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调查报告篇（1）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2016）10-0051-01

2015年9月18日至9月25日，政府副市长刘学智带领沙坡头区分管领导、市县两级林业部门分管领导、专业技术人员，苹果种植营销企业及种植大户等一行14人先后到甘肃省静宁县，陕西省淳化县、洛川县，河南省灵宝市，山西省临猗县，山东栖霞市、蓬莱市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学习。

1 区外市县在苹果产业发展中的主要做法

1.1 突出主导地位，行政持续推动

一是体制较为健全。所有考察过的省、市、县，他们都将苹果产业归口到大农业，以市、县设有苹果产业技术开发办、果树研究所及乡镇果树站。二是把苹果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强力推进。特别是静宁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发展苹果产业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壮大县域经济的第一产业来抓，树立了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将苹果产业抓到底的重要理念。三是苹果产业技术力量强大。考察过的每个市、县都有健全的服务体系，形成了集技术研发、试验、推广为一体的多层次、立体化产业技术服务队伍。四是对苹果产业的宣传十分到位，标语处处可见。在沿路前往静宁县的途中，“1亩苹果十亩田，算好收入管好园”、“庄前屋后苹果园，脱贫致富在眼前”等标语不断浮现在面前。

1.2 依靠科技支撑，发展矮化密植栽培

学习考察的每个地点，矮化砧木的引进，选育、示范、推广、苹果砧穗组合的筛选、栽植随处可见。尤其以院企合作、企业、合作社种植的矮砧密植栽培和矮化中间砧密植栽培较为普遍。矮砧栽培主要采取宽行栽培和支架栽培技术，以高起点规划、高技术引领、高标准建设、高品质生产、高效益经营的栽植模式，推行机械化、肥水一体化技术，这为转变我市苹果的生产方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3 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升级

陕西淳化、洛川通过招商引资办龙头、吸引民资办龙头、扶持能人办龙头等方式，尽最大可能减免各项税费，支持和帮助龙头企业加快发展，带动产业整体优化升级。同时，开发的以果汁、果醋饮、苹果脆片、苹果酒等产品为主的果品深加工快速发展，全县建成的5家果醋饮加工企业生产能力达到4000吨，全部通过了QS质量认证，产品销售省内外多地。

2 中卫市发展苹果产业的优势

我市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在7.3～9.5℃之间，年均无霜期159～169天，年均降水量179.6- 367.4毫米，年蒸发量1829.6～1947.1毫米，为降水量的10.2倍，全年日照时数2870小时，全年无霜期平均167天。由于昼夜温差大，海拔高，独特的气候条件使我市所产的苹果具有口感好，酸甜适中，硬度大，耐贮藏。同时，由于气候干燥，因而病虫害少，农残留低。

3 存在的问题

3.1 产业效益不高。由于投入不足，果园基础设施差，管理粗放，树体结构混乱，树势弱，整形修剪不科学，果园树体大小年结果严重，幼龄果园适龄不结果、不丰产，老果园郁闭，优质果品商品率低，导致果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低。

3.2 技术力量严重不足。目前，全市林业推广部门中的苹果专业人才较少，总数不超过6人，同时肩负大量其它工作，加之苹果栽培技术推广的手段和设备落后，先进的实用技术和提高果品品质的综合管理措施得不到及时有效推广，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苹果产业的发展。

3.3 市场销售体系不完善。由于我市苹果多以小规模、分散式经营为主，没有形成产、加、销一条龙的市场产业链，市场销售体系不完善，致使生产流通无序；同时由于缺少固定的果品批发市场，严重阻碍了苹果的流通。

3.4 品牌影响力不强。由于经国家注册、认证的统一果品品牌很少，严重影响了产业的经济效益。目前沙坡头区苹果虽然有“南山阳光” 品牌，但是由于受资金、规模、管理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品牌影响力还远远不够，示范带动面积小。

3.5 关联产业发展迟缓。无论是果品深加工的研发、引进，还是苹果果实清洗、分级和包装，果品纸箱生产、包装、加工，果酒、苹果脆片加工等苹果产业的配套开发还很脆弱，在沙坡头区还没有一家能立足市场，一定程度制约了产业的全面发展。

4 加强中卫市苹果产业的对策

4.1 抓产业的做法可借鉴

任何一项产业的发展，行政强力推动都是必不可少的。静宁县发展苹果产业也经历同样的阶段，行政推动也是其获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之一，即使是发展到了目前的水平，行政推动仍然是县上抓苹果产业的主要措施。

4.2 新技术推广必须要跟进

一是要优化布局，扩张规模。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按照“相对集中”的原则，以经济基础好、有积极性的个体大户、企业、合作社为建设主体，推行新品种、新模式栽培，要求高标准、现代化、集约化建园，引领我市苹果产业向着标准化、优质化方向迈进。二是要加大老果园改造。中卫市沙坡头区现有30年以上的苹果老果园1.2 万亩。今后要大力推广洛川 “大改形、巧施肥、强拉枝、无公害”四大成功关键技术，加大老果园树体改造，尤其要做好间伐示范园创建工作，为全市老果园改造升级做好引领、示范、推广。三是要集成配套新技术，提升果园管理水平。静宁县1亩苹果园最好收入达到5万元，中上达到3.5万元，最差达到2万元。截至2015年底，中卫市沙坡头区苹果栽植面积达15.16万亩，挂果面积7.7万亩，最好的果园收入也就1.2万元左右。因此今后要大力集成配套新技术，大力推广黑膜覆盖、果园生草、防雹网、增施有机肥配套技术，建立集果沼畜为一体的生态果园，减少人工无效投入，努力产出优质果品。

4.3 打造国际品牌，提升品牌营销

苹果调查报告篇（2）

调查于4月17～19日在陕西华圣果业公司气调库进行。苹果采收来源于洛川县京兆乡的出口注册果园，入库时间为XX年10月22～27日。贮存温度设定为0～1℃，相对湿度90%～95%，贮藏期6个月。苹果出库时，按照设计调查方案，将病果分为以下几类：侵染性病害引起的腐烂、霉心病、生理性病害、伤果腐烂、机械损伤及其他病害。

调查结果：在气调贮存条件下，库存果的总体伤、病果实平均损耗为0.69%；在伤病损耗中：浸染性病害的损耗占55.8%；生理性病害的损耗占15.2%；机械损伤造成的腐烂性病害占13.7%；未腐烂的机械损伤占16.3%。

二、一般小型冷库出库病害进行调查。

5月26日对渭南富德冷库进行调查,调查当天出库原料果实4t,其中腐烂果80kg,腐烂损失率为2.0%。富德库是一个小贮量约150t的个体冷库，该冷库管理比较粗放。据公司人员讲病果损失率一般在4%左右，最长贮藏8～9个月，随着时间的延长,病果损失率也随之增多，个别年份病果损失率高达8%左右。

三、苹果贮藏中主要病害类型及症状表现。

1、侵染性病害

（1）轮纹病：其症状为，以苹果皮孔为中心生成水渍状褐色小斑点，形成同心轮纹，并向四周扩展，病斑呈淡褐色或褐色，并有茶褐色粘液溢出，烂果不凹陷，果形不变，有酒糟味，后期病部生黑色粒点。

