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社区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4-20 17:52:19

安全社区论文

安全社区论文篇(1)

为了预防和减少公共社区各类伤害,2002年3月,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引进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倡导的安全社区理念,以期通过开展安全社区建设,加强社区安全预防,提高社区人员安全素质,增加其安全防范的意识和能力,形成以社区为中心的事故灾害预防和应急管理模式,经过几年的发展,安全健康工作已从传统的部门、行业、单个组织和个人预防发展到社区、城市、社会、国家乃至国际层面,事故预防已从生产事故、交通事故预防扩大到家居安全、学校安全、运动休闲安全、老年人安全、儿童和青少年安全、自杀和自残预防等方面的全过程之中。安全社区建设、安全促进等概念已成为事故预防的理念,成为构建和谐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安全社区建设方兴未艾,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区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社区建制不同,管理体制不同,文化背景和全民素质不同,安全社区建设的方法和途径也存在着差异。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安全社区,还处在探索和尝试阶段,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目前我国社区的现状

1、普及覆盖率低。由于各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经济社会生存环境、安全生产状况也不尽相同,目前安全社区建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广大农村和乡镇尚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

2、社区资源短缺。安全社区作为新生事物,社区内的社会资源几乎没有积累,大量的经济组织、科学教育文化等社会组织与所在的社区仍然存在游离状态,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出现安全社区建设中“供不应求”的现象。

3、社区资金缺少保证。创建安全社区投入大,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现阶段社区发展所需资金来源“底气不足”。一是社区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还没有成为政府财政体制性的安排,没有用于社区建设的专项资金。二是社区筹集资金渠道狭窄,外部筹集和获得的资金很少,资金来源不足。三是企业型社区主要依靠企业的经营状况来投入,资金来源不稳定。

4、居民参与不高。不少居民认为,社区工作是街道、居委会的事情,与己无关,对单位的依赖性很强,对社区的依存关系较弱,缺乏对社区的归属和参与意识。社区活动主体还传统地依赖老年人、病残、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造成居民向心力不足,对社区认可程度不高,远没有成为社区建设中的重要因素和力量。

5、安全理念狭义。在居民的观念中“安全”的重点主要是生产安全、交通安全和社会治安等,很少涉及到诸如家居安全、儿童安全等内容。“大安全”观念淡薄,还有待于提高。

6、社工素质参差不齐。社区建制起源或等同于居委会或家委会,其职能大多沿用传统的调解邻里纠纷、计划生育、卫生管理等内容,随着安全社区建设工作的高度扩充和膨胀,原有的社区工作者难以胜任安全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出现人员资源短缺的现象。

7、社区管理经验缺乏。社区目前大多处在服务功能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涉及到健康与安全的内容尚未规范化,缺乏安全管理经验,工作职能的扩大和膨胀,使原有的管理和服务不能及时适应安全社区建设的要求。

二、持续推进安全社区建设的几点建议

1、安全社区标准应中国本土化。各地要因地制宜地按照分批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的安全社区建设思路,选择一些有条件的社区、村作为安全社区建设的试点,使安全社区建设既适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推广面。

2、完善组织机制。要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支持、社区牵头、部门配合、社会支持、全民参与的多元组织网络架框,明确各方面在安全社区中的责任,紧紧围绕“安全、健康、和谐、发展”的主题,以降低伤害、事故为目的,建立项目实施小组,抓好安全促进项目的组织策划与管理设施,持续改进地实现安全目标。

3、整合内外资源。大力培养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社区服务团体以及中介组织,发挥这些组织和团体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功能。合理运用社区中的安全文化的带头人和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找准社区安全工作中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以“共享”促“共建”,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社区安全工作,形成推进社区安全的强大合力。

4、扩展社区功能。扩大社区管理服务的范围和深度,安全管理和服务理念不只是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生产问题,还要将安全和服务的意义延伸至生命、科学、法制、道德和社会稳定的广泛意义之中,纳入构建和谐社区和维护稳定的总体工作中。依托社区平台,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促进社区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和健康发展,满足社区个体化、个性化、多样化居民的安全需求。

5、加强队伍建设。随着安全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来保证工作的高效运行,因此优化人才配置,广开用人渠道,吸收觉悟高、素质好、能力强的人才,培养一批懂业务、会管理、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工作骨干,凝聚集体的力量,提高社区工作者的整体素质,改变传统社区概念中社区工作者的形象。同时要注重社区工作者理论和实务能力的培训,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管理水平,做到人尽其才、人尽起用。

安全社区论文篇(2)

1.2以预防为主,利用资源整合正如治病不如防病的道理一样,地震造成的危害结果远远大于灾后重建的成本,同时其带来的人精神伤害更是无以弥补的,因此,本着预防为主的原则,将防与补救结合是防震减灾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在整个地震预防过程中,即:灾前、灾中、灾后期间,利用科学知识,进行系统的规划、决策以及管理,将资源充分整合,采取科学的减灾行动,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的减灾实效。

1.3加大宣传力度随着人们对震灾带来的危害的日益关注,我们应将“地震安全社区建设”一起推广,加强社区群众的防震减灾宣传教育,采取简单易懂、具备吸引力的宣传方式,普及防震减灾科普知识,从而提高社区群众的安全意识和自我救助能力。

2根据福建省尤溪县的实际情况

制定“地震住房安全社区”建设方法福建省尤溪县本着提高社区人民生活水平,保障人民需求的目的,在政府的领导下,防震减灾部门通过广泛宣传,统一筹划、全面推广“地震住房安全社区”的建设思路。本县地震安全社区建设标准如下:

2.1建立组织机构、制定工作制度“地震安全社区”的建设关乎到整个尤溪县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如果要将地震安全工作做好,就要在所建设的社区内制订相应的工作制度,并安排相关人员落实工作。本县组织机构拟以建设社区的社区党支部和社区居委会为主体,划分出地震安全保障小组,社区内部广泛吸纳地震安全助理人员;社区组织机构的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地震安全社区工作的组织、实施、检查,地震安全助理人员主要负责地震安全的具体工作的实施。制订的工作制度要概括多个领域的地震安全措施制度,明确组织内部岗位的分工,落实到个人,同时设置相关的监督机制对地震安全工作加以考核,使组织内部人人明确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从建立组织机构上加以落实,保障基层工作的高效开展。

2.2开展试建设地点、推广全县地震安全社区的建设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综合客观因素,确定了尤溪县东城社区锦鸿佳园为地震安全社区的试点区。在该区通过多种多样的宣传模式,如:社区内人群聚集地张贴墙报并每月初更换新鲜元素(更换前留影备案),社区设置阅览室和活动中心,开展培训活动等,将“积小安为大安”的意识真正的走进社区群众的心里,得到大家的认可。开展宣传活动进行的同时,本试点也建立了组织机构的领导班子,明确主体成员,共同商讨出地震安全社区建设规划。

2.3建设紧急避难场所社区试点区选择我县人口较为密集处,地震发生时,人员疏散和救助问题最为重要。防震减灾部门工作人员绘制社区地形图,同时设置若干块紧急避难标志牌和疏散避险路线指示牌,以及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疫点、应急棚宿区、紧急供电供水处和紧急物资放置区域。同时,编写紧急避险方案下发到社区群众手中,做到人人心中有数。

2.5制定地震预案体系从整个社区到各个家庭个体以及学校三个方面,重点制定了地震应急预案,建立应急避险通道网,张贴在各个单位内显而易见的地方。每年组织至少1~2次地震演练,提高居民的安全意识和应对能力,尽量在真正面临危险的时候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至最低。预案体系的建设在紧急避险中尤为重要。

2.6配备较完备的应急设施建设“地震安全社区”,除了设计紧急避险预案外,也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即防震应急设施和地震灾害紧急救援物质装备,我县试点社区购置了必要的信息传输设备、简易医疗救护设备、供电设备、抢险救灾工具等应急设备,近年来,我县不断加大投入资金,采购大量地震灾害紧急救援物质装备,用于紧急避险演习和实际紧急状况出现时使用。应急设备的购置为试点社区的地震安全工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2.7要有资源共享措施目前,我县已经计划开展建设下一“地震安全”试点社区。未来,各个社区开展后,要衡量各自的优缺点,进行相互比较,全面深入开展地震安全社区资源共享、建立联动防震机制,为有效、及时防震奠定基础。

