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学发展史论文篇（1）

而教学活动是系统工程，涉及教学双方、内在和 外在条件，提高中国医学史的教学质量，需要这些因 素的密切配合。为此，上海中医药大学为挖掘中国 医学史课程人文内涵，实施相应的策略，从设计思 想、改革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1 课程设计思想

医学史的教学目标是为了培养学生对中医药学 习和研究的兴趣，增进对医学发展历史的了解，提高 学生的人文素养。不在于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具体 的职业做准备，而是要将学生培养成为不但具有专 业渊博的专业知识，还必须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 和崇高的敬业精神，以及与这些知识相对应的正确 的思维方式、基本能力的合格人才。而这就要求中 国医学史的教学要解决其他课程所未涉及的重要内 容。要揭示中医学术体系及特点的形成过程的原 因，介绍中医学在其形成、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所包 涵的哲学体系、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让学生在学 习中深刻了解到中医学是一门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 相承的，跨越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交叉学科。

为了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提高教学效果，本课程 教师通过近几年的教学实践和研究，对现有教学模 式进行了改革。

1.1推行自主讨论式教学模式

为了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增强师生互动， 教学中大量采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讨论式教学 模式。在实践中学生通过查阅、访谈、实地参观、调 研、小组讨论等形式，研究相关热点和感兴趣的人文 问题。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得到了进一步强 化，增加了课程的趣味性，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 同时加强了学生创新能力、协作能力、自学能力、获 取信息等多种综合能力，效果显著。

1.2增设人文社会学实践活动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更好地认识、适应、参与社会活动；更好地发挥和运用专业知识为社会 服务，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具有一定人文社科素养和 人文社会实践经历的、全面发展的中医药专业人才。 此外，还充分利用博物馆的教育资源，对发挥博物馆 的教育功能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使博物馆更好地为 社会服务，为教育服务，为学校的教科研活动服务。 同时在为社区建设服务中，提高了我校在社区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2 改革措施

2. 1建立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系列课程模块

为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解决教学中的难点， 拓展知识面，改变中国医学史原先单一的课程，我们 先后分化开设了《中国医学史》、《中国药学史》和《西 方医学史简介》，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的系列 课程模块。

(1) 核心模块：以中国医学史为主线，针对一年 级专业学生，以医学历史为基础，课程中强化人文素 质（如哲学、历史学以及医德等）的教育。

(2) 拓展模块^①率先增设中国药学史教学模 块，补充完善医学史教学内容体系，让学生了解药学 专门史的内容，提高学习的系统性。②以西方医学 史简介为切入，让中医学生在提高中医人文素养的 同时，还能了解西方的医学历史和文化，使学生能了 解东西方文化交融中的中西医学关系。

(3) 人文实践模块：充分利用学校所属上海中医 药博物馆和中医药社区教学基地资源，结合学生自 身专业特点，独立增设与医学史教学内容关联的人 文实践教学模块。以通过有目标的实践体验，提高 中医药专业学生的人文社会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 深入体验史学中蕴含的社会责任意识，培养学生的 人本精神，为以后职业素养的进一步提高打下基础。

2. 2以博物馆实物为依托提高学生历史感性认识

中医药博物馆是中医药传统文化集中展示的场 所，同时作为教学科研的基地，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 直观教学的环境。[1 ]以具体的文物史料、标本来再现 历史，使医史教学更加直观具体，真实生动，使医史 课程变得更加有说服力，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比如进入医史综合馆时“中医药千年回响”铜浮雕， 表示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从远古走向未来。如北 宋铜串铃是中国古代民问医生行医的工具，民问医 生也被称为“铃医”。在介绍专业知识同时，还可穿 插串铃的典故——“虎撑”的故事，以增加趣味性。 在介绍宋针灸铜人复制品时可以和清乾隆御制针灸 小铜人串讲，回顾针灸发展的历史以及针灸铜人的 历史渊源。又如“预防为主”是中医学一个基本观 点，数千年来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该馆就收藏有 各个历史阶段造型别致的预防器械。如在博物馆内 陈列着多种薰香器，有汉代的鎏金铜熏炉，明代室内 大型烟熏消毒器。尤其难得的是明代烟熏消毒被褥 用器，是古代预防保健的文物，熏香可以避秽杀菌， 防病治病，还可提神醒脑，愉悦身心。现代实验证 明，熏香气体可抑制细菌，还能提高人体的抵抗力。 还有晋代瓷唾盂，清代灭蚊铜灯等预防器械，可以加 深学生对古人预防思想的理解。在讨论唐代医学教 育时，除论述唐代太医署教育模式外，还涉及到师 承、家传、自学、私塾等历代中医教育中特殊而有效 的方法和手段，对目前中医教育的优势和不足有一 定的认识和启迪。展馆中还陈列了老子、庄子、孔子 的画像和理论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中 医的渗透和影响，同时还向学生介绍中国古代的哲 学。通过青铜酒器可以介绍中国的酒文化。

在每一次的博物馆教学中，都使学生认识到这 些历史遗存的文物，是先贤们从事医疗活动的见证， 是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和中医药文化的缩影。使学 生们深切感受医学发展的脉搏，了解中医药学从起 源到繁荣、从继承到创新的轨迹，探索古代医家成功 的秘诀，这是课堂教学无法达到的效果。

2.3以自主学习为主线改革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改革方面，我们注重学生参与，强调自 主学习和自我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教师为 中心、以黑板为中心、以考试为中心的传统的“三中 心”教学模式。[2]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开拓了学 生的思路，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使学生由被动接 受知识逐渐转变为主动接受知识，由“要我学”逐渐 转变为“我要学”。起到了同学所归纳的“中国医学 史课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更有着它特殊作用”，也反 映了教师和同学的共识。课堂教改形式发生的这种 极大变化，真正体现了教改的含义，同学与教师共同 参与教学过程，极大地增加了师生间的互动性，增加 了课程的趣味度。

中国医学史在近几年的课堂教改中采取以教师 重点讲解，参观医史博物馆，并结合博物馆和医学史 内容，进行讨论。专题讨论内容由学生自我选择，然 后分组准备，集体讨论；并通过观看医史教学录像， 以及闭、开卷考试的模式，提高学生的兴趣，开拓学 生的思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同学与教师共同 参与教学过程，极大地增加了师生间的互动性和课 程的趣味性。

在这个基础上，还借助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的文 物优势，采取以博物馆实物为研究对象为学生自主 学习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例证和资料。该博物馆收藏 有民国以来各种期刊杂志，以及书籍1万多册，可供 查阅，有电脑可以上网。在整个过程中，同学们查阅 资料，从网上获取信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 设计，自我提高，互相切磋，然后到讲台上畅所欲言。 这样不仅锻炼了学生查阅资料、分析问题的能力，加 深其对书本知识的理解，也培养了学生的组织能力 和口头表达能力，更注重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还 可使学生了解文物、文史各方面的知识。

2.4深入社区实践加强素质教育

人文社会学实践活动，是在中医药专业学生早 期教学环节中，利用中医药社区教学基地资源，在教 师指导下有目标的学生自我实践体验，引入人文社 会学理论和方法，开展人文社会实践教学活动。在 实践中，将现代教育技术与传统实践教学相结合，充 分利用网络以及社区功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 动性。

社区是中医药传统文化重要的实践基地。 针对 目前高校素质教育与社区文化素质教育作用日益突 出的趋势，我们率先在全国中医院校中开设中医药 学生人文社会实践课程教学模块，利用中医药社区 教学基地资源，在教师指导下，引入人文社会学理论 和方法，开展人文社会实践教学活动。以提高中医 药专业学生的人文社会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教学 中结合中医药专业学生的知识背景，通过教师授课 和指导，学生自主选题，利用一定时间考察和研究社 区内相关问题。培养学生走出课堂，用人文社会的 视角深入社会，观察社会，运用所学，切入社会一定 层面，独立分析研究问题，归纳认识，积累社会实践 经验，为步入社会打下基础。同时对探索高校和社 区资源共享互补、共谋发展有积极意义，对提升并扩 大高校在社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树立品牌 高校形象有积极意义。

通过这样的人文社会实践，使学生充分体悟到 学好专业知识同时，还需提高自身的各种文化知识， 加强人文素养，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中医 药专业人才，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从而激发了 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2.5 依托校史资源了解海派名医的成材经历

我们以“海上传名方，沪滨育大医”为主题，开设 了《上海地区学术流派特色研究》等教学内容，让学 生通过参观、访谈、调研、交流讨论等环节，自主整理 相关医家的医德风尚、社会责任、学术思想、治疗特 色和有名的方药，撰写相关学习心得。领略海派名 医成材的轨迹、中医药在国家卫生战略中的地位和 社区人群中的影响力，加深对海派中医特色形成规 律的理解，[4]并尝试解读社会历史环境与中医药发 展的相关性，深刻地感受这些名医的大家风范和高 尚的医德，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为 今后中医药职业生涯应具备的职业精神打下一定的基础。

同时，还充分利用校史馆发挥了解海派名医的 作用，因其既是学校发展史，也是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和成长史。博物馆三层校史陈列馆于2004年12月 成立，陈列校史图片、实物700多件。通过参观“杏 林绿叶、五十春秋；创业岁月、辛勤耕耘；非常时期、 风雨历程；走进春天、改革发展；弘扬中医、与时俱 进”等展版，以及解读学校的校训、校标、校歌，浏览 校门变迁、杏苑耆英、春华秋实、群贤剪影、励精图 治、播扬国粹等等图片和展品，学生可以充分了解新 中国第一批创办的、创建于1956年的上海中医药大 学成为我国中医药教育、科研、医疗一个重要基地的 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浏览我国中医药教育正式纳 入现代高等教育轨道的历史。同时领略了海派名医 成材的轨迹，并通过查阅资料，进一步加深对海派中 医特色的了解，深刻感受这些名医的大家风范和高 尚的医德，为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和以后进入临床 打下一定的基础。

在实践中学生还可在教师的指导下，了解历史 学、中医文献学、博物馆学、考古学和社会学领域的 研究进展，将传统医学史教学内容与现代研究进行 有机整合，开拓视野，增长知识。

