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理论论文篇（1）

企业对物业进行自行管理，也称之为自管，是由企业业主直接管理自己的物业。根据物业管理实施主体的法人地位，可以划分为企业下属物业子公司、企业物业管理项目部或管理中心，但随着物业业务的不断发展，无论项目部门或是管理中心，都必须发展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物业管理的委托管理模式是基于物业管理权利主体与业务实施主体的分离，由企业委托专业物业公司或机电、保洁、绿化等专业公司从事项目管理。委托管理模式分类较多，分为全权委托、委托监管、并行委托等主要形式。

2、企业物业管理模式的优劣势比较

企业物业自行管理具有明显的优势，由于从属于或曾经从属于企业本身，物业管理的机构、人员以及财务系统都与企业是一体的或与企业是集中管理模式下的分支体系之一，因此，企业物业的自行管理存在天然的优势———与企业业主的密切联系。从经济意义出发，企业业主作为物业权利所有者，物业管理公司或部门作为物业业务实施者（管理者），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所有者———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矛盾，这就会导致信息不对称容易引起的管理成本问题。显然，企业物业的自行管理，可以减轻信息不对称问题引起的主体之间的矛盾问题。如企业内部上下级沟通的便利性，信息的互通性，无论是物业管理运作上的便利性还是体现企业管理文化的直接性，都可以予以实现；同样，物业管理过程中如果需要上级企业的支持，无论是新制定制度的批准还是某些服务功能的增加，相对于呈分离状态的独立物业管理机构来说，自行管理模式有明显的优势。并且，从成本角度，与企业呈一体化的物业管理，能够为企业节约成本费用。但是，应该看到企业物业自管，由于企业自身的持续而欠缺物业管理专业性，物业管理的低效而导致额外成本过高是企业物业自管存在的问题。另外，企业与物业管理的一体化，责任实施主体与权利主体的一体容易导致责任的推诿，从而致使物业管理责任由于“搭便车”的存在致使物业管理效率低下。显然，自管模式的良性发展需要企业自身拥有专业的物业管理队伍，并通过物业人员培训或引进补充管理队伍，不断强化物业管理部门的管理经验。物业管理的委托管理模式是基于物业管理权利主体与业务实施主体的分离，由企业委托专业物业公司或机电、保洁、绿化等专业公司从事项目管理。委托管理模式分类较多，分为全权委托、委托监管、并行委托等主要形式。相较于企业物业的自行管理模式，首先是企业从附属的物业管理业务脱离出来，而从事于自身长期进行的且最具有专业性的主营业务，提高了企业经营的效率；其次是物业管理业务方面，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具有专业的物业管理队伍，高效的物业管理业务流程；再次是多样化的委托管理模式，丰富了物业管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化专业分工的优势基础上，真正实现了“权责分开，效率优先”的现代化企业管理发展需求。但是，企业物业委托管理模式也有显然的缺点，相对于自行管理来说，物业管理费用十分高。另外，企业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于物业公司的项目运作并不完全可控，可能造成物管费用过高；同时，企业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沟通不顺，企业不断更换物业管理公司的情况也较为常见，会造成企业支付的费用进一步增高。

二、企业物业管理两大模式的发展趋势比较分析

就我国目前物业管理行业的现状来看，企业物业自行管理的模式仍然占企业物业管理市场的一部分份额，尤其是企业自建，物业也就顺其自然以自管模式为主。这与我国企业发展的现状有密切联系，即如前所述，企业可以节约成本，可以实现对物业管理的无信息损失“上传下达”，可以有效管理物业项目部门的服务项目规划或实施等等。而且，对于我国早期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通常是艘“航空母舰”，经营的业务除了主营业务，几乎都是作为企业的自营项目。另外，相较于物业管理的委托管理模式，即专业物业管理公司对于企业也是有一定的选择的，如研究发现，物业管理具有规模效应，如果物业管理面积未达到其管理的盈亏临界点，专业物业管理公司不会接受这样的委托业务。因此，就成本角度企业物业自行管理仍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从专业化分工视角，委托物业管理将成为企业物业管理的未来主要模式。而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与城市，企业物业委托管理模式已经开始发展甚至成为主要的物业管理模式，这与物业委托管理的效率是密不可分的。如前所述，企业若要克服自行物业管理模式效率的低下，需要培养自身的专业物业管理人员，或是通过培训或是引进模式。诚然，相对于自行物业管理，企业委托物业管理中由于具备专业的物业管理人员而效率较高。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自行物业管理还是委托管理，专业的物业管理人员成为关键，那么，两种模式的优劣势共同决定了处于效率考虑，企业物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将出现“职业物业管理经理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物业管理实践来看，专业化也是物业管理行业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以美国为例，物业管理公司一般只负责小区的整体管理，具体服务内容由业主委员会征求业主意愿后决定，有关业务则由物业管理公司聘请专业的清洁、保安、设备维修等服务公司承担。我国在借鉴西方国家先进制度的基础上，已从2005年开始推行物业管理师制度，也称之为物业管理职业经理人制度，并于2007年培养出第一批专业化的注册物业管理师队伍，这些注册物业管理师基本上都隶属于专业化的物业服务企业。企业物业管理势必往更高效的模式发展，预计独立的物业管理CEO会像注册会计师一样，受雇于物业管理公司或物业管理事务所，成为物业管理行业发展趋势中的关键一环。正如前文比较的一样，企业主营业务与物业管理业务的分开，适应了社会化专业分工的发展趋势，能够提高物业管理效率也使企业自身专注于主营业务，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而企业委托物业管理模式分类较多，根据委托权利的是否继续细分分为的全权委托、并行委托等方式。可以看出，全权委托模式对于企业来说较为简单，而对于物业管理公司来说则需要具有较强的统筹管理能力，如果物业管理公司采取聘用专业物业管理人员针对项目进行管理，将企业物业中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包进行有效组合与管理，将不断提高物业管理的专业化与效率，促使企业物业管理具有明显的现代化特征。

委托理论论文篇（2）

1引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实体，其经济行为与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现代企业来说，如何使企业在税法的许可下实现税负最低或最适宜，是企业税收筹划的重心所在。因此，税收筹划理所当然的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不同的企业中，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意愿或強度是不同的。在现代企业中，企业的所有权与企业的管理权分离，由此产生委托问题，是指由于人的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加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目标函数而委托人难以观察和监督，从而出现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象。而在企业税收筹划问题上，从公司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和从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人做出的税收筹划决策必然是不同的，所以有必要研究管理层权力与税收筹划的关系，以及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税收筹划的程度。

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股权结构，将我国的上市公司分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对民营上市公司来说，其具有较强的政治关系，可以享受较多的优惠政策，受到国家大力扶持，而民营上市公司在这些方面相对较差。但是，目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和“内部人控制”现象较为严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产权主体不明确，利益关系不清晰，而且往往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背负许多行政职责，管理者决策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对于民营上市公司来讲，产权主体明确，利益关系清晰，公司治理机制相对健全。因此，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中会考虑较多的非税成本因素，而民营上市公司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税收节约而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现金流，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2管理层权力与企业税收筹划

管理层权力是指管理层执行自身意愿的能力，在公司治理出现缺陷的情况下，管理层所表现出的超出其特定控制权的影响力。通常情况下，企业对公司高管的奖励方式分为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企业对高管激励的方式不同，高管治理公司的方向也不同。税收筹划作为高管治理公司的一个方面，当然会与管理层权力大小及公司对其进行奖励的方式有关。

从对管理层激励方面或者再结合公司治理、外部监督等其他因素来看，DesaiandDharmapala在他们2006年发表的文章[1]中考察了美国上市公司税收规避与管理者激励之间的关系，并发现在有些情况下提高管理者薪酬激励并不会导致避税程度的增加，这与以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反。但是，将公司治理因素纳入其中，结果显示如果公司治理机制较强，管理者激励与税收规避呈现出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公司治理调节了管理者激励对避税的影响作用。刘义鹃，马炜炜，王嘉禾[2]提出：管理层股权激励较低时，其管理层加强税收筹划的程度很可能会被企业优惠税率所影响，导致两者之间出现负相关的关系；而当公司给予的管理层的股权激励程度较高时，企业所能享受到的优惠税率对企业进行避税行为的影响较小，此时，管理层股权激励仍然与企业的税收筹划程度正相关。总的来说，考虑到公司适用税率的因素，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税收筹划的强度呈现U型关系。吕伟，李明辉[3]认为：公司对管理层的激励越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愿意冒风险进行较大的避税活动。同时，外部监督也会对管理层的行为产生影响，激励效应在外部监督比较弱时对管理层的行为影响较为显著。