3地震安全社区考核评估

各个社区的组织机构是我县的地震安全建设的主要负责人,要担当起该有的责任,将社区安全建设费用列入我县的财政预算内,机构内部要定期对社区地震住房安全工作进行详细记录并加以汇报;健全安全社区制度、信息上报制度、学校安全制度、企业安全制度、安全工作负责人员制度等;我县定期开展各个社区实施工作的调查、采集、巡查工作,监督各社区安全管理的力度;每半年对各个社区的震灾住房安全教育以及结合社区具体情况进行实地演习考察;定期检查各个社区的紧急救援体系,认真核实建设的震灾安全体系是否完善。

安全社区论文篇(3)

近年来,居民社区安全事件层出不穷,给居民社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2009年07月,两个男孩分别溺亡嘉和苑和中海康城泳池,2009年08月,一名5岁男孩于商厦电梯5楼坠亡[1],2013年12月3日苏州范某根事件,2015年01月,山东枣庄薛城福星花园小区偷盗事件频发,2015年06月25日凌晨,河南郑州市金水区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13人死亡,4人受伤,2016年唐山迁安7.2跳楼事件。可见,社区安全问题日趋突出,解决社区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开展社区风险的识别与控制意义十分重大。国内外针对社区风险相关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社区风险的识别、基于风险分析的应急预案的制定、地方政府社区发展、家庭和社区护理、农村社区建设和全国安全社区建设等方面[2-6]。然而,目前利用问卷调查方法针对某一具体居民社区进行风险分析方面的原因还相对较少。本文以河南省焦作市龙源湖小区为调研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具体分析该小区的风险现状,为社区风险的预防与控制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小区概况

1.1.1 社区基本分布状况

龙源湖小区坐落焦作市丰收路与焦东路口,在龙源湖乐园斜对面。是焦作市委、市政府为解决城区教师住房难问题而兴建的重点工程。是我市第一个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由市教委负责组织开发小区。龙源湖小区的整体设计融入中西化于一体,立足住宅与环境并重,小区内建有空中花园、净月潭、紫竹廊、月季亭、龙凤山五大景区;三大喷池,十五处园林景点,景色优美;有供居民休闲、娱乐的石椅;小区绿化面积121.4亩,绿化率达56%;名贵乔木100余种近3000株草坪9.6万平方米,从而形成乔、灌、草相搭配的复层生态系统。

1.1.2 社区公共设施状况

物业服务设施方面建有3000平方米全封闭车库、商场超市、饭店宾馆、医疗服务中心、洗浴中心、双语幼儿园、文体活动中心、社、图书阅览室等。小区工程分三期进行,目前一、二期工程已竣工,入住1500余户,目前的人均36平方米。

1.1.3 社区管理情况

龙源湖小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德治区、依法管区、文化兴区的管理理念,在加强小区硬件设施建设,提高管理水平的同时,尤其注重提高居民的文化道德素质。

1.2 问卷设计

选取焦作市龙源湖小区为研究对象,针对居民社区的安全问题发放问卷120份,有效问卷116份,有效回收率为96.7%,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见表1。其中性别比例为41.4:58.6,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18-60岁之间,学历水平主要集中在中学毕业,从事职业以个体经营为主。

2 结果与讨论

2.1 居民社区发生风险分析

调查显示,居民社区可能出现的风险有暴风雨、暴雪、火灾、中毒、爆炸、刮撞、跌伤、摔伤、触电、偷盗、交通事故、诈骗、打架斗殴、高空坠物、抢劫、宠物袭击、疾病、踩踏和等。其中,火灾事件的发生频率占21.91%,触电事件的发生频率占11.87%,刮撞、跌伤、摔伤、烫伤事件发生的频率占11.87%,交通事故发生的频率占16.89%,偷盗、诈骗事件发生的频率占9.59%,火灾事件和触电事件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图1)。在如今社区发展中,受多种致灾因素的影响,小区人口逐年增加,各种设施逐渐老化,存在着诸多管理制度缺陷以及治安防范措施薄弱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类突发事件多发,严重胁迫着社区居民的安全。

2.2 社区居民的安全现状调查

2.2.1 社区安全满意情况

问卷调查显示,社区居民对该小区的安全现状的满意度非常低,满意的居民进展被调查对象的5.2%,而不满意的比例确高达37.0%(图2)社区居民对该小区安全方面的不满意主要集中在个人居住环境、社区治安和公共环境方面(图3),主要表现为:第一,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非常容易受到空气污染和噪声的干扰,使得居民对个人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显著降低;第二,社区安保情况欠佳,如小区保安对进出小区人员的把控以及小区安全的防控不到位;第三,公共环境嘈杂。小区公共环境混乱,尤其是小区居民对公共环境的爱护欠佳。

2.2.2 社区居民安全意识

问卷调查显示,龙源湖小区的安全意识不强,安全意识强的居民仅占被调研居民的5.2%,而安全意识不强的比例高达62.9%。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社区居民缺少居安思危的心理、安全防范的技能以及系统全面的安全技能培训等,尤其表现在缺少系统的安全培训方面,小区的安全教育培训仅限于宣传板、宣传单以及简单的文艺表演,而缺少如“河南省应急知识中原行”一样的专业宣传教育。这与上面提到的社区安全方面的问题耦合在一起,最终导致该小区各种事故时有发生。

2.2.3 社区安全建设的居民参与度

从居民参与安全社区建设的情况看,社区居民比较热衷于从事消防安全和防灾减灾建设方面(图5),这主要是因为火灾是该小区最常见的风险,而防灾减灾建设能够为其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3 结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火灾和触电事件是龙源湖小区最常见的风险;

(2)社区居民对该小区的安全现状非常不满意,主要集中在个人居住环境、社区治安和公共环境三大方面;

(3)社区居民的风险防范意识不强;

(4)居民参与社区安全建设的积极性不高,主要集中消防安全和防灾减灾建设两个方面。

【参考文献】

[1]广州小区安全事故:http:///topic/anyuan/.

[2]侯岩,陈磊.国外社区建设的做法与经验[J].新湘评论,2008,(8):59.

[3]何t,董寅,肖翔.国内外大型活动公共安全管理标准研究述评[J]. 经济论坛, 2012,(12):157-159.

安全社区论文篇(4)

社区党支部在创建工作中,注重理论学习与专业业务学习相结合,用理论指导实践。以提高自身理论素养和工作能力为目标,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做到年初有计划、年终有总结。一年来,我们定期组织社区党员上党课,共计4次,召开支委会12次,党小组活动4次。,利用远程教育网进行政策法规的学习,共计25次,通过这种方式以保持党员应有的先进性。

为进一步了解社区党员的基本情况,社区党支部对现有25名党员进行了入户走访,耐心细致地对他们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摸底、登记及核查工作。并在今年五月初完成了党员基本信息录入微机的任务,为下一步党员网络化管理打好了基础。

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我社区党支部经常组织社区党员和居民群众利用远程教育网络和《中国监察》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的政策、方法以及相关警示实例。去年10月24日我社区还与其它5社区共同组织了廉政文化进社区活动,以文艺活动的形式宣传廉政文化,使廉政文化深入人心。

二、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全面提高服务能力

在工作中,我们充分体现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社区成员相互配合,对上级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保质保量出色完成,并积极主动为提高社区服务水平集思广益、出谋划策。

1.社区文化:为营造文明祥和的生活环境,我社区党支部把文明创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由支部书记牵头、专人负责,制定了社区教育工作计划、制度,明确了指导思想。一年来我社区由30多人组成的腰鼓队、秧歌队、太极剑队等文化宣传队伍,经常参加街道办事处举办的各种活动。

安全社区论文篇(5)

一、简析安全社区

“安全社区”的概念在1989年9月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在第一届“世界意外事故与预防”大会上正式提出,同时提出了安全社区的构建条件:一是安全社区以普通社区为基础,保持普通社区的服务功能;二是安全社区在普通社区的基础上增加了安全预防计划和安全服务机构,利用社区内部的志愿者组织,充分为社区安全服务。“安全社区”的本质是安全运动,其构建对象和服务对象均可来源于社区内部,核心目的是建设安全社区,降低社区安全事故的发生率,营造安全社区建设氛围。安全社区的建设具有时间长、进程慢、耗费大的特点,其建设需要社区居民和社会其他组织团体的共同努力。安全社区的评审需要通过其它社区安全中心,在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建设有两个世界意义上的安全社区(屯门区和葵青区)。

二、分析我国安全社区构建中的主要问题

(一)安全设施配备问题

目前,我国在新建社区中配备了防盗监控系统、楼宇对讲门禁系统和各类消防器材设施等比较齐全的安全设施,但是在老社区,因为前期资金投入较低、维护保养不当、设施损坏严重等问题,还不能在硬件设施上保证安全社区的建设。另外,不论是新建社区还是老社区,在社区交通安全设施方面均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校区停泊车位少,居民出行困难;二是社区内部交通标志和交通标线少,交通秩序混乱;三是小区内部交通状况混乱,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混行,造成较大的安全隐患。

