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历史论文篇（1）

其一，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自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进行批评，提倡健实学风以后，乾嘉汉学，由此推衍，进一步批评宋儒“舍故训而凭胸臆”。他们指出，宋儒释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连经书的真伪都没有考察，就猜度臆说，以言心言性之空言而取代圣经之本意，空发议论而于世无补，学风虚浮而没有根柢，所谓“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4]（P377） “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4]（P411）于是人们纷纷舍义理而沉迷于名物训诂，主张以考文知音之功夫治经，以治经之功夫明道，“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5](P505) 要下一番切实的考证功夫，将字、词、句的本意搞清楚，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经义。汉学这种反对空发义理，重视文字名物之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思想上的反对任情褒贬，驰骋议论，主张考证求实。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在思维模式上是一样的，遵循的是相同的法则。对此，王鸣盛的一段话颇有说服力：“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6](自序)义理不可凭虚而得，必须经考据实证而得，影响到史学，那就是注重考典制事迹之实，反对未考史实便驰骋议论、任情褒贬。在此之下，清代史家对受理学影响的宋明史学注重发挥义理而不甚关注史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褒贬议论是“颠倒是非，颇亦荧听”。并反其道而行之，张扬重考证、轻议论的史学观念：“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月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6]（自序）这样的治史观念在乾嘉时期被学界认可，史家治史不轻发宏论，而醉心于古史之考订辨证，在考史的基础上论史，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学风敦实。

其二，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考据作为一种治史的基本方法，并非始自清代，但很明显地是，清代考史方法的缜密完备和丰富多彩，却非仅仅依靠史学方法自身的积累，它主要渊源于汉学治经的方法。清初，经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提倡和实践，考证方法日趋完备，尤其是顾炎武“博学于文”，阎若璩“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等观念的提出，人们开始将治经的一套方法扩展到各个学科领域，史学便是重要阵地。乾嘉学者，多数兼通经史，以治经方法治史，事属必然。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7]（P258）就点出了清代史家取得成绩的途径和方法以及由此在其他领域的扩展。经学家治经着重文字训诂，反对主观武断发明经义，以小学为工具，进行校勘，以究典制名物。从小学入手以治经，是清代汉学的首要法门，这种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的方法运用到史学上，就是究版本、校文字、阐释字句、洞察事迹，考证天文、地理、职官、名物等问题，在专门和精深上做文章，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辨伪等众多学科的庞大的方法体系，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他们运用这些方法，考证文献，克服了以往史家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

另外，汉学研究中常用的通例归纳法也被运用到史学研究上。清人治经，特别认识到读书必明其例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他们认为“读古人书，必先寻其义例，乃能辨其句读，非可妄议。”[4]（P173）戴震对《水经注》通例之归纳，卢文弓召对古书行款版式通例之归纳，段玉裁对汉儒旧注通例之归纳，凌廷堪对《仪礼》通例之归纳，王念孙、王引之对发疑致误之归纳等等。都是当时以通例归纳治经的显例。这种方法波及史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均不同程度地在治史过程中运用义例归纳法，取得了显著成就。

其三，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春秋》笔法，反对以正统论著史，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春秋》笔法是对传统史学影响很深的一种观念。宋学家对《春秋》研究、解说，形成《春秋》学。这种研究又渗透到史学中，在治史中形成了重《春秋》褒贬，重正统论，重《春秋》义例的现象。[3]清代汉学家一反宋儒重心性义理，好阐发议论的作风，变而为重文字训诂，好考证求实，张扬“实事求是”的学术个性。在史学上，则是轻史义，重史实，反对只重褒贬大义，而于史实却不甚理会的作史态度。尤其反对在历史编纂上搞《春秋》笔法，辨正统、闰统。钱大昕通过归纳、剖析《春秋》义例，指出《春秋》从不在文字上搞褒贬，而是“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4]（P17）他批评欧阳修编纂《新唐书》、朱熹编纂《紫阳纲目》使用《春秋》笔法的做法，认为二人之书既掩盖了历史的真实，又褒贬不当，给读史者造成极大困难，因此他提出：“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掩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8]（P350）与钱大昕一样，王鸣盛也反对治史模仿《春秋》笔法，认为“《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唯考其事实可耳。……究之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6]（卷71）他同样批评《新唐书》和《通鉴纲目》意主褒贬的著史宗旨，认为记载事实乃史之天职，妄加予夺，实不可取。《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欧阳修以《春秋》笔法著史，于“事实不其经意”，“传闻多谬”。[9](P411)总之，以《春秋》褒贬大义治史的观念受到了批判。宋人由重义理而重《春秋》笔法，清人由重考实而反对《春秋》笔法，反映了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

与《春秋》笔法相联系的是正统观念。宋人著史重正统、闰位之辨，清人这一观念比较淡漠。尽管在清代史学史上，由于宋学的不绝如缕，正统观念也时隐时显，但总的趋向是受到批评。清初，王夫之即对正统论作了反思，认为以正统解说历史，真伪混淆，无法自圆其说，故而他评论历史，“不言正统”。[10](P1106)乾嘉时期，钱大昕更对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虚引中宗年号以记载武氏事迹，以明正统归李唐的写史方法表示不满，指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从史以纪实的角度否定正闰之争的不合理。这些，都可以看出汉学求实精神的渗透。

其四，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的发展时，很少使用“天理”、“心性”这些宋儒惯常使用的概念，他们多数已不再执着“天理”这种封建纲常名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事物，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讨论历史的盛衰。而是就历史事物本身发论，冲破先验的“理”来评说历史。如王鸣盛对王伾、王叔文“永贞革新”的评价，赵翼对武则天的评论等，都能冲破成规，得出新颖的结论。在思考历史盛衰变动时，乾嘉学者在哲理上发明不多。赵翼用“地气说”解释历史兴盛衰亡的变动，认为政治兴衰是因“地气”转移，这样的解释带有神秘的色彩，但又是一种宏观的历史运动观。崔述对社会历史的变化也有自己的看法，且能贯通古今思考问题，以“势”解释历史变动。[2]这些都是乾嘉时期较有价值的思想。但总起来看，由于受汉学名物训诂、重文献考实之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家在历史哲学上没有大的建树，论史而蔽于理。倒是受公羊今文学影响的一批人，在历史哲学上有一套宏通的系统看法。

总之，汉学对史学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看，它培养了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证辨析史料的方法，扭转了长期以来史学著作资料选择的主观性和论点的直觉性。从消极的一面讲，由于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从而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他们对历史的盛衰运动、历史运动的支配力量等历史哲学问题思考甚少，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他们缺乏自己的哲学体系。又由于汉学崇古，有愈往前古，愈得其真的儒学求本化思想，影响到史学，“博古”现象严重。我们不能说乾嘉学者都博古而不通今，但“博古”思想影响到他们上下贯穿的通识眼光，也是事实。

由于汉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在治史态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编纂等史学客观性这一层面上，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因此，当外部社会发生动荡，需要人们预见历史发展趋势时，汉学就无能为力了。而注重哲理思辨的宋学就有可能抬头，站出来论证历史之发展变化。但宋学的过分虚妄也使人生厌，于是有人就试图将汉学的求真务实与宋学的思辨议论结合起来，汇合汉、宋，摒弃汉学的琐细和宋学的虚妄，在史学上做到事实真和义理明，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晚清以后史学逐步摆脱经学束缚而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刘师培. 刘申叔遗书[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王记录.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M]. 合肥: 黄山书社，2002.

[3]吴怀祺. 宋代史学思想史[M]. 合肥: 黄山书社，1992.

[4]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戴 震. 戴震全书（六）[M]. 合肥: 黄山书社，1995.

[6]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北京: 中国书店，1987.

[7]张之洞撰. 范希曾补正. 书目答问补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明清历史论文篇（2）

(1)气候变迁。继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后，气候变迁的研究成果斐然。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等指出仰韶时期普遍较现今温暖，相应的气候带较现在偏北；历史时期亚热带的北界，在最温暖时曾达到华北平原，而在最寒冷时期却移至长江以南(《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五辑)。倪根全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造成了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的退缩，使得我国农业地区不断南退，这也是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以八世纪中叶为转折点，把唐代气候分为两个时期，认为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气候冷暖特征与今相近，而八世纪中叶至十世纪中叶气候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历史地理》第八辑)。吴宏歧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对满志敏的上述观点予以反驳，认为其论断不足以否定隋唐温暖期的存在，而传统的关于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唐都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满志敏还就历史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特征进行了探讨(《黄淮海平原仰韶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探讨》、《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十、十一辑)。邹逸麟对明清时期北方气候进行了研究(《明清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何业恒分析了近五千年来华南地区的冷暖变化情况(《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辑)。王开发、韩昭庆就历史时期上海西部和太湖流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探讨(《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六辑；《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冬季气候研究》，《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蓝勇和于希贤则就西南地区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苍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2)海陆变迁。李元芳分析认为：西汉黄河三角洲范围以孟村为顶点，自西向东北方向发展，其沉积特征与近代黄河三角洲相似(《西汉古黄河三角洲初探》，《地理学报》1994年第6期)。张忍顺指出，近岸沙州并岸是江苏滨海平原成陆的重要特征，十五世纪末黄河夺淮入海给江苏岸外沙州田暗沙、明沙、直至并岸造成了巨大影响(《历史时期的江苏岸外沙州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张修桂、陈金渊分别分析了上海和南通地区的成陆过程(《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南通地区成陆过程探索》，《历史地理》第三辑)。景爱探讨了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七辑)。冯季昌等则全面系统地描绘了科尔沁河地经历的四个变迁阶段(《论科尔沁河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刘德岑撰文探讨了梁山泊的淤平过程(《从大野泽到梁山泊》，《西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郑宝恒等则就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进行了研究(《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此外，林汀水、张修桂还探讨了海岸线的变迁(《辽东湾海岸线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三辑)。

(3)沙漠与沙漠化。李淼在《对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成因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指出，乌兰布和沙漠属于非原生性沙漠，主要是在汉代以后形成和发展的(《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陈育宁考察了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认为自秦汉以来的过度开垦是引起沙漠化的主要人为因素(《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他又探讨了宁夏地区沙漠化的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来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自然因素(《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景爱、马正林也对引起沙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人类活动与中国沙漠地区的扩大》，《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李并成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古代瓜沙二州间的一块绿洲，并探讨了这块绿洲的沙漠化过程(《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州》，《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他还揭示了河西走廊古绿洲沙漠化区域的分布特点和结构特征(《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文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4)植被的变迁。对于历史时期植被变迁史的研究，史念海贡献最大。他认为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在远古之时森林相当茂密；黄河中上游可以称道的森林亦不少；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森林相当普遍；东北地区直到清代尚极繁多(《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和《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两文深入分析了历史时期植被的更替情况。文焕然、周云庵、袁森坡、郭松平等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新疆、秦岭、塞外承德及凌源的森林变迁(《历史时期新疆森林的分布及其特点》，《历史地理》第六辑；《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塞外承德森林历史变迁及其反思》，《河北学刊》1986年第2辑；《凌源森林盛衰和自然灾害》，《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一文指出，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天然植被受到人类的破坏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严重(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楠木是珍贵树种，蓝勇认为先秦时期楠木的分布比现在要偏北一些；唐宋时以今四川为多；明清时期由于采办皇木，加之气候趋冷，楠木资源日渐枯竭(《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我国古代黄河流域盛产竹子。文焕然指出华北西部历史上栽培竹林的分布呈面积大小不一，不连续的斑点状，汉代以前最北分布似在40°N，现今似在36°N(《二千多年来华北西部经济栽培竹木之北界》，《历史地理》第十一辑)。

(5)野生动物的变迁。关于历史时期动物的研究，何业恒成果颇丰。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他认为我国历史时期金丝猴的地理分布远比今天为广；我国是曾见朱鹮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国家；而大熊猫的地理分布范围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又缩小的变化过程；到十八世纪平原地区的华南虎相继绝迹；历史时期我国三种麝的分布范围远比当今广；而扬子鳄由于气候变化、栖息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的乱捕滥猎，分布北界不断南移(《试论金丝猴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论试朱鹮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十辑；《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中国麝地理分布的变迁和麝香生产的消失》，《史念海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历史地理》第十五辑)。裴修碧、文焕然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扬子鳄、野马野驴的分布变化(《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历史时期中国野马野驴的分布变迁》，《历史地理》第十辑)。文焕然、王振堂、蓝勇对野生犀象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考察(《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犀象分布》，《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犀牛在中国灭绝与人口压力关系的初步分析》，《生态学报》1997年第6期；《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历史地理》第十二辑)。此外还有刘洪杰《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等。

(6)水文的变迁。对黄河的研究依然是水文变迁研究的重点。邹逸麟的《千古黄河》一书是继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之后的又一研究黄河的力作，是学术界有关黄河研究的最新总结(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认为黄河在东汉以后800余年间长期处于安流状态。赵淑贞、任伯平对此提出了疑议。他们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的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地理学报》1998年第5期)。徐海亮《历史上黄河水沙变化的一些问题》一文推测黄河在历史上的水沙变化可能存在更为宏观的环境背景(《历史地理》第十二辑)。史念海探讨了黄土高原主要河流及西安周围诸河流的流量变化(《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谭其骧、张修桂分别探讨了海河水系分合离聚的历史过程(《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四辑；《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变的过程》，《历史地理》第十一辑)。此类文章还有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化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五辑)；朱玲玲《明清时期滹沱河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林汀水《辽河水系的变迁与特点》(《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长江江流的清浊变化引起了周宏伟的关注，他认为历史时期长江干流出现过九次较为明显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清浊变化，而人类活动和气候变迁可能是造成清浊变化的主因(《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对于河道变迁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长江研究的开展。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编写的《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一书是一部关于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的综合性论著，该书详细论述了全新世以来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变迁情况(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修桂撰文讨论了长江中游河床的演变过程，为三峡工程提供了背景资料(《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近代长江中游河道演变及其整治》，《复旦学报》1994年第6期)。周风琴对湖北沙市河段河道及荆江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研究(《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十三辑)；《荆江历史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历史地理》第十辑)。张修桂推翻了荆江百里洲于十六世纪由水流切滩形成的说法，认为其演变过程是以渐变为主要形式(《荆江百里洲河段河床的历史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满志敏对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述要》，《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

(7)灾害史。请参见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此不赘述。

二、关于环境史的综合研究

(1)对环境的综合评价。朱士光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及目前残存的植被的考察，对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作了初步探讨(《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年第2期)。王乃昂则分析了历史时期甘肃的环境变迁(《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第八辑)。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移》一文指出，殷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盘庚迁殷的重要原因(《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唐亦功的《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陕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探讨了京津唐地区金到民国时期的环境变迁。此类文章还有徐海鹏《北京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北京大学学报(专刊)》1992年7月)、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张宝秀《滦河潮河中上游地区三百年来自然环境的变过(《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辑)、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1998年第2期)、张自强《江海平源的自然基础和先民文化之探讨》(《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马强《蜀道地带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等。

(2)人地关系研究。90年代以来，人们在加强对环境诸要素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探寻人类活动对历史环境的影响。邹逸麟在1998年长江洪灾过后撰文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关于加强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韩茂莉则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地关系研究作了总体性回顾(《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总体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朱士光、马雪芹、王建革、贾毅等也对黄河流域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明清时期黄河流域农业开发和环境变迁述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白洋淀环境演变的人为因素分析》，《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2年第4期)。

关于长江流域人地关系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蓝勇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涝灾害(《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光明日报》1998年9月25日)。刘沛林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张润元、张国雄、龚胜生分别就长江流域各重点林区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此类文章还有祝功武等《广东水土流失历史变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年第2期)，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和生态环境》(《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邓辉《全新世气候最宜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期)、《全新世大暖期燕北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1997年第1期)，韩光辉《清代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

(3)环境保护史及古人生态哲学研究。罗桂环等《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环境保护史的专著。邹逸麟以先秦两汉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后果(《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刘世芮分析了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社科纵横》2000年第4期)。倪根全《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陈业新则对秦汉时的生态职官进行了考察(《秦汉生态职官考述》，《文献》2000年第4期)。刘华介绍了唐代环境的保护情况(《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张全明探讨了宋代生物资源保护的特点和宋人的生态意识(《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王风雷分析了元代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条款(《论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条款》，《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杨昶考察了明人的生态观念(《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期)。

(4)从文化角度研究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状态，文化则是体现人类思想和实践的现象。两者相互影响，而其中生态对文化起着决定作用，这是王玉德、张全明提出的观点。他们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展开的。全书共十六章，分上下两编，从横、纵两个方面对五千年来中华生态文化进行了探讨。上编七章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七个阶段探讨了中华五千年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与政治、经济、民俗、学术的相互作用；下编九章分别分析了古代气候、土壤、生物资源、水文、矿产、灾害等诸生态因素的变迁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并探寻了中国古代生态旅游文化的特征及古代人们的生态思想。余论部分则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决策、土地、人口、水、大气、森林、废物处理、噪音、珍稀动物、交通等十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此书作为从文化角度探索我国长时段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无疑为我们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三、关于理论、方法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明清历史论文篇（3）

“天地会”的理想，反清复明，在如今的通俗文化界一举成为现实。也正是文化的时尚规律――没有人能一辈子喜欢辫子戏，改朝换代势不可挡。

也该轮到明朝了

明朝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

湖南卫视的开年大戏《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在剧本还一个字没写的时候就被湖南卫视早早预订下来了，看电视或DVD，可能看的就是《百家讲坛》的《明十七帝疑案》或者电视剧《大明王朝》。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在天涯论坛以“当年明月”网名发表的《明朝那些事儿》，才连载了三个月点击率就突破300万，粉丝们自称“明矾”。书市上，《大明朝的另类史》、《明朝顶级文臣》、《毛佩琦正说永乐大帝朱棣》、《皇帝、太监和文臣：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系列、奸臣系列、太监系列都在蠢蠢欲动。就连玩游戏，也有可能是“新郑和Online”。

2007年才刚开头，就被人称为“明朝年”。虽然有很多关于清朝的谜还没有解开：雍正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乾隆是情圣还是事业型男人?为什么和砷有时笨、有时奸、有时很有人性，但来来去去都是王刚?观众在一张沙发上看了五六年，难免会有一些审美疲劳。清朝看腻了，坏人王朔就说“满清这帮土鳖”，文人就吹捧起“离中国人最近的汉族王朝”明朝将成为文化潮流。越来越多人加入明朝背后的文化组织“红花会”作推手，张国立、张铁林、王刚，属于清朝的发亮前额被他们挖掘得差不多了，需要明朝来转移视线。

“其实，明史热不是从去年开始，它一直就热，从1644年明朝灭亡开始热，不过几百年中这种热被人为地泼冷水降温。”著有《皇帝、太监和文臣：明朝政局的三角恋》一书的网络作家“十年砍柴”这样描述“明朝热”。而最近的图书界语录中，图书策划人丹飞表达了自己作为“明朝推手”的想法：“汉、唐已经火过了。现在也该轮到明朝了。”

明朝的现实折射

“看历史的人是为了看自己，折射的是当下处于转型期人们的迷茫和困惑。明朝就是一个转型期――从古代转向近代。”“当年明月”这样理解明朝热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我们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如今的明朝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以尊重史买、文本细读的考究面目出现。如果说清朝更多地被“恶搞”，那明朝就是在被我们“正搞”。

《大明王朝》从某种角度上说，很像一部古装的“反腐片”。按照评论家的说法，“《大明王朝》思考了类似君杈和内阁、爱国和误围、公和私、道德偕模挑战强大皇权的关系。”而扮演“海瑞”的黄志忠则另有体会：“海瑞是个底层官员，他一个人与整个腐败官场作斗争，最后却能善终，这是令许多史学家不得其解的地方。这部剧在重塑海瑞的同时，也会解开这个谜。”有评论确信，这部有着“亲情、爱情、仇恨、陷害、唇枪舌剑、反贪的对抗”的电视剧代表了时代潮流。

从另一个层面上讲，清朝在通俗文化作品中更多出现的是帝王历史，一度引起了从媒体到评论界对“帝王崇拜”的诸多不满。魏明伦曾评论说，“现在影视中的‘帝王戏’多是在表现皇帝如何爱民、如何夙夜忧叹、日理万机，尤其是要表现他们的帝王权谋与智慧”，这无疑让清宫戏沾染上了一点点政治不正确的嫌疑。反观明朝，诸多纠葛的人物摊薄了帝王的戏份，而明朝帝王们也的确不大“争气”，无论观众还是史学家感兴趣的都是官吏和制度。

《大明王朝》编剧刘和平曾说，在中国日渐走向科学、民主、自由的时代，只呼唤明君、清官的文化不能代表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讨论人在各种生存状态下的觉悟。热心的电视观众也热衷于在《大明王朝》身上发现现实经验。《大明王朝》第35、36集中，海瑞对严嵩题的六必居的匾额里的“必”字进行了分析，写了六个必，结果引出来反对努力的借题发挥。有观众看了深有感触，由此在博客里讨论，“我想引申出来谈一下，企业如何用有缺点的人才的问题。”

明朝再往前的继承关系

讨论完“大国热”，再来讨论“大明热”。

张颐武教授为此发表评论，认为“帝王戏”和“大国心态”密切相关，通过历史正剧式的对帝王的强烈的正面的想象，显现大国意识。而明朝在当中是什么地位?他指出，《大明王朝》对于腐败问题的焦虑不简单是对于当时社会的整体否定，而是寻找某种可能的具体而微的解决方案。这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超出了“现代”历史观的限制，提供了某种新的想象空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作为一个在制度斗争中挣扎的最后的汉族王朝，明朝是一个更细微具体的时代，而不是像清朝只接近于娱乐想象?

对于观众来说．撇开“明朝热”讨论、时代潮流的反映、讲述人性道理不谈，《大明王朝》也是一部好看的电视剧，明朝书籍也是挺曲折离奇的传奇。但对于评论家和学术界来说，这是不够的，推动潮流的人总是看得更远。当有人说《大明王朝》和《贞观之治》都有点“雷声大雨点小”时，中国唐史研究会副会长杜文玉则发表预言：“以前最热的是清宫戏，人们对清朝初期历史的关注带动了明朝热，我觉得明朝热被提出来是沾了清朝的光，但明朝的历史并不是光辉灿烂的，它流行的时间不会长久，而中国历史最鼎盛的时期在汉唐……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重新解读的流行还会持续下去。”

时尚的演变都是渐进的，慢慢走向一个极端，然后再走向反面，这就是反清复明的真相。文化推手如巴黎的服装设计师一般影响大众口味，电视剧正是文化的时尚系统。也许，我们可以像参加旅行团一样理解TV中的明清换代――各位旅客，时光隧道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本站将停靠3分钟，来明朝旅行的朋友，清收好座位前的小桌板和花生米，下一站我们将带你进入唐朝……

毛佩琦　我们一直在误解明朝

在2007年的明史热潮中，明史研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琦，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之一。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之一，他的《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上市后迅速杀入各书店的排行榜。而近年几部有关明史的影视剧也多由这位专家参与把关、审定。此前，他却一直在呼吁史学界还明朝一个本来面目：“目前流行的，对于明朝的解读，大部分都是错误的。”

在毛佩琦看来，人们对明朝有很多误解．比如认为明朝疆域很小，国力很弱，很腐败，特务组织很黑暗；细到历史上的人物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对朱元璋的妖魔化，对朱棣的评价过低，误解了郑和下两洋的真正目的等。至于原因，毛佩琦认为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一些不够客观的历史书和武侠小说，“误解来自于这些人、这些作品。小说暂且不提，像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当时是为了影射的，把明朝的事情摘出来，用以批评，提出了特务政治这个词汇。其实魏忠贤参与政权一共就七八年的时间，但是明朝有277年，怎么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呢?”

在《百家讲坛》上，毛佩琦――澄清、反驳着种种误解：“清朝人对明朝疆域和明朝的国际影响的描绘是这样的：‘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就是说：疆域和影响远胜过汉唐。最近开了中非论坛，40多个非洲元首来到中国，已经非常盛大了，但是在六七百年前的明朝，来中国朝贡的有30多个国家，很多国家的国王就住在中国，明朝时没有飞机和轮船。这种盛世在汉唐时期哪里有过?所以明朝在国际上的影响远远超过汉唐。”

对于明朝是什么样的朝代，毛佩琦用了八个字来形容，他在不同场合无数遍重复过这八个字：“治隆唐宋、远迈汉唐”。“明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对领先的。清朝虽然有所谓康乾盛世，但在当时的世界上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明朝时中国的强大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之匹敌。”

毛佩琦参加过一些明朝背景影视剧的审批。在他眼中，一些电视剧不仅在艺术上是平庸之作，还歪曲了历史，引起了历史学家和观众两方面的反感。比如他提到此前播出的《传奇皇帝朱元璋》，他直言不讳地对主演陈宝国提出批评：“把所有的政治斗争最后都归于床上戏，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在他看来，这部戏所宣传的历史观也是错误的，“明明朱元璋得到了儒家学者的帮助，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但是剧本偏要把提出这个口号的人写成一个神秘的和尚，既歪曲了历史，也扭曲了人们对明朝本有的正确印象。”

《大明王朝》则很顺利地通过了专家们的审批，毛佩琦认为原因在于，《大明王朝》虽然有一些虚构情节，但把握了历史的基本面貌，对于明朝政治格局、政治运行的叙述是可信的。“不能要求艺术作品和历史百分之百的一致，需要把一些没有记录的东西用想象填补起来构成戏剧冲突。允许虚构，但前提是不歪曲历史本质，不歪曲对人物的评价。”

如今，历史正剧和大众的视线都集中在了明朝。在历史和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间，需要一些切点来产生共鸣，明朝历史中有些什么因素吸引了大众通俗文化的热捧?“明朝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顶峰时刻，无论是文官制度，还是政治、经济、文化，这种辉煌肯定会吸引眼球。”在这些辉煌背后，毛佩琦认为明朝历史中有大量的代表人物吸引着人们的关注，比如建造北京故宫的总工程师蒯祥，主持修建长城的翁万达，科学家有徐光启，军事家有戚继光，医学家有李时珍，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与清宫戏相比，毛佩琦认为明史有更丰富博大的内容可以展现。“明朝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可以仗义执言，给皇帝提意见，海瑞只是一个代表。清朝有吗?清朝有的是严厉的文化高压政策，严厉的文字狱。明朝就自由得多，有三言二拍，可以看《金瓶梅》。对各种文化都采取了开放态度，像宫廷里，很多宫女和后妃都信天主教，这说明明朝不拒绝外来文化。明朝的科技文化发展到可以和西方平等交流和对话的程度。这些都是中国人的宝贵智慧和遗产，明朝历史有故事、有智慧，我想这是人们关注明朝的原因。”

(文／陈艳涛)

张黎　你们要看的真实是谁的真实?

在一片明史热潮中，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登场。这部有着冗长标题的电视剧立刻引起剧情、人物、虚构与历史的众多争论，成为明史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导演张黎却很惊讶：“这是偶然的，我原来都不知道有明朝热这回事。”

此前的明朝戏显得异常冷落，大陆的历史剧都盯着满清――那个任很多人眼里不足以代表华夏民族、泱泱大国的朝代。甚至《大明王朝》的编剧刘和平，此前的代表作即是那部响当当的《雍正王朝》。张黎对于为什么选择明史来拍戏，还是有一番说法；“对于汉民族历史来说，明朝有很多其他朝代不能比的东西，比如官僚制度的完备、皇帝的个性化、疆土、国民经济、人口，有很丰富的内容。明朝是最能反映中国人生存方式和政治理念的一个时代，如果把明朝了解透了，对中国的了解就上了一个台阶。”和毛佩琦一样，编剧刘和平也认为明朝有着许多误读，“从古至今，业界和普通群众都对这个朝代存在许多不客观的评价，我写明史、拍《大明王朝》，就是希望能让更多的普通大众对明史有个重新认识。”

但力图“重新认识”的历史剧也会面对真实与虚构的诘问。刘和平最简洁的回答是：别老拿历史纠缠我――“历史学和历史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一定要按照25史来要求，那你就去看25史好了。史学和文学是一样的吗?不是。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在这么一个常识性问题上纠缠不放?”张黎则反问：“你们要看到的历史真实是谁的真实?是真正历史的真实，还是历史资料、历史评判的真实?每一代编撰史书的人都有他们的立场和史学观。你能说谁的最具有合法性、权威性和真实性?”

