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行保险业务论文篇（1）

 

疾病是许多边缘低保人员踏上致富道路的障碍，虽然2003年建立推广起来的新农合在帮助低保人员克服疾病的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新农合也面临保障水平低、受益面窄、筹资层次过低和基金运行效率安全等问题，这无疑给农村低保群体的基本医疗需求雪上加霜。《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适应不同需求的健康保险产品，满足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督的前提下，积极提倡以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的方式，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当前政府为农村低保群体购买商业医保是在制度上的创新，它能较好地利用商业保险的优势解决社会保险所存在的问题。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

1.当前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所存在的问题

农村低保对象参与新农合是免交参保费的，其参保费是由财政部门专项安排。一旦困难群众患病住院将由新农合和医疗救助按规定共同解决医疗费用。对于低保对象来说，新农合的参与率都比较高，取得了较好效果，但新农合基本由政府一手操办，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一是保障水平低，难以满足农村低保群体的基本医疗需求。首先体现在补偿比例上，一般大额医疗费用的补助比例在30%左右，低保户自付比例大；其次是封顶线过低，一般是在2万元左右。高昂的医疗费用和迅速增长的医疗需求与低收入的低保户和有限的政府投入形成了较大反差，以致使“保大病”的目标难以实现。二是合作基金运行效率低，管理能力薄弱。卫生部门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和风险控制能力，技术无效率将增加制度运行成本，同时缺乏控制供方医疗服务行为的激励措施会导致基金使用无效率。

2.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成功经验

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成功经验的最典型例子是“江阴模式”和“新乡模式”。这两种模式主要采用的是基金管理模式，即保险公司受政府委托提供经办服务，并收取适当的管理费用。新农合的基金赤字和基金透支风险均由政府承担，基金结余转入下一年度。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新农合方案制定、组织协调、宣传发动和资金筹集等工作。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这种模式的成功实施，取得了较好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保证基金的运行安全，实现了新农合的“征、管、监”分离。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机构承办新农合的业务管理，这样既可有效利用保险公司现有资源和技术，又能促进政府职能有效转变。第二，降低了新农合的运行成本。在江阴市由政府办理新农合日常报销等事务的管理成本800万，相比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不到400万，费用开支缩减达到一半。[1]新乡市农村合作医疗移交中国人寿新乡市分公司后，全市从事这项工作的财政供养人员从544人减少到50人，运营经费从1038万元减少到300万元以下，加上政府支付给人寿保险公司管理费100万元，政府支付的管理费总额大体为400万元，节约了至少600万元左右。[2]第三，提高了新农合的业务管理和服务水平。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保险公司利用管理经验和精算技术及风险管控技术，规范审核、补偿支付流程，搭建了有效的信息处理平台，从而提高了服务质量。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3]

3.政府为农村低保群体购买商业医保的方案设想

在借鉴了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商业保险参与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的方案设想，即政府制定政策，民政部门负责监管和资金筹集，保险公司经办业务，定点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的“征、监、管”分离的模式。具体方案如下：政府制定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的方案，承担低保户医保基金的赤字和透支风险，并组织相关部门配合有关工作的落实；民政部门与财政部门设立低保基金专户，实行专款专用，用财政性经费支付参保费和管理费，民政部门还应该监督整个业务操作流程，保证农村低保户的权益，同时与卫生部门共同确定试点医疗机构；保险公司成立专业服中心，负责报销、结算、审核等业务，并向政府收取管理费和参保费；在基金运作方式上，财政部门通过专项基金拨付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按照收支两条线进行资金管理和财务预算，并定期向民政部门报送相关报表。

4.商业保险参与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所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具体如下：一是缺乏政策的明确支持和法律保障，国家对低保户的政策保证其基本生活，而商业保险是一种福利性质的保险，这会造成政府养懒，以致使政策出台的随意性，进而影响保险公司参与的积极性。二是农村医疗保险市场的风险控制问题，商业保险公司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没有与医院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致造成赔付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使保险公司难以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支出。三是政府与保险公司的关系问题，保险公司在办理低保险的过程中，会考虑到怎样与地方政府协商好管理费与参保费，同时保险公司也不愿意地方政府的过多地干预。

5.商业保险参与农村低保群体医疗保险的完善措施

5.1在法律上和政策上支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险

尽快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征、管、监”相分离的运作机制的核心--政府、民政部门及保险公司三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同时对基金的运作和监管作出相应规定。保险公司应该保持有限参与的原则，积极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在政策上，对保险公司参与社会保险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并写入税法中。

5.2建立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

保险公司应该在有关方面加强与医院的合作，建立起保险公司与医院之间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比如在药品价格的协商以及保险公司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地方医院来加强合作。

5.3完善保险机制，推动模式创新

在商业保险参与低保险的过程中，保险公司可能无法掌控保险费，对于定点医院难以监控，并且保险公司的支付业务很可能受到政府的干预。[4]]为此，应该进行制度创新，采取层级管理模式，即将低保险分为两个层次：基本保险层次和补充保险层次。论文写作，农村低保群体。基本保险层次按基金管模式运作，补充保险层次的医保基金按商业化模式运作，由保险公司承担风险，自负盈亏。[5]

参考文献：

[1]夏莉艳．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问题研究[J]．经济纵横，2006；（01）．

[2]关于保险业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情况的函保监厅函[2005].152号，2005.8.19.

[3]邹龙.商业保险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现状与思考[J]．金融经济，2009，（10）：117～118.

[4]李留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探讨[J]．投资于理财（理论版），2007，（05）．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8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2-0134-02

在我国，中间业务在人们的观念中就是从事中介活动并收取手续费的一项银行业务，在银行业务领域中基本上被认为是“零风险”的代名词。近年来中间业务的范围得到很大的扩展，许多新业务在法律、操作等方面都存在风险，商业银行一不小心就会碰到风险“暗礁”，使“零风险”变成实实在在的损失。

一、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的特点

1.风险的分散性。中间业务种类繁多，业务范围广泛，服务范围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加之中间业务的开发、推广、经营涉及银行内部众多部门、众多环节，分散面广是中间业务的一大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的非集中性、广泛性。

2.风险的隐蔽性。由于银行在办理中间业务过程中，不是作为信用活动的直接一方参与其中，而是以中间人的身份，以中介或的角色提供有偿服务，使隐含的经营风险不易暴露。并且中间业务的大部分不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加上我国目前尚缺乏有效的中间业务规范标准和操作规程，致使中间业务的开办过程透明度低，业务操作缺乏公开性，导致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形成较大的隐性风险。

3.风险的突发性。中间业务不像银行传统业务那样受到金融监管部门和国家金融法规的严格监督和限制，商业银行也没有像传统业务一样的内部控制制度，更没有专门从事中间业务内控的机构和人员。它不需要提高银行资本需求，一般情况下只需银行和客户双方认可，即可达成业务合作协议，从而导致中间业务法律风险潜伏期长。日积月累，一旦风险发生，往往会酿成灾难性后果。

二、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中存在的法律风险

(一)中间业务立法不完善产生的法律风险

法律的不完善使商业银行经营中间业务遇到大量的法律风险。一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没有受到层次较高的中间业务法律法规的规范，中间业务经营秩序十分混乱，20世纪90年代，我国商业银行才开始逐渐开拓中间业务。近年来公布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对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迅速，《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不能跟上发展的需要，显得相对滞后，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关系还未在其中体现，使得中间业务法律关系缺乏可预期性。

(二)分业经营的金融政策造成的法律风险

1995年《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在随后颁布的《证券法》中，又明确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两部大法旗帜鲜明地树立起了中国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墙”。商业银行分业经营的法律原则由此确立，银行不得经营证券、保险业务，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领域的拓展因此受到限制，特别是许多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中间业务品种无法开办，并由此限制了银行与保险、证券业的合作空间，中间业务品种和服务手段的创新也因此受到束缚。

三、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相关法律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一)银行混业经营制度为中间业务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

混业经营法律制度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开拓提供了宽阔的舞台。1933年美国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该法确立了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以及其他非银行业务相分离的制度，奠定了30年代以来美国的分业经营格局，而且也成为战后许多国家重建金融体系时的主要参照。20世纪后期,不断出现的金融创新淡化了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金融全球化加剧了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分业经营体制开始瓦解。追随美国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如英国、日本等，纷纷放弃分业经营，实行混业经营。美国自己也于1999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以促进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之间的联合经营,建立金融机构之间联合经营、审慎管理的金融体系，从而加强金融服务业的竞争，提高其效率。

(二)明确的法律规范为中间业务发展提供了保障

中间业务中银行与客户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西方发达国家从《银行法》、《投资银行法》、《证券交易法》到《信托法》、《期货法》等,有一整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作出详细而全面的规定,中间业务中银行与客户关系的调整和当事人权利义务有明确的规范，使得中间业务法律关系具有稳定性、可预期性和确定性，避免因法律真空导致银行与客户之间的纠纷，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风险控制机制的完善为发展中间业务提供基础

有效的商业银行内部法律风险控制机制是中间业务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一项成功的中间业务产品既要满足客户的需要、具有操作性,又要有设计合理缜密的法律框架，同时还要符合现有的法律、法规。中间业务产品往往是不同金融产品的组合和衍生，在法律关系上必然表现为多重法律关系的组合和不同权利、义务的衔接。中间业务法律关系复杂多样，容易滋生法律风险。为防范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十分重视内部法律机构的建设及其职能的发挥，建立了有效的内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从而实现了既促进中间业务迅速发展，又达到有效防范法律风险的目的。

四、防范与控制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商业银行外部建设

王慧萍:浅议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1.通过银行业协会防范中间业务的法律风险。

金融业自律组织在各国的金融监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银行同业公会、银行协会、银行家协会等在金融监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增强金融业安全、稳健的重要手段，金融同业组织的行业性自律管理，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同业组织作为金融同业组织之一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颇受关注，香港的银行业公会便是成功的例子。通过行业性的自律组织制定有关银行中间业务规章和协议，能够规范商业银行的日常经营行为和维护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银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2.在中间业务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的制定过程中应当注意协调性，防止商业银行无所适从所带来的法律风险。要达到这一目标，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制定者必须重视立法的整体规划。由于我国专门针对银行的法律只有两个，行政法规也不多，引发法制内部不协调的主要原因来自于金融监管机构制定的一系列规章。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目前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在《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出台以前的中间业务法规和规章都有必要进行清理。监管机构针对个别规章在条件成熟时应注意系统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其管理条例按26个字母序号编列的管理方式值得借鉴。对现有规章的系统化管理及规章内部之间的协调和及时修正不合时宜的规则均有帮助。

(二)加强商业银行内部建设

1.制定内部业务规章，订立中间业务合同、文书范本。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存在的立法滞后风险，银行可以通过内部业务规章与各当事人之间一系列的契约性文件进行解决。应从基本制度上保证中间业务经营活动的安全性，商业银行针对每一种中间业务的重要风险点，制定出详细的规章制度进行约束和限制，对容易出现风险的环节重点防范。各个经办部门必须根据上级行的授权，严格按照操作手册所规定的程序办理各类中间业务，稽核审计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则根据操作手册对其进行检查、监督。此外，还要建立中间业务合同文本管理制度。既要重视发挥中间业务相关合同的能动作用，即通过建立中间业务合同文本库，公平、合理安排中间业务法律关系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架构，使中间业务相关合同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又要重视对中间业务合同文本的审查、修订和使用管理，充分发挥合同文本对中间业务法律风险的事前防范功能。

2.建立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法律论证制度。

为了保证相关法律风险控制机制有效发挥，商业银行建立中间业务法律论证制度已经成为紧迫的任务。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业银行经营中间业务的行为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决策进行，这种决策实际上就是风险决策。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防范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其中包括目标、手段、措施、办法、合作对象都应当具有合法性，在商业银行经营决策中除了进行经济上的可行性论证，还应进行法律上的可行性论证，建立法律论证制度，对不能通过合法性论证事项，实行一票否决制，确保决策事项符合法律规定，最大限度维护银行的合法权益，并逐步将法律论证制度纳入银行风险测评系统和银行风险控制系统之中。实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经营决策的法律论证制度，可以通过商业银行内部法律顾问团承办，也可以采取外聘法律专家小组方式进行。法律顾问团和法律专家小组对论证结果的法律效力负责，并考虑权、责、利有机结合，确保商业银行经营决策的法律论证效率和质量，从而降低中间业务经营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参考文献］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篇（3）

