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1）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优势产业形成基础

（一）优势竞争理论

优势竞争理论来源于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特根据当时的企业竞争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情况，从微观企业竞争优势向国家层面的宏观竞争优势进行理论和实践推导，得出各国企业、产业以及商品在竞争优势上的表现千差万别，特定产业和企业在微观层面上的竞争优势具有累加和循环促进效应，进而形成整体性竞争优势，波特以此为根据，发展创立了用于分析产业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表明了国家内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具有互助促进作用，关键要素的非均匀性强化会影响产业的升级潜力。

（二）“后发性”优势理论

“后发性”优势理论特指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以引入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学习国外成熟经验的方法而取得产业较快发展的模式，以开放的姿态而取得跨越式发展。这一产业优势理论的创立者为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他在总结上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和德国战后重新崛起经验的基础上，以“落后优势”和“落后条件下的有利性”研究发展了该理论，格申克龙认为落后地区通过采取有别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更有可能实现较高的发展速度和产业繁荣状态，理由是相对落后的经济状态为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种发展的空间性包括了制度性利好和技术性潜力等优势，通过积极的发掘，落后地区的潜在发展动能可以得到迅速释放，做到经济增长的“后来居上”。

（三）产业间比较优势理论

1.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扩展，由传统的既定经济结构最优资源配置过渡到经济结构与技术的互动演进，发展出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杨小凯认为产业内生性比较优势和外生性比较优势区别在于比较前后的生产率差异，前者是基于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的事后选择，可以在生产条件类似的国家间产生，不同的专业生产决策产生了不同的事后生产率差异；后者是由于先天性生产条件差异而产生的贸易效率区分，基于要素资源禀赋的相对和绝对差异，是由事前产业差异就决定了的。比较而言，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具有更强的指导性意义。

2.传统产业优势理论。传统产业优势理论经历了由“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过渡。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主张社会主体以特长分工而进行专业化生产，实现全社会的最大化福利，分工在国家间进行就产生国际贸易；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突出了落后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认为只要具有产业比较成本优势就可以进行国际贸易，获取额外收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品价格的差异最终来自国家生产要素相对存量差异，进而产生的比较优势决定国家间产业贸易的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都设定了既定的生产要素禀赋条件，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衡量的技术水平决定比较优势的形成，而要素禀赋论恰恰相反，以既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为设定依据，更多强调比较优势来源的要素存量因素。

3.产业内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解释既有经济学家林德的“需求相似理论”作为铺垫，也有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补充完善，前者认为产业的初始状态为国内经营，产业的外延和国际化是因为国内市场的饱和或偶然因素作用，属于被动外延，且一般都限定在需求和国民收入水平近似的国家之间进行，理由是需求和收入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间交集产品较少，产业内贸易联系程度低。克鲁格曼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产业内贸易建立的基础，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和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产业内贸易具有共容性。林德和克鲁格曼的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向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转变基础上，以规模不变向规模递增为假设，较为贴近现实，发展了传统产业比较优势理论。

我国优势产业理论研究发展的四维视角

核心视角。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将产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作为定义基础。王德强（2008）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是区域地理、文化、要素及劳动力生产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潜力通过优势产业集群效应得以体现，因此，建立区域经济优势要以建立区域内产业竞争优势为先导。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理论研究为区域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初始行动参考，相关的产业竞争优势领先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处于较为成熟的阶段，二者之间的结构相关性实证探析处于起步和探索过程。

产业视角。产业视角的相关研究以发展速率、行业关联以及经济增长贡献率作为基础。刘国庆（2010）将优势产业界定为在经济总量中占据权重较大、运行状态平稳、财务指标良好、资源利用效率高和进一步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或产业，这类产业在既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都可以产生较高的投入产出比；李文学（2009）从产业的结构升级潜力角度对优势产业进行定义，认为优势产业可以指引产业升级，利税总量较高，既可以由关联性产业组成产业价值链，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形成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产业网络。

贸易视角。国内关于贸易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以竞争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展开。孙友林（2011）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优势产业概念对等，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结合实际上就诠释了国家和地区的优势产业；吴志兵（2009）指出，地区经济的功能定位是优势产业基本立足点，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地区的既定比较优势可以转化为产业内竞争优势，在国内和国际不同建设层次的市场中，优势产业在经济价值链条总具有影响力大、绩效高、市场空间广阔的特点。张亚林（2010）认为对于优势产业的界定不能局限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任何的偏颇都会导致概念混淆、指代不清。

综合视角。从综合视角出发的优势产业研究在贸易视角的基础上增加了主导产业理论，即优势产业概念包含主导产业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三个部分。赵坤鹏（2011）指出地区间发展的比较优势可以构成区域优势产业基础，地区间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地理位置和文化历史、科技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导致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性投入产出比，进而体现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洪建军（2010）认为优势产业首先必须是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主导产业，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进行规模化生产，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较大比重，一般是以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业或产业集合的形式存在。综合视角下的优势产业界定更为全面，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概念。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动态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一）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是针对区域优势产业甄别而言，重点突出了在区分同一地区内不同类型产业比较的同时，还要注重不同地区间的同类型产业对比，将优势产业的界定放大到更大的范围内，产业的比较由区域内走向区域间。在区域间的产业比较中，用于比较的个体或集体间必须具备经济水平相当的特征，以此来避免对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产业优势而导致的无效现象，即不发达地区潜在优势产业可能会得到虚假评估，丧失优势地位。优势产业具备现实发展条件时，无论是大产业划分，还是产业内部细分，其范围都不再局限于一个或一类产业，多层次的产业集群优势得以呈现。图2说明了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二）优势产业的动态优势变化

