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艺术论文篇（1）

1文明礼貌

中国自古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孔子要求学生掌握的“六艺”中礼就为其首。约翰逊（美）这样形容礼貌的作用：礼貌像只气垫，尽管里面什么都没有，但却能奇妙的减少颠簸。对他人的礼貌，是对对方的尊重，同时也留给对方以亲切、可信赖的感觉，能在有限时间内迅速拉近护患之间的距离，有利于进一步的沟通交流。对患者的礼貌，最基本的就是遵循优质护理服务礼仪中的“七有声”，即患者入院有迎声，治疗时有称呼声，与患者合作有谢声，操作失败有道歉声，患者咨询有解答声，接听电话有问候声，患者出院有送声；另外，牢记患者的名字，并根据年龄或职业使用尊称，也是礼仪的基本要求，切忌以床号或简单的代号称呼患者。

2真诚

真诚是有效沟通的前提，态度决定结果，真诚的态度能美化语言效应。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落实“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要换位思考，学会用患者的眼光去看问题，用患者的心去感受问题，言语中体现对患者的理解和包容。真正履行“七不讲”，即不讲不耐烦的语言，不讲训斥对方的语言，不讲为难对方的语言，不讲挖苦对方的语言，不讲侮辱对方的语言，不讲庸俗的语言，不与患者发生争执。注重细节，无论事情大小，及时解决患者的难题，对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定不能敷衍了事，应取得患者的谅解后请求相关人员协助解决。

3主动性

优质护理强调主动服务，但一定不能单纯机械地操作，要带着爱心和责任心主动与患者沟通。主动询问患者的需要、感受，做到“询问在需求之前，服务在患者开口之前”。让患者在每时、每刻、每个细微的环节上都能感受到护理人员的贴切服务，处处被尊重、被关心、被重视、被理解。当他们的正常需求得到满足时感到满意，潜在需求得到满足时就会感动，最终表现为对护理服务非常满意。否则，再专业、再高超的技能也不一定能得到患者的认可和称赞。

4科学性与准确性

护士与患者交谈，对于涉及患者的诊断、治疗、病情和预后，必须使用科学的语言，使用有理有据、真实可靠和有事实根据的语言，切不可随便乱说或不懂装懂。对于涉及数量的解释，尽量避免用“多”、“少”之类的形容词。例如新生儿脱水热的护理中，对于“多喂水”这一要求，成人和儿童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只有根据患儿的体重及体温，计算出所需的水分，并以毫升数告知，对于老年患者，还必须以所使用的奶瓶容量为单位具体告知，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5严谨性

保护患者的隐私及不在不适宜的场合讨论病情。特别是对手术中的患者，可能会把无意中听到的病情描述和自己联系到一起。曾有一位患者在剖腹产麻醉清醒后迫不及待的询问自己的子宫肌瘤和术中出血情况，原因就是在手术过程中模模糊糊的听到医护人员提到“子宫肌瘤、大出血”等字眼，虽然手术过程很顺利，手术医师讨论的是其他患者，且经过及时的解释也消除了患者的顾虑，但在医师进行解释前已经对患者的心理产生了伤害，由此也会降低患者对医疗行业的慎独精神的评价。

6适当的反馈技巧

交谈中，注意观察对象的表情、动作等非语言表现形式，以及时了解对方的理解程度。尤其是对老人和儿童，应适当重复，对于术前或特殊检查前的准备，要及时评估对方的接受程度，必要时可请对方复述一遍，并适时插入“是的、很好”等肯定性语言，提升患者的自信感。当发现对方不正确的言行或存在问题时，应首先肯定对方值得肯定的一面，然后以建议的方式指出问题所在，易于接受批评和建议。

重视语言交流时的细节处理

细节处理包括体态、仪表、环境、声调、语气等。细节决定成败，沟通交流要取得满意的效果，细节的处理很重要。交流过程中注意运用合适的表情、动作和语调，并与所要传达的信息内容相配合。如在倾听的过程中注视对方的眼睛、不做无关的事情、及时反馈表示自己的专心，又如不在表示同情的时候说笑。

特殊情境下的语言艺术

1临终患者及家属的语言技巧

死亡是人的自然归宿，每个人都无法超越自然规律，患者经过医护人员尽力抢救仍然无法避免死亡时，应帮助患者及家属坦然面对。切忌在死者及家属面前说笑、打闹、说不敬的话语，随便谈论死者病情及隐私。应避免使用人们忌讳的“死”“死亡”、“死了”等刺激性的词语，而使用“逝世”、“去世”、“走了”、“没了”等非刺激性语言。对家属过激言行要宽容、理解，对于明显干扰正常医疗秩序，影响其他患者的行为，护士则应指出、规劝这种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就事论事，最好不要将其行为归为“德行”如何而加以指责。

话语艺术论文篇（2）

高校辅导员教育行为的基本思路

高校辅导员必须对自己的言行、决策及由此产生影响和可能造成的结果进行预测、分析和反思，捕捉和改正动态知识网络社会下的不足之处。

(一)发现问题。针对90后大学生的特点，辅导员需要去了解新问题，解决新情况，富有语言艺术色彩的谈心和交流，可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不同阶段学生所关心、关注的问题。设身处地地想同学之所想，有助于提前发现学生中的潜在问题与威胁，从而使辅导员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防患于未然，从而提高辅导员的监控调控和应变能力。

(二)预测问题。通过现代的信息渠道收集学生各方面心理动态的信息，深入了解学生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及学生个体的性格、爱好、能力等个性特征，对学生在得到肯定、鼓励后对待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态度转变及其后果进行预测、分析和假设。要求高校辅导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懂得取舍哪些情况是可以举例并告知引以为戒的，哪些是必须忽略避而不谈的。尽量要用与时俱进的发展观点尽最大可能与新时代的学生保持一致，时刻反思自己的思维观点、表情态度、谈话方式等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三)分析问题。语言艺术的运用能够提高辅导员的工作效果。每一次谈话过后，辅导员都要对自己的言谈进行理性分析和反思，分析问题的过程相当于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因为辅导员工作是不断重复不断深化的过程，做好每一次的谈话记录等同于与同学进行了第二次重复的谈话。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认真分析其过程，扬长避短，不断丰富和补充实践服务管理经验。

提高高校辅导员语言艺术运用能力的途径

(一)辅导员人格的自我完善是提升辅导员语言艺术运用效果的基本保障。辅导员有着强大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作用，只有人格不断地自我完善才能提升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这也是提升辅导员语言艺术运用效果的基本保障。辅导员人格的自我完善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是认知结构层次的自我完善，另一方面是业务素质的提升与完善。

1、认知结构层次的自我完善。辅导员对时代特点和理论知识要不断更新才能适应90后大学生的思维和观念，所以要不断地进行资源互补和经验交流，通过经验交流会、辅导员培训等途径提升辅导员的对认知结构的优化，以利于充实辅导员的语言内涵，掌握说话的方向性和针对性。

话语艺术论文篇（3）

语言是表达思维的工具，教学语言必须符合逻辑性规律。如果一个教师的语言表达极富科学条理性，那么这个教师的思维过程也一定十分清晰严密，所讲解的技术动作就连贯规范，组织的教学过程就比较科学合理。因此，加强体育语言表达的科学性和条理性，关键在于锤炼思维的逻辑性。以“原地双手头上掷实心球”易犯四种错误为例：①实心球出手无力，或未完成掷球动作，实心球就离手。②向下掷实心球，几乎不存在抛物线。③实心球出手角度太大，高而不远。④开始掷球时，先屈肘将球降至脑后下方再掷球，用不上以胸带臂的力量。

针对上述四种情况，教师在讲解时语言就要科学有条理，形体语言的展示就要规范连贯，使学生一听就懂，一做就会。这样就加深了学生对新知的理解，锻炼了学生的体育思维能力，也让学生体验到了体育语言的魅力。

