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科技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15 14:51:03

通讯科技论文

通讯科技论文篇(1)

通过对《新疆农业科学》刊登论文学科分布的分析,可客观反映我区与农业相关的学科现状和发展趋势,对于了解不同学科发展状况,促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有重要意义。据统计,2012年《新疆农业科学》论文刊登数量前6个学科分别是:林学与园艺、作物栽培与育种、草业与环境、畜牧兽医、植物保护、生命科学,共296篇,占总总数的81.76%,其中排名第一的林学与园艺,占论文总数21.56%,表明在我区农业研究领域中,这些学科领域的科研工作较为活跃,科技产出较多,论文数量有明显增加,被引频次也有所增长[1]。上述学科相对发展较快,属于优势学科,见图6。

2通讯作者构成情况分析

对通讯作者的构成进行统计和分析表明,2012年《新疆农业科学》的论文中具有正高级职称的通讯作者达263人,占作者总数的72.65%,具有副高级职称的通讯作者83人,占作者总数22.92%,合计:95.57%。年龄构成分析表明,年龄在40~50岁的通讯作者有196人,占作者总数的54.14%,年龄在50~60岁的通讯作者113人,占作者总数的31.21%,年龄在40~60岁的通讯作者309人,占作者总数的85.35%;博士生导师119人,占作者总数的32.87%,硕士生导师153人,占作者总数的42.26%,具有硕导和博导身份的通讯作者占作者总数的75.13%。表明《新疆农业科学》的通讯作者主要是高级职称、高学历的高层次研究人员,均为项目主持人、学科带头人,相应撰写的论文学术水平和质量较高,对《新疆农业科学》载文质量的稳定和提高办刊质量与水平起到了关键作用,见图7。

3年度基金项目资助论文数量的统计与分析

对2012年《新疆农业科学》科技论文来源统计分析:部级项目论文225篇,占全年总数的62.15%,省部级项目论文114篇,占全年总数31.49%,地厅级项目论文23篇,占全年论文总数的6.35%。2012年度部级、省部级以上的基金总数为339篇,占总刊登论文数的93.64%,表明《新疆农业科学》超过90%的论文来源于部级、省部级以上基金项目。其中部级项目近几年均保持了高百分比。上述统计分析还表明,《新疆农业科学》的基金资助论文数量呈高比例态势,在科技领域投入不断增长的社会大背景下,新疆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承担的国家、省部级项目的数量在稳步上升,农业科技领域的竞争实力正在逐步增强,农业科研的国际交流、合作研究和技术引进工作稳步发展。总体来说,《新疆农业科学》目前已经形成了以撑、公益性行业专项)和自治区级(科技攻关、自治区基金、成果转化、重大专项)项目产出论文为主,地州级、高校基金、研究机构基金等为辅的多层次的资助体系论文。

通讯科技论文篇(2)

1.引言

我国台湾地区的图书资讯学与大陆地区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同根同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成立。1949年后,两岸图书资讯学发展模式各异,大陆地区参照苏联模式,而台湾地区受美国影响颇深。1955年,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设立图书馆学组,标志台湾图书馆学教育的开端。通过20世纪60-70年代的经验积累,台湾的图书资讯学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经过了60余年的发展,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教育具备了扎实的根基。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变化,人们对于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但从文献检索结果来看,国内专门研讨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文章并不多见。邱均平等从培养目标、专业设置、专业课程、师资力量、继续教育5个方面对海峡两岸的图书情报学教育现状进行了对比分析。周莉娜对台湾开设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大学课程仿照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图书情报学课程模块设置,建立课程分类框架分析得出台湾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特色及启示。张华姿从学科专业体系、课程设置、师生情况、教学设备、继续教育等方面对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各阶段的教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梳理。张云瑾介绍了台湾高等院校图书资讯学教育发展历程及现况,简析办学特色以及面临的问题。宋安莉从大学本科、硕士、博士三方面介绍了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教育的现状、特点以及专业课程设置情况。杨美华等从图书情报学教育的相关标准和数字学习的认证方面,探讨了台湾图书馆学课程设置的规划和教学策略的创新。从内容上看,现有的研究多偏向于对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的教育现状进行整体性概括介绍,具体涉及到硕士阶段课程设置模块分析欠缺;从时间上看,现有研究多集中于2010年之前,这对于反映当下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现状与动向缺乏新鲜的信息;从研究方法上看,大多数研究以文献调查法、案例分析法等定性研究为主,通过实际调研获得全面而准确数据的定量研究相对罕见。文章以我国台湾地区目前设有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7所高校为调查对象,对其课程设置进行定性与定量综合分析,进一步结合师资建设、培养目标以及教学方式等对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展开比较分析,从而得出启示,以期为我国图书情报学硕士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2.调查对象与数据搜集

通过访问我国台湾地区教育部门的官方资讯网,进入大学院校一览表及硕/博士班概况检索系统(http://ulist.moe.gov.tw/),确定台湾地区现开设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7所高校系所,分别是: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中兴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台湾师范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辅仁大学图书资讯学系以及世新大学资讯传播学系。调查时间上以最新的时间为准,搜集2016年我国台湾地区7所高校开设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最新动态以及各校在2016年的即时官方网页信息。在数据搜集上注重数据的新颖性和权威性,以真实地反映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现状。

3.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课程设置分析

通过网络调查的方法,直接访问台湾地区拥有图书资讯学硕士招生资格的7所高校系所官方网站,获得课程设置相关数据。根据课程的不同性质,参考王知津等学者提出的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课程分类框架体系,结合我国台湾地区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将课程归入四个一级类目,分别是:专业课、专题课、讨论课以及实习课。为使归类课程合理,对所有多元课程进行拆分,例如将多元课程“资讯搜集与组织”拆分成“资讯搜集”与“资讯组织”两个课程小类归入不同类目。

3.1专业课课程模块

通过在一级类目专业课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二级类目和三级类目,形成表1。根据表1所示内容分析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专业课课程设置的特点。

3.1.1较重视图书资讯学基础理论与方法课程

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把一般理论与方法的专业课设置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第一要点,主要体现在以下3点。第一,对于大学阶段非图书资讯学类专业毕业的学生要求先修部分专业课程,帮助学生获得专业核心知识,为研修更加深入的专业知识奠下基础。如: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要求先修参考资源与服务、资讯搜集与组织、图书资讯学等课程;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要求补修资讯征集与组织、资讯资源与服务2门课程;中兴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要求学习读者服务研究前应先修完参考资源与服务,学习技术服务研究前应先修完资讯搜集与组织,学习图书资讯学研究前应先修完图书资讯学导论。第二,图书资讯学专门理论类别下具体课程体现了课程设置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特性,如包括学术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医学图书馆等专门理论课程,注重对特定信息机构的研究。第三,台湾地区7所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高校皆开设研究方法的相关课程,且种类齐全。如包括统计方法、计量方法、质性研究、引文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研究思维的逻辑性与严谨性。

3.1.2设置了实践性强、技术性强的课程

由表1可知,7所高校系所皆开设资讯资源管理、资讯技术/系统与网络、组织/管理与环境的相关课程,且课程开设数量众多,这些课程正是图书资讯学专业领域与实践联系最为紧密的部分。如:7所高校系所共开设191门专业课课程,二级类目资讯资源管理下开设课程数量最多,共43门课程,占专业课课程总数的23%,在其资讯搜集类目下,开设的资讯资源类课程涉及到的领域V泛,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科技、生物医学、商情资源以及专利资讯等;二级类目下开设课程数量第二的为资讯技术/系统与网络类目,共41门课程,占专业课课程总数的21%,其资讯技术类课程不仅开设院校比例为100%,且包含26门相关课程,是专业课中课程开设最多的三级类目,资讯技术的掌握可以更好地促进资讯系统、资讯网络以及数字图书馆的开发与建设,促进图书资讯学的发展。此外,资讯服务业作为21世纪的热门行业,各级图书馆与资讯服务单位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之大显而易见。以三级类目资讯服务为例,其课程设置服务对象包括儿童、青少年、健康资讯、文化创意等,其服务方式既包括线上参考服务又包括线下读者服务。课程设置分类之细、程度之深、涉及之广,旨在满足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对图书资讯学专业人才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要求。

3.1.3忽略了资讯检索、素养与数字图书馆等课程

由表1可知,7所高校系所专业课设置较少的课程模块主要集中在资讯检索、资讯网络、数字图书馆、资讯素养与教育4个三级类目下。在开设院校数量上,仅有2所高校开设资讯检索类课程,而资讯网络、数字图书馆、资讯素养与教育也仅只有3所高校开设相关课程,而这些相关课程知识的培养也正是当下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需予以重视加强的地方。其原因显而易见:首先,具备扎实有效的资讯检索能力是图书资讯学专业学生不可或缺的职业竞争力以及个人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其次,在动态且复杂的网络环境下,资讯网络技术与网络安全对于图书资讯学高级人才教育的重要性已不容忽视;再者,只有具备高资讯素养的学生,才能更好地与资讯社会、资讯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资讯社会的发展;最后,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大众需求的不断专深,使数字图书馆建设作为一个时代的智慧成果应运而生,成为图书资讯学发展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因此,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向纵深方向发展必须加强以上薄弱环节的专业课程建设。

3.2专题课课程模块

专题课课程归类所参照的分类体系与专业课课程分类框架相同,台湾地区7所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高校的专题课课程设置如表2所示。由于专题课自身特点是对某一专门主题进行深入研究,因此,专题课数量相比于专业课明显减少,在实际分类中个别三级类目下由于未开设相关课程而没有列入表格之中。

3.2.1保持与专业课设置要点的一致性

专业课课程设置重视图书资讯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同样这也是专题课课程设置的基本要点。如表2所示,专题课课程设置涉及到图书资讯学理论与方法、资讯资源管理、资讯用户与服务、资讯技术/系统与网络、组织/管理与环境、相关专业以及其它专业课各个方面。其中,图书资讯学理论与方法的课程开设院校的数量为7,即开设率为100%,且图书资讯学理论与方法的类目下共开设了11门专题课课程,在所有二级类目中课程开设数量最多。这两项数据从侧面反映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发展并没有忽视加强教育学生对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理解,重在坚持图书资讯学学科专业研究的根本。如以图书资讯学专门理论为例,其专题课程就包括我国传统的目录学专题、四库学专题,以专题课课程深入的互动形式,加深学生对我国传统图书资讯学学科理论的学习兴趣与研究认识。

3.2.2设置既有深度又有代表性的专题内容

专题课是对专门主题展开深入研究,旨在加强学生的研究力度与深度,培养其能够深入研究该领域精髓部分的能力。一方面,设置具有深度的专题课程内容。如表2可见,在三级类目资讯服务下根据不同服务对象分别设置了读者资讯服务、技术资讯服务、工商资讯服务、图书馆电子资讯服务、图书馆数位典藏与服务、书目疗法等8门专题课程,强调对特定用户群的研究。另一方面,设置具有代表性的专题课程内容。由表2可知,各个二级类目下皆开设了具有代表性的专题课程,资讯技术类目下设置热门的研究领域课程,如数位学习与图书馆、人机互动等专题课程;资讯用户类目下设置代表性的多媒体读者专题、资讯使用专题以及资讯行为专题。这些专题课程设置正体现了iSchool确立的核心要素,即以“信息、技术和人”的关系为研究中心。此外,部分高校对于专题课的开设不拘一格,提供多样化的课程。体现在其不局限于本学科领域内的专题,还拓展相关学科、其他学科主题的专题研究,开设跨学科的专题内容。如档案学、出版发行、教育学等,既扩宽图书资讯学硕士的知识面,也促使学生广泛汲取各领域的知识。

3.3论课课程模块

讨论课的形式活泼生动,不刻板的追求知识点的讲解,而更多的是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思想价值的传递,培养学生的自由表述能力,激发学生的思维活跃力。7所高校的硕士讨论课与实习课的设置情况如表3所示。

讨论课课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讨论课设置范围宽、形式多。讨论课的课程设置涉及到图书资讯学理论与方法、资讯资源管理、资讯用户与服务以及组织/管理与环境四大二级类目,从对本学科基础理论的讨论到对专业技能的讨论,涉及到图书资讯学众多研究领域与热点内容。各高校讨论课的形式多样,这既能使学生们在轻松的气氛下吸收知识要点,又能鼓励他们进行思想的交流和传递,同时还能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第二,讨论课课题的设置以时下研究热点或具有争议的学术话题为主要讨论对象,如当代技术服务规范专题研讨、当代图书馆问题研讨等讨论课,激发学生密切关注专业动态,掌握最新资讯,与时俱进。

