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预防和减少公共社区各类伤害,2002年3月,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引进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倡导的安全社区理念,以期通过开展安全社区建设,加强社区安全预防,提高社区人员安全素质,增加其安全防范的意识和能力,形成以社区为中心的事故灾害预防和应急管理模式，经过几年的发展，安全健康工作已从传统的部门、行业、单个组织和个人预防发展到社区、城市、社会、国家乃至国际层面，事故预防已从生产事故、交通事故预防扩大到家居安全、学校安全、运动休闲安全、老年人安全、儿童和青少年安全、自杀和自残预防等方面的全过程之中。安全社区建设、安全促进等概念已成为事故预防的理念，成为构建和谐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安全社区建设方兴未艾，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区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社区建制不同，管理体制不同，文化背景和全民素质不同，安全社区建设的方法和途径也存在着差异。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安全社区，还处在探索和尝试阶段，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目前我国社区的现状
1、普及覆盖率低。由于各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经济社会生存环境、安全生产状况也不尽相同，目前安全社区建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广大农村和乡镇尚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
2、社区资源短缺。安全社区作为新生事物，社区内的社会资源几乎没有积累，大量的经济组织、科学教育文化等社会组织与所在的社区仍然存在游离状态，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出现安全社区建设中“供不应求”的现象。
3、社区资金缺少保证。创建安全社区投入大，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现阶段社区发展所需资金来源“底气不足”。一是社区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还没有成为政府财政体制性的安排，没有用于社区建设的专项资金。二是社区筹集资金渠道狭窄，外部筹集和获得的资金很少，资金来源不足。三是企业型社区主要依靠企业的经营状况来投入，资金来源不稳定。
4、居民参与不高。不少居民认为，社区工作是街道、居委会的事情，与己无关，对单位的依赖性很强，对社区的依存关系较弱，缺乏对社区的归属和参与意识。社区活动主体还传统地依赖老年人、病残、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造成居民向心力不足，对社区认可程度不高，远没有成为社区建设中的重要因素和力量。
5、安全理念狭义。在居民的观念中“安全”的重点主要是生产安全、交通安全和社会治安等，很少涉及到诸如家居安全、儿童安全等内容。“大安全”观念淡薄，还有待于提高。
6、社工素质参差不齐。社区建制起源或等同于居委会或家委会，其职能大多沿用传统的调解邻里纠纷、计划生育、卫生管理等内容，随着安全社区建设工作的高度扩充和膨胀，原有的社区工作者难以胜任安全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出现人员资源短缺的现象。
7、社区管理经验缺乏。社区目前大多处在服务功能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涉及到健康与安全的内容尚未规范化，缺乏安全管理经验，工作职能的扩大和膨胀，使原有的管理和服务不能及时适应安全社区建设的要求。
二、持续推进安全社区建设的几点建议
1、安全社区标准应中国本土化。各地要因地制宜地按照分批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的安全社区建设思路，选择一些有条件的社区、村作为安全社区建设的试点，使安全社区建设既适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推广面。
2、完善组织机制。要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支持、社区牵头、部门配合、社会支持、全民参与的多元组织网络架框，明确各方面在安全社区中的责任，紧紧围绕“安全、健康、和谐、发展”的主题，以降低伤害、事故为目的，建立项目实施小组，抓好安全促进项目的组织策划与管理设施，持续改进地实现安全目标。
3、整合内外资源。大力培养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社区服务团体以及中介组织，发挥这些组织和团体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功能。合理运用社区中的安全文化的带头人和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找准社区安全工作中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以“共享”促“共建”，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社区安全工作，形成推进社区安全的强大合力。
4、扩展社区功能。扩大社区管理服务的范围和深度，安全管理和服务理念不只是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生产问题，还要将安全和服务的意义延伸至生命、科学、法制、道德和社会稳定的广泛意义之中，纳入构建和谐社区和维护稳定的总体工作中。依托社区平台，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促进社区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和健康发展，满足社区个体化、个性化、多样化居民的安全需求。
5、加强队伍建设。随着安全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来保证工作的高效运行，因此优化人才配置，广开用人渠道，吸收觉悟高、素质好、能力强的人才，培养一批懂业务、会管理、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工作骨干，凝聚集体的力量，提高社区工作者的整体素质，改变传统社区概念中社区工作者的形象。同时要注重社区工作者理论和实务能力的培训，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管理水平，做到人尽其才、人尽起用。
近年来，居民社区安全事件层出不穷，给居民社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2009年07月，两个男孩分别溺亡嘉和苑和中海康城泳池，2009年08月，一名5岁男孩于商厦电梯5楼坠亡[1]，2013年12月3日苏州范某根事件，2015年01月，山东枣庄薛城福星花园小区偷盗事件频发，2015年06月25日凌晨，河南郑州市金水区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13人死亡，4人受伤，2016年唐山迁安7.2跳楼事件。可见，社区安全问题日趋突出，解决社区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开展社区风险的识别与控制意义十分重大。国内外针对社区风险相关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社区风险的识别、基于风险分析的应急预案的制定、地方政府社区发展、家庭和社区护理、农村社区建设和全国安全社区建设等方面[2-6]。然而，目前利用问卷调查方法针对某一具体居民社区进行风险分析方面的原因还相对较少。本文以河南省焦作市龙源湖小区为调研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具体分析该小区的风险现状，为社区风险的预防与控制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小区概况
1.1.1 社区基本分布状况
龙源湖小区坐落焦作市丰收路与焦东路口，在龙源湖乐园斜对面。是焦作市委、市政府为解决城区教师住房难问题而兴建的重点工程。是我市第一个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由市教委负责组织开发小区。龙源湖小区的整体设计融入中西化于一体，立足住宅与环境并重，小区内建有空中花园、净月潭、紫竹廊、月季亭、龙凤山五大景区；三大喷池，十五处园林景点，景色优美；有供居民休闲、娱乐的石椅；小区绿化面积121.4亩，绿化率达56%；名贵乔木100余种近3000株草坪9.6万平方米，从而形成乔、灌、草相搭配的复层生态系统。
1.1.2 社区公共设施状况
物业服务设施方面建有3000平方米全封闭车库、商场超市、饭店宾馆、医疗服务中心、洗浴中心、双语幼儿园、文体活动中心、社、图书阅览室等。小区工程分三期进行，目前一、二期工程已竣工，入住1500余户，目前的人均36平方米。
1.1.3 社区管理情况
龙源湖小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德治区、依法管区、文化兴区的管理理念，在加强小区硬件设施建设，提高管理水平的同时，尤其注重提高居民的文化道德素质。
1.2 问卷设计
选取焦作市龙源湖小区为研究对象，针对居民社区的安全问题发放问卷120份，有效问卷116份，有效回收率为96.7%，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见表1。其中性别比例为41.4：58.6，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18-60岁之间，学历水平主要集中在中学毕业，从事职业以个体经营为主。
2 结果与讨论
2.1 居民社区发生风险分析
调查显示，居民社区可能出现的风险有暴风雨、暴雪、火灾、中毒、爆炸、刮撞、跌伤、摔伤、触电、偷盗、交通事故、诈骗、打架斗殴、高空坠物、抢劫、宠物袭击、疾病、踩踏和等。其中，火灾事件的发生频率占21.91%，触电事件的发生频率占11.87%，刮撞、跌伤、摔伤、烫伤事件发生的频率占11.87%，交通事故发生的频率占16.89%，偷盗、诈骗事件发生的频率占9.59%，火灾事件和触电事件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图1）。在如今社区发展中，受多种致灾因素的影响，小区人口逐年增加，各种设施逐渐老化，存在着诸多管理制度缺陷以及治安防范措施薄弱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类突发事件多发，严重胁迫着社区居民的安全。
2.2 社区居民的安全现状调查
2.2.1 社区安全满意情况
问卷调查显示，社区居民对该小区的安全现状的满意度非常低，满意的居民进展被调查对象的5.2%，而不满意的比例确高达37.0%（图2）社区居民对该小区安全方面的不满意主要集中在个人居住环境、社区治安和公共环境方面（图3），主要表现为：第一，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非常容易受到空气污染和噪声的干扰，使得居民对个人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显著降低；第二，社区安保情况欠佳，如小区保安对进出小区人员的把控以及小区安全的防控不到位；第三，公共环境嘈杂。小区公共环境混乱，尤其是小区居民对公共环境的爱护欠佳。
2.2.2 社区居民安全意识
问卷调查显示，龙源湖小区的安全意识不强，安全意识强的居民仅占被调研居民的5.2%，而安全意识不强的比例高达62.9%。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社区居民缺少居安思危的心理、安全防范的技能以及系统全面的安全技能培训等，尤其表现在缺少系统的安全培训方面，小区的安全教育培训仅限于宣传板、宣传单以及简单的文艺表演，而缺少如“河南省应急知识中原行”一样的专业宣传教育。这与上面提到的社区安全方面的问题耦合在一起，最终导致该小区各种事故时有发生。
2.2.3 社区安全建设的居民参与度
从居民参与安全社区建设的情况看，社区居民比较热衷于从事消防安全和防灾减灾建设方面（图5），这主要是因为火灾是该小区最常见的风险，而防灾减灾建设能够为其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3 结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火灾和触电事件是龙源湖小区最常见的风险；
（2）社区居民对该小区的安全现状非常不满意，主要集中在个人居住环境、社区治安和公共环境三大方面；
（3）社区居民的风险防范意识不强；
（4）居民参与社区安全建设的积极性不高，主要集中消防安全和防灾减灾建设两个方面。
【参考文献】
[1]广州小区安全事故：http：///topic/anyuan/.
