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制度论文篇（1）

引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保险制度，对于保障农业和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农业保险的研究虽然在数量上与城市保险研究相去甚远，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我国保险的发展趋势，为农业保险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瓶颈

农民货币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高度相关,是制约农业保险需求大小的主要因素。在货币收入达到或超过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临界值后,才可能产生农业保险需求。农民收入和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可以建立一种回归关系。以X表示农业保险的需求量，Y表示农民的收入,r表示样本的相关系数，可以建立以下回归方程:

[1]

两者的相关系数

该方程的数学解释是：当r=0时,说明X与Y之间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当0<|r|<1时,X与Y间存在着一定的线性关系；当|r|≥0.8时,X与Y间高度相关；当|r|=1时,X与Y间完全线性相关。

农业保险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对称的矛盾。商业性保险机构中真正涉足农业保险领域的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少数几家，但也只是对部分风险相对比较小的农业项目开展了保险，而对重大灾害性的农业保险还没有真正地开展起来，造成了农业保险供给还远远不能够满足农业发展对保险需求的矛盾。

此外，法律法规建设缺位也是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的瓶颈。我国《保险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是，我国至今也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及相关的行政法规。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极大地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二、突破瓶颈的探索--制度模式的选择

实践表明，目前对于农业保险的多数险种来说，纯商业化经营的路是走不通的。有的研究者提出了一种政府主办、政府设立相关机构从事经营的模式[2]。从世界范围来看，农村保障制度的建立大多出现在社会发展到以工养农的阶段。我国以工业反哺农业才刚刚开始，由于农业人口比例巨大，国家财力无法独自承担反哺重任。

而有的学者则倾向于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3]。相互保险是指参加保险的成员之间相互提供保险，其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将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身份合一，其优势在于低成本、低价格，可以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但是承保范围狭小、风险相对集中，由于保险基金规模有限，难于应付较大灾害。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尝试建立另一种较为可行的经营模式，即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基本设想是：在中央设立“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申请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这种模式，相对而言，比较适宜我国农村的分散经营现状，而且在政府惠农政策倾斜下，商业性保险公司有兴趣凭借人才和实力上的优势，加快农业保险的研究和制度创新。

三、突破瓶颈的关键--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职能

在探索农业保险发展的道路上应坚持立法先行的原则。许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通过立法来增加政府干预农业保险能力，如日本的《农业灾害补偿法》、美国的《联邦作物保险法》等[4]。但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保险法一直缺位。国家应加紧农业保险立法，为保障农业保险的发展形成长期制度保证。

政府应尽快建立多层次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具体做法如下：①建立全国性体系；②完善区域性体系；③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体系应循序渐进、逐步扩大。应从最基本的农产品生产做起，逐步扩展到高成本的优质农产品的保障；从指定险的险种到一切险的险种；从保障成本再到保障收入；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由点到面，滚动发展。

政府还应建立农业保险的利益补偿机制。一般分为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种。税收优惠方面，对农业保险免征一切税赋是许多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5]。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在对所有农险业务免征营业税的同时，进一步减免所得税，；亦可以对投保人的保险费用减免税赋。财政补贴方面，可以直接对投保人的保险费用进行补贴，也可以对保险公司提供管理费用补贴，对农业保险经营者的超额赔付和亏损给予补贴，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

四、结论

尽快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制度，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应在政府的主导下，以政策推动为着力点，形成良性互动，尽快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全国性与区域性相结合的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体制，切实为帮助农民、扶持生产、解决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做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高铁梅.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52～58.

[2]李军.农业保险[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67～109.

保险制度论文篇（2）

综观复保险的缘起与立法规制，其宗旨在于确保保险法损失补偿原则之落实和防止被保险人获得不当得利，并以此规范投保人的保险行为和平衡复保险中数个保险人对该复保险分摊的权利救济，求得保险人之间的分摊公平原则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投保人向数个保险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若各保险合同保险金额总和没有超过其保险价值，既不会损及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也不会诱发道德风险；而且从被保险人(投保人)角度来看，订立一个或数个保险合同，只要保险金额总和并没有超过保险价值，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仅就其所承保危险承担比例分摊责任，其他方面并无质的差异。因此．在法律上加以控制实无必要。这种行为具有复保险的形式，其实质则是合法的保险行为。*但从法律术语的界定上，本文认为我国现行《保险法》中的复保险应做修改，可界定为：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两个以上保险合同，且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之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

二、复保险构成要件的考察

理论上讲，复保险的成立应由哪些要件构成是与复保险内涵的界定相关联的。基于上文对复保险内涵的法律界定，复保险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

(一)必须是投保人与两个以上保险人分别订立两个以上保险合同。如果投保人与数个保险人共同订立一个保险合同．这属于共同保险，即数个保险-公司对同一危险共同承担损失补偿责任，当然参加共同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事先约定的相应比例分得相应的保险费。如果投保人与一个保险人订立一个或数个保险合同，则是单保险合同，也不是复保险。反观我国《保险法》第41条规定的复保险规定中，缺失了数个保险合同的界定。因此，应在表述中加以修正，明确保险合同的复数形式要件，以求严谨、完整，而且也与共同保险作出了明确区分。

(二)必须是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有学者将此要件界定为：三个同一。也就是说，投保人以不同的保险标的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或投标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但以不同保险利益而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或投保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和同一保险利益而向数个保险人投保不同保险事故的保险合同，均不构成复保险。这一构成要件要求数份保险合同乃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而订立，如货主基于对同一货物的所有权关系与数家保险公司订立了数个火灾保险合同。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要件是复保险构成要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保险期间必须是重合的。这种重合性，并不要求数个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完全重合，而只要数个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部分重合即可。由此，保险期间的重合性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完全重合，即投保人基于同一种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不同的保险人订立的数份保险合同，其效力期间的起止时间完全相同；另一种情况是部分重合，即上述数份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的起止时间不完全相同，但有部分重合。完全重合的情况下认定其为复保险，当无疑问。但在部分重合的情况下，学理上多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一个判断时点来界定是否构成复保险。复保险之法理源于保险的损失填补原则，在部分重合情况下，实际损失的额度须以损失发生时才能确定。因此，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一个判断时点来认定有无复保险，方显必要。我国《保险法》对保险期间的重合性要件未作规定，这是复保险制度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疏漏，应在修改《保险法》时对这一要件分两种重合情况具体作出界定，特别是部分重合情况下应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基准来作出法律认定。

(四)保险金额的总和必须超过保险价值。前文已述，这一构成要件是狭义论和广义论之争的焦点。本文倾向于狭义论的观点，同样，在复保险的构成要件中当然应含此项。此外，在保险期间部分重合的情况下如果缺少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这一构成要件，往往会把所有部分重合的情况全都“一棍子打死”而不分何因何故，这对于被保险人的利益保护明显失当。保险金额的总和是否必须超过保险价值，表面上(形式上)涉及复保险概念和构成要件的界定问题，实质上则关乎立法理念上对保险上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利益的平衡问题。复保险中包含该构成要件，这既能有效地防止不当得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又恰当地为规范、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设置了一个底线，这样也会更能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三、复保险的通知义务问题

从法律上对复保险加以规制，是现代各国保险立法的通例。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制手段和措施是投保人须负复保险的通知义务，其立法宗旨在于凭借投保人的通知义务之履行，以免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所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被保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这样，就可以防止投保人以“化整为零”的方法达到超额保险的目的，防止道德风险和不当得利以及保险欺诈的发生。我国《保险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该款规定过于原则、简单，其中“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等显得失之简略。有学者从法解释学的角度认为，复保险投保人的通知事项应包括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保险期间、保险金的给付等。”保险业的发展除了法律的严谨规制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诚信体制状况是否运行良好，从现实来看，这两方面在我国都有明显欠缺．从严把握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主张可作借鉴。至于复保险通知义务的履行方式，大多数国家立法例中少有明确规定，我国《保险法》也未作特别要求，因此可解释为口头、书面皆可。但本文认为有两个问题须有探讨的必要：一是通知义务履行的时间，我国《保险法》未作规定。在此，可借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58条规定：“为一个利益，对于同一危险与数个保险人订立保险契约者，成立时即通知每一保险人。”在我国《保险法》修改时，可界定为通知义务履行时间为保险合同成立时即应通知每一保险人。二是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是法定性的义务．投保人应主动向各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为前提，除非保险合同另有约定或保险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除外。

保险制度论文篇（3）

1引言

一般意义上讲，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的约定向保险公司支付保费，保险公司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而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或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和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作为一种补偿措施，旨在使被保险人能以确定的小额成本(保险费)来补偿大额不确定的损失，最高补偿金额以保险金额为限。创业投资保险制度是专门为创业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而开办的保险制度，它相对于一般商业保险具有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风险大的特点。创业项目的承担主体不发生变化，仍是原来的企业，但风险损失的承担主体发生了变化，当技术创新项目失败时，保险公司将承担部分损失，即保险公司成了技术创新的财务风险的承担主体之一。

2创业投资保险的可行性分析

这里讨论创业投资基金的保险情况。我们假定风险规避性的创业投资基金对每个创业企业的投资额均相等，为W；投资发生失败的可能性为p，面临损失L的可能性；保险费率为r，即需要支付rk的保险费来购买最高赔偿额为k的保险单。