（2）炭疽病：其症状为，果实发病初期，在果面上出现淡褐色圆形小病斑，病斑迅速扩大，呈现褐色或深褐色，并甫果皮向果实内部呈漏斗状腐烂，果肉变褐色，有轻微苦味；随着病斑的扩大，病部果面凹陷，并生出黑色呈同心轮纹状排列的小粒点。

（3）霉心病：果实解剖后发现，果实心室多呈现三种症状，即黑褐色霉心型、红褐色心腐型和褐变型。

（4）疫腐病：其症状为，果实表面产生不规则、深浅不匀的暗红色病斑，边缘不清晰似水渍状。有时病斑部分与果肉分离，表面呈白腊状。果肉变褐腐烂后，果形不变呈皮球状，有弹性，失水后干缩成僵果。在病果开裂或伤口处，可见白色绵毛状菌丝体。

（5）青霉病：其症状为，受害部位腐烂，呈淡褐色，略有臭味，患病部中央是白色，后呈青绿色。一般入库果实特别是机械损伤的果实均有受此病菌感染的可能，病果和健果接触，菌丝可侵入健果。病菌产生果胶酶和毒素，很快使果肉软腐，病菌在0°c条件下仍能缓慢生长，塑料袋袋装果发生较多。

（6）霉腐病：其症状为，果实从心室开始受害，并逐渐向外扩展霉烂。病果果心变褐，充满灰色或粉红色霉状物。当果心霉烂严重时，果实梗部可见水渍状的不规则湿腐斑块，并彼此相联，最后全果腐烂，果肉变苦。

2、生理性病害

（1）苦痘病：其症状为，病果皮下果肉首先变褐，干缩成海绵状，逐渐在果面上出现圆形稍凹陷的变色斑，病斑在黄色或绿色品种上为暗绿色，在红色品种上为暗红色。病斑接近圆形，四周有深红色和黄绿色晕圈，随后病部干缩下陷，变成暗褐色。剖开病部，可见皮下的坏死果肉组织呈半圆形或圆锥形，深度为2-3mm或更深，食之有苦味。储藏后期，病部因腐生菌为害而变色腐烂。

（2）虎皮病：其症状为，果皮呈晕状不规则褐变。发病的初期果皮变为淡黄色。果面平坦或果点周围略有突起，或呈现不规则斑块，以后颜色逐渐变深呈褐色或暗褐色，病部微凹陷。一般仅限于果皮表面，果皮下六七层细胞变为褐色，不深入果肉。背阴部发病较多。病重果的果肉发绵，略带酒味，病部果皮可成片撕下，病果易受病原菌侵染腐烂。

苹果调查报告篇（3）

二.主要用肥.

三.调研地点.

设在陕北富县羊泉乡上立石村xx.xx.xx等苹果园;羊泉中站段巧龙.吉子现镇安子村xx.孙兴华;还有安子村xx.串坡村xx苹果园及使用好苗子复合肥和其他所看苹果园对比.

四.生产表现.

xx，共有5亩红富士苹果,由于当时(2月10日)仅有一袋好苗子复合肥,再没有好苗子”复合肥(16:8:16)氨化技术肥,就只好再上了多袋陕复合肥(15:15:15)作对照,据30/5调研,已形成叶片.果个等上的明显区别。使用好苗子复合肥后，表现叶大.叶厚,既就是在今年花期受冻的情况下,内外叶几乎没有多大区别,而施用陕复肥叶大,叶黄丛叶不少,果个也较小.

xx，有6.5亩红富士苹果园,据他女人讲,多年树体不壮不旺,多年其他复合肥也没有少用,就是树体表现很弱。从今年2月份施用好苗子复合肥后,即就是在花期受冻.在施肥不足的情况下,也表现出叶特大,叶厚.果个特大，比相邻施用其他复合肥量大的全好,的确的好,不信大家来看.

xx共有10亩红富士苹果园,多年粗放管理,树势特差,几乎想抱树.去年秋季使用羊粪,加今年春季追施复合菌肥,表现叶大.叶厚,叶片光亮(短枝品种较多),树势转旺,可以说,在当时他们村上少见.从1/6日来看,具有复壮树体.确保优质.丰产潜力的树相指标.

还有xx.xx等果园施用聚合菌肥加洛川复合肥，均表现出与众不同,叶较大.叶厚.果面漂亮等特点。

xx，有10.5亩红富士苹果园,树势多年一般,其中7亩施用好苗子复合肥,其他施用尿素加二铵,在同等代价的情况下,从调差来看（3/6日），使用好苗子复合肥表现叶大.叶厚.果个特大,封顶枝也较多;对照园，则表现叶大.叶薄.果个并不大,且几乎新梢不封顶.

xx，有共红富士.秦冠30多亩,20多亩施用好苗子复合肥,其他施用二铵加尿素。据3/6调研,使用好苗子肥与尿素加二铵已形成明显对比,据本人讲,好苗子复合肥的确独特,多年少见.特别在受冻情况年,具有复壮树体,叶大.树壮等诸多优点.,我今年中后期果树全用它.

在从调研时,所听到和看到施用好苗子复合肥,可以说没有果农反映效果不好的,与当地其他复合肥的园形成明显不同,叶特大,芽饱.叶厚.果个特大.封顶早等诸多特点,从目前来看表现出丰产’稳产的树相指标.

五、结果与分析.

从富县多村多点，调研施用华圣研发中心推出的"好苗子"复合肥从树上来看,皆表现出发芽早.叶片特大.芽体饱满.叶大.叶厚.6月上旬新梢及时封顶;从树下来看,草壮、草黑、其他表现还有待于果园中后期调研。

从施用有机肥(羊粪)加聚合菌肥和其他(洋丰)等复合肥效果来看,复壮弱树效果很好,叶较大、光亮.果面光洁.相比"好苗子"封顶较晚,皆具有较好的增收效果,但还存在配比不适,影响质量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苹果调查报告篇（4）

“我们没有选择苹果，是苹果选择了它自己。”马军解释两年来“紧咬”苹果公司不放的原因。2009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重金属中毒事件，马军领军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其他一些环保组织展开调查。2010年4月，马军把梳理好的信息汇总，开始和相关的29家IT企业交涉，苹果公司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当其他企业最终都作出了积极回应时，苹果方面却只回复了马军一句话：我们的政策是不披露供应链。

高度保密的公司文化已成为苹果公司除乔布斯以外的另一标签，马军意识到，苹果公司对供应商的高度“保密”，使其规避了监管供应商的“环保责任”。“苹果公司的采购方针是只关注质量和价格，不顾供应商在环保方面的表现，这会诱使供应商降低环境标准去赢得订单，从而导致环境问题的恶性循环。所以，我们认为供应商造成的环境问题，也应该是品牌的责任。”马军说。