2.6 依托医史文献重点学科和中医药文化研究与 传播中心的优势拓宽学生视野

为了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国内中医专家的学术思 想、研究方法、临床经验，医史文献学科和中医药文 化研究与传播中心还组织专家进行哲学、历史学、博 物馆学等方面的学术讲座，使学生更深刻地了解中 医学特色与成就以及与古代文化的关系；同时，加强 科学研究，充分向学生介绍最新的科研成果，拓展知 识面。

2.7 重视教学实践基地——中医药博物馆建设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SHANGHAI MUSEUM OF TCM)由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华医学会医史 博物馆、中药标本陈列馆、校史陈列馆三部分组成， 于2004年12月建成开放，建筑面积为6413平方米， 陈列展出面积约4000平方米，年开放日超过300天。 博物馆弘扬中医药和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科学 知识，反映中医药学从形成到繁荣、从继承到创新的 轨迹，是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和中医药文化的缩 影。[5 ]博物馆是全国、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普教育基 地，上海市科普旅游示范基地，上海高校及浦东新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雅致、新颖、大气，向世人展示 中医药文化的风采。

其中的医史博物馆成立于1938年7月，是中国 最早建立和目前具有相当规模的中医史专业博物 馆，馆藏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中医药文物14 000多 件，《黄帝内经》、《伤寒论》和《本草纲目》等古今医籍 6000多册，医药报刊3000多册/种，其中不少是20 世纪20、0年代稀见中医药刊物。医史馆分综合馆 和养生康复、针灸推拿、中药方剂、中医文化、中医科 教5个专题馆，展示的实物史料反映五千年来中医 药学发展的重要史实和主要成就，在中医史教学、普 及中医科学知识、促进中外医学交流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中药标本陈列馆有近50年历史，现为上海市教 委重点学科点，是中药学教学、科研、对外交流与展 示、开展中药科普宣传教育的平台，是收集、制作、鉴 定、保存各类中药标本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机构。 收藏中药标本和中成药3000多件，介绍中药形态、 功效，传播中药科学知识。陈列麝香、野山人参、冬 虫夏草等名贵珍稀标本，有150多种动植物中药液 浸标本，传统精制中药饮片，名特优新中成药，名贵 中药腊叶标本。还有一个科普活动室，学生可以与 中药“互动”，开展中药标本趣味习作。

占地16亩的“百草园杏林苑”于2006年6月 23曰建成开园，将景观、科普和教学融为一体，与中 药标本陈列馆相辅相成，对公众免费开放。“百草园 杏林苑”是学校中医中药教学与研究的资源和社 会科普教育的资源，在积极为学校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服务的同时，也全方位为社会的科普教育活动 服务。

2.8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由于医学史课程的特殊性，更需要教师以充满 知性、个性、创造性和富有幽默的教学方法，将几千 年中医学的发展历史、中医学经典具体内容的理解 与诠释，通俗易懂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逐步完成对 精深博大的中医学知识体系的理解和再内化，并注 重加强学生探究与发现能力、疾病诊疗意识和思维 方法的培养和提高。这就对教师本身素养和知识结 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不断地学习和提高，才 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教学的需要。

(1) 进行学历培养和短期进修，提高教师的学 历。目前教研室中青年教师皆已获得硕博士学位， 同时还加强教师的短期培训，并选送教师参加全国 医史文献培训班，以及赴综合性大学访学进修。

(2) 加强集体备课和听课制度。坚持青年教师 听课制度，要求做好听课笔记，并坚持集体备课。参 与全国、上海市和学校的教学经验交流活动。

(3) 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加全国学术会议。通 过不断“走出去”，一方面能开拓教师视野，使青年教 师充分了解最新学术研究动态；同时能够促进自身 的教科研能力的不断提高。

(4) 为了进一步提高青年教师学术水平，积极鼓 励中青年教师参与名师传承研究工程项目。名师与 传承人定期学术交流，每周有临床专家门诊，要在名 师的指导下阅读中医经典著作，发表高质量的学术 论文，申报课题，撰写专著。在名师的言传身教下， 迅速提高教师的中医理论素养和教学、科研水平。

(5) 积极参与医史文献重点学科和中医药文化 研究与传播中心的平台建设工作。进行科学研究， 积极鼓励负责申报和承担各级科研项目，提高中医 医史文献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在科研探索和创新 中提高学术素养，使科学研究成果向教学转化，以科 研促进教学。

(6) 为了提高中青年教师科研能力，要求中青年 教师作为主要完成人全面参与科研和教学研究项 目，使其迅速成为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

2.9 建设立体化的系列教材

随着教研室教学力量的加强，教材建设也取得 了新成果。主编、副主编《中国医学史》、《中药学 史》、《针灸推拿史》、《中医方药学史》、《中外医学史 纲要》等教材，以及《中国医学通史图谱卷》、《中医 护理学历史与中医护理学临床应用》等书籍和中医 院校教学参考书《中国医学史》（任副主编）。另外， 还有《中华医学文物图集》、《海派中医学术流派精 粹》被用于人文实践课程——海派中医特色。这些 专科史教材和著作的出现，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资 料，在通史学习之外，可以进一步了解某医学专科发 展的进程和历史，点面结合。[3一4]

教研室和博物馆还制作了《中国医学史》教学电 影，《中国医学史》、《中国针灸史》幻灯片。上海中医 药博物馆宣传片、医学名家动漫、煎膏制作等影片。 使教学过程更具动感，教学形式更加丰富多彩，大大 提高学生学习医学史的兴趣，使学生产生了学习和 探索中医学的欲望。

2.10改革考核方式

学习方法的转变要求改革传统的考核评价机 制，于是我们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考核评价机制，注 重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对学生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 力的考核。 实行笔试与撰写论文相结合的考核模 式，使学生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审视某些问题，比 较真实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成果。

3达到的效果

3.1 充分发挥了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

通过以上的改革措施，使整个学习过程围绕着 学生挑选的问题进行，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生为解决问题需要归纳、整理所学知识，还可促使 同学从图书馆查阅资料，从网上获取信息，然后到讲 台上畅所欲言。比纯粹的背书能掌握更多的知识， 且很难遗忘。也为以后中医专业课的学习打下 基础。

3.2通过观看医史录像和参观博物馆的文物实体 加深了对整个医学发展过程的了解

药学发展史论文篇（2）

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前景日益清晰，主要体现在以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为核心的课程分化重组，以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中医院校图书馆的机构整合，特别是以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智能融合为基础，融汇自然科学、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人文社科等多学科知识系统、协作系统的形成，将为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开创崭新的未来。

课程分化

课程分化主要是《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等课程为核心的分化。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中医文献学概论》入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中医药信息工程学》、《医学信息学》等6种教材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暨新世纪高等医学院校创新教材[1]。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作为副主编单位的《中外医学史》(全国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已在全国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广泛应用，还参编了全国规划教材《实用中医信息学》，创新教材、精编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和《中医医案学》，并开设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临床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期刊数据整理》和《中医信息学与中医古文献整理标引》等选修课。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对课程进行了整合与分流，改革并丰富了医古文课程，将单一医古文课程拓展为以医古文本体课程为核心，以面向七年制、本科生的《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训诂》等拓展型、提高型课程为重点，以面向留学生的《医古文基础课》、《中医汉语》，以及面向本科生的《诗经概要》、《古代文化名著赏析》等外向型、发散性课程为补充，融合古汉语、训诂、目录、版本、音韵、中医文献等在内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编写、出版了相关讲义和教材[2]。

机构整合

机构整合主要是中医药院校在中医医史文献相关教研室整合的基础上，与中医药院校相关科研机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医史馆、博物馆的整合。

辽宁中医药大学就是以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包括两个教研室，覆盖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文献学和中医各家学说4个三级学科和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室，构成了体系完整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体系，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为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医史教育博物馆”为辽宁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科普基地[3]。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以中国医学史教研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古文教研室(包括中医文献信息室)为核心科室，以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药博物馆、校图书馆为依托，并吸收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多个科室以及文献研究所的教研人员参加，使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4]。

河北医科大学为增强图书馆的活力，发挥中医文献研究所和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作用，正在酝酿图书馆、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整合。

学科系统

一是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药科研院所、图书报刊出版编辑单位的课题协作、教材编写协作、文献整理研究及其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教育的精品课程协作，特别是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医史文献分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全国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全国科技史分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之间的紧密协作，将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成立了学科专业委员会，聘请了全国知名专家为学术顾问，在全国较早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直接参与国家和上海市多项中医药数据库及信息网站的建设[4]。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也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参加了全国中医古文献知识库整理标引和国家科技部信息共享网中医药科学数据库的建设。今年还作为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参与全国古今名医学术思想研究，主编《燕赵名医》。

二是中医医史文献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5]。随着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课程整合、学科交叉、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机遇，跨越中医药学、文史学科、信息学科多个领域的知识系统正在形成。

三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6]。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是时代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文献交流的最高形式是交融，古籍文献与临床医学的交融则是文献交融的最高形式。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就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的交融。现存数以万计的中医古籍蕴涵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期待我们去发掘整理，并向临床提供具有实用和开拓价值的信息。而且，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文化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的开放系统。

总之，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系统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多学科知识系统、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学科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袁 浩.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封三.

2 张亭立，孙文钟.上海中医药大学部级精品课程医古文建设纵横谈[J].中医教育，2008，27(4)：20～23.

