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学年论文篇（1）

目的：体察民情，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形式：深入农村，与村民攀谈，搞调查时间：2009年7月22日7月27日地点：山东省平度市崔家集镇周家村组织者：山东省青岛海洋大学工程学院团总支参与者：山东省青岛海洋大学工程学院99级、00级部分同学一 调查数据概况：周家村共有230户约800口人，住房占地约200亩，耕地1550亩。本村固定资产120万，去年总产值为12210000元，人均毛收入为3800元。（一） 经济收入状况经济收入以经济作物为主，辅以副业如养鸡，养老鼠。经济作物收入占经济总收入80%。经济作物包括苹果、蔬菜、黄烟、花生、柿子和制种。自199年以来有果园200亩、蔬菜100亩、黄烟500亩，现在黄烟已发展到800亩。1990年进行村庄规划后，1992年在房前屋后种上了5000棵柿子树，现在每棵树能收入两百元以上，近年又种上了1000棵柿子树，估计明年能大量挂果。制种业是新兴产业，包括西瓜、西葫芦、西红柿、辣椒四个品种，种植面积在200亩左右每亩毛收入一万元左右。（二） 受教育状况村民中有30%受过初等教育、3%受到过高等教育。现在村里只有三个高中生。如今儿童的上学年龄限制到8岁，但有50%的孩子九岁才开始上学。（三） 生活状况据调查村民的粮食、蔬菜都自给，只买一些油盐、肉制品，因此大部分家庭每月生活费在200元以下。二 下乡感悟（一）我看农村教育 人们在形容农村的教育状况时总是用适龄儿童入学率低、失学率高、教育状况落后等短语一言概之。这就模糊了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甚至误导读者进入边远地区人们不重视教育这一误区。 经过这一段时间与乡亲们的接触，我深深地感到：农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比起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越是贫穷地区的人们对教育的渴望越强烈。教育滞后的根源不在于观念的落后而在于经济的落后.让我们来看一组调查结果，在我们调查的家庭中有80%的家庭的三分之二家庭收入用于孩子的教育，绝大部分的家长十分希望孩子能上到大学.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乡亲们朴实的话语，搞调查时，当问及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时，他们总说:我的孩子能像你们一样就好了.其实我们这么辛苦，啥也不图，就希望他们多学点东西，找一条好的出路.还记得有个老汉对我们说:俺孩子能上到哪，我供到哪，就算砸锅卖铁也得上.由此，我们转过头来想一想，一个地区是否重视教育能单凭入学率或人口文化水平来衡量吗？答案是否定的。对于农村来说，判断人们重视教育程度的标准应是他们用于教育的开支所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虽然农村地区经济落后，但也正因为落后，他们比城里人更渴望受到教育、更渴望个个都能考上大学！当你看到周家村的乡亲省吃俭用供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当你听到老汉说砸锅卖铁也得上的时候，你还会说他们不重视教育、还在扳着指头数有几个失学儿童吗？！那么，盲目地给老少边穷地区扣上不重视教育、教育意识薄之类的帽子是不是过于武断、是否含有某些歧视成份呢？

大三学年论文篇（2）

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学术已走过三十年。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瞬间，但新时期三十年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研究意义重大。自1842年以来，中国迈入现代性历程。基于政治局势的动荡，1949年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建设无法自由伸展。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则因意识形态斗争，中国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学术文化处于停滞状态。1979年是一个标志，中国的现代化工程得以在开放的和平的环境中纳入全球化体系，中国的文化建设迎来了百年难遇的时机，学术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三十年来，伴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学术在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对本土现实的关注等方面步步深入，取得了新的成就。三十年形成了学术文化的新传统，这一传统既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政局动荡，传统断裂，非此即彼，也不同于1979年以前的斗争思维和夜郎自大，而是在和平环境中以开放的胸襟去除意识形态蔽障致力于学术文化的建设。在学术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回顾总结文艺学的学术历程，以便给新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展开提供意识自觉和思想参照，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如何把握三十年文艺学的历史和问题呢？本文拟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焦点，清理文艺学自身的发展演进历程。二是分析文艺学命题背后的历史背景和转换机制。三是总结三十年文艺学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在全球化语境中提出新的发展方向。