从管理层权力方面或者再结合外部审计、管理层能力及外部环境等其他因素来看，代彬，彭程，刘星的两篇文章中都研究了管理层权力与企业税收筹划，他们认为：当公司管理层拥有较大的权利时，公司激进避税行为较为明显。而且，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并没有发挥应该有的对公司治理的监督作用，其反而加强了公司的激进避税程度[4]；企业中能力较强的高管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扭转公司避税对公司价值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而管理层权力扩大后，企业会采取更为积极地避税行为，此时因为高额的成本的扭曲了企业避税的原有的价值[5]。谢盛纹，田莉两人[6]提出了：可将税收激进行为看作公司的一种问题，而将CEO权力作为人特征的切入点。文章认为，CEO权力与公司税收激进度正相关，而外部的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则可以抑制公司税收激进度。李晓玲，方曙艳，张力认为[7]：CEO权力越大，公司避税强度越大。其又将公司外部环境与公司内部治理相结合，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会使得CEO权力与公司避税强度之间的关联关系减弱。同时，例如高质量的法律和信任环境这种外部环境不仅有同客户集中度一样的影响，外部环境还会对客户集中度产生影响。

吴文中将对管理层的激励和管理层权力都考虑后，认为[8]：公司高管为了得到外界良好的评价与自身的高薪酬，并不会积极地进行税收筹划，积极交税不仅能赢取社会声誉，还能避免税收筹划带来的或有风险。但是随着管理层权力的扩大，高管在公司可参与决策的事务越来越多，包括自己的薪酬，此时管理层权力扩大弱化了高管薪酬与公司税收筹划之间的关系。

3大股东控制与企业税收筹划

在企业中，不仅所有者与管理者会有利益冲突，控股股东自身利益与公司整体利益也会有所不同。吕伟研究了控股股东的成本[9]，他认为：控股股东一般会进行税收筹划，从而为公司节约大量的税收成本。但是在很多方案中，控股股东并不会选择哪个最有利于公司的方案，因为此时控股股东会为自身谋利，选择使得控股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另外，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家族企业占了相当的比重。美国学者克林·盖克尔西认为，判断某一企业是否是家族企业，不是看企业是否以家庭来命名，或者是否有好几位亲属在企业的最高领导机构里，而是看是否有家庭拥有所有权，一般是谁拥有股票以及拥有多少。这一定义强调企业所有权的归属。学者孙治本将是否拥有企业的经营权看作家族企业的本质特征。他认为，家族企业以经营权为核心，当一个家族或数个具有紧密联系的家族直接或间接掌握一个企业的经营权时，这个企业就是家族企业。本文认为，家族企业指一个家族拥有企业的所有权，目前，很多家族企业都是由自己充当CEO进行管理的。所以我用家族企业作为大股东控制企业的代表。颜淑姬在文章[10]中提出：在家族上市公司中，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以及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位没有分离都会导致企业的避税行为很严重。而长期机构持股可以有效发挥监督作用，而独立董事在家族企业中不能发挥监督作用。蔡地，罗进辉认为[11]：一个家族企业若不是由外部聘请人员担任CEO时，而是由家族成员担任CEO时，其税收激进程度更大。另外，家族股东经营企业的年限越长，或者是他的超额控制权力越大，这时他会考虑到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成本或者由于采取一些税收激进活动导致的对家族企业声誉的损害或者股票价格的下降，那么家族CEO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影响变弱。

4不同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的税收筹划行为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在背景，企业体制，管理人员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会导致它们在税收筹划的问题上也存在差异。

委托理论论文篇（3）

另一个特点是，委托理财的受托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过去，大多数的委托理财是通过券商和各类投资公司进行的，现在进行这一委托理财的受托主体在不断拓宽，例如日前沪昌特钢选择信托公司进行委托理财，而据了解，基金公司也在积极研究如何帮助企业进行资产管理等委托理财事宜。

同时，保底收益的做法依然普遍存在。如外高桥决定委托上海富宝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5000万元投资国债，受托方承诺上述资金的年收益率为9.5％，如实际收益率不足将予以补足。即使没有保底收益，不少公司对委托理财的收益率仍然有较高期望，最低的也达到了8％。如首创股份拟将1.5亿元委托北京巨鹏投资公司进行资产管理，双方约定，委托资产的年收益率小于或等于8％时，不计提业绩报酬；年收益率大于8％时才开始计提报酬。这种完成预定收益率才收取报酬的做法目前已被多家上市公司所采用。

引人关注的是，除新增委托理财外，不少上市公司在以前的委托理财无法按期收回，从而不得不延期。西部的一家上市公司在1月初称，一笔4000万元的委托理财只收回400多万元，余额延期6个月。同时，该公司还有一笔3000万元的委托理财更是将延期1年。初步统计，上市公司目前延期的委托理财约占到了去年委托理财总额的三成左右。

既然委托理财在上市公司中如此广泛，如火如荼，形式多样，那么委托理财及其投资收益如何核算呢？这似乎并不成为问题，但仍有探究的必要。

一、委托理财行为是长期投资还是短期投资

企业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适当的委托理财，一般而言，期限不会超过一年。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短期投资，是指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1年（含1年）的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长期投资，是指除短期投资以外的投资，包括持有时间准备超过1年（不含1年）的各种股权性质的投资、不能变现或不准备随时变现的债券、长期债权投资和其他长期投资。因此，委托理财属于短期投资。

当委托理财到期，对于不得不延期的委托理财，或是自愿延期的委托理财，即使前后期累计投资时间已超过一年，延期部分亦均可视为一次新的理财行为，即为短期投资。

二、委托理财投资的运作形式

在实际操作中，委托理财一般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1、委托方在受托方开设资金专户，委、受双方就资金流向及其余额定期（如按月）或随时沟通，受托方向委托方提供交易及资金余额清单。

2、委托方在受托方开设资金专户，委托方对受托方进行全权委托，受托资金封闭运行，受托方不向委托方提供交易及资金余额清单。

3、委托方并不在受托方开设资金专户，而是将资金交付受托方后进行专项委托，受托方向委托方提供交易及资金余额清单。

4、委托方并不在受托方开设资金专户，委托方对受托方进行全权委托，受托资金与受托方自有或其他资金混合使用，受托方不向委托方提供交易及资金余额清单。

三、委托理财投资的核算

（一）委托理财投资核算的一般原则：

委托理财投资，属短期投资，一般应当按照以下原则核算：

1、短期投资在取得时应当按照投资成本计量。短期投资取得时的投资成本按以下方法确定：

委托理财均为现金方式。以现金购入的短期投资，按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税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当单独核算，不构成短期投资成本。

已存入证券公司但尚未进行短期投资的现金，先作为其他货币资金处理，待实际投资时，按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实际支付的价款减去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作为短期投资的成本。

企业向证券公司划出资金时，应按实际划出的金额，借记“其他货币资金”，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企业购入的各种股票、债券、基金等作为短期投资的，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借记短期投资（××股票、债券、基金），贷记“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等科目。如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单独核算，企业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减去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后的金额，借记“短期投资”（××股票、债券、基金），按应领取的现金股利、利息等，借记“应收股利”、“应收利息”科目，按实际支付的价款，贷记“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等科目。

2、短期投资的现金股利或利息，应于实际收到时，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但已记入“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科目的现金股利或利息除外。

企业取得的作为短期投资的股票、债券、基金等，应于收到被投资单位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息等收益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短期投资”（××股票、债券、基金）。

企业持有股票期间所获得的股票股利，不作账务处理，但应在备查账簿中登记所增加的股份。

3、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对市价低于成本的差额，应当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企业应在期末时按短期投资的市价低于成本的差额，借记“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贷记“投资收益”。

4、处置短期投资时，应将短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作为当期投资损益。

企业出售股票、债券、基金或到期收回债券本息，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已计提的跌价准备，借记“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科目，按出售或收回短期投资的成本，贷记“短期投资”（××股票、债券、基金），按未领取的现金股利、利息，贷记“应收股利”、“应收利息”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投资收益”科目。

企业出售股票、债券等短期投资时，其结转的短期投资成本，可以按加权平均法、先进先出法、个别计价法等方法计算确定其出售部分的成本。企业计算某项短期投资时，应按该项投资的总平均成本确定其出售部分的成本。企业计算出售短期投资成本的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如需变更，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说明。

5、“短期投资”应按短期投资种类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6、“短期投资”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持有的各种股票、债券、基金等短期投资的成本。

（二）委托理财投资特殊情况的核算：

1、企业在委托理财时，如上述“运作形式”所述，并不一定能够获取交易清单，亦不一定知晓在受托方购入股票等证券时实际支付的价款中是否包含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向证券公司划出资金时，应按实际划出的金额，直接借记“短期投资”，贷记“银行存款”科目。而不再通过“其他货币资金”、“应收股利”、“应收利息”科目等核算。

