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投资论文篇（1）

随着当代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它们大多以集团（group）的形式出现。对不具备在企业内部建立财务公司的辖有子公司和分公司的大中型企业集团公司来说，由于各下属公司行业的不同，产品的不同，资金占用的差异更大，部分资金处于闲置状态的情况更为突出。总公司应先选择具有网络上实现资金收付功能的商业银行作为合作伙伴，安排总公司内各子公司、分公司统一在各所在地的银行开立结算账户。这样集团可掌握所有资金收入，就可利用集团内各子公司、分公司资金在周转过程中的短暂停留以及资金结构上的不平衡，在各子公司、分公司中调剂使用，以充分发挥闲置资金的作用。

如前所述，假定A类公司有闲置资金1000万元，其中500万元用于B类公司的资金不足，内部横向融通资金按年利率8%计算，A类公司每年可获经济效益500*8%=40万元，另500万元参与证券投资，按社会平均资金报酬率10%计算，每年可获经济效益500*10%=50万元。B类公司每年根据市场年平均借款利率10%计算，筹资费用为50万元，由于减少筹资费用的支出而增加经济效益10万元。整个集团公司仅利用这笔闲置的货币资金每年就可创造经济效益100万元左右；如若以1000万元存入银行，仅得利息20万元左右。这样以来就极大地提高了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另外，资金的统筹使用还应由总公司统一安排，互相调剂，有偿使用，年终清算，并由总公司财务部开出资金占用单，作为有偿使用资金的结算凭证，做到事前有计划，事中有平衡，事后有考核，以明晰集团内部资金的来龙去脉。

二、积极参与金融市场的各种投资

企业财务可以运用资金周转速度、短期投资变现能力、金融投资多元组合等一系列指标来进行计算、分析，参与金融市场的证券买卖或其他活动，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具体操作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选择证券投资的决策分析

企业在进行证券投资决策时要考虑到证券的代表的实体情况、当前投资者的信心、国家宏观调控动向以及风险收益等一系列的因素。以股票投资为例，企业操作的具体步骤为：

首先，要选择有发展潜力的行业。对行业的选择应弄清该行业有无成长前景，前景如何；新的竞争者是否容易进入，有无特许经营权；该行业产品的价格结构是否稳定，有无消费需求。企业最好不要涉及有明显周期或容易波动行业的股票。

其次，要选择有发展前景或后劲强劲的公司股票。行业确定后，就要评价和考虑对其中哪个公司投资。在对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考察时，主要应分析其股东权益报酬率、股东盈余、高毛利率和创造股票更大价值等四项财务指标。并在此基础上评估公司经营者的品质，包括管理阶层是否理性，对股东是否坦诚，是否能够对抗法人机构的盲从行为；评估公司的经营管理、产品研究开发、成本控制等状况。只有具有简单易于了解、经营稳定和前景看好等特征的公司股票，才是商业企业购买的对象。

再次，选择进入股票市场的时机和购买价格。商业企业投资股票的行为取决于股票的市场价格和实质价值的差额。可采用内在价值法，也可采用价格/收益倍数作标准。该比率越低，商业企业挣得价值就越高，投资回收也越快。当然，某种股票价格/收益倍数低于商业企业心目中的标准，就是进入股市的最好时机。

（二）企业进行证券投资的操作策略

企业证券投资的实际操作中要注意操作策略。企业要进行短线投资还是长线投资、投资组合怎样确定、何时进何时出等都涉及到操作策略问题。以股票投资为例，企业可以采用比例法。

比例法是指采用各种证券的优化投资组合来对付股票投资风险的一种策略，即投资在主要由债券组成的保护性和由普通股票构成的进取性两部分之间的资金比例随价格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策略。当股票价格上涨时，应买进债券而抛出股票；而股票价格大跌时，则正好相反。此法可采用不变比例或可变比例法。不变比例法不利于抓住市场有利机会，而可变比例法虽克服了不能抓住机会的缺点，但如何确定比例应随股市行情变化慎而又慎。

（三）企业证券投资风险的防范

收益与风险是相辅相生的，风险越大收益越大，风险越小收益越小。企业进行证券投资存在商业风险，所以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应同时考虑到风险规避的各种措施。同样，以股票投资为例，企业可以采用股票期权交易的手段来降低风险。

股票期权交易作为一种选择权交易，作用主要在于以较少的资金投入获取较大的盈利，并可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期权有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两大类。看涨期权是一种买方选择，商业企业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按买卖双方协定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若股票价格上升，商业企业可按约定低价买入，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从中获利。而看跌期权是一种卖方选择，在股票价格下跌时，商业企业按约定的价格数量卖给期权的另一方，然后再以较之更低的市场价格购入，从中获利。如果商业企业对股价的判断失误，不论是看涨期权或看跌期权，损失的只是期权费。

三、妥善处理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

（一）实行应收账款保理

应收账款在企业拥有的总资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根据我国上市公司2005年度财务情况进行分析，总体应收账款占企业总资产的7%左右，因此对这部分资金的盘活，在某种程度上说可决定一个公司的生死存亡，现实中有很多企业就是因为“三角债”欠款而倒闭。

对这部分占用的资金，我们可实行应收账款保理来加速资金的周转，就是企业将应收账款按一定折扣卖给银行，获得相应的融资款，该部分融资款在一定时限内以收回的账款进行偿还。它是一项集贸易融资、商业资信调查、应收账款管理及信用风险担保于一体的新兴综合性金融服务。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资金需求压力，加速企业资金周转速度，提高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在可控制范围内延缓应付账款

企业在进行交易的商务谈判时，应该考虑到支付货款的时间对企业资金的影响，尽量争取延缓付款的优惠条件，以为企业的发展争取资金，提高企业对该部分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是，企业应注意，延缓付款的时间必须在可控范围之内，不易过长，否则将带来行业融资困难、三角债等难以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杨俊远.现代企业资金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07.

[2]王浩明.集团企业资金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2.

资金投资论文篇（2）

二、我国政府财政资金股权投资实践

2009年4月，科技部和财政部批准的六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股权投资项目签订协议书，专门向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投资。承担项目的六家创司将分别发起设立六个创业投资基金，重点投资于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首批融资规模达10.45亿元，其中引导基金参股投资1.59亿元。这是我国财政首次以股权投资方式与投资公司合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近几年来，政府财政资金股权投资的概念在市场上已经不陌生。清科研究中心《2013年中国产业投资基金专题研究报告》指出，政府引导基金在我国经历了探索起步、快速发展、规范设立与运作三个阶段的发展，到目前已经进入相对成熟的市场化运作阶段。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逐渐复苏，由地方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热情逐步升温，各省、市、自治区分别制定出台了适合本地的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设立方案。其中，江苏省、广东省的政府财政资金股权投资目标明确、运作规范、管理科学，对其它省市推进政府资金股权投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江苏经验

2011年10月，江苏省财政厅下发了《关于区域重点成长型企业发展扶持资金试行股权投资等使用方式的意见》。各市、县财政局根据《意见》要求，结合实际，确定了重点成长型企业发展扶持规划，拟定了股权投资、融资风险专项资金、定向融资担保等资金运作方案。省财政厅根据评审结果分两批与运作方案相对成熟的31个市、县财政部门签订了为期三年的资金使用协议，共拨付资金3.68亿元，引导各市、县财政出资3.73亿元，共同组成地方区域发展扶持专项资金，并委托江阴市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和出资人代表，从2012年开始实施财政资金有偿使用试点。从发展情况来看，江苏财政资金股权投资企业发展态势良好，取得了明显成效。到2013年底，江苏省采取股权投资方式运行的资金额度为12.59亿元，共投资174户企业，已完成投资8.34亿元；2013年被投资企业共实现销售收入206.87亿元，同比增长13%。采用定向融资担保和融资风险基金方式的资金额度为7.26亿元，共为765户企业53.45亿元贷款提供担保和融资风险补偿服务，年均放大倍数5倍以上；2013年被扶持企业2013年度共实现销售收入935.61亿元，同比增长17%；实际上缴税收44.42亿元，同比增长13%；实现净利润63.71亿元，同比增长12%。财政股权投资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内企业为主要投资对象，在174户获得扶持资金股权投资的企业中，近140户为江苏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内企业，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企业占比80%，促进了江苏省产业转型升级。江苏政府财政资金实行股权投资的经验表明，财政资金参股企业对于促进企业良性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二）广东经验

