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重建工作经验总结篇（1）

中图分类号：TV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8（a）-0132-02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造成江油市水利工程普遍出现险情和受损。经水利部、四川省水利专家组现场初核，并按震损水利工程计算标准测算，江油市水利工程震损直接经济损失为21.96亿元。其中：水库有溃坝险情15座、高危险情45座、次高危险情127座，直接经济损失1.8亿元；堤防震损50.75 km，直接经济损失0.93亿元；村镇集中供水40处、农村分散式供水工程47740处震损，影响人口47.9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9亿元；中小型引水河堰8处、山坪塘1.52万口、输水干渠1700 km、输水支斗渠1828 km、渠系重点建筑1.9万处不同程度震损，直接经济损失14.9亿元；水电站受损16座，装机5.26万kW，直接经济损失0.77亿元；提灌站震损974处，水泵电机1082台，装机3.93万kW，直接经济损失1.66亿元。

经过3年的努力，江油市的水利工程灾后重建已经全部完成。现结合江油市水库灾后重建建设管理实际，提出了多任务水库灾后重建建设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措施。

1 应急抢险

1.1 集结队伍，成立机构

2008年5月12日下午第一波地震一结束，江油市水务局迅速集结干部职工，成立应急指挥中心，安装应急电话，启动自备电源，就近临时办公，并安排老专家坐镇应急指挥中心指挥。

1.2 现场抢险和查灾

江油市水务局共组织成立5个工作组，工作组由水利工程师和乡镇水利员组成，分片深入水库工程现场指导抢险救灾和收集险情情况。

1.3 制定水库抢险基本措施

对出现险情水库制定抢险应急方案，形成了“疏散险情水库下游群众、放水减轻大坝压力、大坝裂缝覆盖、加强观测及预警”四项水库抢险基本措施。

1.4 组织抢险物资

险情发生后，江油市政府及时安排了抢险救灾资金，水务局迅速安排专人组织彩条布、塑料薄膜等应急抢险物资，并分发到各水库，及时解决了抢险物资不足的燃眉之急。

1.5 查灾报灾

现场工作组反馈的数据及时在应急指挥中心得到汇总，并由专人统计、审核，集中上报。2008年5月16日，江油市全市水库险情和受损情况已经上报到了国家防总，为上级安排抢险救灾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1.6 应急抢险方案制定

地震后，黄委、长委专家组及时赶到了江油市，分多个小组奔赴水库现场并制定应急抢险方案，确保了下一步工作的顺利实施。

1.7 实施水库应急抢险整治

为确保受损水库在主汛期前全面完成应急抢险，经上报有关部分批准，水库应急抢险整治不实行招投标制，江油市水务局及时落实多家有资质的施工单位进场施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由于应急抢险措施科学、合理、及时，震损水库险情得到及时控制，保障了水库及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2 灾后重建

2.1 规划设计

水利灾后重建规划批复后，水库的初步设计得到了河南水利厅的大力支持。包括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在内的6家设计单位派出了20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派驻江油市，历时100余天完成了187座水库的初步设计并报上级部门批准。在此阶段，江油市水务局主要负责现场向导和收集数据，并参与方案研讨等工作。

2.2 工程招标

水库的招标采用分乡镇打捆招标，一般单个标段以1～3个水库为宜。战旗水库（中型）由于投资规模较大，则按大坝土建、灌浆、管理房分标段招标；向家沟水库（小一型）由于出现了库岸滑坡地质灾害险情，则按枢纽和地灾分标段招标。

2.3 质量管理

震损水库工程质量采取分类、分级管理制度。

由于震损水库受损类型分为溃坝型、高危型和次高危型，故而在质量管理上应分清侧重点。溃坝型和高危型水库由水利工程师直接管理，分配到人，直接参与现场质量控制与管理，一般每人管理1～5个工地；次高位水库由水利工程师组织管理，乡镇水利员参与现场质量控制与管理，水利工程师组织管理1～2个乡镇，乡镇水利员一般每人管理1～5个工地；同时要求监理公司每个工地派驻1～2名现场监理，每个监理标段1～2名总监。

乡镇水利员和监理公司对水利工程师负责，水利工程师对水库指挥部指挥长负责。

江油市187座水库灾后重建已经全面完工，完工水库已经经过了2～4个汛期考验，所有水库至今无一出现工程质量事故和险情。

2.4 进度管理

震损水库工程进度采取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管理制度。

根据震损水库的分类，按溃坝型、高危型和次高危型水库分步实施重建，包括工程设计、招标、工程实施、完工验收和竣工验收。

水库指挥部负责187座水库的前期规划、设计、财评、完工验收和竣工验收，全面负责中型、小（一）型以及溃坝、高危型小（二）水库的招标、工程实施管理。

各乡镇负责次高危小（二）水库立项、招标、工程实施管理。

所有水库的建设进度由水库指挥部统一控制协调，确保了重建任务顺利完成。

2.5 投资管理

江油市187座水库灾后重建立项总投资36300万元，为我市建国以来在水库上的最大一次性投资，如何管好用好这笔资金关系到党的灾后重建政策能否落实、关系到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参建各方义务与权力的履行。同时也关系到参建的人员个人廉洁问题。

规划阶段：控制投资管理的关键是前期规划与立项，在项目初期，江油市水务局与河南援建的设计单位加强了沟通与联系，所有项目均由双方讨论后才确定最终方案。

招标阶段：水库指挥部安排专业人员全过程参与招标文件编制、财评控制价的编制、审查工作。

实施阶段：指挥部对工程现场计量、签证、索赔等事项统一进行处理，采取1人签证、1人核实确认的方式进行管理。

结算阶段：进度结算由指挥部专人审查，完工结算由水务局组织专家组统一审查后报审计部门审查，最终以审计报告为准办理完工结算；进度结算和完工结算比例均按合同约定执行。

决算阶段：由专人负责水库竣工财务结算办理及送审工作。同时工程人员积极配合办理。

审计阶段：由项目负责人配合审计工作，做好配合与解释工作。

2.6 竣工验收

由于水库数量多，加之周边县市均有重建任务，验收机关需验收上千个项目，故而采取从各县市抽调专家组成验收小组，并按交叉验收的原则进行验收，验收质量和进度达到预期效果。

3 交付使用

灾后重建工作经验总结篇（2）

中图分类号：P315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666（2012）02-0268-08

0引言

2007年6月3日，云南省宁洱县境内发生MS64地震。地震发生4个月后，笔者对地震灾区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实地考察和家户访谈，并结合对相关文献和救灾档案资料的综合分析，以宁洱镇民政村为典型实例，系统地阐述了该次地震灾害中农村民房恢复重建的模式。

恢复重建工作是地震灾害发生后抗震救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或阶段，同时也是下一轮防震减灾工作的开始（Carter，1992）。恢复重建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是否可以及时有效地消除地震造成的不良影响，使灾民尽早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还可对未来可能再次发生的地震灾害起到防御作用，因此地震恢复重建工作历来受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建设部于1994年11月10日颁布的《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灾害管理规定》（人民网，2011）和1997年12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2005）均将震后恢复重建作为重要的一章写入章程，并对震后重建的相关事项作了明确规定；2008年6月4日通过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国务院办公厅，2008）从过渡性安置、调查评估、恢复重建规划、恢复重建实施、资金筹集与政策扶持、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做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这些法律法规作为指导性方针为震后恢复重建工作构建了可行的法律框架，为震后恢复重建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但是，与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和地震灾害紧急救援相比，震后恢复重建领域的学术研究较落后。尽管如此，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侧面或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在国外，Comerio（1998）在研究城市灾后重建时的政策制定时认为政府和保险企业都应该在灾后恢复重建中起更重要的作用；Tamura等（2003）对阪神地震后民众的情绪、经济和居住恢复的情况作了调研，认为地震灾害后灾民居所的毁坏程度直接决定了该户恢复重建的困难程度，因此也影响灾民的灾后情绪等。国内，罗时玮和谢宜庭（1999）以台湾1999年9月21日集集大地震后一个农村小区自发组织的恢复重建为案例，探讨了小区参与重建的模式和机制；王静爱等（2006）提出了用灾后恢复能力指数作为评价区域尺度灾后响应能力的指标，并构建了灾后恢复能力的综合评价模型；邹其嘉等（1997）、于山等（2003）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灾害的恢复重建情况和经验进行了调查和总结；贾燕（2006）通过研究多次地震灾害的恢复重建案例，讨论并分析了我国以往地震灾害恢复重建的若干经验。

汶川地震后，许多专家指出震后恢复重建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徐玖平，卢毅，2008；陈国阶，2008），而且其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徐玖平和卢毅（2008）通过总结国内外12个重大地震震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包括灾后重建全过程集成管理和灾后重建保障体系构建两个方面的地震灾后重建综合集成模式，并以汶川地震为例专门讨论了震后重建工程工期的影响因素（徐玖平，孙彩玉，2008）和社区文化重建模式的统筹优选（徐玖平，刘高福，2009）；叶耀先（2008）结合汶川震后的实际情况和唐山地震恢复重建经验系统提出可持续重建理论；幸宇（2011）通过分析都江堰市城镇住房重建过程，总结了该市12种城镇住房重建模式。总体而言，目前自然灾害特别是地震灾害中的恢复重建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恢复重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大量更深层次的具体工作。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以宁洱镇民政村为例，对2007年6月3日云南省宁洱县64级地震灾害（简称宁洱64级地震灾害，下同）的农村民房恢复重建的模式进行总结和初步分析，以期为地震灾害恢复重建研究的不断发展提供部分案例分析资料，同时也为今后的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分析总结一些有益的经验。

宁洱64级地震震中（23°00′N，101°07′E），震源深度5 km，极震区烈度为Ⅷ度，震中有Ⅸ度破坏点，震区地处思茅—普洱地震带，该地震带是我国乃至世界上都十分少见的中强地震“地震窝”（谢英情等，2007），自1970年以来已发生6级以上地震6次，未来时期该地区再次发生破坏性地震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深入研究该次地震后的恢复重建问题，对该地区更好地防御未来可能发生的地震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震研究35卷第2期齐文华等：2007年宁洱64级地震灾害中的农村民房恢复重建模式研究——以宁洱镇民政村为例1民政村的社会经济状况

宁洱镇民政村位于宁洱县城北偏西5 km处，村中有323国道通过（图1）。全村总人口2 177人（表1），总面积34 km2，民政村总共有民户578户，其中钢混结构房屋10户，土木结构房屋473户，其他结构房屋95户2007年云南省农村建设情况调查表。图1民政村地理位置及地震烈度图

