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根植于语言，因而学习语言时不可忽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这是社会语言学家的通常看法。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因此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外语教学很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对外交流的能力。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使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教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提高外语人才文化素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提出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这种交际能力除了包括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还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能力交际的有效性。当然这就不完全取决于语言形式的正确与否了，更是要考虑该语言形式所涉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

中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学生在传统互赖性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提出问题、发表看法，习惯于运用委婉含蓄的方式，而英美文化，则更强调个性的独立与张扬，在语言表达上更加直截了当。因此对于学习者而言，文化上的共性较易掌握，对于差异或者个性，往往缺乏了解，易于造成交际失误。因此在教学中作者发现学生运用语言时常以“中文思维+英语表达形式”来套用所学词汇和表达句子。这时就会出现不得体的句子，在交际中产生失误或尴尬局面。所以在英语学习时，当学生的文化背景与英美文化背景发生碰撞时，在交际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障碍，文化障碍给语言教学带来了许多困难，这种文化差异也影响着外语教学。如果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必定会影响对外的交流。

下面列举在文化差异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实例，说明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

（一）致谢：在中国，亲戚、朋友当中一般不说“谢谢”，你要是这样讲，对方会觉得被当作外人，少了亲切感。而在英美国家，“Thank you”几乎整天挂在嘴边。

（二）谦虚：中国人以“谦虚”为自豪，美国人以“坦率”为荣。中美两国人对称赞有着不同反应。当有人称赞你或你的家人时，中国人通常会说：“哪里，哪里，不行的，还差得远呢”等等。相反，英美国家人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说：“Thank you”表示感谢并会十分骄傲地夸耀自己孩子的成绩优秀等。

（三）就餐时：交谈是西方餐桌上的重要活动之一，西方的就餐是绝对安静的行为。菜是一道一道地上，每道菜之间，留有余地供大家安静地与邻座的人交谈。一些就餐时的闹声都应尽量避免。

（四）打招呼：在中国，熟人或朋友见面通常会问候：“到哪儿去?”“吃了吗？”等。我们对对方的答话内容并不真正感兴趣。但若要译成英语，就会变成期待对方给予答复的真正问题，就不再是打招呼或寒暄了。英语中，“Where are you going?”只能在特定场合使用，否则会被认为是在干涉别人的隐私。

从以上这些文化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了解语言中蕴涵的文化知识，那么有时就会出现交际失误甚至是错误。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对文化的理解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克服文化障碍，促进教学。

一、加强文化教学

了解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和使用语言，语言的使用是为了交际。因此，在课堂上，可结合教学内容，采用介绍相关文化背景知识、讲解词语文化、对比文化差异等教学方法。

(一)文化背景知识。介绍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如：在学习教育类的文章时，可向学生介绍英美国家的教育体制，开放教育的提出、开放课堂的出现、开放大学的普及以及目前英国的继续教育情况等。学习西方节日的时候，要介绍西方重大的传统节日，如：圣诞节(包括其来历、耶酥诞生、圣诞老人等)；感恩节(其起源、感恩节的食物等)。学习经济金融类文章时，可介绍世界银行以及各大知名银行，以及银行内部各个部门的职责。

(二)语言练习。英语的学习离不开练习。对于学过的有关情景交际的对话，教师可以先就学习过的话题给予一定的指导，然后再创设一个类似的情景，让学生通过使用学习过的内容进行练习。话题可以结合课本的内容。通过一系列的交际练习，有些学生原本觉得生疏的内容就会变得熟悉；有些模糊的概念就会变得清晰，在日后的学习和交际中就会自然而然地用英语去思维和表达。

此外，语言教学也应该合着时代的节拍，展示给学生鲜活的语言与文化。引用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的观点：“应该教活的、使用中的语言。”因此，在教学中适时地介绍一些流行语、酷英语、俚语等，既有助于教学，又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对比文化差异。这是一种适用且有效的文化教学方法。如：在学习文化差异方面的课文时，可对比英汉两民族打招呼的差异；对比英美人和中国人发出和接受邀请的不同方式；对比不同的餐桌礼仪；对比中西方称谓关系的区别；对比不同场合下的握手礼仪等等。让学生从中了解到各个国家有各自的文化、风俗习惯。

二、加强教师的引导作用

首先，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应具有广博的知识，多学习一些西方的文化知识，特别是英美文化，了解西方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等。其次，教师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还必须从文化思维模式的视角从宏观上给学生加以指导。在教材中课后的英译汉和汉译英练习中，这种常见的基本技能训练，体现了不同思维模式下语言基础结构方面的差异。因此在训练中教师的指导不可忽视。第三，引导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报刊时，注意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材料，扩大视野，增强对文化的理解力。

三、综合应用多种辅助教学策略

利用幻灯片、电影、电视、多媒体等教具，播放一些关于西方文化的影片、电视节目。如：电视英语教学节目《走遍美国》，尤其是电影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生活化、场景化。这不仅使教学更形象生动，而且让学生体会到了英美社会丰富的文化材料。还可利用外籍教师，举办一些介绍西方文化方面的讲座。

著名语言学家叶蜚声曾指出：“一门语言是探索一种文化的灯火，一门语言正是了解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一个窗口。”外语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语言使用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在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要学习该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中的文化障碍，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教学思路、改进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2）

到了中唐特别是唐开元十三年（725），福州设置福建经略使之后，福建沿海地区的开发已取得很大成绩，社会经济相当繁荣，福州被称为“闽都都会，东南重镇”、“福建大藩也居民若是其众也”。正如1958年福州所发现唐元和八年（813）《球场山亭记》碑碑文所载“迩时廛闬阗阗，货贸实繁”，表明当时福州城内诸货丰盛，对外贸易发达，市场繁华。有的学者认为唐代的福州已成为仅次于广州、扬州的第三大国际贸易港。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宣宗大中六年（852），唐朝商人钦良晖的商舶自日本肥前国值嘉岛扬帆归国，在海上航行六天，从福州闽江口的连江县登陆，随船而来的有日本僧人圆珍、丰智、闲静等人。圆珍等人在福州居留达6年之久，于大中十二年（858）搭乘唐商李延孝的船返回日本。

由于受唐武宗“灭佛”事件影响，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也受到较大冲击，“鼓山僧徒逃窜皆尽”。直至846年唐武宗死后，福州的中外佛教交流才逐渐恢复，福州开元寺还被官方作接待各国来闽僧人之所。日籍僧人空海在福州期间，曾登临鼓山，访问华严寺，并留诗一首，题为《灵源深处离合诗》。诗曰：“蹬危人难纤，石崄兽无升，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灯。”空海后来成为日本佛教真言宗（又称东密）的开山祖师。唐诗人马戴咏晋安：“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说明当时的福州海外僧人云集，佛学交流兴盛；李洞也有句：“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生动地描绘了每年当海外贸易船遣发之际，福建观察使排办筵席，犒设送行以及当海外贸易船返航时，各国僧人乘船接踵而至的动人场面，反映了唐时海外大舶频频直抵福州，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五代时期，福建佛教发展进入高潮。虽发生周世宗灭佛事件，但福建不但不受影响，还获得大发展机会，成为南方各道内佛教最盛的地方之一。王审知自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十月为福建威武军节度使，政治上，他“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经济上，他重视贸易，为“招来海中蛮夷商贾，资用以饶”，开凿黄崎海道，设甘棠港，与高丽、日本东南亚诸国贸易；思想文化上，他大力推崇佛教，巩固王闽政权的统治。主要体现在：宋初，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许多有作为的南士被委以重用。这些南士多生活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对商品经济耳濡目染，加之宋代没有受外来入侵的危险，对外开放寻求海上交通，扩大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是必然的选择。宋朝廷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由于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此时福州已成为豪华的都会。《高丽史》记载，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有福州商人虞瑄等100人到高丽进行贸易；北宋仁宗时“福州商客陈文佑”等从事中日贸易。苏轼曾说：“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宋元时期，福州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重要贸易港口城市。贸易的兴盛、人员的频繁往来，带动佛教的交流。福建佛教之盛冠于全国。寺院之多、僧众之多、佛教著作出版之多，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主要体现在：