2013年初，广东省财政厅出台了财政经营性资金实施股权投资意见等文件，扩大对现有财政经营性领域资金的股权投资改革。广东的主要做法有：1.明确股权投资的范围和比例安排。2013年省级财政用于股权投资的总额约187亿元，其中：注入资本金类项目、用于公路交通、轨道交通、机场建设、水利设施等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的资本金，按不低于专项资金规模70%的比例进行股权投资；产业扶持类专项资金项目，用于支持重点产业和新兴产业项目，按分别不低于专项资金规模的50%和40%进行股权投资;补助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公用设施建设等，具备股权投资条件的，原则上实施股权投资。规定产业扶持类资金投资期限一般为3-5年，最长不超过10年,财政资金投入占股不超过总股本的30%，且不为第一大股东。2.明确股权投资改革的政策导向。一是引导投资方向。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引导带动社会资本投向基础设施、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政府需要扶持的领域，着力培育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的先导性产业。二是专业管理，市场运作。委托专业机构实施股权投资管理，以市场化的方式对项目的研判和选择进行运作。三是循环使用，滚动支持。通过阶段性持有股权，确定资金使用的责任主体，实现财政资金的保值增值和良性循环；建立和完善退出机制，适时退出获得合理回报，形成财政资金滚动发展效应。四是防范风险，提高绩效。明确受托管理机构责任义务，引入第三方机构对股权资金投入和使用进行风险评估和绩效评价，建立健全风险防范和激励约束机制。3.明确股权投资的运作模式。一是参股方式，包括直接注资、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委托管理机构直接投资、委托管理机构与企业合作发起设立专门的项目公司等方式。二是参股程序。产业扶持类专项资金实施股权投资管理程序包括：省级行业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厅项目申报指南；开展项目竞争性评审；按领域相关、业务专长、管理对接、综合发展原则确定受托管理机构；受托管理机构开展独立调查；省级行业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厅下达项目计划及资金；受托管理机构按照项目计划、资金计划和投资方案等与被投资企业签订协议，具体实施。三是参股项目退出，适时进行股权转让、股票减持、其他股东回购等，实现财政资金退出。四是管理费用和收益管理，按受托管理财政资金总额的一定比例和管理业绩，每年支付受托管理机构管理费用，并将投资净收益的10%左右作为受托管理机构的奖励资金。省财政股权投资资金退出后形成的收益，除支付管理费用和奖励外，本金和剩余收益部分由受托管理机构负责上缴省财政，按原渠道滚动使用。五是资金管理和考核，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对股权投资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进行风险评估和绩效评价，对受托管理机构实行总体考核，对连续几年未完成财政资金保值增值目标的受托管理机构，采取撤销受托资格等惩罚措施。六是建立资金动态调整机制，对未完成年度股权投资的专项资金或行业主管部门，可减少下年度资金安排金额并作为今后申请财政资金的考量因素，对使用绩效好的资金或行业主管部门，可增加滚动投入资金额度。4.明确界定各方的职责关系。按照参与股权投资的主体划分，省政府是出资主体，享有资金所有者的各项权益；行业主管部门是责任和监督主体，负责股权投资管理的具体实施；财政部门是监管主体，负责财政资金的监督管理、收益上缴管理和绩效评价；受托管理机构是经营主体，按委托管理协议及所持有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并在法定程序内明确所投入财政资金的有限责任，建立市场化运作风险规避和退出机制。广东的改革工作呈现以下几个特点：（1）将用于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准公共产品和社会有偿服务等方面的财政投入明确为可实施经营性投资的资金，将符合条件的注入资本金类项目、产业扶持类项目、产业园区类等纳入股权投资改革范围，其规模走在全国前列。（2）准确定位财政经营性资金股权投资的方向、重点、方法。（3）将投资的领域确定为重要基础设施、高投入高风险的高科技行业等市场资本不愿投入或投入不足的领域，发挥财政资金对社会资金的带动作用。（4）财政经营性资金以盈利大小为主要目标，政府主管部门不参与企业日常管理，不干预企业经营决策。（5）在股权投资项目管理中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将评审项目交由受托管理机构开展调查、可行性分析、投资方案谈判等，并提出投资方案建议。（6）在股权投资管理中引入退出机制，通过阶段性持股，获取合理回报，实现财政经营性资金的滚动发展。（7）在项目管理中引入第三方风险评估和绩效评价机制，对项目进行分析、判断和价值评估，作为财政资金入股、管理、退出定价的重要依据。（8）明确实施股权投资的财政资金管理权限，仍由相关的主管部门负责实施，实现权责对等。

（三）推行政府资金股权投资中需重视的问题

从江苏省、广东省推行政府资金股权投资的实践可以看出，得益于政府资金规模大、投资目标明确、政策扶持力度大等优势，在实际运行管理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扶持效果。但由于缺少可参照的成功经验，在以上两省先行探索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1.资金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在资金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如，股权投资对企业规模和利税贡献要求较高，需进一步明确投资企业的规模和纳税能力；股权投资的退出方式和损益确认原则需要明确和细化；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多重利益博弈，需要对原有责任机制进行必要改造和重构，并将其规范化，防止出现新的权责不清晰、运转不顺畅、监管不到位等问题。2.资金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有待提高。市场化运作的股权投资对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投资目标企业的筛选评定和投资跟踪管理、绩效评价，需要财政部门和资金管理机构具备金融、财务、投资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3.需健全风险防范机制。由于我国的市场体系仍然存在法治水平低、发育不完善、信用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使股权投资改革有可能面临不少的风险挑战，包括偏离政策方向风险、寻租谋利风险、委托风险、经营财务风险等，因此，需要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完善制度安排和规范操作细则，切实防范投资运作中的潜在风险。

三、推动我国政府财政资金股权投资发展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

明确界定政府财政资金股权投资的范围，财政经营性资金应逐步退出一般经营性、竞争性领域，转为主要投向重要基础设施、区域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创业型企业等社会资本投入不足的领域，防止挤出效应的产生。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资金运行管理机制，在企业遴选、资金监管、绩效评价、股权退出等各个环节制定既契合市场要求又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机制和操作细则。进一步完善责任机制重构及落实办法，明确和落实政府部门、受托机构、被投资企业的权责关系。

（二）进一步体现市场化原则

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财政股权投资改革必须坚持引入市场化、专业化运作模式。政府应制定和完善政策环境，减少行政干预，把具体经营权交给直接面对市场的基金管理人；调整政府股权投资收益分配办法，合理分配政府、受托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损失和利得；探索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受托机构和资金管理人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政府财政资金运作效益。

（三）加快培养优秀管理人才

为了提高资金管理的专业水平，在加强学习培训、提高财政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的同时，应鼓励和引导财政部门通过引进专业团队和专业人才来打造专业化管理团队，并充分利用第三方机构服务提高资金管理机构的综合投资管理能力，提升政府财政资金管理水平。