体育教学语言要启发、激励

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指出：“一个坏的教师是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是叫人发现真理。”这也是体育语言启发性的真谛。课堂上教师要通过语言来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并善于解决问题。如在教学“篮球的双手胸前传接球”时，根据学生接球时普遍等球，不会主动伸臂迎球的错误接法，笔者有意进行形体语言教学，模仿学生错误的接球手型进行示范，结果造成球接不住或打在自己的胸部上，引得学生哄堂大笑。大笑之后，部分同学就说：“老师，我也好几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真害怕，怕被球打到。怎样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时，笔者引导他们给老师这个错误动作找原因。经过学生的仔细观察和体会，最后统一认识：接球时，双手不能等球，应主动伸臂迎球而后缓冲。错误找准了，同学们再进行练习，基本避免了这种错误动作的出现，很快地掌握了双手胸前传接球技术。由于“错误”来自学生，而毛病让学生自己找，教师加以指点，教学效果自然要比直截了当地传授方法好。

体育语言是师生双方传递和交流思想感情的载体，亲切、感人的鼓励语言能缩短师生的心理距离，沟通师生之间的情感；使学生能保持积极舒畅的学习心境，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学好体育的信心。课堂上，如果教师的语言中含有对学生的尊重、信任、宽容、表扬、鞭策等激励因素，常常会给学生一语三春，语半功倍的感染力量。

此外，恰到好处地运用无声语言也可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体育的无声语言包括教师的表情语言和手势语言，这些无声语言可辅助有声语言共同实现教学目标。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老师一个温和的眼神对学生都是一种激励，即使对学困生特别是对某些缺乏自信心的后进生也一样。课堂上我们要调整视线投向，尽量用和蔼可亲的目光去捕捉学生的视线，让激励的目光洒遍课堂的每一个角落，使每个学生特别是体育“学困生”，让他们时刻感受到老师在关注自己，这样无形中就起到了控制课堂的教学效果。对于课堂中违纪的学生，教师可用严肃的目光去批评，这比大声训斥更容易使学生接受，且不会影响其他同学的注意力。

同样，教学中还须加强一些手势语言，如果没有手势语言，课堂教学就显得有些生硬死板，缺乏活力。在课堂上，教师一次大拇指的伸出，一次对头部的轻轻抚摸或肩部的轻拍，对学生来说都是一种鼓励和表扬。当学生做出精彩时，教师除了口头表扬外，也可以走上去握握他的手表示赞赏，学生接受到这样的手势语言后，他们的心情会非常愉悦，思维会更加活跃，教学效果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体现出来。当然手势的使用应保持自然、适度，不能频繁、夸大。

体育教学语言要形象、幽默

话语艺术论文篇（4）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版画艺术创作语言的表达，更多流于版画形式，版画家缺乏对现当代艺术的来龙去脉的深层次研究和挖掘，没有从国际艺术视觉去审视我国当代版画艺术语言表达的深度和视觉艺术背后的思想和观念支撑。很多对版画艺术创作语言的表达相关的评论都处于冷漠和失语状态，版画艺术语言比较肤浅，不能满足当前人们的心理需求。

相关理论知识的缺乏和观念的老化

一种艺术的发展和不断更新与观赏者的眼光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当前，很多喜欢版画的批评家都保持了缄默态度，使我国当代版画艺术创作处于尴尬情境之中，如果版画艺术语言的表达得不到大家的评论，那么，当前所谓的艺术家是不是已经具备了一些版画艺术创作应该具备的理论知识和先进的时代观念？

对中国当代版画艺术语言上的表达反思

（一）版画家必须要提高自身艺术修养

中国当代版画创作的发展和创新，最终还是要依靠热衷于版画事业的艺术家和版画家。现在由于版画艺术不能像我们的油画到市场上一卖而空，受到群众的追捧和关注，但是版画还是要发展，找出一条适合版画发展的路子来。我们知道，大部分版画家都不愿与时代同步，但是时代也确实影响到了版画艺术的发展。所以版画艺术家也不要抱怨时代赋予了市场的竞争，应该静心研究国内外艺术发展动向，在版画艺术语言的表达方面，要向多元化进行超越，从版画语言的多维度、多层面方面做出创新和探究，结合我国传统版画中的优势，使版画艺术在形式语言上，突出抽象和具体，以及唯美特征，寻找出我国当代版画艺术语言表达的发展空间，争取中国当代版画成为时代艺术发展中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语汇。

（二）让艺术语言表达与时代贴近

版画艺术语言的表达，其发展的土壤就是时代环境和社会生活所需。如果艺术语言离开了人们生活的视域和脱离了人们生活环境，那么，再好的语言也是非人类的语言。同样，版画艺术语言也是一样的，要想让版画语言更具有丰富性和生动、趣味性，最重要的就是要关注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感的波动。版画家就要立足于时代，洞察人们内心世界，发掘版画艺术所要表现的艺术精神和内在思想，让艺术语言更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让人们能够从这些语言中，感受生活、感悟人生，享受版画艺术的魅力。

（三）艺术语言要整合其他艺术语言

话语艺术论文篇（5）

语言艺术的要求

1、纯朴明了。教师的语言要有风格，纯朴明了是教师语言表达的一种方式，更是语言表达的一种风格。这体现在：朴实的话语、丰富得体、自然大方、简单明了、语速适中、立意创新。

2、变序创新。教师的工作是复杂动态创新的，所以要求教师在语言表达上必须具有创新性。教师必须真实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指点和启迪，必须依据学生的心理、年龄特点安排设计语言表达的顺序先后，让学生欣然接受。

3、反复强调。在教学中，关键问题教师必须反复强调提醒强调。学生在上体育课时学习动机主要体现在“玩”上，这就需要教师反复多次地提醒、矫正、督促，引起学生的注意力，加深学生理解和掌握。

语言的艺术技巧

1、声调变化。课堂上，教师的语言表达，除了要丰富、自然外，还有一个语音语调的变化。如果教师的表达能力较差、呆板，没有变化，学生就会觉得教师说话没有水平，这就直接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的语言要有抑扬顿挫，声调变化。让学生觉得真挚、恳切、生动愿意接受。

2、语速变化。教师的课堂语言要做到语速适中，语言流畅自如，有自己的表达特点和风格，要把握好快慢、重轻、停顿等等。

3、语态变化。语态变化在体育课中非常重要。教师的语言要做到大方高雅、入理入情、和谐自然、动情动听、入化传神、富有感染力。但体育教师仅仅依靠口齿伶俐还不够。在体育教学中，教师还要把肢体语言、心理语言与生动明了、准确自然、恰到好处地语言表达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赢得学生的喜爱和欢迎。因此，教师的语言要准确，有艺术魅力。

4、风趣幽默。幽默（hunour）是外来词，意识是语言、动作有趣，招惹人笑。从语言艺术方面来看，教师要有健康的心理品质。教师高品位的语言表达能力，其影响力不仅仅是博人一笑，还会使人获得精神，加深记忆，活跃教学气氛，保持良好师生关系。因此，教师要善于运用幽默语言。语言是人人不可缺少的交际工具，在现代社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从猿古人到人类，中华民族经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使语言得到了充分完善和升华，并且固定为普通话。语言的固定化，使人与人之间沟通更加和谐，情感得到升华。

话语艺术论文篇（6）

招贴画的艺术语言之一：摄影

摄影是如实地记录自然界和社会的状态及发展、变化的最直接的手段。在20世纪30、40年代，摄影就被许多商人、设计师用于商业招贴和文化招贴，就是因为摄影图像有着无可比拟的记录功能。它也是一种大众化的通俗的视觉语言。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脑数码图像的出现将摄影作品的表现能力提升至无所不能的境地，为图像带来新的生机和视觉力量。

在应用摄影表现的招贴中，最能感动人的地方是被摄事物的肌理和质感。质地清晰的质感与富有变化的粗糙肌理是使人们产生情感共鸣的关键。德国设计师金特•凯泽等设计师大量的招贴设计运用摄影表现招贴的主题，都证明了摄影强烈的视觉的冲击力。