(二)安全组织机构和机制的问题

目前大多数社区缺少专门负责社区安全的组织机构,大部分社区的安全组织机构由物业公司委派的保安组成,但是其担负着社区治安、交通、防火、防盗等多重责任,加之社区居民素质良莠不齐,安全宣传不能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再者是自愿服务于社区安全组织的志愿者少,大多数是被动接受社区安全建设的任务,其不能积极、主动、热情的投入到社区安全的建设中,因此,社区安全组织机构设置和机制制定是阻碍安全社区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居民系统安全记录问题

社区安全组织对于居民伤害调查及统计分析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只是简单的记录了社区的交通事故、抢劫案件、盗窃案件等,并不能及时建立社区内部居民的伤害记录,例如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记录和家庭饮食中毒问题记录等,而且不能投资建立专门的记录机构,不能预防和抵御安全隐患。

三、探析我国安全社区构建重点

(一)营造社区安全文化氛围

社区安全文化氛围是社区精神状态的实体表现和重要标志。社区安全文化氛围的营造能够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引导、感召、凝聚、约束安全社区的建设。社区安全文化氛围的营造需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加强社区内部安全教育活动的开展,提高社区居民的安全文化素质。安全素质指居民的风险意识、安全技能、文化修养、道德素质等。安全活动的开展,首先要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安全教育的宣传工作,例如日常生活中的防火、防触电、避免食物中毒、减少突发意外事故等。然后是在社区进行针对性的培训、讲座、知识竞赛等活动,加强社区居民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提高面对危险伤害时的应急处理能力和急救能力;二是加强社区安全文化的推行和执行力度。社区的管理部门应重视社区安全文化氛围的营造,加大投资力度和普及程度,让社区的每个居民都能投入到安全社区的建设中,因为社区安全建设需要全体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责任感,只有全民参与,才能获得长足发展;三是加强管理,促进社区安全文化氛围的营造。即社区安全管理部门与社区居民之间实现安全交流和安全信息共享,提高社区居民的安全能力,增强社区整体的安全文化建设,让社区的安全管理有强制性的规定和规范,促进安全社区的建设和居民安全意识之间的良性循环。

(二)完善安全社区管理体系

完善安全社区管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是建立安全社区和社区管理的一体化系统。即在原本社区的标准上推广安全社区的建设,例如某社区原本有文明社区的称号,则可以在其基础上建设安全社区,推动二者的共同完善发展,让二者在管理过程中相辅相成,共同进步;二是建立安全社区的管理模式,即贯彻“以人为本”的安全核心,通过对危害隐患的辨识、分析、控制,最终达到合理规避的目的;三是健全社区安全运行机制,即在保证居民参与程度的基础上,协调社区内部不同小团体和组织的作用,共同努力提高安全社区的建设效率,推广社区安全文化的宣传;四是建立社区应急管理机制,即通过危害预警、应急指挥等机制的建立,提高社区居民对危机的预防能力,强化居民的隐患意识,控制危害的发生发展趋势,提高居民的突发事故处理能力。

(三)居民安全记录的调查研究

居民安全记录的调查研究,不能仅仅针对已发生的事故的分析记录,还要对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调查研究。在社区建设之前,条件允许的可以先进行以往伤害事故的统计分析;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健全居民伤害记录机制,分析造成安全伤害的原因并解决;再者可通过问卷调查、专题调查等主动收集、记录、解决伤害隐患;最后是根据安全记录的统计结果,针对性的解决社区安全伤害问题,保证安全社区的构建效率。

四、结语

安全社区的构建,不仅要重视社区硬件措施的建设,还要兼顾社区安全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安全社区的建设可以提升社区整体的抵御伤害能力,是保证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安全社区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1-0037-07

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国内一些重大安全风险越来越突出,体现出风险跨界性、影响集群性、原因复杂性、后果严重性、治理多元性或事件突发性等特点,单独依靠某种社会力量、某个区域或行业进行治理,实难为治。随着近年中央提出将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涉及的重大风险治理同样具有战略性意义。作为国家首都所在区域,京津冀的安全风险问题不仅关系到居民安全,更关涉政治意义的首都安全和国家安全。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更是“公权磁场”,这类跨域安全风险的发生和治理具有极强的结构性,单个省市区已无力解决。

一、安全风险的区域治理研究回顾及其评价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京津冀的经济社会发展一度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累积了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如大气污染、资源紧缺、冲突不断等[1]。2013年~2014年,先后考察津、冀、京三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理念,之后三地政府、学者对此进行热议研讨,并将合理建议逐步付诸政策实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安全风险治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多次提出“总体性国家安全”概念,区域安全风险治理也同样是其组成部分。因此,开展京津冀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十分必要。

(一)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治理理论的兴起,曾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各类社会自治组织力量不断壮大及对公共生活影响的重要性上升,理论界重新反思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并对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进行修正。世界银行在1989年首提“治理危机”概念后,治理理论应运而生[2](p.34)[3][4]。它拓展了政府管治视角,逐步延伸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涉及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进而出现了全球治理、公共治理、社会治理、法律治理、公司治理等概念。与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等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不同,也与特别强调市民社会自我治理理论不同,治理理论一开始就强调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共治,多元方式并举。国家治理的目的或功能不外乎经济平稳发展、政治长治久安、社会和谐进步、人民安居乐业,也即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所希冀的“秩序”和“进步”两块基石。

(二)国外区域主义及区域治理实践与理论的成长

近些年来,国外关于区域治理的实践和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如1994年英国设立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等9个区域政府办公室分区治理;布莱尔政府还突出地建立一个以区域政府办公室、区域发展局和区域议事厅为三大支柱的治理网络,形成新区域主义。区域治理即各地方政府、区域内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公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实现最大化区域公共利益,通过谈判、协商、伙伴关系等方式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集体行动的过程。区域治理理论在组织和方式上明显强调三点:一是多元主体间的网络或网络化治理;二是强调发挥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的参与性;三是注重多元弹性“协调”方式解决区域问题,特别强调各地方主体为了区域公共利益和安全,让渡一定权力,达到相互纾解矛盾冲突、促进协调发展的目的[5](pp.2347)[6]。很显然,国外关于区域重大安全风险治理实践和研究必然包含在区域治理之中,是区域治理的重要专项议题。

(三)中国学者关于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中国学者对于治理理论的研究起步稍晚,最初重在政治学界引介和创新。如在传统的“善政”理念基础上,积极倡导“善治”理念[3],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7]。

区域治理最初是在国内经济学界得到高度关注,这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不无关系,以至于先后在区域经济学、地理经济学等著作中得以体现,并被限定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运行调控模式”,这显然片面[816]。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突破政治学、经济学的阈限,不断引介西方区域治理理论,并对地区内(某省域或某城市)、行业内(如食品、环境、煤矿、化工、治安、金融、拆迁、迁移)的安全风险治理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如长三角跨界环境风险治理对策研究、上海作为全球化城市可能遇到的风险及其治理探索、辽中南城市群环境风险治理对策研究、大亚湾石化园区安全风险治理对策研究等[1722]。

(四)风险社会与公共安全管理研究及发展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从现代性反思角度构建风险社会理论,拓宽了学术视野。他们认为人类已进入风险社会,后果弥散全球;其风险主要源于人的决策及其行为,是现代性的后果,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因而风险防范与治理需要全球合作、复合多元主体参与和建立“世界主义政党” [23][24]。

公共安全管理、公共危机管理尤其当前流行的应急管理研究,则从策略角度力图强调维护和保持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生产公共秩序,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和恢复,其实质是指政府公共权力用于公共安全的维护、保持和应对恢复。国内外从这些理论对某地区、某城市的综合安全风险或某类安全风险及其治理进行了大量的对策研究,尤其是应急管理研究。从美国学者提出的紧急事件管理的五阶段理论(预防―准备―应对―恢复―除灾),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PPRR(预防/减灾―准备―应对―恢复),再到目前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预案―组织―机制―平台―保障―法规)[2528],应急管理实践逐步走向深入。

(五)相关研究文献的简要评价

第一,从上述研究文献看,虽然风险社会理论强调现代性反思,公共安全管理理论强调政府主导,但在如何防范和治理安全风险的问题上,几乎殊途同归于治理理论,即均认识到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共治和多元治理方式并举的重要性。

第二,在中国,目前区域治理仍然强调政府主导,而企业或公民主动参与较弱。此外,国内学者的研究或局限于理论方法引介和创新,或局限于某一地区、某一类安全风险治理研究,而对于跨行政区划的区域综合安全风险及其治理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并不多,尤其是从社会结构角度研究安全风险成因和治理机制的成果更少。

