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希腊/古典文化/雅典/城市因素/greece/classicalculture/athens/cityfactor

在古代希腊各城邦的演进中，有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腊的科林斯、阿果斯、斯巴达和米利都等城市，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远远胜过雅典。而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此前落后的雅典却后来居上，逐渐发展为希腊古典文化的杰出典范。究其原因，学界析论较多[1](第30-35页)，但很少从城市地域空间去观照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实际上，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古风时代(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成长和发展。据统计，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间，由希腊城市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2](p.160-162)。这种发展不仅仅是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经济的活跃。“殖民运动”使希腊人“拥有所需的土地，最富产的国家(斯基泰、埃及、西西里)为其供给粮食，他们掌控了集纳世界财富的市场。”[3](p.111)希腊人从此成为航海民族腓尼基人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在城市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的文化盛期。此间，发展突出的雅典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所必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自然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和时代的翘楚。本文旨在以雅典为例，探究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希冀说明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如果离开了城市，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

古典时期，充分发展的希腊工商业经济，无疑是古典文明繁荣的物质基础。而城市集聚了工商业经济，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工业大有发展，尤其是在阿提卡地区，雅典城市及其外港拜里厄斯的工业特别活跃。手工行业更多，更有组织和更加专门化。出现了冶金业、造船业、制陶业、建筑业、纺织业、制鞋业等多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以制鞋、冶铁、建筑业和制陶业为例，制鞋业不仅有制男、女鞋的分工，还有裁鞋面、纳鞋底、上鞋等不同工序的分工[3](p.225)。冶铁业出现了专门负责锻打、铸范、拉风的分工。建筑业则有木工、铸工、铜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匠、浮雕工等的分工。制陶业中有烧瓦工、烧砖工、小像制模工和瓷灯制造工等。伯里克利在一次演说中曾提到众多的职业：木匠、雕刻匠、制模匠、青铜匠、石匠、打金匠、象牙匠、绘画匠、绣花匠、雕金匠等[3](p.222)。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区成为希腊世界最繁盛的工业区域。“冶金业、造船业、武器制造业和陶器业，使劳里昂区、拜里厄斯港和雅典各区的生活紧张热烈起来，而许多伟大建筑物的构造也表明了雅典文明的光辉灿烂”[4](第51-54页)。

随着手工业的专门化，作坊和营造场等手工业生产区应运而生。这时的作坊和营造场一般规模不大，并可以为私人所有。例如，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父亲就有一个铁匠铺；希腊的军政家克利翁父亲有一个硝皮厂；雅典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父亲有一个乐器制造厂[4](第56页)。

工业的发达，粮食的不足以及海外的开发，促动了商业贸易的活跃，由此导致以城市为支点的市集贸易和邦际贸易的繁荣。“每一个城邦对于周围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市集，农夫们在那里卖掉他们的产品，换取钱来支付他们的赋税和租金(在某些地方)，和购买从外地输入的商品及乡间作坊不能生产的制品(当这些可以用钱支付的时候)”[5](第52页)。

在市集贸易方面，定期市集是古希腊最为普遍的国内贸易形式。小生产者和零售商人定期聚集于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交易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同的市场，按规定的时间开市。交易的商品有蔬菜、水果、干酪、鱼、肉、腊肠、家禽和野鸟、酒、木柴、陶器、铁器、旧货，还有卖书的角落[3](p.290)。雅典城邦的中心市场是此类市集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一些依托于城市的节日或竞技会等非经常性的市集。例如，在奥林匹亚、德尔斐、尼密阿和科林斯地峡举行的全希腊竞技会，为雅典守护神雅典娜举行的祝贺节等，都是商贸活动的良好时机。邦际贸易则指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贸易，或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较市集贸易规模更大，辐射更广。在贸易中形成几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希腊本土的雅典和科林斯既加工制造常用的金属与贵金属、木材、羊毛、皮革、琥珀、象牙等产品，又向域外输出各种织物、武器和金属器具、毡毯、花瓶、珠宝、美术品、金银雕刻品等。雅典用葡萄酒、橄榄油、纺织品、精美的工艺品、陶器、军器输出，换回谷物、鱼、牲畜、蜜蜂蜡、食盐以及奴隶。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拜里厄斯港是爱琴海上著名的国际商港，运到这里的商品有埃及、西西里、黑海沿岸的谷物、牲畜和皮革，米利都的羊毛，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阿拉伯的香水，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亚麻衣料、大麻和造船木材，此外还从各地输入奴隶。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则是联结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当时，希腊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北欧、西欧、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甚至到达欧亚交界处的未知地区和非洲的西海岸[4](第62-68页)。

与其他地区相比，由于土地贫瘠，平原狭小，古代希腊的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雅典就是如此。不可否认，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先前落后的雅典变为公民富足、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强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智力投资和文化建设。伯里克利曾大规模地兴建雅典卫城、帕特浓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竭力使雅典成为全希腊最美丽的城市、“全希腊的学校”。据载，建造雅典娜神庙花费竟耗资7000塔兰特，相当于雅典城邦整整7个全年的预算[6](第358页)。在其执政期间，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演剧、庆节、献祭等都是开销不菲的公众活动，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其一部分费用由城邦公款支付，大部分则以“社会义务”的形式分摊给富裕的公民。公益捐助是富裕的雅典人的义务，如演剧捐助、海军建设捐助、供应贫民粮食捐助等。色诺芬的《经济论》中记载，苏格拉底曾提醒富有的克利托布勒斯向城市的神及他的友人们尽捐助义务：“必须供奉丰盛的祭品，否则神和人都会找你麻烦。其次，慷慨大方地招待很多陌生人是你的职责。第三，必须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失去追随者。”[7](ⅱ，5-8)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400个雅典人负担前401年至409年间的泛雅典娜祭庆的巨额款项[8](第310页)。古代雅典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平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富人”阶层的公益捐助。那么，在相对而言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的古代希腊社会，哪些人可能是富人呢?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从总体上说雅典人的生活仍然是贫乏的。雅典的普通公民，诸如教师、雕刻家、石匠、木工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标准一个样，都是日得一个德拉克马[9](第253页)。这样的工资收入，除了足够支付一切的必须费用以外，剩余不多，自然无力成为“富人”(即便是有，为数也不会太多)。因此，只有经营获利较多的工商业经济的作坊主和商人或工商业奴隶主，才有可能成为雅典富人阶层中的多数。这种富人阶层的出现，是雅典文化兴盛的必要前提。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

经济富足，并不一定文化昌盛。文化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其主体是人。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古希腊人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0](第27页)，“一切公民都要受到同样的教育，而关心这种教育应是国家的本身”[11](第28页)。雅典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去做的，从而使雅典城市成为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

其一，雅典城市广泛吸纳域外先进文化知识和人才。早在梭伦改革时期，就鼓励外籍工匠移居雅典，设各种专业技师居留的特别区，并给予公民权[12](ⅹⅹⅳ.2)。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更是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来此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8](第242页)。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40万人口中，有3万2千名外邦人。他们经营工商业，从事科学、文学和艺术研究，执业法律、医生等。来自于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汇聚雅典。正如伯里克利所言：“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3](第131页)。凡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伯罗奔尼撒或其他地方能找着的合意的东西，都被带到了雅典。而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仅是自然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因为雅典的伟大而被吸引来的。诗歌、音乐和艺术都和商品一样，在雅典城找着了舒适的家乡[13](第131页)。正是这样一批外邦人和雅典本土出生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以自己天才的创造，将古希腊文化推向了繁荣的顶峰。

其二，众所周知，希腊紧邻西亚、北非等古老文明地区。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有一个东方文化的源头。但是，古老的东方文化既非专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而存在，更不可能自动融入古希腊文明之中。就当时世界来说，已达二三千年之久的东方文化可以被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学习和借鉴。古希腊人能够将东方文化继承、学习、吸纳为推动自己文化繁荣的养料，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与发展，形成自有特色的希腊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腊城市中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14](第212页)。生活于古希腊城市的许多文化人、知识分子，虚心求教，广泛汲取，“拜东方文明为师”，竭心尽力变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为文化发展优势。他们是繁荣希腊古典文化的功臣和时代的先锋。例如，古代雅典的著名政治改革家和诗人梭伦，青年时代游历经商，遍访小亚细亚沿岸希腊人城邦，考察社会制度与风土人情，结交泰勒斯等名人学者。博学多才的梭伦因而有了“雅典第一诗人”之殊荣，更得“希腊七贤”之美誉。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里特，曾追随波斯术士和迦勒底星相学家学习神学和天文学，师从米利都学派研习自然哲学。后到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地漫游，向有学问的人求教，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一生中写了约60种科学著作，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知识。马克思称之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5](第146页)。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从小随父学医，曾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北非等地游历行医，学习取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了丰富的医学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成为西方医学的最早奠基人。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祖”的希罗多德，大约从30岁开始，历时10年游学访察，漫游黑海北岸、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埃及、意大利半岛等地。访查传闻逸事，凭吊历史遗迹，了解风土人情，有助于后来撰述《历史》名著。总之，“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14](第212页)。

其三，希腊古典文化长达200余年的繁荣，绝非仅靠少数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是在于拥有广泛的公民群众基础和城市活动空间，从而使古典文化具有广博的内涵、恒久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文化人、知识分子依托城市开办学园，进行全民性的戏剧演艺、宗教节庆、体育竞技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传播了知识，培育了人才，融通了思想，活跃了文化市场，从而使得对戏剧、雕刻、建筑、诗歌、论辩演说等古典文化的认知、理解、接纳和传扬，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公元前388年，柏拉图于雅典附近的阿卡德米亚创立学园。园内设有图书馆、授课厅和宿舍等。在柏拉图时期，学院里讲授的主要课程有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该学园是古希腊第一所真正招收学生的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学术中心。从学园学成出去的许多学生，在地中海世界的众多地方，传播着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吕克姆体育场创立学园，从事教学和著述。此外，还有一批“智者”所创办的专门教授论辩技术的学校。这些学园或学校，都是城邦政府所允许的，并认为是为青年的显赫前途提供训练所必须的。诸多学园与学派并立于雅典，使人们在更多学习选择的同时，加深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智者学派的学者们教授在公共场合下演说的艺术和辩论的技艺，为培养适应民主政治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人才作出了贡献。雅典的民主政治，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不是靠暴力、行政手段，而是靠辩论、才识赢得人心的。雄辩的口才，超群的才华，是每一位企求成功的政治家必备的要素。

戏剧演艺是雅典城邦利用戏剧节组织戏剧比赛对公民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方式进行。古希腊至少有300个以上由城邦组织的宗教节日，祭奉的神祗超过400位。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144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16](第101-102页)。戏剧演艺活动只在狄奥尼索斯节的祭庆日子里进行。连续5天的欢庆，主要是进行戏剧比赛。雅典大剧场是节庆活动的中心，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剧场，观看悲剧或喜剧表演。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底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等，以其非凡的创作参赛演出。起初，戏剧演艺只是祭仪的附属品，后来逐渐取得社会意义，成为政治的论坛，休息与娱乐之地。戏剧演艺也便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希腊城邦的一般文化的高度水准，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启发民众的戏剧”[8](第318页)。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80年的100年内，雅典演出的戏剧有2000多种。

宗教节庆与体育竞技活动是雅典城邦利用宗教节日组织的全民性的文化活动。主要节庆赛会有泛雅典娜节、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等。泛雅典娜节年年举行，4年一大庆，庆节一连6天，雅典所有民众都参加。庆节活动有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歌唱、舞蹈、朗诵比赛与音乐比赛。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也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这些节日里，不仅有体育锻炼，同时也有心智和精神的娱乐，因为那时有艺术布景和表演”[13](第131页)。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葬礼演说中说过：“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13](第130页)

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是传扬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对公民而言，这不只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也是接受城邦制度、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是认知、理解、接纳古典文化的有效过程。知识、价值和思想在公共广场上接受公众的批评和争议，“以前属于军事贵族和祭司贵族的精神世界现在向越来越多的人开放，直到向全体平民开放，而希腊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17](第39页)。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体育馆、康体馆和剧场“不仅仅是铸造了城市的形态：同样，每个场馆也经由旅游和朝圣而达到更广泛的文化交融之目的”[18](p.168)。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的权力机构与活动空间

雅典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与其施行民主政治所带来的宽松而自由的城市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市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尽管也有这样的事实：苏格拉底以其政见不同而被处死；阿那克萨哥拉和普罗泰哥拉两位哲学家被迫离开本国。但是，雅典城市的宽容和自由的文化环境，“比之大多数其他国家，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的国家，都要好些”[9](第258页)。“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在这种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取得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取得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19](第258页)。人们可以尽自己之所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或讽刺、或褒扬，或辩论各种思想、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城邦民主政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

其一，自梭伦开始直至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历次民主政治改革的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并因此而有力地扩大了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例如，梭伦改革的核心，是以财产特权代替贵族世袭特权，按财产划分公民等级，以等级确定权利和义务。公民财产主要依据其田产的年收入，工商业者则按其货币收入折合成实物来计算。从而削弱了氏族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层，更多的“富人”可以走上政坛。恩格斯遂将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后的80年，概括为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势力的胜利竞争的时代，同时又是“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的时代[20](第112页)。梭伦之后的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基本上继续推行或发展梭伦的立法。古典时期，自由手工业者的人数在公民大会中明显增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色诺芬等也同样认为，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工人在议事会中占了多数[4](第58-59页)。

其二，雅典国家机构最重要的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最高权力机关，10天召开一次，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皆可出席，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议事会为雅典城邦最高行政机关。会议成员500人，执行公民大会的决定和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陪审法庭乃雅典城邦最高司法、检察机关。陪审员由每个地区各选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600人，全雅典共选出6000人，组成10所高等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并参与立法和监督公职人员。一方面，这些权力机构大多设置于城市，以城市为重心运作。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政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政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和市政大厅随之出现[21](p.101)。市政广场是交流信息、参与市政议会和公民大会的“民众集会之所”。在雅典，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通常是在市政广场或其西南面的匹尼克斯山举行。城邦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决议等，皆公告于此。有关城邦政治和国民事务的文献保存于市政大厅。“议事院则是一个服务于公民大众的相当大的地方，通常位于市政广场其间或其附近”[18](p.182)。雅典城墙圈内即是政府所在地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居住区。政治和宗教首脑的居住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林阴道两侧。下层人物远离城市中心区。各分散的居民区用矮墙或壕沟分开，形成分散隔离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区。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军事、政治、宗教中心的雅典卫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之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有柱廊，后面是商店与庙宇。北面是建于平台之上的神庙，供人们休息与交易。紧邻神庙的则是市民政治集会的地方——市政厅。另一方面，城邦民主政治的权利属于城市的成员——全体公民。“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总是最高的权威”[22](第199页)。有学者认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主要体现为有权参加城市的政治生活——可以出席市镇会议、担任公职等。公民大会是每个年过20的雅典人都有资格参加的一种“城镇会议”[23](第26页)。

此外，城市中的露天剧场和柱廊也是城邦政治生活的重要空间。雅典的公民大会有时就在剧场举行[24](lxii.4)。早在古风时期，“建筑师们就已经认识到柱廊不仅是有用的、附加的建筑装饰，而且对扩展空间——广场(agora)神龛，体育馆等等——在有限的空间支撑一个顶棚，提供一种装饰并赋予其特定的意蕴，也是重要的附属建筑”[25](p.193-195)。柱廊作为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空间，一直持续到希腊化时期。

至此不难看出，城邦既有国家的某些基本属性，如设置公共权力机关等，又有城市的要素和特征——集聚性。城邦一词有“城市”、“国家”、“公民集体”三个含义。城市并非城邦，而只是城邦的一部分。雅典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公民为主体、国家为本质的共同体，而城市是其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古典时代的雅典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场所，是城邦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教育的中心。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是城市。其之所以以雅典城邦为典型，这是与雅典城市对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分不开的。

“希腊城市犹如希腊艺术和思想一样，是个“奇迹”[26](p.viii)。

【参考文献】

[1]杨俊明.古代希腊文化繁荣原因研究概述[j].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世界史，1997，(2).