对于创业投资基金参加保险后，当投资成功时的状态下，其投资额变化为：

U1＝W-rk

当投资失败时的状态下，保险公司将支付金额为k的赔偿给创业投资基金，其投资额变化为：

U2＝W-L-rk+k

对于一个作为风险规避型的创业投资基金而言，其重要的特征就是，在相同的期望值或预期收益下，风险越小，效用水平越高。作为投保人的创业投资基金的预期效用为：

E(U)=(1-p)×U1+pU2

=(1-p)×(W-rk)+p×(W-L-rk+k)

＝W-pL+k(p-r)

若p＝r，则E(U)＝W-pL，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期望值是既定的，与投保金额k的大小无关。而且作为风险规避的创业投资机构来说希望把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即创业投资机构在任何一种状态下都拥有相同的投资额，也就是没有任何风险或不确定性。即：U1=U2或

W-rk=W-L-rk+k

可得出k=L，即使说在公平费率的情况下，规避型的创业投资机构会对失败时所遭受的损失进行全额保险。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假定参加创业投资保险的创业企业足够多，为N且相互独立，则保险公司的期望利润：

P=N[p（rk-k）＋（1－p）rk]

=N(r－p)k

当r=p时，保险公司的利润为0，这个假设与现实并不矛盾，对于完全竞争的保险市场来说，保险公司的经济利润降低到最低限度，即为0。世界上规模发达、业务广、跨地区多的保险公司所提供的保险费率都十分接近“公平”费率，因为大公司更容易做到分散风险，收取“公平”费率就足以应付赔偿支出。

当r=p时，创业投资企业和保险公司的预期效用都达到均衡，这说明设立创业投资保险在实际操作中是完全可行的。当然在上述讨论中，是以许多参加保险的创业投资基金和创业企业基础、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的风险分担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创业投资保险市场的有效运行是以不存在道德风险为前提的。

3创业投资保险的意义

创业投资保险制度是专门为创业投资企业和创业企业而开办的保险制度，对于创业投资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来说，建立创业投资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3.1创业投资保险是创业投资风险分担的重要手段之一

每个创业企业或创业投资基金通过保险公司将自己的风险分散到相关投资人的身上，从而将自己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即通过支付一定的保险费用，创业投资基金和创业企业的风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转嫁。当某个创业投资经营机构的破产确实无法挽回时，创业投资保险机构可对其资产、债务进行清理，并对其投资者按有关规定给予补偿，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可承担投资者的部分损失。

3.2有利于引导民间创业资本的进入，扩大资金的来源渠道，给予必要的金融支持

创业投资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创业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的部分风险，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增加了投资者的预期。这样不仅仅可以吸引民间创业资本加入到创业投资领域，而且创业投资保险的正常经营和对创业投资机构的评价、监督等作用可以为将来保险资金大举进入创业投资做好准备。

3.3监督作用

创业投资保险基金作为专业化的保险机构，监督作用包括两方面：一是在事前一般要对创业投资企业和创业企业这些投保人所提供的各种资料进行详细且认真的风险评价，从而做出合理的预期，减少投保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二是一般要求各创业投资经营机构定期向创业投资保险机构提交各种财务报表和经营报告，随时接受创业投资保险机构对其经营风险和经营状况的调查和评估。以便创业投资保险机构及时了解投保人的经营管理状况，及时发现问题，从而更好地实施监督和管理，减少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其监督作用可以扶持创业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走上正轨，促进创业投资健康、快速、稳步地发展。

4关于我国建立创业投资保险制度的一些思考

4.1加强创业投资保险制度方面政策引导与法律规范的构建

目前国家有关部门虽对创业投资比较重视，但宏观扶植和引导缺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虽制定有“技术交易保险条例”，但框架过粗、内容不系统，基层部门无法具体操作，而且属于引导性质的，具体操作条款还很缺乏；同时缺乏激励性、扶植性的政策，保险部门的积极性并不强，大多是迫于地方政府的要求而不得已为之，因而缺乏主动性；地方上的创业投资保险主要还处于摸索状态，缺乏理论指导、操作标准和科学合理的计算方法。所以应对创业投资保险问题进行深入调研论证，制订创业投资保险业发展规划、制订有关激励措施和具体操作条例级法律、法规，使创业投资保险向有序、有效的方向发展。

4.2在设立专门创业投资保险机构方面，应遵循风险合理分担原则

创业投资保险机构的设立不外乎有：一是在保险公司内部设立创业投资保险部门；二是国家出资设立政策性的保险机构；三是由各个创业投资主体通过创业投资协会设立的保险机构，带有民营性质。对创业投资保险基金而言，要妥善地管理、注意安全性，备好合理的准备金，以满足保险公司支出的随时性。也就是说，该基金的管理应当以安全性、流动性为首要目标，不允许进行任何形式的高风险、低流动性的投资。创业投资保险机构可以考虑用以下两种保险资金的运作方式：一是存款于国有银行；二是可将部分资金投资于风险程度低、流动性强的国家债券。一般不允许基金被用于股票、公司债券、房地产或者期货、期权、互换等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资。

4.3在保险基金运作管理方面

（1）明确创业投资保险公司的可保种类、投保额及清偿标准。保险业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必须不断调整、更新和充实自己以面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新的风险，提供相应的保险险种以满足社会及公众的需求。所以对于创业投资保险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保险业在计划设计相关保险产品时应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谨慎从事。特别是要对风险进行分类，确定何种风险可以承保，何种风险在现阶段应当剔除，何种风险根本不属于保险范畴。

（2）加强对创业投资保险的宣传，使创业投资企业充分认识科技保险的重要性，而且保险并不是万能的，有些风险将只能由风险单位自己去承担，各企业和相关单位都应将自己所承担的风险进行严格管理，并确定一旦发生事故以后的应急措施和备用方案。这样使得各个主体积极参与创业投资保险，主动防范风险。

（3）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创业投资保险业务人才。

4.4扩展创业投资保险的险种

除了已进行的创业投资保险险种外，保险公司应积极探索新的创业投资保险领域。如科技人员的待业保险；科技人员专门的特种人身保险和社会保险等；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提供特种人寿保险；对归国留学人员提供专门保险等。

4.5建立科技风险分摊机制

由于创业投资保险业务涉及到保险部门、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和科技管理部门，因此，政府应进行协调组织，使这些部门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良性的科技风险分摊机制，促进科技保险业务的发展，提供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

4.6积极开展有关创业投资与创业投资保险方面的理论方法研究

创业投资协会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不仅仅可以科学合理地确定有关保险费率、赔偿标准、责任认定、技术鉴别、风险评估的标准与办法，而且可以培训创业投资及创业投资保险从业人员，向社会宣传创业投资及创业投资保险知识，使更多高素质的人投入创业投资队伍，促进创业投资业的发展。

5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创业投资通过利益均沾、风险共担机制而实现创业投资高风险再一次风险的分担，因此，创业投资保险是保险向深度发展的一种模式。保险公司参与创业投资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并可实现创业企业或项目的普通保险与创业投资的结合。当然，创业企业所带来的某些风险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单纯依靠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则有些杯水车薪，而且也会严重影响保险人的偿付能力及经营的稳定性。随着我国创业投资业的发展，创业投资和高新技术领域的经营将更加规范，与之相关的创业投资保险制度将随之建立并不断完善，其经济补偿职能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进而促进创业投资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保险制度论文篇（4）

本文所指养老保险是德国的法定养老保险，其目标是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养老金水平与缴费工资与缴费年限相联系，目前的缴费率大概是月工资的20％(雇员和雇主均负担20％)，缴纳年限一般情况下为45年，截至2002年底，已有5142.4万人参加法定养老保险，养老金领取人数有1767.8万人。下面，让我们沿着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轨迹，来更全面地了解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从1889年《养老保险法》建立以来，一些关键的年份和重要的改革如下：

1957年，从基金积累制改为现收现付制，建立动态养老保险调整机制；1972年，主要是扩大了被保险人的范围；1992年，养老金的调整依据改为可供支配的净工资收入的增幅；1999年，在养老金计算公式中增加了人口发展因子，使人口老龄化的负担能公平地分摊到保险费缴纳者和养老金领取者身上；2001年，降低福利标准、延长退休年龄、提高缴费比例和降低“视同缴费年限”等；2003年和2005年进行了组织机构的改革，主要是自治机构的合并，以降低管理成本。

宏观来看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演变，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发展主线：

1.筹资模式：从完全积累到现收现付。从1957年开始，基金积累制向现收现付制转变，到1969年彻底实现。现收现付制模式一直保持到现在。

2.内容设计：越来越多样性和个性化.尽量满足不同个体的需要，赋予个体一定的选择权，目前养老金种类可分为：因年老支付的养老金(常规养老金、长期养老金、妇女养老金和矿工养老金等)；因工作能力减退而支付的养老金(严重残疾、丧失工作能力或无劳动能力者养老金、失业者养老金等)；因死亡支付的养老金(鳏寡养老金、教育养老金和孤儿养老金等)。

3.福利水平：先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从1957年到1989年32次的养老金调整使实际养老金比最初提高了2.3倍；19世纪初推行养老保险体制时，法定的退休年龄是70岁，而那时的平均寿命只有45岁，近些年，德国人的实际退休年龄是60岁，但平均寿命则已达到80岁。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经济的不可持续，近些年福利水平有下降趋势。如从1992年起，60岁和63岁的退休年龄将提高到标准退休年龄65岁；视同缴费年限降低(如过去受教育年限也可视为缴费年限，最长可以13年，现在只有7年)，从2001年起降低养老金水平(替代率将从70％降为2020年的46％)。