[2]侯岩，陈磊.国外社区建设的做法与经验[J].新湘评论，2008，（8）：59.
[3]何t，董寅，肖翔.国内外大型活动公共安全管理标准研究述评[J]. 经济论坛， 2012，（12）：157-159.
社区党支部在创建工作中，注重理论学习与专业业务学习相结合，用理论指导实践。以提高自身理论素养和工作能力为目标，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做到年初有计划、年终有总结。一年来，我们定期组织社区党员上党课，共计4次，召开支委会12次，党小组活动4次。，利用远程教育网进行政策法规的学习，共计25次，通过这种方式以保持党员应有的先进性。
为进一步了解社区党员的基本情况，社区党支部对现有25名党员进行了入户走访，耐心细致地对他们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摸底、登记及核查工作。并在今年五月初完成了党员基本信息录入微机的任务，为下一步党员网络化管理打好了基础。
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我社区党支部经常组织社区党员和居民群众利用远程教育网络和《中国监察》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的政策、方法以及相关警示实例。去年10月24日我社区还与其它5社区共同组织了廉政文化进社区活动，以文艺活动的形式宣传廉政文化，使廉政文化深入人心。
二、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全面提高服务能力
在工作中，我们充分体现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社区成员相互配合，对上级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保质保量出色完成，并积极主动为提高社区服务水平集思广益、出谋划策。
1.社区文化：为营造文明祥和的生活环境，我社区党支部把文明创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由支部书记牵头、专人负责，制定了社区教育工作计划、制度，明确了指导思想。一年来我社区由30多人组成的腰鼓队、秧歌队、太极剑队等文化宣传队伍，经常参加街道办事处举办的各种活动。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1-0037-07
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国内一些重大安全风险越来越突出，体现出风险跨界性、影响集群性、原因复杂性、后果严重性、治理多元性或事件突发性等特点，单独依靠某种社会力量、某个区域或行业进行治理，实难为治。随着近年中央提出将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涉及的重大风险治理同样具有战略性意义。作为国家首都所在区域，京津冀的安全风险问题不仅关系到居民安全，更关涉政治意义的首都安全和国家安全。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更是“公权磁场”，这类跨域安全风险的发生和治理具有极强的结构性，单个省市区已无力解决。
一、安全风险的区域治理研究回顾及其评价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京津冀的经济社会发展一度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累积了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如大气污染、资源紧缺、冲突不断等[1]。2013年～2014年，先后考察津、冀、京三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理念，之后三地政府、学者对此进行热议研讨，并将合理建议逐步付诸政策实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安全风险治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多次提出“总体性国家安全”概念，区域安全风险治理也同样是其组成部分。因此，开展京津冀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十分必要。
（一）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治理理论的兴起，曾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各类社会自治组织力量不断壮大及对公共生活影响的重要性上升，理论界重新反思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并对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进行修正。世界银行在1989年首提“治理危机”概念后，治理理论应运而生[2]（p.34）[3][4]。它拓展了政府管治视角，逐步延伸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涉及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进而出现了全球治理、公共治理、社会治理、法律治理、公司治理等概念。与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等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不同，也与特别强调市民社会自我治理理论不同，治理理论一开始就强调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共治，多元方式并举。国家治理的目的或功能不外乎经济平稳发展、政治长治久安、社会和谐进步、人民安居乐业，也即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所希冀的“秩序”和“进步”两块基石。
（二）国外区域主义及区域治理实践与理论的成长
近些年来，国外关于区域治理的实践和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如1994年英国设立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等9个区域政府办公室分区治理；布莱尔政府还突出地建立一个以区域政府办公室、区域发展局和区域议事厅为三大支柱的治理网络，形成新区域主义。区域治理即各地方政府、区域内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公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实现最大化区域公共利益，通过谈判、协商、伙伴关系等方式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集体行动的过程。区域治理理论在组织和方式上明显强调三点：一是多元主体间的网络或网络化治理；二是强调发挥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的参与性；三是注重多元弹性“协调”方式解决区域问题，特别强调各地方主体为了区域公共利益和安全，让渡一定权力，达到相互纾解矛盾冲突、促进协调发展的目的[5]（pp.2347）[6]。很显然，国外关于区域重大安全风险治理实践和研究必然包含在区域治理之中，是区域治理的重要专项议题。
（三）中国学者关于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中国学者对于治理理论的研究起步稍晚，最初重在政治学界引介和创新。如在传统的“善政”理念基础上，积极倡导“善治”理念[3]，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7]。
区域治理最初是在国内经济学界得到高度关注，这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不无关系，以至于先后在区域经济学、地理经济学等著作中得以体现，并被限定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运行调控模式”，这显然片面[816]。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突破政治学、经济学的阈限，不断引介西方区域治理理论，并对地区内（某省域或某城市）、行业内（如食品、环境、煤矿、化工、治安、金融、拆迁、迁移）的安全风险治理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如长三角跨界环境风险治理对策研究、上海作为全球化城市可能遇到的风险及其治理探索、辽中南城市群环境风险治理对策研究、大亚湾石化园区安全风险治理对策研究等[1722]。
（四）风险社会与公共安全管理研究及发展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从现代性反思角度构建风险社会理论，拓宽了学术视野。他们认为人类已进入风险社会，后果弥散全球；其风险主要源于人的决策及其行为，是现代性的后果，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因而风险防范与治理需要全球合作、复合多元主体参与和建立“世界主义政党” [23][24]。
公共安全管理、公共危机管理尤其当前流行的应急管理研究，则从策略角度力图强调维护和保持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生产公共秩序，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和恢复，其实质是指政府公共权力用于公共安全的维护、保持和应对恢复。国内外从这些理论对某地区、某城市的综合安全风险或某类安全风险及其治理进行了大量的对策研究，尤其是应急管理研究。从美国学者提出的紧急事件管理的五阶段理论（预防―准备―应对―恢复―除灾），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PPRR（预防/减灾―准备―应对―恢复），再到目前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预案―组织―机制―平台―保障―法规）[2528]，应急管理实践逐步走向深入。
（五）相关研究文献的简要评价
第一，从上述研究文献看，虽然风险社会理论强调现代性反思，公共安全管理理论强调政府主导，但在如何防范和治理安全风险的问题上，几乎殊途同归于治理理论，即均认识到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共治和多元治理方式并举的重要性。
第二，在中国，目前区域治理仍然强调政府主导，而企业或公民主动参与较弱。此外，国内学者的研究或局限于理论方法引介和创新，或局限于某一地区、某一类安全风险治理研究，而对于跨行政区划的区域综合安全风险及其治理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并不多，尤其是从社会结构角度研究安全风险成因和治理机制的成果更少。
第三，正是由于缺乏社会结构性反思和优化调整，因而在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更多偏重于治理的工具理性，导致仅仅完成指标任务、遮盖矛盾问题、负面能量蓄积等问题，反而引发新的风险；而不是从社会道义责任伦理（对生命安全的真正负责）角度即以人为本、从人的安全本质上去化解风险和保障安全。
二、区域重大安全风险表现及“热点”：以京津冀为例
所谓“重大安全风险”，根据2007年《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一般是指一次事故或事件造成10人及以上死亡，或50人及以上重伤，或5000万元及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但是，有些社会安全事件无法进行直接量化，只能视其严重的后果而定为重大安全风险问题。结合安全风险的普遍性和京津冀的特殊性，根据2006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所厘定的四大公共安全风险，可初步列出京津冀地区已现或潜在的重大安全风险（参见表1）。