国内外关于优势产业的研究大多突出和承认外生比较优势在产业发展起步阶段的重要作用，生产要素禀赋优势对地区产业专业化的长远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一般来讲，在认定产业具备外生性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企业和政府的共同投入可以使得产业进一步向内生比较优势发展，集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人力资源优势、产品富集性、需求供给因素和交易效率于一体的发展优势可以促进产业发挥领先作用，并推动相关产业成长。需要注意的是，后发性产业优势的形成需要在规划之初就制定相关的后发优势战略，学习和引进优势产业技术，借鉴先进制度管理模式，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实际贯穿产业发展进步的全过程，后发优势战略的制定实施对于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加速作用。优势产业动态变化过程如图3所示。

（三）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包含狭义的环境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包括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性，产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贯穿整体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当一个行业可以及时的制定并实施能够创造高额市场价值的战略，而任何的产业竞争对手和潜在进入者都无法及时的跟进或模仿这种战略，并且缺乏进入的能力和信心，就可以认为产业具有优势性和可持续性。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特性来自于七个方面，分别为产业环境、产业战略资源、产业核心竞争力、产业战略执行能力、产业内人才能力、产业文化以及产业创新力。获得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依靠耐心和长久经营，可持续竞争优势维护不能在当下就产生额外效益，即便是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长久化行动。

结论

通过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国内外优势产业发展研究可以发现，优势产业建立在地区性的外生性比较优势基础之上，通过实行先发或后发性的优势战略，产业内生性比较优势可以得到加速培养，进而过渡转变为竞争优势。以产业或产业群形式存在的优势产业依赖自身的经济优势，将持续性领先同地区不同类型产业和不同地区的同类型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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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业强.产业特征、空间竞争与制造业地理集中-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7（4）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2）

2000年底，杨小凯教授运用沃森的“后发劣势”理论，列举我国经济改革中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请我们注意后发劣势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严重不利影响,其核心论点是，后发工业化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虽然这样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却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成为不可能。杨小凯教授认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同时存在，“后发劣势”的克服是“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前提，而如果要克服“后发劣势”，就必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特别是英美的共和体制。

针对杨小凯教授的中国制度建设的后发劣势说，林毅夫教授2002年撰文提出商榷。基于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林毅夫教授认为，英美的共和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后发工业化国家能否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关键就在于发展战略，即政府政策能否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它们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至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内生推动力将要求并将产生的变革才能真正奏效。

笔者认为，林毅夫和杨小凯两位教授争论（本文简称“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受“林杨之争”的启发，本文运用演化经济学基础原理，提出了有关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个假说，它们分别对应于这些国家在制度创新潜力上的不同境界，文章结构如下：首先讨论“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并对“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其次，与制度模仿的“后发劣势”说相对应，总结并命名“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假说；第三，提出“制度创新的脉络主义”假说，并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探讨，倡议对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孕育而生的特定情境进行研究。在论述这三个假说的过程中，笔者对杨小凯教授的相关论点提出了商榷。

本文意在阐明，新世纪之初的“林杨之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可以激发我们深入研究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具体实施的步骤；同时，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也将对各种经济学说的现实性进行批判性检查，很有可能诱发中国经济学出现重大的理论创新。一、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制度变迁来说，“林杨之争”的结论不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将集中在于改革问题上。总结目前的讨论，笔者把它归纳为三个问题。第一，英美的共和体制在发达国家的政体中是否是较优的？杨小凯教授虽未明确将英美的共和体制推许为唯一至善至美的制度，但他确实认为，英美的共和体制较之人类试验过的其他制度为优。而林毅夫教授则认为，从发展的水平来看，日本、北欧都赶上美国了，新加坡也超过了英国，但这些国家的基本体制都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的体制安排，因此，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也不能确认英美的共和体制要优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家们支持林毅夫教授的看法，达尔命已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和理性最优的观念，正如笔者撰文指出的，新比较经济学也已否决了著名比较经济学家艾登姆等“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这种传统的比较研究方法论。第二，后发工业化国家和转轨经济是否可以直接照搬英美式的共和体制？对杨小凯和萨克斯教授来说，休克疗法的转轨就意味着对英美式共和体制的照搬。但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路径依赖和制度多样性是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休克疗法的转轨忽视了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对转轨的关键性影响，所以，他们不仅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仍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的体制安排，也不能解释许多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的议会政治所遭遇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与演化经济学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新奇不断突现的演化过程不同，休克疗法的转轨预先排除了转轨过程中更有效率的“适应性”政体的出现。第三，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在没有实施休克疗法的转轨情况下，这些国家是否也能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长期信任关系？这是“林杨之争”中最关键的问题，笔者把它转述为：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上，后发工业化国家是否与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本节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并对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两种现象。第一，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除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相继成功地对当时的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外，唯一的例外是战后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发展过程一开始就成功地采用英美式共和体制的典型代表是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其他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情况各异，其中德国是在成功地超过英国之后才采用体制的。我们知道，当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时，德国的国内统一市场才刚刚形成（1834年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但在进入20世纪时，德国已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到1914年，德国在钢铁以及化学和电力等当时的高新技术产业上已超过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但德国直到1918年才废弃专制的君主政体。第二，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之外，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分为两组，一组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战后成功地对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另一组是发展初期就采用了英美式体制的国家。按照杨小凯教授的看法，日本“明治维新”时采用的体制是非常不彻底的，而韩国和我国台湾则是在经济追赶即将完成或其后期才实行西方式体制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个中原因恐怕是非不愿而不能也。相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丁美洲自独立以来，陆续引进了欧美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议会和政党制度等，但这种引进充其量是形式而非实质，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和政局动荡是举世闻名的，战后的拉丁美洲问题丛生，成为“跌倒了的新兴工业化地区”；而在南亚地区，欧美的体制在独立伊始就被南亚各国领导人普遍接受，一些国家一直维持着十分稳定的议会政体，而在其他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政治民主不能扎根，最后被各种形式的独裁主义政体所取代。缪尔达尔在经过长达十年的研究后，对此评论说，“该地区的各种政治体制在它们无能或无意识开始根本改革和实行社会纪律方面明显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实行民主还是独裁，它们都是‘软国家’”②。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2-0021-07　收稿日期：2010-08-17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文献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

