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1）

引 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出现、通信和交通运输的完善、人口流动幅度的上升、美国成为一个多元文化、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在这个移民国家，多元文化论崛起，人种、民族和性别意识抬头，这种现象威胁着美国身份和占据主导地位的WASP文化。进入20世纪以后，以拉美裔和亚裔为主的移民涌入美国。这些移民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依然和母国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他们把母国的文化带入美国、在母国进行经济教育等投资，因此这种文化植入逐渐地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社会结构。全球化、多元文化理论、世界主义、移民贬低和反对国家特性的情绪都冲击着美国人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WASP主流文化就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威胁；主流文化这一理念逐渐被“多元文化”理论所代替。

WASP主流文化地位的确立

作为美国特性的WASP文化涉及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人种、民族属性、文化（最突出的是语言和宗教）以及意识形态。WASP文化源于来自大英帝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代表着以白色人种―英格兰人（Englishmen）为主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美利坚民族形成时到19世纪中期这个新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以英语为主要交流工具；以白人为主体；以英裔人为主要人群；以基督新教为主要。早期移民把自己的文化、语言、宗教、习俗和政治制度带到“新大陆”这片土地上。在母国文化的影响下，早期移民在艰苦的环境中移植WASP文化，贬低其他文化、宗教和信仰，形成了 WASP文化的主导地位。

第一，早期移民或因政治迫害、或因宗教、或因经济原因涌入“新大陆”，这样的相似性为其融合为一体创造了基本条件。

第二，作为白色人种，早期移民代表着英格兰社会的主流人群。外貌的相似性和语言的共通性使得早期移民在美国东海岸诸州落户并始终坚持盎格鲁-新教文化。

第三，早期移民享有共同的，因为大多数移民是新教徒。早期13个殖民地移民主要来自于英格兰：作为安立甘教会迫害者的后裔，他们带有强烈的清教色彩。

基于以上诸多相似性，第一批欧裔移民形成了WASP文化（盎格鲁-新教文化）。有着坚实基础的此文化在殖民地时期、甚至从17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一直占主导地位，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核心文化。

WASP主流文化地位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族群、种族的移民涌入美国使WASP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美国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移民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1880年～1924年）和1965年以来的移民潮。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初期，涌入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于欧洲：从1840年到1890年欧洲移民占据移民总数的90% （Boyer，2001: 361）。这批欧裔移民几乎完全同化，融入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后者，称之为“新移民”和前者的老移民在语言、宗教、社会习俗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文化上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二战后，拉美裔移民成为20世纪后半叶美国移民的主流。到了20世纪中后期，拉美裔和亚裔移民在数量上超过了欧洲移民，使得种族冲突、同化问题更为突出。由于拉美裔、亚裔移民在肤色、语言、宗教、文化等各方面与白色人种有着巨大差异，所以这些移民很难融入美国的核心文化―WASP文化；相反他们在不同方面挑战并威胁着此核心文化。

1.“同化”理论

WASP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早期。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移民来到了美国寻求自己的“美国梦”。英裔移民已逐步被日耳曼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所取代，从而形成了亚文化与WASP主流文化的冲突。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坚信所有的移民应该被“同化”（assimilation）或者“美国化”(Americanization)以维持WASP文化的核心地位。美国政府与此同时要求同化移民，要求所有移民学习并接受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彻底摒弃母国的文化传统,成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美国社会学家密尔顿・ M・戈登(Milton・ M・Gordon)提出“同化”论或者“归同盎格鲁论”（Anglo-conformity）:无论民族、种族、宗教，在美国只有主流地位的WASP文化，“要求移民及其后裔必须接纳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标准，一切外来的移民民族集团，都应该在各个方面向它看齐”（李小兵，2008：197）。这种理论在20世纪初占主导地位。戈登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同化》写到：第一阶段的移民如下列公式描写的方式相处：A+B+C+…=A―A代表WASP文化；B和C分别代表不同的族裔文化，暗示了在美国的不同种族将会被彻底地美国化、屈从于WASP文化（袁明，2003: 51）。1919年路易斯・布兰代斯法官宣布移民美国化意味着“必须采用这里普遍流行的服装、举止和习俗……用英语代替母语，不得有双重国籍和双重忠诚”（Huntington, 2005: 100）。这种理论及强迫性的“美国化”表明了美国政府保持其人种高度纯洁之决心，也体现了其对亚文化之担忧。

20世纪中叶，教育成为同化（美国化）移民的主要手段。各地学校均坚持让移民子弟接受“盎格鲁-新教传统和价值观”。20世纪70年代后，东欧移民的第三、四代已经完成了同化过程，旧文化所剩无几。其标志，外语在教堂中不再使用，教会出版物和宗教仪式全部改用英语―WASP文化之标志。

2.多元文化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以下面的公式描述了在第二阶段移民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新的社会关系：A+B+C+…=E（袁明，2003:51）。这样的公式意味着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移民能够形成新的美国文化：经过在美国社会的共同生活，不同族裔移民（A,B,C）成为有美国特质的“E”，意味着移民学习接受WASP文化的同时保持自己所剩不多的母国文化。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不同种族文化进入美国社会，尽管其政府要尽力维持其主流文化的地位，维持完整的美国特性，美国主流文化已逐渐受到移民文化的挑战。

多元文化论和多样性理论意识形态的出现，损害了美国的文化核心和“美国信念”的合法地位。1915年，“同化”理论受到“多元文化论”（Cultural Pluralism）的挑战。哈佛大学教授霍瑞斯・卡伦（Horace Kallen）主张的沙拉理念或“多元文化论”针对熔炉理念和盎格鲁-撒克逊至上论而提，是一种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地位、捍卫少数民族权力的民族理论（李小兵，2008：198）。这一理论提出美国文化不再是单一的WASP文化，而是众多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的组合。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因为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政治原因，移民有所减少。然而美国经济之迅猛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来为美国服务，基于此从1960年到2000年美国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各个民族必须在以欧洲白人基督教文化为主体的美国社会中求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他们也把自己民族的特点、理想、观念、思想、道德和人文精神都带到了这片土地上。多元与一元的差异性突现，族裔要求权利的呼声逐渐高涨，并最后以多元文化形式体现出来。伴随着20世纪下半叶民族运动、妇女运动的呼声，解构主义这一术语在美国社会学领域日益流行。解构主义者提倡双语教育和语言多样化，主张各群体的权利和种族权利，粉碎着美国具有核心文化这一说法。

“多元文化理论”不仅描述了美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还是个社会学理论。美国政府鼓励移民保持其原籍、文化和民族特性，以赞行动来保持移民的种族特性。随着这一理论的提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变成了用连字符号连起来的美国人，例如墨西哥美国人、日本美国人、爱尔兰美国人等。这一理论反复强调了来自不同民族种族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移民尽力保持自己母国文化、语言、宗教的心愿，同时反映了他们同母国之间的情感联系（Boyer, 2001：16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并且成为世界强国，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各国人才为之服务，因此1965年开始了第二次移民潮。1965年通过的《移民法》取消了1924年以来占据重要地位的移民数量配额制，并且规定是否移民主要取决于移民的技术和专业而非其国籍。受此法案的影响， 取代欧洲移民，拉美裔和亚裔移民成为移民主力。1965年后80%多的移民主要来自于亚洲和拉丁美洲，其中墨西哥人、华人、菲律宾人和韩国人数量最多（Boyer, 2001:364）。

如表一所示，1965年后移民特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姬虹，2008：47）。

第一，移民数量的变化：欧洲移民从37%减少到9.6%； 其他各洲和亚裔移民都从13%增加到39%（梁茂信，1997：87）。第二，肤色的变化：白色人种的低出生率和拉美裔人的高出生率影响了第二代、第三代美国人；白人和黑人的跨种族婚姻改变了美国人的肤色。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美国人逐渐变为“褐色”，有色人种数量的急剧上升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盎格鲁-新教文化理念主导的美国族群结构。种族的多元、文化的多元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社会学家戈登（Gordon）以公式A+B+C+…=EA+EB+EC+…来表示在第三个阶段民族交流和共同生活的结果产生出保留了各民族、种族（母国）文化的“美国人”（袁明，2003：52）。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说明了美国现有文化的多元性，也说明了其WASP主流文化地位所受到的挑战和威胁。