Fig1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seismic intensity

灾后重建工作经验总结篇（3）

一是把灾后恢复重建审计作为当前和今后两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审计监督是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方面。之所以说灾后恢复重建审计是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从灾后恢复重建款物的来源看，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有财政拨的，也有个人捐的；有本省投入的，也有外省援助的，能否管好用好救灾款物，事关党和国家的形象，事关政府的公信力。从重建资金的用途看，主要投入在住房、学校、医院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关注度极高，如果资金不能足额到位、发挥出效益，极易产生矛盾冲突甚至诱发其他社会性问题。从审计环境看，对重建款物实施全过程跟踪审计，是法律赋予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政府的信任、社会的关注、审计机关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因此，全省各级审计机关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灾后恢复重建审计工作作为今后一到两年内的重点，全力投入灾后恢复重建审计，从工作全局上突出出来，高度重视，确保审计结果切实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二是灾后恢复重建审计要突出重点、确保质量。这次灾后重建审计资金规模大、工程项目多、范围广、技术含量高，对审计资源、审计方式方法、审计组织管理等提出了新的挑战。各地要树立科学的审计理念，讲求科学的组织方法，突出重点，抓住关键，严把质量，提高效率。突出重点，就是在重建工程项目多的情况下，突出把农村房屋、中小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和集中供养中心作为重点审计对象，先期组织实施，其他的量力有选择进行。抓住关键，就是把政策、规划、资金、质量作为审计的主要关注点，紧紧抓住不放。严把质量，就是按照省政府提出的灾后重建的要害是质量的要求，对重建工程建设项目开展全过程跟踪审计和效益审计，注重项目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合理性和效益性，揭露损失浪费、环境效益等问题。提高效率，就是在审计内容广、时限紧的情况下，整合审计资源，优化人员配置、广泛开展计算机审计，提高工作效率和审计质量。特别是善于举一反三，抓点促面，方法上要积极探索、创新。三是灾后恢复重建审计要统筹兼顾，上下协调。从今年7月到2010年的两年半时间里，要对汉中、宝鸡、咸阳、安康、西安五市及40个受灾县，以及省市县有关部门、社会团体进行审计，计划审计重建项目和资金270亿左右，首批审计91多亿，任务艰巨而繁重。在今后的恢复重建资金审计中，我们既要坚持救灾款物审计中的好做法、好作风，又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组织好这次恢复重建审计。总的讲，就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要处理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树立全省“一盘棋”的思想，不管是灾区还是非灾区的审计机关，都要顾全大局，密切合作，服从统一安排。要处理审计日常业务工作与重建工作的关系，把灾后重建审计与“民生工程”建设、新农村建设、城镇体系建设等审计结合起来，一同安排部署，一并组织实施。要处理好完成时限与保证质量的关系，灾后重建审计必须严谨细致，保证每一个审计项目都经得起检验。四是灾后恢复重建审计要服从大局、严格纪律。组织开展如此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审计，在我省审计机关尚属首次。《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具体明确了审计机关在灾后恢复重建中的职责，国务院、省政府专题召开会议进行安排部署，体现了对灾后恢复重建的高度重视。能不能有效发挥审计机关在灾后恢复重建中的作用，对我们是一次考验。因此，各地要从方方面面抓紧，从一点一滴做起。一要加强学习，集中组织参审人员认真学习，准确把握，促进各项政策规定的贯彻落实。二要严格程序。由省厅统一组织协调，统一安排部署，统一审计方案、统一问题定性和处理标准、统一汇总上报审计结果。建立重大审计情况报告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及时、准确报告各专项审计和综合审计情况，重大问题随时上报，凡是发现瞒报、谎报审计情况并造成不良后果的，一经发现，必须严肃处理。三是严格纪律。除严格遵守现行的各项审计纪律规定和廉政纪律外，还要遵守审计署关于严格四川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审计纪律的八条规定。这次所有灾后重建审计项目都将实行审计外勤经费自理，不给灾区增加任何费用和负担。

屈方方厅长在讲话中就如何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审计工作任务，提出要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深化对科学审计理念的认识。树立科学审计理念，从认识到践行，需要一个不断深化、反复强化的过程。今年来，各地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审计工作的认识明确、行动自觉，在贯彻落实上取得了初步成效。下一步，要结合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0周年和审计机关成立25周年有关纪念活动，对审计工作和机关建设作一个全面的回顾，总结经验，找准差距，理清思路，明确方向。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对科学审计理念的认识理解，在审计实践中全面加以运用。树立科学审计理念，要看思想认识上是否有明显的提高，看与实践工作结合的紧不紧，看是不是把科学审计理念具体化，看是不是真正推进了工作、取得了实效。要结合贯彻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对我省这五年的规划做出调整；省厅和各市的规划一定要衔接，通过规划的贯彻和五年的努力，使我省审计事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二是抓紧完成其他各项审计任务。抗震救灾审计主要集中在汉中、宝鸡及咸阳等市，多

灾后重建工作经验总结篇（4）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灾救灾取得阶段性胜利

徐光春首先对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抗击冰雪灾害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良好精神风貌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奋战在抗击冰雪灾害第一线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徐光春指出，1月12日至28日，我省不少地方和全国一样遇到了五十年不遇的灾害性冰雪天气。全省上下同心同德，顽强拼搏，克难攻坚，出色地完成了自救和救援这两项重要任务，取得了抗击冰雪灾害的阶段性胜利。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亲切关怀的结果，是全省上下万众一心、顽强拼搏的结果。受总书记的委托，顶风冒雪来我省检查指导救灾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国务委员，充分肯定了我省抗击冰雪灾害的成功做法和有效经验。

徐光春强调，奋勇抗击冰雪灾害，是一场抗灾救灾的艰巨战斗，也是一次党心党性的重大考验。首先，这是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具体行动。不能战胜这场突如其来的冰雪灾害，就难以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势头，就会直接影响十七大精神的贯彻落实，直接影响我省实现中原崛起的大局。其次，这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坚持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我们要把灾区人民的困难作为当前最大的困难，把灾区人民的需求作为当前最大的需求，全力以赴投入到抗击冰雪灾害的斗争中。其三，这是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机遇。在这场抗灾斗争中，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冰雪、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党组织的行动，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一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一个战斗的堡垒，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前进的旗帜。通过这场抗击冰雪灾害斗争，使我们党的凝聚力更加强大，使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更加坚强，使广大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更加突出。

倍加珍惜这一宝贵精神财富，认真总结成功经验

徐光春指出，在这次抗击冰雪灾害的战斗中，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打赢了一场抗击冰雪灾害的“人民战争”，充分展示了河南人民顾全大局、同舟共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良好形象，充分展示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迎难而上、团结奋斗、敢打敢拼、勇夺胜利的时代风采。在这次抗击冰雪灾害的斗争中，集中表现了以下八种精神：

一是积极主动的精神。面对严重的冰雪灾害，大家不等、不靠、不要，闻风而行，见雪而动，迅速行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牢牢把握住了抗灾救灾的主动权。省委、省政府及时科学决策，以最快的速度对抗击冰雪灾害作出了周密部署和精心安排；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采取得力措施，及时投入到抗灾战斗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积极组织带领广大灾区人民开展抗灾救灾和生产自救；全省人民群众高度关注，广泛参与，大力支持抗灾救灾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了灾害损失和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

二是不怕困难的精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不退缩，不低头，不畏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坚忍不拔，科学应对，千方百计战胜困难。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毫不气馁，毫不屈服，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坚决同各种灾害作顽强斗争。各有关部门高标准，严要求，主动放弃节日休息时间，加班加点投入工作，全省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节日气氛浓厚。

三是无私奉献的精神。广大党员干部放弃新春佳节和亲人团聚的机会，舍小家顾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哪里危险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到哪里去，哪里需要到哪里去，真正做到了关键时刻能冲得出来，危难时刻能豁得出去。

四是顾全大局的精神。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干群齐心协力，军民紧密团结，各方密切配合，拧成一股绳，站成一面墙，汇成一条河，夺取了抗灾救灾斗争的重大胜利，谱写了一首众志成城的壮丽凯歌。我们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在做好自救的同时，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千方百计支援兄弟省份的救灾工作，充分体现了党的坚强领导、河南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局意识和中原人民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

五是高度负责的精神。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强化责任意识，把搞好救灾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全力开展抗灾救灾，各地各部门工作向灾区倾力，政策向灾区倾斜，关爱向灾区倾注，努力做到确保畅通、确保供应、确保安全、确保生产。

六是开拓创新的精神。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创新的思路、创新的办法、创新的措施，科学制订救灾方案，有力地应对和解决了各种突如其来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创造性地找到了随下雪随清扫、随结冰随清除的办法，找到了依托城镇和服务区分段滞留车辆人员的办法，找到了及时灾情信息、整合各种力量、搭建互动救援平台的做法，找到了运用广播电台进行指挥调度的办法。这些办法和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七是团结协作的精神。全省上下群策群力，广大军民紧密团结，方方面面密切配合，形成了抗击冰雪灾害的强大合力。一方面各级各部门整合资源，加强沟通，协同作战。另一方面各级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尽所能，坚持以大局为重，坚持特事特办，齐心协力地为抗灾救灾多做贡献，为灾后重建搞好服务。

八是一心为民的精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始终把群众的冷暖装在心上，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全省各级党委、政府以良好的作风、扎实的工作、过硬的措施，保证了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徐光春指出，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在抗灾救灾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这八种精神，是河南形象的集中展示，是推动河南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认真总结、始终坚持、大力发扬这八种精神，进一步把全省人民的精神振奋起来，潜力激发出来，力量凝聚起来，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大力弘扬八种精神，努力开创全省各项工作新局面

徐光春说，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第一年，我们的各项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加之这次严重冰雪灾害对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造成不利影响，我们工作面临的困难更多，问题更多，矛盾也会更加突出。我们必须大力弘扬八种精神，坚决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创造一流业绩。当前，要着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抓好灾后重建工作。要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把倒房恢复重建与农村村容村貌整治有机结合起来，确保灾民尽快住上舒适的新房。组织好粮油供应，大力开展生产自救，帮助农民度过春荒。要切实抓好灾后农业生产。搞好春耕备播工作，有关部门要全力保障恢复生产所需的种子、种苗及农资供应，对受灾严重地区的农民购种和修复农业设施要给予适当补助，确保今年有个好收成。要抓紧修复基础设施。对因灾受损的公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要抓紧组织抢修，确保灾区居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二是要做好今年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态势；要高度关注民生，进一步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要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抓好安全生产，维护社会安定祥和。

灾后重建工作经验总结篇（5）

一）景区产业恢复重建项目概况

主要建设内容：新建景区道路18公里、游步道建设7公里；人工湖的维修10000平方米；栈道建设5公里；游泳池及演艺厅内部装潢；到坝子梁景区道路硬化4公里；坝子梁修建帐篷群；旅游景区广场（主会场）平整维修10000平方米；拉尕沟村口至景区山大门处修建嘛呢群；星级厕所一座；景区设施的设备购置；完善停车场、给排水、电力、通讯、指示系统、标识牌、绿化、造林等附属设施。该项目计划在年全部完成。另外。该项目由县政府在今后争取旅游专项资金进行修建。该项目总投资2500万元。天池建设（人行道、天池景点改造）项目资金不列入灾后重建资金。

二）博峪民俗风情园产业恢复重建项目概况

建设面积13万平方米。完善景区内给排水、电力、通讯、环卫、街道硬化、绿化等基础设施。该项目计划在峰迭新区白龙江北岸实施，该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新建游客中心1座、救护中心1座、停车场500平方米。建设中既要体现博峪民俗特征，也要体现民俗特征。重点从吃、住、游、娱、购上下功夫，扶持农家乐和其它业主开发旅游产业。该项目分两步实施，年计划完成600万元的建设任务；年计划完成900万元的建设任务。