资金投资论文篇（3）

一、行为金融理论

标准的现代金融理论的模型与范式基本上局限于“理性”的分析框架中，对金融市场的行为进行了理想化的假设，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学者日益重视金融市场上的各种异象，而这些异象的理性解释不能令人满意。行为金融理论正是金融学家在研究金融市场异象的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起来的理论体系。行为金融借鉴了行为科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科学等研究成果后，将人类心理与行为纳入金融学的研究，从微观个体行为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心理、社会动因来研究资本市场的现象和问题。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投资者不是理性人，并不具有完全理性，而是行为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不能客观、公正、无偏的加工信息。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投资者的心理容易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而不仔细考虑自身的信息，也就是行为金融理论中的“从众行为”，而如果涉及到多个投资主体，就会进一步引发团体从众跟风的“羊群效应”。除此之外，投资者很多时候的非理还由于本身的“过度自信”，即将成功归于能力，而将失败归于运气和机会的作用，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产生行为偏差。另外，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会选择其感觉非常精于评估的风险事件，避免不熟悉或无法估计概率分布的风险事件，即“熟悉偏好”。总之，人的心理因素对于投资者行为的影响是行为金融研究的主体，伴随着行为金融的发展，相关经济研究对于人的心理分析的依赖也越来越多。

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而后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投资，作为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是现代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证券投资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其投资行为也会受到基金托管人及基金管理人不理的影响，所以此时就必须考虑现实中人的心理因素，利用行为金融理论对其投资行为进行阐释。

二、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分析

行为金融理论中的投资者有限理性意味着投资者并不完全理性而且不总是理性的，而证券投资基金主要进行股票和债券的投资，充当市场中机构投资者的角色，所以其投资行为势必符合行为金融理论对于投资者的假设，即证券投资基金是有限理性的。行为金融理论为研究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行为提供了延伸性的启示。

1．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的“羊群效应”

很多时候证券投资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会非常注意其他机构的动向，并在这些机构投资者采取行动时，立刻采取相似的行动，这可能是源于其对本身投资决策缺乏把握，也可能是看到其他机构已经获利而相信自己也能获利，或者更可能是由于害怕与众不同，必须采取行动。所以在这种时候证券投资基金不可能理性的考虑该决策究竟会为基金本身带来多少收益，而仅仅是一种盲目的“从众行为”。同时，由于多数作为机构投资者的证券投资基金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它们通常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这种情况下,非理性的众多证券投资基金很可能同时采取行动，形成群体性的跟风购买行为，并最终导致“羊群效应”。这时，许多证券投资基金将在同一时间买卖相同股票,买卖压力最终将超过市场所能提供的流动性,从而导致股价的不连续性和大幅变动,破坏市场的稳定运行。

于是，为了避免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的“羊群效应”，政府应该扩大市场容量,提高上市公司股票质量，使众多证券投资基金在挑选其投资股票品种时就有更多的选择余地,理性的进行决策，从而有效地减轻“羊群效应”造成的市场风险和脆弱性。

2．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的“熟悉偏好”

经典投资组合理论认为理性的投资者通常会通过分散投资来规避风险锁定获利。证券投资基金作为投资者通常也会通过投资组合规避风险，但是这种组合的分散程度一般低于经典投资组合理论的建议。很多基金在投资时更愿意选择股票市场，即那些相对熟悉的领域，投资也集中在其比较熟悉的本国市场、本地市场，从而导致投资组合构成上所表现出的分散不足。这主要是由于证券投资基金在评估某些投资时无法估计不确定事物的概率分布，而更熟悉的环境使其感到处于优势，即行为金融中所谓的“熟悉偏好”，但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提升了投资风险。

这就要求政府促进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渠道的开放，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以加强市场价格发现，适时推出做空机制，改变现在的单边市场状况,并鼓励基金适当地“走出去”，使证券投资基金采用足够分散化的投资策略，采取理性的投资决策，从而规避风险锁定获利。

3．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不理性投资行为

行为金融认为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受到认识与行为偏差的影响。而证券投资基金在进行投资时主要倚重基金管理人，可是基金管理人并不总是理性的，会或多或少受到认识与行为偏差的影响，有时甚至会做出非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典型地，当基金管理人处于过度自信时，可能高估自身的能力，为了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而从事风险性较大的投资，给本基金利益带来损失。并且由于自我归因的存在，基金管理人在损失出现后，常常先入为主的否定损失是由本身的不恰当行为带来的，而仅仅把这一切后果归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不能很好的纠正其不理。

所以在基金管理人的选择上，不但要求基金管理人具有雄厚的专业学术基础和丰富的金融专业理论与实践知识、良好的信息收集与信息处理能力，还应要求其了解市场中的投资者和自身会产生怎样的心理和行为偏差，以避免由于自身的心理因素造成重大失误。此外，还应关注基金管理人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倾向，避免选定的投资组合风险收益发生意外。

参考文献

[1]何小峰、黄嵩.投资银行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

[2]蔡秀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产生羊群行为的成因和对策建议[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1).

资金投资论文篇（4）

在美、英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养老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对资本市场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股东积极行动(Activism)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得养老基金成为金融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养老基金于2003年开始投资股票市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因此，本文主要从养老基金投资的安全性、谨慎性、流动性和交易成本、公司业绩、投资风格以及公司治理六个角度，系统回顾和评述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成果，加深对养老基金投资动机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养老基金投资股票市场问题提供分析的基础。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安全性

1.总风险

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经理为了避免单个股票可能出现较大的损失，会选择投资总风险较低的股票。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个股出现较大的亏损影响到投资组合的整体业绩，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关人员向法院其投资错误而要求赔偿(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2]的经验证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总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影响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据现资理论，β系数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测，持股比例与β系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β系数高度正相关，说明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高β系数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认为机构投资者持有较高β值的股票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机构投资者不能战胜市场，他们要负担比业绩优于市场时更多的成本，使报酬面临较大的损失。因此，机构投资者也可能持有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们的经验证据没有支持该假说。

3.财务杠杠

财务杠杠与总风险、市场风险之间都是正相关的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的总风险是负相关的，但是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可能是正相关的，也可能是负相关的，因此其与财务杠杠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持股比例与股票的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则其与财务杠杠之间也是呈负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实证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财务杠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公司规模

研究公司规模对养老基金持股比例影响的论文比较多，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结论：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释了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投资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资数额很少也易达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风险往往比较大。第三，机构投资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发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发现1980～1996年期间大机构投资者增加了对大公司股票的需求，减少了对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认为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类似的经验证据。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结论却与上述结论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发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期间，机构投资者显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受国家宏观政策、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Bathala，Ma和Rao(2005)发现1994—1998年期间机构投资者转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间股票市场比较稳定、安全性投资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龄

养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时间较长的股票，因为股票的上市时间越长，就说明公司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这样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上市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alkenstein(1996)、Del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与其相同的研究结论。

(二)谨慎性

按照普通法规定的“谨慎人”原则(PrudentManRule)，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其客户承担着重要的受托责任，因此其非常关注所投资股票的谨慎性和安全性。投资经理在决策时会从保护自身利益角度进行投资。尤其是在投资业绩黯淡时期，如果投资经理能够证明其投资是谨慎的，则他们的投资也会被委托人和其他相关人士认为是安全的，而不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证说”(Safety-NetHypothesis)，认为机构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除应考虑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因素，还须注重投资决策本身的正确性、决策是否被外界认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当其经营管理行为受到诉讼时，能够保证他们已经尽到管理责任。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外部专业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其投资谨慎性的参考依据。Badrinath，Gay和Kale(1989)选用标准普尔的外部评级作为衡量的指标。其实证结果支持他们提出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谨慎性增函数”的假设。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验证了该假设。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则认为由于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目标、风险容忍度、监管约束和流动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果不一定准确地描述了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因此，他们利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安全保证说”不能解释保险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够解释保险公司是否购买某股票，并且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比非保险公司更加谨慎。DelGuercio(1996)利用美国1968至1989年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统计数据，检验了谨慎性原则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部机构投资者构成的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论。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资调查库的财务能力评级作为股票谨慎性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股票评级等级越高，机构投资者投资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过，其评估投资组合整体的谨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资单独地都被认为是谨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说明基金的参与权与赋予权外，亦对养老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报道与资讯披露作出明文规范，而投资计划中的基金用途与受托人责任亦明文规定其中。因此，一些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研究了ERISA对不同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尤其对养老基金的影响。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调查了ERISA通过后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行为的影响。作者问卷调查了87位投资经理和723位私人养老金计划经理。研究发现，养老金计划经理在ERISA通过后倾向采用书面的格式规范本身的投资方针，更加重视投资绩效评估，并会购买受托人责任保险。而且，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风险亦会减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分散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RISA实施后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养老基金经理采用更为分散的投资方式。相比之下，银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资的集中度却没有下降。