一、“崇宁藏”和“毗卢藏”的雕造和外传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汉化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典籍的翻译、编辑、抄写、雕版、印造、收赎、供养以及寄托其中的精神企盼，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北宋末年朝廷放开印书之禁，民间与官府盛行印书。四川、浙江、福建是宋以来的三大刻书中心，福建路的雕版印刷业规模位于全国前列。福建除建阳外，福州也是重要的刻书中心。福州的东禅寺等觉禅院和开元寺先后开雕了大藏经“崇宁藏”和“毗卢藏”，创始了民间自发雕造大藏经的活动，并对日本佛教有重大影响。

从北宋神宗元丰年开始,东禅寺等觉禅院发起劝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寺院筹资雕造的大藏经。此藏开始只称“大藏经”,后因以藏进献徽宗皇帝祝延圣寿，于崇宁二年(1103)奉敕,赐名“崇宁万寿大藏”。后又因其所在地名和寺名被称为“福州东禅寺大藏”,或“东禅寺万寿大藏”，当今简称“崇宁藏”。“崇宁藏”经本流传于世界各地,以日本为最多。宋政和二年（1112）“崇宁藏”雕造初成，同县的开元寺也已经开始雕造另一部大藏经，并命名为“毗卢大藏经”，同样原因称之为“福州开元寺大藏”，或合称为“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今称“毗卢藏”。“毗卢藏”的全藏，国内已不存，海外亦闻无藏。根据叶恭绰先生探明东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的大藏经，以“毗卢藏”为主，以“崇宁藏”补缺，系日僧庆政入宋求法，在福州捐财资助雕造，因得携归已经刻成的经本，再委托宋朝的商船将其后遞刊的经本陆续买去，合为全藏。福州版大藏经的传入，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日本各种佛经开始仿刻出版，翻刻刊本版式几与原本雷同。

二、佛教建筑的传播

根据傅熹年先生《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一文，“福建地区的建筑特色和日本镰仓时期从中国南宋传过去的“大佛样”建筑极为相像，证明‘大佛样’是传自南宋福建的地方建筑式样”。“大佛样”旧称“天竺样”，是日僧俊乘坊重源为重建1180年被毁的奈良东大寺大佛殿，从南宋引进的建筑式样，日本建筑史专家称之为“大佛样”。他们根据“大佛样”中大量使用丁头拱（日本称插拱）的特点，推测它可能属于福建建筑样式。此外，建于南宋庆元五年（1199）的奈良县东大寺南大门、建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的兵库县净土寺净土堂、建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京都醍醐寺和华林寺一样，具有“大佛样”相同特点，而且风格、构架方法和细部装饰与当时日本传统的“和样”建筑明显不同，是一种完全新的建筑式样。虽然在“大佛样”遗构中或多或少地带有日本传统做法，但从构架到细部都有浓厚的福建地方风格，建造这样的建筑恐不是简单的带回图纸所能做到，应是在请来的福建工匠指导下进行的。

三、与佛教有关的黑釉瓷器的输出

佛教与茶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李肇《国史补》及《唐书•地理志》记载：“福州有方山之露芽”；《闽小记》有关于鼓山半岩茶的记载，“鼓山半岩茶，色、香、风味，当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也。”福建的茶叶在唐代已成为贡品，宋代北苑茶更是名闻天下。到了元初，福建出口的货物中通过天龙寺船已经有茶叶输往日本。

福州的许多寺院不仅是佛教传播的圣地，也是禅茶一体兴盛的名寺。百丈怀海的《百丈清规》“赴茶”条：“方丈四节将为首座大众茶，库司四节将为大众首座大众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茶道”二字首先由中国禅僧提出，并通过禅茶交融途径向日本、朝鲜等国传播，才有日本茶道、朝鲜茶礼。有人把“海上茶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提并论，是名副其实，只不过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作用不同而已。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3）

城市文化在定义上，有从文化本身出发的解释，也有从城市的特征出发的定义，本文援引《中外城市知识辞典》（刘国光主编）中的定义，认为城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那么城市文化的推广，就有了相当广泛的范围。例如北京公布“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城市精神，上海倡导“公正、包容、诚信、责任”的城市价值取向，重庆、杭州和苏州的城市标志设计与使用，普及“爽爽的贵阳”、“烟花三月”等城市宣传歌曲，直到城市标志性文化建筑的建设，都可以属于从抽象到具体的城市文化推广。

中国高等院校的发展和城市有密切联系，而且大部分高校相对集中在经济发达、社会环境优越的大中城市，这不仅仅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方面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高等院校与城市相结合也是世界高等教育方面的惯例。然而，与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高等院校与城市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倾向于将城市作为母体来实现自身发展。西方国家则既存在完全在大都市里的高校（如位于美国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可以形成某种意义上独立建制的大学城（如位于英国剑桥郡剑桥镇的剑桥大学）。这一特点，也使得中国高校更贴近于所在城市的实际，成为既最熟悉当地城市文化，又有塑造当地城市文化能力的重要部门。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高等院校在国际化发展方面，获得了国际国内双重机遇。在文化交流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作为国家的文化名片，走上了世界舞台。然而，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也经历了相对长期的初级阶段。例如，在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里，1984年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在复旦大学演讲，是新中国以来“西方政府首脑在沪上大学讲坛的首度亮相”，我们仍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当时上海方面的紧张气氛。由于时代所限，当时上海的城市精神、城市标识等城市文化符号，可以说都比较模糊，处于“再国际化”的准备阶段。而这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接待外国政商学各界精英，已经成为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中的一种常态。仅以上海为例，到2015年底，上海境内各类高校已承办了超过40所孔子学院，占全球孔子学院总数的10%。随着国家综合国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高校正以更为从容的姿态、更为开放的心态对待国际交流合作，主动“走出去”，甚至在海外开设分支机构上都已走出新步（如老挝苏州大学）。

那么，高校能否在对外交往中，除代表自身，或在某些场合代表国家之外，增加一张独特的城市名片呢？高校对外交流合作又能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城市文化推广呢？是否能将接待外国政要、国际学术会议交流、互派或接纳留学生的机会，同时整合成为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平台呢？在国家深化改革谋篇布局和公共外交事业方兴未艾的时代，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更加需要创新思维，在打造城市国际魅力的同时发展新的领域。以高等院校作为切入口，利用其天然形成的国际公共关系网络，形成城市文化国际推广的又一“落地项目”，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推广如何对接

在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格局下，高校确实有中央院校与地方院校之分。在实际工作中，两类院校的人事管理、经费来源、数据统计乃至生源比例等方面都有所区别。然而，在打造和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升级版的时代背景下，高校的发展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高校与所在城市的关系、与国际国内同行的关系，只能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强调竞争力，而不是关起门来办学。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而言，“出身”虽然仍有影响，但自身的努力在竞职时的权重无疑更为关键。

既然高校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两者之间的相互要求势必需要进一步提升。高校的对外交流合作乃至未来的生存问题，都有赖于城市的繁荣；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缺失了高校的国际公共关系网络，则丧失了一系列动力源。如何在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国际推广中相互释放改革红利，既需要在校、地联动的实践中打破藩篱、不断探索，也需要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予以支撑。

具体到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推广如何对接的问题，结合上海市政协方面的资政材料和统计数据、档案、学术论文等文献，本文提出如下设想。

