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管理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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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管理论文

林业管理论文篇(1)

1生态健康

生态健康与生态系统健康应该是同一个定义:生态系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有机体;生态健康是指生态系统具有稳定和谐的组织结构、较强的活力和恢复力、畅通的生态流,对相邻的系统没有侵害作用。显然,健康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理想状态,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主动介入生态健康管理,就是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

2森林健康

森林健康是指森林生态系统具有稳定和谐的森林结构,较强的抗灾能力,并能为人类提供较多的生态服务功能和森林物质产品。

2.1森林健康管理

森林健康管理,就是为了维护、促进或恢复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而采取的措施;森林健康管理的目的是提高森林生态系统抗逆能力,增强维持森林系统稳定性与和谐性,除去或避免系统中或系统外危害森林健康的因素,创建有利于森林生态健康的良好环境条件,使森林提供更多的服务功能。

2.2森林健康管理目标与措施

森林健康管理的目标,就是通过森林健康管理,让不健康的森林逐步恢复健康,让健康的森林持续健康,让新培育的森林从开始就保持健康。健康的森林应在森林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一些生物和非生物的因素不会威胁和影响到现在或将来森林经营管理的目标。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能够在维持其多样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又能持续满足人类对森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需求。

森林健康经营要点是健康经营规划,把健康的思想贯穿到森林生态系统经营全过程:火险管理,包括可燃物处理、火险分级、杜绝野火、控制火烧等内容;林业有害生物管理;森林健康系统监测与评价,在全国建立森林健康监测计划,为国家制订政策提供森林状况和变化趋势的信息资料;人为促进的生态系统自然修复方法,即天然林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林以近自然经营为主,注重游憩功能、公众参与和环保意识教育。

3林业有害生物管理

有害生物管理是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生态健康原理,采用先进的生物管理学手段和有害生物调控技术与策略,对有害生物实施科学控制,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

林业有害生物管理是运用森林健康理论,采取先进的生物管理学手段和有害生物调控技术与策略,对林业有害生物实行有效管理,预防森林生物灾害发生,维护生态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

森林健康理论是一种新的森林经营管理理念,它不仅是今后森林经营管理的方向和工作目标,而且对林业有害生物管理工作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传统的森林病虫害防治理论是把森林病虫草作为工作目标,森林健康理论则是把培育健康的森林作为工作的主要目标。这样,就把森林的病虫草火等灾害的防治上升到森林保健的思想高度,体现了生态学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森林病虫草火防治的可持续控制问题,使森林病虫草火防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向更高的层次转变,使森防工作者一跃成为森林的保健工作者。

4林业有害生物管理策略

人类在管理有害生物的漫长过程中,逐渐懂得了有害生物的有害性不是绝对的道理,管理理论由“斗争”逐渐转变为科学管理,管理策略逐步完善,走过一条由有害生物的单一防治到综合防治,由综合防治再到综合治理的发展历程。这个发展历程标志着人类对有害生物的认识和对有害生物防治理论的探索和提高。但是,这些理论都没有突破“被动”防治的框框,局限在“防灾救灾”的范围内。因此,笔者认为,林业有害生物管理应该以森林健康理论为基础,采取“营林为主,适当干预,精密监测,精确管理”的管理策略,对林业有害生物实施有效管理。

4.1营林为主,培育健康的森林

将林业有害生物管理工作贯穿于营林工作始终,也就是说,从种苗开始,一直到抚育管理、采伐更新,将培育健康森林作为营林主要目标:科学划分立地类型,实施标准化造林;以地带性植被为主,建立多类型植被;因地制宜,乔灌草结合,合理搭配;加强种子繁育和苗木培育工作,促进遗传多样性;加大现有林扶育力度,及时伐除病弱木,增强森林抗逆能力;提高低产林改造强度,更新老虫源地森林,提高森林生态系统活力;改善现有林木采伐方式,禁止皆伐和“拔大毛”式采伐方式;对天然林减少人为干扰,以防止外来物种入侵为主,保护原生植被;加强检疫执法,防止林业有害生物扩散和外来有害生物入侵。

4.2以生态调控手段为主,对造成灾害的林业有害生物进行适当干预

对已经造成灾害的林业有害生物,采取生态学调控手段,进行必要的防治;暴发成灾的,有必要时,选用针对性强的、不伤害非靶标生物的无公害药剂,采取先进的施药措施,进行人工防治,禁止使用杀虫(菌、草)广的药剂,尽量不要采用全面布撒的施药方式,以免伤害非靶标生物,并造成面源污染;对一些危险性有害生物,加强监管力度,及时发现,及时根除。

4.3精密监测,精确管理

精密监测、精确管理的目的就是对生态系统实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非健康生态系统,采取先进的生物管理措施,及时、快速地恢复“患病”生态系统的健康;或者对处在健康、亚健康状态的生态系统,采取一定的、合理的措施,维护生态系统保持在比较稳定的健康状态。也就是说,有害生物的“双精”管理(精密监测,精确管理),不仅仅是要克服被动防治和单种防治带来的弊端,更重要的是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

参考文献

[1]张国庆.生态健康与有害生物管理[J].中国园艺文摘,2008(3):40-41.

[2]张国庆.生物灾害管理理论研究[J/OL].科学网,[2008-04-30].

[3]张国庆.林业生物灾害防治组织与管理[J/OL].科学网,[2008-04-15].

[4]张国庆.论有害生物的“双精”管理[J/OL].科学网,[2007-08-23].

[5]张国庆.林产品标识溯源系统框架设计[J/OL].科学网,[2008-01-09].

[6]张国庆.和谐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J/OL].科学网,[2007-12-15].

[7]张国庆.林业生物灾害防控的法律保障[J/OL].科学网,[2007-11-02].

林业管理论文篇(2)

制度的重要性正在被经济学家们广泛认同,制度与组织的互动是解释经济社会历史演进的最重要原因。经济学已有的讨论是,在通常情况下,国有产权和集体产权制度效率是不理想的。在制度安排和保护的舞台上,国家及其人是“白马王子”。租金最大化是国家进行制度安排的最终目的。本文则认为,国家,尤其是集权体制下的国家,为了获得租金,常常由精英集团——集权的上层设计一些总体战略,而产权制度的安排首先是从属于这些总体战略的。这些产权安排自身是低效率的,但符合总体的战略决策。在考察经济社会中一个行业的产权变迁时,其它行业的产权变迁和经济整体的市场化程度也许是理解该行业产权制度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要素的市场化实际上意味着要素主体更大的退出权,而这种退出权意味着就我们所考察的行业而言,更多的权属能够退出公共领域(publicdomain),这意味着该行业租耗的减少和社会经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本文试图解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林业制度的安排和变迁,并对林业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演进做出预测。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新中国林业产权的初始界定从属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需要,而林业产权的变迁是国家与林业经济主体博弈的结果,林业经济主体对国家的反应导致一种均衡的制度安排——新的制度安排具有效率意义上的比较优势。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已有的国家与产权理论进行一个回顾和评析:第二部分侧重于解释新中国成立之始国家对林业实行国有和集体产权制度的原因;第三部分着重讨论林业制度自改革以来的演进和林业行业效率的提高:第四部分是一个结语。

①North,DouglassandThomas,Robert,1981.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W·W·Norton&CompanyInc.

国家的本质是什么?国家及其人有没有自身的目的?对于国家本质的认识,具有代表性的是三种模式:一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卢梭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摆脱自然状态订立契约的产物。二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工具论,他们把国家当作一个集团或阶级的机构,其职能是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剥削其它集团或阶级并且榨取其收入。第三种国家理论①是现在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诺思的国家——“经济人”模型。在诺斯看来,国家是一个有行使暴力的比较优势的组织,它为选民或选民团体提供的基本服务——不成文的习俗或成文法规体现根本性的竞赛规则。国家因为两个目标提供这些规则:一个是通过规定竞争和合作的基本原则,以实现统治者所得租金的最大化;另一个目标是在实现第一个目标的所有权框架内,减少交易费用,以便实现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在经济发展中,这两个目标很难协调一致,其和谐与冲突表现为经济的发展与停滞。正如诺思在其诺奖仪式上的发言①,“制度并不必然是有甚至通常并不是有社会效率,相反,它们特别是正式的规则的建立是服务于那些对新规则的建立是有谈判力量的人们的利益的”。总之“诺思悖论”可以概括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当制度安排完成后,哪些因素决定了制度的再安排或者变迁呢?理论界有两种解释值得注意:一是诺思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和“锁定”(lock—in)理论,二是巴泽尔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思认为②,由国家安排的制度一旦被安排和确定,就有一种自增强机制。制度在现实社会中有四种自我实施或强化的机制,即(1)机构的设置和成本的固定;(2)学习效应;(3)协调效应;(4)适应预期(adaptiveexpectations)。当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这四种有效自我实施机制时,制度的变迁本身也就标志着人们的收入递增在广泛的范围内发生了。与此同时,这一递增又使得制度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制度与组织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制度的变迁。

Y·巴泽尔在坚持诺思国家租金最大化假说的基础上,断言统治者在利益约束下有可能界定和保护一种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巴泽尔认为③,如果监督和施政无须成本,那么统治者就能够凭借暴力的比较优势攫取全部剩余。但在现实世界中,统治者监督和施政是有成本的。由于统治者的信息不完全以及统治者和臣民的信息不对称,为了获得最大化租金,统治者可以给其臣民规定一个定额,统治者得到定额部分,臣民得到总产值扣除定额后的剩余,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合同。定额制度扩大了劳动者的产权,刺激了他们对资源更合理的利用。赋予臣民拥有资产或贸易权的统治者必须提供尊重这种权利的保障。一个独裁者可以通过取消包括“超越于法律之外”的某些特权,给予臣民们以自由和不没收其财产的宪法保障而获得利益。由于有能力做出具有信用的承诺,统治者能够建立一种不依赖于自身的执行机制,这种执行机制有利于法律系统本身的工作。包括法官和警察在内的司法人员会去尊重法律,而不是去迎合统治者,法院如何进行统治,取决于他们获得报酬的方式。如果法官的收入取决于诉讼费,那么他们不可能总是偏视一方,有了第三方执行的机制,统治者和臣民就可以订立长期契约,扩大他们之间的协议范围。总之,统治者追求最大化租金客观上导致了他们对有效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我国有些学者④认为应该对巴泽尔的理论做一个修正:他们特别强调布罗代尔提出的“中间组织”,认为只有在社会与国家的对话、协商和交易中形成一种均势,即只有臣民本身有一定的力量时,才可能使国家租金最大化保护与有效产权创新之间达成一致。

本文达成的理解是,国家租金最大化的“诺思悖论”有待商榷,尽管这种理论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契合⑤。国家总是有自己的意志的,它必须设计一定的战略来实现这种意志,而国家对产权的界定首先是服从于国家的战略需要的。林业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具有双重功能: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由于这一行业具有生态功能的特殊性,国家可以顺理成章地出于生态环境的考虑或者以生态环境为借口重新界定林业产权。

①诺思:《时间进程中的经济成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6期。

②诺思:《时间进程中的经济成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6期。

③Y·巴泽尔:《产权与国家的演进》,《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2期。

④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⑤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小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会牺牲委托人——大集团的利益,诺思的国家假说只是奥尔森理论的一个具体运用,即一国的上层建筑会为自己的利益牺牲国民的利益。诺思理论也同查尔斯·沃尔夫的非市场缺陷理论有着某种程度的吻合。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说,公有产权是一种非帕累托最优的制度,但为什么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人们会选择一种从效率角度而言是不利的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立了“工业化”的国策,与国家这一战略相对应,国家对林业资源设立了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产权制度,这种制度安排客观上方便了林业剩余被无偿地转移到工业上。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正式实施后,人民政府依法管理和经营森林。在中国东北、西南和西北原始林区建立了一批全民所有制森工企业,以木材生产为中心满足国民经济的原始积累和工业基础建设的需求。在中原和南方大面积荒山荒地和天然次生林区,组建了一大批国有林场进行造林营林①。集体林产权是指隶属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单位对自己所拥有的森林、林木、林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它包括四大组成部分:第一,根据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分配给农民个人所有后,经过农业合作化时期转化为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第二,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种植、培育的林木;第三,集体与国有林场、采育场等国有单位合作在国有土地上种植的林木,包括公路、铁路两旁的护路林、江河两岸的护岸林,按合同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林木;第四,中国在“四固定”时期(见注2,指1962年)确定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森林、林木、林地。②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真正区别③,在于国家支配或控制前者,并且不对其控制后果负直接的财务责任。但国家控制全民经济时,却以财政担保其职工的就业、工资和其他福利。因此,国家对集体所有制的控制和干预,更易为“浪漫主义”所支配甚至为所欲为。集体公有制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合作的私有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安排。

国家转移林业剩余的手段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重取轻予的财务制度④。整个计划体制时期,中国林业财务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在国营采运企业的产品成本中不计基本的原材料——被采伐的森林资源费用,个体和集体林的销售收入分配中不留恢复资源的补偿基金,只在销售环节收取少量育林基金。后来国家也只是在育林基金数量进行了几次调整,财