(三)流动性和交易成本

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较大，因此其通常投资于市值大的股票。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金额远远大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在其买卖股票时，会对公司股票价格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冲击。如果公司股票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其必然导致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机构投资者往往投资于那些具有高流动性、对交易成本影响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股票的流动性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换手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其分别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数据均得到了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结论。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两年开放式与封闭式共同基金经理人持股的横截面数据，发现股票的流动性(用换手率指标衡量)、波动性、价格、上市年龄以及公司规模都对基金经理人持股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即多数的基金经理人偏好流动性强、风险与交易成本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规模、每股价格和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替代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间机构投资者偏爱规模大、流动性强的股票。Del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动性，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好投资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从而验证流动性是机构投资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选了一些机构投资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决定因素。这些机构投资者掌握了纽约证券交易所1991—1993年间2l所机构的股票交易全部资料。他们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计算交易成本，发现总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经济因素，而且与交易难度(TradeDifficulty)和市场流动性有明显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制订和评估投资策略时，了解交易成本是相当重要的。Gompers和Metrick(1998)也论述了交易成本对机构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性。他们假设机构投资者选择投资项目时，着眼点是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该文利用公司规模、标准普尔指数成份股、股票价格及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指标，检验交易成本会是否影响机构投资者投资选择。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偏重流动性，并会选择投资于大公司；交易成本虽然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但不及流动性和公司规模重要。

(四)公司业绩

法院在判决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某项投资是否谨慎时，可能会参考公司以往的业绩状况。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公司过去的业绩良好，则法院往往会判决该项投资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反之，则投资损失容易被认为是机构投资者投资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资组合经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诉讼时被法院判决为投资不谨慎，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选择以往业绩骄人的、公司管理水平优秀的公司为投资对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美国证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为止的上市公司名单中抽选了2250家作为调查对象，分析机构投资组合经理在履行运用客户资金的受托责任时所作出的投资行为。他们采用过去60个月的超额回报率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发现该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过去业绩较优秀的公司，机构投资者对其的持股比例亦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访问了68位英国基金经理、经纪业分析师、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人力资源总监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公司和投资者分别看重公司哪些业绩资料呢?”这四组人员回答的意见相当一致，均认为最重要的依次是：财务业绩、企业策略、管理质量及人力资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关注的是美国共同基金的投资风格，其也发现共同基金倾向于购买过去业绩较好的股票。他们分别用过去三年的收益和过去一年的收益进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结论。

(五)投资风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价值型股票和成长型股票的特征。他们认为价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成长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并且价值型股票优于成长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发现，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规模、价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应一直稳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与成长型股票相比，价值型股票的市净率和市盈率较低、股息收益率较高。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喜欢投资价值型股票，则其持股比例与市净率和市盈率是负相关的、而与股息收益率是正相关的。Bathala，Ma和Rao(2005)从ValueLine投资调查库收集1990～199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持股比例与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长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市净率、总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能得出机构投资者偏好价值型还是成长型股票的结论。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设投资者的投资倾向与“规模效应”和“市净率效应”有关。DelGuercio(1996)研究发现银行经理在1968至1989期间，从选择标准普尔评级高的股票转向直接购买规模大、市净率高的股票。这验证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说。

Black(1976)认为投资于没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机构投资者禁止投资于不发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换手率、公司规模、贝他系数等市场特征指标和公司特征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但实证结果发现股息收益率与持股比例之间的系数是负数，而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h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标，但不同之处，一是其选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二是其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两组。研究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都显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这说明非保险公司青睐投资于成长型的股票。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也显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对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对股价和收益的影响。他们发现机构投资者从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别从法律环境、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过去收益状况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结果显示，在此期间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股息收益率、市净率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无法确切地说明总体上机构投资者在这17年偏好投资于成长型还是价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国最大的40个养老基金、40个投资经理和20个慈善基金会为样本，调查了他们对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发现，他们一致认为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响董事会有效运作的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独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经验以及是否喜欢提问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独立的董事，20%的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会的质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资经理喜欢董事具有法律或财务等方面的技能和经验，甚至是某领域的专家。另外，他们还认为公司内部管理者不应该参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审计委员会；独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现在或以前的员工，也不能来自与公司有固定业务的其他公司的人员；董事会主席和CEO应该分开，董事会主席应由外部董事担任。

RussellReynoldsAssociates(1998)详细调查了1997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关注的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与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结论：“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关注董事会的构成和质量”。同时，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结论：(1)机构投资者认为缺乏足够的信息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有效评估，尤其是缺乏关于董事会成员的信息，例如背景、商业交易记录和对董事会的具体贡献等。(2)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董事会应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权威人士进行评估。(3)机构投资者反对对CEQ薪酬设置最高限额。(4)机构投资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将股票作为奖励计划。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学者重点关注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特征(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华和殷树喜，2006)。

资金投资论文篇（5）

0前言

以零营运资金为目标，对企业的营运资金实行“零营运资金管理”的方法，已成为90年代以来企业财务管理中一项卓有成效的方法。在我国随着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化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加强，企业理财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因此，“零营运资金管理”的方法，对我国企业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营运资金的管理问题

营运资金，从会计的角度看，是指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差额。会计上不强调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关系，而只是用它们的差额来反映一个企业的偿债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利于财务人员对营运资金的管理和认识；从财务角度看营运资金应该是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关系的总和，在这里“总和”不是数额的加总，而是关系的反映，这有利于财务人员意识到，对营运资金的管理要注意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流动资产是指可以在一年以内可超过一年的营业周期内实现变现或运用的资产，流动资产具有占用时间短、周转快、易变现等特点。企业拥有较多的流动资产，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财务风险。流动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上主要包括以下项目：货币资金、短期投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存货。

流动负债是指需要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偿还的债务。流动负债又称短期融资，具有成本低、偿还期短的特点，必须认真进行管理，否则，将使企业承受较大的风险。流动负债主要包括以下项目：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付工资、应付税金及未交利润等。

为了有效地管理企业的营运资金，必须研究营运资金的特点，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营运资金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周转时间短。根据这一特点，说明营运资金可以通过短期筹资方式加以解决。

2数量具有波动性。流动资产或流动负债容易受内外条件的影响，数量的波动往往很大。

3非现金形态的营运资金如存货、应收账款、短期有价证券容易变现，这一点对企业应付临时性的资金需求有重要意义。

4来源具有多样性。营运资金的需求问题既可通过长期筹资方式解决，也可通过短期筹资方式解决。仅短期筹资就有：银行短期借款、短期融资、商业信用、票据贴现等多种方式。

财务上的营运资金管理着重于投资，即企业在流动资产上的投资额。因而，要了解“零营运资金管理”的基本原理，就要首先了解营运资金的重要性。

营运资金管理是对企业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的管理。一个企业要维持正常的运转就必须要拥有适量的营运资金，因此，营运资金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调查，公司财务经理有60%的时间都用于营运资金管理。要搞好营运资金管理，必须解决好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两个方面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企业应该怎样来进行流动资产的融资，即资金筹措的管理。包括银行短期借款的管理和商业信用的管理。