首先，在高校重大国际节事活动上嵌入城市文化名片。目前，中央对于国际活动的规范性提出了较高要求，这也有利于高校对外交流合作的规范化。对于重大国际节事活动，如“一级团”（即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团）来访、高校邀请到国际公认的重要外籍商界或学界人员（如500强企业领袖、诺奖得主等）、高校申办大型国际项目等方面，地方外事管理部门不应仅仅成为“统计部门”，而应成为高校国际节事活动的“合作部门”。这种合作形式也不一定体现在成为主办单位上，也可以体现在协助节事公共关系策划、组织中外文通稿、礼品赠送方面，低成本、嵌入式地推广城市文化等。在这个方面，中国台北市与台湾大学合作，成功申办2016年世界设计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简称WDC）的经验值得注意。

其次，利用高校已有的国际合作管道推广城市文化。高校的国际合作管道主要在国际联合办学机构、签有其他协议的国际学术机构、海外校友会、对外派出和接纳学者学生等方面，某种程度上具有国际公共关系平台的属性。如果城市本身的国际联系较多，对于外界而言，其城市文化认同度较高，那么高校的国际合作管道可以成为补充，在城市文化更新升级的情况下，高校还可以成为代言人向外传播新的城市文化内容；如果城市发展中急切需要发展或拓展城市文化推广渠道，那么渗入高校搭建的国际合作管道，在国际化人才上“联合培养”，也是一种方法。例如，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与所在地滨田市合作，以委任状的形式，委任学成的优秀学者成为滨田市“形象大使”。

最后，留学生活动的组织与创新推广城市文化。这里的留学生既包括城市接纳的外籍留学生，属于中方的公共外交对象，也包括从高校所在城市前往境外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也是重要的公共外交主体。公共外交的理念中包括“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留学生对于他们所在城市文化的理解，容易口口相传，甚至能够影响到几代人。如何让这样的“客人”，传递内外两个方面的城市正能量，使其观念与当地发展同步更新，是可能的破局之举。例如，上海在自贸区建设方面，同时加强外籍留学生群体和中国留学生群体对自贸区的认识，并突出自贸区这一新机遇带来的工作机会，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城市文化推广作用。当然，这需要接纳和派出留学生的高校予以重视和支持。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4）

一、公共外交理论及其与建构主义的理论切合点

国家的整体外交包括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前者强调的是政府之间的外交活动，其活动的主体和客体必须是一国政府；而后者则强调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外交活动，其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国家民众。公共外交一词最早于1965年在美国出现，埃德蒙•古利恩将其定义为一国政府采用民众舆论或媒体传播的方式，对另一国的民众或者利益集团产生影响，从而对涉外活动产生干预，达到外交目的。[1]在此公共外交仅指一国政府与他国公众之间的外交。由此可见，公共外交的行为方式主要包括民众舆论，信息传播，文化交流等等，目的在于解说本国的外交政策，展现本国的良好形象，增进两国民众之间的感情，加强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互信。我国学者将其界定为，一国政府采用媒体传播等手段与别国进行双向交流，从而实现澄清事实，展现良好形象，增进文化交流，以实现国家利益。[2]这一定义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家形象上，认为进行公共外交的目的在于提高国际知名度和国家形象；先入为主讲故事，文化交流促沟通，从而有效的提升了国家的软实力，所以这样解释其概念是比较合适的。建构主义重视观念的作用，认为国际事务的意义和内容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共有观念，是观念影响了国际互动，国际互动反过来也建构了国家间的共有观念。国家利益取决于国家身份，国家的身份在共有文化及互动实践中得以产生。[3]公共外交恰恰也强调文化观念的作用，通过媒体传播消除误解、利用民众舆论来增进国家之间的感情，所以公共外交更是一种心灵外交，是国家文化领域与外交领域联系极为紧密的一环，文化与外交通过公共外交互为影响，外交通过文化观念入手达成目的，文化因外交得以多元完善。所以，文化观念与国家认同等非物质因素成为建构主义理论与公共外交理论完美的结合点，相比其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建构主义与之拥有更多的共同话语，以此视角来研究必将赋予公共外交更多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

二、建构主义视角下对三种公共外交状态的探讨

建构主义认为，不同的共有观念造成了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国家之间的友好程度取深受共有观念以及文化因素的影响；国家的身份不同，利益取向就不同，因此外交实践活动就会产生差别，因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建构主义看来，无政府文化有三种。公共外交在这三种不同的文化下也相应有三种不同的状态。

1.霍布斯文化。在这种文化下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敌人来表示，国家之间会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国家的一切外交活动都是为了权力，利益和自身安全。一种对公共外交概念的解释说明了这一点，即：公共外交采用媒体传播等文化交流活动，达到制造外国舆论，给外国政府造成压力的目的；从而促使对方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能够最大限度的符合自身利益。[4]因此，争取他国民心，向另一国政府施压，制造相关舆论成为此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这种舆论可以符合事件的真实性，也可以不符合，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利益。

2.洛克文化。在该文化下，国家间关系可描述为竞争对手。国家之间既存在着竞争也存在着合作，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在于加强合作，互利共赢，提高自身竞争力。比如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从政治到经济，从语言到文化都能够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增进了国家间的互信，展现我国和平，友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对于改善了我国的舆论环境，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康德文化。在该文化下，国家扮演者朋友的角色，两国拥有着极高的互信度。国家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互帮互助并逐步加强；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状态。在此状态下，国家进行公共外交纯粹的是为增进文化观念的融合，改善双方民众与政府的认知，增进双方之间的感情，以实现和谐相处的目的。

三、发展公共外交的对策及建议

1.行为主体多元化。既然在整体外交领域中除政府外交以外的领域，都属于属于公共外交，那么公共外交的主体范围应该十分宽泛，[5]这样才能为公共外交工作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比如近些年来，印度有着较为丰富的公共外交资源，海外印度人成为印度侨务公共外交的主力军，高技术人才和留学生，海外印度人社团等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推动资本运转，媒体报刊加强对外宣传，还包括政府的对外援助等等。[6]这启示我们要充分动员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体，使之互相协调，充分发挥其作用，做到行为主体的多元化。

2.行为方式多元化。近年来网络公共外交得到不断发展，由于其快速便捷，各国民众之间的联系更多的采用网络的形势。公共外交的行为方式也渐趋于多元化，网络电子化平台成为国家间交流的重要窗口。我们要将网络舆论重视起来，积极改善网络舆论，充分利用网络这一手段加强与各国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交流。

3.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公共外交应积极向国家政策靠拢，使之为政策的实现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民众及其他行为主体应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4.求同存异，推动文化观念之间的融合。两种文化之间碰撞，可以是互相融合，可以是共存，当然也会发生冲突。公共外交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与他国民众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当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之间发生碰撞的时候，应该求同存异，推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使文化观念得以互相交流借鉴，从而增进国家之间的互信，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综上所述，我国的公共外交应充分动员各个行为主体，积极探索公共外交的新领域，新平台；充分发挥网络公共外交的作用，拓宽开展公共外交的渠道；并将政府政策放在主导地位，使政府，民众，精英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能够团结协作，加大对公共外交的投入，重视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观念上求同存异，加强不同文化观念之间的融合，推动我国的公共外交事业迈向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7.

[2]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8-9.

[3]张庆元.建构主义视角下公共外交的新概念[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1):30.