3.4实习课课程模块

在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开设的实习课,不是作为实践环节,而是纳入课程学分之中,作为课程模块中的一项内容,其实习课包含科研实习和教学实习两种类型。由表3可知,总体上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专门的实习课开设院校相对较少,大部分院校提供给硕士的实习类型是工作实习,但也有少量院校给学生提供了教学实习的机会。其中,工作实习以图书馆单位实习为主。在工作实习中,学校主要安排学生去各种类型的信息机构实习,如档案馆、学校图书馆媒体中心、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以及其它的专门图书馆或信息组织机构。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各高校还比较注重学生在技术领域的实践机会,例如,学校为学生安排关于管理系统、数字图书馆等方面的实习内容。通过与校外专业单位合作开设实习课程,增进学生的实务能力。各校合作对象包括: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图书文献馆、出版社、书店、信息服务公司以及其他各类型企业、组织等。

4.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启示

4.1聚焦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师资国际化水平

通过调查发现,我国台湾地区7所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高校系所除了聘任学有专长的专任教师外,也特别聘请图书馆实务界、产业界专家以及学界名誉教授担任兼任教师,强调理论与实务并重。首先,各高校系所师资建设不仅注重师资的高素质水平,同时也重视师资学科背景的多样化。如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拥有最多的专任师资,其中,教师博士学历占比100%,教师海外学历背景占比71%;辅仁大学图书资讯学系拥有最多的兼任师资,其聘用的教师专业背景涵盖图书馆学、管理学、信息科学、信息安全、多媒体技术、数字化学习、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等多样化的学科背景。其次,各高校系所师资的海外教育背景众多。如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高校系所中,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作为台湾地区第一所通过iSchool联盟认证的成员学校,其海外背景的教师数量最多,比例达76%;而根据大陆地区的相关统计显示,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的海外背景教师数量最多,但其比例仅为25%,二者相差甚大。因此,大陆地区相关高校系所应当进一步加强师资的海外背景建设,把握学科前沿、培育创新型人才、增强国际影响力。

4.2切中时代脉搏与学科特色,培育需求导向型人才

首先,从整体上看,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各高校系所硕士培养目标相同之处在于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设置多元的培养目标。如武汉大学硕士培养目标为:能从事图书馆学和编辑出版学教学与研究,并担负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编辑出版发行及其他信息管理和咨询工作的高层次、宽口径、复合型专业人才;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培养目标为:知识服务机构经营管理人才、学习资源中心经营管理人才、企业知识管理人才、数字内容管理人才以及图书资讯教学及研究人才。其次,二者不同之处在于,我国大陆地区的图书情报学硕士培养属于兼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综合教育,如注重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强调社会主义觉悟;而我国台湾地区的高校系所中则鲜有强调通识教育,更加强调专业教育。最后,从个体上看,不同于大陆地区高校趋同化的培养目标,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高校系所结合教师研究的细分化、学生个体发展的差异化以及本校与所在区域的发展情况,确立了各具特色的培养目标,体现出各高校不同的培育倾向与侧重点。如政治大学培养目标中强调图书资讯学与其他相关学科领域融合,培育数位资讯时代的高科技专才;中兴大学强化培育学生行政与领导能力等。

4.3注重课程设置的多样化与模块化,培养专业竞争力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在硕士课程设置方面相比较主要呈现两大特点。第一,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硕士教育的专业课程内容皆设有专业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两大模块。我国台湾地区的课程总数量最多的是辅仁大学图书资讯学系,共有73门课程,其专业选修课占总课程数量的比例达90%。据有关调查,我国大陆专业选修课比例最大的为武汉大学,比例达68%,二者相差较大;而在ischool院校中,课程总数量最多的是伊利诺伊大学,共有194门课程;选修课占总课程数量比例最高的是匹兹堡大学,共有63门课程,比例达92.6%,5所学校中比例最低的也达到77.8%。可见,同ischool院校的数据相比,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应当丰富专业选修课程的多样化设置。第二,在课程体系规划方面,我国大陆图书情报学硕士课程相对独立,而我国台湾地区课程规划之特色在于其更加具体、详细的模块化设计,每一模块下设围绕某一主题紧密相联的若干课程,并说明该模块的核心培养目标,形成一个有机的课程体系。如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的专业核心课程模块下规划资讯组织领域、资讯资源与服务领域、资讯管理领域、资讯传播科技领域以及资讯与文献学研究议题五个下属模块,五个模块下共包括50门课程供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求进行选修,从而构建和调整个人知识结构,培育个人专业核心技能。

4.4依托“四位一体”的多元化教学方式,驱动教学全过程

通讯科技论文篇(3)

科技资讯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科省级刊物、科技资讯国家优秀期刊。发表具有学士学位以上的高学历人群各类原创性的学术理论、工作实践 、成果综述性文章,充分体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 

科技资讯以刊发科技教育学术论文为主,是阐释学术观点的理论平台,是全国科技、教育、金融、法学、医疗、行政管理、 建筑等行业评职晋级认可的正规、合法学术刊物。在本刊所发的相关论文,均可在“万方数据库”等数据库中检索到。 

主要栏目

高新技术、工程技术、工业技术、建筑科学、it技术、电子商务、科教平台、资源与环境、学术论坛、图书馆论坛和科技动态。 

读者对象

1. 科技和金融工作者、风险投资家,热心于科技与金融投资结合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社会各界人士。 2.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技术项目,缺乏企业资金者;有资金愿创办科技实体者。3. 各级科技管理人员,科技企业及企业家,科研开发人员,大专院校师生,科研院所工作人员和关心高科技转化的各界人士。 

稿件要求

1、稿件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论点明确、数据准确、逻辑严谨、文字通顺。 

2、计量单位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为准;统计学符号按国家标准《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规定书写。 

3、所有文章标题子书数在20字以内。 

4、参考文献应引自正式出版物,在稿件的正文中依其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在段末上角标出 

5、参考文献按引用的先后顺序列于文末。 

6、正确使用标点符号,表格设计要合理,推荐使用三线表。 

通讯科技论文篇(4)

关键词 台湾;教育信息化;资讯技术;科技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671-7384(2015)05-0073-04

2014年10月,笔者有幸作为广东省中小学新一轮“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名教师培养对象赴台湾进行为期15天的台湾教育现状考察交流访学活动。访学考察期间,随广东赴台访学团绕岛一周,行程1600多公里,走遍了除基隆市之外的台湾所有市县,参访了12所学校,入班观课72节,听了4次高端讲座,通过粤台两岸教师教学探索、名师对话、访谈交流和实地考察,实现了思想的碰撞、情感的交流和智慧的启迪。每一天都有震撼、惊喜和收获,这次台湾之行可称为是一次全方位的教育之旅、文化之旅、交流之旅、磨练之旅、友谊之旅和感恩之旅。作为一名信息技术教师和科技教育工作者,在随团参访之际,我针对台湾地区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应用现状进行了重点考察和分析,探讨了海峡两岸信息科技在教育中的互通性和共享性,为促进海峡两岸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台湾在教育信息化应用方面的先进理念与操作模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此次考察交流访学活动像一扇窗户,为海峡两岸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应用的信息互通和智慧共享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台湾地区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发展历史回顾

台湾地区称教育信息化为资讯教育。为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台湾地区专门成立了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领导机构,制定了资讯教育战略规划和白皮书,并在重点计划和施政报告中大力推进资讯教育。1982年,台湾地区设立“资讯教育推动小组”,开始有计划推进资讯教育;2013年1月,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合并电子计算机中心等机构成立资讯及科技教育司;截至2013年,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共有19份施政报告中强化资讯教育,内容涉及推动资讯教育、信息化建设、数字化公平、云端学习等[1]。由此可见,台湾地区非常重视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应用。

台湾地区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应用现状

1. 台湾地区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现状

台湾地区称信息技术为资讯科技。台湾九年一贯阶段资讯科技课程是让学生能将资讯科技运用于生活与学习,强调资讯科技要面向“应用”;而高中资讯科技课程则着重由应用导入学理层面,强调资讯科技的“科学”内涵[2]。台湾地区于2008年1月新修订的高中资讯科技课程纲要包括必修模块“资讯科技概论”和选修模块“资讯科学”。“资讯科技概论”计2-4学分,内容包括:资讯科学导论、计算机硬件、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计算机解决问题和资讯科技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等。选修模块“资讯科学”又包括“基础程序设计”1-2学分、“进阶程序设计”2学分和“资讯科学与应用专题”1-4学分,每所学校可以根据师资力量、教学设备和办学特色等选择开课计划和教学内容。以高雄市立瑞祥高中为例,该校在高一开设“资讯科技概论”必修科目,课程目标是让学生掌握资讯科学基础知识,并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高二、高三开设选修科目,内容包括 “Visual Basic程式设计范本”“C/C++程式设计范本”“Scratch程式与游戏设计范例教本”、“PhotoImpact影像设计范本”“App Inventor2手机程式设计手册”等多种教学内容供学生选修学习。另外,天主教高雄市明诚高级中学(私立学校)选修科目还开设了“Googel Sketchup 3D建模设计”“3D打印机的应用”和“电脑机器人制作”等课程。课程目标是为学生提供深入探索资讯科学相关领域的机会和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资讯科技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 台湾地区中小学信息技术在学科教学中的应用情况

台湾中小学办学的硬件设施配备齐全,无纸化办公已开始推行第二代校务系统。教师电子白板应用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网络资源应用方面,台北市拥有“品德教育网”“教育人口网”“教学益教网”“线上资料库”“数字气象网”“数字远程天文台”等网络资源。台北市教育资讯的未来规划提出“校校是e创学校,班班是未来教室”的宏大构想。台北市中小学正在推行“行动学习电子书包”方案[3]。如台北市成功高级中学共有71个班(只招男生),每间教室和功能室都配备多媒体平台,校园有线、无线网络全覆盖,配备了1100台平板电脑用于一个年级进行电子书包教学实验,所有学科教师都能运用多媒体平台上课等。教师教研交流一般采用Facebook(脸书)、Line(连我,类似微信)等平台,教师课堂教学一般采用魔灯(Moodle)平台,问卷调查采用Google class平台等作为辅助教学工具。各学科教师把网络系统的对话作为一种开放式的教学形式,网络教研通过网络社区进行,如很多教师加入了台北的翻转课堂社群。教学资源一般集中放在云端共享,供师生随时下载分享利用。

3. 台湾地区中小学电脑机器人和科技教育现状台湾地区开展电脑机器人和科技教育采用多种形式,校内、校外和家庭多方联动,教师、往届校友、课外培训机构和家长共同参与辅导学生进行电脑机器人和其他科技教育活动,取得了较好的科技教育效果。

(1)在生活科技课中开展电脑机器人和科技教育活动

“生活科技”的主要内容有科技发展、科技世界、创新设计与制作、传播科技、营建科技、能源动力与运输科技。该模块相当于大陆高中“通用技术”,但“生活科技”讲述的内容更加广泛和深入,其教学内容包括电脑机器人设计制作、科技创新等内容。如台北市立内湖高级中学配备有机器人课室和25台乐高蓝牙NXT机器人,高三年级“生活科技”选修课中开设机器人课程。同时,教师利用课后业余时间和节假日辅导学生参加各级机器人竞赛和其他科技竞赛活动。

(2)利用校本特色课程开展电脑机器人和科技教育活动

随着教育的不断改革,台湾地区校本课程已经占据了新的地位。校本课程是通过对本校学生的需求进行科学的评估,充分利用当地社区和学校的课程资源。如台北市成功高级中学根据纯男生学校的特点,充分发挥男生理科特长的优势,开发了多种科技教育校本课程,学校配备有机器人实验室、网路资讯中心等。要求每位学生都要做科技问题的研究,选出优秀的研究成果去参加各种科技竞赛活动,每年组织学生去上海参加科普夏令营(台湾共有15所学校参加),和大陆的学生一起参加科技比赛和科技交流,组织丰富的科技探究活动,进行小等;同时还组织学生参加市级、省级和世界级机器人比赛,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生物科技竞赛等,多次获得国际比赛大奖,多位学生因此获得直接保送上大学的资格。