一、三十年文艺学的历程与问题

从时间和学术范式的转换历程看，三十年文艺学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现实主义回归和主体性张扬，二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的文艺学内转，三是九十年代的保守主义思潮，四是新世纪以来的文艺学边界扩张。

第一阶段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题是回归现实主义，以典型论、能动反映论、性格组合论、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为焦点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纠正前此文艺学的偏失。文艺学界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高扬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一致，在文艺领域推动了思想解放。文艺学学者反对前此政治化的文艺学，批判政治对于文学研究的钳制，其中，文艺美学和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两者均以对审美的伸张强调文学的自主性。

第二阶段的主题是艺术自律性，时间是八十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随着学术开放的深化，文艺学迅速发展到第二阶段，这就是大力引进西方20世纪的文学理论，实现文学研究的内部转向，以扬弃前此文艺社会学的外部研究，从审美、语言、形式等方面研究文学文本是这一阶段的主题。文艺学的内转是西方理论推动的结果，主体性文艺学以康德否定具有浓厚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色彩的反映论美学；审美主义强调文艺的审美本性及其对于人生的意义，是对前此认识论文艺学的反驳；新方法论来自西方科学主义对于人文主义的渗透等。

从反驳政治化的文艺外部研究，到强调审美的生存本体论和文学的内部规律，从现实主义回归，到文学主体性、文艺心理学、形式主义、读者接受美学，中国八十年代的文艺学走过了艾伯拉姆斯所说的文学四要素的循环运动，完整地演绎了西方近现代的文艺理论，也契合了中国文艺学自身演进的特定逻辑。受制于政治语境和现实需要，八十年代中国文艺学演进的意识形态性极为突出，用伊格尔顿的话说，所有文学思想都是政治性的。正因为领导了思想启蒙，而不是回归纯粹的学院性的知识探索和思想批判，八十年代的文艺学反而因束缚于现实斗争而没有实现对于人类生存处境的超越性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和思想创新。

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时期。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大众文化兴起，中国知识分子被边缘化，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知识分子拯救自身自我定位的应对。人文精神讨论针对市场经济的物化倾向，论者批判了市场化对于精神超越的摒弃，而在西方，人文精神正是现代世俗化的维护者。人文精神在中西的差异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现实关怀的表现，中国的人文学者延续了八十年代对于政治异化的批判精神，彰显了知识分子维护自身信仰的立场。学界通过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曲折生命的追寻和自由精神缺失的反思，获得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清醒意识。以人文精神讨论为中介，知识分子走上了专业化、学院化立场。回归文化本位，回归书斋，以专业定位自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之后的新角色。随后，因为一系列政治的（八九风波以及一系列外交事件）、经济的（经济发展导致文化崛起的需要）、文化的（知识分子反思八十年代的激进思潮，主张回归传统文化以及海外新儒家的输入）缘由，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弥漫于社会，中国文艺学走向文化保守主义，典型代表是中国后殖民批评提出的中华性（1994年）和文论失语症（1996年）命题。中国后殖民批评把批判矛头对准西方文化霸权，试图获取民族文化代言人身份，这样，在西方是激进的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却变成保守思潮。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文化过滤是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之后的自我增势，也表现了知识分子启蒙角色失落之后的无奈心态。文论失语症命题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表达了文艺学在西潮之后要求回归传统文化的渴望，也表现了中国当代文论创造性缺失的焦虑。

在这一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八十年代的启蒙理想被解构。市场经济导致大众，知识分子和权威意识形态从八十年代的契合走向九十年代的分化。知识分子不再是启蒙导师，大众享受着感性的世俗生活，权威意识形态则利用大众文化追求中华文化一体性的幻象。知识分子试图以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抗西方文化，特别是后现代的虚无倾向祛除了知识分子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延误了中国未竟的现代性事业。