2010年下半年，马军牵头联手41家环保组织组成“绿色选择联盟”，正式介入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污染调查。2010年底，苏州联建科技公司137名女工集体正己烷中毒事件被媒体曝光后，马军赶赴现场。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另外有一个名叫“运恒五金”的小规模工厂也发生过女工中毒事件。该厂的女工说，她们平时的工作就是擦拭苹果LOGO。征得同意后，马军来到她们的宿舍。一间本不宽敞的房间被隔成很多小间，一个来自河南的女工瘫软在阁楼的床上，她只有20来岁，已被确诊正己烷中毒。昏暗的房间里，马军拿摄像机的手颤抖着。“很显然，整个社会给予苹果公司巨大的信任，正是这种信任使得我们的声音被全部淹没。所以我想做一个视频，将证据可视化，让公众更直观地了解中毒员工和苹果代工厂的真面目。”

由于苹果公司的“保密”文化，所有代工企业都被冠上“疑似”的帽子。这对马军来说，又多了一道难题：如何证明污染企业的确在为苹果公司代工。证明“运恒五金”这样的小企业与苹果公司的关系，要费很大周折。马军凭借之前在报纸做调查记者的经验，顺藤摸瓜，最终掌握了有力证据。

敲开“苹果”的大门

2011年1月，马军召开了新闻会，了《苹果另一面》调查报告。之后，他给苹果公司写邮件，期盼他们出面回应，但依旧石沉大海。马军没有放弃，他调查了华北、华南、华东的27家苹果代工厂，接触了六七十位工人，收集到详尽的污染数据，然后拍照、制图、建档。

让马军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武汉名幸电子拍到的一张河流污染的照片。河水是豆浆一样的乳白色，河底则漆黑一片。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日媒爆料日本名幸电子的一批苹果公司订单由于地震原因停工，转移到武汉工厂生产。后来，马军在“豆浆河”发现了名幸电子的一个非法排污口在大量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

2011年8月，《苹果另一面2》调研报告前，马军照例把它先发给苹果公司。5天后，也就是新闻会当天早晨，他收到苹果总部的回复，称报告中提到的27家代工厂有几家不是苹果供应商，同时建议通过一次电话会议来进行沟通，这是苹果公司第一次表示愿意和中国环保组织进行沟通。马军一边准备下午的会，一边回信，然而，苹果公司再次没了音讯。

最终，《苹果另一面2》中一张张卫星定位照和第三方污染检测报告，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美国最大的环保组织对马军进行了声援。同时，马军和伙伴们拍摄整理的名为《苹果有“毒”》的视频被放到网上，两周时间点击率就超过4万多次。这一次，谈判大门终于向马军敞开了。2011年9月13日，马军与伙伴和苹果中国公司进行了第一次面对面接触。10月31日，第四次会谈“升级”到在苹果公司美国总部进行。

与“苹果”谈判

谈判室里，苹果公司高层频频质疑马军这份报告的可信度，这一回，一贯文质彬彬的马军火了。最让他愤慨的是，苹果方面质疑江苏昆山同心村的污染现象。马军亲自去过同心村，当地村民把漆黑的河水装到矿泉水瓶里，10多位上了年纪的妇女集体下跪，请求马军帮帮她们。马军展示了同心村河流污染和妇女们满面愁容的照片。同时，他手上握着花费10年制作的“中国水污染地图”，涉及近6万家污染企业的庞大资料库数据，加上近两年的现场深入调查，当场让苹果公司高层无话可说。

2011年11月15日，马军和伙伴们与苹果中国公司进行第五次谈判。“两个小时谈判，苹果方面用一个多小时时间说自己如何环保，员工福利如何完善等等，就是不谈公开供应商信息。”

这次谈判苹果公司态度缓和不少，他们已经开始对15家供应商发起审查，11家已审查完毕，并要求供应商制定正确的计划并给出时间表。但仍坚持，“他们每年会一份供应商报告，当中包括环境政策，但无法具体透露供应商企业名单。”

马军有自己的考虑，和苹果公司谈判每次只能向前迈进一小步。“在近两年接触中，我逐步感受到苹果与众不同的文化。这个文化就建筑在其高度保密的基础中，所以要让他们最终实现透明，的确是一个挑战。”

马军给了苹果公司时间，而苹果方面最终也给予了让环保组织欣慰的回应。2012年1月和4月，马军等人与苹果进行了第六次和第七次谈判，苹果终于公开了156家在华供应商名单，并同意先让部分供应商接受第三方机构检测。“马军握有污染数据库，这是铁证。不然如此大的跨国公司不可能让步。”马军的伙伴说。

苹果调查报告篇（5）

中国苹果汁突遇美倾销指控

1999年6月7日，美国树顶公司等5家苹果汁生产企业（以下统称“方”）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几种未经冷冻的浓缩苹果汁展开反倾销调查，并征收51.69%到65.64%的反倾销税。

美国商务部发起调查后，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安德利）、陕西海升鲜果汁有限公司（海升）等12家中国生产/出口企业通过律师报名参加应诉。由于涉案企业众多，美国商务部决定实行抽样调查。8月17日，美国商务部决定抽取北方安德利、海升、东方、南南和陕西机械等5家企业作为强制调查对象。随后，美国商务部向这5家企业发放了全套问卷，并向其他企业发放了A卷。8月18日，湖滨和中鲁要求作为自愿应诉企业参加调查。美国商务部同意了它们的请求。

11月23日，美国商务部在《联邦公报》上公布初步裁定结果，除了北方安德利获得零幅度之外，其余10家企业的倾销幅度为9.85%至54.55%不等，而所有其他未应诉中国公司的倾销幅度则为应诉企业中的最高数――54.55%。

初裁结果公布后第二天，应诉企业对美国商务部初裁计算中存在的错误提出异议。美国商务部承认初裁在对所有企业计算方面存在错误。但是，根据美国商务部规则，初裁后只有出现显著的倾销幅度变化时才考虑予以纠正。12月27日，美国商务部公告更正初裁结果，湖滨的倾销幅度由54.55%降低为29.89%，其他企业则保持不变。

初裁公布之后，美国商务部开始最终阶段调查。2000年2至3月，美国商务部对安德利、海升、东方、南南、湖滨和中鲁等6家企业（陕西机械初裁后退出，在终裁中被作为不合作公司列入“所有其他中国公司”）进行了实地核查。3月17日，美国商务部举行了听证会。

4月13日，美国商务部在《联邦公报》上公布了其最终裁定结果。随后，应诉企业和原告都对终裁中的计算提出异议。美国商务部经过审查后，于6月5日公布了修改后的最终结果。终裁除了北方安德利继续为零幅度外，其余9家企业（其中1家企业初裁后退出）获得9.96%至27.57%的倾销幅度，而所有其他中国企业的倾销幅度则为51.74%。

2000年5月15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五名参加投票的委员一致表决：被美国商务部裁定倾销的、从中国进口的未经冷冻的浓缩苹果汁对美国国内产业构成了实质性损害。随后，美国商务部反倾销税令，要求美国海关对中国进口的未经冷冻的浓缩苹果汁征收反倾销税（北方安德利除外）。

除了北方安德利之外，其余9家中国应诉企业对美国商务部的裁决不服，随后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上诉。由此，一场中国企业对抗美国政府的国际官司开始了。