从表1看，我们需要对整个京津冀区域安全风险进行评价。目前通过初步辨识认为，京津冀最需要治理的涉及跨域性、持续性的重大安全风险“热点”具体分为四类。
（一）京津冀人口流迁安全风险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京津冀将是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最具活力的区域经济体，三地人口流动的速度、规模、结构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比如，适龄劳动力人口再度激发进入北京、天津“淘金”的流动不会减弱；同时，流动人口的偏激行为、不轨行为或犯罪行为也将进一步凸显；随着利益矛盾激化和权利诉求增强，进京上访群体急剧增多同样考验首都安全；流动人口对三地城市的公共服务与管理提出挑战，特大城市垃圾围城、汽车堵城、雾霾罩城等大城市病以及人口过度集聚的风险均将进一步凸显。
（二）京津冀重大环境安全风险
目前京津冀地区环境安全风险比较严重，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空气污染（雾霾）、土壤污染（化工腐蚀）、饮水水质差（环首都周边地区水污染已经相当严重）、植被破坏等。这些环境风险已经严重影响人的生命安全健康，如雾霾导致近年京津冀地区急性呼吸道疾病就诊人数骤升。因此，开展区域协同治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京津冀重大公共安全风险
这里所指的“公共安全”，具体包括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所涉及的企业生产、交通运输、建筑、群聚踩踏和惊遁、食品药品、消防和危险化工、核电站、职业健康、应急救援等高危行业或问题突出的公共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自然灾变风险等，均有一定的突发性、跨域性、规模性。
（四）京津冀重大社会冲突风险
从冲突主体划分，社会冲突包括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阶层关系）的干群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和民族冲突，以及反映敌我矛盾的冲突；从冲突是否表露划分，社会冲突包括潜在冲突和现实冲突（又包括主体在场冲突与网络虚拟冲突）；从冲突内容划分，社会冲突包括经济利益冲突、政治冲突、文化观念冲突、冲突；从具体直接原因划分，社会冲突包括强拆强迁诱致冲突、环境污染诱致冲突、业主利益受损诱致冲突等；从冲突性质划分，社会冲突包括恶性的流窜刑事犯罪、治安案件和中性的（现场的、网络虚拟的）等；从冲突方式或激烈程度划分，社会冲突包括战争、械斗、游行示威、静坐、围攻、争吵、谩骂、诅咒等。
这里主要是指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容易发生、具有一定规模、有一定跨域影响的社会冲突。如2011年以来，北京东50公里直线距离的河北香河县屡屡发生土地或房屋拆迁案，引发较大规模的群体冲突；京津石等城市内屡屡发生的社区业主维权案等常发性社会治安风险；2013年10月某恐怖组织冲击天安门城楼的事件；2015年3月王府井外籍人员抢劫案；10年前偶有发生的聚集滋事案件；进京上访群体聚集的社会风险或政治风险；京津冀地区尤其环首都周边的大厂、香河等地因改革期间利益分化而潜隐存在的民族宗教问题等。有些冲突具有一定的跨域性，且有些直接指向首都安全，如潜在的暴力恐怖风险等。
三、区域重大安全风险的社会成因及结构性治理新思路
当前京津冀地区重大安全风险的显现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尤其社会结构性原因，因而对重大安全风险进行区域治理需要走“结构性治理”、“结构性安全治理”之路[29][30]。
（一）区域安全风险的社会成因
社会系统论认为，社会大系统包含三大社会主体力量（政府、企业、社会）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大子系统的结构关系，强调社会稳定和整合，认为冲突是破坏性的[31]（序言） 。马克思等多从社会结构性不平等出发，强调冲突是社会的另一面相，对于促进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科塞认为社会冲突就是一种安全阀，有利于社会高度整合[32]。吉登斯、贝克均强调现代性及其人为决策和行为是社会风险的重要缘由[23][24]。
社会结构是指占有不同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格局，包含人口、家庭、组织、区域、城乡、分配、消费、阶层、文化等子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社会阶层结构则是社会结构的核心[33]（pp.911，13）。从社会结构角度对重大安全风险进行分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第一，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是区域重大安全风险形成的社会系统原因。从社会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与经济之间的不协调已经成为严重的现实问题，甚至有研究指出，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十五年[33]。这是当前全国产生诸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也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面临的难题，是跨域性风险产生的主要社会原因。
第二，风险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是区域重大安全风险形成的重要决策原因。按照风险社会理论大师贝克等的观点，现代社会风险源于人的决策和行为，其中很多源于政府本身的决策，即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中，未能将安全风险纳入决策范畴；而且对安全风险治理存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使得风险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在制定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不得不考虑这样的问题。
第三，资源机会的区域和阶层配置不合理，是区域重大安全风险形成的根本性社会结构原因。从区域结构看，目前京津冀地区明显存在优势资源过于集中在中心地带（首都），从而导致地带资源稀缺、环境破坏、底层贫困、事故多发、问题突出等现象。资源、机会的区域“圈层化”，必然导致阶层结构发育不正常，广大中下层居民逐步边缘化，因住房难、就业难、看病难、交通难等，导致都市白领阶层上向流动受阻，从而引发了诸多社会冲突、安全事故等问题。一是“公权磁场效应”。相比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的公权力非常强大，因此在政策制定、资源机会配置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也使得外来人口包括外商、外资，都对此产生磁吸效应。二是“极化效应”。即优势资源、机会过于集聚在中心地区、集中于中心地区的社会上层，导致地区资源机会稀缺，人口流迁方向集中趋于中心地带。三是“圈层效应”。即资源、机会按照城市同心圆、区域同心圆进行梯度配置，人口流迁梯度化，但一致趋于中心，最后导致河北等地资源稀缺、环境破坏、积弱积贫等。例如，在人口巨流中，环首都周边的河北小镇成为北京白领的“睡城”，但生活资源相当紧缺，引发了诸多安全风险。
（二）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理念重构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重大安全风险治理多采取管控型、高压型、封堵型的方式，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引发了新的安全风险，导致了新的社会冲突，因此需要在治理理念上，从“封堵型”向“疏导型”、从“单一型”向“多元型”、从“压制型”向“民主型”、从“零散型”向“系统型”进行转变和重构。
第一，突破既有的“为维稳而维稳”、“为经济生产抓安全”的思维和做法，从社会结构分析入手，探索京津冀重大安全风险形成和发生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确立以人为本的安全风险治理理念，改变一度存在的工具理性、信念伦理而不是社会责任伦理的安全风险治理观，确立安全伦理观照维度，从而为安全风险治理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性调整、多元参与奠定基础。
第二，突破安全风险治理“单兵突进”的思路，将安全风险治理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性国家安全的必然组成部分，从而树立“安全风险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共进”、“安全风险的政社合作共治”理念，决不能重蹈牺牲安全利益片面发展经济的老路，决不能重走发达国家或地区“先污染后治理”、“重增长轻治理”的老路。
第三，力图构建系统化的重大安全风险区域治理体系（区域安全发展、安全风险区域治理模式）。即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单打一”的安全风险治理格局，打破各地区“一亩三分地”、地方保护主义格局，也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零散应对策略，从而构建“安全风险系统分析法”和科学合理的区域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治理体系如图1（包括治理对象、风险评价、社会成因、治理方式、治理结构和综合性治理机制）。
（三）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结构、方式和机制
第一，治理结构层级化。首先，中央高层设立协同治理的指导性机构（及其组成），统一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把控重大安全风险协同治理战略和方案。其次，京、津、冀三地分别敷设各自的治理委员会及其机制，受中央指导机构指挥协同。最后，针对具体的重大安全风险，设置和制定跨区整体协同治理的制度和机制。
第二，治理方式多元化。首先，安全风险治理需要一定的成本，因而需要跨区域加大经济投入和物质支撑力度。其次，发挥社会参与治理、社会监督治理的作用（如社会运动），这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再次，推进安全风险法治化，使之与安全行政监管、政治控制同时并进。最后，注重安全风险治理的科技支撑手段建设，尤其是安全风险信息化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并不断提升公民风险防范意识和安全文化养成。