在这种情况下，委托理财运行过程中，对于实际发生的现金股利或利息，因收于受托方券商或投资公司，并且无及时的交易纪录，亦不予核算和反映。

2、企业在资金委托运作期内出售股票、债券、基金或到期收回债券本息，如无法获取交易清单，企业不予核算和反映。运作期内某一清算期满后统一清算，如跨年度时年底结算一次。但如果能够获取交易清单，应该及时确认损益。有些企业在运作期内已经处置所购证券并能计算处置所得，但并未确认和核算投资收益，而是一律全额直接冲减“短期投资”。理由是尚在运作期内，运作期未满。这是对相关制度的误解。企业只有短期投资的现金股利或利息，于实际收到时，才可能予以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

3、对于企业与券商签订保底收益协议的，企业一般的做法是将清算时所得款项超过短期投资成本的差额部分，全部计入投资收益。这种做法值得探讨。这里暂且不论保底的做法是否合乎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保底收益率超过实际收益率，超额收益其实来源于受托方的捐赠。如果能够从交易清单中分别确认实际收益和超额收益，该超额收益存在着计入投资收益还是资本公积两种选择。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计入资本公积。但是，这种收入又确实是委托理财行为本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流入，而不是凭空产生。计入资本公积，似乎是难以接受的。笔者认为，两种选择都是可行的。

同样，如果双方规定在超过某一预定的投资收益率时，企业将一定比例的超额收益支付给受托方。那么，超额收益分成的部分，其实来源于委托方企业的捐赠。如果能够从交易清单中计算确认该部分超额收益分成，该超额收益分成，也存在着计入投资收益（减项）或营业外支出两种选择，也都是可行的。

4、企业无法按月或随时获取交易明细清单的，“短期投资”应按受托单位而不是按投资种类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四、委托理财投资举例说明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年报披露如下：

1、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包括：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依据200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风险投资批准权限的专项授权，于2001年7月31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使用不高于人民币三亿元的资金投资国债的决议。2001年8月12日，公司董事会就上述决议作出修改决议，公司只使用1亿元人民币资金购买国债，另外委托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2亿元人民币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2、会计报表附注，短期投资：

项目2001年度投资金额成本（人民币元）跌价准备（人民币元）

委托投资-委托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90，500，000[注1]

债券投资41，655，2042，679，155

存放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管理债券投资款50，000，000[注2]

合计282，155，2042，679，155

报表日债券投资包括以下债券：

库存数量库存债券成本

债券名称手人民币元

96国债（8）34，76941，655，204

债券投资已按成本和市值孰低原则计提了跌价准备，报表日的市价是根据《中国证券报》公布的2001年12月31日股票交易收盘价确定。本公司债券投资的变现无重大限制。

注1、本公司于2001年8月12日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资产管理协议书，委托其管理资金共计人民币200，000，000元。根据该协议，该证券公司在本公司指定的证券账户名下，在不违背本公司利益的原则下，有权自主运用和操作资金专用账户的资金买卖及持有在中国境内合法的金融证券交易市场公开挂牌或即将挂牌交易的股票、认股权证、基金、债券以及其他的上市投资品种。本次资产管理的委托期限为12个月，自2001年8月13日至2002年8月12日。本公司于本年度已收回部分委托管理资金计人民币9，500，000元（另注该公司在公司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委托资产管理事项”，披露：公司向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委托资产的1%作为管理费用。如投资收益率在10%以上时，本公司将超额盈利部分的20%支付给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其业绩报酬。2001年12月25日，公司收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支付950万元投资收益的函件，2001年12月26日公司收到此笔投资收益款项。公司未来尚无委托理财计划）。截至2001年12月31日，本公司存放于该证券公司资金账户中仍未使用的证券投资现金余额为人民币549，556元，于2001年12月31日，该委托投资证券的市值为人民币206，958，431元，因此本公司于该委托投资于2001年12月31日的投资成本（已扣除年末仍未使用的现金余额）与市值的差异为人民币17，007，987元。

注2、本公司委托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公司的国债投资款提供管理服务，本公司已就该国债投资投入人民币50，000，000元，于2001年12月31日，本公司并无通过该证券公司持有任何国债，而本公司存放在该证券公司资金账户中仍未使用的国债投资现金余额为人民币50，640，291元。

3、会计报表附注，投资收益（部分）：

项目2001年度（人民币元）

投资国债收益（详见短期投资注（2））（2，959，933）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详见短期投资注（2））2，679，155

从该公司年报所披露的的情况来看，该公司对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款项200，000，000元为全权委托理财方式，对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则仅为委托管理债券投资。

1、支付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款项200，000，000元借：短期投资200，000，000贷：银行存款200，000，000

2、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回950万元投资收益借：短期投资9，500，000贷：投资收益9，500，000该公司将收回的950万元直接冲减短期投资，值得商榷。因为按8月中旬投入4.5个月计算，投资收益率达12.67%，该收益不太可能是收取的股利或利息，而且上市公司在8月中旬以后支付股利的情况很少。那么应该是证券（包括认股权证）的处置收益。处置收益应该计入投资收益。

3、支付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款项50，000，000元，该公司并无通过该证券公司持有任何国债，而本公司存放在该证券公司资金账户中仍未使用的国债投资现金余额为人民币50，640，291元。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50，000，000贷：银行存款50，000，000该公司将5000万元直接核算为短期投资，而不是反映为其他货币资金，亦值得商榷。现金余额为人民币50，640，291元，多出的640，291元应该为存款利息。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640，291贷：财务费用640，291

委托理论论文篇（4）

委托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是建立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基础上，它强调委托人和人之间利益不一致并且存在信息不对称性。因此，委托理论研究的核心是由于委托人和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信息不对称而产生所谓的“委托问题”。近四十年来中外众多学者对委托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已经使其发展成了一个较成熟的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框架。

本文将从委托理论的起源、委托关系和委托问题以及委托理论的贡献与局限四个方面，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委托理论做一个简要文献综述。

一、委托理论的起源

委托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1979），他是最早发现股份制公司中存在着委托的关系。他在《国富论》中指出：“股份公司中的经理人员使用别人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不可能期望他们会有像私人公司合伙人那样的觉悟性去管理企业……因此，在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或多或少地疏忽大意和奢侈浪费的事总是会流行”。现代经典的委托理论起源于伯利和米恩斯（1932），他们指出企业所有者兼具经营者的做法存在着极大的弊端，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但是，此时的委托理论框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他们的理论还仅限于“两权分离”的问题。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深入“黑箱”内部，研究企业内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的问题，委托理论才真正发展起来。

二、委托关系

现代意义的委托关系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1973）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关系就随之产生了。”按照杰森和麦克林（1976）的定义，委托关系是指一种契约，根据这个契约，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指定雇用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提供服务，并根据其提供的数量和质量支付相应的报酬。普拉特和泽克豪瑟（1985）则更简化了委托关系，他们认为只要一个人依赖另一个人的行动，那么委托关系便产生了。采取行动的一方即为人，受影响的一方即为委托人。Hart（1987)认为委托关系起源于“专业化”的存在。当存在“专业化”时，就可能出现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由于相对优势而代表委托人行动。

三、委托问题

由于人委托人双方目标函数不一致，而且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函数，而委托人难以观察并监督，就会出现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委托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成本概念，他们指出成本来源于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的假设是人都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因为委托人和人的效用函数不一定总是相同，而且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因而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容易产生一种非协作。一方面由于委托人不可能对人做到完全激励，另一方面委托人对人实行监督的成本有可能大于其收益，不可能建立起完善的监督机制。肯尼思·阿罗(1985)将委托问题区分为两种类型，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就是指人借委托人观察监督困难之机而采取的不利于委托人的行动。逆向选择就是人占有委托人所观察不到的信息，并利用这些私人信息进行决策。

由于存在委托问题，委托人就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来减少问题，让人的行动符合委托人的利益。伦德纳(1981)和罗宾斯泰英(1979)建立了动态博弈模型，强调了如果委托人和人能够保持长期的关系，双方有足够信心，那么帕累托一阶最有风险分担和激励是可以实现的。砝码（1980）提出利用人的市场声誉督促人努力工作，他认为人市场会对人行为产生约束作用，提高其违约成本。范里安（1991）提出，解决委托问题的另一种办法是利用潜在的人相互竞争，从而在人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平狄克、鲁宾菲尔德（2009）认为可以建立委托框架中的激励机制，他们分析了通过设计利润分享安排和奖金支付制度适于解决所有的委托问题。认为当直接衡量努力结果不可能时，奖励高水平的努力结果的激励结构能够使人追求所有者设定的目标。