张黎和刘和平对于历史剧的共识是：用故事说人物，用人物说历史。所以当《大明王朝1566》播出时被加上了“嘉靖与海瑞”的副标题，张黎认为很恰当。此前大多数人对嘉靖和海瑞都是模式化的认识，嘉靖就是昏庸皇帝，海瑞就是清官，但刘和平赋予了他们更多深层次的内容。在他眼中，嘉靖奉行“太极政治”，一生多疑，为令群臣惊栗的“雄猜之帝”；海瑞则是“当时封建腐败官场的‘’，他对付腐败都是采取‘自杀性袭击’的方式，向腐败的朝廷和官场全面宣战。这样一个性格古怪的清官，剑锋指向封建体制的根本，维护的却依然是封建体制的社稷，他和嘉靖亦敌亦友。

从那部让他一举成名的《走向共和》开始，张黎就一直在面对这样的疑问：是否在给历史人物翻案?之前，是“为慈禧和李鸿章翻案”，这一次，是给嘉靖、严嵩、宦官群体。但张黎对此的回应，却是八个字：无案可翻，无可颠覆。“我不是要为谁翻案，《走向共和》里的内容在史学界早就解决完了，没什么新鲜的，我们只是享受了史学界现有的成果。我也不太愿意对历史人物作所谓的道德评判。这不是电视剧应该做的事儿。成年人都不会用好坏善恶来评判一个人，何况是放在复杂的历史当中?我们要看一个人是推动历史发展还是阻碍历史发展。人们的思维定式是嘉靖荒淫无度，其实嘉靖也有他深层的理由，我们只能试图把他那些深层的东西尽可能揭示出来。对海瑞个人的道德取向，我们也没有做更多的评述和表现，实际上是取其大者吧。”

明清历史论文篇（4）

中国史学有史,始于“五四”以后。梁启超、、傅斯年,分别从不同角度为这门学科史提供了开拓性的思路。尤其是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再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创设“史学史”之名,并给出中国史学史怎么写的初始方案,使他成了这门学科史的“教父”。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自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便逐步形成重视中外史学史的传统。这首先要感念当时相继主持系政的东西二周。“东周”周予同先生,于一九四一年在“孤岛”上海,发表长文《五十年来之新史学》②,被认作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开山名作。“西周”周谷城先生,早因一人写出两部通史而蜚声学界。他与周予同先生都强调史学史是文化史的核心成分,史学专业应该同时设置中国史学史、世界史学史两门主课,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原典教程。③

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扰攘,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两门史学史同时讲授,才在复旦历史系变成现实。一九二七年便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以《明史稿考证》为题的毕业论文而受导师梁启超激赏的陈守实先生,率先更新了中国史学史的通行陈述体系,从史论结合的角度,特别关注史学映现的社会结构和时代思潮,强调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才能清理出真的史实④。早年留美并长期从事时事评论的耿淡如先生,作为列入全国科学规划的世界史学史项目主持人,特别留意对于前苏联史学以外的西方史学的整合性研究。两位先生讲授的两门史学史课程,都以独特的风格,吸引着青年师生,并且各自都在本系带出传人。⑤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谭其骧先生重主系政,十分注意恢复和改进复旦历史系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固有传统。于是中外史学史重开了中国历史文选、中外史学原典解读、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等等,也都以新貌再现⑥。那以后,包括中外史学史在内的专门史研究生,数量一直增长,同时陆续引进的各科史学专家,更给本系发扬特色注入活力。

三年前,复旦历史系博采众议,决定以自由组合的方式,突破专业分工过细的畛域,通过共同研究一个课题,各展所长,互磋互磨,合撰一部展现本系传统特色又具新意的专著。众多同仁都赞成将主题定为史学史。于是就有了正在撰写的三卷本《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并命我承乏主编。⑦

《复旦学报》支持这一项目,设专栏分期发表同仁诸稿,因草此小文,略陈私见。

一　关于经史关系

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史学,由经史不分,而自成一部,而著作数量压倒经部,以至反过来宣称“六经皆史”,那是一个长而又长的历史进程。

中国很早就有“史”。即使不谈遥远的神话传说保存的先民记忆,单看近代的考古学提供的物化文献,便可证至迟在公元前二千纪,先进于文明的殷商王国,就有了称作“史”的职业分工。上个世纪初王国维曾著《释史》⑧。那以后中国的古史学者,运用王国维完善的所谓二重证据法,从文物与文献互证的角度,不断证明商周时代,“史”是诸王国不可或缺的高级专家。因为他们负责保存历史档案,熟悉列朝列王祖先和部族神的过去,也记载在位君主贵族的言行,并且通过家族世袭而形成具有垄断性的专长。

相形之下,“经”的名目,远晚于“史”。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⑨。他指的史,无疑是职掌文字档案的专家。孟轲曾说孔子作《春秋》,“其文则史”⑽,那涵义只可释作《春秋》的编纂形式,与同时代列国“史”的文字表述方式一脉相承。因而,自汉至清,经学家们争论了两千年的一个问题: “经”是孔子生前死后一切重要典籍的泛称呢,还是归于孔子名下的六种或五种著作的专称?都只涉及秦焚书后重新流传的古籍作者与性质。即使单看典籍而不问职守,“经”也至多可称上古史官的某种记录遗存。⑾

中国史学史研究,大可不必理会六经或五经是孔子之“作”还是“述”的古老争论,却不可不正视这样一段历史公案,那就是中国进入中世纪,作为某几种古史化身的“经”,特别是《尚书》和《春秋》,怎么反而迫使史学成为它的附庸?

《汉书·艺文志》便是显例。此篇是今存最早的古典文献的目录提要。它的原型,是公元前夜刘歆写定的《七略》。⑿

作为刘邦幼弟楚元王的后裔,刘歆和其父刘向,都是西汉宗室内罕有的学者。楚元王是荀况的再传弟子,对于《鲁诗》和《春秋谷梁传》的传授都有贡献。汉武帝初期田尝试独尊儒术,就曾借重楚元王重文的令名。楚元王的子孙多纨绔,但五传至刘向,却复兴祖学,并受命整理改编宫廷藏书。刘歆子传父业,对积累二百年的宫廷藏书,系统清理,分门别目,取长补短,撰写提要,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续成《七略》,由此留下中国早期文明史的一部完整的文献历史记录。清末章太炎盛称其功不在孔子之下,当非过誉。

刘歆最大的贡献或者错误,就是在宫廷藏书中发现了《左传》。他对这部编年史,如此着迷,以至令家中婢仆熟读的同时,还违拗其父刘向的意旨,要求朝廷立于学官,作为可与《公羊》《谷梁》并列的“春秋传”。他的企图得到怎样的失败,史有明征。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刘歆揭露西汉帝国末日学界黑幕的致太常博士的公开信,与后来的僭主王莽无关,因而钱穆指出顾颉刚们论此事背离史实,是有根据的。

这里需要说到刘歆的先辈司马迁。

司马迁继承父职,担任西汉帝国的太史令,很快主持完成了修“宪”即改历大业,证明他确有出色的科学事业组织能力。但司马迁也与司马谈一样,在立志恢复早已中断的“史”的世业,即记述“天下之史文”的同时,忘记了孔子关于君子思不出位的遗训。就是说,他虽位居太史令,但在“儒术独尊”以后,古代史官曾经世代拥有的历史记述权,已经被君主信用的经学家,特别是董仲舒、公孙弘为核心的所谓《春秋》公羊学派夺去了。

因此,司马迁主持制订《太初历》成功,随即履行司马谈遗训,着手撰写通观古今历史的著作,就立即招来君主代言人的指斥,说他竟敢自比作《春秋》的孔子。那时董仲舒一派经学家,不仅把《春秋》说成孔子接受天启为汉朝预制的一部“宪法”,还成功地垄断了它的解释权。这里不拟重述在汉景帝时代刚出现文本的《春秋公羊传》,只过了十多年,到汉武帝初期,便成了“儒术独尊”化为国策之后最为重要的“五经”之首。欲知其详,不妨参看周予同先生的《经今古文学》、《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诸著,或者拨冗一阅《经学史: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等拙文。

这里只说一点,即以董仲舒一派的《春秋》解释,高踞汉廷认可的意识形态化的经义核心地位以后,有关历史的写作,特别是涉及当朝人事或制度的历史陈述,就变得十分危险。因为据所谓公羊学者的说法,一部简单到有时每年除时间记录外仅有一字的古老编年史,字里行间竟隐藏了那么复杂的“微言大义”,怎能不引起君主和他们的大臣,对于新出的历史著作说古述今,是否别有用心,感到狐疑呢?于是汉武帝首先抽查司马迁记述他和其父在位大事记,“大怒,削而投之”;于是汉武帝借李陵案将司马迁下狱,施以腐刑后任命他为宦官头目以示侮辱;于是司马迁终因坚持忍辱写作《史记》,而不明不白地从人间消失,这一连串的悲惨遭遇,便不难理解。

还在司马迁因著史而受皇帝亲信大臣指责,说他竟敢在太平盛世效仿孔子著《春秋》为后王制宪,那时他就表白,自己绝无希踪“素王”的野心:“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对于已被董仲舒、公孙弘之流公羊学者“以经术缘饰吏治”的策略,迷倒或者有意迷倒的汉武帝及其子孙,怎会相信这位史学家的真诚?因而直到百年以后,帝国御前会议仍然判定迁史暴露了刘邦及其布衣将相造反成功的秘密,而拒绝一名藩王抄录《史记》副本的请求。因而同样造反起家的东汉王朝,直到崩溃前夕,短暂当政的王允,仍然声称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而留下“谤书”,必须引为历史鉴戒。这也不难理解。

难以理解的是《汉书》作者班彪、班固父子。他们的陈述西汉和新朝兴亡史的著作,分明是《史记》关于西汉前期五朝史的续作,却斥责司马迁诽谤刘邦及其子孙。但由《汉书》的《艺文志》,抄袭刘歆的《七略》,仍将司马迁的“太史公书”,与《楚汉春秋》一起列为儒家经典《春秋》的附庸,便可知时至公元一世纪初,学者仍然经史不分,把述史看作解经,就是说论史等于论政。当然从此以后,写历史必须将有利还是不利政治现状,放在著述的出发点和归宿的地位。因此,从东汉到满清,不是《史记》,而是《汉书》,便被列朝统治者认作正史的楷模。

不消说,班固仍列迁史为《春秋》的附庸,也起了反作用。首先他本人续作《汉书》,便被指控“私改国史”,从此近现代史的编纂,便直接由宫廷监控。其次导致列朝当局越发夸大史学的社会功能,例如东汉末权相王允总结的“历史教训”,直到明清二朝为胜朝修史,还被君主奉作圭臬。

全部中世纪史表明,没有一个王朝能够遏阻权力导致的体制腐败取向,没有任何一名圣君贤相能够真正箝制民意,第三即使在思想文化领域擅长运用软刀子 杀头策略的专制者,也没有一人真正实现李斯向秦始皇所献的“安宁之术”,达到“天下无异议”。

于是,在东汉帝国通过“东观修史”,厉行控制“国史”编纂以后,接踵出现的却是三国史记载的兴旺。西晋末统治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直接导致了民族大迁徙和南北诸王朝的长期分立,在史学领域引发的效应,便是官方史学互斗,私人史著繁荣。单是记载西晋一统到东晋南迁的史著,到唐初还剩十八家之多。

正因为史学脱离了经学的控制,附庸已蔚为大国,因此两晋王朝清理宫廷藏书,不得不面对现状,将《史记》《汉书》以来的各类历史著作,从经部分出,归为一部,并迫于数量巨大,将它从丙部晋升为乙部。

北宋的理学先驱程颐,曾想直接干预司马光《资治通鉴》对唐太宗的“评价”,要求给予“篡名”,并且要求从忠臣不事二主的角度否定魏征。他的干预没有成功,或许这是朱熹最终将司马光排斥出北宋道学宗师系统之外的一个理由。

然而司马光不肯屈从程颐关于唐太宗、魏征的“评价”,终究表明自从史部独立以后,没有任何正统学者,可以强迫史学回到完全是经学的奴才地位,不待说这并不表明自命道学而憎恶史学的正统论者愿意放弃努力。

朱熹便是显例。他自拟大纲,指使门徒摘抄司马光书内可资明道的段落,编成《资治通鉴纲目》。他晚年索性反对门徒读史,表明他沉湎于孔孟之道宗教化,已使他认定史学只能充当以道学教义淑世的一种手段,“存天理,灭人欲”的一种鉴戒,至于历史本身是怎么回事,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应用必须服从价值取向的左右。因而他以论代史,提倡纲举目张,便隔代相传,特别在清初成为君主通过扭曲历史以辩护现状的一大法门。

清修《明史》是世称廿四史的最后一种,却从清顺治二年(1645)设馆编纂,到清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凡历四帝九十六年,时间之长,没有别的正史可比。但陈守实先生早有考证,其实康熙中叶这部史稿便由万斯同改成,以后全稿被王鸿绪窃取,又稽迟数十年始得面世。事实是清楚的, 背后的曲折更值得深究。关键便在于权力对胜朝史编纂的监控越来越烈。《明史》编修真正的开端,是康熙十八年(1679)诏征“博学鸿儒”。这一特科,修明史乃借口,满洲征服者的真实意向在于牢笼汉族文化精英,将大批学者关进史局,所谓既食周粟,便作不成夷、齐,当然也不再可能再在民间散布思明敌清的言论。 不过接着轮到统治者担忧,唯恐暴露满洲在晚明悖德逆伦、从在明朝边疆而乘明廷之危以攘夺宗主天下的历史真相,于是便出现康熙帝屡次警告监修大臣必须慎重处理明末最后三朝的历史,也导致投机成性的王鸿绪乘康熙中叶宫廷内哄而向君主隐瞒《明史稿》已成的事实,敢于在康熙末才向朝廷报送已被他窃改的部分书稿,敢于到雍正朝颁布《大义觉迷录》后奏呈剩余史稿。

从康熙晚年大讲“真理学”,到其子雍正“以理杀人”,到其孙乾隆将理学迂儒也列入文字狱打击对象,一切学术都只能按照满洲大君钦定的所谓朱子学的教义“躬行践履”,史学特别是牵涉到征服民族源流的历史研究,难道可成例外吗?《明史》编撰的时间与成稿可信度的巨大反差,只可由此说明。

中世纪的君主独裁体制,到十八世纪雍正、乾隆父子在位时期,可说达到极致。乾隆晚年更是举朝鸦雀无声。但正如稍后龚自珍所形容的,衰世与治世,只在表象相似,紧接而来的,就是乱世。乾隆末季,白莲教等等以迷信为集结纽带的秘密组织已遍布华北民间,并由北向南扩散。各地民间秘密组织的动因与形态极其复杂,多半起于自保社区现状或寄托身心安宁,然而朝廷一律指为而进行镇压。所谓,乾隆刚死,其子嘉庆刚通过惩办和以阻遏政权腐化趋势,打着白莲教旗号的造反活动已蔓延到川楚七省。清廷倾力进行武装镇压,但重获安宁没几年,突然在紫禁城爆发的天理教,几乎使嘉庆皇帝沦为流亡塞北的废君。

这表明,专制君权的历史进程,犹如登山,费尽曲折爬到顶峰,随即就只好下坡,说不定前路更加崎岖。雍乾间的文字狱,已由打击民间私修晚明史,转向民间借宣传历史鉴戒而恢复朱熹理学原教旨的种种“假道学”言行。岂知历史决不会服从意识形态画定的路线,它或因政治干预而发生位移或变形,但必定坚持走自己的路。由秦始皇死而地分,到清高宗死而权失,中间的先例俯拾即是。

也许正因为中世纪的列朝帝王,无不以自己的观念依据为“经”,而无不以经衡史,于是在学者中激发经史相关度的世代探究。任何学者,只要对历史真有尊重,便只能承认史先于经,而经书的原型正是史书,所谓六经皆史。

相传六经皆史说,出于隋末王通。但《文中子》是伪书,王通的事迹也难征信,因此追本溯源,将晚明王学与六经皆史说传播,说成有因果联系,大约更于史有征。

也许出于对王学的偏见,也许因为与官方理学拉开距离,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十八世纪兴旺起来的清代汉学,通常不对经史关系说三道四。然而不论吴派或者皖派的汉学家,无不通过各自研究传统经典的成果,表明他们无不把所谓圣经贤传,看成历史的产物,看成每种每篇乃至每章每节都有时空连续性的痕迹。就是说他们竞相采用并不断完善的音训考辨之类方法,出发点都是将构成传统信仰系统基石的什么五经四书,当作可以考出发生、转化和定型过程的特种历史材料,没有神圣性可言。

所以,倘说清代汉学的共同表征,在于将六经皆史说,由言化作为行,甚至在实际上改变了此说内涵,同认“六经皆史料”。那大约近于历史实相。问题在于,既然人们“评价”古今政治,都强调实践是唯一尺度,为什么论清代汉学,另立标准?

说到另立标准,便不能不提及章学诚。由于清末民初章太炎、胡适之等的表彰,章学诚和他的《文史通义》,已成六经皆史说的圭臬,而照上个世纪中国史学史论著的通行说法,在八世纪刘知几《史通》问世以后,度越千年,才有章氏《文史通义》与之比高。

是这样吗?二十多年前,我修订《中国历史文选》,通过考证其人其书的历史,便曾提出:“章氏生前死后,长时期中,少被人知;直到清末,才渐受注意。至于他的著作全部刊行、学术思想被人研究,则是晚近数十年的事。”章学诚生前已对人们将他比作刘知几感到愤然,声称刘氏仅知“史法”,而他才懂“史意”,可上比孔子作《春秋》。但依据我的考察,《文史通义》不但力为满清君主利用程朱理学辩护,而且他是歌颂六经是史学的楷模,他痛诋戴震、汪中“诽圣谤贤”,他论史再三声明旨在反对“乱臣贼子之居心”,诸如此类都清楚证明他关于六经皆史的理论,与同时代的汉学家从史料真伪角度解构经传的实证取向正好相反。

关于章学诚其人其书,我们将另行讨论。这里只拟通过此例,表明时至十八世纪,中国的传统史学,已接近它与传统经学的悲欢离合的漫长旅程的尾声。然而尾声并不意味着过程的终结。相反,堪称尾声的六经皆史说,由于《文史通义》受到近代学者过度重视,再度引发经史关系的争论。

十九世纪出现了经今文学的复兴。清代汉学的这个内部异端,没有刘逢禄便不成学派,没有龚自珍便不成气候,它将六经皆史说推到极端。倘说廖平的经学四变,还是晚清学界企图复活经史不分传统的尝试,那末康有为及其门徒在前夜赶制的《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和《皇朝经世文编》诸书,都表明这个提倡帝国自改革的学派,昧于学术为政治服务的陈腐偏见,如何以今律古而扭曲历史。

二　关于“经世致用”

史学有没有“经世致用”的功能?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难道历史的经验不值得注意么?难道历史的教训不值得记取么?难道历史的兴替不值得借鉴么?难道历史上的圣贤忠义不足以垂范后世么?难道历史上的昏暴贪诈不足以警示来者么?既然如此,倘若说治史读史,都为了“鉴往知来”,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岂成问题?

很有趣,类似的疑义,中国有,外国也有。人们很早就熟悉黑格尔的观察历史三分法,其中第二种称作“反省的历史”,也即目前通常所称的“反思史”。这种反省的或反思的历史,又被黑格尔区分为四类,而第三类所谓“实验的历史”,如今又常被引用者改为“实用的历史”。⒀据黑格尔的叙述来看,那类在十八世纪初叶仍然盛行于德国的“实验的”或者“实用的”反思史,活像经世致用论的西方版⒁,可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显例。

于是,对于史学究竟能不能起到“经世致用”的社会作用,略作再考察,似非多余。

人所共知,所谓“春秋经世”初见于号称庄周本人遗作的《齐物论》⒂,《庄子》外杂篇还不止一次提到孔门的“六经”,但所述原始儒家的言行,又大多数不见于同时代的孟、荀等自命孔门真传的遗作。因而庄周及其学派说孔道儒,是否属于“寓言十九”的范畴?诠释者历来争论不休。

就说《齐物论》那句名言吧,“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其中“春秋”一词,到底指时代呢,还是指相传孔子晚年笔削而成的那部儒家经典?即使在清末,墨守清代古文经学传统的《庄子集解》作者王先谦,便以为唐代道士成玄英的疏解正确,断言“春秋经世,谓有年时以经纬世事,非孔子所作《春秋》也”⒃。可是行辈虽后而诠释此语同时的章炳麟,却以为“春秋”应当释作书名,即孔子据鲁史改编的《春秋》⒄。谁说学派相同就必定见地一致?“经世”说的源头与孔子《春秋》的相关度,在研究治史的学脉一致的两大巨匠笔下,诠释便如此相反,怎不使人对它的本义是什么,发生疑问?

再看“经世”一词的由来。《易传》非孔子所作,其中两篇《系辞》同样来历不明乃至具有杂凑性质的说法,迄今也不新鲜。因而上《系》所谓“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云云,第一绝不可能出自孔子的笔或舌,第二似与战国孟、荀诸派儒者也没有明显联系,第三可证“致用”一词初见于文献,便散发着形而下的气味。⒅

令人感兴趣的,更有“经世”与“致用”二词连缀成一个复合术语,始于何时?

恕我寡闻,在中世纪前期的经史论著中间,没有找到“经世致用”四字连用的先例;即如《庄子》所称“经世”一词,也才在晚唐五代的诗文中偶有发现。北宋王安石驳斥反变法者批评他但知“经术”而不识时务,曾说“经术正所以经时务”。于是,熙、丰变法,便以重订“经义”造势,以改革教育塑人,而打着周公原教旨旗号并以急功好利为特色的荆公新学,便凭借专制权力,骤成显学。正所谓权力导致腐败吧,新党很快便成为奔竞权势而不择手段之徒的渊薮,他们的格言是“笑骂由尔,好官我自为之”,他们的策略是包围急于“治世”重现的君主而假新法之名攘除异己,最后连王安石本人也被他们挤出新政舞台了。这是不是王安石新法新学迅速变质的一个理由?姑且存疑。有一点似无可疑,即当时批判乃至否定新法新学的人士,例如司马光、文学家苏轼、经学家程颐等,其实治学论世都与王安石取向接近或类似。比如王安石藐视孔子的《春秋》,司马光《通鉴》也声明效法荀悦《汉纪》,而不取法《春秋》“诛心”。比如程颐,不满汉唐经学而致力于重构经学原教旨系统,特别提倡“尊孟”,更是接过王安石的口号为我所用。可是他们都不认同新学,显然由于恶其党而憎其术。

从程颐到朱熹,完成了中世纪经学形态的重构。道学作为经宋学的主流,与佛、道教义的复杂关系,已有种种讨论,但它渗入中世纪后期史学的过程,仍不能说已经厘清。这里也只说一点,即程朱及其之徒,也说“经世”,却都看重概念中寄托的所谓先圣义理,而讳言“致用”。程颐晚年甚至声称,“道着用,便不是”。朱熹可能接受姻戚吕祖谦影响,中年一度究心史学,编过《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等史著,尽管每种都有“以理论史”的强烈主观色彩,终究可称不废史学的体现。但晚年却一再抨击吕祖谦的史论史著,如说吕著《大事记》背离孔子作《春秋》本意,“恐其所谓经世之意者,未离功利术数之间”云云,进而否定既往史著,蔑称看历史不过看人“相打”而已。梁启超在清末指斥二十四史乃地球上一大“相斫书”,其源盖出于朱熹语录。

然而正是梁启超,在五四以后,论说由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又赞颂“经世致用之学”,将它描绘成贯穿这三个世纪的思想学说的一根主线。照他的说法,晚明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与本土的士大夫徐光启等,共同促使“欧洲历算之输入”,“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造成学界空气变换,因而此后的清代学者,“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利、徐诸人影响不少”。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晚清的洋务学者和在华外人都曾说过,并不新鲜。新鲜的是他把清学史上的历史观、价值观及治学方法往往大异其趣的学者学派,都串在中外难辨的“知识线上”。然而,对于明末陈子龙、清初陆耀到晚清的贺长龄、魏源,以及清末竞相上市的那一大批“经世文编”,不断以集合方式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践思潮及其与时俱变的形态差异,梁启超与同时代的钱穆,以及后来的清学史研究,多半置于视野之外,偶有论及,也限于书目提要式的皮相考察。

正因如此,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学说史研究,包括史学史研究在内,说到“经世致用”,空泛的褒扬与模糊的界定,常常形成明显的反差。比如说它表征传统史学重视教化作用,或者表征中国历史理性特重实践,但那真是中国史学独有的特色么?前引黑格尔说法可作否定的回答。问题更在于概念的界定。毋庸置疑,中世纪到近代的中国史学,尤其是所谓正统史学,越来越偏好将历史当作鉴别时政、预测未来的镜子。关于史学具有“鉴往知来”的特异功能的认知,得到中世纪若干“圣君”的肯定,越发走红。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清圣祖,无不留下亲自干预或者关注“以史为鉴”的记录。甚至到辛亥革命以后,那个紧握军权而跻身民国总统高位的袁世凯,虽是不学的草包,却深谙“国灭史存”乃传世统治术的诀窍,甫即位就开“国史馆”,又开“清史馆”,牢笼逊清学者名士,免得此辈在外指手划脚地讥弹时政。效应呢?自唐初到民初,由“正史”可证,还只可套用古语,说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可是我们的史学史研究,经常显示比梁启超更缺乏历史感。梁启超谈“经世致用”,还限定于清学史,并随即用“学术主潮”、“一个支流”等提法,表明概念的时空限定。史学史研究却将梁说扩张到中国史学的全部传统。似乎梁说清代学术主潮,所谓“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以及梁说清代起伏不定的一个支流,所谓“排斥理论提倡实践”,都可挪用来形容全部中国史学史的本土特色或历史理性。休说梁启超论“经世致用”,以为近代起点在于晚明利玛窦、徐光启合作的中西合璧的历算学,已经大悖朱熹否定经世史学等于功利术数的教旨,就说梁启超所指的理论,意为满洲君主肯定的朱熹理学,而所指的实践,也特定为清康熙帝钦定的所谓真道学的躬行践履准则,用其孙乾隆帝的钦定诠释,那准则便是“忠君亲上”。准则的反题,当然是韩愈吟唱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梁启超不承认满清君主的这类准则是一回事,但他称道“经世致用”是清代学术的历史特色,蕴涵的逻辑与历史的矛盾,又是一回事。

谁都知道梁启超曾自称是清末思想界的陈涉。陈涉即陈胜,在秦末首先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点燃了颠复大秦帝国的篝火,但他才称楚王,便立即追步秦始皇,背叛了当初与贫贱农民弟兄“苟富贵,毋相忘”的诺言,很快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梁启超在晚年论清学史,自比陈涉,把自己封作晚清学界革命的首倡者,可惜不合历史事实。梁启超对于清末“思想解放”的作用,前不及康有为,后不及章太炎。假如不顾比喻不伦,那末梁启超至多可以譬作汉初以“识时务”著名的叔孙通。当然时代与境遇不同,梁启超没有以“面谀得亲贵”,在民初先拥袁而反袁,先尊师而叛师,乃至章太炎对他盖棺论定,以为当称“再造共和”的功臣。正如他在民初政治中力求用世一样,梁启超晚年无论说传统文化,还是论清代学术,仍然情系“经世致用”。当然他的关注重心越来越由现状移向历史,似乎与时期他策划辑集《皇朝经世文新编》的目标,已有显著区别。然而区别仅止于浮面,由他晚年依然积极促进“联省自治”,希望借此平息源出北洋的各派军阀的混战,共同阻遏广东军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可得确证。只是他和他的派别的这种努力屡遭挫折,反过来也促使他寻找“理想的政治”为什么止于理想的原因。他找来找去,自以为发现了症结所在,便是“政治是国民心理的写照”,积极的表现是为建设理想政治努力,消极的表现就是安习或默认先行政治。“所以研究政治,最要紧的是研究国民心理;要改革政治,根本要改革国民心理。”据他说,国民心理的根核在于历史遗传,而历史遗传“以先代贤哲的学说为最有力”。因而他认定,要改革政治,必须首先“看清楚国民心理的来龙去脉,才能对症发药”。

用不着特别指出,梁启超此说,并非他个人的创见,而是五四时代包括《新青年》若干主将在内的强调“国民性”的改革者的共同心声。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所以值得史学史研究注意,就在于他晚年讲授先秦政治思想也好,讲授中国文化史也好,都围绕“国民心理的来龙去脉”这一主题,以史论为政论,抒发他的“经世致用之学”。

从梁启超晚年论史的种种著作来看,这时他赋予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没有超出中世纪官方史学“鉴往知来”范畴。

所谓鉴往知来,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作者读者的共同情结。它的现代起源,也可理解。

难以理解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史论著,提及“经世致用”,便众口一词地称道那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

难道忠于鉴往的《史记》,不曾被后来统治者斥作“谤书”么?难道志在“资治”的《通鉴》,不曾长期遭受冷遇而被朱熹看作背叛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义的反面典型么?指斥者受指斥,因为从《汉书》、《汉纪》以后,没有一部纪传史或编年史,真正起过预测未来的历史走向的所谓社会作用。

于是又要回到黑格尔《历史哲学》,这部讲义,关于观察历史的三种方法的见解,至今仍是欧美史学界讨论历史研究本质的出发点。既然我们的史学史,讨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无不在于历史的经验,或者历史的教训,那末黑格尔也许仍可作为他山之石。

以下引自《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关于实验的历史即今称实用的历史的表述:

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那种道德的反省———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的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不消说得,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但是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它们的利益、情况和纠纷复杂,却又当别论了。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从这一点来看,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时常称道希腊罗马的前例,真是浅薄无聊极了。

列宁《哲学笔记》曾摘抄黑格尔的这段论述,且在旁注赞赏“聪明极了”。不消说,假如同意列宁这个赞语,那就对任何自称马列主义却又力倡史学“资治”者,煽了一记耳光。我不以为黑格尔论史学符合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却以为反思近代中国史学是否以“经世致用”为主流取向,前引黑格尔的这段话足资参照。“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谁若反其道而论之,岂非恰好证明缺乏列宁肯定的“聪明”?