第一回合：中国苹果汁企业向国际贸易法院上诉

在向国际贸易法院中，烟台东方果汁有限公司等9家中国企业（原告）主要就替代国的选择、苹果的价格、煤的价格、销管费和间接制造费率等问题挑战美国美国商务部。

替代国

在初裁和终裁中，美国商务部坚持以印度作为替代国。根据美国商务部规则，选择替代国应当遵循：（1）经济发展水平与该非市场经济国家具有可比性；（2）是可比产品的重要生产国。原告认为，在本案调查期间美国商务部的存档记录无法证明印度是可比产品的“重要生产国”，因为其所依据的数据是方聘请的私人咨询员提交的《市场调查报告》，而且相关数据显示的也仅仅是印度的一家政府控制的浓缩苹果汁简易加工企业。

法院认为，美国商务部所谓印度是浓缩苹果汁主要生产国的结论不符合法律规定，或是没有事实依据。首先，美国商务部采用方提供的《市场调查报告》于法不符。根据美国的法律和判例，在面对类似《市场调查报告》之类的第二手信息时，美国商务部应当尽可能地验证其证明力。但是，美国商务部没有对方提交的《市场调查报告》足以证明印度是浓缩苹果汁重要生产国作出解释。相反，它只是采纳了方提交的材料，然后指责“应诉方没有提供足以使美国商务部否决该份调查报告的信息”。其次，美国商务部根据方提交的《市场调查报告》断定印度是浓缩苹果汁的重要生产国缺乏事实依据。最后，美国商务部认为印度生产企业HPMC的财务报表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印度是浓缩苹果汁的重要生产国缺乏事实依据。因此，法院认为美国商务部得出的“印度是可比产品重要生产国”的结论既不符合法律，也缺乏证据支持。法院要求美国商务部重新作出裁决。

苹果的价格

法院接着审理苹果汁生产的最主要的原材料――榨汁苹果的替代价格争议。在初裁和终裁中，美国商务部根据HPMC实际支付的“市场价格”确定中国苹果的替代价格为2.25印度卢比/公斤。中方提出，即使以印度作为替代国，美国商务部采用印度的苹果价格作为替代价格也是不适当的，因为印度市场的苹果价格受“市场干预项目”的影响――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给苹果种植业提供补贴，通过政府行为人为地提高了苹果的价格。

这一结论难以令人信服――负责审理此案的国际贸易法院法官里查德・K・伊顿（Richard K. Eaton）直截了当地表明他的态度。他认为，美国商务部似乎没有考虑到“市场干预项目”可能提高的正常价值会不利于原告。“市场干预项目”确定的是榨汁苹果的最低价格为2.25印度卢比/公斤。确实，美国商务部在本案中解释了它主要关注的是“降低生产商的价格造成其价格不再反映公平市场价值的补贴”。据此，美国商务部的目的是寻求因为补贴降低了的价格数据，而不包括因为补贴提高了的价格数据。由于美国商务部的解释既没有“在认定的事实和作出的判断之间建立合理的联系”，又没有证明其据此所确定的倾销幅度“尽可能的准确”，因此，该结论既缺乏事实依据，又与法律不符。

至于美国商务部所谓2.25印度卢比/公斤“不是苹果种植者收到的‘市场干预项目’价格”，而是印度浓缩苹果汁生产企业实际支付的价格的说法，伊顿法官认为缺乏事实根据。相关证据显示，美国商务部据以确定榨汁苹果替代价格的HPMC是一家政府控制企业，负责通过以补贴价格购买苹果来执行“市场干预项目”。而且，HPMC从来没有赢利过，其长期亏损也是依靠地方政府机构贷款才能支撑。因此，HPMC的行为算不上市场主导行为。HPMC自己也承认，每年亏损的原因包括“市场干预项目是公司的主营活动”，而“以每公斤2.25卢比的高价收购苹果使得浓缩苹果汁的成本上升，公司也就难以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事实上，仅仅这一点就造成公司过去四年亏损4610万卢比。”因此，该公司“实际支付”的价格是否为市场价格也就存在疑问。

煤的价格

作为原告的中国企业挑战美国商务部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煤的替代价格。在反倾销调查中，美国商务部拒绝采用印度国内市场上煤的价格，而是根据印度《统计月报》上的进口煤价格作为替代价格。对此，原告提出异议。原告认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印度国内的煤价格不准确或者扭曲。相反，事实表明进口价格对于浓缩苹果汁生产企业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们没有必要采购更高价格的进口煤。”美国商务部则辩称，它选择《统计月报》上的进口煤价格是公正的，因为“该信息与调查期间最为接近”。

法院认为，美国商务部没有解释进口煤价格最能反映印度浓缩苹果汁生产企业在调查期间内使用的煤的成本。美国商务部声称其采用的价格与调查期间“最为接近”，而且并非“异常或者不可信”，但是这些事实并不能得出结论――此类数据正确反映印度国内生产企业在调查期间内支付的价格。美国商务部也没有解释采用这些――似乎更高的价格是确定印度浓缩苹果汁生产企业的实际成本的最佳可获得信息。

因此，法院认为美国商务部关于进口煤价格是“最佳可获得信息”的结论缺乏证据支持。

在反倾销调查中，美国商务部采用1997年1月《印度储备银行公报》中大量企业1992-93年财务数据来确定中国调查企业的销售管理费用和间接制造费率。原告认为，既然方已经向美国商务部提供了印度最大的已知浓缩苹果汁生产企业MPMC的1998-99年度审计财务报表，而且美国商务部也部分采用了该公司报表中的信息，那么，美国商务部不采用该报表中的数据确定销管费和间接制造费率，而是选择6年以前的许多非关联产业的财务报表数据，显然缺乏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持。

法院认为美国商务部舍弃HPMC的财务报表却采用印度储备银行的数据确定销管费用和间接制造费率的做法与本案事实相违背。为此，法院要求美国商务部重新审理。

第二回合：美国商务部重新裁定

根据国际贸易法院的发回重审令，美国商务部重新考虑替代国的选择等问题。

替代国

根据国际贸易法院的重审令，美国商务部更为仔细地重新审查了调查存档证据。美国商务部承认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印度是浓缩苹果汁的重要生产国的结论。美国商务部调查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数据库，确定了世界浓缩苹果汁净出口占前10位的国家，发现印度并不在其中。相反，数据显示1998年印度是浓缩苹果汁净进口国。据此，美国商务部要求利害关系方就替代国的选择问题发表评论和提供证据。

中国企业要求美国商务部以土耳其作为替代国。原告认为，本案存档记录已经证明土耳其是浓缩苹果汁的重要生产国，美国商务部收集的信息也证明土耳其在10个浓缩苹果汁净出口国中位列第三。而且，原告在调查期间提交的土耳其信息完全可以作为美国商务部裁定的依据；方则建议美国商务部以波兰作为替代国。

考虑相关证据和利害关系方的意见后，美国商务部决定以土耳其作为替代国。首先，美国商务部考虑了所有国家的意见，认为尽管波兰净出口量超过土耳其，但是二者都是前10名之列。其次，尽管土耳其并不是美国商务部认定的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可比性的国家之一，但与波兰相比，土耳其的人均GNP与中国更为接近。第三，从数据的可利用性角度考察，美国商务部也认为选择土耳其更为恰当。