①陈根长:《中国林业物权制度研究》,《林业经济》2002年第10、11期。

②戴广翠等:《中国集体林现状及安全性研究》,《林业经济》2002年第11期。

③对集体经济性质的这一精彩论断,见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第6页。

④陈根长等:《林业的改革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38—46页。

务制度却一直延用。当时林业经济理论工作者也认识到了国家牺牲林业和农业以发展工业的战略①。“50年代党和国家面临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支援战争等中心任务,急需大量木材,而新兴工业建设又需要林业为其提供积累,因此,在国民经济实力极其薄弱的条件下,形势要求林业做出暂时牺牲。”第二,畸形的林产品低价。计划体制之下的价格,并不具有配置稀缺资源的作用——不反映供给和需求,也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但具有分配职能。“在我国尽管木材是长期缺乏商品,但由于林价被挤出了木材价格构成,木材价格长期很低②。”第三,加剧采育失调的投资政策和掠夺性的税费制度。从1952年到1985年,国家向采运(森工)企业共投入约1800亿元,而向营林企业共投入209.8亿元③。在国家投资的刺激下,采运生产能力不断扩大,而营林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是在一种私有产权制度下,国家侵占租金的成本会很大。只有在公有产权制度下,国家才能低成本地运用上面三种手段不断攫取林业租金,并且使之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战略。对于各类林业经济主体而言,由于热情经济、政治高压、对的盲从以及搭便车心理而缺乏博弈力量,只能对这种制度安排扮演被动接受者的角色。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业产权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农业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林业改革顺理成章,国家即使不想改变林业产权,但由于农业和林业天然是一家,使得这种区分成本相当大。二是由于人力资源的产权特征引发林业部门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迫使集权部门重新安排产权制度。人力资本产权由于具有和自然人不可分的特点,这种资产更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只有给这种资产足够的物质刺激和精神激励的时候,这种资产才有可能达到市值最大化。对身处林业部门的这些人力资本拥有者而言,也不例外。由于政府对林业的掠夺政策,林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得不到期望的回报。由于缺乏物质刺激,在该行业一种正向的反馈机制难以形成。具体说来,林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激励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林农、林业工人的劳动积极性问题;林业部门的各级管理者的劳动积极性问题。高度公有化经济的真正要害问题是规模经济的管理问题,作为人的林场场长,其行为缺少委托人的到位的激励或政策,没有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对林场场长而言,也许兴趣更在于政报统计数据取悦上级以获升迁。黑龙江、松花江林管局9个森工局1952—1985年上报全年采伐面积为469万亩,核实为509万亩,少报7.86%。,更新面积上报为839万亩,核实面积为329万亩,夸大1倍半以上④。三是林业原来的经营体制无法“可持续”生存。林业部门由于重采轻育,使得国家规定的年伐任务越来越重,而可供年伐的林木越来越少,以致走到原有体制难以为继的地步⑤。加之林业部门的呐喊、世界组织对生态环境和林业的介入以及国家对林业的负财务收益的恐惧,这些是政府放弃部分林业权利的原因。当农业发生了制度变革的时候,林业部门也同时开始进行产权变革。

1981年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以“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林业“三定”政策,这标志着国家对林业产权的重新界定。通过国家落实林木林地所有权和林业生产责任制,放宽林业政策,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林业所有制结构⑥。以四川省为例,1985年同1980年相比,国营和集体造林面积的比重分别由1980年的5.67%和84.17

①陈根长等:《林业的改革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②陈根长等:《林业的改革和发展》,第47页。

③陈根长等:《林业的改革和发展》,第51页。

④陈根长等:《林业的改革和发展》,第53页。

⑤陈根长等:《林业的改革和发展》,第4—10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全国林业经济研究会:《林业商品经济探讨》,中国林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下降为1985年的3.52%和18.79%,而国家和集体合作造林和个人造林面积的比重,则分别由1980年的2.45%和7.71%上升到1985年的4.03%和73.66%①。

尽管林业部门的收益权进一步得到明确,但林业部门并没有获得实质性好处,原因在于林业行业的税费越来越重,使得这种收益权的权值变小。由于林业经济主体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几乎没有力量与国家抗争,国家对林业租金的掠夺和攫取行为自改革以来仍然在继续。1984年,国家和地方财政从各种渠道投入林业的资金为9584万元,林业上缴国家的税利13607万元,两者之比1:1.5。木材市场开放后,1985年国家和地方财政从各种渠道投入林业的资金6843万元,林业上缴国家的利税为17151万元,两者之比为1:2.5②。在1985年,按国家物价局,财政部、林业部联合的(1985)348号文件,以及此后有关方面正式颁布的税种、税率,南方集体林区在流通环节上征收的税有:农林特产农业税,按物价5—10%征收,在实际执行中,收得最高的福建达12%;产品税,按销售价的10%征收;零售营业税,按销售价的3%征收;此外还有城市建设维护税和教育费附加;还有林区建设管理费,按每立方米5—10元征收,最多的地方收到60元;还有林政管理费,每立方米收1.5元,还有市场管理费,按成交价的6‰征收。“由于重复征税,征重税以及扩大征税基数,地方财政收走了改革带给林业好处的绝大部分③”。尽管1988年国家行政工商管理部门出台了《关于整顿和调整南方集体林区木材费用负担的通知》,为减轻林业税负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1994年我国实行新税制后,国家及其者又增加了税种,提高了税率。1995年以后木材市场疲软,价格下滑,乱收费问题又逐渐显露。1998年我国实施了“天保工程”,林业又增加了许多乱收费项目。

当国家工业化似乎已经不再需要这点林业租金的时候,为什么林业税费仍然居高不下?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说明:一方面是由于财政的刚性支出。农林业实行责任制以后,集体林区的林业收入承担着原来由公积金、公益金支出的干部补贴、民政费用、教师补贴、学校建设、民兵训练、计划生育等一切费用,在许多地方这些支出几乎占用了林业收入的全部。另一方面,林业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导致了国家及其人名义税费的上涨。我们假设国家要求的林业赋税总量一定,它取决于税基和税率的积。税基取决于国家可以观察到的林业产量。只要林业的产量不被国家观察到,国家无法对这部分林业产值收取税赋,因此林业人员有动力隐蔽自己的产量。从公开产量转变为地下经济。随着国家可以观察到的产值越来越少,国家只有对这部分可以观察到的部分提高税费,才能保证刚性的国家租金。

尽管林业的税费严重,但改革使得林业部门产权的排他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随之而来的结果是林业产权的流转开始加快——主要表现在林木贸易繁荣,林地使用权的流转也初见端倪,林业各经济主体也实际上获益,尽管这种利益非常有限。中国国内有学者④认为公有经济的产权只具有排他性,而不具有可交易性。本文则认为在传统的国有经济下资产的权利并不具有真正的排他性。1981年开始的林业“三定”实际上界定了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保证了这些权利的排他性。而某种产权的排他性一旦建立,其可交易性自然就能够衍生出来,甚至被国家明文禁止的交易,也能够在地下进行。权利的可交易性意味着很多内容:林业经济主体的风险分解了;不用担心被“套牢”;权利能够转移到更识货的人手中,资源配置能够优化。1985年中央允许木材议购议销的政策实际上是对已经“生米煮成熟饭”的现实的一种追认。

①陈根长:《中国林业物权制度研究》,《林业经济》2002年第10、11期。

②陈根长:《林业的改革和发展》,第48—49页。

③该资料来源见张琅等《木材市场开放后福建省林业收入分配情况的初步调查》,文章收录在《林业商品经济探讨》,第185—193页,数据在第189页。

④国内学者如周其仁。本文对于公有产权的理解不同于周其仁。周其仁认为公有产权具有排他性而不具有可交易性,而本文认为公有产权并不真正具有排他性。

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的生态效益在某种意义上是种替代关系——到了1987年,林业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凸现了生态环境问题,此时颁布的采伐限额制度使国家人得到了重大的经济权利: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木材的市场价格再高,当事人也不能多采伐;并且采伐审批手续比较复杂——这种复杂的程序加大了林业经济主体同国家人之间的交易成本,结果有利于各级国家人。同时采伐限额制度也造成了林业部门极大的公共领域——国家人信息不充分,大量的在法律上应该为国家所有的租金引起各个经济主体攫取的冲动。1987—1998年国家通过行政晋升、法律和森林警察等手段维护林业租金,而林业经济主体则通过乱砍乱伐、偷砍以及偷漏税、退出等手段在公共领域内与政府展开博弈。由于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以及房地产和工业用地的需求激增,土地的林业使用具有更大的机会成本,侵占林地的行为一直在持续。1994—1998年①,全国共征用林地7929hm2。1998年,中国颁布了新《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了各级国家人对集体林地的部分权限——其实质是强化和扩张了政府对林业的部分权利。政府和林业经济主体关于林业产权博弈的结果不利于林业经济主体:一是由于在经济发展中,就整个经济社会而言,林业的生态功能越来越被强调,其经济功能相对弱化,社会比较认同政府对林业产权的重新界定;二是其他行业的创新速度更快、赢利机会更多,一些有能力的经济主体可以通过流出这一行业来寻利。

从1990年至今,林业总产值年增幅略高于中国GDP增幅(1991—2001年均增幅为8.3%《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386页)。目前,中国林业发展呈现出两种非常鲜明的势头:第一,林业产权的流转在流转频率、流转规模上有加大的势头②。第二,非公有制林业发展比较迅猛③。集体林业产权的流转包括林地使用权流转、中幼林产权流转以及成熟林产权流转,流转的特点表现在流转方向的单一性(流入方一般是林业系统的行政事业单位与企业)、流转区域的封闭性、流转双方选择余地的狭窄性以及流转过程中无中介评估机构的参与。就国有林业而言,林业权利的流向主要是旅游业、农业和林业。一些地区林地流转还呈现出流转形式的多样性以及林地流转的规模化趋势。林业产权的转手有利于弱化林业的资产专用性、分散林业风险,林业权利的转手也说明了林业权利的排他性在得到强化。非公有制林业存在着很多政策和制度上的障碍,仍然得到了长足发展。据有关部门2001年对14个省区和3个国有森工集团调查统计,非公有制林业占有林地总面积的23.5%④。在经济意义上,这是一种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比较优势——非公有林业的交易费用更低。

本文的目的在于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立国之始对林业行业界定国有产权的原因以及林业制度在不同时期的演进,决定林业制度演进的主要因素是国家与林业经济主体间的互动。本文的一个核心结论是:国家在安排林业制度时,首先考虑的是国家战略;林业改革对于国家和林业经济主体而言是双赢的——产权明晰的同时,国家租金以及林业经济主体的收益都增加了。随着中国其他行业和要素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林业经济主体的博弈力量不断增强,我们预期中国的林业制度会进一步实现帕累托改进,林业的经济绩效会不断提升。

①戴广翠等:《中国集体林现状及安全性研究》,《林业经济》2002年第11期。

林业管理论文篇(3)

1.世界各国林业建设观念的转变

现代世界各国林业经营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具体的经营目标和重点上,虽然千差万别,但总体思路和发展方向基本一致,都在不断重视生态环境作用,兼顾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其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有奥地利的“森林经营新模式”,其目的是实现不破坏生态平衡的环境保护与经营;瑞典的“立地特点林业”,认为“合理林业可与小规模自然保护和景观并存”;德国的“正确林业”,采取“与健全的科学知识和经验证明的实践准则一致的经营方法,同时,保证林地的经济与生态生产率,从而实现物质与非物质机能的永续”;加拿大的“模式森林计划”,以森林生态经营思想为基本原则,大力倡导公众参与,积极引入科学技术和生态技术,持证经营,充分实现森林多种价值;修正的热带“近自然森林经营”,要求从整体出发,经营森林生态系统,以保证生态系统的生产率与稳定性;日本的“森林•林业流域管理系统”,则从日本国情出发,把森林作为“绿色和水”的源泉,按照流域来进行经营管理[1][2]。

林业不再只是一个经济部门,而是环境建设的主体,是人类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基础产业——这已是大家的共识[3][4]。

2.“现代林业”的定义

国内较早的现代林业定义是:现代林业即在现代科学认识基础上,用现代技术装备武装和现代工艺方法生产以及用现代科学方法管理的,并可持续发展的林业[8]。后来,进一步发展,定义为:现代林业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全社会广泛参与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高效发挥森林的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需求的林业[1]。

第一个概念一连使用了四个“现代”,关于“林业”之前,就其观点的实质而言,不过是“现代化”“林业”的定义。后一个概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其实,这个定义的实质并未超越可持续林业的范围。