招贴画的艺术语言之二：计算机绘图表现

CG计算机绘画在现代招贴设计中是运用最为广泛的、必要的手段。1990年美国约翰兄弟研发了第一个可以编辑图像的软件——AdobePhotoshop，给平面设计及相关的设计领域带来了新的表现语言和生机。随着软件的开发，又诞生了许多绘图设计的软件，如Illustrator、Coreldraw、Painter、Pagemaker等优秀的平面设计及排版软件，还有应用于空间立体造型及动画的软件3dsMax、Maya等。这些软件极大地满足了设计师在不同的设计领域对所表现的主题的要求。计算机软件辅助设计也是当今最流行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招贴设计的艺术表现力。设计者可以利用软件进行合成或绘制，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设计理想化的艺术形象，处理二维、三维画面，营造绘画和摄影无法具备的效果，增强画面的立体感和空间感以及现触美。

话语艺术论文篇（7）

注重语言多样性

职业中专数学教学语言应当注重多样性特征,是一个集“有声”与“无声”的综合体。教学语言,一般是指“有声响的口头语言”。教学语言具有时间性与空间的灵活性,一般教育工作者通过教学语言传达知识与情感,进而促成学习者知识、能力、情绪、情感的发展。从传统的职业中专数学教学语言来看,往往存在着单一化,枯燥化等突出特点。

职业中专数学教学语言之中,往往给人的整体感觉即是数学教师站在讲台上进行滔滔不绝讲授,而职业中专学生则听的昏昏欲睡。因此,笔者认为职业中专数学教学之中,要充分注重语言的多样性,作为新时期的职业中专数学教育工作者要注意对于语言多样性的把握,在教学过程之中,充分的克服时间延续性较差的特点,使自己的手势、身体动作、眼神、实体语言相综合。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促进学生注意力的集中,进而促成职业中专学生数学教学实效性的提升。同时,如果职业中专数学教师能够充分把握教学语言多样性,尤其是无声语言的运用,则更加有利于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进而促进职业中专数学教学实效性的提升。

注重表情语言的运用

从现代心理学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当个体与个体进行面对面交谈时,其获得信息的较大来源可以从对方的表情来获得。从职业中专学生数学课堂教学来看,教师与学生之间沟通与交流虽然表面来看是“一对多”的教学,但是,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则是“一对一”的信息流的传递过程。由于我国目前职业中专学生数学课堂教学仍然采用班级授课制的形式,这使得一个教师要同时面对着几十个学生,不同的学生表情各不相同,因此,会产生不同的教学效果。笔者认为作为新时期的职业中专数学教师,要能够充分的注重表情语言的运用。

话语艺术论文篇（8）

但是如果语言的定法定死，那就变成了死法，使语言呆板毫无生气可言。而艺术语言正是超越语法的语言，它用语言的活法，创造了人类具有生态性的自然语言。艺术语言的活法不拘泥于法，往往用法而又超越语法之法，它有法而又无定法，它超越了语言的常法，从而中得“心源”，即师心法，且外师造化，即师自然。人心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情感的一面，人心的理性和情感组成了心理活动的灵动性。可以说，理性之心的表达往往用常法，即语法的定法，情感之心的表达往往用活法，从而创造了人的语言生态，使有限的语言表达认识上升为反映客体的审美活动。艺术语言是审美的，它是发话主体审美集中化和物质形态化的表现形式，是发话主体通过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全面反映内心情感世界的特殊的言语形式，它在表现内容上，具有容纳的广阔性和再现现实的巨大潜力，以至能把生活的各个领域及人物的内心世界形象地表现出来。例如“把善种在人们心中”、“冬天把一切都冻住了，把爱情也冻住了”等，这种艺术语言超越了语法的定法，而使用了创造语言的活法，它具有容纳的广阔性和再现现实的巨大潜力，把发话主体内心世界形象的表现出来。所以，艺术语言与科学语言不同，它是发话主体情感形象化的符号形式，艺术语言的形象往往是化情感为具象，有的是化抽象为具象，体现了发话主体的自我。发话主体的自我，也是对象化的自我。它打破常式句法结构与突出形象的情感，它表现了发话主体丰富多样的感受，给受话人无穷的回味，在回味中得到审美。艺术语言往往破常法，而用活法，使发话主体主观的心象和客观的物象得以融会具现，给受话主体以形象的关照，从而引起受话主体种种联想、想象和思考。艺术语言的活法是对语法定法的超越，所以，人们才能创造出各种“师心”的美的艺术语言。艺术语言表层的变异，即对语法的偏离和超越，体现了发话主体的自然性，反映了发话主体形式能力的构成。发话主体形式能力的构成，包括了形式感和形式欲两方面，形式感是发话主体创造言语形式的自然性，它是变异的。形式欲的作用并不满足于复现某种言语的语法规范形式，而是通过活法的运用，产生一种新颖的言语形式，即变异形式。这种变异的艺术语言形式就是发话主体心理精神形式的反映，即情感化的形式反映。所以，艺术语言本身是一种情感化的符号。这种符号既是形式，又是表现情感的内容。它不仅仅是内觉层次上的心灵构造，更是发话主体心灵对符号的创造。它表现的是发话主体的心灵，即活的心灵对艺术语言言语的变异形式的创造，这种艺术语言的活法运用，则是发话主体心灵化的体现。艺术语言的活法，来自心之活，心之活产生法之活。所以艺术语言往往以发话主体的心象，来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心象表现往往是拟态表现。艺术语言的拟态表现，往往表现在对反映客体的虚拟性上。它对客体现实形态的虚拟化和重建，不具有对客体本身的直接性。

艺术语言所拟之态往往是多样的，它随着发话主体感情的变化而变化，发话主体往往可以通过艺术运用将内心情状以及无意识中的种种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东西通过“态”显现出来，达之于人，感染于众，变得可观照、可领悟。所以，艺术语言所拟的呈现于外的各种态，实质上是发话主体的情态、意态、神态、心态等的物化形式，它是非实证的，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之态，如“绿色的梦”、“金色的希望”等。所以，我们认为，艺术语言不是认识的，而是审美的，这是艺术语言和普通语言的又一不同区别，说得准确点，是本质区别。我们也可以说，科学语言是认识的，艺术语言是感知的。科学语言是发话主体认识世界的言语形式，而艺术语言是发话主体感知世界的言语形式。发话主体感知世界与认识世界不同:认识世界所依据的是事物的本质，它的对象往往只能是处在固定关系的联系中的客体;在感知世界中，事物的关系和联想即是流动的、变化的。从艺术语言的表述来看，它反映的虽然不完全是客体，但它是客体信息对发话主体情感的激活。它有的指称不同，但语义相同，有的无指称，但却有内容。正是这样，艺术语言更能增强人们对客体的感知度，淡化了对描写客体的抽象度。所以，我认为，艺术语言与科学语言表达形式不同:艺术语言创造意象来直接表现情感。从艺术语言产生的心理基础来看，心象呈现为意象，意象本质上就是情感的形式，可以说，艺术语言是发话主体情感的丰富化，它的意象来自发话主体的心象，艺术语言的运思过程就是心灵的创造。它是人的自然性的反映形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物态化，是审美情感的真实性。艺术语言的表现，是发话主体人格境界的体现，是发话主体真挚的、天性自然的、无拘无束的创造。