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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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4）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5）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6）

作者简介：仉建涛(1953－)，男，河南西华人，许昌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17－03　收稿日期：2007－03－01

一、引言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一个较长时期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它涉及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来指导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该国的经济建设能否成功。新世纪中国应采取何种发展战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同时也是理论界较为关注且有争议的问题。建国后的经济实践中曾经采取的以及当前学界的研究中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1．赶超战略。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建国后长期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主张通过政府有形的手将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到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部门，通过发展相对于本国资源禀赋条件较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提高本国产业结构和工业化水平，促进经济超常规发展。

2．比较优势战略。林毅夫教授(1999)在分析传统的“赶超战略”弊端的基础上提出的发展战略，主张利用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高科技产业链条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有利于提高资本积累速度，改变要素的禀赋结构，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提高技术和产业的竞争力。

3．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以程恩富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分析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产权优势理论(程恩富，2003)。郭民生在此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优势理论的内涵、特征、分类、作用、定位及其应用，提出了一种适应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新型创新模式――以“五新”(即知识产权优势、知识产权经济、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人才和知识产权文化)为核心要素的自主创新模型(郭民生，2006)。

二、三种发展战略的内涵及比较

1．赶超战略

赶超战略是建立在后发优势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超常规发展过程，以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为特征，表现为高速经济增长、高级化的产业结构转换和高效率的资本产出率等等。

一般认为，赶超战略的实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政府干预的主导作用，赶超战略能够迅速发动工业化；其二，赶超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迅速使产业结构高度化，另一方面这样形成的产业结构是一种没有自生能力的畸形产业结构；其三，赶超战略在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其四，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对劳动力的吸纳却很有限，因而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较高的实际失业率，带来的是人们收入水平的低下(程洪、等，2005)。

2．比较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战略来源于比较优势理论。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应分工生产本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各个国家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据此形成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实的国际分工格局也基本如此。

比较优势战略一般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发动工业化；其二，比较优势战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提升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促进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也就不可能迅速提升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其三，从理论上分析，比较优势战略能使资源配置具有帕累托效率；其四，比较优势战略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韩树明，2003)。

3．知识产权优势战略

程恩富等(2003)看到“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有限。这使得我国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贸易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从属和被动的不利地位，极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因为，“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比较成本说，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说，其比较优势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在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些假设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程恩富(2003)在此基础上认为，“要实现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就必须以国际经济综合竞争为导向，将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和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或知产型竞争优势。”“所谓知识产权优势，是指通过培育和发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优势，是相对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他认为这种发展战略“避免了笼统的竞争优势的理论缺陷，而突出了以技术和品牌为核心的经济优势或竞争优势”，“不仅应体现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必须掌握自主研究、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标准体系，而且还体现在我国传统的民族产业或低端产品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也必须塑造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和名牌。”

郭民生(2006)在程恩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是一种能有效地利用国际规则、国内外两个市场以及自然和知识两种资源，能有效地发挥人力资源作用、提高资本运用效率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加快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步伐，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促使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发展理论。

4．三种战略的比较分析

赶超战略、比较优势战略与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一国经济走向成功的机理，但理论的提出不仅要考虑理论的解释力，还要顾及到理论的适用范围及前提，因此有必要对三种理论进行比较分析。

赶超战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广泛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不仅具有理论来源和根据，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就我们看到的文献

却是对它的批判多于赞誉。不少文献中指出，拉美国家之所以在经济上失败，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拉美国家采取的是赶超战略，而把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归因于采取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我们认为这是不客观的。很难想象，日韩在20世纪60、70年代推行重化工业、造船、汽车等产业优先发展时是遵循了它们当时的比较优势。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采用赶超战略而只有日本及四小龙等极少数国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呢?我们认为，政府决策、把握时机以及制定赶超扶持政策的能力等是关键的因素。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经过经济学家的发展日益完善。它们认为落后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应使经济发展在每个阶段上都能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提升资源禀赋的结构。但是，对于比较优势能否作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制定发展战略的依据，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如洪银兴(1997)认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由于发达国家存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从而造成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出现“比较利益陷阱”。他认为要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就应当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转换的关键是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高技术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大国的最大优势是与劳动供给充足和低收入相伴的低劳动力成本。在不考虑非价格因素的情况下，以此优势为基础，他们能够在一些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上获得较高的价格竞争力。但在现实的竞争中，许多非价格因素的介入，使得产品竞争力的决定由一维变成二维乃至多维，成为价格竞争力和非价格竞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落后国家在非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太弱，它们总的竞争力水平就会显著降低(熊贤良，1995)。

从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内在逻辑可看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渐进缓慢的发展道路，一个是跳跃式的发展道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进国家的发展结果看，完全运用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国家是十分少见的，大多数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同时，完全运用赶超战略也纷纷陷入了产业结构畸型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企业没有竞争力。而能发展起来的国家一般是综合运用两种战略。

上述的比较优势理论一般被称之为外生比较优势理论。随着对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的认识的深入，内生比较优势理论逐渐被经济学家重视起来。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Jeff・Borland，1991)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左大培(2000)则从技术进步的另一角度表述了对中国遵循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怀疑和否定。他提出应当把产业技术密集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强调通过扶植处于幼稚期的高技术产业来获取内生比较优势，为此应当制订促进技术进步的贸易政策。

我们认为，与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相比，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我们的指导意义似乎更大。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可以作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的指导原则，以纠正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高度扭曲的产业体系，这不仅能使我们取得更多的经济剩余，也会大大促进我国的就业。但是众所周知，运用外生比较优势理论也有很多缺陷，除了它苛刻的假设之外，它极易使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形成对本国初级产品和发达国家技术、资本密集品的双重依赖，从而落入“比较利益陷阱”；此外，现实也非自由贸易的天堂，我们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却使我们频频遭受贸易壁垒和反倾销调查之苦。避免落入陷阱的对策就是运用内生比较优势理论，重视培养我们的动态比较优势，谋求在更高层次上的竞争优势，逐步形成良性的产业升级机制。