1.数据来源。

为避免个别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成果受偶然因素的影响，本文特收集了交强险实施前后整个保险业1999—2007年产险业务收入及业务毛利的财务数据，并据以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信息。

2.交强险实施前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性说明。

根据理论和实际经验，我们将产险保费收入看成自变量，产险业务毛利看成因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并根据交强险实施前（1999—2005）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数据，得出模型为：

y^=0.440165x+274280.9086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进一步分析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性，可以发现：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9908，正相关特性十分显著。此外，我们还计算出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为0.9817，这说明在交强险实施前只有1.83%的概率属于随机因素来影响产险业务毛利，因此所建立的这条回归线是合适的。

3.交强险实施前后保险业产险业务经营成果的对比分析。

一方面，由产险业务毛利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交强险实施前产险业务毛利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2.75%，而在交强险实施后，2006年产险业务毛利的年增长率为27.78%，2007年这一比率更是达到了37.04%；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根据2007年产险保费收入的实际数据，按照上文所得的回归模型来预测2007年产险业务毛利的话，其预测数为9067608万元，这也明显低于2007年保险业产险业务毛利的实际数9772660万元。因此，从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来看，交强险实施后保险业产险业务毛利出现了非常增长，我们认为这种非常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交强险保险费率水平偏高（这一结论将在下文费率影响因素分析中加以利用）。

二、交强险的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财务管理的影响

由于交强险本身的独特性，其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交强险的实施强化了社会保险意识的提高，不仅将商业保险公司带入了交强险这一服务领域，同时为公司的其他业务产品开拓了市场。我国交强险实施以来商业保险公司的实际投保数据表明，投保人在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后，如果要购买其他商业险种，90%以上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出单。另一方面，由于交强险具有社会救助的性质，其条款、费率水平由监管机构统一制定，各商业保险公司统一使用，国家又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业务实行“无盈无亏”的原则，加上对交强险的赔付是“无过错”的责任范围，这样势必导致商业保险公司运行成本的增加，从而加大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交强险的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这种复杂影响也对商业保险公司财务管理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

1.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永恒主题，而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对自身业绩的评价又片面地追求规模的扩张和当期的经营利润，从而忽略了业务盈利性和风险性的平衡（胡宏兵，2007）。然而，按照上文分析知，由于交强险业务本身的特殊性，商业保险公司受理交强险业务会加大公司的经营风险。如果商业保险公司还是与受理传统产险业务一样，在受理交强险业务时不注意业务审批，不注重对风险的控制和衡量的话，势必会加大保险期限内的出险频率，从而增大赔付率，影响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业绩，乃至导致整个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或破产。因此，从风险价值管理来看，要从源头防范和控制风险，并在理赔的各个环节做好应对措施，防止风险的产生和恶化：在受理每笔交强险业务以前做出风险评价，尽可能地防止赔付的发生；公司业绩考核所采用的标准和方法，要对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具有引导作用，使其能够体现商业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文化，有利于形成对风险进行全员、全过程、全范围管理的理念；为交强险业务制定新的理赔流程，进一步完善核损管理模式并加强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联系，消除投保人潜在的道德风险问题。

2.商业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保费收入，收取保费在前，承担保险责任在后，这决定了商业保险公司资产具有明显的负债性，将这种负债性结合我国商业保险公司所受理的产险业务实际来看，还具有短期性，从而要求商业保险公司的资产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戴成峰，2007）。然而如前文所述，对交强险业务的赔付是“无过错”的责任范围，这样一来交强险业务对赔付资金的流动性要求相对于其他产险业务来说更高。因此，从资产负债管理来看，商业保险公司应重新分析公司整体的业务结构，根据公司目前的经营风险状况和实力来配置投资资产：充分考虑交强险业务的出险概率和平均偿付金额，合理分析其平均偿还期，在此基础上考虑其对公司整体业务负债的影响，根据资产分配原则合理配置投资资产；在注重投资资产安全性和流动性，保障公司实际偿付能力的同时，要加强资金运用方面的研究，着力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和效益。

3.从有关产险费率制定的精算模型的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考虑到影响产险费率水平特别是车险费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保人的历史索赔次数或是历史索赔金额的大小，然而交强险业务是一项具有较高经营风险（主要是赔付风险）的业务，并且具有强制性，保险公司不能拒绝受理交强险业务，由此我们认为，交强险业务费率水平的影响因素不能单一地看作是历史索赔次数或者是历史索赔金额的大小，应该是多因素决定某项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再以风险的大小来决定费率的高低。因此，从费率制定的影响因素来看，商业保险公司应对交强险费率的制定建立一个风险影响因子库，在受理交强险业务前进行风险评价，以风险水平来确定费率水平。下面对我们所提出的这种费率决定机制做具体说明：

可行性说明。我们所提出的这一费率决定机制的主要思想是根据交强险业务的不同风险水平决定不同的费率水平，而这一思想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不同费率水平的法定可能性。根据前文交强险实施前后经营成果的对比分析所得结论：目前我国交强险保险费率水平偏高，这为交强险业务制定不同费率水平提供了法定可能空间。如果投保人风险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他/她的投保费率水平将收敛于法定最高费率水平，反之，则收敛于一个较低的费率水平。

风险水平影响因子库的建立。这种由不同的因子影响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再由风险水平来决定费率水平的思想，明显比由单一因素来决定费率水平更合理、公平。影响因子的选取对于不同的商业保险公司来说可能有一定的差异，但大体上都需要考虑如下几个因子：

（1）投保人历史索赔次数，这是现有车险费率水平决定模型中考虑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另外，从实际经验来看，以投保人历史索赔次数来作为衡量交强险业务风险水平的一个影响因子肯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投保人历史索赔金额，仅以投保人的历史索赔次数来考虑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明显是不合理的，也缺乏公平性，所以我们认为以投保人历史索赔金额来修正风险水平是必要的。

（3）投保人驾龄或车辆使用年限，单从投保人历史索赔情况来衡量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还是缺少说服力，同时也不能体现公平原则，所以我们将投保人驾龄或车辆使用年限作为交强险业务风险水平的一个影响因子，用来评价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

风险水平决定费率水平的方法。这种费率水平计量模型建立的瓶颈在于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将前文所讨论的各风险水平影响因子赋予一个权重，以期能够准确合理地计量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这尚需要更多基础数据的支持和业内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在能够合理计量风险水平后，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车险费率奖惩系统，改进其中的负二项模型或二元风险模型，尽可能地准确计算费率大小。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我国交强险实施前后经营数据的对比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我国现行交强险费率水平偏高。随后根据交强险业务本身的特性，分析其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和财务管理的影响，其中特别提出了交强险费率制定的影响因素。在分析交强险费率影响因素时，我们结合前文对交强险实施前后经营数据对比分析所得的结论，提出了按照交强险业务的不同风险水平决定不同的费率水平的思想。这对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受理交强险业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受理交强险业务时，商业保险公司虽然不能拒绝受理这一业务，但是可以根据个别投保人风险水平的不同，按照合理的方法制定差别的费率。此外，本文的研究对建立交强险费率的精算模型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篇（4）

关键词：交强险、商业保险公司、财务管理

一、交强险实施前后保险业产险业务经营成果对比分析

1.数据来源。

为避免个别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成果受偶然因素的影响，本文特收集了交强险实施前后整个保险业1999—2007年产险业务收入及业务毛利的财务数据，并据以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信息。

2.交强险实施前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性说明。

根据理论和实际经验，我们将产险保费收入看成自变量，产险业务毛利看成因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并根据交强险实施前（1999—2005）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数据，得出模型为：

Y^=0.440165X+274280.9086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进一步分析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性，可以发现：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9908，正相关特性十分显著。此外，我们还计算出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为0.9817，这说明在交强险实施前只有1.83%的概率属于随机因素来影响产险业务毛利，因此所建立的这条回归线是合适的。

3.交强险实施前后保险业产险业务经营成果的对比分析。

一方面，由产险业务毛利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交强险实施前产险业务毛利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2.75%，而在交强险实施后，2006年产险业务毛利的年增长率为27.78%，2007年这一比率更是达到了37.04%；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根据2007年产险保费收入的实际数据，按照上文所得的回归模型来预测2007年产险业务毛利的话，其预测数为9067608万元，这也明显低于2007年保险业产险业务毛利的实际数9772660万元。因此，从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来看，交强险实施后保险业产险业务毛利出现了非常增长，我们认为这种非常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交强险保险费率水平偏高（这一结论将在下文费率影响因素分析中加以利用）。

二、交强险的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财务管理的影响

由于交强险本身的独特性，其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交强险的实施强化了社会保险意识的提高，不仅将商业保险公司带入了交强险这一服务领域，同时为公司的其他业务产品开拓了市场。我国交强险实施以来商业保险公司的实际投保数据表明，投保人在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后，如果要购买其他商业险种，90%以上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出单。另一方面，由于交强险具有社会救助的性质，其条款、费率水平由监管机构统一制定，各商业保险公司统一使用，国家又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业务实行“无盈无亏”的原则，加上对交强险的赔付是“无过错”的责任范围，这样势必导致商业保险公司运行成本的增加，从而加大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交强险的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这种复杂影响也对商业保险公司财务管理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

1.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永恒主题，而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对自身业绩的评价又片面地追求规模的扩张和当期的经营利润，从而忽略了业务盈利性和风险性的平衡（胡宏兵，2007）。然而，按照上文分析知，由于交强险业务本身的特殊性，商业保险公司受理交强险业务会加大公司的经营风险。如果商业保险公司还是与受理传统产险业务一样，在受理交强险业务时不注意业务审批，不注重对风险的控制和衡量的话，势必会加大保险期限内的出险频率，从而增大赔付率，影响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业绩，乃至导致整个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或破产。因此，从风险价值管理来看，要从源头防范和控制风险，并在理赔的各个环节做好应对措施，防止风险的产生和恶化：在受理每笔交强险业务以前做出风险评价，尽可能地防止赔付的发生；公司业绩考核所采用的标准和方法，要对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具有引导作用，使其能够体现商业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文化，有利于形成对风险进行全员、全过程、全范围管理的理念；为交强险业务制定新的理赔流程，进一步完善核损管理模式并加强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联系，消除投保人潜在的道德风险问题。

2.商业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保费收入，收取保费在前，承担保险责任在后，这决定了商业保险公司资产具有明显的负债性，将这种负债性结合我国商业保险公司所受理的产险业务实际来看，还具有短期性，从而要求商业保险公司的资产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戴成峰，2007）。然而如前文所述，对交强险业务的赔付是“无过错”的责任范围，这样一来交强险业务对赔付资金的流动性要求相对于其他产险业务来说更高。因此，从资产负债管理来看，商业保险公司应重新分析公司整体的业务结构，根据公司目前的经营风险状况和实力来配置投资资产：充分考虑交强险业务的出险概率和平均偿付金额，合理分析其平均偿还期，在此基础上考虑其对公司整体业务负债的影响，根据资产分配原则合理配置投资资产；在注重投资资产安全性和流动性，保障公司实际偿付能力的同时，要加强资金运用方面的研究，着力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和效益。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4-0048-06

收稿日期：2009-12-15

20世纪中期以来，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部分非核心业务委托内部或外部企业，从而使自身能够集中精力于企业的核心业务能力，以便使企业能够获取更强的竞争优势。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Drueker，1999)在其《大变革时代的管理》一书中曾预言：“在10到15年之内，任何企业都会将所有‘支持性’而不‘产生收入’的工作以及任何不提供向高级发展的机会和活动、业务委托出去给外单位去做。”这里所说的“委托出去”就是本文所讲的“外包”(outsourcing)，外包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管理学家加里・哈梅尔(Gary Hamel)和C・K・普拉哈尔德(C.K.Praharad)于1990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文中提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外包的迅速发展证实了大师们的预言，外包已成为当前企业界与理论界关心的一个热点。