我赞成黑格尔对于实验的或实用的反思历史学的批判。因为对照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一种的出发点和归宿,超出“经世致用”的陈腐说教之外。

三　关于史学史结构

如所周知,梁启超晚年首倡中国史学应该“独自做史”,并且设计了“做”史学史的四部曲,包括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

那以后,便出现了“以梁氏之条目”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的首出专著。迄今近七十年,在这门学科史的领域里,论著日增,但对史学的诠释,对史学史的编纂思路,有没有从根本上超越梁启超呢?似乎不见得。

不能说梁启超设想的史学史结构没有道理。一如他的老师康有为,梁启超也很爱讲“学术源流”。他晚年提倡研究中国学术史,就说史学史应该成为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有人说他晚年已经变成“新传统主义者”。可是他改变的主要方面,是对传统学术文化的价值判断,而对中国历史过程的基本认知,便没有大变。

比如说对中国“旧史学”的看法。从前梁启超曾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判断它属于“劣败”一边。晚年梁启超却改信东方精神文明高于西方物质文明的欧洲某些哲人的说法,判断重历史就是中国文明“优胜”的表征。怎么见得他的基本认知没变?因为梁启超没有放弃过人类社会总是由低向高“进化”的信念,并始终认为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

很难厘清梁启超的认知来源。他学问混杂。就像他宣称史学史应归入学术史,而学术史则是文化专史的组成部分,似乎在复述培根关于学问分类的见解;但他认为不断进步是历史的主线,又似乎取自费希特;他强调史学的最终任务在于寻找导致人群进化的公理公例,又明显受到严复介绍的孟德斯鸠《法意》的影响。同时也不能排除他在各个时期的师友乃至论敌,也对他的史学见解,起过不同作用。

也许因为认知来源之杂,反而呈现做学问可以兼收并蓄的色彩,因而梁启超设想的史学史的结构,给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陈述,留下了可供回旋的较大空间。自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金毓黻、魏应麒、李宗侗等,相继按照梁启超的方案写出《中国史学史》以后,作者踵出,也包括若干新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内,陈述重点或价值尺度虽有差异,但总的架构却很难说都已跳出梁启超的窠臼。

不妨引用黑格尔所述“观察历史的方法”进行比照。黑格尔曾将历史分作三种:本源史、反思史和哲学史。其中反思史,或“反省的历史”,又被黑格尔分作四类:普遍的历史即通史,实验的历史即致用史,批评的历史即批判史,以及艺术、法律、宗教等等专门史。按照我们的积习,“对号入座”,那就只能将史学史归入反思史的第三类,即批判史。

关于这一类反思史,据黑格尔说,它正是他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哲学》的十八世纪初叶德国通行的治史方法:“它并不是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历史的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它是对于各种历史记述的一种批判,和对于它们的真实性、可靠性的一种检查。它在事实上和旨趣上的特质,在于著史的人锐利的眼光,他能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寻出一些记载里没有的东西来。”

这里说的,不正是我们称作史学史的那种历史么?末句关于“特质”的指陈,也立即使我们记起从康有为到顾颉刚“疑古”的眼光。

可惜黑格尔紧接着借抬举法国史学家来贬斥他的德国同行:“人们曾经假借了‘高等批判’之名,就荒诞的想象之所及,来推行一切反历史的妄想谬说。这样,我们又添了另一种方法,使过去成为一种活跃的现实,就是以主观的幻想来代替历史的记录,幻想愈是大胆,根基愈是薄弱,愈是与确定的史实背道而驰,然而他们却认为是有价值。”

史学史不应该只是既往史学的批评史,却更不可以变成单纯的历史编纂史。“学之为言,觉也,觉悟所未知也。”这是公元一世纪中叶参与白虎观会议的东汉几十名学者通过辩论所得的共识。时近两千年,倘若我们的史学史论著,给人的一般印象,多半只着眼于编纂过程、体例得失、材料处理以及作者生平之类已知事项的描述,或者连叙事也不过因袭昔有几种作品,连顾炎武所讥“著书不如抄书”中间指出的“抄”的水准也远未达到,就是说对“学”的认知,甚至不及迷信纬谶的《白虎通》时代的儒者,岂非今不如古?

因此,史学史如果重视治史之“学”,那么不能因噎废食,对于既往的历史批评置诸不理,即使其中也可能充斥着“反历史的妄想谬说”。批评不等于否定,相反经常涵咏着否定之否定。中国自古便是历史的一个巨大舞台。生态环境极其复杂,生活在平原、高地和草原而靠水靠山或靠草谋食的不同民族,通过冲突、同化而走向中心或雄踞方面,建立起大王朝或小国家,各自反思与解释历史,怎会出现相同的音调呢?不同的传统,社会的,语言的,信仰的,风俗的,伦理的,教育的,都会造成对于本族本国以及他族他国的历史,作出差异的理解、误解乃至曲解。因而历史批评从来存在。批评者不限于专业史学家,也不限于那班好讲什么历史经验的君贵,也包括处在社会下层的广大平民。中国人似乎全民关注历史,至少到上世纪初,还凸显为文化传统的表征,难怪当时章太炎要说中国人属于“历史民族”。因而,历史批评堪称体现传统的历史观念。观念未必形成理论。但观念的萌生、分蘖、争存或荣枯,却是历史的整体影像,在历代史学遗存特别是非官方的载籍中多有踪迹。除了狭义的史学理论或史学批评,史学史还需要从更高层面系统考察历史观念史。

正如文明社会不可能在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状况中生成,中国高度发展的各类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以及举步维艰地走出中世纪的近代文明,都无不以内外或中外的文化交往,作为蜕变的条件。史学当然在例内。

可是,我们的史学史研究,也经常陷入上个世纪人文研究那种左右支绌的困境,既要批判固步自封,又要否定所谓西化。但清末风靡一时的“新史学”,不正是把欧洲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种种历史观念,当作开新的尺度么?五四以后渐成主流的“现代史学”,主张以阶级斗争学说衡量史学进步与否,不又正是另一种西化,即经过斯大林裁定的“苏联牌”历史唯物主义么?姑且不论观念是非,就看中国史学几次变动较大的时期,哪一次不与外来思潮的碰撞无关呢?近百余年的急剧蜕变仅是一例。

因此,正如中世纪经学总在与佛学等来自域外或周边诸异己思潮的交往中改变自身形态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用汉字表述的传统史学,从内容到形式,从论世到述往,必受外来的或周边的非正统史观的影响而不断地变异。

举例说吧,《汉书》以后的“正史”,无论采用纪传体还是编年体,辨夷夏都属于题中应有之义,区别的尺度便是相传由孔子论定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而四世纪初发生的民族大迁徙,根本改变了夷夏分布的空间格局。由南北列朝隔江对峙,到承袭北朝而重建一统的隋唐,都由泛称胡人的非华夏族主宰古华夏诸族活动区域,因而也都自命华夏正统。被迫南迁占据原称蛮夷的吴楚地区并将原居民挤压到岭海百越地区求存的古华夏后裔,又打起文化牌争正统,刻意彰显所谓衣冠礼乐不变。双方都把史学当论战工具,通过官修的王朝史互相辱骂,但双方又都把西来的佛学当作证明统治合法性的信仰手段。这中间随着游移二者之间的道教渗入宫廷,双方的文化都变得内涵与外延分外模糊。时至九世纪初叶,韩愈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即将夷夏的区分标准,由族类改作文化,说是华夏意味着先进于文明,反之则是夷狄。历史仿佛证明韩愈的判断不错,经过晚唐、五代而再度形成辽宋二朝对峙的格局,契丹族建立的辽朝,通过内部体制改革而先进于文明。这曾使同样怀有改革现状要求的北宋学者文士吃惊,愈来愈用较为平等的眼光看待属于夷狄的契丹,甚至承认夷狄从政治到道德都可胜过“中国”。那以后的史家大都倾向于接受韩愈的说法,以为夷夏之辨在文明而不在族类,乃至满清统治者也利用此说替自己的“以满驭汉”的民族压迫行径辩护,宣扬“夷狄而华夏则华夏之,华夏而夷狄则夷狄之”。

类似例证在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很多,可惜多半没有受到史学史研究的充分注意。原因之一在于专业的过度分工导致的认知限制。没有中国史的世界史,不顾世界史的中国史,在史学界久遭诟病,体现于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便是既分中外两门,却不互相沟通。随着人文学科比较研究在近年崛起,比较史学的课题也提上日程。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我们这里是否已经不算空话?难说。比如中外史学比较,首要的前提就是研究者需要对古今中外史学的基本进程有整体的了解,这岂是个别史家所能胜任的?倘若只作个案比较,同样面临可比性问题。人们早就注意历史有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别,同时同地的历史过程充斥着复杂的矛盾,没有结局相同的历史事件,也就不可仅从形式来作比较,追寻个案发生的偶然因素或许更加必要。况且要对不同环境条件下发生的事件或人物进行比较,更不可只看局部的相似性而无视整体的差异性。近些年我们的人文领域内的比较研究,经常给人以重形式而轻内涵的印象,所谓历史比较也往往给人以拿主观理念来代替历史分析的感觉,似难否认。

以上的简单讨论,表明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在若干关节点上,不是需要深化,便是需要增补。于是,困扰这门学科史研究的老问题,即史学史写什么、怎么写等等,就再度摆在我们面前。问题的涵盖面,也已越出当初梁启超设计的史学史“做法”的框架,不再是局部修补或扩容所能满足。这就突显了史学史编纂应该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结构改革的前提,在于承认既往的结构,又合理又不合理。所谓合理,意味着历史逻辑应与历史事实力求一致。历史属于过去。过去种种,犹如铸成的铁板,不再能随某种主观愿望而改变。因此逻辑的雄辩,决不可能改变既成的历史。中国的传统史学,备受权力的干扰,总体取向就是主动地或被迫地适应当前的意识形态,隐讳或曲解史实,乃至伪造历史,以迎合统治者的功利需求。因此中国的史学史研究,长期注目于历史编纂学史,很少涉及学科以外的历史观念,尤其避免讨论域外观念特别是宗教思潮对于中国史学的隐显作用,都可理解,却不可盲从。

史学史的结构改革,第一需立足于传承,不可学秦始皇将古典文化一扫而光;第二需立足于察变,不可以逻辑代替历史;第三需立足超脱,不可追求与时俱进而牺牲客观历史。

假如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那末史学史的结构,可以析作交叉重叠的三个系统。

一个系统便是历史编纂学史。这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史学史从业者耕耘的主要园地,收获也堪称丰富,包括通史、断代史和专题论文等不同类型的成果愈来愈多,致使后来者很难别开生面。只是数量不等于质量。编纂学史既需要继续探究各类历史纪录形式的递嬗与衍变,厘清与重要作品攸关的人和事的历史实相,还需要深入考察与作品作者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和重大事变。从事后一项工作,尤其需要克服种种非史学的干扰,诸如古为今用、以术代学、以论代史、惟权是尚等等。仅此一端,便可证历史编纂学史的研究,仍有许多事情可做,何况对于这门专题史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的实相,还缺乏一般的清理。

第二个系统当为历史观念史。历史观念不等于历史哲学。因为在中世纪中国,所谓史观史论,从来是经学的话筒,而所谓经汉学或经宋学,本质上是辩护论,辩护当前统治体制的既得的或正在追逐的权益。上个世纪中国开始出现哲学自主的声音,却很快淹没在种种当今的意识形态喧哗之中。而当今的意识形态总是紧紧抓住历史的所谓经验教训当作护身符,每令次政治恶斗总是拿史学当作祭旗的牺牲。照列宁曾经激赏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定义,“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那末上个世纪的及其前后的岁月,连忠于马列而企图不悖史实的历史思想考察,也无不被判作封资修的变种,岂有历史哲学的生存空间?不过没有历史哲学,不妨碍中国人上上下下都好用自己的眼光看历史,而且各有各的价值判断尺度。价值判断属于观念。看历史的尺度差异,当然表明并存的复杂历史观念,在共时性中具有历时性。若干传统的乃至虚幻的历史认知,得以打中各色人等的心坎,只能从不同时空的“现状”冲突中得到合乎实相的历史解释。史学史表明,自古及今的中国史学,作品作者的关注重心,或隐或显,无不与某种行时或悖时的历史观念有联系。因此,晚近的史学史论著,虽将陈述范围向史学的思想方面扩容,却忽视在社会历史中互相冲突又互相吸纳的复杂历史认知的存在,那复杂性就在于这类认知总是呈现历时性与共时性错综交集的特色。历史观念史尤其需要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第三个系统就是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中国人很早就对域外历史感到好奇,世代都有目治耳食的记述,致使毗邻区域的若干史实,每每要由考察中国史籍才能清楚。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同样受到来自域外的种种思潮特别是所谓异教信仰的影响,而不断改变形态。同域外文化的互动而促使本土文化传统不断畸变的历史,已在人文学科诸领域引起广泛注目,跨文化研究的崛起便是例证。但史学史研究的回应似乎比较迟钝。尽管边疆史地、中西交通史和“西学东渐”、留学异域等方面的考述,在中国早有实绩,却通常被史学史论著描述为园地的增辟,很少从“学”的角度,去讨论这类互动过程,怎样成为中国史学传统克服惰性的内在力量。前述比较史学还没有超出形式类比的混沌状态,或许不算苛评。因此,如果把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看作支撑史学史总体结构的鼎足之一,而这一足仍然有待铸造,应该说是有理由的。

①依时序,于1920年在北大所编《史学思想史讲义》,较诸梁启超于1922年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早一年。但梁氏讲义概述“二千年来中国史学经过之大凡”,虽重在史料考证,却被以后重编纂史而轻思想史的史学史主流视作滥觞。1926年至1927年间,梁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讲义在他身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题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内中提出应该编撰“文物的专史”,特别强调“史学史”做法的四部曲,即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以后出现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如金毓黻、魏应骐、李宗侗诸书,无不墨守梁氏设计。也有的讳言梁名而实袭梁说。但透过其中的意识形态化术语,察其述史思路,很难说已经实现对于梁氏四部曲的超越。

②已收入拙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96年增订版。此文末附抗日战争发生后中国史学家的著作目录,指出选择标准是民族主义史学,可知先生当时身处“孤岛”上海,向暨南大学师生讲授中国史学传统的心境。抗战胜利后,周予同先生转入复旦大学任史地系主任,又以公开抨击政权腐败著称。复旦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周先生也是第一人。

③周谷城先生在复旦大学内迁重庆北碚时期即任教史地系。1952年院系调整中,继已晋职大学副教务长的周予同先生为系主任,通过智谋,为复旦历史系赢得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章巽等知名专家来系任教。其后,周谷城先生改授世界上古史,但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这位“西周公”当年在学术辩论中的顽强精神。

④陈守实先生中年与郭大力合作研究《资本论》,从此终生服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方法,而对“苏联牌”的历史观念不愿理会;对于国内史家唯独钦服陈寅恪,而极不喜郭沫若。一九五九年因拒绝参与批判陈寅恪,被指斥为学考茨基“修正”马克思。他的“傲骨”,他的文章高度凝炼并充满思辨色彩而被称作“天书”,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⑤当时陈、耿、二周在本系并称“四老”。陈、耿二先生都已不再“参政”,恪守教授本职,反而对本系的学术薪传的实际贡献较大。

⑥谭其骧先生在一九五零年代后期首次主持系政,旋因受命改绘“杨图”(即后来名闻遐迩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由胡绳武副系主任代行其职。胡先生十分注意本系教学科研的全面建设,总设法使每位教师展其所长,屡因此被指作政治“右倾”。正因为胡先生与另一位先生再三敦请,陈守实先生才肯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虽只主讲两届,却使我们得以跟着讲。后谭其骧先生重主系政,不顾谤议,同意我接续已故的陈守实先生开创的中国史学史课程任主讲,并且多次与我讨论中国史学史该怎么讲。凡此均使我感知前辈史学大师以学问为生命的真精神。

⑦项目拟题《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拟分《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中国历史观念史》、《中外史学的交流与比较》三卷,以及各卷的暂拟结构和分章,都是我与合作同仁多次研讨后所订。

⑧见《观堂集林》卷六。王国维此文撰于1916年,是利用文物与文献史料互证,而通考古“史”职守与功能的首出名作。顺便指出,王国维由沉湎叔本华哲学而转向古史考证,固然与罗振玉提供甲骨史料攸关,而从治学取向来看,更明显受沈曾植的影响,惜此点迄今未见专文考察。

⑨《论语·卫灵公》。此“史”当指春秋晚期尚存的前代史官整理过的档案史料,所谓“阙文”则指官府档案以外的散存的前代史官的记载。

⑩《孟子·离娄下》的这则说法,在西汉经今文学诸传论及《史记》中均未见引用,至唐宋经学更新运动过程中,才备受“新儒学”论者重视,到明清更成孔子“作”《春秋》的最早证据。但三百年来的“疑古”学者,都怀疑孟轲说古史大半属于想当然。近年在古楚地不断出土的战国时代简牍,内有若干片断与传世《礼记》某些语句相似,于是有的学者竞相发挥想象力,乃至断言昔人疑古全错。问题是楚国祖先早就自称蛮夷,由屈原留下的《离骚》《天问》《九歌》等名篇,更可知道战国间,江汉流域的荆楚文化,在总体上自有特色,因而表明逻辑推论不能代替历史事实。

⑾说据章炳麟(太炎)在清亡前刊布的《国故论衡》。

⑿西汉末刘歆继承刘向主持整理宫廷藏书,增订刘向《别录》为《七略》。除总论性的首篇“辑略”外,“六艺略”以下六篇,全部被抄入《汉书·艺文志》。这是中世纪经学史家都不敢明白否认的史实。参看晚清章宗源、姚振宗分作的《汉书艺文志》的考证,均收入《二十五史补编》。

⒀黑格尔将“观察历史的方法”,区分成三种,见王造时译《历史哲学》的“绪论”。王译本于一九五六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初版,于一九九九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改为简体字重印。据后者的出版说明,重印本曾对照王本转译所据的一九??年英译本修订版作过校订。此后未见新译本。但近阅有关译著或文章,引述《历史哲学》区分三种历史,却将其中的关键词语均予改译。例如“原始的历史”改译为“本源史”,“反省的历史”改译为“反思史”。而“反省的历史”中间又分四个类型的名目,也逐一改译,如“普通的历史”改作“一整部文明史”,“实验的历史”改作“实用历史”,“批评的历史”改作“批判史”,“专门部分的历史”改作“专科史”等。上举关键词语的改译,较全面的可参看法国阿隆著、梅祖尔编注的《论治史》的冯学俊、吴弘缈译本,北京三联书店二??三年八月版,特别是《编年史与历史》一节(该译本页113—123)。任何一种涉及基本概念或观念的名词术语,由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都很难做到既准确又达意。由于王译本《历史哲学》通行已久,如别的译者或作者以为王译本关键词语不确乃至有误,需要改译,最好有所说明。

⒁前揭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的《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实验的历史”(页5),据该书附录一重要词语对照表,英文译名为Pragmatical History,按照通行译法,改译成“实用的历史”,较妥。王译似乎受胡适《实验主义》一文影响,或因译此书时正值国内大批胡适“实用主义”之际,故有此译。

⒂《齐物论》列于今本《庄子》的“内篇”。历来解庄者均谓内篇体现庄周本人的思想,章太炎于清末民初作《齐物论释》及其“定本”,至谓此篇能体“忠恕”、“道通为一”。但后起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对此颇有异说,或以为外篇杂篇才较多保存了庄周本人的言行。世传古典时代诸子作品,结集多历年所,几乎没有一种纯属个人著作,至多可视作某个学派主旨的体现。

明清历史论文篇（5）

这些专著和论文，涉及清代社会历史领域的各个方面，探索的问题也在不断深入，不过比较集中的是讨论了以下诸问题。

一、满族的形成与入关前的社会性质

这个问题是建国后不久就开始探讨的问题之一，直至今日仍然不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

郑天挺等认为，满族也和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但是努尔哈赤在公元1616年建立的后金政权，从一开始就是封建政权，当时的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只不过这时是处在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是属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而已1。

尚钺认为努尔哈赤兴起时，满族正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他还认为满族未经过奴隶社会，而由原始公社制直接转入了封建社会2。

张维华认为：“进入到满洲历史范围的满族社会，一般说来，在奴隶社会使用上只发展到家长奴隶制的阶段，奴隶使用仅是起着助手作用”。即努尔哈赤兴起时期的满族是处在早期奴隶制阶段3。

王钟翰在《清史杂考》4中认为，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至十七世纪二十年代（1577－1627年）的五十年间，努尔哈赤领导的满族社会应属于奴隶占有制社会，而决不是属于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家长奴隶制。他还认为满族在1621年至1644年的二十多年间，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重要而复杂的阶段。

周远廉在《清朝开国史研究》5一书中认为，满族在入关前经历了原始公社制末期、奴隶占有制与封建制等各个阶段。他重点分析了满族社会中“诸申”的身分与地位的变化，从而阐明满族社会性质的变化。他认为满族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诸申”是不受任何人役使的氏族成员，此时的满族社会性质是属于氏族社会末期。1587年，努尔哈赤开始“定国政”，给“诸申”规定了各种义务，从此沦为奴隶制国家的穷苦贫民。1621年后，后金政权占领了辽沈地区，颁布了“计丁授田”，此时诸申领有份地，每年向国家缴纳赋税，从此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农民。从1621年以后满族基本上进入了封建社会。

李洵等认为，满族在入关前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他主要是通过分析满族入关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他认为当时满族社会中存在的大批奴隶，是旧制度的残余，奴隶不是直接生产者，多半是家内奴隶。因此，当时的满族社会性质应属于前期封建制向发达的封建制过渡的时期6。

除以上几种意见外，也还存在着一些其他意见。例如，有的人认为，清入关以前的满族社会是处在家内奴隶制至庄园奴隶制时期。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便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满族真正封建化要迟至康熙时期才算完成7。还有人认为，努尔哈赤兴起以前，满族社会正处于原始公社制阶段，以后五十年间是奴隶制发展的时期。皇太极执政的二十年间，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过渡的时期。“拖克索”庄园日益普遍，说明努尔哈赤时期奴隶制发展较为迅速，“计丁授田”不是作为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界碑，而是延续奴隶制的一种措施，没有进步意义可言，只是到了皇太极统治时期，满族社会才进入到封建社会8。

二、有关清史在中国史的地位、清史的分期与明清之际（清初）中国社会发展方向问题

对于清史在中国史中的地位问题，解放前，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全，人们由于对满族入主中原抱有偏见，故竭力贬低清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认为清朝的统治对中国历史只有破坏而无建树。解放后这方面的认识有了改变，特别是近年来人们对清朝前期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日趋明确。普遍承认它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它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与稳定，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的积极作用。清史研究者们，还从世界历史的范围考察了清朝的历史地位。学者们一直在寻找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很自然地就加强了对清朝历史的注意。傅衣凌认为：明清时期的历史地位值得重视，它正处于东西方变化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明清两代出现有不少新东西，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意识形态等都有许多新东西、新因素。可是新因素、新力量得不到正常的成长，生产力发展缓慢，穷本探源，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阻碍明清社会前进的主要绊脚石。其次是封建的隶属关系、租佃关系，对直接生产者实行残酷的中世纪式的野蛮统治。再有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新产生的锁国政策，阻滞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阶级分化，看不出新的阶级力量的顺利产生和成长，使中国成为一个汪洋大海的小生产王国9。戴逸认为：“清史，离我们今天很近，……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如果要了解其究竟，追溯其来历，都离不开清史。”在讨论清代前期历史之地位时，“应该持两点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清代前期的历史既有它伟大的一面，也有它渺小的一面；既有它光辉灿烂的成就，也有它黑暗苦难的经历”10。王思治认为清朝前期历史的客观实际决定了当时的社会只能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向前迈进。然而，外部世界却正在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欧洲资本主义的先遣队正在源源东来，殖民主义在亚洲十分嚣张的时期。清代前期也正是抵御外来侵略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时期。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距离也更加扩大了，这是清王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一系列政策的恶果，其历史影响同样也是深远的11。

关于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社会如果没有外来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也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而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尚钺等人对此估价较高，认为从明代开始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发展到较高水平；而黎澍、刘大年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他大大提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了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开始的论断12。许多学者还认为，因为长期以落后的封建经济为基础，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因此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的进步的速度长期处在徘徊、停滞的状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因循守旧、骄傲自大、闭关自守的思想。从而抑制了明末以来许多有识之士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闭关是重农抑商政策的继续，它保护了封建经济，隔绝了人民与外界的往来和交流，这只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维护和巩固，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影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与发达的科学技术，致使中国在世界前进的行列中逐渐落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关于清史的分期，许多清史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一般人认为清史可分为前后二期，以1840午鸦片战争为界，前期是清朝发展的鼎盛时期，后期为清朝衰落、灭亡时期。

郑天挺等认为，1616年——1644年以前的政权，只是在辽东地区实行局部统治，这一段历史是属于明史范围。1644——1911年的268年间，可以分为三段：

1.前期（1644——1723年），从入关到摊丁入亩。共80年。第一阶段又可分为两段：（1）入关到统一（1644——1681年），前后38年。（2）统一到摊丁入亩（1681——1723年），前后43年。

2.中期（1723——1840年），从摊丁入亩到鸦片战争。共118年。第二阶段也可划分为两段：（1）摊丁入亩到白莲教起义（1723——1796年），前后74年。（2）白莲教起义到鸦片战争（1796——1840年），前后45年

3.后期（1840——1911年）或称为晚期13。

夏家骏认为清朝前期的历史可细分为三段，即：（1）关外阶段（1616——1644年）是明清交错时期，严格来说应归属于明史范围。但这一阶段是清朝打基础的时期，如果没有此段历史的发展，清朝统治者就不能入主中原，实现它对全国的统治。（2）统一、恢复、发展阶段（1644——1795年），这一阶段是清朝前期的重要阶段，政治上得到巩固，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土空前辽阔，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得到了发展。（3）由盛转衰的阶段（1796——1840年），此时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清朝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走向了下坡路。外国侵略势力也加紧了在中国沿海和内陆的活动14。

翦伯赞等认人，清朝前期的历史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统一时期（1644——1683年），即由清军入关前至统一台湾。（2）鼎盛时期（1684——1795年），即由康熙统一全国至乾隆帝“让位”，做太上皇帝，亦即白莲教起义前夕。（3）由盛转衰时期（1796——1840年），即由白莲教起义至1840年鸦片战争15。

许曾重认为，清史可分为六个时期，即：（一）女真各部的统一和后金时期（1583——1643年）前后共61年。（二）清朝建立时期（1644——1661年）前后18年。（三）清朝的巩固时期（1662——1683年）共计22年。（四）清朝的发展时期（1684——1795年）共计112年。（五）清朝的中衰时期（1796——1840年）前后45年。（六）清朝的衰亡时期（1840——1911年）共计71年16。

三、有关清初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

清初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也是建国以来清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它涉及到当时满汉间的民族矛盾、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清军一入关，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农民军与南明政权联合抗清，直至桂王永历政权的最后失败。这一阶段中，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影响着汉族社会阶级矛盾的变化17。第二种意见认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清初社会主要矛盾，因为清政权是满汉地主阶级勾结的产生，它镇压了大顺军和大西军，实行地主阶级的统治，而且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18。第三种意见是把清初这一段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在不同的阶段中，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即在清军入关之际，主要社会矛盾是阶级矛盾，即满、汉地主阶级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农民军，重建地主阶级统治，但是从顺治二年（1645年）起，由于清政府颁布严厉的薙发令，滥杀汉族人民，并用强制野蛮的手段推行圈地、投充、缉捕逃人等措施，严加控制和镇压汉族人民，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同时也侵犯了汉族封建地主和官僚们的利益，使地主阶级与农民军形成了抗清联合阵线，因此，此时的社会矛盾又以民族矛盾为主。一直到1664年，在康熙统治前期，已基本完成了满汉地主阶级的合流，这时社会矛盾以民族矛盾为主，转化为阶级矛盾为主19。

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江阴抗清等问题，有的研究者围绕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说明，并进而指出江南地主阶级与清统治者的结合与北方地主阶级不同，经过了反复曲折的斗争。清朝代替明朝，既是地主阶级重新加强了对农民群众压迫和剥削的过程，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经历了新的组合和调整20。

对于农民军“联明抗清”斗争策略评价问题，有人认为农民军“联明抗清”是当时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因此，对农民军来说，这个策略是正确的，也是可行的。清初的抗清斗争所以能长达二十年之久，正是由于农民军坚持了这一正确策略。当时抗清斗争有两股主要力量：一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郑成功，一是西南地区的李定国。有的人认为他们“联明”、“尊明”的实质就是忠于民族、忠于民族利益，这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21。另外，也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错误的，这一错误政策导致了抗清斗争的失败和农民军瓦解的历史悲剧。他们还认为，李定国采取的“联明抗清”应该否定。他对南明政权忠心耿耿，毕恭毕敬，这是阶级投降的表现22。

四、关于郑成功抗清与收复台湾问题

建国以来，对郑成功及其收复、开发台湾，发展海外贸易、与大陆的交往，清军统一台湾和弃守之争问题的研究，始终不衰。1962年和1983年厦门大学等单位先后两次举行纪念郑成功及其收复台湾的学术讨论会。

在郑成功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在挖掘档案和其他原始资料以及外文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合作编辑《清代台湾史料丛刊》，其中《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一册已经出版。此外，福建教育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印行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