国内煤的价格

在最终裁定中，美国商务部选择进口煤价格作为替代价格，因为该价格在时间上比原告提供的印度国内煤价格更接近调查期间。在重新裁定时，美国商务部仍然坚持在选择替代国价格时时间上具有同期性是一个重要的标准。美国商务部重新审查了相关资料，认为进口统计数据和原告提供的印度国内数据都在调查期间之前。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印度国内价格存在扭曲。因此，美国商务部同意采用印度国内煤的价格作为替代价格。

HPMC的财务资料

法院要求美国商务部要么采用HPMC的财务资料重新计算正常价值，要么解释其没有这么做的理由。由于美国商务部决定采用土耳其公司的信息确定间接制造费用、销售管理费用和利润率，因此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根据以上裁定，美国商务部重新计算了原告的倾销幅度，东方等5家强制调查或者自愿调查企业都获得零税率，但是福安等4家合作公司(指参加应诉但是没有被美国商务部抽中,也没有申请自愿参加调查的企业)的倾销幅度却由14.88%提高到28.33%，其余未应诉公司的税率则保持不变。

第三回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再审

美国商务部重新裁定尽管已经纠正了其大部分错误做法，由此确定5家强制调查或自愿调查企业的倾销幅度为零，但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又大幅提高了福安等4家应诉但是没有被美国商务部抽中作为强制调查对象企业的倾销幅度。对此，原告表示不服，再次向国际贸易法院提讼。

鉴于重新裁定中所有全面调查企业的倾销幅度都成为零幅度，因此，美国商务部认为有必要采用一种新的方法确定这4家企业的倾销幅度。

美国商务部根据零幅度和51.74%加权平均计算出这4家企业的倾销幅度为28.33%。

中方反对美国商务部重新计算其余4家合作公司倾销幅度的方法。中方认为，尽管美国商务部在非市场经济国家案件中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采用新的方法，但是正如上诉法院所要求的，“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商务部所采用的方法是否是根据最佳可获得事实，是否尽可能准确地裁定倾销幅度。”显然，美国商务部的所谓新方法使合作公司不能得到尽可能准确的倾销幅度。而且，在所有其他公司的倾销幅度都降为零的情况下，这几家合作公司的倾销幅度却翻了一倍，这让人难以理解。

美国商务部坚持认为其在重裁中采用的计算合作公司的倾销幅度的方法是适当的。美国商务部辩称，法律规定了计算没有被抽中企业的倾销幅度的两种方法，而重审导致这4家企业的倾销幅度的上升则是美国商务部遵照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和法律规定的结果。

里查德・K・伊顿再次驳斥了美国商务部认为新的计算方法适当的辩解。首先，证据显示这4家合作公司全面和完整地遵守了美国商务部提供信息的有关要求。其次，在所有全面受调查企业――甚至包括曾经被裁定为倾销幅度高达27.57%的企业的倾销幅度都降为零的情况下，这四家合作公司的倾销幅度却反而大幅上升，这实在难以置信，也不太可能。

更重要的一点，美国商务部这样计算合作公司倾销幅度时，没有对照《政府行动声明》检验其采用新方法的公正性。《政府行动声明》固然允许采用零幅度和利用可获得事实加权平均的方法，但是，当该方法不可行，或者通过该方法计算得出的倾销幅度无法合理反映未被抽中调查企业可能的倾销幅度时，美国商务部可以选择采用其他方法。正如《政府行动声明》所要求的，在考虑确定倾销幅度的方法时，美国商务部不能简单套用在其他案件中可行的方法。美国商务部必须确保其在具体案件中采用的方法“是根据最佳可获得信息，而且尽可能准确地裁定倾销幅度。”法律如此明确地指示美国商务部灵活地采用各种方法，但是，美国商务部并没有解释其选择的方法“尽可能准确地”裁定了合作公司的倾销幅度，也没有在“认定的事实和作出的选择之间建立合理的联系”。因此，法院认为美国商务部对其他4家合作公司倾销幅度的计算既无事实证据支持，也与法律不符。

根据以上分析和结论，法院要求美国商务部重新计算合作公司的倾销幅度。

第四回合：美国商务部第二次重审裁定

根据国际贸易法院第二次发回重审令，美国商务部重新计算了4家合作公司的倾销幅度。美国商务部抛弃了被全面调查企业和利用可获得事实裁定企业倾销幅度的加权平均的方法，而是根据这4家公司在回答A卷中提供的销售数量和金额，以及方在书中提交的生产要素，推算出这4家公司的倾销幅度。

美国商务部首先计算这4家公司的正常价值。美国商务部选择方在书中包含的生产非冷冻浓缩苹果汁的单位生产要素，根据土耳其榨汁苹果、销管费、间接制造费用和利润率等替代价格计算出正常价值。随后，美国商务部再根据这4家公司A卷答复中提供的销售总量和总金额计算销售价格。美国商务部参照6家被全面调查企业提交并经过核查的运费、手续费、包装费等成本计算出4家合作公司的净出厂销售价格。通过与正常价值的比较，美国商务部计算出这4家企业的加权平均倾销幅度为3.83%。

2003年5月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第二次重审裁定，并提交国际贸易法院裁决。

第五回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第三次审理

针对美国商务部的第二次重审裁定，原告主要反对美国商务部选择的方法和计算合作公司倾销幅度时采用的信息数据。首先，原告认为美国商务部的裁定不当，因为其计算不是根据“最佳可获得事实”作出的。其次，原告认为美国商务部通过不明确和不适当的材料投入提高了这4家公司的正常价值。

苹果调查报告篇（6）

能耗 污染 中毒工人

在蒂姆・库克刚刚接替乔布斯就任苹果公司CEO一职时，就收到一份来自中国的特殊“礼物”―由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牵头的五家环保M织，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公布了一份苹果在中国供应链的污染地图。这已是中国环保M织所做的第二季调查报告。

在苹果遍布全球的代工厂中，中国是重中之重。在苹果做工精致的产品中，许多环节都存在潜在的污染源。比如，iPad2使用的铝镁合金机壳，需要将一个2公斤左右大的铝锭抛空，并将90%左右的原料废弃掉，只留下200克左右重的一个薄薄的机壳，其生产过程高度耗能才保证了iPad2极度的轻薄―这一生产过程会产生大量的废料。而iPhone和iPad中使用的高密度印刷电路板，同样是高耗水高耗能的产品，需要排放大量的废水和废气，因此很容易产生污染。试想，Macbook Pro的Unibody一体机身，每个又会消耗多少铝锭、造成多少污染呢？

除了大量的废气、废水、噪音之外，第二季调查报告显示，一批苹果疑似供应商的危险废物产生量特别巨大。然而，这些问题都未被列入今年2月初的《苹果供应商责任2011进步报告》中。该报告中苹果列出的36个审核发现的核心违反事件，没有一例是环境污染问题。

苹果在报告中虽然首度公开承认它的中国供应商员工中有137名工人因污染致健康遭受不利影响，但此时距离事情的发生已经两年！2009年下半年，苹果在苏州的供应商联建科技有数十名工人因接触正己烷中毒入院，相继被当地职业病防治部门评为九级或十级伤残。从2009年7月至今，苹果在中国的代工厂已有接近上百人遭遇事故的公开记录。2010年，多名受害者同时给苹果美国总部、亚洲公司、中国公司、乔布斯本人发出邮件，却从未得到回复！