第四阶段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步入全球化时代，文艺学面临新的危机与转型。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以及学术交流的频繁，西方当代思潮迅速旅行到中国。因为全球化，中国与西方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同步发展，后现代、大众文化、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全球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成为世界性的学术问题。在这一阶段，中国文艺学不仅仅输入西方理论，而是具有了本土问题意识，因此，中国与西方的对话成为可能，文艺学再次表现了应对现实的革新思维的勇气。文化研究的输入所引起的对于文艺学边界的持久论争在2004年达到高潮，主要是，面对来势凶猛的传媒全球化和市场经济，面对日益扩张的审美化以及网络创作等，传统的文学存在方式被改写，文学经典被解构，文艺学的传统研究方式面临困境，于是，一系列问题出现，产生了文学性再厘定和坚守的论争，产生了审美泛化和文艺学边界扩张的问题，产生了文学经典的命运问题，文学与电影和视觉文化的关系问题，传统文学研究的范式变革等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不再充当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不再试图与主流权威合流，也不再以师者心态面对需要启蒙的大众，而是自觉为阐释者。在这一阶段，尊重思想和价值立场的多元化，在专业领域内平等对话等基本原则得以确立，健康的学术生态开始出现，中国文艺学逐渐走向成熟。

二、三十年文艺学的文化症候

三十年是文化激烈交锋和碰撞的时期，是百年中国文论建设外部条件最好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社会斗争退去，经济稳步发展，文化建设提上日程。三十年文论与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改革开放同步，在反驳前此意识形态文论的基础上，输入西方文论，发掘中国传统文论，面对中国当下现实，多方面开拓文艺学的领域，取得了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成就。总结三十年文艺学的历程，其显著特点可归纳如下。

首先，文艺学在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之间冲撞，选择的艰难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所推动的文化要求相关。文艺学随着时代情势转换自身，不断提出新的命题和问题。从八十年代初期的回归现实主义，到主体性和文艺心理学的提出，再到文艺本体的研究；从九十年代的民族文化回归到20世纪以来的主动融入全球化语境，文艺学的主题变迁与时俱进。其次，文艺学表现了敏感于生活和应对现实的勇气。作为对文学，对生活的理性思考，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表现了与哲学的纯粹思辨不同的敏感性，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输入是因为中国市场化之后大众文化现象的出现；人文精神讨论，是因应市场经济对文化价值的挤压；生态美学的兴起，是因为现代化的发展导致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等等。最后，文艺学的价值指向表现了知识分子社会使命的承担。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同，他们不是解构一切走向价值虚无，而是在解构当代和传统的主流价值之后仍然心存理想。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九十年代的文化回归和学术专业化，以及新近的文化研究的政治参与意识，都表现了中国文艺学可贵的文化承担的社会使命。知识分子经过半个世纪的痛苦历程和反思，自觉地祛除政治意识形态化，回归专业和学院研究，传承传统文化，彰显了文艺学的伦理维度，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

这些是三十年中国文艺学可贵的学术遗产和可资借鉴的思维取向。下面，以三十年文艺学的典型命题为例分析其文化症候。

第一，是文论创造性的缺失。九十年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命题是文论失语症。失语症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三十年乃至现代性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大力输入西方思潮之后，并没有实现自身的理论创造，没有创造出能够与中国传统文论媲美的新的文论，这一论断引起了文艺学界极大的共鸣。失语症的论断是在输入西方理论之后中国学界的清醒意识，表达了文艺学界对于三十年来西方理论轰炸的厌倦，指出了中国文艺学生产力低下这一事实。但我们要明白的是，文论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并不仅仅在于文论家自身，更有赖于中国当代伟大哲学和文学艺术的创造，以及独具形态的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建设，乃至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变革和知识分子独立性的获得。

文论失语症的出现，与当代中国文艺学缺乏本土经验的支撑相关。比如文艺学在90年代初期搬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判大众文化，以后又引进英国文化研究、费斯克、葛兰西等人解释大众文化，但这些理论都忽视了中国大众文化本有的特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主张大众接受的主动性和革命性，这就无法解释中国的权威机构如中央电视台也鼓励大众文化这一现象。法兰克福学派主张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和大众的白痴化，但它无法解释中国八十年代大众文化对于一元化的权威意识形态的解构，忽视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历史进步性。实际上，大众文化在中国非常特殊。一方面，中国大众文化是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受到资本控制的市场化文化，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因其附载着传统伦理及其宣泄作用又被中国权威意识形态所认肯，此外，中国的大众文化还因其感性投射为底层平民所欢迎。大众文化在中国契合了各方面的需要，西方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应该建立在中国大众文化特有的审美经验和文化意味之上，而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创造正是中国学界所缺乏的。

第二，是学习西方的偏失。在吸收西方理论的过程中，接受者的历史语境、理论本身的复杂性、本土的文化现实等都导致了西方理论的变异。比如学界对于韦尔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接受，对于米勒的文学之死命题的理解以及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解读等都没有逃过理论旅行和文化过滤的命运。应该说，我们学习西方并不够，学习其真精神更有待时日。