第三,正是由于缺乏社会结构性反思和优化调整,因而在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更多偏重于治理的工具理性,导致仅仅完成指标任务、遮盖矛盾问题、负面能量蓄积等问题,反而引发新的风险;而不是从社会道义责任伦理(对生命安全的真正负责)角度即以人为本、从人的安全本质上去化解风险和保障安全。

二、区域重大安全风险表现及“热点”:以京津冀为例

所谓“重大安全风险”,根据2007年《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一般是指一次事故或事件造成10人及以上死亡,或50人及以上重伤,或5000万元及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但是,有些社会安全事件无法进行直接量化,只能视其严重的后果而定为重大安全风险问题。结合安全风险的普遍性和京津冀的特殊性,根据2006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所厘定的四大公共安全风险,可初步列出京津冀地区已现或潜在的重大安全风险(参见表1)。

从表1看,我们需要对整个京津冀区域安全风险进行评价。目前通过初步辨识认为,京津冀最需要治理的涉及跨域性、持续性的重大安全风险“热点”具体分为四类。

(一)京津冀人口流迁安全风险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京津冀将是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最具活力的区域经济体,三地人口流动的速度、规模、结构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比如,适龄劳动力人口再度激发进入北京、天津“淘金”的流动不会减弱;同时,流动人口的偏激行为、不轨行为或犯罪行为也将进一步凸显;随着利益矛盾激化和权利诉求增强,进京上访群体急剧增多同样考验首都安全;流动人口对三地城市的公共服务与管理提出挑战,特大城市垃圾围城、汽车堵城、雾霾罩城等大城市病以及人口过度集聚的风险均将进一步凸显。

(二)京津冀重大环境安全风险

目前京津冀地区环境安全风险比较严重,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空气污染(雾霾)、土壤污染(化工腐蚀)、饮水水质差(环首都周边地区水污染已经相当严重)、植被破坏等。这些环境风险已经严重影响人的生命安全健康,如雾霾导致近年京津冀地区急性呼吸道疾病就诊人数骤升。因此,开展区域协同治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京津冀重大公共安全风险

这里所指的“公共安全”,具体包括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所涉及的企业生产、交通运输、建筑、群聚踩踏和惊遁、食品药品、消防和危险化工、核电站、职业健康、应急救援等高危行业或问题突出的公共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自然灾变风险等,均有一定的突发性、跨域性、规模性。

(四)京津冀重大社会冲突风险

从冲突主体划分,社会冲突包括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阶层关系)的干群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和民族冲突,以及反映敌我矛盾的冲突;从冲突是否表露划分,社会冲突包括潜在冲突和现实冲突(又包括主体在场冲突与网络虚拟冲突);从冲突内容划分,社会冲突包括经济利益冲突、政治冲突、文化观念冲突、冲突;从具体直接原因划分,社会冲突包括强拆强迁诱致冲突、环境污染诱致冲突、业主利益受损诱致冲突等;从冲突性质划分,社会冲突包括恶性的流窜刑事犯罪、治安案件和中性的(现场的、网络虚拟的)等;从冲突方式或激烈程度划分,社会冲突包括战争、械斗、游行示威、静坐、围攻、争吵、谩骂、诅咒等。

这里主要是指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容易发生、具有一定规模、有一定跨域影响的社会冲突。如2011年以来,北京东50公里直线距离的河北香河县屡屡发生土地或房屋拆迁案,引发较大规模的群体冲突;京津石等城市内屡屡发生的社区业主维权案等常发性社会治安风险;2013年10月某恐怖组织冲击天安门城楼的事件;2015年3月王府井外籍人员抢劫案;10年前偶有发生的聚集滋事案件;进京上访群体聚集的社会风险或政治风险;京津冀地区尤其环首都周边的大厂、香河等地因改革期间利益分化而潜隐存在的民族宗教问题等。有些冲突具有一定的跨域性,且有些直接指向首都安全,如潜在的暴力恐怖风险等。

三、区域重大安全风险的社会成因及结构性治理新思路

当前京津冀地区重大安全风险的显现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尤其社会结构性原因,因而对重大安全风险进行区域治理需要走“结构性治理”、“结构性安全治理”之路[29][30]。

(一)区域安全风险的社会成因

社会系统论认为,社会大系统包含三大社会主体力量(政府、企业、社会)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大子系统的结构关系,强调社会稳定和整合,认为冲突是破坏性的[31](序言) 。马克思等多从社会结构性不平等出发,强调冲突是社会的另一面相,对于促进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科塞认为社会冲突就是一种安全阀,有利于社会高度整合[32]。吉登斯、贝克均强调现代性及其人为决策和行为是社会风险的重要缘由[23][24]。

社会结构是指占有不同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格局,包含人口、家庭、组织、区域、城乡、分配、消费、阶层、文化等子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社会阶层结构则是社会结构的核心[33](pp.911,13)。从社会结构角度对重大安全风险进行分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第一,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是区域重大安全风险形成的社会系统原因。从社会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与经济之间的不协调已经成为严重的现实问题,甚至有研究指出,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十五年[33]。这是当前全国产生诸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也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面临的难题,是跨域性风险产生的主要社会原因。

第二,风险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是区域重大安全风险形成的重要决策原因。按照风险社会理论大师贝克等的观点,现代社会风险源于人的决策和行为,其中很多源于政府本身的决策,即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中,未能将安全风险纳入决策范畴;而且对安全风险治理存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使得风险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在制定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不得不考虑这样的问题。

第三,资源机会的区域和阶层配置不合理,是区域重大安全风险形成的根本性社会结构原因。从区域结构看,目前京津冀地区明显存在优势资源过于集中在中心地带(首都),从而导致地带资源稀缺、环境破坏、底层贫困、事故多发、问题突出等现象。资源、机会的区域“圈层化”,必然导致阶层结构发育不正常,广大中下层居民逐步边缘化,因住房难、就业难、看病难、交通难等,导致都市白领阶层上向流动受阻,从而引发了诸多社会冲突、安全事故等问题。一是“公权磁场效应”。相比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的公权力非常强大,因此在政策制定、资源机会配置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也使得外来人口包括外商、外资,都对此产生磁吸效应。二是“极化效应”。即优势资源、机会过于集聚在中心地区、集中于中心地区的社会上层,导致地区资源机会稀缺,人口流迁方向集中趋于中心地带。三是“圈层效应”。即资源、机会按照城市同心圆、区域同心圆进行梯度配置,人口流迁梯度化,但一致趋于中心,最后导致河北等地资源稀缺、环境破坏、积弱积贫等。例如,在人口巨流中,环首都周边的河北小镇成为北京白领的“睡城”,但生活资源相当紧缺,引发了诸多安全风险。

(二)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理念重构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重大安全风险治理多采取管控型、高压型、封堵型的方式,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引发了新的安全风险,导致了新的社会冲突,因此需要在治理理念上,从“封堵型”向“疏导型”、从“单一型”向“多元型”、从“压制型”向“民主型”、从“零散型”向“系统型”进行转变和重构。

第一,突破既有的“为维稳而维稳”、“为经济生产抓安全”的思维和做法,从社会结构分析入手,探索京津冀重大安全风险形成和发生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确立以人为本的安全风险治理理念,改变一度存在的工具理性、信念伦理而不是社会责任伦理的安全风险治理观,确立安全伦理观照维度,从而为安全风险治理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性调整、多元参与奠定基础。

第二,突破安全风险治理“单兵突进”的思路,将安全风险治理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性国家安全的必然组成部分,从而树立“安全风险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共进”、“安全风险的政社合作共治”理念,决不能重蹈牺牲安全利益片面发展经济的老路,决不能重走发达国家或地区“先污染后治理”、“重增长轻治理”的老路。

第三,力图构建系统化的重大安全风险区域治理体系(区域安全发展、安全风险区域治理模式)。即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单打一”的安全风险治理格局,打破各地区“一亩三分地”、地方保护主义格局,也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零散应对策略,从而构建“安全风险系统分析法”和科学合理的区域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治理体系如图1(包括治理对象、风险评价、社会成因、治理方式、治理结构和综合性治理机制)。

(三)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结构、方式和机制

第一,治理结构层级化。首先,中央高层设立协同治理的指导性机构(及其组成),统一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把控重大安全风险协同治理战略和方案。其次,京、津、冀三地分别敷设各自的治理委员会及其机制,受中央指导机构指挥协同。最后,针对具体的重大安全风险,设置和制定跨区整体协同治理的制度和机制。