第三，治理机制综合化。一是多元合作共治机制。即改变政府单一治理方式，实现政府、社会或企业共同合作治理；同时借鉴英美等国治霾经验，区域的政府监管、依法治理、经济补偿、技术改造、社会运动齐头并进。二是央地统筹治理机制。即地方治理行动与中央统一规划指挥治理要统筹协调起来，中央也应该考虑地方治理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三是组织协调治理机制。即在中央层面设立的协同发展指挥委员会下面，分设安全风险协同治理机构，统一规划、调度、实施治理行动，避免三地扯皮、推诿；京、津、冀三地也分别在各自内部设立协调治理的组织机构。四是经济协同补偿机制。所谓经济协同，就是京津冀三地在经济结构布局（尤其产业结构布局）各有特色和差异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必要时进行财税等利益补偿。例如，河北生态为京、津做出了贡献，京、津对之进行合理补偿，或者说安全损失可以通过市场化或行政化途径进行外部补偿，均需建立制度化的机制。五是依法治理监控机制。如对于滥砍滥伐、乱倒乱排、制售劣质食品药品等，均需严刑峻法；对于汽车尾气排放治理，也需有章可循。六是技术研发治理机制。所有安全风险治理的技术手段均在于事前预警防控、事中应急救援、事后修复整改。如应该鼓励研发和推广低碳节能技术、尾气清除装置等；治安需要合乎人性的技防手段（而不涉及隐私），且需制度化。七是社会“安全阀”机制。即小规模的良性冲突本身也是释放社会负能量、促进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需要建立社会冲突制度化的安全阀机制，包括媒体和舆情监控、利益诉求、利益表达、情绪宣泄等机制。八是结构优化调整机制。我们认为，这是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的核心机制，即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导向，优化资源机会配置格局，改变资源、机会过度集聚中心地带的现象，对不同功能区采取不同政策，实现人口有序合理流动、资源机会均衡配置，力图从根本上治理风险产生的根源。同时，注重阶层间收入分配合理化机制、特权阶层违法违规严惩机制、底层社会保障或利益补偿机制、中产阶层维权运动机制等的建设。所有安全风险治理均离不开中产阶层的社会运动，即以中产的环保运动、土地侵蚀抵制运动等带动安全文明发展，促进安全风险的社会自治；但也要看到阶层结构本身的调整对于安全治理同样重要，如通过抑制、特权阶层疯狂敛财，能一定程度地遏制人为责任事故的发生；同样，充分解决底层社会的经济贫困，积极进行社会救助，也能遏制等群体冲突事件的过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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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片面发展、人的异化等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片面发展的缺陷，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提出全面发展理论。我们应该从广义上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面发展理论既包括个体的全面发展，也包括文化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理论作为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评估制度的理论基础，其原因在于：第一，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实施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任何人的职责、使命和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3］人不只是作为物理意义上的存在，文化意义上的人才是人的本质存在。可见，全面发展理论昭示了文化发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它是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制度研究的理论支撑。第二，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文化独立的发展，它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发展汇集成全面发展的社会。十郑重提出要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这个愿景即是我们追求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所以，在进行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制度研究时，必不可少地要考察经济、政治等其他因素，以追求和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
2．可持续发展理论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4］十六大以来，可持续发展理论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发展的指导思想。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制度的理论基础，其原因在于：第一，可持续发展是现时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文化发展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文化事业发展基本惠及全民，文化产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文化商品生产步步走向繁荣，可以说，我国的文化已经脱离粗放型发展模式。现阶段，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提高文化的发展质量，应努力将文化规模转化文化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所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现时期进行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制度设计时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第二，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理顺文化内部各方面关系、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指导思想。“文化建设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就要理顺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加强文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使文化发展的结构和布局更加全面均衡，发展的速度与效益更加协调统一，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5］文化发展与现代化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制度设计时，必须协调好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同时，也必须正确处理文化内部各方面的关系，否则既不能达到文化发展的目标，也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和谐发展理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美好社会，马克思主义政党将此作为社会理想不懈追求。实现社会和个体的和谐发展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状态。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评估制度应以和谐发展作为指导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化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和谐发展。文化的发展必定建立在政治昌明、经济昌盛的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须臾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所以，在进行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评估制度设计时，不仅要注意到文化的发展，还要看到地区社会经济其他方面的指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二，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内部各方面的和谐发展。文化也是庞大的系统，它的发展需要协调好内部各方面的关系。例如，协调好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的关系、协调好文化意义和文化规模的关系、协调好文化本体与文化载体的关系。第三，文化的发展最终要内化为人的和谐发展。文以化人。文化的作用表现在个体方面，就在于文化能够将人熏陶为德、智、体、美各方面和谐发展的个体。诚然，不同个体在不同方面有所差异，在发展水平上参差不齐，这是人的成长规律，也是社会多样性的体现。
二、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评估程序
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行性评估的程序可以分为以下几步：第一步：确定评估对象，制定评估方案。凡对地区经济社会影响较大的文化发展项目、资金需求量巨大的文化发展项目和对人民群众生活影响甚巨的文化发展项目，均应列为评估对象。对确定评估的对象，建立专项档案，制定评估方案。方案要准确把握评估重点，明确责任主体，由相应部门适时组织实施。第二步：收集社情民意，进行重点论证。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路线。地区重大文化发展项目事关地方福祉，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确立不是为了搞政绩，而是真正为了将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到广大群众中去。所以一个地区的重大文化发展项目不能由某些领导拍脑袋决定，一定要广泛征求民意。可以采取座谈会、问卷调查、重点走访等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准确把握群众对评估事项的反应及心理动态。对争议较大、专业性较强的评估事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组织相关群众和专家进行听证和论证。对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实施可能造成的群众安置问题与生态保护问题，一定要将其作为重要评估对象，进行预先谋划、反复论证，要征得相关群众的同意与支持。第三步：汇总分析论证，编制重大文化发展项目评估报告。综合收集的信息，对评估事项实施的前提、时机、后续经济社会影响、配套措施、可持续发展等进行科学的预测分析和论证，特别要对因实施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可能引发的矛盾冲突和发展前景作出评估预测，并制定相应的防范、应急预案，形成专项报告，作出可行性评估意见和结论。第四步：运用评估结论，进行科学决策。在充分调查研究、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按照相关程序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对重大文化发展项目作出实施、暂缓实施、暂不实施的决定。对虽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但经评估决定可以实施的事项，落实具体实施措施。对暂不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产生不了经济效益甚至有巨大亏损风险、对人民群众生活影响巨大又得不到妥善解决或对地区现有生态环境和文化安全会产生较大破坏性影响的，应实行一票否决，决定暂不实施。对有一些困难或问题，在现有条件下尚没有形成解决方案和安置措施，实施起来有一定不可控风险的，应决定暂缓实施，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研究对策，待时机成熟后再行实施。
三、重大文化发展项目评估内容