四、委托理论的贡献与局限

委托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丰富了现代经济理论。戴中亮（2004）认为委托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信息和风险的观点，从委托理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完善的信息可以减少决策的盲目性，促进经济效益；组织的未来命运不仅和组织成员的自身行为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环境，从而难以预计的风险。刘华、孙阿妞（2006）认为企业理论开创对企业内权力结构的标准化分析，弥补了两权分离理论的不足；建立了标准化模型，为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它不仅区分了企业内的“委托人”和“人”，而且还说明了他们之间的权力和激励关系，使得许多现实问题都可以纳入到委托分析框架中。但是很多学者越来越发现在实践中该理论存在一些缺陷。冯根福（2004）指出，委托理论是一种单委托理论，主要针对以股权分散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而构建的公司治理理论，不适合以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他重新提出和构建了一种大股东与人、小股东与人的双重理论。任勇（2007）认为委托理论假设委托双方的目标利益是冲突的。但是实际上委托人和人存在着目标利益的一致性，他们都希望把企业建设好，这样他们都能从中获益。这一点是委托理论无法解释的。王慧红、李伟红、杨淑君（2010）提出按照委托理论的观点，由于委托人和人的风险责任不对等，经济学家总是站在所有者的立场考虑如何设计运用于人的激励约束机制，但是当人力资本被提出后，经理人出让了自己的智力使用权，同时获得了所有者资产使用权。所有者和经理人的委托关系是双向的，双方既可互为委托人，又可互为人。他们在双向委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所有者与经理人的合作决策模型。

综上，委托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对促进企业管理机制的转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为解决企业的内部治理问题提供了分析的框架，但是社会合作的不断深化、产权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该理论已经显得有些过时而老套，也难以解释越来越复杂的现实问题。因此，委托理论必须找到其新的发展方向，寻求更完善、更实用的理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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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华，孙阿妞.委托理论的贡献与局限[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6

委托理论论文篇（5）

一、“区别论”和“等同论”的本来表述

无论在大陆法还是普通法中，都是重要的法律制度。大陆法中的和普通法中的存在很大的区别。两大法系制度的区别，是否反映了两大法系制度的法理根据的区别？学者对此作了探索。原联合国法律顾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席、著名法学家施米托夫认为，大陆法的法理根据是“区别论”，普通法的法理根据是“等同论”。①就笔者所见，大陆学者在论述两大法系制度的法理根据时，都采用了施米托夫的观点。②

那么，“区别论”是什么意思呢？具体地说，是什么和什么的区别呢？施米托夫原文是：

大陆法上的理论最重要的特征是把委任（mandate，即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合同）与授权（authority，即人代表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权力）的概念严格地区别开来。用克拉里斯（Clarise）的话来说，这两个概念：阐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委任指本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另一方面，则指交易的外部方面，即本人和人同第三人的关系。③

从引文可知，在文字上，施米托夫所谓的区别，指委任和授权的区别。但根据他所引用的克拉里斯的话，“区别论”是指委任和的区别。需要指出，授权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施米托夫没有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可以互相替代。

那么，“等同论”又是什么意思呢？具体地说，是什么和什么等同呢？施米托夫原文是：

普通法把本人与人的等同论作为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可以用“通过他人去做的行为视同自己亲自做的一样”（qui facit peralterum facit perse）的短语来表述。④

从引文可知，在文字上，施米托夫所谓的“等同”，指本人与人等同。但根据他所引用的短语，“等同论”是指行为和本人行为等同。所谓行为等同，只能理解为行为的结果等同。但从行为结果等同不能推论行为人等同。行为的结果归本人而不归人，正说明本人不等同于人。

从以上介绍可知：第一，无论是“区别论”还是“等同论”，施米托夫在文字上和解释上的表述均存在内容的不同。第二，无论在文字上还是解释上，施米托夫的“区别论”的区别的对象，都不是他的“等同论”的等同的对象。也就是说，大陆法区别的对象，不是普通法等同的对象。施米托夫只是告诉人们：在某两个概念的关系上，大陆法持“区别论”；而在另外两个概念的关系上，普通法持“等同论”。这样的逻辑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大陆法区别的对象，普通法未必不区别；而普通法等同的对象，大陆法也未必不等同。如此比较有什么意义呢？

二、大陆学者对“区别论”和“等同论”的表述

大陆学者在“区别论”的表述上与施米托夫有所不同。

《国际法研究》一书认为：“大陆法上的制度建立在将委任与权严格区别开来的区别论的基础上。其中委任（mandate）指本人与人（agent）之间的合同，调整本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权（authority）则指本人和人同第三人（thethirdparty）之间的外部关系。”⑤在这里，“区别论”之区别，成了委任和权的区别。需要指出，在施米托夫的原文中，“授权”两字后有一括号：（authority，即人代表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权力）其中，authority的意思不是“授权”，而是“权”，即所授之权-顺便指出，民事关系各方法律地位平等，权是权利，不是权力。施米托夫称权为权力不妥-“委任”表示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而权是人为行为的资格，“委任”和权不是同类概念。但学界在使用时并不注意区分。⑥把委任和授权的“区别”表述为委任和权的区别，是不确切的。

《商事法》一书认为：“大陆法上的制度是建立在将委任与权严格区别开来的区别论的理论基础上的。所谓区别论，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把委任（即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合同）与授权（即人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权利）的概念严格区别开来。委任指被人（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则指交易的被人和人同第三人的外部关系……”⑦在这里，“区别论”之区别有三种含义：委任和权的区别；委任和授权的区别；委任和的区别。这三种区别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说明。这样，“区别论”所区别的对象究竟是什么，难以知晓。

因此，大陆学者对“区别论”的表述和施米托夫原文的意思是有出入的。而大陆学者在“等同论”的表述上几乎一字不差地转抄了施米托夫的原文，⑧包括施米托夫文字和解释中的差异，但未作分析。当然，大陆学者也没有提及“区别论”和“等同论”比较对象的不同。

三、“区别论”和“等同论”的应有含义

应该如何评价施米托夫的理论呢？

先说“区别论”。在理论中，“委任”和“授权”是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但民法教科书只是告诉人们：“委任”是双方行为，反映了的内部关系：“授权”是单方行为，反映了的外部关系。但为什么这样？究竟什么是“委任”？什么是“授权”？却未见说明。这种情况影响了理论的研究。施米托夫观点的流传和误传，不能说和这种情况没有关系。

确切地说，在大陆法中，所谓“委任”，指委托人聘请受托人就任某一职务，因此必须得到受托人的同意，属双方行为；所谓“授权”，指许可人许可被许可人在特定情况下行使许可人的姓名权或名称权，即许可被许可人以许可人名义，向第三人表示被许可人的某类效果意思，或接受第三人的某类效果意思，因此无须得到被许可人的同意，属单方行为。“委任”不包含“授权”，“授权”不是“委任”的组成部分。也不存在接受或不接受“授权”的问题。委托人聘请受托人就任某一职务后，可以向受托人作出某一“授权”，也可以不向受托人“授权”。委任合同通常不包含授权条款，但也可以包含授权条款。委任合同如包含授权条款，表示“委任”和“授权”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委任”包含“授权”，或受托人接受授权（“许可”）。“委任”必须向受托人为之：“授权”可以向被许可人为之，也可以向第三人为之。“委任”是委托人向受托人的承诺。“授权”是许可人向被许可人和第三人的承诺：（1）被许可人可以许可人名义，在授权范围内向第三人表示自己的效果意思，或接受第三人的效果意思，而由许可人承担行为后果；（2）第三人可接受被许可人在授权范围内以许可人名义表示的被许可人的效果意思，而请求许可人承担被许可人的行为后果。这是一种附条件的请求权。可见，虽然“授权”本来是许可人向被许可人授予权，但“授权”的效力表现为许可人在授予被许可人权的同时，也为第三人设定了一种附条件请求权。“委任”变动了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授权”不仅变动了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且变动了许可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委任”行为的相对人是受托人，“授权”行为的相对人包括被许可人和第三人。因此，“委任”是的内部行为，无对外效力；而“授权”是的涉外行为，既有对内效力，又有对外效力。大陆法赋予“委任”和“授权”以完全不同的含义，“授权”和“委任”被严格地区分开来。

显然，“授权”不是让与权利。“授权”是许可他人行使权利，授权人“授权”后仍享有所授之权。而权利让与后，无论有偿让与还是无偿让与，让与人均不再享有权利。“授权”也不是委托行为。“委托”是请人代办某事，属双方行为。被许可人并无法定或约定义务以许可人名义行使许可人的姓名权，但如被许可人为此行为，推定被许可人和许可人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因此行为不构成无因管理。⑨