学者们从明清之际整个时代的矛盾斗争与历史的进程为出发点，评价了郑成功的历史地位。他们指出，郑成功不仅是杰出的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是具体分析时，却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代表南明政权的抵抗派，始终坚持抗清，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抗清复明，收复台湾也是为了继续抗清。他忠君报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忠臣，不论从抗清或复台来看，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有的人认为他是海上贸易商人的代表，他的抗清和复台均从海商利益为出发点，因此他的抗清是不坚决，不彻底的，他赶走外国殖民者，收复台湾，要比坚持抗清重要，郑成功所以是民族英雄，就在于复台，而不是由于抗清。还有人认为，郑成功坚持反清和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民族压迫，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他一贯坚持强调“民为邦本”，“报国救民”，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关于郑成功抗清问题，傅衣凌认为，郑成功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抗清的军事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比起他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的功绩来，毕竟是第二位的，是以我们不能过分夸大郑成功的抗清作用23。张宗洽、潘文贵等认为，郑成功抗清，是为了“杀虏救民”，“恢复”，“中兴”，“复汉官之威仪”，简言之，即为“复明”。这一点与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具有同样性质，是应当肯定的。在抗清复明的活动中，郑成功的“忠君报国”思想实为最重要的动力，否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24。施伟青也认为郑成功武力抗清是坚决的，郑成功把与清“和谈”作为武力抗清的补充手段，郑成功始终是忠于南明政权的，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抗清斗争，拒绝清之招抚，不仅有坚定不移的抗清方针，而且有灵活机动的战术25。陈在正认为，郑成功初期抗清是正义的，进步的。但后期由于客观斗争形势与历史发展趋向的变化，他的抗清复明的愿望就成了主观空想，是与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充当了抗清悲剧的主角26。

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的问题。许大龄认为，郑成功所以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我国领土台湾，主要目的在于，要把台湾作为根据地，以便坚持抗击国内满族贵族的南征。他还认为台湾是他父亲郑芝龙旧日活动的基地，占领台湾是从荷兰人手中收复自己的产业27。陈国强认为郑成功收复台湾对当时国内外的历史发展都作出了伟大贡献，他收复台湾的伟大意义超出了他长期坚持的抗清斗争。郑成功在台湾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建设，摧毁殖民主义奴化教育，意义是深远的28。陈碧笙认为郑成功之所以成为著名的民族英雄，受到我国人民的尊敬和称赞，“正因他在收复台湾这一问题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绝不是为了抗清；如果就抗清中所表现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而言，他是远较李定国、张煌言这些人为逊色的”。郑成功把收复台湾是放在第一位的，把抗清是作为第二位的29。

关于郑成功经营台湾与海上贸易问题，林其泉、郑以灵认为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以前，其军饷供应就赖于海上贸易所得。因此，海上贸易是郑军的经济命脉。郑成功从事海上贸易是继承了郑芝龙的事业，但经营方法又与乃父不同。他实行的是“官营”贸易法，即直接派官员、将领经办对外贸易事务。而郑芝龙的海上贸易开头具有流寇性质，后来改为收取固定船税的“自由贸易”。郑氏的商船遍布东南亚各国以及日本，更远到西欧。“郑成功经济思想明显地表现出经济为政治和军事斗争服务”。郑成功从事海上贸易加强和发展了中国人民与东南亚人民的友谊和经济合作，鼓舞了东南亚人民反殖斗争30。黄志中认为郑成功的经济思想，既重视理业，也重视工商业。他的“通洋裕国”论，把商业提高到很高的地位，列为国家的本业。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生和市民阶级的利益31。林仁川指出，郑氏海商贸易对象主要是日本，每年有大宗的生丝、丝织品、砂糖、鹿皮输往日本，运回铜、铅等货。郑氏的第二贸易对象是荷兰，主要是从事生丝、砂糖、瓷器与胡椒、琥珀、锡、铅的贸易。郑成功收复台湾郑荷贸易基本中断，代之而来是郑英贸易。郑氏还大量同东南亚的吕宋、暹罗、柬埔寨、交趾等国进行贸易。总之，郑氏海商活动相当广泛，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无论是内贸不是外贸，都有这个家族经商的记录32。韩振华指出，郑氏家族一直是在东南沿海从事海外贸易的大族，1656至1660年间清朝实行海禁也效果不大，而郑氏对荷兰所控制的东方各港所实行的海禁却大见成效。只有在1661——1662年之际，颁布迁界令后，郑成功的海外贸易才受到影响，而这时他决心收复台湾，从而扩展了对外贸易之道33。

除了上述几大问题外，学者们还就郑氏家族的成员如郑芝龙、郑经、郑克塽以及施琅、陈永华等人进行了评论。同时还对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地点，郑军的兵额、军饷、军粮等进行了考订。近年来还有人对郑成功的死因提出了疑议，认为郑成功是由于被毒而死。

五、清朝专制主义的加强、政治制度史、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的研究

关于清代专制主义制度的加强问题，建国以来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一改解放前没有系统、支离破碎的研究状态。学者们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深入地分析清朝专制主义强化的历史渊源、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以及专制主义在各个领域的表现等。

清朝建立之初，较为重视整顿吏治。因此，比起明末的吏治较为清明。但由于官僚体制和封建地主阶级本质所限，康熙末年至乾嘉时期，仍然百弊丛生，贪污盛行。有的人还认为清代的专制独裁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顶峰，在许多领域的残暴统治在历史上均是空前的34。有人指出，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是在朝着不断强化的趋势发展。表现为清朝封建统治制度具有三个特点，即极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鲜明的民族统治与贪污腐化盛行。

建国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对于清代政治制度、国家机构的研究比较充分。李鹏年、朱先华等编著《清代中央机关概述》35，张德泽编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36，钱实甫编著《清代职官年表》37等一系列论著，都较为翔实的论述了清代国家机关中各部的机构和职能以及清代职官等。特别是对清代军机处的研究更比解放前深入了一步，例如，对于军机处设立的年代(有雍正七年，和雍正八年等说法)、作用和职能的研究都比较深入，取得了一定进展。此外，关于议政王大臣会议，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对于清代内阁的特点、职能以及所起作用的研究也在日益深入。

近年来对于清朝皇帝的御门听政制度、奏折制度以及票拟制度都有专门研究，而在解放前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较少。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徐艺圃的《试论康熙御门听政》38、朱金甫《清代奏折制度探略》39和《明清内阁票拟制度的来历与演变》40等。

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在清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前老一代清史研究者虽对这一课题有一定研究，但多为一般考证、说明。解放后清史学者们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对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作了深入的研究。从八旗的建立、组织结构、旗色、“改旗”、兵数以及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的组成、八旗制度的衰落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

在八旗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方面，有的人提出：八旗制度是满族的一种“兵民为一”的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咱组织是有二重性的。它既统民，又统兵是军事组织，又是社会组织。它的组建反映了一种奴隶社会部族联合组织形式。它的起源与变化，是与满族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是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41。有的人认为：八旗制度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是与当时女真各部的状况密切相关。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42。

在八旗编制上，郑天挺认为：八旗兵制与八旗户口有不可分的关系。满族户口编制，每三百人编一牛录，作为基本单位，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固山”是满族户口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各有一个专用颜色的旗帜，故汉语译“固山”为“旗”。1610年时四旗分别为黄、白、红、兰四色，1615年又增加四旗，于是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子，黄、红、兰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构成了八旗。在最初成立旗时，所有的户口都要编进去，不分部族，所以一个旗内，有满族人，有蒙古人，也有汉人43。

在八旗制建立年代和称谓上，王钟翰认为：八旗制度是在1615年由努尔哈赤正式建立起来的，“兵民为一”的满族社会组织形式。其正确称谓应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称之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或“汉军八旗”是较晚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44。李新达认为：满洲旗制，始建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而非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汉军旗制始建于天聪五年（1631年）而非天聪七年（1633年）45。

在八旗制度的改革方面，有人提出：在八旗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曲折，从而造成了努尔哈赤死后诸王争国、汗权极度削弱的局面，因此构成了皇太极继位初期的改旗活动。皇太极以黄、白易色的形式进行改旗。这不仅仅是八旗贵族集团中对权力和财产进行再分配的问题，而其实质是对八旗制度的重要改革。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努尔哈赤晚年的分裂、倒退政策，为皇太极以后的改革准备了条件和前提。这次改旗加强了皇太极的个人实力和中央集权制46。

关于八旗的兵额问题，周远廉认为，万历四十二年定八旗制时共有四百个牛录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认为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所辖的八旗，只有二百多个牛录47。据李新达考证，入关前的八旗兵数，也就是应服兵役的旗分佐领（包衣佐领不计在内）的壮丁数的总和，约有五、六万人。如果再加上孔有德等人汉军的兵力、蒙古兵力、随征子弟和奴仆等，以及朝鲜兵，则入关前清统治者所能动员的兵力在二十万人左右48。

六、清朝民族关系史的研究

建国以来有关清朝民族关系史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果。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均有进展。有关民族史的研讨会多次举行，还发表了不少专著。如胡庆钧的《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满族简史编写组的《满族简史》，马汝珩、马大正的《厄鲁特蒙古史论集》与王宏钧、刘如仲的《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等。

清政府设立理藩院（初名蒙古衙门）管理各少数民族事务。这一机构的设立，对于清朝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文章专门阐述了理藩院建立的原因、沿革、职权和作用。如，王钟翰的《试论理藩院与蒙古》49、赵云田《清代前期统治西、北地区政策和措施》50和《理藩院》51。还有不少文章论述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清朝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其中特别是喇嘛教的作用。多数研究者认为，清朝的民族政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加强、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祖国统一，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彼此吸收对方的长处、杂居共处，从而促进了自然的民族融合。消极反动的一面是这种民族政策贯穿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反动内容。喇嘛教的推广对于蒙古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起到了限制作用，同时也阻碍了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广大劳动人民愚昧无知，极端贫困化。张羽新的《清政府对喇嘛教的政策》52一文，着重阐述了这一问题。

此外还探讨了许多具体问题。如有关厄鲁特蒙古史的研究，先辈学者曾作出了许多贡献，积累了丰富的史料。但自本世纪初以来，这一课题的研究比较沉寂。近些年来，在蒙古史、清史与中俄关系史、中亚史研究的逐渐深入的基础上，这方面的研究也蓬勃开展起来了。其中特别是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尤为突出。例如，对顾实汗、罗卜藏丹津、噶尔丹、阿睦尔撒纳与渥巴锡的研究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关于土尔扈特的回归，是近年来人们感兴趣的问题，马汝珩、王思治的《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53一文，对过去中外史学家关于土尔扈特蒙古西迁以及重返祖国的原因的看法提出批评。关于噶尔丹的评价，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谓为厄鲁特蒙古的英雄，有谓为分裂祖国的野心家。对于喀尔喀蒙古的南迁原因，袁森坡依据多种资料，与通常为学者所主张的由于哲卜尊丹巴的抉择的论点开展讨论，认为喀尔喀蒙古与内蒙古各都的密切关系、与中原的复杂的经济联系，必然在噶尔丹进攻面前南迁54。关于锡伯族的原居地问题，王钟翰根据沈阳锡伯族家庙碑文，对今天远居新疆伊犁地区的锡伯族原居地进行了考释，纠正了前人只把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县）当作锡伯族原居地的说法55。

关于“改土归流”，王钟翰于1980年发表了《雍正改土归流始末》，对西南三省土司的起源，各少数民族的简况，雍正改土归流的政策，改土归流的得失等分别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56。有的清史研究者还专门论述了西南地区苗疆的改土归流等，强调了改士归流在清初确有积极作用。它对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对地方交通的开发、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具有积极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改土归流问题大体上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在改土归流到底包括哪些地区、改土归流的过程是否就是残酷的战争过程以及改土归流的作用如何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在这方面张杰夫的《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57、《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58等文作了较多说明。

七、有关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

建国以来有关各族人民反清斗争与清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大致作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在理论上作了深入的探讨，研究了清代农民战争的共性和特性，给予了科学的分析。如戎笙的《试论明清间农民阶级斗争的某些特点为——兼论中国农民战争发展的阶段性》一文，对这些问题就进行了扼要的阐述59；（二）对史料进行了搜集、汇编、整理、勾沉和必要的诠释；（三）对清代的历次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规模、经过、失败原因和作用等都作了研究和说明；（四）对农民战争纲领、口号以及起义领袖的评价等问题都作了有益的讨论和论证。三十五来研究的领域和课题在逐渐扩大和深入，几乎发生在清朝的历次农民起义均已有人进行了研究。如，山东栖霞的于七起义，榆园军起义，山西吕梁山区的农民起义，曹顺起义，北京的杨起隆起义，江西的棚民起义甘肃回民三次起久（苏四十三、田五等起义），湖南、贵州的苗民起义，川陕楚白莲教起义，宁夏的哲赫忍耶穆斯林起义，北京和河南的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和东南沿海的蔡牵起义等。

清朝的农民战争多与秘密结社结合在一起，因此学者们对宗教与农民战争的关系、作用以及各种秘密会社的源流都进行了探讨。例如，对白莲都的源流、演变、教派，天地会、哥老会的源流、创立的时间、性质和作用等问题都各抒己见，展开了争鸣。白莲教繁衍了许多教派，如闻香教、混元教、罗教、清茶门教、弘阳教、天理教、白阳教等。有人认为：教派林立，名目繁多，这是农民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反映。教派多，流传广，在下层社会中拥用广大群众，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它的存在与活动，尤其是它和农民起义相结合时，对封建统治阶级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和打击。在劳动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60。有的人则认为它不可能引导人民推翻统治阶级，建立新的理想的社会。因此它也不能给人民以信心和勇气，鼓舞人民的革命热情，反而是人民精神的鸦片烟61。

嘉庆年间的川陕白莲教大起义是清代前期最大一次人民反清斗争，建国后陆续发表了一批论著和资料。有关这次起义的史实逐渐得到澄清，并纠正了魏源《圣武记》中的不实之处。关于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如齐林、王聪儿、姚之富、刘之协、徐天德与王三槐等人的生平事迹与评价等，研究者都进行了详细地探索和考订，同时也展开了争鸣。例如，对于王聪儿的评价问题，有的人认为她是湖北襄阳起义军的杰出领袖、起义军的组织者；有的人则认为这样的评价未免太高，襄阳起义军的实际领导人应是姚之富。有关论述这次大起义的论文入要有：王竹楼的《1796—1805年白莲教大起义》62、冯佐哲的《嘉庆年间五省白莲教大起义》63、许曾重等的《刘之协在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中作用的考察》64和《试论评价王聪儿的几个问题》65等。

关于天地会源流、创始人、时间和地点等问题，一向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解放前就存在着不同说法。解放后学术界在一段时间内仍多沿旧说，自六十年代起，才有突破。蔡少卿在《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66中提出了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由漳浦县洪二和尚即万提喜所创。秦宝琦、刘美珍在《试论天地会》67与《关于天地会历史上的若干问题》68等文中提出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中期（后来又著文认定为乾隆二十六年在广东惠州成立），创始人是僧人提喜即洪二和尚。胡珠生在《天地会起源初探——兼评蔡少卿同志“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69一文中，认为郑成功是天地会创始人，它创立于清初康熙年间，地点为福建、台湾，然后传入广东和四川等地。赫治清在《天地会起源“乾隆说”质疑》70一文中，反驳了天地会起源于乾隆年间、创始人为洪二和尚的说法，认为天地会成立于康熙十三年（甲寅年）。

关于天地会性质，在学术界也有较大分歧。其焦点在于天地会的宗旨（或口号）及其阶级属性两大问题。关于天地会的宗旨或口号，荣孟源、来新夏、戴逸、袁定中、胡珠生以及赫治清等人认为是“反清复明”。秦宝琦、刘美珍等人认为不能用“反清复明”口号作为天地会的宗旨，天地会众的“结会目的多为了遇事相助，免人欺凌”71。关于天地会的阶级属性，荣孟源认为，天地会成员主要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游民等各阶层人士72。戴逸认为，我国南方由于“经济发展较高，城市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市民特别是其中平民阶层的力量较雄厚，所以出现了一个适应市民要求的天地会组织”73。另一种意见以魏建猷、邵循生等为代表，魏建猷认为天地会的主要成员是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下的市民。它的性质是反封建（后来也反帝）的原始形式的农民组织，严重的流寇思想和盗匪行径是其落后性的表现74。邵循正认为，天地会性质与白莲教等传统的秘密结社一样，“仍然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和流氓无产者为其主要成员，从而联系广大的农民和城市的生产劳动者，因此它并不具有崭新的性质”75。袁定中既不同意把天地会说成是“古已有之”，也不同意把天地会说成是“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色彩的革命组织”。他认为，天地会是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群众性秘密结社，它是清初中国社会里的种族矛盾的产物。“反清复明”是它的思想基础，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它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76。秦宝琦、刘美珍则认为，“天地会组织最初乃是闽广一带世代以肩挑负贩为主的苦力劳动者的自卫反暴的秘密结社”77。

关于哥老会源流。解放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它创立于乾隆年间而大盛于同治年间78，一说是成立于太平天国末期，由李秀成等遣洪门兄弟潜入湘军而创立79。除此之外。有人认为哥老会就是四川的“咽噜会”解放后有人提出哥老会是明朝万历年间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它是河南矿徒的组织，当正名为“角脑”80。而有人认为“由天地会而仁义会而江湖会到哥老会，这就是它的源流”81。

清代农民战争的研究目前也尚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是论著多为具体史实的罗列和阐述，缺少理论的色彩和分析，对清代农民起义的作用还分析的不够深入和具体；另一方面，对各次农民起义的特点研究得不够深入，缺乏系统的、认真的研究。

八、清朝对外关系研究

有关清朝对外关系问题，一直是清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从六十年代开始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得到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了《沙俄侵华史》，其中第一、二卷与清朝前史有关82。近年来，我国采取开放政策，加强了与各国人民间的交往，因此在清朝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方面得到了加强。其中特别是中日关系史、中英关系史、中美关系史与中法关系史等研究均在不断深入。

从明末清初起，中日两国的交往是较为密切的。南明的乞师人员（如朱舜水）接连赴日，僧侣往还也屡见不鲜，郑成功家族与日本的联系和贸易活动是相当频繁的。建国以来，中日关系史研究除了涉及上述课题外，还从大陆与日本的贸易、中日文化交流（内包书法、音乐、体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最近出版了杨正光的《中日关系简史》83，内中谈及了清朝前期的中日关系。冯佐哲、王晓秋的《从〈吾妻镜补〉谈到清代中日贸易》一文，着重介绍了清代中叶乾嘉时期翁广平（字海琛，号海邨）孜孜不倦撰著研究日本的巨著《吾妻镜补》一事，并论述了清代中日贸易的情况。此外对中日对方的贸易额、贸易法、商船和商人等也作了论述84。安双成、关嘉录的《清代两起中日民间贸易活动》85一文中，利用满文档案题本，论述了顺治初年和道光六年中日民间的贸易活动。

清代与西欧的关系史研究以耶稣会士来华问题争论较多。有关讨论请看本书的《明史篇》。

中英关系史的主要课题为英国遣使来华（如马戛尼使华）、鸦片战争前的贸易、思想文化交流及英国船只在中国沿海的活动等。张轶东的《中英两国的最早接触》86，吕坚的《谈康熙时期与西欧的贸易》87和林树惠的《康乾时期英船在中国沿海的活动》88等文，在这方面作了探讨。张芝联在《历史上的中法关系》89一文中，对中法学术思想交流与影响、中法贸易等问题加以阐述。关于早期的中美贸易的论文，有王继祖、李育良的《中美早期贸易初探》90，陈胜（原字为潾去掉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了解和介绍》91等。

除此之外，清朝与周边的邻国及东南亚各国、非洲国家的关系史，均有文章论述，但目前研究的还很不深入，有待今后进一步加强。

清朝统治时期，大量华侨旅居世界各地，华侨对所在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且加强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因此华侨史的研究十分重要，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并且加强了华侨和华工史的研究。

广东十三行，是清朝与西方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机构，它的建立、性质与作用等问题，为研究中外贸易史的专家所注意，陆续有文章问世。

九、有关土地制度和农村阶级关系的研究

关于清朝的土地制度问题，史学家为此花了较多的精力，讨论问题相当广泛，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一）土地占有状况。耕地由什么人来占有，是分散，还是集中，其占有趋势如何?陈振汉、李文治、伍丹戈和翦伯赞等人有一种倾向性的意见，即清代土地兼并激烈，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并朝着这一趋势在不断发展。虽然顺、康时期稍微缓和一些，但从乾隆时期起，集中程度就高得惊人了。

清朝土地占有情况究竟如何？果真土地分配是那样不平均吗？是那样高度集中、动辄出现占地万顷的大地主吗？近年来国内外史学家对此有所怀疑，例如张羽新撰文，对怀柔郝氏“膏腴万顷”提出质疑。他认为，“所说怀柔郝氏‘膏腴万顷’的话，犹如‘田连阡陌’一样，仅是形容其土地之多，而决非写实之词”92。

（二）租佃关系。《红楼梦》时代背景的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刘永成的《论〈红楼梦〉时代的租佃关系》93、江太新的《清代前期押租制的发展》94、韩恒煜的《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95、冯尔康的《清代的押租制与租佃关系的局部变化》96和《清代的货币地租与农民身分地位初探》97等文，论述了清朝地租形态，他们认为实物地租仍占据支配地位，而其中定额租制日益取代分成制，获得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押租制在明朝偶而出现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这种制度的出现，既表明地主剥削花样翻新，又标志地主经济的衰落。实物地租之外，货币地租也有所发展，虽然远远不能与实物地租抗衡，但它的发展，却是农村封建生产关系衰落的征兆。

（三）地主阶级的各阶层。方行的《论清代前期地主制经济的发展》98，李华的《清初圈地运动及旗地生产关系的转化》99，周远廉、杨学琛的《关于清代皇庄的几个问题》100，经君健的《试论清代等级制度》101，傅衣凌的《论乡族权力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102，杨学琛的《清代的王公庄园》103等文，均涉及了地主阶级的基本情况与它的内部结构和变动。学者们认为清代身分性地主有所削弱，影响在不断缩小，庶民地主大量增加，在地主阶级中占主导地位，这是地主经济充分发展的一个标志。在庶民地主中兴起了经营地主，他们雇工经营，引起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由于清朝宗族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宗族地主，史学家们也有所注意，试图从中找出某种因素，去说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缓慢发展的原因。清初圈地，形成了皇室和王公贵族地主，上述的一些论文对它们作了较为清晰的说明。

（四）佃农及雇工。对于清朝时期佃农经济状况，学者们较为倾向性的意见是，佃农经营的独立性发展了，佃农经济也随之增强了，这种发展有利于发挥地主制经济所蕴有的力量。关于佃农和雇工人的身分地位的问题，讨论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佃农没有人身自由，处于农奴地位。另一种意见认为佃农有迁徙、佃田和退田的自由，在法律上处于良人地位，与地主平等，即使雇工人受雇于庶民地主，也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良人身分。只在少数地区存在的佃仆制，地主领有的佃仆才处于农奴地位。

十、关于清朝人口研究

清朝的人口问题，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老课题。中间曾有一段时间沉寂，近年来又重新热闹起来，掀起了一个人口研究热。人们认为中国人口由明朝的五、六千万，到清朝的四亿，是个人口爆炸，给社会带来很多问题。目前讨论较多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清朝人口思想家和人口思想方面，学者们对洪亮吉及其人口思想给予了较多注意，不但阐述了洪亮吉对人口增长的看法和忧虑，而且研究了他所提出的减轻人口压力的方法等。近年来胡寄窗和李世平等人的文章表现了研究的侧重点是对洪氏人口思想评价的转变104。除洪亮吉之外，人们对汪士铎和薛福成的人口思想也进行了研究105。

（二）关于清朝前期人口数字和丁口统计对象，顺、康、雍三朝的人口与乾嘉时期人口数字相差悬殊。如雍正末年“人丁户口”只有两千七百多万，而到乾隆年间“各省通共大小男妇”一跃为一亿四、五千万，不久就发展为二亿、三亿，到道光年间人口已达四亿左右。为什么这期间会有一个人口“陡增”呢？孙毓裳、张寄谦认为，“清初编审只记人丁而不计口”，官书统计中顺、康、雍三朝“数字是人丁数”乾隆及其以后才“是人口数”，二者统计对象不同106。郭松义也指出雍正朝以前与乾隆朝以后的人口计算方法不同。前者是计算缴纳丁银的人数，而这时是十六岁至六十岁为丁，乾隆的数字则是全部人口数。他估计顺治初年人口为四千万左右，熙初年则增至八千万左右，雍正初年为一亿人左右107。

（三）关于顺、康、雍三朝人口数字的估算：李世平以“人丁折合人口”的方法估算顺治八年人口比率是一丁折五口（见李世平前文）。马小鹤在《清代前期人口数字勘误》一文中，根据现代统计中“15—60岁的人占总人口的44—65％”估计清朝“成丁占20％左右，即总人口约是成丁的五倍108。周源和在《清初人口统计析疑》109与《清代人口研究》110等文中也是以“户(丁)与口常在一与五之比的关系折算人口的。郭松义在前文中则根据许多既有人丁又有人口统计数字的方志材料，将丁与口的比例定为1比4来估算人口

（四）人口问题对清朝社会经济的影响。人口增长的后果，使人平均占有耕地数下降，农产品价格上涨，粮食短缺。傅筑夫认为人口因素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以至“长期停滞”都有重大的影响。因为由于存在大量失业人口，既使需要有所增加，也可以用增加劳动人手的办法来加以解决，没有必要去改变生产设备。因此中国社会“不能迈进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11。晁中辰也认为，清代前期由于自由“劳动者相对过剩，以致于严重地阻碍了技术的进步，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112。

应当指出的是，随着清朝人口问题目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趋势是从概括到具体，从全国人口转向具体地区。如蒋德学的《清初贵州人口考》113，顾征瑞、唐文起的《江苏省近三百年人口变化分析》114等文，均为研究一个具体地区人口问题的。

目前清朝人口的研究尚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人口理论研究方面还需要加强；对研究计算人口方法、基本史实和史料的掌握利用，对前人和外国研究成果的吸收也需要大力加强。 十一、有关清朝前期的经济史与清朝盐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研究

建国以来经济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有关地主制经济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商业炮、盐政史、茶业史、贸易史以地区经济史的研究都取得较大的进展。出版了一些专著，如郭蕴静的《清代经济史简编》115一书着重对清初的社会经济、清代农业、手工业、科技、对外贸易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课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秦佩珩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116一书则对清代社会性质、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芽、农业、水利、手工业、商业、货币、物价、市镇和户口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以往清朝前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对地域的差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够重视，所下结论往往不是全面和准确的。近年来这种情况有很大改变，研究趋势由宏观到微观，由笼统论述全国经济进而研究区域经济。如傅衣凌对福建、江西、湖北、四川、陕西老林地区以及湖南洞庭湖地区经济的考察，冯尔康对清朝中叶皖南棚民经营方式的考察，洪焕椿对江南地区的经济考察，方行对陕西地区经济的考察，刘克敏对贵州地主经济的考察、孙占文对清代黑龙江地区的经济考察，崔思棣对徽州地区经济的考察，寒铂对直隶（河北）封建地租形态的考察等，均属此类。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叶显恩所作《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根据档案、契约和实地调查，分别就徽州的历史地理、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和乡绅阶层、徽州的商业资本、徽州封建宗法制度和徽州的佃仆制度等作了说明，详细地论述了徽州地区清代时经济发展的情况。山东曲阜孔府是清朝地主庄园的一个典型，近年来对它的研究也在不断加强。何龄修等的《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117、齐武的《孔氏地主庄园》118二书，都是利用孔府档案开展地方经济史研究的，这两本书都认为“孔府地主庄园保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剥削形态”，指出“应当认真剖析这个个体，从中了解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剥削关系的一般规律。”孔府的典型对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经济、思想与宗法关系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盐政、盐产与盐商等问题，在清史研究中也占有一定地位。盐是人们生活和生产中的必需品，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在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盐商，到了清朝开始衰落，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清朝盐法沿袭明制而加以变通，实行官督商办性质的纲引制度。盐业又分海盐、池盐和井盐等。当时全国分为九个盐区，盐业的“损益盈虚，动关国计”。近年来学者们对海盐、池盐和井盐的生产、销售等都着手研究，整理资料，撰写文章，专著，一扫过去沉寂的景象。除加强了理论分析外，还大力发掘了清朝有关盐政、盐法与盐业生产和盐商的档案、契约等资料，因此研究水平有所提高。研究的地区几遍各个产盐区，研究课题也在逐渐扩大，不仅研究了盐政、盐法、盐商以及盐的生产和销售，而且还研究了盐业与国家财政的关系，盐商的活动特点、奢侈生活、性质以及变化，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高利贷和盐业资本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萌芽在制盐业中产生等情况。例如，王方中在《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和盐业生产》一文中认为，清代盐法的主要特点是：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盐商控制了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的各个环节。盐商的垄断势力在空前加强，成为封建政权统治和榨取小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得力助手。正因为如此，盐商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也达到了顶点，成了盐业生产的重要发展障碍。在海盐中，盐商是“商业支配着产业”的典型。由于榷盐制度的存在和盐商对土地的垄断，也由于整个社会经济落后，盐商资本没有向组织生产转化的迹象。如果淮盐中有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也只能产生在灶户经济之中。在井盐（川盐）中，由于榷盐制度的松弛和封建所有制对盐业的束小，盐业生产取得很大发展，商业资本已向产业资本转化119。薛宗正在《清代前期的盐商》120中对盐商中运商和场商的起源和发展、生产及性质、高利贷资本以及官商一体的名绅显宦作了考察。他指出，盐商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显然同我国封建地主阶级的俭啬治家有原则性差异，这种高消费是建立在封建性垄断利润自出上的。此外，也还有不少人对清代盐商，尤其是两淮盐商作了研究，指出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并非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是阻碍、延缓了经济发展121。还应提到的是，有些盐政研究者利用档案和契约文书对清代的盐业进行研究，如林永匡对长芦、河东、两浙、两广等地盐政的考察，张学君、冉光索对四川盐政的考察，均是如此。