第二,治理方式多元化。首先,安全风险治理需要一定的成本,因而需要跨区域加大经济投入和物质支撑力度。其次,发挥社会参与治理、社会监督治理的作用(如社会运动),这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再次,推进安全风险法治化,使之与安全行政监管、政治控制同时并进。最后,注重安全风险治理的科技支撑手段建设,尤其是安全风险信息化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并不断提升公民风险防范意识和安全文化养成。

第三,治理机制综合化。一是多元合作共治机制。即改变政府单一治理方式,实现政府、社会或企业共同合作治理;同时借鉴英美等国治霾经验,区域的政府监管、依法治理、经济补偿、技术改造、社会运动齐头并进。二是央地统筹治理机制。即地方治理行动与中央统一规划指挥治理要统筹协调起来,中央也应该考虑地方治理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三是组织协调治理机制。即在中央层面设立的协同发展指挥委员会下面,分设安全风险协同治理机构,统一规划、调度、实施治理行动,避免三地扯皮、推诿;京、津、冀三地也分别在各自内部设立协调治理的组织机构。四是经济协同补偿机制。所谓经济协同,就是京津冀三地在经济结构布局(尤其产业结构布局)各有特色和差异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必要时进行财税等利益补偿。例如,河北生态为京、津做出了贡献,京、津对之进行合理补偿,或者说安全损失可以通过市场化或行政化途径进行外部补偿,均需建立制度化的机制。五是依法治理监控机制。如对于滥砍滥伐、乱倒乱排、制售劣质食品药品等,均需严刑峻法;对于汽车尾气排放治理,也需有章可循。六是技术研发治理机制。所有安全风险治理的技术手段均在于事前预警防控、事中应急救援、事后修复整改。如应该鼓励研发和推广低碳节能技术、尾气清除装置等;治安需要合乎人性的技防手段(而不涉及隐私),且需制度化。七是社会“安全阀”机制。即小规模的良性冲突本身也是释放社会负能量、促进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需要建立社会冲突制度化的安全阀机制,包括媒体和舆情监控、利益诉求、利益表达、情绪宣泄等机制。八是结构优化调整机制。我们认为,这是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的核心机制,即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导向,优化资源机会配置格局,改变资源、机会过度集聚中心地带的现象,对不同功能区采取不同政策,实现人口有序合理流动、资源机会均衡配置,力图从根本上治理风险产生的根源。同时,注重阶层间收入分配合理化机制、特权阶层违法违规严惩机制、底层社会保障或利益补偿机制、中产阶层维权运动机制等的建设。所有安全风险治理均离不开中产阶层的社会运动,即以中产的环保运动、土地侵蚀抵制运动等带动安全文明发展,促进安全风险的社会自治;但也要看到阶层结构本身的调整对于安全治理同样重要,如通过抑制、特权阶层疯狂敛财,能一定程度地遏制人为责任事故的发生;同样,充分解决底层社会的经济贫困,积极进行社会救助,也能遏制等群体冲突事件的过多发生。

参考文献:

[1]颜烨,卢芳华.长三角、珠三角与京津冀的发展比较与思考[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5).

[2]The World Bank. SubSaharan Africa:From Crisis to Sustainable Growth[R].Washington:World Bank,1989.

[3]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

[4][美]休伊森,等.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

[5]Kenneth Spencer.Reaching out to Regional Government in England[C]//Darid B.Audretsch,Charles F.Bonser.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Challenges for Public Policy.New York:Springer US,2002.

[6]曾令发,耿芸.英国区域治理及其对我国区域合作的启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

[7]胡鞍钢,等.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8]郝寿义.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9]杨毅,李向阳.区域治理:地区主义视角下的治理模式[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2).

[10]陈瑞莲.区域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1]马海龙.区域治理:内涵及理论基础探析[J].经济论坛,2007,(19).

[12]李礼.区域治理国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学术论坛,2010,(7).

[13]易承志.国外大都市区治理研究的演进[J].城市问题,2010,(1).

[14]殷为华.新区域主义理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

[15]芮国强.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探索[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129.

[16]许源源,孙毓蔓.国外新区域主义理论的三重理解[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3).

[17]高琳.辽中南城市群环境风险治理对策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学位论文,2010.

[18]李瑞昌.干预式治理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19]王洪娟.大亚湾石化园区安全风险分析及控制对策[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学位论文,2013.

[20]郭秀云.特大型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J].探索与争鸣,2014,(8).

[21]王芳.冲突与合作:跨界环境风险治理的难题与对策(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4,(5).

[22]李瑞昌.大胆设想全球城市可能的风险[DB/OL].澎湃网.http:///newsDetail_forward_1300446_1,20150203.

[23]Ulrich Beck.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2.

[24][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25]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6]龚维斌.公共危机管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27]夏保成,张平吾.公共安全管理概论[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

[28]童星,张海波.中国应急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9]颜烨.安全社会学(第2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30]颜烨.优化结构调整 推进安全建设[N].中国安全生产报,20150613.

安全社区论文篇(7)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片面发展、人的异化等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片面发展的缺陷,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提出全面发展理论。我们应该从广义上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面发展理论既包括个体的全面发展,也包括文化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理论作为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评估制度的理论基础,其原因在于:第一,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实施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任何人的职责、使命和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3]人不只是作为物理意义上的存在,文化意义上的人才是人的本质存在。可见,全面发展理论昭示了文化发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它是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制度研究的理论支撑。第二,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文化独立的发展,它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发展汇集成全面发展的社会。十郑重提出要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这个愿景即是我们追求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所以,在进行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制度研究时,必不可少地要考察经济、政治等其他因素,以追求和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

2.可持续发展理论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4]十六大以来,可持续发展理论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发展的指导思想。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制度的理论基础,其原因在于:第一,可持续发展是现时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文化发展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文化事业发展基本惠及全民,文化产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文化商品生产步步走向繁荣,可以说,我国的文化已经脱离粗放型发展模式。现阶段,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提高文化的发展质量,应努力将文化规模转化文化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所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现时期进行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制度设计时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第二,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理顺文化内部各方面关系、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指导思想。“文化建设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就要理顺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加强文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使文化发展的结构和布局更加全面均衡,发展的速度与效益更加协调统一,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5]文化发展与现代化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制度设计时,必须协调好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同时,也必须正确处理文化内部各方面的关系,否则既不能达到文化发展的目标,也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和谐发展理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美好社会,马克思主义政党将此作为社会理想不懈追求。实现社会和个体的和谐发展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状态。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评估制度应以和谐发展作为指导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化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和谐发展。文化的发展必定建立在政治昌明、经济昌盛的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须臾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所以,在进行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评估制度设计时,不仅要注意到文化的发展,还要看到地区社会经济其他方面的指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二,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内部各方面的和谐发展。文化也是庞大的系统,它的发展需要协调好内部各方面的关系。例如,协调好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的关系、协调好文化意义和文化规模的关系、协调好文化本体与文化载体的关系。第三,文化的发展最终要内化为人的和谐发展。文以化人。文化的作用表现在个体方面,就在于文化能够将人熏陶为德、智、体、美各方面和谐发展的个体。诚然,不同个体在不同方面有所差异,在发展水平上参差不齐,这是人的成长规律,也是社会多样性的体现。

二、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评估程序

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评估的程序可以分为以下几步:第一步:确定评估对象,制定评估方案。凡对地区经济社会影响较大的文化发展项目、资金需求量巨大的文化发展项目和对人民群众生活影响甚巨的文化发展项目,均应列为评估对象。对确定评估的对象,建立专项档案,制定评估方案。方案要准确把握评估重点,明确责任主体,由相应部门适时组织实施。第二步:收集社情民意,进行重点论证。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路线。地区重大文化发展项目事关地方福祉,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确立不是为了搞政绩,而是真正为了将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到广大群众中去。所以一个地区的重大文化发展项目不能由某些领导拍脑袋决定,一定要广泛征求民意。可以采取座谈会、问卷调查、重点走访等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准确把握群众对评估事项的反应及心理动态。对争议较大、专业性较强的评估事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组织相关群众和专家进行听证和论证。对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实施可能造成的群众安置问题与生态保护问题,一定要将其作为重要评估对象,进行预先谋划、反复论证,要征得相关群众的同意与支持。第三步:汇总分析论证,编制重大文化发展项目评估报告。综合收集的信息,对评估事项实施的前提、时机、后续经济社会影响、配套措施、可持续发展等进行科学的预测分析和论证,特别要对因实施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能引发的矛盾冲突和发展前景作出评估预测,并制定相应的防范、应急预案,形成专项报告,作出可行性评估意见和结论。第四步:运用评估结论,进行科学决策。在充分调查研究、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按照相关程序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对重大文化发展项目作出实施、暂缓实施、暂不实施的决定。对虽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但经评估决定可以实施的事项,落实具体实施措施。对暂不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产生不了经济效益甚至有巨大亏损风险、对人民群众生活影响巨大又得不到妥善解决或对地区现有生态环境和文化安全会产生较大破坏性影响的,应实行一票否决,决定暂不实施。对有一些困难或问题,在现有条件下尚没有形成解决方案和安置措施,实施起来有一定不可控风险的,应决定暂缓实施,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研究对策,待时机成熟后再行实施。