一般来说，每个项目在实施之前都会进行可行性研究。要评估事项是否符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是否具有相关政策的连续性和严密性；实施方案是否周密、完善、具体、可操作。［6］对重大文化发展项目进行可行性评估主要考察内容可行性、程序可行性、安全可行性、地区承受可行性、群众接受可行性、风险控制可行性六个方面。
1．内容可行性
内容可行性主要考察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内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要求、是否符合党和国家文化方针与政策、是否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是否统筹兼顾该地区各方利益、是否符合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文化对象是否具有合理性、文化意义与实体规模是否匹配。在内容可行性评估中，尤其要重视重大文化发展项目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性评估、文化对象合理性评估、文化意义与实体规模匹配度评估。
（1）重大文化发展项目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性评估
这一评估制度主要指文化发展项目是否与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相称，是否与本地区的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相符。文化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必须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点却经常被忽略。这种忽略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倾向是只重视GDP的发展，忽视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得不到较好地满足；一种倾向是盲目地加大和拔高文化发展的地位，人为地打造出一些文化发展点，强力推出文化牌，将文化发展拔高到首要的位置，地方发展格局单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发展不匹配。进行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适应性评估，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明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对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实事求是的规划。第二，文化发展可以适度超前经济发展，但不能逾越一定的限度。文化发展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宜、相匹配，这不代表文化发展机械地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反应。文化发展可以适度超前。适度的文化发展可以很好地带动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2）文化对象合理性评估
重大文化发展项目中的文化对象必须合理、健康，这样才能对社会风俗起到引领作用，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收。一些地区的文化发展项目公然宣传封建糟粕，如山东安徽两省三地争夺西门庆故里。其中，山东临清的“西门庆项目”（即“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占地8公顷。当地在福德街建设《金瓶梅》文化街区，按照《金瓶梅》的描写，建设西门庆以及他的妻妾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的宅院，打造一个“金瓶梅”式的大观园。大观园里上演美其名曰的“民间艺术”，如“西门庆初会潘金莲”、“武大”等，游客还可以自费参与表演，演出后得到光盘。交钱就可以参与表演并拍摄成光碟，亲自体会一次西门大官人的奢靡放荡生活。［7］这种文化对象蕴含的价值观低下，宣传一种富即奢靡、富即放荡的生活观，严重污染群众的精神生活，尤其对青少年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这种文化发展项目仅仅是对社会不良思想的迎合，文化发展项目的对象完全不具有合理性。我国亟需建立重大文化发展项目文化对象合理性审查评估制度，对文化对象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和审查。
（3）文化意义与实体规模匹配度评估
重大文化发展项目蕴含的文化意义是否与项目实体规模匹配也是内容可行性重点审查对象之一。现在一些地区对文化项目具有求大求全的心态，将一些文化对象的文化意义加以无限制的拔高，动辄冠以“中国之冠”、“世界之最”之名，然后当地政府倾其全力，投入重金打造项目，以之心态将地区发展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一个文化发展项目中。陕西省宝鸡市法门寺景区即是一例。地方政府欲以法门寺的佛指舍利打造“世界佛都”。佛指舍利具有巨大的文化意义，也有重大的旅游价值，但是当地政府和相关企业将该文化项目的意义进行了拔高。佛指舍利在世界多地存有，陕西省宝鸡市法门寺景区以己为佛都，有自己强立中心之意。而且在宗教界看来，“佛都”这个远大梦想面临着一个理论陷阱：在佛教世界里，是不存在“佛都”这个概念的。佛教宣传的是众生平等，且佛教并没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圣地朝拜的传统，并且自近代以来，以太虚大师、星云法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本身就是以“去魅”、“淡化神圣化”为特征的。［8］可见，“佛都”既不合佛理，也不切实际。法门寺景区项目蕴含的文化意义与项目实体规模不相匹配。
2．程序可行性
程序可行性不仅要考察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决策主体、决策方式、决策步骤、决策时限、审批主体、审批方式、审批步骤、审批时限是否合法，是否公开透明。程序可行性还要考察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实施各环节是否符合程序的要求。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决策程序与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审批程序对文化发展项目的顺利实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现今，尤其要完善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决策主体制度。一些文化发展项目之所以前景暗淡的原因在于不按程序办事。一些地区的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关乎该地区福祉，却是由少数党政领导决定，视民意为无物。实际上，若没有一个范围较广的群体参与到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决策中，将会使决策者自身陷人忙乱的状态，在疲于应付的情况下只能靠感觉和非常有限的经验“拍脑袋”，失误的概率必然大增。当今社会，各阶层蓬勃发展，各类群体有发出、发表自己意愿的意图和权利。在当今的文化发展项目决策程序中，尤其要注意吸收更大范围的主体加入到决策程序中。所以，在决策对象日趋复杂化的今天，不实现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决策的主体多样化是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而一个范围较广、配置合理的决策主体圈有助于将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决策纳人法治轨道，使其在有序的状态下进行，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将大为减少。因此，在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决策中，应当坚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除了决策主体多样化之外，在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决策方式、决策步骤、决策时限、审批主体、审批步骤、审批时限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本文来自于《甘肃理论学刊》杂志。《甘肃理论学刊》杂志简介详见.）
3．安全可行性
安全可行性主要论证重大文化发展项目是否有可能引起、是否影响自然生态环境、是否影响地区文化生态环境和文化安全以及重大文化发展项目本身是否具有安全问题。稳定问题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根本谈不上任何发展。这里特别要注意对地区文化生态环境和文化安全进行考察。现今，一些重大文化发展项目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导向，将最能带来经济收入的文化类型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在宣扬、强化一种文化的同时，却不注意保护该地区的其他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无形中使得该地区非常可贵的其他文化资源流失，减弱、消除了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对地区文化生态造成了破坏，对地区的文化安全构成了威胁。在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文化安全可行性方面，特别要重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安全。一些地区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弱化了少数民族的特性，使少数民族的语言在弱化、少数民族内在文化品质在减少。现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项目看似轰轰烈烈，也在少数民族的特色上大做文章，可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文化发展项目只是采用了少数民族地区一些表面的因素，用一些特别的服饰、新奇的风俗、奇特的地貌来吸引人，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品质重视不够。少数民族的价值判断、道德标准、文化个性、精神气质以及行为规范、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一些地区的文化发展项目以经济效益为导向，这使得传统的价值判断、道德标准、文化个性、精神气质以及行为规范、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民族特色的东西在悄悄流失。市场经济本身也代表了一种观念形态，其蕴含的等价交换、契约意识、效率观念、非物质形态的货币化等，都会以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对当地传统文化观念带来巨大冲击，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造成极大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好市场开发与文化安全的问题，一些文化发展项目的实施可能会对一些地区的文化安全构成威胁。
4．地区承受可行性