如今，外包模式正在逐渐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中去，并且日益散发着它强大的吸引力，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更是起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从国际范围看，金融服务外包行业正处于行业生命周期的高速成长期，而我国的金融服务外包已经开始起步，并且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德勤fDeloitte)公司2004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未来5年内美国将有3560亿美元的金融服务要外包给海外机构，占现有金融服务成本支出的15％(王铁山等，2007)。麦肯锡公司研究发现，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1～9月，全球金融业价值2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外包合同数量从130份减少到大约100份，而合同总金额也从180亿美元下降到110亿美元(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等，2009)。

面对全球金融服务外包，特别是离岸外包的巨大的发展潜力，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金融行业的特殊性，金融业务外包会对外包双方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应该如何识别、度量、控制和规避这些风险，这样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金融服务外包风险分类方面的研究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主导的“联合论坛”出台的《金融服务外包文件》(魏欣等，2005)分析了金融业务外包存在的10项风险，这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参考标准。吴更仁(2007)将金融服务外包风险分为六个类别。王铁山等(2007)将常见的金融服务外包业务与其风险表现形式相结合加以研究。卢锋(2007)在其《服务外包的经济学分析：产品内分工视角》中将金融机构外包操作所面临的风险分成5类：战略风险、声誉风险、法律风险、缺乏适当的退出战略风险、信息风险。刘浏(2005)对商业银行业务外包--的风险进行了论述，指出业务外包的五大风险，分别是削弱控制权、操作风险、增强依赖性、不确定性风险和加大监管难度。

(二)有关风险识别方面的研究

王瀛、赵鹏大(2008)认为“金融服务外包风险一般来源于机构本身、外包服务商和市场环境等方面”。张云川(2005)在其博士论文《IT外包服务及其执行过程风险规避的研究》中提出IT服务外包中服务商的风险有三个来源：服务商自身，客户和交易。吴更仁(2007)在《金融服务外包风险控制》一文中提出了如何识别风险因素以及分析了风险因素的作用机理。

(三)有关风险度量方面的研究

刘继承(2005)运用定量化的风险评估工具对风险及风险控制经行研究。刘倩(2007)为了度量金融服务外包风险而利用三种风险评估模型将风险量化。Wullenweber，K.，Jahner，S.，Krcmar，H(2008)在其《关系风险缓和：业务流程外包缓和风险的关系方法》一文中，调研了335企业的业务流程外包，通过计量分析，发现通过关系因素可以缓和风险，可以将操作的、履行的方法和财务驱动分离。研究结果表明，关系过程，特殊冲突解决方案，对控制性能风险是最重要；而固有关系属性，例如信任最适用于管理财务风险。最后，建议在各自的风险和利益度量方面，进行一项更加完整的和具体的契约关系机制建立。Wullenweber.K，Weitzel,T.(2007)在其《根据经验探索研究标准化操作如何减少外包风险》一文中，从理论上建立了一个BPO风险模型，研究显示，较少标准化流程的风险要高于较多标准化流程的风险。并通过对126家德国银行的数据研究发现，财务和执行风险在高低标准化业务流程之间是不同的，低规范化的业务流程会有持续的高风险。

(四)有关风险防范和规避方面的研究

《金融服务外包文件》提出规避风险的基本方法，并对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外包业务监管提出了九项指导性的建议，并对各国监管当局对外包业务的监管进行了比较。张云川(2005)在其博士论文《IT外包服务及其执行过程风险规避的研究》中提出合同中的服务水平协议条款对部分外包风险的规避是有一定作用的。曾康霖、余保福(2006)，针对金融服务外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出金融机构要加强金融业务外包的全流程风险管理，通过建立实施业务外包的各项配套机制，利用合同控制金融服务外包的风险，加强外包业务道德风险监控，防止寻租行为出现等。王庆喜(2005)认为，在选定外包业务后，银行必须制定标准来评价服务商有效、可靠并高标准完成外包活动的资格和能力，以及某一特定服务商的潜在风险。提出对于服务商的审查一般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选择有资质并有充分的资源完成外包工作的服务供应商；(2)确保服务供应商在该活动中理解并能实现银行的目标；(3)落实服务商履行义务的财务能力。杨大楷(2008)认为国内金融机构对外包的风险进行管理时，需要做好合同的设计、制定风险控制计划和制定应急方案等方面的工作。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管理研究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案例和实证研究，开发了一些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金融企业的外包实践提供了决策依据。但同时，我们发现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缺乏深层次、多角度、定量化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外的理论研究主要从经济学经典理论和管理学理论对外包风险做理论上的解

释，其中有少数理论推理和演绎，也有采用案例分析和市场调查的研究方法，也有采用计量研究的方法。从总体上来看，研究方法不够系统全面，对该问题的研究计量模型研究相对欠缺，应该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将系统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从而使研究结果更有说服力。

在研究视角上，对发包商和发包国的研究比较多，从金融服务外包提供商的视角来系统的研究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的相关问题比较少。对外包风险的系统研究明显不足。目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基于案例研究基础上的风险识别和相关管理措施的制定，对外包风险的产生、风险评估方法、外包中激励机制的设计，以及如何确保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性的研究尚欠缺，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风险管理框架，也因此缺乏对企业外包风险管理的普遍指导意义。

二、金融服务外包风险识别

现代经济学明确地将风险定义为不确定性以及由不确定性所引起的不利后果。美国风险管理专家威廉姆和汉斯(C.Arthuz William Jr.and Richartet M.Heins)认为，风险管理是一种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和控制，以最少的成本将风险导致的各种不利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科学方法。简单的说，风险是某种不利事件或损失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的函数，我们可以归纳出金融风险与风险发生概率及其后果的函数关系：即：R=(fP・C)。其中，R指金融风险程度，P为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C为金融风险造成的可能损失。在多种风险因素并发的情况下，这种函数关系可表述为：R=f(P1・C1+P2・C2+…+PnCn)。

巴塞尔联合论坛在《金融服务外包》文件中指出了10种主要风险，包括：(1)战略风险(StrategicRisk)是指承包商依自己的利益自行处理业务而不符合发包方的总体战略和利益，发包方未对承包商实施有效监督，发包方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对承包商进行监督。(2)声誉风险(Reputation Risk)。是指承包商服务质量低劣，对客户不能提供达到发包方要求标准的服务，或承包商的操作方式不符合发包方的规定做法。(3)法律风险(Compliance Risk)是指承包商不遵守有关隐私的法律，或未能充分遵守保护客户资料以及审慎监管的相关法律，或没有充分遵从监管和制度。(4)操作风险(OperationalRisk)是指出现技术故障，或承包商没有充足的财力来完成承包的业务并无力采取补救措施，欺骗或过失或发包方难以对外包项目进行检查或检查成本过高。(5)退出风险(Exit Strategy Risk)是指发包方过度依赖某一承包商，或自身缺乏对有关制度的熟悉而没有能力在必要时收回外包业务，或快速终止外包合同和更换承包商的成本过高。(6)信用风险(counterparty Risk)是指保险或信用评估不当、应收账款质量下降。(7)国家风险(country Risk)。包括政治、社会和法律环境造成的风险，或商业可持续性规划更加复杂。(8)履约风险(contractual Risk)是指承包商不能履约完成合同规定任务的风险。(9)沟通风险(Aeeess Risk)是指外包业务阻碍了发包方及时向监管当局提供数据和其他信息，监管当局理解承包商业务活动有额外的困难。(10)集中和系统风险(cion and Systemic Risk)是指承包商给行业整体带来的风险较大，包括个别企业对承包商缺乏控制，以及行业整体面临系统性风险。

(一)金融服务外包风险影响因素

并不是所有的风险因素都可以导致外包风险。因此，较为准确的判定哪些外包风险是需要控制的，而哪些外包风险则是可以规避的，就成为了外包风险识别的重要内容。

在金融服务外包中，金融机构作为委托方实施金融服务外包战略，将金融服务外包给外包商，战略目标的实现就依赖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愿景。资源和竞争能力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支持要素，资源和竞争能力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它们除了直接对战略产生影响之外，还可以通过对彼此的改变而间接影响战略；环境的变化会对战略产生影响，并导致资源以及竞争能力的变化；战略本身也暗藏着风险因素，委托方和承包商的战略之间也有很大的相关性。因此不论是各个风险因素之间的关系，还是双方当事人的潜在风险，它们中间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可能打破平衡，导致风险的出现，因此，外包风险管理的目标就是保持环境、资源、能力、战略之间的动态平衡(万鹏飞，2008)。

具体来说，影响服务外包的风险因素主要有：第一，外包合同履行的风险。在合同履行期间，由于商务需求和环境可能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外包合同履行的基础不确定性连接起来，最终导致了法律上的风险。第二，在金融机构的业务外包实践过程中，外包总是不可避免的被改变，这就导致了运行上的风险。第三，机密资料的泄露、服务提供商的雇员可能会违反保密条例从而导致了运行上、法律上和声誉上的风险。第四，缺乏完善的缓解运行风险的管理机构。

(二)金融服务外包风险识别

要有效地规避金融服务外包的风险，仅仅识别其影响因素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追根溯源，从而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本文认为金融服务外包的风险源可以分为三个，即客户、服务商和交易。具体来说，源自客户的风险一般是客户由于接触不到较为前沿的技术而缺乏创新，或是客户与所外包的服务脱节而不能使得其他相关业务与之相衔接，或是由于客户临时性的需求变动使得服务提供商无法很好地随之更新。源自服务商的风险一般是由于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不能使最终的顾客满意而对委托外包的客户造成各方面的损失，或者是由于相关操作的服务人员缺乏经验所引起的缺陷，或者是由于服务商疏于掌握新的技术而引起的服务质量及竞争力问题，或者是由于某些服务提供人员将客户资料外泄而造成了法律问题。源自交易的风险一般是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隐藏成本，或者是在交易过程中双方由于商业上的不确定引起的纠纷和冲突，或者是在交易过程中由于双方缺乏沟通而引起的矛盾，这些往往成为了容易忽视却又影响重大的风险。

三、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的度量

J・P・Morgan的风险值测定法的计算方式为：风险度=风险造成的损失×风险发生的概率。计算公式是：V=C×P(1)，其中：V是风险大小的变量，c指风险带来的损失，P指风险发生的概率。在公式(1)中，如何确定风险发生的概率和风险造成的损失是一个比较随机的过程，不同的研究人员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从而导致整体评估误差过大。

为解决这一问题，风险值测定法将风险对项目

的影响分为5个等级并提供了风险发生概率的解释性说明(见表1)。

在金融服务外包风险测评过程中，可以对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相关管理人员和外包专家进行定量化调查，然后对金融服务外包过程中的具体风险事件的影响程度和发生概率进行加权平均，最终确定各项指标的风险发生概率和损失大小。在得到这些数据之后，就可以根据公式将概率和损失大小相乘即可以得出该项目风险的大小。如果再不能确定风险概率的情况下也可以根据表1对应出大致的风险概率以及风险带来的损失。

若能对风险的大小进行衡量和排序，便能够为后续的风险控制提供依据。本文采用风险矩阵法，其基本思路是找出外包中的风险事件，然后评价外包风险事件的影响等级以及风险发生的概率(见表1)，再通过对照表给出的标准来确定风险等级(见表2)。

对于测定金融服务外包风险来说，可以先根据经验或是理论找出风险事件，然后对照表1中数据得出风险事件的影响等级以及风险发生的概率，之后再对照风险级别对照表即表2中的数据来确定出金融服务外包中的风险等级，最终就可以掌握确定的某些风险事件其中的风险级别。

四、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的规避

在金融服务外包过程中，可以通过签订详细的外包合同条款来规避风险。

第一，通过对服务的描述，将发包商和服务提供商之间的义务加以确定，并且使得双方都对此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避免了一方对另一方的信息隐藏，或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一方的不理解或不知晓。除此之外，由于对发包方的需求进行了量化估计，也就避免了将来在外包执行过程中因为需求过于抽象或是标准不统一而造成一定的风险。