转贴于

后殖民理论在西方是具有强烈政治性的激进理论，但中国后殖民批评过滤掉了后殖民理论的批判精神。之所以如此，除了中国知识圈缺乏自律性和独立性外，与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传统有关，而批判理性精神是学术创新的根本。中国后殖民批评与英语学界的后殖民理论不同，它不是致力于权力结构的分析而是以大众文化如第三世界文学、电影批评等为操作文本，是因为在中国，大众文化是中华崛起之梦的最好范本。因此，大众文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的阐释对象。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中华文化的崛起成为大众、官方和精英知识分子共同的百年梦想，中华性于是成为知识分子呼唤的文化理想，民族主义是其基本内涵。这种民族主义话语投合了官方和民间的需要，但失落了后殖民理论的精神并掩盖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分层和矛盾，而致力于分析本土的文化分层并为边缘文化发声提供道义支撑是后殖民理论的基本精神。可见，中国当代接受西方与知识分子自身的处境，与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复杂性纠缠在一起，理论移植变成了文化过滤。

第三，是文化语境的钳制。新世纪以来最具典型性的文论问题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导致的文艺学边界的扩张。文化研究来自西方，它在中国兴起的原由：一是文化研究契合了中国当代审美泛化和文学性扩张的文化现实；二是借助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突破了前此纯文本化审美化的弊病，使得文学研究走出学院的封闭性成为可能；三是文化研究的政治性凸现了知识分子以及中国文艺学特有的现实关切；四是文化研究容纳了西方近半个世纪的思想资源。在赛义德之后，超越性的文学审美难以存在。赛义德的卓越分析表明，非功利的文学隐含着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权力话语主导着文学审美。因此，在解构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之后，仅分析文学的审美层面显得狭隘；五是借助文化研究，中国文艺学接轨于当代西方的学术主潮。文化研究扩展了文艺学边界，是学科大联合的事业，其打通学科分界的企图符合去除现代学科分割弊端的世界大潮。基于此，文化研究提供了中国文艺学新的思维转型和范式变革，但中国文化研究缺乏的仍然是现实的批判精神。中国文化研究局限于无关痛痒的大众文化文本评说，而不是借鉴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深入分析当代中国的文化分层、资源分配、社会正义、政治结构、利益格局等根本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语境的钳制。

在市场经济和后现代思潮之后，启蒙精神和道德理性显得单薄乏力，于是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了自身存在的方式，成为社会的解释者，放弃了参与社会变革的干预精神。这一方面是思想文化转型的结果，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无奈处境的表现。中国的现代性文化并没有实现，虽然生产力作为标志之一是提高了，但民主制度和环境指标却远没有达到。在大众不需要启蒙而沉迷于消费的今天，在权威话语仍未消解的今天，知识分子无奈而自觉地退出启蒙角色，不再干预现实，这是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和后殖民批评失却西方批判理论的政治性的原因。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艺学再也不充当思想解放的先锋，而是以反本质主义或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回归文学理论的纯粹知识本身，文艺学与思想文化政治的关联被切断，这是文艺学社会承担意识的退化，是知识分子伦理责任的自我放逐。

在当代中国，官方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三方的关系极为复杂，它们互相钳制又互相利用。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批判精神与市场和权威天然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官方需要知识分子的理论构造和文化象征资本，而知识分子是次阶级，他们要求把文化资本转换成为经济资本，这就需要市场和官方的支持。当前文艺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身体美学命题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的市场化有关，而在官方主办的各种文化寻根活动中都不乏知识分子身影，他们制造了民族主义崛起所需要的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一方面，官方需要大众文化以释放和安抚大众对于社会分层的不满，也需要大众文化鼓吹伦理和睦和文化崛起的巨型梦想，但又对大众文所蕴藏的反叛和革命倾向心存不安，因此把大众文化放置在一定的限度内。另一方面，大众需要大众文化释放感性需要，需要大众文化承诺虚假的民主权力。大众文化也借助经济力量渗透入知识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众文化的英雄成为大学客座教授，大学教授借助传媒比如“百家讲坛”把象征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撇开三方的关系，事实是，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在中国仍然没有实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仍然需要在两面作战，即对权势说真话，对大众说真相，一方面吸收现代西方的批判理论对权势保持警惕，以构造现代性文化的多元和谐，另一方面对现代资本主宰的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不懈地批判，以伸张和保持人文理性对于社会的前瞻性和制衡性。