[2]boardman,johnandhammond,n.g.l.thecambridgeancienthistory(secondedition).volumeⅲ.part3[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3]glotz,g.ancientgreeceatwork:aneconomichistoryofgreece[m].london:1926.

[4][法]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m].志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5][法]保罗·贝罗克.城市与经济发展[m].肖勤福，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6][苏]b.h.迪雅可夫，h.m.尼可尔斯基.古代世界史[m].日知译.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1954.

[7]xenophon.ⅵ.oeconomicus[m].loebclassicallibra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7.

[8][苏]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m].缪灵珠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

[9][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卷[m].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0]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11]曹孚.外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2]plutarch.livesⅰ.solon[m].loebclassicallibra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8.

[13][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14][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m].吴象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1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6]黄洋.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j].历史研究，2001，(5).

[17][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m].秦海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

[18]munford,lewis.thecityinhistory[m].penguinbooks,1961.

[19][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0][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snodgrass,a.archaeologyandtheriseofthegreekstate(inaugurallecture)[z].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7.

[2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3][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m].盛葵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古城文化论文篇（2）

【英文摘要】the causes of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 have long received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particularly since 1980s more and more publications on this subject have appeared.however，most of them focus　on the influences of slavery，slavery economy and democracy upon thedevelopment of ancient greek culture，the relation between ancient greekculture and ancient oriental culture，and so on;few of them approach thesubject from city perspective.taking classical athens for an example，thisthesis aims at expounding on the following city factors which engendered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1.it is in the city that businesses gather，which offer material basis for the prosperity of classical culture，the city　is the center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2.the boom of culture　requires corresponding talents and rich cultural resources;it is in the city that knowledge and intelligence assemble.athens is the significant stagefor the polis to carry out cultur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3.it is in the city that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polis democracy are located，which provide political ensurance for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polis democracy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city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hence city is the basis for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without city，it would be hard to imagine such abrilliance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greece.

【关键词】希腊/古典文化/雅典/城市因素/greece/classical culture/athens/city factor

在古代希腊各城邦的演进中，有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腊的科林斯、阿果斯、斯巴达和米利都等城市，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远远胜过雅典。而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此前落后的雅典却后来居上，逐渐发展为希腊古典文化的杰出典范。究其原因，学界析论较多[1](第30-35页)，但很少从城市地域空间去观照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实际上，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古风时代(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成长和发展。据统计，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间，由希腊城市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2](p.160-162)。这种发展不仅仅是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经济的活跃。“殖民运动”使希腊人“拥有所需的土地，最富产的国家(斯基泰、埃及、西西里)为其供给粮食，他们掌控了集纳世界财富的市场。”[3](p.111)希腊人从此成为航海民族腓尼基人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在城市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的文化盛期。此间，发展突出的雅典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所必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自然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和时代的翘楚。本文旨在以雅典为例，探究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希冀说明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如果离开了城市，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

古典时期，充分发展的希腊工商业经济，无疑是古典文明繁荣的物质基础。而城市集聚了工商业经济，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工业大有发展，尤其是在阿提卡地区，雅典城市及其外港拜里厄斯的工业特别活跃。手工行业更多，更有组织和更加专门化。出现了冶金业、造船业、制陶业、建筑业、纺织业、制鞋业等多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以制鞋、冶铁、建筑业和制陶业为例，制鞋业不仅有制男、女鞋的分工，还有裁鞋面、纳鞋底、上鞋等不同工序的分工[3](p.225)。冶铁业出现了专门负责锻打、铸范、拉风的分工。建筑业则有木工、铸工、铜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匠、浮雕工等的分工。制陶业中有烧瓦工、烧砖工、小像制模工和瓷灯制造工等。伯里克利在一次演说中曾提到众多的职业：木匠、雕刻匠、制模匠、青铜匠、石匠、打金匠、象牙匠、绘画匠、绣花匠、雕金匠等[3](p.222)。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区成为希腊世界最繁盛的工业区域。“冶金业、造船业、武器制造业和陶器业，使劳里昂区、拜里厄斯港和雅典各区的生活紧张热烈起来，而许多伟大建筑物的构造也表明了雅典文明的光辉灿烂”[4](第51-54页)。

随着手工业的专门化，作坊和营造场等手工业生产区应运而生。这时的作坊和营造场一般规模不大，并可以为私人所有。例如，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父亲就有一个铁匠铺；希腊的军政家克利翁父亲有一个硝皮厂；雅典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父亲有一个乐器制造厂[4](第56页)。

工业的发达，粮食的不足以及海外的开发，促动了商业贸易的活跃，由此导致以城市为支点的市集贸易和邦际贸易的繁荣。“每一个城邦对于周围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市集，农夫们在那里卖掉他们的产品，换取钱来支付他们的赋税和租金(在某些地方)，和购买从外地输入的商品及乡间作坊不能生产的制品(当这些可以用钱支付的时候)”[5](第52页)。

在市集贸易方面，定期市集是古希腊最为普遍的国内贸易形式。小生产者和零售商人定期聚集于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交易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同的市场，按规定的时间开市。交易的商品有蔬菜、水果、干酪、鱼、肉、腊肠、家禽和野鸟、酒、木柴、陶器、铁器、旧货，还有卖书的角落[3](p.290)。雅典城邦的中心市场是此类市集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一些依托于城市的节日或竞技会等非经常性的市集。例如，在奥林匹亚、德尔斐、尼密阿和科林斯地峡举行的全希腊竞技会，为雅典守护神雅典娜举行的祝贺节等，都是商贸活动的良好时机。邦际贸易则指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贸易，或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较市集贸易规模更大，辐射更广。在贸易中形成几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希腊本土的雅典和科林斯既加工制造常用的金属与贵金属、木材、羊毛、皮革、琥珀、象牙等产品，又向域外输出各种织物、武器和金属器具、毡毯、花瓶、珠宝、美术品、金银雕刻品等。雅典用葡萄酒、橄榄油、纺织品、精美的工艺品、陶器、军器输出，换回谷物、鱼、牲畜、蜜蜂蜡、食盐以及奴隶。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拜里厄斯港是爱琴海上著名的国际商港，运到这里的商品有埃及、西西里、黑海沿岸的谷物、牲畜和皮革，米利都的羊毛，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阿拉伯的香水，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亚麻衣料、大麻和造船木材，此外还从各地输入奴隶。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则是联结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当时，希腊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北欧、西欧、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甚至到达欧亚交界处的未知地区和非洲的西海岸[4](第62-68页)。

与其他地区相比，由于土地贫瘠，平原狭小，古代希腊的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雅典就是如此。不可否认，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先前落后的雅典变为公民富足、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强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智力投资和文化建设。伯里克利曾大规模地兴建雅典卫城、帕特浓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竭力使雅典成为全希腊最美丽的城市、“全希腊的学校”。据载，建造雅典娜神庙花费竟耗资7000塔兰特，相当于雅典城邦整整7个全年的预算[6](第358页)。在其执政期间，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演剧、庆节、献祭等都是开销不菲的公众活动，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其一部分费用由城邦公款支付，大部分则以“社会义务”的形式分摊给富裕的公民。公益捐助是富裕的雅典人的义务，如演剧捐助、海军建设捐助、供应贫民粮食捐助等。色诺芬的《经济论》中记载，苏格拉底曾提醒富有的克利托布勒斯向城市的神及他的友人们尽捐助义务：“必须供奉丰盛的祭品，否则神和人都会找你麻烦。其次，慷慨大方地招待很多陌生人是你的职责。第三，必须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失去追随者。”[7](ⅱ，5-8)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400个雅典人负担前401年至409年间的泛雅典娜祭庆的巨额款项[8](第310页)。古代雅典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平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富人”阶层的公益捐助。那么，在相对而言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的古代希腊社会，哪些人可能是富人呢?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从总体上说雅典人的生活仍然是贫乏的。雅典的普通公民，诸如教师、雕刻家、石匠、木工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标准一个样，都是日得一个德拉克马[9](第253页)。这样的工资收入，除了足够支付一切的必须费用以外，剩余不多，自然无力成为“富人”(即便是有，为数也不会太多)。因此，只有经营获利较多的工商业经济的作坊主和商人或工商业奴隶主，才有可能成为雅典富人阶层中的多数。这种富人阶层的出现，是雅典文化兴盛的必要前提。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

经济富足，并不一定文化昌盛。文化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其主体是人。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古希腊人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0](第27页)，“一切公民都要受到同样的教育，而关心这种教育应是国家的本身”[11](第28页)。雅典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去做的，从而使雅典城市成为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

其一，雅典城市广泛吸纳域外先进文化知识和人才。早在梭伦改革时期，就鼓励外籍工匠移居雅典，设各种专业技师居留的特别区，并给予公民权[12](ⅹⅹⅳ.2)。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更是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来此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8](第242页)。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40万人口中，有3万2千名外邦人。他们经营工商业，从事科学、文学和艺术研究，执业法律、医生等。来自于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汇聚雅典。正如伯里克利所言：“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3](第131页)。凡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伯罗奔尼撒或其他地方能找着的合意的东西，都被带到了雅典。而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仅是自然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因为雅典的伟大而被吸引来的。诗歌、音乐和艺术都和商品一样，在雅典城找着了舒适的家乡[13](第131页)。正是这样一批外邦人和雅典本土出生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以自己天才的创造，将古希腊文化推向了繁荣的顶峰。

其二，众所周知，希腊紧邻西亚、北非等古老文明地区。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有一个东方文化的源头。但是，古老的东方文化既非专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而存在，更不可能自动融入古希腊文明之中。就当时世界来说，已达二三千年之久的东方文化可以被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学习和借鉴。古希腊人能够将东方文化继承、学习、吸纳为推动自己文化繁荣的养料，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与发展，形成自有特色的希腊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腊城市中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14](第212页)。生活于古希腊城市的许多文化人、知识分子，虚心求教，广泛汲取，“拜东方文明为师”，竭心尽力变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为文化发展优势。他们是繁荣希腊古典文化的功臣和时代的先锋。例如，古代雅典的著名政治改革家和诗人梭伦，青年时代游历经商，遍访小亚细亚沿岸希腊人城邦，考察社会制度与风土人情，结交泰勒斯等名人学者。博学多才的梭伦因而有了“雅典第一诗人”之殊荣，更得“希腊七贤”之美誉。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里特，曾追随波斯术士和迦勒底星相学家学习神学和天文学，师从米利都学派研习自然哲学。后到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地漫游，向有学问的人求教，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一生中写了约60种科学著作，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知识。马克思称之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5](第146页)。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从小随父学医，曾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北非等地游历行医，学习取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了丰富的医学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成为西方医学的最早奠基人。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祖”的希罗多德，大约从30岁开始，历时10年游学访察，漫游黑海北岸、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埃及、意大利半岛等地。访查传闻逸事，凭吊历史遗迹，了解风土人情，有助于后来撰述《历史》名著。总之，“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14](第212页)。

其三，希腊古典文化长达200余年的繁荣，绝非仅靠少数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是在于拥有广泛的公民群众基础和城市活动空间，从而使古典文化具有广博的内涵、恒久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文化人、知识分子依托城市开办学园，进行全民性的戏剧演艺、宗教节庆、体育竞技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传播了知识，培育了人才，融通了思想，活跃了文化市场，从而使得对戏剧、雕刻、建筑、诗歌、论辩演说等古典文化的认知、理解、接纳和传扬，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转贴于

公元前388年，柏拉图于雅典附近的阿卡德米亚创立学园。园内设有图书馆、授课厅和宿舍等。在柏拉图时期，学院里讲授的主要课程有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该学园是古希腊第一所真正招收学生的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学术中心。从学园学成出去的许多学生，在地中海世界的众多地方，传播着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吕克姆体育场创立学园，从事教学和著述。此外，还有一批“智者”所创办的专门教授论辩技术的学校。这些学园或学校，都是城邦政府所允许的，并认为是为青年的显赫前途提供训练所必须的。诸多学园与学派并立于雅典，使人们在更多学习选择的同时，加深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智者学派的学者们教授在公共场合下演说的艺术和辩论的技艺，为培养适应民主政治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人才作出了贡献。雅典的民主政治，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不是靠暴力、行政手段，而是靠辩论、才识赢得人心的。雄辩的口才，超群的才华，是每一位企求成功的政治家必备的要素。

戏剧演艺是雅典城邦利用戏剧节组织戏剧比赛对公民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方式进行。古希腊至少有300个以上由城邦组织的宗教节日，祭奉的神祗超过400位。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144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16](第101-102页)。戏剧演艺活动只在狄奥尼索斯节的祭庆日子里进行。连续5天的欢庆，主要是进行戏剧比赛。雅典大剧场是节庆活动的中心，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剧场，观看悲剧或喜剧表演。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底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等，以其非凡的创作参赛演出。起初，戏剧演艺只是祭仪的附属品，后来逐渐取得社会意义，成为政治的论坛，休息与娱乐之地。戏剧演艺也便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希腊城邦的一般文化的高度水准，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启发民众的戏剧”[8](第318页)。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80年的100年内，雅典演出的戏剧有2000多种。

宗教节庆与体育竞技活动是雅典城邦利用宗教节日组织的全民性的文化活动。主要节庆赛会有泛雅典娜节、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等。泛雅典娜节年年举行， 4年一大庆，庆节一连6天，雅典所有民众都参加。庆节活动有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 、歌唱、舞蹈、朗诵比赛与音乐比赛。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也具有全国性的意 义。“在这些节日里，不仅有体育锻炼，同时也有心智和精神的娱乐，因为那时有艺术 布景和表演”[13](第131页)。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葬礼演说中说过：“整个一年之中 ，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13](第1 30页)

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是传扬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对公民而言，这不只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也是接受城邦制度、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是认知、理解、接纳古典文化的有效过程。知识、价值和思想在公共广场上接受公众的批评和争议，“以前属于军事贵族和祭司贵族的精神世界现在向越来越多的人开放，直到向全体平民开放，而希腊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17](第39页)。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体育馆、康体馆和剧场“不仅仅是铸造了城市的形态：同样，每个场馆也经由旅游和朝圣而达到更广泛的文化交融之目的”[18](p.168)。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的权力机构与活动空间

雅典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与其施行民主政治所带来的宽松而自由的城市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市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尽管也有这样的事实：苏格拉底以其政见不同而被处死；阿那克萨哥拉和普罗泰哥拉两位哲学家被迫离开本国。但是，雅典城市的宽容和自由的文化环境，“比之大多数其他国家，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的国家，都要好些”[9](第258页)。“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在这种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取得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取得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19](第258页)。人们可以尽自己之所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或讽刺、或褒扬，或辩论各种思想、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城邦民主政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

其一，自梭伦开始直至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历次民主政治改革的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并因此而有力地扩大了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例如，梭伦改革的核心，是以财产特权代替贵族世袭特权，按财产划分公民等级，以等级确定权利和义务。公民财产主要依据其田产的年收入，工商业者则按其货币收入折合成实物来计算。从而削弱了氏族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层，更多的“富人”可以走上政坛。恩格斯遂将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后的80年，概括为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势力的胜利竞争的时代，同时又是“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的时代[20](第112页)。梭伦之后的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基本上继续推行或发展梭伦的立法。古典时期，自由手工业者的人数在公民大会中明显增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色诺芬等也同样认为，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工人在议事会中占了多数[4](第58-59页)。

其二，雅典国家机构最重要的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最高权力机关，10天召开一次，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皆可出席，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议事会为雅典城邦最高行政机关。会议成员500人，执行公民大会的决定和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陪审法庭乃雅典城邦最高司法、检察机关。陪审员由每个地区各选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600人，全雅典共选出6000人，组成10所高等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并参与立法和监督公职人员。一方面，这些权力机构大多设置于城市，以城市为重心运作。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政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政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和市政大厅随之出现[21](p.101)。市政广场是交流信息、参与市政议会和公民大会的“民众集会之所”。在雅典，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通常是在市政广场或其西南面的匹尼克斯山举行。城邦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决议等，皆公告于此。有关城邦政治和国民事务的文献保存于市政大厅。“议事院则是一个服务于公民大众的相当大的地方，通常位于市政广场其间或其附近”[18](p.182)。雅典城墙圈内即是政府所在地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居住区。政治和宗教首脑的居住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林阴道两侧。下层人物远离城市中心区。各分散的居民区用矮墙或壕沟分开，形成分散隔离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区。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军事、政治、宗教中心的雅典卫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之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有柱廊，后面是商店与庙宇。北面是建于平台之上的神庙，供人们休息与交易。紧邻神庙的则是市民政治集会的地方——市政厅。另一方面，城邦民主政治的权利属于城市的成员——全体公民。“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总是最高的权威”[22](第199页)。有学者认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主要体现为有权参加城市的政治生活——可以出席市镇会议、担任公职等。公民大会是每个年过20的雅典人都有资格参加的一种“城镇会议”[23](第26页)。

此外，城市中的露天剧场和柱廊也是城邦政治生活的重要空间。雅典的公民大会有时就在剧场举行[24](lxii.4)。早在古风时期，“建筑师们就已经认识到柱廊不仅是有用的、附加的建筑装饰，而且对扩展空间——广场(agora)神龛，体育馆等等——在有限的空间支撑一个顶棚，提供一种装饰并赋予其特定的意蕴，也是重要的附属建筑”[25](p.193-195)。柱廊作为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空间，一直持续到希腊化时期。

至此不难看出，城邦既有国家的某些基本属性，如设置公共权力机关等，又有城市的要素和特征——集聚性。城邦一词有“城市”、“国家”、“公民集体”三个含义。城市并非城邦，而只是城邦的一部分。雅典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公民为主体、国家为本质的共同体，而城市是其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古典时代的雅典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场所，是城邦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教育的中心。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是城市。其之所以以雅典城邦为典型，这是与雅典城市对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分不开的。

“希腊城市犹如希腊艺术和思想一样，是个“奇迹”[26](p.viii)。

【参考文献】

[1]杨俊明.古代希腊文化繁荣原因研究概述[j].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世界史，1997，(2).