艺术语言与日常的普通语言相比，艺术语言更体现了人们创造语言时的自然性，给人以感人心灵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来自发话主体的自我表现。艺术语言所谓的自我表现，其实是一种普遍的情感表现。在我国古代道家看来，主宰内在情感的规律与主宰大自然的道是一样的，它是一种自然化的道。20世纪70年代，我在大学曾执教过哲学和文化概论。对艺术语言的研究，是我用哲学的原理对语言学反思的结果。我把人的语言分为科学语言和艺术语言两种，目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性质的语言进行科学的概括和归纳，使人们对自己的语言有个完整的认识和把握，从而跳出传统语言观的狭窄天地。回顾中外语言学家的理论，他们的理论的精和典，无一不是理论的高度概括和高度综合。他们的理论，既有严谨性，同时又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的空间，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理论才流芳千古。语言观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艺术语言的建立，其本身就是语言观的完善，否则，我们就要步入形而上学的泥淖之中。长期以来，就我国语言研究来看，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以来，语言学家们往往只注意和重视普通语言的研究，他们的理论，可以说，对普通语言的研究达到了精密化和理论化的程度，建立了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大厦。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广泛深刻，凝聚着代代语言学家的睿智和辛劳，他们的理论像朝霞，在语言学界永远放射着光芒。他们的理论成为我们语言学界的宝贵财富。但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语言学理论由于限于对普通语言学的研究，而忽略了以语言为本位的研究，形成了对艺术语言研究的缺位，而不能科学地对人的自然语言进行整体研究。艺术语言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大潮的掀起而启航。艺术语言开辟了语言研究的新领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学科的交叉研究。学科的彼此交叉渗透，既孕育了精彩纷呈的原创性成果，又发现了一些走出学科的门槛，培养出一些混血的学科和混血的理论，艺术语言学的研究就是这样。

话语艺术论文篇（9）

20世纪后期以降，话语成为学术语言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术语。在文艺领域，英美新批评理论家视话语为一种文体(如诗歌话语、小说话语)，而俄国形式主义者、结构主义者、符号学家则用discourse指称作品的叙述方式，以之区别于story，他们认为后者是虚构文本中事件的实际编年顺序。而在语言学、传播学、修辞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研究领域，人们对话语的理解具有如下共识：话语是以语言符号为基础的意义建构活动，其建构方向既依赖于建构者的言述方式及意指实践，又受建构者的立场、视域以及建构者以外的权力、制度、机构、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话语对象是一个需要许多人反复加以填充、不断变动的特殊精神空间，历史文化就是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织而成，这些话语被划分为不同的科学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等;因政治、权力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不同话语类型会产生不同的表述规则，并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唯其如此，话语研究必然走向制度、学科以及知识的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实用理性为思维根基，历代统治者都把维护皇权视为第一要事，任何类型的精神活动都必须以统治需要为最终目的。在封建政统与道统的双重规约下，庙堂文艺话语的目标就是主文谲谏、辅察时政，或是人伦教化、移风易俗，而个体文艺话语的目标则是抒情言志，或是明道、载道。与之目标偏离或相悖的文学话语就会被社会的主流话语系统疏离或边缘化，被疏离或被边缘化的文学话语及其主体就会在生活中被人们矮化。以文学话语而论，被历代人们视为正统文艺类型的诗以外的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这种情形造成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

现代的文学研究者必须为文学存在的独立性寻找合理性及合法性根据，在能够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人们中间，王国维是不二的人选：王国维不仅精通文学，而且精通西方哲学，德国近代哲学美学中有他论证文学独立性根据的理论资源。

王国维对自己所承担的历史重任并没有明确的意识，他只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精神上的盗火者，有义务也有责任把现代西方文学思想介绍给国人。深受德国现代美学思想影响的王国维知道，文学只有获得自身的独立性时，它才有资格被人们彻底深入地研究。康德以降的德国诗哲们都说文学具有独立性，文学独立性的根据就是康德所说的审美无利害性。于是，他从康德美学出发，开始通过逻辑分析向国人陈述文学话语的独立自足特征。

王国维对文学话语独立自足特征的分析是从文学非功利思想开始的。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孔子之美育主义》等多篇文章中，王国维不厌其烦地申述文学活动的非功利特征。王国维一改中国传统文人评价诗学对象时随心所欲的印象式点评习惯，开始使用逻辑推理的方式论析文学的无利害性。首先，王国维从康德美学出发，宣称审美之境界乃不关利害之境界，同时又据叔本华的观点说明了审美无关利害的两种原因：第一，美源于事物的形式，形式无法满足人的实用需求;第二，审美主体不同于自然主体，自然主体为各种各样的欲望所刺激和影响，对事物充满了实用需求，而审美主体为无欲之我，他在观赏外物时，能够忽略任何方面的利害关系，把注意力集中在事物的外观和形式方面，对之进行纯粹地观照。可能考虑到审美无利害这样的说法过于抽象，王国维对康德美学思想又进行了通俗化的解释：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美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什么东西的价值能够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并且可爱玩而不可利用呢?只有纯形式的对象才会具有这样的特质。而在世间万物中，再也没有任何对象会比艺术作品(王国维称之为美术品)更具有纯粹的形式感和非实用特征，因此，王国维说能让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非美术不足以当之王国维对艺术的非功利性特质又作了进一步的逻辑推论：艺术作品饿不能充饥冷不能御寒，人们对它的欣赏把玩只有惝恍于缥缈宁静之域的精神效果，却无关于利用，即无关于人与物的实用关系，这就让人能够超出乎利害之范围外，可爱玩而不可利用由此能够成为一切美术品之公性。文学的超功利性质既定，则一切文学活动自当主动疏离功利的目标，王国维因此断言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哺啜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他视《红楼梦》为大艺术之作的理由就是，这部小说具有非实用的精神追求，具有超然物外的形上意味，其目标不在政治、社会、历史，而在于其超越之思，因而是文学的。

王国维对文学超功利特征的认识意义深远：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与政治、道德、伦理等因素捆绑得太紧，文学从精神到形式都因此难以获得根本性突破;王国维此论不仅给艺术走向思想解放提供了思想依据，也给艺术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理论根基，理由十分简单：艺术场域正是通过拒绝或否定物质利益的法则而构成自身场域的。

从逻辑上说，只有非功利的艺术才有可能走向自律、独立发展，王国维正是沿着艺术非功利性的理论思路加以逻辑延伸、展开其艺术自律性论证思路的。康德在审美研究中最早提出了艺术自律的思想：美的艺术，目的在于自身。康德的艺术自律观很快在德国文坛流行开来，歌德说艺术有它自己的规律，席勒说每部艺术作品仅仅是它自己本身，并不服从其它要求，谢林说美的艺术完满自足，没有任何外在目的，黑格尔说在诗里，目的和目的的实现都直接在于独立自足的完成的作品本身，艺术的活动不是为着达到艺术范围以外的某种结果的手段，而是一种随作品完成而马上就达到实现的目的。德国古典思想家通过话语重复行为给人们建构起艺术自律的审美观念，从而为西方现代艺术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思想维度：自律论艺术观注重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在文学研究中极力从艺术内部寻找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并以此对文学发展的规律进行解释、说明，强调审美评价必须以文学自身的规律为出发点，以文学作品的结构形式为评价对象，以文学自身的标准为评价标准，艺术自律因而成为审美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之一。

20世纪以前，在实用理性精神的支配下，中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受政治、伦理、道德等诸多外部因素的牵制，专门以艺术性为目标的作品十分罕见。这种状况国人已经习以为常，没有谁怀疑过它的合理性与否。再加上中国没有认识论思维传统，批评家纵使对此情况有所察觉，也无力从逻辑上对之进行理论解析。王国维一度精研西方哲学、美学，对西方人的知性思维方式十分熟悉，受其影响，他也开始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审视中国古典文学文本。在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桃花扇》与《红楼梦》进行艺术特征分析时，王国维引入了自律、他律两个概念，以之界定二者各自的美学特征：《桃花扇》他律的也，而《红楼梦》自律的也。从哪个方面才能判定一部作品是自律的而非他律的?王国维通过游戏这个概念解决了这一理论难题。

游戏作为文学起源与本质的假说始自文艺复兴时期。康德说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游戏，游戏是一种集体行为，它内在地要求他者参与游戏，文学写作与阅读的互动就是典型的游戏行为，阅读是精神的二度创造，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读者有完全的自由在阅读时一任自己的想象力的驰骋来作构想。席勒接受了康德的艺术游戏观，认为游戏始终应当是诗的特性，诗的形式就存在于游戏的自由之中。王国维对德国先验论美学与英国经验论美学均有研究，他一方面接受德国人的艺术游戏观，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命题，另一方面又接受英国人斯宾塞经验论游戏观，说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故其渊源之存于剩余之势力。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提出艺术家眼里的一切对象都是游戏材料的说法。