三、三十年文艺学的缺失与经验

三十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与权威意识形态，与现代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与西方知识和中国传统，与中国文化现实的纠缠极其复杂。他们随着处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思维模式，谨慎处理与各种力量的关系，寻找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转型时期的处身方式，这些对中国当代的文艺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三十年文艺学可以返正－开放－深化的三段论总结：返正是以回归现实主义为主题纠正前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开放即以西方理论建构各种文艺学，深化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当代文化现实，与西方对话。八十年代初，随着现代性学术范式的确立，西方思潮被大量引入，但随着政治文化语境的变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现代性真正实现于物质欲望的满足的时候，中国文艺学发现自己被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师者角色不再，于是退守书斋和专业本位，并以人文精神坚守其批判的精英立场。九十年代以来，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挤压下，知识分子转换立场，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但在文化研究、性别批评、生态美学中，知识分子又以干预的立场切入当代中国文化政治，表现了人文学者的现实关怀。

三十年是中/西、传统/现代冲突和融合最为激烈的时刻，是文艺学各种论题轮番上阵，思潮迭起的时刻，但放眼世界，相比中国传统，三十年文艺学缺乏创新的思想观点，没有提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理论，没有提出具有传统文化精神的新的文艺思想。与所有文化转型时期一样，当代文艺学各种理论的纷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理论积淀。那么，为什么中国当代的学术生产力这么低下呢？为什么当代文艺学没有创造出与古代文论能够媲美的新体系呢？这就要谈到三十年文艺学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外部环境。一旦探讨某一学科的整体必然延伸到本学科之外，文艺学知识理论的创新也必然不能在本学科之内解决。当代文艺学的理论创造与伟大的文学艺术的生产，与哲学美学的创新，与学术生态圈的良性运作，与人文知识分子自由创造精神的获得息息相关，而这些外部条件在中国还需相当的时间方可成就，文艺学的创新因此就必经相当的磨难。当代消费主义语境也阻碍了知识分子的创新。中国追求现代性已走过百年历程，但真正的现代化建设始于近30年。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陷入现代化的震惊性体验中，因各种原因不再关心政治权利而把精力和兴趣集中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身体美学上。文艺学知识分子沉浸在大众文化的狂欢和消费主义的迷醉中，理性思维和距离感的缺乏导致学术生产力的低下。另外，学术生产管理体制，经济与学术的纠缠等也制约着当代文艺学的知识创造。

大三学年论文篇（3）

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学术已走过三十年。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瞬间，但新时期三十年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研究意义重大。自1842年以来，中国迈入现代性历程。基于政治局势的动荡，1949年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建设无法自由伸展。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则因意识形态斗争，中国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学术文化处于停滞状态。1979年是一个标志，中国的现代化工程得以在开放的和平的环境中纳入全球化体系，中国的文化建设迎来了百年难遇的时机，学术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三十年来，伴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学术在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对本土现实的关注等方面步步深入，取得了新的成就。三十年形成了学术文化的新传统，这一传统既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政局动荡，传统断裂，非此即彼，也不同于1979年以前的斗争思维和夜郎自大，而是在和平环境中以开放的胸襟去除意识形态蔽障致力于学术文化的建设。在学术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回顾总结文艺学的学术历程，以便给新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展开提供意识自觉和思想参照，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如何把握三十年文艺学的历史和问题呢？本文拟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焦点，清理文艺学自身的发展演进历程。二是分析文艺学命题背后的历史背景和转换机制。三是总结三十年文艺学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在全球化语境中提出新的发展方向。?

一、三十年文艺学的历程与问题?

从时间和学术范式的转换历程看，三十年文艺学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现实主义回归和主体性张扬，二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的文艺学内转，三是九十年代的保守主义思潮，四是新世纪以来的文艺学边界扩张。?

第一阶段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题是回归现实主义，以典型论、能动反映论、性格组合论、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为焦点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纠正前此文艺学的偏失。文艺学界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高扬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一致，在文艺领域推动了思想解放。文艺学学者反对前此政治化的文艺学，批判政治对于文学研究的钳制，其中，文艺美学和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两者均以对审美的伸张强调文学的自主性。?