[4]曲星.公共外交的经典含义与中国特色[J].国际问题研究,2010(6):5．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037-02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党科学分析当前形势，着眼于推动我国文化长远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推动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应有之意就是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然而在“文明冲突论”，“中国”，“文化入侵”等论调甚嚣尘上的国际大背景下，如果不讲求方式方法，不顾后果影响，一味地只谈中华文化走出去，那么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景堪忧。所以中华文化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必须“要把中国的故事更好地告诉世界，让世界听得懂中国和谐的声音”。公共外交理论有着一套成熟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为避免由于不恰当的传播中华文化而造成不良的后果，起着重要的战略作用。

一、公共外交战略的含义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词最初是在1965年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里恩（Edmund Gulion）提出的：“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一个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加强国内利益团体与他国利益团体在政府体制以外的相互影响、借助传媒（如外交官和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大到对他国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施加影响的目的”[1]。美国国务院编撰的《国际关系词典》这样定义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指由一国政府支持的，通过出版物、电影、文化交流、广播和电视等形式，影响他国的公众的一种外交方式”。另外美国学者汉斯・N・塔克（Hans N.Tuch）认为，公共外交的重点在于减少国家间的误解和猜疑，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从根本上服务于美国外交张略的总体需要。

国内对公共外交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关于公共外交，国内研究公共外交的先行者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说明本国国情和本国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活动”[2]。同时他还进一步阐释“公共外交的目的是什么？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文化、说明中国的历史、说明中国的政策，回答外国人的不解之处，同时我们也倾听外国人对中国的评议。”从上述的定义中不难看出，公共外交不同于传统外交，简单来讲，公共外交是指由一国政府主导或支持的，针对他国民众而进行的，为了提升本国国家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进行的一种外交活动。

二、中华文化走出战略的必要性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一次提出“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和我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不仅充分显示出我党对我国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视，更显示出我党传播中华文化的决心，这本质上是我党的一种文化自信。

其实，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内涵，国内学术界只是一部分学术论文或者政府文化领域的官员稍有论及。而且在这些学术论文或政府官员的论述中，都是从不同侧面论述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内涵，但却有很多相通或相似之处。譬如，有学者认为“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通过发展文化贸易特别是文化服务贸易，促使中国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内容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在获取文化产品出口和投资收益的同时，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3]。也有的学者从文化产业上定义了走出去战略，如“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是指，本国的文化产品或服务突破本土的界限满足他国文化需求的经营战略。它体现在文化产品的各种输出模式，主要包括文化产品对外贸易、国际文化合作、本土化经营三种模式”[4]。而骆玉安认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内，通过对外文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对外文化贸易等途径，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塑造中国的文化大国形象，营造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提升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5]。综合上述定义可以发现，对什么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定义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一国政府或团体，为了提高本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从而提升本国的国际形象，增强本国的软实力，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贸易、对外文化传播而实施的对外文化传播战略。

首先，从文化自身特性来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其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重视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地凸现出来。重视文化的软实力特性，是一个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砝码。

其次，从国际大环境的外因来讲。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重视文化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因为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大环境中，国家之间不会轻易地依靠“硬实力”进行竞争，那么软实力就悄然走上了国际舞台。而且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譬如，生活方式、语言、电影、歌剧等等，更容易被其他国家的民众所接受。

从中国需要与世界加强沟通的内因来讲。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我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成果.那么优良的中华文化必须让更多的他国普通民众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国际话语的主动权，从而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公共外交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运用

在国外，很多国家在文化传播领域已经广泛实施了公共外交战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首先，设立专门的文化交流机构来承担公共外交任务。这样的国家很多，譬如，英国、德国、日本等。英国的公共外交战略的执行机构包括：英国外交部、英国文化协会、BBC国际广播执行部门的代表等组成的公共外交战略会议，“其中英国文化协会是为促进英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而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承担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任务”[6]。其主要的任务是，从事文化交流事业，以促进世界对英国的认识，增进英国和各国的相互理解，强化英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系，通过人员交流和活动开展文化事业。

其次，开展由政府主导的或者支持的文化“走出去”的交流项目，这些项目往往是配合一定的外交目标和政策而制定，通过设立某些文化交流项目为政府的外交目的服务。美国在这一方面走在了前列，其主要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主要有美国的新闻署和国务院文化事务局负责。此外，欧美等国在开展文化走出去战略时，更多地调动了广大的民间力量，通过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设立一些文化交流项目，开展民众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潜移默化地输出了本国的文化、价值观、民主模式等等。

最后，公共外交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作用，还可以通过政府积极地参与到国际性的文化组织中可以体现出来。像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仅有利于各国推广自己国家的文化，同时还有助于各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与理解，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初衷也是一致的。美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始国之一。20世纪80年代，来自非洲国家塞内加尔的阿曼都布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时，多次拒绝美国对该组织的掌控。于是美国于1984年12月宣布退出该组织。但是，在2002年9月美国又宣布要“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美国之所以要重返教科文组织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意识到了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

四、小结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要开展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必须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公共外交战略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是经过许多国家的实践论证过的。虽然目前中国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所采取的公共外交战略初显成效，但是与欧美等国在该领域所取得成就相比，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有些捉襟见肘。中国应该制定自己的文化公共外交战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战略性的准备，在开展公共外交和树立国家形象的过程中会处于被动的局面”[8]。

参考文献：

[1]高飞.公共外交的界定形成条件及其作用[J].外交评论，2005，（82）.

[2]赵启正.加强公共外交，建设国际舆论环境[J].对外大传播，2007，（4）.

[3]齐勇锋，蒋多.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内涵与模式探讨[J].东岳论坛，2010，（10）.

[4]茹静.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分析[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

[5]骆玉安.关于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思考[J].殷都学刊，2007，（2）.

[6][日]金子将史，北野充.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38.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6）

一、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

2008年10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中央党校就“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做了专题报告，指出今后我国“要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加深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友好情谊。”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文外交”概念。“人文外交”是一种凸显人的价值，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对外交流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体来说，人文外交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在外交主体上，强调非官方的社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潜力。其二，在外交方式上，强调将外交渗透到文化、体育、旅游等与普通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其三，在外交理念上，强调世界各种文化的共生并存、对等交流、求同存异。其四，在外交目的上，强调传播优秀中华文化，促使“和谐世界”的构建。

2009年7月20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这表明，在新的形势下，人文外交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外语人才肩负着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使命

外语人才是中国外交多层次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支撑，实实在在地担当着外交、外贸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直接构成对外交流的窗口，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现有的千余所普通高校中，除了体育、艺术类院校、部分中医院校外，其它院校均设有外语专业，共讲授53种外国语言，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涉外性大批人才。然而，目前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习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与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知识结构单一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专业一直被定位于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外国语言文学类”，被当做具有基础学科性质的专业教育，肩负的使命则是“教授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等课程，直接导致了我国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单科教育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缺少文化底蕴的单向度外语人才难以适应社会要求。”

（二）实践和创新能力缺乏

外语专业学生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主要指能够从事不同文化间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交际能力、协作能力、适应工作的能力、独立提出建议和讨论问题的能力、组织能力、知人处事的能力、灵活应变的能力等等。目前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制度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堂、轻课外”的倾向，这种状况远远不能满足开展人文外交的对大批外语人才的需求。

三、适应人文外交需要，加强外语院校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

人文外交的性质决定了发挥公民个人力量的重要性，因而积极培育广大民众的外交观念，促使其掌握国际和外交知识，积极关注和热情参与中国外交事业的建设，共同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也就成为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了。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大外交”、“总体外交”服务，成为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加强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课程学习

周恩来总理的“大外交”思想（外交人员不但要有外交外语知识，还应有哲学、政治、法律、经济、中外历史、地理文化以及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认为，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仅有外语知识远远不够，“一定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尊重驻在国的文化，向他们学习。”李岚清同志也曾经指出，“不能只靠外语，要加大内容，增加外交、外贸等方面的知识，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第一，加强外交学理论的学习。可以增加外语类院校公共必修课，增加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内容；第二，开设交流学课程。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总结到，在几十年的外交工作中，通过观察对比，发现交流学是一门当前中国十分紧缺的学问。很多中国人不懂得交流，结果在对外交往中效果就大大地打了折扣。第三，加强对外礼仪等外交实务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外交工作中的具体知识。注重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第四，各高校外语院系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课程体系设置上积极探索、敢于创新。外语专业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等通识教育课程的同时，可根据社会需求及个人兴趣跨学院，跨专业选修课程，以拓展其知识面，培养其综合能力。