王国维视文学为游戏，是就文学与游戏在基本特征上相似而言，但他没有在文学与游戏之间划等号，原因十分简单：游戏的目标是纯粹的娱乐消遣活动，文学的目标在娱乐之外还有审美等其他精神追求。换句话说，说文学是游戏其实只王 国 维 与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话 语 的 奠 基是一个比喻，王国维不过是以之强调文学话语的独立性和自足性。有了非功利性和游戏性的本体定位，王国维才能在逻辑上展开文学话语独立自律的论证。

二 王国维与文学话语的独立自律

若要充分证明文学的自律性，理论家还须作出文学自律性的具体论证。但是，要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让人相信文学话语的自律性并不容易：在中国古代社会，主体的社会身份及文化身份缺乏明确分工，读书人最大的社会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情形下，文学的话语角色也十分模糊，就社会作用而言，文学主要是作为社会公共话语而存在，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其艺术功能多是建构在非艺术话语功能的实践之上，属于集群式复合功能话语。这种集群式复合功能话语的意指实践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等因素常常此胶彼漆地混合在一起。在此情形下，要想让文艺摆脱政治、道德等因素的限制走向独立，其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时代和社会为文学自律观的诞生提供了社会文化根基。晚清以降，经过洋务运动浸染和科学主义思想的熏陶，家国一体下的修齐治平精神空间越来越小。王国维慧眼独具，他在那个文化转型时期最初领悟到了文学话语独立的契机，并不失时机地从三个层面论证了文学话语独立的理由，给艺术自律提供了充足的逻辑理由。

王国维首先论证了文学话语在价值上独立的理论根据。他指出，国人以文学话语为教化或宣传工具是中国历史上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及美术不发达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欲改变文艺不独立的状况，必须使之在价值上获得独立，而要让文学在价值上独立，人们就必须从观念上重文学自己之价值。但是，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教化传统谈何容易：不但古人要借文学以明道、载道，现代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也每每欲以文学来传播其政治观念、革命主张。王国维在反思这种情况时说：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在王国维看来，以文学为政治宣传工具违背了文学的本质，因为文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其艺术性，艺术的根本特质是审美，审美的目标却不是给人类提供生活上的好处和便利，而是为了给人们提供精神愉悦，所以，以文学为政治宣传工具就是让精神活动为物质目标服务，既有悖于文学的性质又有悖于思维的逻辑。王国维认为，文学家如果以文学为艺术以外的目标诸如政治或社会目标服务，那么文学就成了他谋取物质利益(谋生)的手段，此时的文学就成了他所说的哺啜的文学，而哺啜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与此相应，王国维认为文学研究他有时称之为学问或学术的水平也取决于文学研究本身能否获得独立的精神空间：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文学研究要达到相应的深度和水平，也必须具有独立之价值。王国维在文学研究和批评实践中践行了自己的学术理念，以艺术追求代替意识形态诉求。他在《文学小言》中，既不言道也不言教化，而只言艺术自身的相关因素，提出景与情才是文学的原质26他在《人间词话》以艺术为本体，从具体的文学鉴赏入手，把作家的人格、心理而不是作品体现的教化思想作为判断作品高下的标准。他在《叔本华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专门提出了审美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差异，从理论层面证明了文学话语独立的认识论基础。

王国维倡导艺术的独立价值，追求艺术创造的自律，其逻辑结果必然要求人们在审美理念上以审美秩序代替原来的道德秩序。审美秩序就是艺术形式，艺术独立和自律的外在体现首先就是艺术形式的独立。然而，中国人向来不重视文艺形式。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主流文学话语的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都视艺术形式为末流，儒家的辞达而已矣的修辞观，道家得鱼而忘荃的审美观，奠定了中国文学非形式化的审美取向。从此，轻视乃至贬低形式的存在成为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主流倾向，形式主义也因而成为一个贬义色彩的词汇。

王国维率先打破了轻视和贬低艺术形式的文艺思想传统，他非常重视艺术形式之美。在《人间嗜好之研究》《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等文章中，王国维一再强调形式本身的重要性，其典型意见就是那句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在王国维看来，一切对象的美都源于对象的形式而非内容(王国维称内容为材质)。王国维把美的形式分为两种：自然中固有之某形式，或所自创造之新形式自然中固有之某形式就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天然的形式，而其所谓创造之新形式则是指人类创造的艺术形式。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把人类创造的艺术形式称为活的形象，王国维则称之为象或形，艺术作品的象、形和实在物的物理形象及结构形式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所具有的精神指向与前者有异：物理形象或形式把人引向规律性的认识，艺术形式则把人引向审美和诗意的联想。王国维由艺术形式的审美性质论析了艺术形式自律的必然性：若夫象在而遗其形，心生而无所往，则岂有对曹霸、韩幹(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思栋梁之用。会心之处不远，鄙吝之情聿销。

文学话语价值与形式的独立为文学话语的学科设置提供了学理层面的支持，王国维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文学话语学科独立的理论要求。在他看来，文学话语只有单列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与其他学科互证互成，才能进一步发明光大，也只有通过学科形式，文学才能显其研究之本义。

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缺乏认识论与科学主义的理论根基，国人对于事物的认识一直局限于直观层面，学科意识缺失，其典型体现就是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这种情形严重阻碍了文学话语的系统发展与文学人才的培养。王国维根据他对西方高等教育的了解，认识到国家强大必须有高级精英人才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主体支撑，而要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就必须像西方国家那样对各类专门知识进行分科教育，用他的话说：今之世界，分业之世界也。治一学者之不能使治他学。出于学科独立理念的考虑，他主张文学应当有自己独立之位置，并因此在文学研究及文艺教育方面提出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的学科分别，同时提请清廷在颁布高等教育章程时注意制定与文学上之原理相关的学科独立意识标准。

文学话语如何能在学科上自立?这实在有赖于文学观念自身能否自立。为使文学概念自身获得独立，王国维颇花了一番逻辑功夫。首先，王国维从德国美学思想中寻找到了文学自立的理论根源。自康德开始，德国人习惯以Der schnen Kunst(美的艺术)指称给人以视听享受的审美艺术类型，王国维接受了这种说法，出于称谓方便的考虑，他把美的艺术概念简化为美术，并把美术划分为雕刻、绘画、音乐、文学等门类。在文学门类下，王国维又分出了诗歌、戏曲、小说等次级门类。当然，王国维开始对美术、文学的概念使用并不十分严格，比如，他认为文字便于普及、掌握，因而文字艺术(文学)对世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种类的艺术，所以他在陈述学科类型时将文学、美术并举。后来，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国学丛刊〉序》等文章中，王国维又用艺术、艺术家取代了原先使用的美术、美术家的概念;在《文学小言》中，他还提出了纯文学的概念，尽管他没有对这一概念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与界定，并把他所说的纯文学划分为叙事的文学与抒情的文学两类。此外，王国维还提出了文学之学、文学之史这样的说法，其实也就是后人所谓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概念。

学科独立性的重要表现就是它有自己的表述规则和专门术语，通过理论术语才能建构起相应的话语场域。随着认识的分化与发展，中国传统诗学语言已经无法准确地表述新的文艺对象，因为中国传统文艺名词虽然形象生动，却不具科学内涵，其义惟恍惟惚，难以理释，不便在学科体制内讲解传授。名生于实，若要使文学话语独立，若要文艺学科在高等教育体制内立足，就必须创造出新的专门术语以应对发展了的文艺现实，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需要。王国维对此有自觉的认识，他说：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为什么增加新术语?怎样才能增加新术语?王国维对此自有主张，他说：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术语是思想的体现，新思想必须用新术语才能得到中肯的表达，建设新学科新话语必须增加新术语。增加新术语最为快捷的方式就是从外国语言中输入新的专业术语，这一话语实践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就已开始，只是受传统思维习惯的影响，学界新输入的术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由于这一事实，王国维认识到了创造本土术语的必要性，所以，他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创造了一些独具审美含义的文艺术语，如古雅、境界等。