第二阶段的主题是艺术自律性，时间是八十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随着学术开放的深化，文艺学迅速发展到第二阶段，这就是大力引进西方20世纪的文学理论，实现文学研究的内部转向，以扬弃前此文艺社会学的外部研究，从审美、语言、形式等方面研究文学文本是这一阶段的主题。文艺学的内转是西方理论推动的结果，主体性文艺学以康德否定具有浓厚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色彩的反映论美学；审美主义强调文艺的审美本性及其对于人生的意义，是对前此认识论文艺学的反驳；新方法论来自西方科学主义对于人文主义的渗透等。?

从反驳政治化的文艺外部研究，到强调审美的生存本体论和文学的内部规律，从现实主义回归，到文学主体性、文艺心理学、形式主义、读者接受美学，中国八十年代的文艺学走过了艾伯拉姆斯所说的文学四要素的循环运动，完整地演绎了西方近现代的文艺理论，也契合了中国文艺学自身演进的特定逻辑。受制于政治语境和现实需要，八十年代中国文艺学演进的意识形态性极为突出，用伊格尔顿的话说，所有文学思想都是政治性的。正因为领导了思想启蒙，而不是回归纯粹的学院性的知识探索和思想批判，八十年代的文艺学反而因束缚于现实斗争而没有实现对于人类生存处境的超越性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和思想创新。?

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时期。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大众文化兴起，中国知识分子被边缘化，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知识分子拯救自身自我定位的应对。人文精神讨论针对市场经济的物化倾向，论者批判了市场化对于精神超越的摒弃，而在西方，人文精神正是现代世俗化的维护者。人文精神在中西的差异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现实关怀的表现，中国的人文学者延续了八十年代对于政治异化的批判精神，彰显了知识分子维护自身信仰的立场。学界通过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曲折生命的追寻和自由精神缺失的反思，获得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清醒意识。以人文精神讨论为中介，知识分子走上了专业化、学院化立场。回归文化本位，回归书斋，以专业定位自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之后的新角色。随后，因为一系列政治的（八波以及一系列外交事件）、经济的（经济发展导致文化崛起的需要）、文化的（知识分子反思八十年代的激进思潮，主张回归传统文化以及海外新儒家的输入）缘由，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弥漫于社会，中国文艺学走向文化保守主义，典型代表是中国后殖民批评提出的中华性（1994年）和文论失语症（1996年）命题。中国后殖民批评把批判矛头对准西方文化霸权，试图获取民族文化代言人身份，这样，在西方是激进的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却变成保守思潮。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文化过滤是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之后的自我增势，也表现了知识分子启蒙角色失落之后的无奈心态。文论失语症命题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表达了文艺学在西潮之后要求回归传统文化的渴望，也表现了中国当代文论创造性缺失的焦虑。?

在这一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八十年代的启蒙理想被解构。市场经济导致大众，知识分子和权威意识形态从八十年代的契合走向九十年代的分化。知识分子不再是启蒙导师，大众享受着感性的世俗生活，权威意识形态则利用大众文化追求中华文化一体性的幻象。知识分子试图以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抗西方文化，特别是后现代的虚无倾向祛除了知识分子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延误了中国未竟的现代性事业。?

第四阶段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步入全球化时代，文艺学面临新的危机与转型。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以及学术交流的频繁，西方当代思潮迅速旅行到中国。因为全球化，中国与西方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同步发展，后现代、大众文化、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全球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成为世界性的学术问题。在这一阶段，中国文艺学不仅仅输入西方理论，而是具有了本土问题意识，因此，中国与西方的对话成为可能，文艺学再次表现了应对现实的革新思维的勇气。文化研究的输入所引起的对于文艺学边界的持久论争在2004年达到高潮，主要是，面对来势凶猛的传媒全球化和市场经济，面对日益扩张的审美化以及网络创作等，传统的文学存在方式被改写，文学经典被解构，文艺学的传统研究方式面临困境，于是，一系列问题出现，产生了文学性再厘定和坚守的论争，产生了审美泛化和文艺学边界扩张的问题，产生了文学经典的命运问题，文学与电影和视觉文化的关系问题，传统文学研究的范式变革等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不再充当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不再试图与主流权威合流，也不再以师者心态面对需要启蒙的大众，而是自觉为阐释者。在这一阶段，尊重思想和价值立场的多元化，在专业领域内平等对话等基本原则得以确立，健康的学术生态开始出现，中国文艺学逐渐走向成熟。?