3. WASP主流文化之将来

一些人口学家预测到2050年时非洲移民、亚裔移民和拉美裔移民总数将比美国总人数的一半还要多，而且美国不再是主要的白人社会。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非洲裔达到3400多万，占总人口的12.3%；西班牙美国人达到3500多万；亚裔美国人达1000多万，占总人口的3.6%；而且现有的250多万美国人都有印第安血统（戴炜栋，2003：54-81) 。按照这样的速度，这种假说在50年后就会成为现实。

美国一浪一浪的移民潮冲击和改变着美国的人种组成，使美国在不断变色。当非白人总人口向半数进军时，何谓主流社会？何谓亚文化？当盎格鲁-新教文化受到威胁时，美国白人是否会像其父辈一样展开白人本土文化保护运动？当美国白人地位和利益受到威胁时，激烈的种族冲突还会上演吗？笔者认为各种族、各族裔文化“融洽相处”、“和睦共处”才是美国多元文化并存之真谛。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平等中互相交流，在融合中取长补短，在互动中共同发展才能真正体现美国民族的多元性。

结 语

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冲突”、“磨合”中，WASP文化的存亡是一个历史过程，呈现动态性。从美国社会现有的多元文化、多种族现象以及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来看，“归同盎格鲁论”已经被“多元文化论”取代。美国不再是一个有自由的个人组成的民族，而是保存了种族特点与传统的社团组成的民族，因此美国核心文化―WASP文化以及创立美国统一品格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

参考文献：

[1]Boyer, Paul 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United States History[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Huntington, Samuel P.程克雄译.我们是谁？―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3]戴炜栋.美国社会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4]姬虹.美国新移民研究：1965年至今[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5]李小兵，田宪生.西方史学前沿研究评析[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D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7-0044-04

20世纪中叶，美国学术领域出现了一股以鼓吹社会共识或一致为标志的学术思潮，并逐渐发展为战后美国政治文化领域中具有主导性影响的思想。这一思潮的出现有其独特的历史与时代背景，它既是美国社会变迁在观念形态上的体现，又是适应美苏全球冷战对抗大战略的客观要求的反映。它的出现对美国冷战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对20世纪后期新保守主义的勃兴和长期占据社会文化主导地位具有直接的关系。

一

任何社会思潮的产生总是由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战后美国共识论思潮产生的前提条件有二：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冷战对抗格局的直接影响，二是美国国内社会发展变迁因素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为重要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上升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这不仅深刻地影响到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深刻地影响到美国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诸领域的发展方向。首先，战后初期美国拥有全球第一的超强国力，激发了举国上下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早在1943年《生活》杂志创刊人亨利?卢斯就公开声称美国世纪已然来临，杜鲁门总统更是踌躇满志地宣告美国将义不容辞地承担起领导“自由世界”的义务。其次，冷战对抗所具有的制度与意识形态竞争特性需要在学理上有相应的理论应对。冷战时代的特点在于：对抗性的双方在全方位较量中竭力巩固自己的阵脚，赢得优势以最终压倒对手。与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的竞争相比，相互间妖魔化舆论攻势使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上升至主导地位，这从肯尼迪和尼克松等执政时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的高度依重可见一斑。

国内方面，20世纪中叶的美国正步入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第二次社会转型时期。19世纪末，美国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的第一次转型，经济社会日新月异，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迈进消费社会的门槛。二战结束后，以生产为主导的工业社会逐渐向以服务和消费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转变，社会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大多数家庭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赤贫和匮乏成为历史。因经济原因而发生的社会冲突明显减少，社会和谐度稳步增强。最为重要的是，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1956年，白领阶层人数首次超过蓝领，［1］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逐渐上升到支配地位，美国社会结构日益向菱状结构演变。

另外，自新政时代以来，工会运动再掀高潮，战争结束之际，工会会员达到了1450万人，其中1千万人属于劳联（AFL），450万人属于产联（CIO）。［2］虽然工会与政府间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但在持保守政治立场的人眼中，在长期的劳资对抗中代表劳方利益的工会是激进政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二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3）

美国本土传播批判研究审视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提及美国的传播研究，国内学者大都定性为经验研究或行政研究，好像在美国传播研究中，批判的声音不存在。与此相反，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美国本土学者在传播批判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芝加哥学派以社会批评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将传播与媒介纳入其研究视野，关注语言、符号和交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作用，倡导社群与共享的观念。杜威认为：“在一切事务中，交流是最美妙的。”①在此语境下，他们反对原子论的个体观念，批判美国资本操纵媒介的现象。杜威认为，一切倾向于生产资料分配的集中化的经济条件、生产和分配的集中化都影响公共报业，无论个人是否喜欢。需要大公司大资本去经营现代企业的原因自然会影响出版业。②此后，美国新一代社会批评家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与“刻板印象”概念，拷问了美国政治对媒介的影响，质疑了美国新闻业的客观公正性。

遵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拉扎斯菲尔德虽然也具有社会批判意识，但其已远离芝加哥学派的“历史/文化解释”的批判路径，他更关注一种基于社会科学解释的批判理念，期望批判理论将事实与价值分开，以调和媒介批评与商业媒介之间的关系。哈特认为，拉扎斯菲尔德的批判立场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权威的承认和对权力的妥协；二是在主导范式下寻求变革，主张现有理论视角或实际视角的融会。③可见，拉氏的媒介批判思想是妥协性的，而杜威恰恰对与商业和政治保持暧昧关系的媒体保持着警觉与批判。

无论怎样，杜威、拉扎斯菲尔德、李普曼及其他美国学者，他们媒介批判的哲学思想多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寄希望于媒介与传播改革来维护美国的民主机制。这种批判思想具有注重当下性和功利性，缺乏历史性的反思和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理论观照。由此，他们所寄予厚望的经验共享、平等参与的传播理念在随后的传媒实践中陷入困境。杜威期望实用主义应包含对民主的构想，其基础是传播赋予人的力量以及专家和公众的互动机制。但现实情况是，媒介技术被用做政治工具，个人表达被公共意识的媒介表达取代了，个人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转换为代表形式问题。在此情形下，杜威的实用主义理想破灭了，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传统日渐式微。反观拉氏等人的传播研究，在思维方式上属于工具理性，在受众研究上脱离不了“刺激―反应”模式，在媒介研究上忽视了媒介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在此语境下，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美国传播研究亟须革新。

传播研究的两种批判路径比较

在批判范式之下的美国传播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前期代表人物如阿多诺等人的观点与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观点，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如霍尔等人的观点与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如凯利的观点获得了关注与争论。本文更为关注这两组观点间的差异，进而理解二者之于美国传播批判研究的张力关系。

移居美国的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等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审视美国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大众文化已经沦为文化工业链条上的可复制和标准的商品，其内含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已经将受众异化――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通过大众文化制造的虚假认同来维护其不合理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可见，法兰克福前期代表人物批判的靶子主要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其社会关怀是反思法西斯极权主义操纵下的传播对受众与社会的危害，透视资本主义传播制度下的弊端，使媒介与传播起到解放人的潜能和满足人们全面发展的作用。与阿多诺等人相对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同，法兰克福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借鉴了胡塞尔现象学观点，如“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并吸收了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思想，从交往理性的视角来反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现象，他对大众传媒促成“公共领域”的形成寄予厚望，但随着20世纪资本主义媒介商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理性化的公共领域已经消亡。他主张用主体言语的功能来建构其“交往行动”理论，以此来诊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弊端。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间的矛盾，美国本土多数学者对其表现出了天然的怀疑与拒斥心理。这从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在传播研究上的分歧可见一斑。对法兰克福学派使用的“批判”二字，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的印象是：“‘批判’一词与其说是描绘一种立场，不如说是一件用于掩护的外衣，马克思主义处在被敌视的流亡时期用得上这样的外衣。”④这表明，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进行传播研究在美国的尴尬处境。哈贝马斯的理论虽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症候，但由于其理论的复杂与思辨性，不可能引起讲究实用主义的美国本土传播学者的兴趣。因为美国学界认为，哈贝马斯试图提供元叙事的努力甚至人的解放的元叙事的努力是在帮倒忙，是偏离杜威所谓的“日常细节的意义”⑤。