苹果的责任不容推卸

一位业内人士称，以前，一个企业一旦和苹果发生了故事，就等于戴上了一个光鲜亮丽的花环，但现在这或许是个“死环”。这几年，他发现一个规律，代工企业发生的重大事件，基本都和苹果有关。

“苹果的责任不容推卸！”环保M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指出，“从现有披露出来的信息可以看出，苹果公司对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介入很深，完全具备把控2、3层供应商环保问题的能力。”但由于苹果的关键绩效指标只考虑社会责任，不考虑任何环境责任，因此大大削减了苹果公司对供应商在环保方面的要求。

而这一切乔布斯都“功不可没”！

一名“果黑” 在微博中发泄着对乔布斯的不满：“嗨！乔布斯！你不该死！你应负的责任尚未履行！该还的账还没有偿还！”他指出“苹果，换句话说，乔布斯的所作所为，将直接影响到农民工是否能作为一个人而存在。农民工被剥削他有很大的责任。而乔布斯至死也没有将生产苹果的农民工当人看。”

苹果调查报告篇（7）

据彭森介绍，目前中国居民消费的电量只占社会总用电量的12%，其中5%的高收入家庭的用电量占到居民用电量的24%，10%的高用电量家庭消费了33%的居民用电。所以，方案提出：80%的居民家庭，电价保持稳定，困难群体还可以享受一定的免费电量。高于地区平均水平一定幅度的二三档电力消费要多缴费，第二档每度电提价5分钱左右，第三档每度电调高2毛钱左右。

点评：想法很好，就怕实施起来变味，阶梯电价成为涨价的变相说法，就像油价一样。

苹果CEO蒂姆・库克访华

3月2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苹果公司首席执行长蒂姆・库克，敦促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跨国企业“加强人文关怀”。库克同时告诉，苹果将“与中方深化全方位合作”。苹果中国公司近日重申，中国对苹果来说非常重要，苹果期待在中国市场加大投资。

3月29日上午，库克参观了新落成的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工厂的iPhone生产线。该园区现有十二万名工人。

点评：与乔布斯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不同，蒂姆・库克显然更加重视中国市场。自蒂姆・库克上任后，他展现出了和乔布斯截然不同的行事风格。

乔布斯时代，苹果虽然充满了创新和激情，非常酷，但是也比较偏执，而蒂姆・库克则温和很多。苹果在库克手中会更好，还是会慢慢失去魅力，现在真的很难说。不过，我还是比较支持库克，理由很简单，乔布斯时代是苹果的创业期，而库克时代则是苹果的守业期，没有哪个企业会一直飞速成长。

FLA公布调查富士康报告：严重违反劳工权利

3月30日，美国非营利机构公平劳工协会(简称FLA)报告称，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存在数十桩严重违反劳工权利的行为。

FLA报告显示，在富士康的三家中国工厂中，有60%以上的员工称其工资无法满足基本需求。在这三家工厂中，工人的平均月薪为人民币2257元到2872元。

另外，在过去的12个月时间里，三家工厂的工人工作时长(包括正常轮班和有偿加班)都超出了中国劳工法规定的标准。

在工人代表方面，报告指出富士康工会大多由来自公司管理层的代表组成。

苹果调查报告篇（8）

这一事件彰显了手机广告销售收入的重要性正在增加。这个市场虽小但增长很快,促使谷歌击败苹果收购了在手机上放置广告的AdMob公司。

6月7日,苹果公司修改了应用程序开发工作的管理规定,这些包括游戏在内的应用程序与iPhone和iPad所用的新操作系统兼容。

新规定禁止部分广告机构从iPhone应用程序中收集使用数据,致使这些机构更难以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并与苹果公司的广告网络竞争。

苹果公司将于7月1日推出自己的广告网络iAd。

AdMob公司的创始人、现任谷歌公司副总裁的哈穆伊(Omar Hamoui)6月9日在博客中说,若照此执行,应用程序开发者将无法在iPhone上使用AdMob和谷歌的广告解决方案。

哈穆伊副总裁进一步解释说,苹果公司的新规定会同时损害大小应用程序开发商的利益,严重限制他们获取最大利益的业务选择。苹果公司未予置评。

新规定对通过苹果手机上的网络浏览器进行的常规广告销售并无影响。但4月份首次公布的规定原先被解读为:除苹果公司外,禁止任何人在iPhone应用程序中销售广告。

与此同时,苹果公司修改了这些规定以允许部分广告公司与iAd竞争,只要这些广告机构的母公司不生产或销售手机或手机操作系统。

除谷歌公司,此类公司还包括也开发手机操作系统的微软公司,以及诺基亚公司等手机制造商。

即日,微软公司高管表示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诺基亚发言人则拒绝置评。

通过哈穆伊在AdMob公司博客上发表评论,谷歌公司迅速对这些条款提出了批评。谷歌在AdMob公司身上已投入7.5亿美元,并开发了供iPhone的竞争对手们使用的Android操作系统。

谷歌最近已完成对AdMob的收购,此前这项交易通过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严格审查。FTC在审查过程中考虑了苹果公司进军手机广告市场一事的影响。

在谷歌去年11月宣布要购买AdMob后,苹果在1月收购了AdMob的竞争对手Quattro Wireless公司。在对谷歌的收购交易进行审查时,FTC曾说要密切关注手机广告市场。

据知情人士说,苹果以AdMob竞争对手的姿态出现,很大程度上导致了FTC决定不阻止谷歌收购AdMob。

AdMob在Android手机、黑莓及其他手机上放置广告,但已售出5000多万部iPhone的苹果公司说,iAd将只在苹果手机上放置广告。

研究公司eMarketer预计,2010年美国手机广告收入有望达到5.93亿美元,高于2009年的4.16亿美元。

目前,尚不清楚谷歌如果不能让苹果改变新规则,还能采取什么其他办法。当然,向政府提出投诉也是一种选择。

在苹果公司最近改变应用软件开发工作的管理规定之前,美国司法部及FTC正要审查苹果的经营行为是否有违竞争原则,但尚不清楚这两家机构是否已开始了初步调查。

谷歌的声明显示,该公司不会让步,将坚持要在包括iPhone的所有手机上广告。

据可靠信息获悉,谷歌正寻求将其在网上广告业务中的主导地位扩展到个人电脑之外。目前,谷歌正对广告技术及广告销售进行大力投资,以便更好地在手机网页上及iPhone和Android手机运行的应用软件中广告。

苹果调查报告篇（9）

催泪弹 × 舆论战

催泪弹虽不致命，但一旦释放，就会冒出浓浓黑烟，公众的眼泪和唾沫就能淹死一家公司。

对NGO来说，选择什么作为行动目标很重要。选择有缺陷的大公司，围绕着它们展开组织化的行动，这本身就是很有分量的“武器”。尽管从力量对比看，前者在财势和影响力上逊于后者，但这恰恰是社会组织的机会。当苹果公司成为精心选择的目标后，许多故事就此开始。