（二）加强外交实践教育

外交是一门交流性、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应该紧密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如果缺少实用性，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培养学生具备外交外事工作所需的“五种基本素质”（政治、专业、语言、交流、信息技术）和“五种能力”（调研能力、办案能力、礼宾能力、谈判能力、创新能力），是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培养学生的外交实践能力可从以下两个环节着手：

第一，增加课堂实验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多采用案例式、讨论式、启发式教学外，还可尝试增设与外交一线工作相关的模拟课。还可以聘请专业人士对各种礼仪等方面知识进行专门介绍示范。第二，增加课外实践活动。各外语院校要创造条件多举办模拟联合国、外交外事礼仪大赛、模拟外交谈判、模拟新闻发言人等一系列实践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此外，学校还应鼓励并创造条件让学生多参加诸如国际会议的翻译服务工作、模拟联合国、以及一系列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增强外语实际应用能力。还应加强校外联系，建立校外教学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教师是关键。没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就有如空中楼阁。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外交人才培养的师资力量还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政府依托的专门从事外交培养的教学科研机构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很多外语院校的师资队伍自身外交外事理论知识储备不足，更缺乏外交实践经验，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对高素质教师的要求。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办法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一是要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训和提高，包括加强他们与外交一线工作的交流。二是高校要为教师建立激励机制，提供到国外进修、学习的机会，挂职参加外交实践，借以提高教师政治和业务素质。加大教师海外研修的力度，优化知识结构，并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增加教师对外交流交际工作的能力。三是高校应积极引进具有外交外事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员做专职或兼职教师，以加快外交外事人才培养的步伐。

参考文献：

[1]杨洁篪：“奥运后的中国外交”，《学习时报》，2008年10月6日。

“2009两会杨洁篪记者招待会中英文实录”， wenku.baidu.com/view/67509d4bcf84b9d528ea7a4d.html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2-0123-03

doi：10. 3969/j. issn.1671-5918. 2015. 02-062

[本刊网址]http：//

一、引言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商务活动的广泛展开，社会对能够从事国际经济贸易或其他涉外商务活动的，既精通英语又具有相关商务知识和基本跨文化沟通技能的实用型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为了适应这一需求变化，我国已有多所院校开设了商务英语专业或商务英语方向。2007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设商务英语本科专业，随后又批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设商务英语研究硕士点。截至2012年5月，全国共有62所高校开设了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并于2012年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从目前各高校商务英语专业的情况来看，由于各校的教育资源、办学经历等不同，其商务英语课程设置情况，教学模式等差异甚大。商务英语专业不是简单的“商务+英语”，而是要以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开阔的国际视野、专门的国际商务知识与技能的，能满足社会经济建设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为目标，并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来设置课程体系。随着商务英语专业的蓬勃发展，社会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如何优化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使英语、商务、沟通和文化等不同类课程有效结合，实现对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教材建设的适当调整，培养应用型人才，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因此，本文试图探讨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优化设置的理论基础，分析交流需求分析和跨文化两种理论对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优化的指导作用。

二、专业用途英语视角下的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的概念源于国外，主要被认为是一种专门用途英语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英国语言学家Halliday认为，ESP并非是一种特别的语言形式，而是一种现代英语的功能变体，是专门供特定的社会文化群体所使用的一种语言范围。它根据学习者的特定目的和特定需要而开设英语课程，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在一定工作环境中运用英语开展工作的交际能力。Kennedy和Bolitho根据学习者的最终语言所用目的和语言环境的不同，把ESP分为学术用途英语EAP（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和职业用途英语EOP（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EAP的教学对象往往是教育机构中需要使用英语进行学习的学生；EOP所针对的则是在工作领域需要使用相关英语的学习者。在某种意义上，EOP涵盖了所有与工作相关的英语。他们还指出EOP的课程设置应该满足学习者在不同学习阶段的不同需求。商务英语归为EOP。

与国外学者不同的是，我国的商务英语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培养从事国际商务所需的商务英语人才而引入的，王兴孙认为“商务英语实际上就是商务环境中应用的英语……也就是已在从事或将要从事商务行业的专业人才所学习或应用的专门用途英语。”孙湘生，龚艳霞认为国际商务英语是“以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理论为指导，涉及多门类、跨学科的交叉性综合体，是英语的一种重要功能变体，亦是专门用途英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内容除语言文学外，还涉及文化、经济、贸易和法律等诸多学科的一门应用性的边缘交叉学科”。

由此可见，在中西方不同的研究背景下，虽然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商务英语的界定众说纷纭，但把商务英语看做专门用途英语（ ESP）的一个分支是学界的普遍共识。因此，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和商务英语课程体系的优化的研究可以在ESP的理论框架下完成。

三、交流需求分析的理论基础

需求分析源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课程开发理念，是用来设计工业培训的一种分析工具，指通过就内省、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研究需求的技术和方法。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需求分析做出了详尽的论证，有的需求分析模型侧重于目标情境分析，有的侧重现状情景分析，有的以学习者为中心进行需求分析。其中，Munby和Boswood等学者提出的需求分析模型则强调了交流在需求分析中的重要性。

Munby认为对以语言为中心的教学进行分析意义不大，他提出了交际能力需求模式（ Communicative Need Processor，CNP），强调了语言用语交际的功能。他将目标情景中的交际活动进行细分，分析学习者的“交际需求”，确定“具体的交际目标”，将学习者的职业交流需要作为出发点，对学习者的交流目的、交流环境、交流手段、语言技巧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证。Boswood认为早期的ESP研究范式过分依赖文本分析，没有全面融入交际能力这一概念。他强调应将特定话语社群成员之间的交际事件作为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与研究的中心，并建议不妨将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改称为Communicationfor Specific Purposes。他推出了旨在提高学习者交流能力（而非仅是语言能力）的交流需求分析模型，认为可以开展模拟、个案以及基于课题项目或任务的ESP教学活动。这种包括学习者的主观、客观信息，职业交流实践分析，书面交流分析和口头交流分析四部分的交流需求分析模型，不仅关注了国际商务交流过程中的“语言”，并且强调了“交流”在此过程中的重要性。

四、跨文化交际理论

“跨文化交际”这一术语既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英语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的交际。跨文化交际学发源于美国，人们普遍把Hall的《无声的语言》的出版看作跨文化交际学的开端。跨文化商务沟通在跨文化交际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Hall的高低语境文化和时间概念理论以及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都对跨文化商务交际的研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静态的，以国家为单位区分文化并用国家文化概念去解析人们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交际行为，已经不能解释复杂多变的跨文化商务沟通问题了。随着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交流与合作的增加，和企业向国际市场的拓展，文化冲突现象日益显著。于是，管理学者试图从管理角度分析跨文化管理失败的原因；跨文化沟通学者也试图以跨文化视角探索产生文化冲突的根源。但无论从国际商务的视角分析跨文化商务问题，或从跨文化交际学视角研究商务活动中的跨文化交际案例，已经不能够深入的剖析导致国际商务实践差异的深层文化问题以及应对策略了。

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Iris Vamer于2000年提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跨文化商务沟通）理论体系，建立了跨文化商务沟通概念模型。她指出跨文化商务交际“不仅仅是发生在商务环境下，而且是在交际过程中融人商务策略、目标和实际情况，而且通过文化、交际和商务三个要素相互作用所创造出的新环境。”她认为跨文化商务交际不是文化、沟通和商务的简单叠加，而是三者相互作用组成的一个新整体。她试图在这个全新的架构上来分析与解决在跨文化工作环境中的跨文化问题。