英国文化研究关注传播在文化语境中的社会意义。该学派学者如威廉斯、霍尔、费斯克等人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思想，对英国社会出现以及引进的通俗文化进行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纳入意识形态范畴进行审视不同，英国文化研究是将意识形态纳入文化的范畴进行观照，以揭示文化文本中蕴涵的意识形态与压制因素，并发掘受众对文本的对抗性解读力量。这种研究的方法论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法兰克福学派以意识形态解读大众文化与受众关系的机械模式，颠覆了大众社会理论主张的被动受众观主张，在美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正如哈特所言，英国文化研究在美国至少受到两种兴趣的欢迎：第一种兴趣是学术追求的兴趣，其思想是把文化当做解释传播和媒介的恰当场所；第二种是对社会进行社会政治批评的兴趣，其重点是社会传播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权力和支配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积极受众的观念和抵抗的观念都是主要的吸引力。⑥

美国以文化研究路径进行传播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凯利。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其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⑦该观点认为，传播是建构一种文化或信仰的认同。与霍尔等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事文化研究不同，凯利传播研究的文化路径根植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并深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他重视社群与共享观念，主张以一种对话的视角来考察传播的过程。由此，凯利提出的文化研究理论与霍尔提出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如哈特所说，美国传播研究的文化研究视角与美国文化研究接近的感觉是虚幻的，因为凯利所指的思想传统难以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思考。⑧

传播批判研究的张力格局原因

由上述可知，美国传播研究的批判路径主要遵从两种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传播研究的实用主义批判路径占有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可谓举步维艰。正如哈特所言：总体上看，美国传播学走的是美国社会科学的路子，在媒介与社会问题上，它拒不接受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以上经验来看，根据传播学领域的社会批评史和激进批评史分析，文化研究仅仅是一种短暂的现象。⑨不仅如此，即使主张以符号、异化和新弗洛伊德分析法来进行文化研究路径的美国本土学者，如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修・邓肯（Hugh Dalziel Duncan）、赖特・米尔斯，他们虽发表了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但其声音在美国传播研究圈内也是微乎其微。因此，以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取向的传播批判研究在美国学界中存在一种张力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张力格局”的出现，除源自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哲学批判传统的分野外，还有下述三点原因：

首先是历史与文化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处于剧变时期。大规模的外来移民、工业化与都市化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交通工具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大众媒介（报纸、广播、杂志）对知识与经验的普及愈来愈重要。在这种语境下，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芝加哥学派关注传播在社会中的影响，包括传播对美国社会的稳定与改良、对维护美国民主机制、对共享社群文化与形成公共舆论等方面的作用。虽然拉扎斯菲尔德的传播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但其研究属社会科学传统，具有浓厚的结构功能主义取向。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研究的语境主要源于三个因素：欧洲哲学批判思维传统，对法西斯主义宣传策略的反思，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起。英国文化研究由于学界寻求对社会的其他解释和变革的情绪、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思考以及对美国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而展开。

其次是学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秉持实用主义精神的芝加哥学派学者，他们以社会改良视角来观照传播的作用，目的是维护与完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对媒介与传播的作用持有乐观主义信仰。对此，哈特认为：“美国社会史表明，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未能激励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播与媒介学者，因为合作与社群的观念维持着当代文化标志的力量。”“事实上，‘崇美主义’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替代物，始终是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⑩反观法兰克福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他们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卢卡奇的“物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等理论为认知模式，并运用法国结构主义的媒介符号与话语分析，关注传播与媒介对实践民主的可能及其对人潜能的解放。

再次是学科旨趣差异。实用主义主张从历史与文化的语境来研究传播，他们重视实证主义，但也不忽视其他研究方法。他们关注伦理但又重视科学。所以，实用主义路径的传播批判研究，多借助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而法兰克福批判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多依托人文学科，如哲学、符号学、文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更多关注传播的规律性东西，而人文学科更多关注传播的意义问题。

注释：

①Dewey，John .Experience and Nature . Chicgo：Open Cour Publishing Co.1925：166

②Dewey，John.Freedom and Culture.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39：149

③⑥⑧⑨⑩哈特[美]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162页，165页，196页，190页。

④Carey，James W.“The Mass Media and Critical Theory：An American View”，in Michael Burgoon，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6.Beverly Hills，CA：Sage.1982：22

⑤Rorty，Richard.“Haberm as and Lyotard on Postmodemity”，in Richard J.Bernstein，ed.Habermas and Modernity.Cambridge，MA：Polity Press.1985：175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4）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近百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各种跌宕与波折，总结和研究这段历史必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论转型提供有意义的借鉴，与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刘纲纪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为基础，并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及其实现不可分离。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展要注意西方现代美学与后现代美学的发展，还要注意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赋予马克思主义美学以鲜活的生命力。浙江大学中文系王元骧教授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开展实践论视界的研究，这既能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文艺的性质，又与西方现代哲学及其影响下的西方现代美学的“实践论转向”趋于统一，还能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格和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的基本精神。南京大学文学院王杰教授则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理论的形式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即一种中国模式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其目的是转变文学艺术作为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和批评性力量的存在方式，使其成为为社会变迁和变革服务的积极的上层建筑力量。其他一些学者也在发言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精彩的总结与回应。例如，香港大学人文学院的武科维奇教授反思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概念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指出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季水河教授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20世纪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艺术论美学阶段、认识论美学阶段和实践论美学阶段。总之，多数专家学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存在诸多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梳理其历史发展，总结其独特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把握其未来走向，对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及其现论转型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转型的理论模式

在总结20世纪美学发展的过程中，与会专家、学者也认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已经开始发生现代转型，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又不能忽视中国独特的社会与文化语境，还要考虑到未来的社会与理论发展。

山东大学美学研究所的周来祥教授进一步从世界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探讨了“和谐论美学”。他指出，要使世界文化进一步本土化、民族化，使中华文化进一步现代化，就要把和谐美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杜书瀛研究员则从价值论的角度考察了美的价值本性。他指出，美是一种价值现象，审美活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价值活动。因为，价值是人与对象的互动所生发的意义。美，也即审美现象，存在于主客体互动所生发的意义、意蕴、意味之中，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美也将不断生成、不断发展。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回应了王元骧教授提出要开展实践论研究的观点。他指出，他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把实践论与存在论有机结合的基本思路，马克思的“人就是人的世界”的存在论思想必须以实践论为基础并通过实践而实现。

与周来祥教授、杜书瀛研究院和朱立元教授等人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转型问题不同，南京大学文学院赵教授和美国杜克大学的刘康教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转型的一些新视角。赵教授认为，面对“传媒时代”的图像化魔力，我们需要在语言与图像之间找到一个节点，以便缓解二者的对立和矛盾。“语-图”互文研究则是文学理论面对传媒时代，从文学自身的境况出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刘康教授则认为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一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构成了一个不同的选择，并且构成了自身的不断向现论形态的转型。这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选择不同于西方和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时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并且在中国有着丰富的改造人的主观意识的实践。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5）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近百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各种跌宕与波折，总结和研究这段历史必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论转型提供有意义的借鉴，与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刘纲纪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为基础，并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及其实现不可分离。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展要注意西方现代美学与后现代美学的发展，还要注意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赋予马克思主义美学以鲜活的生命力。浙江大学中文系王元骧教授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开展实践论视界的研究，这既能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文艺的性质，又与西方现代哲学及其影响下的西方现代美学的“实践论转向”趋于统一，还能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格和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的基本精神。南京大学文学院王杰教授则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理论的形式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即一种中国模式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其目的是转变文学艺术作为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和批评性力量的存在方式，使其成为为社会变迁和变革服务的积极的上层建筑力量。其他一些学者也在发言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精彩的总结与回应。例如，香港大学人文学院的武科维奇教授反思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概念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指出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季水河教授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20世纪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艺术论美学阶段、认识论美学阶段和实践论美学阶段。总之，多数专家学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存在诸多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梳理其历史发展，总结其独特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把握其未来走向，对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及其现论转型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转型的理论模式

在总结20世纪美学发展的过程中，与会专家、学者也认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已经开始发生现代转型，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又不能忽视中国独特的社会与文化语境，还要考虑到未来的社会与理论发展。

