答题，才能保证试题解答的逻辑与标准答案要求的逻辑相一致，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逻辑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能力，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型、题问确定的。题型不同，对能力考查的要求不同。最佳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四种能力，重点考查比较分析能力；不定项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五种能力，重点考查判断推导能力；简答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7五种能力，重点考查理解分析能力；辨析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7六种能力，重点考查分析判断能力；论述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6、7七种能力，重点考查综合评价能力。题问类型规定试题考查的能力。题问类型相同，考查的能力相同。分析近几年高考政治试题的题问类型变化趋势可见：高考政治试题题问类型趋向变问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题问类型趋向辩证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辩证思维能力。题问类型不同，考查的能力也就不同。一般说来，直问型低于变问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理论型低于实际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归纳型低于演绎型、演绎型低于辩证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道试题，题问类型不同，考查能力的要求就不同。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考查的是归纳思维能力；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演绎思维能力；第三问是抽象演绎型兼辩证具体化型的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中演绎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中具体化思维能力。显然，第一问低于第二问、第二问低于第三问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题型，题问类型不同，对考查的能力及其程度的要求也不同。例如：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和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都是论述题，但是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基本上是教材知识，知识跨度小，综合程度低，是理论型题问。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是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并要求二者具体结合，知识跨度大，综合程度高，是实际型题问。可见，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与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相比，不仅增加了对辩证思维具体化能力的考查，而且对分析综合评价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也提高了。不同题型，题问类型组合不同，考查的能力及重点也不同，尤其是表现在主观性试题上。简答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抽象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抽象思维能力。辨析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能力。论述题的题问一般为实际型、抽象型兼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具体结合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评价能力，既考查抽象思维能力，又考查辩证思维能力。另外，由于题眼命题角度的转换，使测试难度加大，对各种题型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特别是对各种题型重点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也就提高了。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命题设问角度由以往要求选出人物转换为要求选出孔繁森事迹。这样不仅提高了对再认能力考查的要求程度，而且也提高了对比较分析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命题材料规定的隐蔽巧妙的变问命题角度（前面已经说明过，故略）显然比直问命题角度提高了对理解分析能力的考查的要求程度。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能力，并明确试题要求考查的能力，在试题解答中有意地体现命题对能力的要求，使能力发挥到位，这样才能使方法运用到位，觉悟体现到位知识应用到位，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