第二，通过对服务质量的描述，发包商将最能符合自己业务需求的服务水平指标明确地规定在服务水平协议中，就使得服务提供商务必按照这些指标的标准来提供服务，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也就可以确保发包商可以避免所获得的服务无法达到需求的水准。

第三，通过对服务质量的度量以及报告机制的规定，可以实现对服务质量的测试，也就可以在一定的时间段对服务商所提供的服务质量进行测评，为后续提供的服务有个良好的参考价值。另外，服务提供商定期提供的报告可以保障发包商及时地了解到所提供服务的最新情况，而不至于将错误犯到无法弥补的境地，酿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第四，通过惩罚和奖励机制的制定，可以适时地针对服务商提供服务的质量优劣奖惩有别，这样适度的奖励和惩罚可以激励或是鞭策服务提供商更好地提供服务。避免了服务商或是懒于创新，而使得服务不能领先于竞争对手；或是偷工减料，而使得服务质量不过关最终影响了发包商的信誉等。

第五，通过争议解决和合作结束机制的存在，将某些事情的处理方式和原则确定下来，以此避免在发生诸如此类事件的时候，双方发生不必要的纠纷和冲突。

另外，在金融服务外包过程中，通过以上外包合同条款来规避风险。同时，加强源于客户、服务商以及交易风险的管理，可以更好地规避服务外包过程中的风险。

(一)源于客户的风险规避

在金融服务外包中，由客户自身所引发的风险包括：没有新的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缺乏创新能力，所外包出去的业务资源与核心业务紧密相关，并且客户与服务提供商及技术人员之间有可能会缺乏交流。所以，应该在服务外包合同中规定服务提供商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与客户保持沟通状态。并且列出如果达不到相应的服务质量时服务提供商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

在金融服务外包中，对于服务提供商来说由客户所引发的风险包括：由于商业上的不确定性，客户可能在签完外包合同之后改变需求，这就需要服务提供商的迅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具备更新换代的积极适应能力。当然这样的变化并不代表就一定会产生损失，但是站在服务提供商的角度，同样，可以合同对可能发生的类似情况予以规定，以期能够为将来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准备好充分的缓冲机会。

(二)源于服务商的风险规避

在金融服务外包中，对于客户来说由服务商所引发的风险包括：服务人员缺乏经验，服务商疏于掌握新技术，客户过于依赖服务提供商而对自己的相关业务逐渐生疏最终在必要时无力收回，由于服务商恶劣的服务会对客户的声誉造成很大的影响以及由于服务商的工作人员可能将顾客的资料外泄而产生法律风险。面对此类情况，可以为客户建立知识管理体系，并且帮助建立客户的合同管理团队。在外包合同中将服务商可能违反的条例条规进行量化，从而有依据地给予适应的惩罚和监管。

在金融服务外包中，由服务提供商所引发的风险包括：由于服务商提供的服务得不到客户的满意而产生的额外成本增加。因此，服务提供商在提供服务之前就应该通过合同条款中的规定，对客户满意度进行明确的规定和量化，这不仅可以为客户保证服务质量，也可以为服务商所提供的服务确立一个可以度量的标准，使得双方的沟通以及相处关系可以更加有利于双方的利益。

(三)源于交易的风险规避

在交易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包括：交易的过程可能会削弱客户对外包项目的管理以及发生多项隐藏的成本，例如客户选择服务提供商时的交易成本，将业务转交给服务提供商的转接成本，在交易过程中服务未能达到标准而产生的损失成本等。以及在交易过程中双方可能因为商业上的不确定性而引起纠纷和冲突，还包括可能在交易过程中由于双方缺乏沟通而引起矛盾。这就要求实施金融服务外包的双方不仅在交易之前需要充分地评估对方，而且在交易过程中应该通过合同条款的规定进行定期的项目评估来达到跟踪服务进程的目的，从而及时地将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除此之外，还要在合同的相关条款中对外包的服务内容和质量进行详细的规定及量化来确保交易信息的透明度和标准化。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篇（6）

一 保险电子商务及其特点

电子商务是指运用电子通信作为手段的经济活动，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对带有经济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宣传、购置与结算。保险电子商务是电子商务在保险行业的应用，是指保险公司或保险中介机构以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技术为工具来支持保险经营管理活动。

保险电子商务的主要特点包括:(1)虚拟性:它没有现实的纸币或金属货币，一切金融往来都是以数字化在网络上得以进行。(2)直接性:客户与保险机构的相互作用更为直接，解除了传统条件下双方活动的时间、空间制约。(3)电子化:在经济交易中采用电子单据、电子传递、电子货币交割，实现无纸化交易，避免了传统保险活动中书写任务繁重且不宜保存、传递速度慢等弊端。(4)时效性:保险公司随时可以准确、迅速、简洁地为客户提供所需的资料，客户也可以方便、快捷地访问保险公司的客户服务系统，实现实时互动。

综上所述，保险电子商务具有诸多优点，应当在保险行业大力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保险电子商务还处于起步阶段。2000年3月9日，国内推出首家电子商务保险网站——“网险”，随后各中外资保险公司都开通了自己的保险电子商务网站，但目前这些网站大部分都没有实现网上实时投保。

二 保险条款与保险电子商务

1. 保险条款及其通俗化

保险条款是列明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重要文件。保险条款的内容明确了投保条件、保险责任起止时间、保险责任、交费办法、宽限期间和合同中止、除外责任、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索赔时效等内容。它是保险公司对所承保的保险标的履行责任的依据，在保险合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市场上的保险条款，往往专业性过强，条款中很多词语晦涩难懂、专业术语过多。保险条款应当具备专业性并确保用词严谨，但专业术语太多太深奥，会影响客户的阅读与理解。

2.保险电子商务对条款通俗化的需求分析

在保险电子商务中，主要是保单网络销售环节和条款通俗化问题有密切关系，下文讨论的保险电子商务主要指保单网络销售。保险条款不通俗将对保险电子商务产生以下不利影响:

(1)保险条款的不通俗将使客户阅读困难，无法执行保单购买流程。传统销售中，营销员可以为客户解释条款中的难点，指出条款的重点关键所在，克服保单过于专业的问题。而网络销售中，客户将面对电脑屏幕和条款中冷冰冰的文字，在网络上几乎“一条龙”地完成保单购买。条款不通俗将使客户无法理解险种中的各种约定、说明，不得不放弃保险购买计划。

(2)保险条款的不通俗将使客户难以理解条款中细节，以致害怕被误导，不敢购买保单。客户在签订保险合同时会往往存在警惕心理，保单中过于专业的字眼会让客户深恐遭到误导，从而放弃保险购买计划。

(3)保险条款的不通俗将削弱网络销售渠道的竞争力。网上保险条款不具备传统销售渠道中营销员对条款“人性化”的解释与辅助说明能力，所以客户在同等条件下，可能宁可放弃操作便捷的网上购买，而去选择对条款解释的更清楚的传统购买模式。

条款通俗化是保险行业各个销售渠道所共同面对的课题，但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保险电子商务的特点使其更容易受到条款通俗化问题的影响，对保险条款通俗化有着更强的需求。为了促进保险电子商务的发展，必须积极消除条款不通俗这一“瓶颈”。

三、面向保险电子商务的条款通俗化建设的原则讨论

保险条款的通俗化建设，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思路。直接的通俗化建设是指对条款本身的修订、加工、优化，是狭义的通俗化;间接的通俗化建设是指采取客户服务等其他手段让客户能够通俗地理解条款，是广义的通俗化。

1. 直接通俗化建设的原则

首先，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在传统销售领域还是网络销售领域，条款本身的通俗化修订都是大势所趋。作者认为，因为保险网络销售是对条款通俗性要求最苛刻的销售渠道，所以我们应该以保险电子商务的苛刻需求作为目标推动全行业条款的修订工作。又因为保险电子商务中销售着与传统渠道相同的保险产品，所以可以随全行业的通俗化进程享用修订的成果。其次，要优化建设方案，使通俗化建设达到合理的速度、效度与精度。为此，笔者依据控制论的数学思想设计了条款修订的系统模型，并设计了反馈测试方案，力求使建设工作数学化、解析化。

2.间接通俗化建设的原则

保险条款本身不可能无限度地通俗化，因为这样既会丧失必要的专业性，影响合同的严谨，而修订工作也永远无法满足所有人的理解能力。于是条款的间接通俗化建设，即建立解答条款的客服系统，显得非常必要。

笔者认为，保险电子商务中条款间接通俗化建设的核心原则是建设出针对性的配套e客服系统。e客服是保险电子商务的特色服务项目，后文中作者将论证:e客服较之营销员的解释可以更有效地辅助客户理解。

四、 直接通俗化建设与负反馈测试工程

1. 保险条款通俗化修订的大环境

20世纪70年代起，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根据市场的需要，都对保单进行过通俗化、简明化的修订。近年，提高条款可读性和推进条款通俗化也引起了中国行业监管部门、保险公司的重视。中国保监会从2003年开始酝酿此项工作，积极研究国外情况，同时密切关注国内保险条款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动态。2004年，保监会在人身险领域出台了《推进人身保险条款通俗化工作指导意见》，条款一共八条，旨在“使保险条款通俗易懂，方便购买”。这一文件出台后，各公司开始大规模进行通俗化工作。

2. 条款修订的模型分析

依照第三节设计的条款修订的两条原则，笔者首先依据数学中的控制论分析建立了条款修订的系统模型。图1表示的是条款修订模型的系统结构，括号中标出的是各个环节的控制学含义。其中，通俗化建设的目标是系统的给定，修订工作是系统的控制器(调节器)，保险条款是受控对象，修订结果是系统输出，测试工程是系统的变送器(传感器)。 转贴于

图1

此处的受控对象——保险条款可以被近似地抽象为一个一阶系统，其复频域表达式为Ke-τs/Ts+1，K为系统增益，T为时间常数，τ是滞后时间。那么，系统时域响应曲线可以绘为图2。归一化的单位1表示保险条款修订的期望目标，曲线的震荡表示测试过程中对修订的正负纠正。

虽然保单通俗化的问题不能绝对数量化，但解析化的模型能够更有效地指导我们的修订工作，从程度与趋势上考虑修订的效果。

3. 负反馈测试工程的设计

按照控制论的思想，调节一个系统要追求“快、稳、准”，条款修订亦可以遵循这些原则，即兼顾修订的速度、效度与精度。首先要确定通俗化的目标(给定)，保险电子商务面向的是无人性化辅导的客户，所以要追求尽可能的简单明了。其次要设计修订工作(控制器)的策略(算法)和测试工程(变送器)的协同工作。即找到有代表性的测试人群，一边修订一边组织可读性测试。在这一过程中，需采用控制论中最通行的负反馈控制思想(负反馈纠正偏差，正反馈引起震荡):当给修订后的条款通俗程度不能达到保单网络销售的要求时，继续进行通俗化修订;过于通俗而在专业性程度上有所不足时，反向地向专业化修改;直到最终达到要求时再中止。这其中修订的力度可以遵循控制学中PID(比例-积分-微分)系列算法中的P控制(比例控制)思想。

五、间接通俗化建设与配套e客服系统

1. 配套e客服系统的作用与意义

控制学在工业中应用时，经常不苛求系统模型的精确性，不苛求系统受控后的性能指标，节省下成本并用其他辅助性手段弥补。保险电子商务的条款通俗化建设中也可以借鉴这一思想，在保险条款不可能无限度通俗化的客观条件下，适当采用e客服系统帮助客户理解条款，降低直接通俗化建设(条款修订)的复杂度和难度。

2. 间接通俗化建设中e客服的特点

(1)是电子商务客户的首选。保险电子商务的在线客户，在遇到条款方面的疑问时，可以选择电话咨询、找营销员咨询和向网站咨询等多种方法解决。但选择和网站咨询最为便捷、最为对口，所以，必须要建设起相应的网络e客服系统，及时解答客服问题。

(2)解释更权威，实现专家资源共享。网站上接收到的对条款的疑问，可以交由公司最权威的部门解答，一改以往营销员水平参差不起，对客户解答不够准确甚至误导客户的问题。

(3)以文字形式说明效果更佳。解释条款时，文字性表述比语言说明更加严谨、更加到位。

(4)回复效率更高。客户会问出大量重复的问题，使用电子答复系统。或者可以把问题集中建立FAQ(下转53页)(上接55页)栏目，或者用复制常用答复文本的方法，在一一答复时提高效率。