清朝手工业的研究，是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停顿的研究课题，并常常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不少论著。如，戴逸的《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122、彭泽益《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的工场手工业》123和《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124等。学者一般认为清朝前期的统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生产关系的变革，从中开始了资本义萌芽的孕育过程。商人资本开始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转化，商人资本同生产进一步结合，直接投资产业，建厂雇工制造。有关论著着重对清朝的丝、棉纺织业、采矿业、造船业、陶瓷业、造纸业、笔墨业、制茶业、钟表业、冶铁业、印染业、制糖业和酿酒业，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详细地研究了清朝手工业发展水平。

清朝的商业和商人的研究也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对清代资本义萌芽研究的深入展开，对商业与商人的研究也进一步加强了。清朝的商业相当发达，商网密布，商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支柱。皇商（官商）、盐商、行商（十三行）、票号商人等在清朝都有代表性。近年来清史工作者对区域性的商业进行了研究。傅衣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25一书叙述了明清商人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同时还谈到商人的活动范围。方行的《清代前期商人支配生产的形式及其历史作用》126、来新夏的《清代前期的商业》127、李瑚的《关于清初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几个问题》128、黄启臣的《试论明清时期商业资本流向土地问题》129等文，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清朝前期商人支配生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以及所起作用，论述了商业资本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没有向产业生产投资而把资本流向了土地的原因，以及这种历史倒退带来的后果等。商鸿逵的《清代商介休范家》130和韦庆远等的《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131等论文是专门研究皇商的，他们通过解剖皇商范氏一家的兴衰史，揭示了皇帝控制着皇商的活动，利用不等价的交换方法盘剥官商，甚至把他们压垮。这种制度严重影响着商业资本的正常发展，成为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也有不少论文专门一个地区的商业发展情况。例如，对山西、河南、内蒙、新疆、徽州、扬州、武汉、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地商业与商人的活动，从不同地区反映了清朝商业发展水平。

对于国内陆路和海运贸易的研究，近年来也在进一步深入。如郭松义在《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132一文中指出，清朝尽管实行海禁，但清朝的海运业仍比前代有所发展。在康熙至乾隆年间，无论在规模上或在造船和航海技术上都远迈前代，只是由于受到内外压力太大，到了近代才走向逆境而衰落下来。同时他还指出由于海运贸易的发展，有利于某些部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郭蕴静在《清代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兼谈清代是否闭关锁国》133一文中，通过论述清朝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从而否定了“闭关锁国”的结论。

十二、有关清朝学术文化思想史的研究

清朝的学术文化在清史研究中占有较重要的位置。从明清之际著名的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一直到嘉道时期的魏源、龚自珍等人，对中国的学术界影响颇大。清朝的思想家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清朝的学者从提倡经世致用到研究汉学(朴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乃至乾嘉考据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都独辟蹊径，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们在中国古籍的整理、诠释和考据方面都作出了一定贡献。许多清朝思想史的研究者认为，清朝文化具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文化宗主地位，而贯穿中西，早期启蒙思想应运而生，进入了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和“西学东渐，中西文化汇合”初级阶段几个特点。同时清史学者们还对乾嘉学派产生的原因展开了争鸣。有的人认为是由于满族统治者民族压迫，使人怵于文网周密，大狱迭兴而埋头于故纸堆中，不问时事，专心考据。即“清朝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政策扼杀了清初以来思想界生动活泼的局面，人们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接触现实，也不敢撰写历史，研究的领域十分狭窄，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被引向对古文献的整理、诠释上去”134。清朝的考据学的产生“是由于清朝专制统治和民族高压政策所造成的。”135有的人认为是由于康乾时期“清朝政治上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统治者对封建学术大力提倡”，使学者们沉缅于整理国故136。还有人认为乾嘉学派的产生主要不在康乾“盛世”的经济基础，而应把它放到一定历史时期去考察，它“是产生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中，它本身应该是近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学者们并不是沉缅于故纸堆，而是为了社会改革，才投身考据之学137。有的人还提出，乾嘉学派按其治学内容和方法，与清朝大兴文字狱并无因果联系。

建国以来有关清朝学术思想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研究课题广泛。对于清朝的各种学派和一些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生平、思想以及学术成就均进行了研究和评议，其中论及较多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王念孙、王引之、惠栋、戴震、姚鼐、颜元、李恕谷、阎若璩、方以智、汪中、傅山、章学诚、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杭世骏、赵翼、邵晋涵、邢澍思、龚自珍、魏源、曹雪芹、孔尚任、洪昇、蒲松龄、吴敬梓、郑析桥、柳敬亭与王翚等人。论著中对这些思想家、史学家和艺术家的思想和著作，进行了条分缕析，详加考证辨驳，肯定其精华所在，指出其不足和时代的局限性。其中许多课题是前人所未研究的，并且一改过去单纯论人论事的方法，从理论高度加以升华，以马列主义观点进行研究和分析。

关于文字狱的论著较多，多数人指出这是清统治者为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而制造的。绝大多数文字狱都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任意罗罪状的。文字狱是封建社会中没有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必然产物，也是封建皇帝用以镇慑官吏和广大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138。

文字狱以康、雍、乾三纲为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严重的破坏作用。

在经学方面，学者们指出在清代乾嘉时期与朴学对峙者是今文经学(公羊学派），他们提倡“大一统”是有其历史缘由的，在“乾嘉盛世”的背后，统治者危机四伏，腐朽衰败的迹象已很明显，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滋长着，而外部又有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叩关。因而许多学者认为今文经学的“复兴”者，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旨在维护封建的专制主义，巩固中央集权139。

关于清朝“汉宋之争”、“汉宋兼采”的研究正在深入，学者们分析了清朝汉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并对汉学与宋学之争作了评议。

关于清朝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史学家万斯同、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全祖望、章学诚等人学术思想及其论著成就的评议。特别是章学诚把方志看作为地方史，辨明了方志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表明了“史学经世”，“古为今用”的史学思想140。

十三、有关清史人物评价问题

关于清史人物的研究是清史研究中最活跃的课题。特别是近年来有关人物的传记、年谱、纪年和评论的专著、论文大量涌现，开阔了视野，达到了新的高度，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学者们力图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对各种人物进行全面考察，并采用“阶段论”、“方面论”或综合等方法，力求克服“简单化”等弊病。例如，阎崇年的《努尔哈赤传》141，孙文良、李治亭的《清太宗全传》142，任道斌的《方以智年谱》143，王利器的《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144，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145，郭影秋的《李定国纪年》146，王思治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147等。经过三十几年的实践，清史研究者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取得了很大成绩。1983年在沈阳如开的全国第二次清史讨论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有关清史人物评价的问题。

三十几年来，学者们对清史中的重要人物几乎都进行了研究，并加以评述。努尔哈赤被誉为满族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具有雄才大略的，有作为的开国之君。他一生中虽然也作了一些违反历史发展的事，但从整个历史来看，他的功绩是主要的148。皇太极（清太宗）也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是清王朝的奠基人。他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的文治武功，可以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创业之君相比149。有的学者在承认皇太极的业绩的前提下，指出他的不足之处，如忽视农业生产，保存落后农奴性质生产关系，使辽沈地区农业生产衰退，物质不足，只好到关内抢掠150。康熙（玄烨）是清朝诸帝中人们评论最多的一位，但多溢美之词，也有少数文章指出他的局限性以及过失，如刘大年《论康熙》151，关于雍正帝（胤禛）的研究，有兴趣者日益增多，论著大量出现。历来对他的评论毁誉皆有，众说纷纭。近年来的趋势是对他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各项改革给予肯定者居多，对他制造的文字狱则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那是政治上打击政敌的表现；有的人认为基本上还是文网密布，钳制人们言论的文字狱性质。在雍正问题，争执不一的最大问题，就是有关他的继位问题。基本上是两派意见，一是认为他篡夺了应属基弟胤禵的皇位152。一是承认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153。两种观点虽各有所根据，但资料均不足说服对方，尚难定论。

有关清史的其他人物，研究者也日益增多。对具体人物的评价也各抒己见，很难达到一致。如多尔袞、范文程、鳌拜、洪承畴、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施琅、姚启圣、和珅、蕲辅、陈潢等，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十四、关于清史史料的整理和出版

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不是什么讨论性的问题，但清史史料浩瀚，它的整理与出版是开展清史研究的“基本建设”，是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开展之前必须进行的事业，因此关于它的整理与出版的情况，与清史研究汲汲相关，也是清史学的一项内容，这里把它作为一种信息介绍给读者。

建国三十五年来，清史工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从事史料的整理，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出版了一批清代文献，汇编了有关清史的专题资料集，公布了许多清代的档案，编制了有关清史研究的工具书。

（一）清朝档案的公布。清朝档案保存至今的非常多，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就不下一千万件册，各省档案馆以及国外也还保存着一些。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档案和史学工作者就开始整理和出版了大量的清史档案资料。六、七十年代以来，档案工作者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和《历史档案》等书刊上，陆续公布了不少有关清史的档案资料。此外，解放以来还出版了不少资料汇编或专集，如，《李煦奏折》、《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史料丛刊初编》、《清代地震档案史料》、《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与《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等。粗略计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建国三十五年来，总共整理、加工的档案（主要是清朝档案）达六百余万件。“文化革命”前共出版了七种二十八册档案史料，共计599万字，1979年后刊印了十四种四十六册，总计1175万字，平均每年出版213万字。

各地方所藏的清史档案，近年来也有所公布，如，曲阜孔府藏档，已编辑出版了《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孔府档案选编》两种。辽宁省档案馆所藏《黑图档》（系盛京内务府与北京内务府、盛京五部的来往文书，起自康熙朝，终至咸丰朝，共一千余册，其中康熙朝的《黑图档》全为满文档册。又，“黑图”为满文“横”的意思），已出版的有《〈黑图档〉中有关庄园问题的满文档案文件汇编》等。

（二）重要史籍的整理出版。《清史稿》在二十年代问世后，先后有几个版本，均不能令人满意。建国后中华书局组织人力，对它作了标点、分段，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均作了校勘，在1977年出版，算是比较好的本子。清历朝均修撰实录，三十年代伪满洲国国务院以沈阳故宫崇谟阁所藏的抄本为底本，予以刊印，命名为《大清历朝实录》，六十年代台湾华文书局据之重印。这种本子印数不多，在刊印时曾有若干篡改。中华书局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藏本和其他史料进行校刊、影印，不久将可问世。又如，蒋良骐的《东华录》、魏源的《圣武记》等亦已标点出版。此外，《清史列传》经过整理后，正在印刷之中。

（三）资料汇编。有些清史研究者为了进行清史专题考察的方便，从各种载籍和碑刻、档案中摭拾资料，汇编成专题资料集，已有一些刊行于世。如，谢国桢编《清代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和资料室合编的《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辑的《清实录新疆资料辑耍》，刘如仲等编《台湾林爽文起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档案系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清代的矿业》，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南京大学、苏州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等。

（四）其他史料的整理与出版。

清人纂修的地方志、家谱、文集、传记文，日记、信札、笔记、语录、诗话、词话、丛书和类书，数量浩繁，也有一定史料价值，已整理出版的颇为不少。以笔记类的丛书为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明清笔记丛刊》，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史料纛笔记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明清笔记史料丛书》，上海古籍书店出版的《清代历史资料丛刊》，湖南长沙岳麓书社刊印的《近代闽人笔记丛刊》，浙江人民出版社刊行的《明末清初史料选刊》等，都刊载了不少有史料价值的清人著作。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地方出版社也出版了不少具有地方色彩的清史资料，如北京古籍出版社梓行的《北京古籍丛书》，福建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八闽文献丛刊》，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浙地方史料丛书》等。此外，还出版了许多清人诗文集的选本、影印本、点校本或笺注本。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辑的《清史资料》，收录了一些短篇的比较稀见的清史资料。

（五）阅读清史资料和研究清史的工具书。主要有朱师辙的《清史述闻》，钱实甫的《清代职官年表》，武作成的《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章伯锋的《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朱保炯等人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国务院法制局法制史研究室编注的《清史稿刑法志注解》，赵泉澄的《清代地理沿革表》，武新立的《明清稀见史籍叙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的《清史论文索引》，傅礼达编辑的《清文鉴》，傅惜华编辑的《清代杂剧全目》，来新夏撰著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的《清代中西年表》以及姚觐元编的《清代毁禁书目并补遗》，等等。

几十年来，尽管清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不够，如嘉道史、中外关系史缺乏研究，民族史及民族关系史有待深入；史料整理和工具书的编制，仍需加强；论文多，专著光，尚缺乏一批高质量的专著，大量的档案资料尚未充分利用等。 [1]《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南开学报》1979年第4期。

[2]《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3]《满族未统治中国前的社会形态》，《文史哲》1954年第10期。

[4]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5]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公元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叶建州女真族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4期。

[7]李鸿彬：《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2期；《满族简史》编写组：《满族简史》第二章第二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何溥滢：《满族入关前社会性质初探》，《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

[9]《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迟滞》，《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

[10]《谈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清史研究集》第1辑；《加强对清史的研究》，《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79年3月13日。

[11]王思治《清代前期历史地位论纲》，《清史研究集》第1辑，1980年。

[12]刘大年：《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中国的近代史始于何时？》，《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13]《清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

[14]《清史分期管见》，《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1期。

[15]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16]《论清史分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

[17]宋元强：《试论清朝前期的社会矛盾》，《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5期。

[18]洪焕椿：《清初农民军的联明抗清问题》，《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

[19]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兼论农民军的联明抗清》，《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

[20]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清史论丛》第1辑，1979年。

[21]郭影秋：《李定国纪年》，中华书局1960年版。

[22]《清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3]《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若干问题》，《福建论坛》1982年第3期。

[24]《论郑成功的抗清及其与复台的关系》，《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25]《论郑成功的抗清及其与复台的关系》，《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26]《一六五四年至一六六一年清郑之间的和战关系及其得失——兼与台湾历史学者商榷》，《郑成功研究论文集·续集》，1984年版。

[27]《民族英雄郑成功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而斗争》，《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28]《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伟大贡献》，《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29]《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几个问题》，《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30]《郑成功经济思想试探》，《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31]《试论郑成功经济思想及其实践》，《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32]《试论著名海商郑氏的兴衰》，《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

[33]《再论郑成功与海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

[34]李天佑：《论明清的封建专制》，《学术月刊》1980年第1期。

[3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37]中华书局1980年版。

[38]《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

[39]《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40]《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41]李旭：《论八旗制度》，《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1964年。

[42]周远廉：《关于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3辑，1982年。

[43]《探微集·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中华书局1980年版。

[44]《清史杂考·清初八旗蒙古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45]《关于满洲旗制和汉军旗制的始建时间问题》，《清史论丛》第4辑。

[46]白新良：《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南开史学》1981年第2辑。

[47]《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8]《入关前的八旗兵数问题》，《清史论丛》第3辑，1982年。

[49]《清史研究集》第3辑，1982年。

[50]《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51][52]《清史研究集》第2辑，1982年。

[53]《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54]《喀尔喀蒙古南迁过程与原因辨析》，《清史论丛》第3辑，1982年。

[55]《沈阳锡伯族家庙碑文浅释》，《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

[56]《文史》第10辑，1980年。

[57]《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

[58]《清史论丛》第5辑，1984年。

[59]《新华月报》1961年第1期；《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

[60]喻松青：《明清时代民间的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清史研究集》第1辑，1980年。

[61]郑天挺：《农民起义和神密宗教的关系》，《探微集》，1980年。

[62]《中国农民起义论集》，1958年版。

[63][64]《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

[65]《清史论丛》第3辑，1982年。

[66]《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67]《清史研究集》第1辑，1980年。

[68]《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9]《历史学》1979年第4期。

[70]《清史论丛》第5辑，1984年。

[71]秦宝琦：《从档案史料看天地会的起源》，《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72]《历史教学》1956年第5期。

[73]《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1958年；《关于天地会的若干问题——答魏建猷先生》，《文汇报》1961年1月20日。

[74]《试论天地会的性质——兼与戴逸同志商榷》，《文汇报》1962年12月20日。

[75]《秘密会社、宗教和农民战争》，《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76]《天地会究竟是什么性质》，《文汇报》1961年11月10日。

[77]《试论天地会》，《清史研究集》第1辑，1980年。

[78]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萧一山：《清代通史》。

[79]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80]黄芝同：《明矿徒与清会党——四川哥老会考证》，《历史教学》1951年第3期。

[81]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

[82]人民出版社1975年、1978年版。

[83]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4]《文史》第15辑，1982年。

[85]《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

[86]《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87]《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88]《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

[89]《历史教学》1980年第3期。

[90]《历史教学》1984年第12期。

[91]《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92]《‘怀柔郝氏’辨正》，《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1期。

[93]《新建设》1963年第11期

[94]《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95]《清史论丛》第1辑。1979年。

[96]《南开学报》1980年第1期。

[97]《南开史学》1980午第1期。

[98]《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

[99]《文史》第8辑。

[100]《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

[101]《国际明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2]《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103]《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1—2期。

[104]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中国古代人口政策和人口思想》，《经济研究》1981年第1期；李世平：《洪亮吉是“中国的马尔萨”吗？》，《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1期。

[105]参阅张敏如：《中国人口思想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

[106]《清代垦田与人丁的记录》，《清史论丛》第1辑，1979年。

[107]《清初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集》第2辑，1982年。

[108]《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

[109]《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110]《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111]《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12]《清代前期人口激增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

[113]《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114]《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11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6]中州古籍1984年版。

[1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1年版。

[119][120]《清史论丛》第4辑，1982年。

[121]肖国亮：《清代两准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基经济影响》，《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122]《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

[123]《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

[124]《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25]三联书店1959年版。

[126]《经济研究》1982年第6期。

[127]《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128]《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期。

[129]《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130]《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

[131]《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32]《清史论丛》第4辑，1982年。

[133]《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134]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35]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1973年版。

[136]李洵、王俊义：《关于乾嘉学派的学术通》，《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3期。

[137]李洵、王俊义：《关于乾嘉学派的学术通信》，《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3期。

[138]参见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39]参见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清史论丛》第1辑，1979年；汤志钧：《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40]参见仓修良：《章学诚的方志学》，《文史哲》1980年第4期。

[141]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142]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3]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144]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14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46]中华书局1960年版。

[147]中华书局1984年版。

[148]参考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149]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

[150]王思治：《皇太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

明清历史论文篇（6）

在新中国中学历史课程内容演变史上，鸦片战争乃必选史实。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定位，史学界和中学历史教学界都一致认定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为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但是，从清史角度看，鸦片战争发生于道光二十年的晚清时代，它又是清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为清史鸦片战争观。近代史鸦片战争观强调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而淡化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清史鸦片战争观重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而淡化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举目时下的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近代史鸦片战争观如观烛照，而清史鸦片战争观则晦暗不明。因此，恰当地调适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化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大有裨益。

一、近代史鸦片战争观聚焦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而易淡化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

(一)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由来

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救亡时期。当时，空前的民族危亡促使一批史学家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心转向了揭示帝国主义侵华与中国人民的抵抗史，以增强团结御侮的民族凝聚力。于是，鸦片战争就从一般性历史事件转变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蒋廷黼、陈恭禄、李平心等史学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都从鸦片战争写起，认为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近代反侵略的历史。其中，李平心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发端，理由很简单。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浪潮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引发了社会各方面的巨大转变。

与史学研究相比，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当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并未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是，鸦片战争作为反抗西方侵略的历史起点的看法日益彰显。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持的理论方法虽然与前述史学家不同，但是，在鸦片战争的历史定位上却表现出趋同性。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中反复申明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历史地位。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它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史学界和中学历史教学界普遍接受了关于鸦片战争历史定位的看法，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也就从民国时期的一种史学观点上升为国家和政府的意志，相沿至今而成不易之论。

(二)近代史鸦片战争观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却淡化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主流内涵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抵抗。新中国成立以后，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主导内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1912年，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首次使用“半封建的农业国家”来说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1915年，列宁又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首次提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明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此时，“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还是两个相互分离的不同概念。1926年，随着国民大革命运动的高涨，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第一次将两者联为一个完整的新概念，即“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以此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此后，这一概念就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普遍认同和沿用。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六个方面系统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后来，的“两半论”就成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和中学历史教学“两半论”的基本立足点。

对于“两半论”的提法，史学界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是不同意用“两半论”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曾经出现过“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宗法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等种种提法；又如，在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倾向于使用“半殖民地社会”来界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不愿意使用“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第二种观点是对“两半论”提出新理解。传统观点一向是从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和经济上的半封建来分开论述“两半论”的，新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不能机械地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断为两截。

近代中国社会如何定性，学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异中求同，大家的讨论还是具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近代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一些大变化、大转折。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社会，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从而形成了“变化”的时代观。例如，李鸿章在1874年的《筹议海防折》提出，中国当时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此后，“变化”就成为学界对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特征的概括。那么，这种变化始自何端呢?学界的主流观点定于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是英国凭借工业革命之力持续地、正面地、大强度地撞击中国的开始，引起了中国社会内部持久地、剧烈地、全面地变革。鸦片战争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等国家虽然已经叩响了中国的大门，但是，这种撞击毕竟是零星的、时断时续的、局部的，它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剧烈变化。总之，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核心在于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质变。

任何史学观点都具有两面性，如果一味地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就会带来历史思维的僵化，形成历史认识的误区。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僵化人为地割裂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历史学二级学科的分类来看，鸦片战争划分了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也把完整的清史拦腰截断，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属于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的清史属于中国近代史。第二，从史学研究来看，清史学者与晚清近代史学者各为畛域，清史学者很少关注晚清近代史，晚清近代史学者也很少溯及清代前中期的历史。通史性著作如此，学术论文索引的编排亦如是。第三，从历史教学来看，鸦片战争史教学往往笼统地罗列晚清社会的历史表象，很少深究其渊源性的内在制度根源，缺乏说服力。所以，在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局限性日益固化的情况下，清史鸦片战争观或许可以弥补其不足。

二、清史鸦片战争观重视清史的内在连续性却易淡化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

对于鸦片战争的发生与失败，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一般会强调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外在侵略本性，它虽然迎合了近代屈辱民族情感的宣泄，却遮蔽了对历史内因的理性深

究。实际上，在国内外史学界，从整体清史的角度来探究鸦片战争史的观点也一直不绝于书。其中，美国“哈佛学派”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费正清和邓嗣禹从清朝传统的纳贡制度梳理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世界秩序”观，据此分析鸦片战争发生与失败的深层文化观念原因，并指出这是清朝官僚等级制政治结构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徐中约认为，即使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的起点，也仍需要熟悉清朝前中期的制度，如果对这些制度不甚了了，就很难理解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化。蒋廷黼认为，对于李鸿章提出的近代大变局，需要考察其由来。李文海认为，认识鸦片战争以后晚清社会性质的巨大变化，就不能把晚清史与清朝前中期的历史割裂开来。循此思路，下面对鸦片战争的内因稍加分析。

提及鸦片战争的成因，中学历史教师已经形成一个模式化的分析框架：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军备废弛、闭关锁国。试问，这些历史表象背后的历史本因又是什么呢?这恐怕就会涉及清朝统治者的治国策略，其治国策略又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制度架构，而这些制度架构又会演化出应对外来冲击的种种历史行为。所以，笔者始终认为，鸦片战争史的教学，如果不能触及清朝最高统治者内心深处的统治思想，仅仅停留在泛化的历史表象，那么，这样的教学难免流于肤浅。

清朝的统治思想离不开所处的内外环境。在清朝前中期，从外部环境看，来自外部的冲击虽有，但持续性和强度都不大。从内部环境看，一是边疆少数民族问题，虽然一度突出，但在恩威并施下也“四夷宾服”；二是占绝大多数的汉族问题，虽然统治者口称“满汉一家”，但内心的防范意识一直没有放松。所以，清朝前中期的统治思想就是“防内”为上，以求政治稳定。为此，牺牲发展也在所不惜。

“防内”统治思想在清朝制度的各个层面都有体现，限于篇幅，也由于鸦片战争与清朝的军事制度直接相关，下面就重点探讨一下“防内”思想在清朝军事制度上的表现，庶几能够窥探鸦片战争失败之内因。

1.“防内”思想使“重文轻武”渐成社会风尚。在清朝前中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武将的品秩和薪水虽高，却无文官治民理财的实权，文科举成显途，以拉硬弓中试的武将沦为一介鲁莽武夫。督抚将兵，防内治民尚可，一遇强劲外敌则难免纸上谈兵。

2.“防内”思想使清军的治安警察色彩浓重，防外敌的国防军职能淡化。一是以满人为主的八旗监视以汉人为主的绿营，以满防汉。二是把汉人武装的绿营进行分散驻扎，以汉人防汉人。内地绿营主要是镇压叛民、弹压盗匪，沿海绿营主要是缉捕海盗。据茅海建的考证结论，清军营以下部队没有集中驻扎于一处营房的，而是数名、十数名、数十名、最多数百名分散在汛、塘、卡、台等要冲之地。三是分散驻扎的绿营兵出于给养的方便，平时都在家中生活，上班值勤，下班回家。为了供养家眷，许多兵丁都兼职赚钱，开茶室、做买卖、当帮工、修脚、搓澡不一而足，甚至还有走私鸦片的，“兵匪”之名并非空穴来风。

3.“防内”思想使清军的武器研制长期停滞不前。在清军武器装备史上，火器技术的快速提升是在明、清争夺天下之际。当时，明朝聘请西方传教士制造火器，一度重创八旗兵。满洲人迅速仿制明朝火器，火器技术从无到有并快速发展。但是，明朝灭亡以后，大规模战争结束，清朝对火器的改进动力渐失，致使火器技术长期低水平徘徊。一是火器的普及率低。当时英国已处于初步发展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例如，据茅海建估算，就全国范围而言，鸟与刀矛弓箭手的比例大约是5：5。二是火器的使用年限长。据茅海建考证，在一般情况下，鸟枪使用几十年极为平常，有的竟达166年之多。三是火器技术还停留在明清之际的水平，以致有“土枪土炮”之谓。清军的鸟枪发射前须从枪口装填火药，再塞入弹丸，以火绳为点火装置，遇到风雨天则极难点火，存在射程近、射速慢的致命伤。英军枪支的点火装置是摩擦式或撞击式，射速快、射程远。清军的火炮铁质差、炮壁厚而粗糙、难移动瞄准而易炸裂自伤。英军的火炮炮壁薄而内膛光洁、炮身轻易转动利瞄准。清军的火药凭感觉经验配方，以手工作坊生产，杂质高、颗粒粗、大小不一，致使燃烧很不充分，威力小。英军的火药按照科学实验数据配方，以工厂生产，燃烧充分，威力大。

从军事角度看，影响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主要包括将领的指挥、士兵的调集以及武器的配备。据此，清军是文官将兵、士兵分散、武器陈旧。英军远道而来，兵力处于劣势，在鸦片战争初期只有7000人，到战争末期也不过2万人。清军以逸待劳，兵力处于优势，在鸦片战争中曾经动员过10万大军。但是，具体到某一战事，清军的兵力往往与英军持平或处于劣势。这样，战争的结果也就早已注定。

由是观之，晚清鸦片战争的失败与清朝前中期的政治统治策略以及军事制度设计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但是，由于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一统天下，致使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此未予溯及，极易使中学师生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完全归于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当然，清史鸦片战争观容易使人们忽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巨变。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人并没有感受到近代世界的大变化，而是把败因归于林则徐等个别人的“误国”。清末的主流教科书称鸦片战争为“鸦片烟之战”，认为鸦片战争只不过是欧人东来以后的一个普通历史事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多大影响。民国初年，一些历史学家主张以“清初”作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历史教科书也持同论，认为鸦片战争的影响主要是鸦片烟毒的泛滥，尚未认识到鸦片战争的近代转折意义，无法体现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

三、历史的延续与变化：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与清史鸦片战争观的调适

明清历史论文篇（7）

一、著作概介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重在“论”,致力于对学术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在“史”,广征博引,描述各个学术派别的开创人物。这两部是学术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与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于对一代学术的贯通考察,都重视对各派学术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

《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六章:1.史的意义及其范围;2.过去之中国史学界;3.史之改造;4.说史料;5.史料之搜集与鉴别;6.史迹之论次。其中在说史料一章中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两大类,之下又细分为12小类,相比过去已是十分完美。在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梁启超结合自身的治学经验,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吸收传统史学的精华,利用西方进化论来批判旧史学的弊端。不仅倡导了宏观上的史界革命,还对具体的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此书倡导客观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归纳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研究史料和编纂史书的方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分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长;3.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分论是该书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详细论证了五种专史的写作方法。其中有一节专门讲“史学史的做法”,这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