3 刘 飞，康 健.传承中医文献培养实用人才——发展中的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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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概况

中医药政策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针对中医药事业制定的大政方针、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其内容主要是以领导讲话、指示、卫生部等相关国家机关的文件、法律规范、党报社论、中医工作实践等形式表现出来。

建国后党的中医药政策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该课题的研究还非常不充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少数涉及该课题的研究者大多是中医学界的医史工作者。

从著作角度来看，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王致谱、蔡景峰主编的《中国中医药50年》（福建科技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全面反映建国50年间中医药发展概貌的学术专著，同时，陈敏章编写的《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赵含森等编著的《中西医结合发展历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等著作也对建国后中医事业的发展概况进行了梳理。但这类通史性质的研究尽管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但不可避免有所疏漏，不可能对建国后的中医政策进行更加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对于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也未能做出深入思考。

从论文角度来看，学术界对于建国后中医药政策的研究也有所涉及，如2006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专业毕小丽的硕士学位论文《建国初期的中医进修》（1949―1955），黄永秋的学位论文《建国初期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研究（1955-1959）》，陈可冀、陈士奎的论文《党和国家的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和沿革》（《科技和产业》，2002年第2卷第5期）等都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的中医药政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此外，医学界有关该课题的研究成果还有：《近50年来现代中医教育机构发展史略》（余永燕，《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年第11卷第12期）；《从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张效霞、王振国，《中医研究》2005年1月）；《新中国北京中医管理研究》（梁峻，《中华医药文明史论集》中医古籍出版社）。上述都是从医学史角度出发的研究，最近几年有些学者也开始从党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关注这个问题，比如：《建国初期党的中医政策述论》（许红霞，《传承》2008年第9期）；《中共的中医政策在新中国的贯彻――以北京为例》（刘慧娟，《北京党史》2007年1月）；《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思想和实践》（李洪河，《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可以看出，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建国以来党的中医事业及中医政策的发展和变迁这个课题，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是从该领域的总体研究现状来看，成果还是较少。

二、现状评析

（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1.对建国后中医药政策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及阶段性情况都进行了描绘。在这方面，既有全景性的鸿篇巨著，也有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既有对整个历史过程的把握，也有细致的阶段性描述，做到了粗细结合。

2.从横向上对建国后的中医药政策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有从医学史角度进行介绍的，有从党史角度进行考察的，也有从管理学角度进行解构的，做到了研究角度的多样化。

3.在研究水平上实现了从政策介绍到政策反思的转变。对于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中医药政策，学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如雷正荣所著的《对中医院发展的政策建议》、姚澄所著的《多源流视域下我国中医药政策的嬗变》（《江苏中医药》2009年第8期）等。

（二）存在的不足和欠缺

1.通史类的著作只着重于全景式的勾画和覆盖。没有做到细节记录和深入思考，并且对于党的中医政策问题往往不是通史类著作的重点。

2.中医医史类著作把侧重点放在中医事业本身的特点上，较多的关注医学发展、医院管理体制、医学专业教育、中医药管理体制、中医科研机构等专业方面，没有在一个大的政治史、社会史，或是一个更宽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察这段历史。

3.党史角度的研究成果要么局限于地方史，未能从全国的角度出发，要么局限于研究领袖人物对中医的看法，没有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建国后党的中医政策的历史变迁，也未能做出全景性的历史考察。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

药学发展史论文篇（4）

本文之所以提出本草研究的创新问题，是因为目前已经出现了研究肤浅和低水平重复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够全面和及时，也有的是属于学风问题。社会 上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本草研究中来。以下拟从本草研究的几个方面作一探 讨。

一、本草文献研究

本世纪在本草文献（准确他说是本草专著）难芯糠矫娉晒?橙弧u夥矫孀钪匾?慕?故潜静莸哪柯佳а芯俊a??帷断执姹静菔槁肌贰⑸兄揪?取独??幸┪南拙??罚?约白罱?霭娴摹度??幸酵际榱?夏柯肌返仁椋??旧贤瓿闪酥泄?诘乇静葑ㄖ?哪柯佳у鞑椤?

在本草专著的研究方面，本世纪研究得比较深入的有《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证类本草》、 《本草纲目》、《本草品汇精要）、《植物名实图考》等主要本草。所谓深入，是指对其成书、内容及版本都有过细的研究，尤其是近20年，这方面的进展非常迅速。过去一些研究较少的本草，在这段时间内有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进展， 如《绍兴本草》、《履?f岩本草》、《宝庆本草折衷》、《本草原始》、《滇南本草》等。在已有研究的本草专著中，绝大多数为明以前的本草，尤其是宋代及其以前的本草研究得比较多。伴随宋以前本草文献研究的深入，其辑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神农本草经辑注》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缕清我国本草文献发展的源头作出了贡献。尚志钧先生在宋以前本草的辑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由于本草学者的努力，南宋以前的亡佚本草几乎全都有辑佚本。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许多明清稀见的本草著作也陆续影印或校点出版。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本草全书》更是志影印全部1949年以前药学文献。而进行中的《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药学分典》如果能编辑成功，也将把古代本草文献的主要内容分类纂集于一书，这些进展为当今发掘中药宝库铺垫了道路。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大量以探讨医药成就为主旨的本草文献（主要是《本草纲目》）研究论文中，有新见解的越来越少。我们不是不需要这方面的论文，60年代初期以及80年代前期，的确涌现了许多高质量的探讨《本草纲目》对医药乃至整个古代科技的论文，但此后的有关论文数量剧增, 质量却每况愈下。辗转抄录、选题琐屑、把书中反映的历代医药成就全部不切实际地归于李时珍等现象极为严重。《本草纲目》似乎成了撰写论文以谋晋升或参加会议等的捷径。

必须直言的是，研究本草著作的文献学内容（目录、版本、辑佚等）需要良好的获取第一手资料 的条件，并非人人都能涉足并取得成就的。加之国内现存本草专著的研究已经比较广泛，并有一定的深度，因此这方面发展的空间已经比较狭窄。围着几部重要本草变看法子为之粉饰颂德，或反复讨论前人已有定论的内容，或纠缠一些目前条件不可能定论的议题（除非有出土的或新发掘的资料），我个人认为这是使本草文献研究平庸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本草文献的研究已经到头。事实上百年之间，我们还只不过是围着中国内地所存的汉文本草专著打转转。即便如此，有些本草我们的研究还很肤浅（如《滇南本草》多种本子究竟那一种能算是兰茂所处时代的作品？传世的《绍兴本草》抄本有没有一个祖本？等等），国内不有可能出现或出上新的本草专著，流散海外的本草著作也有不为我们所知者。最近从日本接引回归的《药性会元》、《药性要略大全》等本草，国内学者过去就从不知其底里。原以为失传已久的墨西哥传教士石铎碌（石振锋）所著的《本草补》，最近笔者才从国外获得了它的影印件。这说明本草书志的研究尚未完结。马继兴先生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中医药联合目录研究课题将把本草文献的调查推向深入，这就是一件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此外，非本草专者的医书，乃至非医书中蕴藏着大量未被本草专著收录的药物资料，这些资料的调查、汇纂和整理，是本草文献研究者未来的用武之地。 厚古薄今是过去医药历史研究的普遍现象，近现代本草文献还有待整理研究。少数民族药学文献至今罕有报道。和中国本草一脉相承的日本、朝鲜本草也很少有中国学者问津。因此，未来本草文献研究不应该故步自封，开拓新领域是创新的重要体现。

二、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

在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方面，本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最为辉煌。这一工作延续的时间很长，早期中外动、植、矿物分类学家根据我国古本草或民间沿袭的名称来确定某一物的中文名。尽管在这一 过程中也包含着本草考证，但前辈并没有将其依据专门记录下来。本世纪上半叶，赵??啤⒒剖ぐ住 钟观光等前辈学者把现代植物分类和中国本草知识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对本草药物进行考证，确定其分类学地位，从而开创了我国药物品种本草考证之先河。日本的冈西为人等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并授徒传道。前辈们荜路蓝缕，确定了本草中大量的药物名称。近50年来，围绕中药品种进行的研究和资源调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包括“”期间），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反映在为数众多的动植物志、中药志、《药材学》、《生药学》及《药典》等书籍中。国家药典收入的中药，首先必须确定品种。一批药学界前辈把所掌握的现代分类知识与传统本草相结合，使中药品种考证工作不断深化，由此也积淀了丰富的本草考证经验，总结了一些本草考证的方法。楼之岑、谢宗万、 徐国均等许多前辈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除大量的药物品种本草考证论文之外，集中反映这方面成就的专著当数谢宗万先生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上册于1964年出版）。该书以中药混淆品种为研究对象，这一选题本身就具有创新性。中药混淆品种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这就要求作者除具备现代科学知识之外，必须精通古代本草的内容。谢先生正是把植物分类、实地考察和传统本草考证相结合，在药物混淆品种本草考证方面独占鳌头。80年代初，为了使本草考证更上一层楼，谢先生又参加了西学中班，补充了中医临床知识这一课，使本草考证更贴合中医用药实际。正因为谢先生的知识结构的完善，使得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中）以及后来修订?的上册内容更为充实。“本草考证”在书中正式作为一个专项。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考证结果直接保证了中药用药品种的准确。然而谢先生并没有从此停步，他90年代又辟蹊径，将其多年的药物品种本草考证经验上升为理论，连续出版了《中药品种理论研究》、《中药品种新理论的研究》等书籍和论文，使这一研究由散在的经验变得有规律可寻。这一理论的产生本身就是创新，其意义远胜过零散的药物本草考证。

本文用较多的笔墨介绍谢宗万先生在药物品种本草考证方面的业绩，井无忽视其他专家成就的意思，只是想借用此成功之例，说明要想在本草研究中不断创新，必须注意结合多学科的知识，注 重解决实际问题；并及时将实践上升到理论，为下一轮更深入的研究开辟天地。同时也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创新就不能安于老套路，必须根据各人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应自己创新发展的道路。可是近些年来，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低水平重复的现象非常严重。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就可以发现许多品种中早已有人考证过的，结论雷同。有些混淆品种中的常识性问题，也有人再次重复前人的劳动。至于平时审稿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更多了。再者，选题基本上集中在植物，而动物、矿物方面的考证文章少而又少，这和本草记载的各类药物比例是不相称的。以矿物药为例，至今专门的论著只有王嘉荫1956年出版的《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

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与本草文献研究有所不同，前者需要有与药物基原考订相关的专业知识 （如动、植、矿物分类，药材鉴别知识等）。也正为如此，散布全国的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员都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地利之便，补习一些本草文献查找方面的基础知识，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药物品种混淆的实际问题，开展本草考证。至于信息来源，有志于药物品种本草考证的同道，应遵循一般搞科研的基本方法，追踪本学科最新进展。同时，在选题之前，应该检索一些与之相关的基本工具书和专著。如果《中药大词典》、《中药材品种论述》等书都不看，怎么能保证不做无用功呢？