林学自创立以来,各国对于林学、森林、林业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许多新的发展。林学经历了传统林学的各个阶段(从“大木头”林业到“永续利用”林业),向现代林学转变。“现代林学”成了以森林生态系统的营建、经理为研究对象,以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功能为核心,全面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的多种效益和多种功能为目的的学科。对森林的认识也由单株树木、树木群体到森林生态系统的转变。由于人们对森林和林学认识的变化,是人们对林业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从“木头”林业向“生态”林业转变,从“伐木”行业转变为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中心,全面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作为林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从而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转变,以及当前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日益突出,使人们又认识到,“社会”与“生态”是一个复杂的复合大系统,人类活动必须遵守其竞争、共生、自生三大原则,实行“资源共享、适时协同、按需生产、和谐共荣”[3],实现“人地共荣”,社会——生态系统的竞争、共生和自生机制的完善结合,环境合理、经济高效、社会文明、系统健康地发展[3][4]。

因此,现代林业可以归纳表述为“和谐林业”: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研究并协调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实现社会高度文明,生物圈永久稳定和繁荣,人类共同幸福与进步[5]。

只有通过科学高效的手段,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这些关系和谐协调,才能迅速克服日益突出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显然,这种定义克服了传统的割裂“社会”与“生态”的观点的弊端,强调了“关系”的重要性,突出了“关系协调与和谐”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6][7]。

3.“现代林业”的内涵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现代林业:①以森林生态系统为经营对象;②和谐地协调人与人(包括组织与组织、人与组织)、人与环境的关系(即:竞争、共生、自生)[3][6];③“人地共荣”为最高目标。

因此,现代林业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以和谐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全社会协调参与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与管理,协调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5]。

显然,现代林业产业体系具有复杂系统所具有的网络性、多区域性、开放性、动态性、耗散性、作用过程多样性、多维数、非线性等特性,我们应该运用整体复杂性研究方法、3d方法(全社会共同参与系统诊断、参与方案设计、参与推广与实施),对以现代林业进行研究,对人地系统进行模拟分析,寻求系统和谐发展的新途径[3][5]。

3.1经营对象

现代林业的经营对象是森林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最大生态系统,具有其他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结构特征。当把森林生态系统作为经营对象时,必须尊重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人类的经营活动不应超出其调节能力的阈值,以免造成生态失衡。就现代林业而言,就是要按照森林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开展森林经营活动,通过各种措施,减少对于林地的养分耗损,增加林地养分补充,增加对系统的投入,建立新的高效的生态链,形成高级有序循环,促进林业系统向高级有序态进化[2]。

3.2经营目标

现代林业的经营目标是森林利用达到“零废弃物”,实现“清洁生产”[3]。实现林业“清洁生产”,就是通过改进森林资源经营利用手段,达到削减和控制co2排放,加强废弃物循环利用,少或不产生生产性垃圾和生活垃圾。通过对有限森林资源的节约、节制和循环使用,创造健康有序的森林资源使用机制,实现和谐发展的循环性社会:①开发可再生能源利用新技术,如生物发电、低公害车、自然能源等。②建立废弃物回收、再生、利用循环系统,确保环境卫生安全。③加大木质系列材料开发利用力度,提高木质系列产品生产效益。④培育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森林文化和生活文化氛围。

3.3经营原则

在目前矿物燃料日渐枯竭、人口压力加大和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现代林业的经营原则应该坚持:①开发短轮伐期速生丰产林;②营造高产能源林,解决农村燃料短缺状况,加快“绿色能源”替代矿物能源的步伐;③促进区域社会能源自给化、多元化,最终达到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④有效利用荒山荒漠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9]。

3.4经营之路

除了坚强生态建设之外,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林业发展有必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①行业建设:加强林业能力建设,逐步把我国的林业建设成大生态产业,实现林业的和谐发展。

②加强林业意识建设:加强生态安全和生态关系知识宣传教育,强化领导林业意识,提高全民林业观念,倡导清洁生活方式和勤俭生活方式,合理分配资源,按需生产,实行清洁生产和节约生产[3]。

③加强林业行政能力建设:加强林业组织建设,提高林业行政能力;加强林业质量建设,提高林业工程质量;加强林业制度建设,完善林业法律法规体系和林业行政体制;加强林业工程同其他工程建设的联系,使它们有机结合,实现整体与局部同步健康发展[5][10]。

4.结束语

以上,只是笔者对“现代林业”思想内涵浅陋的思考。实际上,“现代林业”的思想内涵远比上述内容还要深、广。总之,就我国而言,我国的林业底子薄,又走了许多弯路,林业经营水平还很低,林业行政能力还比较差,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运转模式和思维模式上,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林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通过对“现代林业”内涵的讨论和思考,促进我国林业观念的转变,提高全民林业意识,尤其是领导林业意识,转变林业行政运转模式,促进我国的林业发展。

参考文献:

[1]江泽慧,现代林业[m],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

[2]张国庆,从林业系统的自组织探讨生态林业设计[j],华东森林经理,1990(3)。

[3]张国庆,论和谐发展与生态建设[j],安徽农业,2003(学术刊)。

[4]张国庆,试论复合生态系统与按需育林[j],安徽林业科技,2001(2)。

[5]张国庆,试论和谐林业[j],安徽农业,2003(学术刊)。

[6]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林业管理论文篇(4)

据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全国现有森林面积1.34亿hm2,森林蓄积量101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由建国前的8.6%提高到13.92%。我国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经国家批准黑龙江等8个省已跨入生态系统行列。我国现有森林面积和蓄积量的绝对值是可观的,在世界上占有一定地位,但由于国家大、人口多,人均森林面积和人均蓄积量分别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2%和13%左右,属于森林资源严重缺乏的少林国家。全国现有沙漠化面积达171.1km2,占国土总面积17.85%,其中风沙化土地5.4万km2,沙尘暴时有发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以黑龙江省为例,全省沙区每年有460多万亩农田不同程度地受风沙危害,其中重灾年份毁种面积达40多万亩,300多万亩草原由于沙化造成草质退化,载畜量减少,每年因风沙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2亿多元(林业厅提供)。林业企业地处偏远,条件艰苦,待遇偏低,加上长期单一生产结构,致使人才结构不合理,知识在创新过程中的创造性尚未激活,使得一些人才外流。要建立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建立接近自然的林业,建设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的林林,必须加快林业现代化建设步伐,为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关键在于人才,根本在于人才。

首先,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与实现现代林业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全新发展新理念,把实施林业人才战略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布局之中,坚持以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为根本出发点,人才要打破系统之间、部门之间、省市之间的界限,实施人才共享。人才共享是充分发挥最大创造力一种人才资源配置新方式,它既包括人才的引进,也包括在不改变人才原有身份和人才所在单位利益情况下,对人才能力充分发挥和合理使用。建立人才信息网,就必须大力发展“数学林业”。信息化是当代林业现代化的标志,它主导着未来一个时期林业现代化的方面,而电子信息技术是实现林业现代化管理和发展持续林业的重要支撑技术之一,只有通过全局性、整体性人才资源的合理开发,才能直接为林业经济建设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资源与智力保证。

林业管理论文篇(5)

前言

城市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它是以人为主体并与周围的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建立相互联系,以人类的技术和社会行为为主导、生态代谢过程为经络,受自然生命支持系统所供养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1]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是人类走向文明,生活走向富裕,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城市最多的国家之一,现有城市680多座,建制镇1700多个,城市人口已约占总人口的50%,虽然城市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但在没有强有力的控制的条件下,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城市地区生态的退化,各种环境困扰和城市病愈演愈烈。而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自然环境中物质和能量交换的最大的生物群落。世界上象莫斯科那样直接在森林中建造的城市并不多,大多数城市是在人为活动剧烈的地域成型发展的,这样的城市往往缺少森林、更缺少以森林为主体的生态环境。因此,把森林引入城市,使城市坐落在森林之中,发挥森林特有的生态功能,改善和提高城市环境,从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2]

一、城市林业的概念及其内涵

“城市林业”第一次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这一偏向系统管理的概念主要为了解决城市土地利用的经济、环境、社会、生态效益如何达到最佳结合点的问题。1962年美国肯尼迪政府在户外娱乐资源调查报告中,首先使用城市林业这一名词。1965年美国林务局向美国政府提出城市林业发展计划,同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ErikJorgensen教授首先提出城市林业的概念,指出“城市林业并非仅指城市树木的管理,而是指对受城市居民影响和利用的整个地区所有树木的管理,这个地区包括服务于城市居民的水域和供游息的地区,也包括行政上划为城市范围的地区。”

美国林学家协会于1972年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其为城市林业下的定义为:“城市林业是林业的一个专门分支,是一门研究潜在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福利学的城市科学。目标是城市林业的栽培和管理,任务是综合设计城市树木和有关植物以及培训市民,其范围包括城市水域、野生动物栖息地、户外娱乐场所、园林设计、地面污水再循环、树木管理和木质纤维的生产等。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业手册》中把城市林业定义为:城市林业是林业的一个专业化分支,是对树木和森林进行培育和管理,以对城市社会居民的心理健康、社会福利和经济繁荣发挥作用的一项高尚事业。[3]

迄今为止,有关城市林业的重要研究来自北美,上述定义都强调了城市树木、森林的培育和管理是城市林业的重要内容,其目标是为城市居民提供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1989年中国林科院开始研究城市林业。1992年在天津召开了首届城市林业研讨会,1994年中国林学会设立了城市林业专业委员会。我国林业工作者在城市林业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对城市林业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定义:

城市林业是由林业和园林融合而成的,是建设、经营和利用城市林业的事业。城市森林是指城市范围内与城市关系密切的,以树木为主体,包括花草、野生动物、微生物组成的生物群落及其中的建筑设施。

城市林业是建筑在城市森林体系的资源基础上,以乔灌草为主要成分,与城市建设布局相适应的,支持城市持续发展的城市森林体系的建设与管理体系。

城市林业是全方位为城市服务的林业体系,是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点、块、带、网、片相结合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景观系统。[4]

上述这些定义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强调城市林业是为城市服务的,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城市林业的研究对象是城市森林,较侧重从系统角度下定义。

总结对城市林业的各种诠释,现代城市林业内涵至少体现四点思想内容:一是体现了服务城市、带动周边农村地区,取大林业、园林之所长,补其之所短,达到持续发展、共同进步;二是体现市区、郊区及近郊区一体化绿化体系的指导思想;三是体现了有别于大林业和乡村林业的不同特点,特别是融合了园林、园艺的优势与长处;四是体现了大都市林业的典型性、示范性、生态性、服务性的特点。因此,城市林业作为现代林业的一个重要专门分支,是为城市生存和发展创造最佳状态的生态林业;是园林与林业融为一体的多功能林业,是城郊一体化、林园融为一体的高效林业。它即是园林的扩大、又是林业的提高与升华。

二、城市林业的三大效益

1、生态效益

城市林业在城市生态系统的动态调节作用主要是通过生态效益来实现的。它具有调节气候、阻隔和销纳污染物、吸收和降低噪音、杀菌、吸收二氧化碳和放出氧气、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等生态效益。

2、社会效益

城市林业对人类的影响非常深远,其社会效益广泛。美化城市、活跃居民生活、疏通交通。城市林业在美化市容方面起着主导作用,春天的花、夏天的绿、秋天的果、冬天的枝,无不展示其丰富多彩、姿色秀丽,是居民心情舒畅。道路两旁的绿色行道树,调节光线并减少光线直射,使司机和行人减少疲劳。同时可以把树种的变化作为标志,以减少交通事故。

公园、街头绿地是居民、游客休息、锻炼、交谈、娱乐交流的场所,可以展示文化修养、风俗习惯、衣着款式、相互观摩、增进友谊。森林是绿色文明,能激发艺术家、文学家、企业家、科研人员思路活跃,产生创造灵感。有人观察发现:生活在广植树木花草地方的人,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少得癌症。科学家解释,由于花草树木周围空气特别新鲜、阴离子积累较多,人们经常在新鲜空气中活动,会得到更充足的氧气,对心肺功能很有益处。加之树木花草多为绿色,绿色能给人以温柔、舒适、宁静之感,可以镇静神经、降低血压、解除疲劳及增加精神欢娱作用。这样就会促进人体各系统的生理功能,提高自身免疫力,从而达到防病治病或促使疾病自愈康复的效果。

3、经济效益

据美国林务局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从长远来看,在城市和郊区植树能节省大笔开支。报告还说,1991年,5000多万株树木消除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和空气中的颗粒物质,而给杜配奇县和库克县创造了920万美元的财富。他们研究发现,种植位置得当的三棵树每年可以为每位芝加哥的房主节省50-90美元的取暖费和降温费。例如,在房西侧和南侧植树可以遮荫降温。即使光秃树枝也能使太阳辐射降低30%-40%。另一方面,在北方寒冷地区,房屋北面和西北面树木则可以抵挡凛冽寒风,从而降低取暖开支。研究指出:在芝加哥地区中9.5万棵树的费用和30年的养护费共计约2100万美元,而可节省费用3800美元,即每棵树创造环境价值可获402美元。另外,在美国纽约周围有树木的房屋,房价提高5%;在公园、公共绿地附近的住宅价值可提高15%-20%。城市林业可创造直接经济效益,如公园的门票、经济树种的果实等,为生产经营单位创造直接经济效益。[5]

三、我国城市林业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林业研究起步较晚,但城市林业的建设工作一直受到政府各方面的重视,并已取得了较大成绩。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国城市林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同时也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城市林业建设资金不足