4.监管机制：自治性越来越强。在养老保险领域，遵循国家立法和国家自治相结合的原则。经选举产生的雇员和雇主代表对养老保险实行自治管理。自治结构是游离于政府之外的，所有这些机构共同构成了德国养老保险机关联合会(VDR)。这种将政府从直接的管理责任中脱离出来的自治管理模式还形成了有效的、内外结合的监督体系：外部监督机构是政府，内部监督机构是自治机构，从而有力地保障养老保险制度的日常运行。自治组织的管理能力也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变得越来越强大。

二、现实依托

可以看出，最大限度的将公正与互助、公开性、多样性和效率结合起来，是德国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运行的根本目的。制度主要依托如下现实因素：

(一)制度形成和存在的总体依据——民主的和福利的联邦制的国家性质和完善的法律体系

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1款规定，联邦德国是一个民主的和福利的联邦制国家。依据福利国家原则，养老保险是应由国家承担的一项主要任务。福利国家原则规定国家具有负责社会福利的职能，但不对国家应如何完成此项职能做出具体规定。这是民主原则在社会保险制度中的体现，这也赋予了政府对实现公正的路径进行选择的自由。

自德国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以来，公正就在其中占有优先地位，这种优先地位是由完善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的。社会法典第1卷总则和社会法典第4卷通则对社会保险作了原则规定，第6卷对养老保险制度作了更为详尽的规定，还有各州的立法以及联邦法院的规定。另外，还有完备的司法制度，德国宪法规定，任何权利受到损害的公民都可以诉诸司法机构，对社会保险问题，由社会法庭首先负责。

(二)现收现付的资金运作模式依旧——对社会公平的不懈追求

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竞争加剧，在从现收现付走向基金积累的国际趋势下(智利完全私有化的养老保险改革自不必说，就算福利国家橱窗之称的“瑞典”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保障的福利国家英国，也都纷纷走上了更有效率的“基金积累”道路)，德国是仍然保持着更能促进社会公平的现收现付模式的少数国家之一。一方面是改革难度大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公平最大限度和执着追求的主观结果。最大限度的公平实际上也是德国社会保险制度坚持不懈的追求。

(三)多样化的制度设计和自治管理机构——国家对公民权利的最大维护和对民主、自由的最大保障

自由和平等历来就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与精髓，多样化的制度设计给了社会成员一定的选择空间和自由，体现了德国重视社会成员的个性化需求，尊重自由的文化。

德国允许社会保险实行自治管理，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险可以随意发展，但至少说明了国家在履行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的同时，在尽力保障了个人和企业的自由权，其实这得益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社会保险中，立法者在尽力创造这样一种法律框架，即能使人们尽量自己负责解决自己的事情，政府没有兴趣以一种的方式规定所有的细节。因此，在这种角色定位下，国家就没有必要经营所有的社会保险机构。这一点也是前面所述民主和福利的联邦国家的典型体现。

(四)改革举步为艰——福利刚性、政治作用和强大的工会力量

为了增强制度的适应性，德国政府虽然在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不断调整，但大都是小修小补，可就是这些对于社会制度来说根本称不上改革、属于很正常的“调整”，如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而相继延长退休年龄等，都遇到强大的社会阻力。可以说，在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举步为维。除了在任何国家都起作用的“福利刚性”和“政治作用”不可忽视外，强大的工会力量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德国工会联盟(DGB)目前有1000多万个会员(即单个的工会)，工会的目标是改善雇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们代表雇员的社会经济利益参与社会保险的自治管理、对社会政策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工会在意识形态上又是中立的，独立于任何政党，可见，他们对雇员福利的保护是持久和稳定的。因此，强大的工会一直在维护劳动者福利和权益方面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构成德国养老保险改革的一个主要阻力。

三、现状评论

但现在的制度是否能带来最优的社会效果，在了解了制度现状和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后，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评论，这才能达到进行国际借鉴的真正目的。在这里，主要参考著名社会保障专家郑功成教授在其所著《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一书中提出的指标(价值取向与建制理念、制度的适应性和制度的可持续性等)来对其进行评论。

(一)公平的价值取向值得肯定

虽然近些年养老保险金水平有所下降，但从总体来看，其人性化的、宽松的制度设计和全面覆盖的立法原则等，都说明了其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其为保持福利水平所做的各种努力都基于其对公平的不懈追求。这一点不仅能从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内容可以看出，还能从1990年东西德合并时，面对东德制度不一致且西德保障水平高于东德的情况，德国政府决定将原西德的社会保险制度模式完全移植到东德的转型方案中看出。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社会保险制度转型的责任分担，明显地符合增进社会公平与国家认同的价值追求。尽管现在对于德国的转型方案还不能简单地予以评判，因为现在转型还没有最后完成，但其中所包含的对公平的追求与向往，以及国家认同等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二)对公平的不懈追求并没有阻止福利水平的下降

在德国，虽然主观上有追求公平的强烈愿望，但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导致制度负担异常沉重，目前，制度负担比例(缴费人数/领取人数)是2.3∶1，生育率降低又使这一形势雪上加霜，预计20年后这一比例将下降到1.3∶1，而依据“代际协议”的现收现付制只有在一定的人口结构下才能正常的运转(一般至少要大于3∶1)。而与此同时，在德国，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还未真正形成，实际上直到2001年政府才推出里斯特养老金，才开始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在这种形势下，养老金水平下降是必然的，这也是近来改革的动向之一。从实际运行结果来看也是如此。据德国2005年8月2日《明镜周刊》报道，2004年因经济困难而无法在合同期内付清所有保险费而提前结清的养老保险费高达126亿元，比2003年高出2亿欧元。由于提前退出了法定养老保险，60％的未来退休人员不得不大幅度降低生活标准，近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将面临老年贫困的威胁。

(三)增强适应性的努力并没有改变养老保险制度经济不可持续的局面

一项制度只有适应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项因素，才能得到可持续的发展.近些年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已面临很大压力。养老保险金支出在德国一直是支出规模最大的福利项目，1990年，法定养老保险支出2000亿马克，几乎占社会福利费用的30％，国民生产总值的9％。在转型后，压力更加沉重。在2002年，即两德统一10年之后，以工资为缴费基础的社会保险和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社会福利支出的相加总额约合德国GDP的1/3，全德领取退休金和社会救济的人口接近工资收入人口，德国财政支出的62％都用来偿还债务和社会福利，庞大的社会保险账户出现亏空，德国联邦政府债务也因此连年超过3％(占GDP比例)的警戒线。虽然德国政府也采取了多种“增收减支”措施，如从2001年逐渐延长退休年龄，到2011年，开始把退休年龄延长到67岁；逐步提高缴费比例，从现在的19.5％提高为2030年的22％；逐渐降低养老金水平，但替代率将从现在的53％降为2020年的46％，再进而降为2003年的43％。从这几年的实际运行状况看，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和结构上改革养老保险制度，取而代之的各种“小修小补”的调整政策并没有改善制度经济的不可持续性。由于过于宽松的规定和多项选择的自由，虽然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但平均实际退休年龄仅60岁，“早退”现象非常严重。因此，提高适应性的努力并没有必然带来较高适应性的结果。另外，经济上的不可持续还表现在经济缺乏活力，由于习惯于德国过去的高福利，社会成员已形成惰性和过于依赖社会福利的情况，近些年福利水平的降低也没有激励他们的工作热情，反而使一部分人更加消极，或者提前退休，或者依靠领取失业金度日，这使长期以来由于产品成本太高、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德国经济很难摆脱不景气的状态。

四、若干启示

通过对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既有值得学习的经验，也有引以为戒的教训。

(一)经验

尽管在实践运行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德国作为福利国家的典型和资深代表，还是提供给我们一个追求公平、法制完善和管理透明、规范的养老保险制度典范。

1.公平的理念。平等与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德国在社会政策中贯彻的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的理念，是与整个人类发展相一致的，其对社会公平的执着和不懈追求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2.完善的法律。这是养老保险制度运行走上规范、高效的重要保证，许多国家成功的社会保险运行实践都说明了这一点。法律的完善不仅仅体现在法律的齐全上，还体现在对法律的稳定性和动态性保持一个合理的度上。如在德国，仅2001年到2005年期间，政府就曾对多项条款进行了几十次的微调，而整体的管理原则又得以保持。

3.自治的管理。自治管理是一种透明、民主和有效率的社会保险管理模式，一方面自治管理可以充分吸收社会力量，直接减轻政府的管理责任；另一方面，赋予了劳动者、企业和工会参与管理的权利，是对劳动者保险权益的最大尊重；而且，自治管理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责，保证制度运行的效率。

4.茁壮的工会。与过于强大的德国工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工会组织太不完善。作为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保险制度，往往都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安排，其制度的出台也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较量的结果.如果没有工会这样的组织与企业、政府等其他利益组织形成力量的牵制和制衡，劳动者的权益是很难保障的，在利益多元化、矛盾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就更是如此。