以上特点使e客服比人工客服能更好地解释条款，使客户在遇到较专业的条款时，能通俗地理解相关内容。

3. 配套e客服系统的建设思路

笔者的思路是将其分为三个环节:

(1)问题提交系统。可以采用专设电子信箱的方法，也可采用问题在线提交界面的方法。

(2)专人解答环节。可以由经验丰富的人员每日集中解答问题，通过客户留下的电子邮件地址，回复客户。

(3)常见问题汇总。可以定期总结客户提出频率较高的问题，集中在FAQ栏目解答。

e客服除了要考虑上述服务硬条件，还要考虑服务态度、服务意识这些软条件，这些需要服务人员的努力和管理人员的重视。硬软兼顾，才可以真正建立起有效的配套e客服系统，服务于条款的通俗化建设。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文辉. 2004中国人身保险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篇（7）

1.保险业电子商务概述1.1保险业电子商务产生的原因及主要类型有人这样评价互联网：人们对于上网已没有选择，不上互联网就好比没有电话。随着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电子商务这一新的商业形式在全球引起关注。虽然它存在安全、法律、技术、费用、文化等方面的缺点，但是成千上万的企业或个人用户把网络融入企业的运营和社会生活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据CNNIC资料显示，2004年12月，中国共有9,400万名互联网用户；到了2008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以22.6%的比例首次超过21.9%的全球平均水平。同时，我国网民数达到2.98亿，宽带网民数达到2.7亿，国家CN域名数达1357.2万，三项指标继续稳居世界排名第一。2008年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较2007年翻了一番还多，达到1.17亿，博客用户数量为1.62亿。曾几何形倍增的网民数量庞大，是一个巨大的客户群，虽也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保险业是金融领域信息化程度和新技术装备含量最低的一个行业，“网上银行”、网上炒股、网上拍卖典当并不鲜见。而保险业却长期固守传统的经营理念和商业模式。但近几年来这种情况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1.2保险业开展电子商务符合客户的需要。 随着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日益提高，市场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消费者主导的买方市场上，消费者将面对更多的选择，这一变化也使现代消费者心理与以往相比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

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专业化的趋势下，即使在许多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中，大多数消费者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对产品进行鉴别和评估，但他们对于获取与商品有关的信息和知识的心理需求却并未因此消失，反而日益增强。论文参考网。这是因为消费者购买的风险随选择的增多而上升，而且对单向的“填鸭式”营销沟通感到厌倦和不信任。尤其在长期寿险一类的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上，想买保险的人期望通过访问不同的网站，在自己的电脑上查询不同保险公司的产品、报价，比较各种保险产品的差异，最大限度的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消费者在分析比较过程中可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减少风险和购买后产生后悔的感觉，增加对产品的信任和心理上的满足感。消费主动性的增强来源于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和人类追求心理稳定和平衡的欲望，而且人天生就有很强的求知欲。

2.保险业电子商务带来的风险与对策2.1保险业电子商务带来的风险虽然电子商务给保险业注入了活力，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电子商务在实际运作中会面临方方面面的风险，只有识别这些风险，分析本质原因，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电子商务才能发挥出巨大的优势。这些风险设涉及到网络技术风险、经营风险、行为风险、法律风险、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等，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网络保险时亟等解决的。

2.2保险业电子商务的风险管理加大信息基础设施投入。计算机系统、网络通信设备、网络通信线路、网络服务器等设备,在静电、电磁泄漏和意外事故等情况下会造成数据的丢失,机密信息泄漏。所以,加快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建设,选择高性能的网络设备,建设安全、便捷的电子商务应用环境,才能为电子商务交易的信息提供硬件保障。实施技术防范措施。保险业电子商务的运作涉及资金安全、信息安全、商业秘密等多方面的安全问题,任何一点漏洞都可能导致大量资金流失。而这些安全首先是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目前,防火墙技术、电子签名和安全认证,成为电子商务比较成熟的技术安全措施。

3.发展中国保险电子商务的建议3.1重视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机遇倡导有条件的保险公司尝试进行电子商务，获得未来的竞争力。前文提到对我国保险电子商务其进行专门性研究的还很缺乏，且研究主体以保险公司为主体。监管机构和社会研究人员应该重点关注，并且建立一个沟通得平台，使国内的寿险业快速拉进与外资公司的管理差距。可以通过举办研讨会、短期进修班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引导。对于取得良好经验的机构，应由监督机构进行组织，行业内进行学习，增进了解。

3.2加强保单条款标准化、通俗化建设从前文可知，网络保险适用于那些只用少量参数就可以描述和定价、条款比较标准且容易理解的保险，例如机动车辆保险，家庭财产保险等。网络保险营销的关键在于能否用通俗的语言传递给投保者全面准确的信息。2005年11月，中国保监会正式了《人身保险保单标准化工作指引（试行）》，对人身保险保单册和人身保险条款，初步提出了统一的要求。但是，目前只有少数几家推出了通俗化保单，网络保险的层次也停滞在低水平阶段。而且即使通俗化以后还是不容易弄懂。保监会有必要进一步推进保单条款标准化、通俗化建设，并加强对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的审批力度，使保险合同的内容和形式更加规范，同时通俗化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促进网络保险的发展。

3.3加强保险知识教育，提高网络保险认同度网民数量的增加、年龄结构的优化以及文化程度的提高，对网络保险的开展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网民文化程度的提高并不等于保险知识的增加，网民数量的快速增加也不等于网络保险的强劲增长。因此，加强网民的保险知识教育，并提高其保险认同度，是引导和释放网络保险需求的必要途径。保险营销网站的推广对网上保险营销起着决定性作用，保险公司对保险知识和网络保险的宣传应以推广自己的营销网站为主，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1）与门户网站合作，推广自己的网络保险营销主页，提高网络保险的知名度；（2）联手银行、证券等行业，建立综合性金融门户网站，实现网络客户资源的共享。（3）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等公众媒体，扩大保险行业的社会影响力。（3）在保险营销网站上，通过保险基

4.结 论

在我国开展的保险业电子商务的研究十分具有现实意义，对探讨和促进保险业的电子商务和完善保险监督具有重要的作用。论文参考网。根据本文的研究，笔者坚信这样一个结论：我国保险业借金融危机之“机”，推动电子商务在保险业的运用，是一个难得的市场机遇。论文参考网。从理论上讲推动保险电子商务可以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同业竞争力；从实践来看，中国的保险公司和监管机构应当重视这种新型的营销模式，一方面对电子商务的未来趋势等方面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要选择项目进行实践才行。为解决保险网络营销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政府及监管机构积极发挥其职能，与保险公司形成良好的互动，才能更好地促进保险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徐可奇. 沪保险市场中强外弱 中资保险继续扩张[J].金融时报，2009，(3):01一02.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篇（8）

1.保险业电子商务概述1.1保险业电子商务产生的原因及主要类型有人这样评价互联网：人们对于上网已没有选择，不上互联网就好比没有电话。随着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电子商务这一新的商业形式在全球引起关注。虽然它存在安全、法律、技术、费用、文化等方面的缺点，但是成千上万的企业或个人用户把网络融入企业的运营和社会生活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据CNNIC资料显示，2004年12月，中国共有9，400万名互联网用户；到了2008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以22.6%的比例首次超过21.9%的全球平均水平。同时，我国网民数达到2.98亿，宽带网民数达到2.7亿，国家CN域名数达1357.2万，三项指标继续稳居世界排名第一。2008年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较2007年翻了一番还多，达到1.17亿，博客用户数量为1.62亿。曾几何形倍增的网民数量庞大，是一个巨大的客户群，虽也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保险业是金融领域信息化程度和新技术装备含量最低的一个行业，“网上银行”、网上炒股、网上拍卖典当并不鲜见。而保险业却长期固守传统的经营理念和商业模式。但近几年来这种情况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1.2保险业开展电子商务符合客户的需要。 随着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日益提高，市场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消费者主导的买方市场上，消费者将面对更多的选择，这一变化也使现代消费者心理与以往相比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

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专业化的趋势下，即使在许多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中，大多数消费者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对产品进行鉴别和评估，但他们对于获取与商品有关的信息和知识的心理需求却并未因此消失，反而日益增强。论文参考网。这是因为消费者购买的风险随选择的增多而上升，而且对单向的“填鸭式”营销沟通感到厌倦和不信任。尤其在长期寿险一类的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上，想买保险的人期望通过访问不同的网站，在自己的电脑上查询不同保险公司的产品、报价，比较各种保险产品的差异，最大限度的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消费者在分析比较过程中可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减少风险和购买后产生后悔的感觉，增加对产品的信任和心理上的满足感。消费主动性的增强来源于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和人类追求心理稳定和平衡的欲望，而且人天生就有很强的求知欲。

2.保险业电子商务带来的风险与对策2.1保险业电子商务带来的风险虽然电子商务给保险业注入了活力，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电子商务在实际运作中会面临方方面面的风险，只有识别这些风险，分析本质原因，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电子商务才能发挥出巨大的优势。这些风险设涉及到网络技术风险、经营风险、行为风险、法律风险、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等，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网络保险时亟等解决的。

2.2保险业电子商务的风险管理加大信息基础设施投入。计算机系统、网络通信设备、网络通信线路、网络服务器等设备，在静电、电磁泄漏和意外事故等情况下会造成数据的丢失，机密信息泄漏。所以，加快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建设，选择高性能的网络设备，建设安全、便捷的电子商务应用环境，才能为电子商务交易的信息提供硬件保障。实施技术防范措施。保险业电子商务的运作涉及资金安全、信息安全、商业秘密等多方面的安全问题，任何一点漏洞都可能导致大量资金流失。而这些安全首先是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目前，防火墙技术、电子签名和安全认证，成为电子商务比较成熟的技术安全措施。

3.发展中国保险电子商务的建议3.1重视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机遇倡导有条件的保险公司尝试进行电子商务，获得未来的竞争力。前文提到对我国保险电子商务其进行专门性研究的还很缺乏，且研究主体以保险公司为主体。监管机构和社会研究人员应该重点关注，并且建立一个沟通得平台，使国内的寿险业快速拉进与外资公司的管理差距。可以通过举办研讨会、短期进修班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引导。对于取得良好经验的机构，应由监督机构进行组织，行业内进行学习，增进了解。

3.2加强保单条款标准化、通俗化建设从前文可知，网络保险适用于那些只用少量参数就可以描述和定价、条款比较标准且容易理解的保险，例如机动车辆保险，家庭财产保险等。网络保险营销的关键在于能否用通俗的语言传递给投保者全面准确的信息。2005年11月，中国保监会正式了《人身保险保单标准化工作指引（试行）》，对人身保险保单册和人身保险条款，初步提出了统一的要求。但是，目前只有少数几家推出了通俗化保单，网络保险的层次也停滞在低水平阶段。而且即使通俗化以后还是不容易弄懂。保监会有必要进一步推进保单条款标准化、通俗化建设，并加强对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的审批力度，使保险合同的内容和形式更加规范，同时通俗化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促进网络保险的发展。

3.3加强保险知识教育，提高网络保险认同度网民数量的增加、年龄结构的优化以及文化程度的提高，对网络保险的开展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网民文化程度的提高并不等于保险知识的增加，网民数量的快速增加也不等于网络保险的强劲增长。因此，加强网民的保险知识教育，并提高其保险认同度，是引导和释放网络保险需求的必要途径。保险营销网站的推广对网上保险营销起着决定性作用，保险公司对保险知识和网络保险的宣传应以推广自己的营销网站为主，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1）与门户网站合作，推广自己的网络保险营销主页，提高网络保险的知名度；（2）联手银行、证券等行业，建立综合性金融门户网站，实现网络客户资源的共享。（3）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等公众媒体，扩大保险行业的社会影响力。（3）在保险营销网站上，通过保险基