至此，王国维基本完成了他的话语战略目标：他通过功能分解的理论解构策略，把古典复合型集群话语转变为现代分散的单一结构型审美话语与知识话语，从而使文学话语不再受制于政治与教化、权力与统治，而是受制于情感与审美、理性与逻辑。文学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淡化，而其审美及知识功能凸显，开始由权力话语实践转变为职业性言述实践，从公共领域转入个体领域，修齐治平的权力理想为真、善、美的知识诉求所取代，其价值和意义不再依赖于少数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是依赖于话语惯例、认识观念及教育体制等的结构性因素的首肯;与至高无上的个别个体意志相比，它更有赖于制度化、职业化等因素。

三 王国维与文学话语的现代范式

王国维不仅从理论上奠定了文学话语的本体地位及自律特征，他还通过自己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奠定了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

王国维率先打破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志于道的精神理念，提出学者应当以学术为业，甚至以学术为性命。在此理念下，王国维对文学的本质特征进行了认识论界定。他先是把景与情规定为文学的二原质，随之对景与情的内涵也进行了规定，他说文学之景不仅指自然景观，也包括人生之事实，而文学之情也不是人的自然情感，而是指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他还特别强调，文学活动离不开知识的参与：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待之结果。后来，王国维又从学科比较的角度给文学重新下了定义。他先是把人文学科分为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法理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王国维对文学所下的定义及其对文学学科特征所做的规定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从传统描述型向现代认识型话语言路的转型，其思想史意义不可小觑。首先，文学的现代定义向世人宣告了中国传统文学理念的终结，它向人们表明，文学并非什么经国之大业，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科门类;其次，王国维将景与情而不是传统的道作为文学的原质，从理论上否定了文学的工具性质，使文学活动得以从社会本体转向文艺自身本体，文学独立自律从此具有了充足的认识根据。

王国维的文学研究及文学批评也给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话语模式。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中，由于缺乏理性与科学的精神根基，国人在精神方面的探索追求得意忘象、得意忘言，中国文艺话语有鉴赏而无认识，有妙悟而无分析，有评点而无研究，有情感而无逻辑。所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始终缺乏有关文学、艺术的明确定义，对文学本质特征进行系统探讨的理论之作也十分少见，其所有的一些术语范畴诸如兴象、滋味、神韵、风骨、性灵、境界等，也都朦胧含混、歧义丛生。然而，王国维通过引入西方理性诗学话语，一举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模糊朦胧的理论风貌。

西方理性诗学话语是和中国传统诗性话语的理论模式截然不同，它以探求事物的规律为目标，以主客二分、二元对立为思维特征，以演绎和归纳为研究方法，以精确、细密的逻辑分析表达学者的理解和认识。王国维一度精研西方哲学，所以他在运用理性思维方式进行文学批评时十分自如，其代表性成果就是《〈红楼梦〉评论》(1904年)这一批评文本。

《〈红楼梦〉评论》是中国历史上论文体文学批评的先驱之作，该文对《红楼梦》的评论不是从印象、感悟出发，而是从康德美学与叔本华人生哲学出发，对《红楼梦》的艺术精神及美学、伦理价值进行逻辑分析、价值评价、意义阐释。该文的逻辑结构非常清晰：先以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交代批评的哲学、美学基础，然后展开《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等的论证，最后以余论的方式对《红楼梦》相关研究成果加以理论评析。《〈红楼梦〉评论》以外国文学批评的方法衡量中国文学，在文学批评方法上是一大创新，陈寅恪论及王国维在学术方法上的贡献时，盛赞其《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46陈寅恪的学术眼光十分独到：

王国维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所提供给人的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及其求真的批评目标的确转移一时之风气，因为这种以演绎思维为特征的文学批评类型扭转了中国传统诗文评的文学研究格局与套路，给人们提供了另类的理性认知话语模式;这种批评类型所开创的话语引述机制与逻辑叙事的共时结构又的确示来者以轨则给后来的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文本批评与分析的样板。王国维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的意义不只在于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方式和规范，还在于它宣告了文学领域学术话语的诞生，给文学话语家庭增添了一种新的话语类型，扩大了中国文学话语的边界和领地;这种学术型文学话语具有自身独特的言述机制和理论规则，这种言述机制和理论规则能够使文学活动和现代高等教育的学科体制之间建立精神关联，从而在知识分子之间确立了一种新型权力关系。在这一权力场域内，文学从业者必须遵守文学话语的相关规范、规则，据之叙事、陈述、分析、论证，否则便得不到文学圈子或专业体制内人们的认可。这种新型叙事话语是中国古典诗学向现代诗学转化的理论标志。

话语艺术论文篇（10）

说到艺术理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定位,而定位关涉定性。

从当代人文学科的知识系统来看，艺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没有问题。但是，它在人文学科中处于何种位置却很难回答。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知意情及其哲学三分,使美学有了自己的合法地位。②如果说的确存在着一种独立的艺术理论知识系统的话,那么,它与美学的关系显然最为密切也最为纠结。自黑格尔以来，美学几乎完全成为艺术哲学,许多美学家俨然就是艺术理论家,他们的著述大都集中于对种种艺术现象的思考，比如苏珊朗格或丹托等。如果说美学即艺术理论,那么艺术理论的合法位置在哪里呢？另一方面，艺术理论又和具体的门类艺术理论相互缠绕，比如造型艺术理论、戏剧理论、音乐理论等，这些具体门类的艺术理论界限不那么容易明确区分，尤其是造型艺术理论，它提出了扮演一般性的艺术理论角色。

定位艺术理论难免会揭示出它的两个困境。其一,艺术理论居间的尴尬地位，它好像介于天地之间的半空中，上有美学，下有各部门艺术理论向上延伸，艺术理论就进入了美学或艺术哲学的领域；向下深入,它就侵入各门具体艺术的领域。显然,艺术理论具有某种居间性特征，它一方面表明了它是一个延展性和关涉性很强的知识系统，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它的边界是模糊的，与其他知识系统相互交错。其二，居间性的知识系统往往容易被边界清晰和成熟的知识系统所‘‘殖民”。即是说,艺术理论不是被美学家所侵吞,就是被部门艺术理论所覆盖,好像它没有自己的家园而居无定所。由此推论说，艺术理论作为一个知识系统带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和非自主性。

如何定位艺术理论呢？我们需要拓展思路来考察。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在讨论现代主义绘画时曾提出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看法，他认为现代主义绘画所以有别于此前的绘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代主义绘画具有一种自我批判性。他认为，这种自我批判源自康德哲学和美学，构成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基本冲动。这一自我批判要做的工作是确立绘画有别于艺术的根基，它就是绘画的二维平面性。转向平面性是现代主义绘画的一次变革，它告别了文艺复兴透视法发明以来绘画一直与雕塑竞争的局面，抛弃了在二维平面上经营空间深度幻觉的把戏。格林伯格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绘画正是通过这样的自我批判为自己确立了更加安全的立足之地。只有当绘画有别于雕塑等其他造型艺术时，绘画才为自己找到了安全可靠的安身立命之地。③格林伯格分析现代主义绘画的方法对于我们反思艺术理论的定位有所启发。

我以为，对于艺术理论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居间性和非自主性，我们可以从更加积极的方面来探究,通过自我批判找到它的合法性根基。艺术理论居于美学和各门艺术理论的居间地位，反过来看恰恰是艺术理论的优势所在。何以见得?第一，艺术理论在美学和各门艺术理论及其艺术史之间，可以将哲学和美学关于艺术的资源引入艺术各个领域,对艺术的分析和解释提供更具理论性的观念和方法。其实，只要对当代各门艺术的研究稍加检索,就不难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各门艺术研究的理论资源多半来自更为抽象和更具思辨性的哲学、美学、社会理论和文化史。缺少这些更具理论性的学科资源,各门艺术理论是难以自成一家的。即使是音乐和戏剧这两个非常技术性的研究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来自其他理论领域的深刻影响。因此,借助艺术理论这个居间学科的传递和渗透，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可以更加顺畅和有效地进入各门艺术的研究。第二,艺术理论的居间地位，同时又可以把具体艺术部门的各种现象及其特殊问题带入更高的理论层面,去激励艺术理论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甚至去叩响哲学殿堂的大门。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美学的兴起，抵制思辨美学的经验美学或科学美学开启了自下而上的艺术及其心理学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学自古以来自上而下的单一路径,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的路径。这里不妨借这两种说法来描述艺术理论的居间地位及其独特功能，即我们可以把艺术理论设想为同时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运动的知识系统。向上则进入哲学思辨领域，向下则延伸进各门艺术的肌理之中。