[2]boardman，john and hammond，n.g.l.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secondedition).volume ⅲ.part 3[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3]glotz，g.ancient greece at work:an economic history of greece[m].london:1926.

[4][法]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m].志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5][法]保罗·贝罗克.城市与经济发展[m].肖勤福，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6][苏]b.h.迪雅可夫，h.m.尼可尔斯基.古代世界史[m].日　知译.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1954.

[7]xenophon.ⅵ.oeconomicus[m].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97.

[8][苏]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m].缪灵珠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

[9][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卷[m].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0]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11]曹孚.外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2]plutarch.lives ⅰ.solon[m].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98.

[13][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14][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m].吴象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1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6]黄洋.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j].历史研究，2001，(5).

[17][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m].秦海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

[18]munford，lewis.the city in history[m].penguin books，1961.

[19][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0][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snodgrass，a.archae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greek state(inaugurallecture)[z].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2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3][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m].盛葵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4]aristotle，x.x..athenian constitution[m].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古城文化论文篇（3）

(二)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始于1956年，《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明确提出实行“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制度。此后，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文化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基本成立。对不可移动文物实施“文物保护单位”式管理，同样对旧城古建筑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制度、“四有”制度以及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营、修缮和管理等方面。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一般经由文物普查登记、筛选定级、核定公布几个阶段④＊。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是指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做好保护工作的四项措施:有保护组织，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科学记录档案①＊。文物经营管理基本的原则是: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②＊。根据利用方式的不同，法律法规也分别采取鼓励支持、申请审批和绝对禁止的态度。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进行管理，将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分为五类:非建设地带，可保留平房地带，允许建筑高度9米以下地带，允许建筑高度18米以下地带，特殊控制地带③＊。

(三)完善了文物保护单位之外古建筑保护制度对于尚未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确有价值的文物古迹，规定“由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市规划部门商定名单，通知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本办法暂时予以保护，不得破坏，并按照第五条的规定，及时办理保护审核手续”④＊。此外，还对文物保护单位之外的古建筑保护作出具体的规定，“保护价值待定的文物古迹，区、县人民政府可以公布为文物暂保单位，视同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文物暂保单位公布后两年内，必须完成对它的鉴定工作。根据鉴定结果，公布为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公布撤销。逾期不公布，暂保单位自然撤销”⑤＊。

(四)加强了历史古建筑的保养、维修、利用和管理针对城市历史古建筑保护中常见的问题，通过立法对古建筑的保养和维修、防火与报警、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性质及使用权的变更，必须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同意;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负责文物建筑的保养和维修;应当严格按照古建筑消防管理的规定，加强一切火源、电源的管理，配备必要的灭火设备;在重点要害部位，根据实际需要，安装自动报警和灭火装置;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严格遵守文物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接受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对有损文物建筑安全或者有碍开放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整治或者搬迁;整治、搬迁所需费用由使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承担”⑥＊。

(五)设立历史文化保护区2002年，北京市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方案，首次提出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院落划分、用地调整、人口密度分类、改善市政基础设施条件等做法”⑦＊。2004年，又公布了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此次规划共15片，其中有5片位于旧城区内，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了风貌保护和高度的控制。2013年，又新增了3片保护规划，至此北京旧城区将拥有3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对旧城的保护更加立体而完整。

(六)形成旧城整体保护制度2005年3月25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内容包括:旧城的整体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层次更加明确，呈现出“点—线—面”分层保护的状况。此外，还注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法规与《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内容相衔接。除北京之外，浙江省、河南省、宁波市、沈阳市、南京市、哈尔滨市等都制订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加强了旧城的整体保护。至此，我国的古建筑保护制度基本形成，既有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又建立了古建筑保护的具体制度，构建了“点—线—面”相结合的保护体系。城市古建筑的保护理念也有了质的提升和飞跃，从以往的对先人遗留下来的财产的一种保护与利用，发展成为对城市发展历史的保留，对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底蕴的尊重，对城市发展历史传承的延续。但我们同进应当意识到，我国城市古建筑的护路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和挫折，也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十字路口，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说建国初的城市规划制定是以原有城区为中心，还是在旧城区的边缘另起炉灶，对此有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以梁思成等提出的“梁陈方案”①＊，主张在旧城区边缘再建新城，对旧城的古建筑进行整体保护，但这一设想并未能得到认可和实施，一些古建筑因此被损毁。

二、城市古建筑保护制度存在问题

城市古建筑见证了城市的生命历程，保障了城市的文化延续，促进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因而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城市化进程中的古建筑保护状况却不容乐观。

(一)重单体文物保护古建筑的保护，缺乏对旧城区的整体保护当前有些历史性城市，为了更好的保护传统历史建筑，某些历史文化名城在旧城内设立保护区，对旧城内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整体保护。但有些城市为了既保护历史城区的古建筑，又实现城市的发展与更新，一方面对标志性的古建筑进行重点保护，另一方面却大力拆毁这些标志古建筑的周围环境和历史街区和传统建筑，建设性或保护性开发对城市古建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如“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安阳穿城修路严重破坏历史街区;福建的三坊七巷名存实亡;南京老城已经拆迁改造完毕;济南投入22亿‘巨资’拆迁了44万平方米、43个片区，大量特色街道消失在推土车轮下;开封覆盖着现代化的草坪;郑州以‘一路、一区、一城’为标志，古城全部翻新……在‘旧城改造’的名义下，历史文化名城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创伤。”②＊尽管北京在城市建设中制定了大量的制度措施来保护城市古建筑，但其遗留下来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仅占老城面积17%，而欧美国家旧城保护面积基本可达到古城的80%～100%③＊。正如有学者所说:“没有历史街区提供的建筑背景和文化氛围，历史纪念物只不过是现代城市的一个小小点缀而已。”

(二)大量城市古建筑因缺少维护面临毁损城市古建筑除包含文物保护单位以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城市古建筑。这些城市古建筑大部分被公私主体所占有、使用，其中有些被占用的古建筑因缺少维修，面临着损毁危险。有些被市民占用的古建筑，因占用的主体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未能进行必要的维护和修缮;有些占用者因未取得对古建筑的明确法律权利地位，没有进行古建筑维护等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和企业事业占用的古建筑情况也不容乐观，古建筑的产权归属问题以及占用主体的保护能力和意识等都影响着古建筑的保护。有些古建筑的使用单位与产权单位权利义务分配不清晰，占有使用单位只使用不维护，而所有单位因未使用、受益而对古建筑不闻不问，古建筑实质处于无人负责的状况。另外，有些被占用的古建筑被用作办公场所，一般不对外开放，剥夺了民众接近和消费古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的权利。

(三)过度商业开发破坏古建筑原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国家文化保护经费有限的大前提下，城市古建筑的保护必然要依靠自己的经营开发来创收，以此解决一部分维护的经费。有些古建筑被管理机构作为商业场所来经营，有些则出租或承包给第三方的商业主体。以文物养文物，以古建筑养古建筑，这是我国及世界各国所提倡的文物保护方式。为了保护这些古建筑，可以在维持古建筑原有风貌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商业开发与保护模式。但有些古建筑的过度商业开发对城市古建筑的保护造成了持久的负面影响，如丽江古城本是一片风景秀丽的宁静之处，后因酒吧等的入驻，侵扰了这一世外古镇原有的安宁。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凤凰古城、西塘、周庄等地，虽然古建筑的外壳被保存了下来，但是文物古迹的那种精神文化氛围，早已不见了踪影。超负荷的旅游开发破坏历史文化空间，不合理定位改变了历史地段环境。

(四)旧城改造致大量城市古建筑被拆除城市古建筑是一座城市的重要标志。单霁翔曾就旧城改造对古建筑的破坏指出:“一些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无所顾忌地大拆大建，……致使一批批文物古迹被摧毁的同时，一些历史街区也被摧毁”［7］。现在有些城市把“拆”成为城市建设的第一步，将见证城市发展的传统建筑及历史街区拆除，使得历史街区、历史城区和历史性城市的整体风貌被破坏。有媒体甚至将北京旧城区的胡同和四合院逐渐消失的情形，称之为文化自杀，“正把自己伟大的文化变成平庸”［9］。还有一些历史性城市打着尊重历史的幌子，将真文物拆毁，制造一些假的文物和古董，以发展旅游的名义拆旧建新。全国各地陆续出现拆除古建筑，新建仿古街的运动，一些独具特色的传统街道被改造成为失去真实历史价值与信息的假古董。还有些城市以保护利用为名，将历史街区内的传统民居拆除，保护性破坏屡见不鲜。吴良镛的胡同有机更新模式尽管在学术上取得极高的成就，实践上却没有得到社会和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推广。旧城改造中的大规模拆迁，将一个城市最有特色的古建筑一扫而光，就像一把理发剪刀推过，只剩下光突突的头皮。

三、城市古建筑保护不力的主要原因

面对被损毁的城市古建筑，要做的不仅是哀叹与惋惜，更要痛定思痛，找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从而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能够更好的对症下药。现阶段我国城市古建筑保护不力的原因主要有:

(一)保护意识薄弱、管理意识不强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仅仅依靠文物保护行政机关的力量，来完成整个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是几乎不可能的，需要其他机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更需要民众的参与和支持。从世界的角度上来看，凡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行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其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是相对较高的。而国内的文化遗产事业的难点和关节点，也在于社会各界文物保护意识的觉醒。不可否认，中国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有所提高，保护成效也初步显示出来，但近来因文物保护意识不足而引起的文物破坏案件却时有发生。近年来有不少的文物保护单位遭受破损的事件，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因建设施工单位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未进行报批就擅自动工建设，而造成文物保护单位受损，如临汾古城墙被毁事件;云南大理为修路拆毁唐代古城墙，致龙首关遗址被毁等。一部分是因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者管理者保护意识不足而造成文物保护单位的损毁，如拈花寺偏殿着火，与产权所有单位与使用单位管理不当，未能将建筑物按照文物保护行政部门的要求进行整改，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古建筑的保护管理机制不健全，多头管理及管理缺失现象并存根据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金瑞国、刘赪娜、张寄所做的调研报告《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体制调研与分析》，除文物部门以外，还有不少于20个部门在使用和管理着文物保护单位，以宗教部门最多。在由文物部门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中，设有专门机构和没有专门机构管理的比例约为7比3。各省(区、市)非文物部门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比重不尽相同，其中(64.81%)和北京(57.99%)达到半数以上。由文物行政部门在每处文物保护单位设立现场保护的机构，自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由于文物保护经费有限，且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的不断增长，操作起来显然不太现实。另外由于历史原因，许多不可移动文物在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前，就由其他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占用，有专门的管理和使用单位，这使得在每一文物保护单位设立文物行政部门的管理机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对于产权或使用权不属于国家文物行政部门这类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是与文物行政门签订“文物保护协议”。然而在实际管理工作中，文物行政部门的职权使其不能落实协议内容的履行。文物保护单位往往成为所有和使用者的部门利益，从而不能对文物进行法律法规所要求的保护造，破坏时而有之。

(三)具体保护制度可操作性不强在文化遗产问题上，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制定和贯彻管理法规与标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全国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1年内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设区的市、自治州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1年内划定保护范围。由于申报时保护范围未能完全确定，一年的时间给相关的利益者留下了可乘之机，给现实操作带来许多的麻烦，并造成保护范围内的其他历史建筑受到破坏。此外，有些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确定之后，也不能按照法定的保护范围的标准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管理，使保护范围成为一纸空文。如保护范围内不法违章建筑物未能及时清理，城市规则及其他重大工程项目未考虑已经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的保护范围等。

(四)旧城内历史建筑产权不明确由于历史原因，旧城内的居住人口往往严重超过适宜数量，建筑大都显得拥挤破败，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便是如此。为了保护好这些传统的历史文化建筑，政府部门一方面有责任引导和帮助古建筑占有与使用主体对它们进行保护、更新和维护，在保存原有风貌的基础上改善旧城内的市政公共设施和居住条件，使得其适合居住;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古建筑内的居住人口数量，针对部分居民缺乏维护保养的能力与动力的情况，将旧城内的居民迁出或者进行置换，将想居住进胡同及四合院且有维护能力的主体引进来，而将欠缺维护能力且想迁出去居民迁出去。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旧城内古建筑产权的明晰化和长期化，并且允许古建筑在公开公平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现在旧城内古建筑产权具有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有些古建筑被十几甚至几十个家庭所占有，无法正常的居住与生活，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进行适当的维修与保护。另外，旧城内的古建筑因面临改造与更新，随时可能被拆迁，产权的不稳定使得现有的主体缺乏维护的动力，外来的主体也没有购买意愿，古建筑的交易流转不顺畅。

(五)过分注重商业价值，开发利用不规范国内经济发展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民众的文化遗产消费的需求，使得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突显出来。然而，商业价值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展，但这另一方面又使得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频繁出现一些怪异的现象，如重利用轻保护，重经济价值轻文化价值等。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热点文化遗产事件，都与古建筑的保护利用有着密切的联系，如西湖旁边建会所，公园内古建筑中的高档餐厅等。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古建筑等文化遗产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带动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从而产生经济效益。有学者说文物保护“尤其是要慎谈利用，国外谈得较多的是保护，不谈或者很少谈利用;而在中国的经验里，是不仅要保护，还要利用;所谓“充分保护适度利用”，但真的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