可见，营运资金管理的核心内容就是对资金运用和资金筹措的管理。

第二，企业应该投资多少在流动资产上，即资金运用的管理。主要包括现金管理、应收账款管理和存货管理。

二“零营运资金管理”的基本原理

“零营运资金管理”的基本原理，就是从营运资金管理的着重点出发，在满足企业对流动资产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企业在流动资产上的投资额，并大量地利用短期负债进行流动资产的融资。“零营运资金管理”是一种极限式的管理，它并不是要求营运资金真的为零，而是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尽量使营运资金趋于最小的管理模式。“零营运资金管理”属于营运资金管理决策方法中的风险性决策方法，这种方法的显著特点是：能使企业处于较高的盈利水平，但同时企业承受的风险也大，即所谓的高盈利、高风险。具体表现为：

1丰富的收益。一般而言，流动资产的盈利能力低于固定资产，短期投资的盈利低于长期投资。如工业企业运用劳动资料（厂房、机器设备等）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通过销售转化为应收账款或现金，最终可为企业带来利润。因此，通常将固定资产称为盈利性资产。与此相比，流动资产虽然也是生产经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除有价证券外，现金、应收账款、存货等流动资产只是为企业再生产活动正常提供必要的条件，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盈利性。又因为短期负债对债权人来说偿还的日期短、风险小，所以要求的利率就低，而债权人的利率就是债务人的成本，因此，短期负债的资金成本小于长期负债的资金成本。

把企业在货币资金、短期有价证券、应收账款和存货等流动资产上的投资尽量降低到最低限度，可以减少基本无报酬的货币资金和报酬较低的短期有价证券，将这些资金用于报酬较高的长期投资，以增加企业的收益；同时减少存货可使成本下降；减少应收账款可降低应收账款费用以及坏账损失。大量地利用短期负债可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而且短期负债的弹性大、办理速度快，能及时弥补企业流动资产的短缺。显然，由于降低了企业在流动资产上的投资，就可以使企业减少流动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周转，降低费用，从而可以增加企业盈利。

2潜在的风险。从风险性分析，固定资产投资的风险大于流动资产。由流动资产比固定资产更易于变现，其潜在亏损的可能性或风险就小于固定资产。当然，固定资产也可通过在市场上出售将其变为现金，但固定资产为企业的主要生产手段，如将其出售，则企业将不复存在。因此，除了不需用固定资产出售转让外，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固定资产未到迫不得已时（如面临破产）是不会出售的。所以，企业固定资产的变现能力较低。企业在一定时期持有的流动资产越多，承担的风险相对越小；反之，企业持有的流动资产越少，所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另外，大量地利用短期负债，同样也可能导致风险的增加。一般来说，短期筹资的风险要比长期筹资要大。这是因为：第一，短期资金的到期日近，可能产生不能按时清偿的风险。例如，企业进行一项为期三年的投资，而只有在第三年才能会有现金流入，这时企业如果利用短期筹资，在第一、第二年里，企业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企业的投资项目还没有为企业带来收益。但如果企业采用为期五年的长期筹资的话，企业就会从容地利用该投资项目产生的收益来偿还负债了。第二，短期负债在利息成本方面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采用长期筹资来融通资金，企业能明确地知道整个资金使用期间的利？

根据上面的观点，“零营运资金管理”原理的应用将使用权企业面临较大的风险。首先，企业有延期风险，即企业在到期日不能偿还债务的风险。如果企业需要延期，但会由于一些无法预料的因素而不能延期，如当短期负债到期时，企业的经营善变坏，以至债权人不肯延期；或在延期时，正好赶上国家经济不景气，市场上资金私有制，而无法继续延期；其次，短期负债利率的具有很大的波动性，企业无法预测资金成本，也就无法控制利息成本；再次，企业为了减少应收账款，变信用销售为现金销售，可能会丧失客户，从而影响销售的增长。

尽管存在着高风险，但“零营运资金管理”仍不失为一种管理资金的有效方法。“零营运资金管理”在具体操作上，以零营运资金为目标，着重衡量营运资金的运用效果，通过营运资金与总营业额比值的高低来判断一个企业在营运资金管理方面的业绩和水准。由于“零营运资金管理”的基本出发点是尽可能地降低在流动资产上的投资额，因而营运资金在总营业额中所占的比重越少越好。这就是“零营运资金管理”的含义所在。“零营运资金管理”强调的是资金的使用效益。如果资金过多地滞留在流动资金形态上，就会使企业的整个盈利降低。简而言之，“零营运资金管理”就是将营运资金视为投入资金成本，要以最小的流动资产投入获取最大的销售收入。

资金投资论文篇（6）

我校大学生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学生对于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跨专业学习实践的需求广泛存在。重新构建的金融实践教学体系如图1所示，线条框架部分即为金融投资实践教学相关内容，包括课程实验、交易技能训练和论文、实习等，所以，金融投资课程和交易技能训练可对全校学生进行开放选课，此举也受到了广大非金融专业学生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学校鼓励所有学生参加各类金融资格考试、各种投资模拟比赛，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高水平金融学术报告，这都为普及教育创造了条件。

（二）证券、期货和外汇交易的模拟软件并不相同，但投资所依据的技术分析与基本分析是相通的

证券、期货和外汇投资课程强调各自体系的完整性，以此设置的实验课程便存在重复内容。例如，证券有K线分析、趋势分析、形态分析，期货与外汇也有；证券有宏观环境分析、行业分析，期货与外汇也有……结果是，各实践课程的重复部分比特色部分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既降低了学生上实践课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各投资课程自身特色要点的实践学习。因此，将相同相通内容从各投资实践课程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实践模块，课程的特色实践依旧保留，自成体系。整合而节省出来的学时可重新分配到设计性、研究性实验以及前沿学科内容的引入，势必更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三）如同投资者有不同风险偏好需要区别服务一样，金融投资实践教学也应区别学生需求、提供有差别的教学内容

例如，有的学生择业定位于投资经纪人，那么，除了经纪业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训练外，只需要掌握基本的投资实践能力即可，包括看盘、阅读策略分析报告、买卖交易等；而有的学生则希望成为操盘手，那么，除了掌握较扎实的技术分析理论外，还需要加强看盘及多种技术分析的实践训练；如果有的学生准备应聘投资分析师，那2014年第7期中旬刊（总第558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7，2014（CumulativetyNO.558）么，不仅技术分析需要学习与实践，基本分析的宏观环境分析、行业分析和公司财务分析等训练也必不可少。选择金融投资实践课程的学生先进行择业方向问卷测试，然后有针对性地选择学习内容，以满足有差别的学习需求。

（四）考虑非金融专业学生所需的必备专业基础知识，也考虑分择业方向的学生所需掌握的学习内容，进行实验及技能训练教材及指导书的编写与修订

为学生理解知识、练习积累、了解工作最新动态与要求提供指导与帮助，如此培养出来的有基础、有方向的大学生，相信金融专业机构及企业的投资部门也会很乐于接受。

二、老师的言传身教应遵循理性原则

大学生投资技能的学习和投资理念的培养，需要指导老师在交易实践上能够进行正确的引导，用言行向大学生传递理性的投资观念，例如，投资有多种渠道、风险与收益成正比，过于急功近利反而容易导致投资失误等。然而，教学师资的实际投资能力制约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实际工作中，可能存在两种极端现象：一是授课老师从未投资过具有风险的金融产品，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也都没运用过，教学只是照本宣科；二是授课老师有过长时间的投资经历，甚至在金融机构从事过相关工作，但喜欢将只适用于个体的追涨杀跌、短进短出等方法在教学交流中表现出来，而没顾及受教学生的投资风格和风险偏好，两者都有可能对学生产生不恰当的影响。建议授课前给学生做投资者类型及风险偏好测试，让其获悉自己的投资风格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引导式教学，就是老师不充当专家，而是通过案例分析、项目实践、技能检验等，让学生自己通过知识点实验加深对概念的理解，通过盘面分析验证各种交易理论和经验判断是否符合我国市场现状、能否提高自己的交易盈利水平，自己是否具有各种投资品种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投资者类型及风险偏好测试的结果是否一致……让学生学会思考、判断和风险管理，并形成适合自己的操作原则。对于学生在实践过程中遇到或提出的问题，老师可以设计针对性案例进行再引导，帮助学生知道如何解决问题以及能否解决问题，哪些知识和经验在实际生活和未来工作中确实有用。与此同时，联合金融企业为课程指导教师提供专业培训机会，定期组织老师间的教学讨论和相互听课，促进专业教师不断提升投资指导能力。