(3)通过科技社团开展电脑机器人和科技教育活动台湾地区非常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各种社团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已经成为台湾校园文化中一道亮丽风景线。每所学校都会统一时间组织各类社团活动,指导教师由本校教师或往届校友担任。社团活动每周一次,每次为2个小时。资讯科技类的社团活动有硬件维修、软件设计、电脑机器人、网页制作、电脑绘画、动画制作、资讯奥赛、Scratch设计制作、科技论文、科技发明等。如台北市成功高级中学每年都有往届校友回校指导学弟开展电脑机器人设计制作活动。2014年暑假组织学生到斯里兰卡参加世界机器人比赛,并获得了世界冠军。

(4)学生通过课外补习班开展电脑机器人和科技教育活动

台湾地区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课外补习班。据台湾教育部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小学生有70%参加补习,初三学生97%参加补习,高中生90%选择上补习班,整个台湾地区有各类补习班共计17,551家,其中资讯类389家。在台北市还形成了一条闻名遐迩的补习一条街——“南阳街”,街上各种补习班琳琅满目[4]。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两侧楼房墙壁上挂出“张三化学”“李四物理”之类的个人家教广告牌,这也是台湾的一道别样风景。有些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报名参加电脑机器人和各类科技教育项目的补习班,由家长出面联合其他学生自己组织报名参加各类机器人竞赛或其他科技类竞赛,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4. 台湾地区中小学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的应用情况

从2012年底在台湾就流行一组新名词,“知识碎片”“翻转课堂”“微课”“慕课”等,一股教育信息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其中,微课和翻转课堂在两岸教育界迅速流行和普及[5]。目前台湾地区很多教师都把微课、慕课和翻转课堂等应用到自己的课堂教学中来。例如,笔者在台北市立丽山高级中学听了一节蓝伟莹老师讲授的化学课《原子结构》就是运用翻转课堂形式组织教学。教师用Google class提前一周布置任务,学生可以在家利用电脑预习,也可以用手机上网学习。学生在Google class上完成问卷调查,并在网上提前观看微课(视频短片)预习教学内容,教师提前一天导出问卷统计学生预习的结果,及时掌握学生的预习情况。上课时教师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分组探究,教师为学生答疑解惑,完成教学任务。再如,高雄市立瑞祥高中信息技术课《电脑硬体知识》和台北市立内湖高级中学语文课《桃花源记》也是用翻转课堂的形式组织教学;还有国立兰阳女子高级中学、台北市成功高级中学(男校)等多个学校都在进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实验。基本操作模式都是课前利用Google class进行上课问题调查、学生发表反馈意见,教师课堂教学一般采用魔灯(Moodle)平台提供微课、慕课等视频短片,上课时每位学生一台平板电脑,通过讨论问题、小组合作交流、教师答疑解惑等形式组织课堂教学。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目前还是部分教师在应用实验,没有在所有教师的教学中全面铺开,应用效果还有待在今后实践中验证。

5. 台湾地区在资讯科技教学中Scratch课程的开展情况

Scratch在台湾的推广基本上是由各级学校通过正式与非正式课程使学生接触到。2007年Scratch正式发行,台湾中小学的推广于次年展开,各县市教育与网络中心陆续举办Scratch教师研习工作坊与研讨会活动。2009年起,高雄县、台中县、宜兰县等着手组织Scratch竞赛,之后陆续有台北市与新北市等县市加入,逐渐增加了Scratch在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上的能见度[6]。如高雄市立瑞祥高中就把Scratch作为高二、高三年级资讯科技选修课开设,所用的教材是《Scratch程式与游戏设计范例教本》。在台湾有许多中小学信息技术老师也陆续将Scratch引入课堂中,Scratch降低了程序设计的学习门槛,使学生易于进入程序逻辑的训练。学生可以使用Scratch来创造故事、动画、音乐和交互游戏,延伸创意思维。运用Scratch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为中小学生开拓了创客教育(Maker Education)的新园地。

台湾地区教育信息化应用对大陆的启示

1. 尽快推出中小学信息技术新一轮改革的课程标准和教材

大陆目前实施的《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是2003年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2001年)为依据制订的,依据此标准开发的信息技术教材已应用了10多年。而信息技术发展一日千里,新技术、新产品的快速更新,原来的教材已不能适应现在信息技术教学内容的需要,希望教育主管部门尽快出台新一轮“基础教育信息技术课程标准”,组织学科专家开发与当今信息技术发展相适应的信息技术教材。

2. 推进电脑机器人、3D打印技术、Scratch设计为基础的创客教育

随着互联网热潮和3D打印技术、微控制器开源硬件日益成熟,创客教育正在全球掀起一股教育变革浪潮。目前全世界已建立1400个创客空间(Maker space),随着创客空间的普及,创客精神越来越多地引起了教育者的思考和共鸣[7]。因此,我国要想培养一批创新型的人才,必须重视科技教育。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先进经验,可在中小学技术课程中开设电脑机器人、3D打印技术、Scratch设计等课程,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推进创客教育需要政府、社会和学校共同支持和努力,出台扶持政策,解决开展科技教育购买设备和工具的经费,培训一批掌握科技教育核心知识的专业教师,推进我国创客教育的良性发展。

3. 在中小学积极探索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的应用实验

通讯科技论文篇(5)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1977年10月,李昌、于光远、钱三强联名向方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呈交了“关于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经“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后,中国科学院于1978年2月2日正式发文,成立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积极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于光远兼任杂志主编,李宝恒担任副主编,查汝强兼任副主编。《通讯》1979年1月创刊时为季刊,从1980年起改为双月刊,截止1991年底将出版13卷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起初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司局级单位,1985年与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合并,成立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杂志遂由该所下属的科学哲学研究室负责编辑、出版工作。自1991年起,《通讯》被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尽管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名号一直保留使用。《通讯》为16开80页的出版物,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订户将近7000份,海外订户约为100份。

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的封面上,开始加有醒目的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从1982年起,将副标题中的“科学学”改为“社会学”,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副标题,既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范围做了界定,也点明了《通讯》的学术内容和特色。从1981年起,该刊形成了“科学哲学”、“科学学与科技政策”(从1983年起改为“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科学技术史”、“人物评传”四个主要的固定栏目。此外,还有“科学家论坛”(1986年撤消)、“问题讨论”、“科学前沿”、“教学与研究”、“书刊评介”、“读者•作者•编者”、“学术动态”等栏目。该刊既注重老学者的精湛之文,尤其注意发表中青年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斗胆之音。在近几年所发表的科学哲学文章中,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的已占70~80%。

二、《自然辩证法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该刊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创刊于1985年。创刊时为季刊,自1986年起改为双月刊,1991年又改为月刊,每期16开80页。从1988年起,该刊封面加上了副标题:“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研究》现在已成为发表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之一。现任主编是丘亮辉,副主编是贾云祥。

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79年、1983~1985年在刊名上加有“丛刊”二字)。该季刊创刊于1979年4月,每期16开96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办,主编邱仁宗。该刊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译刊,主要译介国外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研究资料。该刊于1989年底被迫停刊,共出版43期。

四、《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刊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小32开译刊,创刊于1979年,停刊于1986年底,共出版48辑。该刊译载了不少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译文。

除了上述四个主要专业刊物外,《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哲学研究》(北京)、《大自然探索》(成都)、《自然信息》(长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太原),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学术刊物——诸如《社会科学战线》(长春)、《求索》(长沙)等,有关大专院校的学报也刊登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世界科学》等刊物也刊载科学哲学译文。

翻译研究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大陆学术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翻译和评介阶段。当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科学与哲学》。译载了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图尔敏、普特南、汉森、夏佩尔等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论著,以及国外的有关评论文章。同时,一批科学哲学译著也相继问世,诸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范岱年、罗慧生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约翰•洛西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出版)、M.W.瓦托夫斯基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范岱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出版)、A.F.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1978年前后出版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由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1977年出版;第二卷由范岱年、许良英、赵中立编译,1977年出版;第三卷由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1979年出版),该文集是一项巨大而严谨的学术工程,搜集资料详尽,翻译质量上乘,在学术刊物上引用率很高。

在此基础上,大陆学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论、证伪主义和划界问题、科学发现的逻辑、进化认识论,对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实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对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评论。这些新颖的学说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不仅使学术界深受启迪,而且像证伪主义和范式变革这样的概念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也使有文化的公众闻之倍感振奋。

1980年代中后期,当代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的代表作陆续在大陆出版,如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证明与反驳》,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劳丹的《科学与价值》、《进步及其问题》,夏佩尔的《理由与求知》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方面功绩卓著。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苏联一些科学哲学译著或译文,如凯德洛夫的《列宁与科学革命》(李醒民、何永晋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在翻译和评介的同时,大陆科学哲学研究者开始对科学哲学本身的对象、内容、涵义等也进行了探讨。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理论、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它包括三方面的研究内容:各门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经验内容的分析,科学理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分析,科学理论和科学家的关系的分析。吉林大学舒伟光教授指出,广义的科学哲学是指以科学为对象,研究科学有关方面的一个分支;狭义的科学哲学是指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流派。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强调,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有七个方面:科学的性质和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和科学认识过程的形式和要素,科学认识的程序,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解释的逻辑,科学的检验逻辑和发现逻辑,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变革即对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结构的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科学哲学思潮和流派的传入和引进,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和新一代研究生与中青年学者的崛起,大陆科学哲学工作者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成果的同时,也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陈维杭:“西方科学哲学的来龙去脉”(《通讯》1984年第6期),江天骥:“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通讯》1985年第1期),邱仁宗:“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通讯》1985年第4期),江天骥:“归纳和辩护问题”(《通讯》1986年第5期),周昌忠:“试论科学知识系统的逻辑结构”(《通讯》1987年1期),曹秋华:“意义与科学进步”(《通讯》1987年第1期),兰征:“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研究》1987年第5期),陆建体:“科学说明的新争论”(《通讯》1988年第2期),洪谦:“关于逻辑经验论的几个问题”(《通讯》1989年第1期),金观涛:“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证伪吗?”(《通讯》1989年第2期),鞠实儿:“论归纳逻辑的局部辩护和适用范围”(《通讯》1989年第5期),郭贵春:“测量实在论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研究》1990年第5期),李醒民:“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通讯》1991年第4期)等。这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年),林定夷:《科学进步与科学目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不用说,在自我创新的过程中,研究者也一直追踪着国际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各流派的学说,对邦格(M.Bunge)、玛丽•赫斯(MaryHesse)、尼尼鲁托(IlkkaNiiniluoto)、费希尔(R.A.Fisher)、庞迪(G.L.Pandit)、科恩(J.Cohen)、埃利斯(B.D.Ellis)、蒯因(Quine)、范弗拉森(B.C.VanFaassen)、史尼德(J>D.Sneed)、塞拉斯(W.Sellars)等人的学说和理论也作了介绍和评论。

大陆的科学哲学研究,并没有局限于狭义的科学哲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对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地进行着,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发表。尤其对物理学哲学和数学哲学的研究比较深入,比如对互补原理和物理学理论结构的研究就颇有新意。

二、对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突变理论、混沌、生态学等综合学科的哲学研究也逐步深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三、对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始终是研究重点之一,10余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每年都刊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前者还有“人物评传”栏目,全面评介有关科学家的科学贡献、科学思想、哲学思想乃至精神风貌。尤其是对马赫的哲学特征、精神气质和方法论的研究,对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思想的研究,对爱因斯坦唯理论思想、经验约定论思想以及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两极张力特征的研究都具有独创性。在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1979年)、逝世30周年和狭义相对论创立80周年(1985年),还分别举行了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

四、在对科学史的哲学分析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也有不同凡响的成果。例如关洪:“牛顿、歌德和黑格尔——关于颜色理论的争论”(《通讯》1984年第4期),吴忠:“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通讯》1986年第6期),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通讯》1981年第6期)和“论批判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等等。

五、对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时空、物质、实在、感觉、知觉、记忆等,也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深入的研究,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视野。

从事科学哲学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各高等院校的哲学系(所)和社会科学系。他们所处的机构大都命名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教研室),也有少数叫科学哲学研究室(教研室)的。这是一支为数不少的专业队伍。

学术交流

科学哲学研究的稳步进展,是与广泛而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分不开的。在大陆,从1980年起,先后举行了五次全国性的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它们是:

第一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30余人。会议就波普尔的科学观、认识论、方法论、基本哲学立场和“三个世界”理论进行了讨论。(参见周寄中的报道,《通讯》1981年第1期)

第二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1年12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50余人。会议就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讨论,并涉及对西方科学哲学总的看法和应有的态度。(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2年第2期)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3年9月4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8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哲学的对象、内容、方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此外,还讨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有关著名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3年第6期)

第四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5年12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7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理论的评价。(参见李醒民的报道,《通讯》1986年第1期)