五、商务英语课程体系的优化观

随着商务英语专业的蓬勃发展，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变得日益紧迫，基于交流需求分析和跨文化两维视角来进行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优化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课程体系的构建有更全面的认识。

课程体系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是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付诸实施的桥梁。它指若干相互关联的课程组织或结构，它不是各门科目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统一整体，表现为知识的连续性和层次性。商务英语是商务环境中应用的英语，它是ESP的一种，具有ESP研究领域共同的要素，如需求分析、大纲制定、课程设计和教材建设等。因此它依赖于需求分析。而交流需求分析可作为商务英语专业大纲制定、课程设计、材料选择和开发及教和学的起点。课程设置要能够体现专业培养目标。所有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必须要调查分析商务英语学习者在目标情境下要使用到的语言和典型情景，明确其交际需求，同时应了解学生在学习上所面临的困难和缺陷。这样才能够根据学习者在目标情境中的需求与当前学习水平的差距，来确定应该在哪些方面对学生提供帮助和进行训练，进而设置相应的课程。交流需求分析是确保教学效果的先决条件。因此，交流需求分析理论对于作为ESP重要分支的商务英语的课程设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也做过一些探讨。付红霞和郝玫从实证的角度对社会和学生的交流需求做过分析，指出了社会对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变化趋势，并指出学生和老师对学生需求认知方面的差异。而莫再树和张鹂则对涉外企业的真实英语交流用语进行了分析，包括口语交流和书面交流两个方面，指出了英语误用情况给企业造成的影响。曹德春指出了当前我国对外的商务交流需求不止停留在人际交流层面，还体现了跨文化组织沟通和跨文化公共关系等层面的高层次交流需求，并建议将跨文化商务交际确定为商务英语课程体系的核心模块。

然而，交流需求分析仅关注了国际商务交流过程中的“语言”和“交流”两个因素，而忽视了跨文化因素的影响。Varner的跨文化商务沟通模型正好弥补了交流需求分析的这个缺陷。该理论认为国际商务人士必须同时掌握交流策略、跨文化策略和商业策略这三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1997年，英国商务英语专家Nick Brieger在其“商务英语范畴”理论中指出，商务英语的核心内容，除语言知识、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外，还包含了交际技能和文化背景。随着当前各项国际商务活动的迅猛发展，商务英语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为顺应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趋势，在商务英语教学中，我们应充分注重作为ESP重要分支的商务英语的社会功能变体特征，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组织沟通能力和外部交流能力作为专业教学培养目标，构建跨文化交际体系，建立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沟通桥梁，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商务英语教学就要围绕着商务能力、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来合理科学地进行课程设置。只有大力提升学生的商务沟通（尤其是跨文化商务沟通）技能，才能实现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使学生们成为具有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2009年《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确定了语言知识与技能、商务知识与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人文素养为构成商务英语专业的知识和能力的四个模块，明确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商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此外，我国很多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研究。严明通过分析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在跨文化商务活动中的预期主体角色，即认知主体、情感主体和行为主体，对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概念进行了多层面的解析。曹德春认为我国的商务英语专业正处于理论体系构建和专业内涵充实与调整阶段，可将跨文化商务交际作为核心来进行商务英语专业的内涵建设。史兴松等认为商务英语专业有必要建立起比较系统的立体化跨文化商务交际课程群，来培养合格的跨文化商务交际人才。同时他还认为，跨文化商务交际是商务英语研究的重要分支，是商务英语理论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在商务英语课程的设置上，我们要转变观念，切实认识到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强调英语语言技能在商务环境中运用的能力，加大力度建设提高学生跨文化商务沟通能力的相关课程，努力构建跨文化交际体系，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从而培养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总之，根据交流需求分析和跨文化理论优化的商务英语课程体系，能使英语、商务、沟通和文化等不同类课程有机结合，使学生在接受全面英语技能训练的同时，拓宽并加深商务专业知识，掌握跨文化沟通技巧和策略，并最终具有较强的商务沟通能力及适应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从业能力。这对于实现商务英语专业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进行专业教材建设等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参考文献：

[1]王兴孙.对国际商务英语学科发展的探讨[J].国际商务研究，1997 （1）：24-28.

[2]曹德春.学科交融与商务英语专业内涵建设[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05-107.

[3]付红霞，郝玫.理工院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的调查[J].外语界，2008（6）.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5-0136-02

一、引言

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西方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圣经》翻译。无独有偶，中国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也始于西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对于翻译的研究，不同时期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之间的相互争论。

近些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网络及各种通讯手段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必要手段不仅是文字转换形式，更是文化构建方式，具有强大的社会文化功能（石琳，2004）。翻译的研究也出现了“翻译的文化转向”（Bassnett，S & Lefevere，A，2001）。

二、翻译的文化转向

翻译是什么？有人说是创作，有人说是艺术，也有人说是科学。其实对于翻译很难有人给出准确的定义。因为其开放性，翻译对多种学科有关，比如哲学、心理学、美学和社会学等。但究其本质，翻译与语言学、文化最为密切。20世纪被称为“翻译的时代”（Newmark，1988），随着语言学研究的兴起，翻译研究的理论得到空前的发展，众多中外学者从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等学科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于翻译的研究开始从语言学方面向文化方面转移。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了文本本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尤其关注和强调译入语和原语文化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以及反之翻译对文化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张曼，2012）现代翻译理论研究已经不再一味关注译文是否忠实于源语，更要关注社会、文化和交流的实践，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翻译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也不再是语言本身，而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类行为。

三、翻译对文化对外传播的作用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进行交流，他们不可避免遇到语言问题与文化问题。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是文化交流与理解的桥梁。翻译的目的与特点就是思想与文化的交流。当今的世界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产品和消费文化产品，它们的增长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是信息爆炸时代的必然产物，同时也加剧了文化多元化的全球化进程。我们不能只固守自己的民族语言以求得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来抵御文化的全球化浪潮，而是应该积极传播自己优秀的民族文化，完成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使命。

翻译的功能在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2011）说，中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目的是通过传播中华文化，使中国文化能够真正地吸引人、打动人，引起共鸣，拨动心弦，赢得尊重，增进心灵的沟通，寻求理解与合作，使外界全面、准确认识当代中国的真实面貌，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创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目前对与中译英来说，我们的重点应该尤其的放在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加强与西方的相互理解，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向世界范围内传播。

四、译者身份的文化转向

通过以上探讨，口译者所从事的是跨文化交流活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不同文化与态度的冲突。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在交流过程中可能对同一词汇表达和非言语行为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口译者需要注意并理解这些不同文化的差异，做出适当调整来促进跨文化交流。在接受口译任务后，口译者应当为文化差异的协调做准备。充分考虑到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别，站在文化的高度，培养文化的敏感性去识别文化语境，并在识别文化语境的差异过程中，适时调控自己的文化导向，达成两种文化的和谐，做一名成功的文化调停者。

对于文化调停者，Taft（1981）做出如下定义：文化调停者是能够促进拥有不同文化和语言的人或群体间的交流、理解和行为的人。调停者的角色是把一个文化群体的表达，意图，理解和期待，通过建立和平衡传递给另一个文化群体。为了实现这种连接，调停者必须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两种文化之中，因此调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双文化的。口译者作为文化调停者需要具有跨文化交流意识，并且能够促进交流。也就是说口译者要做到让交流双方分享信息、想法、观点或态度，而不是造成误解。

五、译者的文化传播能力

翻译的文化转向更加要求译者成为文化交流者和传播者，从而介绍新的思想、文学形式甚至语言表达形式。这要求译者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跨文化交流意识可以理解为对存在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对于口译者来说，在口译的过程中应该根据文化的不同，对口译过程中的信息进行相应的处理，以此来促进交流。译者必须意识到目标读者的需求和需要，考虑目标读者的期望和背景知识，知道来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差别，决定适当的翻译策略，最终促进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国家对对外传播人才从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了新的要求。如何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多层次的、高素质的翻译人才，改变对外传播的现状，提高对外文化传播的效果，建设真正的“文化强国”，是摆在高校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作为翻译人才培养基地的中国高校在培养对外传播人才中应发挥重要作用。高等学校在对外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上，要有新思路和培养策略，以加快翻译人才的培养进程。

六、结语

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文化的全球化将是21世纪的重要特征之一。翻译的文化转向也正是符合这一发展趋势。翻译是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而中译外队伍的质量决定文化传播的质量。加强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中译外人才的培养，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中译外队伍，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关键。

参考文献：

[1]Bassnett，S & Lefevere，A.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Taft，R.The Rol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Mediator[M].Mediating person：Bridges between Cultures.Ed.Bochner.S.Cambridge：Schenkrnan，1981.