(六)文物保护法及城乡规划法规定不完善程序性规定欠缺。我国文物保护法将城市古建筑分文物保护单位、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三个层级进行保护，但是却没有将三个层次的保护责任主体及保护程序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定。文物法将历史街区及历史名城保护的具体规定授权国务院制定条例进行规范①＊，而按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保护规划的制定和审批由城市建设部门主管，仅在审批和实施监督阶段征求文物保护部门的意见，没有充分发挥文物保护部门在文物保护中的专业优势。国外与此相关的审批和监督职能是由专业性委员会来负责，这样的制度设计一方面限制了某些行政首长个人决断权，防止个人意志对城市古建筑的破坏;另一方面专业委员会由文物保护相关专家及在文物保护事业中有影响力的市民代表组成，能充分发挥专家的专业优势与市民代表的积极性，通过市民代表反映其所代表的群体的意见，充分维护不同主体的利益。其次，我国文物法第24条规定国家所有文物保护单位不能作为企业资产进行经营②＊，因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给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如何解释这一条文，专家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性质是文化遗产，是国家的文化资源，而不是经济资源，它对社会要起的作用，是为社会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而不是创造物质财富，它是文物资源不是经济资源，把盈利作为目的，把它变成经济资源了，以赚钱为目的了，是不对的。”因此，不能作为经营性资产应当指禁止将文物的经营权进行转让等经营活动;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里所说的不能作为资产经营，应当是指不能作为企业等经营性主体的经营性资本，不能作为将来发生债务时的担保财产。因法律规定的模糊，在实际的遗产保护与经营管理活动中，有些单位将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产的一部分，“由旅游公司来兼并文物保护单位，以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名义将文物资源作为普通资产纳入企业进行市场化理和经营”;有些单位将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价入股，进行所谓的“强强联合、捆绑上市”通过文化遗产的经营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在我们为城市古建筑等文化遗产能否作为经营性资产争论不休时，如果将眼界放宽，通过对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进行考察分析，就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例如，法国政府将国内著名的一百多个著名的文化遗产(其中大部分为古建筑遗产)交由法国古迹信托来经营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再次，我国的城市规划法中与城市古建筑保护的规定不完善。1990年的城市规划法虽规定城市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传统风貌①＊，但在涉及旧城市规划时，却提出了旧区改建的城市建设、发展方式②＊，在旧城区古建筑保护制度中存在法律漏洞。城乡规划法也指出规划的制定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和传统风貌③＊，且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但仍然有旧城区改建的提法，城市规划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允许旧城范围内的拆迁和危房改造④＊，这一制度上的缺口，时时被开发商和城市管理者所利用，造成古建筑被保护性破坏。除了保护意识不科学外，与国外的规划法相比，我国规划法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对古建筑的保护作用有限。(七)行政执法力度不足执法不严，一直以来是倍受学者和大众诟病的中国司法现实疑症，也是造成中国法律执行不到位的重要原因。具体到古建筑保护的执法力度来说，一是相关立法不够具体，执行性不强;二是执法队伍建设不完善;三是各级政府不够重视，四是文物执法经费紧缺等。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当地政府是否重视、支持文物保护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文物保护状况的好与坏。少数领导干部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当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尤其是与旅游开发发生矛盾时，往往是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被忽视。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一旦遭受破坏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何加强文物行政执法工作，健全执法机构，加大执法督察力度是当务之急。

四、国外城市古建筑保护制度的借鉴

当我们置身于西欧古城之中时，往往被他们那富有深厚文化气息的，保存完好的城市古建筑所折服，不得不对这些城市管理者与市民的城市古建筑保护理念与制度表示由衷的钦佩。尽管英法两国与我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并不相同，但其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样遗留下了大量的城市古建筑文化遗产，在面对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历史古建筑保护的问题时，他们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去借鉴。

(一)保护程序清晰、主体职责明确，相关制度可操作性强英国的《1990年登录建筑及保护区规划法》，在制度上不仅涵盖了事前认定，事中维修与保护以及事后补救等整个登录建筑的保护过程，而且明确规定了各个部门的职责和办事程序⑤＊，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能够更好的保护登录建筑与保护区内的古建筑。如对登录建筑的保护对象的确定规定了清晰的程序，且指定了明确的责任主体。如规定了提供名单者、审批者及其权限、技术咨询机构及其程序、保护对象的内涵、保护对象的管理责任部门、保护对象的记录文件形式、保护对象管理责任部门的具体责任以及特殊情况的处理等，皆有较明了的规定。

(二)特别重视技术咨询机构的作用除了在登录建筑的认定与保护上的严格程序性外，英国1990年法在各个环节上都规定了类似技术咨询机构的作用，体现了实施措施的科学合理性。如在第一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在汇编、审批和修改之前，国务大臣应向有关方面进行咨询，如英格兰历史建筑与古迹委员会或其他专业知识的公众及团体。⑥＊英格兰历史建筑与古迹委员会由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是一个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咨询机构，它通过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问题作出科学的建议和方案，来为登录建筑的保护提供基础技术服务。法国的古建筑的专业咨询机构有历史古迹国家委员会、遗产和景观大区委员会、历史古迹总建筑师、法国建筑师等，这些专业咨询机构对于古建筑的保护具有决定权，许可和决定下达之前必须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并以他们的意见作为决策的依据。

(三)注重多种手段的相互配合英法两国均注重综合使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来达到立法目标，尤其是经济手段的运用。英国1990年法包含了多种经济的激励手段，如通过提供拨款或贷款，解决部分或全部的历史古建筑保护费用①＊;为维修和保养提供财政补贴或贷款等经费支持②＊;设立土地收益补偿制度③＊;实行有条件拨款制度④＊等。法国鼓励非政府组织出资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这些捐赠者可以享受相当比例的税收优惠，个人捐赠数额的66%可以从应纳税收中扣除，企业可以享受捐款额60%的营业税优惠。此外，政府十分注重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财政投入。2013年法国政府文化遗产保护预算7.76亿欧元，其中历史性建筑保护3.22亿欧元。

(四)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法国约有352个服务于文化领域的基金会，其中31%与建筑遗产保护相关。1996年由14家法国知名企业发起成立的“文化遗产基金会”规模最大，其主要有三种运作方式:对维修工程进行直接资助;帮助遗产所有人向社会募集资金;颁发可享受一定的税务优惠政策“遗产基金会标签”(财政部唯一授权的非政府组织)。2008年，该基金会对一千八百多个项目提供了帮助，总金额达1.3亿欧元，收到捐款一千多万欧元，颁发“遗产基金会标签”1029个，为法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起了重要作用。法国现有6000多个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协会，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国家建筑和遗址保护协会联合会”，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和出版有关文化遗产的著作等，服务全法国3500个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同时其还协同“法国老房子协会”、“古宅邸协会”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协会举行全国大会，大会由文化部长主持，为非政府组组织性质的协会与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之间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提供对话的机会。协会在地方上的作用非常显著，在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平衡上起到了监督作用。

(五)注重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英法两国均注重发挥“规划法”对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法国城市规划法与文化遗产保护法是城市古建筑保护领域重要的两部法律，对于城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保护起了重要的作用。城市规划法主要是为了调整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解决历史建筑保护与人们生活需要满足之间的矛盾的一部法律，一方面强调对历史街区进行长期规划和整体保护，另一方面规划制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甚至于对单个建筑的保护都进行具体和详细的规定，对不遵守规划而破坏原有建筑物和整体景观者进行严惩。

五、结语

古城文化论文篇（4）

济南自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二批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历近20年，我们一直在探索着一条适合泉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道路来。随着济南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出现了诸如有传统特色的城市文化与特色风貌在逐步消失；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缺乏等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如何处理好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已迫在眉睫。

1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济南社会、经济发展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就是促进城市全面发展。王景慧先生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中非常精辟阐明：“城市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上千上万人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城市的经济要发展，设施要改善，生活水平要提高，要实现现代化，不能把历史文化名城当成博物馆使之凝固起来。所以要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要使城市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又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居民的工作生活环境”。

我们既然承认城市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适者生存”的道理，任何有机生物必须适应生存环境向前进化，而且有机生物进化不可能抛弃原有基础，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进化，有机生物的进化既要适应环境、也不可能超越环境，城市作为有机整体，其发展如同有机生物进化一样，既不抛弃原有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基础，进行有机的新陈代谢，又得适宜地持续发展。而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载体。

济南的发展既应该是对历史有机的继承和延续，更应该是适应现代趋势对旧城市的更新和完善，一句话既要继承和延续济南历史的文脉，又要按现代化的要求适宜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肯定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隔裂历史的突变对历史是一种伤害，对未来也是一种损失”。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国内外的经验已经表明，越是现代化的城市越重视保护其历史文脉，越是历史文脉深的城市越有魅力，因此，保护好济南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好现代济南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保护好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资源。

济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从开始只是简单的维护不利用或者只是按原使用功能利用，比如千佛山的兴国禅寺、洪楼教堂等；而后是将部分历史文物改变其使用功能，比如建立李清照纪念馆、山东大学西校区内的近代建筑用于教学设施等；再后是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为济南创造效益；现在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有新的用途一“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作为城市建设的‘文化名片’。……以吸引外来投资”。济南要持续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也要逐步发扬光大，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这一特殊资源，使其成为体现城市特色的重要途径，将会促进济南的社会、经济发展。

2　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现状，保护中的主要问题

济南虽然有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但因地处交通要塞，上世纪50年代以前受战争影响，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严重，又经“文化大革命”摧残，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建设性”的破坏就更加严重；近几年来，济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专家学者到领导、市民都从不同角度对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取得了一些共识，在实际做法上也有一些新的举措和慎重的行动。但是目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2．1传统特色文化与城市特色风貌逐步消失

几十年来，代表济南特色的传统文化逐步消失；“中华老字号”称号的商家，至少有三成已经消亡，最具特色的城市风貌诸如：“齐烟九点”、“佛山倒影”、“鹊华烟雨”等也在遭到破坏，“九点”中有的被当地“靠山吃山”开垦的面目全非，视线走廊也被一座座高楼遮挡；而“一城山色半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也基本见不到“四面荷花”了。

2．2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

全市现有的历史及传统建筑、街巷、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等的总量，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损毁和使用单位的不合理使用等，已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旧城改造密度过高，开敞空间缺乏，绿地减少，个别新建建筑高度、容量及功能与周围古城环境缺乏有机协调。部分传统特色建筑和院落被拆掉，对古城格局的保护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已失去以后可能保护、利用的机会。

2．3历史文化街区、地段内人口稠密、房屋破旧，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尤其是在古城区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地段中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稠密、民居破旧不堪，同时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这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因此制约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2．4历史文化保护区产业及用地结构不合理：历史文化遗产长期被其他单位占用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以民居最多，且缺少必要的生活配套设施，像停车场、配电设备等，商业网点也十分缺乏，街头绿地更是少的可怜。一批价值较高的文物保护单位多年被使用单位占用，而使用单位长期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这些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失修严重。部分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因使用单位、使用人乱拆乱建，已破坏了其原有的格局及风貌。

2．5泉水渗漏区、泉脉得不到良好保护和利用

做为重点的泉水直接补给区的南部山区和玉符河地区，因当地过度开发建设和过度的开垦荒地，造成水土流失时有发生、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面硬率提高，从而水源涵养与补给能力减小：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不同程度对地下泉脉造成破坏，同时市区内还存在对地下泉水的过度开采，以上现象都严重影响对泉水、泉脉的保护。

3　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3．1国内外保护与发展的理论概念

可持续发展理论：谓可持续发展，是～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既把握今天又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主要是从自然资源的保护角度立论的，但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人力、科技、文化、教育以及行政管理等社会资源的开发变革与保护问题。

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阮仪三先生提出的保护原则应遵循“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这一理论是总结了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的结晶。

3．2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实践

3．2．1法国保护文物的实践

法国在历史文物保护方面是有相当好的经验可以借鉴的，首先成立了管理负责建筑保护的国家建筑师团；其次是政府与各级地方管理部门分工明确：第三是对全国文物进行调查并建立相应的分级档案；第四是文物业主承担义务，即便对文物进行维修也必须报国家建筑师团同意；第五是政府给予资金支持，一般文物保护费用政府承担50％，而且对业主的文物保护投资免于征税。

3．2．2前联邦德国保护历史街区的实践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前联邦德国在解决居民的基本住房后，为了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将二战保留下来的有着百年历史街区进行改造，把改善提升旧城区基础设施和提高其环境质量作为旧城改造的中心内容。该国旧城改造的方式有以下特点

(1)改善交通状况，将旧城区主要道路改变为步行街，把小汽车“挤”出旧城区，积极发展公共交通。

(2)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水平，例如把分散供热改为集中供热、将现代化的污水处理设施引入旧城区内等。

(3)调整用地、产业结构，提高旧城区环境质量。将有污染源的工厂、企业搬迁至郊区，开辟绿化空间，为居民提供休憩、游玩的场所。 转贴于

3．2．3巴黎、苏州保护城市空间历史格局的实践

城市空间格局的保护，首先是在城市规划中确定战略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法国巴黎和我国苏州就是做的非常好的例子，巴黎的做法是新城围绕老城发展，在老城区内严格控制新建建筑，即使允许建设的新建筑，其高度、外型等必须与周围环境协调。苏州在城市空间发展中，很早就确定了在古城东、西两侧建设新城，较好地保护了典型的江南水乡空间格局。

3．2．4潍坊保护城市传统文化的实践

由冰雕想到哈尔滨、由泼水节想到西双版纳的景洪、由牡丹想到河南的洛阳等等，这些传统文化不仅是城市的象征，同时也是城市的特殊资源，比如山东潍坊市每年的风筝节都有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赛，05年第22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不仅提高城市知名度，也为城市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点，在会期间签约40个项目，总投资达113.8亿元。

3．2．5德国柏林历史文化保护资金多元化、多渠道

德国柏林市政府在筹集历史文化保护资金措施有以下几方面作法，首先是政府的投人，从联邦政府到市政府每年都有一定比例资金投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次是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的专项资金投入；第三是私人捐赠；第四是企业投资，凡是企业投入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均可享受免税待遇。

根据上述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描述，对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启示一：一是建立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机制；二是政府分工明确；三是文物业主承担保护义务；四是政府应给予文物保护单位、个人政策和税收上的优惠。

启示二：一是调整历史街区内用地、产业结构；二是改善古城区周边交通状况，街区内以步行为主；三是提升历史街区的市政基础设施，改善街区环境。

启示三：一是另辟新区、建设新城：二是控制建筑强度、密度、高度；三是新建建筑必须与环境协调。

启示四：一是根据城市传统特色，塑造城市意象；二是创建有影响的文化项目：三是将传统历史文化转化为城市发展资源；

启示五：一是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有一定比例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二是广开保护资金渠道，接受企业、个人捐赠；三是给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企业、个人予以税收上的优惠。

4　古城区历史文化遗产及泉城特色的保护与发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兼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的发展，既要保护城市历史传统特色风貌，又要建设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旧城中的人口密度，改善城市的市政设施条件，控制建筑容量，优化城市环境。同时要依靠科技进步产生的观念、思想和方法手段，引导和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名城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是个多学科交叉渗透领域，需要政府职能机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密切合作，通力参与。

4．1探讨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措施

根据济南的现状，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坚持保护与合理利用结合的原则，形成和谐的人文与自然相依存的整体，建议按以下措施执行：

4．1．1提高保护意识，加强保护与合理利用知识教育，让广大市民热爱泉城的历史文化；

4．1．2政府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成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监督机构(可以是松散机构或委员会)，形成对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

4．1．3在新形式下不断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形成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适应的政策、法律保护体系；

4．1．4转变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按“原真性”、“完整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等原则，对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须在专家指导下进行：

4．1．5形成广泛群众参与机制和广泛开展群众监督制度，对破坏历史文化遗产行为给予严惩：

4．1．6积极广泛筹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适当减免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单位和个人部分税费；

4．1．7借鉴国内外经验建立科学的历史文化遗产经营策略，比如整治历史街区、地段可与新城区用地进行捆绑进行市场化运作；

4．1．8深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4．1．9认真研究泉城特色的传统城市风貌和文化，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名片”，发展文化产业，为城市的社会、发展服务；

4．2要防止新的现象

4．2．1防止新的“建设性”破坏、“旅游性”破坏，重点是拆真建假；

4．2．2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过度商业化；

4．2．3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贵族化；

4．3济南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实践探讨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合理利用也是一种保护方法。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应坚持利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原来的功能使用优先的原则、使其更加富有生命力原则、在严格的保护规划和法规指导下实施有效合理利用的原则。