山东大学美学研究所的周来祥教授进一步从世界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探讨了“和谐论美学”。他指出，要使世界文化进一步本土化、民族化，使中华文化进一步现代化，就要把和谐美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杜书瀛研究员则从价值论的角度考察了美的价值本性。他指出，美是一种价值现象，审美活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价值活动。因为，价值是人与对象的互动所生发的意义。美，也即审美现象，存在于主客体互动所生发的意义、意蕴、意味之中，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美也将不断生成、不断发展。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回应了王元骧教授提出要开展实践论研究的观点。他指出，他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把实践论与存在论有机结合的基本思路，马克思的“人就是人的世界”的存在论思想必须以实践论为基础并通过实践而实现。

与周来祥教授、杜书瀛研究院和朱立元教授等人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转型问题不同，南京大学文学院赵宪章教授和美国杜克大学的刘康教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转型的一些新视角。赵宪章教授认为，面对“传媒时代”的图像化魔力，我们需要在语言与图像之间找到一个节点，以便缓解二者的对立和矛盾。“语-图”互文研究则是文学理论面对传媒时代，从文学自身的境况出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刘康教授则认为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一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构成了一个不同的选择，并且构成了自身的不断向现论形态的转型。这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选择不同于西方和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时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并且在中国有着丰富的改造人的主观意识的实践。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6）

在马克思的科学整体方法引领之下，一个新的美学与哲学学派，即科学人文学派诞生了。这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全新学派，又是一个涵盖人类进步文化的、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价值指标的学派。它是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整体事实的研究上远远超越西方现代哲学与美学的、以揭示人类生存与发展原理并构成科学发展理论为主旨的一个独特的学派。

这一学派的出现与存在，在国内酝酿了二十余年，一系列文章与著作行销国内，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曾多次交流观点并获得众多知名专家的认同或支持；只是因为传统思维方法和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的严重滞后，人们无法认定它的名称与实质而已。现在依实而命名，称之为“科学人文学派”。其实质是以科学态度与方法对人类古今文明发展事实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出属于人类生活中自然存在的美学、哲学和人文文化本质与发展规律，从而建构一个以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为核心的科学人文思想体系。科学主体论美学与科学主体论哲学是统一为一体的科学思想体系，二者都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完整事实为研究对象；但是哲

学倾向于人本身和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是研究人怎样掌握世界亦即掌握世界的思维与方法的问题，而最终又回到人自身的现实生存、文化存在、创造超越与价值实现等问题上的研究；而美学则要以此为基础提升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上，建构美学价值的科学原理体系，并用于评判人类各类文明的价值。当然，这不是旧美学，而是科学主体论美学。如果说科学主体论哲学是学问的王冠，那么，科学主体论美学便是王冠上的明珠与钻石。这一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体系的特征是科学与人相融合的整体性和这一整体组织的历史实证性；基于此，便具有较严格的科学性、极强的现实应用性、无限的开拓性与未来发展性。

一、科学的呼唤，时代的需要

现代美学、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正在进入科学化的新里程。科学，不是随意性的、独断论的、猜测性的、工具主义的谎言或假学问，而是严格科学的与实证的、努力追求真实而具有较大完整性的学问体系。

东西方一切有科学与人文价值的文化，也必然要在新的理论高度上——即恩格斯指出的美学观与历史观的高度上汇合。这里必须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观是在历史发展的整体事实高度上审视人类文明现象的价值观体系。马克思认为，人类是按美的规律造形。美的规律指的是人们审美需求和审美评价的内在原理，也就是美学的科学原理；按美的规律造形，就是按美学的科学规律去创造一切文明事物，包括人自身、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可见，马克思是站到人类历史高度上把握审美与创造规律的，这里体现了美学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性，也体现了整体的思维方法。恩格斯的美学观同样主张用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评价文学艺术作品，并认为这是最高的标准。显然，这也是在历史高度上掌握美学价值指标，在美学与历史观统一的整体高度上评价文明事物的美学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显示出他们思维的完整性与科学性。只有较完整的事实才是更为真实的，也才是更为科学的；反之也一样，凡科学的，就必须是真实的；而真实的，必须是完整的。美学、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必须达到完整（相对），它们才可能是真实的与科学的。对经验（关于事实的知识）来说也一样，只有完整掌握对象而构成经验总体，才能形成科学的知识；而不完整的经验虽有部分真实性，却达不到对于对象的真知。因而，一切真知都必然是整体把握事实的完整经验或经验总体（即马克思所谓“具体总体”）。

马克思的科学治学态度和科学研究的整体观点是马克思学说科学性的精髓，在社会人文学科科学化的今天，它必然要被弘扬承继；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研究成果，在日益重视科学化的当代，也必然要被吸收而融合为一体。在现代美学与历史的高度上，人类思维与思维方式达到一个新的完整高度；更为符合人类自身的学问——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也就适应社会历史发展需要而悄然诞生。我们可以说，各门科学，特别是美学、哲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科学化，既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社会人生和现实生活发展的自然规定。人类科学意识呼唤各门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生活发展的今天迫切需要人文意识的科学化。

可是，历史总是走着曲折的发展道路，人类的传统文化总是以无形的网络牵制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导致文明进步与相反力量的矛盾对抗，这种对抗主要是自然人性的伸展力量与扭曲或异化人性的力量之间的根本对抗。自20世纪向21世纪行进的人类历史出现了新的人生矛盾和社会矛盾——即人性出现新的分裂、压抑、片面膨胀与恶化，特别是出现科学技术压迫并误导或扭曲人性等深层的精神矛盾。这主要是根源于自然人性与反自然人性力量的矛盾而出现的、科学与人本怎样统一的问题。在社会历史沉重的车轮压力之下，自然人性发出了新的拯救呼唤，而倾听自然人性的代表人类良心的思维则做出了洪亮的应答——需要科学人文思想！科学的美学、哲学和真正科学的人文学科是这个时代的强烈需要！

科学与人本的分裂必须改变，不能再片面强调科学或者片面强调主体。也不能再机械地强调或人为地制造（“人为”者，伪也，亦即反自然合理性）物质与精神、世界与主体、文化与主体、科学与主体的对立。科学必须是人类主体健全发展的科学，主体必须是科学地存在和发展的主体。围绕这一核心，必须建构科学与主体、世界与精神二方面统一或从根本上亦即本源上即是同一的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和其它人文科学。自然合理的人生在根本上或本源上就体现着精神与世界的同一性；或者说，人的生存即是心物同一、精神与世界同一的运行过程；而世界与人矛盾的一面则是尚未化入人生的异己力量。违背人性自然合理性的人为事物都是人生的异己力量。西方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各执一端，前者抓住人生经验作为理论根基，后者抓住人的生命冲动或生命体验作为依据，将人分割为经验的人和生命冲动的人，至今难以吻合；而机械论哲学则强调心物对立、精神与世界对立，忽略了心物同一的人类生存事实，导致人与世界关系的僵化和人的封闭化，人与物失去互动互化的统一发展关系，人成为不敢大胆想象与创新的毫无价值的庸夫俗子，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人生事实！在社会生活中，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压迫人性，使人性发生异变、扭曲和膨胀，走向自然人性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又是人性的张狂、失控、放纵和腐败堕落，走向人性的沉沦与毁灭。人生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社会的矛盾如何解决？历史发展尖端上的科学与主体、文化与主体、世界与精神的对立如何调整？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在成全了人类欲望的同时，也对人性健全发展产生了破坏性后果，这一矛盾如何解决？流行的旧美学和旧哲学面对这一现实已经无能为力。它们强调心物分立、主体与对象分立这一套非科学理论，导致科学与人本分立，从而促使心物关系僵化，心灵物化，主体坍塌，人性异变，生活发展迷失了方向。现代人性在呻吟呼唤，呼唤属于人的世界、属于人的科学人文，而不是撕裂人的异变力量。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对这一呼唤给予了关怀应答。