(二)教训

在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选择、水平确定上，要吸收以下教训：

保险制度论文篇（5）

逆向选择问题普遍存在于保险市场中。现在假设市场上只存在两类投保人，一类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较大，假定为H；另一类是后损失的可能性较小，假定为h。如果保险人清楚地知道每一个投保人面临的危险情况，他将对两投保人收取不同的保险费。而实际上保险人很难清楚地了解每一个投保人面临的危险情况，无法区分H和h，那么他将按照平均水平收取保险费，这介于应向H收取的高额保险费和应向h收取的不足额保险费之间，实际上是h补贴了H。显然，H乐于接受这一水平的保险费而h可能灰拒绝，最终可能会出现只有H和保险公司进行交易。保险公司在知道了h可能放弃投保后，自然会提高保险费。而保险费提高后也可能失去部分“中危险者“参保的机会。显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可能会给双方带来经济利益的损失。

与逆向选择发生在交易之前相反，道德危险发生在交易之后。所谓的道德危险是指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签订保险合同后，其行为发生变化的倾向，其后果是导致双方收益的减少。无论是投保人还是保险人都存在道德危险的倾向。

对于投保人而言，道德危险有包括事前道德危险和事后道德危险。事前道德危险是指投保人在防损方面行为产生背离。

当然道德危险也会出现在保险人身上。譬如保险公司可能会滥用保险基金进行投机性活动，是保险基金受损的可能性增大。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不负责的行为都可以被看成道德危险问题。

从上文分析中不难看出，保险人和投保人的特定行为可能会给双方带来经济利益的损失；而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特定行为的存在既可能增加了风险损失程度又降低了福利水平。而保险中介制度的引入，尤其是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的建立，则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现状。

二、保险中介制度对提高福利水平的定性分析

1.有利于沟通信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

保险中介在保险市场上作用的发挥，是由其在保险信息沟通、风险管理咨询、专业技术服务等诸方面的功能所决定的。

保险信息沟通功能，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保险市场中，建立保险中介制度，并利用其专业优势，为保险合同双方提供信息服务，是加强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沟通，协调保险合同双方的关系，促进保险经济关系良性发展的最佳选择。

风险管理咨询功能，是指保险中介公司凭借其专业技术和专家网络优势，为社会公众提供风险评估、防灾防损等风险管理咨询服务，这种特殊性的专业技术优势，使保险中介公司在保险市场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

专业技术服务功能可分解为三个层面：一是专业技术，在保险中介公司中都具有各自独特的专家技术人员，能够弥补保险公司存在的人员与技术不足的问题；二是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是一种专业性较强的经济合同，非一般社会公众所能理解，在保险合同双方发生争议时，由保险中介人出面，不仅能解决专业术语和条款上的疑难问题，而且容易缓解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三是协商洽谈。由于保险合同双方在保险的全过程中存在着利益矛盾，意见分歧在所难免。由于保险中介公司的介入，能够提供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的资证，供保险双方或法院裁决时参考，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和消除。

2.有利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

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可以改善保险市场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保险市场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产生，从而起到抑制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的作用。譬如保险人，可以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大量投保人的信息，对投保人加以筛选，从而减少逆向选择给保险公司带来的损失；保险经纪人，通过其为投保人所提供保险咨询、设计投保方案、宣传保险知识等服务，既能够使投保人的风险管理更加科学，使其保险利益得到维护，又能够增强人们的保险意识，从而减少道德风险的产生；而保险公估人，通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客观地对事故发生原因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进行评判，以及对保险标的损失范围、损失程度、损失数量等进行计算和确定，并出具保险公估书，然后由保险公司负责审查和赔付，这样就可以杜绝“滥赔”、“少赔”等现象的发生。

可见，保险中介制度,对保险公司而言，可以节省人力物力、缩短理赔时间，促进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对投保人而言，由第三者参与理赔活动，既公正客观，又准确及时。

3.有利于建立和完善保险公司信誉

众所周知，保险公司信誉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其市场竞争能力的强弱。尽管影响保险公司信誉的因素有诸多，但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对其信誉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因为，保险人通常代表着保险公司的形象，而规范、完善的人制度可以使保险人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无形之中可以在人们心中树立良好的保险公司形象；而保险经纪人，则通过自己手中掌握的大量有关保险公司的信息，为保户做出最优化的选择决策，这种通过对保险公司资本实力、产品价格以及服务质量的优选，给保险公司形成了较大的市场压力，使保险公司处于被选择的境地；保险公估人的参与，使得保险事故核实、理赔等客观又及时，也会提高保险公司的可信度。

由此可见，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不仅促使保险公司极力提高自己的保险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增强竞争实力；而且，也为那些服务质量好、可信度高的保险公司向市场发出信号，为其树立良好的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

三、保险中介制度对提高福利水平的定量分析

1.从保险公司角度分析

假设在一般的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由于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机构的加盟所获得的收益为R；由于保险中介机构存在而使得保险公司管理费用的减少为M；保险公司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减少而给获得的赔偿损失的减少为S（这个损失包括核赔、理赔等发生的费用）；保险公司由于改善经营管理等因素所带来的收益为T；由于保险费率下降而导致保险公司收入的下降为r；保险公司支付给保险中介机构的费用为f。则保险公司的收益为：R=M+S+T-r-f。在该公式，我们可以发现收益R的大小取决于M、S、T与r、f的比较。若前三个数值M、S、T数值越大，同时后两个数值r、f越小，则R就会越大。由于保险中介机构的介入，承保费率降低使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下降（公式中的r），支付给保险中介的佣金（公式中的f）则使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提高。在保险市场比较完善的上海，由于保险中介的存在，使一般财产保险产品的费率都下降了40%~60%，而同期支付给经纪人的佣金比率一般为10%~20%。在保险中介发展的实践过程中，R可能有正有负。也就是说，仅就这方面的收益来说，具有不确定性。但加上T这个因素来看，保险中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客观上有利于保险公司降低经营成本,有利于保险公司长远发展的。

2.从投保人角度分析

从投保人角度看，其直接的收益就是保险费率下降，所缴保费的减少(公式中的r)。北京某卷烟厂，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每年财产保险所交保费约1300万元。现在该厂经过保险经纪人的投保设计后，保费支出下降了60%，近乎同样的保险保障保险费却只需约600万元，少了一半。由此可知，投保人收益甚多。另外，由于投保人保险意识逐步的增强，保险事故的发生率大大降低，以及避免了不必要的索赔，从而节省了时间和精力，获得精神上的效用(公式中的S)。

3.从整个社会角度分析

假如保险公司的人员分流到保险中介机构，则保险公司支付给保险中介机构的费用f可以补偿这部分人的劳动，保险公司由于人员减少而节约的费用可能高于支付给保险中介的佣金。所以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M的降低对社会而言就是净收益；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减少，一些事故的发生就可以避免，减少了损失S，相对而言这也是一种净收益；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下降与投保人所缴保费的减少相互抵消，对整个社会而言收益可以看为零。此外，投保人获得的精神上的效用S和促使保险公司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所带来的收益T，这是都潜在的效用。因而，整个社会从这里所获的收益为M+S+T，用这些收益去增加人们的福利，就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总之,保险中介是保险产业分工与保险组织专业化、市场化发展的产物,是保险人的合作伙伴,客观上能够促进保险市场的繁荣。保险中介制度引入到保险市场之中,可以有效改善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一定程度上降低保险代价问题,而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则是可以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摘要]保险中介是指介于保险经营机构之间或保险经营机构与投保人之间,专门从事保险业务咨询与招揽、风险管理与安排、价值衡量与评估、损失鉴定与理赔等中介服务活动,并从中依法获取佣金或手续费的单位或个人。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保险中介普遍存在于发达保险市场之中，这有利于交易双方和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本文从分析保险市场普遍存在的保险代价问题入手,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探讨分析了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可以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关键词]保险中介保险代价中介制度社会福利

参考文献：

[1]唐运祥.保险中介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张洪涛，郑功成.保险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王德印.保险[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保险制度论文篇（6）

1.1现行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过窄，不能涵盖所有劳动者。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社会保障的总体状况，是社会保障的核心问题。我国的就业和失业保障制度主要是针对城镇人口设计实施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快速提高，目前，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量规模巨大。

1.2现行失业保险基金规模小，基金承受能力较弱。由于失业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失业保险覆盖范围越来越窄的的现象，导致收缴的失业保险数额有限，基金承受能力相对较弱，远低于国际上失业救济金的平衡水平，致使其难以应付越来越严峻的失业保障形势，失业保险的受益率和替代率较低，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偿的总体水平不高。

1.3失业保险统筹水平和统筹层次较低，影响失业保障作用的充分发挥。目前失业保险制度在直辖市和设区的市实行全市统筹，其他地区的统筹层次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是地级市层次的失业保险统筹。由于统筹层次较低，基金的整体承受能力较弱，从而造成了一些地区失业保险基金严重不足，而另一些地区则存在大量结余。我国现阶段只有部分地区建立了调剂金制度，失业保险社会互济的功能不能得以充分发挥。

1.4失业保险制度对如何合理地使用基金，合理确定基金使用的结构和比例，没做明确说明。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鉴于我国目前失业人员多、基金有限的情况下，目前过于偏重失业人员的生活救济，促进再就业的功能明显弱化，不能形成有效的良性循环。

1.5《失业保险条例》的正常实施，缺乏与之相配套的监管机制。虽然1999年国务院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一些法规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在失业保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则没有可靠的法律依据进行解决，法律中缺乏责任规范和制裁办法，同时，失业保险制度所指定的监管机构，在分工和监管方面描述的比较笼统，致使监管部门不能完全发挥其有效的监督作用，使失业保险工作在征缴、使用、监管方面面临严重困难。