《新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从理论上论证史学革命的必要性,系统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松等一批人的呼应。另外,还从历史主体、历史服务对象、历史理想三方面归纳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二、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朽之作――《清代学术概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为学生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作为康有为得意门生的梁启超受其影响,很早便重视学术源流的研究。1902年,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分成七个时代: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及战国是全盛时代;三、儒学统一时代,即两汉;四、老学时代,即魏晋;五、南北朝、唐之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之儒学佛学混合时代;七、近二百五十年来的衰落时代;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对于每个时代,他都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无疑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胡适就曾在《四十自述》里评价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这篇文章为梁启超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02年梁启超受邀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梁启超早就认为清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于是有意将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作比,相为印证,汲取其长,以资借鉴。脱稿之后,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发表,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

此书共33节,前3节总论时代思潮及清代思潮,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却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而‘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梁启超对思潮及清代思潮作了简单的解释和评价,显然对清代思潮的评价比较高,满怀希望和憧憬。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启蒙期。二是全盛时期。三是蜕分期。四是衰落期。梁启超所作的四个分期其实正代表了清代思潮的四个复古阶段。从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到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再到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最后推至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贯穿始终,使各个时期能步步得解放的,实为科学的研究精神。清学虽然进入衰落期,但如果可以把这种科学的研究精神应用于其它领域,其他事业,令其发挥效用,那么清学的灵魂也就不会灭亡了,而且必将造福于社会。

总论之后各章节为分论,展开对每个时期不同流派加以详尽的介绍论述。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主要以时代为经线,以学派、学者为纬线,对于清代二百多年的学术加以全景式的论述,脉络清晰,详实丰富,涉及到清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学者和著作。从内容上看,包括了经学、史学、小学、金石学、校勘学、辑佚学、佛学、地理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广泛充分至极。仅以短短6万余字就勾画出了清代学术发展的大致经由,不仅罗列出历史事实,而且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梁启超的概括能力、文字功底不言而喻。另外,在论述中还非常注意理清学者的思想渊源和阐释各种思想对后世后代学者的影响。若非有了成熟的思考、深入的研究、创新的魄力和对传统史学真切的同情理解,是不可能做出此种良著的。这本书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三、对于新史学的倡导

梁启超非常看重历史学的作用,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就是说历史学可以帮助国民鉴往知来,成为激励爱国心的源泉,并可促进国民团结和社会进步。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发达,就得益于史学。中国虽然号称史学发达,但实际上,传统史学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对于旧史学进行彻底改造。“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梁启超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1896年,梁启超就根据当时政治改良的需要,希望借史书使读者知道“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为行孔子之制,何者为非孔子之制”,“历代制度皆为保王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读史以政为重,俗次之,事为轻”。他认识到传统史学传史以帝王将相为主体而将民间之事排斥在史书之外,很少考虑芸芸众生之事,而且都是为朝廷为君臣而作,而非为国民而作。

第二年,梁启超将历史著作分为君史、国史和民史三种,他认为西方各国民史兴盛,而中国传统史学所载若非君史即是国史,总是在中国历史过程中找出一个王朝作为某一历史阶段的核心,并以此来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其实质是君权至上,这样的史学根本不能满足时代要求,不能反映社会群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改造过程以及社会群体智慧和道德的进步状况,缺乏一种感染国民的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显然,他对于中国封建旧史学之体例、内容、功用都流露出不满之意。

1901年,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更多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后,对旧史学的缺陷看得更深入一些。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过记载事实”,而不能说明其中的因果关系;所叙述的不过是“人间一二有权利者兴亡隆替之事”,仅是一人一家的谱牒;虽为政治史,却仅记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旧史学叙事笼统,不能归纳出历史事实的演变规则,不能反映历史进化的规律。那么就需要新史家能够独具慧眼,善于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掘新史料,从中找到历史演变的主要线索,并且广泛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相关社会学科乃至自然学科的成就与方法,研究历史专题,从而全面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大势。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在其“脱亚入欧”及“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量传入了有关西方的各种书籍,其中有关文明发展或文明史的作品,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869年至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左右,日本兴起了一股西洋史的翻译热潮,不少欧洲文明史析论的著作都传入了日本,包括了一些对日本文明史学影响较大的吉佐、博克尔、梯也里、米涅、孔德等人的著作。在田口卯吉和福泽谕吉树起的文明史学的大旗之下,日本学者发表了不少他们对于西欧文明史学的响应文章。这样,在欧洲文明史学的冲击下,明治日本史学家对传统史学展开攻击,由长期仿效中国转而学习西方文明。时值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必说,自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于是他成为了中国的“西学桥梁”,大量而高速地介绍了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念学说。

1902年,梁启超著《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批判。在书中他总结出传统史学的“四弊两病”。四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两病即“能铺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造成的不良后果是难读――史籍浩如烟海,一生难以尽读;难别择――读者难以分辨何为有用,何为无用;无感触――不能激励爱国心,团结合群力。有如此之多的弊病,史界革命自是刻不容缓了。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梁启超还极力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他在新史学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作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从而构筑起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在指导思想上,要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人群进化的原因,“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以此来指导后人沿此道路前进,从而获得更大的幸福。在内容上,要摆脱“帝王中心论”的束缚,将旧史转化成为国民服务的工具,促进国民互助团结精神的发达,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在服务对象上,要摆脱为死人服务的思想,以生人本位的历史取代死人本位的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致用也”。在作史方法上,应尽量剔除主观偏见,“为历史而历史”进行纯客观的研究,即使做不到纯客观,也要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

四、治史方法

梁启超有关治史方法的论述包括了对客体(即史料)的处理方法和对主体(即史家)素质的要求两方面的内容。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迹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随即而淹沉。”史料的概念范畴、价值意义、资格条件都很简捷地表述出来了。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惯于从史书记载中寻找史料,忽略了“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等文字记录之外的史料的作用和价值。新史家若能一改其旧眼光,扩大史料搜集整理的范围,充分利用非文字记录的史料,令其价值彰显,则必能使中国史学之面目焕然一新。

怎样搜集整理史料呢?要注意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对于常人向来不认为是史料的,“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那么,首先“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然后“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世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这就是说,治史者应该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有价值的史料,能以新视角赋予旧史料以新的意义,而且要有耐心,要不怕麻烦,亲力亲为,进行彻底精密的研究,综合分析比较所搜集的史料,求得其真实面目和有用价值。

史料搜集到之后并不能完全信以为真,还要进行正误辨伪,即鉴别。鉴别真伪最直捷的方法是举出一个极有利的反证,但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往往是明知史料不可信却苦于找不到有力的反证来驳斥它。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怀疑的态度,设立假说以待日后考证审定。一般的原则,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可信者愈少,最先最近的史料最为可信。梁启超专门提出了一整套详尽的辨别正误、鉴别真伪包括辨伪书、辩伪事的方法原则。另外,梁启超还积极宣传西方的学术方法,认为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推理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非常值得正处于向近代过渡时期的中国的众学者,尤其是新史家们认真学习和汲取。这些方法对于今日的史学工作者亦是极为有用的。

搜集与鉴别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但研究的结果如何,还取决于学者自身的认识能力。因此,梁启超提出了史家修养“四长”论,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

史德是说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对于过去的人事毫无偏倚,善恶褒贬都力求公正。仅此还不够,梁启超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当然,纯客观做起来非常困难,也是根本达不到的,我们只能尽量避免夸大、附会、武断等一些毛病,审慎对待过去的事实,努力把自己的认知态度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鉴空衡平。

有了道德,其次要讲的就是学问。历史范围极其广博,史籍卷帙浩繁,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凡做史学的人,都要有一种觉悟“贵专精不贵杂博”,想要无所不知,必定一无所知。梁启超建议作史学的人先选择一二项专门工作,做完后有余力再作其它的东西,万万不要贪多。同时,有了专门学问,也还要知道一些普通常识。能做到有一专长又有充分的常识最好,既能深入浅出又可触类旁通。“以十之七八的功力做专精的功夫”,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以十之二三的功力做涉猎的功夫”,“如此做去,极其有益”。

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要能察得别人所不能察者。观察的程序可以由全部到局部,也可由局部到全部。“要养成历史家观察能力,两种方法应当并用。看一件事,把来源去脉都要考察清楚。”要用敏锐的眼光去观察,避免被传统的思想和自己的成见所蒙蔽,“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

史才专门讲作史的技术。“有了史德,忠实地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极其敏锐,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历史来。要做出的历史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非有特别技术不可。此种技术,就是文章的构造。”文章的构造分组织与文采两部分。组织就是整理归纳安排材料,包括对材料的裁剪和排列。文采就是写文章所用的字句词藻,要素有二,简洁和飞动。要养成史才,需要多读――多读前人的文章;少作――作时谨慎,用心去作;多改――反复润色,不满意就改。

其实,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刘知几最早提出了史学“三长”论,“三长”指的是史才、史学和史识。后来,章学诚又加进了史德,强调史家的心术要正。梁启超可以说是因袭于他们,但又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从排序可以看出,他对于史德的重视程度非前人所能比及。

梁启超根据自己多年的治史心得,系统讲述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对于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具体细致的研究方法,对于今日的史学工作者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和可利用、可操作的价值。

五、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

“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续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于戏,美哉我国!于戏,伟大哉我国民!……吾不得不三熏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这样的表述足以窥见梁启超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无以比拟的自豪感。然而,面对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学术思想的衰败,梁启超开始上下求索,中外探寻,力图找到一条中西文化的最佳结合之路。

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写道:“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亦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有论“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人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怎样结合呢?西方文化是多元的,究竟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

梁启超主张不但要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从政治、法律到社会学、哲学、思想意识再到经济理论,无一不在学习内容之列,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这是在当时的中国推广西方现代化的一种尝试。他认为只有实现一系列根本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变革,中国才能富强。中华民族才能摆脱厄运。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看到一战结束后各国破败的景象,于是开始主张以东方文化经济西方文明之穷,实现中西文化的调和。19世纪西学东渐之后,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力图以中国文化去补充西方文化。梁启超算得上是先驱之一,他认为中西文化应该互补,其方式之一是以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经过挑选的部分去补充西方文化的不足,这与当时朝廷认可的“中体西用”的文化方针是有差别的,而且所提倡的中学与洋务派所坚持的传统的纲常伦理也是截然不同,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和继承。他一直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瑰宝是不能丢弃的,要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他曾大量翻印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的有突出民主启蒙思想因素的著作,借以激发民主和民族意识。另外,他还努力从佛学中汲取为民族民主事业献身的精神力量。梁启超的所做说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不少有益于现代文化的思想资料,人们若能根据社会进步的需要对其进行选择和改造,必能使其焕发新的光彩。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都应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特点融合的产物,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能孤立地发展,要敢于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差距,大胆地输入现代西方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成果,在开放的状态中让各种文化自由竞争与渗透交汇,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文化真正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3.

[2]胡适.四十自述.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90.

[3]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下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31-235.

[4]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梁启超文选(上集).518.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之改造.东方出版社,1996:39.

[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史料.44.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料之搜集与鉴别.80.

[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家的四长.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东方出版社,1996:165-177.

[9]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下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16.

明清历史论文篇（8）

三、新时期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自1976年粉碎“”，特别是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至20世纪末约20多年的时间里，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繁荣的新阶段。 具体说来，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学者们能够无、无顾忌地进行研究。二、经常举办明史学术讨论会，建立群众性学术组织，创办刊物，使学者们发表论著有园地，交流心得有机会，营造出了有利于明史研究开展的气氛和环境。三、高校历史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为明史研究队伍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推动明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力量。四、中外学者之间、内地与港澳台学者之间的频繁互访和交流，国外学者和港澳台学者研究成果的广泛引进与介绍，开阔了国内大陆学者的视野，启发了思路。 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每年约300篇，20年的总数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 出版的著作总数也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二、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的同时，克服教条主义和左倾影响，批判地吸收其他学科和国外同行研究方法中的有益部分，丰富了研究方法。三、以前研究所尚未涉及或涉及不多的若干领域，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问题、官吏贪污及其治理问题、商人问题、城镇问题、人口问题、区域发展问题、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问题、实学思潮问题、经济思想问题等，开始被提出来，或进一步加强研究，甚至成为研究的热点。四、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在资料的发掘和论述的详尽准确程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了充分说明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状况，下面就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做一叙述。 政治方面，包括总体研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政治制度研究、农民起义研究、重大事件研究、官吏贪污及其治理等6个领域。 关于总体研究，有毛佩琦、张自成《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关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70年代末80年代初，李天佑、陈梧桐、商传、洪焕椿、王鸿江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分析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强化的历史事实、原因、社会基础、影响、特征等。其时，中国史学界为肃清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开展了对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明史学者研究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正是这一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学者们对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影响多持批判态度，但也肯定了其在明初的一些积极作用。关于政治制度研究，有梁希哲与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关文发与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杜婉言与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9卷（明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选波《中国明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德昌等《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高时良《明代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张薇《明代的监控体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以及李洵、赵毅、罗冬阳、罗仑、郭培贵、张德信、方志远、王兴亚、柏桦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官僚的培养、选拔、设置、待遇、考核等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探讨。关于农民起义研究，除高言弘等《明代广西农民起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以及林金树、张德信、陈高华、李济贤等撰写的有关天启以前的明代农民起义论文外，大量的论著集中在对明末农民起义的探讨上。有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87年）、王纲《明末农民军名号考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83年）、王兴亚《李自成经济政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谢承仁《李自成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湖南李自成归宿研究会《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通城县史志学会《李自成殉难通城资料选辑》（编者自印，1997年）、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袁庭栋《张献忠传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著作以及洪焕椿、方福仁、韩长耕、穆长青、龙西斌、童恩翼、沈定平、蒋祖缘、南炳文、孙祚民、商鸿逵、、傅玉璋、张显清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或从明末农民起义总体的角度，或从李自成起义的角度，或从张献忠起义的角度，在理论上或史实上作了空前深入的分析和考证。在若干问题上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特别是关于李自成归宿的争论尤为激烈。关于重大事件研究，有刘孔伏《明初空印案新探》（《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暴鸿昌《“高煦之叛”辨》（《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许多有新见解、新发现的论著。关于官吏贪污及其治理等若干问题研究，有王春瑜《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白钢《甲申史事的启示》（《文史哲》1994年第5期）、 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李洵《论明末政局》（《史学集刊》1986年第1期）、孙文良与张杰《1644 年中国社会大震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论著。 法律方面，有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洪武法律典籍考证》（法律出版社，1992年）、杨一凡与典英杰《〈问刑条例〉与明代中后期统治集团的立法思想》（《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5期）、怀效锋《嘉靖专制政治与法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等论著，论述了明律的形成、演变和特点等，使过去用力极少的明律研究出现了初步的兴盛局面。 军事方面，出版有毛佩琦和王莉《中国明代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简明论述了有关的重要制度和重大战役。还出版有范中义《筹海图编浅说》（出版社，1987年）、邹经《〈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总说》（出版社，1987年），以及南炳文、方志远、黄冕堂、李龙潜、李渡、赵中男、赵立人、肖立