三）县民俗风情街产业恢复重建项目概况

主要建设内容：新建民族特色街道、管理用房。建设时突出民俗文化特色，该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松棚的搭建以及特色化设施配套建设等。计划在县城三眼村至旧城关镇防洪沟以西实施。建筑风格突显藏汉融合的特点，民俗风情街搭建松棚，同时在民俗街上扶持部分小吃店、土特产、民俗产品店等。该项目分两步实施，年计划完成800万元的建设任务；年计划完成1200万元的建设任务。

四）游客综合服务中心产业恢复重建项目概况

建设内容：新建游客服务管理用房及配套设施和装潢。计划在峰迭新区建设具有民族风格的游客服务中心。该项目分两步实施。实施峰迭新区游客服务中心主体工程；年计划投资300万元，该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年计划投资200万元。实施游客服务中心的配套设施及装潢等。

五）县旅游服务设施体系产业恢复重建项目概况

计划对龙舟大酒店（三星级宾馆）青峰宾馆（二星级宾馆）华瑞宾馆（正在申报二星级宾馆）进行恢复重建。为县域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服务。具体的项目资金概算待实施方案批准实施后，该项目总投资500万元。以改善和提升旅游宾馆和饭店的服务条件和水平。依规划设计而定。

六）游客接待中心产业恢复重建项目概况

建设规模为三层。工程总投资700万，该项目属“灾后援建项目。一层为接待大厅、综合商务中心、治安室、医疗室、游泳池等；二层以上建设承接各类大小型会议的会议室、客房和可容纳150人以上的演艺厅及员工宿舍。建设总面积3198平方米。其中土建590万元，装潢及游泳池、地暖等设备购置及安装110万元。

二、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州关于灾后重建工作的总体部署和指导意见。立足当前，以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规划先行、统筹安排、分清缓急、突出重点、政府支持”原则。兼顾长远，把景区、景点灾后重建基础设施恢复重建项目作为当前工作重点，全面推进全县旅游业灾后重建的整体进度。

三、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

与全县灾后恢复重建有机结合起来。重点实施，旅游业灾后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州关于灾后重建的各项要求。把旅游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作为彻底改变受灾景区、景点面貌的桥梁。全面推进。具体工作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结合实际。分类指导。分批开展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选取受灾较重、游客较多、旅游收入相对较大，整体推进的原则。注重结合景点实际。能够充分带动县旅游业发展的旅游景区重点实施。将大峡沟部级森林公园景区产业恢复重建、博峪民俗风情园产业恢复重建、民俗风情街产业恢复重建、游客综合服务中心产业恢复重建及旅游服务设施体系产业恢复重建项目分类实施，相互结合，共同促进。共同致力于彻底改变重点景区灾后的面貌。

二）重点景区为主。部门指导实施的原则。本次实施的项目。项目应在发改局、旅游局的共同指导下进行。旅游局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国家灾后重建项目。负责项目实施中的质量监管、资金拨付、监督指导等各个环节工作。项目开工和部分工程完工进行下一工序时由旅游局委派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监理人员共同签字认可。

三）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的原则。旅游道路硬化、护坡、给排水、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完善要充分整合资金。优先考虑能改变景区整体面貌的建设项目先行开工建设，结合景点实际。统筹整体推进，避免无序建设和重复建设。

四、目标任务

形成合力。加快建设进度，全面协调。确保全县灾后旅游产业恢复重建在达到预期质量要求的前提下。确保项目能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如期完工投用，使我县旅游整体服务水平得到根本性提升并超过灾前水平。

五、资金管理

1.建设项目资金在发改局和旅游局分别设专户。统一协调下拔。确保专款专用和资金安全运行。不得挪用和截留。

灾后重建工作经验总结篇（6）

[摘要]以民族志的方式，对地方层面的灾害场景和灾害感知进行完整呈现和系统转述，是人类学灾害研究的关键。《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一书基于特定灾害场景的系统考察，来呈现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的复杂互动过程，并就不同人类群体如何借助社会文化资源来认识和应对灾害的经验图景加以辨析，这代表了灾害人类学研究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关键词]人类学；灾害研究；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6-0056-07

近年来，频发的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愈加剧烈，这促使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开始关注灾害研究。[1]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常将研究焦点置于宏观层面的国家应灾行动的分析不同，人类学的灾害研究更强调以地方社会与世界体系的互动关系为背景，关注地方层面的灾害解释和应对实践，从而对灾害的社会文化属性加以辨析。自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之后，国内人类学的灾害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大批学者将目光聚焦于灾后的羌族地区，围绕着灾后重建中的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出现不少具有影响力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成果颇丰。①相较而言，针对具体的灾害类型所进行的全景性的系统考察在国内学界则未成气候，虽然针对具体灾害场景及其应对的经验个案研究也有所展开，但成果略显单薄，且多以论文形式呈现。②这暴露出中国的灾害人类学研究尚不成熟，特别是基于灾害发生机理与应对机制的田野民族志研究显得尤为欠缺。实际上，回到人类学立身之本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对发生在地方层面的灾害场景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以此呈现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的复杂互动过程，并对不同的人类群体如何借助社会文化资源来认识和应对灾害的经验图景加以辨析。这不仅是灾害人类学的关怀所在，也是国内学界急需加强的研究工作。[2]李永祥教授的《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8·14特大滑坡泥石流”为例》[3]一书的问世，正好弥补了国内灾害人类学研究的这一缺陷。该书是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灾害民族志，全面展示了云南哀牢山区新平县的泥石流灾害场景，并对灾害的规避应对和灾后社会文化变迁等问题进行了极有洞见的讨论。

一、灾害研究是何种人类学的问题

还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李永祥这位生长于云南哀牢山的彝族学者就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灾害产生了兴趣。如其书中“后记”所述，他对自然灾害的研究兴趣可追溯到2002年，当时他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然而就在其田野调查阶段，他的田野点云南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发生了“8·14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这促使他开始思考自然灾害对于乡村可持续发展影响的问题。[3]（P.316） 2005年获得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回到云南社会科学院的李永祥将他主要的研究精力放在了灾害人类学的研究中。作为国内最早开始研究灾害的人类学家之一，他对灾害人类学理论的细致梳理，以及对泥石流这一特定灾害类型的系统考察，③均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学术影响。此时，国内人类学的灾害研究，无论在理论视角上，还是在田野研究方面尚有太多的空白盲区。因此，李永祥当年所开始的灾害研究对他自己来说是个全新的学术挑战和研究尝试，对国内学界而言则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之拓展和田野经验之累积。

作为国内灾害人类学研究的先行者，李永祥必须要回答灾害研究到底涉及何种人类学的问题？或者说要回答，灾害研究对于人类学而言其学理意义和现实价值何在？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人类学如何看待自然灾害，更关系到人类学灾害研究的学术定位。而《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一书正是基于经验的田野研究和理论的学术思考，以田野民族志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极为实际的回答。从学理而言，灾害之所以值得人类学加以关注和研究，是因为其本身的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所决定的。正如美国学者布莱基（Piers M. Blaikie）所强调的，灾害是由不可预知的物理因素的危险（hazards），可估算的自然与人为的风险（risk），以及植根于社会结构与历史过程中的人类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这三部分所组成。[4]因此，灾害的发生实为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文化体系复杂交汇的表现，它提供一个最具有戏剧性和展示性的场景，将生态环境、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历史过程之间的交互关系呈现出来。也如奥利弗-史密斯（Oliver-Smith）和霍夫曼（Susanna M. Hoffman）所指出的：灾难昭示了人们建构或“构架”（包括对其的否定）灾害的方式，即人们如何认知其环境和生业，以及他们怎样创造灾难成因的解释、构建道德观念和怎样将持续性和希望投射到未来。所以就人类学而言，很少有这样的场景能够就其形形的关怀及其理论综合提供如此多的机会。[1]今天，灾害研究对于人类学的视角拓展和理论发展的重要性，正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李永祥在《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一书中所完成的田野民族志研究，无疑正体现了将这些讨论和认识落实于实际可行的经验研究的一种努力，其对灾害的定义与灾害人类学的研究定位则是极具理论抱负和深刻现实关怀的。如书中强调：“自然灾害的发生和治理过程不是纯自然的过程，还是一个于社会、文化、人类行为、政治经济等密切联系的过程。灾害导致了严重的环境脆弱性和人类群体脆弱性，灾害后果、救灾过程和预防方法能够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居住条件和文化类型；能够改变原来的族群关系和竞争模式；能够使人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反思乡村发展模式；能够使村民之间相互帮助，社会管理更加有效。救灾不仅仅是提供物质资料，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个系统的工作，其核心是社会平衡系统和文化功能的恢复。”[3]（P.36）这个总结表明了李永祥的灾害人类学研究，是整体性地关照生态环境、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历史过程之间的交互关系；系统性地考察具体灾害的成因与预防、灾难的救援与应对、灾后的重建与恢复的关联过程；同时在研究视野上也将是对人类学的生态、政治-经济、文化视野的理论综合与实践。可以说，《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的田野民族志研究所要贯彻的正是整体观、过程论和综合性分析这三大人类学灾害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学术要求。

如果说，灾害研究对于人类学理论发展和视野拓展的重要性在于，其缩小了人类学界的生态、政治、经济和文化视野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距离。那么反过来，坚持整体观、过程论和综合性分析的人类学则能够对灾害成因及其后果影响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系统的理论解释框架，人类学的灾害研究甚至能对当前人类生存境遇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分析。[1]今天，人类学的研究越来越强调，作为自然环境的一个基本元素，自然灾害所展现的风险场景实为人类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和重要组成部分，而灾难则是历史地与结构地深植于人类的生活世界之中的。[5]因此，将灾难的考察融入对人们生活世界的整体把握之中，而不是将灾难从社会生活的经验图景之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抽象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这正成为人类学灾难研究的一个基本路径。[2]而李永祥的《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则无论在视野方法和理论关怀上，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成熟的人类学灾害研究的主旨趋势。如书中第一章不断强调，人类学灾害研究理论形成的标志，正在于将灾害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经济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使灾害成为社会和文化的组成部分。[3]（P.16）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是要全面地考察人们的生活经验图景，借助对灾难现象的分析，就人类的生存环境、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与历史实践进行深刻反思，从而审视人类社会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种种社会文化困境，并就地方世界如何应对现代化冲击，以及怎么维持其生活可持续性等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6]本书对于“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之学术旨趣的落实，正体现在这是一本真正的以人类学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为基础，从地方的实际生活状况入手来呈现具体类型的灾害场景之生成过程和应对实践的灾害民族志作品。

从李永祥产生灾害研究的兴趣，到他对人类学灾害研究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再到《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一书所落实的学理追求和现实关怀，可以明确人类学的灾害研究既符合地方社区的实际需要，也是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结果。这也正是一名中国学者用自己的研究实践对“灾害研究是何种人类学的问题”所做出的回答。