以曲水亭——芙蓉街为例探讨具有泉城特色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合理利用

古城文化论文篇（5）

作为一个拥有璀璨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古城、古镇遍及全国。我国的古城更以名胜古迹众多、地域特色显著、民族文化差异大、与自然风光融合强等著称于世，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呈现出日新月异的迅猛态势，古城则面临着快速城镇化的冲击，新城、旧城用地矛盾日益加剧，一些小城镇的古城由于缺乏有效保护即将被破坏殆尽，这将导致我国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和民俗特色古城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破坏，古城所代表的传统文明和生态文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走到了历史的边缘。

目前对于古镇的保护与开发研究成果较多，多针对古城初期开发与保护为主，以当前新型城镇化为背景发展兼具地方特色古城开发保护研究较少。基于生态平衡和可持续理论对兴城古城的保护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兴城古城概况

兴城古城，位于辽宁省兴城市老城区中心，是中国十佳古城，与西安古城、荆州古城（今江陵县城）和山西平遥古城同被列为我国迄今保留完整的四座古代城池。兴城古城背倚辽西丘陵，南临渤海，雄踞辽西走廊中部咽喉之地。是辽东地区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兴城古城区是原城市中心老城区。含盖古城街道、宁远街道、城东街道的部分地区，周边为兴城海滨、兴城温泉。兴城古城和兴城海滨均为部级4A级景区。其中兴城古城古迹繁多，古城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兴城古城区发展现状

兴城古城以人文景观为主，以古城为中心向周围辐射，主要包括古街巷、名人居、特色小吃、民间工艺、表演、艺术等。然而，随着城镇规模日渐扩大，建设用地需求量也逐渐扩大，由于建设用地指标较少，因此在应对人口变迁、环境变化、经济调整等问题时，兴城古城周边用地和现代化建设用地演变成了难以调节的矛盾，这导致现代建设逼近古城墙下，导致“新”、“古”混杂的特殊情况。从而导致如下问题产生：

2.1缺乏保护意识

兴城古城因保护意识不够，随着时间推移非重点保护建筑设施破旧不堪，从而加剧周边地带破败步伐，形成“破窗效应”，从而导致城市功能不健全，跟不上现代居民生活节奏。城中人口外流，拆古楼盖洋楼的情况时有发生，形成一种不伦不类的建筑景观。使得虽然名为“历史文化古城”实则“名存实亡”。

2.2管理措施不完善

我国古城历史文化保护主要局限在对城镇历史文化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处理不到位，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1]。兴城古城管理理念及体系相对较为落后，加之盲目引入商业旅游，导致管理理念跟不上发展进度，在外来流动人口及新型潮流的冲击下，兴城古城发展方向在“新”和“古”之间摇摆不定，导致城镇化进程与古城发展冲突进一步加剧。

2.3缺乏持续发展理念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为加快城镇化进程脚步，使城镇尽快摆脱“旧面貌”往往发生很多大拆大建、毁城毁镇的现象[2]，现今兴城古城存在着“建设性破坏”问题，往往忽视些珍贵的历史遗产，在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筑上，追求“新”、“时尚”，将古城及周边改造成大型商厦和游乐性场所。这些乱改乱造导致古城很难再直观的展示出自己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性，且更存在着拆真建假的现象，盲目保护使古城成为不伦不类的建筑区。

3多角度分兴城古城发展方向

3.1基于可持续发展角度的古城发展方向

3.1.1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第三产业发展。兴城古城作为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对旅游经济的引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且具备易起步，辐射广，提供就业资源等等的特殊优势，可为各个群体间带来巨大利益。因此，鼓励以旅游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发展有助于改善地区经济条件，同时为城镇带来知名度，在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有充足资金对古城进行维修和保护，一举多得。

3.1.2调整用地结构，明确城市职能。古城保护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保护旧城风貌，另开辟新城，在新城进行现代化建设；另一种为保护古城主要格局和重点文物，并对旧城进行一定的改造和建设，同时向周边辐射，进行建设。兴城古城因古迹与居住区混杂分布，因此更倾向于第二种模式。并且，兴城古城以居住为主要的功能特点，城市用地零散混雜的穿插其中，对现有脆弱的古城道路造成过大压力，同时严重影响古城中居民生活质量。因此，应从调整古城内用地结构方向出发，明确古城发展方向[3]。以旅游观光、休闲购物、生活居住等综合服务型功能为方向，同时结合历史城区保护，增设旅游服务设施。

3.1.3改善居住条件，调整人口密度。兴城古城区的破败，基础生活设施的落后，通常是导致人口大量外流的重要因素，因此改善城区居住条件是重中之重。而作为具有历史风貌的兴城古城应遵循“原真”这一原则，参照西方古镇保护，做到“修旧如旧，外旧内新“这一原则，同时避免“千城一貌”这一现象发生，在保留历史“原真”的基础上，还原城镇特色，建设现代化生活措施，改善居住条件。同时，严控人口密度，避免因改造后的“新貌”所吸引的大量回迁现象发生，将人口密度控制在古城可容纳范围内，避免因人口密度过大给古城带来二次伤害，加剧城市负担。

3.2基于科学管理理念出发的保护措施

3.2.1完善管理方法，深化保护措施。兴城古城作为一个非常容易受到现代文明和强势文化冲击的历史遗产，有其本身的脆弱性和易损性等特质。因此，在现今的新时期形式下保护古城应有新思路、新办法和新的管理模式。以激发内部活力为主体同时增强外来动力。对建设改造后的周边及城内经营户实行总量控制，取缔与古城风貌不一致的经营项目，加强对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店铺的保护力度。同时要求从业人员中本地居民占比，并对在古城中的经营、从业人员进行系统的历史、遗产、风土人情职业道德培训。

3.2.2加强领导组织，建立合理管理体系。古城保护工作面相对较广，且任务繁重复杂，难度较大。同时，随着商业旅游模式的引入，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设立专门的管理组织机构必不可少。因此在大环境下更应明确特设管理机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责任，理顺其三方的责、利、权关系，形成多级联动、分工明确、协调配合的管理体系。达到多方监督，明确管理的目的。使小城管理者改掉“等、靠、拖”的管理习惯，在新的管理环境下促使其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以适应新环境下的管理需求。

3.2.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居民意识。加强舆论引导和监督，增强公众意识，在多层面、多方位、多角度、多形式下进行宣传。使小城居民及游客进一步认识城市的历史及文化，激发小城群众的责任和自豪感，形成自觉意识，做到人人关系，人人参与，人人保护的效果。在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对破坏、违反规定的人进行严厉处罚，做到宣传、监督、管理相结合。

3.3基于田园城市理论角度出发的保护措施

田园城市理论指出田园城市是为了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所设计的城镇；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被乡村所包围[4]，兴城古城发展应结合田园城镇理念创造生态宜居型古城。

3.3.1加强兴城古城文化建设，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我国已经于2005年12月22日《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于2008年4月22日公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制定“国家+省+市+县”共4级保护体系。在政策支持的基础想，兴城古城应广泛挖潜与整理，以文化产业发展，带动兴城古城整体发展。兴城古城物质文化遗产通常不是显而易见的，往往分布或隐藏在某种物质载体之后。古城发展需要加强文化建设的同时做到系统的收集与整理，并形成小城镇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在建立周密的保护计划和法律条文的同时广泛宣传，促进其发展壮大，做到动态保护。

3.3.2加大兴城古城建设力度，还原“本、真”城市氛围。兴城古城多因参照大城市发展规划，忽略其自身特有价值，同时多因其旧、破、窄等不利因素导致城中环境较差，其本身优势及价值被严重忽略。兴城古城生态价值体现在其尺度小，城外为海滨乡村，有其特有的海滨风光，能耗低等特点。因此推动兴城古城与海滨构建成生态古城体系，做到和谐可持续发展，采用生态工程理念，减少古城对不可再生的物质能源的依赖和消耗，并将土地资源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建设和古城保护结合为一体做到前瞻规划，立体发展。

4结束语

兴城古城的保护是包括修复、规划和生态发展的一系列活动，是一个动态的，持续性的长久问题。在新型城镇化发展大踏步而来的背景下，保住文化遗产，守住兴城古城风貌，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其中应与时俱进，但更要做到“即新又古”，符合历史原真，有着历史特色。保护兴城古城，不应只是单纯使其作为经济发展的筹码，而是为了留下城市特有的传统，是为了留存历史的建筑精华，更是为了保护我国的历史文化。

参考文献：

[1]黄震亚.对中国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思考[J].黑龙江史志，2010（24）：58—59.

[2]王丽娟，孙萍.中国古镇发展中存在的文化问题及对策[J].科技创业月刊，2008（3）：73—P74.

[3]类淑霞，郝晋珉，双文元[J].基于适宜性评价的资源型城市用地空间布局研究——以山西省大同市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1（34）：21186—21190.

[4]刘录艺，夏雨，张茜.浅谈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及其对现代城市的影响[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4（11）.

[5]林鸽.黑龙江省小城镇景观特色塑造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硕士论文，2014.

古城文化论文篇（6）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全球化问题日益凸显，并引起学者的关注。全球化对旅游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交通、信息等产业的发展，在心理上缩短了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的距离，使游客出行更加便利;另一方面，全球化冲击了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文化，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造成较大影响。但全球化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仍然缺乏相应的理论解释。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GeorgeRitzer)在《虚无的全球化》中建立了“虚无(nothing)”与“实在(something)”的理论框架，用“虚无”与“实在”作为分析全球化的理论工具。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虚无’越来越成为各种社会生活的特征，并从消费领域的购物中心、连锁店、快餐饮食等，扩张到社会的其他领域”［1］。在旅游领域，全球化带来的便利性促使游客大量地进入旅游目的地，从客观上促进了“虚无”的扩张。但旅游领域又不同于纯粹的消费领域，旅游者追求的是异质化体验，相对“实在”的地方性是旅游目的地持续发展的前提，因此，旅游目的地中“虚无”与“实在”的相互作用关系应更为复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大研古城，自旅游发展至今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是较为成熟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和游客的大量进入使古城吸纳了越来越多非本土的“虚无之物”，这加速了古城原生文化的变迁，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是古城酒吧。然而，现在的古城酒吧却成为丽江旅游符号之一，并集中体现着古城的旅游文化，从这一层面讲，古城酒吧又是相对“实在”的。古城酒吧这种“虚无”与“实在”的转换和交织体现了丽江古城文化变迁的特征。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古城文化内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虚无”与“实在”之间如何转换?转换的表征有哪些?促使其转换的动因是什么?等等。这些是本文需要探究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方面的研究是一个逐渐探索、逐步深入的过程［2－4］。最初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旅游负面影响的批判上，较有代表性的是国外学者格林伍德(Greenwood)的观点，他认为，当地传统文化变成了商品化的旅游吸引物。我国学者如王宁等也指出了旅游开发导致的民族传统文化舞台化、商品化、庸俗化以及民族文化价值观退化的现象［5］。随着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也逐渐认识到旅游并不是目的地文化变迁的唯一因素，现代化浪潮下，目的地文化变迁往往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过程［6］。而旅游有时甚至可以发挥积极作用［7］，如旅游可以促进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复兴、强化当地的民族意识等［8］。已有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具体表现，如探讨节日符号在民族旅游开发中的运用及问题［9］;二是运用理论解释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如应用比较文化理论分析旅游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变化机理［10］、运用人类学中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分析当地民族文化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变迁与重构［11］等。其中，以丽江大研古城为案例地的研究也较为丰富。旅游发展对古城纳西东巴文化的影响［12，13］是多数学者的研究重点。如有的研究深入分析丽江旅游开发对当地的生活文化、东巴文化、纳西古乐以及民间音乐、歌舞和手工技艺等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响［14］;也有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主城功能的转变、社会网络的变迁和文化的涵化3个方面［15］。除了说明文化变迁现象，也有一些学者对古城文化变迁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其中引用较多的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通过分析丽江古城纳西族群文化，来探讨旅游场域对族群文化变迁所产生的影响［16］。尽管目前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方面的研究日渐多元化，但很少研究能依托某解释力较强的理论框架而建立系统、科学的研究体系。笔者虽长期致力于相关研究，也对旅游对目的地文化变迁、族群认同、族群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理论突破依然不足。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出发点，也是本文无意于详述有关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①而旨在尝试运用新的理论解读目的地文化演化的缘由。对于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丽江大研古城而言，酒吧既是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接待设施和服务设施，也是一种重要的旅游吸引要素和旅游文化要素，是一种旅游文化“场域”。本文将通过对丽江古城酒吧“虚无”与“实在”的研究来探讨古城文化变迁，从“虚无地点”、“虚无人”、“虚无产品”和“虚无服务”这4个层面进行分析，并从旅游发展的角度解释目的地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以丽江古城的地方性经验为全球化理论提供本土化知识与经验。

2理论与方法

2.1关于“虚无”与“实在”理论Nothing，即“虚无”，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在《虚无的全球化》中对消费领域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虚无”指的是一般由集中创立、控制并且比较而言缺少有特色的实质性内容的一种社会形式。“虚无”又可以细分为“虚无地点(non-place)”、“虚无产品(non-thing)”、“虚无人(non-person)”和“虚无服务(non-service)”这4个亚类。“虚无地点”往往指缺少本地地理联系的、可任意复制的流动空间;“虚无产品”代表一般的、经过集中设计并重复生产的、缺乏独特性的东西;“虚无人”指那些提供表演或服务的人，他们所说所做都是照本宣科并经过设计的;“虚无服务”指顾客得到的服务与体验往往是无地点特征、无时间特性而又基本相同的。与“虚无”相对的概念为“实在(something)”，即指一般是由本地创立、控制并比较而言富有独特的实质性内容的一种社会形式，它同样包括“地点”、“产品”、“人”、“服务”这4个亚类。乔治•里茨尔指出，虽然作为一个二分法提出来，但这包含一个从实在到虚无的序列。趋向于这个序列虚无一端而存在的现象，也可以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少个性的;而在这个序列实在一端的实体，是高度个性化的。为了更具体地描述实在与虚无序列，乔治•里茨尔将其分成5个次序列，其中，靠近“虚无”这一端往往与一般的、缺少本地联系的、相对无时间特征的、去人性化的、无魅力的相联系(见表1)。乔治•里茨尔界定了“虚无”与“实在”的内涵，并进一步指出了“虚无”与“全球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全球化”是特定社会组织形式的全球性传播和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意识的普遍增长。可以说，全球化为“虚无”提供了扩张的土壤，而“虚无”的扩张又促进了全球化的形成。乔治•里茨尔认为，尽管全球化意味着高效率、低成本，但全球化同样带来了“虚无”的扩张，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实在之物”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实在”与“虚无”的此消彼长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的虚空［1］。这种观点延续了其之前几本著作(《社会的麦当劳化》［17］、《让祛魅的世界再着魅》等)的思想。张墩福总结了乔治•里茨尔在消费社会学研究中的几本著作，并指出其可能忽略了地方消费实践和消费者的多样性，从而使结论过于概括化［18，19］。乔治•里茨尔提出“虚无”与“实在”概念之后，对其进行了发展，但在旅游及相关研究领域尚未引入。乔治•里茨尔在研究中多次引用迪士尼乐园案例，迪士尼乐园虽然全球化扩张(美国、法国、东京、香港)，但无论在世界上哪一所迪士尼乐园，游客的感受近乎相同(虚无地点)，游客所购买到的旅游纪念品都是统一大批量生产的(虚无产品)，游客所见的迪士尼人物、它们的表演也是完全程式化的(虚无人、虚无服务)。由此可见，乔治•里茨尔在提出“虚无”与“实在”概念时因得源于对主题公园的分析，这已经隐含了这对概念能够适用于研究其他旅游领域［20，21］。