应该说常用药物混淆品种的本草考证都已经有人做过研究了。除非有新的材料和新的见解，否则最好不要重复选题。对基层药学工作者来说，搞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注意扬长避短、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运用本草考证去解决问题。地区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是大有作为的。例如：药物混淆是有地区特征的，有些地区药物品种混淆历史非常悠久。熟悉本地区用药品种特点，对从事本草考证有着地利之便。我曾经见新疆药学工作者考证当地用的人参品种中，有古代的押不芦，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元代押不芦传人中国内地，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奇色彩。不曾想在丝绸之路的沿途，还有应用此药的地方。广西有几位年青的药学人员，他们立足于本地用药实际，进行本草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很值得借鉴。一种药物的运用，有时可以沿袭千年。民间用药习惯有时可能解决文献记载的疑似。在古本草中，至今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是不明的。例如宋《本草图经》的外草木类的药物，有很多已成为历史悬案。有些历史上被认为很有疗效的药物，至今没有人考出其基原。 例如坐拿草，从来到明，医方中都有用者。《本草图经》说：“土人用治打扑所伤，兼壮筋骨、治风痹。 江西此甚易得。后因人用之有效，今颇贵重。”此药有图，江西吉州、安徽滁州是其产地，疗效也很明确，应该说是比较容易考证的。但由于其图形的粗糙，至今未有能为人信服的考证结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寄希望于该药产地的药学工作者。如能在民间开展深入的考访，寻找到名称、疗效和形容近似的药物，是可能决这一疑难的。云南药学工作者考订《滇南本草图说》药物基原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古代本草书中，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有待考证。《本草图经》、《本草纲目拾遗》、《生草药性备要》等书此类问题最多。在考证时，除本草专著之外，应该注意充分发挥地方志等乡土文献的作用。 实地考察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瞩。此外，药物品种考证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这是一个与药物运用和生产紧密相关的问题。从生产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可以使研究工作充满生命力；从文献到文献，选题必然枯燥而无实际意义，这样的研究是难得有新意的。

三、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

药物炮制是中药学非常具有中医特色的内容。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药炮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不同的药物、不同的用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都会影响到药物炮制方法。处理 这些纷繁的炮制法，使之既有效又经济地为中医用药服务，光靠实验研究是不够的。我们不可能逐药逐法地去进行验证。更何况传统中药炮制与中医理论密切相关，实验研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本草考证有其独特的意义，它有助于缕清历史上炮制法的源流、种类及其不同的运用，为现掘、验证合理的炮制法提供符合中医用药实际的文献依据。

50年代到“”前，收集总结各地炮制经验是当时的主要工作。近二三十年以来，药物炮制的本草研究才真正蓬勃地开展起来。在这一研究中，应该特别提一下王孝涛先生的业绩。王先生本身是从事炮制研究的，他和谢宗万先生一样，接受过现代科学研究的系统训练，又具备本草考证的深厚功力，80年代他发表的有关酒制法、地黄炮制法等个案研究，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考证为此类的研究提供了范本。更重要的是，王先生与许多同仁经过近20年的努力，编成了《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1965年完稿，1973年内部印行）。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古代虽有少数几本炮制专著，但远不能反映历史上炮制发展的实际。这方面大量的资料散见于医方书中。汇集这些资料真正是沙里淘金。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专家的研究激情和行政组织的推动，集合了众多的专家，低成本甚至是完全无报酬（包括不署名）地完成这个大项目。该书从167种古医方书中摘取药物炮制资料，按引书顺序排列，为此后炮制的本草考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在此基础上，王孝涛等先生又以药物为单元，正式出版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1986年），使得药物炮制的本草源流更加系统。本草考证在炮制研究中的地位由此得以稳固建立。在从事药物炮制实验研究之前，进行与选题有关的本草考证，这已成为一定之规。

近年以药物炮制法沿革为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可是仔细核对其原始资料，不难发现，很多文章的资料并没有超出《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的引书范围。罗列史料，缺乏分析，成为某些类文章的通病。照此下去，必将使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平庸化，成为毫无新意的文献综述（甚至是文献凑合）。本草考证之所以称之为考证，不是简单地堆砌资料，而是要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从古代本草资料中缕清其发展脉络，寻求其历史原因，并提出去伪存真的个人见解，这才算是真正的研究。否则，就会使人看轻了本草考证的意义和作用。

那么，是不是说有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之类的书籍之后，单味药或单一的炮制法就没有再进行本草考证的必要了呢？否。我们反对的是依据他人已经汇集的资料，略加组织就当成考证。这样的工作毫无新意，无法为炮制的现代研究提供借鉴。但如果有更丰富的史料，更有说服力的依据，能对某些生产实际问题提供新的参考，那又另当别论。必须正视的是，《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所引用的古医书才167部，而现存的医方书至少也有4000部以上。可以断言，在《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所引史料之外，还有大量的炮制资料未得到发掘，再次广泛地汇集炮制资料是完全有必要的。当然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这一工作有相当的难度。因为靠个人之力非常困难，而要想发挥专家群体优势，其成本和凝聚力都存在问题。即使有朝一日能把所有古代炮制资料集于一炉，也不等于大功告成。分析这些史料，需要现代科学和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才会有比较正确的结论。因此，炮制的本草考证不是没有发展空间，而是需要把研究推向更深更高的层次。

另一个倾向必须注意的是，以往在炮制的本草考证方面的论著较多，但是对同样具有极为丰富内容的中药传统制剂学的本草考证却显得非常稀少。须知中药的制剂不仅种类众多，而且至今沿用不替。中成药的发展是和药剂防腐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但这方面的发展规律并无深入的考察。已故药学史专家朱晟先生生前曾和我讨论过大蜜丸蜡壳密封技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不很清楚。蒸馏技术，还有秋石（性激素）制备等先进技术，均曾在世界医药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领先的地位。但在中国，对中药制剂的本草考证在朱晟先生故去后，还没有见到卓有成就的后继之人。在未来的世纪中，亟盼有志于此的青年学者能做出成绩。

四、本草研究的相关问题

以上所谈的是本世纪本草研究最多的三个方面：本草文献、药物品种、炮制方法。但是，这就是 本草研究的全部内容吗？当然不是。药学中最为多见的实际是药物的效用问题，而这方面的本草 研究实在太少。一味药物的功效形成，决不是一句“经验所得”能概括得了的。几乎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热门时髦药，这些药物在历史上走马灯式的“你刚唱罢我登台”。影响药物使用的种种用药思想，是中药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高晓山先生等的（中药药性论）在药性理论的本草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为以后更深入广泛地开展此类研究趟出了一条道路。可以预见，药物效用的浮沉隐现历史的研究，将会为当代药学发展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借鉴。这方面的研究是广大临床医生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药物发展过程中不仅品种方面存在着同名异物的问题，同时也存在同物异位（药用部位）的问题。有些药物古今用药的部位是不相同的。笔者曾对龟甲（全甲）向龟板（下板）演变的历史进行了本草考证，结果证实李时珍所说“（龟甲）古者上下甲皆用之”是完全正确的。现代实验研究也支持龟上下甲可以同等入药，因此，从1990年开始，《药典》将久已废弃的龟上甲重新作为药物；龟甲又恢复了其历史的真实面目。类似这样的例子决不只是龟甲一味，还有待更多的学者从用药实际出发，将药物同物异位的种类加以梳理研究。

在药物品种、炮制、效用、入药部位、用药分量等方面，同样尊崇《本草经》和张仲景用药的日本、朝鲜，却有很多与中国不一样的地方。例如茵陈蒿，中国讲究的是“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茵陈当柴烧”，即使用幼嫩的苗，而日本却使用结了果实的老蒿。是什么历史原因造成其中的许多差异呢？ 这就是中外用药比较的本草研究课题。尽管已有许多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但系统深入的调查和考证尚未开展起来。

道地药材的研究也是适用本草考证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这一研究受到了重视，被列为重大课题进行攻关，有关的专著也已出版。道地药材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既有经验的总结，也有 社会因素的促成。各道地药材产区的药学人员如果也能参与到这一研究，利用地利调查乡上史料、民间口传，可望使这一研究更加深入。

药物的栽培驯养在我国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这方面的本草研究一般不受人重视。可是，就本人所知，栽培菌类植物茯苓至少在南宋已经开始，其方法与现代相差无几。此外，我国唐代就有 驯麝取香的先例，北宋就开始淡水养珠，南宋就有人工牛黄……这些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和外国人争发明权，而是有可能为当今中医药发展提供直接的启示。人们熟知的浙八味、四大怀药等，可是又有谁肯下工夫将其栽培发展历史流理清楚呢？

药学发展史论文篇（5）

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在1930年代已见成绩;而较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则是最近二、三十年间的事。笔者曾撰写〈中国医学史研究述评〉,载《历史与文化》第1期(1998年);本文是在此基础上再作补充,务求更全面地介绍二十世纪出版的中医史研究及相关书籍,作为研究入门的阶梯,除中文着作外,酌量兼及英文、日文论着,不过基本上限於通论性撰述,专科专题的中医史着作为数甚多,相信遗漏在所不免,这是要请专家学者见谅的。

(二)二十世纪前期的研究概况

中国学界对医学史的注意,始自二十世纪初年,不过早期出版的着作均属西方医学史范畴,并且都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1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先驱,首推陈邦贤(字冶愚,1889 - 1976)。他所着的《中国医学史》,是中国第一部探讨中医历史的着作。此书初由上海医学书局於1920年发行,依次叙述太古、周秦、两汉、晋隋、唐、宋、金元、明、清及民国的医学,详於今而略於古,清代和民国时期占较大篇幅。着者对历代医政、名医、名着及所形成的新学说、新成就作了系统的介绍,在疾病史的论述上亦多创见。2 台北远东图书公司於1956年重印此书,但署中国医学研究会主编。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其後作了较大的修订补充,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於1937年出版,收入王云五、傅纬平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一辑,自此更为学界所推重。修订本内容分为上古医学、中古医学、近世医学、现代医学、疾病史五篇,叙述中国医学的起源和演变、医术的发展、外国医学的传入等。论者指出,此书「改文言为白话,特别是近现代医学的论述,其引录多注出处,且对史料堆集之弊有了较明显的改变。3台湾商务印书馆曾於1958年据此版重印,所以流传较为广泛。