二、灾害民族志的研究何为

人类学的核心是田野工作，而田野工作的结果就是民族志。[7]人类学要实现一种“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以田野民族志的方式来展开研究工作是不二法门。当前国内人类学的灾害研究，缺乏的正是长期的田野工作和扎实的民族志作品。恰如李永祥坦言，灾害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落后于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而能够在灾区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则是人类学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的一个最为明显的优势。[3]（P.290）因此，开展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多出扎实的民族志研究成果，这应该是当前中国人类学灾害研究取得学术进步的一个必然路径。

田野工作为什么是人类学灾害研究的一个核心？这是因为灾害本身构成了一个典型性的场景，使得人类学者被深深的嵌入进受灾群体的社会境遇之中，这种深度的参与性和特殊的在场感使得人类学的知识生产被赋予了一种主客杂糅的社会实践和文化理解之特性。也恰如李永祥所指出的，没有一种事件能像灾害一样将人类学家与当地社区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在灾害研究的田野调查中，人类学家不仅需要观察人们是怎样处理和回应灾害的，还可能成为救灾和政策应对中的一员，灾害研究的领域不仅需要责任心和同情心，还需要更长的田野调查周期和深刻的文化理解能力，这是人类学的灾害研究与其他学科在方法上的重要区别。[3]（P.16-17）深入而长期的田野调查能让人类学者在地方鲜活的生活世界中把握到具体的灾害场景是如何历史与结构地生成的，从而能够对深嵌于生活世界中的脆弱性加以辨析。这样的田野观察也使得学者能够透过具体的灾害场景，来理解在人们种种应对灾害的行为背后所依托的文化逻辑与社会结构。并且通过深度地参与到地方层面的应灾实践与灾害管理等社会实践中，也可使人类学者更为系统全面地感知在特定的灾害场景中，地方社会的变迁境遇是如何与整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转型相互交织的。由此可见，田野工作赋予了人类学灾害研究特殊的洞见力，使其能揭示许多被遮蔽的问题。作为国内人类学界的第一本灾害民族志，该书关注的是泥石流这一特定灾害类型。虽然泥石流灾害在中国西部有着频发的态势，且其发生带来的巨大冲击与损毁力并不亚于地震等自然灾害，但国内外的灾害研究对其却极少关注。实际上，泥石流灾害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其与中国西部山区的自然生态条件和居民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是一种不能被忽视的灾害类型。然而，由于以往的研究中常将这类灾害作为纯粹的自然过程加以考察，使得应灾实践中诸如社会文化的变迁、本土经验总结、社区成员的主动应对等具体问题被遮蔽和忽略。[3]（P.33-34）因此，需要以扎实的田野工作来填补泥石流研究的空白，从而揭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是如何共同制造了特定地方的脆弱性，以及这种脆弱性在灾害中循环引发的特性，并对灾害的应对经验加以总结。

基于田野调查的灾害研究，是要通过灾害民族志的写作来展现灾害场景，并以深度的社会参与性和深刻的文化理解力对灾区的社会文化所受到的影响进行综合研究，最终完成相关的理论对话，并提出一些建议与对策。所以灾害民族志大致会涉及三个部分的内容：具体经验个案的呈现；灾害场景的综合讨论与问题分析；相关的理论思考和应用探索。《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一书也是从这三部分入手，展开其民族志的写作的。

该书的第二章作为田野背景介绍，系统地呈现了哀牢山的环境变迁与新平县“8·14特大滑坡泥石流”的灾害成因。哀牢山区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得泥石流灾害的自然环境脆弱性较为突出，而这一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开发坡地改种经济作物、水电站修建、石料开采、林权制度改革等社会变迁，则导致了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成为泥石流灾害的诱发主因。“8·14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的发生，深刻地暴露出这一地区的灾害脆弱性被循环引发的特性和问题。[3]（P.62-65）本书的第三章至第六章，则通过新平县的5个村子的4个案例对“8·14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及其影响展开了全面考察。这5个村子既有汉族村寨，也有傣族村庄和彝族村落，他们在面对共同的泥石流灾害时，因其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应灾过程中表现出种种值得关注的差异和特点。傣族村庄曼糯村是受灾最严重的村庄之一，然而村民们在重建过程中则积极利用传统地方的社会文化资源，如借助原有的亲属关系和村庄间联系等社会机制获得不同层面的灾后救助资源，以及在新定居点举行传统的宗教仪式活动重新确定村寨管理者等等社会文化重建实践，使当地的社会系统和文化功能在灾后逐渐得到恢复。[3]（P.120）大水井和大石板村民的避灾行为，则凸显了泥石流灾害的地方解释和传统知识对于躲避灾害与灾害应急的重要性。因为在泥石流发生的过程中，人们所有的应急反应都是建立在传统知识的基础上，所以对这些地方知识经验的总结，能为今后的灾害避险提供有益的经验；[3]（P.150）彝族村落核桃坪村在灾后搬迁过程中由于缺乏大面积土地作为安置点，因而被迫拆分为五个部分迁至不同的村寨进行安置。这一变迁导致村庄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被打破，村民们在适应灾后新环境时陷入了文化冲突和人际关系隔阂等困局中，这对他们灾后生活的恢复带来诸多挑战和难题。[3]（P.180-181）汉族村寨平掌田村则由于交通、种植环境等各方面基础条件较好，被选择成为灾后重建的搬迁“示范村”，在上海市政府对口援助下建设成为“上海新村”。作为一个典型的示范工程，它表明了国家权力对于乡村建设的干预是有力的。但当平掌田村的示范功能得到突出体现之时，其重建过程和居民生活也就被当成了一种具有政治与经济象征意义的展示，而搬迁重建背后存在的诸多问题则在“示范”功能中被遮蔽，因而这个村落在灾后重建方面获得的成功也未必具有典型性。[3]（P.200-201）通过对5个村庄的田野民族志呈现，该书勾勒出了新平县滑坡泥石流灾害场景的一个整体面貌。作为新平县泥石流灾区的缩影，这些村庄在灾害应对中所暴露的问题与获得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该书的七、八两章则基于民族志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就灾害长期避险机制的建立、灾害的文化解释与地方性知识的应用，以及灾后的社会变迁这些灾害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书中首先强调，泥石流灾害的长期避险与环境安全的建设息息相关。短期的灾害避险虽可通过建立完善的预警监测制度、村落搬迁与临时避让等方法手段得以实现，但更为长期治本的灾害避险则需要开展体系化的环境安全建设。如通过工程治理、退耕还林、梯田改造和沼气系统建设等手段，将这一地区的环境安全维持在稳定的范围内，而这也是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之前提。[3]（P.230-231）接着书中指出，在本土应灾实践中所包含的灾害文化解释和地方性知识应该得到重视。地方关于灾害的传统知识和本土经验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封建迷信”，通过细致的梳理总结，这些地方性的知识经验对灾害的预警和规避是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最后在分析灾后重建中的种种问题时，李永祥指出，灾后重建作为历时最长、影响最大、所耗成本最大的灾害应对阶段，其导致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也最为突出，因此应从灾民的生活状况出发，来总结灾后恢复重建的各种经验与教训。[3]（P.263-264）

该书的第九章“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理论思考和应用探索”，围绕着泥石流灾害人类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解释框架和应用实践这三个问题的总结来展开。其实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也就是在总结 “灾害民族志的研究何为”这一问题。本章首先强调了，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灾害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其意义就在于田野工作使得人类学家能对灾区进行长时期的关注，从村民基本的生活状况出发全面系统的理解灾害对于当地社会的影响，并在倾听他们的声音以及和他们的交流中，获得一种更为深入的内部视角和理解洞察力。[3]（P.269）正是田野调查中这种深度的参与性和特殊的在场感，使得人类学者和当地居民深度的交融（communitas）在一起，从而得以洞见地方的灾害场景及其引发的问题。犹如特纳（Victor Turner）所指出的，灾害与危机常带来一种“即时的交融”状态。[8]所以灾害的发生设置一种类似于阈限期（liminal phase）的社会场景，特别当人类学家进入灾区开展田野工作之时，就和当地居民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本质上的我们”。因此当人类学家在书写灾害民族志时，不仅会使用“他们”一词，来描述受灾群体的状况，还同时使用了“我们”一词表明人类学家作为受灾群体的一份子，来呈现人们对于灾害场景的感知。[9]那么这样一来，灾害民族志的作者是不是就能充当灾区居民的“发言人”呢？这是一个让李永祥颇为纠结的问题，他在书中给出了一个“是又不是”的痛苦回答。[3]（P.268）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构成人类学者的一种纠结困惑，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曾说，人类学的研究无非是“就什么说些什么”（say something of something）。[10]如果我们坚持“理解他人对世界的理解，阐释他人对世界的阐释”这样一种人类学的研究旨趣的话，那么灾害民族志所要做的，无非是要转述一种地方层面的灾害场景与感知。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情景的转述和文化感知的翻译中，人类学能够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实现一种知识的整合。恰如书中最后的总结所提到的，“人类学家对田野点特殊的感情，能使研究者与受灾者之间的距离更近，人类学家不仅能扮演一个研究者的角色，还能扮演一个救灾者的角色，同时还能够将村民的意见和意愿反映给当地政府，对于灾区的建设方法提出自己的建议。” [3]（P.268）

实际上，对于灾害这样一种特殊场景的研究而言，一方面，村民虽是人类学者最为重要的信息提供者，但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正在影响他们的灾害过程，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权力关系。[11]这就需要人类学家对地方层面的灾害感知有所超越，在一个更宽广的时空纵深和社会文化格局中对灾害加以考察；另一方面，灾难应对的决策者与执行者也不可能像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那样，能够以内部的视角来辨析地方应对灾难时出现的种种具体而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开展灾后重建工作时，由于决策者与实施者往往关注的是重建工程的任务进度以及经济恢复的进展效果，而对于灾区居民因灾后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所面临的复杂而艰难的社会适应与文化恢复过程多有忽略无法顾及，甚至是有意的遮蔽。这就促使人类学家有责任对地方层面的灾害场景和灾害感知进行完整的呈现和系统的转述。在这个意义上，灾害民族志的田野方法、解释框架与运用实践本身就是互为前提、相互关联的。也只有将三者融为一个整体的问题进行总结，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这样一本灾害民族志的学术理论意义和现实应用价值何在。