因此，虽然在本来的意义上，授权与含义不同，但在施米托夫的行文中，“授权”与“”是一个意思，均反映了人可代本人向第三人建立的法律关系。这是的外部关系。在大陆法中，曾有这样的理论：委任合同对权限的约定，对人来说，其含义不过是“你不应该”，而并非“你不能”。大陆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德国商法典》第50条（1）款：“对法定商业范围的限制对第三人无效”。施米托夫的“区别论”的区别，其实是指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别，即本人和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与人可代本人向第三人建立的合同关系的区别。

再说“等同论”。前文指出，根据施米托夫所引用的短语，“等同论”应解释为行为等同于本人行为。但施米托夫在阐述“等同论”时，又有这样的文字：

本人与人的等同论与拉班德的区别论针锋相对，它的含蓄意思是：作为本人知己的人已得到适当授权，其行为是在授权范围之内。等同论最为清楚不过地表达了拉班德之前欧洲大陆法典编纂中所体现的“是委任的后果”的思想，至少两者在理论上是不可分割的。⑩

从引文可知，施米托夫的“等同论”，其真正的含义并不象他自己表述的那样，是人等同于本人；也不是他为解释“等同论”所引用的短语的意思：行为等同于本人行为；而是权限在授权范围之内，是委任的后果-其实就是行为等同于委任行为，的外部关系等同于的内部关系。这样，施米托夫的“区别论”所区别的对象，与他的“等同论”所等同的对象，就一致了：都是指委任和授权，表现为委任行为和行为，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

然而，虽然大陆法区别了授权行为和委任行为，但普通法也没有规定权限绝对地受委任合同的制约。譬如，普通法规定了不容否认的，在此类中，本人必须承担行为人的无权后果。

同样，虽然普通法主张行为等同于委任行为，并规定了行为等同于本人行为，但在大陆法中，行为的结果同样归本人。这意味着，在大陆法中，行为的结果也被等同于本人行为的结果。

实际上，为了平衡关系各方的利益，无论大陆法还是普通法，都不可能使权限绝对地受委任合同的限制，也不可能允许权限完全背离委任合同。早期的大陆法未从理论上区别委任与授权，1794年的《普鲁士法典》甚至规定委任包含授权。这样的规定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已为后来的大陆法制度修正。而按照《德国商法典》第50条（1）款，权限完全不受委任合同的制约，又对本人不公平。德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该条规定的适用范围不止一次作了限制。[11]大陆法各国通过对各种权的具体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为与委任行为的区别。

可以说，基于关系各方的平等法律地位，在一定限度内区别委任行为和行为，区别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是包括大陆法和普通法在内的一般民事制度的本质要求。以是否区别（或等同）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对相对成熟的制度分类，是十分困难的。施米托夫的“区别论”和“等同论”，并不能严格区分大陆法和普通法，更不是大陆法和普通法的法理根据。当然，对于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别，两大法律体系的强调程度是不同的。这一问题将在下文讨论。

四、两大法系的法理根据比较

要寻找大陆法和普通法在法理根据上的区别，必须从两种制度的区别着手。大陆法和普通法的主要区别是：（1）大陆法限于法律行为（表意行为），而普通法不限于法律行为；（2）大陆法限于显名，而普通法除显名外，还包括隐名和不公开关系的合同行为。造成这两个区别的原因是什么呢？

罗马法早期无制度，原因有二：（1）家子的人格在很大程度上已为家父所吸收；（2）坚持债只能自为。后来逐渐地有所突破，但仍坚持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向来是民事活动的原则。行为人代本人向第三人所为民事行为，[12]有两种情况。（1）事实行为，包括传达本人所表示的效果意思。此时行为人只是本人肢体的延长，行为后果自然应由本人承担。（2）法律行为，即表示自己的或接受他人的效果意思。此时行为人不仅延长了本人的肢体，而且延长了本人的意志。所谓延长了本人的意志，指行为人既在授权范围内行为，又有自己的意思表示；即既不改变本人意志，又不是本人意志的传达。其中，延长肢体是手段，延长意志是目的。又可分为两种情况：（1）为他人设定权利；（2）为他人设定义务。第一种情况不损害本人利益，自可允许。第二种情况损害本人利益，有违民法原理。因此，在近代以前，大陆法始终一般地禁止代他人订立合同。

随着贸易的发展，在许多情况下，合同需由他人代订已成为一种必然。法律必须制定一套制度，使合同后果归属于本人。这就是制度。可见，大陆法制度是专为被许可人向第三人的法律行为而制定的制度。大陆法建立了法律行为理论。大陆法是建立在法律行为理论的基础上的。

普通法原来也一般地禁止委托他人代订合同，但普通法没有法律行为理论。普通法在将陈述性行为的行为后果归属于本人时，并不区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没有法律行为理论是普通法不限于法律行为的原因。

前文指出，自罗马法以来，民法一直坚持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这一限制的法理根据是民法的平等原则：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平等原则是民法的第一原则，民法的其他原则都派生于这一原则。大陆法在表面上或者说形式上突破了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的限制，从绝对地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至有条件地为他人设定义务。这是大陆法区别于其他民事行为的本质特征，是民法中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的例外。为保证各方的平等地位，这一例外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条件。大陆法认为，条件之一是披露授权人姓名，否则授权人不是合同当事人，自然不受合同约束。大陆法通过规定某些条件，使人可为显名授权人设定义务。在这里，大陆法坚持的是民法的平等原则。然而，授权人显名是关系中坚持平等原则的必要条件吗？在普通法中，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同样是民事活动的底线，不可突破。但普通法在坚持这一底线的前提下，通过规定某些更为复杂的条件，使人可为隐名授权人和不披露关系的授权人设定义务。可见，授权人显名不应成为制度的要件。大陆法和普通法在表面上都突破了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的限制，都坚持了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但大陆法采形式主义，要求关系形式完备。普通法采实质主义，不要求关系形式完备。

从以上分析可知，是否坚持显名，与“区别论”和“等同论”没有关系。

在普通法商业中，第三人必须善意才能得到保护，而德国的法定商业则无此要求。这说明大陆法比普通法更强调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别。但正如前文所说，这一区别只是程度的不同，不是有无的不同。

自罗马法以来，大陆法基本上走了一条抽象之路，创造了一系列高度概括、可以明确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的范畴，并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法学理论。大陆法不仅要求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而且要求按照现有的逻辑体系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大陆法的这一特点，使大陆法在世界各大法系中，具有无可比拟的思辨性、逻辑性和清晰性，为学习、掌握法学理论，认识法律现象的本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现实生活是无限丰富、不断发展的。大陆法庞大严密的理论体系，使大陆法在适应现实生活时不够灵活，有时表现出形式主义。相对于大陆法，普通法所走的基本上是一条具体之路，不追求创造高度概括的范畴，构建无所不包的逻辑体系；不是从逻辑出发，而是从经验出发。普通法的这一特点，对学习、掌握法学理论，认识法律现象的本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普通法因此在适应现实生活时比较灵活。大陆法和普通法不同的传统，在制度中得到了明显的表现。大陆法创建了法律行为理论，使大陆法仅适用法律行为，不适用事实行为。而普通法无法律行为理论，普通法无此限制。大陆法在法理逻辑上的形式主义，使大陆法仅适用显名，不适用隐名和不披露关系的；而普通法在法理逻辑上的实质主义，使普通法无此限制。

总之，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是两种关系。大陆法和普通法都承认它们的区别，但由于传统的不同，对这一区别强调的程度不同，如；普通法商业与《德国商法典》对第三人善意有不同的要求。称大陆法为“区别论”，普通法为“等同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当然，“区别论”和“等同论”更不是大陆法和普通法的区别的法理根据。两大法系制度的区别，包括对内外关系的区别的强调程度的区别，都源自各自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81页。

②参见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张艳：《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江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4、50页。

③[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④[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⑤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⑥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⑦张艳：《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⑧ [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⑨华东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傅鼎生教授曾在一次讨论的座谈中指出，人如为行为，推定被人和人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因此行为不构成无因管理。本文引用了傅教授的观点。

⑩[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委托理论论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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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论论文篇（7）