不同的NGO针对苹果公司，攻击它的产品供应链，各司其责，但出于力量对比考虑，首选的还是舆论战。香港SACOM（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调查富士康公司劳工生存状况，在连续跳楼自杀案出现后，深受舆论关注。这些调查报告拓展了人们对富士康的想象，也开始注意到这些NGO牛虻的存在。媒体乐于分享它们的调查内容，SACOM成了富士康调研报告的权威之一。

善用媒体，构成对大公司的更大压力，几乎是此类社会组织的基本手段。富士康只是被挑中的数家企业之一，SACOM还将矛头指向当时的中国首富――张茵旗下的玖龙纸业，指斥其为“血汗工厂”。然而，不同于富士康对外部指责不予回应，SACOM这次遇到了反击。

适逢全国两会上对新劳动合同法的争议，张茵对NGO的指控先是予以否认，继而反唇相讥，宣布SACOM是“有阴谋”的抹黑，“背后有主谋”。广东工会方面介入调查后发现，玖龙确实存在问题，但否定“血汗工厂”的判断。各方回应实际上帮助了SACOM制造舆论。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的马军及其团队一直在做类似的事情，《财经》报道，马军从2010年4月起梳理重金属排放超标的29家IT企业。不过，对于早期舆论的兴起，苹果方面不予回应。这直接促成马军开始将苹果公司作为深入调研的重点。

去年1月20日、8月31日，IPE了两份《苹果的另一面》报告，披露27家苹果疑似供应商出现环境问题。这与苹果公司的2011供应商责任报告不一致，在苹果列举的36个经审核发现的不良行为事件中，没有提到一例环境污染问题。IPE报告受到媒体追逐报道。尽管IPE的报告中使用的是“苹果疑似供应商”的称谓，但这不妨碍人们议论苹果未尽到企业社会责任。隐藏在苹果产品时尚外衣下的环境破坏等问题首次浮出水面，进入公众视线。然而，苹果使用者也质疑马军他们的动机，甚至有传言说IPE是受政府“指使”。

在乔布斯时代，IPE对苹果的舆论战收效甚微，从马军2009年发送第一封试图沟通邮件开始的两年内，苹果保持一贯的缄默。直到去年第二份报告公开前，苹果公司发邮件否认了报告中的几家疑似供应商。但对进一步、更多的IPE的探询，继续不予回应。

根据《时间线》报道，去年9月13日，苹果中国首次与马军及其合作伙伴进行了面对面接触。此后，苹果又陆续主动与他们进行了七轮谈判。马军分析，苹果改变态度是多方推动的结果。据说，甚至有投资者和苹果的客户，会拿着IPE的报告问责苹果。

出于公众对NGO天然的同情立场，舆论战中的社会组织往往处于有利地位，并且令大公司陷入道德的低谷，备受指责。一个合格的NGO就是一个可以圆满制造舆论战的团队。但是，从舆论谴责走到解决问题，还有很多路径需要熟练操作，舆论战不是唯一。

TOP2

武当太极剑 × 和平非暴力接触

太极剑虽是剑，伤人却血刃。太极剑轻灵柔和，绵绵不断，重意不重力，但招招都有攻有防。虽则柔和，却能通过内功逼迫对方就范，实则是“温柔一剑”。

舆论战是基本战术，贯穿在社会组织的全部活动中。NGO直接与大公司交手互搏，面对面的情况下不是为了谈判，而是为了遏制彼此的利益。社会组织的此类模式较少，却因行动彰显的“肌肉感”特别具有魅力。这当中的代表当属绿色和平组织。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中国多家名牌大型茶叶公司销售的产品中被检测出含有禁用农药。这一发现基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从北京、成都、海口的九家公司购买的18种产品的测试。此项独立检测发现，所有样品中有12个至少含有一种禁用农药，如灭多威和硫丹。

绿色和平在大陆的活动被普遍报道，这家拥有“舰队”的国际NGO早已经脱敏。其在大陆最近展开的行动是茶叶农药调查报告，与茶叶流通协会开展笔战。与此相比，绿色和平驾驶船只与捕鲸船对抗的画面显得“激烈”，更有反捕鲸行动人员遭逮捕和审判。

在2010年至今的反对活熊取胆行业中，亚洲动物基金一边充分借力舆论声势，阻止归真堂这样的企业上市，一边尝试与养熊企业接触，以便在和平状态下很好地谈判。不过事与愿违，在双方约定的接触方式进展到关键阶段时，亚洲动物基金以对方不真诚为由放弃接触。

在现有的国情下，社会组织采取暴力行为迫使大公司就范，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和平非暴力的手段施展之后，如果大公司不那么傲慢，类似于谈判的方式就成了可以期待的形式。IPE与苹果的谈判就属于此例，不过据马军讲，谈判桌上的进展不尽如人意。

苹果与IPE的谈判对话，起点仍在于是否能从双方认可的事实出发，不过有可喜进展。至少苹果已经开始调查IPE提到的供货商，一家为苹果生产印刷电路板的制造商计划在4月底接受双方的联合监督审查。这是双方首次联手检查供应商工厂的污染控制情况。

在公众环境中心的所有项目中，制作大陆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地图最为有名。在过去6年中，IPE开展了100多次第三方审核和文件审阅，接受审查的对象都希望从污染名单中除名。审查通常由第三方审核机构去开展，类似于IPE等非营利组织来监督。

从置若罔闻到主动要求监督，代表了一种大公司在压力之下寻求合作的愿望，也是NGO和平非暴力接触取得的广泛成效。这种成效建立在卓有成绩的专业作为上，可以想见，当社会组织对大企业的环保监督与行政内部的监督产生默契时，效果会不期而至。

TOP3

诸葛连弩 × 消费者启蒙

连弩本身并不具有杀伤力，一旦搭上箭，一弩便可以同时发射十箭，射程也是冷兵器中杀伤力最大的武器。面对强大对手，退居幕后做一张弩，也能以一当十。

对大公司违背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狙击行动，自然会分布在产品生产链条上，给予各个环节施加压力。然而，也有一些社会组织另辟蹊径，采用消费者启蒙的活动模式，追求“曲线救国”。影响消费者，牵制销售业绩，会给大公司带来实质压力。

在抗议活熊取胆一事上，消费者动员体现得尤为明显。继亚洲动物基金之后，由主要成员是媒体人士的它基金介入最深。它基金请到了知名演员和艺人、微博名人等撑台，采取了斥责、晓之以情等动员手法，诉求直接就是号召大家拒绝购买熊胆制品。

消费者启蒙常见于动物权益保护上，比如反对皮草，呼吁抵制食用鱼翅等。其抗议形式可以是文质彬彬的行动，如法国人雅克-贝汉拍摄的《海洋》，温情地掀起酒楼饭馆参与到NGO的联合抵制中，也可以像藏羚羊保护组织那样，有可能要与盗猎者进行血战才行。

由于消费这个词义的丰富性，消费者启蒙的外延在不断扩展，从小到一次性筷子，到公共决策方面，都能见到反对者的身影。曾有环保人士在午餐时间闯进微软中国总部的餐厅，进行保护宣讲。但是木筷行业协会对此反应强烈，双方的争议至今未有消停。