第五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7年5月16日至19日在成都举行,与会代表10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说明(科学解释)、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进步、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以及各门科学的基础和方法论。(参见李真真的报道,《通讯》1987年第4期)

在第五次会议上,已拟订于1989年在无锡召开第六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届时将讨论价值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拟议中的会议因故未能按时召开。所幸的是,在事隔数年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际学术交流部拟于明春在北京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科学哲学讨论会,着重讨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问题,届时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将应邀参加。

除了以上的专门会议外,在此期间还召开了与科学哲学有关的其他会议。例如,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1981年10月29日至1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自然辩证法首届年会,1982年4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4月22日至26日在洛阳召开的全国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座谈会,1984年7月10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发现的模式学术讨论会,1984年8月25日至30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8月19日至24日在安徽屯溪召开的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1987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牛顿《原理》出版300周年纪念大会,1987年9月10日至14日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召开的全国第二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8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徐州召开的马赫学术思想讨论会,1990年5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中青年研讨会,等等。

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何秀煌教授及其同人的努力下,港、澳、台和大陆学者有机会两次幸会,探讨交流了有关科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和成果。1988年10月24日至28日,“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到逻辑经验论、波普尔、库恩、戴维森(D.Davidson)、范弗拉森、古德曼(Goodman)的学说,也分析了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还讨论了科学说明、科学翻译、不可通约、观察的确定性等科学哲学问题。1991年3月7日至12日,“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这次会议,也有部分论文与科学哲学有关,例如“意义与信念”、“库恩论科学哲学的客观性”、“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等。

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比较活跃.大陆学者数次参加了设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市的国际大学校际研究生研究中心举办的科学哲学讲座,参加了1987年度(在苏联莫斯科)和1991年度(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第八届和第九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如新西兰凯图大学孔宪中(198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亨普尔(1981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厄尔曼和华莱士(1982年)、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乔纳森•科恩、(1983年和1987年)、哈佛大学西拉里•普特南(1984年)、东京大学伊东俊太郎(1984)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罗伯特•科恩(1985年)、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乔治•格尔(1986年)、美国内华达大学尼克尔斯(1986年)等人先后访华。中国科学哲学家江天骥、查汝强、邱仁宗、范岱年、纪树立、张华夏等人也应国外同行之邀,多次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人才培养

自197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招收研究生后,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也开始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1981年,这两届研究生36人同时毕业,其中大多数研究生选定科学哲学或与科学哲学相关的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例如,《探索科学本质的模式》(周寄中),《维纳和他的哲学思想》(朱熹豪)、《狄拉克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曹南燕),《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李醒民),《布里奇曼的操作分析思想》(杜云波),《假设与现代科学观》(刘大椿),《科学理论与科学进步》(马献庭),《自然学科与形象思维》(李建珊),《论思想实验》(高文武),《自然科学中的美学方法》(刘仲林),《对称性方法的哲学探讨》(朱亚宗),《论波普尔科学哲学中的反心理主义》(谢遐令),《论科学创造中的直觉》(周义澄),《科学认识系统的信息过程》(官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王振武),《试论经验与理论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梁国春)等。此后,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的院校和研究机构愈来愈多。1990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把“自然辩证法”学科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的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多数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而且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比较高。这从他们的毕业论文可略见一斑:《归纳逻辑与合理信念的测度》(朱志方),《图尔敏科学哲学思想述评》(王小光),《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曹秋华),《夏佩尔科学合理性理论述评》(李晓蓉),《亨普尔和理论名词问题》(陆建体),《科学发现: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黄亚林),《论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兰征)等。现在,大陆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授予单位8个,博士授予单位4个,博士生指导教师有于光远、龚育之、黄顺基、陈昌曙、邱仁宗、孙小礼。

1981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开设自然辩证法方面课程的意见”,建议把自然辩证法课列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文科研究生是否开设,由各校自定),课程内容各校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专业特点,自行确定。按照这个意见的精神,各校相继开设了自然辩证法课程,其中一些院校穿插有科学哲学的内容。为了交流教学经验,教育部社科司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82年7月21日至29日在山东烟台、1987年7月30日至8月6日在安徽九华山两次召开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研讨会。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为了促使大陆的中青年哲学工作者系统而深入地了解英美和欧洲大陆哲学各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方向,促进中英学术交流和两国哲学家的相互了解,中英双方经过协商,先后在北京举办了两期“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第一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于1988年合作承办,主题是“分析的哲学和哲学的分析”,招收加强班学员40名,普通班学员50名。第二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1991年合作承办,主题是“科学哲学”,招收加强班学员50名。第二期的教师和课程为牛津大学博士、教务长凯•威尔克斯:“脑和行为科学”,牛津大学罗•哈雷教授:“科学实在论:传统观点和最近的发展”,曼彻斯特大学哲学系基•李女士:“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形成”,利兹大学杰•拉维兹博士:“对科学中确定性的追求”,夏威夷大学冯•泰尔斯副教授:“逻辑和数学哲学”。本期学习时间从7月29日到8月16日,授课共90学时。在规划和举办过程中,邱仁宗教授效力良多。

总而言之,自1978年改革开放10多年来,科学哲学在大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科学哲学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虽说科学哲学曾在1987年和1989年遭到某些人的非议,出现过一些挫折,但是并没有带来致命性的伤害,而且困难处境不长时间就过去了。可以预期,只要大胆而广泛地消化和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细致而深入地发掘中国文化的遗产,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一定能够创造出富有自己特色的东西,科学哲学在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不用说,这是需要一个自由、宽松、平和的外在环境作保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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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自1982年出版的各年度的《中国哲学年鉴》中的“自然辩证法”、“哲学新书目”和“哲学论文索引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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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科技论文篇(6)

一、电子化政府之定义

有关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有学者观点与官方观点之区分。

(一)学者观点

1、西方学者观点

McGinnis在讨论电子化政府时,认为电子化政府指的是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提供任何人所需要的服务,而这项服务不仅是让每一个人得到欲寻求的答案,也是让每个人得到实质上的服务。因此,电子化政府是使用各种硬体、软体工具建立一个政府与政府间、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桥梁。Canales则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改变提供给民众的服务型式,民众可不分昼夜地轻易满足其需求,而民众满足需求的地点不是在政府机构之办公地点,而是在网际网路上。Joshua Dean说,电子化政府即为政府运用现今科技的优点提供给民众更多及更好的资讯与服务。Rowena和Caroline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提供给民众一个实现自身权益的管道。Forman认为,电子化政府是利用数位科技(digitaltechnology)针对政府之作业模式做某种程度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使得政府的服务更加有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人们利用本身的智慧,将科技的力量发挥到极限,而这股发挥至极限的力量所产生的效益,将使得政府的作业流程简化、作业成本降低、工作效能提高。Relyea及Shuler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发挥其功能的一种表现,透过资讯科技的使用,提供社会大众讯息的传递、资讯的流通、公共事务的服务,以提升政府作业的效率。[1]

2、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观点

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利用资讯和通信科技,形成网网相连,并且透过各式各样的服务设施,如自动电话语音、提款机、网际网路、公用资讯站等,提供各界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主动完整的服务。也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运用电脑网路系统,以及各种资讯服务设施,依机关、企业及民众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提供自动化服务之总体概念。简言之,电子化政府是透过资讯网路系统,将政府机关、民众及资讯串连起来,建立即时互动系统,让政府资讯及服务更加便捷,随时随地可以获取信息。[2]还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因应网际网路快速发展的趋势,将相关的资讯与服务设置于政府机关全球资讯网,作为民众与政府间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的沟通管道,此一管道的运作以民众的权益为主要考量,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正确的资讯与优良的服务提供给需要的民众。[3]

上述学者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实际上大同小异,我国台湾有人进行了如下总结:“电子化政府”乃指政府机关运用资讯通信技术形成相互连结,进行资讯交换,透过电话、电脑网路及共用资讯服务站等各种资讯设施,依企业与民众需求,以最方便的程序,直接提供更快速及创新的自动化服务。并以达成“单一窗口服务”为理想目标,不仅只是利用资讯通信科技的优势取代人工作业,更重要的是透过流程创新来加强各机关协调合作,改变传统作业流程,调整各机关的权责分工,并进而无形中打破传统组织层级节制的限制。[4]笔者认为该总结相对比较全面地揭示了“电子化政府”的本质。

(二)官方观点

根据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UnitedNa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DESA)的公共经济与公共行政署(Division for Public Economic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DPEPA)与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于2002年所发表的《BenchmarkingE-government:A Global Perspective:Assessing The Progress of UN Member States》报告中,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是:泛指公共部门所有资讯通信科技的平台与应用,其从政府透过“网际网路”与“全球资讯网”(World Wide Web,WWW)传输资讯给民众提供服务的角度来诠释“电子化政府”。[5]世界银行(WorldBank)则是将 “电子化政府”定义为:政府使用资讯与通讯转换公民、企业和其他行政单位的关系,这些资讯通信科技可以提供多样化的目标,使政府传递更好的服务给公民,透过资讯充分授权公民,使政府管理更有效率。可以改善政府机构的回应性与课责型、避免较多的贪污腐败、提升行政透明度、提供人民较多便利性、降低服务成本并使政府税收成长。[6]

从上述官方机构的诠释可以发现,“电子化政府”是一种通过资讯通信技术,将政府、民众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使政府资讯和服务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传递给企业和民众,以提升政府的生产力和效率。并且网络的公开性与透明性,有利于避免贪污腐败的发生。

二、电子化政府之起源

电子化政府的称谓首次出现在1993年美国政府在《Reengineering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报告中,目的是用来强调“利用资讯科技来革新政府”。根据美国政府资讯科技服务小组(Govern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声明,国家资讯基础建设的中心精神在于塑造顾客导向的政府,而更主要的目标在于创造更容易取得、更有效率以及更容易运用的政府服务。1993年美国政府将政府资讯政策作为政府施政的主轴,并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计划”(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NII),作为支持“电子化政府”运作的基础,此后的报告中设想建立起运用资讯科技与顾客互动的政府机制,并提出了八项服务重点,除包括电子福利支付系统、公共安全资讯网络、国际贸易资料系统外,还有“电子政府”运作的支持机制,具体包括保护隐私权与资讯安全、整合政府服务资讯基础建设、改善资讯科技的取得、增加联邦人员的生产利与提高资讯科技的素质等。这些举措引起了全球的重视,各其他先进国家纷纷开始效仿。

三、电子化政府之应用形式

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是指政府与顾客群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包括三种形式,即政府对政府(G2G)、政府对企业(G2B)、政府对公民(G2C)。简要内容如下:[7]

(一)政府对政府

电子化政府的G2G应用形式是指,应用软体设备,改善政府内在的运作,其中包括会计、预算、人力资源等领域。另外也包括文件的概念或所谓资料库的解决方案等,这些通常能够减轻资讯管理的负担。G2G方案的目标是促进资料整合,以及经由除去分裂的系统来改善整个流程。这样的系统经过建立整个组织而不是单一机关的解决方案,能够进一步改善整个组织的决策。对于大型组织来讲,G2G方案对于G2B以及G2C奠定了一个基础。

(二)政府对企业

此种应用形式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应用,并把焦点放在了改善政府采购的效率上。政府机关内的职员都清楚,对于采购流程的改善是很艰难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对于政府采购实行电子化是今后改革的方向。网上申请功能,电子邮件传递的安排,以及对文件管理都有利于提高采购过程的效率与效能。G2B方案把焦点放在市场交易时能够减少采购的行政成本,以及扩大市场交易的机会,这与简化工作流程,减少邮寄时间,增加资料的正确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政府对公民

当人们习惯于使用网际网路与银行、书店及其他商务服务进行交易时,他们会预期希望与政府能够进行类似的电子交易。G2C方案的范围包括努力减少交易成本,改善资讯传播,增加公民参与,以及使得传递简化且更有效率等。

从上述三种“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来看,资讯的取得、服务的传递以及双向的沟通,是“电子化政府”的基本核心功能,通过政府网站的应用,可以达到资讯公开透明、服务申办跨越时空限制、民主职能充分发挥的目的。而G2G的跨组织创新服务、G2B的便商服务、G2C的便民服务则是“电子化政府”用以提供顾客导向化的服务,以满足不同族群需要的手段,进而强化“电子化政府”功能应用的层面,这实际上是全球发展“电子化政府”的趋势。

四、电子化政府之内容

目前世界上各国虽然对“电子化政府”发展的需求不同,实际应用也基本属于因地制宜的情形,但归纳起来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8]