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作为国内经济学家新近提出的第三种发展战略，尽管尚未被研究者所重视，但向我们揭示了应对全球化时代残酷竞争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前瞻性和创新性。现实的国际经济活动并非如经济理论和模型描绘的那样美好，贸易摩擦不断；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中国制造业尽管取得的成就巨大，“中国制造”的产品已销往全球，但环顾全球500强和全球500强品牌排行榜，却鲜有中国的名字，绝大多数企业做着为欧美国家企业做嫁衣的工作，商品附加值的绝大部分被他们拿走，留给我们的除了只有少量的加工费用外，还有倾销的恶名。这固然与我们实施市场经济的时间短有关，但我国企业不注重研发，政府长期忽视专利制度建设，缺乏知识产权优势也有很大的相关性。经济的发展已由卖产品逐步迈进到卖标准的时代，拥有标准的前提就是要拥有众多的专利，拥有竞争对手没有的知识产权这种非对称优势。从这层意义上讲，知识产权优势战略在更高层次上指明了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着力点。

三、我国发展战略的选择及依据

我们认为，一国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要考虑该战略的科学性、可行性，还要考虑战略选择时代的约束条件，归根结底，就是要考该国的国情。所谓国情，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自然禀赋、历史发展阶段和综合国力现状等全面情况。我国发展的战略的选择必须紧紧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在考察我国的国情时，有两条原则必须不能忘记：

第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冷战结束了，但世界并不太平，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未消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不可能完全采用比较优势战略，靠出口自己的初级产品来换回我们所需要的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产品，而把关系自己国家安全和民族命运的钥匙让别人掌握。传统的赶超战略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尽管我们付出了代价，但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必须拥有的，特别是在当时冷战白热化时期为了生存必须拥有的。

当然传统的赶超战略所依据的后发优势理论也有缺陷。它认为后进国家可以直接引进发达国家一些成熟的技术实现自己的跳跃式发展，这样就可以节约大量研发成本和规避很多风险。客观的讲，在一些一般技术方面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一个国家即使强大的美国，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在所有领域都实现创新。但是不要忘了，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我们热衷于花费大量的资金引进国外技术，而不注重自己的创新，我们将永远处于赶而不超的尴尬境地。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7）

要探讨文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首先应该明确文化的内涵与经济作用,然后将结合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观点,论证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而文化又影响三大优势,最后得出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文化通过影响三大优势进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

一、文化的内涵与经济作用

(一)文化的内涵

现在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和内涵的解释大约有一百多种。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即人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人化的形式的特殊活动。这种概括,将那种仅仅同劳动生产相连的狭义文化扩展为涵盖人类创造物与人类自身活动的广义文化。按照对马克思文化哲学的理解,可以把文化结构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精神文化也称为观念文化,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也是本文所指的狭义文化,它包括语言和符号、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民族主义以及涵盖以上因素的企业文化等。

语言和符号在人类的交往活动中都起着沟通的作用,还是文化积淀和贮存的手段,反映、传授和创造文化。形体语言是沟通的另一种形式,在不同文化中,相同的手势或其他动作可能有不同含义。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评价行为和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合意目标的标准。它决定人们赞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同时价值观念还体现在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之中。伦理道德通过教育和社会舆论等力量,使人们具有善与恶、荣誉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并逐渐形成一定的习惯和传统,以指导和控制人们的行为。风俗习惯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方向、方法和式样,规定语言和符号使用的对象和方法,是价值观念的具体化。是文化中真正能够持久的基质,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另外,民族主义往往会使一个民族自信自强,也形成了本国产品的一种最为坚实的保护屏障,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对外交流。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中人们的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习惯,包括企业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

(二)文化的经济作用

探讨文化的经济作用,将借用文化资本的概念。经济学家们传统地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制度资本等。1990 年,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从此文化资本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每个人,即使他没有接受任何正规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但他一定习得了一系列的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一系列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等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资本。

袁晓婷,陈春花(2006)认为: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如图1所示。

1、间接影响

文化资本制约着人们对资源、技术、制度等要素的选择与合理配置,决定着人们需求的变化和观念的创新,影响企业家的创新和决策,还有它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推动着一个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均收入持续地增减。

2、直接影响

文化资本能够影响人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其中的互利交易。

二、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

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源于英国学者邓宁(John H. Dunning)于1981年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OIL模式。目前也有争议,为此,有必要对该理论进行述评。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简述

邓宁认为,企业的国际经营决策是由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组变量决定的。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跨国公司在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之间的选择。如果同时具备三类优势,企业就可以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组织国际生产。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三类优势的最佳方式。具体而言,三大优势含义如下。

(1)企业优势

企业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但外国企业无法获得或拥有的有利经营条件、资产及其所有权。它又称为所有权优势、竞争优势或垄断优势。企业优势分为四类:第一,技术优势。主要包括专利、专用技术、管理经验、销售技巧、研究与开发能力等。第二,规模优势。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第三,人才优势。第四,金融和货币优势。

(2)内部化优势

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与经营活动,将其所有的资产内部化而拥有最大收益的优势。企业内部化的动机是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把中间产品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水平,防止技术外溢。

(3)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为外国企业在该国投资设厂提供的更有利的条件。它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区位优势决定着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

(二)对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修正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吸收了过去出现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精华,能够解释企业进行三种主要国际经营活动的原因,是迄今为止比较完备的跨国经营理论。但它无法解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为这些企业并不同时具备三大优势,也不具备发达国家企业的绝对优势,他们的很多投资为技术寻求型、资本寻求型、资源寻求型、产业结构转移型等。所以,有必要修正它。