一批由中国人自着的医学史书籍都不约而同在1930年代出现,反映了有关方面的研究已经时机成熟。当中有的介绍西方医学史,4也有全面记叙世界各国医学发展历史的,如李涛(1901 - 1959)编着《医学史纲》(上海: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1940年),除论述西方医学史外,还注意到各国医学的互相交流,如中国医学输入日本,西域医学传到中国,以及西方医学输入印度、日本及中国等。5此外,有的着作注重西医传进中国後的情形,6也有关於中国医药卫生发展史的。7

王吉民(1889 - 1972)、伍连德(1879 - 1960)着《中国医史》上、下卷(中央防疫处,1932年初版,1936年第二版),8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医学史专着。此书上卷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古代或传说时期(公元前2697 - 前1122年);二、黄金时期(公元前1121 - 前960年);三、争鸣时期(公元前961 - 公元1800年);四、现代或转折时期(公元1801 - 1936年);下卷介绍现代医学(即西医)传入中国的经过,以及西医院、西医院校和现代医学教育的情形。此书是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医学史的主要依据之一,至今仍有颇大的影响。9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李涛的《医学史纲》及王吉民、伍连德的英文《中国医史》,被誉为早期的三部中国医学史代表作。

还可介绍的是两册中医中药辞典。首先,是谢观(字利恒,1880 - 1950)等撰着的《中国医学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从医学、身体、方名、药名、病名、医家、医书七个方面,选收了七万余条词目,凡三百五十万字。作者编写此辞典时,参考了二千余种书籍,取材较为广泛,内容也较丰富。此辞典在1949年前曾再版数次,其後台湾商务印书馆於1958年印行台湾版,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又於1995年影印出版,另外还有两种改编本。10

其次,是陈存仁(1908 - 1990)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上、下册,约成书於1935年,收录历代文献所载的各种药物！和药物内容,包括命名、定义、处方、同名、古籍制名、外国名称,以及学名、产地、形态、成分、效能等,近二百万字。此辞典取材广泛,解释也较详尽;但内容主要是罗列资料,兼收并蓄。学界指出其中有些论述不够确切,引述资料亦间有错误。11此辞典後来有香港上海印书馆重印本。

(三)二十世纪後期中国内地的研究进展

1949年後,中国医学史研究在中国内地续有进展。首先需要一提的,是陈邦贤编着的《中国医学史》,1957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三次修订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更充分的史料,对医学的起源、发展的动力、医学史分期、史料的运\用,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内容较前两版有所提高。12

1970年代以来,有关中医中药的着作渐见增加,上海中医学院编《中医学基础》(香港:商务印书馆,1975年),是其中一种较容易入手的新编中医学教材。此书将原有的《内经》、《伤寒论》、《温病学》、《中医诊断学》四门课程精简为一,〈绪论〉且扼要介绍中国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

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是中医史专着中较具特色的着作之一,「着重阐述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突出了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观察和长期医疗实践,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中医辩证论治这一独特体系。13书中利用了一些新近出土的资料,对医学理论的发展亦有较好的整理。

俞慎初着《中国医学简史》(褔州:褔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是一册逾五百页的着作,分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现代五大历史时期,阐述医学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现代医学〉篇着重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医药卫生成就,尤为值得重视。14

范行准着《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对中医的起源、发展、成熟、充实、衰变、孱守等几个阶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此外,关於民间 医生的医疗活动对中国各学科的推动作用,传信方在普及医疗保健事业中的功绩,门阀与山林医家的学术分野,以及鼠疫、天花等传染病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影响等,有较详细的说明。

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史的着作,有:赵璞珊着《中国古代医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李经纬、李志东编着《中国古代医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史兰华等编《中国传统医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及廖育群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医学卷》(渖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郭成圩主编的《医学史教程》(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有关中国的部分很多。近年出版的中医史讲义渐多,15较新的一种是程之范主编《中外医学史》(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年),此书首述世界医学史的发展,而以过半数篇幅介绍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医学史。

史世勤主编《中医传日史略》(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介绍中医传入日本的历史以及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概况,书中亦有日本着名汉医及汉方医籍的简介。潘桂娟、樊正伦编着《日本汉方医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年),是全面探讨日本汉方医学发展史的专着。贾春华着《日本汉医古方派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1996年),则专门探究日本的古方派。至於中国医药传入朝鲜的历史,中文方面似乎未有专着出版,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反而日本医家曾作过较深入的探讨。16

较为简易的中医史知识读物,有傅维康着《杏林述珍──中医药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及刘国柱编《中国医学史话》(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此外,还有周一谋等编《中医史话文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颜克海编着《论中医学术渊源?体系?发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及陶御风、洪丕谟、王佑民着《中国传统医学漫话》(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陈乐平着《医俗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也值得一读。医家传记有张志远主编《中国历代名医百家传》(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孙文奇编着《中国历代名医集录》(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则介绍历代名医近千人。另一种值得推荐的小书,是黄仓、王旭东着《医史与文明》(北京:中国医药出版社,1993年),从历史角度对中西医学的两种体系加以分析,追溯中西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强调「以史为鉴、「以史为补,使其成为中国医学走向未来的阶梯。

严世芸主编《中医学术史》(上海:上海中医学院,1989年),与一般的医史比较,在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所增加,更强调了中医各家学说发展的脉络。踏入1990年代,医学与文化的关系受到较大的重视,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提出「文史医学的新学科概念,认为「文史医学就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史典籍中的医学史料和医学思想,以及医学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17此书以外,还有高春媛、陶广正着《文物考古与中医学》(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更可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有关中国医学文化史的着作:其一,是马伯英着《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二,是马伯英、高曦、洪中立着《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这两种都是洋洋数十万言的巨着,相信有关方面的研究,今後还会受到更大的重视,甚至朝着更专深的方向推进。

(四)二十世纪後期港台地区的研究进展

香港方面,1949年前後有不少内地医家南来,中医界较前蓬勃,当中亦有一些医家致力於撰述,例如陈存仁着《中国医学史图监》(香港:香港上海印书馆,1968年),亦题《中国医学史》(香港:中国医学研究所,1969年)。此书的英文译本於1977年出版,亦可参考。18顺带一提,陈存仁曾接受香港《大人》杂志之邀,连续撰写了《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两部关於旧上海生活的书,当中有不少关於医药界的轶闻。《银元时代生活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2000年重刊,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史料看待。

此外,有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讲义》(香港:医药卫生出版社,1968年)、吕尚志编写《中国古代医学家的发明和创造》(香港:上海书局,1971年),及上官良甫《中国医学发展史》(香港:新力出版发行公司,1974年)、任勉芝《中国医学史大纲》(香港:新亚医药出版社,1976年)。近年江润祥、关培生合着《杏林史话──中国医学史论文集》(香港:中大出版社,1990年),也有助於对中国医学发展史的认识。谢永光编着《香港中医药史话》(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则是第一本探讨百多年来中医药在香港发展的着作。

台湾方面,1960年代初有一种英文的中医史出版,19此书附有中文翻译,题为《中国古今医药史纲与美苏医学进展鳞爪》,署徐学嵘原着、王吉人审校、王以文节译,在台中印刷,但无出版社及出版地。较早的中文出版物,有杜聪明(1893 - 1986)着《中西医学史略》(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杜聪明早年留学日本,其後赴欧美深造,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及医学院院长等职,在医学界享有盛誉。

197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医学史的着作。最早的一种,当推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上、下册(台北:华冈出版部,1974年)。此书除导言外,共分十章,从医政制度、病名、疫病、药物、名医传、重要之医典、医药教育等方面,分述各时代医学发展的状况及其特点,在同类着作中,是比较详细的一种。论者指出,该书在论述西医传入後对中国医学发展,以及中国医学东传韩国、日本,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且给读者以新的启示。20其次,有陈胜昆着《中国传统医学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及《中国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

1980年代出版的中医史着作,有郑曼青、林品石编着《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及史仲序着《中国医学史》(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郑曼青、林品石此书是陈立夫主编「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的一种,书首有陈立夫〈我对於中西医药的看法〉(代序),内容编排不依一般史书的朝代划分,而按中医药的实质演变,分十六章论述,计为:中华医药源流、中华医药文献中之最古医典、《伤寒论》、中华医学中之阴阳五行、中华医学中之道家思想、病机、诊法与脉法、治法与医方、鍼灸学之发展、唐宋时代外国医药之传入、金元四子之学及其流派、《本草纲目》、历代医政及医学教育、医德及禁例、近代医学之大变、中医之衰落及其未来。史仲序此书的处理方式则采折衷办法,前五章叙述上古至清代的医学,分为「巫医相混、「医学隆盛、「汇注医籍、「医学檃鸣及「医学没落五个时期,後七章分论中西医学贯通、针炙医学经纬、中国药学发展、历代疾病载记、卫生保健纪要、历代医事制度、中国传统医德。21此外,还有一些不着撰人的普及读物,如《中国医药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中国医学家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等。

1990年代初,有王树岐、李经纬、郑金生合着《古老的中国医学──中国医学编年史研究》(台北:纬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近期出版的有二,一种是魏子孝、聂莉芳着《中医中药史》(台北:文津 出版社,1994年),另一种是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台北:知音出版社,1994年)。魏子孝、聂莉芳均毕业於北京中医学院,任职中国中医研究院,其书共有九章,记载中国自远古至清代的医学发展。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之书,是由北京、上海、湖南、广州,黑龙江的中医学院教授合作撰写,详述医药学的起源(远古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早期的医药卫生实践(夏代至春秋)、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战国至三国)、医药学的全面发展(两晋至五代代)、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明代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近百年的中国医药学(1840-1949年),内容编排颇有条理,书末附有中国医学大事年表,适合高等院校作为教学参考之用。