(一)电子化公文

公文的管理与传输通过网路进行,使得公文更加科学和环保。

(二)电子资料库

政府建立起各项电子资料库,收集政府所有的数据和资讯,并且方便让民众通过网路获取资料。

(三)电子邮递

政府建立起电子邮递系统,提供电子目录服务,以增进政府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沟通效率。

(四)社会保障电子系统服务

政府运用电子资料交换、磁卡等技术处理政府与各种社会保险作业,直接将政府的各种社会福利支付给受益人。

(五)电子商务

利用资讯技术建构网路安全的环境下,推动政府机关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电子资料交换技术进行通信和交易处理。

(六)政府电子采购与招标

在电子商务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政府部门以电子化方式与厂商进行采购、交易及支付处理作业。

(七)政府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该系统可以自动处理政府多项业务,如网上报税、海关报单、政府文件等业务,从而使得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向政府提交业务申请。

(八)政府电子决策系统服务

该系统可为政府决策提供象决策分析等一样的服务帮助。

五、电子化政府之推动

资讯与通信科技的创新及普及应用,掀起了全世界电子化政府的浪潮,近年来无线、宽频及网路服务技术的创新进展,各种技术汇流整合,加上顾客关系管理、资料管理、知识管理等软体功能的进展,更为电子化政府注入了加倍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创造了公共服务的全新空间。因此,世界主要国家无不将电子化政府视为创新竞争优势的推进策略,竞相投入可观的资源,规划全新的e化服务,并配合政府再造运动的发展。下面就主要及各国家对电子化政府的推动情况作一简要介绍:[9]

(一)美国

美国因全球化危机、庞大官僚体系的行政支出及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衰退,特别是在没有效能的行政成本上,公共部门的开销远大于私营部门。于是,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提出了国家绩效评鉴计划,并于1993年3月3日命令副总统高尔组织国家绩效评鉴小组提出改革报告,并于同年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NII),其虽不是完全针对政府电子化目标所设定的。“但是,NII的提出揭示了美国政府重视资讯网路的发展,决定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奠定资讯网路的基础,以促进网路的发展与普及化。”[10]1998年9月7日克林顿将全国绩效评鉴委员会更名为“全国协力推动政府再造委员会”(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Reinventing Government,NPR)。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水银”任务编组,改组由40多个机关65位代表组成,规划在2003年完成22项跨机关资讯整合性应用计划,并于2000年9月完成电子化政府入口网,提供2万多个联邦政府网站和4700万个政府网页的搜索服务,在1/4秒内完成5亿份文件的搜寻,建立90多个跨机关整合性、特定用途的入口网站。为使社会各阶层均能享受到电子化政府的服务效益,推动“延伸数位化效益:为众人工作的公共事务与服务指引”,作为各机关推动e化服务的参考依据。而在规范电子化政府的运作方面,制定了“电子化政府法”,强化网际网路的应用和民众参与。

(二)英国

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于1998年采用“续阶计划”改革方案,期望让管理者能自主管理,并具有管理的专业知识技巧和实务经验,使得每一个部门都能够发展专业化的服务管理技术。

为推动e化服务,英国政府在2001年2月推出公民网上服务入口网(UK Online Citizen Portal),除了提供政府资讯与服务的目录与检索外,主要提供民众多种生活主题式服务,如犯罪报案、死亡、旅行等,更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提供更多管道的服务;提供更人性化的界面服务及提供个人化服务;整合性网上申办等。

(三)加拿大

为推动电子化服务,加拿大政府于2004年完成了网上政府方案,不但将现有的服务与资讯上网,而且设计了新的服务,通过internet提高施政透明度与效率,促进民众参与政府决策,其主要策略包括:联邦机构约200项关键服务上网;健全基础设施,以电子平台解决认证及安全问题,协助整合服务;订定资讯管理与采购、认证、安全等政策;合作办理网上服务所需人力资源培训等。

(四)日本

日本政府于2001年提出了e-Japan计划,其重点内容包括:构建世界最先进的资讯与通信网路;推动资讯教育学习以及人力资源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推动政府行政数位化,发展电子化申办服务;建构电子认证机制,推动资讯及网路安全;发展电子投票选举等。

日本政府在推动行政数位化方面,2000年9月中央政府已发展网上服务项目120余项,占全部10541项的1.2%.2000年3月中央机关已设置网站874个,公务员每1.4人拥有1台电脑,地方政府已设置网站的比例为66.4%,公务员2人拥有1台电脑。日本政府在2003年推出相关行政数位化重要措施,包括:政府资讯电子化服务、电子申办、电子税务、电子采购、行政无纸化等。

(五)新加坡

新加坡以2000年公布的《Infocomm 21 Strategic Plan》作为推动蓝图,藉由资讯通信技术,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国家资讯通信产业的发展,促成新加坡晋升主要世界经济体行列。

推动计划包括商务e化转型、政府e化服务扩展及e化生活的提升等方面。

针对政府e化服务不分,新加坡于2000年7月投入15亿新加坡币推动为期三年的电子政府行动计划,其施行的策略有提倡知识平台、推动政府e化服务、引进新技术、改善作业效率、完善的资通基础建设,如智慧卡、资通训练等。

六、电子化政府之未来发展趋势

综合上述各国推动发展的情形,各先进国家未来电子化政府的发展趋势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11]

(一)政府服务上网

政府将广泛应用网际网路为民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网上服务,包括预约、网上换发证明文件、网上报税、网上缴交罚款、网上申办等,民众将逐渐习惯使用浏览器以自助的方式上网取得政府资讯及服务。同时,政府也将广泛为运用设置于公共场所的“公用资讯站”,以及自动柜员机等自动化服务设施,提供单一窗口及多元化的服务。

(二)智慧卡的应用

智慧卡(smart ICcard)将逐渐作为个人基本资料储存及网上申办身分辨识的重要媒介,政府将推广应用智慧卡提供民众身分识别、网路安全认证、医疗保险认证、假释许可等各种服务。

(三)知识经济发展

资讯通讯科技将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荣枯的重要因素,以知识为本位的经济即将改变全球经济发展形态,电子化政府将是支持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由于网路上安全认证技术之采用,以网际网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将普遍为政府、企业及民众利用,藉由资讯与通讯科技,电子化政府将大幅提升资讯公开和流通的效率,促进知识经济发展。

(四)消除数位落差

电子化政府的推动必须避免造成资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失衡现象,必须普及城乡宽频网路建设与资讯教育,让资讯的应用普及到社会的每个层级和地理上的每个角落,并且照顾到弱势群体,减少知识落差。

(五)迈向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的目的是要提高机构智慧或企业智商,也就是为了要使机构的“生产力”、“应变力”、“工作职能”及“创意力”的再提升。而机构智慧的高低,取决于该机构是否广泛分享资讯,以及如何善用彼此的观念成长。配合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将成为生产力提升与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随着资讯通讯科技的应用发展,电子化政府也将由资讯管理迈向知识管理,成为知识型、智慧型政府。

「注释

[1] 转引自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18-19页。

[2] 转引自刘淑华:《资讯政策决策者在电子化政府中的责任——以县市政府为例》,直到教授:黄朝盟,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二年,第5页。

[3] 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20页。

[4] 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页。

[5] 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19页。

[6] The World Bank:《A Definition of E-Government》

[7] 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1-22页。

[8] 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21页。

通讯科技论文篇(7)

一、电子化政府之定义

有关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有学者观点与官方观点之区分。

(一)学者观点

1、西方学者观点

mcginnis在讨论电子化政府时,认为电子化政府指的是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提供任何人所需要的服务,而这项服务不仅是让每一个人得到欲寻求的答案,也是让每个人得到实质上的服务。因此,电子化政府是使用各种硬体、软体工具建立一个政府与政府间、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桥梁。canales则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改变提供给民众的服务型式,民众可不分昼夜地轻易满足其需求,而民众满足需求的地点不是在政府机构之办公地点,而是在网际网路上。joshua dean说,电子化政府即为政府运用现今科技的优点提供给民众更多及更好的资讯与服务。rowena和caroline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提供给民众一个实现自身权益的管道。forman认为,电子化政府是利用数位科技(digitaltechnology)针对政府之作业模式做某种程度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使得政府的服务更加有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人们利用本身的智慧,将科技的力量发挥到极限,而这股发挥至极限的力量所产生的效益,将使得政府的作业流程简化、作业成本降低、工作效能提高。relyea及shuler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发挥其功能的一种表现,透过资讯科技的使用,提供社会大众讯息的传递、资讯的流通、公共事务的服务,以提升政府作业的效率。[1]

2、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观点

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利用资讯和通信科技,形成网网相连,并且透过各式各样的服务设施,如自动电话语音、提款机、网际网路、公用资讯站等,提供各界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主动完整的服务。也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运用电脑网路系统,以及各种资讯服务设施,依机关、企业及民众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提供自动化服务之总体概念。简言之,电子化政府是透过资讯网路系统,将政府机关、民众及资讯串连起来,建立即时互动系统,让政府资讯及服务更加便捷,随时随地可以获取信息。[2]还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因应网际网路快速发展的趋势,将相关的资讯与服务设置于政府机关全球资讯网,作为民众与政府间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的沟通管道,此一管道的运作以民众的权益为主要考量,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正确的资讯与优良的服务提供给需要的民众。[3]

上述学者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实际上大同小异,我国台湾有人进行了如下总结:“电子化政府”乃指政府机关运用资讯通信技术形成相互连结,进行资讯交换,透过电话、电脑网路及共用资讯服务站等各种资讯设施,依企业与民众需求,以最方便的程序,直接提供更快速及创新的自动化服务。并以达成“单一窗口服务”为理想目标,不仅只是利用资讯通信科技的优势取代人工作业,更重要的是透过流程创新来加强各机关协调合作,改变传统作业流程,调整各机关的权责分工,并进而无形中打破传统组织层级节制的限制。[4]笔者认为该总结相对比较全面地揭示了“电子化政府”的本质。

(二)官方观点

根据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unitedna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desa)的公共经济与公共行政署(division for public economic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dpepa)与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于2002年所发表的《benchmarkinge-government:a global perspective:assessing the progress of un member states》报告中,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是:泛指公共部门所有资讯通信科技的平台与应用,其从政府透过“网际网路”与“全球资讯网”(world wide web,www)传输资讯给民众提供服务的角度来诠释“电子化政府”。[5]世界银行(worldbank)则是将 “电子化政府”定义为:政府使用资讯与通讯转换公民、企业和其他行政单位的关系,这些资讯通信科技可以提供多样化的目标,使政府传递更好的服务给公民,透过资讯充分授权公民,使政府管理更有效率。可以改善政府机构的回应性与课责型、避免较多的、提升行政透明度、提供人民较多便利性、降低服务成本并使政府税收成长。[6]

从上述官方机构的诠释可以发现,“电子化政府”是一种通过资讯通信技术,将政府、民众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使政府资讯和服务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传递给企业和民众,以提升政府的生产力和效率。并且网络的公开性与透明性,有利于避免的发生。

二、电子化政府之起源

电子化政府的称谓首次出现在1993年美国政府在《reengineering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报告中,目的是用来强调“利用资讯科技来革新政府”。根据美国政府资讯科技服务小组(govern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声明,国家资讯基础建设的中心精神在于塑造顾客导向的政府,而更主要的目标在于创造更容易取得、更有效率以及更容易运用的政府服务。1993年美国政府将政府资讯政策作为政府施政的主轴,并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计划”(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nii),作为支持“电子化政府”运作的基础,此后的报告中设想建立起运用资讯科技与顾客互动的政府机制,并提出了八项服务重点,除包括电子福利支付系统、公共安全资讯网络、国际贸易资料系统外,还有“电子政府”运作的支持机制,具体包括保护隐私权与资讯安全、整合政府服务资讯基础建设、改善资讯科技的取得、增加联邦人员的生产利与提高资讯科技的素质等。这些举措引起了全球的重视,各其他先进国家纷纷开始效仿。

三、电子化政府之应用形式

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是指政府与顾客群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包括三种形式,即政府对政府(g2g)、政府对企业(g2b)、政府对公民(g2c)。简要内容如下:[7]

(一)政府对政府

电子化政府的g2g应用形式是指,应用软体设备,改善政府内在的运作,其中包括会计、预算、人力资源等领域。另外也包括文件的概念或所谓资料库的解决方案等,这些通常能够减轻资讯管理的负担。g2g方案的目标是促进资料整合,以及经由除去分裂的系统来改善整个流程。这样的系统经过建立整个组织而不是单一机关的解决方案,能够进一步改善整个组织的决策。对于大型组织来讲,g2g方案对于g2b以及g2c奠定了一个基础。