在经济管理界，任何一种现象从出现到盛行，背后必然有其理论依据。股权激励是现代公司激励的主要形式之

一，股权激励制度产生的经济学依据，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就其实质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一）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委托人和人之间围绕着风险分配所作的一种契约安排，是由米契尔·詹森（MichaelJensen）和威廉·麦克林（WilliamHMeckling）在1976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及其所有结构》中首次提出的①。委托-理论有两个主要结论：一是在任何满足人参与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而使委托人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励合约中，人都必须承受部分风险；二是如果人是一个风险中性者，那么就可以通过使人承受完全风险(即让他成为惟一的剩余权益者)来达到最优激励效果。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人的行动不能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从而产生人不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为减少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所有者对其进行监督的成本，风险收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变量。所以委托理论的关键是委托人如何设计相应的制度，并且如何在这种制度下保证人的自利行为同时也是有利于委托人的。制度设计通常需解决两类约束问题：一是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constrains），即需保证人愿意从事委托人委托的工作；二是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compatibilityconstrains），即人的自利行为也是有利于委托人的。将委托理论运用于公司实践，就形成了委托-关系。委托关系通常是指委托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委托人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地授予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委托关系的实质是委托人不得不对人的行为后果承担风险，而这源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备。委托理论是关于委托人如何设计一套激励制度来驱动人为委托人的利益行动的理论。由于委托人无法观察人的私有信息，也不能观测到人的行动选择或者观测成本太高，只能观测到产出（公司业绩），所以委托人需要通过一定的激励合同以促使人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为。

（二）人力资本理论

人类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开创者有奥多.舒尔茨（T.W.Schultz）、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等经济学家。人力资本是指附着在自然人本身上的关于知识、技能、资历和熟练程度、健康等的总称，代表着人的能力和素质。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人力资本是财产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存在产权问题，只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只能属于个人，非激励难以调动，而企业则是众多独立要素所有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共同订立的特殊市场合约②。

通过经营者股权激励的制度安排，使经营者拥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既是对经营者人力资本价值的承认，也符合人力资本间接定价的特性。

（三）契约理论

在公司中，存在委托-关系，委托关系是通过契约形式建立的，委托关系能否完善，关键在于契约能否制定得完善。委托-关系是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产权关系的必然产物,而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则通常会导致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结果往往是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其原因之一是信息不对称所致，由于人处于信息的前沿地位，其信息获取总比委托人更为有利；原因之二在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委托人在与人签订契约时，往往无法顾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因而无法订立完善的契约来限制人的越轨行为。这就导致委托人与人之间行为的不一致。不得已，委托人只好通过一种方式，让人能够利用自己的私有信息，既为公司服务，也为自己谋利。其结果，在管理方式上就出现了分权管理；在激励机制方面，就出现了股权激励。股权激励可以弥补不完全契约的不足，高管人员获得的股权激励的收益多少来自于高管人员的自身素质和经营中的努力，因而具有自我激励作用。

以上是我对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粗浅的分析，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有效解决企业委托-问题的长期激励机制，只有更好的了解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了解其必要性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这种激励方式。

注释

①JensenMC,MeclkingWH.TheoryoftheFirm:ManagerialBehaviorAgencyCostandOwnershipStructure,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76.

②周其仁.《市场中的企业：一个热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和约》，载《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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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清泰,吴敬琏.《股票期权激励制度法规政策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委托理论论文篇（8）

所谓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是指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中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具体表现为职业经理人与公司中其他公司机关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和职业经理人的行为对于公司外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如何。受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影响，董事会是股东的受托人，负责公司的业务执行，在公司经营中起核心作用。但是，经理通常不被看作公司机关⑴、或公司级机关，有时被定位为董事会的辅助执行机关，公司经理充其量只是公司董事会下属的辅助董事长和董事会管理的机关，它本身不是公司级机关，更不是独立的组织机关⑵。仍然不是独立的公司业务执行机关。由此可见，在传统公司治理中职业经理人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否认职业经理人的独立法律地位是因为该理论是建立在委托——基础之上的。委托——理论源于民法中理论，我国《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64条第一款规定：包括委托、法定和指定。委托是基于被人的委托而发生的关系。传统公司治理理论有的认为，股东与经理之间的责任和义务提倡“委托——”范式，有的认为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是委托关系（PringcipieCAgentRelationship），即董事会以经营管理知识、经验和创造能力为标准，选择和任命适合本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而该经理作为董事会的人，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从事内务事务管理权，并接受董事会的监督。⑴其中，董事会是经营者，经理是管理者。董事会只是把部分经营权力委托给经理人，经理人只是公司意定人。在委托理论下中，职业经理人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公司中职业经理人的产生基于有偿雇佣，是公司的“高级雇员”⑵，经济学上称资本所有者的“牧羊人”，即受股东委托的人，经理和全体股东之间是合同的买卖关系，产权的交换关系⑶。第二，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受董事会委托范围的限制。凡是超越该范围的决策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职权所辖事宜，都需报董事会决定⑷。经理的一切权限来自董事会，经理是附属于董事会而不是独立于董事会之外的。⑸第三，公司职业经理人不是公司机关。职业经理人所享有的“经理权之行为并非公司本身的行为，而是经理人自己的行为”⑹将公司职业经理人以公司名义对外直接从事的法律行为，认定为权中所包含的代表权功能，适用理论归于公司承受。委托理论目前在法学和经济学界成为解释公司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的重要学说，但是，该理论却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缺陷和漏洞，对现实问题的解释使人困惑，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第一，从民法基本原理出发，在委托关系中人与被人是一种内部关系的体现，人始终以被人的身份出现，其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所约束的双方当事人是被人和第三人。但是，在公司经营管理实践中，职业经理人常常拥有公司的控制权，代表公司对外从事公司行为，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有调查表明，在我国股份公司中有近65%的公司采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体制。职业经理人已超越人的身份和地位，独立代表公司从事公司行为，而委托理论却无法解释。第二，公司职业经理人与公司中其他雇员的地位差异在委托理论中无法体现。雇员与公司是通过劳动合同建立起雇佣劳动关系，适用民法基本原理分析既是委托关系。公司如委托一般雇员对外采购或销售产品、提供劳动服务等，该雇员均处于人的地位，须完全依公司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的授权行事，该雇员是不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而公司职业经理人则不同，他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具有独立控制的能力与权力，对外可以代表公司处理有关公司整体利益的经营行为。这一点从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经理的职权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体现。公司职业经理人的经营管理行为不可能不与第三人签订交易协议和文件。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中的地位已脱离雇员身份，他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公司的命运和雇员的地位、待遇和去留。单纯将职业经理与公司的关系适用委托的观点已颇为牵强。第三，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与其所担负的责任和所体现的价值不相吻合。在公司经营管理实践中，公司职业经理人素质的高低，管理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然而，职业经理人仅仅处于人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使得经营状况的好坏，职业经理人自身价值的社会意义都被委托人的“决策贡献”所淹没。相反，即使职业经理人能力低下、重大经营失误或故意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最终的责任都要有委托人承担，但事实上委托人可能还被蒙在股里。第四、委托理论适用于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在我国商业实践和司法实践当中，公司签章往往代表着交易的法律效力。

如果签章的不是董事长或执行董事，而是掌握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对外实施公司经营计划时的签章，其效力就因为如果总是依委托理论或表见这一靠法律对当事人主观善意与否的认定来判断交易的合法有效性，势必使日益快速的交易秩序混乱起来。第五，委托人混乱。委托理论中对职业经理人的委托人认定并未统一，有的主张是股东，有的主张是董事会。忽略职业经理人背后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具体特征而空谈委托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上述委托理论所遗留的问题就是委托方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法律地位不明确，而委托理论本身又无法解决双方在公司实践当中的问题，可见放弃委托理论，赋予职业经理人独立的法律地位已刻不容缓。

综上所述，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中有关公司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的理论和学说不能合理解释公司实践中职业经理人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职业经理人和公司其他机关尤其是公司董事会的关系也无法做出清晰的说明。职业经理人在公司内部权利体系中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起着其他公司机关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公司快速发展的脚步亟待公司治理理论的先导，因此理论界对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提出即符合实际又符合法理的理论迫在眉睫。

三、建立以信托关系为特征的新型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

相对于董事会来说，由职业经理人代表行使公司经营管理权具有诸多优势。第一，从职业经理人的产生看，职业经理人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本身与物质资本载体——股东在联系上已脱离了，属于职业经理人市场中的一员。从法律角度上分析，他不是由股东选举产生，相对于股东而言，他本是独立的自然人，他即便曾是该公司的一名雇员，被在聘为公司职业经理人之时，他与公司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民事主体，在聘任关系中，职业经理人享有独立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与公司和股东来说，他是一个外部主体，他们之间不是内部选举或代表关系，而是一种外部关系。这样，从产生上，我们不得不被职业经理人的独立性特征所吸引。第二，职业经理人来自职业经理人市场，作为宏观大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职业经理人市场遵循着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如任职资格规则、竞争规则（包括反不正当竞争规则）和退出规则等。市场是开放的，也是无情的，在市场中形成的职业经理人相对于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董事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职业经理人以专业的管理知识、过硬的职业道德和快速的更新换代等优越性已经在现今经济状况中当中傲然凸显出来了。可见，在公司价值由股东本位到公司本位、再到社会本位的发展道路上，确立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中独立的经营管理机关地位是顺应公司价值理论发展的产物，而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已是“强弩之末”渐呈衰败之势，终将被职业经理人中心主义所取代。