1、三大优势可以相互替代

中国学者林叶1991年在《中国跨国公司论》一书中对邓宁的折衷理论进行了修正:发展中国家不同时具备三种优势仍可能发生对外投资,这是由三种优势相互替代产生的。当内部化优势(I)分别大于所有权优势(O)与区位优势(L)时,内部化优势就弥补了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劣势,就可能发生寻求最大程度地发挥内部化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同理,可以发生寻求区位优势或寻求所有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国家仍可能发生对外投资,这是某些领域的比较优势决定的。

2、企业优势应是相对优势

笔者以为,企业优势应是相对优势,不仅相对于东道国企业,也可相对于母国同类企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寻求技术、资本与资源等,甚至是被迫跟进国外市场。它们并非都具有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优势,但是一般都具有相对于本国同类企业的优势;否则,它们很难率先或跟进跨出国门。后来出现的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产业结构转移论等都与企业的相对优势有关。

因此,修正后的国际折衷理论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见,三大优势决定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三大优势从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呢?

三、文化全面影响三大优势

以下将逐一分析文化全面影响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大优势。

(一)文化影响企业优势

文化对企业的人才、技术、产品、管理等优势都有影响。

1、文化影响着企业的人才的吸引、获得与培养

企业提倡“诚信、团队、合作、创新”的价值观,吸引人才效果显著。当一种企业文化使职工得到职业化训练,并形成其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对称结构时,企业内就会成长出一批优秀的人才。反之,有损企业的人才优势。比如,儒家文化中的群体意识、“唯上、唯君、唯父”、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等消极思想限制了人才的涌现与培养,从而削弱了对外投资的优势。

2、文化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保护与传导

僵化的企业文化不利于传导与创新技术。此外,在国际投资中,由于我国企业缺乏对自己的无形资产借助法律加以保护的意识,对自己的产品技术尚未采用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措施加以全方位保护,导致无形资产泄露、被外方人员盗走,造成一些很有优势的无形资产流失。

3、文化影响企业的产品优势

以变化、新奇、差异、个性等为特征的企业,定位于“领先使用者”细分市场,产品优势是“时尚”。相反,以稳定、有序、规范、无差错等官僚文化为主体文化的企业,其产品性质为“长寿型”,其产品优势是“质量――成本”,对应的细分市场是“从众者”和“保守者”。

4、文化对企业优势的其他影响

互利合作的文化使管理等都更有保障。一种凝聚力强大的企业文化可以提高企业在国际投资中的谈判权利,获得更多的利益。一个自由的、不受国家干预的文化中成长的企业,能更好的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时刻保持竞争力和活力。

(二)文化影响内部化优势

跨国公司内部的文化差异增加了管理成本从而削弱了内部化优势。

1、机制

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它对国际市场的替代,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创造出企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和交易体系,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节约或取得更大的效益。内部化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才会有意义。内部化的收益一定时,其优势大小取决于其成本的高低。内部化的成本主要是企业扩张增加的管理成本,而国际企业的文化差异与摩擦是导致管理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胡浩(2004)认为对文化差异的测量一般是通过Kogut & Singh 设计的文化差异指数来度量的。一般认为文化差异较大时,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绩效水平会较差, 原因在于文化差异会造成交易效率的下降、敌意的产生或显著的不适、经常的文化冲突等等。

2、表现

刘宗明、石文慧(2006)总结了:“Hofstede提出的国家文化模型主要由权力化程度、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男性/ 女性主义和长/ 短期取向等维度构成的。企业层面的文化差异往往也都是国家文化在这些维度上差异的不同体现。根据Hofstede的研究结果,赵曙明等人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与中国等六个国家在上述五个维度上进行比较(赵曙明,张捷,2005),结论是中外企业文化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化类型、沟通方式、认同程度、等的差异都会影响内部化优势。彭新万(2003)指出: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的跨文化管理问题主要有:管理理念、价值判断、风俗习惯三者不同引起的问题。不同的文化环境要求不同的管理方式,在某一文化中适合的组织战略、结构和技术在另一文化中却可能导致失败。

(三)文化影响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涉及到东道国的整体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软硬要素。东道国文化的异同与优劣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一般而言,越接近本国文化、人文环境越好的国家越有利于作为投资的东道国,因为社会文化方面的交易费用较低。

1、东道国文化的异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

我们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越接近本国文化的东道国越有利。

孙焱林与胡松(2004)运用1997年的数据估计中国与其FDI的主要来源国(28个DECD国家和5个非OECD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Gravity模型。Gravity模型预测到中国的FDI中有80%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本文通过定量分析说明了中国之所以吸引的许多FDI,是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其拥有较大的文化和地理优势。中国和亚洲主要的FDI来源国(包括日本和几个新兴工业国(地区))有很多相同的文化关系,而且和这些来源国的地理距离很近。我们强调文化和地理对FDI的影响并不意味着FDI政策、市场规模和政治稳定性等因素对吸引FDI没有关系,事实上,后面列出的一些因素帮助东道国达到或是提高其吸引FDI的潜在值。”

2、东道国文化的优劣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

东道国优良的文化环境会增加外来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儒家文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巨大成功就是明证。儒家管理集治国、治家、治生、治身为一体,是体现“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完整体系,而其中又以治国为其最高成就。具有现代意义的儒家管理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成功,尤以新加坡、韩国等最为典型。相反,东道国的文化环境恶劣甚至敌对可能会导致严重错误。如伊朗革命后社会中长期积累的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憎恨情绪最终导致了新政府在革命成功后把大批外国石油公司所有权收归国有。

3、东道国文化的类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东道国文化的类型可以分为保守型与进取型,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差距大与权力差距小等,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从而影响区位分布。比如保守型为主流价值观念的国家,对外交流的欲望不会太强烈,所以不利于贸易投资的发展,而进取型相反。东道国文化的类型还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与开发地点。周凌霄(2006)对此有比较系统的分析。“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时应该把研发部门布置在文化环境有利于实现更高研发效率的国家。权力差距越小、不确定性规避越低、鼓励个人主义与男性主义的国家为最佳地点。”