2.2研究过程和方法研究过程中进行了两次实地调查，第一次调查的时间为2009年7月，共计13天，主要了解丽江大研古城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第二次调查的时间为2010年4月，共计10天，主要调查丽江大研古城酒吧发展状况。两次实地调查共历时23天，期间主要运用了访谈法并结合观察法搜集资料和信息。其中，访谈法主要采用半结构化的方式，预先设定好标准问题和开放性问题，再根据访谈对象的反馈追踪提问。两次实地调查被访谈者总计53位(见表2)，调研过程中根据访谈对象的类型对其进行编号①，主要的访谈对象有丽江大研古城内的酒吧老板(B)、酒吧员工(E)、酒吧客人(C)②、游客(T)③、古城管理人员(M)和本地居民(R)。通过对酒吧老板、酒吧员工的访谈了解古城酒吧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历程，主要的访谈内容包括酒吧的成立时间、规模、发展历程、经营现状，酒吧老板和酒吧员工的来源以及其对古城酒吧发展的态度;通过对酒吧客人的访谈了解游客对古城酒吧的感知和满意度，主要的访谈内容包括酒吧客人泡吧的动机、对古城酒吧服务的感知以及对丽江艳遇的态度;通过对古城管理人员的访谈了解丽江旅游的发展概况以及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主要的访谈内容包括古城旅游发展历程、古城酒吧发展历程、古城酒吧管理条例等;通过对古城居民的访谈了解古城原生文化和居民对丽江旅游发展和文化变迁的看法，主要的访谈内容包括古城原始的文化习俗、旅游发展对其生活的影响以及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

3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丽江大研古城文化演化及酒吧发展

丽江大研古城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始建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纳西族传统文化的中心。丽江旅游业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986年，丽江古城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94年，云南省政府对滇西北进行旅游规划，丽江旅游业进入实质性开发阶段，当年游客量接近22万人次;1996年丽江县发生7.0级强烈地震，古城内部分建筑被摧毁，丽江抓住震后重建的契机，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恢复打造大研古镇;199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正式批准将丽江古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游客量迅速增至173万人次。丽江古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地之后，旅游业蓬勃发展，至2009年，丽江市游客量已超过750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达88.66亿元④。旅游业已经由小变大，成为丽江市的支柱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也成为丽江古城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因。

3.1丽江大研古城的文化演化丽江旅游业发展之前，大研古城的主体文化主要是纳西东巴文化以及茶马古道商贸文化。这源自古城近800年的历史积淀。丽江大研古城初建于宋末元初，在明朝木氏土司时期形成基本格局，木氏土司在此期间世袭知府，纳西族人世居此地，并形成了纳西东巴文化。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滇藏之间茶叶贸易加强，丽江地处滇、川、藏三省交通要冲，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商贸的繁荣使丽江古城逐渐形成了茶马古道商贸文化。纳西东巴文化和茶马古道商贸文化是古城原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丽江旅游发展的文化基础。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旅游业迅速发展。伴随旅游业的崛起，丽江引发了各类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些媒体开始宣扬丽江新文化或旅游文化。2002年，《新周刊》以“你丽江了吗”为封面主题做了一期杂志;2003年，《丽江的柔软时光》出版，介绍并宣传丽江舒适慵懒的生活;2009年，《踢踢兜丽江之恋》中的那句“趁年轻，去丽江”让很多年轻人渴望在丽江邂逅。可见，古城的文化形象逐渐发生了转变。“2005年以来，丽江在民间话语成了‘艳遇之都’而不再是一个‘古王国’，丽江古城被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不是‘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风情’，而是‘家家流水，户户垂柳’和‘休闲娱乐’。”［27］体现了旅游发展背景下古城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及由深厚流传到休闲娱乐的转化。丽江旅游刚兴起时，古城的古朴和清幽吸引了一批追求“品味、浪漫与品质生活”的外地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留在丽江边开店边享受古城生活，古城也因此逐渐被赋予了“小资情调”。“小资情调”是一种生活品味，它在前卫与时尚中，品味着生活中的浪漫情怀。随着“小资情调”在古城内的蔓延，与“小资情调”相对应的小资文化也不断凸显。此后，丽江旅游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古城，小资情调渐渐变了味道，游客们开始刻意地寻求偶遇，也就是现在颇为流行的“丽江艳遇”，为艳遇而旅游又使得当初的小资情调庸俗化。旅游发展过程中再生产出的小资文化与庸俗小资文化是丽江旅游文化的新成分。因此，丽江旅游业的发展使古城文化内涵及构成发生变化。一方面，它稀释了古城原生文化，现在的纳西东巴文化和茶马古道商贸文化已经成为丽江旅游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又丰富了原有的古城文化，再生产出的小资文化与庸俗小资文化成为古城旅游文化新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旅游发展背景下，丽江古城原生文化和旅游文化相互交融，并形成了原生文化、小资文化和庸俗小资文化多元共存的状态(见图1)。

3.2丽江大研古城酒吧发展历程及现状古城酒吧是丽江旅游特色之一，并代表着古城的旅游文化。它的发展历程是古城旅游发展和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

3.2.1丽江大研古城酒吧发展历程丽江古城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旅游吸引力日渐增强。不少外来游客来到丽江，并喜欢上了丽江幽静、慵懒的生活，于是有人在丽江古城的新华街自发地开起了小茶吧。之后，小茶吧演变成了小酒吧。据调查，1996年，丽江大研古城出现第一家酒吧———樱花屋，当时的樱花屋也只有两间门面的规模。酒吧相对于古城是缺乏本地联系的，表现出了“虚无”的特征，可以说，酒吧的出现是对古城原生文化的稀释。随着丽江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高，到丽江旅游的游客逐年攀升，丽江旅游经济有了质的飞跃，丽江酒吧也逐渐成长为一种产业。2002年后，古城内酒吧业不断扩张，特别是在古城西环境清幽的新华街，临河而筑、傍水而开的酒吧逐渐有了规模，并于2004年开始形成了今天的酒吧一条街。除酒吧一条街上的大酒吧①以外，还有很多小酒吧②散落在古城各处。酒吧规模化发展体现了“虚无”的扩张，但古城酒吧在扩张的过程中又不断增添本地元素，目前，丽江的酒吧一条街已经成为古城内的一大特色，诠释着丽江古城的新旅游文化。由此，丽江大研古城酒吧的发展可大致分为萌芽和扩张两个阶段:萌芽阶段从1996年持续到2002年，以出现第一家酒吧为标志，酒吧多为一两间门面的规模，酒吧数量也较少，以休闲为主;扩张阶段从2002年开始至今，以形成酒吧一条街为标志，酒吧规模增大，多数酒吧开设分店，酒吧数量增多，娱乐和艳遇是其主要特色。丽江大研古城酒吧的发展历程反映了“虚无”的不断扩张。

3.2.2丽江大研古城酒吧发展现状目前，新华街酒吧一条街位于新华街翠文段和双石段，共有酒吧27家。通过实地走访和调研，本文整理出酒吧一条街27家酒吧的字号、位置和大致经营规模(见表3)③。其中，规模较大的酒吧是樱花屋、一米阳光和千里走单骑。樱花屋是古城区内最早的一间酒吧，1996年创立时只有两间门面④，2002年扩建至今天的16间门面，可同时接待600位客人，员工近百人。一米阳光酒吧开始于1999年，现在已经有4间分店。千里走单骑创立于2005年，目前在酒吧街共整合出3个分店。这3大酒吧的规模占整条酒吧街总体规模的60%以上，且这3家都成立了各自的公司，形成了自己的品牌，除酒吧外还经营餐厅、客栈、休闲会所等项目。相比于这3家酒吧，酒吧街上的其他酒吧相对较小，但经营规模都在两间门面以上，一般酒吧的员工数在20人左右。在经营内容方面，所有酒吧都提供餐饮和酒水，并配有音乐和民族歌舞表演。晚上8点钟左右，整条酒吧街充斥着喧闹的音乐以招徕游客。总体上讲，酒吧一条街上的酒吧，经营规模大小不一，但经营的内容和方式大致趋同。除酒吧一条街外，五一街、七一街等街区也有很多小酒吧，比较出名的如“我在丽江等你”、“38号”。这些小酒吧规模都比较小，且多数离古城中心四方街较远，客人较少，但氛围更亲和、交流更充分，客人们围着火塘听歌手唱原创歌曲，而酒吧的主唱歌手也往往就是酒吧的老板。因此，在经营方式上，小酒吧与大酒吧风格迥异。一位在丽江开客栈的老板(S01)说:“大酒吧在(晚上)11点半以后就不能放音乐，12点多也就关门了，(大酒吧)关门后大家就转移到小酒吧，在那里可以泡到两三点，通宵也可以。”可以说，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小酒吧都可以说是大酒吧的一个补充。总体而言，丽江古城酒吧形成了以集中布局的趋同化大酒吧为主体、以分散存在的个性化小酒吧为补充的格局。

4酒吧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虚无”与“实在”

酒吧是一种全球化浪潮下的舶来品。因此，酒吧相对于丽江古城是缺乏本地地理联系和独特性的“虚无之物”，但丽江古城的酒吧经过经营者与游客的再生产，已经成为丽江旅游符号之一。“无论是大酒吧还是小酒吧，都是丽江的特色，来一次丽江，当然都要去看看。”(T07)访谈中近70%的游客也都表示“早就听说过丽江酒吧”、“一定要去看看”。古城酒吧经过文化再生产后变成另外一种“实在”，它是丽江旅游文化的代表，并集中体现着旅游文化中的小资文化和庸俗小资文化。可以说，丽江古城的酒吧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是“虚无”的，而相对于古城旅游文化又是“实在”的。

4.1酒吧“虚无”与“实在”的表征分析

4.1.1酒吧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而言是“虚无之物”古城酒吧作为一种虚无的流动空间最先出现在新华社区。酒吧出现之前，“古城没有多少游客，新华街那边都是居民住的地方”(S06)。1996年，古城新华街翠文段出现第一间酒吧。新华街沿古城西河而建，环境清幽，此后又陆续有几间酒吧选址在新华街，并逐渐形成了规模效应。现在新华街翠文段和双石段的大部分门面都是酒吧，这条街也因此被称为“酒吧一条街”。在受访的16位游客当中，所有游客都听说过酒吧街，其中81.25%的游客知道酒吧街在哪里，但听说过新华街的游客却只有两人(T01、T02)。可见，新华街的建筑功能已经由本地社区完全转变为酒吧街，新华街的传统街名和历史街区形象在游客和酒吧经营者的共同作用下逐渐被模糊。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新华街的这种转变过程是体现在“地点”方面的“虚无”。而在“虚无地点”中又蕴含着人、产品和服务的“虚无”。首先，本地纳西人大多已迁离新华社区。据新华街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介绍，新华社区大部分本地居民都已搬出古城，并将自己的房屋出租给酒吧经营者，目前酒吧一条街27间酒吧的经营者①都不是丽江本地人。酒吧内的歌舞表演人员也都来自外地，“他们都是一个表演团的”、“都不是本地人，但是会跳本地舞蹈”(E02)。此外，在酒吧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尽管有一些是纳西族人，但他们都穿着同样的服装接受着统一的训练，无论是在酒吧外面招徕顾客，还是在酒吧内为客人提供服务，其言行举止完全都是预先设定好且经过职业训练。酒吧经营者与表演者缺乏本地地理联系，酒吧服务人员去人性化的工作方式，这是体现在“人”方面的“虚无”。其次，酒吧里提供世界各地的美食，任何地方来的游客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家乡风味”，当然古城酒吧也提供丽江本地的特色小吃，但很少有客人会选择地方小吃，“(地方特色小吃)路边老婆婆那里几块钱就买到了，这里又贵又不正宗”(C11)。因此，西餐与洋酒仍是古城酒吧最主要的产品，这是体现在“产品”方面的“虚无”。再次，酒吧所提供的服务和体验也往往是不真实的。酒吧一条街上的酒吧每晚都会有歌舞表演，与纳西族传统打跳不同，这些表演由专业的表演团队负责，表演的内容有民族舞蹈也有流行歌曲。一些酒吧客人表示“这跟我们家那边的Disco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C04)。这些表演缺乏丽江古城的本地联系，游客所感知到的这种无地理特征体验是体现在“服务”方面的“虚无”。总体来讲，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古城酒吧在“地点”、“人”、“产品”和“服务”上都缺乏丽江本土特色，它是一般的、缺乏地方特征以及无魅力的，处于“实在—虚无”序列中偏向“虚无”的一端(见图2)。

4.1.2酒吧相对于古城旅游文化而言是“实在之物”尽管酒吧的出现和扩张对于古城原生文化是一种“虚无”，但古城酒吧同时又具有独特的一面。它与古城四方街、大水车一样，是游客必去的“古城一景”，“即使不泡吧，也要到酒吧街上感受一下那种氛围(T07)”。首先，古城酒吧代表着丽江的小资文化。酒吧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它的内部装饰和所要传递的整体氛围都是“富有情调的”。萌芽阶段的酒吧规模不大，较为安静，在酒吧里聊天、听歌、品酒，享受丽江的幽静，是一个“绝妙的好去处”②，这样的酒吧可以被形象地称为“小资酒吧”。“小资酒吧”符合都市小资的生活理念，它与丽江古城相结合，成为丽江旅游的一大特色，是相对于古城小资文化的“实在之物”。其次，酒吧作为“制造艳遇的空间”是庸俗小资文化的集中体现。“都说丽江是艳遇之都，但不是待在客栈就是在街上瞎逛能有什么艳遇?后来我想明白了，想要艳遇就得去酒吧(C07)”;《丽江的柔软时光》中也有一章专门描述“艳遇酒吧”。酒吧经营者为迎合游客需求，不断地扩大酒吧规模，并且特意去制造“艳遇”的氛围引导游客寻求艳遇［22］。樱花屋酒吧内挂满了具有诱导性语言的标语，如“全世界一切美女都是纸老虎”。这样的酒吧可以被称为“大众酒吧”，它们逐渐成为复制艳遇的场域，传递着庸俗小资文化。由此可见，古城酒吧是丽江小资文化和庸俗小资文化的典型代表。小资文化和庸俗小资文化尽管不属于丽江古城原生文化，但却是古城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相对于古城旅游文化，古城酒吧是具有独特性的“实在之物”。古城酒吧既有“虚无”的一面，又有“实在”的一面，这反映了旅游发展背景下古城文化的变迁。古城原生文化是当地人生活中所使用的文化，而古城旅游文化是旅游发展过程中再生产出来的文化，并为游客所使用。随着旅游业与地方性的不断融合，古城旅游文化也逐渐被本地居民所接受和使用。以古城酒吧为例，它虽然是古城旅游文化的代表，但仍有很多本地人到古城酒吧去泡吧、交友，甚至是去寻找“丽江艳遇”。这是古城旅游文化逐渐“实在”的过程，也是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的过程。

4.2酒吧“虚无”与“实在”转换的动因

4.2.1“实在”向“虚无”转变的动因:多元化酒吧在本地社区的出现和扩张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是“实在”走向“虚无”的过程。这其中的动因可分为3类。第一，全球化作为无处不在的外部力量是最基本的动因。在全球化力量的作用下，酒吧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并迅速蔓延和发展;同时，全球化力量为旅游提供动力并促进了丽江旅游业的发展，游客量的增长和各种旅游接待设施的完善为酒吧的出现和扩张创造了条件。第二，旅游力与现代性的交织增加了游客对古城酒吧的需求。一方面，随着游客接待量的逐年增加，古城内需要更多的公共休闲娱乐空间，古城酒吧恰好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现代性促进旅游的产业化发展，产业化带来的利润和增长驱使酒吧经营者们不断扩大酒吧规模，如古城内的樱花屋、一米阳光和千里走单骑，这些大酒吧的产业化发展，将“概念化”和“控制”进一步集中，逐渐变成一种相对“虚无”的社会存在。