4.结 论

在我国开展的保险业电子商务的研究十分具有现实意义，对探讨和促进保险业的电子商务和完善保险监督具有重要的作用。论文参考网。根据本文的研究，笔者坚信这样一个结论：我国保险业借金融危机之“机”，推动电子商务在保险业的运用，是一个难得的市场机遇。论文参考网。从理论上讲推动保险电子商务可以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同业竞争力；从实践来看，中国的保险公司和监管机构应当重视这种新型的营销模式，一方面对电子商务的未来趋势等方面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要选择项目进行实践才行。为解决保险网络营销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政府及监管机构积极发挥其职能，与保险公司形成良好的互动，才能更好地促进保险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发展。

参考文献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篇（9）

近年来，农业保险相关问题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中共中央连续六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发展农业保险作出部署，国务院也早已将农业保险立法工作列入规划①。这一方面表明党和政府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许可以反映农业保险立法工作遇到了一定的障碍，因而迫切需要我们再度审视农业保险基本理论问题，为尽早克服立法障碍，完成立法规划而努力。本文以现行法律为基础，以公、私法区分为视角，分别从农业保险的概念、运行和立法三个方面，讨论农业保险的基本问题。

一、“农业保险”的含义。

在学界关于农业保险的定义中，典型的表述为：“农业保险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 即保险人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 对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 1 ]（P236）或农业保险指“以长期和收获期的农作物、经济作物、禽畜和水产养殖动物为保险标的，在保险标的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害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 2 ] （ P2 ），或“适用于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和林业的保险”[ 3 ] （ P12 ）。可以看出，上述定义均采用“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 农业保险被定义为“农业生产领域的保险”。单从概念定义的角度看，如此定义农业保险尚无问题，但从立法角度看，将指代如此含义 的“农业保险”一词作为一个法律术语使用于法律文本，则未必恰当。

我国《保险法》（2009 年） 第186 条第 1 款规定： “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②立该法条的目的无外乎两个，一是宣示国家对发展“农业保险”的责任，二是厘清“农业保险”与保险法的关系。但现实是，一方面，我国至今没有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对农业保险作出“另行”规定； 另一方面，“农业保险”不但存在，且在政府的鼓励、支持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 3 ] （ P114 ）这种状况难免让人产生法律适用上的疑问——— 该法条既然明确规定 “农业保险”应“另行规定”，自然应得出“农业保险”不受《保险法》规制，也不受《保险法》确立的主管机关管理的结论。但事实上，我国目前正在试点开办的“农业保险”却确实应受《保险法》规制，并实际由保监会监管。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并不是实务运作藐视或违反立法，而是由于相关概念的混淆和立法技术的粗疏。

实际上，“保险”一词本身并不是一个严谨统一的法律术语。保险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保险指的是商业保险，广义的保险除商业保险外，还包括社会保险。[ 4 ] （ P19 ）商业保险受保险合同法的规制，当事人之间产生私法上的关系； 社会保险一般受专门立法的规制，当事人之间通常产生公法上的关系。只是由于商业保险一枝独秀，以至于人们一般将“保险”与“商业保险”等同。

此外，我国商业保险采取的是合并的立法体例，即将商业保险合同法与商业保险组织法同时规定于一部法律中，并命名为“保险法”。相比单独制定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法的立法体例，这种统一的立法体例通常会进一步掩盖保险、商业保险、社会保险等几个相似概念的差异，尤其是容易使人误认为《保险法》是规范一切保险的法律，进而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偏差。

农业保险虽特指农业生产领域的保险，但其既然名为保险，自然在逻辑和现实上都会面临上述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价值，政府往往基于特别的政策考量，对农业保险采取异于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故保险、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概念混淆的问题，在农业生产领域保险制度中有被放大的可能。

无论我国采取何种模式，在逻辑上农业保险都可以被区分为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③前者当事人间属于公法关系，后者属于私法关系。因此，我国《保险法》第 186 条第 1 款中所谓需要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的“农业保险”，实质仅指产生公法关系的农业社会保险。其需要“另行规定”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保险属于公法关系，依据依法行政的原则必须有特别的法律渊源，不能适用作为私法的《保险法》、《合同法》，[ 5 ]而正在我国如火如荼试点和开展的各种所谓的农业保险，实质均属于商业性农业保险，其产生私法关系且不受《保险法》第 186 条第 1 款的制约。据此，上述《保险法》中看似矛盾的现象，便通过对法律文本的限缩解释得到了解决。

区分“农业保险”、“商业性农业保险”、“农业社会保险”这几组概念，我们还必须分析我国《农业法》中的有关条文。《农业法》（2002 年） 第46 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其第 1 款宣示国家对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负有义务，第 2 款区分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并赋予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在农业保险中的合法地位，第 3 款明确规定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

与 1993 年《农业法》第 31 条相比，该条文修改的幅度虽然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条文第 2 款中首次出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等表述。而对于这里所谓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与“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的关系问题，理论上存在较大的分歧。有人认为，从法条的文义及立法沿革看，“政策性农业保险”与“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并没有交集，前者属于社会保险，产生公法关系，后两者属于商业保险，产生私法关系。还有人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既包括农业社会保险，又包括政府扶持的“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

我们认为，上述第一种解释显然更符合法条文本本身的表述，④但是，由于当前的农业保险立法和理论研究基本接纳了第二种解释，⑤为了避免立法和研究出现不必要的概念混乱，我们应便宜行事接纳第二种解释。至于第三种解释，因其在与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杂糅之后，更易让人混淆公私法关系，故而不可采。

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可以通过对法条限缩解释调和实务与法律的矛盾，但法条文本本身存在的争议并不会消失，今后仍可能随着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或创新而重新浮起甚至放大。但遗憾的是，当前有关农业保险的研究往往都忽视了这一点。[ 6 ]事实上，从比较法上观察，各国都极为重视农业保险基本概念的问题，例如，日本于 1947年将其《农业保险法》与《家畜保险法》合并，制定了新的《农业灾害补偿法》

[ 7 ] （ P11 ）。虽然该法所规定的补偿制度，实际上仍是不折不扣地以保险基本原理为基础，[ 8 ] （ P776 ）但为了彻底区分于商业保险，避免概念和法律适用上的争议，日本立法完全摒弃使用“保险”一词。虽然在具体立法技术上各国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但这种主动避免法律适用争议的意识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二、农业保险的运行模式。

中国保监会曾提出五种发展农业保险的主要模式： 一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 二是在经营农业险基础较好的地区如上海、黑龙江等地，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 三是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四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五是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 9 ]分析可知，模式一、二、三、五均属于商业性农业保险，区别仅在于保险人分别是专业保险公司、外国保险公司或相互保险公司，模式四我们暂时将其归类于农业社会保险⑥。无论选取何种模式，实际上都逃脱不了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也即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的二元分类⑦。

我们首先考察农业社会保险模式。这种模式的农业保险既然属于社会保险的一种，自然产生公法关系，其优势在于直接由政府承保，保险的公益性特征明显。在我国，社会保险部门若能逐步开展农业社会保险，还有进一步促进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权利均等化的重大意义。目前，开办农业社会保险的障碍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全国范围的农业社会保险需要动员极大的社会资源，仅仅以必须设立专门机关一项而言，即可谓工程浩大，难度很大； 二是社会保险虽然收费低廉且不以盈利为目的，但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分散风险，往往表现为强制保险。[ 8 ] （ P733 ）但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如果采取强制保险，即便收费低廉，农民也未必认同，反而往往易被认为是“伤农”行为。正是基于这点考虑，《农业法》第 46 条第 3 款明确规定： 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但如果不采取强制保险，由于我国大多数农民并没有把农业生产风险列为其受威胁的主要风险，[ 10 ] （ P2、P75 ）故而不愿参加农业社会保险，参保人数越少则风险越难分散，保费就越难以逐步降低，如此恶性循环，高效、顺畅的农业社会保险制度恐怕永远难以建立起来。

实际上，我国早些年曾经错过了一次全面建立农业社会保险良机，若在逐步减少农业税税率时，将合适比例农业税税金调整为农业社会保险的保费，农业社会保险制度或许早已成功建立。而在当前农业生产不需缴纳任何税费的情况下，强制农民购买保险，必然会受到来自农民的强大阻力，这正是我国未来开办农业保险面临的最大障碍。

谈及商业性农业保险，不少人都将“赔付率高”作为其特点，[ 11 ]我们认为该观点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实践中并不存在任何以“赔付率高”为特点的保险，某种特定的保险如果在经营过程中，保险公司的统计表明赔付率过高，为了保持正常经营和合理的盈利，其自然会在下一阶段调整保费降低赔付率。其实，商业性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高，主要是因为保费较低，而保费低又源于农民支付能力的低下。农民购买商业性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本来就不高，如果保险人因赔付率高而继续调高保费，必然更加无人问津。近年来，商业性农业保险虽然在保费政策性补贴制度下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保费未提高的情况下，补贴的效果只是减少了农民一方的负担，并没有提高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并未改变赔付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局面。因此，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最大困境，是面临作为商事主体的保险公司的盈利目标与农民支付能力低下之间的矛盾。也正是这个原因，国外商业性农业保险取得成功的范例并不多见。　[ 8 ] （ P792 ）。

无论是建立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在我国均面临较大的困难，其中又以建立农业社会保险为甚。保险贯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聚集集体的力量救济遇险的个人，因此，既不愿让农民交保险费又想开办农业保险，恐怕是保险制度不能承受之重。

其次，在论述开办农业保险的优势时，有些学者指出，开办农业保险可以节省政府救灾资金，[ 12 ] （ P2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同样值得商榷。开办农业保险目的是丰富化解农业风险的机制，并提高农业风险保障水平，从而改变传统救灾模式。仅能弥补农业生产者很少一部分的生产风险的状况。社会保险及社会救济均为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在危难时获得政府救济乃是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农业生产者在遭受灾害接受救济的权利并不因开办农业保险而消灭。

未来我国若要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若无法实现修改法律强制参保，则只能在初期按照自愿保险的模式试点，并采取措施引导农民参与，逐步扩大参与规模，在更大范围分散风险并及时减低保费。而对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我们则应加大保费补贴力度，并对商业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给予税收优惠和运营费用的补贴[ 13 ] （ P58 ）。无论是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困难的最终解决，还要靠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支付能力的提高以及农业生产者风险防控意识的增强。

三、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路径。

在公私法区分的基础上，本文论述了农业保险相关概念和开办不同模式农业保险可能遇到的障碍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两类农业保险在立法上的总体规划。需强调的是，探讨两类不同性质农业保险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科学确定两者于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并不意味着我国必须同时开办这两类保险。

对于农业社会保险而言，由于其创设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基于依法行政的原则，如果政府决定开办，必须制定专门的“农业社会保险条例”。该法规应该明确此类保险的社会保险属性，并确立基本原则、主办机关、参保条件，同时还需规定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等问题。该项工作可以借鉴《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

对于商业性农业保险而言，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加紧制定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存在两方面令人担忧的问题： 第一，法规的主要内容仅包括政府对某些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支持、补助等，法规条文主要表现为政策宣示，形式上并不具备完整法律规范的要素； 第二，忽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仍属于商业保险这一事实，在“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中重复作为普通法的《保险法》、《合同法》甚至《民法通则》已有的一般规定。

这样的立法除了能使我们拥有一部规范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的专门法律外，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同时，其忽视普通法与一般法的功能划分，给人以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 （即政策性农业保险） 是超脱商业保险之外的制度的错误印象，增大了法律冲突的风险，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们认为，商业性农业保险领域亟须制定的法律，可以被称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换句话说，我们要制定的法律是公法性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管制法，而不是私法性质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基本法。

商业性保险合同基本问题在《保险法》中早有规定，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商业保险的一种，自然应适用《保险法》的规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应该解决的是农业保险的特殊问题，其实质是基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准公共商品的属性[ 6 ]，基于农业需要特别扶持、农民需要特殊帮扶的社会政策考量所产生的在私法关系框架中对一方的特别保护。