然而，传统的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理论即委托说不能对这一所有权理论的变革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在上述学说中，职业经理人是董事会经营权的附属，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因此，我们不得不为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寻找科学合理的民商法法理的支持，这样，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才会更加稳固，公司治理的理论才得到实质进展。顺应这一要求，笔者主张现代职业经理人的经营权依信托关系从董事会所代表的公司法人财产权取得。信托关系是指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依信托文件所定，为受益人或特定目的而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的法律关系。⑴信托起源于英国，在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是财产管理的主要方式。利用信托原理，一个人在没有能力或不愿亲自管理财产的情况下，将财产转移给自己信任并有能力管理财产的人（即受托人），并指示受托人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用于受益人的利益。信托制度的核心就是，将信托财产的管理与支配所有权权能与实际受益权分开，在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上述所有权权能的同时，还承认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权能，并强调对信托财产及受益权的保护。将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建立在信托关系上，而不是委托关系或合伙关系，是基于信托关系的法律特征与委托关系和合伙关系的不同，适用信托关系解释职业经理人独立的法律地位和独立的经营权来源和运用根据，更符合法理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信托关系区分财产所有权的管理、支配所有权权能和受益权权能分属不同的主体所有。受益权权能在英国信托法原理上被称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是一种只享受享受财产的收益，却不能干预受托人的管理支配权，因为两者是不同的独立主体。因此，信托关系下，董事会与公司职业经理人分属不同的利益主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董事会尊重职业经理人的经营管理权，职业经理人在享有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权的情形下，又要服从董事会的监督。分权与制衡体制在信托关系下体现的淋漓尽致。

第二，信托关系区分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者不同的法律地位。委托人是信托关系的创设者，他决定信托关系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信托关系一旦成立后，委托人本身就失去了对信托财产的直接管理支配权和受益权，只能监督受托人将针对受托财产的管理收益依据信托合同给予指定的受益人。信托关系要求受托人不仅要按照信托文件的条款行事，而且还要受法律、法规的约束，以防其违反信托义务，损害受托人义务。在公司治理中，公司职业经理人只享有经营管理权，不具有对公司利润中有关股东收益的支配权和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权，这些权利由委托人——董事会来独立的安排，他自己不是受益者，真正的受益者是股东和公司。因此，信托关系保证了受益人——股东和公司的应得利益，同时使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各司其职，而这一切都是出于法律法规和信托文件的明确要求。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信托文件。在公司中，信托文件主要指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对职业经理人的授权委托书，信托文件是契约性文件，其达成主要依赖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的诚实信用和平等互利，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由双方和议而达成的，在包括受益人在内的三方当事人形成了制度性约束，而制度性约束相对于人为主观性、随机性约束的优越性是众人皆知的。

第三，信托关系解决了公司职业经理人一定程度下对外的代表权。实践中职业经理人经营管理权的实施不可能全部依赖董事会的一一委托授权，表见的原理的适用有受到诸多限制，因此，许多学者将职业经理人的对外代表权认定为权中具有代表权权能。⑴笔者却认为不妥。代表权是一种内部关系，公司代表权主体是董事会，而不是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作为相对于公司和董事会来说是一种外部聘用关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与董事会的独立性不相矛盾，而是通过信托文件予以明确的，各行其是、各司其职。在信托文件中规定，职业经理人在经营管理权限范围内享有对外独立的受托人地位，这样是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明晰各主体之间权利和责任，维护交易秩序的科学选择。若认定权具有代表权功能，则不能将职业经理人与董事会的地位彼此明确，相反会更加混乱。

第四，信托关系使公司职业经理人与公司雇员相对于公司的关系得以区分。以发生于英国的上诉法院案例作为说明。⑵

案例：Lister&Co.v.Stubbs(1890)

案情：原告是一家纺织公司，被告是原告公司的一位高级雇员，受命代表公司购买原材料。但他接受了原材料销售企业的大笔贿赂，并将所得款项投资于土地和股票。原告公司先请求法院禁止令，禁止被告处理这些投资，然后请求追踪这些投资，理由是，被告是原告公司的受托人。

判决：驳回纺织公司的请求，因为被告与原告并不处于一种受托人关系，只存在一种对人关系，即债权—债务关系。

委托理论论文篇（9）

 

根据《托收统规则》第3条的规定，所指的托收的当事人一般涉及四方当事人,即委托人、托收行、代收行和付款人[3]。按照目前教科书的观点，委托人和托收行之间形成委托关系；托收行和代收行之间也是委托关系。委托人和代收行之间则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代收行与付款人间没有合同关系。委托人和付款人之间合同关系[4]。本文所讨论的是跟单托收中银行的法律责任，因此本文所关注的是委托人——托收行——代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并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但是教材所给的观点理由不甚详尽，因此基于对URC522中第三款托收的关系人，第四款托收指示相关内容，结合有关民法教材中关于法律关系原理及相关材料的说明，有以下分析：第一，共同论[5]。这种观点认为，在同一托收业务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银行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因此构成共同关系。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解过于片面，共同“是指权由数人共同行使的”。也就是说，共同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当事人之间存在关系，委托人直接授予全体人以权；其次，数个人必须共同行使权。如果各人可以单独行使权，则仍是单独。在托收业务中，委托人显然没有直接授予代收行以权，并且代收行与托收行也非共同行使权，因此认定为共同缺少法理依据。第二、在国际托收中，三方当事人之间形成复关系，托收行是委托人的本人，代收行是委托人的复人[6]。其表现在于：（1）委托人与托收行之间是关系，在委托人提交给托收行的托收申请书中对此有明确的表示。同时，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构成本，是日后托收行开展业务、为委托人与代收行建立另一层复法律关系的基础。（2）按照托收的业务流程，代收行应由托收行联系，并由其发出的托收指示书予以明示。很明显代收行就是托收行以自己的名义为被人在异地选任的复人。委托人对代收行的选择意见，并不影响托收行成为选任行为的主体。（3）代收行是托收行为委托人选任的参与整个托收业务的行，在托收指示书中，委托人与托收行之间的本关系是明确告知代收行的，而且这个托收指示书应该完全是根据委托人的委托指示而制定的，至于委托人与付款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是可以通过一系列商业单据和金融单据知晓的，所以实践中代收行很清楚自己最终是在为谁提供服务。这种复关系只能认定为一个完整法律关系的两个层次，而不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托收行与代收行都是委托人的人，两者都直接对委托人负责（上述上海兰生公司诉华侨银行、美国华旗银行国际托收纠纷一案中，被告华侨银行的律师徐捷先生在其词中就正确的阐述了这一点[7]）。（4）代收行在具体操作时，它的一切承兑、交单和付款行为是以托收指示书为依据的，执行托收指示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而不是由托收行承担。论文参考网。URC522明确规定，托收行利用其他银行的服务的风险由委托人承担，这正是委托人与代收行存在直接法律关系的表现。最后，即使托收行为委托人选任了代收行，委托人与托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依旧存续，托收行有责任继续为委托人服务至托收完成。

所以采用不同观点对跟单托收中银行地位的分析，则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三、跟单托收关系中银行角色及责任

URC522在跟单托收中对托收行、代收行的共同责任和义务作了相关规定。托收行主要有以下责任和义务：（1）审阅委托申请书及委托人的特别提示，若不愿受理所受到的托收申请或其中的特别提示，则应无延误地立即通知委托人，表明拒绝接受或要求其修改委托申请书。（2）审核单据的种类和分数表面上是否与托收申请书完全一致。（3）按规定填制托收委托书。（4）按常规处理业务。（5）及时通报信息。

代收行在国际贸易中通常为非出口地银行，多为进口地银行，但有时也有第三国银行参与代收业务。所有代收行都有以下责任：（1）若决定不受理所受到的代收委托或某特别指示，一般应无延误地以可能的最快捷方式通知委托方。（2）审核单据的种类和分数，看表面上是否与托收指示书完全相符。若发现有不符之处，则应以可能的最快捷的方式通知委托方。（3）按委托方的指示处理单据以及代为缮制一些业务中必要的单据。若委托方未明确指示其要求代为缮制单据的式样及词语的具体要求，则代收行可按常规缮制而不承担责任。（4）遇有意外情况，应无延误地及时通知托收行。论文参考网。遇有意外情况无论委托人是否实现授权，代收行并无采取行动保护货物的义务，但也可不经事先请示而采取行动保护货物，无论如何代收行都必须及时将意外情况以及所采却的措施立即通知托收行。（5）所有通知中均应载明必要的具体内容，必须注明托收行的托收指示书的业务。提示行是负责向付款人提示单据的代收行。论文参考网。提示行是代收行之一，它负有“提示”职责的代收行。在实务中，它通常兼有提示、接受付款或承兑付款及交单等多重职责。人们多以付款人的账户行或指定代收行在付款人所在地的分行或行为提示行。