由于城市林业的经济效益不像其他行业那样明显,所以许多地方都被投资到有直接经济效益和高额利润的行业,城市绿化费所占的比例很小,致使有些城市环境不断恶化,从而间接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城市林业的经营管理粗放

由于我国技术设备落后,机械化程度低,缺乏精通业务的管理人才,导致我国城市林业经营管理粗放,使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在生物多样性、持续稳定性及再生能力等方面表现不良。粗放的管理水平使得城市森林的健康状况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城区的内环绿网树木,由于在水分,尤其是在养分供给上受到限制,枯枝落叶被清扫、营养元素不能循环,又没有必要的施肥措施因而导致林地养分锐减,影响树木生长。同时,城市内空气中各种污染物的侵害也抑制了树木的正常生长发育,使树木生长缓慢,更容易滋生病虫害,造成防护效益的下降。另外,由于我国城市林业尚属起步阶段,城市森林资源和经营管理尚未形成一套符合城市林业特色的法规和法令。特别是由于我国体制上的特点,城市林业涉及林业、环保、城建、土地等多个部门,在关系及职能协调上尚存在一些问题。这也给城市林业有序、稳定和持续的发展带来了障碍。

3、领导重视程度不够

有的领导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将仅有的一点城市绿地也大搞开发区建设,使人口愈来愈多的城市,人均占有绿地面积不断下降,城市环境进一步恶化。

4、现有城市林业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保障

由于历史原因,在城市总体规划上城市林业缺乏合理的整体结构,以北京、杭州、桂林这些历史名城为例,由于兴建了为数不少的污染型工厂,一方面使城市的性质、规模、结构与布局失去控制,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阻碍了城市林业的发展。[6]一些原有的城市绿地和都市森林被征占和毁坏,同时也对形成整体规模的城市林业规划建设带来困难,导致城市林业局部的结构松散,特别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建设方兴未艾,各地开发区不断涌现,大中小城市市郊和建制镇的扩建使城市规划发挥不了作用,给城市绿化带来困难,尤其是对市郊林业建设影响更大。造成市郊森林结构松散,部分城市绿化覆盖率呈下降趋势,就全国而言,城市绿地难以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

5、城市林业结构不合理

由于技术和认识上得滞后,我国城市林业总体质量不高,生态、社会及经济综合效益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对环境压力的承受力还很有限。长期以来,用来衡量城市绿化的指标是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导致绿化工作错把手段当目的,盲目追求绿地数量而忽视质量,树种结构不合理,没有形成规模的防护林体系,经济林建设没能得到足够重视。特别是在树种选配上的树种单一,使许多城市形成“多街一树”的单调景观,立体绿化效果差,因而难以充分发挥三大效益。

6、市民爱护环境认识不足

由于市民对森林的作用不甚了解,造成思想上不重视,从而出现各种破坏城市绿化现象。如采摘花草、践踏草坪、在行道上锭钉、拉绳晾衣等,使许多城市绿地遭到不幸。城市绿地面积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逐年减少,森林环境也不断恶化。[7]

四、发展城市林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城市污染日趋严重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的发展,城市的污染日趋严重。城市由于人类生活生产活动向大气排放各种污染物,如烟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这些排放物已超过环境所能允许的极限,使大气的质量发生恶化,从而对人们的生活、工作、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建筑物以及财产设备等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发生破坏性恶劣影响。除了大气污染外,城市中水污染、噪声污染也十分严重。水污染已是供水问题日益严重,在我国大多数城市供水中,地下水已成为重要水源,但地下水资源毕竟有限,加上不少城市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地下水引起地下水位下降,水质恶化,造成饮用水紧张。城市噪声污染主要来源于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噪声对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健康、人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影响。所用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威胁着城市人民的生活,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引起人民关注。

2、城市生物界的退化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绿色的自然界正在退化。城市是砖瓦和泥浆的连接物,使钢铁和混凝土的堆砌物。人们运用先进的技术知识在城市里创造了现代的物质文明,却使城市中的生物界严重退化。在当今城市里,原始植物已面临绝迹,现在的绿色植物大多是人工栽培的。生物界的不断退化,说明城市环境对生物生存的不利,这个现象引起人们的警惕。

3、城市绿地普遍较少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城市中的建筑物与绿地的竞争非常激烈,使得城市中的绿地面积普遍较少,与发达国家相比,水平远远落后,这与现代化的都市发展是不相协调的。

五、我国城市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城市林业建设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由口号变成实际行动的生态工程,也是21世纪城市园林绿化的必由之路,城市林业是城市实现环境与发展相统一的关键和纽带。作为陆地生态环境主体的森林,一方面是自然界功能最完美的资源库、基因库、蓄水库,对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起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它作为人类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自然资源,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城市林业肩负着绿化城市环境与促进城市发展的双重使命,如何实现城市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呢?

1、合理规划、统一布局。

有关部门应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搞好城市林业规划,可持续发展是全球的共同发展战略,而城市发展是对自然界绿色空间的最主要威胁,因此要做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城市发展与城市林业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把城市林业纳入市政发展的总体规划、要根据自然环境的特点,因地制宜进行规划设计在扩大城市绿色空间布局时要坚持贯彻普遍绿化与重点美化的原则,见缝插绿,把凡是能够种树、种花、种草的地方都充分利用起来;在绿地较少的老城区要大力发展垂直绿化、屋顶绿化、阳台绿化。以增加城市绿色覆盖率和绿视率;最后,要协调好林业、园林、环保、城建、市政、国土、交通等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确保规划的实现。

2、保护第一,开发利用第二。

因为原有森林是多年努力的结果,且正在发挥重要作用,如不好好保护,将使多年辛勤成果付之东流,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为此,我们要加强宣传,提高全民对城市林业重要性的认识,要扭转在城市建设中,有森林更好,没有森林也可以的旧观念;要研究当代人的生活规律,让全体民众充分认识到城市林业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不仅要把他们从重要性上深入理解,而且要从技术、实际知识予以掌握,成为既是城市林业的受益者,又是城市林业的设计者,树木花卉的种植和养护管理者,提高他们利用植物材料改善城市环境的能力;另外,要寓教于参观游览之中,以确定市树、市花、植树节绿化周等方式向全民普及城市林业知识,提高“全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化”的意识。

3、建立城市林业建设基金,实行补偿使用制度。

城市林业的发展于城市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乃至社会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林业属于社会林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化”以成为当代人民的普遍共识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8]为了把城市林业建设真正落到实处需要集思广益,调动全社会各种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城市林业建设基金。为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增进后劲,要实行公益林补偿制度。要充分利用新森林法、保护天然林、,控制采伐量,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制度,使生态林区实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并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支持城市林业的发展。

4.科学地经营管理城市林业

城市林业经营管理的总目标使改善城市环境,具体讲要达到美观、安全和高效。这必须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实行高标准的养护管理,集约经营。同时,要理顺体制,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我国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园林部门管理城区、林业部门管理城外,而且分属两个管理系统的经营方式,这种方式不利于城市林业的建设和发展,如果把园林部门和林业部门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就容易解决矛盾,有利于我国城市林业的健康发展。

5.加强城市林业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我国城市林业建设尚在起步阶段,缺乏专门的经营管理人才和科研队伍,因此,必须加强人才的培养和科研队伍的建设。在我国高等院校开设城市林业的有关课程,使园林、林业、以及城建规划专业的学生都能了解城市林业的内容,培养大专以上的专门人才,健全科研机构,组织多学科、多部门专家学者共同协作攻关,研究我国城市林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新技术、新设备,并与决策部门通力合作,确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林业体系。[9]

六.对城市林业建设的几点建议

1、规划城市总统绿化目标

作为一个现代文明城市,应有一定的绿地面积,以及人均占有绿地面积,不能低于人们生活所需要的最低线,所以各城市在总体规划和发展目标中,应将城市绿地面积作为重要内容规划进去,并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按城市实际财力分年度实施,使城市逐渐改变为“林中只城”。同时,把这项总体绿化工程作为领导政绩考核项目之一,作为文明城市或文明单位达标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在向这个方向努力进取。

2、提高全社会对城市林业的认识

由于对城市林业内涵、作用和功能认识的不足,导致了解决城市问题方法的偏废,对城市林业认识上的不足,导致了资金投入不足和投入不当;对城市林业认识上的不足,导致城市绿地经常成为城市建设蚕食的对象,遭受人为破坏。[10]

3、开展全民植树活动

充分利用每年的植树节期间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让每个市民都参加到这项工程上来,增强市民的知绿、爱绿意识。开展一些纪念林、纪念树的栽植活动,还有结婚纪念树,学生毕业纪念林以及某些重大节日纪念树的栽植。另外还可以通过社会的力量让市民自愿成立“文明护绿”“社区护绿”等自愿工程,开展多样化的植树护绿活动,人人懂得“人建设环境,环境陶冶人”的辨证思想,这样才能使城市逐渐绿起来,变成“房在林中,人在绿中”风景优美的城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得到保证。

4、城市林业规划设计思想应是生态观与人文观相结合

城市林业的规划和设计是城市林业的重要内容,其规划设计理念影响城市林业的布局,有助于城市问题的解决,城市问题实际上是人、城市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建立生态城市被认为是摆脱城市困境的根本途径。[11]生态规划在当今方兴未艾,要针对的正是传统城市规划不太重视城镇空间的绿色效应,过分强调城镇发展的眼前局部利益,造成城市生境持续恶化而提出的,强调的是城市各系统之间的协调而非单因子的最优控制。其次城市作为一个以人为主体的生态系统,城市林业的建设目标是为人创建一个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景观舒适度。因此城市林业规划应以人文关怀为原则,促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华民族“以人为本,天人和一”的传统观点在现代社会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王木林.城市林业的研究与发展.林业科学.1995(5):460-466

2、沈清基.城市生态与城市环境.同济大学出版社.1998

3、李秀芹,张国斌.略谈现代城市林业的发展.中南林业调查规划.1998(4):48-50

4、李增禄,雷向东.城市林业的兴起与发展.河南农业大报.1995(3):317-322

5、从日春,李吉月.试论城市林业在我国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1997(4):1-10

6、张庆费,徐绒娣.城市森林建设的意义和途径探讨.大自然探索.1999(2):82-86

7、刘森茂.关于城市林业的几点认识.林业经济问题.1999(5):40-43

8、许正亮.城市林业概述.贵州林业科技.2002(2):56-59

9、李永芳.建设城市林业,保护生态环境.

10、李锋,刘旭升,王如松.城市森林研究进展与发展战略.生态学杂志.2003(4);55-59

11、孙冰,栗娟,谢左章.城市林业研究现状与前景.南京林业大学学报.1997.21(2):83-88

12、关景芬.我国城市林业持续发展研究.林业经济.1995(2):26-33

13、丘国栋.试从可持续发展看城市林业发展问题.96年广东省第二届城市林业研讨会论文.

14、杨士弘等.城市生态环境学.北京:科学出版社96’

15、王详荣.生态园林与城市环境保护.中国园林.1998(2)

16、王永安.城市林业新认识.林业资源管理.1995(6):19-21

17、李永芳.城市林业之我见.绿化与生活.1992(6):2-3

18、赵义廷.城市林业发展(综述).林业资源管理.1998(4)

引注:

[1]马世骏,王如松.1984.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J].生态学报.4(1):1-9

[2]李锋等.城市森林研究进展与发展战略.生态学杂志.2003(4):55-59

[3]涂慧萍,颜文希.关于城市林业几个问题的思考.世界林业经济.2001.10(5):63-68

[4]王木林,缪荣兴.城市森林的成分及其类型.林业科学研究.1997(5)

[5]、[7]李秀芹,张国斌.略谈现代城市林业的发展.中南林业调查规划.1998(4):48-50

[6]李增禄,雷相东.城市森林的兴起与发展.河南农业大学学报.1995(3).317-322

[8]陈炳超等.城市林业与城市生态平衡.