其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与劳动合同的立法十分相似。以台湾地区的劳动“立法”为例，台湾地区“民法”中的雇佣合同确定了雇佣关系在私法上的基本问题，“劳动基准法”则确定了公法对雇佣合同的干预。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立法略有不同的是，在保障程度不高的初期，政府只能支持商业性农业保险中的一部分，使之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即“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只规范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而“劳动基准法”却约束所有的雇佣关系。我国在劳动立法的过程中，未采用单独制定法律性质属于公法的 “劳动基准法”的立法模式，而是制定了混杂公法私法内容的《劳动合同法》，以致关于劳动合同性质的无谓争议延绵至今，希望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中，我们能汲取该教训。

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的具体内容，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包括：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定义、特别的准入条件、保费补贴制度、税收减免及经营补助、监管方面的特别规定等。

综上所述，无论是农业社会保险，还是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 （ 即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均属公法的调整范畴。

四、结语。

在我国农业保险仍在试点、农业保险的模式仍在探索中的特殊背景下，农业保险一词的含义实际上是很不确定的。因此，为了避免法律适用上的争议，并为将来农业保险模式的创新预留一定的制度空间，我们反对将“农业保险”一词直接用于立法，而应按照产生公法关系抑或私法关系的不同，区分为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分别处理。对于仍存争议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概念，我们也应基于当前通说，将其理解为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以保证概念的统一。

无论是开办农业社会保险抑或完善商业性农业保险，我们都面临农民支付能力较低以及农业风险并不被农民视为生活首要风险的矛盾，这个矛盾只能在农业发展和转型中逐步解决。

加强农业保险立法，有利于规范农业保险的发展，开办农业社会保险，基于依法行政的原则，必须制定“农业社会保险条例”，确立主办机关、费率、参保条件、救济等基本法律问题。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不必重复《合同法》、《保险法》已规定的基本问题，而需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确立政府对某些种类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扶持、对农民保费补贴及对保险公司的特别监管等特殊问题。

无论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均需由公法规制。当然，虽然社会保险产生的是公法关系，但该制度仍是以民法上的制度为基础构建的，[ 14 ]（P50）而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与《保险法》、《合同法》等一般私法的关系，也是私法学者跨公私法研究的好素材，因此，这个过程少不了私法学者的努力。

注释：

①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9年10月19日） ，其中指出： “（ 收到） 关于制定农业保险法的议案1件。国务院已将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列入2009年立法工作计划。”

②从法律沿革来看，该规定源于1995年《保险法》第149条。1995年《保险法》第149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在2002年我国修订《保险法》时，该条文变为第155条，内容没有任何改变。2009年我国再次修订《保险法》时，除了将该条前段后的逗号改为句号外，在文字上并没有其他修改。

③关于“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这组概念，笔者可谓思考良久，在“社会性农业保险”“农业生产社会保险”“商业农业保险”“农业生产商业保险”等词组中反复比对，才选定。选择的主要标准有两点： 一是表述简明、含义精准； 二是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④事实上，在保险法领域，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学者都认为政策性保险与社会保险基本同义。

⑤国务院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工作，交给作为全国商业保险主管机关的保监会牵头办理，显然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属于商业保险的一种特例。即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受到政府政策性扶持的那一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

⑥但“五种模式”中所谓的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究竟是何种组织形态，不仅让人产生疑惑，这种表述明显与《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独立责任不符。此外，官方在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同于“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后，又以其指代产生公法关系的社会保险，无疑是概念混乱的表现。

⑦农业保险可以是多层次的，即农业社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是可以并存的，至于并存模式下可能出现的跨公法、私法间的“超额保险”等复杂问题，本文暂且不论。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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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 gov. pe. ca /law /regulations /pdf /A＆08 －2. pdf，2011 －0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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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行保险业务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5-0037-07

1989年以来，我国保险市场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竞争”，特别是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之间、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及社会救济之间，以及各种自保和互助保险形式与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之间存在着“打乱仗”、“争地盘”等现象。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经营尽管有所好转，但依然难掩“混乱”的局面：社会保险排斥商业保险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些行政部门以开办社会保险的名义经营一般性人身保险业务；有些地方不切实际地加大社会保险的力度，极力排斥商业保险，忽略了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等等。张映芹(2000)认为，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两者虽然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在保障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为社会公众的生活提供安全保障；虽然它们在各自具体的作用形式上各不相同，不能相互替代，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

对于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两者的区别，理论界论述颇多，但对于它们之间的互补关系却很少注意。李连友(2000)认为，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互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1)两者相互促进；(2)两者相互融合，即保障功能的融合、保障范围的融合。方乐华(2005)认为，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本是同根萌生、具有共同的基础和互通的原理的，这一渊源要求主管社会保险的社保行政部门在履行行政职能时，应当注重保险的规律和原理，将社会性和保险性结合在一起。基于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对其应该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两者之间的互动更应该加以重视。

一、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概念的界定

关于社会保险的含义，有多种不同的表述。195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社会保险会议把社会保险定义为：“社会保险是以法律保证的一种基本社会权利，其职能主要是以劳动为生的人，在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能够利用这种权利来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生活。”美国危险及保险学会保险术语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讨论后，把社会保险界定为：“通常由政府采用危险集中管理方式，对于可能发生预期损失的被保险人提供现金给付或医疗服务。”(George E，1976)同时，他还给出了具体的构成要素。

国内学界也有各种不同的认识。邓大松(1989)认为，社会保险是由国家通过立法形式，为依靠劳动收入生活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保持基本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安定而举办的保险。目陈良谨(1990)将其定义为：“社会保险是根据立法由劳动者、劳动者所在的工作单位或社区及国家三方面共同筹资，帮助劳动者及其家属在遭遇年老、疾病、工伤、残废、生育、死亡、失业等风险时，防止收入的中断、减少和丧失，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保障制度。”侯文若(1995)则认为，社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筹集各方资金或通过财政预算，对遭遇生育、疾病、工伤、失业、年老以至死亡等不可规避的风险，而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工资收入的工薪劳动者，提供一定程度的收入补偿，使他们仍然能够享有基本生活权利，安然渡过风险，从而促进社会稳定的一种社会政策。王绪瑾(1998)认为，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对社会成员给予物质帮助而采取的各种社会措施的总和。它是每一个社会成员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是政府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应承担的基本义务；它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魏华林、林宝清(1999)认为，社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形式，为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劳动者及其家属提供基本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安定而举办的保险。

对于商业保险的概念界定，学术界亦认识迥异。王绪瑾(1998)认为，商业保险则是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行为。商业保险是社会经济发展到相对高的水平时，也就是社会总体和个体的剩余利润明显增大时所产生的一种分配关系。魏华林、林宝清(1999)这样表述：“所谓商业保险，即保险双方当事人(保险人和投保人)自愿订立保险合同，由投保人交纳保险费，用于建立保险基金；当被保险人发生合同约定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事件时，保险人履行赔付或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张士昌(2000)认为商业保险是按照保险的一般原则，以集中起来的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根据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投保人)之间签订的合同，由保险人对被保险人遭遇到的合同范围内的风险，按合同规定实施经济补偿的一种商业经营活动。张映芹(2000)认为，商业保险是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与投保人采取自愿签订合同的形式，约定投保人交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由保险人对在合同存续期间发生的约定危害保险事件支付给投保人一定数额赔偿金的法律行为。苏振芳(1999)认为，商业保险是按照保险的一般原则，以集中起来的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根据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签订的合同，由保险人对被保险人遭遇到的合同范围内的风险，按合同规定实施经济补偿的一种商业经营活动。孙蓉(2006)认为，商业保险是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风险所导致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或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或者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一种制度。综上，商业保险有的被认为是一种制度，有的则被认为是一种合同行为。

一般说来，人们通常讲的保险是指商业保险。而事实上，保险有多种类型。以分担风险为原则，保险可分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两类；两者既有相同点，又有区别。两者之间的相同点表现为：它们都是一种投资行为；都是保险的一部分；都是减少危险、防范后患、保障生产、安定社会的有效方法；都具有聚集众多的经济力量，分担个别意外事件损失的特点。两者之间的差异表现在：(1)保险的对象有差别。社会保险的对象是社会成员定的“社会群体”，即工薪劳动者，他们在年老、疾病、生育、失业及遭受职

业伤害的情况下，需要国家依法提供帮助；而商业保险的对象是参加商业保险的投保人。(2)保险范围不同。社会保险的项目是解决社会成员中一些人共同需要的最迫切的项目，如养老、医疗、失业等；而商业保险的项目广泛，形式多样。(3)保险的目标有差别。社会保险只保障基本生活水平，而商业保险按照约定给投保人以经济补偿，给付标准较高。(4)保险的原则有差别。社会保险不以被保险人的需要为依据，而是由国家法律、法规统一规定，具有强制性；而商业保险则建立在公平互利等商业原则基础上，是参与保险者个人意志的体现。(5)保险的费用有差别。社会保险大多数是个人、企业、政府共同负担或由政府独自负担；而商业保险由投保人个人负担，保险费用与保障范围的大小成正比。(6)保险的体制不同。社会保险一般由政府或者其指定的机构进行管理，带有行政性和垄断性的特点，不以盈利为目的，一般也不纳税(或只缴纳少量的税)；而商业保险只能由保险企业经营，以盈利为目的，必须向国家纳税，因此保险公司属于法人型企业。黄英君(2006)在中国保监会主持编写的《保险知识学习读本》一书中，简明扼要地对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及其区别进行了界定：商业保险是按商业原则经营，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由专门的保险企业经营；社会保险是指在既定的社会政策的指导下，由国家通过立法对公民强制征收保费，形成社会保险基金，用以处理社会风险的一种手段和机制，不以盈利为目的，运行中若出现赤字，国家财政给予支持。两者比较，社会保险具有强制性，商业保险具有自愿性；社会保险的经办者以财政支持为后盾，商业保险的经办者要进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商业保险的保障范围比社会保险的保障范围更为广泛。

通过以上对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概念的界定，以及对其各自特点的归纳和分析，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两者问的关系：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同属社会保障范畴，有着共同的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但它们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保险形式：社会保险的实质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派生出政府与劳动者的关系；商业保险的实质是企业与利益的关系派生出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这一概括说明了它们的属性与实质差异，界定已经比较清晰了。但是，这一界定只是初步的、不完备的，依然没有反映出两者间特殊差异的全部内容。因此，我们在了解它们各自特点与差异时，还应注意把握它们之间特别的关系。当然，全面阐明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界定，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二、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互动理论研究的萌芽

社会保险是在传统商业保险的基础上，在近代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在欧洲出台的。随着劳动者阶层的壮大，社会保险规模不断扩大，范围日益扩展，特别是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两者往往形成了某种竞争意义上的格局。事实上，无论是单一的社会保险还是单一的商业保险，都不能充分发挥保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能为公民提供充分的经济保障；同时，两者都吸收了对方的长处。福利国家在出现保险财政危机后，先后在社会保险的经营中引入了商业保险的一些原理和技术；而商业保险为求得进一步的发展，亦开办了一些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保险项目，从富裕阶层、业主走向平民社会，两者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国内诸多学者较早关注了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互动，如刘茂山(1998等)、郑功成(1993等)、陈朝先(1995等)、林义(1996等)、邓大松(1998等)，且多以较早开办保险学专业的几所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的论述为代表，在国内产生了较大范围的影响，成为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互动理论研究的萌芽。我们将该时期归纳为1980―2002年间，下面即对有关论述作简要回顾。