科学，应是生发于人而又回报于人的属于人的科学，而不是背离或危害人生、破坏人性完整性的科学；人性或人生的健全，应是依照对人的科学而完整的认识来设计人的健全发展和实现，而不应是异变的、扭曲的、恶性膨胀的、腐败的人性，不应是浪掷生命、庸碌无为、自暴自弃、价值虚化的人生。科学必须化入健全人生，人生必须达到科学而完整的境界。完美的科学与完美的人生应是统一实现的；二者相背则必然导致双方的共同毁灭，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关怀人生，以实现人生和科学完满统一、健全发展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

二、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应运而生

深邃而科学的学问来自广泛的采撷、冷静而执着的思考、求实与实证的反复推敲、艰苦的掘进和不懈的探索。

科学主体论美学观与哲学观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系列文章见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艰难出版《美学的反思与辨正》（云南人民出版社），美学界出现了挑战者和旧美学的终结者。书中显露着破坏伪科学的锋芒，透露出一个新的美学与哲学体系，一种符合人本身生存与发展的科学主体论美学和哲学已告诞生。但是由于文化和时代局限，人们只知道它是新体系而无法看清它的真实面貌，也就无法认定和评判它的价值，更不可能进入它所达到的科学人文境界。

显然，必须让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走向应用，才能让人们逐渐认识并理解它。1998年出版了以系统人性观为出发点研究文艺学的《文学概论》（云大出版社）和研究西方文学名著的《文学审美透视——西方文学名著的主体论批评》（四川大学出版社），形成科学主体论的文艺学和科学主体论的文学批评观。这两本书用于高等院校教学，已经发生一定影响。《文学审美透视》一书应用科学主体论美学观审视古今西方名著，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得出了与过去基本上不同的结论，揭示了西方文学名著的人本意义、人性意义和文化意义，透视出文学作品深层的真实意蕴。这一批评综合并超越了西方多种文学批评方法，达到一个整体批评或系统分析评价的高度，为科学主体论美学的应用奠定了应用性的基础，也即建立了应用性的支柱。2000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艺思想主流》及2002年修订后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艺思想源流——“摹仿自然”理论的发展》，从科学主体美学的深度和高度审视西方文艺思想发展，指出西方文艺思想总体上是人性文化体系发展的一个分支，它以“摹仿自然”理论为发展框架，涵盖了西方古今文艺思想并在现当代推向严格摹仿自然的新水平。这是过去西方文论研究未达到的整体认识，也是人们未注意的历史整体事实。按照这一思路研究西方文论或西方文艺思想，就可达到对西方文化与文艺思想的整体的、科学的、历史高度和美学高度上的理解与提升，看到西方文艺思想与文化思想古今一贯的涌流，从而对各个时代的文艺思想与文化思想做出历史的、科学的与现实的解读。

进入21世纪，社会历史发展需要创新，国家与民族发展需要创新，于是适应新时代创新要求的美学著作《美学思想发展主流》与《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及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学创新体系和学科建设的基本完成，也是哲学与社会科学在科学主体论思维与方法的引领下全面创新的开端。前者站到现代科学主体论美学的高度审视古今美学思想发展，从人性文化系统的整体高度和审美意识组织原理的深度上描述了美学思想发展主流，对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思想家的美学观点作了较为科学的批判或评价，特别是指出其负面影响和积极作用，从总体上把握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走向与趋势，从而指出科学主体论美学诞生的自然合理性、历史必然性和社会现实发展的应用性。同时，也从总体上否定了独断论的非科学思维和非科学的哲学与美学体系，推出一个力求符合科学人本事实的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体系。

《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一书标志着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的基本完成，也即美学发展到当代的一个科学总结。这既是美学原理体系科学化的一次尝试，又是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科学化的一次探索。它的科学意义、原理发现价值和体系创新程度还待人们去从原理体系中领悟；但作者站在古今文化革新的历史长流之中，看到了人类古今创新的内在必然或基本原理，也就确信自己提出的原理不仅具有美学意义，而且具有贴近人生的哲学和人文学科体系的创新意义。

我们可以说，一个新的学术派别，一个符合社会历史及人类文化发展必然性和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美学、哲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科群体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化海洋中浮升出来；也是作为一个新文化现象的事实在思想界显现出来。上述一系列书籍以一个新知体系面对世人诉说，正期待着人们按自己的本性——即人的生存、存在与发展需要的本性去理解。在多次全国性美学会议上，这一美学—哲学体系得到了广泛交流并获得广泛支持，已产生全国性影响。而在这一系列学科的教学中，已经在省内发生了广泛影响。受教育者正在各项事业中运用科学主体论美学原理，按照人生完整健全实现的模式，科学地去设计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一个新的学术派别，通过它的载体，通过它的影响力量，证明它作为一个文化事实，确实在中国西南存在着。这一新学派——科学人文学派，具有坚强的科学性的理论支撑和人类历史事实的实证。它期待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支持论证，也准备着迎接来自各方面的反驳与挑战。

三、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的现实意义

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是一个超越前人的、更为科学也更合乎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自然合理性的、真理性更高的理论体系。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理论性意义。这一体系将成为人类一切科学的始基和出发点，也会成为一切科学的归宿和凝聚点。这一体系会从深层次和高水准上为一切科学提供多方面启示、多方位视角和最高的立足点，从而对人类从古至今的一切人文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形成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各种人文学科。本学派的研究将人类生存中自发的完整性追求揭示出来，使之成为自觉的完整性追求，最终达到人类事实上的完整实现。这一完整性的模式——人类生存发展的终极模式已经在美学体系中描述出来，目的在于使人从自在生存到自觉主动地去存在和发展。这一科学理论性的意义目前不可能很快获得认同；因为传统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加之西方各派哲学思想和众多文化派别提供了多种说法和选择，人们的头脑正忙于赶热潮；还有现实利益追求的强烈性与急迫性，人们多忙于营生或获取眼下名利，不愿认真看书和坐下来思考问题，学问越做就越浮越假，这一来，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的科学理论性意义就难能被人们认识、思考、理解和认同。

科学主体论美学、哲学和各人文学科构成的科学人文理论体系，是一个合乎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事实的科学文化体系，它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人生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历史的意义。因为它揭开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原理，也就是从本源上揭示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性或必然性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也就能运用于人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研究，并且也能运用于指导人生的科学设计、文化体系的合理建构、社会历史的发展设计和未来把握；从而达到人类生存与发展、文化体系建构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人文化，避免人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混沌和发展失误，也使人生与文化探索和社会历史发展少走弯路或错路。

由于传统文化的杂驳与混乱，以及人类生存与思维的片面性，人们不可能很快走出混沌文化和片面生存，人们不可能很快看到这一科学人文理论的重要意义；但是，当代人经过自身的艰难生存和痛苦体验之后，反思自身经验，会凭自己的悟性和科学人文理论的提示，意识到自我生存与发展科学设计的重要性，也会领悟到人的生存发展同社会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内在适应性和矛盾性，从而找到人性系统的完整健全发展与实现的规律，即科学的人道规律；这时，人们就会以此为依据去改造旧文化，改造旧的社会观念，创造适应人性系统发展的科学人文文化和科学人道社会，取得人性健全实现、社会与文化健全建构和历史健全发展的三方面互相适应的人类发展状态。这就达到了科学人道的最高境界。

虽然人类的最佳理想世界不会很快到来；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回归健全人道的信念，人生、文化、社会历史就会迅速回到健全人道上来。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达，人们就可以用合乎人道的科学技术服务于人道社会，而不是背离人道；那么，科学人道的文化与社会的建构就会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基本完成，再经过数十代人的努力而达到越来越高的境界。这不是空想！想一想古希腊雅典社会民主政治带来的科学人文现实，人们就应该充满信心去改变目前的反科学人文现象；人们完全可以用部分地区或国家的成功为示范，带动人类社会中各民族、各国家一致地投入现代健全人道社会建构。在这方面，北欧发达国家与加拿大等国家似乎已经走在前面。从“二战”到现在，不过五十多年时间就有了这样的发展，这说明人类是充满希望的，关键在于是否回到科学人文规律上，是否回到健全人道上来。只要人们的智慧、精力、才能及现代科学技术都一致投入健全人道社会建设，那么人类智能聚合而生的神奇效应就会显示出来。如果众多人生与民族各怀异志，将人生智慧、精力、才能和科学技术用于人类之间的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甚至国际战争，那么人类之间的内耗就消磨了发展的力量；这样的局面之下，经济越发达，科学越发达，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越危险。任何个人、集团与国家的发展，若不是以人类共同发展为目的，这种发展迟早会导致严重的利已主义（含国家利己主义）和对他人他国的欺侮甚至野蛮掠夺。如果人类共同发展的指标都较明确；那么，从个人到民族或国家，甚至全人类都将会出现共同发展的自觉意识，这就会出现比现在的混沌局面好得多并越来越好的社会历史面貌。