三、灾害人类学本土经验的形成

“汶川5.12大地震”发生之后，灾害人类学的研究在中国获得了一次发展的契机，但也有一哄而上的跃进之嫌。目前，国内人类学界呈现的诸多与灾害研究相关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灾后重建方面，缺乏对灾害场景的整体考察。灾害人类学在中国要成为一个体系化的学术研究领域，则无论在学理探讨上还是在具体实践方面都尚存不少盲点缺环和薄弱之处，需要努力去弥补。尽管国外的灾害人类学研究已有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厚实的经验积累，然而在引进并应用于国内研究时，仍面临着在地化的问题，并暴露出不少应用局限。实际上，中国目前所面对的灾害场景带有明显的复合特征和时代特点，其突显的脆弱性正是现代化变迁中的一种结构性与过程性的产物，特别是在中国西部的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与当地社会变迁的剧烈性更加深了灾害场景的复杂化。所以针对这一区域特殊而复杂的灾害场景所形成的本土研究经验，可转化为新的理论阐释模式，丰富和拓展灾害人类学整体的研究关怀和考察视野。作为中国人类学界的第一本灾害民族志，《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的出版对于灾害人类学中国本土经验的形成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实际上，灾害的发生作为一个结构的和历史的过程，其并非为孤立的和突发的事件。且在时空关系上，灾害的应对实践则包括灾前的防灾减灾与灾后的赈灾重建这两个方面，以及社会整体应对和基层社区防范两个层次。中国的现实情况更进一步表明，当前许多灾害脆弱性的诱发不仅与特定的自然环境相关，更与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社会文化变迁紧密相连。而且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国家实施的各种工程项目所体现的权力意志与受灾地区的地方诉求和能动实践的纠结，则让中国的灾害场景集合了层次更为复杂的矛盾冲突。故而，中国的灾害研究更需要贯彻人类学整体观、过程论和综合性分析的原则。《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的研究正确认了这样一个方向，也向我们表明，要形成灾害人类学研究的中国本土经验，就必须拓展灾害研究的时空纵深来对灾害发生的社会脆弱性加以深度的辨析，并将灾害应对的实践过程放置在地方社会与世界体系的互动关系之大格局中来考察，同时注重用田野民族志的灾害研究方法，从具体的生活场景考察入手，阐释地方应灾实践的文化逻辑，理解地方对灾害之认识感知，以此来发挥人类学的研究优势，将其超社会的整体视角和跨文化的理解力，转化为一种能对具体的应灾实践工作提供实际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参考的能力。今天，随着探讨的深入，学界越来越认识到，人类学的灾害研究不应抽象地去讨论灾害是什么，而应考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有什么样的灾害感知。灾害民族志则不仅要揭示地方具体的灾害场景，更要从中对人们的生活世界在可持续性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挑战和机遇前景加以经验说明。[6]《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正为我们积累了这样一种研究经验，即人类学家需要形成一种感知灾害的地方性的视角，并通过展现不同地方群体的本土实践，来丰富和拓展人类应对的灾难，以及维持生活世界可持续性的经验图景。

灾害人类学本土经验的形成非一日之功，需要学者长期的坚持和巨大的投入。《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可视为中国学界开展这一工作的基石之作，该书虽在田野资料组织的技巧上，以及理论对话的创新性与政策建议的针对性等方面尚有一些需要改进之处。然而其在近十年间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多次的回访考察的这样一种长期坚持，并以这样一本厚重的民族志作品来全景式地展现哀牢山区泥石流灾害场景，最终在扎实的田野材料上对灾害应对等问题进行了极具启发性的经验总结，已经将中国的灾害人类学本土经验的累积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汶川5.12大地震”发生五年后，当灾害研究已成为一种学术潮流之时，对国内越来越多关注灾害研究的人类学者而言，《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一书将会激起更多的反思与回响。灾害人类学中国本土经验的形成，势必将为灾害研究与应灾实践，以及生活世界的可持续性开拓出一番新境界。对此，可以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来做此文的总结，“我们期待着这一时期的到来”

注释：

①如张曦等编《持颠扶危：羌族文化灾后重建省思》，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黄承伟、赵旭东等著《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重建与本土文化保护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杨正文，蒋彬等著《阿尔村：援建主导下的灾后重建模式》，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

②如扎洛《雪灾防范的制度与技术——青藏高原东部牧区的人类学观察》，《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梁景之《生物灾害的防治与社会变迁——青海省东部牧区的个案分析》，《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曾少聪《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西南干旱——以云南旱灾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等。

③如李永祥《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载《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李永祥《什么是灾害？——灾害的人类学研究核心概念辨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李永祥《关于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载《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李永祥《傣族社区和文化对泥石流灾害的回应》，载《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美]安东尼·奥立弗-斯密斯，苏珊娜. M. 霍夫曼.人类学家为何要研究灾难[J].彭文斌，译.民族学刊，2011（4）.

[2]张原，汤芸.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及其学术定位[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7）.

[3]李永祥.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8·14特大滑坡泥石流”为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4]Piers Blaikie，et al.， At Risk： Natural Hazards， People’s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s. London： Routledge，1994. p47.

[5] Anthony Oliver-Smith，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Hazards and Disaster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25， 1996.

[6]张原，汤芸.藏彝走廊的自然灾害与灾难应对本土实践的人类学考察[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3）.

[7][美]保罗·皮科特著.人类学透镜[M].汪丽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5.

[8][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M].黄剑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49.

灾后重建工作经验总结篇（7）

一、取得了抗击冰雪凝冻及其次生灾害的重大胜利，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忠于职守。

对于我每个人特别是座的各位是永世难忘的50年不遇的特大雪凝灾害中刚刚谢幕，2011年的隆冬。令全人类都胆战心惊的禽流感疫情又凸显在面前…据不完全统计，雪凝灾害对我县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越2亿元，禽流感疫情损失不低于1200万元，两个灾害的间接经济损失难以估算。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灾情就是命令。全县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力以赴，连续作战，打了一场抗灾救灾的硬仗，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英雄人物，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看有四个方面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一是领导重视是位的面对灾情，县委县政府迅速成立领导小组专题研究抗灾救灾和疫情工作，分析受灾形势，强化单薄环节，完善工作措施和预案。各级领导干部以强烈的责任意识、身先士卒、身体力行，深入一线，靠前指挥，与民同战，唱响了一曲曲执政为民的壮歌。二是民生关注是位的县包乡镇，乡镇包村，村包组，层层把关、重重防守，及时组织受灾群众抢险救灾，及时安排发放救灾钱粮和棉衣棉被，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避风御寒的住所，有病能及时医治，织牢了一张关爱民生网。三是部门配合是位的县抗凝救灾和重大动物疫情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县应急办、城管、气象、财政、民政、工商、粮食、卫生、宣传、新闻等部门恪尽职守、协同作战，驻正部队官兵、公安干警、电力、交通、公路、供水和农口等部门更是全员投入，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作风。同志们听从布置，密切配合，认真履职，严防死守、枕戈待旦，重点路段24小时执勤，重大险情24小时抢修，重点行业24小时运转，重点部门24小时值班。四是应急处置是位的由于有良好的应急预案，整个雪凝灾害期间，没有出现大的交通堵塞和交通事故，没有出现大面积停水、断路、少粮、缺油等情况；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粮油蔬菜等副食品的供应正常；社会治安良好，没有恶性事件发生。禽流感疫情的处置中，严格依照“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技、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处置”原则，迅速完成了扑杀、消毒、深埋及政策性弥补工作，未造成疫病的流行和扩散，坚持了人心安宁、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于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抗凝救灾和禽流感疫情应急处置工作能取得胜利。于各级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于干部群众的参与和配合！为此，提议，让我用最热烈的掌声，向参与抗凝救灾和疫情处置的广大干部职工、驻正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广大人民群众表示高尚的敬意！并向在当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二、获得了抗凝救灾的珍贵精神财富，冰雪洗礼、热血凝结、忠诚铸就。

倍感胜利来之不易，回顾抗凝救灾历程。经验十分珍贵。

灾害锻炼精神。冰雪之中，冰雪磨砺意志。有一种经历刻骨铭心；危难之际，有一种力量重如千钧；生死之间，有一种精神光芒永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全县人民表示进去的冰雪肆虐不屈服、泰山压顶不弯腰”大无畏气概，谱写了一曲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英雄壮歌，凝炼了抗凝救灾的伟大精神。这就是牢记宗旨、一心为民；众志成城、克难攻坚；忠于职守、甘于奉献；患难相助、和衷共济。

体现了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不渝的执政理念和永不衰退的政治本性。大灾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牢记宗旨、一心为民。考验着党员干部的素质、作风，特别是对待群众的态度。林省长、禄智明副省长、传耀书记、德贵市长多次关心我县雪凝灾害和疫情，市委张吉勇副书记亲临指导抗凝救灾，慰问广大干部群众；农业部畜牧总站何新天书记、副市长何萍、陈梓泽亲自深入疫点检查疫情处置情况；雪凝灾害最重期间，圣福书记及县四家班子领导深入遥远高山乡镇为干部群众送米送菜送温暖等等。这些都无不彰显了以人为本、以民为重的执政理念，集中反映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情怀，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个个党的战斗堡垒中、一个个党员先锋模范身上，人民群众找到主心骨”顶梁柱”看到胜利的希望，增强了抗灾的信心。

体现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灾害的钢铁意志和强大力量。这次抗击雪凝灾害的胜利，众志成城、克难攻坚。全县各族人民精诚团结的胜利。当特大冰雪袭来时，干部群众不畏困难所惧，表示出了镇定、冷静与坚强，表示出了团结、互助与抗争。60万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前方后方步伐一致，上上下下齐心协力。有了这种精神，还有什么沟沟坎坎迈不过去，还有什么艰难险阻战胜不了呢？广大干部群众是这次抗灾救灾和疫情应急处置胜利的主力军。

体现了全县干部职工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两次灾害适逢春节期间，忠于职守、甘于奉献。放弃与家人春节团圆的机会，坚守在抗灾救灾和疫情处置的工作岗位，成了干部职工们无怨无悔的选择。冒着严寒抗灾救灾、面对疫情迅速行动，不眠不休，长时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冰天雪地、刺骨寒风中，电力、通讯部门的职工们义无反顾地攀上倾斜的铁塔，酣战在凝冻的输电、通讯线上；交通警察、路政职工踏雪破冰、疏通交通，保证车辆、旅客的平安通行；卫生疾控、工商、质监执法人员为了群众身体健康，把好各个关口，严堵入口关；新闻工作者日夜奋战在抗灾一线，以最快的速度把党和政府的布置报道进来，把抗灾救灾的动人局面和顽强拼搏精神传达进来…

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危难之中见真情。中央、省、市对我县抗灾救灾工作的悉心指导、大力支持和帮助，患难相助、和衷共济。许多兄弟县给予我县无私的支援，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各种捐助捐赠；工作生活在外的儿女，时刻关注着家乡的灾情，打电话、发信息、捐钱捐物，甚至回乡救灾，用不同的方式回报家乡、反哺故土、回报桑梓。

对党委政府领导能力、决策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的一次综合检验。面对凝冻灾害和动物疫情，抗凝救灾和疫情处置。各级各部门处变不惊，冷静冷静，坦然面对，科学应对，从决策到安排、从组织到发动、从抗灾到救灾、从处置到重建，都迅速作出反应，从组织领导、物资准备、人员调配上作了充沛的准备。面对灾害，党员干部的党性、能力和良知经受了检验，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意识和应急能力经受了考验，抗灾救灾的预案和运作系统经受了考验。