[3]蔡武.中国当代和流行文化对外传播力度不够[EB/OL].新华网，2011-07-19.

http：///gn/2011-07-19/3192039.shtml

[4]Newmark，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Prentice Hall，New York，1988.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9-0037-03

一、国际化背景下的成人语言学习

国际化和全球化在当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合作共事已是平常事。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成功地进行交流和交往是当代社会国际化背景下青年人必备的素质之一。[1]在国际化氛围下学习或工作都需要掌握一些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和能力。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已不仅仅是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必备能力，也是各相关专业，尤其是语言类专业学生和青年才俊提升自己知识层次、提高职业能力的途径之一。

国际化背景下的语言教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将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转变为交际能力，特别是跨文化交际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使学习者懂得如何进行合理的文化导入和构建交际型教学模式都不可忽视，[2]而为学习者创造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机会，使他们有机会体验用所学语言成功进行有效的人际交流、学以致用，更是语言专业教学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语言学习已变得更为开放，学习的形式更为多样化，寻求语言文化交流和通过交流进行语言实践的需求和机会也越来越多，作为语言专业学生语言实践和教学实践环节的语伴交流是一项富有特色的有效的教学实践活动。本文主要讨论在职学习的继续教育语言学习者与不同母语背景的外籍人士如何开展有效的语伴活动，如何培养成人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提高他们从事与语言文化相关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文化活动的职业素质和能力。

二、成人学生语伴交流活动的缘起

在北京语言大学的校园内，语伴交流是语言学习者中间普遍存在的现象。许多中外学习者一入校园，便利用各种机会寻找适合自己的语言伙伴，每周定期练习语言或者交流其他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有的人甚至因此成为终身的朋友。本文讨论的是在这个背景下的成人学习者和外籍学习者的语伴交流，即基于北京语言大学开设的以海外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组织的来华“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项目的学习者和本校继续教育学院的中方语伴之间的沟通和交流。2010年至今，作为该项目的配套内容之一的“语伴交流”活动，已经持续了近三年，对于在职学习的成人学生的语言社会实践，是一项很好的尝试。

（一）语伴双方背景

外方语伴：其中一些人是对汉语言有兴趣的汉语初学者，一些人是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有兴趣的社会人士；另一些人是希望通过短期来华学习和实践，获得某些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学分的认可。2010年以来，北京语言大学开设“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项目。项目中的海外人士多数是初来中国，汉语语言水平和能力有限，同一批次中人员的汉语基础水平差异很大，要与他们成功地进行交流和对话，具有一定难度。但是，这些学习者对于中国和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很多人期望在短暂的来华期间，能够和普通中国人进行沟通和交流，并建立联系，愿望很迫切。中方语伴：正在进行语言学习的成人学习者们，因为在职学习，还要兼顾工作，很多人是为了进入下一个工作岗位进行知识和能力的储备，除了课堂学习以外，很少有机会再去进行专门的语言实践和交流。

以上这种双向的交际需要，构成了短时语伴交流的基础。虽然交流的时间和次数很有限，但中外学生们在活动中的有效参与和达到的实际效果超出预想。

（二）语伴活动设计

语伴活动最初主要是针对“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设计的教学实践活动，为他们提供实践的机会，锻炼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随着活动的深入和对外方语伴需求的进一步了解后，我们发现多数外方语伴汉语水平为初级，有的甚至仅学习了几个月的汉语，交流沟通难度很大，经常出现尴尬场面。于是，将活动扩大到其他语言专业，如英语、韩语、日语、法语等专业，这些专业的学习者参与活动的目的和对外汉语专业略有不同，他们十分珍惜这个利用目的语进行语言实践和体验的机会，期待运用所学习的第二语言和语伴交流，其间穿插少量的与对方汉语水平相当的中文交流。这样，中国学生练习了外语，外国学生也练习到中文，双方都有所获。活动在不影响成人学生学习和工作的前提下自愿、义务参加。一般在校园和教室内进行，如果有外出或者餐饮娱乐活动则实行AA制。活动时间以寒暑假为主。自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中外双方共800多人次参与活动，外方语伴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巴基斯坦、新加坡等国家，其中有中学生、大学生，也有社会人士，包括教师和教育官员。2011年暑期曾经遇到一批“孔子学院暑期奖学金研修生项目”的语伴。该次活动的外方语伴有50余人，分别来自法国、加拿大、厄瓜多尔、乌克兰、韩国、俄罗斯、西班牙、喀麦隆、德国、荷兰、葡萄牙，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场面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三、语伴交流活动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培养跨文化意识和提高交流能力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言语交际中具有不同的说话规约，遵守不同的交际原则，怎样开始交谈，怎样继续交谈，如何使谈话轻松愉快地进行下去，这之间都体现了跨文化意识和交流能力。[3]作为教学实践活动，同学们将课堂上学到的汉语言和中国文化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各自用自己的交际方式去尝试交流和沟通，不断总结和提高。活动以两人一组结成“语伴对”的方式进行，轻松愉快的交流场面非常感人。每次活动一开始，大家相互间比较陌生，交流起来也有些拘谨。但是，随着相互认识和进一步的熟悉之后，沟通顺畅起来，有的还借助肢体语言，交流的内容和表情变得越来越丰富。对外汉语专业的学习者们对于能运用课堂中学到的教学理论知识去进行实践，感觉异常兴奋。有的同学为了交流顺利进行，事先准备了纸笔，遇到口头交流不顺畅时，将交流内容借助文字（中文或英文）进行。遇到中国语伴数量不够时，为了不让外方语伴感到受冷落，同学们还尝试采取一个中国语伴应对三位外方语伴的方式进行交流。有一次，个别同学要同时面对法、意、美三国语伴，同学们利用自己原有的跨文化交际常识，很有序地将与对方的交流顺序排序为法国语伴、意大利语伴、美国语伴，他事后在总结交流时说到：“我觉得法国人比较在意一些细节，比如他们大都会一些英语，但并不十分愿意说，所以我把和法国语伴的交流排在前面，以免他不愉快；意大利人很热情、开放，但是，和意大利语伴的沟通，也要借助英语进行，交流内容很有限，但他们的民族习性使得他们很擅长肢体语言，交流难度排第二，为此，我将意大利语伴排在中间；美国人很开放，也比较大度，我感觉他不会太在意细节，所以，将美国语伴的交流放在最后，但我和美国语伴的交流时间最长。当然，这些都是在交流开始的时候和他们事先商量并征得他们同意后才开始的。”每次活动结束，大家都在快乐、兴奋的心情下惜别。