2健全和完善失业保险制度的建议2.1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从业人员结构和层次的不断发生变化，相对于正规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应针对具体特点，合理确定标准和操作办法，要有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确保灵活就业人员能够顺利参保失业保险。这样有利于保持社会安定。拓宽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将这些人员尽快纳入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增加失业保险基金的存量的同时，使这部分人的失业保险得以保障。

2.2从失业保险“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来考虑，是否也应统一建立起个人失业保险缴费账户。规定企业所缴纳的费用按多少比例进入个人账户，多少比例进入统筹基金。明确享受失业保险的条件，不仅要根据缴费时间的长短，还要根据缴费账户的多少来确定应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还可采取根据失业风险程度实行差别费率，政府根据各行各业的情况，对失业率高的行业按高的费率来征收保险费，对失业率低的行业按相应的费率来征收。

2.3合理确定基金使用的比例。以失业救济和保障基本生活为主，紧密结合再就业，实行有效管理。首先，将基金用于失业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包括失业救济金、医疗补助金、生活困难补助和失业女职工生育补助金等方面进行合理分配；其次，运用一定的基金积极帮助失业职工再就业，包括转业训练费、生产自救费、职业介绍等，同时，通过发放一定的救济金作为启动资金，鼓励失业职工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再次，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作用，对于那些一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可考虑从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的角度，逐步将他们纳入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失业保险基金应该出一部分钱，通过发放职业培训补贴等方式，帮助这些大学生尽快就业。

2.4建立失业保险信息监控网络系统。为了使基金真正体现社会保障功能，应尽快建立信息监控网络，实现失业保险的全方位监控。建议建立由政府有关部门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劳动者代表、工会代表和其他公众团体代表组成的社会监督机构，负责对失业保险工作的监督。按期、定时公布失业保险基金的使用情况，增加基金使用的透明度，以有效控制基金的不明流向，杜绝挪用、侵占基金现象的发生，还要由财政、审计等部门加强对预算决算的审核和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2.5尽快出台与失业保险条例相配套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完善失业保险的法律法规体系，使失业保险制度的建设有法可依，为失业保险条例的有效实施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2.6建立科学、完整的失业保险统计指标体系。没有相关信息地收集，就没有科学地分析与预测。建立以失业人数、失业结构、失业再就业比例与结构、失业保险基金收支数量与结构、失业保险金的增值与保值比例等指标为主的统计指标体系，有利于失业保险基金现状的真实反映。

3结论

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牵动着整个社会发展、社会稳定的大局，它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需要，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共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摘要：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但现行失业保险制度在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极大地影响了失业保险的保障作用。为此，提出了相关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失业保险问题建议

保险制度论文篇（7）

世界保险业的发展与完善的保险制度密不可分，在发达国家保险业广泛采用制，保险成为最为普遍的保险行为模式。保险制度是人们为矫正保险市场交易障碍、增加保险市场交易效率而采取的一种经营形式。保险制度的引入有利于降低保险公司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保险业务在不同地方、不同区域协调发展，依靠中介机构进行销售及服务是我国未来保险业经营的主要模式。

一方面，保险个人人的高速发展为我国保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保险业特别是人寿保险业的迅速发展，保险人功不可没。据《2006年第二季度保险中介市场发展报告》显示：上半年，全国总保费收入为3080．28亿元，保险公司通过保险中介渠道实现的保费收入为2427．78亿元，约占全国总保费收入的78．82％，在保险中介渠道实现的保费中，保险个人人实现的保费收入最多，达1421．02亿元，占46．13％。另一方面，由于对保险人管理跟不上保险人队伍的发展速度，由保险引发的问题日益增多，影响保险企业的诚信形象和我国保险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对外表看似有权而实际无权的行为保险公司是否要承担保险责任?按照《合同法》第49条对表见的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该行为有效”。只要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人有权限，此行为有效，被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表见制度的设立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对保险活动而言，是为了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但被人即保险人却面临很大的经营风险，从民法的公平原则考虑，如何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利益又成为了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保险法>的决定》。表见制度的引入，是此次《保险法》修改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被有关人士称为“新《保险法》将在规范市场、培育诚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突出表现”。

保险表见的概念及立法规定

1、保险表见的概念

关于保险表见的概念，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提法有两种：一是认为“保险表见就是指保险人虽然没有得到保险人的授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只要投保人有理由相信保险人有权，保险人应承担责任的一种特殊的无权保险”；二是认为“保险表见是指没有合法授权的人以保险人的名义从事各种保险活动，而其相应的法律后果由保险人承担的法律行为”。本文认为，第一种说法把保险表见仅适用于保险合同订立阶段而显得太局限，而第二种说法没有考虑到投保人的主观状态是否为善意且无过失，所以两种说法都存在不够完善之处。本文以表见的理论为基础，从学理的角度将保险表见界定为：所谓保险表见，本属于无权，但因保险人与无权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外表授权的特征，致使善意且无过失的投保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保险权，而与其发生保险业务行为，使之发生与有权相同的法律效果，保险人承担其相应的保险责任。

2、《合同法》关于表见的规定

在我国新合同法颁布以前的民事立法中，并无表见的明确规定。一般的民事活动，人必须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才由被人承担。对于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被人追认，才承担民事责任。否则由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合同法》第48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由此可见，被人对人的无权行为只有在事后追认才承担责任。一旦被人予以追认，该无权所订立的合同自始有效。同样，被人拒绝追认，因无权所订立的合同就不具有法律效力。

然而，这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制度。这种不完整的法律制度为被人逃脱责任留下隐患，为使被人对看似有权而实际无权的行为后果负责，保护交易秩序和相对人的利益，必须在法律上引入表见制度，以便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法律制度。我国合同法首次正式规定了表见制度，根据规定，因表见而订立的合同不再是效力待定合同，而是有效合同，对被人直接发生预期后果的法律效力，被人不能以人无权为由而拒绝承担责任。合同法上的交易安全是交易环境应当有的一种确定状态，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性评价。

3、《保险法》关于表见的规定

在保险活动中，由于保险人业务管理的疏忽，或者个别保险人法制观念淡薄、业务素质低下，加之受高额费或佣金的驱使，保险表见时常发生。为维护保险交易安全、鼓励交易、倡导效率、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保险法》在修改时特别引入了表见制度。新《保险法》第128条第2款规定：“保险人为保险人代为办理保险业务，有超越权限行为，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权，并已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但是保险人可以依法追究越权的保险人的责任。”这标志着保险表见制度正式通过立法的形式得以确立，其目的在于规范和约束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关系，维护保险交易安全，保护善意且无过错的投保人对保险人的信赖利益，同时肯定了保险表见制度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4、二者的比较分析

《保险法》对表见的规定与《合同法》的规定基本一致。《保险法》所称的“保险人”、“保险人”和“投保人”分别与《合同法》所称的“行为人”(无权人)、“被人”和“相对人”相对应。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规定“保险人可以依法追究越权的保险人的责任”，明确了追偿原则，体现了法律既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又兼顾到对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平衡了多方的利益；二是将无权的表现形式规定为“超越权限”，而没有明确规定无权和权终止这两种情况。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一《保险法》所指的“超越权限”是否已经包含了《合同法》所规定的三种情形呢，还是仅仅确指《合同法》所称的“超越权”一种情况?学者们各持己见，有的认为《保险法》所指的“有超越权限行为”应当包括《合同法》规定的三种情况，而非仅指其中“超越权”这一种情况。有的则认为“有超越权限行为”仅仅指《合同法》中“超越权”这一种情况，不包括其它两种表见情形。

本文赞同后一种观点，理由如下：第一，“有超越权限行为”成立的前提必须是存在合法的关系，拥有权，如果没有权，何来超越权限的行为?第二，从立法实践来看，如果《保险法》所指的“有超越权限行为”包括了《合同法》所规定的三种表见情形，那么《保险法》就没有必要再做出专门的规定；第三，《保险法》作为特别法，可以根据保险关系的特点，做出与《合同法》不同的特殊规定。本文认为，新《保险法》中之所以只规定了“超越权”这一种情形，是因为立法者与监管部门在引入表见制度保护善意投保人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保险人的责任风险，为保护保险人的利益而缩小其承担表见责任范围，但是却使善意相对人的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无需承担因没有权与权终止后产生保险表见的法律后果。然而在保险实务中，这两种却是产生保险表见最常见的情形。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是由于保险人主观过错导致的外表授权，善意且无过失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相信其有合法的权而与之进行保险活动，即使行为人没有权或权已经终止。保险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保险表见的法律后果。法律不能因保护保险人的利益而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于不顾．《保险法》中有关表见的规定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保险表见构成要件分析

保险属于民事的一种，因此表见的一般构成要件也适用于保险表见。具体来说，判断保险行为是否构成保险表见，应具备以下要件：

1、行为人未获得本人的授权

现代各国通说认为，授权行为是一种有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应以意思表示为之，至于本人是向人做出(内部授权)，还是向相对人做出(外部授权)，均无不可。而且，权之授与，亦得默示为之。无权是表见成立的前提条件，如果是获得合法授权，就不存在表见。保险权的行使同样必须获得保险人的合法授权，保险人在合同中明确规定权限、权起止时间，只有在权限范围及权利有效期内，保险人的为有权。一旦超越权限或权终止后，仍以保险人的名义实施保险行为，就属没有权而为的行为。保险表见的成立以人没有保险人的合法授权为条件，人与保险人之间一般存在某种关系，或者双方存在委托关系，只是人超越委托权限；或者曾经有过委托关系；或者有其他可以使相对人误以为行为人是有权的联系。