三、金融投资实践课程网络学习平台提供辅、交互性和自主性的教学服务

资金投资论文篇（7）

三是信托制。信托制PE是一种基于信托关系而设立的集合投资制度，投资者、受托人和管理人三方基于信托关系而设立的集合投资基金。

一、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比较分析

就共性而言，三种组织模式包括三方当事人，即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基金的组成与运作都建立在经营和保管分开的基础上，都是通过专家运作管理和组合投资。对投资者来说，这三种形态的基金没有本质区别。不过，对于基金管理人而言，不同的组织模式下所享有的控制权和承担的责任也有所不同。

有限合伙制中有限合伙人只出资，并不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因此对外承担的责任仅以出资额为限；普通合伙人负责企业的经营决策，因此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尽管对合伙人做了区分，但是有限合伙制还是未能脱离合伙制固有的一些局限性，比如组织的“人和”性、管理上人治为主、普通合伙人之间的权责模糊的问题、合伙企业无独立的法人资格等。与有限合伙制相比，公司制企业是一种资合性组织，具有以下几个优势：一是独立法人；二是公司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三是法人治理机制。公司制企业中，股东委托董事会、董事会委托经理执行企业事务，即给予人发挥空间，同时又建立了对人的约束机制。信托制基金不具有法人资格，因此在设立、运作以及解散方面比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更加灵活，但是也正因为这个特点，组织结构松散，不利于控制和监督基金管理人。

股权投资基金是一种货币资本融通活动，其组织是一种资合性很强的组织，从这个角度讲，PE组织以公司制模式出现，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PE产业最成熟的美国来看，主流的PE组织模式却经历了从公司制向有限合伙制的转变，研究美国PE组织模式的变迁，有助于我们更深入认识PE组织模式。

二、美国PE组织模式的变迁

美国PE产业主流主旨模式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公司制、子公司制和以及目前流行的有限合伙制。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公司制。由于该时期的风险投资机构在其早期运作阶段，面临着资金回收周期长、营销和管理缺乏经验、产品适应性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给投资方带来了巨大压力，此外，风险资本提供者(即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当第三方由于合同违约等原因遭到损失时，股东不负赔偿责任。随着缺陷的暴露，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子公司形式的风险投资基金开始出现。这类基金组织通常是大的金融机构或实体公司的分支机构或部门，主要目的在于为其母公司提供多元化发展或创新提供帮助。由于这类基金组织的经营目的是为了母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投资公司的利益，因此会导致基金管理者和企业家、基金公司和同公司其他基金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外，子公司制基金组织很难制定基金管理者的薪酬。正是这些弊端导致80年代后子公司制逐渐被有限合伙制所取代。

从公司制到子公司制，再到有限合伙制，美国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模式的变迁似乎说明了这些组织模式的优劣性。但是对美国PE组织模式变迁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有限合伙制能取代公司制和子公司制，更多的得益于美国法律制度的变迁。

一是赋予有限合伙企业实体地位。根据1914年美国的《统一合伙法》，合伙仅仅是各合伙成员的集合，并没有形成有别于合伙成员的新的法律实体，因此有限合伙企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仍然属于合伙成员，1976年美国对《统一有限合伙法》规定“合伙是一个与合伙人相区别的实体”，确定了有限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二是引入有限责任制。在1916年、1976年1985年以及2001年《统一有限合伙法》的修订中，逐步扩大了有限合伙人参与合伙事务的范围。三是引入公司的法治机制。比如设立顾问委员会或是常设委员会来监督普通合伙人。四是逐步降低投资者的税负。五是有限合伙监管强化。《2001年统一有些合伙法》要求有限合伙应向有权部门申报和公布年报。六是有限合伙法独立化。七是有限合伙权益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我国仅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公开发行上市。

从美国PE组织主导模式的变迁中，可以看出任何有限合伙制之所以能成为主导模式，并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还依赖于外部法律所赋予的优势。因此，对我国PE组织模式的选择分析应该放到具体的法律框架中讨论。

三、我国法律框架下PE组织模式的分析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股权投资基金法》，相关规范见于《合伙企业法》、《信托法》、《公司法》、《企业所得税法》等多部法律。在现存的法律框架下，三种组织模式表现出来的优劣势也存在一些差异。

一是投资主体的限制。在发达的资本市场，比如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等地区，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捐赠基金等大型机构，但是在我国，大型机构进入有限合伙制PE还存在一定得障碍。《有限合伙企业法》第三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公司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我国法律对信托制的投资主体没有规定，但是人民银行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信托业务，任何经营单位不得在其名称中使用‘信托投资’字样，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据《信托法》的规定，资金信托的份额不得超过200份。从上述规定来看，信托制和合伙制募集资金比之公司制要受到更多的法律限制。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

二是出资方式。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的注资模式一般采取承诺制，即分阶段融资。由于《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人的出资可以在合伙协议中约定，因此有限合伙制基金在成立时不需要对承诺资本额进行验资，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比较灵活。《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这样公司制基金在成立时会有较大的现金头寸。在信托制模式中，信托资金通常一步到位，在缺乏投资项目的情况下，资金一次性到位会导致资金闲置，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当然，信托制模式中可以采用承诺制出资制度，在总额确定后，投资者依据受托人的要求分期出资到位。从募集资金的方便性和使用效率来看，承诺制下这三种组织模式不存在什么差异，但是在信托资金一步到位的情况下，有限合伙制和公司制很明显要优于信托制。

三是税负。在我国目前的法律背景下，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企业都不是纳税主体，因此在税负上具有比较优势。不过2007年《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给予创业投资公司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所得税额。给符合条件的公司制PE提供了减轻了税负。此外，有限合伙制下，投资者在产生资本增值或红利收益时就需要缴纳所得税，与其类似，公司制下纳税主体在产生收益时缴纳企业所得税，包括留存收益，因此，这两种组织模式下利用留存收益再投资没有递延税负的好处；相比之下，信托制下的委托人则在基金发放红利或出售基金份额时才需要缴纳所得税，利用留存收益再投资时具有递延税负的优势。

四是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程度。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来看，三种组织模式下投资者行使权利的内容和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公司制模式下，投资者不参与基金管理，但是可以通过股东会或是董事会任命并监督基金管理人。在有限合伙制下，普通合伙人在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中处于主导地位。为了监督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一般设立顾问委员会。相比之下，信托制下投资者的权利比较简单。在实际操作中，信托制基金一般都由受托人发起，如果受托人没有重大过失或违法行为，委托人无法通过投票解雇受托人，投资者无法有效地监督受托人的投资决策行为，这也是信托制的一个缺陷。

五是证券账户问题。即上市账户开立问题。国外学者研究表明。IPO是收益最高的一种退出渠道(Cumming和Macintosh，2002)。但是在我国目前法律框架下，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企业开设证券账户还没有合法化。我国《证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投资者申请开立账户，必须持有证明中国公民身份或者中国法人资格的合法证件。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借壳”绕过该条法律限制，但是对于那些不具备条件的有限合伙制PE还是一个实质性的障碍。不仅如此，对信托制股权投资基金在银行间市场开立账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目前我国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出现了多种多层复合组织模式的态势，总体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层级的复合组织模式，即本文指出的有限合伙制、公司制和信托制外加其他制式的元素。以天津为例，2006年成立了信托制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加入了公司制管理机制、公司制的天津创司引入了中外合作制的投资基金和合伙制的激励机制。另一类是衍生模式，即将多个单层级结构融为一体，本文称之为“多层级结构”模式。比如船舶产业投资基金采用子母基金模式，其管理人是中船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特殊普通合伙)。引入特殊普通合伙人及子母基金，其主要功能在于划分政府、投资人、管理团队以及个人GP之间的权责，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此外，典型的多层级模式的PE组织还有安徽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该基金本身是公司制，但是基金又分离成两部分，一部分直接投入子基金，另一部分投入地区引导基金，再投入子基金，这是一种三层次的基金结构。这种多层级的结构模式融合了有限合伙制和公司制的优势，一方面，试图解决单纯的公司制的效率低下、运作流程复杂等问题，另一方面又耦合了有限合伙制激励机制等元素。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单层级还是多层级的结构，其主要功能还是在于解决投资人和管理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从我国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发展的态势来看，未来的组织模式会更倾向于集合多种组织模式的综合体。