三、小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文化全面影响了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从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所以,文化是全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图所示)。该结论的启示是一国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才能更好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机制“菱形图”

参考文献

[1]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陈丽琳著:《企业文化的新视野》,《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袁晓婷,陈春花:《文化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表现形式和影响研究》, 《科学学研究》, 2006年8月增刊。

[5]孙淑红,曾铮主编:《国际投资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

[6]王军,高国威,刘育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03年第3期。

[7]胡浩:《论文化差异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8]刘宗明,石文慧:《企业跨国并购与文化整合》,《商场现代化》,2006年第24期。

[9]彭新万:《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的跨文化管理问题及对策》,2003年第6期。

[10]孙焱林,胡松:《文化和地理因素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10期。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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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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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9）

abstract：being two different facet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late starting are not only differentitated,but also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transformed between them.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can help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select their developing strategies to maintain their dynamic advantages effectively.

key words:late-starting advantage;late-starting disadvantage;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trategic choice

长期以来“后发优势”一直都是理论界十分热门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更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后发优势”理论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验证，而且也被一些学者广泛地应用于研究国内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途径的选择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具有响应力的实际成效。相对而言“后发劣势”的研究却略显薄弱，而对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就更是少之甚少。其实，“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概念来自于国际发展的不平衡性的概括和总结，它是发展中和欠发达的国家及地区同一发展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一、关于“后发优势”理论

对“后发优势”的研究最早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绝对优势理论。此后，国际学术界便从资源禀赋理论、区域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方面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美国的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的理论。列维认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其“后发优势”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认识丰富得多。第二， 后发国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第三， 后发国家可以跳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第四， 由于先发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阶段,可使后发国家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第五，先发国家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而格申克龙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第二，后发国家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均有落后的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提供了保证。

西方学者提出“后发优势”理论之后，国内学者也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罗荣渠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用强制方式打破传统社会自身无力克服的封闭性与停滞性，传播现代化因素，促使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启动。二是可以借鉴先进国的经验，避免走弯路，采取赶超战略实现跳跃式的前进，快速的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三是借用先进国的新技术与资本及各种有利条件，提高国际竞争力；四是后发国家联合对付先进国的损人利己政策，以求得深入的发展；林毅夫教授认为从技术的层面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三方面。因此，“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落后国家和地区具备比发达国家和地区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第二，落后国家和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把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直接引入，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第三，落后国家和地区可以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先进的技术，从而降低研发成本和缩短研发时间。

归纳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并结合个人分析，笔者认为“后发优势”大体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资源优势（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由于发展中和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晚，自然资源具有较大开发潜力，人力资源相对丰富和廉价。第二，产业替代优势。首先，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夕阳产业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却是朝阳产业，又由于该产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应用周期中已得到其应得的收益，所以经常会以低于原始开发成本很多的价格转让给落后国家和地区；其次，即使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兴产业也可能由于后续进入者过多，竞争环境恶劣，而造成向发展中及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以上两种情况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节约发展中及落后国家和地区产业升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使其快速处于较高起点，形成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差距的收敛效应。第三，技术引进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水平较低，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先进技术是其实现技术快速升级的重要途径。这一途径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节省大量的研发时间和经费，从而形成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技术差距的收敛。第四，借鉴选择优势。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先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入现代化进程，后者可以借鉴前者的经验教训，不走或少走弯路，优化战略选择，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关于“后发劣势”理论

相比而言人们对“后发劣势”的研究却略显单薄。“后发劣势”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沃森提出来的，杨小楷教授也进一步提醒人们警惕未来发展中的后发劣势问题，其英文为 “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其中“诅咒”是指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长期发展失败。

在分析“后发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后发劣势”也同时存在。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后发劣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劣势就在于其后发性。因为，无论怎样去探讨“后发优势”，其前提都是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第二，技术模仿过程中容易产生技术依赖。首先，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其引进技术的成本总是低于自主研发的成本，并且可以节省大量的研发时间，这种情况下大大地削弱了研发的积极性，并形成“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不良循环，而且还有可能由此形成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和经济安全隐患。另外，如果发达国家的某种技术已具有市场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模仿就会陷入一种技术模仿的渠道性依赖之中，很难另辟溪径打开新的研发渠道（就像大多数电脑主板厂商都要以适用intel处理器为标准一样）。第三，如果技术模仿和产业替代与本国或本地区资源禀赋结构差异性较大，则会造成调整禀赋结构的成本远高于技术模仿和产业替代的成本，甚至是高于自主研发和自主产业升级的（资金和时间）成本，从而陷入后发陷阱。第四，后发国家和地区模仿先进的技术容易，但模仿先进的制度比较难。因为技术的进步不论对任何人和群体的利益都只能产生正面影响，不会产生负面效应，但制度变革就会侵犯一些人和群体的既得利益。而只有技术发展，没有相应的制度变革则会给长期发展埋下诸多隐患，甚至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发展失败。在这方面不仅沃森和杨小楷持有此观点，其实早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就已蕴涵了这种思想。马克思在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过程中始终强调“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马克思观点的主要内容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中主要是技术和工具的革新），必须要有相应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否则，就会造成诸多不稳定因素，引发社会矛盾激化，进而导致生产力发展受阻。第五，是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身的绝对优势而设置的诸多障碍。 .