2、具有使投保人相信其有权的事实和理由

保险表见中“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权”表明客观上存在授权表象，使投保人相信行为人具有权。所谓授权表象，指本人的授权行为已经在外部形成了一种表象，从而使相对人有合理理由相信行为人已经获得了本人的授权。授权表象，在有的著作中被称为“外表授权”。存在外表授权是成立保险表见的根据。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无法证明其相信行为人有权是有充分的理由，即不存在外表授权，则保险表见不成立，无权人的行为对保险人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投保人和保险人对各自的民事行为负责。何谓“正当理由”，应依其实施法律行为的具体情形加以判断。例如，保险人手持印有保险人印章的保险凭证与投保人进行保险活动，投保人以此认为人享有合法权，则构成保险表见。值得注意的是，认定的“正当理由”不应是投保人的主观臆断，而是有充分的证据佐证事实存在一些足以将行为人与保险人联系起来的表象。

3、相对人主观上须为善意且无过失

所谓善意且无过失，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知道行为人的行为欠缺权，而且这种不知情不能归咎于他们的疏忽或懈怠。对于第三人是否具有过失，英美法采取“合理人”(reasonableperson)标准，即“当一项交易到了如此非正常状态，以至于任何一个合理人处于第三人的地位都会对此进行查询，就不构成不容否认的”。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明知行为人无权或根据通常情况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则不构成保险表见。如何确定相对人是否知道行为人无本人授与权的事实，举证责任在于本人。就相对人而言，其只要证明权利外观的存在，即其有理由或根据认为行为人有事实上的权，即可推定其为善意且无过失。其对权利外观的证明过程也就是对自己主观上出于善意且无过失的证明过程，这种证明方法谓之事实自证的方法。就本人而言，其主张相对人知道行为人没有获得自己的授权，必须为此提供证据，否则，相对人主观上出于善意且无过失的推定不可。

4、投保人已与无权的行为人达成民事法律关系

行为人无合法的权而进行保险活动，即使投保人有正当理由信赖行为人经过合法授权而从事活动，但若没有与行为人成立民事法律关系，比如最终未订立保险合同，则不发生表见的法律后果。只有投保人基于此信赖与该无权人成立了民事法律关系，才成立保险表见。保险合同已经订立则视为保险人对无权行为的追认或者弃权，保险人应遵循禁止反言原则，承担保险责任，但以合同责任为限；如保险合同尚未订立，根据《合同法》第42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3)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的规定，保险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为签订保险合同而支出的相关费用等信赖利益的损失。

保险制度论文篇（8）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保险营销制度在我国保险市场已经形成了行业自身的创新源泉，极大地拓展了保险业的发展空间，也将在未来保险业发展道路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保险营销制度面临的困境

在保险营销员队伍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曾出现诸如无序竞争、欺诈误导等不诚信行为，这种制度的缺点日渐显现。一方面，营销员的地位低下，大进大出现象明显。另一方面，营销员的销售效率开始下降。据有关资料统计，2006年，每增加1%的营销员数量将使保费收入增长4%，而2007年，每增加1%的营销员数量使保费收入增长率降为0.7%。从保费收入的增长率与保险营销员的增长率的比较不难发现，保费收入的增速抵不过保险营销员的增速，也就是说，近几年，保险营销员的销售效率是呈现下降趋势的。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有：

保险营销员业务素质的欠缺引发了保险销售领域的诚信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保险营销员制度刚刚引进我国市场，保险产品比较单一，保险责任和义务相对明确，营销员基本能够胜任。但是，随着保险市场的发展，金融工具大量出现，保险产品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增强，特别是投资连结、万能等新型保险产品蕴含着很高的市场风险，投保人往往对投资连结型产品的风险认识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极易造成营销员诚信缺失，因误导而损害被保险人利益，从而损伤保险业的社会形象。

粗放型的经营模式不利于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险公司通常依靠营销队伍的低效膨胀带动业务增长：放宽准入门槛，盲目增员，疏于考核营销员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同业挖角。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保险公司在人才培养和保险营销制度创新方面不肯投入，通过这一办法迅速上规模，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市场的有序竞争，甚至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这种粗放的营销策略直接造成有些营销员素质较低的现状。同时，由于行业内人员频繁流动、人力成本虚增，给保险业的社会形象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保险营销市场已经出现拐点，必须择机加以制度规范。保险营销队伍经过多年的高速扩张，目前已进入调整期。2001年以来，保险营销队伍规模高速增长，到2007年底队伍规模达到200万人。经过长时的自行调整，发展已趋于平缓，特别是保险营销员持证率稳步增长。对保险营销员进行制度化管理、提升保险营销队伍整体素质已经具备坚实广泛的基础。

劳动合同法实施对保险营销制度的影响

《劳动合同法》是一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它对劳动合同制度作出了全面的规范，并对与劳动合同紧密相关的集体合同制度也作了规定，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有效规范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行为，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颁布实施，对保险营销制度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一）对营销员身份定位的影响

长期以来，保险营销员始终没有明确的合法身份，保险营销员不具备《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资格条件，既没有取得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的许可证，又没有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虽然保险营销员是保险公司招聘的，为保险公司推销保险产品，并接受保险公司的培训和管理，但他们与保险公司签定的是合同，而不是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将使保险营销员身份“模糊”的状况有所改变。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关系与劳动关系非此即彼，营销员与保险公司之间只能是或雇佣二者取其一，不存在中间状态或第三种情况。所以，《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将有助于明确界定营销员的身份。

（二）对营销管理体制的影响

在营销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人员脱落率高、兼职展业、合同纠纷等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保险公司，成为其发展的“瓶颈”。究其根源主要是营销管理体制与保险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对营销员的流动性缺乏市场规范，没有可操作的制度约束。《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将促使各家公司探索新的营销管理体制，建立新型的公司与营销员的关系。

（三）对公司营销战略的影响

《劳动合同法》对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和保护，以及对违法用人单位处罚力度加大的规定，让广大保险营销员深感增强了话语权，提升了争取员工待遇的信心，在这种形势下，原有的“人海战术”显然扩大了纠纷范围，放大了纠纷机率。因此，保险公司要适应形势要求，调整营销战略。

保险营销制度转雇佣变革路径

在当前保险消费环境下，“制”仍然被大多数保险公司所践行，但一些保险公司已经意识到“制”的弊端，开始新的营销体制的尝试。安邦财险和恒安标准人寿营销员“职员制”已经试点一年多，中国人寿也尝试用股权激励的方式来稳定旗下的优秀营销员，新华人寿早在2004年就开始了控股专属公司的试点。但总体而言，以上公司的试点尚处于探索阶段，巨大的转型成本和工作强度是保险公司尤其是大型保险公司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依据现有法律规定，考虑保险营销员的规模和现状，转雇佣是保险营销制度变革的理想范式和现实路径。原因在于：从社会文化层面分析，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加快，以“人情”为纽带的关系社会正在被逐步打破，契约氛围正在形成，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作为公司员工的归属感对保险营销员的吸引力还是相当大的；从法律政策层面分析，《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的明确界定为人向企业员工转变奠定了基础。和谐社会建设和建立全体社会成员保障体系的大政方针促使保险公司要尽到企业公民的责任，加快转雇佣制度建设是执行法律和落实国家政策的需要；从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层面分析，考虑到公司的经营成本和经营政策的连续性，将所有保险营销员纳入保险公司的员工编制会给保险公司带来沉重的负担，把现有的营销员管理模式完全抛弃也是非理性的。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对新录用的营销员先签定合同，经培训和实践，将一部分高素质、业绩优秀的人转为公司员工，为营销员提供成长的渠道。

制度上规范和引导保险营销员队伍的策略

保险营销制度的改进，需要从制度上对营销员加以规范和引导。

（一）建立保险营销员诚信体系

维护诚信要靠严格的法律法规体系，所以首先要加强法制建设，健全相关法律体系，改善信用秩序，惩戒失信行为。其次，要确立诚信体系的征信制度，完善信息批露制度，建立健全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评级制度，规范市场信息的传递机制。再次，要建立和实行客户对营销员的道德评估制度，逐步改善个人收入只与销售业绩挂钩的习惯做法，从“数字论英雄”向“有质量增长”转变，重视和促进信用资本质量的提高。

（二）提升保险营销员职业素质

通过明确营销员的准入资格条件，加强营销员岗前培训，抓好营销员持续教育，提高营销员综合素质和职业素质，规范保险营销员的展业行为等措施，可以提高保险营销队伍竞争力，有利于改善保险营销员社会形象。从营销员自身发展来看，保险营销员通过职业化训练，将进一步增强职业荣誉感、重视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提升行业素质和行业形象。可以参考我国香港地区和发达国家的保险营销员考评模式，例如：保险监管机构可以规定，每年必须累积十个核心学分和二十个非核心学分，三年算总分；成立督导委员会，建立全行业规范、统一的专业化培训体系，有效整合资源，对营销员进行持续的培训和考核，以提升营销员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地位。