四、结论

综合三种组织模式的比较和美国PE组织模式的变迁，本文认为选择PE组织模式时应重点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PE的类型。对PE而言，由于不同类型的PE有着不同的风险收益需求，宜采用不同的资金募集方式、选择不同的基金组织形态。从我国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的目的来看，主要有两种功能：一是市场化的PE，即追求投资最大化利益的PE组织；二是政府型PE，这类PE主要的功能是引导资金流向和地区产业，发挥引导和产业整合功能，体现政府意图。由于PE是高度依赖人力资本和管理智慧的行业，其组织形式的选择必须能够有效地激励和约束人的行为，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人的道德风险。

另一方面是法律因素。法律对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的影响比较显著，这一点已经为发达资本市场的国家的学者所证实。LaPorta等人(LaPortaetal，1999b)指出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的英美法系国家，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更为合理，资本配置更有效；在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的股权集中程度较高，并且公司绩效较低，实证分析表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程度越高，则托宾Q指数越大。Kaplan等人(2003)以投资者和被投资企业的契约为研究对象，发现现金流控制权(therightsovercashflows)以及其他控制权、流动性和董事会席位都会随着法律体系的改变而改变。美国PE组织模式的变迁就证明了法律规定的不同也会导致治理结构优劣势的转换。

资金投资论文篇（8）

首先，BSV模型。BSV模型认为，人们进行投资决策时存在两种错误范式：其一是选择性偏差，即投资者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模式，而对产生这些数据的总体特征重视不够，这种偏差导致股价对收益变化的反映不足。另一种是保守性偏差，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自己的预测模型，导致股价过度反应。

其次，DHS模型。该模型将投资者分为有信息和无信息两类。无信息的投资者不存在判断偏差，有信息的投资者存在着过度自信和有偏的自我归因。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者夸大自己对股票价值判断的准确性；有偏的自我归因则使他们低估关于股票价值的公开信号。随着公共信息最终战胜行为偏差，对个人信息的过度反应和对公共信息的反应不足，就会导致股票回报的短期连续性和长期反转。

再次，统一理论模型。统一理论模型区别于BSV和DHS模型之处在于：它把研究重点放在不同作用者的作用机制上，而不是作用者的认知偏差方面。该模型把作用者分为“观察消息者”和“动量交易者”两类。观察消息者根据获得的关于未来价值的信息进行预测，其局限是完全不依赖于当前或过去的价格；“动量交易者”则完全依赖于过去的价格变化，其局限是他们的预测必须是过去价格历史的简单函数。

最后，羊群效应模型。该模型认为投资者羊群行为是符合最大效用准则的，是“群体压力”等情绪下贯彻的非理，有序列型和非序列型两种模型。在序列型模型中，投资者通过典型的贝叶斯过程从市场噪声，以及其他个体的决策中依次获取决策信息，这类决策的最大特征是其决策的序列性。非序列型则论证无论仿效倾向强或弱，都不会得到现代金融理论中关于股票的零点对称、单一模态的厚尾特征。

二、对金融投资者的个人行为分析

1.多为投机心理，短期行为严重

我国很多证券投资者入市并不是看重上市公司真实的投资价值，而是企图从中获取超额回报。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入市的主要原因是为通过股票的买卖价差而获利，这类人群多是为赚钱买卖差价进行短线操作;只有少数投资者进入股市是为了获得公司分红收益;38%的投资者因有闲置资金而，把股市看成是一个长期投资场所。高比例的企图赚取短期收益群体的存在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博取短线利润群体的过大是我国证券市场行情波动幅度.惊人的重要原因，这也是造成证券市场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投资者入市动机上分析，就已经预示着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短期行为比较明显。

我国个人投资者更多的是短线投资、投机，而没有把股票作为长期的投资。另一方面，股票价格的剧烈波动诱发了一部分人的心理，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由于证券投资者容易产生羊群效应，使这种市场短期行为具有很强的蔓延性，从而极大地加重了投资者孤注一掷的心理，一旦认为找到了机会，就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不顾，冒险参与高风险的证券投资活动。在我国证券市场中，我国投资者的短期行为特征表现为比较明显的冒险心理和投机短期行为。

2.投资承受能力差

调查显示，我国个人投资者以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为主，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为工资收入，参与证券市场的时间普遍较短，证券投资意识很强，但投资经验相对缺乏，股市投入占家庭金融资产比例较大，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很弱，投资者对投资股市的“情感依托”强烈。

3.对股票专业知识了解不足

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的股票投资知识来自于非正规教育，主要通过朋好友的介绍、股评专家的讲解以及报刊、杂志的文章等获得;在做投资决策时，投资者大多依据“股评推荐”、“亲友引荐”，以及“小道消息”;在投资决策的方法上，两成以上的个人投资者决策几乎不做什么分析，而是凭自己的感觉随意或盲目地进行投资。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过于看重自己知道的或容易得到的信息，而忽视对其他信息的关注和深度挖掘。大多数投资者在评价投资失误时，往往将失误归咎于外界因素，如国家政策变化、上市公司造假，以及庄家操纵股价等，而只有少数个人投资者认为是自己的投资经验或投资知识不足;大部分投资者对新出现的金融品种如开放式投资基金的认知程度有限。

三、结语

总体来说，我国的股票市场中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因素过多，政策因素、大户操作因素，这说明中国股市不符合经典金融理论对于市场是有效的基本假设;同时，投资者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也不符合经典金融理论中，投资者对于风险总是厌恶的基本假定:在收益时，股民表现出对已有收益的贪婪，以及心理，而在被“套牢”时，又宁愿苦苦等待，以待反弹机会.这些特点都说明中国股民的投资心理符合金融投资行为理论的期望理论。

参考文献:

[1]何问陶王金全: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及述评[J]南方金融,2002,(12)

[2]阳建伟蒋馥:行为金融:理论、模型与实践[J].当代经济科学,2001,(04)

资金投资论文篇（9）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间接集合投资模式，是经济市场发展产物，与人们专业化理财服务需求相吻合。证券基金运作涉及大量投资专家的基金管理公司的运作与管理。证券投资基金具有间接性、投资费用低等特点。我国基金多为契约型基金，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现状相符。

2研究背景

我国基金业始于1991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其发展里程碑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由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与渣打银行集团、汇丰银行集团联合创立的中国置业基金，是我国首个规范化投资基金。随着经济与基金行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基金亮相沪深交易所，开辟了我国基金发展新时期。基金发展的同时，我国金融监管也在不断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与实施，促进了我国基金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3基金评价意义

基金评价对象包括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本身以及基金市场。有效的基金评价对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和谐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可以帮助投资者掌握基金知识，进行理性投资，同时又可以加强相关部门对基金管理公司的有效监督。通过基金评价对基金进行评价与考核，有利于企业完善内部管理机制，是完善我国基金市场，规范我国基金业健康和谐发展的有效切入点。