(二)政府对企业

此种应用形式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应用,并把焦点放在了改善政府采购的效率上。政府机关内的职员都清楚,对于采购流程的改善是很艰难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对于政府采购实行电子化是今后改革的方向。网上申请功能,电子邮件传递的安排,以及对文件管理都有利于提高采购过程的效率与效能。g2b方案把焦点放在市场交易时能够减少采购的行政成本,以及扩大市场交易的机会,这与简化工作流程,减少邮寄时间,增加资料的正确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政府对公民

当人们习惯于使用网际网路与银行、书店及其他商务服务进行交易时,他们会预期希望与政府能够进行类似的电子交易。g2c方案的范围包括努力减少交易成本,改善资讯传播,增加公民参与,以及使得传递简化且更有效率等。

从上述三种“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来看,资讯的取得、服务的传递以及双向的沟通,是“电子化政府”的基本核心功能,通过政府网站的应用,可以达到资讯公开透明、服务申办跨越时空限制、民主职能充分发挥的目的。而g2g的跨组织创新服务、g2b的便商服务、g2c的便民服务则是“电子化政府”用以提供顾客导向化的服务,以满足不同族群需要的手段,进而强化“电子化政府”功能应用的层面,这实际上是全球发展“电子化政府”的趋势。

四、电子化政府之内容

目前世界上各国虽然对“电子化政府”发展的需求不同,实际应用也基本属于因地制宜的情形,但归纳起来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8]

(一)电子化公文

公文的管理与传输通过网路进行,使得公文更加科学和环保。

(二)电子资料库

政府建立起各项电子资料库,收集政府所有的数据和资讯,并且方便让民众通过网路获取资料。

(三)电子邮递

政府建立起电子邮递系统,提供电子目录服务,以增进政府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沟通效率。

(四)社会保障电子系统服务

政府运用电子资料交换、磁卡等技术处理政府与各种社会保险作业,直接将政府的各种社会福利支付给受益人。

(五)电子商务

利用资讯技术建构网路安全的环境下,推动政府机关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电子资料交换技术进行通信和交易处理。

(六)政府电子采购与招标

在电子商务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政府部门以电子化方式与厂商进行采购、交易及支付处理作业。

(七)政府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该系统可以自动处理政府多项业务,如网上报税、海关报单、政府文件等业务,从而使得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向政府提交业务申请。

(八)政府电子决策系统服务

该系统可为政府决策提供象决策分析等一样的服务帮助。

五、电子化政府之推动

资讯与通信科技的创新及普及应用,掀起了全世界电子化政府的浪潮,近年来无线、宽频及网路服务技术的创新进展,各种技术汇流整合,加上顾客关系管理、资料管理、知识管理等软体功能的进展,更为电子化政府注入了加倍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创造了公共服务的全新空间。因此,世界主要国家无不将电子化政府视为创新竞争优势的推进策略,竞相投入可观的资源,规划全新的e化服务,并配合政府再造运动的发展。下面就主要及各国家对电子化政府的推动情况作一简要介绍:[9]

(一)美国

美国因全球化危机、庞大官僚体系的行政支出及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衰退,特别是在没有效能的行政成本上,公共部门的开销远大于私营部门。于是,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提出了国家绩效评鉴计划,并于1993年3月3日命令副总统高尔组织国家绩效评鉴小组提出改革报告,并于同年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nii),其虽不是完全针对政府电子化目标所设定的。“但是,nii的提出揭示了美国政府重视资讯网路的发展,决定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奠定资讯网路的基础,以促进网路的发展与普及化。”[10]1998年9月7日克林顿将全国绩效评鉴委员会更名为“全国协力推动政府再造委员会”(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reinventing government,npr)。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水银”任务编组,改组由40多个机关65位代表组成,规划在2003年完成22项跨机关资讯整合性应用计划,并于2000年9月完成电子化政府入口网,提供2万多个联邦政府网站和4700万个政府网页的搜索服务,在1/4秒内完成5亿份文件的搜寻,建立90多个跨机关整合性、特定用途的入口网站。为使社会各阶层均能享受到电子化政府的服务效益,推动“延伸数位化效益:为众人工作的公共事务与服务指引”,作为各机关推动e化服务的参考依据。而在规范电子化政府的运作方面,制定了“电子化政府法”,强化网际网路的应用和民众参与。

(二)英国

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于1998年采用“续阶计划”改革方案,期望让管理者能自主管理,并具有管理的专业知识技巧和实务经验,使得每一个部门都能够发展专业化的服务管理技术。

为推动e化服务,英国政府在2001年2月推出公民网上服务入口网(uk online citizen portal),除了提供政府资讯与服务的目录与检索外,主要提供民众多种生活主题式服务,如犯罪报案、死亡、旅行等,更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提供更多管道的服务;提供更人性化的界面服务及提供个人化服务;整合性网上申办等。

(三)加拿大

为推动电子化服务,加拿大政府于2004年完成了网上政府方案,不但将现有的服务与资讯上网,而且设计了新的服务,通过internet提高施政透明度与效率,促进民众参与政府决策,其主要策略包括:联邦机构约200项关键服务上网;健全基础设施,以电子平台解决认证及安全问题,协助整合服务;订定资讯管理与采购、认证、安全等政策;合作办理网上服务所需人力资源培训等。

(四)日本

日本政府于2001年提出了e-japan计划,其重点内容包括:构建世界最先进的资讯与通信网路;推动资讯教育学习以及人力资源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推动政府行政数位化,发展电子化申办服务;建构电子认证机制,推动资讯及网路安全;发展电子投票选举等。

日本政府在推动行政数位化方面,2000年9月中央政府已发展网上服务项目120余项,占全部10541项的1.2%.2000年3月中央机关已设置网站874个,公务员每1.4人拥有1台电脑,地方政府已设置网站的比例为66.4%,公务员2人拥有1台电脑。日本政府在2003年推出相关行政数位化重要措施,包括:政府资讯电子化服务、电子申办、电子税务、电子采购、行政无纸化等。

(五)新加坡

新加坡以2000年公布的《infocomm 21 strategic plan》作为推动蓝图,藉由资讯通信技术,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国家资讯通信产业的发展,促成新加坡晋升主要世界经济体行列。

推动计划包括商务e化转型、政府e化服务扩展及e化生活的提升等方面。

针对政府e化服务不分,新加坡于2000年7月投入15亿新加坡币推动为期三年的电子政府行动计划,其施行的策略有提倡知识平台、推动政府e化服务、引进新技术、改善作业效率、完善的资通基础建设,如智慧卡、资通训练等。

六、电子化政府之未来发展趋势

综合上述各国推动发展的情形,各先进国家未来电子化政府的发展趋势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11]

(一)政府服务上网

政府将广泛应用网际网路为民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网上服务,包括预约、网上换发证明文件、网上报税、网上缴交罚款、网上申办等,民众将逐渐习惯使用浏览器以自助的方式上网取得政府资讯及服务。同时,政府也将广泛为运用设置于公共场所的“公用资讯站”,以及自动柜员机等自动化服务设施,提供单一窗口及多元化的服务。

(二)智慧卡的应用

智慧卡(smart iccard)将逐渐作为个人基本资料储存及网上申办身分辨识的重要媒介,政府将推广应用智慧卡提供民众身分识别、网路安全认证、医疗保险认证、假释许可等各种服务。

(三)知识经济发展

资讯通讯科技将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荣枯的重要因素,以知识为本位的经济即将改变全球经济发展形态,电子化政府将是支持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由于网路上安全认证技术之采用,以网际网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将普遍为政府、企业及民众利用,藉由资讯与通讯科技,电子化政府将大幅提升资讯公开和流通的效率,促进知识经济发展。

(四)消除数位落差

电子化政府的推动必须避免造成资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失衡现象,必须普及城乡宽频网路建设与资讯教育,让资讯的应用普及到社会的每个层级和地理上的每个角落,并且照顾到弱势群体,减少知识落差。

(五)迈向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的目的是要提高机构智慧或企业智商,也就是为了要使机构的“生产力”、“应变力”、“工作职能”及“创意力”的再提升。而机构智慧的高低,取决于该机构是否广泛分享资讯,以及如何善用彼此的观念成长。配合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将成为生产力提升与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随着资讯通讯科技的应用发展,电子化政府也将由资讯管理迈向知识管理,成为知识型、智慧型政府。

「注释

[1] 转引自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18-19页。

[2] 转引自刘淑华:《资讯政策决策者在电子化政府中的责任——以县市政府为例》,直到教授:黄朝盟,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二年,第5页。

[3] 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20页。

[4] 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页。

[5] 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19页。

[6] the world bank:《a definition of e-government》

[7] 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1-22页。

[8] 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21页。

通讯科技论文篇(8)

一、电子化政府之定义

有关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有学者观点与官方观点之区分。

(一)学者观点

1、西方学者观点

McGinnis在讨论电子化政府时,认为电子化政府指的是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提供任何人所需要的服务,而这项服务不仅是让每一个人得到欲寻求的答案,也是让每个人得到实质上的服务。因此,电子化政府是使用各种硬体、软体工具建立一个政府与政府间、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桥梁。Canales则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改变提供给民众的服务型式,民众可不分昼夜地轻易满足其需求,而民众满足需求的地点不是在政府机构之办公地点,而是在网际网路上。JoshuaDean说,电子化政府即为政府运用现今科技的优点提供给民众更多及更好的资讯与服务。Rowena和Caroline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提供给民众一个实现自身权益的管道。Forman认为,电子化政府是利用数位科技(digitaltechnology)针对政府之作业模式做某种程度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使得政府的服务更加有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人们利用本身的智慧,将科技的力量发挥到极限,而这股发挥至极限的力量所产生的效益,将使得政府的作业流程简化、作业成本降低、工作效能提高。Relyea及Shuler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发挥其功能的一种表现,透过资讯科技的使用,提供社会大众讯息的传递、资讯的流通、公共事务的服务,以提升政府作业的效率。[1]

2、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观点

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利用资讯和通信科技,形成网网相连,并且透过各式各样的服务设施,如自动电话语音、提款机、网际网路、公用资讯站等,提供各界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主动完整的服务。也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运用电脑网路系统,以及各种资讯服务设施,依机关、企业及民众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提供自动化服务之总体概念。简言之,电子化政府是透过资讯网路系统,将政府机关、民众及资讯串连起来,建立即时互动系统,让政府资讯及服务更加便捷,随时随地可以获取信息。[2]还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因应网际网路快速发展的趋势,将相关的资讯与服务设置于政府机关全球资讯网,作为民众与政府间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的沟通管道,此一管道的运作以民众的权益为主要考量,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正确的资讯与优良的服务提供给需要的民众。[3]

上述学者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实际上大同小异,我国台湾有人进行了如下总结:“电子化政府”乃指政府机关运用资讯通信技术形成相互连结,进行资讯交换,透过电话、电脑网路及共用资讯服务站等各种资讯设施,依企业与民众需求,以最方便的程序,直接提供更快速及创新的自动化服务。并以达成“单一窗口服务”为理想目标,不仅只是利用资讯通信科技的优势取代人工作业,更重要的是透过流程创新来加强各机关协调合作,改变传统作业流程,调整各机关的权责分工,并进而无形中打破传统组织层级节制的限制。[4]笔者认为该总结相对比较全面地揭示了“电子化政府”的本质。

(二)官方观点

根据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UnitedNation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UNDESA)的公共经济与公共行政署(DivisionforPublicEconomicandPublicAdministration,DPEPA)与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于2002年所发表的《BenchmarkingE-government:AGlobalPerspective:AssessingTheProgressofUNMemberStates》报告中,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是:泛指公共部门所有资讯通信科技的平台与应用,其从政府透过“网际网路”与“全球资讯网”(WorldWideWeb,WWW)传输资讯给民众提供服务的角度来诠释“电子化政府”。[5]世界银行(WorldBank)则是将“电子化政府”定义为:政府使用资讯与通讯转换公民、企业和其他行政单位的关系,这些资讯通信科技可以提供多样化的目标,使政府传递更好的服务给公民,透过资讯充分授权公民,使政府管理更有效率。可以改善政府机构的回应性与课责型、避免较多的、提升行政透明度、提供人民较多便利性、降低服务成本并使政府税收成长。[6]

从上述官方机构的诠释可以发现,“电子化政府”是一种通过资讯通信技术,将政府、民众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使政府资讯和服务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传递给企业和民众,以提升政府的生产力和效率。并且网络的公开性与透明性,有利于避免的发生。