（三）加强对保险营销员的管理

保险营销制度采用了灵活就业模式，保险公司对其管理既有职员制又有制。通过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确保营销员合理有序流动，有利于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逐步完善营销员的合法权益，将保险营销纳入职业化、正规化的发展轨道。现代金融制度安排中，金融监管的本质在于规范金融主体的不适当行为，为金融主体的良性竞争创造稳定公平的环境和秩序。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保险营销员的管理需要监管部门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和引导。2006年《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的出台，不仅对营销员资格准入、从业行为管理直至市场退出实施全程动态监管，更为重要的是，强调了营销员的行为规范、社会监督，有利于激发保险营销员个人潜能，构筑保险业核心竞争力，同时使行业协会、社会与公司监管约束机制共同发挥协调作用。

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不会对一个行业的体制变革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营销体制变革的进程取决于多方力量的推力。它有赖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民生的不断改善，公民保险意识的觉醒等，总之，根本上取决于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沈宇.关于完善保险营销制度的几点思考.上海保险，2006

2.杨济时，赵存见.保险营销制度的困境与突破.中国保险，2008

保险制度论文篇（9）

一、建立我国董事责任保险之理论根据董事责任保险是指以董事、经理向公司或第三者（股东、债权人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一种保险。美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世界各国最为典型。目前，美国大公司中的90%以上已实施董事责任保险。建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乃是基于市场的内在要求。

1.董事责任多样化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更为彻底，出现了所谓的“董事会中心主义”，董事会成为公司运行机构的中心，其职权得以急剧膨胀。种种情况表明，董事、经理的职权必须受到约束，否则，股东、债权人及社会公共利益都无从保障。

各国公司立法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强化董事、经理的义务和职责。一方面，法律首先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中明定董事对公司、股东及社会公众法定义务，如：董事的忠实义务、董事的注意义务、董事及时支付雇员工资的义务等，并对董事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予以规定；另一方面，法律亦赋予股东、债权人及社会公众各种权利及相应的救济措施，如：股东提案权、质询权、派生诉讼等，同时建立监事会、独立的审计人、外部董事等制衡机制对董事的权力予以约束，以抑制经营者滥用权力的行为。

总体上看，强化公司董事、经理的义务与责任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种普遍趋势。

2.利益的平衡

董事、经理责任加重的积极方面在于，它可以促使经营者更加审慎地经营管理公司，防止其滥用权力损害公司、股东及社会公众的利益，从而增强企业管理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其消极的方面在于，太重的责任有时会造成经营者权利、义务的失衡，从而挫伤其积极性，最终促成其以保守姿态经营公司，或者干脆拒绝接受董事、经理职务。从长远看，这种消极的后果会降低经营者的整体素质。公司的经营活动归根到底是为股东获取利益，在公司盈利之时，股东无疑会财源滚滚；公司亏损时，股东则只承担有限责任。董事、经理在履行职责时，可能会因经营不善的过失行为而影响股东或公司的利益，但董事本人并非这一行为的受益者，对经营者苛以过重的责任，可能会造成经营者利益的失衡；同时，法律对经营者义务和责任的要求促使董事、经理积极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但经营者的行为越积极，则越有可能因过失致人损害；反之，经营者如不积极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则本身就可能构成对其义务要求的违反（如：注意义务、勤勉义务等），例如：公司在市场上履行持续公开信息的义务时，董事、经理因疏忽大意而遗漏重要信息，则极有可能对遭受损失的证券持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董事、经理在沉重的义务和责任面前，希望法律能允许其利用某种风险转移机制，合理地降低因可以理解的经营过失而导致的责任。否则，许多优秀的经营者将会在沉重的责任面前顾虑重重，乐于采取保守的“驼鸟政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缺乏创新的勇气和开拓的气概。从长远看，这种心理状态会严重地制约职业企业家阶层的形成与发展，使公司资本难以增值，股东难以得到高额的投资回报，最终制约一国经济的发展。

基于以上考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乃从立法上设计了相应的董事风险转移机制，允许公司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董事、经理经营中的某些过失责任运用保险机制分散其风险，董事责任保险制度遂应运而生。这就最大限度地激励优秀的经营者大胆从事工商业活动，为股东谋取最大的盈利。

3.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经营者面临着高度的经营风险，加之法律的逐步健全以及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董事、经理的义务和责任日渐加重，企业的经营者已经感到了各种压力和风险。

从立法来看，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正在从不同的角度强化董事、经理的义务和职责，从此要求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活动符合公司、股东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例如，我国《证券法》第63条对违反信息披露制度的董事、监事、经理的赔偿责任予以了规定，这使第三人追究经营者的法律责任有了明确的根据。如果说上述规定是公司外部对经营者责任的加重，对经营者决策程序、机制、责任等制度的建立则是公司内部对董事、经理责任的加重。内部责任制度从根本上说，旨在恢复和完善企业法固有的一般责权利制衡机制，从而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高效、合理。

从现行政策看，《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提出要建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如果我们把强化董事、经理的义务、责任看作是约束机制，而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则可以看作是激励机制，两者的协调发展，无疑是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建立董事责任保险机制，为经营者分担职业风险，鼓励其创新精神，是建立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环节。

二、董事责任保险的分类

董事责任保险，即在“责任保险”一词前加“董事”两字，则意味着该类保险与董事的损失有关。鉴于此，董事责任保险不是针对公司之经营损失而进行补偿，如果公司对外需承担责任或支付有关的抗辩费用，则不可获保险补偿。在董事责任保险的分类上，与其他的专家责任保险一样，可以按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基础不同而划分为：

1.索赔型责任保险

索赔型责任保险，是指第三人向被保险人请求索赔的事实首次发生在责任保险单的有效期间，则保险人应对被保险人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的保险。其基本要素在于：（1）被保险的董事、经理在行使其职责期间有不正当的行为；（2）不正当行为引发了第三人的索赔，董事、经理因之而遭受损失；（3）第三人的索赔请求首次发生于保险单的有效期间。在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应主要采纳索赔型，其原因是由于第三人对董事、经理的索赔是现实发生的，其损失的发生是明确的，对此予以保险，可以更充分地发挥董事责任保险填补损害之功能。

2.事故型责任保险

事故型责任保险，则指保险人承诺对被保险人因为约定事件的发生而产生的任务损失予以补偿。但该约定的事件，仅以对第三人有所影响而在保险单约定的期间内所发生的事件为限。笔者认为，在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中，事故型的保险不宜过多采用。因为，在这种类型的责任保险中，保险事故的发生与否，或在多长时间以内发生难以预测。而对于保险公司而言，从事这种相对不确定的保险业务，不便于有效地评估损失率，提留准备金以及明确保险费；而且在实践中，如何证明被保险人的不正当行为发生于保险单的有效期间，也颇费周折。考虑到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的完善需要一个经验累积的过程，在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建设初期，事故型的保险宜少用。

三、被保险人

我国《保险法》第21条第2款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在董事责任保险中，公司及其董事、经理均可以作为被保险人享受保险利益，被保险人应当明确地予以界定，或者明确地指明被保险人的姓名、职务。参照国外的经验，我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中，被保险人一般应包括前任、现任或未来的董事或经理，他们必须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履行董事或经理的职责，至于他们是通过选举或任命的方式产生则无关紧要。

那么，外部董事能否成为被保险人呢？这主要取决于保险合同双方对此的界定。通常，保险公司应当得到外部董事的全部信息，并决定是否将其纳入被保险人的范围。目前，我国开始在一些公司中试行外部董事制度，外部董事将在公司中占一定比例，我国立法应允许当事人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对此予以约定。值得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对处于从属或受控制地位的子公司而言，其董事、经理能否与母公司的董事、经理同样地享有被保险人地位，实际上取决于母子公司之间控制或从属的程度。有关的立法对母公司控制子公司的强度予以特别关注，规定：只有母公司对子公司有主导性的投票权，如：超过50%，子公司才可以视为母公司的分支机构，则其董事、经理应纳入被保险人的范围。我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组建了很多的企业集团。然而，核心企业对从属企业的控制方式（主要有合同型、控股型）、控制强度差异较大。保险公司在承保此类董事责任保险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做法，以投票权的大小决定被保险人的范围。

四、不正当行为

不正当行为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指董事、经理哪些不当经营行为可受保险赔偿。这一定义中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地位和行为。董事责任保险对不正当行为的典型定义包括：

1.董事、经理在其职责以内，违反义务、过失、错误、不实陈述、引入误解的陈述、作为、不作为等行为；

2.仅只因为其是公司董事、经理而对其提出的索赔要求。

在责任保险制度发达的国家，不正当行为的界定始终围绕着“被保险人的职责”这一概念展开，它实际上确定了可获保险赔偿的董事、经理的行为标准。

董事、经理的所谓“不正当行为”是产生董事责任保险的不可或缺的要件之一，董事、经理的行为如果超越了其职责范围，则不能获保险。

参考国外立法例，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立法在对职责范围予以界定时，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律师的行为：在某些公司中，董事或者经理兼任公司的法律顾问，于此情形，律师的行为显然不包括在董事责任保险的范围之内。

2.普通行政人员的行为：公司中某些只负责行政事务的经营人员，如：负责信息或计算机控制的人员，亦不属于董事责任保险意义上的董事、经理；不能纳入保险合同享受保险利益。