林业管理论文篇(6)

*本文据作者在"97中国现代园林研讨会"上的报告,1997,1995年清大学建筑学院的应邀学术报告和1997中山市建委应邀报告整理而成。

最近,北京大学科研人员在调查人们为什么远足去香山时,一位普通退休工人这样说"我告诉你,我们的家门口实在是无法呆下去了。我们这条街本来是很安静的,空气很好,原来街两旁是大槐树……现在人行道变成了小作坊,小工厂,各种怪味和嘈杂的锯铝合金声音,使我们难以忍受,小拖拉机烧着柴油,放着黑烟,像乌贼鱼一样穿过我们的门口……实在使我们难以忍受,只好往香山空气好的地方呆上半天或2-3个小时。"

中国空前的城市化过程使人居环境急剧恶化,相比之下"山水城市""花园城市""生态城市"之类便特别令人向往,其口号也就特别具有感召力。而在此同时,中国现代园林专业的理论几乎为零(相比之下,关于中国古典园林的欣赏理论却为数不少),在此形势下,中国的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活动便潜伏着一种巨大的危险,即盲目性──望文生意地,凭着个人的幻想来构筑"花园"城,并以此来引导大规模的园林建设活动。历史的教训已不胜枚举,发生在眼前的所谓"美化""绿化"活动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严酷的环境现实使中国现代园林专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如何在空前的城市与社会变革时期确立自己的活动空间和发展方向,对本专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下面将从社会变革与园林专业的发展之间的一般性关系着手,探讨现代园林专业的特点,并以此分析现代中国园林之现状和发展之潜在机会。

1.社会变革与园林专业的发展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园林和园林专业,体现在不同的服务对象,不同的改造和创造对象,不同的指导思想和理念,当然还有不同的设计师。下面对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特别是后工业时代园林的特点作一系统的分析(表1),以此为出发点,探讨中国现代园林发展之问题。

表1园林专业发展三时段论

社会时段(及其特点)服务对象主要创作对象指导理论和评价标准园林专业人员及代表人物代表作

农业时代(小农经济)以帝皇为首的少数贵族阶层宫苑,庭院,花园唯美论,包括西方的形式美和中国的诗情画意。同时强调工艺美和园艺美。艺匠,技师,

如中国的计成法国的雷诺,英国的布朗,

中国的皇家园林和江南文人山水园林,法国雷诺特式宫苑、英国的布朗式风景园

工业时代(社会化大生产)

后工业时代(信息与生物生物技术革命,国际化)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城市居民公园绿地系统以人为中心的再生论,绿地作为城市居民的休闲和体育空间,和作为城市的肺。强调覆盖率、人均绿地等指标美国的专业规划设计师欧姆斯特德(Olmsted)纽约中央公园,波斯顿的蓝宝石项链

后工业时代(信息与生物生物技术革命,国际化)人类和其它物种人类的家,即整体人类生态系统可持续论。强调人类发展和资源及环境的可持续性。强调能源与资源利用的循环和再生性,高效性,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作为协调人类文化圈与生物圈综合关系的指挥家,如I.McHarg如美国东海岸的一些生态规划欧洲的景观生态规划

1.1小农经济与工艺美

农业时代的社会特点是小农经济下养活着一个贵族阶层,他们不再靠天吃饭,从本来是充满恐布的自然景观中欣赏到了自然的美和农耕景观的美,并因此激发其再现和创造这种美的欲望,这便是山水和田园艺术,其中包括山水画和田园诗,并综合体现在园林艺术中。景观(Landscape)此时与风景(Scenery)同意,也即中国之"山水",是在视觉审美意义上的。因此,造园是在造美的风景,美的田园。其享用者当然是少数贵族,因此,创作地是围墙中的园和院。当然,根据财力的厚薄,园林有大有小。

园林的创造者最终是主人而不是专业园林师,因而有"七分主人,三分匠?quot;之说T傲质鼋鍪且战扯眩⑽薅懒⒌娜烁瘢词故抢着祷蚣瞥桑仓皇翘接诨实酃笞宓母呒督橙硕选S捎诘厍蛏暇肮鄣目占浞忠旌团┮祷疃宰匀坏氖视峁鱿至艘栽傧志肮勖牢谥嫉脑傲址绺竦目占浞忠旌筒煌纳竺辣曜肌0ㄎ鞣皆傲值男问矫篮椭泄傲值氖榛狻5蝗尾钜烊绾危际且晕牢卣鞯摹<负踉谕皇贝鱿值脑裁髟昂头捕闶钦庖坏湫汀?br>作为园主人同时又是设计者的贵族阶层尽管摆脱了农耕活动,并没有摆脱小农意识。如领地意识──在园林中反映为围墙和隔篱;庄稼意识──凡非庄稼必是杂草,凡非益虫必为祸害,必将其除去而后快;好农人(牧人)意识──精耕细作,追求园艺之完美,在园林中表现为整修的绿篱,模纹花坛等;炫耀意识──排场,气派和攀比,等。

1.2大工业与人类的身心再生

工业革命源于英国而盛于美国。大工业生产使社会因此发生了一个巨变,即工人阶级出现,"城里人"不再是少数贵族和侍从们,对自然与农耕景观之美的感知已不再为少数贵族所独有。而更重要的是,集居在城市中的人们需要一个身心再生(Recreation)的空间。园林专业的创作对象是公园和休闲绿地。为美而创造,更重要的是为城市居民的身心再生而创造。用欧姆斯特德(Olmsted)的话来说:文明人在不断发展医药战胜种种疾病,同时,他们的健康和幸福却日益受到某种更为严重的病魔的损害,对此,医药无能为力,只有通过阳光和温和的锻炼来平衡血液循环和放松大脑,使人再生和获得健康与欢乐(见Charles,1995,p43)。而最能发挥这种身心再生功能的园林空间便是舒展的牧场式风景。起伏的地形,草地,树丛和水召唤着人类身心的参与和溶入。即所谓的公园式景观(Park-likelandscape)。景观感知和认知学的研究认为,公园式景观中包含了丰富的"了望-庇护"和"可探索"的空间特征,因而唤起了人类的天性,从而使身心得以康乐(Appleton,1975;Kapplan,1982,1985)。

工业时代在园林专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园林职业设计师的出现,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园林之父Olmsted。Olmsted于1865在美开创了职业园林设计事务,在此之前(1858-61),他与合伙人Vaux已完成了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图1)。Olmsted坚持把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与传统的"造园"(Gardening)区别开来,把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称为"景观规划设计"(LandscapeArchitecture),把自己称为"景观规划设计师"(LandscapeArchitect),而不是"园丁"(Gardener)。并努力发展园林专业教育,于本世纪初在哈佛大学首创景观规划设计专业(LandscapeArchitecture)。从此,真正出现了为社会服务的,具有独立人格,为生活同时是为事业而创作的职业设计师队伍,而不是少数贵族的附庸。园林才真正作为一门学科,登上世界最高学府的大雅之堂,并成为美国城市规划设计之母体和摇篮。自从1900年在哈佛开创景观规划设计课程之后,到1909年才出现城市规划课程,并于1923年城市规划才正式从景观规划设计中分离而独立成一新的专业。

由于Olmsted及其合作者的实践和专业教育在哈佛大学的确立,使美国的园林专业一开始便定位在一个很大的活动范围内,包括城市公园和绿地系统,城乡风景道路系统(Parkway)规划设计,居住区,校园,地产开发和农场以及国家公园等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并进一步扩展到主题娱乐园及高速公路系统的景观设计。美国园林在这一时期的定位,为以后世界园林专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园林师的职业不再是园丁和艺匠,而是人居环境的规划设计师和创造者。

由于对公园绿地与城市居民身心健康与再生关系的认识,城市绿化面积和人均绿地面积等指标往往被用来衡量城市环境质量。但如果片面追求这些指标而忘却其背后的功能含义,园林专业便失去其发展方向。

1.3后工业与整体人类生态系统的持续

二战之后,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达到了高潮,城市犹如大地机体上的恶性肿瘤,扩展漫延。公园绿地已不足以改善城市的环境,特别是到了后工业时代,对城市的恐惧加之交通与通讯的发展和工业生产方式的改变促使郊区化恶性发展,使大地景观被切割得肢离破碎,自然的生态过程受到严重威胁,生物多样性在消失,同时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延续受到威胁。随之而来的国际化使千百年来发展起来的文化多样性遭受灭顶之灾,也淹没了人类对自然的适应途径的多样性,这同样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可中?Gadgil.,1987),

因此,园林专业的服务对象不再限于某一群人的身心健康和再生,而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和延续,而这又依赖于其它物种的生存和延续以及多种文化基因的保存。维护自然过程和其它生命最终是为了维护人类自身的生存。作为园林专业研究的对象这时已扩展到大地综合体,是多个生态系统的镶嵌体(LandMosaic,Forman,1995)由人类文化圈与自然生物圈交互作用而形成。谐调不同空间尺度上的文化圈与生物圈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园林专业所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I.McHarg首先扛起了生态规划的大旗,他的《设计遵从自然》(DesignWithNature,1959),标志了园林专业勇敢地承担后工业时代重大的人类整体生态环境规划设计的重任,使园林专业在Olmsted奠定的基础上又大大扩展了活动空间。生态规划或人类生态规划(McHarg,1981)成为本世纪规划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革命。

McHarg一反以往土地和城市规划中功能分区的做法,强调土地利用规划应遵从自然的固有价值和自然过程,即土地的适宜性。并因此完善了以因子分层分析和地图叠加技术为核心的规划方法论,McHarg称之为"千层饼模式"(Layer-cakemodel,1981)(图3)近半个世纪以来,遵从自然的设计模式在生态学和人类活动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也使园林专业在环境主义运动中成为中坚。

但很快人们就发现了千层饼规划模式的弊端,最突出的有两点,第一,这一模式只强调垂直自然过程,即发生在某一景观单元内的生态关系,而忽视了水平生态过程,即发生在景观单元之间的生态流,它基本上是在哈佛早期的园林教育家Eliot或更早的PattrikGeddes的"先调查后规划"的模式基础上发展而来(Faludi;1978,Steiner等1987),是生物,尤其是植物对环境适应的生态学思想的推广,所以,McHarg极力强调某一景观单元内地质-土壤-水文-植被-动物与人类活动及土地利用之间的垂直过程。第二,千层饼模式强调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自然决定论,规划除了认识自然过程就是适应自然过程。而这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不现实的,景观规划过程是个可辩护的过程,而不是自然决定论的过程(Steinitz,1985,Faludi,1987)它必须考虑决策者的行为。更何况自然已被人类切割的四分五裂了。

随着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对水平生态过程的研究逐渐加深,景观生态学(LandscapeEcology)强调水平生态过程与景观格局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多个生态系统之间的空间格局及相互之间的生态系统,包括物质流动,物种流,干扰的扩散等(FormanandGodron,1986;Formn,1995)。并用一个基本的模式,"斑块-廊道-基质"来分析和改变景观,以此为基础,发展了景观生态规划模式。

以决策为中心的规划模式和规划的可辩护性思想则在另一层次上发展了现代景观规划理论,使自然决定的规划重心回到以人为中心的规划基点,但在更高的层次上能动地谐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和不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以维护人及其它生命的健康与持续。

所以,这一时代,景观规划师的作用是谐调者和指挥家,他所服务的对象是人类和其它物种,他所研究和创作的对象是景观综合体,其指导理论是人类发展与环境的可持续论和整体人类生态系统科学,包括人类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其评价标准包括景观生态过程和格局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及含意。所要创造的人居环境是一种可持续景观(Sustainablelandscape,Thayer,,1993)。

因此,不同时代,由于不同的社会需求和自然与社会问题,园林专业及园林专业人员所面临任务、对象和指导理论是不同的,中国社会对园林的研究迫切需求是什么?是"五一"广场上的模纹花坛?是"十一"街道上的鲜花?还是公园围着铁丝网的草地?充满诗情画意的亭台楼阁或是叠水假山?

2.中国园林专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2.1中国现实社会对园林专业的需求

中国目前处在一个工业化与后工业化过程并存的社会时段。不必讳言,五六十年生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与环境问题不幸地在中国大地上重演了,而且更为严重。中国园林专业所面临的城市与环境问题归结起来包括:

林业管理论文篇(7)

1我国林业资源发展的现状

1.1森林资源发展空间大。我国森林资源总的变化趋势是:森林面积逐年增加,每年以200万hm2速度递增,林木生长量开始大于消耗量,森林资源的发展在数量上开始走出低谷扭转了长期以来森林资源下降的局面,实现了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的双增长。森林资源是决定林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加WTO后冲击的重点虽然是林产工业,但竞争的焦点却在于林业产品,而林产品的关键原料在于森林资源。

1.2竹资源丰富我国是世界竹类资源最为丰富、竹类栽培和加工利用最为悠久的国家。其竹林面积达700万hm2,约占世界竹林面积的1/3、用材竹林总蓄积量约9700万t。竹材和竹制品,无论在品种还是在产量方面,在世界上我国均为首位。竹林中的竹笋和竹荪是天然保健食品,也是出口创汇的重要资源。

1.3盛产松香和林副特产品我国松香每年产量在40万t左右,居世界首位。除供应国内市场外,也是大宗出口商品。我国脂松香在国际市场上有很高的声誉,占据重要地位。近几年出口量均在20万t左右,年创汇均在1亿美元以上。我国芳香油年产量2~3万t,其中桉树芳香油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我国林副特产品资源丰富,其中不少是名特优产品。在国内外享有很高信誉,具有较强劲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基本垄断了港澳市场,在东南亚、日本、德国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

1.4国内市场需求旺盛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对林产品市场的需求十分旺盛。由于近年来我国在建筑业、室内装饰、家具等方面以及对纸产品的需求增加迅速,其木材、人造板、纸产品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这就为我国林产工业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1.5森林资源存量小、质量低我国是一个森林资源贫乏的国家,其特点是存量小、分布不均、森林质量下降、结构不合理,经营管理水平低,林木生长量不高。

2整地、造林的一些程序、方法造林地的整理是在造林前改善环境条件的一道主要工序。通过整地可以改善造林的立地条件、清除灌木、杂草和采伐剩余物。在造林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增加直接投射到地面的透光度;还可以改变小地形,使透光度增加或减少。整地清除了地表植被,增加透光度,因而在白天地表层的温度要比有植被覆盖时上升得快,整地后改变了土壤物理性,使土壤温度状况发生变化。因而,能提高造林成活率及使幼林的生长情况显著改善。整地还能保持水土、减免土壤侵蚀,同时也有利于造林施工,提高造林质量。

林业管理论文篇(8)

一、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过去100多年来,人类与自然冲突中的几个严重事件中,我们能否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避免那种“先破坏、后治理”、“先污染、后治理”或者“先引进、后消除”(往往很难除掉)的惨痛的教训呢?