不管现状如何，人的最佳生存的追求，社会最佳结构与发展的设计，历史发展最佳道路的探索，总要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既然如此，以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为核心的科学人文理论就至少可以给人们的生存、文化存在、价值追求和健全发展提供参照，也为真心追求科学人文真理或完整学问的人们指点迷津；同时也为了尽快实现人生价值意识启蒙，有更多的人从价值催眠的旧文化中惊醒起来，共同追求自身科学的生存、

文化存在和超越发展，从而以文化巨人的实力支撑起社会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发展的“硬道理”，即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根本原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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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恩格斯《致婓—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7）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欧文坛上出现的自然主义,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它的理论基础是奥古斯特・孔德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证哲学和当时欧洲流行的机械唯物论的实验科学。自然主义的产生,标志着欧洲资产阶级文学的分化与衰落。

一、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本土渊源与欧洲始源

美国农村题材文学是在工业化语境中逐渐展开的,经历了从浪漫情绪到现实情绪再到绝望情绪的历史变迁。以农业文明为基础所建构的美国民主理想和社会架构,在19世纪初中叶杰弗逊的“农业天然道德论”、泰勒的“田园共和主义”和爱默生的“自然超灵论”这些文化表征沉淀下成为美国大众最朴素的信仰和理想,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的典型代表。

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原先平静和谐的农业文明被打破,由开始那种“远方小山村”的回忆转化为后来对农村生活的无奈和悲叹;田园化和理想化的“农村镀金主义”价值观念逐渐被冷漠与恐惧的“自然邪恶论”所代替,并逐渐引发了后来自然主义文学的决定论和悲观主义情绪。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社会的精神危机凸现出来,横扫全国的改革运动就是面对这种危机在社会生产、种族歧视、性别差异、个人生活习惯以及贫困化和城市化等层面上进行解决的尝试。在这些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文学”,记录了人们面对工业化种种困惑所进行的艰难求索,而大多数改革的失败导致那些通过改革完善社会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彻底破灭,并最终导致了19世纪末自然主义生存与暴力论的文学转型。

与社会改革文学一样,乡土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从美国的现实多样性以及文化多元性中来寻找美国工业社会价值的答案,试图从某种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进步现实”中获得建构美国新价值观念的理论基础。这些文学试图以传统农业文明的价值理想“整合”工业化所导致的“分裂性现实”,而这一整合的失败也迫使这些作家在后期创作中皈依自然主义,从而完全承认和认可自然主义作家所持有的社会价值观。另外,自然主义作为当时美国文化重塑过程中的一种文学思潮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不但是欧洲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世界文化的继承者。

总之,自然主义文学在美国19世纪末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工业化进程中文化转型时期的特定意识形态表现,是习惯于农业文明价值体系的美国人面对新的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困惑和思索,更是美国农民逐步在适应工业文明过程中心理震荡和行为失范的正常表现。

二、自然主义文学重要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转型

通过诺里斯、克莱恩、德莱塞以及伦敦文学创作中“现实”和“真实”的意识形态内涵,解读了他们面对文学商业化的创作思考,和当时社会文化转型与走向新世纪的美国精神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农业文明语境下的大众理想和偶像受到普遍怀疑,那种坚定的与怀旧的国民心态随着工业化进程逐渐走向死亡。然而,旧的理想与偶像的消失需要新的理想和偶像的补充和替代。新的工业资本家取代了上帝或精神寄托者的位置,成为美国新文化中大众理想与偶像的代表。从社会层面上讲,传统小说中的和谐社会转化为残酷竞争社会,传统小说中的“父亲”与“家庭”则转化为竞争社会中的“老板”与“工厂”。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所形成的社会分工代替了原来农业文明中的社会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不再是依据明显的家族或政治遗传权力形成的等级制度,而是一种按照经济生产和劳动分配形成的等级制度。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原来依靠国家机器维持的统治体制逐渐转变成依靠经济机器维持的社会统治。随着经济垄断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统治自己的东西变成一种“无形的铁手”,人们在生存的斗争中会觉得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力量总是在控制着他们,但又不知道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自然主义所叙述的就是社会主体在生存中抗争、在注定的失败中堕落以及在悲剧性的结局中灭亡的故事。但是,这种悲剧化的叙述并不是自然主义作家故意追求艺术效果的产物,而是对当时美国现实的一种心理反映,暗含了作家意识形态和对社会的价值观念判断的转变。

三、自然主义文学作家认识现实和再现现实的物质基础

自然主义文学作家注重在社会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表现主体对自然和社会的生理和心理反映,标志着社会文化意识从理想化到工具化的价值观转变。首先,通过解读诺里斯“小麦史诗”的第一部《章鱼》,挖掘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对主体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的制约,揭示了商业化意识向乡村小镇的渗透以及主体生存的社会悲剧。其次,通过阅读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分析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大众对城市空间的基本透视模式。城市是美国工业化文化的典型代表,是自然主义文学关注的现实焦点。作家把爱默生的“超灵”观念应用于对大都市的描述,试图在城市生活中寻求宇宙的法则和超灵的存在,但并没有发现超验主义所说的充满向善性的超灵,却遭遇到一个冷漠的城市灵魂。因此,德莱塞的作品可以被理解为一部关于城市生活的浪漫传奇,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欲望和消费欲望”的社会文化转变。再次,通过阅读克莱恩《红色英勇勋章》中的情景投射与意义贯通的文化分析,叙述了战争作为工业化社会现实的隐喻模式,演示了工业化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体遏制和诱骗的文化生产过程,论证了战争或类似战争的社会对主体心理及其行为暴力化和野性化的塑造功能。最后,通过阅读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探索工业化文化的内涵。该作品虽然不是描述工业社会发生的具体事件,但伦敦却以动物寓言形式普遍化地描述了美国淘金者为了金钱梦想而进行的商业探险。这种商业探险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野性的呼唤》与其说是对巴克作为狗的生存环境的描写,倒不如说这是伦敦对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生存环境的隐喻性反映。

四、自然主义文学与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心理、大众意识和个体行为

作为社会成员行为和动机的内驱力,大众深层意识的转变是社会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内容。自然主义文学作家聚焦人类的深层意识和欲望冲动以及未曾探测的阴暗角落,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怎样使人变成精神病人的主体性生产过程。

通过诺里斯的《麦克提格》,探索这个历史时期的主体心理结构,考察了工业化和商业化语境下主体外貌的野性特征与欲望冲动的必然联系,揭示了资本主义商业心理中“”和“物欲”一体化的心理过程以及以“自残”与“”为典型特征的心理幻想和主体行为。诺里斯使用“镀金鸟笼”来表征美国商业文化中的主体心理模式是非常准确的,即金钱作为一种控制工具成为人的微型心理监狱,人们的所有欲望、情感、行为总是封锁在这种物质化的囚牢之中,难以跳出物质与的意识形态控制,即使主体受虐也成为一种心理形式。

其次,德莱塞的自传体小说《“天才”》,探讨美国19-20世纪之交作家的自我心理塑型过程。该成果集中分析了德莱塞艺术审美的裂变与美国工业化社会转型时期作家自我形象塑造的关系,挖掘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作品表征模式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作品所蕴涵的大众意识从生产主义到具有消费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变迁以及从欲望机器到乌托邦的社会心理裂变。

再次, 克莱恩的《街头女郎梅季》、《蓝色旅馆》和《海上扁舟》,阐释社会转型时期主体心理理性判断标准丧失的动因,揭示了社会现实的不稳定性与主体心理浮躁之间的必然联系,分析了印象化的社会主体心理所导致的社会认知偏差和行为越轨以及社会态度转向悲伤的根本原因。