三、“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辩证关系

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是如此。上文分别剖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这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而产生的两个不同侧面的特点。由于二者分析的侧面不同，所以二者之间是相互区别的。但二者的关系不仅是相互区别，更主要的是辨证统一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如果理性对待，正确选择，劣者亦会变劣势为优势；反之，则优者亦会变优势为劣势。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的。“后发优势”总是在不发达或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的前提下才可能存在，这就说明后发性这个根本性的劣势是所有“后发优势”的基本前提。而每一具体形式的“后发优势”也预示着与其相对应的“后发劣势”必然同时存在。如：丰富而廉价的自然资源优势必然对应着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和程度较低的劣势；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优势必然对应着经济不发达和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劣势；技术模仿优势必然对应着技术落后，技术依赖的劣势；产业和技术替代升级优势必然对应着为了适应替代产业结构和引进的先进技术结构而以较高成本调整自身禀赋结构的劣势；借鉴选择，快速发展的优势必然对应着高成本支出和高频率的社会改革，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劣势。以上一一对应而存在的矛盾足以说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失去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

其次，“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动态转化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实质上也就是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而其并非是静态的概念，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两者之间实际是辩证转化的矛盾过程。如：经过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由于大力开发而造成的自然资源耗竭和环境承载力下降，其资源优势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转化为工业化程度提高和进程加快的优势；经过长期的技术引进、消化和再创新，原本的技术模仿优势将逐渐不复存在，并可能随之转化成真正的先进技术优势；经过不断的产业替代升级，原本的产业引进替代优势将逐渐不复存在，并可能随之转化为真正的产业结构竞争优势；由于工业化程度提高、进程加快，以及产业和技术升级等多方面的影响，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转化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素质劳动力优势。同时，借鉴选择优势也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形成为相对完善的社会形态优势。① 以上的种种矛盾转化都说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伴随经济发展“后发优势”不断消失，而“后发劣势”也不断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过程。

四、“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动态转化过程中发展战略的选择

前面所分析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动态转化并非是必然的过程，而只是一个可能的结果。因为具体的“后发优势”都是暂时的，并非永恒不变的。如果发展战略选择错误，就可能使“后发优势”逐渐消失，而新的比较优势又无法形成的被动局面，进而造成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甚至是导致长期发展失败。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审时度势，理性选择发展战略，才能实现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

首先，在实施技术引进和产业结构替代升级战略过程中要进行理性选择。在技术引进和产业替代升级的选择中并不是层次越高越好，其选择标准是要符合本国或本地区禀赋结构及发展状况。否则，将会发生极大的禀赋结构调整成本，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

其次，在发展中进行动态优势战略选择，将“后发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通常以资本和能源的高度消耗，以及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其诸多“后发优势”也必然伴随这种消耗而逐渐丧失。所以，要继续维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态势，就必须在发展变化中转变生产模式，逐步培育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能力。变资源优势为技术优势，促进tfp的增长②, 进而逐步实现“后发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再次，在快速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进行相应的经济、政治改革以及意识形态更新。合理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先进意识形态是为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保障。所以，在实行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也必须积极拟订和实施相应合理的改革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隐患，实现健康稳步的发展。

总之，只有在具体的“后发优势”尚未消失前进行理性和恰当的优势战略选择及时挖掘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才能真正持久拥有和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快速推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注释：

① 本段文字中之所以频繁运用“可能转化为xx优势”，是因为这种转化只是一种可能，并非必然结果，只有在进行正确发展战略选择的前提下这种可能性才会转化为现实性。文章最后部分（即，“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动态转化过程中发展战略的选择）的写作意义也正在于此。

②“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英文简称tfp）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当中，tfp的增长，被认为是除了劳动和资本投入之外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tfp的增长又分为三个来源：第一是效率的改善；第二是技术进步；第三是规模效应。

参考文献：

［1］ m·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10）

abstract：being two different facet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late starting are not only differentitated,but also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transformed between them.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can help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select their developing strategies to maintain their dynamic advantages effectively.

key words:late-starting advantage;late-starting disadvantage;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trategic choice

长期以来“后发优势”一直都是理论界十分热门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更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后发优势”理论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验证，而且也被一些学者广泛地应用于研究国内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途径的选择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具有响应力的实际成效。相对而言“后发劣势”的研究却略显薄弱，而对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就更是少之甚少。其实，“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概念来自于国际发展的不平衡性的概括和总结，它是发展中和欠发达的国家及地区同一发展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一、关于“后发优势”理论

对“后发优势”的研究最早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绝对优势理论。此后，国际学术界便从资源禀赋理论、区域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方面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美国的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的理论。列维认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其“后发优势”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认识丰富得多。第二， 后发国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第三， 后发国家可以跳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第四， 由于先发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阶段,可使后发国家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第五，先发国家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而格申克龙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第二，后发国家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均有落后的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提供了保证。

西方学者提出“后发优势”理论之后，国内学者也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罗荣渠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用强制方式打破传统社会自身无力克服的封闭性与停滞性，传播现代化因素，促使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启动。二是可以借鉴先进国的经验，避免走弯路，采取赶超战略实现跳跃式的前进，快速的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三是借用先进国的新技术与资本及各种有利条件，提高国际竞争力；四是后发国家联合对付先进国的损人利己政策，以求得深入的发展；林毅夫教授认为从技术的层面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三方面。因此，“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落后国家和地区具备比发达国家和地区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第二，落后国家和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把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直接引入，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第三，落后国家和地区可以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先进的技术，从而降低研发成本和缩短研发时间。

归纳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并结合个人分析，笔者认为“后发优势”大体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资源优势（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由于发展中和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晚，自然资源具有较大开发潜力，人力资源相对丰富和廉价。第二，产业替代优势。首先，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夕阳产业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却是朝阳产业，又由于该产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应用周期中已得到其应得的收益，所以经常会以低于原始开发成本很多的价格转让给落后国家和地区；其次，即使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兴产业也可能由于后续进入者过多，竞争环境恶劣，而造成向发展中及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以上两种情况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节约发展中及落后国家和地区产业升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使其快速处于较高起点，形成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差距的收敛效应。第三，技术引进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水平较低，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先进技术是其实现技术快速升级的重要途径。这一途径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节省大量的研发时间和经费，从而形成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技术差距的收敛。第四，借鉴选择优势。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先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入现代化进程，后者可以借鉴前者的经验教训，不走或少走弯路，优化战略选择，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关于“后发劣势”理论