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大规模移民南部大草原。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开垦地土壤地力耗尽后马上撂荒,转而开垦新的土地。但是,草地的严重扰动诱发了大规模的沙尘暴:1932年爆发14次,1933年高达38次,1934年春季的沙尘暴,扫荡了中西部大平原,使全国小麦减产1/3。1935年5月,起源于堪萨斯、阿克拉荷马、科罗拉多三州黑风暴,裹挟着大量耕地表层黑土,形成了东西长2400km、南北宽1440km、高约3km的“黑龙”,3天中横扫2/3个美国,3亿吨肥沃表土被吹进大西洋,16万农民受灾。后来,据美国土壤保持局统计,1935-1975年的40年间,大平原地区被沙尘暴破坏的面积高达4000-6000km2a-1。为控制土地荒漠化和沙尘暴,美国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态保卫战。其主要的做法是,推行“农场法案”,鼓励弃耕,政府采取补偿制度,建立自然保护区,恢复天然草原,休牧返林还草。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返林返草面积达150000km2,约占全国耕地总数的10%,在此基础上建立自然保护区144个。由此看来,美国主要是利用了人退的办法成功遏制了困惑该国几十年的“黑风暴”问题。

前苏联自1954年起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沿岸和高加索部分地区大量开垦草地,至1963年累计垦荒600000km2。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加之气候干旱,造成新垦荒地风蚀严重,春季疏松的表土被大风刮起,形成沙尘暴。1960年3月和4月的沙尘暴席卷了俄罗斯南部广大平原,使春季作物受灾面积达40000km2以上。1963年沙尘暴受灾面积高达200000km2,新垦区农耕系统几乎瘫痪。沙尘暴同时殃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比黑风暴危害更大、持续更长的是,同时发生并绵延至今的白风暴:前苏联在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中修建卡拉库姆运河,每年可从亚洲第三大湖咸海的主要水源——阿姆河调水灌溉1000km2的农田和草场。这种“创造性地再造自然”带来的生态灾难是异常沉重的:阿姆河被截断使下游咸海水位急剧下降,30年间湖岸线后退了10-20km,咸海湖底盐碱,“白风暴”(含盐尘的风暴)接踵而至,毁灭了60%的新垦区,并使其成为生命。当年斯大林提出了规模超过美国“罗斯福工程的”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倡导在草原区植树,同时继续发展灌溉农业。1949-1953年,该工程营建防护林近30000km2,但到60年代末,保存下来的防护林面积只有2%而已。

阿尔及利亚为防止撒哈拉沙漠的不断北侵,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从1975年起沿撒哈拉沙漠北缘大规模种植松树,号称世界级造林工程(绿色坝项目)。该工程延伸到邻国摩洛哥和突尼斯,绵延1500km。按照理论计算,该工程能使阿尔及利亚林地面积每年扩展10%。但由于没有弄清当地的水资源状况和环境承载力,盲目用集约化的方式和外来物种搞高强度的生态建设,结果使生态建设变成生态灾难,沙漠依然在向北扩展,现在该国每年损失的林地超过造林面积。2004年12月11-16日,作者前往突尼斯北部考察,我们沿海边行驶一天,也没有见到该“绿色坝”的影子。当问及突尼斯国立干旱区研究所所长,北非五国的绿色坝项目进展时,该所所长不无幽默地说:“那是纸上的防护林”。

荷兰举世闻名的围海造田工程对荷兰农业发展、市镇建设和自然保护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过去20年来,围垦区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采取少量的人工措施或完全没有人为干预,使荒芜的围垦土地出现生机,形成了总面积达1650km2的健康生态系统(董哲仁,2003)。这一成功做法引起了国际生态学界的高度关注,经常被作为生态重建的成功案例反复引用。实际上,该国围垦区的生态建设经历了几个阶段,反映了荷兰人对生态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开发的围垦区,根据居民休闲的多种需要,进行景观设计;第二阶段是60年代以后,专门进行生态设计,为特定的生物群落形成创造条件,主要人工种植多种植物,为珍禽鸟类栖息创造条件,提高生物群落多样性。第三阶段是80年代以来,他们已经认识到,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不需要种植任何植物,经过若干年时间,同样可以建设一个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而其成功的主要秘诀则是大量使用本地种。

英国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也最早尝到了生态破坏的苦果,大量采煤使得该国的生态环境“满目疮痍”。但到上世纪90年代,他们已经把历史上由于采矿(主要是采煤)而造成的废弃地恢复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并进一步规划成为世界上著名的乡村景观。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Bradshaw,2000)。他们驾驭了被毁坏生态系统最初的演替过程,而那些生态系统能够成为目前的样子,在很大程度是依靠了自然力。该模式为英国前生态学会主席、皇家学会会员、利物浦大学教授A.D.Bradshaw所提倡,他认为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好处有:其一,工作量可大大减少;其二,剩余的恢复过程可以自我维持,因为它是自然发生的;其三,生物多样性可以增加并得以维持。总结他一生在恢复生态学研究的经验,他认为生态恢复的重要因素有两条:其一,选择适宜的植物种类,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其二,利用自然力,在自然能够恢复的地方决不强加人工干扰。如果不遵守这些基本的规律,生态恢复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澳大利亚该国可能是全球遭受盲目引种造成生态灾难最严重的国家,试以兔子为例说明之。1859年,一个英国人为了满足其打猎的嗜好,从英国弄来了5只兔子后,一场可怕的生态灾难从此爆发了。兔子繁殖速度甚快,在澳大利亚失去天敌控制后,数量不断翻番。到1880年,兔子到达新南威尔士,开始影响南澳地区的牧羊业。1950年,澳大利亚的兔子的数量从最初的5只增加到了5亿只,这个国家绝大部分地区的庄稼或草地都遭到了极大损失,一些小岛甚至发生了水土流失。人们不得不组织大规模的灭兔行动,但收效甚微。到19世纪90年代,当兔群抵达西澳时,人们修了一条长达1000英里的栅栏,试图将其拦住。但是,这个栅栏很快被冲破了。绝望之中,人们从巴西引入了多发黏液瘤病,以对付迅速繁殖的兔子。但是病毒战只能使不断恶化的状况得到暂时缓解,一小部分兔子对这种病毒具有天然的免疫能力,它们在侥幸逃生后又快速繁殖起来。整个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的灭兔行动从未停止过。这个惨痛的例子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因防止生态退化在引进物种时“饥不择食”,而必须警惕生物入侵。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整个长江以北,将来自北美的火炬树大量种植,甚至种到了草原上;而长江以南的大面积土地,种植了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其中云南是“重灾区”。

中国“三北防护林”曾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用了恐怕上千亿资金来“筑城”,但是收效不大(苏扬,2003;French,2004)。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现在已经是坍塌的“绿色长城”。种植的树种都是“杨家将”(杨树),不仅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而且由于普遍种纯林,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仅小小天牛就将宁夏20年的建设成果——几十亿株杨树毁于一旦。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大范围植树,尤其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即使造林成功,其投资产出比也是不合算的。2002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共完成造林6764km2,国家投资12.32亿元,合1821元hm-2;再看“三北防护林”,2002年完成造林4538km2,投入13.93亿元(国家林业局,2002),为3069元hm-2。两者相加为4890元hm-2,这样在内蒙古南部项目区的牧民,每户仅从国家“造林”项目中,当年收益就高达48.9万元(以南部每户5人,人均20hm2草地计算)。这样的话,发牧民工资国家都合算——牲口不养了,退化草地完全能够自然恢复,用不着造林。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许多牧民甚至到目前为止,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划进了“三北防护林”治理区。那些资金根本不能保证落实到单位土地面积上,而是集中到几个容易通过验收的项目点上,这些点远不到治理区域总面积的10%!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边治理、边退化”、“治理赶不上退化”的根本原因。某旗县据说用1.5亿造林治理了6%的退化土地。依次类推,我们还得投入21亿元才能治理其余的84%退化土地,这是因为中国草原地区90%的土地面临不同程度的生态退化(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2000.)。即使不考虑时间问题,照这样下去,国家也要花上万亿才能治理涉及550多个旗县的生态退化,这样的费用任何国家也花不起(蒋高明,2004)。

二、要认清生态治理存在的关键问题

针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系统退化,国家相应启动了许多以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工程(国家林业局,2002),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一些治理效果相对于巨额投资来讲却不尽人意。造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是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下述关键问题的存在:

第一,在西部经济发展方面,忽视了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薄弱的社会基础这些基本事实。(1956)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有关于少数汉族与民族关系的精辟论述:“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确切地说,黑河-腾冲线是我国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产业类型的综合分异线:东部以汉族为主,占全国的94.3%,面积为42.9%;西部少数民族集中分布,人口虽只有5.7%,然其面积却达57.1%(张善余,1999)。目前,中国的东部经济发展很快,西部被迫追赶,但由于人才、交通与基础条件的限制,西部不可能赶上东部。中国1000个著名制造业的89%在东部,而西部仅占11%;仅一个江苏省(13.7%)就超过了西部十几个省的总和。因此,西部无论怎样追赶,经济的不平衡这条鸿沟是很难逾越的。而在盲目追求GDP中造成的西部生态退化所需的高额治理费用,却不得不由国家来“买单”,如2002年国家“六大林业工程”的256亿元主要用在了西部。

西部脆弱的环境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化、盐渍化、气候干旱化、水资源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应当成为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中之重。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600000km2,其中约有80%发生在西部,全国每年新增的荒漠化土地也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西部孕育着巨大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库,如云南是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野生稻、茶、香蕉的近缘种都在这里分布;新疆干旱区、青藏高原地区分布有很强的适应特殊环境(高温、干旱、寒冷、强光、强紫外辐射)的物种,蕴藏着我国农业、医药业、工业持续的后备基因库。西部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傣族、瑶族、壮族等所居住的地方为中国陆地生态最完整的地方,因此,我们必须感谢少数民族为中华大家庭保留了如此多样和美丽的生态系统。西部开发决不能盲目追求GDP,而必须提倡绿色GDP,将这里的生态保护好就是对国家重大的贡献:一可以节省下来巨额的治理费用,二可通过其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东部和海外的观光客;三可将上风、上水向的环境保护好,为东部输入清洁的空气、水分、能源,如将这些折算成现金也是巨额的一笔费用,国际上流行的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就是基于这种思路(CostanzaR.1997);四可为子孙后代保留完美的生态系统。而目前的现状是,西部的土壤在减少,东部的污染在增加,黄河永远不清,长江将变黄河,真是令人痛心。

第二,在生态治理措施方面,一些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没有搞清。如目前沙地草地普遍实行的种树与飞播种问题就没有考虑到生态本底。在草原上天然分布的就是草或者灌木,试图造林改变这种生态基础,但收到的效果是不大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建国53年的森林覆盖率仅0.87%(其中包括浑善达克的天然榆树!),恰说明了造林实际上是失败的。另外树木“阻挡”沙尘暴比起草“捂盖”沙尘暴的作用来要小得多。飞播仅解决了生态恢复中的一个很小的次要矛盾,是建立在土壤中没有种子或种苗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实际上,退化沙地和草地中依然存在大量的繁殖体(孢子、种子、根、幼苗等),只是人们没有给它生长的机会,或者人们没有管住牲口的行为。另外,飞播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种,容易使一个完美的生态系统变成物种比较单一的系统,如毛乌素沙地就变成了以羊柴、油蒿为主的灌丛,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大大降低了。

第三,在治理费用的使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分割现象。经费使用缺乏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如经费是以“治沙造林”,或者“退耕还林”项目下达的,当地政府只好造林,不管实际效果如何,而上级领导也会以“专款专用”的理由监督,造成了“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的局面。地方领导关心的是生态治理费用有多少,而不是恢复效益有多大。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有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也就不顾树木死活来种树了。人们最热衷造林工程,很显然这里有“油水”,越是那些树木不能成活的地区,“油水”就越大,且基本上没有风险——树木早晚都得死,怨不到他们头上来。很多贫困县的造林工程都是“一把手”亲自抓,连“二把手”都摊不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1.5m的獐子松报价300元!这些树木后来大部分死了,找谁算帐去?年财政收入仅1000余万元的某旗县,三年来国家投入治沙造林的款项已高达1.5亿,其所在盟共有9个这样的旗县!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是不言而喻的。沙尘暴问题出现后,地方领导的车辆变得高级起来,试想这些贫困县(旗)的财政收入因为减免了牧民的牧业税大大下降了,而公款消费的水平却很快提高了,钱从那里来?