(五)有关中国医学史的外文着作

19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医学史亦开始留意,不过他们的角度多不纯粹着眼於中医史本身的发展,而是注重医学思想、比较研究及当代情况等。22近年,我们还可以在国际互联电脑网页上看到有关中国医学及医学史的研究发展概况。23顺带一提,德文、法文方面,也有一些关於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24

廖温仁《支那中世医学史》(京都:弘文社,1932年初版;东京:科学书院1981年重印本),是早期以日文写成的中医史着作。陈邦贤着、山本成之助译《支那医学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40年),据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37年版译出。1990年代出版的有:石田秀美着《中国医学思想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吉田庄人着《中国名医列传》(东京:中央公论社,1992年);小曾户洋着《中国医学古典与日本──书志与传承》(东京:塙书房,1996年),主要透过中国古代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学传到日本的情形。顺带一提,赤堀昭介绍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专文,是很有用的入门参考。25

日本方面称中医中药为「汉方药,近年则以「东洋医学之名作为「西洋医学的对称。所谓「东洋医学,就是指自古以来从中国传入的医学而经日本修饰和补充的医疗体系。1972年成立的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总合研究所,是日本最早的东洋医学研究机关,该所所长大塚恭男着《东洋医学》(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对东洋医学与西洋医学、日本的东洋医学史、日本东洋医学与中国医学等问题均有简明扼要的论述。

(六)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及其展望

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除了出版着作外,还要注意工具书的编纂和学术期刊的编印,这两方面已取得若干成绩。首先,有关中医中药的图录和工具书,19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例如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庄兆祥、李宁汉主编《香港中草药》8辑(1978 - 2000年),又有萧培根等主编《中国本草图录》12卷(与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合作出版,1988 - 1997年),这些都是科研成果的彩图纪录,为中医中草药研究奠下了更紮实的基础。李经纬主编《中国古代医史图录》(北京:人卫生出版社,1992年),收录文物图片二百六十种,从先秦到清代,供教学和参考之用。图文配合的出版形式,是新时代的一种需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传统医学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是目前有关中国医学史及相关知识最全面和完备的工具书。陈新谦编着《中华药史纪年》(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4年),按年记载中国自远古时代以来数千年间在药学领域中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下迄1983年,亦方便参考。宋木文、刘杲主编《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第13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为医药、卫生卷,有中医、中药着作近二千种的介绍。不过,平心而论,适合时代需要的参考工具书仍然十分缺乏,有待努力和改进。

其次,医学史期刊的出版也渐受重视。比较集中地刊载中医史论文的,是《中华医史杂志》(季刊)。其前身是1947年创立的《医史杂志》,1953年更名为《中华医史杂志》,後曾停刊,及改称《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人民保健》,1980年起复刊,定为第十卷,而将前此各期编为九卷,由北京中华医学会出版。26至於二十世纪出版的医史论文资料,为数虽然不少,估计逾一万篇,27但内容繁简不一,水准参差不齐,影响所及,连带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也被人忽略,学界对此必须加以检讨。

随着大规模对中国医学知识的整理和出版,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成果日见丰硕。由陈敏章、李经纬及多位专家学者合力编着的《中国医学通史》,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此书共四百余万字,分为四卷:一、古代卷(原始社会至1840年);二、近代卷(1840年至1949年);三、现代卷(1949年至1995年);四、医史文物图谱卷(收录古代至1995年间的图片近一千幅)。这是现时最具规模的中国医学史着作,综合了二十世纪多位医家学者的心血结晶,希望从二十一世纪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所录,有:【英】马克斐(R.C. Macfie)着、【英】高葆真(W.A. Cornaby)译、曹曾涵校:《泰西医术奇谭》(上海:广学会,1911年);丁褔保译:《西洋医学史》(上海:医学书局,1914年)。较後出版的,有周云路译:《医术的浪漫史》(上海:广学会,1929年)等。

2. 参阅方鸣、金辉、杨慧林、唐建褔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陈邦贤编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3。

3. 同上注。关於陈邦贤的生平和贡献,可参李经纬〈中国着名医史学家──陈邦贤〉,《中华医史杂志》16卷4期(北京:中华医学会,1986年),页193-198;蔡景峰〈陈邦贤先生对中国疾病史研究的贡献〉、王致谱〈陈邦贤先生早期医史学研究工作〉及陈定闳〈医学史家陈邦贤教授的人格修养与学术修养〉,《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11-19。

4. 陶炽孙编:《西洋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相信是中国人自编关於西方医学史的最早着作。此外。有【日】石川光昭着、沐绍良译《医学史话》(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

5.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李涛编着《医学史纲》〉条(蔡景峰撰),页1224。

6. 汪于冈、葛成慧着:《新医业概况》(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30年),介绍西医输入中国以後发展情况。此外,还有鲍鉴清着:《我国新医之解剖学史》(自然科学季刊编辑部,1931年)及毕华德着:《我国西医眼科之起源及现状》(上海:中华医学杂志社,1931年)等小册子。较後出版的,有江道源着:《十九世纪前中华基督教对於医学之贡献》(兖州:保禄印书馆,1942年),介绍唐代、元代及明清之际入华基督教教士在医药上的成绩;又有范行准撰、余云岫校:《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中华医学史学会钧石出版基金委员会,1943年)。

7. 如王吉民着:《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上海:新中医出版部,1930年)、陶炽孙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马允清编:《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天津:益世报馆,1934年)等。

8. Wong, K. Chimin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e Service, 1936; repr. New York: AMS Press, 1973).

9.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王吉民、伍连德着《中国医史》〉条(蔡景峰撰),页1223-1224。关於王吉民的生平和贡献,可参傅维康〈医史园地悉心耕耘50年──着名医史学家王吉民〉,《中华医史杂志》17卷3期(1987年),页145-148。

10. 樊正伦、张年顺根据谢观[！]等编《中国医学大辞典》1926年重印本加以整理,由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此外,又有谢观主编《中华医学大辞典》上、下卷(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可见这辞典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中国医学工具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

11. 参阅施宣圆、王有为、丁凤麟、吴根梁主编:《中国文化辞典》(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页539。

12. 同注2。关於陈邦贤此书三个版本的异同,可参张慰丰〈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陈邦贤〉及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2-10。

13.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条(傅芳撰),页1225。

14. 关於俞慎初的《中国医学简史》,可进一步参阅余瀛鳌的书评,载《中华医史杂志》14卷4期(1984年),页248-250。

15. 较重要的教材是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最初於1960年刊行,其後曾经修订;此外,有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及陕西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 三木荣着:《补订朝鲜医学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阁出版,1991年),包括作者的《朝鲜医学史》和《朝鲜疾病史》两种专书,内容甚为详细,亦记述了中国医学与朝鲜的关系。

17. 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页1。此书共有三部分,上编总论包括〈文史医学概述〉、〈文化背景与医学通论〉两章,中编各论分别探讨甲骨文、十三经、诸子、史书、政书、文集、类书、诗词散曲、笔记小说、古文史工具书及其他方面的医学史料和思想研究,下编是文史医学年表,其编排和内容结构,大抵上为文史医学的研究竖立了规模。

18. Hsu, Hong-yen, Peacher, William G., Chen’s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Hong Kong, 1977). 此书有台北新医药出版社版,署许鸿源、毕球?威廉编译。

19. Evan H. Shu,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a and the Review of Medical Progress in America and Russia, 1962.

20.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4。

21. 关於史仲序的《中国医学史》,可进一步参阅赵石麟的书评,载《中国医史杂志》19卷3期(1989人),页191-193。

22. 主要的着作有:

(1) Arthur Kleinman (ed.),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ealth Care in Chinese and Other Societie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Public Health Service, 1975);

(2) John Z. Bowers, William Hess, J., Nathan Sivin (eds.),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3) 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 – 1937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药学发展史论文篇（6）

    【论文摘要】中医药高专院校以培养乡土中医药人才为己任，在中医药高专因各种原因淡化传统文化教育的情况下，，指出中医药高专人才应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和医学人文素质。各地乡土文化是祖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富含中医药文化，中医药高专开展乡土文化教育有利于培养热爱家乡、热爱中医的实用中医人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大地，每一方圣土都有着成千上百年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因素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医药文化作为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它自然而然地渗透于每一寸乡土。乡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将乡土文化融入到中医药高职高专教育之中，有助于培养热爱家乡、热爱中医的实用中医人才。

1中医药高专以培养“乡土中医药人才”为己任

      中医药高专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当地城镇社区和农村基层培养专科层次的实用中医药人才。中医药高专院校的多数学生从故乡来，学成后又回到故乡去反哺于故乡。所以，中医药高专教育主要是培养愿意到基层去，能为本土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乡土中医药人才”，简称“下得去、用得上的中医人才”。

2中医药高专应加强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教育

    在高职高专教育强调“以就业为导向，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为度，注重技能培养”的影响下，加上学制短，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交叉教学，生源素质较差等原因，中医药高专院校很少注重给学生喂养优秀传统文化的食粮，易使当代青少年学生错误地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产生功利主义思想。尤其是在“就业就是一切”指挥棒的指挥下，有些中医药院校更是舍弃了“人文”传统，“把大学降低到市场经济的附属地位，市场需要什么，大学便做什么，一种产销对路，短、平、快的人才培养模式悄然形成”

    医学是对生命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和实践活动，医学科学发展的过程始终贯穿着人文精神，脱离人文关怀谈医学，学生就会成为医学匠人。中医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脱离传统文化谈中医，学生很难真正理解中医，也就学不好中医。乡土文化是一个特定地域内发端流行并长期积淀发酵，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乡土文化的地域范围放大到全中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从学习乡土文化入手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易于接受。所以，不论课时有多么紧张，不论技能是多么的重要，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教育对中医药高专来说是必需的。

3中医药高专开展乡土文化教育的途径

    乡土文化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将乡土文化教育列入人才培养方案，贯穿于教学之始终，分阶段实施是一条有效途径。由于中医药高专教育学制短、课时紧张，乡土文化教育的教学时间和教学形式可以灵活安排，可通过开设课程，组建兴趣小组，建立专题网站进行辅导，举办学术讲座、文化节和知识竞赛等多种途径实现。如我校在中医药类各专人才培养方案中列入《三峡文化与三峡中医药》这门课程，纳入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之中，前4个学期均开设，每学期32学时，教师和教学时间不固定，灵活安排，重在营造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生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学。