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地区承受可行性主要考察该项目是否具有实施该项目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地区政府负债是否在可承受范围内。当今，一些地区在确立、实施重大文化发展项目时不考虑当地的承受可能性，摆脱不了唯GDP的思维，盲目求大求全。一些地方政府在一些文化发展项目上投入资金动辄上亿，甚至数十亿，完全不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负债程度，动用一切行政资源盲目贷款，完全不考虑以后各届政府如何填补巨大的财政窟窿。陕西省当地政府在对法门寺景区进行规划时，就没有很好地进行地区承受可行性论证。在2005年一份名为《陕西宝鸡法门寺发展战略策划纲要》中，合十舍利塔及佛光大道总预算约6亿元，而5平方公里景区的总投入，经计算将达到12亿。经过计算，在不计利息的情况下，12亿投资需要13年才能收回。甚至该规划的制定者也认识到，这一项目已经“远大于合理的商业投资规模”。战略策划纲要对此下结论道，“舍利塔投资成本过大，以招商引资的融资模式吸引商业投资，将使得项目的开发无利可图。”［9］但是地方政府仍然决意倾力发展该项目，且对法门寺景区的投入规模继续扩大，规格一再拔高。法门寺景区的规划面积上升到12．5平方公里。2007年，法门寺景区的投资总额已提高到15．2亿。2009年景区建成时，数字定格在32亿。2011年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显示，其投资控股的法门寺集团截至2010年9月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4．2亿元，负债总额23．2亿元。债务并未到此为止。以2011年为例，当年景区接待游客135万人次，实现营收1．4亿元，利润400万元，但来年集团所需偿还的借款利息高达1．07亿元，是利润的26．75倍之多。同时，2012年集团还需偿还本金3．2亿，这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与之对应的，景区不得不从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等金融机构贷款5．2亿。计算下来，等于运营一年下来，景区所背负的债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2个亿。［10］笔者曾经到西安及其附近地区考察过，法门寺景区作为距离西安较远的一个旅游点，实际游客并不是很多。陕西是个旅游大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法门寺景区并不突出，其游客接待量远远不及兵马俑、华清池、华山等传统景区。法门寺景区的投资规模如此庞大，却远远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反而极大增加了当地政府的财政负担，给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包袱。
5．群众接受可行性
群众接受可行性主要考察决策是否适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预期、群众是否对项目有较充分的了解并普遍拥护、决策的出台与项目的实施是否在群众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11］重大文化发展项目对当地群众影响甚巨，一定要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定权。在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论证阶段，一定要广泛地了解民意，仔细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仅要利用人大、政协、群众组织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还要深入到基层了解和听取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声音。这就需要在重大文化发展项目的论证阶段进行广泛的民意调查和民意收集工作，通过制作调查问卷、进行网络舆情收集、实地深入基层访问，真正把决策建立在对人民群众真正关心问题的了解和掌握上。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针，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提高社区居民素质为核心，以创建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的宜居社区为重点。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和以人为本、施惠于民的工作理念，以为群众服务、靠群众参与、让群众满意为创建主题，切实落实创城机制。
二、工作目标
（一）坚持一人为本，提高社区居民素质。以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重点，大力实施素质工程。强化理论武装，坚持党工委中心组学习制度，认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理论学习活动，加强理论研究、理论宣传，提高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广泛宣传和普及社会注意荣辱观，积极开展各种道德实践活动，深入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突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加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教育，组织多种形式的文明养成教育，提高社区居民文明素质。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着力提高公民的科学意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积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体系，落实未成年人所办的实事、好事，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加大建设和谐文化力度，加强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广场文化、家庭文化建设。开展文化示范户创建活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力开展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积极开展文明社区创建。进一步抓好社区文化大院、社区夜校、社区电子阅览室、社区图书室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创造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
（二）坚持重在建设，提升城市品位。坚持搞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加强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社区的规划要求，完成为民服务五大工程：
一、宏伟新区开发建设工程。变更宏伟社区幼儿园建设手续，6月份规划建设面积3600平方米的新区8号楼一栋，12月份竣工。
二、社区银雀山路沿街楼建设工程。年内开发完成银雀山路沿街楼2000平方米，12月底前交付使用。
三、银雀山片区宏伟社区拆迁改造工程。按规划实施拆迁改造一期工程，拆迁民房65户，面积1.5万平方米，实现当年开发建设。
四、城镇医疗保险工程。继续扩大社区医疗保险覆盖面，实现城镇医疗保险参保率100％。
五、社区平安创建工程。深入开展“平安社区”创建活动，继续推进家庭治安保险工作，社区参保率达到100％，不断创新治安保险机制，为社区居民创造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三、工作措施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既是全街道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事，又是一项广泛的群众性活动，更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市、区两级都十分重视，全社区要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群策群力，全力以赴，抓紧布置，立即行动。真正把文明创建工作宣传好、发动好、落实好。真正把气氛烘托好，把工作做扎实，让社区居民充分享受到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一）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创建合力。进一步提高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重大意义的认识。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切实加强领导，要进一步健全组织机构，落实创城机制，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创建深入。
1 煤矿企业安全与社区安全
针对许多煤矿重大事故频发的状况，在2005年9月份的时候，国务出台了《关于预防煤矿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这一规定的颁布体现出了政府对煤矿安全生产的关注。为什么政府会这么重视煤矿企业的生产安全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1 构建和谐氛围
我国的煤矿企业大多偏远，且相对独立。因此，大多数矿工都是以住矿为主，鉴于此种原因，矿区人对矿区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将煤矿和社区也就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的基础就是安全，如果能在煤矿社区构建一种和谐的氛围，那么对整个煤矿社区的安全生产就会更加的有利。
1.2 小家庭大社会
煤矿人以矿为家，那么他们的家属也就在此安家落户了。这些家庭就像是社会的小小细胞，它们一头连着煤矿，一头也连着矿工，同时，他们也是构建和谐煤矿社区的主要动力，煤矿社区从每一个家庭成员开始做好教育宣传工作，当家庭都和谐了，那么整个煤矿都和谐了，从而整个社会也就和谐了。
1.3 煤矿安全管理与安全社区建设
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煤矿社区建设的出发点都是以人为本的。安全社区建设覆盖了煤矿工人的各工作场所、公共场所等区域，安全管理与安全建设都是构建和谐社区必不可少的要素。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保证了人员和社区的安全与和谐，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基本哲学思想。无论是煤矿企业安全管理还是安全社区的建设，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都使用了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而安全社区的建设内容，与煤矿企业安全管理在内容和实施方式上都有相互融通的部分，因此，也能双管齐下地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2 如何建设和谐煤矿社区