不知有多少同志在日夜辛劳，灾害考验着每个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的意志、毅力、决心和作风。两次灾害期间。有多少同志没有吃上一顿安稳饭、睡上一宿安稳觉。有的干部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家人急需照顾的情况下，甚至在亲人过逝的情况下，始终坚守在抗凝救灾第一线，亲情与灾情、小家与大家之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谱写了一曲曲体现先进性的赞歌。可以说，没有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参与，就不可能有灾情处置和灾后重建及恢复生产的阶段性胜利。

要发扬“自以生于荒裔，作为尹珍先贤故里。不知礼义”立下奋发自强的奇志，克服各种困难的精神。今天，抗凝和疫情处置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正是这种“尹珍精神”继承和发展。面对灾害，全县上下临危不惧、迎难而上、冷静应对、敢于胜利，正是人开拓创新、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精神的一种体现。远学尹珍，近学周明鑫。面对灾害，全县上下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体现可贵的爱心和情怀，正是人团队精神的一种展示；面对灾害，全县上下迅速行动，不等不靠，重建家园，这正是人自力更生、艰苦守业精神的一种升华。所有这些，都是对“尹珍精神”一种丰富和发展。

三、以抗凝救灾精神为动力，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谋划发展。全面推进我县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造成今年雪凝灾害的原因，根据气象专家解释。一是大气环流异常，二是拉尼娜现象，从根本上说，凝冻灾害，完全是人类过度活动，破坏大自然平衡所导致的恶果。痛定思痛之时，必需进一步强化生态文明意识，牢固树立维护环境的思想观念。

还存在对灾害的严重性预见不够、经验缺乏、应急体系不够周密等问题，必需未雨绸缪、冷静应对今后可能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从主观上看。从客观上看，还存在基础设施单薄、抗灾救灾设备缺乏、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努力要把恢复重建工作与“四化一强”结合起来。提高设计规范和施工质量；安排好困难群众生活和做好应急救助的同时，推进救助工作临时化、制度化，保证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居有所安”使“情系人民、忠于职守，万众一心、共赴艰难，自强不息、敢于胜利”常态化，形成社会风气；努力建立健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切实加强应急物资保证和应急队伍建设，加强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灾情预报以及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机制建设。

胜利；走出灾害、吸取新经验、谋划新发展，传耀书记说：走出灾害、恢复平静。更大的胜利”抗凝救灾的胜利，给我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既然这种精神能在危难之时显示威力，就更能在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中显示更大的威力！所以，不只“抗凝冻、保民生”工作需要这样的精神，抓好重建、改善民生”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需要这样的精神。

（一）毫不松懈地抓好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工作。抓好重建、改善民生”一场更加艰巨的硬仗。当前的烤烟、沼畜、林改、春耕备耕、计划生育、两基”平安生产和重大项目推进等工作十分繁重，十分紧迫，十分艰巨。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灾后重建工作，严格依照“目标不变、任务不减、力度不降、工作不时、劲头不松”总体要求和“小季损失大季补、农业损失非农补、灾害损失灾后补”工作思路。当前，全县工作已由“抗凝冻、保民生”转入“争取时间、抓好重建、改善民生”阶段，要做到灾后重建工作和改善民生工作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具体讲，灾后重建要做到五要”四结合”五要”即一是行动要快，重建工作多耽搁一天，损失就会增加一分；二是思路要清，不能不分清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要认真梳理矛盾，突出重点，攻克难点；三是措施要实，不能作秀搞形式主义、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恢复重建的工作件件都要有人抓，件件都要落到实处；四是作风要硬，要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的精神；五是效果要好，工作成果、工作效果要让群众满意。四结合”即灾后重建工作要与“四化一强”战略结合起来、与烤烟生产、茶园基地建设和畜牧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与我十一五”规划结合起来，防止应付式、简单化的低水平重建。农业生产上，要全面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做好“补种、补栏”工作，落实好种子、化肥、农药、薄膜等农资物品储藏，搞好动物疫情、病虫害防控工作，落实好部门包村、干部包户制度，实现灾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工业生产上，要协助企业做好原材料储藏、市场拓展等各项工作，协调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确保生产正常。

（二）坚定又好又快发展的信心。要确保圆满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虽然我面临的任务比较艰巨，困难也比较多，但是更要看到自身的有利条件：一是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抓任务。虽然凝冻灾害造成的损失较大，耽误了时间，但是只要我全力以赴，奋力赶超，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全县上下一定要把争取时间放在首位，超凡规开展工作，千万不能墨守成规，更不能以此作为完不成任务的借口。二是中央、省、市加大了对灾后重建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各级各部门要按照“急事先办、难事重办、重事特办”要求和先急后缓、先通后畅的原则，加快各类工程建设，迅速落实好各类惠农政策。要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特别是水利、交通、电力、通迅、气象、烟水工程、人饮工程等建设。三是全县干部群众心齐、气顺、劲足，为我发展提供了保证。团结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出生产力，事业的胜利，维护团结的胜利，事业的胜利，发扬民主的胜利。

灾后重建工作经验总结篇（8）

今年10月25日20时40分，我市民乐、山丹交界处发生了6．1级强烈地震。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张掖境内最强烈的地震，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市发生的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民乐、山丹、肃南三县的46个乡（镇）、325个村严重受灾，受灾总户数61121户、总人口206093人，造成9人死亡，44人受伤。大批房屋倒榻、牲畜死伤，桥梁、渠道、电力、交通、通迅等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地损坏。429所学校严重受损，2万多间校舍倒塌，20处文物受损。民乐县双树寺、山丹县李桥等4座水库坝堤裂缝，瓦房城水库出现滑坡。甘州、临泽、高台三县（区）部分民宅和畜禽圈棚也不同程度的受损。这次地震危害程度大，成灾区域广，余震频繁发生，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直接经济损失达9．2亿元。

坚决战胜这场严重自然灾害，是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成果的一场重大战役，也是对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信念、勇气和力量的一场严峻考验。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国家民政部、地震局、财政部和省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指战员和武警官兵的有力支援下，在社会各界的无私帮助下，在市委、市政府和灾区三县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依靠全市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灾区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战、顽强拼搏，依靠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张掖经济快速发展奠定的雄厚物质基础，我们夺取了抗震救灾的阶段性胜利。地震发生当晚即将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受伤群众及时送往当地医院和临时医疗点接受救治；仅用四天时间就完成了救人、疏散、排险和老人儿童暂时过渡安置及被压埋财产的清理工作，妥善处理地震中死亡者的善后事宜，迅速消除了灾区群众的恐慌情绪。

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使受灾严重、房屋倒塌的33547户群众全部住进安全、实用、保暖的简易住所，429所因灾停课学校、63652名学生全部复课，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尽管震后余震频频发生，但由于各项救灾措施到位，没有出现新的人员伤亡。现在，灾区社会稳定、人心安定，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在这场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市上四大班子经受住了考验，民乐、山丹、肃南灾区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住了考验，市直各部门和社会各行各业都经受住了考验，我们处置突发性事件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谱写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各族人民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万众一心、顽强拼搏，敢于胜利的新篇章。

总结这次抗震救灾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是这次抗震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主心骨和坚强靠山。震灾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极为关切。总理、回良玉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先后作了重要批示，国家民政部、地震局等国务院有关部委迅速派出80多人组成的专家组于10月26日赶赴地震灾区，帮助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并迅速拨付700万元救灾专款。随后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了解灾情，慰问灾民，检查指导工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地震发生的当晚，省委书记苏荣、省长陆浩就打来电话，对抗震救灾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第二天，省长陆浩就迅速赶赴民乐、山丹地震灾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抗震救灾工作。10月28至29日，省委书记苏荣专门从上海赶来，和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韩忠信，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洪毅，带领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深入地震灾区实地察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并在民乐、山丹灾区召开会议，安排部署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勉励灾区广大干部群众万众一心，艰苦奋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夺取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苏书记还亲自协调3000名官兵参加抗震救灾工作，并协调6000多顶棉帐篷支援灾区。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省委、省政府安排李膺副省长带领民政、地震等部门的负责同志，迅速赶赴灾区，现场检查指导，一住就是一周多时间。省委副书记韩忠信、陈学亨、王宪魁等领导同志多次打电话询问，作出重要批示。省委副书记马西林和省长助理郝远同志带领民政、扶贫办的负责同志深入灾区进行全面检查，现场解决具体问题。省政府罗笑虎副省长两次深入灾区。受委托，省军区司令员赵建忠亲临灾区调集指挥部队抢险救灾。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巨大支持，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灾区人民群众的深切关爱和高度负责，极大地鼓舞了我市广大干部群众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信心和决心。

（二）市委、市政府和灾区各级党委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为这次抗震救灾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地震发生后，市委、市政府紧急部署，迅速启动了抗震救灾紧急预案，在家领导于震后20分钟内相继到位开展工作，分赴民乐、山丹灾区一线，与灾区干部群众一道迅速投入抗震抢险。在外地开会、学习、出差的市上领导也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回张掖，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地震发生后的20多天时间里，市上四大班子领导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处惊不乱，沉着应对，果断处置，冒着余震连连的危险，奋不顾身，靠前指挥，和灾区干部群众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民乐、山丹、肃南三县县委、政府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抗震救灾工作作为头等大事，进行紧急部署和周密组织安排，确保抗震救灾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县上各大班子领导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一线，与受灾的乡村社各级干部紧急组织，动员群众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挨家挨户进行排查，开展紧急搜寻救助活动，使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组织带领群众搭建临时帐篷，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区重建，以实际行动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忠实地践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树立起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三）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顽强抗灾，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灾区乡、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临危不惧，冲锋在前，积极组织周围群众抢险自救。哪里有危险，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党员干部。县、乡抽调的干部进村入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共同搭建暖棚、恢复生产和开展自救，有的人连续好几天睡不上一个囫囵觉，吃不上一口热饭。受灾户的党员干部忍受着自家房屋倒塌、亲人伤亡的巨大悲痛，舍小家，顾大家，在抢险救灾的重要关头奋不顾身，在分发救灾物资时总是让着别人，充分展现了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和良好精神风貌。灾区群众深深感受到，地震发生后，倒下的是房屋，但心中高高树起的是党的光辉旗帜和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

（四）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为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灾情就是命令。地震发生后，张掖军分区和驻张部队主动与驻地党委、政府联系，快速组织抢险救灾队伍。指战员和武警官兵，先后投入兵力达3100多人，他们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关键时刻过得硬、靠得住，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勇于承担危难险重任务，奋不顾身帮助灾区抢救伤亡群众、转移财物、清理废墟、搭建“暖窝”，为抗震救灾做出了突出贡献，起到了抢险突击队作用，谱写了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新篇章。广大官兵风餐露宿，顽强奋战，不怕牺牲，冲锋在前，以血肉之躯展示了“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精神和风采，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在大灾大难面前经受了洗礼，得到了新的巩固和升华。当部队撤离时，父老乡亲们、战士们泪流满面，难舍难分，那是军爱民、民拥军的最生动、最真实、最感人的写照。