3. 1入学教育普及乡土文化，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1)开展乡情教育，强化学生热爱家乡之情。每个学生对家乡都有或多或少的认识，但由于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乡土文化教育的缺失，学生对家乡的了解多数是零碎的片断，不够系统全面;多数是直观的感受，缺少理性的思考。在新生入学前两周，学校结合军事训练的理论教学时间，用4-6个学时向学生讲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发展现状、未来规划等，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发展历史，强化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如我校地处长江三峡库区，学生入学时就对学生讲长江文化、三峡文化、讲三峡库区沿线城市未来的发展，顿时使学生开拓了视野，对家乡产生了自豪感、认同感。

      (2)开展本地中医药历史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医之情。中医药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各个地方乡土文化中富含中医药文化。学校通过系统研究整理后，在新生入学时开展1次本地中医药历史与来来的讲座，安排1-2次参观，如参观学校中医药博物馆、中药园、中医药专业实训室等，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医药在治病救人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如我校每年均安排中医药类专业新生参观校内富有特色的中医药实训中心、中医文化陈列馆、中药科技馆、生命科学馆、药用植物园，并讲解长江三峡地区中医历史文化，学生一开始便对中医药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和浓厚的学习兴趣。

药学发展史论文篇（7）

中医药学在历史上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今天，仍在为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卫生保健做出新贡献。笔者从事中医药教育工作三十余年，本文从中医药发展面临的机遇及挑战角度，剖析我国中医药教育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以期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高等教育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

一、中医药教育发展面临的机遇

1、国家政策方面

新世纪之初，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医疗体制改革已到攻坚阶段，医疗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医药教育事业在新形势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与选择，在这关键时期，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医药学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推进中医药的现代化。”讲话虽然简短，但内涵十分丰富。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中医药教育事业的一贯关心和重视，同时对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医药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不但明确了中医药学的科学性和文化性，同时肯定了中医药学历史和现实的作用和地位。

2、中医药学自身的专业特色

（1）中医药学的医学哲学特色：“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是中医哲学特色所在。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这个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医的哲学基础，所以强化“道在于一”，是自然规律的哲学思考。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变化规律分析中医药学发展史，历史表明：古往今来的中医学家都没摆脱哲学对他们的支配，这是把握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关键。

（2）中医药学的研究方法特色：其一，中医传统研究方法早就寓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逻辑方法于其中，诸如比较和分类、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证明和反驳、三段推理等，尤其重视逻辑推理的作用。

二、中医药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

1、中医药人才培养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医学与社会的发展需求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中医药人才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但是现有的形式单一、内容呆板、缺乏灵活多变的中医学教育模式未能紧随医学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而变更，专业结构不合理、范围狭窄、缺乏灵活性的结果是：中医院校毕业生择业难，甚或无人问津，出现医疗卫生人才的短缺和中医药人才相对“过剩”的尴尬局面。

2、课程内容陈旧、课程安排不很合理，学生知识掌握泛化

在中医药有关课程体系的设置中，包括因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局限性所出现的病症（如烈性传染病等）以及对此必须采取的诊疗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在当今医学科学一体化的背景下，陈旧或被西医内容所代替，而在中医学教材中对这部分内容的更新，却远远滞后于现实。面对现代西医学的强劲冲击，中医学生难免对“博大精深”的中医药理论产生一种困感和茫然，理想的、系统的、规范的中医思维的培养受到置疑和影响，更甚者，极易出现“西化”、“异化”的倾向。

三、结语

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应该有的放矢，不断的提升高等教育的水平和质量。笔者认为，目前的中医药高等教育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首先需要我们转变教育理念，传统的中医药教育只注重中医药理论中的基本内容的讲述，课堂上采用“填鸭式”的教育方式，这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中医药文化素质将起到很严重的阻碍作用，这就需要从老师到学生教与学两个方面转变教育观念，将原来的“传授”型教育理念转变为“引导”型教育理念；其次，需要课程设置的改革，中医学是一门富含哲理和临床经验，并自成体系的学科。无论是其理论体系，还是其研究方法，均有着不同于现代医学的地方。再次，高等中医药院校建立“回归制度”，定期对毕业生实施返校继缕教育。“回归制度”就是要高等中医药院校对毕业学生定期实施返校再教育，进一步使毕业生有一个继续受教育和继续学习、深入研究的机会。最后，注重能力培养，促进全面发展，着眼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断优化中医人才的知识结构，达到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既有合理知识结构，又有较强能力和创造才能的中医人才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陆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就学习重要讲话》，引自《中国中医药报》2001年6月。

药学发展史论文篇（8）

中医药现代化的提出和实践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如何系统实施中医药现代化则进展甚小。这涉及多方面的因素，而认识和观念至关重要。

1.中医药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吸取当代科技和文化的精华积累发展起来的，中医学就是在不断的创新和实践中完善和发展自身，而是其曾经处于领先地位。而在近代，中医学由于没有及时吸取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和创新而导致落后。因此，只有实施中医药现代化伟大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才能使具有双重属性的中医药发展为主流医学。纵观中医数千年的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先辈们不断创新的历史画卷。《黄帝内经》的作者们吸取了古代哲学思想，融会了古代解剖学、生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物侯学……从无到有地创建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开创辩证论治之先河，虽‘攘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全书不见引经据典，而是在字里行间融会了先辈的学术精髓和自己的真知灼见。… 解放后，对中医药进行系统的总结，创建中医药各个层次的教育，医疗和科研体系，这更是空前的创新壮举。可以说，中医学前进的每一步，都是创新的结果，没有创新，就没有今天的中医学。

2.对中医药现代化内涵的理解

中医现代化的经典定义是：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武装中医发展中医；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中医、阐明中医。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多学科地研究中医药传通的独特的理论及丰富的临床经验，以探索其规律，揭示其本质，发扬其精华，除其糟粕。使中医理论经过实验科学的论证，成为严密的科学体系，把中医药学提高到现代科学的水平上来，使临床诊断，治疗具有客观指标并不断提高其疗效。

这个定义包涵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中医学要运用现代科学和技术（包括现代医学〕的相关成果，使其成为中医学的组成部分。

第二层含义是，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分析和制订中医药诊断和治疗的客观指标体系。这包括许多方面，如诊断的生理生化指标，药物的成分和药理作用等。

第三层含义是，中医药的基本理论需要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融入和对其本质作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阐释。

3.中医药学科性质与中医药现代化

中医理论表现为哲学的思辨属性，具有社会科学的属性，而其应用则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认识中医科学的这一特点对如何实现中医药现代化是必要的。

控制论认为，认识客观“黑箱”有两种方法，即打开和不打开黑箱。中医的有诸内必形诸外，就是在通过不打开黑箱的办法研究中医药，而且取得相当大的发展。中医的很多理论是无法通过现代研究来证实的，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现代研究无法证实它的存在，然而它在实际应用中却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如果一味的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医的本质、中医疾病的本质及转归的机制，是行不通的。过分追求中医药的客观化、标准化、量化只能把中医引入死路。并且，如前所述，还原方法不是无条件有效。

4.中医的继承和现代化创新

中医以整体观和辩证论治为其基本特点，并创立了许多诊疗方法，如中医中药、针灸、食疗、推拿导引和气功疗法等，各有其独特优势和特色，是先辈们几千年呕心沥血的成果，必须继承和创新发展。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称为继承；而不管谬误，一并兼蓄，能叫继承吗？而如今中医继承和创新的情况是：一方面不能很好继承中医理论和实践的精华，如中医食疗、推拿导引和诊疗气功自古就是中医的一部分，有许多精华的部分，而今没有‘正式’列入中医药高等院校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之中。如只有少数学者知道中医药的经络理论、药物归经理论和阴阳理论都与气功实践有紧密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创新不足。这固然与中医学科特性有关，而最关键的还是打破观念和认识的束缚。二十一世纪，中医药面对着全球由‘工业经济’时代走向‘知识经济’、‘信息科技’的新时代，面对着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的大市场和竟争激烈的医药市场，面对着现代西医学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而飞速发展的新形势，只有不断和勇于创新，才能正确认识、把握和发展中医，才能使历史悠久的中医生机勃勃。

5.坚定不移地探索和实现中医药现代化

中医药现代化是中医药改变其落后于时代现状的历史必然，是一项伟大的科学实践，需要付出长时期的艰苦努力。几十年的中医药现代化的探索实践，虽然积累了许多经验，但中医药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还没有一个系统框架。我认为，必须成立一个以中医学药学科为主，由多学科、多方面人才组成的中医药现代化的实体组织，研究和制定中医药现代化的方针、方法、模式、实施办法、实施容、计划安排等。

中医药高等院校担负着中医药继承和发展的历史重任，有着相对系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先期的实施和突破点自然应在中医药高等院校。可先进行各个专业、各个方向的各个突破。然后由各个方向到专业，再与专业到学科进行综合，就会勾画出中医药现代化的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轮廓，以形成阶段性、相对完整现代中医药学的理论和实践体系的初步框架，并不断的创新、发展和逐步完善。沿着这样的思路坚决的往前走，中医药现代化的蓝图就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药学发展史论文篇（9）

中国自秦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每个民族因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医药创造和积累，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又各具特色体系的传统医药，并以各种文字记载或口耳相传等方式传承至今，即为医药文献。卷帙浩繁的民族医药文献是民族医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只是研究医药本身，同时也是传承民族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的重要根脉，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见证。凿通悠悠时空隧道，我们再来研究这些往圣先贤们留下的宝贵医药文献，它仍然是我们推进社会发展的“价值客体”。

一、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的涵义

（一）民族医药古籍的界定

少数民族医药简称民族医药，该名词出现的时间并不太长。民族医药古籍文献是指中国55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古代书册、文献典籍和口碑古籍及碑刻铭文等医药文献。