相比而言人们对“后发劣势”的研究却略显单薄。“后发劣势”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沃森提出来的，杨小楷教授也进一步提醒人们警惕未来发展中的后发劣势问题，其英文为 “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其中“诅咒”是指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长期发展失败。

在分析“后发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后发劣势”也同时存在。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后发劣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劣势就在于其后发性。因为，无论怎样去探讨“后发优势”，其前提都是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第二，技术模仿过程中容易产生技术依赖。首先，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其引进技术的成本总是低于自主研发的成本，并且可以节省大量的研发时间，这种情况下大大地削弱了研发的积极性，并形成“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不良循环，而且还有可能由此形成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和经济安全隐患。另外，如果发达国家的某种技术已具有市场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模仿就会陷入一种技术模仿的渠道性依赖之中，很难另辟溪径打开新的研发渠道（就像大多数电脑主板厂商都要以适用intel处理器为标准一样）。第三，如果技术模仿和产业替代与本国或本地区资源禀赋结构差异性较大，则会造成调整禀赋结构的成本远高于技术模仿和产业替代的成本，甚至是高于自主研发和自主产业升级的（资金和时间）成本，从而陷入后发陷阱。第四，后发国家和地区模仿先进的技术容易，但模仿先进的制度比较难。因为技术的进步不论对任何人和群体的利益都只能产生正面影响，不会产生负面效应，但制度变革就会侵犯一些人和群体的既得利益。而只有技术发展，没有相应的制度变革则会给长期发展埋下诸多隐患，甚至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发展失败。在这方面不仅沃森和杨小楷持有此观点，其实早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就已蕴涵了这种思想。马克思在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过程中始终强调“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马克思观点的主要内容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中主要是技术和工具的革新），必须要有相应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否则，就会造成诸多不稳定因素，引发社会矛盾激化，进而导致生产力发展受阻。第五，是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身的绝对优势而设置的诸多障碍。 .

三、“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辩证关系

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是如此。上文分别剖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这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而产生的两个不同侧面的特点。由于二者分析的侧面不同，所以二者之间是相互区别的。但二者的关系不仅是相互区别，更主要的是辨证统一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如果理性对待，正确选择，劣者亦会变劣势为优势；反之，则优者亦会变优势为劣势。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的。“后发优势”总是在不发达或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的前提下才可能存在，这就说明后发性这个根本性的劣势是所有“后发优势”的基本前提。而每一具体形式的“后发优势”也预示着与其相对应的“后发劣势”必然同时存在。如：丰富而廉价的自然资源优势必然对应着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和程度较低的劣势；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优势必然对应着经济不发达和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劣势；技术模仿优势必然对应着技术落后，技术依赖的劣势；产业和技术替代升级优势必然对应着为了适应替代产业结构和引进的先进技术结构而以较高成本调整自身禀赋结构的劣势；借鉴选择，快速发展的优势必然对应着高成本支出和高频率的社会改革，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劣势。以上一一对应而存在的矛盾足以说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失去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

其次，“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动态转化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实质上也就是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而其并非是静态的概念，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两者之间实际是辩证转化的矛盾过程。如：经过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由于大力开发而造成的自然资源耗竭和环境承载力下降，其资源优势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转化为工业化程度提高和进程加快的优势；经过长期的技术引进、消化和再创新，原本的技术模仿优势将逐渐不复存在，并可能随之转化成真正的先进技术优势；经过不断的产业替代升级，原本的产业引进替代优势将逐渐不复存在，并可能随之转化为真正的产业结构竞争优势；由于工业化程度提高、进程加快，以及产业和技术升级等多方面的影响，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转化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素质劳动力优势。同时，借鉴选择优势也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形成为相对完善的社会形态优势。① 以上的种种矛盾转化都说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伴随经济发展“后发优势”不断消失，而“后发劣势”也不断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过程。

四、“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动态转化过程中发展战略的选择

前面所分析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动态转化并非是必然的过程，而只是一个可能的结果。因为具体的“后发优势”都是暂时的，并非永恒不变的。如果发展战略选择错误，就可能使“后发优势”逐渐消失，而新的比较优势又无法形成的被动局面，进而造成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甚至是导致长期发展失败。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审时度势，理性选择发展战略，才能实现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

首先，在实施技术引进和产业结构替代升级战略过程中要进行理性选择。在技术引进和产业替代升级的选择中并不是层次越高越好，其选择标准是要符合本国或本地区禀赋结构及发展状况。否则，将会发生极大的禀赋结构调整成本，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

其次，在发展中进行动态优势战略选择，将“后发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通常以资本和能源的高度消耗，以及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其诸多“后发优势”也必然伴随这种消耗而逐渐丧失。所以，要继续维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态势，就必须在发展变化中转变生产模式，逐步培育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能力。变资源优势为技术优势，促进tfp的增长②, 进而逐步实现“后发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再次，在快速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进行相应的经济、政治改革以及意识形态更新。合理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先进意识形态是为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保障。所以，在实行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也必须积极拟订和实施相应合理的改革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隐患，实现健康稳步的发展。

总之，只有在具体的“后发优势”尚未消失前进行理性和恰当的优势战略选择及时挖掘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才能真正持久拥有和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快速推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注释：

① 本段文字中之所以频繁运用“可能转化为xx优势”，是因为这种转化只是一种可能，并非必然结果，只有在进行正确发展战略选择的前提下这种可能性才会转化为现实性。文章最后部分（即，“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动态转化过程中发展战略的选择）的写作意义也正在于此。

②“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英文简称tfp）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当中，tfp的增长，被认为是除了劳动和资本投入之外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tfp的增长又分为三个来源：第一是效率的改善；第二是技术进步；第三是规模效应。

参考文献：

［1］ m·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