三、重大文化发展项目评估内容

一般来说,每个项目在实施之前都会进行可行性研究。要评估事项是否符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是否具有相关政策的连续性和严密性;实施方案是否周密、完善、具体、可操作。[6]对重大文化发展项目进行可行性评估主要考察内容可行性、程序可行性、安全可行性、地区承受可行性、群众接受可行性、风险控制可行性六个方面。

1.内容可行性

内容可行性主要考察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内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要求、是否符合党和国家文化方针与政策、是否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是否统筹兼顾该地区各方利益、是否符合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文化对象是否具有合理性、文化意义与实体规模是否匹配。在内容可行性评估中,尤其要重视重大文化发展项目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性评估、文化对象合理性评估、文化意义与实体规模匹配度评估。

(1)重大文化发展项目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性评估

这一评估制度主要指文化发展项目是否与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相称,是否与本地区的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相符。文化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必须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点却经常被忽略。这种忽略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倾向是只重视GDP的发展,忽视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得不到较好地满足;一种倾向是盲目地加大和拔高文化发展的地位,人为地打造出一些文化发展点,强力推出文化牌,将文化发展拔高到首要的位置,地方发展格局单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发展不匹配。进行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适应性评估,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明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对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实事求是的规划。第二,文化发展可以适度超前经济发展,但不能逾越一定的限度。文化发展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宜、相匹配,这不代表文化发展机械地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反应。文化发展可以适度超前。适度的文化发展可以很好地带动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2)文化对象合理性评估

重大文化发展项目中的文化对象必须合理、健康,这样才能对社会风俗起到引领作用,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收。一些地区的文化发展项目公然宣传封建糟粕,如山东安徽两省三地争夺西门庆故里。其中,山东临清的“西门庆项目”(即“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占地8公顷。当地在福德街建设《金瓶梅》文化街区,按照《金瓶梅》的描写,建设西门庆以及他的妻妾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的宅院,打造一个“金瓶梅”式的大观园。大观园里上演美其名曰的“民间艺术”,如“西门庆初会潘金莲”、“武大”等,游客还可以自费参与表演,演出后得到光盘。交钱就可以参与表演并拍摄成光碟,亲自体会一次西门大官人的奢靡放荡生活。[7]这种文化对象蕴含的价值观低下,宣传一种富即奢靡、富即放荡的生活观,严重污染群众的精神生活,尤其对青少年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这种文化发展项目仅仅是对社会不良思想的迎合,文化发展项目的对象完全不具有合理性。我国亟需建立重大文化发展项目文化对象合理性审查评估制度,对文化对象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和审查。

(3)文化意义与实体规模匹配度评估

重大文化发展项目蕴含的文化意义是否与项目实体规模匹配也是内容可行性重点审查对象之一。现在一些地区对文化项目具有求大求全的心态,将一些文化对象的文化意义加以无限制的拔高,动辄冠以“中国之冠”、“世界之最”之名,然后当地政府倾其全力,投入重金打造项目,以之心态将地区发展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一个文化发展项目中。陕西省宝鸡市法门寺景区即是一例。地方政府欲以法门寺的佛指舍利打造“世界佛都”。佛指舍利具有巨大的文化意义,也有重大的旅游价值,但是当地政府和相关企业将该文化项目的意义进行了拔高。佛指舍利在世界多地存有,陕西省宝鸡市法门寺景区以己为佛都,有自己强立中心之意。而且在宗教界看来,“佛都”这个远大梦想面临着一个理论陷阱:在佛教世界里,是不存在“佛都”这个概念的。佛教宣传的是众生平等,且佛教并没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圣地朝拜的传统,并且自近代以来,以太虚大师、星云法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本身就是以“去魅”、“淡化神圣化”为特征的。[8]可见,“佛都”既不合佛理,也不切实际。法门寺景区项目蕴含的文化意义与项目实体规模不相匹配。

2.程序可行性

程序可行性不仅要考察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决策主体、决策方式、决策步骤、决策时限、审批主体、审批方式、审批步骤、审批时限是否合法,是否公开透明。程序可行性还要考察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实施各环节是否符合程序的要求。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决策程序与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审批程序对文化发展项目的顺利实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现今,尤其要完善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决策主体制度。一些文化发展项目之所以前景暗淡的原因在于不按程序办事。一些地区的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关乎该地区福祉,却是由少数党政领导决定,视民意为无物。实际上,若没有一个范围较广的群体参与到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决策中,将会使决策者自身陷人忙乱的状态,在疲于应付的情况下只能靠感觉和非常有限的经验“拍脑袋”,失误的概率必然大增。当今社会,各阶层蓬勃发展,各类群体有发出、发表自己意愿的意图和权利。在当今的文化发展项目决策程序中,尤其要注意吸收更大范围的主体加入到决策程序中。所以,在决策对象日趋复杂化的今天,不实现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决策的主体多样化是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而一个范围较广、配置合理的决策主体圈有助于将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决策纳人法治轨道,使其在有序的状态下进行,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将大为减少。因此,在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决策中,应当坚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除了决策主体多样化之外,在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决策方式、决策步骤、决策时限、审批主体、审批步骤、审批时限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本文来自于《甘肃理论学刊》杂志。《甘肃理论学刊》杂志简介详见.)

3.安全可行性

安全可行性主要论证重大文化发展项目是否有可能引起、是否影响自然生态环境、是否影响地区文化生态环境和文化安全以及重大文化发展项目本身是否具有安全问题。稳定问题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根本谈不上任何发展。这里特别要注意对地区文化生态环境和文化安全进行考察。现今,一些重大文化发展项目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导向,将最能带来经济收入的文化类型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在宣扬、强化一种文化的同时,却不注意保护该地区的其他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无形中使得该地区非常可贵的其他文化资源流失,减弱、消除了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对地区文化生态造成了破坏,对地区的文化安全构成了威胁。在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文化安全可行性方面,特别要重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安全。一些地区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弱化了少数民族的特性,使少数民族的语言在弱化、少数民族内在文化品质在减少。现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项目看似轰轰烈烈,也在少数民族的特色上大做文章,可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文化发展项目只是采用了少数民族地区一些表面的因素,用一些特别的服饰、新奇的风俗、奇特的地貌来吸引人,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品质重视不够。少数民族的价值判断、道德标准、文化个性、精神气质以及行为规范、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一些地区的文化发展项目以经济效益为导向,这使得传统的价值判断、道德标准、文化个性、精神气质以及行为规范、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民族特色的东西在悄悄流失。市场经济本身也代表了一种观念形态,其蕴含的等价交换、契约意识、效率观念、非物质形态的货币化等,都会以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对当地传统文化观念带来巨大冲击,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造成极大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好市场开发与文化安全的问题,一些文化发展项目的实施可能会对一些地区的文化安全构成威胁。

4.地区承受可行性

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地区承受可行性主要考察该项目是否具有实施该项目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地区政府负债是否在可承受范围内。当今,一些地区在确立、实施重大文化发展项目时不考虑当地的承受可能性,摆脱不了唯GDP的思维,盲目求大求全。一些地方政府在一些文化发展项目上投入资金动辄上亿,甚至数十亿,完全不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负债程度,动用一切行政资源盲目贷款,完全不考虑以后各届政府如何填补巨大的财政窟窿。陕西省当地政府在对法门寺景区进行规划时,就没有很好地进行地区承受可行性论证。在2005年一份名为《陕西宝鸡法门寺发展战略策划纲要》中,合十舍利塔及佛光大道总预算约6亿元,而5平方公里景区的总投入,经计算将达到12亿。经过计算,在不计利息的情况下,12亿投资需要13年才能收回。甚至该规划的制定者也认识到,这一项目已经“远大于合理的商业投资规模”。战略策划纲要对此下结论道,“舍利塔投资成本过大,以招商引资的融资模式吸引商业投资,将使得项目的开发无利可图。”[9]但是地方政府仍然决意倾力发展该项目,且对法门寺景区的投入规模继续扩大,规格一再拔高。法门寺景区的规划面积上升到12.5平方公里。2007年,法门寺景区的投资总额已提高到15.2亿。2009年景区建成时,数字定格在32亿。2011年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显示,其投资控股的法门寺集团截至2010年9月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4.2亿元,负债总额23.2亿元。债务并未到此为止。以2011年为例,当年景区接待游客135万人次,实现营收1.4亿元,利润400万元,但来年集团所需偿还的借款利息高达1.07亿元,是利润的26.75倍之多。同时,2012年集团还需偿还本金3.2亿,这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与之对应的,景区不得不从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等金融机构贷款5.2亿。计算下来,等于运营一年下来,景区所背负的债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2个亿。[10]笔者曾经到西安及其附近地区考察过,法门寺景区作为距离西安较远的一个旅游点,实际游客并不是很多。陕西是个旅游大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法门寺景区并不突出,其游客接待量远远不及兵马俑、华清池、华山等传统景区。法门寺景区的投资规模如此庞大,却远远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反而极大增加了当地政府的财政负担,给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包袱。