（五）各行各业和各条战线协同作战，为抗震救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在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市上各部门、各单位发扬大团结、大协作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了强大的合力。甘州区、临泽县、高台县与受灾县实行对口帮扶，为灾区提供了大力支持。市直各部门各单位抽调干部在受灾村社帮助群众搭建“暖窝”，支援各类物资，做出了积极努力。地震、卫生、民政、气象、建设、电力、交通、通讯、新闻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忘我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指导、后勤保障、信息传递和新闻宣传作用。中央及省内外新闻媒体对我市抗救灾工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报、上海东方卫视、甘肃日报、甘肃电视台等20多家新闻媒体的近百名记者赶赴我市民乐、山丹、肃南等受灾县对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进行了详细全面报道。新闻记者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作风，顶风冒雪，不畏艰难，冒着余震的危险，以崇高的敬业精神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及时准确地报道灾情，并采写了大量生动感人的抗震救灾新闻，向社会各界发出爱心动员，极大地鼓舞了全市人民战胜地震灾害的士气和信心。

（六）社会各界慷慨解囊，给灾区群众雪中送炭，进一步弘扬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从张掖城乡到全国各地，处处涌动着浓浓的爱意。10月27日下午市委常委扩大会后，参会领导带头捐款。全市所有机关、学校、企业、社区的干部都把支援灾区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踊跃捐钱捐物。民乐、山丹、肃南三县的干部职工纷纷自愿到灾区送温暖、献爱心，迅速掀起了捐款捐物救济灾民的热潮。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团省委、省妇联等省直机关各部门和省慈善总会、省人寿保险公司、省红十字会以及兰州、嘉峪关、白银等十三个市州地，中央文明委、国家广电总局、国家工商局、全国妇联，北京、上海、江苏、新疆、宁夏等省市，、武警甘肃总队、东风基地、酒钢公司、金川公司等部队和省内外企业，马万祺、李子奇等老领导、老同志纷纷捐款捐物，向灾区人民伸出援助之手，送来巨大的关怀和温暖。截止目前，共捐助资金1055万元；接受捐赠物资折价约2348．36万元。社会方方面面的爱心捐助，为抗震救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生动地展现了各族人民之间患难与共、和衷共济的深情厚谊。

这次抗震救灾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党和政府永远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始终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坚定维护者，是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造福和排忧解难的。特别是在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面前，只有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才是各族人民信得过的靠山，才是他们坚强有力的主心骨。灾区群众无不发自内心地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感谢亲人。

地震可以震倒房屋，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灾难，但震不倒我们的精神和信念。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参加抗震救灾的部队官兵表现出来的排除万难、夺取胜利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各条战线、各个部门表现出来的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在张掖大地共同铸就了抗震救灾精神。这就是身体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精神；扶危济困，无私奉献的精神；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张掖126万人民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是我们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重要法宝，也必将成为激励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会进一步维护上下一心、团结奋进的大好局面。这次地震灾害，使我们经受了一次重大考验。正如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王宪魁同志所批示的：“是对市委一班人长期团结协作形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考验。”我们要倍加珍惜和维护团结局面。只要社会各方面团结一致，众志成诚，我们就一定能战胜灾害，渡过难关；就一定能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把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推入快车道。

——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更好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抗震救灾的实践再次证明，只要我们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把关心群众的工作做好、做细、做实，就一定能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就一定能聚集起强大的力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灾后重建工作经验总结篇（9）

2010年4月14日，我国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地震，人们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灾区广大干部群众奋起自救，社会各界积极支援，应急救援基本将灾后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后，国家确立玉树三年基本完成恢复重建任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救助不断注入灾区，重建救助机制为玉树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终取得重建的胜利。

一、重建救助资金：中央财政资金为主

在震后的第十天，国务院即了《关于做好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0〕14号），最早明确提出了鉴于玉树灾区的特殊情况，灾后恢复重建所需资金以中央财政安排为主。随后，确立了中央为主，多方支援的重建资金筹集原则，重建资金的来源主要包括：（1）中央财政安排的恢复重建资金；（2）省级财政安排的恢复重建资金；（3）社会捐赠资金；（4）居民和企业自筹资金。最终，根据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批复，玉树灾后恢复重建资金总规模为316.5亿，包括中央财政资金206.5亿，青海省级财政资金20亿元，社会捐赠资金60亿元，企业自筹及贷款25亿元，居民个人负担5亿元，上述资金具体由青海省统筹安排用于规划内恢复重建任务的相关支出。

玉树灾后重建开始前，中央政府就已考虑到将会面临的特殊困难，这些困难既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困难，又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困难。自然环境方面的困难主要有：玉树地处高海拨地区，高寒缺氧，黄金有效施工期只有五个月，并且对重建施工人员适应能力影响大，影响工作效率；极重灾区结古镇地形地势复杂，地形狭窄，地势高差大，可用地面积小而安置人口多，并且设计施工难度大。社会环境方面的困难主要有：玉树地处艰苦、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重建中供水供电等保障条件供给存在一定困难，距离省会西宁800公里路程，运输道路仅有国道214线和省道308线，都制约着灾后重建项目顺利实施；玉树是民族地区，藏族人口占97%左右，基本属于全民信教区，灾后除硬件设施的重建外，还有软件的重建，包括灾区民众的社会交往关系，价值观念的树立，对社会的再度认同等，在民族地区如何使其自身发展跟上重建的速度，是帮助重建新家园的基础，实现这一基础面临很多问题考量。中央财政大力支持玉树灾后重建，总体部署领导恢复重建工作，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重建新家园、新校园、新玉树的重视程度。

二、重建救助组织：省委、省政府领导

玉树震后重建救助所形成的组织体系，核心是省委、省政府的领导，省玉树灾后重建现场指挥部的指导，内部有州及以下各级政府部门不断理顺的重建工作体制支撑，外部有各方援建单位、企业和援玉干部的支持。青海省委、省政府对灾后重建负总责任，既要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又要建立灾后重建现场指挥调度系统，科学高效有序的完成重建任务。在应急救援刚结束不久，相继成立了省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省政府省长骆惠宁同志担任，省玉树地震灾后重建现场指挥部，指挥长由省政府副省长马顺清同志担任。现场指挥部承担现场指挥职责，实施灾后重建规划的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工作，领导各工作组和玉树州按照职责范围开展工作，领导参与灾后重建的部队、武警，实行军地联动。现场指挥部对省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和领导小组的指示，研究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并定期向其汇报工作情况。以省委、省政府领导，省玉树灾后重建现场指挥部指导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组织体系，统一指挥，统筹安排，有序推进，确保了灾后重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玉树州具体承担和落实灾后重建的各项任务。通过理顺州及以下各级政府部门的管理体制，包括成立适应灾后重建工作的临时性组织，积极探索调整基层社区管理模式，转变机构职能，健全由州委统领，州政府总负责总协调的工作机制。例如为了有效实施灾后重建相关方案，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州委、州政府在2011年成立了17个专项工作组，在州委、州政府的总体安排部署下，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各工作组抽调有工作经验和较强工作能力的人员，对抽调人员进行分组分工，设立职能小组，并不断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形成按制度办事，按制度管人的工作思路。2010年7月，根据灾后重建工作的需要，在结古镇重新调整组建了10个副县级的管理委员会，内设综合协调、党群宣传，规划建设，群众生活和综治维稳5个工作组。2011年11月及时组建了玉树县过渡安置管理委员会，内设党群宣传，街道社区筹建办公室，综治维稳，消防，供水，供电，环卫，综合办公室等8个工作组，在玉树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下，履行灾后重建阶段社会管理、服务保障和抓基层建设的职能。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稳步推进，需要将机构职能由管理转型为建设型，并进一步加强和充实灾后重建干部队伍，2011年3月，10个管理委员会成功转型为建设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在2011年2月新增加了新寨建委会），组建的工作组与管委会相同，这样，12个基层委员会形成的社会网格化管理，有力促进了灾后重建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

对口援建和干部援青是推进玉树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举措，即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体现了我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根据玉树灾区重建的实际情况，中央决定这次灾后重建主要采取对口援建的方式，对口援建的安排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确定东西扶贫协助支援省（辽宁省）和支区的对口省市（北京市）为对口援建省市。二是中央企业充分利用自身在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承担施工建设任务，央企包括中国铁建、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电建、中铁二局等。三是军队和武警部队参加部分项目的援建，承担部分运输任务，如援建“两校一院”交钥匙工程，即八一孤儿学校、八一职业技术学校和玉树县八一医院。四是青海省组织省内力量援助玉树建设，包括西宁援建杂多县，海西州援建治多县等。援建工程的资金以中央财政资金为主，业主是当地政府，这样的援建模式需要政府与援建单位建立协商沟通机制。玉树州及时成立了州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各县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切实解决影响施工的问题，服务援建单位。各援建省市、单位的党组织与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党组织共同组织活动，深化地企共建，建立了深厚的民族情谊。玉树州援青干部作为支持灾后重建的智力资源，安排在对口支援的重要岗位，首批援玉干部先后被任命州、县常委和副州、县长，并明确具体工作分工，用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理念，先进的管理方法，支持和参与玉树的重建和发展。

三、重建救助措施：实现灾后复兴

重建期的救助不同于应急期，应急期更多的是依据以往的经验、在紧急情况下做出的反应，重建期需要在做好过渡期安置工作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通过详细的规划，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逐渐完成住房、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宗教设施的建设，并实现灾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复兴发展。震后重建救助措施具体如下：

（一）通过周密重建规划实现各项设施重建。实现各项设施重建的第一步是科学规划，这项工作在震后不到一个月就全面开展，迅速开展的规划设计工作，为灾后重建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中规院、中国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等一批国内知名的规划设计单位汇聚到玉树挥洒智慧，其中中规院发挥了玉树灾后重建规划的统领作用，玉树地震发生后，中规院积极响应，迅速对救灾工作做出了安排，利用在汶川“5.12”特大地震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于4月17日至20日短短4天起草完成了《关于过渡期安置房的原则建议》、《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方案》报告，为灾后重建规划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撑，在规划前期广泛调查公众诉求，规划方案初步形成后，中规院工作组于2010年5月28日、6月9日、8月7日在结古镇分别就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现场公示，其场面范围之大、藏族群众参与之踊跃、争论讨论之深刻为国内前所未有。

玉树灾后设施重建包括城乡居民住房、商住和商业用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寺院及宗教场所等，无论哪一种重建都要符合规划要求，体现地域风貌、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这些规划有国务院正式颁布的《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规院设计的《玉树州城镇体系规划》、《结古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结古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结古镇总体城市设计》等。灾后设施重建中首先是对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按照先基础、后住房，先地下、后地上的次序，玉树州积极配合、支持援建单位，完成在学校、医院、市政、交通、水利、通讯等基础性和先导性设施建设；城乡住房建设是灾后重建的重点，又以结古居民住房建设为重中之重，结古是极重灾区，是全州灾后重建的重点和难点，投资最多，项目最多，通过锁定群众意愿，逐渐推进住房建设；寺院是按照“一视同仁、同等对待、合理安排、给予支持、依法审批，基本恢复震前规模”的原则和要求重建，87座受损寺院的修复重建与全州灾后城乡住房重建同步开工、同步建设，切实发挥寺院在重建中的主体作用，采取寺院自建的形式，支持受损寺院和僧舍恢复重建。