最后,通过解读伦敦的《马丁・伊登》,挖掘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与暴力及其所导致的亚文化群体心理格式。再现了以“知识”为中心的文学、艺术、科学、习性、礼仪以及日常生活等文化表征对社会主体心理的塑造及遏制方式和过程。

五、自然主义文学的社会价值观在20世纪的继承与发展

自然主义创作在美国20世纪文学历史不同时期的出现表明,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运动生存下来,并在20世纪美国文学中形成一个创作传统,反映了现代美国生活各个历史阶段的主题。作为在文化体系中最高层次的大众意识核心,它所蕴涵的社会价值观也并非美国19-20世纪之交的偶然社会文化现象,而且随着自然主义文学的传承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美国大众意识之中。该成果分别以现代派作家多斯・帕索斯、黑色幽默作家冯尼古特、后现代作家德里罗论述了美国自然主义文学所继续与传承的这种“泛历史价值”。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1)美国自然主义作家是在对美国现实生活的文学阐释中发现了达尔文主义的正确性,并在农村文学、社会改革文学、乡土文学和现实主义等本土文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叙述始源”。(2)自然主义作家重塑文学观念、聚焦新的“真实”以及对于美国的重新阐释标志着美国社会价值观从理想化和人文化到物质化和工具化的变迁。(3)自然主义比以前的美国传统文学更具体地揭示了美国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心理本质,即生产过程作为“生产欲望和消费欲望”的社会化过程。

【参考文献】

[1]《外国文学史》(1-4册)聂珍钊.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

美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8）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我国的大众审美在总体上有了向后现代主义倾斜的趋势。当今社会的非主流审美盛行，选秀节目的大行其道，整容之风愈演愈烈，人们已经将审美的眼光从高雅艺术的阳春白雪投射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国人常说的雅俗共赏，似乎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好的融合。但是在这看似平静的融合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背后，也存在了些许问题。我国本土的艺术哲学理论发展还不够完善，如何在学习当代艺术哲学先进理论的同时，更好地借鉴其中的有利因素为我国的艺术理论建设服务，是非常重要的。

当代美国的社会文化，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内部孕育出来的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代美国艺术哲学试图打破传统主义所设定的审美秩序与传统，对传统艺术评价标准提出质疑，瓦解了传统艺术审美的思维定势为我国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多的借鉴意义。

首先，构建了多元化的评价机制。新艺术形式的出现使得艺术哲学理论在每一次的自我否定与历史否定之间寻找一种相对的平衡，新艺术理论的形成在定义艺术已有形式的同时也为艺术形式的发展打开新的思路。其次，拓宽了社会文化研究的视野。哈贝马斯曾经说过：“18世纪以降……科学话语，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和批评依次被体制化了。文化的每一个领域都和文化的职业相对应，其中专家们所关心的是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这种专业化地对待文化传统彰显出文化这三个层面的每一个所具有的内在结构。它们分别呈现为认知—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和审美—表现理性结构。”艺术哲学理论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促进了艺术领域中艺术评论家、文化商人等一大批与之相应的专业人士的出现。为整个艺术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的同时也拓宽了社会文化研究的视野。第三，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传统艺术的创作具有一整套相对固定的方式，当代艺术尤其是后现代艺术追求的是对传统语言、意义、道德等桎梏自由思想因素的扬弃，表现了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苏珊·朗格以符号论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创新性地发展了自己的艺术符号哲学，阿恩海姆的研究也结合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独辟其境，使当代艺术哲学的发展更加多样化。阿瑟·丹托及乔治·迪基的研究抛开传统审美的限制，回归艺术哲学本身，使美学让位于艺术，为当代艺术哲学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他们研究的根本出发点都是对自由精神的不懈追求。第四，当代艺术哲学理论的另一贡献是对艺术与生活模糊界限的划分。当代艺术呈现出生活之美，艺术与生活的融合，因而造成了艺术与日常用品的界限模糊。当代主义艺术哲学理论在生活与艺术之间树立了一个尺度。使艺术既不会与生活相对立也不会在融合中迷失自我。第五，促进了对艺术、文化及社会关系的综合性研究。当代美国社会的发展，促进了艺术哲学理论的变化。无论是现代主义美学理论研究亦或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哲学理论研究都是立足于社会的时代背景，结合当时的文化及社会所进行的综合性研究。尤其是阿瑟·丹托和乔治·迪基，他们都试图通过研究在艺术定义与社会认可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当代艺术哲学中权力话语的消失，使人们的标准概念呈现多样化评价态势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当代美国艺术哲学理论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其理论价值对我国来说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进入本世纪，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促使中国当代艺术呈现出新的发展样式，但是其中不乏一些为了获得利益、知名度等哗众取宠、恶意炒作甚至十分变态的艺术行为。在当代国内艺术哲学理论不甚发达的今天，这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国内部分文艺理论家认为这是当代艺术审美的迷失，并呼吁重建当代中国艺术的审美标准。在这一时期，我们研究当代美国的艺术哲学理论无疑会对我国当代的艺术理论建设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艺术来源于生活”，与艺术世界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世界。日常生活是持续性、重复性的，遵循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原则。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首先会确定一种一般的标准或规范，对试图打破常规者进行思想或行动上的约束或规范。但是艺术创作必须抛开常规，脱离功利的目的才能触及心灵。同时，当代社会对艺术作品的阐释虽然没有了所谓的权力话语，但是就我国实际审美过程中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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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层次是指自然美、人工美和格局美。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基础。建设美丽中国，首先要保护好自然环境之美，同时，也要在改造自然世界的过程中顺应自然规律，保证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相协调，构筑科学发展的格局美。人类的实践可以将自然美转化成人工美，人工美是人类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的体现。格局美是自然美与人工美相协调的产物。我们既要保护好自然环境之美，又要利用自然环境创造合理的人工环境，实现美好和谐的中国大格局。第二个层次是指文化美、科技美、制度美、人的心灵美与行为美。［2］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条件。建设美丽中国，需要合理的文化氛围，需要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念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需要加强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需要建立和完善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相关的制度，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美好行为、塑造美好心灵，加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环保观念、节约观念、生态观念，营造爱护自然、保持生态的良好社会氛围。第三个层次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美。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归宿。美丽中国，首先是美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上。这种和谐关系能够使经济产业结构朝着更优化的方向发展，使人们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达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美丽中国，还美在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上。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必须建立在人类实践要符合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合理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人类整体出发、从人类未来出发协调生态利益关系。

二、人类生态伦理的觉醒和中国生态文化的发展

(一)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生态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应用性分支，主要探讨生态的伦理价值以及人类对待自然的道德规范。［3］生态伦理学从伦理学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的道德关怀从人类社会延伸至非人的自然世界，是对整个伦理学科的发展和完善。生态伦理学还倡导人与自然之间确立一种道德关系，保证人类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这种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整体性，更加科学、合理地来对待自然和保护生态。生态伦理学最早兴起于西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已成为一门举世瞩目的应用伦理学。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是生态伦理学产生的决定性前提。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是对当前人类面临的空前严峻的生态形势的一种意识反映。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表现在:严峻的生态形势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生活，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人类已经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为之付出积极的努力。生态伦理思想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发展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态伦理思想才逐渐备受关注，并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生态伦理学科。研究生态伦理，不得不提到另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超越了工业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取得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成就的总和，也是人、自然、社会全面发展、和谐共生的文化伦理形态。［4］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却为人类进入生态文明筑起了重重“文明高墙”，人类在批判工业文明、努力构筑生态文明的同时，促使生态伦理发生深刻变化，这也使得整个伦理思想体系发生了整体性变化，使得生态伦理在伦理结构中处在更为重要的位置。