二我国投资基金评价问题分析

1基准选择

相比模型选用，基准的选取对业绩的影响更大，业绩比较基准成为投资者评价基金管理公司业绩的重要指标。随着基金市场不断发展，基金产品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不同基金需要选择不同的比较基准。比较基准是证券基金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国内基准指标体系建设与应用仍存在一定漏洞，无法经受长时间的考验，也无法获得广大投资者的普遍认同。

2样本选择

样本选择也是证券基金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样本选择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存在生存偏差成为金融界广泛议论的话题。不同样本群体，选取样本时间等都会对样本分析结果产生直接影响。由于我国基金业发展时间较为短暂，样本数量有限，导致基金可能偏离初始承诺的投资理念，样本调查所呈现的问题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

3我国基金产业实际价值的确定

基金净值是评判基金业绩的重要量化指标，其是否科学合理对于维护基金相关人员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国内基金净值计算方式为股票市值、现金与国债市值相累加，此计算方式考虑范围较为全面。但我国基金重仓股现象比较普遍，导致净值计算存在一定水分，无法对我国基金产业实际价值进行估量，还会增加基金持有人成本。

三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策略

1加强基金立法

监管与自律工作证券基金监管可以分为3个层次：法律约束，规章制度约束，自律管理。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构建我国证券投资信托制度的法律框架，塑造良好的证券基金发展环境，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通过规章制度，细化基金管理工作内容，充实管理机制，确保基金管理人行为能够有章可循。通过人员和行业自律，强化基金企业内部管理工作，约束相关工作行为。

2加强基金信息披露机制

建设有效的基金评价依赖大量有效基础数据信息，包括数量性信息、描述性信息等。建立有效的基金评级体系，必须加强相关数据信息的披露。首先证券基金监管部门可以要求企业公开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等内容，明确对基金契约等法律文件中的定义阐述。避免企业运用模糊化、空泛化、概念化的语言进行描述。加强基金内部管理运作信息沟通与交流，及时改进基金净值核定计算，促进信息流通与披露。

资金投资论文篇（10）

二、权益保护的不足

（一）有法不依。《公司法》、《证券法》中有大量关于对证券投资者的赔偿条款，但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相关民事纠纷难以维权的现象，尤其是在内幕交易与操纵股价方面。即使法律有了相关规定，但一些小股东在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时，往往并不顺利。尽管我国颁布了多项法律法规来保护证券金融服务中投资者的权益，但在实践过程中经常出现“有法不依”的现象，纵然法律体系再完善，如果将其束之高阁，也不能发挥法律的保障作用。（二）证券投资的专业局限。证券领域专业性较强，许多证券纠纷都属于新型纠纷，其中涉及的概念比较复杂，相关背景知识比较专业，涉及的法律条款庞杂。这种专业局限性，给法院的审判与执行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所谓“隔行如隔山”，法律工作者即使怀有一颗公平正义的心、希望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却也经常被证券投资行业的专业性束缚了手脚。甚至许多法律从业人员缺乏基本的证券投资的相关知识储备，导致其在处理案件时极易出现偏差，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极大损害。（三）信任危机。信任危机普遍存在于各行各业中，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利益的趋势下，证券行业频频出现失信与不自律的现象。证券行业内能够对投资者产生保护作用的机构有很多，包括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等等，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本应是他们的责任，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组织为了自身利益，经常出现违背职业道德、欺瞒投资者、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现象。而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相关机构，他们往往受托与上述机构，其利益互相关联，靠此两者来保护投资者利益显然是不现实的。（四）管理问题。近年来，国内频频出现证券公司损害投资人合法利益的现象，透过这些案例，可以发现我国在对证券公司的管理上存在许多弊端。我国目前现行的管理制度对证券从业人员有一定的管束作用，但现行的管理重点基本在证券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与从业资格考察上，缺乏对证券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管理。由于管理的缺失，从业人员滋生了贪利心理，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五）组织机构问题。证券投资者的权益，需要设置专门的机构来保护。目前我国证监机构虽然内置了稽查部门，但是其部门的工作重点不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上。当出现投资者的合法权利被侵害时，稽查部门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管控作用，但是其管控的重点在纠察证券公司及上市公司的问题上，处理结果往往具有片面性，不能以投资者的利益为出发点来解决证券投资纠纷。所以我国目前仍缺乏专门的机构来保护投资者在证券金融投资中的合法权益，投资者缺乏有效的“靠山”。（六）消费者法律意识不强。如果受害者不懂法、不善于用法，那么即使我国拥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也无法对其发挥保障作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普法工作，但由于证券行业相关法律比较专业，而许多参与证券金融的投资者对证券行业并不是十分了解，这就导致其看不懂法律，不能将法律中描述的情景与个人遭遇联系起来，也就难以用法律来进行自我保护。还有些投资者认为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成本高、程序繁琐，甚至有些投资者明明受到了侵害却不自知。投资者法律意识的淡薄，使得违法犯罪人员更加的肆无忌惮。

三、完善建议

（一）完善立法。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已经进入到了实质性阶段，《民法典》的颁布，将弥补我国民事法律领域中的大量法律空白。对于证券投资领域而言，内幕交易与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极易对投资者造成损害，而这两方面的案件往往难立案，我国应尽早颁布相关法律、出台相关政策，从而有效地指导法院如何受理、审理这两类案件。（二）完善披露制度。“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是证券行业的游戏规则，但在投资维权中，投资者常常会发现“买卖自负原则”成了自己维权的拦路虎。这个原则本身是没有错的，真正的问题出现在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如果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不及时、不真实，那么必然导致市场欺诈，此时的“买卖自负原则”就变成了欺诈者逃避法律惩罚的借口。因此，我国亟需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披露的要求，加大相关惩罚力度。（三）加强执法人员培训。前文提到，法院的审判人员、执行人员由于缺乏证券行业相关知识，难以保障法律的公平性。针对这种状况，法院应对一部分法官进行培训，增强其证券方面的知识储备。只有经过培训的法官，才有资格审理证券纠纷案件，这对审判公平与执行公平都有重大意义。（四）优化赔偿制度。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最希望的是得到及时的、充分的救济，然而在法律实践中，违法者经常是既要缴纳行政罚款，又要承担民事赔偿，从而经常会出现民事赔偿不充分的情况。证券投资者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在维权中更缺乏有效地自我维权的能力，如果法律不能完善违法者的赔偿制度，那么受害者的损失就会持续的扩大。针对这种现象，我国相关法律应提升民事赔偿的优先等级，当投资者的权益已经受到侵害时，法律应提供更多的请求选择，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诉讼目的，从而更有效的挽回自身损失。（五）成立专门组织。针对稽查部门不能有效地保护投资者权益的现状，国家应设置专门的组织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行业应有专门维护投资者的组织，当纠纷出现时，此组织应从投资者的利益出发，帮助投资者证明违法者的责任，从而为投资者争取利益、挽回投资者的损失。目前在民间已有许多投资者联盟，证券投资者通过加入这些民间组织，可以交流经验，互相答疑解惑，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各成员合法权益的损害，当有人产生纠纷时，其他成员亦可以出谋划策，共享资源。国家可以尝试扶植这些组织的成长，给予指导、主动帮扶。通过帮扶民间组织，可以以群体为单位，集中培训、集中宣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六）重视教育宣传。普法教育一向是我国高度重视的全民教育工作，但在证券投资方面，国家相关机构在重视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同时，还要重视证券行业专业知识的普及。许多证券金融机构为了一己私利，常常会给投资者传递模糊的、错误的概念，有些投资者本身防范意识不够，加之专业知识的缺乏，常常会进入证券金融机构的圈套。而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有些投资者则因为缺乏法律知识，不能及时地进行自我保护。

四、结语

我国正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证券行业作为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必须要保证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通过法律手段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需要更严格的监管手段、更系统的培训体系、更长久的普法宣传。我国证券行业的公平性较美国等世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仍有明显的落后趋势。若想提高投资者的地位，及时有效地保障投资的合法权益，还需要相关各界共同努力、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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