军、高春平、徐凯、梁淼泰、刘重日、姚继荣、李洵、杨业进、杜婉言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讨论所及包括军队编制、领导体制、京营、军户、军事家丁、募兵制度、海防体系、北部边防、马政、兵器、军官的培养和选拔、军事著作等。 经济与社会方面，有关论著遍及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土地问题、赋税制度与税粮运输、手工业及国内交通、商品经济、货币、价格、集市、商役商税及商业管理、资本主义萌芽、人口问题、家族宗法制度、社会基层组织、阶级和阶层、社党、会馆、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制度、生活习俗等近20个领域，还有对经济与社会全貌的综合考察，其广泛深入不仅远远超过既往各个时期的同类研究，而且为这一时期其他方面的研究所不可比拟。 关于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与张建民、王其榘、顾诚、林金树等撰写的论文，作了有价值的探索。 关于土地问题，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王毓铨与刘重日等《中国屯垦史》下册（农业出版社，1991年）以及伍丹戈、樊树志、王毓铨、李文治、郑克晟、李龙潜、左云鹏、商传等撰写的论文，就官田与民田、土地制度的性质、各类庄田、各类屯田等，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关于赋税制度与税粮运输，有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以及秦佩珩、伍丹戈、田培栋、栾成显等撰写的关于赋役改革、黄册制度若干问题的论文。 关于手工业及国内交通，出版有黄启臣《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张学君与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 关于商品经济，出版有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李文治、姜守鹏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关于货币，赵轶峰、董郁奎、晁中辰、夏维中等就货币制度的演变、白银内流的影响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关于价格，黄冕堂、彭超、张忠民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探讨了若干地区或商品的价格状况，虽有待继续深入，但有开拓意义。 关于集市，韩大成、樊树志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大体搞清了过去研究甚少的这一问题的基本状况。 关于商役、商税及商业管理，许敏、赵毅、魏林、姜晓萍等撰写的论文，就铺户买办、行商坐贾承担的商税、钞关制度以及管理控制商业流通的其他制度，进行了有益的研究。 资本主义萌芽仍是研究的热点之一。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 是第一部全面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巨著。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及王宏钧、刘如仲、王守稼、梁淼泰、洪焕椿、柯建中、李文治、沈定平、李洵等撰写的论文，由原先侧重于综合性一般考察，发展至着重对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专门研究，不仅关心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水平，更多地关注其发展缓慢的原因，反映了研究的新趋向。 人口问题形成了研究的热点，出版的专著有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还发表了孙达人、王其榘、王育民、王瑞平、顾诚、李济贤、曹树基、林金树、南炳文、林仁川、李洵等人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考察了人口数量、地区人口、人口管理体制、移民和流民等，研究相当深入，不同意见争论热烈。 关于家族宗法制度，重要研究成果有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陈支平《近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著作，以及韩大成、李文治、张海瀛、王日根、唐力行、高寿仙等撰写的论文。 关于社会基层组织，周绍泉、王昊、赵中男、曹国庆、陈宝良等就乡里组织、里甲制度、老人制度以及乡约、保甲、火甲等撰写了论文。 关于阶级和阶层，研究进展极为显著，特别是表现于对商人、宗室、宦官、曲阜孔府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上。对商人的研究，除着眼于一般商人及盐商、皇商等特殊商人外，主要是用力于区域性商人集团，对各商帮的形成、发展、经营范围和特点、历史作用等皆有出色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张海鹏与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张海鹏与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年）、张正明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以及平、王兴亚、叶显恩、李琳琦、周绍泉、张雪慧、王世华、方志远、罗一星、王日根、黄启臣、韩大成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宗室的研究，由过去主要着眼于土地占有，扩展至从分封制度、王府规制、宗藩特权与军权的演变、宗室经济、宗藩人口等众多角度进行分析，顾诚、王春瑜、暴鸿昌、张德信、张显清、赵毅、魏连科、王守稼等发表了重要论文。对宦官的研究，由过去主要着眼于政治权势、特务活动，扩展至从其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关系以及主要宦官生平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主要成果有王春瑜与杜婉言《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和《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以及栾成显、孙卫国、方志远、李渡、郑克晟、王世华、廖心一等撰写的论文。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胡岩林、魏连科、李洵、暴鸿昌、陈宝良、刘志琴等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驳斥“”前夕盛行的知识分子对元末农民起义队伍起腐蚀作用的论点，总结明代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明初知识分子政策的得失，探讨明代知识分子的心态、风习、社会地位以及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价值观念的转变、与商人关系的变化等。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及郑克晟、方志远、高春平等的论文，对若干地区知识分子的状况进行了专题研究。上述之外，许大龄、傅衣凌、柯建中、伍丹戈、张显清、黄冕堂、吕景琳、韩大成、周良霄、田培栋、张正明等的有关论文，考察了地主阶级、缙绅地主、自耕农、佃户、奴婢、雇工人、乐户等，也是关于阶级与阶层研究的重要成果。 关于社党， 出版了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还有田培栋、张显清、刘志琴、许大龄、周学军、步近智、赵毅、郭英德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东林党仍是最受关注的对象，具体考察各地 区的东林党人是一大特点。除了多数学者肯定东林党人外，少数学者对之评价不高，也很引人注目。 关于会馆，主要研究进展是逐渐搞清了它不像五六十年代所认为的作为行会组织而存在，而是具有同乡人松散联合的性质。影响较大的出版物有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及李华、洪焕椿、吕作燮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关于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制度，有耿庆国等《王恭厂大爆炸——明末京师奇灾研究》（地震出版社，1990年）以及王兴亚、钟永宁、顾颖、陈关龙、傅玉璋等有关慈善事业、备荒仓储、政府灾荒蠲免的论文。耿庆国等所撰书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联合攻关的成果。 关于生活习俗， 出版有王熹《中国明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 1994年）以及许敏、王云、陈茂山、刘和惠、常建华等撰写的有关论著，考察及于节日、衣、食、往、行、婚、丧、祭祀、娱乐等。对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日趋奢靡论述尤多，并且评价不一，或偏重否定，或肯定其刺激工商业与服务业发展的作用。 关于经济与社会全貌的综合考察，出版有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 姜守鹏《明清社会经济结构》（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林金树等《中国明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毛佩琦《中国社会通史》明史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中下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等著作，从总体上把握了明代经济与社会所达到的新水平。 区域史方面，从综合或专题的角度，对几乎所有的省区分别进行了考察，其中关于江南、徽州、东北、广东等地区的考察成果尤多。关于江南，研究的侧重点是经济与社会，论述的范围以整个江南地区或其中更小的地区为对象，出版有钱杭与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罗仑等《苏州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苏州历史博物馆等《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等著作，以及李伯重、林金树、平、郑志章、朱子彦、刘秀生、范金民、夏维中、王守稼、缪振鹏、沙郑军、汪维真、牛建强、陈学文、蒋兆成等撰写的论文。关于徽州，主要是围绕五六十年现的这一地区的文书契约来研究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文书契约本身的构成、分类等，研究相当深入。出版有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周绍泉与赵华富《’95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年）、安徽省博物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王钰欣与周绍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以及刘重日、曹贵林、栾成显、张雪慧、陈柯云、彭超、刘和惠、刘淼、郑力民、王世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东北，除了继续研究以前即受重视的中央政府对其管辖及女真人、满族的兴起等课题外，对军事、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等也广泛地开展研究，形成全面深入的研究态势。出版有李健才《明代东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杨yáng＠①等《中国的东北社会（十四——十七世纪）》（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杨yáng＠①等《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杨yáng＠①《明代辽东都司》（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著作，以及郑天挺、姜守鹏、从佩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广东，出版有广东历史学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十四世纪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李华、李龙潜、叶显恩、谭棣华、黄启臣、蒋祖缘、邓开颂、冼剑民、刘志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的着力点在于经济与社会。关于其他地区，有傅衣凌等《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及郑振满、曾玲、林仁川、韩振华、李金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福建和台湾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粟冠昌、龚维玲、覃延欢、张雪慧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广西和海南岛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吴宜德《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以及高铭群、张国雄、张家炎、梅莉、施正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江西及湖广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朱亚非《山东通史》明清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及从翰香、张岗、陈冬生、李令福、王兴亚、张正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王致中与魏丽英《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及田培栋、杜常顺、田卫疆、唐景绅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西北地区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陈世松《四川通史》第5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及潘洪钢、刘如仲、罗康隆、翁家烈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西南地区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此时区域史研究的兴盛，一是由于学者们认识到只有做好各省区的研究，才能搞好对幅员辽阔的整个中国历史的综合性研究；二是由于80年代后兴起的全国性新编地方志热潮的推动。 城镇方面，研究之盛也超越以往任何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形成了研究江南城镇，特别是江南市镇的热潮。关于江南市镇，出版有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和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两部专著，以及何荣昌、王家范、平、蒋兆成、林绍明、吴仁安、朱子彦、范金民、夏维中、张华、任道斌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从总体或个案的角度，系统探讨了江南市镇的经济结构、空间布局、市场网络、文化风尚、历史影响等。关于江南城市，王家范、陈学文、洪焕椿、傅崇兰等发表了研究苏州、杭州颇有价值的论文。关于北京和南京，出版有贺树德《北京通史》第6卷（中国书店，1994年）、 孙健《北京古代经济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等专著，以及李洵、李晟文、韩大成、范金民、平、周志斌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长江以北运河沿岸城镇，出版有郭蕴静等《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南炳文等《天津古代人物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及杨正泰、王振忠、许檀、毛佩琦、林纯业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山东、河南、湖广、江西、两广及西北地区的城镇，出版有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顾朝林、王瑞平、陈关龙、宋平安、肖放、刘志伟、蒋祖缘、黄滨、王致中、魏丽英、肖遥、岱宗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此外，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两书，是综合研究明代城市的力作。 人类活动与自 然相互关系方面，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属填补空白之作，学术上和实践上皆意义颇大。这些成果包括陈家其、龚胜生、邹逸麟、曾玲、周翔鹤、陈国生等撰写的关于若干地区（如太湖流域、湘鄂赣、福建）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用兵打仗、人才成长等受到自然条件制约和影响的论文，以及暴鸿昌、胡凡、张国雄、梁四宝、王守春等撰写的关于若干地区（如长江中上游、北部边境）不注意生态平衡的开发活动给人类自身带来恶果的论文。 国内民族方面，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关于女真和满族，出版有孙进己等《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李洵与薛虹《清朝全史》第一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刘小萌《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董万仑《清肇祖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和《天命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孙文良与李治亭《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wò＠②《皇太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周远廉与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陈作荣与赵毅《多尔衮评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杨学琛与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李治亭等《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晋藩与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赵铎《清开国经济发展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钟翰《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李燕光等《满族通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盛京刑部原档（清太宗崇德三年至崇德四年）》（群众出版社，1985年）、季永海与刘景宪《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197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译《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年）、李林《汉译满文旧档》（辽宁大学出版社，1979 年）、刘厚生《旧满洲档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70年代末至80年代）、潘zhé＠③等《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991年）等著作，以及蒋秀松、王佩环、陈安丽、从佩远、张云樵、李澍田、李景兰、蔡美彪、郑天挺、魏鉴勋、白新良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深入地论述了女真与满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法律、文化风习、杰出人物事迹与贡献，以及女真各部的情况、满族的统一等，并整理、介绍了有关史料。关于蒙古族，出版有薄音湖等《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白翠琴《瓦刺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杨绍猷《俺d ā＠④汗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乌日娜、蔡美彪、葛永年、李漪云、樊保良、乌兰、马汝珩、蔡志纯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蒙古族的经济状况、社会生活、、北元、十六世纪的土默特部、以往研究甚少的瓦刺等，分别进行探讨。关于藏族，以人物研究成绩最为突出，对政治、法律、社会发展及宗教等也作了不少研究，主要成果有王尧与褚俊杰《宗喀巴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曾国庆与郭卫平《历代藏族名人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等杂志所发表的有关文章。关于其他各族，出版有江应梁《百夷传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秦良玉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秦良玉史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白寿彝《回族人物志（明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专著，以及许多有关论文，研究所及，包括锡伯、朝鲜、畲、瑶、黎、壮、苗、傣、纳西、傈僳、土家、彝、回等族的分布、社会经济、文化贡献和杰出人物等。关于明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实行的茶马互市和土司制度，发表有陈梧桐、赵毅、姚继荣、林延清、吴仁安、石蓥、粟冠昌、吴永章、谢永雄、苏建灵、张雄、彭英明、古永继等撰写的有关论文，以及刘淼《明代茶业经济研究》等专著，充分肯定了明政府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巩固、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上的积极作用，也分析了其局限性和失策之处，论述了实施茶马互市制度的初衷、客观影响、具体规定和执行的实态，就明代各地土司的分布、特色、历史作用等，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关于明朝政府及汉族与满族的关系，明清和战研究仍然甚多，出版有孙文良等《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专著，以及滕绍箴、李治亭、李鸿彬、张玉兴、张德信、王思治、关文发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深入探讨了明清战争的原因、性质、意义以及各战役的具体情况，引人注目的是改变了过去是明非清的一统局面。此外，朱诚如等还就清朝入关前对汉族的政策等撰写了论文。关于明政府及汉族与蒙古族的关系，发表有吴量恺、胡钟达、陈守实、蔡志纯、曹永年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进一步探讨了两者的和战、经济文化交流、明朝对蒙古的政策等，提出了团结、友好是明代蒙汉关系主流等有价值的新论点。关于明政府及汉族与藏族的关系，出版有邓锐龄《元明两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元明）（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吴钧、阿沛·、牙含章、杜常顺、石硕等撰写的论文，论证了明朝对地方的有效管辖；尹伟光等撰文探讨了明朝对甘青藏区的管理等。关于明政府及汉族与其他各族的关系，蒋炳剑、苏建灵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了汉族与畲族、壮族、瑶族、土家族等的融合和友好交流。关于其他各族间的相互关系，马寿千、郭成康、杨庆镇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满蒙、满藏、蒙藏等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中外关系方面，存在着明政府对外政策、中外贸易、郑和下西洋、中日关系、中西关系等几个研究热点，其研究虽非始于这一时期，但研究的角度、重点等多不同于以往，达到了新的高度。加之其他有关问题研究的新进展，从而构成了中外关系研究的新高潮。这一新高潮之所以出现，主要当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实行了对外开放方针的影响。关于明政府对外政策，陈梧桐、陈尚胜、晁中辰、徐明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在全面分析明政府对外政策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其时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影响等。关于中外贸易，出版有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专著，以及杨翰球、陈尚胜、晁中辰、田培栋、朱亚非、范金民、任鸿章、沈定平、陈学文、沙丁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所及包括朝贡贸易、海外贸易、市舶司制度、商品种类、中日贸易、与东南亚及拉丁美洲的贸易等。关于郑和下西洋，出版有范中义和王振华《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2年）、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等《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5年）、《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及与南京郑和研究会等编辑的几本有关论文集、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等《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郑鹤声与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三册（齐鲁书社，1980—1989年）、刘重日与周绍泉《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等著作，以及周积明、范金民、陈尚胜、田培栋、庄为玑、谢方、晁中辰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总结和发展了以往的研究，提出了郑和航海何以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等新问题，在郑和生卒时间及出使经历等方面提出了新 见解。关于中日关系，出现了对倭寇性质的热烈争论。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以及陈抗生、林仁川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海盗运动，是东南沿海人民进行的反海禁斗争。但郝毓楠、陈学文等仍坚持传统的看法，认为抗倭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封建领主与海盗掠夺的战争。正面评述及赞颂抗倭人物的论著仍不断发表，其中有阎崇年《戚继光研究论集》（知识出版社，1990年）、范中义《戚继光评传——继往开来的军事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此外，冯佐哲、史世勤、周中坚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讨论了明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关于中西关系，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等专著，以及冯天瑜、陈申如、臧嵘、史静寰、张维华、孙西、程伟礼、马雍、徐明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来华耶稣会士的活动，多数学者对其输入西方科学知识的历史贡献给予较高的评价，改变了五六十年代以来一般评价较低的状况；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17、18世纪中西文化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与冲突》（文津出版社，1992年）和《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潘吉星、张云台、曹婉如、许敏、邓建华、杨建华、宝成关、黄启臣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冲突，特别是研究了中西宗教与哲学的深层次的差异、西学东渐未能推动其时中国走上科技近代化的历史原因；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章文钦《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1995年）等专著，以及姜秉正、余思伟、聂德宁、黄国安、邓开颂、汤开建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西方殖民者对澳门的争夺以及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后明政府对该地行使的状况、该地的贸易状况和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上的地位等；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 1987年）一书从交通、宗教与文化三个方面论述明清之际的中西关系， 视野颇广。关于中外关系的其他问题，出版有朱亚非《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年）、陈尚胜《开放与闭关——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以及王裕明、周晓虹、杨杭军、江醒东、陆宇生、张莲英、杜蔚文、郑甫弘、童家洲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或从总体角度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或研究中朝、中越、中菲、中缅、中泰、中柬等双边关系，或研究华侨及其发展中外友好的贡献；还出版有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吴丰培《壬辰之役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谢方整理的明人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和明人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年），以及余思黎整理的明人罗日jiǒng＠⑤《咸宾录》（中华书局，1983年）等，辑录和校点了与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有关的史料。 文化概貌方面，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等专著，以及任道斌、王日根、商传、王春瑜等撰写的有关文章，论述了明代文化的分期、主潮、皇权文化与民间学术文化的盛衰消长、商品经济对文化的影响等，多具开拓意义。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除各具体门类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外，开始出现对其总体进行宏观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当与现实生活中重视科技、实行科教兴国的方针有关。关于总体宏观研究，出版有汪前进《中国明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戴念祖、解学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全面论述了明代的科技成就、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明末以后落伍于西方的原因等。关于数学，杜石然等发表了有关论文。关于宋应星及其《天工开物》等著作，出版有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1年）、《天工开物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巴蜀书社，1989年）、《宋应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杨维增《天工开物新注研究》（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宋应星思想研究及诗文注释》（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丘亮辉所编《〈天工开物〉研究——纪念宋应星诞辰400周年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以及何兆武、 黄长椿、吴申元、游修龄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这些论著使人们对宋应星的生平、思想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对《天工开物》等著作的整理和内容分析也提高到新水平。关于农学，出版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等《中国农学史》下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等著作。关于地理学，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研究进一步加深。除散见于报刊的论文外，出版的论文集有鞠继武《徐霞客研究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徐霞客研究文选》（1991年自印）等近10种，出版的专著有于希贤《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年）、唐锡仁和杨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等十几种。“游记”的版本研究和整理校注都取得了新进展，褚绍唐和吴应寿整理的《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是迄今最完善的点校本，朱惠荣《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洪建新《徐霞客游记选注》（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是注释的优秀成果。有关专著以及朱东润、秦子卿、徐兆奎、周宁霞等撰写的论文，论及徐霞客的生卒、故里、宗谱及其“游记”的文学价值、地理学价值、旅游学价值等，出现了多学科结合研究的喜人势头。原来无人问津或研究甚少的王士性及其地理学著作、商人编纂的地理书、郭子章的地名学成就等，也受到重视，有关的成果包括徐建春等《王士性论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周振鹤《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杨正泰校注的《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以及杨森、丁式贤、朱汝略、华林甫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医药学，出版有齐苔《李时珍和〈本草纲目〉》（中华书局，1982年）、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学会《李时珍研究论文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唐明邦《本草纲目导读》（巴蜀书社，1989年）和《李时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关于水利工程，出版有彭雨新和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年）、贾征《潘季驯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专著，以及王绍良、汪家伦、洪焕椿、蒋兆成、林金树、张华、蒋祖缘、左书谔、蒋超、王永厚、朱玲玲、 封越健、邹逸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了治黄、治运以及几乎遍及全国的农田水利工程的成就、经验教训等。关于建筑工程，引人注目的是通过实际踏勘，写出了许多关于长城、都城、陵寝等的高水平的论著，搞清了许多疑难史实，剖析了建筑工程中所体现的传统思想。重要成果有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 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文物出版社， 1989年）、张立辉《山海关长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高凤山和张军武《嘉峪关及明长城》（文物出版社，1989年）、王剑英《明中都》（中华书局，1992年）、杨仕与岳南《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新世界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及艾冲、冯永谦、罗哲文、许成、陈守忠、王璞子、单士元、阎崇年、雷大受、傅文琪、王明轩、周思源、胡汉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史学、方志学和音韵学方面，在既往研究不多的基础上，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关于史学，发表了葛兆先、吴振清、陈高华、钱茂伟、李小林、姜胜利、牛建强、朱仲玉、陈作荣、赵毅、仓修良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对明代史学思潮的变迁、史学成就、重要史家等作出空前深入的探讨。关于方志学，出版有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等专著，以及刘纬毅、巴兆祥、黄燕生、王剑英、傅振伦等撰写的论文，分别论述明代方志总体及某一类、某一种或某一地区方志的情况。关于音韵学，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年），是关于明清等韵学的第一部专著。 文学艺术方面，成绩明显地超越以往任何时期。关于文学总体状况，出版有吴志达《明清文学史》（明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赵景云和何贤锋《中国明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年）、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年）、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关于文学批评，出版有袁震宇和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关于小说，出版有孙一珍《明代小说简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和《明代小说的艺术流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漓江出版社，1983年）、吴士余《〈水浒〉艺术探微》（重庆出版社，1985年）、吴圣昔《西游新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朱星《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等不下数十部专著，蔡国梁《明清小说探幽》（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东风文艺出版社《明清小说论丛》（1984年5月始出第1辑）、《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等《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欧阳健等《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1983年）、李时人《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等不下数十种论文集和研究专辑。数千篇，其中着眼于小说与现实的关系、由小说来探索现实等，引人注目者有方志远、徐振贵、黄毓文、吴礼权、胡世凯、姜守鹏、南炳文、贺葵、戴鸿森、陈诏、梁今知、冯天瑜、王平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此外，还出版了朱一玄、刘毓忱、马蹄疾、刘荫柏、侯忠义、王汝梅、周钧韬、方铭、黄霖、张菊玲、谭正璧等辑录的研究资料。关于戏曲，出版有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黄文锡等《汤显祖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关于散文和诗词，出版有饶龙隼《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诗文部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以及汇编、整理资料的数部著作。关于艺术，除毛佩琦、肖燕翼、单国强、余辉撰写的有关论文外，出版有陈奕纯等《中国明代艺术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戴念祖《朱载＠⑥——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1986年）、徐建融《明代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穆益勤《明代院体浙派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林木《明清文人画新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故宫博物院《明代吴门绘画》（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和《吴门画派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等专著，吉林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等还出版了沈周、文徵明、唐寅、陈淳、徐渭、董其昌、黄道周、陈洪绶等画家或书画家的多部传记和年谱等。 思想方面，最应注意者有两点：一是对其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能够比较充分地肯定其积极的一面，并在其发展演变的解释上突破旧说，提出新看法；二是研究范围扩大，开拓了实学思潮、经济思想、心理思想等新的研究课题。关于思想的总体状况，出版有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关于理学，出版有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侯外庐和邱汉生《宋明理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贾顺先《宋明理学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等《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著作，以及张岱年、尹协理、冯天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王阳明及其心学，出版有沈善洪等《王阳明哲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张锡勤等《阳明心学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方尔加《王阳明心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和《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三联书店，1997年）、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以及钱明、夏瑰琦、来可泓、冯契、李德芳、柯兆立、吴雁南、路新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其他哲学家，出版有李庆元《明学大师——薛xuān＠⑦》（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章沛《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杨天石《泰州学派》（中华书局，1980年）、张建业《李贽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孙官生《姚安知府李贽思想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清辉《李卓吾生平及其思想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年）、葛荣晋《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与《王廷相和明代气学》（中华书局，1990年）、衷尔钜《吴廷翰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8年）、姜国柱《吴廷翰哲学思想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郑涵《吕坤年谱》等专著。关于启蒙思想，出版了详论嘉靖至道光启蒙思潮的萧＠⑧父等《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一书，同时也发表过否定明清之际有启蒙思想之说的论文。关于实学思潮，出版了陈鼓应与辛冠洁等《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1989年）和《明清实学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葛荣晋《中国实学思潮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张显清、魏宗禹、步近智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经济思想，出版有巫宝三《中国 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明清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著作，以及吴申元、李普国、赵靖、陈学文等撰写的论述邱浚经济思想及明中叶“奢能致富”思想的论文。关于心理思想，出版有燕国材《明清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著作。 宗教方面，第一次出现了广泛开展研究的局面，出版有何其敏《中国明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专著，以及陈高华、李尚英、曾召南、杨立志、李建军、黄山、南炳文、赵世瑜、陈兵、肖雨、王静、李济贤、宋军等撰写的有关论文，不仅论述了佛、道、民间宗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的状况，而且探讨了明朝的宗教政策、寺观经济、寺庙文化和庙会功能等，多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图书事业方面，出版有骆兆平《天一阁丛谈》（中华书局，1993年）和《新编天一阁书目》（中华书局，1996年）等著作，以及冯惠民等《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书目出版社，1994年）等资料辑录。 人物方面，有关论著大量出版，超过其他所有方面。其所以能够如此兴盛，一是因为人物研究历来受人青睐；二是因为人物传记拥有较广的读者面；三是因为各地为了提高本地的知名度，往往打历史名人牌，从而推动有关人物研究的开展。对皇帝的研究是人物研究的热中之热，仅出版过两个以上皇帝传记的出版社就有6家， 其中紫禁城出版社出版1书16帝，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2书2帝，人民出版社出版3书3帝，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12书12帝，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12书21帝，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2书2帝。这些传记收尽了明朝的所有皇帝，多能实事求是地论述传主的功过，重视人物形象的描写。上述之外，关于皇帝的重要著作还有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朱元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商传《永乐皇帝》（北京出版社，1989年）等。此时研究较多和较深的人物还有开国功臣、严嵩、海瑞、叶向高、徐光启、袁崇焕、吴三桂、洪承畴、史可法、郑成功以及明朝遗民等。关于开国功臣，出版有张德信等《明代开国功臣传》（黄山书社，1992年）、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陈文新《刘伯温智略人生》（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以及胡岩林、郝兆矩等撰写的有关刘基生平、思想的论文。关于严嵩，出版有曹国庆等《严嵩评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张显清《严嵩传》（黄山书社，1992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严嵩与明代政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曹国庆《严嵩年谱》（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曹国庆等为史书上指责的严嵩“贪污受贿”、“屠害忠良”行为进行了分辩，而张显清坚持传统的“一代奸雄”的旧说，双方论证皆极为详细。关于海瑞，学者们抛弃了“”所散布的谬论，肯定其为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改革家、大清官，重要成果有李锦全《海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关于叶向高，出版有冷东《叶向高与明末政坛》（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专著，以及何孝荣撰写的论文。关于徐光启，出版有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欣之《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等专著，以及施宣园、冯天瑜、李长年、王福康、吴德铎、刘建、胡道静、游修龄等撰写的论文，广泛地论述了徐光启的生平活动、对西方科学的态度、学术思想、等。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一书，对徐光启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研究。关于袁崇焕，出版有桂苑书林丛书编委会《袁崇焕研究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阎崇年与俞三乐《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等著作，以及谭世保、颜广文、黄国强、石斌、姜守鹏等撰写的论文，对袁崇焕的籍贯、死因、在抗清斗争中的地位等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关于吴三桂和洪承畴，除了不少学者仍坚持传统观点对其归清持否定评价外，另一些学者则对之给予较高的评价，这多半与这些学者对明清战争的看法有所改变，将其看做争夺最高统治权的统一战争而非民族战争紧密相关。出版有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 李新达《洪承畴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等专著，以及左书谔、李治亭、李兴祥、杨丽华、李鸿彬等撰写的论文。关于史可法，出版有李廷先与刘立人《史可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书，以及周昭京、蔡起、秦子卿、王文清等撰写的论文，虽对史可法评价仍不一致，但打破了“”前夕在极左思潮干扰下否定成为定论的不正常局面。关于郑成功，出版有《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等数部论文集、毛佩琦《郑成功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福建师范大学郑成功史料编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年）等数部史料辑录，以及傅衣凌、施联朱、李育安、岳成驰、张宗洽、陈碧笙等撰写的论文。由于郑成功抗清、复台的基本过程以前已经搞清，这时研究的重点在复台的动机和意义、郑成功与海商集团的关系及其民族政策、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等。关于明朝遗民，主要是整理或发现了有关研究资料，出版有范金民等《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陈智超等《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年）。 综合性断代史方面，出版了一批反映明史总体研究新水平的高质量专著以及加工整理旧作的成果，主要有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李洵和薛虹《明清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南炳文和汤纲《明史》上下两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991年）、刘重日等《中国史稿》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 杨国桢和陈支平《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8 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南炳文等《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明朝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南炳文《南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日右加杨的右部 ＠②原字为洋的左部右加宛 ＠③原字为吉右加吉 ＠④原字为答的繁体字 ＠⑤原字为耿下加衣 ＠⑥原字为土右加良 ＠⑦原字为王右加宣 ＠⑧原字为花的上半部下加捷的右半部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除上文涉及者外，可归为五类：专题资料摘编、“明实录”资料摘编、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评介考证。关于专题资料摘编，包括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7册（中华书局，1988年）等。关于“明实录”资料摘编， 包括白翠琴等《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民族学院历史系《明实录藏族史料》1至3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至1985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实录东北史资料辑》（辽沈书社，1990年）、赵其昌《明实录北京史料》（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郭厚安《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王其榘《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以及由李国祥等主编、由武汉出版社自1990年陆续出版的多卷本《明实录类纂》等。其中《明实录类纂》卷帙最为庞大，已出版的近20卷字数多在百万字以上。关于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包括《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85年）等。另外，1978 年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及1981 年创刊的《历史档案》，也间或公布明代的档案原文。关于史籍史料整理出版，一是陆续出版丛书《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二是陆续新编丛书《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浙江古籍出版社）、《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丛书·明清史料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三是整理重印旧有丛书《国朝典故》（许大龄、王天有等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四是整理出版单行史籍史料，如王世贞《yǎn＠①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万历起居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黄宗羲《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等。关于史籍史料评介考证，最重要的是有一批考释《明史》的宝贵成果，包括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9年至1986年）、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高其迈《明史刑法志注释》（法律出版社，1987年）、郭培贵《明史选举志笺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德信《明史海瑞传校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巴蜀书社，1988年）等。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档案出版社，1985年）和秦国经《中华明清珍档指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画社，1983年）等，也是介绍史籍史料的重要专著。 工具书方面，出版的数量不算太多，但多半质量较高。其中有李小林等《明史研究备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李裕民《明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5年）、朱保＠②《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 新时期明史研究论文集出版数量激增，总数约有百部，这是明史研究大发展的必然结果。除上文论述有关专题的研究状况时已经叙及者外，此时出版的其余论文集依内容和形成的原因等大体可分为五类：一为专题性论文集，二为综合性论文集，三为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为已故学者纪念论文集，五为个人论文集。其中个人论文集的作者包括郑天挺、、伍丹戈、谢国桢、傅衣凌、陈国强、郑公盾、王毓铨、吴晗、尚钺、秦佩珩、梁方仲、方福仁、黄冕堂、孟森、韩大成、张维华、王春瑜、商鸿逵、韦庆远、容肇祖、陈学文、阎崇年、王守稼、陈生玺、洪焕椿、孙文良、李文治、季士家、薛虹、傅玉璋、李洵、南炳文等30多位学者。新时期出版数量很多的论文集，是不可忽视的一大贡献。 新时期的明史研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是宏观上缺乏协调，学者们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其结果则是热门课题重复撞车，浪费了人力物力，而有些课题本应研究却无人问津。其次，在应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中，间或出现对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及外国史学的某些理论生吞活剥、照搬照用的现象。第三，部分研究者学风不正，在读书不够、心得不多的情况下，勉强著书立说，导致粗制滥造，谬误迭出，或者抄袭前人成果。有的为了谋求资助或其他利益，巧意迎逢某些家族、地区或人物，曲解历史，牵强附会。上述三点是新时期明史研究中最主要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它们与其时明史研究中的种种成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但其危害不可忽视。 四、丰富的经验教训，深刻的启示 回顾百年来的明史研究，其成就相当辉煌，而经验教训也相当深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指示着未来明史研究正确开展的方向。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指导思想即史观的进步，先由近代的进化史观代替旧的传统史观，后又由近代进化史观进步到唯物史观。这一进步是明史研究中最根本性的进步，百年中明史研究的各项成就无不受其影响，以其为基础。唯物史观的广泛应用意义重大，它使明史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当然，这里所讲的唯物史观，并不是排斥其他任何理论的僵化教条，而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一种理论体系，在实践应用中需不断发现、研究新问题，不断丰富发展其内容。对于其他理论体系，它不是盲目地排斥，而是有分析地对待，其合理成分，即使是极其微小的一个方法，也要批判地吸收过来，从而丰富自己的理论宝库。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又一个重大成就，是研究领域和角度的空前拓展，传统史学研究的范围狭窄，势必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区域状况、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广阔领域、多种角度的研究所代替。这一变化，使明史研究大为深入，亦为今后明史研究的继续发展繁荣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即应该尽量开阔视野，大力拓展研究的领域和角度。原已开辟的研究领域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其中研究比较薄弱者，如社会生活、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等尤应着力加强。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继续寻找明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角度。此外，从世界史的角度及中国通史的角度加强对明代历史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取得了很大收获，这表现于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笔记、文集、方志、碑刻等的收集、校点、印行，以及重要史籍的整理、刊印等。这类工作对明史研究论著的撰写意义十分重大，是其达到新水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就今后明史研究的发展需要来说，迄今为止所完成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仍要在这方面作出新的努力。许多文献资料需要进行校勘整理，以改变其无法阅读、理解和使用的混乱状况；按类分析、编制索引，使文献资料便于研究利用，也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此外，广泛存在于地上地下的实物资料以及民间流传的口碑资料，原先注意不多，今后尤当着意搜集和整理。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发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这除了一般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往往息息相关的原因外，还由于明朝在时间上距20世纪甚近，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的起源即在明朝时期，人们对明朝的历史了解较多，兴趣较浓。百年来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大明史工作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密切注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变化，选取明代历史中相关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力求从中找出可供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借鉴；二是在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往往选取明代历史中相关的课题，用歪曲、比附、影射等卑劣手法妄谈历史，以求为其进行阴谋活动寻找借口，制造舆论。前者有力地推动了明史研究的深入和兴旺，后者不仅无助于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取代了正常的历史研究。百年来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上述关系，给后人留下的经验教训非常深刻。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进步，与史学评论的开展有重要的关系。关于明史研究的史学评论，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史家们为研究某一历史问题，在自己的论著中顺便对其他史家的观点、意见提出评论，或专门著书立说与其他史家相辩驳，从而对其他史家的观点、意见提出评论。二是评论家们对某一史家的具体论著专门撰写评介文章。这两种评论形式的运用均有十分成功的，关键是评论者秉持促进明史研究发展之公心，能够实事求是，不虚美，不妄斥，从而起到了互通信息、切磋学问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些评论不能令人满意，这主要不在于评论者业务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其出发点和态度缺乏客观求实的精神。有的在学术观点上党同伐异，凡是与其观点相同的论著便极力表扬，相反则批评贬斥，甚至讽刺挖苦。有的评介文章，其写作目的只是为了对所评介者进行吹捧和宣传，通篇只有粉饰溢美之辞，看不到客观、认真的分析评说。这种评介文章，与其说是史学评论，不如说是出版商的广告。本世纪末的20多年中，这种所谓评介文章数量甚多，流行甚广。许多粗制滥造的抄袭之作、平庸之作和 曲解历史的低劣之作所以能经常出现而受不到有力的遏制，史学评论中的这种无原则吹捧歪风的盛行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今后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正确公平地开展史学评论，实为史家们不可忘记的重要一条。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的进步，还与中外史家的互相交流息息相关。凡是中外史家的交流搞得积极、顺利的时期，明史研究的发展就迅速、富有成效；反之就发展迟缓。这是因为中外史家的互相交流，有利于彼此取长补短、启发思路、开阔视野。为了今后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明史工作者还必须经常注意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①原字为上合下加弃的下半部 ＠②原字为火右加商的下半部

明清历史论文篇（9）

一

和绝大多数西方史学家一样，费正清不相信任何抽象的理论。他只有一般的历史观点和立场。他讲求实证，对于任何理论都存有戒心。[1](p12)他的历史观主要受当时西方的主流学派影响，但他并不是一个有理论兴趣的史学家，更没有发展出一套有关中国史的系统理论。事实上，历史理论家往往不一定能写出好的史学作品，而在史学上有重要贡献的史学家也未必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费正清即属此类。费正清虽曾援引了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的“挑战与回应”之说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这也只是一个粗枝大叶的观念，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理论。[2](p55)“文明冲突论”是费正清中国史观的核心。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费正清指出，中西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3](p25)因此，当二者相遇时，冲突便不可避免。在他看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明的接触与摩擦、对抗与冲突的历史。费正清认为，中西文明是相互对立的两大体系，反映了社会发展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中华文明是一种有别于开放性海洋文明的内向型大陆文明，是一种有别于扩张性的商业—工业—军事型的、充满调和与折衷精神的、停滞的农业—官僚政治文明，是一种与竞争的个人本位相异的顺从的伦理本位文明。在费正清看来，现代的西方文明洋溢着勃勃生机，而古老的东方文明则充斥着顽固的惰性。传统模式的迟滞与稳固、资源与文化的自给自足使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表现出顽强的抵触与排斥，更作不出相应的反应，因而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4](p432)由于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华文明缺乏内在动力去突破传统框架，它只能在巨大的冲击下，被迫对西方作出反应，这就是费正清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model)。

费正清把中国近代史当作这种模式的注脚。他认为，西方是中国近代转型的推动者，是西方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冲击”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走向与中国思想主题。[1](p8)19世纪强大的西方侵略者以自己技术上的优势使一个在4000年间自以为是物质文明创造者和文化中心的民族黯然神伤。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西方的冲击，是使人难以支持的打击。然而，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下一代中国人来说，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自己的实力来对付西方。最后，到了20世纪，西方已经成为鼓舞中国进行革命的思想来源。这三次革命是：共和革命、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5](p143)

从费正清的扛鼎之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的初版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看法。19世纪以前，面对东方这个国力强盛的宗主大国，西方出于无耐，只能采取较为缓和平等的政策，以贸易作为与中国交往的手段。入华的传教士虽以传教为宗旨，但面对比基督教文化悠久得多的中华文化，大多数传教士在震惊之余，油然而生敬佩。正是在向东方的学习中，西方走出了中世纪，借东方之火煮熟了自己的肉。当时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到了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关上了与西方交流的大门，中国人在自己的屋子里打转转，会通之路没有打通。中国拒绝了海洋，拒绝了交往，中世纪的城堡最终关闭了一切进步的可能。明末清初，“康乾盛世”，东西方相互学习、相互倾慕的会通时代终未为中国人所把握。中国错过了一个走向世界的机会。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体制以及中国人的优越感遮挡了中国人的眼睛，中国人背负起一个沉重的文化包袱。当“西学东源说”登场之际，中国思想已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变得衰老、迟钝以至僵死。

1840年，西洋人的战舰使用着中国人发明的罗盘驶入了中国的内海，用中国人的祖先发明的火药制造出了威力十足的火炮，轰塌了虎门的海关，杀死了无数善良的中国人。在南京，晚清的大员们在自己祖先发明的纸上签下了第一个屈辱条约，从此，中国江河日下。面对西方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中国人被迫作出反应，世界的中心转移了。

应该公正地说，费正清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观察是敏锐的、独到的。我们承认，在一定意义上，费正清比很多中国人本身更了解中国的历史。他的“冲击-反应”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有说服力的。他认为中国相对稳定的传统秩序一直延续到19世纪，此时它遇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而且更为强大的文明——西方文明。西方的强大冲击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给中国注入了引起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面对这一冲击，中国作出的回应是在逐渐引进引起“永久性变化”的要素的同时，背弃传统的“周期性变化”模式，走上现代化道路。“冲击-反应”模式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超稳定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外来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在费正清与邓嗣禹1954年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Response to the West)一书中，费正清对这一模式作了叙述。他写道：“既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它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还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老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沉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将它征服。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6](p1)

二

究其根源，我们不能发现，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是建立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社会形态比较深刻的认识之上的。

19世纪初以来，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广泛、也是最痛苦的一场变革。这场变革不单是王朝的顺延面临危机，而且引起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面临着来自西方现代工业革命的冲击；在文化领域，西方的科学、教育、宗教、伦理、哲学等等向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出全面挑战；落后的经济、军事上的一次次失败迫使中国人放弃自己的传统。一个曾经灿烂辉煌的文明濒于绝境。

面对西方的步步紧逼，晚清政府毫无思想准备，对西方的挑战自然也就没有系统而有效的应对能力，以至于被动挨打，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所以如此，费正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中华文明的辉煌史给中国人带来了优越感，也带来了负担。中国习惯以天朝大国自居，蔑视“蛮夷”，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万邦之首，居中而统领。热衷于万国朝贺，顶礼膜拜。老大做久了，以至于变得昏庸老朽，拒绝睁眼看世界，拒绝承认世变。没有甘当学生的心理准备。这样的民族心理本身潜伏着悲剧的种子。[7](p147)就连马克思也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8](p26)二，中国战略上的失策。一方面，“2000年来，帝国的重大安全问题都在亚洲内陆的边境——怎样对付长城以外干燥草原上一跃而起的部落骑兵的打击力量。向来只面对亚洲内陆的中国战略从未考虑过有什么危险来自东南沿海”[9](pp104-105)。因而缺乏心理上的准备和军事上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当西方人利用从中国传入的火药和自身的技术实现军事革命化的时候，中国人还在津津乐道自己冷兵器如何如何优秀，中国人在理念上已比西方落后了。三，儒家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儒学自汉朝成为历代国学以来，在近2000年时间里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使中国社会保持了高度的稳定。尽管王朝更迭，沧海桑田，中国的社会演变始终跳不出儒家学说的模式。虽然儒家文化有其诸多优点，但也有其致命弱点。儒家思想倡导忠君守制，维护中央集权，反对个人主义，反对自由思想，扼杀创造性等等，使得中国人愚忠，守旧，保守，惰性十足，不思进取，妄自尊大，对其他思想排斥，将西方文明拒之门外。这样的民族注定是悲剧性的。四，中国人的惰性。费正清认为，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一旦确立以后，就任其自然发展，把许多人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而一直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邪说。中国早期提倡现代化的人，在他们试图采用机器之时，总要与手工劳动的既得利益者发生冲突，因为从短期看来，机器似乎是在同体力劳动者进行竞争。“生死在天”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广阔的平原上，忍耐性强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5](pp13-14)