3.股东的行为：有时，董事由股东所担任，在确定其是否以董事名义行事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不便，其行为有时很难截然区分为股东的行为、董事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董事行为的规定往往取决于相关的事实、法律理论或者第三人提出请求之性质，并没有统一的规则。

4.担任多项职务行为：当董事、经理在两家以上的公司任职时，其职责之间难免相互重叠，尽管法律上对经营者在多家企业任职并无严格的限制。董事、经理在一家公司的行为可以作为其获得董事责任保险利益的根据，然而他不可以就其在其他公司中的行为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

此外，董事、经理如果滥用他们手中的职权，为个人谋求私利，则将被视为不履行职责的行为，保险公司将以其行为不符合保险单的记载，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推定不符合其应负之职责等为由，而拒绝给予其责任保险赔偿，例如：在公司法上，董事对公司负有忠实之强行法义务，如其有意违反此项义务而造成他人损害，则不能产生董事责任保险之支付义务。有关部门判例对此论述道：“保险范围应包括那些克尽职守但仍造成了他人损害的董事，从而保护那些为促进公司的商业利益而作为的人，而不是违反公司利益的人。由此违反对公司所负之义务不能包括在保险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我国董事责任保险中不正当行为之认定必须以董事、经理所从事的职务行为（无论是基于董事、经理之职责，还是基于其行为进行判断）为前提，至于具体的行为种类，则可由保险单约定。

五、损失

在我国的董事责任保险的成立要件中，损失的界定也极为重要，没有损失，则保险公司没有补偿的义务。依我国《保险法》体例，责任保险被列入财产保险合同中。按照这一体例，责任保险的标的应是指被保险人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相应地，董事责任保险中“损失”即是指被保险人所应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金。

我们认为，损失的定义应当与“不正当行为”、“索赔”两个概念综合起来考虑。就保险公司的责任而言，其只对损失负责，而不对董事、经理的不正当行为负责，在不正当行为没有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不予补偿；就第三人的行为而言，其基于合法的权利而要求董事、经理承担责任，只是一种法律上的或然性，尚未经有关机关裁决而成为一种现实的责任。据此，我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只对第三人的索赔造成董事、经理的经济损失予以补偿。

就损失的法律含义而言，董事、经理依法对第三人应予负担损害赔偿金，或和解、判决中所应支付的赔偿额必须纳入损失范围中，在保险企业的董事责任保险单中，损失的范围应当明确约定，以便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确定保险赔偿的范围。一般而言，保险公司亦经常在保险单中对不属于董事责任保险范围的“损失”予以规定：“损失不应当包括：

（1）被保险人被免除赔偿的部分；

（2）依法所应支付的税金、罚款、罚金；

（3）惩罚性或示范性的损害赔偿金；

（4）按照保险单的解释，依法不予保险的事项。但是，如果保险单并没有排除处罚性或示范性的损害赔偿金，则这样的损害赔偿应予保险。“

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应禁止对故意或恶意之行为、欺诈或公然违法、犯罪行为给予保险。然而，刑事案件中董事、经理的律师费用是否可以视为损失则殊有疑问。在国外的立法中，允许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刑事案件中律师费的保险赔偿问题。在Polychron诉Crum&ForsterIns.Co一案中，法院认为：“刑事案件中有关的辨护费用可以视为保险合同中的损失，法律将罚款、罚金等排除在保险范围外并不意味着辨护律师的辩护费用也被排除在外，在被保险人被宣告无罪时，则尤其如此。”笔者认为，这一做法是否能在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中规定尚有待于保险实践的检验，但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初期，不宜将此做法直接规定在立法中。

六、索赔的通知

保险事故的通知义务，为被保险人的法定义务。《保险法》第21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该条没有对具体的通知期限予以明确。对于董事责任保险而言，保险公司可以参照国外保险业惯例，要求被保险人在合理的期间内发出索赔通知。通常，被保险人应在保险期内或在保险期届满后的一定期限内（从30-60天不等）通知保险人。

原则上，当被保险人意识到有可能导致保险责任事件发生时，应当在保险期限内，在合理的时间中发出通知。在采用事故型董事责任保险时，被保险人除对已发生的索赔事件通知保险公司外，亦有义务对潜在的诉讼或索赔发出通知。当有关的事件被认为有可能产生争讼并未实际发生时，这种通知能够提供一种机制从而展延保险范围，因为，这能使当事人意识到保险期满后，第三人仍有可能对董事、经理提出权利要求。在事故型董事责任保险中，这样的通知更有利于保护保险人的利益，使其有可能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通力合作，寻求适当的解决方式，如：促使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和解，或预提有关的保险基金。

对于第三人的索赔或潜在的索赔，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公司的相关部门提出通知，即通过正式的索赔渠道提出。当被保险人迟延提交通知时，保险公司可以彻底否认保险费的支出，也可以免予支付抗辩费用。

在事故型董事责任保险的通知中，通知的事项亦应当是在保险合同中明确指明的不正当行为。通知的内容应当包括不正当行为的性质，第三人索赔或潜在索赔的性质，索赔者或者潜在索赔者的姓名，被保险人首次意识到这样的索赔或情形的方式，以及其他合理的信息，另外这样的通知应以书面方式作出。这样的通知给被保险人提供了较好的救济，使其能在保险期届满后仍可获保险。

七、董事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

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董事责任保险后，保险人应依保险合同的规定，对被保险人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予以保险补偿，然而，保险人予以保险赔偿的范围，以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为限。若被保险人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保险单的约定，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而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则该类危险为董事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

保险制度论文篇（10）

存款保险制度含义与功能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在金融体系中设立保险机构，强制地或自愿地吸收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缴存的保险费，建立存款保险准备金，一旦投保人遭受风险事故，由保险机构向投保人提供财务救援或由保险机构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的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立，首先是为了消除因银行挤提而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其次才是对存款人的存款提供全额或部分的保险，保护一般存款人的利益；第三是建立处理有问题银行的合理程序，便利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减少“银行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道德风险。此外，一些存款保险机构还履行最后贷款人和监管参保机构的职能。

存款保险制度起源于美国。美国于1933年率先通过立法建立存款强制保险制度，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20世纪70年代起，存款保险制度加速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扩展，在IMF的183个成员国中，有67个国家采取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其他国家则采取不同程度的隐性保险制度。

我国有必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确立风险防范机制稳定金融活动秩序

一般来说，银行90%以上的资金来源于负债，银行必须进行负债经营，其经营风险比一般企业大，因此维持客户信心犹为重要。而且由于银行与存款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一旦个别银行倒闭，存款人缺乏充足的信息与专业能力去辨别持有他们存款的银行是否健全可靠，由此产生的恐慌极富传染性，如果没有相应的保障措施稳定民心，将会发生巨大的金融灾难。

完善金融市场主体，防止道德风险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缺陷之一就是市场主体不完善：政府筹资具有超经济强制性质；央行独立性不强，调控乏力；国有商业银行尚未真正商业化；而市场主体不完善的重要诱因之一就是我国没有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政府一直实行的都是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的覆盖面非常广，大小金融机构都无存款损失之虞。银行就不必注重逆向选择的甄别与道德风险的控制，国有企业也不用担心贷款的最终偿还，居民也不用监督他们银行存款的安全，所以在这种制度下，银行、企业与居民的“道德风险”问题将比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更为严重。

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减轻央行负担

与国外的中央银行一般是通过票据贴现的方式发放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不同，我国央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一般是通过信用贷款的方式。这些再贷款收不回来就成为中央银行的不良资产。在再贷款方面，人民银行已经累积了巨额的不良资产，其中清理农村基金会、整顿信托投资公司、关闭证券公司形成的再贷款是目前再贷款回收的三大难点。占用了人民银行总量高达数千亿元的再贷款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保险基金，只不过保险费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支付而已。人民银行尚无专门机构以债权人身份来主张和维护其再贷款的权益。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金融市场竞争加剧，央行的再贷款存量还将会增加，央行以后还将出现更多新的不良再贷款，这些将大大限制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功能。这反映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还缺少一个角色——存款保险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通过存款保险业务的办理，规范金融机构的业务行为，检查其业务活动，审查其业务报表，对经营不善的机构提出警告和制裁，并有权勒令其停业整顿，遇到极端情况，可以撤保，从而实现对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使金融机构按照中央银行及存款保险机构的要求安全合法地从事经营活动。不仅能遏制央行以后还将出现更多新的不良再贷款，完善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还可以建立问题银行退出机制，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形成正常市场纪律约束有重要意义。

完善市场规则，创造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

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下，政府不可能完全打开银行业对内和对外开放的大门，因为考虑到银行业发生危机的扩散效应以及银行体系在我国的重要地位，政府也必须把新进入的私人性质的银行纳入到这个隐性存款保险网之内。这样，不可能向银行业引入优胜劣汰机制，也就不可能发挥整体金融改革战略——用体制外的增量来化解体制内的存量，从而无法真正实现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和高效率。如果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就可引入银行业优胜劣汰机制，建立问题银行退出机制，对形成正常市场纪律约束有重要意义。

改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效果

如果银行的损失最终还是由财政拨款或由人民银行再贷款（或用外汇储备注资）解决，就会使政府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丧失一部分自。随着银行业对外和对内开放步伐的加快，银行间的竞争将会逐渐加强，如果国有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依然保持目前的资产状况，那么政府对它们实施救助的频率和范围肯定会逐渐增加。如果我国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不仅可以减轻国家对隐性担保的负担，还将改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效果。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