但由于跟单托收的有不同的类型，所以在不同的类型下，银行的法律责任又有所区别。以下就跟单托收的代收行责任进行讨论。

代收行在在即期付款交单（D/P）条件下法律责任。在即期付款交单的条件下，代收行的义务是接受托收行委托并按照“托收指示书”提示付款人以见票即付的方式付款赎单。在实践中，如果代收行违反了这一义务，未收到付款人的付款即将装运单据交给付款人，将导致委托人的损失。在托收业务中，代收行所收到得各种单据中一般包含有提单。持有提单的意义在于持有人有权向承运人提取货物，拥有提单就可以转让货物的实质占有权，这是其物权凭证性质决定的。提单持有人可以将提单作为权利证书而设定质押。对于提单来说，代收行承担了法律上的善管义务，而非仅仅是基于合同“托收指示书”所产生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代收行放单给付款人时没有收到货款，则与“善意和合理谨慎”的义务和“托收指示书”中关于向付款人交付单据的条件不符合，最后会使委托人对货物的占有权收到损害。如果委托人和代收行之间是复关系，委托人有权对代收行在管理托收业务过程中的过失所引起的损害结果提出权利主张。但是代收行诉讼主体资格以及代收行的责任承担问题，并不单纯依赖URC522的规定，还应当关注有关的国内法。URC522中第11条第3款的规定：“一方指示另一方去履行服务，指示方应受到被指示方的法律和惯例所加于的一切义务和责任的制约，并承担赔偿的责任。”虽然这一条款所针对的是托收行和代收行之间的关系而言的，但从该条款中可以看出在托收业务中代收行所在国法律对于规范托收业务的重要地位。因此，虽然URC522中并没有关于委托人能否直接起诉代收行以及代收行是否应当对其过错向委托人承担责任的规定，我们也可以从代收行所在国的国内法中找到相关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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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论论文篇（10）

一、 绪论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多年，取得了很大的历史性转变，积极推行“两权分离、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明确国有资产的委托关系和权责关系，逐步开拓国有企业稳步发展的新局面。但在近些年的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了众多不良问题，如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少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私欲泛滥、寻租投机行为屡禁不止等等，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其中委托问题是关键问题之一。

二、 理论基础

委托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普遍、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存在于一切组织、一切合作性活动中，存在于企业的每一个管理层次上。所谓委托问题是指委托人和人均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并且两者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往往是不一致的。1

2.1委托理论的研究现状

委托理论（the Principal agent theory）是过去30多年里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经过30余年的发展，委托理论由传统的双边委托理论（单一委托人、单一人、单一事务的委托），发展出多人理论（单一委托人、多个人、单一事务）、共同理论（多委托人、单一人、单一事务的委托）和多任务理论（单一委托人、单一人、多项事务的委托）。

委托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主流理论之一，国内外研究较多。主要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委托关系及原因；委托的成本和激励问题。哈里斯、拉维夫、霍姆斯特姆、罗斯、哈特等人开拓了委托理论，构建标准的委托理论，考察问题和委托问题。格罗斯曼和哈特构建完整的道德祸因模型；艾克洛夫构建逆向选择问题研究的分析范式；詹森和默克林创立了实证理论，考察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企业内部对管理者的激励问题。

我国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关系问题，张维迎（1994）研究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人关系，试图解释为什么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等；张维迎（1996）对理论的模型进行详细的介绍；张春霖（1995）探讨存在道德风险的委托关系，并运用理论分析初始委托人的界定和人对风险的态度。阎伟（1999）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间的激励不相融，从而根除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刘以安等（2003）分析国有企业委托关系，温海珍等（2003）提出委托风险的防范可以从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两个方面来考虑；李绪红（2004）基于管家理论对委托关系中经营者的“人”角色和委托管家关系中经营者的“管家”角色进行对比。2

三、 对我国国有企业委托问题的分析

3.1我国国有企业天然存在委托关系

在个人企业和合伙企业中，并不存在着委托关系，只有在企业形态演变到公司制企业阶段，出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委托关系才随之产生。但是，国有企业中天然存在着委托关系。国有企业的存在总有一定的目的，无论是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为了坚持公有制，还是在经济管理上为了消除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总是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但是，全体人民不可能集体去管理企业，首先委托给政府。政府是一个公共法人，他需要将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委托给具体的经营管理人员来运营。因此，国有企业中天然存在着委托关系，并且这种委托关系的存在并不完全是出于分工效果和规模效果，而是主要由国有企业的属性决定的。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委托者追求的是在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国有企业职能的实现。企业的经营者既是具体的受托者（即人），又是一个经济人，不可避免地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包括货币收益、控制权收益等。委托人和人的目标不相一致。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之间同样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对等，因此，国有企业中同样存在着委托问题，并且由于国有企业有着复杂的属性，国有企业中的委托问题比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制企业中的委托问题更为严重。

3.2我国国有企业委托关系的特点

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中的委托关系与西方国家企业中存在的委托关系有较大的差异，表现为一种双重体系，即第一重体系是从初始委托人（全体公民）到政府的自下而上的多级授权链，亦即公有产权由全民授权国家来，成为国有产权，国有产权又由国家授权政府来，政府再委托有关部门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第二重体系是国家到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再到经营者（最终人）的自上而下的多级链。政府是这两大体系中的特殊角色，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初始委托人的人，又是最终人的委托人。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关系与西方私有制企业的委托关系具有以下不同点：

（1）与私有制企业中委托关系相比，国有企业中的委托关系表现为是一种更为纯粹的委托。国有企业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全体人民作为一个集合是无法直接经营国有企业，只能实行委托经营。全体人民作为委托人，在监督人时，由于存在着监督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积极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并且，全体人民也无法直接去深入企业内部了解企业的真实经营管理状况，无法直接参与企业的决策、经营等管理，是纯粹的外部人。因此，国有企业中委托人和人之间表现出一种非常纯粹的委托关系。而私有制企业的所有者往往也直接参与企业的决策，对企业的内部信息有较多的了解，不仅仅纯粹地作为企业的外部人，是积极的内部所有者。

（2）国有企业中委托人目标多元化、复杂化。由于政府的目标函数不仅是多重的，而且有的目标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冲突，如一方面要求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一方面又追求高就业、社会安定等。委托人目标多元化不可避免地对人的行为造成影响。政府官员作为委托人的行为人，其本身不是股东，并不能享受所有者的权益，在现实中往往干预而不是支持、配合人的行为人的工作，其行为存在着侵犯企业利益问题。私有制企业不同的是，委托行为人一般为所有权的拥有者，其目标单一，追求利润最大化，对自己谨慎选出的企业人必定会密切关注、密切配合。

（3）国有企业的委托层次比私有企业多。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中委托关系表现为间接性、多层性、复杂性且协调关系繁琐。全体人民作为最终所有者，不可能对众多的国有企业直接行使监督权，只有借助多层关系间接加以管理。这样导致信息的非对称性增大，委托人监督能力减弱，使得协调委托人与人目标不一致的费用较高。

（4）国有企业中委托关系选择的非市场化。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中，委托关系完全是通过市场自由选择形成的，委托人出于追求委托收益，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经理市场上选择有能力经营本企业的经理人员，并根据经理人员的经营绩效决定对其进行奖惩。但在国有企业中，政府官员作为委托人的行为人既不具备私人股东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机，又无自主支配资产转让的实际权力，因而在选择经理和约束经理行为时，难以借助市场化自由契约特征，或多或少倾向于行政手段。

（5）国有产权代表缺乏风险责任能力。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企业虽然也实行法人治理制度，但大股东仍能通过董事会控制企业的重大决策，尤其是风险决策。而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因缺乏承担企业决策风险责任的物质基础，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高风险性因素，在缺乏企业风险责任联带机制的情况下，国有产权人的决策行为难以与个人股东一样理性化。

四、 结束语

委托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委托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是无法根除的，并且我国国有企业委托问题有自己的特殊之处。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让大家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国有企业委托问题，从而通过有效的举措进行预防，通过加强各方面监管着力于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减少国有企业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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