任德胜(1997)认为，在普及社会保险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李连友(2000)就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作了简要论述，指出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共性包括：基于特定危险事故的共同分担、处理偶然性损失、风险转移、损失赔偿、给付不作资产调查、足额缴费；其差异性包括：经营目的不同、经营主体及管理特性不同、保险人责任、保险对象不同及保险基金的运行机制不同；两者相互融合，表现在：保障功能和保障范围的相互融合、保险技术和方法的相互渗透。何文炯、楼淑鸣(1999)从我国大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人手，剖析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寿险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前瞻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趋势，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于寿险业的影响，并得出结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于寿险业发展来说，更多的是机遇而非制约。邓大松(2000)认为，尽管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在保险性质、举办主体和立法范畴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就两者的客观效果和最终目的来看，两者(尤其是人身保险和社会保险)是一致的；并重点论述了商业性人身保险和社会保险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社会保险产生后以其特有的全面性保障补充了人身保险的局限性保障；而商业性人身保险具有的弹性保障水平弥补了社会保险保障水平不充分的缺陷。从长远看，人身保险和社会保险同一的经济保障功能，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合作。然而，相互补充和共同发展是有一定条件的，即人身保险的发展以社会保险仅能保障那些具有投保资格的人们为条件，社会保险的发展则以人身保险仅能保障那些具有投保资格的人们为条件。同时，两者“此消彼长”的矛盾将会处于潜在状态，属于非对抗性；这种矛盾关系的存在非但不排斥对方的存在，相反，对促进两种保险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对于两者的区别，理论界论述较多，而对于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却很少注意。两者的互补性主要表现在：(1)实施方式上的互补性。社会保险是一项强制性保险形式，它作为劳动者享有的一项宪法赋予的权利，必须通过立法强制实施才能得到保证。商业保险则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以双方自愿参加为前提条件，投保人可以选择承保单位，双方约定保险险种、保险金额、起保时间和保险有效期等等，投保与否、投保什么、投保多少均由当事人双方的意愿来决定。不仅如此，《保险法》还明确规定，在一般情况下，投保人有权中途变更或解除保险合同。可见，商业保险一般不带有强制性的自愿行为，而带有明显的“市场”色彩，它完全是按照经济合同的形式来约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实施方式上的这种互补性，既保证了满足社会稳定的要求，又能充分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意愿。(2)服务对象上的互补性。我国的社会保险只能覆盖少数社会成员，占人口比例80％左右的农业人口、小集体企业及其他非国有经济组织的职工，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险范围之外。商业保险则没有严格的对象限制，它以全民为对象，是一种完全自由的商业活动。(3)发挥作用上的互补性。社会保险强调其作用在于保障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的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实际

上是利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为劳动者提供切实的生存保障，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商业保险的作用在于被保险人遭遇到意外事件时给予一定事实上的经济补偿，以减轻其损失。这种补偿的作用并不一定在于保障被保险人的基本生活，也不是一种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只是意味着保险方与被保险方之间一种金融活动的结算。当然，商业保险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只是它不像社会保险那样直接、明显和普遍。(4)具体业务范围上的互补性。社会保险是以实施社会政策为目的的，并且它又是强制性的，人们只能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来投保；投保什么、投保多少都是法律事先界定好的，所以范围相当有限。我国目前开办的社会保险主要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待业保险等。商业保险是由保险公司在平等的基础上按照商业习惯经营的各项业务活动，所以商业保险具有承保范围广泛、形式灵活等特点，更易于满足社会各方面对保险的要求。(5)资金来源上的互补性。社会保险是国家向社会成员提供的基本生存保证，是国家行使社会职能的具体体现，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福利事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对全体成员的二次分配和吸纳部分成员的贡献，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为市场竞争的不利者提供一定的生存援助，从而维持整个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商业保险是一种金融活动，它以盈利为目的，保险公司是一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实体；保险费主要来自投保对象的自愿交纳，这就决定了商业保险基金全部由投保人根据“大数法则”合理负担。两者不同的融资方式正好弥补了两者之间的矛盾。(6)满足社会大众需要层次上的互补性。社会保险强调利益均沾性，每个成员都有享受社会保险利益的权利，都可以从社会保险的分配中获益，而且所获得的利益大体相等。因此，社会保险提供的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资金或实物，它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极力使每一个公民不至于因生活困难而处于无助的困境。同时，它的责任仅仅是使受助者的生活相当于或略高于最低生活需求标准；只要受助者的收入超过最低生活标准，救助行动即告一段落。商业保险的特点是，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契约形式约定。投保水平可高可低，投保人自由选择，这就适应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多投多得益。因此，应谋求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相互融合，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不同层次需求。

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两种风险补偿方式，对于两者之间的区别，国内外学术界的论述已很充分，但两者的互动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经营依然混乱，社会保险排斥商业保险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些行政部门以开办社会保险的名义，经营商业性人身保险业务；有些地方不切实际地加大社会保险的力度，极力排斥商业保险，忽略了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关于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互动研究，国内学者吴定富(2005)、冯海鹏(2004)、薛航和李妍(2001)、李连友(2000)、任德胜(1997)等都有过研究。

三、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互动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演进

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互为补充，已成为一种共识，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互动理论研究在这一基调下得以继续发展和演进，而且逐渐有所侧重。大多学者认为，应在普及社会保险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社会保险作为一种带有福利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要求所有符合条件的社会成员必须进入制度保障范围，国家在资金的筹集、运营方面给予政策支持。社会保险基金一般由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和其他社会保险项目的基金组成(林义，2002)。商业保险由于本身的性质所决定，保险基金主要来自个人收入，保险企业必须扣除税金、利润之后才能支付投保者的保险金，因此其保障水平的确立原则有利于高收入的社会成员。发展商业保险虽然不能作为劳动者拥有的终身保障，但也能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应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在保障投保人的人身安全和经济生活安定方面的作用，使两者做到各司其职，共同促进经济发展。

林义(2003)认为，在实际运行中，社会保险既有相互竞争、冲突的一面，又有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一面；两者相互融合，构成国家的经济保障体系。他还就两者相互影响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在保险资源空间一定的前提条件下，两者之间相互冲突，存在一些矛盾；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保险需求量的增大，两者均能增长。同时，由于两者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促进。之后，他又进一步论述了两者在保障功能、保障范围上的相互融合，以及在保险技术和方法上的相互渗透。

冯海鹏(2004)认为，商业保险虽与社会保险之间存在本质差别，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谓是互为补充。比如，社会保险存在着种类少、保障程度低、不够灵活等弊端，而商业保险恰恰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但商业保险缺乏社会保险具有的广泛性等特征，因此两者可以相互补充，共同构建我国多种形式、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从社会保险普及率上看，覃有土、吕琳(2003)从法学的角度对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社会保险制度是传统社会保障思想和近代商业保险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的产物。由于社会保险并非一种纯自然科学领域、纯技术性的经济制度，而是受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因而在不同类型的国家甚至是同一类型的不同国家中，社会保险制度呈现出多种模式。中国应在立足于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借鉴和移植他国模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险制度。赵秀哲(2007)论述了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补充保障作用，认为发展商业保险是减轻政府社会保障压力、稳定社会生活的有效手段；商业保险可以有效地弥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窄、保障程度低等不足；商业保险是建立、健全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工具；商业保险对社会经济运行的维护和调节作用，推动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完善。

在保险市场成熟的环境下，保险资源空间有限，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是相互制约的。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发展都是在对方作用断层的情况下起作用的。商业保险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社会保险仅能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当社会保险的保障水平超出了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界限时，人们对商业保险的需求自然减小，必然会影响和制约商业保险的发展。然而，目前我国保险市场远远不够成熟，保险资源依然有待开发，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关系不是竞争，而是相互扶持的。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对我国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保险普及率的提高，有利于商业保险市场结构的优化以及保险产品的多样化发展。我国寿险业于1982年恢复经营，在国民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城市家庭出现规模小型化和人

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下，国内寿险市场的产品结构正逐步完成从储蓄型转向保障型，并向投资理财型发展的调整。另一方面，社会保险的普及增加了城市居民对保险概念的认知程度，加强了城市居民的保险意识，从而带动了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

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吴建霞(1998)认为，中国应该坚持社会保险的低水平发展，同时积极发展商业保险，通过共同协调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水平低，国家财政不宽裕，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而且面临着人口迅速老龄化趋势。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现在的社会保险只能维持在低水平，只能保障基本生活需要。而商业保险则比社会保险形式多样，办法灵活，其保险种类、保障方式可以根据企业、单位和群众的不同需求进行设计和承保；其保障项目、保障标准可以依据企业、单位和群众各自的经济力量协商确定。因此，它能适应不同性质、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需要，易于为各企业单位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也可以弥补目前中国社会保险保障范围窄、保障水平低的不足。

在谈及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关系时，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融合。李连友(2000)从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在多层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侧重提供低水平的基础型社会保障，体现公平；而在成长型和享受型保障领域，则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和商业化运作，提高运行效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保险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日益加深，商业保险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互动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且两者的纵深互动意义深远，因此应该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协调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改变由国家和企业大包大揽的做法，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对社会保险的补充作用。

四、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互动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正如前文所言，社会保险的目的在于保障工薪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其投保金额及给付标准都有一定的限制，所起的保障作用有限。已参加社会保险的高收入者，如果有超过其给付标准的保障需求，可以投保商业保险。当他们遭遇有关风险事故时，能分别从社会保险机构和商业保险企业得到保险给付。两种保险可以并行不悖，以满足公民多层次需要，共同构成对公民的经济保障。如有的国家的养老保障金中就有国民年金、企业年金、个人年金之分；国民年金属于社会保险，而后两者是企业和个人向保险公司投保的结果，属商业保险。保险是用来对付风险的，但并不是工薪劳动者身上遇到的各种风险都构成社会保险的范围，它只为具有普遍性的风险办理保险；也就是说，当保险需求与风险程度尚不构成普遍的、统一的保险条件时，社会保险不办理这些业务。迄今为止，人们公认的工薪劳动者一生中，不可回避的风险有生、老、病、死、伤、残、失业七种，所以社会保险只包括这七大险种。而商业保险就不同，保险的事故可大可小、可集中可分散，只要符合可保风险的条件就可以设立险种，所以商业保险险种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当前风险多元化阶段，保险产品设计和经营技术创新更是日新月异。

吴定富(2005)指出，国外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实践表明，商业保险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与社会保险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制互动、相互促进的关系，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组合形式。这就进一步突出强调了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各国纷纷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总的趋势体现为三个转变：一是从政府统包和单一的社会保障，转变到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二是从政府垄断运作，转变到运用市场机制、加强宏观调控、鼓励和支持商业保险公司竞争经营；三是从政府是社会保障的提供者，转变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规范者和监督者。

胡卉士(2002)阐述了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如何进行有效的衔接，认为最重要的是选择好衔接点；而衔接点的选择既要充分发挥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各自的优势，又要具有衔接的可能，而且在实际工作中还要具有可操作性。他进一步指出，根据我国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运作的实际情况，当前两者的有效衔接点是开办职工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补充医疗保险。此外，如何做好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工作以及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张士昌(2000)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应加强社会保险事业建设，改革和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从而全面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其次，应吸取西方福利国家的教训，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按照社会保险事业的内在规律，积极探索适宜的社会保险体制；第三，鉴于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较窄、保障水平尚低的现实，要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积极作用，并借鉴国外的经验，把部分商业保险作为“自愿保险”纳入社会保险体制内，从而形成强制与自愿的“多重安全网”，进一步满足人们安全保障的需求；第四，在实际工作中可以把社会保险的一些原则(如强制性原则、保障基本生活的原则和国家、单位、个人三方共同筹资的原则)，引入商业保险中的自然灾害保险和意外事故保险的某些领域，使人们在遭受自然灾害和发生意外事故时，不至于断绝生计，至少能维持基本生活。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财力有限、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社会保障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

对于在微观层次如何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以满足不同层次乡镇企业职工的需要这一问题，张启春(2003)认为，商业保险作为一种纯粹的企业行为，是以保险合同为直接依据、以向保险客户收取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为基本手段，并通过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自愿订立保险合同来转嫁或分散特定风险责任，进而实现损失补偿或给付来保障被保险者利益的。它与社会保障有着根本区别。但这些年来，商业保险面向城乡居民所开展的人寿、养老、医疗等保险业务和面向团体开展的雇主责任保险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保障的压力，从而也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在构建乡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时，仍然应该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以满足不同层次乡镇企业职工的需要。如对基本养老保险不足者，可以开办多种形式的人寿保险；对医疗社会保险不足者，可以开办商业性医疗或健康保险；对工伤保险不足者，可以选择开办雇主责任保险以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业务。发展上述险种使之与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既可以促进商业保险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又可以发挥出社会性保障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一定要用法律明确界定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各自的实施范围，规范商业保险行为，以避免发生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争夺市场，从而影响社会保险事业的现象发生。

五、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互动理论评论性总结及其发展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