5.群众接受可行性

群众接受可行性主要考察决策是否适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预期、群众是否对项目有较充分的了解并普遍拥护、决策的出台与项目的实施是否在群众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11]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对当地群众影响甚巨,一定要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定权。在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论证阶段,一定要广泛地了解民意,仔细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仅要利用人大、政协、群众组织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还要深入到基层了解和听取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声音。这就需要在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论证阶段进行广泛的民意调查和民意收集工作,通过制作调查问卷、进行网络舆情收集、实地深入基层访问,真正把决策建立在对人民群众真正关心问题的了解和掌握上。

安全社区论文篇(8)

关键词:三农问题;社会治安公共服务;新公共服务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5023902

1三农问题的本质及影响

1.1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内容

1996年以来,农业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三农”作为一个概念则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该年正式提出。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给上总理书中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动了全国,“三农问题”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此时,三农问题正式成为中央关注国计民生的头条大事。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关注“三农”,这是中央从2004年以来连续第六年将一号文件的落脚点锁定于“三农”领域,也是中国建国以来决策层对“三农”的最长关注周期。

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就是要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和农村稳定,农村稳定就包括了在农村地区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农村社区警务建设和农民治安意识,全面提升面向三农问题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

1.2三农问题及其衍生问题对社会治安的影响

三农问题的最主要表现就在于尽管农民收入增加,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创收越来越难。由于政策的偏向使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差异使贫富悬殊差距扩大。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亦同时加剧了土地兼并问题,一些失去工作或土地的农民转化成流动人口到城镇谋生,从而将问题亦带到城镇。在恶性循环下,三农问题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现象,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在三农问题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现象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导致农村人丁稀少,农村和城镇逐步产生新的社会治安问题。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刘金国在2006年11月6日召开的中央综治委200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农村治安问题呈现出暴力犯罪突出、侵财犯罪多发、部分地区社会丑恶现象蔓延、制贩危险物品严重四大特点。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农民治安意识薄弱,使得农村治安环境复杂化,也反映出在农场地区社会治安公共服务能力不高、不强,也侧面反映出农村地区的社区警务落实不到位,农村警务室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效能。

在此,由三农问题及其衍生问题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1)农村地区与城镇郊区的犯罪现象相互影响,促使治安案件在农村地区的发生率大大增加,犯罪区域性特征突出,案件性质由治安案件向刑事案件转化的趋势明显。

(2)流动人口量增加使得对农村治安控制难度加大,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特殊性及农民治安防范意识薄弱使得农村地区成为易被侵害的对象选择点。

(3)黑恶势力在农村地区滋生蔓延,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突出,并向财产型犯罪、性犯罪和暴力犯罪集中。

(4)农村犯罪主体发生较大变化,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逐渐占据犯罪主体的大多数。

(5)农村地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不完善,主体控制力不强,制约因素与农村地区的经济和开放程度成比例。

(6)部分农村存在“自生秩序”社会基础与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不相融合,客观阻碍农村警务的开展实施。

2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在其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中的适用

2.1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内涵

在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之后,美国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建立在公民权利与责任的民主化、社会民主化的基础上,并形成了构成新公共服务的若干纲领性原则。新公共服务的理论蕴涵值得给予学术探讨,对当前中国服务型政府改革有深刻的启示作用。由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新公共行政学的某些观点,新公共行政成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概念基础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之一。但是对于到底什么是“新公共服务”仍然众说不一。登哈特夫妇认为,新公共服务理念与新公共管理和老公共行政理念有所区别,包括:(1)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2)追求公共利益;(3)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4)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5)承认责任并不简单;(6)服务,而不是掌舵;(7)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当然,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普遍的观点,并将此作为标准化的模式与其他的理论、观点相区别。尽管如此,新公共服务的提倡者认为:不论是作为理论创新、还是为许多值得效仿的公共管理者所实施的先进的实践,新公共服务都已呈现出其固有的特征。虽然研究公民权、社区和市民社会的理论家、组织人本主义理论家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公共行政理论家观点之间还存在着诸多分歧,但这些观点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它们将新公共服务的种种观念与新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的诸种观念区别开来,具体表现如下: (1)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在新的方向上控制或驾驭社会。

(2)公共行政官员必须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这个目标不是要在个人选择的驱使下找到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要创造共享利益和共同责任。

(3)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计划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的过程,能够最有效地最负责任地得到贯彻执行。

(4)公共利益源于对共同价值准则的对话协商,而不是个体自我利益的简单相加。因此,公务员不仅仅要回应顾客的需求,而且更要关注建设政府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5)政府不应当仅仅关注市场,还应该关注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

(6)公共组织及其所参与的网络如果能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的过程来运作,它们最终就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7)与企业家式的管理者视公共资金为己所有的行事方式相比,如果公务员和公民都致力于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那么公共利益就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2.2新公共服务理论在面向三农问题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中的适用

社会治安,等同于社会治安问题和社会治安状况,指以犯罪、违法乱纪、无责任或责任不清的不安情形、事故事件等范畴为形式出现的破坏社会政策生活秩序的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社会治安公共服务,就是在现有的各种条件下运用多种治安手段,调动多方力量,以公安机关的治安部门和警察为主,引导社会公众开展维护社会治安的活动,在上级部门的领导和公众的配合下,清除不良治安因素、改善治安环境的一项公益服务。

把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具体特征运用到目前的农村治安建设中,根据三农问题及其衍生问题适用不同的理论,将理论在实践中得以充分的利用,改善农村治安状况,加强农村警务建设,增强农民治安意识,发挥农村群防群治作用,完善浓缩的确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能力,对奠定农村未来的治安稳定基础,增加农民生产生活安全感有着重要意义。

(1)加大农村地区社区警务建设,转变传统思维中占统治地位的“警察”治安观念,将“社会”治安与“警察”治安的思想相结合,从农村生活中了解农民思想,了解与农民利益相关的事项和普遍存在且亟需解决的矛盾,以农民和警察的双重身份开展工作。即从新角度帮助农民表达意见,实现其共同利益,更好的为农民服务,而非以单一的“警察”治安观念驾驭和控制农村治安。2006年时,我国已有农村警务室8万多个,驻村民警9万多名。尽管警力明显不足,但农村警务室和驻村民警成为了反映农民治安需要的一个重要平台,是增强农民安全感的有力保障。农村警务室设立的目的就在于“近距离”的防范犯罪、“零距离”的服务群众,第一时间化解各种矛盾,让民警融入广大农村,最大限度方便农民群众报警求助和办事。

(2)通过建立健全治保会等基层组织,组织治安积极分子开展治安巡逻,采取联户联防、村际联防,发挥农村群防群治作用。同时,要提高单兵民警综合素质,在做好民警的业务、法律、等知识的培训的同时,加强社区民警有关群众路线、公共关系、警民关系、群众工作方法等专业内容的学习。尽可能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制定和实施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计划,使之最有效地最负责任地得到贯彻执行。

(3)制定责任体系,逐步完善社区警务运行机制,构建合理有效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行之有效的公共组织是公众与政府相互交流的网络,完善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可以优化整合农村治安防控力量,及时传达公安治安信息,反馈农村治安状况,把“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社区警务目标在农村得以实现,促进农村治安环境改善,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的过程来运作一系列体系组织,最终获得治安环境建设和改善成功,从根本提升治安服务能力。