（二）通过相关政策支持实现灾后社会重建。青海省根据国务院《关于支持玉树地震灾区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0〕16号）精神，结合自身实际《关于支持玉树地震灾区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在教育医疗、财政税费、社会保障、援建援助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玉树州委、州政府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通过政策措施层层细化支持玉树灾后社会重建。这些支持灾后恢复重建的政策措施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为长远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教育资助优惠政策，对在校生实现免除学费，发放助学金或生活费补助，对转移到省外就读的学生免除学费和住宿费，并发放生活费、交通费等补助，用切实可行的政策扶持教育发展；税收和金融优惠政策，恢复重建期间从实际出发尽可能给予减免、补贴政策，如灾区事业单位和个人一律免征各类行政收费和政府性资金；就业援助和社会保险、灾区群众后续生活保障及伤残人员康复救助、计划生育、扶持企业和产业发展等政策都在切合玉树灾后重建的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基础上推行。

参考文献：

[1]孙绍骋.中国救灾制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灾后重建工作经验总结篇（10）

**州地处贵州省东南部，辖15县1市和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全州总面积3.0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60余万，共206个乡(镇)，3549个行政村，50户以上自然寨3922个。其中100户以上自然寨多达1478个，乡村总户数89.77万户，360多万人，居住着33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361.63万人，占总人口的81.87％，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州有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部级名录19项、省级名录123项、州级名录123项，部级艺术之乡6个、省级艺术之乡38个，部级历史文化名城1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3个，“苗岭山区雷公山麓苗族村寨”和“**六洞、九洞侗族村寨”被列入全国35个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是文化旅游村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集地”，素有“歌舞海洋”、“百节之乡”、“生态王国”的美誉。

然而，在自然风光秀丽多姿、人文胜景绚烂古朴、民族风情浓郁独特的苗乡侗寨背后，却隐藏着不容忽视的消防安全问题。**州农村82％房屋为木质结构，耐火等级低，且依山而建，密集程度大，火灾风险高，又加上村民长期形成的楼上用火习惯和农村消防基础设施差等原因，农村火灾事故发生频繁。据统计，20**—20**五年与1999—20o3五年相比，农村火灾平均起数由100.4起下降到64.6起；农村重特大火灾平均起数由6起下降到3.2起。但1999年至20**年间，平均每年发生农村火灾80余起，直接经济损失2000多万元，有520多户250o多人因火灾重返贫困。

二、主要经验和做法

面对长期以来严峻的农村火灾形势，**州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单位部门高度重视农村防火工作，始终把加强农村消防工作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三农”问题和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民心工程来抓，立足实际，多措并举，于20**年制定出台了全国第一部农村消防法规《**苗族侗族自治州农村消防条例》，于2o**年编制了《**农村防火检查手册》，并先后总结和推广了农村防火“三大法宝”、“四个结合”、“五大改造"、“八个落实”(即领导责任落实、组织制度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教育培训落实、隐患整改落实、宣传工作落实、消防器材配备落实、达标验收落实)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措施，为有效控制和减少农村火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加强领导，健全机制，狠抓农村防火工作“八个落实”。

1、认真落实政府农村消防工作责任制。为落实农村消防工作责任制，每年州政府与各县市区政府、州直各有关单位部门签订农村消防工作责任状，明确目标，分解任务。而各级政府和各有关单位部门则按照州政府的目标责任要求，层层签订责任状，以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部门齐抓共管、村民委员会组织管理、村民群众共同防范"的农村消防工作机制。此外，为确保责任制的落实，各级政府建立完善了检查督办、绩效考评、行政责任问责、事故责任追究等农村消防安全管理机制。

2、建立健全各级防火安全组织机构。全州各县(市)、乡(镇)均建立了防火安全委员会，特别是普遍建立以自然村寨为基础，以村民委员会管理为框架的农村社会消防安全长效防范机制。对农村50户以上木质结构无间距连片自然村寨实行定人定岗定责，一律建立县、乡、村领导干部“三级联保”责任制，并根据农村聚居的特点，引导村民建立联防机制，鼓励村民参与民房火灾责任保险，转移农村火灾风险。

3、结合农村实际，制定完善农村防火工作条例和各项管理职责、制度。为使农村防火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州人大组织有关单位部门经过广泛调研，多次论证，以《消防法》和《贵州省消防条例》为依据，于20**年3月29日制定出台了《**州农村消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而《条例》出台实施后，为进一步使农村防火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由**州政府牵头，州消防支队主抓，于2oo7年制定下发了《**农村消防工作职责、制度汇编》，主要内容包括：防火安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职责制度；包村、驻村干部、村寨专兼职消防队员、志愿消防队员职责制度；消防基础设施管理人员、鸣锣喊寨人员职责制度；以及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检查，火灾隐患举、整改，火灾报警联动、灭火演练，消防工作考评奖惩等制度。

此外，为充分发挥村规民约、防火公约对广大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重要性，**州30户以上村寨已全部建立健全了村规民约和防火公约。

农村消防工作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多年来，贵州省**州广大农村由于受历史、经济、地理和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始终难于摆脱农村火灾的困扰，始终属于全省及至全国农村火灾的重灾区。有这样一种说法：“全国农村火灾看贵州、贵州农村火灾看**”。为切实有效遏制农村火灾的发生，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近年来，**州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消防工作，把农村消防工作纳入政府重要工作议事日程、纳入各级政府领导干部工作目标考核，落实防火安全工作责任制，总结和推广了农村防火工作“三大法宝”、“四个结合”、“五大改造”、“八个落实”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措施，进一步从根本上扭转了农村火灾的高发势头。

一、**州农村基本情况

**州地处贵州省东南部，辖15县1市和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全州总面积3.0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60余万，共206个乡(镇)，3549个行政村，50户以上自然寨3922个。其中100户以上自然寨多达1478个，乡村总户数89.77万户，360多万人，居住着33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361.63万人，占总人口的81.87％，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州有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部级名录19项、省级名录123项、州级名录123项，部级艺术之乡6个、省级艺术之乡38个，部级历史文化名城1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3个，“苗岭山区雷公山麓苗族村寨”和“**六洞、九洞侗族村寨”被列入全国35个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是文化旅游村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集地”，素有“歌舞海洋”、“百节之乡”、“生态王国”的美誉。

然而，在自然风光秀丽多姿、人文胜景绚烂古朴、民族风情浓郁独特的苗乡侗寨背后，却隐藏着不容忽视的消防安全问题。**州农村82％房屋为木质结构，耐火等级低，且依山而建，密集程度大，火灾风险高，又加上村民长期形成的楼上用火习惯和农村消防基础设施差等原因，农村火灾事故发生频繁。据统计，20**—20**五年与1999—20o3五年相比，农村火灾平均起数由100.4起下降到64.6起；农村重特大火灾平均起数由6起下降到3.2起。但1999年至20**年间，平均每年发生农村火灾80余起，直接经济损失2000多万元，有520多户250o多人因火灾重返贫困。

二、主要经验和做法

面对长期以来严峻的农村火灾形势，**州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单位部门高度重视农村防火工作，始终把加强农村消防工作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三农”问题和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民心工程来抓，立足实际，多措并举，于20**年制定出台了全国第一部农村消防法规《**苗族侗族自治州农村消防条例》，于2o**年编制了《**农村防火检查手册》，并先后总结和推广了农村防火“三大法宝”、“四个结合”、“五大改造"、“八个落实”(即领导责任落实、组织制度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教育培训落实、隐患整改落实、宣传工作落实、消防器材配备落实、达标验收落实)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措施，为有效控制和减少农村火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加强领导，健全机制，狠抓农村防火工作“八个落实”。

1、认真落实政府农村消防工作责任制。为落实农村消防工作责任制，每年州政府与各县市区政府、州直各有关单位部门签订农村消防工作责任状，明确目标，分解任务。而各级政府和各有关单位部门则按照州政府的目标责任要求，层层签订责任状，以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部门齐抓共管、村民委员会组织管理、村民群众共同防范"的农村消防工作机制。此外，为确保责任制的落实，各级政府建立完善了检查督办、绩效考评、行政责任问责、事故责任追究等农村消防安全管理机制。

2、建立健全各级防火安全组织机构。全州各县(市)、乡(镇)均建立了防火安全委员会，特别是普遍建立以自然村寨为基础，以村民委员会管理为框架的农村社会消防安全长效防范机制。对农村50户以上木质结构无间距连片自然村寨实行定人定岗定责，一律建立县、乡、村领导干部“三级联保”责任制，并根据农村聚居的特点，引导村民建立联防机制，鼓励村民参与民房火灾责任保险，转移农村火灾风险。

3、结合农村实际，制定完善农村防火工作条例和各项管理职责、制度。为使农村防火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州人大组织有关单位部门经过广泛调研，多次论证，以《消防法》和《贵州省消防条例》为依据，于20**年3月29日制定出台了《**州农村消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而《条例》出台实施后，为进一步使农村防火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由**州政府牵头，州消防支队主抓，于2oo7年制定下发了《**农村消防工作职责、制度汇编》，主要内容包括：防火安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职责制度；包村、驻村干部、村寨专兼职消防队员、志愿消防队员职责制度；消防基础设施管理人员、鸣锣喊寨人员职责制度；以及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检查，火灾隐患举、整改，火灾报警联动、灭火演练，消防工作考评奖惩等制度。

此外，为充分发挥村规民约、防火公约对广大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重要性，**州30户以上村寨已全部建立健全了村规民约和防火公约。

目前，**州有政府专、兼职消防队397支1563人，有农村志愿消防队3582支9141o人，鸣锣喊寨队伍361o支7893人，三十户联防小组9658个。

(四)以点带面，逐步推进，深入开展农村消防试点建设工作。

为加快**州农村消防建设，从根本上预防农村火灾的发生，**州委、州政府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来治理农村火灾总结出的经验和措施，与省公安厅共同制定了《**州农村消防建设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并于20**年8月20日，经省人民政府第144次省长办公会议原则同意。《方案》明确了农村消防试点建设的指导思想、原则、目标、内容和步骤，确定分五年时间对全州150个50户以上无间距连片木质结构房屋的自然村寨编制消防规划，实施“寨改”、“房改"、“厨改”、“水改"、“电改”、“路改”，配备消防设施和装备，健全农村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消‘防安全教育，加强消防队伍建设，实施农房保险等，预算总投资5.85亿元，分五年实施，省政府每年给予1200万元的经费补助。为确保试点建设任务的完成，**州委、州政府加强领导，科学谋划，建立了“三项”保障机制，采取了“六项”工作措施。

1、“三项”保障制度：一是组织保障。州政府成立了以州长为组长，分管消防的副州长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村消防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同时，各试点县市成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试点建设领导小组，实行“一个试点、一名领导、一套人马、一抓到底"的工作责任制。二是制度保障。为随时掌握农村消防试点工作进度，州政府还建立工作进度周报制度、督察督办制度、奖惩制度。三是经费保障。为确保农村消防试点建设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州委、州政府通过政府出资、群众集资、捆绑项目资金，以及积极鼓励群众投工投劳等方式，为试点建设提供了经费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