二、电子化政府之起源

电子化政府的称谓首次出现在1993年美国政府在《ReengineeringThroughInformationTechnology》的报告中,目的是用来强调“利用资讯科技来革新政府”。根据美国政府资讯科技服务小组(GovernmentInformationTechnologyServices)声明,国家资讯基础建设的中心精神在于塑造顾客导向的政府,而更主要的目标在于创造更容易取得、更有效率以及更容易运用的政府服务。1993年美国政府将政府资讯政策作为政府施政的主轴,并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计划”(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NII),作为支持“电子化政府”运作的基础,此后的报告中设想建立起运用资讯科技与顾客互动的政府机制,并提出了八项服务重点,除包括电子福利支付系统、公共安全资讯网络、国际贸易资料系统外,还有“电子政府”运作的支持机制,具体包括保护隐私权与资讯安全、整合政府服务资讯基础建设、改善资讯科技的取得、增加联邦人员的生产利与提高资讯科技的素质等。这些举措引起了全球的重视,各其他先进国家纷纷开始效仿。

三、电子化政府之应用形式

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是指政府与顾客群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包括三种形式,即政府对政府(G2G)、政府对企业(G2B)、政府对公民(G2C)。简要内容如下:[7]

(一)政府对政府

电子化政府的G2G应用形式是指,应用软体设备,改善政府内在的运作,其中包括会计、预算、人力资源等领域。另外也包括文件的概念或所谓资料库的解决方案等,这些通常能够减轻资讯管理的负担。G2G方案的目标是促进资料整合,以及经由除去分裂的系统来改善整个流程。这样的系统经过建立整个组织而不是单一机关的解决方案,能够进一步改善整个组织的决策。对于大型组织来讲,G2G方案对于G2B以及G2C奠定了一个基础。

(二)政府对企业

此种应用形式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应用,并把焦点放在了改善政府采购的效率上。政府机关内的职员都清楚,对于采购流程的改善是很艰难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对于政府采购实行电子化是今后改革的方向。网上申请功能,电子邮件传递的安排,以及对文件管理都有利于提高采购过程的效率与效能。G2B方案把焦点放在市场交易时能够减少采购的行政成本,以及扩大市场交易的机会,这与简化工作流程,减少邮寄时间,增加资料的正确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政府对公民

当人们习惯于使用网际网路与银行、书店及其他商务服务进行交易时,他们会预期希望与政府能够进行类似的电子交易。G2C方案的范围包括努力减少交易成本,改善资讯传播,增加公民参与,以及使得传递简化且更有效率等。

从上述三种“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来看,资讯的取得、服务的传递以及双向的沟通,是“电子化政府”的基本核心功能,通过政府网站的应用,可以达到资讯公开透明、服务申办跨越时空限制、民主职能充分发挥的目的。而G2G的跨组织创新服务、G2B的便商服务、G2C的便民服务则是“电子化政府”用以提供顾客导向化的服务,以满足不同族群需要的手段,进而强化“电子化政府”功能应用的层面,这实际上是全球发展“电子化政府”的趋势。

四、电子化政府之内容

目前世界上各国虽然对“电子化政府”发展的需求不同,实际应用也基本属于因地制宜的情形,但归纳起来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8]

(一)电子化公文

公文的管理与传输通过网路进行,使得公文更加科学和环保。

(二)电子资料库

政府建立起各项电子资料库,收集政府所有的数据和资讯,并且方便让民众通过网路获取资料。

(三)电子邮递

政府建立起电子邮递系统,提供电子目录服务,以增进政府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沟通效率。

(四)社会保障电子系统服务

政府运用电子资料交换、磁卡等技术处理政府与各种社会保险作业,直接将政府的各种社会福利支付给受益人。

(五)电子商务

利用资讯技术建构网路安全的环境下,推动政府机关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电子资料交换技术进行通信和交易处理。

(六)政府电子采购与招标

在电子商务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政府部门以电子化方式与厂商进行采购、交易及支付处理作业。

(七)政府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该系统可以自动处理政府多项业务,如网上报税、海关报单、政府文件等业务,从而使得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向政府提交业务申请。

(八)政府电子决策系统服务

该系统可为政府决策提供象决策分析等一样的服务帮助。

五、电子化政府之推动

资讯与通信科技的创新及普及应用,掀起了全世界电子化政府的浪潮,近年来无线、宽频及网路服务技术的创新进展,各种技术汇流整合,加上顾客关系管理、资料管理、知识管理等软体功能的进展,更为电子化政府注入了加倍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创造了公共服务的全新空间。因此,世界主要国家无不将电子化政府视为创新竞争优势的推进策略,竞相投入可观的资源,规划全新的e化服务,并配合政府再造运动的发展。下面就主要及各国家对电子化政府的推动情况作一简要介绍:[9]

(一)美国

美国因全球化危机、庞大官僚体系的行政支出及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衰退,特别是在没有效能的行政成本上,公共部门的开销远大于私营部门。于是,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提出了国家绩效评鉴计划,并于1993年3月3日命令副总统高尔组织国家绩效评鉴小组提出改革报告,并于同年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NII),其虽不是完全针对政府电子化目标所设定的。“但是,NII的提出揭示了美国政府重视资讯网路的发展,决定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奠定资讯网路的基础,以促进网路的发展与普及化。”[10]1998年9月7日克林顿将全国绩效评鉴委员会更名为“全国协力推动政府再造委员会”(NationalPartnershipforReinventingGovernment,NPR)。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水银”任务编组,改组由40多个机关65位代表组成,规划在2003年完成22项跨机关资讯整合性应用计划,并于2000年9月完成电子化政府入口网,提供2万多个联邦政府网站和4700万个政府网页的搜索服务,在1/4秒内完成5亿份文件的搜寻,建立90多个跨机关整合性、特定用途的入口网站。为使社会各阶层均能享受到电子化政府的服务效益,推动“延伸数位化效益:为众人工作的公共事务与服务指引”,作为各机关推动e化服务的参考依据。而在规范电子化政府的运作方面,制定了“电子化政府法”,强化网际网路的应用和民众参与。

(二)英国

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于1998年采用“续阶计划”改革方案,期望让管理者能自主管理,并具有管理的专业知识技巧和实务经验,使得每一个部门都能够发展专业化的服务管理技术。

为推动e化服务,英国政府在2001年2月推出公民网上服务入口网(UKOnlineCitizenPortal),除了提供政府资讯与服务的目录与检索外,主要提供民众多种生活主题式服务,如犯罪报案、死亡、旅行等,更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提供更多管道的服务;提供更人性化的界面服务及提供个人化服务;整合性网上申办等。

(三)加拿大

为推动电子化服务,加拿大政府于2004年完成了网上政府方案,不但将现有的服务与资讯上网,而且设计了新的服务,通过internet提高施政透明度与效率,促进民众参与政府决策,其主要策略包括:联邦机构约200项关键服务上网;健全基础设施,以电子平台解决认证及安全问题,协助整合服务;订定资讯管理与采购、认证、安全等政策;合作办理网上服务所需人力资源培训等。

(四)日本

日本政府于2001年提出了e-Japan计划,其重点内容包括:构建世界最先进的资讯与通信网路;推动资讯教育学习以及人力资源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推动政府行政数位化,发展电子化申办服务;建构电子认证机制,推动资讯及网路安全;发展电子投票选举等。

日本政府在推动行政数位化方面,2000年9月中央政府已发展网上服务项目120余项,占全部10541项的1.2%.2000年3月中央机关已设置网站874个,公务员每1.4人拥有1台电脑,地方政府已设置网站的比例为66.4%,公务员2人拥有1台电脑。日本政府在2003年推出相关行政数位化重要措施,包括:政府资讯电子化服务、电子申办、电子税务、电子采购、行政无纸化等。

(五)新加坡

新加坡以2000年公布的《Infocomm21StrategicPlan》作为推动蓝图,藉由资讯通信技术,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国家资讯通信产业的发展,促成新加坡晋升主要世界经济体行列。

推动计划包括商务e化转型、政府e化服务扩展及e化生活的提升等方面。

针对政府e化服务不分,新加坡于2000年7月投入15亿新加坡币推动为期三年的电子政府行动计划,其施行的策略有提倡知识平台、推动政府e化服务、引进新技术、改善作业效率、完善的资通基础建设,如智慧卡、资通训练等。

六、电子化政府之未来发展趋势

综合上述各国推动发展的情形,各先进国家未来电子化政府的发展趋势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11]

(一)政府服务上网

政府将广泛应用网际网路为民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网上服务,包括预约、网上换发证明文件、网上报税、网上缴交罚款、网上申办等,民众将逐渐习惯使用浏览器以自助的方式上网取得政府资讯及服务。同时,政府也将广泛为运用设置于公共场所的“公用资讯站”,以及自动柜员机等自动化服务设施,提供单一窗口及多元化的服务。

(二)智慧卡的应用

智慧卡(smartICcard)将逐渐作为个人基本资料储存及网上申办身分辨识的重要媒介,政府将推广应用智慧卡提供民众身分识别、网路安全认证、医疗保险认证、假释许可等各种服务。

(三)知识经济发展

资讯通讯科技将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荣枯的重要因素,以知识为本位的经济即将改变全球经济发展形态,电子化政府将是支持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由于网路上安全认证技术之采用,以网际网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将普遍为政府、企业及民众利用,藉由资讯与通讯科技,电子化政府将大幅提升资讯公开和流通的效率,促进知识经济发展。

(四)消除数位落差

电子化政府的推动必须避免造成资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失衡现象,必须普及城乡宽频网路建设与资讯教育,让资讯的应用普及到社会的每个层级和地理上的每个角落,并且照顾到弱势群体,减少知识落差。

(五)迈向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的目的是要提高机构智慧或企业智商,也就是为了要使机构的“生产力”、“应变力”、“工作职能”及“创意力”的再提升。而机构智慧的高低,取决于该机构是否广泛分享资讯,以及如何善用彼此的观念成长。配合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将成为生产力提升与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随着资讯通讯科技的应用发展,电子化政府也将由资讯管理迈向知识管理,成为知识型、智慧型政府。

「注释

[1]转引自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18-19页。

[2]转引自刘淑华:《资讯政策决策者在电子化政府中的责任——以县市政府为例》,直到教授:黄朝盟,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二年,第5页。

[3]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20页。

[4]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页。

[5]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19页。

[6]TheWorldBank:《ADefinitionofE-Government》

[7]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1-22页。

[8]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21页。

通讯科技论文篇(9)

信息时代的教育将是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育。即时通讯(Instantmessaging)技术作为网络技术中最活跃的技术之一,将会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思想、观念、内容和方法,改变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对我们的学习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一、即时通讯综述

即时通讯是一个终端服务,它允许两人或多人利用网络对文本、语音、视频等多种形式的信息进行即时交流。即时通讯软件整合了电话的简单、即时和电子邮件的图文精确的特点,并且具备即时通讯、电子邮件、短信传送、视频对话、文件共享、影音播放等诸多功能。它具有六大特点:交流活动的实时性、间接性、自由性、主动性;交流角色的平等性;交流方式的灵活多样性;交流对象的多样性;交流通道的独立性、可拓展性;信息呈现的多媒体性和易保存性。即时通讯技术的诸多特点使它对现代学习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即时通讯技术对现代教学的影响

即时通讯技术在现代教育教学中是以学习的工具、学习的对象、学习的环境等多种角色面貌出现的,它冲击着传统的教育和学习方式,从多方面影响着传统的学习行为、教育模式和培养方式。即时通讯技术的出现使主动建构的、探索式的、协作式的、个性化的学习成为可能。

1.学习模式的转变。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外界信息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知识不是学来的,而是学习者按自己的需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自主建构完成的。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由于教学手段的限制,教学活动主要是在教师、学生、课本、教学环境间进行的,教学信息的传递方式比较单一和迟缓,学生提问和教师答复都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教学信息量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学生根本就没有进行信息选择的余地,只能被动接受。课堂上,往往是教师“主动讲”,学生“被动听”,学习模式以接受式学习为主,学习者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很难实现。将即时通讯技术引入教学,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交互性环境,可以帮助学生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习者讨论交流,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可广泛地接触不同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接受各种不同思想文化的启发;将即时通讯技术引入教学,可以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生思路,提高教学效率;将即时通讯技术引入教学,为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协商式、合作式、探究式学习模式成为主要的学习模式。这些,都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自主建构。