在一个社区的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麻烦，如果社区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领导部门，那么这些难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是如果社区的廉政文化建设不过关，那么终究来看是对社区成员没有帮助，因此，廉政文化建设在构建和谐社区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廉政文化建设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先进文化，通过廉政建设，能够让社区更具凝聚力，这在社区建设中非常重要，除廉政文化建设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当从社区的组织机构、社区情况分析和社区帮教机制等方面考虑，具体而言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2.1 完善社区组织机构建设
安全煤矿社区的建设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在一项制度的实施过程中，需要一个合理的领导组织，统筹兼顾，因此有必要加强领导制度的完善，建立健全组织机构，设立专人负责制，这样才可以在问题发生后，就知道找谁解决。那么强有力的领导组织该如何建立呢？笔者认为，可以先设立一个和谐社区促进会，在促进会下再设立专人，专门负责相关问题的解决和对外接洽，以此办法，在碰到特定问题的时候，社区成员就能够有目的地去寻找帮助，从而让难题变得容易解决，避免了走弯路。与此同时，社区的组织机构还可以根据需要组建一些分工组，这些分工组将社区的建设分成了各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它具体的职能，从而可以提高办事的效率。
2.2 全面分析社区情况
只有有的放矢，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因此，对社区情况的全面分析的过程中，要联合相关机构和部门，对社区情况做一个全面的调查，综合分析社区的情况。只有分析了社区的具体情况，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建设。安全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应先对社区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再进行详细规划，社区诊断直接决定着创建安全社区的目标和方向。
2.3 完善安全帮教机制
煤矿生产中有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煤矿的安全生产中，如何运用先进的方式和理念促进煤矿业的生产呢？通过家庭感染、家庭帮教的方法去形成企业人的安全意识，当每个家庭都把这种感染法有效实践，必将收到良好的实际效果。因此常会看到企业悬挂的“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通过安全出勤的奖励，来激励煤矿员工的一种安全责任感，将安全与经济联系，一旦出现了安全事故，造成了损失，算好账可以督促职工从思想上引起高度的重视；通过家访等活动促使家庭成员也能支持煤矿上的工作。由于煤矿企业职工的个人素质参差不齐，以及他们的成长背景都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针对这种情况，就可以采用家庭谈心法，可以起到较好的作用。
2.4 进行安全知识培训
建立了完善的机制还不足以避免事故的发生，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宣传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宣传可以让和谐之风流传开来，那么对员工进行安全文化的培训也变得尤为重要。对煤矿员工和煤矿管理者进行安全培训主要分3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安全社区领导组成员的培训；第二层次对各个具体分工小组的专业化培训；第三层次是对全体社区成员的培训，第三层培训的涉及面广，因此也是最重要的。
2.5 推进社区廉政建设
安全社区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需要长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那么资金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要素，要想所有的工作都按原定计划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就必不可少。①强化领导。组建强有力的领导集体，能够带动社区成员，共促社区建设，促使社区形成一股和谐之风；②提高认识，通过举行听证会、评议会、监督会等形式加强廉政建设。社区应加大宣传力度，动员一切力量，共同促进和谐社区的建设；③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每年企业要调拨一部分经费，用于社区建设，同时建设组成员要凭借着为社区成员谋福利的原则，从而提升建设和谐社区的效益。
2.6 做好廉政文化延伸工作
廉政文化建设是思想观念的形成过程，又是行为习惯的养成过程。这对于个人的内在修养和觉悟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若能有针对性的开展与廉贞文化有关的活动，可以增强职工的法纪意识和廉政意识。比如，可以开展“廉政警语”活动，通过廉政警语的作用，在领导干部中和普通员工中，形成强烈的廉政意识，用廉政的思想激励自己做好本职工作；开展“家庭助廉”建设，通过多种教育形式让员工的家属能够支持自己家人的工作，让家庭和单位之间形成合力，营造崇尚廉洁、崇尚文明的良好社会氛围。
3 综述
构建和谐社会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充分反映了新的发展阶段的特征。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建设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先进文化，其核心就是务实。在廉政文化建设中要抓好领导干部为重点、带动煤矿社区的员工和矿工的家庭成员，对于营造和谐、富裕的社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总而言之，廉政建设和安全意识教育，在构建和谐煤矿社区中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公众安全感是反映社会治安状况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运行机制和人们生活安定程度的重要标志。提升公众安全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但如何有效地提升公众安全感，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尤其对于正处在各种矛盾集中凸显的社会转型期的各级政府而言，更是个棘手的问题。因此，本文以泰州市海陵区为例，进行了相关调查研究，以期望能够为这方面的理论、实践发展抛砖引玉。
一、公众安全感理论的发展
国际社会对公众安全感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西方国家犯罪案件急剧增长，广大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同时，也使得大多数人在心理上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恐惧。正是由于这种恐惧的蔓延，使得人们减少或拒绝向他人提供帮助，社会道德出现滑坡。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考虑并重视犯罪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损害，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社会治安指标评估体系。综合来看，国际社会对公众安全感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于对恐惧感的研究。
我国对公众安全感的研究起步比较晚。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决定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的相关文件中，第一次提出要将人民群众普遍具有安全感作为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的标志。1988年，公众安全感正式纳入理论研究范畴，其标识是《你感觉安全吗?——公众安全感基本理论及调查方法》（1991年出版）的出版。《你感觉安全吗?》一书联系我国公众安全感现状，借鉴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对公众安全感的定义、内涵及外延等做了界定，指出影响公众安全感的因素及构成，并最终形成了公众安全感评价体系,奠定了公众安全感研究的基石。在我国后续有关公众安全感的调查研究中，大多数都是侧重公众安全感的测度方面，或者是单项影响因素对公众安全感的作用。但对如何增强公众安全感，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等，目前还缺少理论系统的研究。
《你感觉安全吗?》一书对公众安全感的定义是：公民对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是公民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生活中对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和保护程度的综合心理反映。
二、泰州市海陵区的总体概况
该区总面积260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39.75平方公里；实有人口515630人，其中常住人口15.1万户410037人、暂住人口3.3万户105593人，社会闲散青少年3218人、精神病人438人、社区矫正对象362人、安置帮教对象605人、境外来华人员412人。全区共有10个镇（街、园区），73个社区、46个村。有春兰集团、LG集团等大中型企业20家，南师大泰州学院、江苏省泰州中学、海陵区大浦小学等大中小学校48所，温泰小商品市场等大型市场11个、医院4家、网吧72家、公共场所253家、特种行业539家。
三、影响该区公众安全感的主要因素
1．直接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案件仍高位运行
目前，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总体稳中有降，影响较大的涉黑涉恶案件发生较少，但一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两抢一盗”等侵财性犯罪案件仍在高位运行，自行车、电动车被盗案件时有发生，同时又出现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新型侵财性犯罪案件。另外，公共娱乐场所和各类市场迅速发展，而管理措施未能及时跟上，导致违法犯罪和治安问题突出，“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屡打不绝、屡禁不止。交通管理上，一方面是机动车辆大量增加，管理难度加大，另一方面驾驶者本身技术不过硬，违章行驶、超速超载、交通无序等现象大量存在，致使一些重大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2．政法队伍建设体系尚待完善
一是政法干警特别是公安民警的配置不足，群众见警率不高，少数街道、社区达不到警力配备要求，制约了社会治安防控水平的提高，成为影响公众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二是少数基层政法机关群众意识淡薄，对群众“冷、硬、横、推”， 故意刁难，办事拖拉，办错事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依然存在，这直接影响群众对执法机关的信任，进而影响公众的安全感。三是少数干警特权思想严重，执法不公、执法不文明，个别执法人员法制意识不强，素质不高，在执法中执法不严，办“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执法中不注意方法和态度，甚至行为粗暴。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政法队伍的形象，影响了公众对社会治安满意度和安全感的客观评价。