第四,重建设,轻保护,甚至不愿谈保护。长期以来,人们对待生态系统的态度,只是认为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资源,而较少考虑到生态系统对于大量外来力的承受能力,利益的驱动促使人们把生态系统当成能够“赚钱”的场所。一旦当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了,人们又轻易地把退化的原因推向“自然”的一面,或者认为是别国的退化造成了我们的生态灾难。在政策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是,哪里退化严重得到的治理费用就越多,而保护好的地区,得不到经费;在对牧户的补助中,谁家的羊多得到的补助也多。这样就变相鼓励了“生态破坏”。“生态移民”政策缺乏对移民的自我维持能力考虑,盲目下任务、下指标,地方政府为了从中得到“移民安置费”,也会去抢任务。这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荒漠化土地越治理越多,一些冠冕堂皇的“生态建设”实际上是深层次上的“生态破坏”。以沙尘暴为例,大量的土壤物质每经历一次沙尘暴,就被刮掉一层地皮。这些物质在异地是有害的、令人讨厌的,但在当地却是宝贵的、是支持土地生机的关键因子,亿万年形成的土壤,损失了就不能弥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蒋高明,2002b)。可是,一些科学家不是将这个简单的道理及时地告诉国家,而是热衷于引进先进的仪器来监测我们损失了多少土,长期下去,于国家何益?而采取“人退保土”的办法,我们是能够减缓或者遏制土壤损失的。生态保护的关键就是保土。自然界虽然存在着应对环境波动的能力,但是人类的力量可以超越这种能力,使得生态退化超出能够恢复的“阈值”。因此,生态恢复必须在加大投入实施生态建设工程的同时,重视生态保护的作用,释放自然力。其中帮助社区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是解决所有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Liuetal,2003)。在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中,要旗帜鲜明地提倡“以保为主、以建为辅”的原则,而不能背道而驰。

三、人口城镇化、生态自然化

自从工业革命后,人与自然就注定处于了一种“水火不相容”的状态,自然退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天灾”而是实在的“人祸”。如果地球上没有了人,自然生态系统重现生机是不会存在什么问题的。目前我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大多位于西部,这里的自然环境原本就不适宜大量人口的生存。国际上普遍认为干旱区、半干旱区适宜的人口密度为1人km-2,而我们超过了2人km-2。解决这些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人主动撤离这些地区,而集中到城(镇)中去(蒋高明等,2003)。目前,美国约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韩国1/4的人口集中在汉城,埃及的尼罗河流域集中的全国99%的人口,其余地区处在自然状态,生态退化很少发生。应以人为本,将分散的、撒胡椒面式的经费使用模式向城镇集中,将以前用于生态补偿、修路、就灾、教育、医疗卫生、灭蝗灭鼠、造林种草、飞机播种、水利工程、希望工程等等的费用集中起来使用,大大提高了经费使用的有效性。利用城市化的各种有利条件,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可以达到实现城市化与治理生态退化的双重目标。国家花在治理上的费用,如阿拉善荒漠是450元hm-2,而那里的牧民每人有300hm2,如果费用集中起来,他可能每年就有1万多元,仅这个费用就足够他过上小康的生活。没有了人口的压力生态的恢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按照一般的规律,沙地草地是1-3年,草原是3-5年,森林地区是5-10年,荒漠是10-15年,至于湿地等则更容易实现自然的生态修复。我们以后生态恢复的重点必须是释放这种自然力。具体地,人口从严重退化地区的向外转移方式有以下的模式:

第一,人口向大城市的转移中国有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34座,这些城市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北京平谷“京东大峡谷”有个桃峪村,近年100多口人自发地向沟外的城镇搬迁、年轻人进城做工,村里的人搬空后,周围山地长出了郁郁葱葱的森林,连农民家的院子里也长满了树,而政府花几百万元钱修建的公路、架设的电线从此失去了用场。如果持续鼓励民工离土,则他们对当地的生态压力可以大大减少,非常有利于生态恢复。从经济的角度,他们对家乡的贡献远比在老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大的多。在“世界工厂”干活的民工们都会把挣到的钱返给老家,积少成多,这笔钱加在一起,在某些省份甚至超过了该省全部机器开动和全体农民“起早贪黑”辛勤劳作换回的财政收入。拥有8600万人口的四川省,1500万外地民工2003年寄回家的钱约为450亿元人民币,而该省同年的财政收入为292亿元人民币!试想,如果那450亿是从当地的土里刨出,得需要多少年,需要牺牲多少环境做代价呢?西部落后农村尤其提倡到东部大城市做工的做法,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移民搬迁和促进城市化。

第二,人口向局地的中小城市转移国内587座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承担着接收退化地区迁移人口的重要任务,这些城市宜定位在现有的地级市和县级市,因为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城市还有更多的容人空间,尤其在西部地区,因为原来的人口非常分散。那些以能源型为主的城市更具备潜力,因此西部的经济战场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地下。西部的能源与矿山优于东部,可以为东部的经济持续增长输送动力和原料,而这一些需要人来做。在中国最西端的塔里木盆地,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气候恶劣,人类难以生存。自塔里木盆地丰富的油气藏被发现并开始大规模开发后,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等一批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能源的开发,沙漠北缘的库尔勒市,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个原始小镇,发展到今天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位居中国城市前列的中心城市。陕西省神木县2001年以前还是一片荒凉景象,现在能源开发所需采掘、加工、服务方面的大量劳动力为陕西省神木县新增1.3万个就业岗位,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从黄土高原的“穷县”变成了年财政收入5亿元的“富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对能源的开发兴起了众多“资源型城市”,从山西大同、太原到新疆的可可托海,如今这些城市中有许多因为资源的枯竭而衰落,而现在崛起的新一代“资源型城市”正在竭力避免重蹈其覆辙,他们采取的路子不只是单纯地开采,而是开采和深加工一体化。这样可以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避免人口向自然生态系统的回流。

第三,人口由分散式向乡镇转移在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农村城镇化的作用非常重要,现在全国共有建制镇19692个。然而,现有的建制镇中,72%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和较发达的中部地带,而经济落后的西部,其比重只有28%,需要迅速提高西部的城镇化,结合生态恢复,加速该过程。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而我们只有40%,因此,生态恢复的潜力在于城镇化。今后人与自然的总格局肯定是:人住在城市里,野生动物住在自然里,彼此相安无事。既然这个趋势不可避免,且我国的生态退化又如此严重,何不可将城市化要花的钱和生态修复要花的钱结合使用呢?内蒙古阿拉善盟现有人口中,城镇人口13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8%,农牧区人口只有6万多人。即使如此,全盟现有的耕地面积尚可搬迁安置牧民1.6万人。而农牧区人口中,从事草原畜牧业的人口只有3万多人,需要搬迁的人口数量并不多。可以用较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生态和社会效益,目前全盟已成功搬迁转移牧民人口1.7人,进入镇区的牧民将以从事服务业、矿产开发业等二、三产业等为主。这些措施无疑都大大促进阿拉善盟270000km2荒漠的生态保护(伏来旺,2000)。

再看浑善达克,没有了人的压力,这里的自然恢复更易实现。中国科学院连续5年的实验充分证明,这里的退化沙地治理既不用种树、也不用种草,自然力完全能够胜任恢复退化生态的任务(蒋高明,2002a;刘美珍等,2003)。在1万多平方公里的沙地上,破坏的因素只有3万多纯牧民,而利用正蓝旗的上都高勒、桑根达莱和哈毕日嘎三个镇就可以将分散的牧民集中起来,他们退出的土地仅利用其中的100万亩高生产力的塌拉发展草产业就可以获得6000多万元的纯收入,建设成上万平方公里有野生动物自由出没的、没有围栏和人工干扰的自然保护区(目前中国尚没有一家)来发展旅游的潜力更大,而该旗目前的财政收入不到2000万元,而国家给该旗的生态治理费用就高达4000-5000万元。可见,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土地是能够升值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她和保护她。

四、先易后难、分类治理

目前的治理在很多情况下是啃“硬骨头”,如在荒漠上造林,在北方山区的阳坡“爆破造林”,而在一些很容易自然恢复的地方如四大沙地、北方山地的阴坡与沟谷、南方山地、南方湿地投入的生态恢复费用不大,或者有投入,但是治理上又在很大程度上用人力代替自然力,形成了许多所谓物种单一的“绿色荒漠”。我们应当采取“蚂蚁啃骨头”的做法,年年造林,使之年年见林,累计起来我们生态恢复才能有所作为;再加上我们提倡的将城镇化和生态恢复结合起来,中国的生态环境在不远的将来肯定能够改善。具体地,在实际治理中,应当改变目前的“一刀切”做法,实行先易后难、分类治理;在治理中,重点是解决社区生存的压力,释放自然的恢复潜力;在政策上鼓励企业参与,逐步形成以生态恢复为主的产业,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具体地:

第一,沙地与沙漠的治理沙地可以分成下列两种类型:1)无奈的沙,如阿拉善的西部、新疆的大部分荒漠,对于这种类型,主动的办法是放弃,即人退出来,使其自然恢复;2)能够适度利用的沙,如浑善达克、鄂尔多斯、科尔沁、呼伦贝尔等,可以利用的沙地中的丘间低地,但要在科技、经费、市场机制等保证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方式。建议国家首先将四大沙地的生态恢复列为重点,它们全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总面积约有150000km2,约相当于0.6个英国,4个台湾,恢复后的稀树疏林草地景观恰是“萨王那”类型的。可以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途径,全面实行退化沙地的生态恢复,并考虑作为其他更高附加值的利用方式,如生态旅游、国际狩猎场所等。经初步估算,10亿元就可以建立10000km2的浑善达克生物圈保护区,将3万牧民人集中到有交通、水源、信息和教育条件好的城镇中去,野生动植物按照自然的规律恢复。既可促进退化草原的生态恢复,又能保障治理期间牧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能坚持此方案3-5年,四大沙地的生态恢复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中国的四大沙地具有破坏容易、恢复也容易的特点(蒋高明,2002a;b),这一点是鲜为人知的。

第二,北方草地的治理我国天然草原占国土面积的41%,是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和绿色屏障(陈佐忠和汪诗歌平,2000)。草地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措施再加上政策的引导进行综合治理:1)严格载畜量计算基础上的自由放牧;2)退化草地恢复与改良。政策途径是鼓励轮牧、奖励休牧等。应当采取优惠的措施鼓励企业尤其是名牌企业(乳业、肉业、加工业等)的加入,形成龙头产品,当然消费的终端是以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为主的。草原也会因其无污染(天然草原是不打药不施肥的,另外最重要的是空气和水中无污染,这是任何内地环境所不具备的)、动物食物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而使其产品更具有市场竞争性,从而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回报。

第三,农牧交错区的治理可采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压缩农田面积,加强科技与经费投入,提高畜牧业的比例,发展奶牛业和育肥等措施。这里的问题同草原地区一样,关键是其产品的出路,这个出路同样在城市里。因此,我们建议市民,停止捐钱来草原、沙地、农牧交错区造林,与其造成金钱的浪费,还不如以实际行动,发挥“上帝”的购买能力,使这些地区能够在经济上“脱贫致富”,既解决了自己的日常消费问题,也解决了退化地区的生存压力。生态恢复的任务就可以“放心地”交给自然界去做了。

第四,南方退化坡地的治理实际上,南方退化山地在减少人为压力后,大部分能够恢复以森林为主的生态系统,实施的难度是如何摆脱社区贫困问题。国家可以通过严格的生态评估,确定优先恢复的退化山地与坡地,结合“天然林保护工程”、“自然保护区工程”以及“生态补偿制度”,封山育林、育灌、育草。通过农林复合系统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南方山地大农业,根据地方的区位优势,进行合理的生态产业规划,如建设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基地。南方贫困山区大多具备比较优美的生态环境,具有非常可观的生态旅游资源,建立保护区可带动这类生态系统的恢复。四川九寨沟在建立自然保护区以前,藏民是靠山吃饭的,以原始性的破坏自然为代价。1984年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起生态旅游后,所有藏民都变成了生态系统的维护者,大面积的森林靠自然力全面恢复。目前,门票与旅游观光车的收入两项,每年就达3亿多元。

第五,退化湿地的治理我国现有湿地660000km2,其中天然湿地260000km2。但是,由于长期人类活动的影响,湿地被不断围垦、淤积,面积日渐减少。目前,我国天然湖泊已从历史上的2800个减少到1800多个,总面积减少36%,国家急需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与恢复各类湿地。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使进入环境的水通过生态系统固有的功能,加上强大的科学技术应用,使水资源得到减量使用、循环使用、充分提高水分利用效率,减少水污染。湿地恢复的关键是生境的建立,一旦水体稳定后,水生植物群落非常容易恢复,在恢复过程中避免使用外来物种。沿湖、沿河、沿海的湿地应当尽量减少太多的人工痕迹,在这方面,荷兰的经验值得借鉴。