乍一看来,艺术理论的居间地位好像正说明了它的局限性,没有属于自己地盘,就像一个‘‘倒爷儿”。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那么，不妨把这种居间性视为艺术理论的一个特点。在我看来,艺术理论的居间性突出地表现在它为各种艺术现象的解释和分析提供某种丹托所说的‘‘种种理由的话语”。丹托晚年在关于‘‘艺术界”的重新界说中提出，艺术界中各种批评理论究其本质不过是有关艺术“种种理由的话语”（thedis¬courseofreasons)：艺术品是符号性表达，在这种符号表达中它们体现了其意义。批评的意义是辨识意义并解释意义的呈现方式。照此说法,批评就是某种有关理由的话语，它参与了对艺术体制理论的艺术界的界定:把某物看成艺术也就是准备好按照它表达什么及它如何表达来解释它。

参照丹托的这一说法，我把这些‘‘理由的话语”视作艺术理论的基本工作。艺术界里各式角色都参与了这种“理由话语”的生产,从批评家到美学家,从艺术史家到策展人,从画商、经纪人到收藏家,还有各种艺术教育体制中的从业者。但是，艺术理论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立法者”和‘‘阐释者”（鲍曼语）角色。®即是说，艺术理论的基本工作就是关于艺术‘‘种种理由的话语”生产。用丹托早年的艺术界规定，那就是“将某物视作艺术需要某种眼睛看不见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的知识，亦即艺术界”(Danto“AW”40)。

没有这种“艺术理论的氛围”或“艺术史的知识”，可以肯定,任何门类艺术批评阐释或研究都难以展开。回到格林伯格关于自我批判的看法，或许可以说艺术理论就是通过‘‘种种理由的话语”而确立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的。更具体地说,艺术理论就定位于为各种复杂的艺术现象的解释和分析提供这种相应的原理、范畴、标准和方法等。接踵而至的问题是，美学不也同样是关于‘‘种种理由的话语”的研究吗？如何区分它们的差异呢？在我看来，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理由话语”各自所属的层次有所不同。美学通常是在哲学层面对有关艺术的种种理由所做的更加宽泛、更具有思辨性和更抽象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美学的讨论有时并不全然以艺术为焦点，而是更加宽泛,甚至是某一哲学观念的推证或延伸。艺术理论则有所不同，它关注的就是艺术这个焦点，是对艺术文本及其语境解释的根据或理由的探讨。因此,从美学到艺术理论有一个高低层次的区分，有一个焦点从宽泛到聚焦的变化，有一个远离艺术到切近艺术的发展。这正是艺术理论的居间性定位及其功能的体现，也是艺术理论自我批判所确立的自身合法性所在。这里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艺术理论居间性功能的自身合法化,并不是说艺术理论有赖于美学提供资源,然后再向具体艺术部门的研究提供方法论和范畴，只起到一个‘‘二传手”的作用，而是说居间的定位要求艺术理论努力去建构属于自己知识体系的相关概念、范畴、方法和原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美学理论，同时又区别于门类艺术的具体理论。

这里,我想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艺术理论应该是一种相关性的话语，一定程度上与美学或门类艺术理论交叉，因而其知识系统是一种相对的区分。换言之，艺术理论在美学和部门艺术理论之间建立了自身的知识体系，通过与上位和下位知识系统的对话协商，逐步确立了自身独特的‘‘种种理由的话语”系统。

二、艺术理论:一个知识生产场域

丹托的“艺术界”虽说是一种模糊的描述，却也标明了艺术理论知识生产的复杂性。它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学科领域，而是一个包容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场域”，一个与其他知识领域相互纠缠的交界地带。后来，迪基把艺术界这一概念更加具体化了，把它设想为是由一批组织松散却又互相联系的人组成的，包括艺术家、记者、艺术史家、批评家、理论家、美学家等。这批人的参与使得艺术界运转良好（迪基111)。仔细辨析这种说法,我以为它受到库恩的科学哲学的影响或启发。

库恩在研究科学史演变时发现,科学知识的革命其实就是其知识范式的变革，而范式也就是科学家共同体所共有的学科规范：

—个科学共同体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在一种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得许多同样的教益。通常这种标准文献的范围标出了一个科学学科的界限,每个科学共同体一般有一个它自己的主题。………]在这种团体中，交流相当充分,专业判断也相当一致。—个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所谓范式也就是由科学家共同体所组成的，而科学家共同体又是由背景相同、研究兴趣相近的人组成的。从共同体到范式到知识,科学知识的生产流程也就形成了。这个原理对于解释不同知识系统也具有普适性，用于说明艺术理论领域同样如此。

自从2011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学科目录调整后，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国内不少院系申报此学科并获得成功。于是“艺术学理论”便走上了历史前台。显然，不同的学校和学科各有不同的传统、理解、资源，对于如何建构艺术理论学也有不同的取向和看法，这就形成了多样化的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学术共同体。稍加分析可以发现,构成当下中国这一学科学术共同体的专业人员情况有点复杂。首先是来自综合性大学的一些从事文艺学和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依据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优势，以及所具有的理论学科传统,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上强调艺术理论的总体性和涵盖性。其次是来自专业艺术院校或师范院校的从事具体艺术门类研究的学者，他们也是扬长避短地强调各门具体艺术门类的重要性，质疑在各门艺术理论之上的总体性艺术理论的合法性。这里我们看到了大学中国艺术理论学术共同体的内在张力，这一张力恰恰是艺术理论本身居间性所导致的，它是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力量的抵牾所形成的。

我们知道,任何知识体系的形成和演变,都依赖于从事这一知识生产的学术共同体的协商。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一个概念的形成说穿了乃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其能指的选择是约定的，而其所指也是经过某种语言的使用者的约定而形成，其意指也随着知识和时代而不断变化。®由此来看,所谓“艺术（学）理论”，作为一个知识系统,其定名也不过是特定学术或学者共同体的一种协商性的约定。晚近关于艺术理论的争议和论辩,也是这种约定过程必不可少的现象。由于参与艺术理论知识生产的从业者背景和诉求有所不同，来源于的高校体制也有所差异,所以出现争论和不同取向是正常的。综合性大学的艺术理论研究倚重于以理论见长的学者，艺术专业院校的艺术研究倚重于特定艺术门类及其实践，两种取向的抵牾恰好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理路的碰撞。

从更加宽泛的视角来说，艺术界才是艺术理论赖以生存的场所，参与艺术理论知识生存的不只限于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还包括艺术批评家、策展人、艺术研究院所、艺术团体、网络和杂志编辑、文化产业或艺术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等。这些人对艺术理论的知识建构亦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但他们也都是从各自专业背景和学术资源以及实践活动的特点出发，参与到艺术理论的建构中来,并对艺术理论学科的形成产生不同影响。

在我看来,艺术的专家共同体对艺术理论知识系统的约定,是通过各种话语的争辩和讨论而体现出来的，由此形成丹托所说的‘‘种种理由的话语”。当然,不同的学者会给出不同的“理由”，因而其艺术理论的话语形态也就呈现出不同面貌。这一知识生产的现状为我们反观它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为我们理解艺术理论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提供了依据。如同生物多样性一样,艺术多样性及艺术理论生产者的多样性,决定了艺术理论形态、方法、观念的多样性。就目前而言,充分发挥不同学者的各自优势而不是强求一致,鼓励艺术理论知识和系统的不同形态和研究的不同路径,这有助于推进这一知识的发展和深化。