2.学习方式的转变。在传统学习中,知识呈线性排列,计算机技术使知识呈非线性的立体式网状结构排列,这种信息组织,是由结点和表达结点之间关系的链组成的网,可分成不同的关系和思维单元,符合人类认识记忆的规律。学习的方式也从线性转向非线性。学习者利用即时通讯技术在进行浏览、查询、注释等操作时,不必按教材原有的模式进行,可以任意组合、跳转,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自主学习方式。

3.学习环境的转变。即时通讯技术为个别化学习提供了更宽松的环境。传统的班级授课制讲求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因材施教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话。即时通讯技术支持下的教学能够充分照顾个体的个性差异,以学习者为中心,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自主学习环境,实行比较彻底的“异步教学”。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兴趣、能力和水平确定学习进度。他们就像走进了“自助式餐厅”——要吃什么、怎么吃、吃多少全由自己掌握。学习者完全掌握学习的主动权,他们不再是教学内容的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的学习的主人。

4.学习时空的转变。在传统教学中,学习时空受到很大的限制,互动与交流活动常常局限于一个班级教室内,交互活动的人数及地域都受到限制,很难进行有效的协作学习。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基础好的学生去帮助和指导基础较差的学生,而基础较好的学生很难有机会从基础较差的学生那里获得帮助。因此,这种“互相帮助”、“协作学习”、“合作学习”,是以优等生的片面奉献为特征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协作、互助与合作,学生的协作热情必须在教师的不断要求和刻意鼓励下才能得以维持。即时通讯技术被引入教学后,学习的交互活动不仅仅局限在一间教室里,甚至不局限在一所学校、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内,只要网络连通的地方,都可以成为学习与交互的场所。交互对象不受人数、地域和身份的限制,交互对象可以是教师群体、学生群体以及其他的网络访问者。互助性学习可以在同学—同学、同学—教师、同学—在线专家、同学—课件、同学—资源库等之间展开,在这个平台上的学习是真正意义上的互助的、协作的、多向互动的、自发的、开放的,也是高效的学习。

5.角色的转变。传统教学是以教师的“教”为中心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教”的行为展开的。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统治者、主宰者,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在即时通讯环境中,交流的角色是平等的,QQ、MSN等群里的教师和学生之间是平等关系,两者间不再有义务、责任等的约束,也不再有身份的差别,对于同一个问题,两者是本着共同探讨的态度进行讨论的。教学由“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化,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的角色将转变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和平等的学习伙伴。教师的任务主要是为学生的自主建构提供各种支持。在这里,每个学习者既可以是学生,也可以同时是其他学习者的老师。或者说,在这里,已经没有了学生和老师的区分,每个学习者都具有多重的身份,即既是知识和信息的分享者,又是知识与信息的提供者。

6.交互方式的转变。传播学中有一个“沉默的螺旋”的概念,其含义是人们为了避免成为异类,陷入孤独,往往在大众媒体或舆论活跃分子发表了意见之后,不再表达自己与之不同的观点。在传统教学中,交互活动共用一个交互通道,学习者必须按顺序发言,同步交互,交互活动是完全公开的。这必然使一些“胆小者”为避免人前出丑而尽可能逃避发表与众不同的言论,导致“沉默的螺旋”现象的出现。这正是传统教学中学生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创造性思维、创造能力、独立解决问题能力不能得到很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即时通讯环境下,交互活动具有多样性、间接性、隐蔽性、自由性等特点,交互通道具有独立性和可拓展性。即时通讯环境中的交流活动多数是点对点的对等通讯(Peer To Peer)。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自主地选择交互的方式和时间,交互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蔽的,可以是同步的实时的也可以是异步的延时的,它使人与人的沟通突破了时空极限、等级极限、环境极限、心理极限……交流环境是宽松的,允许和鼓励“不同声音”的存在。在即时通讯环境下,每个学习者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而不相互干扰,可以很好地避免“沉默的螺旋”现象的出现,这样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能力。

7.学习体验的转变。学习应该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学习过程应该是一种快乐的体验。然而,由于传统教学手段单一、教学模式僵化、教学环境封闭等原因,致使许多学生存在厌学的心理,在他们看来,学习是枯燥的、令人厌恶的和让人恐惧的。即时通讯技术支持非线性实时多向交流活动,即时通讯中的交流具有实时性,信息呈现具有多媒体性和易保存性的特点。它不仅能传递文字信息,还能够传递语音、图片以及视频等,信息内容逼真、形象、丰富而完整。信息还原程度高,更具有真实感,可以为学生的自主建构提供真实、丰富和复杂的情境,可充分调动学习者的各种感官把一些抽象的东西具体化、生动化,使对信息的接受和理解更容易,记忆更深刻,而且所有的信息数据都可以保存下来,为以后的复习和整理提供了方便。即时通讯技术真正地实现了寓教于乐,使学习变得更轻松,更有趣。

三、反思

近年来,我国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已成为我国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之一。作为一种学习的哲学,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是不能传递的”,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以自己喜欢的方式通过意义建构而获得的。建构主义者提倡在教师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既强调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又不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他们认为,教师应该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非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或被灌输的对象。基于这种观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出了以下教学原则:(1)科学知识的学习是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这是建构主义关于教学本质的明确表达,他们强调自主的意义建构是学习者知识形成的唯一途径;(2)科学探究是学生建构科学知识的最重要的学习方式,强调让学生自主寻找用于解决问题的信息与方法,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知识;(3)重视学生的原有知识经验在学习中的重要性,强调依靠背景知识进行自主建构;(4)重视提供真实复杂的情境,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建构知识;(5)提倡合作与互助学习,为知识的社会建构提供机会;(6)重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教师必须为学生的知识建构提供支持条件。然而在传统教学条件下,建构主义的这些教学主张是很难实现的。要想实现建构主义学习论所要求的教学环境,推行建构主义学习论所提出的教学原则,必须引入新的教育技术手段。

即时通讯技术之所以能够被引入教学,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支持。同时,即时通讯技术的诸多特点也恰好可以满足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教与学的要求,反过来支持了建构主义所推崇的教学原则,在客观上推动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发展。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支持下,即时通讯技术被引入教育教学领域后,使教学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生学习知识的途径及学习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时通讯技术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所倡导的理想的学习环境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建构主义关于教与学的主张的实现成为可能,使主动建构的、探索式的、协作式的、个性化的学习成为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验证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优越性,对我们培养学生的合作与交流能力、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创造性思维力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我们的教育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钟启泉.信息化社会与教学技术现代化[J].上海教育,1997(8).

[2]陈琦.对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几点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5).

[3]李秋洪.电脑网络:新生活的开始[J].百科知识,1999(1).

[4]钟志贤.学校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新思考[J].中小学电教,2000.(5).

通讯科技论文篇(10)

智能语音技术,简单来说就是让手机像人一样“能听会说”,并完成人与手机之间互动的根本性变革。

苹果的Siri让人们见识到了智能语音技术新方向的同时,国内智能语音技术唯一上市公司——科大讯飞,也接连推出了“讯飞语点”、“讯飞语音云”等诸多中国版Siri应用。这家全年营收超过7亿元的国产智能语音技术巨头,在激发国内市场对其厚望的同时,也引发了市场和众多投资者的极致兴趣:在“苹果Siri”和“中文Siri”之间,科大讯飞到底能将“中文Siri”推向多远?

苹果挤对讯飞语点

去年 3 月份,科大讯飞了针对开发者的新一代“语音云”平台,并推出其官方示范应用——“讯飞语点”Android版。

作为中文语音领域中国唯一上市企业明星产品,讯飞语点曾被业内冠以“一款听话的语音小秘书”之名。从公开资料来看,这款类Siri的语音助手应用能通过语音实现与手机的各种交互,如语音拨号、发短信、上网、打开手机应用、设置提醒、导航以及查询航班、美食、股票等信息。

有业内人士透露,正因为与Siri长得太像了,讯飞语点差点无法登录苹果的应用商店。

有资料显示,讯飞语点的iPhone版在去年6月提交苹果审核,但一直未获通过。苹果也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不予通过的原因,业界猜测可能是因为和Siri的相似度太高的缘故。在苦苦等候6个多月后,讯飞语点才最终得以在苹果App Store上架。但相比它的越狱版本,上架的讯飞语点iPhone版诸多与Siri异曲同工的功能被要求去除,其中包括语音打电话、发短信、设置提醒等功能。

今年4月17日,科大讯飞与中国移动联手合作的手机语音助手——“灵犀”iOS版正式登录苹果应用商店。而这一语音助手也成为“讯飞语点”后,科大讯飞再次上线的手机语音助手产品。和之前“讯飞语点”曲折、漫长的审核之路相比,“灵犀”的审核过程中也再次遭遇来自苹果应用商店的多次拒绝,但最终得以上架,其上线之路明显更为顺利。

此前媒体报道,此次iOS版的“灵犀”在功能上并未被苹果做太多的限制,基本上和之前的Android版“灵犀”保持一致。主要分为三大功能,首先是基础的手机功能调用,如打电话、发短信、打开应用等;其次是生活服务信息查询,如查天气、查话费、找餐馆、问路等;再次是所谓的“调戏”功能,即支持人机简单互动聊天。

不少业内人士和行业分析人士表示,与输入法、浏览器等纯工具类的产品不同,智能语音助手已经成为最具成长为移动互联网入口潜力的产品。

中国移动花大力研发语音助手,甚至战略入股科大讯飞,也旨在将“灵犀”作为接入口,接入中国移动背后的诸多服务体系,如12580的生活服务信息等。此外,除了利用手机语音助手来抢占入口外,中国移动还计划重构飞信,以抗衡微信等OTT业务。

“移动互联网的玩法就是,大家都盯着智能语音助手这块肥肉。不论技术、产品,还是运营,已经有越来越多公司加入争抢这块肥肉的队伍,且都相当有经验,运营商想从中分一杯羹也不是那么容易。”国内一家语音技术研发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

此前曾因语音助手专利纠纷将苹果告上法庭的小i机器人袁辉也表示,“中文智能语音交互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是一个亟待挖掘的金矿。但只有那些长期积累和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才能使中国‘Siri’技术得到更好的发展,成为代表中国的‘Siri’。”

语料库需积累十几年

现实证明,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无论是语音交互技术还是语义识别技术,依然存在这诸多技术壁垒和障碍。

“事实上,现在国内智能语音这一块,各家基本上都在摸索阶段”,国内唯一真人语音助手——云助理的创始人林民东告诉记者,即便是像百度如此庞大的公司,也正面临技术壁垒。自从去年12月份推出安卓版智能语音助手之后,百度的苹果版本至今还没推出来。“不是做不出来,而是技术还没成熟。”

就在去年科大讯飞在北京举行语音开发者大会上,公司总裁刘庆峰也坦言,即使作为国内最大的语音技术上市公司,科大讯飞的语音识别尚且无法达到100%的精准。“讯飞现在有3000万用户,当我们的用户继续增长,达到3亿时,准确度甚至可能达到100%。”

广发证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告诉记者,所有的语音技术其实最终都能获得有效的解决方案,最大的障碍是语音、语料数据库的完善、积累。“这不是你能用多少钱或者多少技术就能填补的,这需要非常长期、持久的积累。这种长期、持久的积累,少则数年,多则十几年。”

“在中国,有那么多的地方方言。即使是使用我们最常用的普通话,但是其中夹杂着的各地方言将会为语音识别带来较高的要求。”上述分析师表示,一旦语音、语料数据库越充沛、越完善,所谓的语音、语义识别结果也将越精准、高效。

“从科大讯飞已有的技术和语料库来看,它在目前国内市场已经具有了较高的竞争优势。”云助理创始人林民东告诉记者,这也使得科大讯飞相比其他竞争对手,在中文语音识别效果方面占据较高优势。

智能语音暗战不断

随着智能终端、无线网络的广泛普及,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语音交互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国际各主要IT产业巨头纷纷在该领域加大投入,掀起了语音产业发展新的浪潮。

自从2011年10月苹果在其iPhone智能手机中率先推出了智能语音助理应用Siri,并在2012年6月的iOS6中支持中文服务。Google公司也紧随其后,在其安卓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中推出了Google Now智能语音搜索及问答服务。有意思的是,微软公司也瞄准了智能语音市场,将语音技术应用于最新推出的Windows Phone。

而在国内,智能语音行业这一蓝海市场也着实热闹了好一阵,各路大仙都跳出来一显身手。除了科大讯飞,虫洞语音、盛大语音、搜狗语音等国产语音助手横空出世。而素以搜索引擎为主业的百度,也赶来凑热闹,推出了自己的手机语音助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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