消费者启蒙依赖于消费习惯改变，其实是对消费文化提出了很高要求。在明星参与的呼吁活动中，也许能收到一时成效，但是要想获得消费需求的稳定下降，确实也是困难。相较于商人制造鱼翅产品的趋利动机，NGO在激发支持者的长期坚持上有很长的路要走。

TOP4

少林盾 × 贸易战

对于强大的资本而言，贸易壁垒是商战中最厉害的盾牌。借助少林盾的力量阻挡资本市场的侵入，以守为攻百战不殆。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亚洲动物基金都会派出高级别的专员赶赴北京，约见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一方面是争取这些权威人士对保护黑熊项目的道义支持，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他们，巩固有利于基金的政策合约，并且能在遏制活熊取胆上获得进一步的新政支撑。

在NGO指向大公司的组织行动中，争取政策支持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要求也使NGO成为一个游说团体，也就是常见的一种来自于民间的压力团体。由于政府部门掌握着制定政策的优厚资源，能够取得一项倾斜性的政策，对NGO始终是个诱惑。

NGO与政府决策部门的公共关系千变万化，其中有指向贸易方面的，越来越受到涉及各方的重视。对社会组织而言，要想取得对商业大公司压制性的胜利，在贸易战中占据优势就很关键。而取得优势地位的重点在于，NGO要获得制定标准的特别权力。

据《中外对话》，加拿大海豹业者协会今年初表示，今年的灰海豹捕杀可能将化为泡影，因为海豹肉出口中国的协议没有签订下来，自去年俄罗斯颁布了海豹皮制品禁令后，中国便成为了加拿大海豹产品最大出口对象。去年11月，中国在动物保护组织的努力下延缓了海豹肉的进口贸易。

在香港和台湾，动物保护组织在持续发力。据2011年11月的香港媒体报道，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专门拜会了立法会议员，多数议员不同意海豹产品作为中加贸易的一部分。同月，该协会还会见了加拿大驻港总领事馆官员，表达了海豹贸易不应进入中国地区的立场。?

只要政府愿意，它们不会为延缓海豹制成品贸易承担任何负累。因为世贸协定有一条规定：进口国可以为了保护公共道德拒绝进口外国产品，而不会被指控为对外国产品的歧视。这被视作鼓励NGO对垒大公司、乃至国家贸易的条款。

就像绿色和平公开茶叶农药超标一样，社会组织对贸易施加压力，也更多地出现在国内贸易活动中。这已经引起捍卫企业利益的行业协会的警觉，譬如去年造纸业协会组织多次论坛会议，商议制定森林认证体系，希望掌握话语权，也为反击NGO的拦截准备武器。

行业协会的这种新动向值得关注。在归真堂风波中，中药协会力挺企业利益，成为NGO的对手之一。捍卫公德还是维护企业私利，成为两种类型的民间机构角力的分水岭。在这种暗战的背后，实质上是两种力量争夺政府的商贸支持，这种状况一定还会加剧。

自从潘毅和马军对富士康及苹果公司的调查报告后，苹果产品就被赋予了一层道德色彩，购买苹果很可能是在支持不道德的生产行为，正在逐步改观消费者的印象。这对苹果的贸易不能说毫无影响，假以时日，这种借由调研发起的、温和的贸易战会更有成效。

若从全球贸易看，NGO对大公司的影响力更是无法忽视，一些走出国门的国企已经尝到了这方面的厉害。比如，中国在非洲采矿，国际NGO就开始盯住那里的童工问题、同工同酬问题、安全生产问题。所谓“多管闲事”的社会组织正在聪明地利用贸易战改变与大公司的力量对比。

TOP5

金钟罩铁布衫 × 抗腐蚀持久战

金罩铁布衫不是武器，却胜似武器，它是抵抗各种形式的腐蚀、坚持长期持久战斗的基础。

翻开每一家NGO的历史，都不乏与大公司斗智斗勇的历史经验。绿色和平、潘毅的团队、马军的团队、自然之友等等，他们对商业公司的影响都经历了被漠视到被重视的转化过程。大公司可以长期维持下去，这也决定了NGO的行动必须要打持久战。

争取舆论支持无疑是社会组织存在的长期基础，但是越来越多的组织意识到，还必须培育出长期的执行能力，这样才能在与大公司的相持中不至于败下阵来。因此，从舆论战到贸易战，从偶然的监督到掌握贸易标准，社会组织在自觉地占据资源促进自身进化。

如果说上述办法都是“牛虻”制衡大公司的战略战术，那么，在双方的关系不断拉近互搏的情势下，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情况。如何在与大公司的对阵中保证NGO的中立性不受腐蚀？在与大公司联合的某些行动中，如何不伤害NGO的原则，愈发成为问题。

香港迪士尼乐园在建造初期直至运营阶段，一直受到当地环保团体的挑剔，迪士尼非法挖掘河流里的自然卵石，更是受到猛烈批评。绿色力量作为压力团体，始终对迪士尼保持介入干预，高调监督。然而，有一天人们发现迪士尼成了绿色力量的赞助方，公众观感骤然变化。

苹果调查报告篇（10）

2011年2月15号，苹果公司首次公开承认，因为供应商违规操作，在苹果的中国产业链上，137名工人“正己烷”中毒。

某苹果产品代工工厂中毒员工说：“我们厂里8个人得病，我最严重的时候只能躺着，心想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们家比较穷，治不起，就是害怕。”

尽管苹果公司的《供应商行为准则》清楚地写道：“苹果承诺确保供应链有安全的工作条件，确保工人受到尊重并享有尊严，同时确保生产过程对环境负责。”但显然，苹果没有做到这一点。事件一经曝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一向受人膜拜的苹果公司被部分媒体和公众冠以“毒苹果”之衔。

与此同时，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环友科技等5家环保组织先后在2011年的1月和8月联合了题为《苹果的另一面》的调查报告，报告揭示了苹果在中国供应链存在的污染和毒害，详细列举了27家苹果“疑似”供应商的污染档案。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污染事件足以说明苹果对自己的供应链缺乏有效管理，苹果公司难逃其咎。

马军表示：像苹果等一些大型的品牌，它在中国大量廉价地采购产品。但是它来到中国后，只问质量和价格，不关心环境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它变相地把压力给了供应商，降低环境和健康的标准赢得它的订单。我们现在推动这些品牌把环境等标准纳入它的采购标准里面。

但是环境调查报告公布后，苹果公司却并未像其他的一些知名品牌积极回应，而是选择了沉默的“鸵鸟”政策。面对中毒事件，面对环保组织的交涉，苹果公司一直在回避。

而令人意外的是，在“毒苹果”事件的喧嚣过去3个月后，苹果公司开始与中国的环保组织频繁接触，“环保治污”的事情有了转机。

5家环保组织之一的环友科技的负责人李力向中国之声证实，苹果总部的代表已经抵达北京，并于2011年11月15日上午与中国的环保人士正式会面。这场难得的会谈又将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

致力于环保科技研究的NGO组织――环友科技的负责人李力女士向中国之声记者透露，15日上午10点，苹果公司与环保组织的代表在位于北京的苹果公司中国区总部会面。苹果公司派出了一个华裔代表，两个中国区代表；4个环保组织各出一个项目负责人、一个机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