第六、退化森林的治理我国森林面积覆盖率约为14%,但这其中包括一定面积的灌木在内,灌木不是林。要制定全国的适合种树区域的规划,以封山育林为主。森林恢复的主要压力是谯采和放牧,因此,需要采取转移人畜的办法保证森林更新。人工林种植,森林树种要避免单一化,增加林分结构的合理性,使之能够抗病虫害、抗营养贫瘠,能够自我调节能力。在树种选择上,以前多强调速生,实际上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应大量发展那些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大的传统本地物种,如东北的“硬杂木”、南方的楠木等。在区域布局上,造林的重点应放在东部山地或部分平原地,恢复从热带森林到寒暖温带的森林,尤其热带和亚热带的森林,这样东南的山地如能覆盖大面积森林后,以及湿地恢复后,可以向干旱的西部从空中输送水汽,减缓西部的旱情。相反,西部干旱区与半干旱区应停止在草原上和荒漠上造人工林,自然恢复本地的草原与灌木,而要造林的话也应沿河或阴坡低湿的地方,保障树木的成活和发挥生态效应。

五、保障经费使用的有效性

费用的使用重点是解决社区生存的压力,释放自然的恢复潜力。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涉及许多部门,如林业、农业、水利、环保、矿产资源、土地、自然保护区等。而在具体的生态恢复中,上述部门必须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国一盘棋。实现上述治理的关键一环是保证经费使用的有效性。经费的发放应给具有较好经济实力和信誉的企业或科研单位,企业所采取的措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依据之上,而科研单位要有企业作为依托。在这种治理模式上,国家是“甲方”,她关心的是治理的实际效果,企业或科研单位是“乙方”,它们需要完成合同的任务。这样,企业是要承担风险的,而不是现在的“治理失败了,只当交了学费”。在治理中应当考虑使退化地区的“当事人”受益(实际上这是花钱的主要开支项),而不是政府或者部门“养人”。治理后的效果应当能够巩固,社区的经济、生态应当可持续发展。应当采取公开、公平、竞争的方式使用经费,杜绝现有的国家资金地方政府(或国家部门)地方政府部门下级政府或政府部门项目实施者(包括农户或牧户的经费使用渠道,这样做的缺陷是资金使用不集中,条块分割。在治理中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建立有效的经费使用监督与检查机制。

对国家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生态工程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评估标准。主要是对恢复后的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整体特征进行评估。对恢复后的生态系统的整体评估主要是指生态系统在外界干扰下的恢复能力,生态系统可持续自然演替的能力,在人的方面是能够在经济上可持续,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即我们反复强调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高。对于那些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超大型人工生态工程,及时进行调整甚至果断停止都不失十分明智的做法。

参考文献

Bradshaw,A.2000.Theuseofnaturalprocessesinreclamation-advantagesanddifficulties.LandscapeUrbanPlanning,51,89-100.

FrenchH.W.2004.Billionsoftreesplanted,andnaryadentinthedesert(JiangGaoming’point).NewYorkTimes,April11,p3.

Liu,J.G.,Daily,G.C.,Ehrich,P.R.&LuckG.W.2003.Effectsofhouseholddynamicsonresourceconsumptionandbiodiversity.Nature,421,530-533.

陈佐忠、汪诗平.2000.中国典型草原生态系统.北京:科学出版社.

董哲仁.2003.荷兰围垦区生态重建的启示.中国水利,(11):45-47.

伏来旺.2000.转移战略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2000.中国生态问题报告.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国家林业局.2002.六大林业工程.

蒋高明、刘美珍、韩念勇、李文军、苗河.2003.内蒙古锡林郭勒生物圈保护区中城市(镇)的功能及其与生物圈保护区的关系.生态学报.23:1184-1191.

蒋高明.2002a.浑善达克沙地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对策.中国科技论坛,3:13-15.

蒋高明.2002b.沙尘暴及其治理.中国科学院院刊,6:419-423.

蒋高明.2004.中国植树造林投资大收效小,沙化治理需落实权责.国际先驱导报,5月7日第9版.

刘国华、傅伯杰、陈利顶.2000.中国生态退化的主要类型、特征及分布.生态学报,20:13-20.

刘美珍、蒋高明、李永庚、高雷明、于顺利、牛书丽.2003.浑善达克沙地退化沙地草地生态恢复实验示范研究.生态学报,23,251-259.

.1956.论十大关系.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林业管理论文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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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成本管理中的问题

1.招投标计价概念模糊。

企业除负责招标工作的人员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3

这一计价方式外,企业管理者及项目经理仍习惯于沿用传统的“量价合一”的计划模式想问题、办事情,缺乏对当前计价管理的“控制量、指导价、竞争费”的动态管理的了解。

2.项目管理部责任不明确。

多数企业缺乏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GB/T50326-2001)的学习,对“成本管理的主体是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应是成本管理主体的责任人”这一概念的认识不足。

3.企业未能建立起内部定额

由于长期不注重施工过程中实际消耗数据的收集,对于铺一平方米花岗岩,铺一平方米草坪,浇一立方米混凝土,种植一棵树,叠一吨假山等,到底需要消耗多少人工,需要多少材料、几个台班等,一直依赖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定额,导致无法确定准确地实际施工成本。

4.责任成本测算滞后。

由于投标报价仍是依据国家预算定额,还未能通过成本预测直接计算投标价格,因此对完成项目研究需要多少钱,在议标时到底能做多大幅度的让步,很难做到心中有数、不能按照实际所需的人、材、机费来分析测算成本,而只能采用套定额、请分包(供应)商报价的方式。

5.经济与技术严重脱节

由于投标报价采用清单报价,投标时往往不读图纸,不将施工组织方案掺和进来,在施工过程中缺乏对实施方案进行技术经济评估,从而使成本管理失去了技术优势的支持。

建立科学的成本管理体系

1.转变组织构架

由于过去的公司、分公司、工程处、工程队的兵营式管理模式,向直接的公司管理层次、项目操作层次、岗位责任层次的管理模式的转变。

2.分清职责范围

公司管理层次主要负责责任成本的确定,对项目进行过程监督、服务、核算及兑现工作。而项目层按照下达的责任成本,进行施工管理成本的核算和操作,岗位层负责具体工作,对分解的责任目标明确,接受管理层和项目部的管理和监督。

3.控制两个极端

建章立制是管理工作的基础,要严格成本控制,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健全相关的管理制度和操作方法,分工明确、关系明晰。控制两种极端的现象发生,一是以包代管,即公司管理层对项目成本的管理持放任态度,强调结果而不注重过程;二是越俎代庖,即公司管理层对项目成本管理干预过多,而造成责任不清,互相推诿,影响了项目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编制合理的目标责任成本

投标报价的确定应通过市场询价、估价、报价3个阶段预测出直接成本,最后由公司的高层管理人确定需要在这个预测成本上另加的公司管理费、期望利润、不可预测的费用所组成的投标报价。中标后责任成本的确定要根据自己内部定额进行拆分,绝对不能使用以往以定额为基础和费用系数的测算办法,必选按照每一个子目对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分析后进行单独测算,其他直接费、现场管理费需按照施工组织设计和方案进行核算。责任成本预算的编制是以投标预算为基础,根据不同情况,可以适当调整,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责任成本预算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必须在项目开工前将它完成,确保责任成本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使管理层和项目层两方面利益不会因为客观情况的影响而产生巨大的内耗。

落实成本管理过程的控制

1.人工费的控制

坚持以劳动定额为基础,制定责任单价,以完成合格工程数量的多少来确定的原则,减少重复用工,改变传统的按出勤天数的结算计价以及流于形式的工程数量测定不准、验工计价把关不严、乱签点工、乱签费用的承包方式。也可以结合现场的实际,进行计件承包,保证人工费的节约,管理层重点进行总量控制,定期指导单价。

2.材料费的控制

由于供货渠道不一,加上市场波动因素,选购材料时应当货比三家,价比三家。各层次责任人需根据公司和项目部的采购权限,分别承担各自的责任,建立材料单价逐级审核制度;项目部消耗的各种材料,需进行限量领用。

3.机械费控制

关键在于机械的使用采取租赁和自购的方式进行价格比较,同时需对施工方案进行不断优化,提高机械使用率。

4.费用管理

严格控制非生产人员数量,加强固定资产投资、使用的管理,规范办公、通讯、差旅、招待费的指标控制,对日常使用的水、电、煤气要有节约措施,本着合理、高效的原则,控制各项费用。

除上述几项外,还需注重合同、商务签证、质量、工期、安全管理工作,同时也不能忽视索赔、回收工程款的工作,由此每个环节都需时刻保持受控状态,

林业管理论文篇(10)

林业实现现代化发展,并不只是强调单一的生产模式,在林业几十年的林业发展过程中,渐渐出现了绿色可持续、生态化等新理念,林业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通过采用整合相关资源等方式,在开展林业发展过程中,实现林业发展的全面生态,切实发挥林业本身的功能,并将林业的绿色种植放在了首要位置,将林业特色经济的种苗、木材种植、森林旅游等项目归入到林业体系中,进而逐渐形成林业为主导的综合性产业结构产业链,进而实现林业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1.2林业管理突出信息化

在林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突出强调林业信息化,通过计算机网络服务就能实现在电脑上咨询相关问题,或者是充分利用林业技术传媒信息平台来直接咨询相关信息,尤其是通过计算机大力开展林业网上订单、电子商务或者是实现网上招商活动,在建立林业技术管理服务站或者是站点的过程中,能有效整合林业技术管理方面的材料,开展科学有效的市场分析,科学确定市场价格,通过林业技术人员开展林业种植方面的指导,帮助开展销售与加工服务,和林业经济主体部门创建联系,加快实现从林业产品的生产发展到销售的现代林业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历程。

2新经济条件下林业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林业保护意识不突出

在开展林业资源保护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思想以及相关经济利益的诱惑,往往不会采取一些极端的管理方式,这容易破坏林业资源,并且也会浪费林业资源。对林业资源保护意识、林业信息技术开发与使用方面认识不到位,广大群众参与的意识不高,农民收入在短期内难以提升,这直接造成林业发展的状态对林业产业链带来消极影响,但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还存在毁林开荒、采石等不良现象,假如不能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会束缚林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2.2林业管理技术有待进一步提升

当前林业管理技术还不能实现综合化管理、缺少一定的规范化,在传统的林业管理模式下,林业整体发展缓慢,有些会停滞不前,并未形成新的发展格局。在林业管理体制方面,还有体制不完善、形式单一、管理基础不扎实以及监管力度不到位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未能很好适应林业新形势的管理要求,甚至有的林业部门对林业资源保护方面认知不到位,监督管理的责任心不强,导致林业资源出现大幅度开垦等违法行为,还有些单位在开展林业执法过程中,并未采用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与林业管理技术,导致林业整体管理水平低,不能适应现代化管理诉求。

3新经济条件下林业管理工作主要方法

3.1创建林业生态文化,打造生态林业旅游产业

3.1.1创建林业生态文化

创建林业生态文化,是打造林业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有助于培养自然文化精神,需要放弃原来的错误理念。比如,破坏林业生态环境等,采用正确的行为来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让人和自然环境之间实现平等共处,确立热爱大自然、尊重环境、顺应自然规律的文化生态理念,不牺牲林业生态环境代价来获得经济效益,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创建林业生态开展文化模式,传播文化生态理念。

3.1.2打造生态林业旅游产业

在新的林业经济发展情况下,按照林业产业发展实际特点,和旅游产业结合之后开发出的新型发展模式,是在当前经济条件下开展林业管理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根据林业管理的基本特点。参照当地经济发展形势,全面调整生态文化旅游、林业管理和人性化管理,实现林业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同时,结合林业生态旅游以及林业产业,探索实现林业现代生态产业化发展,建立生态管理新模式,比如,在林业资源十分丰富,并且林木相对来讲十分集中的地区,利用林业资源优势,对林业进行科学合理化开采,将林业建设项目作为契合点,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可以通过娱乐项目接待、为游客开展服务等,让游客能实现亲近大自然,统筹结合山景、湖泊等相关资源,采用组合式水泥路作为游览路线,紧密结合当地的民族风情建筑、山水、风俗等实行生态观光,进而实现城乡生态林业健康发展。

3.2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构建信息化林业管理新模式

3.2.1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肥团的配制能够给直接影响玉米生长状况,对玉米育苗移栽株进行营养供给,因此需要对成分进行较为专业性的研制。在进行肥团的配制中,应当以有机肥料为主要配制基础进行成分添加,辅以适量的钾肥以及磷肥,并加入适量的家禽、家畜圈里的废泥进行晒干水分蒸发处理,在播种前1个月实践左右对肥料进行腐熟氧化反应处理,使玉米肥团的营养物质进行充分反应,并保证肥团处在一定湿润程度内并封上薄膜进行隔绝处理,防止肥料风化、营养流失等情况出现,在进行一定温度下的保存处理,使得成品玉米肥团具有湿润输送,并且具有一定的柔软度的特点,从而在充分供给养分的同时保护玉米移栽苗,使其不发生烂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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