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表明，每一知识系统都是一个复杂的‘‘场域”，其中活动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他们彼此协商甚至冲突,进而构成一个充满张力的学术共同体。但是，每个场域中的象征资本是相当固定的,每一参与艺术理论知识生产的学者及其体制,都无一例外地想方设法维护或扩大自己在这一场域中的象征资本。因此，艺术理论知识生产场域中就难免有象征资本的争夺，此一争斗具体化为学术话语权的争夺。一般说来，象征资本大的共同体成员,其话语权也就更大,而边缘或弱势或初来乍到者就会努力捍卫自己的话语权,以便进入该场域参与知识生产。由此来看,无论是知名学者还是初出茅庐者，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当他们进入艺术理论场域时,都带有某种“工具理性”的潜在意图，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回报。®所以,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现有优势而占据一席之地,就成为艺术理论场域建设者们必然的策略。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综合性大学和专业艺术院校不同学者之间的理论取向冲突的原因，因为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现有的象征资本进入这一知识场域的，如果放弃自己现有的优势而改弦易张，那将会失去已有的象征资本而沦为“无产者”。

这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再次引向如下问题：艺术界中艺术理论学术共同体的对“种种理由的话语”的话语建构，如何实现索绪尔所说的那种人为约定性呢？

如前所述,在艺术理论的场域中，由于存在着象征资本分配不均的情况，由于学术传统差异的原因，由于不同院校专业学术体制的关系,关于艺术的“种种理由的话语”讨论,必定存在着各说各话并据理力争的复杂局面。不同象征资本的拥有者的话语影响力也有所不同，不同的学术体制(如不同院校和专业等）会有不同的导向，加之中国特有的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更是家常便饭，因此有关艺术理论的讨论显得更为复杂。在艺术理论知识生产场内，存在着威廉斯分析文化时所指出的三种形态：主导的、残存的和新兴的三种艺术理论。主导地位的理论话语具有较多象征资本,往往与体制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起作用；传统的甚至较为保守的话语,特别是有关古典话语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市场;最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新锐激进的话语,它们不断地挑战已有的理论,提出新的理论观念。这三种话语相互角力抵牾，形成了艺术理论场域的内在张力。

但是,我们知道,在学术领域,尽管象征资本的不同会导致话语权的差异，但是学术场域的游戏有自己的规则。特别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形成的规则,对于解释学术领域的游戏规则有所助益。强制的、权威的话语并不能压制其他话语,必须在理性论争基础上求得认同，学术研究有赖于学术共同体在理性论辩基础之上所达成的共识。换言之，学术争辩不看说话人的威望、地位和权力，而取决于他的话是否合理，是否具有说服力，是否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或赞同。⑦当我们说艺术理论是艺术界的学术共同体人为约定的产物时,究竟如何约定形成艺术理论的知识体系呢？

其实,从学术史层面说,每门知识或学科的发展都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是这并不妨碍学术的发展和成熟。艺术理论也许是因为其居间性的特点,所以在当下中国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中更具争议性。但是,争议与分歧会通过协商,逐步转为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共识,进而成为一个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知识系统。这里，我们选择‘‘协商的”或“妥协的”（negotiated)概念来描述人文的约定性。这一概念揭示了不同力量或话语之间的错综纠结的复杂状况，揭橥了学术领域中诸多力量达成的合力状态。在艺术理论场域中，任何一种理论取向都不可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最终的状态一定是各种取向或力量的妥协，一种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状态。于是，张力在这个合力状态中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共识也就相对形成了。当然,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并不是全体一致同意,而是某种相对的、协商性的认可。在—个学术共同体内，完全一致是危险的，它往往是集权或文化专制的产物。

三、艺术理论:各门艺术的差异

艺术理论是关于各门艺术的理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各门艺术的情况却又有所不同，_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是，有的艺术在一般性或总体性的艺术理论中被讨论得比较多，有的艺术则相对较少，甚至基本不涉及。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难道不同的艺术还有高低贵贱之分？

无论古今,亦无论中外,艺术理论好像总是比较青睐文学和造型艺术。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探究。第一,文学和艺术的关系。严格说来,文学应该属于艺术的一个分支,18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巴托在为‘‘美的艺术”（finearts)命名时，就指出了五种“美的艺术”一音乐、诗歌、绘画、戏剧和舞蹈（Batteux102-05)。照理说，五门艺术本不分仲伯、一律平等。但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文学往往最具影响力或鹤立鸡群。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更是如此,文学一家独大，艺术则包含了文学以外的所有门类‘文学艺术”这一通常的表述足以证明文学对应于其他所有艺术的总和，就像中国作协与中国文联平起平坐一样。由于文学的独特地位和学科的强势,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中国，艺术学各学科一直屈从于文学学科，直到不久前才单立门户。

文学的强势不仅体现在其学科的覆盖上，同时还呈现为长久以来文学理论一直在独领风骚。20世纪作为一个‘‘语言学范式”主导学术的世纪，文学理论对各门艺术理论甚至美学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以至于在各门艺术理论中都可见到语言学或符号学的影子。这种状况从理论上反过来加强了文学理论对艺术理论的影响。当下发展艺术理论,一方面应该把文学重新置于艺术的名下,使之回归艺术大家庭之一员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艺术理论本身对文学理论的作用和影响。在文学理论与艺术理论的关系上,从事艺术理论的学者比较关注文学理论的发展，而反过来,文学理论的学者则不大注意艺术理论的进展。这种不平衡关系需要得到改善，而艺术理论需要努力完善自身并对文学乃至文化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除了文学的独特地位之外,在其他各门艺术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古往今来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似乎对诗与画钟爱有加。假如说艺术是一个大家族,那么,在艺术理论家或美学家的眼中，常常是诗与画更容易入他们的法眼。在历史上卷帙浩繁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的思考中，诗与画是一个永恒的比较主题，无论古今或中外。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中的‘‘诗画一律”论,或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说即如是；而西方艺术理论的经典之作莱辛的《拉奥孔》,就是比较分析诗画异同的。更有趣的一个情况是，古往今来很多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画家(中国诗人王维或英国诗人布莱克等），或者著名的诗人作家同时又是重要的造型艺术批评家（比如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等）。但既是诗人又是音乐家的就比较少见了，而既是诗人又是舞蹈家或戏剧表演艺术家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了两个方面,其诗与画作为两门独立的艺术,有某种内在相通性或共同性,所以诗人兼画家也就成为比较常见的现象;其二,较之于其他各门艺术,诗与画所以更招理论家甚至哲学家们喜爱，也许它们更趋近于艺术理论的一般问题或原理。

这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艺术理论在其知识建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对某些艺术门类更为倚重。虽说各门艺术同等重要,但在艺术理论的知识结构中，对各门艺术的分析和解释会有一些差别。有些艺术类型接近艺术对一般理论和原理的阐释，有些艺术则较为远离。各门艺术的差异不仅呈现为与艺术理论的一般问题或原理的远近距离上，而且还体现在其专门性（或技术性）的差异上。相对说来，诗与画比较接近曰常经验,研究者也比较容易进入,而音乐、舞蹈、建筑和戏剧则需要更多的专业训练。所以诗与画，或文学与美术,就会成为艺术理论家们所青睐的艺术门类,他们无需像音乐、舞蹈、戏剧等经过专门的训练方可发表言论。

这一现象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得到验证。我们知道,在英语世界,各门艺术除了造型艺术或美术之外,任何一门艺术都是用其门类概念来称呼自己，比如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摄影等,至多使用“音乐艺术’、“戏剧艺术”或“舞蹈艺术”等概念。但惟独造型艺术，特别是绘画和雕塑（还包括建筑等）就直接称呼自己为art。所以，艺术史（arthistory)或艺术理论（arttheory)往往和造型艺术紧紧地关联在一起。比如著名的《詹森艺术史》实际上是美术史或造型艺术史，文杜里的《艺术批评史》是美术批评史，而巴拉什的《艺术理论》煌煌三大卷，也多半是造型艺术理论史和美学史的结合。⑧这启发了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何造型艺术敢于垄断art这个概念的所有权,而其他艺术则没有这样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