4.2.2“虚无”转换为“实在”的动因:本地化古城酒吧的出现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是一种“虚无”，但相对于古城的旅游文化则是一种“实在”，这种“虚无”转换为“实在”的动因主要是本地化。本地化是在本土力量的作用下使事物呈现出本地特征的过程。古城酒吧的出现和扩张是全球化作用的结果。但古城内的酒吧在本地化的作用下又不同于其他地方的酒吧。古城酒吧临河而筑、傍水而开，散发着休闲、慵懒的气息，游客在酒吧聊天或发呆是一种情调也是一种享受。在受访的游客和酒吧客人中，有近一半人表示“(丽江的酒吧)挺有气氛的、挺有感觉的”。由于这种游客对本地性的追寻，古城与酒吧相互融合，使原本的“虚无之物”有了新的内涵，转化为“实在”。与全球化相比，回归本地化需要更多成本。但政府以及商家都舍得花费这些成本来制造具有本地特色的酒吧。究其根本原因，是为满足游客对古城文化背景、纳西民居和民俗特色等差异化的需求。旅游本身追求异质化体验，如果旅游目的地的本地性完全被全球性压倒，则旅游需求不复存在。因此，可以说，游客异质化的旅游需求是“虚无”转化为“实在”的根本动因。尽管旅游发展从客观上加速了古城全球化进程，但旅游者主观上却是追求本地特性的，在这种旅游需求的引导下，古城酒吧展现出了一些地方文化表征，如酒吧员工身着民族服装、店内装饰符合丽江本地特征;同时，古城原生文化也得到了更多的保护，据古城保护管理局文化保护科科长介绍，现在有很多人学习东巴乐舞和东巴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政府也组织了一些相关培训班。在多方力量的推动下，古城的原生文化正在逐渐“复兴”。

古城文化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06-03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和考古教育的主要创办者，曾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苏秉琦先生1909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苏秉琦先生在北京大学的考古学专业任教授长达三十年，为培育考古人才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的考古文博部门。

在苏秉琦先生几十年的考古生涯中，主持或参与了多个著名考古遗址的发掘，如陕西宝鸡斗鸡台墓地、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地、洛阳中州路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洛阳王湾遗址等[1]，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成果。在20世纪30年代对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中，苏秉琦先生较早地利用了由欧洲人创立的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出土瓦鬲进行研究，提出了先周文化的渊源；主持在西安附近进行的考古调查期间首次发现了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判定了与当地仰韶文化和西周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在洛阳附近主持考古发掘，勘察东周“王城”遗址，建立了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同时也把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和实践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凡此种种，只是苏秉琦先生早期田野工作的一小部分，多年的、大量的考古实践使先生开始致力于理论研究，为不断加强考古学科的理论建设，提高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科学水平，使中国的考古学科更加走向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是苏秉琦先生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总结的一个里程碑式成果，他将中国古文化丰富的区域分成六大块，就此提出了中国文化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为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使得考古学工作者们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各个区系的考古发现不断增多，更加印证了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的正确性和前瞻性。就在此后不久，苏秉琦先生所划分的六大区系当中的第一个，也就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有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辨识，朝阳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遗址和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的重大发现，苏先生也自此把这片区域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曾多次在燕山南北、辽河流域进行考察实践，并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3]一文，进而提出了国家发展的三模式学说和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目标。可以说，对辽河文明特别是对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促成了苏秉琦先生一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华文明起源课题的诞生。

红山文化的发现始于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岛田贞彦等人对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发掘，在那里发现了史前人类的居住址和一批陶器、石器；随后一些中外学者在赤峰左近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活动，丰富的文化遗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直到1954年尹达先生提出正式命名红山文化[4]，此后开展了一系列针对赤峰地区考古的研究，逐渐理清了当地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特别是对红山文化的基本特征、分布范围、年代等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是，红山文化得以被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关注还是从20世纪70年代对喀左东山嘴等大型祭祀遗址的发现开始的[5]。东山嘴遗址位于辽宁大凌河西岸的喀左县，是1979年5月辽宁省文物普查试点时发现的，1982年春天由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继续发掘，这里是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随后，考古人员在周围区域继续寻找，在距离此处约几十公里的建平、凌源交界的牛河梁村又发现女神庙、积

古城文化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6-0149-02

一、序论

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蕴含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量信息。随着我国城市现代化发展进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己成为所有历史城市面临的重要课题。一方面要发展经济，进行城市建设，另一方面又要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使二者不相冲突，协调发展，这本身就是很难做到的。因此目前国家重视城市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确保文化古城建设有序合理的发展。

韩国虽然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半岛国家，但是却拥有9处世界文化遗产，各种历史文化遗产很好地加以保护和传承。值得一提的是韩国一些历史文化古城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并且利用历史文化遗迹和传统文化进行旅游资源开发，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协调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他们的成功保护和开发利用策略很值得我们去探讨和学习。

本文主要以韩国历史古城庆州为例，深入研究韩国古城保护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探讨他们的发展策略，从中可以找到解决我国古城发展中面临的一些矛盾和难题的办法，为我国主要的古城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二、庆州古城保护及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庆州位于韩国东南部庆尚北道，属于韩国中等城市，庆州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其中有约一千年的时间（公元前57年至935年）是作为新罗王朝的首都，遍布着新罗时代的文化遗址。庆州是朝鲜半岛历史文化和文物最丰富的地方，具韩国国土研究院调查资料显示，庆州具有指定的部级、道级文化遗产297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12个文化都市之一，被誉为 “没有围墙的历史博物馆”。庆州的佛国寺、石窟庵、历史遗址群被指定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庆州作为国际性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其主要特色。庆州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不仅对国内游客，也对海外游客尤其是欧美国家游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每年都有很多外国人前去参观游玩，进行文化旅游。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又很好的保护了庆州的历史文化资源。庆州的文物古迹和空间格局得到很好的保存，同时也发挥了对市民的贡献，旅游产业的可观收入也为继续进行文物的管理和修葺提供了资金。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

庆州在古城发展上，首先确保历史文化资源的永存，庆州是新罗长达992 年的千年古都，拥有最具韩国特点的自然景观以及新罗时代的遗址， 因此在开发中突出其“天然博物馆”的特色。同时韩国政府花费巨资修复了庆州的许多古迹，并将连同庆州及其郊区共214平方公里的地区全部划为历史保护区。为保护古迹和人文环境，庆州不准建造高楼大厦，农村和城镇居民住房多为古色古香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平房或2-3层的楼房，与整个庆州的文化古迹相相得益彰。因此庆州地区基本保持古都昔日风貌。同时有形与无形资源开发相结合，民间新罗节庆习俗、传统花郎武艺、传统民俗娃娃和韩纸的制作等，很好地展示了庆州的文化旅游特色。

庆州大力保护历史文化古迹，并没有影响庆州经济发展。庆州大力发展有特色的旅游业和文化产业，通过召开庆州世界文化博览会、新罗文化节及韩国美酒及糕点宴会等代表韩国的庆典和国际性活动发展成为国际性文化艺术城市。吸引了很多国内外游客，成为国际性历史文化名城。

三、庆州古城历史遗迹保护与发展规划实践特点分析

（一）国家的法律支持和庆州市政府的主导

韩国国家于2005年制定了《古城保护特别法》，将古城保护上升到法律高度，从文化遗址的个别保护上升到历史文化大环境的保护。庆州古城保护与发展得益于此法律。为庆州的规划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据。庆州市城市基本规划成五个区域，历史遗迹保护区、历史景观保护区、开发促进区、新城区、普门观光区，具有不同的城市功能。

庆州制定了具体针对庆州文物古迹保护的相关法规和条例，有“文物保护法”、“都市计划法”、“建筑法”等。比如规定保护区范围，木柱、石柱建筑，从建筑物外檐在地面投影起20-100米内为保护区，王陵、古墓等封土下端起10-100米内为保护区等。还规定了市区内建筑物高度，庆州旧市区内的建筑高度在7米至25米之间。另一方面，通过条例加强对韩国传统住宅区的保护和管理。为了传承韩国传统住宅文化，市政府要求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几个历史遗迹区周边建造历史文化美观区，即区内各种建筑要按照古时的民宅式样建造。规定建筑物的围墙、大门、屋顶样式、色彩、材料等。这些规定都细致入微的起到对古城建设的指导作用，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另外庆州市的发展也同样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和主导。在庆州制定了综合发展规划以后，韩国国家各个部门及庆州市市政府、庆州文化管理委员会、庆州主要公司等共同参与工程的推进，一个部门只负责一个任务，避免平行部门的混合管理，行政管理体制比较完善。同时庆州市古城保护和发展采取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营机制，一半以上的资金都是由政府部门投入，极大的提高了古城开发的运作能力。

（二）妥善解决开发与保护之间产生的矛盾问题

庆州在进行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时候，始终做到开发和保护并举。将旧城街区大部分地区都划到特别保护区和历史文化环境区内，强化了对旧街区的保护力度。从个别物的个别保护转向对文物系统的整体保护，旧城区原有遗迹的修复和保护与新城区建设同步进行。庆州禁止对大陵园内古坟的挖掘和开发，禁止在旧城区建设高层建筑，禁止兴建有污染的企业。而现代化高层建筑大多在市外20-30公里的地方。

庆州发展避开历史遗迹丰富的旧城区，遵循新罗王京地区遗留轮廓，营造与地区景观相配合的中、低密度的居住空间。周边的绿地、河流、文化遗迹成为一个整体，在保护文化古迹的同时，也给居民创造了舒适的居住环境。同时庆州新区的开发成功联合了周边主要城市，如大邱、蔚山、浦项等，发展成为综合新都市。

（三）维护居民利益，引导居民自发进行古城保护

由于韩国是土地私有制，在庆州进行古城保护和利用的过程中，古城很多土地都属于当地居民私有财产，由于刚开始缺乏政府主导，居民乱建房屋，开发混乱。后来在旧城遗址复原和改造过程中，庆州政府注重对居民拆迁的安抚工作，制定明确细致的补偿方案。花巨资分次集中购买居民土地，并在新区进行房屋的加倍补偿措施，很居民利益得到了保护。

另外鼓励居民根据条例规定建造房屋。如果建造的传统韩屋能够显示出传统建筑美感，并有利于保护周边地区景观时，政府则提供一些资金支持。对独立住宅每平米提供25万韩元（约合250美元），对房屋屋顶的维修每平米提供5万韩元（50美元）以下的资金。这样使得居民在利益不受损害的同时，体会到了古城发展带来的生活便利和质量的提高，因此自发的加强对古城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并积极支持政府的规划建设。

（四）开展各种节庆活动和博览会，大力进行外宣活动

庆州政府在古城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对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以政府为主导对当地的旅游活动进行宣传。由政府牵头，利用韩国观光公司在海外的分公司，对庆州的古城旅游商品进行企划，包装，然后通过媒体进行报道，通过网络进行宣传。并以文化观光庆典为导线，进行海外市场开发活动。庆州开发了多种多样的庆典活动，分布于各个季节和时间，庆典有政府支援和当地居民的参与，各个部门联合对庆典进行策划和旅游商品的开发、销售。并且制作庆州市市政府和庆州文化旅游网站，设有英语、日语、中国语多国语言网页，内容详尽，设计新颖。起到很好的外宣作用。

四、给我国古城保护与开发的启示

（一）利用先进理念进行古城建设设计长远规划

城市规划对于古城的发展至关重要，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能够减少很多开发过程中对于古城文化资源的破坏，缓解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各级政府要对相关城市进行全方位的调研与分析，制定符合该城市特点的规划，并带头执行。不仅要有短期规划还要有长远规划，同时确保换届不换规划，保证规划持续进行。合理规划好古城与新城的关系，用新城发展带动旧城的保护和改造，用新城发展弥补旧城空间和功能上的不足，起到互补作用，形成统一体。

每个古城按照自身发展阶段和特点，对于文物古迹、历史街区、古城环境、格局等进行不同层次的保护和维护，对老城区要坚持保护、保存和修整结合的方针，对新城要坚持科学合理规划、现代管理模式运营的方针。

（二）加强政府主导和资金的投入

要重视发挥文物部门在古城保护中的作用，多部门进行协作。要加大古城历史文物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与整治资金投入，同时积极探索多元投资渠道，开拓有特色的新型产业，探索建立古城保护的补偿机制。同时加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开发文化旅游资源来扩充文物古迹保护经费，从旅游收益中拿出一部分作为专项文化保护资金，既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也实现了文物资源的长久保护。另外政府要出面进行文化产业资源招商引资，吸引港澳台和海外资金的注入。

（三）调动市民保护积极性与参与性

我国很多古城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和传播还主要是政府推动，地方和民间都是配角，积极性还没有被激发出来。在政府的支持下，广大民众应调动自身的积极性，以主人翁的姿态来面对古城的保护和传承。古城举办的各种旅游节和文化庆典活动，应以民众为主体，让民众找到节日文化主人的感觉，进而投身到古城历史文明对外传播的队伍中去。政府应打造广大民众对于所在城市的自信力和自豪感，使广大民众自发地调动起积极性，投身到古城保护和建设行列中去。

（四）开发各种旅游产品、加强外宣

针对古城自身历史资源特色，开发各种旅游产品、策划各种庆典活动，政府组织专门的人员进行这些产品和活动的包装、广告策划，拓宽传播途径，有效利用网络、电视等传播媒体积极向国内外进行宣传。进一步扩大古城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古城的发展中。

参考文献：

[1]庆尚北道.庆北圈观光开发计划[R].2002.

[2]韩国观光资源部.庆州传统文化中心城市的观光发展构想[R].2009.

[3]王景慧、阮仪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古城文化论文篇（9）

中国旅游业作为朝阳产业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近几年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我国国内旅游业和国际旅游业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旅游市场越来越大。根据PATA战略情报中心的中文版本《2011年度旅游监测报告（年初版）》，于2010年，中国已跃居第四大出境旅游消费国和全球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根据《2012年国内旅游市场发展综述》统计显示，2012年，全国国内旅游人数为29.57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2.0%。全年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2706.2亿元，比上年增长17.6%。其中国内游客人均旅游花费为767.9元，同比增长4.9%。预计2013年国内旅游人数将达到32.5亿人次，比2012年增长10%；国内旅游收入达2.55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2%。但是总体上说我国旅游业仍处于一个低消费、大众化、低水平、的状况。旅游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虽然发展很快，但仍不能适应国内旅游发展速度的要求。

二、从再造凤凰谈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一）再造凤凰事件

凤凰县凤凰古城位于湖南省境内，自古以来一直是苗组和土家族的聚集地，其文化、建筑、饮食都有着鲜明的特色。凤凰古城临沱江而建，木质的吊脚楼鳞次栉比布满河岸两侧，东、西城门楼在夜晚灯光的照应下显得格外庄重，就是这样一个古朴的小镇，用其特有的风情吸引着无数的中外游客前来欣赏，然而旅游业的发展在带动凤凰古城前进的同时也将凤凰推到了一个瓶颈，越来越多的游客使得这个核心区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镇感到窒息。

面对这样的发展瓶颈，古城有关部门于2012年9月了一条“拟投资55亿元人民币复制一座新城，完全模仿现在的凤凰古城，取名“烟雨凤凰”，通过建新镇来保老城”的消息，此消息立即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到底该不该建新城，如何通过合理手段保护古城，怎样传承古城的文化等问题再一次引来各界关注。

1、“再造凤凰”区别

“再造凤凰”与“复制凤凰”

自2012年3月叶文智公开表示要建造“烟雨凤凰”时起，网络上关于凤凰新城的传闻不绝于耳。“一个拟投资55亿元人民币，完全模仿湖南湘西自治州凤凰古城而建的新镇‘烟雨凤凰’将于年内动工。”类似这样的消息，一时间疯传于网络。

“一座青山抱古城，一湾沱水绕城过，一条红红石板街……”这座小城因沈从文而在文学界闻名。层层叠叠的吊脚楼，蜿蜒的沱江水，雄壮的大石桥，沈从文、熊希龄的故居记录了这座古城的点滴琐碎，在雨后的迷雾里，在日落后的黄昏中，散发着古城的魅力。

凤凰古城可谓是绝无仅有。厚重的历史感，浓厚的民俗风情，积淀的文化底蕴，是游客选择凤凰的理由，也是凤凰有别于其他旅游胜地的地方。建造者能做到的是模仿古城的外形，但古城的底蕴确是无法重塑的。即便它再“真实”，也只是个仿品，并不是游客们一心向往的那个历史文化名城。而事实真的就像是网友们所说那样，完全复制吗？对于这一点，叶文智在2012年9月在一则采访中表示：“文化是凤凰古城的灵魂，也是支撑古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源。这是可以复制的吗？”除此之外，叶文智还反复的强调此次项目的目的是“建新镇保古城”。