尽管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其要害在于认为是西方书写着19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其实质在于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视作西方入侵，从而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把西方视为中国的“恩人”和“施舍者”。这种史观是“种族优越观”，是“西方中心论”。费正清对中国的评判和理解带有明显的偏见和片面性。首先，他看到了中国传统的惰性，看到中国农业经济不利于生发资本主义以及对西方工业革命反应的迟钝，然而却忽视了中国传统内部的自我更新能力。“冲击-反应”模式割裂了历史，因而它无法解释1840年以前中国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以及文明产生的本源。从这种意义上说，费正清对中国历史有失察之处。其次，费正清断定，按照民族主义、科学和工业化的一般原则，儒家传统不可能使中国现代化。正是儒教社会的结构造成了一种制度上的僵化和心理上的迟钝，它妨碍了中国对西方冲击的成功反应。[10](pp170，240)他把儒家文化等同于剥削阶级的文化。的确，儒家文化的相当一部分被政治阉割过，篡改过，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不是因为它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所致，而是因为政治力量的推动。在精神上，儒家的终极理想实际上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孔子的理想是要建造一个德化开放的社会，儒家思想最终变成奴化封闭的思想是孔子所始料不及的。但费正清显然只看到了儒家思想被政治曲解的一面，他对于儒学的看法显然是几乎完全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成果，即把儒学看成是维护专制的思想工具。第三，“冲击-反应”模式本身有一定的逻辑合理性。但他预设一种模式，由模式来取舍史料，让史料迎合预设框架，随意剪裁历史事实，这无异于削足适履。这种方法与韦伯(Marx Weber)以“理想类型”作为选取史实标准的研究方法毫无二致。“冲击-反应”模式有时把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错误地解释为对西方作出的反应，有时完全忽视了某些重要的事实，仅仅因为它们和西方入侵没有联系，或只有很少联系。有些事变本来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内部因素作出的回应，却被过多地说成是对外来冲击作出的回应。结果是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被歪曲了，另一些方面则根本被略去或者被缩小到微不足道的程度。[11](pp2，385，133)第四，“冲击-反应”模式体现了一种“外因决定论”，它既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违背内因、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费正清的“外因决定论”在美国相当有市场。当年的艾奇逊就曾说过：“……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入侵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12](p1512)“冲击-反应”模式完全把西方摆在救世主的位置，似乎离开了西方，中国改革就不可能了，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西方中心论”。第五，忽视了文明的兼容性。费正清过分强调中西的差异。他认为19世纪以来的近代史是一部中西文化的冲突史。在文化碰撞中，“生机勃勃”的西方给“惰性十足”的中国带来文明，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如此说来，侵略非但无罪，反倒有功了。为此，他遭到佩克(JamesPeck)的尖锐批评。佩克认为，西方“近代化理论并不只是一种根据不足然而无害的理论构架，而是美国的主要中国问题专家用来为美国战后在亚洲的政治、军事、经济干涉进行辩解的意识形态构架”[13](pp59-69)。以此种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为依据来认定一个社会蹂躏了另一个社会，就等于忽视这场对抗更加深刻的本质。这种以抽象的分析抹杀侵略性的作法，是对中西关系不平等的歪曲，是对西方资产阶级罪行的辩护和美化。这反映了费正清的帝国主义思想取向。

三

纵观费正清的中国史观，我们能感受到他受几个人的影响。第一位是马克斯·韦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的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思想及其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韦伯从来不被视为汉学家，但他对中国的研究既独到又深刻，故被一些人称为“伟大的外行”[14](p257)。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即理性资本主义如何产生，这一命题后来被称为“韦伯式命题”。“韦伯式命题”的要旨在于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去追问理性资本主义能否在中国产生，它的逻辑起点同样是问如果没有西方冲击，中国自身能否发展起类似西方的理性资本主义。它的结论也是否定的，即传统中国社会关碍重重，无法靠自身的力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尽管韦伯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只有西方冲击才能改变这一局面，但其命题的逻辑终点必然是在这里。[14](p254)费正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法生发理性资本主义，他的“冲击-反应”模式也始终没有脱离这一命题的轨道。韦伯是利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手段进行区域研究的典范，费正清后来进行的区域研究势必受到了50年代美国“韦伯热”的影响并从中受到启发。第二位对费正清有影响的是汤因比。汤因比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被誉为“国际上的智者”。他的理论核心是所谓的“文化形态史观”，亦称“历史形态学”。汤因比对德国学者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文化形态史观”进行了扬弃，他也认为文明要经过5个阶段，即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认为所有文明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平行和同时代的。[15](p10)但他不同意施宾格勒那种宿命论的观点，认为文明的灭亡是可以用某种明智的、及时的措施来防止的。汤因比提出“挑战-应战”理论并以此来解释文明5阶段。认为，一种文明如果要存在下去并获得发展，就必须对人间的或环境的挑战作出有效反应，否则就只有灭亡。汤因比自诩为开明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他所总结的历史上26种文明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巨大成就，也各有各的缺点和谬误，谁也没有理由瞧不起谁。但他又说，目前尚存的五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远东文明)，有4种正在走向灭亡，只有西方基督教文明仍保持着“创造性的活力，闪耀着神圣的光彩”。汤因比貌似公允，实则在竭力美化西方，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欧中心说”。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无疑受到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影响。当然，费正清同样对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进行了扬弃。文化形态史学反对区域性研究，费正清反其道而行之；文化形态史学认为所有文明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和同时代的，费正清则认为世界历史有古代、中世纪、近代之分。第三，费正清的中国史观还受赫德(Robert Hart)、马士(H.B.Morse)、拉铁摩尔和蒋廷黻的影响。赫德，英国人，1863年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死后被清政府追授为太子少保。他生前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条约制度”下中国海关的贸易和口岸建设，对费正清的博士论文及以后的中国史观很有影响。马士，美国人，是费正清在牛津求学时的老师。他在赫德手下供职35年，在清朝官至二品。退休后移居英国，潜心著书立说，是系统研究中国外交关系的第一位西方学者，对费正清影响极大，费正清称马士为他(事业上)的“继父”。马士最初对费正清的指导及他的中国史观影响了费正清的一生。拉铁摩尔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对共产党抱有同情心，并因此在麦卡锡时代备受磨难。他的边疆史对费正清早期的中国史观很有影响。对费正清产生定型作用的史学家当属蒋廷黻。费正清第一次来华期间，蒋廷黻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29—1935)。蒋氏那时正在整理清代外交史料，费正清在他的指导下开始致力于《筹办洋务始末》的研究。费正清后来强调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和鸦片战争后“条约制度”的差异，这一问题首先是蒋廷黻提出的。1972年费正清访问北京时，公开承认蒋廷黻是引导他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老师。赫德、马士、拉铁摩尔和蒋廷黻，都是中外关系史专家。费正清最初对中国的认识是由外部逐渐进入中国史的内部，他的“冲击-反应”模式势必受这一取向影响。第四，费正清的历史观及其研究方法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年鉴学派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创始人是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ffer)和马克·布洛赫(Mark Bloh)。布洛赫认为，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只有通过众人合作，方能接近真实的历史。[16](p39)[17](p41)年鉴学派还主张进行跨学科研究，重视溯源法和历史比较法，强调文本研究，强调历史的现实功能。纵观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无处不在。他在区域研究上采用了跨学科综合研究，《剑桥中国史》便是最好的例证。费正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溯源法和历史比较法。他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首先反溯到中国的文化传统，追根溯源。他对中国史进行纵向比较，中西史横向比较。他非常重视文本研究，强调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这一点同时也师自其启蒙导师马士。至于历史的现实功能，费正清可谓是经世致用的典范。他一向反对为学术而学术，主张思想与实践的一致。1968年在费正清担任美国第83届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18](p405)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作为一个美国人，他首先考虑的是美国人的利益。他曾坦率地承认，“1954年以后，在美国进行中国问题的研究是一项有关国家政策的活动”[19](p355)。余英时先生指出，费正清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直接涉及美国的对华政策，他的史学也确实是有意识地为美国政策服务的。即使在麦卡锡时代大难临头之机，他仍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自由是从属于国家利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费正清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也是我们读书人学习的楷模。所以，我们在评价费正清时需要时时记住的是，费正清的文章、著作不是为中国人写的，而是为美国人写的。[7](p310)

四

50—60年代，“冲击-反应”模式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中国研究的另一重要模式“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也与费正清密切相关，尽管此模式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该模式实际上是“冲击-反应”模式的翻版和放大。它同样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之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许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14](p252-253)

需要指出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冲击-反应”模式已逐渐为人们所摈弃。在以柯文(Paul Cohen)和佩克为代表的西方史学家和中国同仁的批评中，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纵观费正清的一生，我们注意到他是一个充满矛盾且不易读懂的人。他的言论、思想缺乏一贯性。探究“真实的费正清”就像探究“真实的中国”一样困难，他充满了矛盾。他爱交际，宽宏大量，性格直率，但他的个性和举止却经常显得高深莫测。他是一个闭口不谈信念和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者，但却坚信，文化的价值决定人们的信仰和行为。他是一个十分热情而颇具魅力的人，但当他以自己的方式去达到目的时又表现得比较冷漠。许多人渴望与他建立友谊，但似乎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是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然而却经常表现出更喜欢与持反对意见的人和激进主义者交往。对于这一切，惟一的解释恐怕是与他复杂的经历和遭遇有关，与他内心的无奈和潜意识的自我保护有关。费正清的个人生涯反映了大多数西方中国问题观察家经历中所体现出的压力和情绪。他们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研究，并把中国的状况介绍给美国人，因此，他们面临危险。像他的许多同事一样，在对中国的政治秩序作出反应的过程中(不管是帝国的，国民党人的，还是共产党人的)，费正清经历了一连串的变化，冒着解释过于简单化，以及在时间上导致误解的风险。

费正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50、60年代，在美国，他因所谓的“丢失中国”而含冤蒙屈，灰头土脸。亲国民党的美国人和仇视共产党的中国人骂他是“披着学者外衣的共产党同路人”。苏联说他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中国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号特务”。但费正清处变不惊，坦坦荡荡，表现出了史家特有的稳健和理性。

毫无疑问，我们对费正清的“文明冲突论”和他作为分析“文明冲突论”工具的“冲击-反应”模式有看法，对他的中国史观有想法。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他为美国的利益打算得太精，加上他对中国文化缺乏系统的了解，以及西方人骨子里的优越感，我们不难在他的观念、行为及政治观点上找出瑕疵。他的中国史观带有二重性，则是他一身两任的结果。他既是一名书斋里的学者，又是美国政府的顾问。作为学者，要探索科学真知，力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作为政府顾问，既须顾及国家的现实需要，又要灵活与变通。费正清的思想矛盾，认识上的局限性也许由此而生发。然而，中国有句名言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可能比中国的历史学家更具有某种优势，这是一个极为真实、值得重视的可能性。毕竟，正是我们的局外性，才是我们不同于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并使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得以再现当事人所无法知晓的并具有意义的过去。”[20](p105)纵观费正清不平凡的一生，我们又不得不敬重他为中美关系所做的积极贡献，以及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作出的丰功伟绩。“历史学家在写历史时，毫无成见与歪曲是不可能的。”[11](p134)凡是历史学家都难免把自身的某一部分注入他所力求表述的历史事实中去，都无法完全摆脱在他生活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假设。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外国人与我们的观点绝对一致。相比较而言，费正清还算一个比较公正的史学家。我们应该允许国际学术界的百家争鸣，我们也应该有这个肚量。

【参考文献】

[1]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J].编译参考，1992，(3)，(4).

[3]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

[4]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5]John King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4[th]ed.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83 Preface.

[6]Ssu-yu Teng and John K.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54.

[7]邓鹏.费正清评传[M].天地出版社，1997.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M].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10]Paul M.Evens，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China，New York:Basil Blackwell Inc.

[11]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James Peck，“The Roots of Rhetoric: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America’s China Watchers”.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October 1969.

[14]李帆.韦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国研究：以费正清为例[J].近代史研究，1998，(4).

[15]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M].沈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6]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7]高国荣.浅析费正清的历史观与西方两大史学思潮的关系[J].九江师专学报，1998，(3).

明清历史论文篇（10）

2002年有两个问题的讨论成为清史领域的热点。首先是新修大型清史的问题。学术界关于重修清史的讨论已经持续了数年。2002年，新修大型清史项目获准启动。不言而喻，在未来十年中，大型清史的纂修将对清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一工作不止是清史研究领域的事情，也是今后十年其他相关史学领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戴逸《〈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清史研究》第1期）、陈其泰《纂修大型清史宜采用新体》（《清史研究》第1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与清史修撰》（《清史研究》第3期）、秦国经、高换婷《清朝修史与〈清史稿〉编纂研究》（《清史研究》第3期）等文章就一些具体问题发表了看法。

另一个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是“晚清史的回归”。晚清七十年（从鸦片战争至清帝逊位）被从清史整体中割裂出来始于民国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后，晚清史更被纳入近代史范畴。不可否认，20世纪50-80年代，近代史范畴内的晚清史取得了很多基础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至今还被研究者所广泛征引。但是，受到特定时代气氛的左右，晚清史研究中被附加了许多先入之见，很大程度上成为“革命史”、“政治史”的注释和附庸，其研究的结论往往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当然，这不只是晚清史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晚清史“与属于中国古代史范畴的清代前中期史的内在联系已开始愈益现露”，而近几年来的研究实况（比如《清史论丛》和《清史研究》的论文早已涵盖了晚清七十年）也表明，晚清史研究回归到清史研究的整体中去，或者在清代史的整体框架内反思晚清七十年的历史，已经成为海内外许多研究者的共识。本年姜涛的文章《晚清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史研究》第2期）对这一问题有较为公允的评论。

二

2002年召开的两次学术会议也应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即7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八旗学术研讨会”和8月在大连召开的“第十届清史国际研讨会暨第七届清宫史研讨会”。一些有质量的清史论文在这两次会议中宣读。

在文献整理方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整理《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中国书店影印，7月）、朱彭寿编纂《稿本清代人物史料三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4月）、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7月）、王树民、韩明群、韩白强编校《戴名世遗文集》（中华书局，3月）、安京《海录校释》（商务印书馆8月）等应引起大家的关注。

两部译著的出版也为清史研究增色：即伯德莱（Michel Beurdeley）著、耿昇译《清宫洋画家》(Peintres Jésuites en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Anthèse， 1997)（山东画报出版社，1月）和何伟亚（James L. Hevia）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0月）。前者对于清代中西关系史和美术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后者在以往的马戛尔尼研究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从礼仪层面剖析了马戛尔尼使团所体现的中英冲突的本质，认为这是两个扩张性帝国的会面，而不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几篇有质量的评论文章的发表也应引起注意，即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第1期）、王丰、李中清《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论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历史研究》第1期）、何龄修《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国史研究》第4期）以及辛德勇《〈清人别集总目〉书后》（《中国史研究》第4期）。如果充斥史学界的是没有批评的评论，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上述作者的文章带来了一种值得欢迎的批评气息。

三

2002年清史研究专著的出版数量较多（目前仅笔者所见即有25部），已经构成了本年这一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而清史研究论文的发表仍然是以讨论社会史问题的为多。据笔者的初步统计，研究社会史问题的论文数量约占清史论文总数的百分之四十，遥遥领先于其他领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近年来清史研究的趋势。社会史之外，依据笔者掌握的材料（还不能说十分全面），清史学者对各领域的关注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学术文化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边疆史。下面试分述之。

社会史。

李尚英《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中国工人出版社，6月）、宋军《清代弘阳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月）、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出版社，4月）三部专著研究的是社会史问题。《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收录了作者20年间发表的论文22篇，其中主要是论及清代民间教派的文章。《清代弘阳教研究》的作者网罗了大量相关档案、宝卷，并利用日文文献，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对于弘阳教的考证颇多重要发现，如对弘阳教的教主、弘阳教的创立过程及其经卷内容等做了信而有征的论述。《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一书大量运用西方现代社会学和史学理论，从问题意识到方法论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者的研究以明清庙会为切入点，着力探讨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信仰问题，许多论述给人以启发。但由于本书的某些表述方式相当西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作为中国史研究结论的力量。

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通过分析江南与外部市场的关系，认为明清江南与其外部经济联系的加强，对江南经济发展具有巨大影响。而在19世纪之前，这种影响的积极因素较多，19世纪之后，其消极影响则日益上升。《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中、下）（《清史研究》第1、2期）分析了苏州从明中叶至清中叶发生的城市变化，认为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城市工业的发展，而经过三个世纪的工业发展，到了清中期，城市工业在苏州地区经济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苏州城已成为一个工业城市。本文的结论也印证了宫崎市定和傅衣凌二位学者的研究结论。高王凌《地租征收率的再探讨》（《清史研究》第2期）对土地制度史中“地租率”这一问题加以探讨，认为研究地租率应从实收率入手，其初步结论为：实际地租率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百分之三十，远不是以往所说的百分之五十。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清史论丛》）一文主要利用山海关税收档案，在日本学者加藤繁的研究基础上，对清前期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做了进一步考察，认为山海关是清前期随着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沿海税关，而锦州和牛庄则是其所辖的当时最为繁盛的两大港口。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与香会——根据碑刻史料的考察》（《燕京学报》第12期）一文通过对较少有人涉及的清代北京旗人香会（包括都城隍庙、白云观、东岳庙、药王庙香会、大觉寺献灯会、关帝庙掸尘会、戒台寺广善米会）的研究，探索了香会组织、会首、会费的范围及构成问题，描述了普通旗人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对于理解清代民间满汉关系也很有启发性。郭松义《从赘婿地位看入赘婚的家庭关系——以清代为例》（《清史研究》第4期）对清代由入赘婚引出的家庭关系加以考察，认为由于入赘婚破坏了原有的承嗣和财产继承，这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是一种悖论，因而遭到人们的贱视。郝秉键《清代精神病人管制措施考述》（《清史研究》第2期）通过分析清代有关精神病人“犯罪”的律法，认为清政府对精神病人管制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宽到严再到宽的过程，而清廷把精神病人纳入其专制炼狱之中（世界其他国家所无），亦可见清代专制政治之严酷。王成兰《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清史研究》第2期）以“陈四案”为切入点，分析了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环境，认为这一案件的处理，体现了满族统治者对汉人的“过敏性猜疑”，基于这种猜疑，统治者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刘平《清代教门的神秘语言文化研究》（《清史论丛》）解析了符咒、谶语、乩语的文化含义，认为清代教门之语言文化功能主要体现为：1、引人入会、扩张势力；2、坚定教众信仰，发动叛乱。常建华《乾隆前期治理僧道问题初探》（《清史论丛》）认为乾隆继位伊始，便采取措施治理僧道，其为政“宽严相济”，承袭了其祖康熙的态度。张晋藩《清朝法制史概论》（《清史研究》第3期）对清朝法制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及其发展阶段与特点做了详尽阐述，论述了清朝法制从兴起、成熟到衰亡的过程。张世明《时间与空间：清代中国与西方在税法上的文化选择》（《清史研究》第3期）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论述了清代中西方税法的异同、税法制度变迁的动力和原因、学术界对清代税法的认知误区等问题。

另外，应该引起注意的论著还有：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月）、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月）、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8月）、康沛竹《灾荒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9月）、范金民《清代江南棉布字号探析》（《历史研究》第1期）、邱澎生《由放料到工厂：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律分析》（《历史研究》第1期）、董建中《耗羡归公政策究竟是如何出台的》（《清史研究》第2期）、李琳琦《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明清商人书院的个案研究》（《清史研究》第2期）、毕苑《晋中商人的角色特征与阶层流动分析》（《清史研究》第2期）、郑振满《清代福建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的演变——〈福建省例〉研究》（《清史研究》第2期）、李俊甲《清代中期四川白银流通的扩大及其影响》（《明清论丛》第3期）、倪玉平《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第3期）、祁美琴《晚清常关考述》（《清史研究》第4期）、朴基水《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生产和墟市之发展》（《清史论丛》）、刘平《民间文化、江湖义气与会党的关系》（《清史研究》第1期）、汪毅夫《试论明清时期的闽台乡约》（《中国史研究》第1期）、邵鸿《清代后期江西宾兴活动中的官、绅、商——清江县的个案》（《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张研《对清代徽州分家文书书写程式的考察与分析》（《清史研究》第4期）、张小也《“吃醋始知酸，有妾始知难”——清代一夫多妻家庭的矛盾与诉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吴建华《清代江南非政府性人口社会管理》（《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李俊甲《清代中后期四川的社会秩序与各个阶层的动向——以绅士、胥吏、无赖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孔祥涛《论罗教、大乘教的道统和辈份制——青帮辈字由来考》（《清史研究》第3期）、张小也《从分家继产之讼看清代的法律与社会——道光、光绪年间陕西相关案例分析》（《清史研究》第3期）等。

学术、文化史。

在本年出版的专著中，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月）、汪学群《王夫之易学——以清初学术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月）、林存阳《清初三礼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月）三种都在探讨清代学术史问题。《清代学术探研录》一书是作者“主要研究成果的选录和汇编”，研究跨度较大，从清初至晚清的主要学术史问题均有涉及。《王夫之易学》和《清初三礼学》则是对各自问题进行的微观研究，而二书又不约而同地强调“学术史与社会史结合”的方法，因此都能够做到“小处下手，大处着眼”。《王夫之易学》是迄今为止对其论题进行的最为深入的研究，而《清初三礼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明清之际理学向三礼之学转变的专著。

林存阳《清代礼学思想演进探析》（《清史论丛》）勾勒了礼学从清初至清末的演进轨迹，认为顾炎武等人发礼学之思肇端于前，凌廷堪、阮元倡“以礼”扬波于后，至晚清陈醴、黄以周会通理学、礼学思想之畅发，清儒的崇礼思想得到成功总结。全祖望与杭世骏之间的恩怨在学术界争论已久，杨启樵《全谢山与杭堇浦的恩怨纠葛》（《明清论丛》第3期）在分析了全、谢交谊之后，认为杭世骏“卖友说”不能成立。高翔《清初理学与政治》（《清史论丛》）考察了清初理学与政治这个较少被关注的问题，认为理学在清初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重建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康熙前期和中期的意识形态中占有主导地位。而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学术内部的转型，理学在18世纪趋于衰落。汪学群《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与学风演变》（《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清初儒学经道合一论的提出，意在矫正明末经学空疏之弊，这使儒学由明道向经世转变，由穷经向通经学古转变。陈祖武《从经筵讲论看乾隆时期的朱子学》（《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湾2002年6月）从乾隆经筵讲论内容的变迁入手，就乾隆一朝朱子学不振的原因进行探讨。认为乾隆初政经历了一个从提倡朱子学到崇奖经学的过程，这一过程正是他将专制皇权空前强化的过程。以乾隆二十一年前后的文网大张为标志，宣告了宽大为政的终结。以之为背景，乾隆选择崇奖经学、立异朱子的方式，把学术界导向穷经考古的狭路之中。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中国史研究》第1期）通过对《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内在联系的分析，认为中国早期启蒙学术在乾嘉时期的整体形态为：重人情、反灭欲的理欲观，重实征、重实验的知性精神，重实行、励实用的实学观念。黄爱平《乾嘉汉学治学宗旨及其学术实践探析——以戴震、阮元为中心》（《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乾嘉汉学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这一宗旨既有其内在的科学性，也有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郗志群《〈水经注疏〉版本考》（《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杨守敬、熊会贞所撰《水经注疏》的多种版本做了详细考证，解释了其版本流传过程中的诸多疑点。那仁朝格图《果亲王允礼以及蒙译伏藏经》（《清史研究》第3期）介绍了康熙皇帝第十七子允礼的生平及其组织将藏文《伏藏经》翻译成蒙文的经过。

另外，阮明道《中国历史与地理论考》（巴蜀书社，4月）、王戎笙《科举考试与明清政治》（《清史论丛》）、林存阳《黄宗羲与万氏兄弟的礼学思想析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汪学群《张尔歧易学中的经世思想》（《清史论丛》）、陈居渊《论乾嘉汉学的更新运动》（《中国史研究》第4期）、林存阳《凌廷堪生年考》（《清史研究》第1期）、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史学集刊》第4期）等论著也值得关注。

政治史。

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9月）收录了先生生前成文而未及发表的存稿等文献，其中有关清史者十余篇，讨论了清代八旗制度、土地制度、国家机构、内务府等问题。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月）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研究了清代翰林院的起源、职能及其与皇权的关系。王思治、阎守诚主编《陈廷敬与皇城相府》（北京燕山出版社，1月）收录了20余位学者讨论陈廷敬这位康熙朝重臣的文章。

乔治忠《清朝“敬天法祖”的政治原则》（《清史论丛》）讨论了“敬天法祖”这一政治观念的形成、强化及其本质和政治影响，认为“法祖”观念从防范“汉化”起源，发展为排斥所有可能触动旧体制的外来因素。而人们往往将近几百年中国的自我封闭归结于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其实传统的儒学文化未必具有如此强烈的排外性和保守性，其原因应从清廷“敬天法祖”的观念中予以分析。张玉兴《关于清代八旗等某些表述问题的辨正》（《中国史研究》第2期）分析了《清实录》、《清史稿》以及近人著作中某些满族称谓的误用，认为这些错误于理不通、于史相悖，必须加以辨正。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特点研究》（《清史论丛》）认为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具有三个特点：继承形态的多样性、以建立新的皇位继承制度为主要内涵的开创性、较大的包容性。《论清朝的储权》（《清史研究》第4期）认为清朝储权经历了一个从没有建储而无储权，到策立储君、建立公开性储权，又到削弱、取消储权，再到秘密建储、建立隐性储权，最终又回到既未建储又无储权的演进历程。这些曲折变化，构成了清朝储权不同于其它王朝的独特之处。阎崇年《努尔哈赤论》（《明清论丛》第3期）分析了努尔哈赤成为英雄人物的主、客观原因，对他在历史上的功过做了全面评述。韦庆远《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明清论丛》第3期）针对顺治十三年到康熙二十二年的禁海和迁界问题做了论述，详细分析了禁海和迁界的背景、法令实施、政治目的、对海外贸易的影响及其后果。谢正光《清初贰臣曹溶及其“遗民门客”》（《明清论丛》第3期）对曹溶与明遗民的交游做了详细考证，认为后人称曹溶为“蒙面灌浆人”是想当然的捏造之辞。郭成康《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清史研究》第4期）引证雍正朱批奏折等史料，试图揭示杨名时案背后隐藏的委曲情节，并通过比较官方与民间两种不同文本系统的杨氏传记，对雍正蓄意制造这一冤案，不仅从政治角度做出解释，而且把杨案放在满汉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加以分析。汤志钧《关于〈诡谋直记〉》（《清史研究》第2期）评述了毕永年《诡谋直记》一文的来源及史料价值，认为该文来源有据，记有戊戌“围园”的具体事迹，具有史料价值。

讨论政治史的论著还有：张宗洽《细说郑成功》（北京燕山出版社，3月）、支运亭主编《八旗制度与满族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5月）、张研、牛贯杰《19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月）、杨启樵《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7月）、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紫禁城出版社，8月）、张玉兴、支运亭主编《中国北方各族人物传·清代卷》（辽海出版社，12月）、王思治《施琅平台三题》（《明清论丛》第3期）、朱诚如《论嘉庆亲政后中央权力的重组》（《明清论丛》第3期）、王开玺《辛酉政变与正统皇权思想——慈禧政变成功原因再探讨》（《清史研究》第4期）、房德邻《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清史研究》第1期）、郭卫东《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清史研究》第1期）、罗志田《社会分野与思想竞争：传教士与义和团的微妙互动关系》（《清史研究》第1期）、欧立德《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清史研究》第4期）等。

中外关系史。

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6月）一书研究清代前期的海防问题，认为清代前期的海防思想具有“重防其出”的特征，而这又与后来的闭关自守政策关系密切。这一论断对于近年来对于中国“闭关锁国”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莫小也《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月）从艺术史角度研究了清代中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国内系统论述“西画东渐”问题的首部专著，拓展了传统清代中西关系史研究的视野。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宗教文化出版社，12月）一书剖析了康雍乾三帝的海外政策、他们对西教和西学的认知与态度，涉及清代前期和中期中西关系史中的诸多重要问题，该书是大陆目前对相关领域研究最为系统的专著。

庄国土《论15-19世纪初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发展》（《中西初识》二编）认为从明初到鸦片战争前夕，海上华商网络经历了摧毁、重建、武装、渗透等恢复和发展阶段。清初郑氏集团之后，没有清帝国保护的华商网络与华人移民相互依存，从商贸向产业、从沿海向内陆渗透，海外华人社区成为华商网络的商品生产和加工地。郭孟良《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管理中的具结现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分析了清前期海外贸易管理中普遍存在的具结现象，认为具结是官府规范管理的基础，对于维护传统海外贸易体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吴伯娅《耶稣会士白晋对〈易经〉的研究》（《中西初识》二编）主要利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对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研究《易经》一事加以探讨，并分析了康熙对白晋工作的指导及白晋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之间的书信往还。《乾隆对天主教的认知与对策》（《清史论丛》）认为乾隆继位后，继承了康熙末年的禁教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又采取了与康雍二帝不同的做法，即宽严相济、时紧时松的策略。张晓《为南怀仁〈穷理学〉正名》（《明清论丛》第3期）通过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穷理学》残抄本的细读，认为南怀仁的这部著作并非如有些学者所称的逻辑学著作，而是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之大成的一部汉译西学书。汤开建《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考略》（《清史研究》第3期）结合以往的统计数字，对顺治朝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的数量加以考察，其结论为：康熙三年前，全国天主教教堂总数为356座，教友为255180人。李华川《陈季同生平史事考》（《清史论丛》）利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的外交史料及相关中、法文文献，对这位晚清外交官一生中的三桩公案加以辨析。米歇尔·法帝卡《意大利〈论坛报〉中威达雷关于义和团的报导》（《清史论丛》）研究了意大利外交官威达雷对义和团的报道，认为威达雷对八国联军暴行的谴责具有一种理想意义。

另外，白新良主编《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9月）、李金明《清代前期澳门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西初识》二编）、吴伯娅《礼仪之争爆发后康熙对传教士的态度》（《历史档案》第3期）、张建华《子虚乌有的“中意五口通商章程”》（《明清论丛》第3期）、赵英震《乡土信仰与异域文化之纠葛——从迎神赛社看近代山西民教冲突》（《清史研究》第2期）、胡孝德、高小平《同曲异工——16-18世纪西学东渐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中西初识》二编）、刘为《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等也对中外关系史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

边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