我国各少数民族古籍存世情况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少数民族古籍的含义比汉族古籍要宽泛，界定的时间范围也有所不同。1984年，国务院对少数民族古籍范围作了详细的界定：少数民族古籍，包括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其时间范畴与汉文古籍一样以1911年为下限，但“因族而异”，部分可延伸到1949年。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文献和现代文献的划分，其时间范围的界定可参照此标准执行，也就是说，根据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有的民族医药古籍文献可以定到1949年以前。

（二）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的分类

民族医药古籍文献是各少数民族医药历史的记录者和见证者，从目前发掘整理的情况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其一，有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这类民族医药文献相当多。它们有的刻于戈兰树的叶片上，被称为贝叶经；随着造纸业的发展，又出现了纸板经、手抄本、印刷本等载体形式。

其二，没有文字记载的口碑古籍。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医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如侗族歌谣所唱“古人讲，老人谈，一代一代往下传。”这些口传史料就成为少数民族丰厚的口碑文献，即口碑古籍，也有人称之为“口承民族医药学”。这些民族的医药学虽无典籍可循，但民间多有流传。然而这些口碑古籍正在不断流失和消亡。近几年来经过不断的抢救、发掘，我们用汉文表述其医药学理论和经验，整理出版了一些民族医药学的奠基性著作。

二、开展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研究的必要性

（一）开展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研究的背景条件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为保护、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2007年12月，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委、卫生部、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了发展民族医药的重要性和指导性，为民族医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随着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进一步实施，民族医药研究渐成热点，民族医药迎来了又一个发展的春天，民族医药的发展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民族医药的学术发展不能抛开文献，而且必须依赖文献的支持。由于受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文献损毁现象比较普遍，再加上流失、流传错漏以及持有人秘而不传等原因，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文献存世数量较少。并且，随着民族传统医药文化的变迁和现代医药的迅速推广，为数不多的传统名老民族医相继逝世，后继无人情况日益严重，如不及时开展和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医药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文献将更多的成为“研究者构想的影像”，而不是它本身。

（二）民族医药古籍文献开发利用现状和前景

民族医药事业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得到了迅速发展。80年代初，国家民委成立了第一个抢救、保护少数民族古籍机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出版规划小组。在其领导下中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地、盟建立了民族古籍整理与研究机构，一些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先后建立了古籍研究所。作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仅抢救了大量的民族医药古籍文献，还公开出版一些有价值、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医药文献精品。2010年7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广西召开民族医药文献整理和适宜技术筛选推广项目启动会，国家将投入7480万元建成民族医药古籍文献基础数据库、《全国民族医药古籍文献总目》、出版150部民族医药文献、筛选推广140项民族医药适宜技术。这是迄今为止中央财政投入经费强度最大、直接用于民族医药文献整理及适宜技术筛选推广的公共卫生专项资金项目。

进入新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电子、计算机、通讯、复印、声像、光学、视听等技术以及图书的各种保护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古籍文献的抢救、保护及开发利用工作，从根本上解决了古籍文献的永久性保存问题。例如我们可以采用复印、拍摄、电脑照排等现代化手段，把濒临消亡的少数民族古籍尽快抢救、保护起来。为了更好地发挥民族医药古籍的作用，我们应借助现代化信息服务的主体――计算机数据库强大的网络功能，对古籍文献进行数字化建设，从而达到资源共知、共建、共享的目的。

三、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研究价值

（一）总结历史经验，弘扬民族文化

民族医药文化深深植根于该民族的文化土壤，有其独特而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并与本地特有的哲学、宗教、教育、风俗民情、民族迁徙、地理沿革和气候特点等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民族医药发展史，就是一部民族发展史的缩影，对于了解本地区民族发展沿革和社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民族医药古籍文献是民族医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只是研究医药本身，同时也是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的重要根脉，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见证。

（二）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

民族医药古籍文献是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因此发展民族医药，深入发掘和整理民族医药古籍文献，不仅仅是一个医疗和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保护民族自尊、尊重民族感情、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政治问题，这种影响比任何理论宣传显得更直接、深刻而持久。

（三）加快整理步伐，提高学术水平

根据现阶段民族医药古籍发掘整理的情况看，有些有文字记载的民族医药，上升到了学科的水平，建立了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如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傣医药和壮医药等。有些民族医药虽具有丰富的医疗经验和一定的理论体系，但理论体系尚不够完整，需通过进一步整理使其完整化，将来能上升到学科水平，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苗医药、彝医药、侗医药、土家医药和朝医药等。通过对这些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对其内涵做更深入的研究，总结出一些有规律性的、理论化的、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并将最新研究成果以现代出版物的形式呈现给世人，从而使民族医药学术理论水平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四）发扬民族医技，维护人类健康

随着现代医药学的发展，一个回归自然、热衷传统疗法、崇尚天然药物的潮流给我国民族医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良机。民族传统医药以其对某些疾病确切的疗效、独特的诊疗技法和众多的验方秘方，受到人们的信赖，逐渐成为医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对民族医药古籍文献进行发掘利用，是当前振兴民族医药的大势所需，是人类追求更自然、更健康、更和谐的医疗保健所需。民族医药古籍文献中记录了大量医药资源、诊疗技法、用药经验，对其进行整理研究，不仅能为人类健康谋福祉，还可以促进祖国的医疗保健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五）合理开发利用，推动地方产业经济发展

民族医药古籍文献作为一种可开发的资源，不仅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具备了可供市场开发的经济要素，具有经济价值。目前一些民族院校和民族药物研究所等相关机构，从民族医药古籍文献，包括口碑古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发现了一些有效的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方剂和药物，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将其开发出来，投入市场，不仅能广泛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健康，还能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在、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方剂和新药的研发已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甚至成为某些地区的支柱产业，这都离不开民族古籍文献资源的有力支撑，从而证明了民族医药古籍文献资源有较强的经济增值优势，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必能带动地方医药产业的发展。

四、结语

民族医药古籍的开发利用，不但为民族医药学史的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文献依据，而且能够凭此借鉴古代少数民族医术，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保健水平。对民族医药古籍的进一步研究开发，还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添砖加瓦。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民族医药古籍文献都有其存在和延续的重要价值，值得重视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贾春光.民族古籍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2]张新红.我国西部民族古籍的开发利用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3.

药学发展史论文篇（10）

1 中国古代中医药发展

1.1 从周朝开始，封建社会逐渐形成，由于铁的发明和应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医药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当时许多杰出的医学家，总结了历来的医学成就，著出了第一部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内经》已明确了十二经脉、七经八脉，创造了中国医学重要学说之一――经络学说。在疾病诊治方面，已初步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在药性理论方面，提出了寒热温凉四气及酸苦甘辛咸五味的概念；并指出五味人五脏理论，也是后世归经学说的本源；方剂也有记载，全书共收载12个处方。

1.2 秦汉时代，医药进一步发展，这时《神农本草经》问世，简称《本经》。全书收载药物365种，不仅对药物疗效作了总结，而且对药物产地、采集、炮炙方法、剂型与疗效的关系，以及方剂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也都作了记述。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学著作，所收载的药物疗效确切。

1.3 唐代，孙思逸集唐以前方剂之大成，编著了《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千金要方》共收载方剂5300余首。他重视单方，验方的收集，总结了劳动人民在医疗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是研究方剂的重要文献之一，由官府颁布的《新修本草》是李箦，苏敬等22人在《神农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共载药844种，并绘有药物图谱。书成后，即颁行全国。后抄传至日本，列为医学生必修课之一。它比欧洲纽伦堡政府颁布的药典早833年，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1.4 宋代，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唐氏把《嘉拓本草》和《图经本草》合二为一，并增药500余种，全书共收载药物1455种，每药项下附有图及单方。

1.5 金元时代，不少医学家认真探讨古代医书理论，结合各自的临证经验，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见解，这就是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医家的学术争鸣。其中以四大学派最为突出，即刘完素重视“火热”为病，对运用寒凉药有独到的见解，强调泻火，故称他为“寒凉派”。张从正认为人体生病，都是感受外邪，善于使用汗、吐。下三法攻逐邪气，故称 张氏为“攻下派”。李东垣重视脾胃的作用，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主张，在治疗上善于温补脾胃，故称李氏为“温补派”。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 论点，并以此立论，常应用滋阴降火的药物治疗疾病，故称朱氏为“滋阴派”。诸家从不同角度总结了自己的临床经验，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理论和治疗经验，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在医学史上是做出了贡献的。但由于受到经验和认识上的局限性，所以说，他们的理论和经验都是不完善的。

1.6 明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和中药方书的著作良多，其中最突出的当推李时珍和他的著作：《本草纲目》。李时珍以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蓝本，参考医药书近500部，搜集历代诸家本草学说，再经亲自治病验证，或亲自到各地访问，采集和实地观察，加以辨认和论述，共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1096首，于1578年正式出版。《本草纲目》，全书约200万言，共52卷，它是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成就的总结，是科技史上极其辉煌的硕果。

2 中国近代中医药发展

2.1 明清以来，中医对温病（急性传染性疾病等）的认识和诊治，有了长足的发展。在 理论方面，创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纲领，形成了温病学派，这是清代医学 学术上的重要成就。反映这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温病论治》（叶天士著）、《温病条辨》（吴鞠通著）。《温热条辨》（薛生白著）。《温热经纬》（王孟英著）等。这些著作者 被后人推崇为温病四大名医，他们对温病的理论和诊断和治疗，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2.2 到了清代，有许多简明、实用的本草和方书陆续问世。如《本草备要》（汪昂著）、《本草从新》（吴仪洛著）。《本草求真》（黄宫绣著）。《成方便读》（张秉成著）、《医方集解》，《成方切用》（吴仪洛著）等。

2.3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人民卫生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对在我国存在着两个医药体系，即一个是有几千年历史，行之有效的中医药学体系，另一个是在世界（包括中国）发展了几百年现代医药学体系，两种医药体系共存在于同一块国土上，都在同疾病作斗争这一事实，有着不同认识和理解。是各自独立发展，互不往来，互不干预；是以谁为主；还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取长补短、中西结合。争论也是相当激烈的，相当尖锐的。我党的政策是采取坚持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明确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创造中西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是发展我国医学科学技术的正确道路。”几十年来在正确的政策指引下，我国医药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3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