可见，凤凰新城并不像是传闻中的那样，像个假古董般的完全复制。若不是复制的“赝品”，那么新城的图景是怎样的呢？叶文智称，新城将会是一个集旅游、居住、度假、休闲、娱乐、文化于一体的民族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除此之外，他还表示“一个没有文化内涵的烟雨凤凰，最终只会是一堆建筑垃圾。

在我看来，凤凰新城更像是凤凰古城的一个辅助，将休闲娱乐部分搬入新城，分流游客，使得古城的接客压力得到缓解，对凤凰文化旅游产业起到提升质量，扩大容量、转型升级的作用。“烟雨凤凰”将注重观赏性，在设计中融入当地民族风情符号和元素，把整座城变成艺术品。 从这一点来看，“烟雨凤凰”又是凤凰古城的一个视觉延伸，同样可以起到游客分流作用。

（二）“烟雨凤凰”的意义

1、缓解古城载客压力

凤凰古城已经成为中国旅游业的一个文化符号，是无数海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然而近年来景区的火爆造成景区游客严重超标，人山人海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旅游系统一度瘫痪。

对古城而言，2011年古城游客接待总量为650万，超过理想接待数量约200万，大量的游客让古城的环境受到了严峻的威胁。游客增多，酒店，临江饭馆随着增多，而这些店面的废水不经任何处理的，肆无忌惮的排到沱江里。沱江水，现已成为绿色，漂浮着一次性饭盒、塑料袋等自然无法分解的垃圾，而在古城没有开发前，沱江水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苗族人。另一方面，在古城两千平方米的土地上，充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们，噪音、拥挤、空气污染占据了整个小城，古城的静谧则是早已不在，古城居民的生活质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从游客的角度讲，快速增长的游客数量，使得古城的床位量显得捉襟见肘，在品质上也是难以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特别是在旅游高峰时，没有提前预订酒店的游客会出现游客玩在凤凰住在吉首的现象。公共厕所少的问题在近年五月份相关部门新添置18个免费公厕后，终于得到缓解。而在之前公共厕所的数量一度只有6个，且其中四家向游客收取一定费用。

新城将分为行政新区、居民新区、游客新区，空间的延展和划分会使古城原住民安静、闲适的生活方式得到保护，现代化的家庭设施及居住环境给予当地居民舒适感和安全感；对于游客来讲，在新城可以体验到更多的旅游项目，享受更好的服务待遇，高水平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另外，分流到新城的游客势必减轻了古城的接待压力，减少了对古城的破坏，古城的风貌得以维护。还有，以凤凰新城完善的排水系统为例的现代化硬件设备还会降低凤凰地区环境污染水平。

2、打造国际化旅游目的地

国际上旅游业发达国家就旅游发展趋势认为旅游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新型的旅游形态是结合现代都市、生态旅游为一体的自助式的休闲艺术体验，其特点强调的是个性化和差异化。从凤凰古城来看，其文化和历史的独特可以说是它的个性化，但从差异化角度来看，却略显不足，具体来讲，差异化体现在三个方面：目的地形象差异化、旅游产品差异化、旅游服务差异化，而烟雨凤凰的兴建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差异化这一不足。

凤凰新城则会在保护老城的基础上，建有酒吧、客栈、旅游纪念品商店、会议型和度假型酒店等，知名品牌香格里拉、凯宾斯基、悦榕庄等都将会入驻新城。“保古城建新城”的做法正是迎合了差异化这一特点，新城时尚的创意设计，旅游产品的改良以及酒店配套提升的服务质量会与古城的年代感，古朴与悠久感相碰撞，使凤凰极富个性与魅力。这种差异化满足了现代旅游消费者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多样化的需求理念，而满足游客需求的本身正是发展现代旅游的根本。

3、发展当地经济

按照规划，凤凰新城的选址距离古城4.6公里，面积为古城的三倍，从空间上来讲，新城将会是对古城的一次延展，在这次的烟雨凤凰项目中，古镇的商户将会外迁到新城，商户分布面积要比之前更广阔，游客在分散购物的同时，也带动了凤凰古城景区周围的商业发展。

从新城的发展规划来看，新城增添了更多功能的酒店，会议型，度假型等。游客在观光之余，除了民宅、客栈之外，有更多选择的余地。会议型的酒店更是让古城走上了国际化的路线，当然会议也会因为举办地的历史文化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些效果都是我们在举办会议之初所期盼的。相较之下，在建烟雨凤凰之前，古城的日接待量高峰达到8万人次，而古城区内的宾馆床位数仅为2.5万张，这也就不难解释没有预定上酒店的游客玩在凤凰住在吉首，或是干脆躺在车里将就一晚的现象了。无论烟雨凤凰是否存在，酒店业的发展是个必然的趋势，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在消费水平上，无论是上面提到的酒店业还是旅游纪念品店，新城的建设注重了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升级，而这是游客们所渴求的。在工作之余，和家人朋友的旅行中，游客们心中期待着的往往都是放下身上的包袱，享受优质的服务，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得到放松。在收入增长的背后，大众的消费需求也是相应上升的。与省钱相比，人们更倾向于在节假日的时候，把金钱兑换成享受，所以说消费升级不愁没市场。

据估计，烟雨凤凰建成后，直接带来就业20000人，带动当地旅游增长20%至30%，为当地财政创收2亿元，而在2011年凤凰县的财政收入仅为3.45亿元。可见，烟雨凤凰项目成功落实对凤凰县经济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三）“再造凤凰”存在的问题

1、遗失古城原有风貌

凤凰古城以其悠久的历史闻名于世，这座静谧的古城孕育了沈从文、黄永玉、熊希龄等文化名人，而其富有特色的建筑――吊脚楼也吸引了中外游客前来参观，然而走在如今的凤凰古城，人们已经很难领略到那份特有的湘西文化，流淌在这座古城中，更多的是商业化的现代品，是已经扭曲了的当地人的生活。而正在酝酿的“烟雨凤凰”本就少了原有的历史底蕴，难道它能更好的传承连凤凰古城都已经遗失的古韵么？新的“烟雨凤凰”到底是否能还古城一份宁静，我们暂无定论，但是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不管是“烟雨凤凰”还是老凤凰古城，都要把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起来，让古城更有古韵，让新城更有魅力。

2、负面舆论多导致吸引力下降

自2012年宣布再造凤凰古城起，网络上下关于再造凤凰古城的议论从未停歇，主办方抱着对新城的憧憬和希望愤步向前，而凤凰古城内外关心古城的人们却无时无刻不在质疑着、担心着古城的保护和发展。

正如上面提到的，古城的内涵在于其古，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不厌其烦、不嫌其远、时不时的来看看这座书中提到的“最美的古城”，呼吸着沉寂的空气，摸一摸古城墙，闭上眼睛试着体会这就是一代文人沈从文住过的地方，是《变成》故事诞生的地方，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体验，一次心灵之旅。试想一下，在新城做出这样的举动，不免会被认为是荒谬之举。心灵之旅是新城的躯壳所不能给予的。这也是游客们最担心的一点，新城再怎么建，也是新城，那么就不要折腾了，劳民伤财。

此外，当地的商贩也是负面舆论的来源之一，伴随着今年五月份的售票制度，古城的商贩们逐渐被转移到古城之外的新城当中，虽说按照经营性质划分为不同的商户类型，并根据不同的政策给予补助或是相应的免租，但这难以消除商贩对新城生意不景气的疑虑。出于民众对再造凤凰的期望值不高，商贩在搬迁的过程中也未体现出积极的姿态。商贩的不支持又会反作用于新城的建设，影响着新城的活力和吸引力。

（四）通过“再造凤凰”事件为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解决办法

1、转变当地旅游业发展方式，实现产业融合

在开发古城旅游资源时，秉承保护为主的原则，适度开发当地生态游，并且充分考虑开发古城对当地百姓生活情况的影响。将掠夺式的开发模式升级为规模化、高效益的发展，注重服务质量的优化以及环境质量的改善。

另一方面，加强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像是当地的手工业，苗族的挑花、织锦、刺绣、剪纸、蜡染；美食业，蕨菜炒隔年腊肉、凤凰姜糖、湘西糍粑。凤凰有着古老的历史，当地的服饰、节日、美食、生活习惯都是很好的旅游资源，蕴含着古老的文化，在开发的同时应注重古城的原汁原味，过度的商业化会使古城失去原有的味道从而丧失对游客的吸引力。

除此之外，还可以针对当地的旅游特色开发旅游线路，一点：凤凰古城区、一江：沱江、一线：凤凰古城南方长城黄丝桥古城，打造三大特色品牌：名人名城、楚巫文化和民俗风情二、结合当地资源，升级消费模式

就目前的消费模式来讲，较为单一，且较为基础。应做到注重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实现个体的整合或是工会形式，注重质量把关和手艺的传承，保证工艺品的质感和文化感。结合当地的节日文化及生活方式开展别具一格的旅游活动，像是歌舞表演，建筑欣赏等。

3、注重旅游行业从业人才的培养

导游人才是传输凤凰文化的一大关键。因此，应该注重导游人才能力素质的培养，保证做到对当地文化有深刻的了解，让游客从导游那里领略到苗族居民的神韵，从自己眼中感受苗族居民的风采。

4、古城的延伸――“烟雨凤凰”

“烟雨凤凰”的出生，将会是凤凰古城面积的一次延展，是一次消费的升级，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带动古城附近一带经济的发展。但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烟雨凤凰”足够具有吸引力。凤凰古城之所以能够招致大量的游客，其重要原因是凤凰的“古”，“古”中蕴含着凤凰的历史，以及岁月涤荡出的人文，而这些是任何急功近利的“新建，再造”不能完成的。而“烟雨凤凰”的动人之处，在于其能满足游客因收入增加而上涨的消费水平，然而它真的动人到足以吸引大量的游客吗？取决于它是否能做到古城与新城的过渡，新的不那么扎眼，古的不那么失真，其间还能感受到文化的创新与流动。

三、发达国家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一）科学制定旅游业规划，合理管理旅游业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有连贯性及一致性的旅游规划指导。旅游业的发展要考虑到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要将保护和利用有机的结合。

旅游开发不仅仅是旅游部门的事，更应该包括生态、历史等各个部门的统一协调，我国在管理方面存在许多管理重复，互推责任或管理空白，无人问津的情况，有些当地旅游部门仅考虑经济利益，未能尊重专家及游客的意见，使得旅游规划缺乏科学性，合理性。

（二）建立第三方监督

古城文化论文篇（10）

一、引言

古城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体现，是华夏古老城市文明生动再现。伴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古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特别是城市的文化遗产、历史环境、城市特色、人文习俗在现代化建设浪潮的侵蚀下日益削弱．因此，保护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文化名城具有现实而又重要的意义。

二、古城保护与更新的关系

1 、传统古城更新过程的特点

新世纪进程中的古城更新，应满足现代生活的各种需要，通过各种措施提高古城的综合效益，有效保护城市的历史环境。古城产生方式如何，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哪些阶段，哪些因素会影响它的发展，在这些要素作用下，它的发展前景如何等等，都是在古城保护中值得考虑的问题。保护与发展缺一不可，我们应当一手抓保护，一手抓更新，只有不断提高保护水平，才能保证对古城进行恰当的有机更新。

2、 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场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有意义的，积极的变化能够体现出场所精神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适时的更新，而消极的变化则往往显示为人们对场所精神的忽视。

古城并不等同于文物建筑，并非每个建筑都具有历史价值，但其真实的历史遗存和所构成的古城整体秩序，却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脉络信息。“要强调维持传统的社区结构和经济活力，更要强调使用，注意发挥它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使之成为城市功能的新成份”。因此，古城为了适应主体，需要不断的新陈代谢，以求新的发展。由于城市建设中的政策失误以及历史发展等原因，我国许多古城出现了衰退的现象，生活环境质量己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现实的需要。古城内的居民对生活的环境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更希望目前所生活的环境能够得到有效的提高和改善。因此，古城的保护首先是以发展为前提的，一味的强调原封不动的保护是和现实脱节的做法。

3、“传统”的认识

古城的发展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会不断出现许多新鲜元素，然后，有些稍后就消亡了，而有一些则积淀下来。延续下来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传统”。因此，传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在即往的社会中形成，诞生了现在，又孕育着未来。传统中某些成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无所可用而逐渐淡化直至衰亡，某些新的因素会在社会发展中慢慢积淀，经过净化，最后整合为传统的新成分，在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又是一个瞬时的概念。

历史传统是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历史环境是社会过去存在的表现，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真实环境，它以积累丰富的感官信息，丰富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无论是发展还是保护，将传统建筑、历史环境与现代生活有机融合，是创造理想人居环境的有效途径，因为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丰富现代生活。

4 、保护、更新与开发的结合

与文物建筑不同，被保护的古城体现的是具有历史文化风貌、适合现代生活要求的建筑环境氛围。历史文化风貌的体现靠的是带有地域特征的建筑及其环境，起作用的是朝气蓬勃的生活内容。因此，在古城中；保护的意义必然与更新和开发的意义交织。真正应该保护的是建筑的形式、环境的尺度、古城历史形成的道路结构和在街区中能作为文物建筑的建筑单体或群体，即古城的形态特征。保护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将人为破坏了的古城形态进行复原，将人为割裂了的古城形态进行修补，将人力篡改了的建筑进行还原。而这一切都将是更新的重要内容。

没有更新，自然之手也将使古城在历史的长河中早早地消失殆尽。更新的意义还在于使古城的生活常新不衰。基础设施的更新、建筑功能的更新、居住质量的更新、生活方式的更新这一切是古城发展永恒的主题之一；也是古城的生命所在。而这一切在精心设计的基础上与古城形态风貌的保护是完全可以共存的。

古城的保护与更新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环境的改善，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保护历史文化的前提下城市功能的完善。功能的完善可以提高城市综合效益，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发展，开发的意义同样隐含在保护与更新的意义之中。传统环境中，其服务于现代生活的作用将成为开发决策的重要内容。开发使古城具备了新的生活内容；古城也此也获得了新的生命。今天，在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开发出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是古城的保护与更新得以落实的关键，也只有在不断淘汰传统的糟粕，开发新的价值，古城才能传承。

三、 古城保护与更新的原则

总体上应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从城市的文化传统、空间特征、社会经济形态和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首先，尽力保留和延续传统空间格局和社会网络结构。长期发展的积淀使古城空间充满了丰富的人文气息，我们应该品鉴这些城市本身的特色和规律，把它作为更新的基础和源泉，融汇在新的城市空间之中，使新城建设与旧城历史风貌保持和谐一致。保存和延续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即联系的社会网络，挖掘旧城丰富的生活内容，从而创造出宜人的城市环境。

其次，保护和挖掘传统历史街区的丰富内涵。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的个性特征，是因为他们承载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只有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挖掘出城市的文化内涵，才能在更新中体现出历史街区的独特品质，才能创造出富有个性的空间环境。当然，照搬旧城的模式并非我们所说的城市文化的延续，而是进行全新的创造，它是基于对旧城已有文化充分体验的前提下。否则，结果也只能是一砖一瓦的描摹传统的式样，在制造毫无意义的“假古董”而已。）

再次，激发历史街区的社会活力，繁荣历史街区的经济。经济因素是保护与更新中不容忽略的重要方面，事关城市发展的繁荣与否。把握好促进城市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因素，激发城市潜在的社会活力，不断振兴整个地区的经济。

四、小结

依据古城现状，对古城进行深层次剖析，在此基础上把握古城的本质构成及空间特质，深入探讨古城保护与更新理论，这是一般的思路和工作方法，也可以更好的进行古城的保护与更新。

古城保护更新的观念和方法很多，笔者硕士论文以古城为对象进行剖析，本文中提出了几点个人观点，以期对古城的保护与更新起到一些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安阳市规划局. 安阳: 延续历史文脉保护传统风貌. 城乡建设, 2008, (9): 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