(二)中国生态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国对生态伦理学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在探索生态伦理学基础理论、汲取西方生态伦理学优秀成果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论。中国生态文化论的研究更注重立足我国生态环境的现实基础，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生态的思想精华，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思想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生根发芽。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生态文化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标志。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意味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不断优化的条件下，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最佳组合”。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这里，以人为本注重的是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本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从生态文化论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坚持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即“人类整体主义”原则［5］。虽然我们在促进生态文化论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种种进展，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难以突破的瓶颈。今天的世界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世界，愈演愈烈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冲击着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受多重价值观念的影响，新的价值观念还未确立，旧的生态价值秩序又被打破，各种观念相互冲突，反而使人们的生态价值观处于矛盾之中。在我国，多少年来，增长性发展观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经济的增长程度一直被当作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性指标。在工业文明时代，以GDP作为指标去衡量社会发展的观点更是大行其道，人们只强调经济增长的首要性，却忽视了环境保护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个体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赚取经济利益，一味追求效益优先，往往无法兼顾环境保护。然而，经济个体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国家整体的生态利益却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增长，国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提升，而国家生态利益却遭受了空前的损害。在这个生态文明还未确立，但人类生态伦理思想已经觉醒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冲突将是生态文化论面临的首要难题，也是建设美丽中国面临的最大困境。

三、生态文化———建设美丽中国的思想价值基础

(一)生态文化观的基本内涵我们研究任何一种理论，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指导实践，生态文化论也不例外。中国的生态文化论研究要想指导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具备创新的生态文化思想以及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念。美丽中国的建设实践迫切需要一种以生态文化论为指导的新型的生态文化观，这种生态文化观既与我国古代的生态道德智慧区别开来，又与西方传统的生态思想划清界线。它是一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对东西方生态思想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基础上，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生态文化观。这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沃土中的生态文化观是我们建设美丽中国的共同的思想价值基础。生态文化观以生态道德为原则，以人、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内容，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为目标。生态文化观是人处理自身同自然关系合乎理性的提升，它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内在的逻辑要求。［6］无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和谐社会，它们都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而要真正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除了法律的“硬约束”之外，从很大程度上而言，道德的“软约束”也是不可或缺的。在美丽中国建设实践过程中，弘扬和践行生态文化观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指针。生态文化观产生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大背景下，而生态文明建设又是构建美丽中国的基础和前提。因此用生态文化观来指导美丽中国的建设实践是理所当然和水到渠成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重要地位的大国来说，生态文化观的弘扬和践行，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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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4-0102-02

实践美学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发展方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及理论框架。实践美学，是中国美学理论发展的特定理论形态，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围绕各种纷争与辩论，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探究与分析实践美学的理论发展历程，从不同理论角度了解实践美学的理论特征，有利于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实践美学主要代表有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观点以及朱光潜的“艺术生产论实践美学”，其他理论观点有“创造论实践美学”及“自由论实践美学”，还有所谓的“新实践美学”。可见，实践美学理论体系一直不断发展，同时呈现不同的理论分支，更好地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发展。

一、实践美学理论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

国内一般将实践美学分为两个时期，分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20世纪80年代之后，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泽厚、朱光潜等学者。李泽厚代表作有《论美感、美和艺术》《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等，在实践论哲学基础上初步创立了“美在客观社会性”的实践美学观;朱光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提出“艺术生产论”，代表作有《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美必然是意识形态性的》《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等。

实践美学发展初期，主要理论观点是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以及朱光潜的“美在主客观统一”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美学大讨论”，各种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不同角度的解读，衍生出不同的理论观点，主要人物有朱光潜、李泽厚、蔡仪。朱光潜认为“美在主客观统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美是人在从事艺术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美是实践过程中的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李泽厚提出“美在客观社会”说，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美的社会属性特征。蔡仪只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提出“美在客观”的理论观点，区别于主客观统一的属性。

20世纪80年代，基于新的时代背景下，实践美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实践美学理论观点出现“主体性实践美学”，是李泽厚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重新解读的结果。这个时期，李泽厚提出自然人化的美学观点以及新感性美学，同时蒋孔阳的“创造论实践美学”、刘纲纪的“自由论实践美学”和周来祥的“和谐论实践美学”也成为实践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后还出现所谓的“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实践美学理论之争，不断地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

实践美学随着社会环境变化不断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不断丰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践美学不同时期的理论观点也代表着不同时代特征，因此探析实践美学的理论发展历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进程。

二、实践美学初期的主要理论观点

李泽厚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美的社会属性特征，提出“美在客观社会”说。针对研究美学的方法，李泽厚认为应该研究客观现实美、人的审美感以及艺术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分析，李泽厚提出美感的矛盾性，即美是主观直觉性与客观功利性的统一，具有矛盾性，两者相互依存组成美感。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李泽厚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或自然人化的结果，而美感则是对客观存在的美的反映，美的存在的必然性和普遍性造成美感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美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类意志转移，但是美感是人类意识，是基于客观的美存在。

美具有社会性与客观性。李泽厚认为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美感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意识的表现，是对客观美的反映。同时自然美也具有社会客观性，李泽厚认为，自然美是指人类通过实践改造自然而赋予自然以社会的性质和意义，是人对自然的社会性转变，使其保留自然属性的同时还具有社会性。审美与创造美，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包括艺术创作及欣赏活动，通过不断地人化，使自然美具有客观社会性。

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朱光潜认为，美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既有自然性，也有社会性;不过这里客观性与主观性是统一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也是统一的。社会存在不等于社会意义，虽然自然物有社会意识，但是不等于社会存在;人类的艺术创作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意识形态，基于社会经济与时代背景，而美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等于社会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实践是人类对客观社会的生产劳动，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人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然，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精神的变化，产生意识上的喜悦与，即美感。随着实践美学的发展，出现“创造论实践美学”和“新实践美学”。

三、实践美学发展的新时期

20世纪80年代，在艰苦的环境背景下，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建构形态，仍然不断地发展，以李泽厚为代表奠定了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与理论框架体系。李泽厚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对康德的三大批判进行了创造性的批判研究，进一步发展“客观社会性”实践美学，代表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对实践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泽厚提出“主体性实践美学”观点，以其“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为哲学基础，进一步阐述“主体性实践美学”的形态建构，对“美学―美―美感―艺术”四个层次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同时，李泽厚还提出“自然的人化”，即人类可以通过制造及使用工具进行物质实践，从而产生一系列精神文化形态。实践美学是人类生产实践过程中的结果，通过改造自然，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精神上的认知与美感意识。在《美学四讲》中，李泽厚更是把“自然的人化”当作发展当代中国美学或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命题，并对其内涵做了新的拓展，在承认主体性实践之外还存在着物质创造这一根本性的同时，突出了其心理情感的内在性。

对美感的探究，李泽厚提出建立“新感性”，即建立人的心理本体或内在的自然人化，从而形成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主要包括两方面感官的人化与的人化。感官的人化即人的自然属性可以通过实践进行改造，形成具有社会属性的感官，这种感官即美感。这个实践过程，从马克思主义美学角度，就是自然属性的消失、社会性的出现。的人化，就是人通过实践活动，提高认识，把自然属性变形为感性中的理性。“新感性”丰富与发展了实践美学，把美学研究引向美感问题的研究。同时，李泽厚的“三重本体”也对实践美学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构成了“主体性实践美学”的体系构架。所谓“三重本体”，即工具本体、心理本体和历史本体。

蒋孔阳的“创造论实践美学”也对实践美学产生重要影响。蒋孔阳认为探讨美的本质首先应从多种因素、多个层面进行，即从自然物质层、知觉表象层、社会历史层和心理意识层四个层面理解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把美看成是多种因素通过积累而形成的复合体。美的本质与美的创造紧密相连，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社会性与个体性、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无意识等多种因素在审美创造活动及其审美关系中的统一，并且在量的积累过程中发生质的突破。蒋孔阳认为应该通过人的感性活动来理解人的本质，即通过实践活动来分析人的美感形成。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人的自然属性构成人的感性基础，同时人具有社会存在性，通过实践活动从自然属性上升到社会属性，构筑人的精神世界，即美感形成。

四、结论

实践美学，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形态，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与理论基础。实践美学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发展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实践美学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理论建构同样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归根到底是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服务。随着实践美学的不断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哲学基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及研究方式和研究方向多元化。因此，实践美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吸收不同的文化，不断地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合西方现代哲学，结合时代背景发展新的理论观点。21世纪，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信息大爆炸，传统理论面对冲击挑战，实践美学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结合时代环境，不断地反思与研究，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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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J].哲学研究，1957（4）.

[4]蔡仪.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人化”说[J].文艺研究，1982（4）.

[5]蒋孔阳.美学新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210.

[6]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7]朱立元.美学与实践[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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