(4)警察要关注市场,关注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农民利益。农村是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大部分农民虽已不是文盲,但绝对是法盲。警察在执行公务的同时,要替农民关注社会变化,从农民的视角对公安队伍进行监督,提高单兵民警综合素质。在执法教育过程中,分年龄层次区分教育对象,宣传法治,转变农民薄弱的治安意识,增强其自保能力,增强其与公安部门合作的意识和能力。警察还要回应农民的需求,对警察、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共同价值准则进行对话协商,保障所有人的公共利益,关注建设政府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5)与企业家式的管理者视公共资金为己所有的行事方式相比,在农村社区警务中建立合理的绩效考评制度,联合农村基层组织考核警察和农村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检验农民的治安防控能力,促使警察和农民都致力于为农村社会治安服务建设,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参考文献

安全社区论文篇(9)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针,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提高社区居民素质为核心,以创建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的宜居社区为重点。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和以人为本、施惠于民的工作理念,以为群众服务、靠群众参与、让群众满意为创建主题,切实落实创城机制。

二、工作目标

(一)坚持一人为本,提高社区居民素质。以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重点,大力实施素质工程。强化理论武装,坚持党工委中心组学习制度,认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理论学习活动,加强理论研究、理论宣传,提高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广泛宣传和普及社会注意荣辱观,积极开展各种道德实践活动,深入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突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加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教育,组织多种形式的文明养成教育,提高社区居民文明素质。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着力提高公民的科学意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积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体系,落实未成年人所办的实事、好事,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加大建设和谐文化力度,加强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广场文化、家庭文化建设。开展文化示范户创建活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力开展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积极开展文明社区创建。进一步抓好社区文化大院、社区夜校、社区电子阅览室、社区图书室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创造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

(二)坚持重在建设,提升城市品位。坚持搞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加强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社区的规划要求,完成为民服务五大工程:

一、宏伟新区开发建设工程。变更宏伟社区幼儿园建设手续,6月份规划建设面积3600平方米的新区8号楼一栋,12月份竣工。

二、社区银雀山路沿街楼建设工程。年内开发完成银雀山路沿街楼2000平方米,12月底前交付使用。

三、银雀山片区宏伟社区拆迁改造工程。按规划实施拆迁改造一期工程,拆迁民房65户,面积1.5万平方米,实现当年开发建设。

四、城镇医疗保险工程。继续扩大社区医疗保险覆盖面,实现城镇医疗保险参保率100%。

五、社区平安创建工程。深入开展“平安社区”创建活动,继续推进家庭治安保险工作,社区参保率达到100%,不断创新治安保险机制,为社区居民创造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三、工作措施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既是全街道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事,又是一项广泛的群众性活动,更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市、区两级都十分重视,全社区要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群策群力,全力以赴,抓紧布置,立即行动。真正把文明创建工作宣传好、发动好、落实好。真正把气氛烘托好,把工作做扎实,让社区居民充分享受到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一)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创建合力。进一步提高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重大意义的认识。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切实加强领导,要进一步健全组织机构,落实创城机制,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创建深入。

安全社区论文篇(10)

1 煤矿企业安全与社区安全

针对许多煤矿重大事故频发的状况,在2005年9月份的时候,国务出台了《关于预防煤矿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这一规定的颁布体现出了政府对煤矿安全生产的关注。为什么政府会这么重视煤矿企业的生产安全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1 构建和谐氛围

我国的煤矿企业大多偏远,且相对独立。因此,大多数矿工都是以住矿为主,鉴于此种原因,矿区人对矿区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将煤矿和社区也就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的基础就是安全,如果能在煤矿社区构建一种和谐的氛围,那么对整个煤矿社区的安全生产就会更加的有利。

1.2 小家庭大社会

煤矿人以矿为家,那么他们的家属也就在此安家落户了。这些家庭就像是社会的小小细胞,它们一头连着煤矿,一头也连着矿工,同时,他们也是构建和谐煤矿社区的主要动力,煤矿社区从每一个家庭成员开始做好教育宣传工作,当家庭都和谐了,那么整个煤矿都和谐了,从而整个社会也就和谐了。

1.3 煤矿安全管理与安全社区建设

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煤矿社区建设的出发点都是以人为本的。安全社区建设覆盖了煤矿工人的各工作场所、公共场所等区域,安全管理与安全建设都是构建和谐社区必不可少的要素。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保证了人员和社区的安全与和谐,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基本哲学思想。无论是煤矿企业安全管理还是安全社区的建设,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都使用了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而安全社区的建设内容,与煤矿企业安全管理在内容和实施方式上都有相互融通的部分,因此,也能双管齐下地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2 如何建设和谐煤矿社区

在一个社区的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麻烦,如果社区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领导部门,那么这些难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是如果社区的廉政文化建设不过关,那么终究来看是对社区成员没有帮助,因此,廉政文化建设在构建和谐社区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廉政文化建设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先进文化,通过廉政建设,能够让社区更具凝聚力,这在社区建设中非常重要,除廉政文化建设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当从社区的组织机构、社区情况分析和社区帮教机制等方面考虑,具体而言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2.1 完善社区组织机构建设

安全煤矿社区的建设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在一项制度的实施过程中,需要一个合理的领导组织,统筹兼顾,因此有必要加强领导制度的完善,建立健全组织机构,设立专人负责制,这样才可以在问题发生后,就知道找谁解决。那么强有力的领导组织该如何建立呢?笔者认为,可以先设立一个和谐社区促进会,在促进会下再设立专人,专门负责相关问题的解决和对外接洽,以此办法,在碰到特定问题的时候,社区成员就能够有目的地去寻找帮助,从而让难题变得容易解决,避免了走弯路。与此同时,社区的组织机构还可以根据需要组建一些分工组,这些分工组将社区的建设分成了各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它具体的职能,从而可以提高办事的效率。

2.2 全面分析社区情况

只有有的放矢,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因此,对社区情况的全面分析的过程中,要联合相关机构和部门,对社区情况做一个全面的调查,综合分析社区的情况。只有分析了社区的具体情况,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建设。安全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应先对社区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再进行详细规划,社区诊断直接决定着创建安全社区的目标和方向。

2.3 完善安全帮教机制

煤矿生产中有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煤矿的安全生产中,如何运用先进的方式和理念促进煤矿业的生产呢?通过家庭感染、家庭帮教的方法去形成企业人的安全意识,当每个家庭都把这种感染法有效实践,必将收到良好的实际效果。因此常会看到企业悬挂的“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通过安全出勤的奖励,来激励煤矿员工的一种安全责任感,将安全与经济联系,一旦出现了安全事故,造成了损失,算好账可以督促职工从思想上引起高度的重视;通过家访等活动促使家庭成员也能支持煤矿上的工作。由于煤矿企业职工的个人素质参差不齐,以及他们的成长背景都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针对这种情况,就可以采用家庭谈心法,可以起到较好的作用。

2.4 进行安全知识培训

建立了完善的机制还不足以避免事故的发生,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宣传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宣传可以让和谐之风流传开来,那么对员工进行安全文化的培训也变得尤为重要。对煤矿员工和煤矿管理者进行安全培训主要分3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安全社区领导组成员的培训;第二层次对各个具体分工小组的专业化培训;第三层次是对全体社区成员的培训,第三层培训的涉及面广,因此也是最重要的。

2.5 推进社区廉政建设

安全社区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需要长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那么资金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要素,要想所有的工作都按原定计划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就必不可少。①强化领导。组建强有力的领导集体,能够带动社区成员,共促社区建设,促使社区形成一股和谐之风;②提高认识,通过举行听证会、评议会、监督会等形式加强廉政建设。社区应加大宣传力度,动员一切力量,共同促进和谐社区的建设;③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每年企业要调拨一部分经费,用于社区建设,同时建设组成员要凭借着为社区成员谋福利的原则,从而提升建设和谐社区的效益。

2.6 做好廉政文化延伸工作

廉政文化建设是思想观念的形成过程,又是行为习惯的养成过程。这对于个人的内在修养和觉悟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若能有针对性的开展与廉贞文化有关的活动,可以增强职工的法纪意识和廉政意识。比如,可以开展“廉政警语”活动,通过廉政警语的作用,在领导干部中和普通员工中,形成强烈的廉政意识,用廉政的思想激励自己做好本职工作;开展“家庭助廉”建设,通过多种教育形式让员工的家属能够支持自己家人的工作,让家庭和单位之间形成合力,营造崇尚廉洁、崇尚文明的良好社会氛围。

3 综述

构建和谐社会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充分反映了新的发展阶段的特征。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建设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先进文化,其核心就是务实。在廉政文化建设中要抓好领导干部为重点、带动煤矿社区的员工和矿工的家庭成员,对于营造和谐、富裕的社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总而言之,廉政建设和安全意识教育,在构建和谐煤矿社区中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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