3．社会舆论的负面效应
中图分类号：C93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4-00296-01
一、油田社区安全管理的形势分析
油田在很多年前就推行了HSE管理体系，这是以“健康、安全、环保”为管理理念，在国际石油天然气工业通用的管理体系，这种体系是在世界范围内本行业的管理经验的集成，有很高的实用性。油田公司的安全管理核心是提高安全教育意识、加强风险识别和有效控制、完善HSE管理体系、制定严格的生产规章制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详细有效的应急预案。随着石油工业的不断发展，在市场作用下，油价在不断攀升，这就使油田企业有很高的收益，因此，油田社区的建设步伐就随之加快了。各种高档的社区成为了城市新的亮点，解决好相应的管理工作，提高管理质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油田社区安全管理所存在的问题
（一）对油田社区安全管理工作不够重视。在油田社区安全管理工作中，有一些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在思想上对安全管理工作不够重视，他们认为现场工作较多，安全事故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安全管理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管理办法来严格控制生产过程，这些对于油田社区安全管理是严重的安全隐患。
（二）对管理人员管理不严格。在油田社区安全管理工作中，对安全管理人员有相应的管理措施，但是很多都是用罚款的方式来处理在管理中失职的人员，他们认为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以杜绝安全管理问题的发生，但是，在安全管理工作中重要的是管理人员的思想认识，对待工作的态度，这样的处罚只能使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降低，所以说，在管理制度上可以采用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方式来对约束管理人员的行为。同时，在管理工作中还可以辅助使用适当的奖励制度，以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对员工缺乏HSE培训。在石油工业生产中，员工的培训是非常重要的，提高员工的素质是保证生产安全的前提。在生产中，每一项任务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很多的安全事故是由人为的错误操作或者安全意识不够引起的。因此，企业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加强HSE培训，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安全意识，对于生产工作应严格按照工序要求进行。为了使员工树立牢固的安全意识，加强对安全的重视，提高公司的效益，就必须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力度，使员工紧绷安全、质量这跟弦，使员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三、解决油田社区安全管理问题的措施
（一）建立有效的安全管理机制。在油田社区安全管理中，要坚持“以基层工作为重点、领导工作为方向”的工作思路，切实提高领导者的能力，做好基层工作。在保证领导方向正确性的同时，加强基层工作安全的控制，提高安全管理质量。对于安全管理人员，企业应该签订安全责任书，将安全责任划分到人，对相关责任进行细分，将每一项工作落实到每一个人，使管理人员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二）建立社区安全文化。安全社区建设中，建立社区安全文化对提升安全管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安全社区的建设需要有更多人的参与，在对社区人员进行教育的同时，加大对社区安全文化的传播，在宣传中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安全社区的建设中来。首先，在社区安全文化建设中，可以增加一些技术培训、组织一些技能比赛活动等，使社区安全文化深入人心。其次，可以加大社区安全文化的宣传，增加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周、安全警示日以及相关法定节日的活动组织力度，在活动中增加对相关案例的展示、进行安全防范知识演讲等，有条件可进行媒体宣传，印制相关安全法律法规，使社区人员很容易就能学习到安全知识。
安全社区建设活动的开展，提升了安全管理质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在管理中，还应该增加创新，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出实用的安全管理办法。安全管理在社区管理中作为重点工作，在采用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实施过程中，统一了人们的安全意识，形成了良好的安全管理氛围，加上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相关约束行为，提升了社区安全工作的高度。
（三）完善社区管理制度。社区物业管理在不断的创新中，现在的物业管理更加全面，为社区生活提供了全面保障。例如，24小时社区服务、窗口服务人性化等。在社区安全管理中，必须提高保安的安全意识和物业管理人员的素质，能够准确判断安全隐患并很好的处理。这样就能让社区居民生活安全放心。
加强风险管理和提高处理隐患能力。社区安全管理有其季度特点，需要在不同的季度制定不同的安全管理措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排除安全隐患。在每个季度的社区安全报告中应该统计所发生的安全隐患和解决办法，并对报告进行存档，为以后的工作做指导。
（四）加强安全管理队伍建设。对于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素质进行培训，提高管理者水平，对社区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新社区的安全要求下，建设一直高素质、高能力的安全管理队伍是安全建设的根本。对社区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是加强安全生产的基础，主要对其发现安全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培养，在遇到安全隐患时能够有效排除，成为社区居民有力的安全后盾。对于安全管理队伍应该有详细的培训计划，教学专业的知识，教会每一位管理人员熟练掌握现代化计算机技术，对社区安全进行全方位监控，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社区安全管理人员的素质，为提高油田社区安全管理提供人力和技术支持。
油田社区安全管理是极其重要的，做好油田社区安全工作为企业发展有着助推作用，它解决了油田职工的后顾之忧，能让员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提高了工作效率，为企业带来不可小觑的效益。油田社区安全管理者应该提升自己的能力，切实做好社区的安全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企业成为一个大集体，共同为建设安全社区这一目标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每个方面包括三个方面：安全教育目标体系、内容体系和资源支持体系。
（一）目标体系和内容体系构建
的留守儿童安全教育应以学习安全知识和掌握安全技能为主要目标，以预防意外伤害和人身伤害为具体教育内容。以留守儿童性安全教育为例，笔者发现滇西民族地区留守儿童在学习性安全知识和掌握性侵犯预防技能方面比较薄弱[5]。因此，以学习安全知识、掌握安全技能为目标，对留守儿童进行安全教育十分必要。
的中小学教师是指导和促进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发展的重要他人。中小学教师对留守儿童安全教育的目标应是使这些教师能够进行简单实用的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培训是安全教育的具体内容。此外，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社区都是通过“熟人型”人际圈中的“氏族关系”联系起来的，以实现安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必须充分发挥农村社区人际网络潜在的重要作用。因此，高山社区留守儿童的安全教育应以提高社区居民的儿童安全教育意识为重要目标。为提高农村社区居民（包括监管留守儿童的祖父母）的安全意识，应将农村社区留守儿童安全教育知识的宣传作为安全教育的具体内容。
（二）资源支持体系
的留守儿童安全教育社会工作的构建需要政府部门、地方高校大学和新闻媒体的支持与合作。只有上述力量的有效参与，才能实现相应的留守儿童安全教育三个具体目标。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地区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尽快出台有关留守儿童安全教育的政策措施，并提供专项教育资金，提供经济保障。二是可以组织当地公安部门与地方高校大学合作，根据当地情况（包括基本教学内容和基本教育要领）编写留守儿童安全教育内容书安全教育知识宣传手册，为安全教育提供应有的教育资源保障。三是充分发挥地方高校社会工作相关专业指导作用，以志愿服务农村学校和社会的形式，组织大学生开展相关安全教育和教育活动。第四，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宣传作用，全社会更加关注留守儿童的安全教育。
笔者认为，在评估构建的社会工作模式的可行性时，这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从理论层面，三个面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模式充分考虑了该地区留守儿童生活环境微系统之间的关系《三个面向》旨在为留守儿童提供立体、多维的安全教育网络。在实践方面，党中央和国务院近年来非常重视对留守儿童权益的保护。国务院大学2016年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第13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做好留守儿童农村的关爱和保护工作，必须坚持政府的指导，促进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积极参与。该文件的介绍还为本文件中社会工作模式的实施在国家一级提供了政策支持。此外，从模式的条件保障角度来看，滇西民族地区是云南省定向扶贫（包括教育扶贫）的关键区域。该地区各级政府迫切希望地方高校能够充分发挥“地方智库”的作用，服务于地方社会发展，而地方高校在该地区也认为，提高服务地方的实效性是学校发展的基础。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由此可见，本文构建的滇西民族地区留守儿童安全教育社会工作模式具有政策条件和操作的可行性。
引用
[1]胡朝晖，王红玉。农村留守儿童安全问题分析[J]。西南农业大学社会科学杂志，2012，（2）：27~31.
[2]郭峰。留守儿童区农村生存状况评价及学校社会工作干预模式研究[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