（二）培养对目的语国家文化的理解和文化尊重意识

虽然“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项目的语伴交流只是一种短期的交流活动，但也都要不同程度接触到双方国家的风俗礼仪、文化背景和风土人情，包括一些著名景观、人物和事件。比如：中国的近期重大事件，2008年的奥运会、2010年的世博会，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风俗礼仪，中国的政治、经济甚至物价情况，等等。因此，语伴交流中不仅需要了解双方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知识、文化信息，更重要的还要关注对他国文化的理解和尊重问题。[4]对于来自宗教色彩较浓国家的语伴，更要关注其方面的情况，事先掌握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如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可以使交流顺畅愉快地进行。另外，青年人共同关心的“世界杯”等话题，事先如果有所准备，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可以使内容更为丰富。有过外事经验的同学事先都会准备更多必备的知识和信息，以便从容应对。同学们之间将这些信息共同分享。在准备语伴交流的文化背景材料过程中，同学们一方面增强了对背景国文化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化需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重要性，特别是事先了解对方语言和民族的文化禁忌，以及对某些事物理解上的差异，以利于在交流中采取宽容心态，求同存异，为正式的交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再有，了解对方来华的行程安排和即将要接触到的人和事，以及将要参观的景点，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做某些细节的准备。

（三）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实践证明，多次参加者的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得到了较好提升。对语伴进行汉语辅导和语言交流的技巧也随着交流的次数增加在提高。有的同学参加活动达十余次。学生C在活动心得中兴奋地说：“学校组织的‘语伴’活动，让自己有了与外籍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在这样的氛围中练习口语，效果很好。”

（四）锻炼和提高活动组织者的组织协调能力

由于活动是以自助方式进行，因此，需要学生有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被指定的负责人，都是班长或者热心公益活动的同学，在负责组织活动的过程中，他们的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组织协调能力、当众表达能力都得到锻炼。他们的应变能力也在活动的参与中经受了考验。曾多次担任活动负责人的学生D说：“通过语伴交流活动的锻炼，使我重新认识了我学习的专业，提升了我做语言文化交流工作的信心，毕业后，我会改换我的工作，从事与我的专业背景相同的工作。”

四、有效开展语伴活动的措施

由于“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语伴项目是一个跨文化交流项目，外方语伴背景多样化，中方语伴由于学习期限的影响参与者不断地面临新老人员的更替。要使这种跨文化交流能够和谐、顺畅进行，使该项目能够持续地滚动，有针对性地组织对相关背景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是非常重要的，还要建立规范严格的活动组织程序，才能保持活动的质量。[5]

（一）系列背景知识的准备和培训

1.背景知识的了解和准备。在活动之前，需要中方语伴学习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其中包括：外方语伴所在国家的地理、文化风情、饮食、礼仪、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信息；中国传统文化、名胜景点的了解，热点事件和问题，体育事件、重大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活动和会议等。使中方语伴提前接触到跨文化问题，初步建立起跨文化意识，以及对不同文化的宽容心态。[6]

2.自愿参加和有引导、有组织的培训相结合。为便于中国学生与这些外国学习者顺利交流，对中方语伴进行培训是必要的。为让每名学生从“语伴交流”中获益，我们的做法是，每次活动前一周，组织学生自愿报名，在和语伴见面的前一天，再组织中方语伴进行网上在线培训，[7]培训内容包括学习了解活动相关规定、外事礼仪、背景国文化材料等等。

（二）语伴双方的信息提前预知，根据已知信息安排好活动细节

“语伴对”名单的准备是活动能否有效进行的一个重要环节。中方语伴提前了解外方语伴的年龄、性别、汉语水平、职业、甚至饮食习惯等等，可以掌握交流的主动权，并有效调节气氛。在和不同语言背景、初来中国的外籍人员交流的过程中，文化碰撞是难免的，学生们会遇到一些困惑。所以，在培训中不仅需要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我们还收集和整理了一些活动案例提供给中方语伴，针对经常出现的问题提出注意事项，并在培训中设计了提问和互动环节，为活动的有效开展做好各种铺垫。

（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活动效率

因为中方参与者为在职业余学习的成年人，所以，活动要适应他们的特点。从报名、培训、各种通知的都由QQ群在线完成。[8]每次活动以指定的负责人为核心，以自愿报名的志愿者为主体。制定电子版《培训手册》，在培训中及时，内容不仅包括中国文化背景材料，还包括背景国的相关文化材料、活动的宗旨和要求（活动总则、细则、活动须知）、负责人联系方式以及应急事件的处理程序等。

（四）有效监控、自主管理、适当鼓励

成人学生有较强的自主意识。既要尊重他们，又不能放任，否则活动不能持续进行。语伴活动毕竟属于外事活动的范围，细节不能忽略。为避免发生意外，有效监控是必须的，出现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在有组织进行的跨文化语伴交流过程中，发生一些碰撞和冲突是难免的。另外，语伴双方在活动进程中发生临时变化也是经常遇到的事情，或缺席或迟到或不守时、不守约，等等，这些都需要组织者设立及时跟进的组织程序，对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设定应急的措施和办法，把问题的发生率降到最低或零。

参加活动的学生要鼓励他们将活动的心得和体会及时撰写成文字，及时总结和交流成功的经验，有的同学还能将收集的案例和自己的体会，经过精心整理后，作为作业和论文的素材，上升到理论层面，得到任课教师的肯定。有关老师反映：参加过语伴活动的同学提交的跨文化相关专题的作业和论文，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较大提升。对课堂教学和专业学习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虽然同学们是自愿参加活动，但是，适当的鼓励也非常重要，我们和“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项目的主办方制作了“优秀语伴”证书，为多次参加活动、表现优秀的同学颁发证书，使同学们倍受鼓舞。总之，语伴交流活动在当今国际化大背景下对于青年学生而言，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2]熊佳全.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0年6月，P73.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12：73-83.

[4]周建国.全球化视野下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其培养.理论导刊，2005年11月，P30.

[5]李加军.跨文化的对话：误读与化解路径——以孔子学院为例.学术探索，2011.4：113.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篇（10）

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正式启动应自利玛窦入京开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很好地指明了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入与输出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一、文化互动转型论

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这就是文化互动转型理论的要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二、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必然，但不能用来证明异质文化不可能融合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在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引发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普遍现象。文化互动转型论对文化冲突持具体分析的态度，而不是加以笼统的肯定和否定。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的，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的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的不可融合，否则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形成和拓展都将成为可疑。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异质文化融合是可能的，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型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三、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

文化互动转型论要思考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有效途径，在武力征服被公认为无效的这个时代，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应该视为世界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外来文化在与本有文化深入接触以后必然发生外来文化本土化、本色化一类的变化。本土化是文化互动转型论的逻辑推演和组成部分。本土化方法有优点也有缺点。它的缺点在于有可能曲解了原有文化，甚至将一些它原本不具有的含义强加于它，影响了人们对于原有文化作出客观正确的理解，而它的优点在于丰富了原由文化的内涵，有可能丰富和发展了原有文化。因为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融合本来就包含着一个对原本重新解释的问题，文化交流的传播方和接受方都要为这种解读作出努力。在这里取决定作用的不是外来文化或本有文化自身的性质，而是文化接受方的自主选择。有了适宜的文化环境和接受方的正确选择，文化的转型和更新才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为明朝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则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耶稣会来华传教这场跨文化传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从文化互动的基本立场出发，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能完全等值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但确实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中西文化虽然仍有巨大差异，但共性和趋同的一面在不断增强。由此看出，倡导中西文化融合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

五、明清之际基督教神哲学的中国化

神学与哲学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神学与哲学同处于精神与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神学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与性质。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利马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神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

六、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明清之际发生的中西神学与哲学的思想交锋，我们发现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互动的性质。当时有机会接触西方神哲学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赞同还是抗击实际上都表明他们基本上弄懂了天主教的灵魂学说，而他们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则决定了他们对西方神学思想的取舍。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促进中国文化自身的更新与转型，创造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强调文化互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呈现的种种中西文化并存与融合恰恰表明，这条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参考文献：

[1]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M].成都：巴蜀书社，1993

[2]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王晓朝.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J].浙江社会科学，第3期，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