二、三十年文艺学的文化症候?

三十年是文化激烈交锋和碰撞的时期，是百年中国文论建设外部条件最好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社会斗争退去，经济稳步发展，文化建设提上日程。三十年文论与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改革开放同步，在反驳前此意识形态文论的基础上，输入西方文论，发掘中国传统文论，面对中国当下现实，多方面开拓文艺学的领域，取得了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成就。总结三十年文艺学的历程，其显著特点可归纳如下。?

首先，文艺学在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之间冲撞，选择的艰难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所推动的文化要求相关。文艺学随着时代情势转换自身，不断提出新的命题和问题。从八十年代初期的回归现实主义，到主体性和文艺心理学的提出，再到文艺本体的研究；从九十年代的民族文化回归到20世纪以来的主动融入全球化语境，文艺学的主题变迁与时俱进。其次，文艺学表现了敏感于生活和应对现实的勇气。作为对文学，对生活的理性思考，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表现了与哲学的纯粹思辨不同的敏感性，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输入是因为中国市场化之后大众文化现象的出现；人文精神讨论，是因应市场经济对文化价值的挤压；生态美学的兴起，是因为现代化的发展导致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等等。最后，文艺学的价值指向表现了知识分子社会使命的承担。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同，他们不是解构一切走向价值虚无，而是在解构当代和传统的主流价值之后仍然心存理想。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九十年代的文化回归和学术专业化，以及新近的文化研究的政治参与意识，都表现了中国文艺学可贵的文化承担的社会使命。知识分子经过半个世纪的痛苦历程和反思，自觉地祛除政治意识形态化，回归专业和学院研究，传承传统文化，彰显了文艺学的伦理维度，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

这些是三十年中国文艺学可贵的学术遗产和可资借鉴的思维取向。下面，以三十年文艺学的典型命题为例分析其文化症候。?

第一，是文论创造性的缺失。九十年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命题是文论失语症。失语症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三十年乃至现代性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大力输入西方思潮之后，并没有实现自身的理论创造，没有创造出能够与中国传统文论媲美的新的文论，这一论断引起了文艺学界极大的共鸣。失语症的论断是在输入西方理论之后中国学界的清醒意识，表达了文艺学界对于三十年来西方理论轰炸的厌倦，指出了中国文艺学生产力低下这一事实。但我们要明白的是，文论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并不仅仅在于文论家自身，更有赖于中国当代伟大哲学和文学艺术的创造，以及独具形态的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建设，乃至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变革和知识分子独立性的获得。?

文论失语症的出现，与当代中国文艺学缺乏本土经验的支撑相关。比如文艺学在90年代初期搬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判大众文化，以后又引进英国文化研究、费斯克、葛兰西等人解释大众文化，但这些理论都忽视了中国大众文化本有的特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主张大众接受的主动性和革命性，这就无法解释中国的权威机构如中央电视台也鼓励大众文化这一现象。法兰克福学派主张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和大众的化，但它无法解释中国八十年代大众文化对于一元化的权威意识形态的解构，忽视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历史进步性。实际上，大众文化在中国非常特殊。一方面，中国大众文化是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受到资本控制的市场化文化，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因其附载着传统伦理及其宣泄作用又被中国权威意识形态所认肯，此外，中国的大众文化还因其感性投射为底层平民所欢迎。大众文化在中国契合了各方面的需要，西方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应该建立在中国大众文化特有的审美经验和文化意味之上，而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创造正是中国学界所缺乏的。?

第二，是学习西方的偏失。在吸收西方理论的过程中，接受者的历史语境、理论本身的复杂性、本土的文化现实等都导致了西方理论的变异。比如学界对于韦尔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接受，对于米勒的文学之死命题的理解以及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解读等都没有逃过理论旅行和文化过滤的命运。应该说，我们学习西方并不够，学习其真精神更有待时日。?

后殖民理论在西方是具有强烈政治性的激进理论，但中国后殖民批评过滤掉了后殖民理论的批判精神。之所以如此，除了中国知识圈缺乏自律性和独立性外，与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传统有关，而批判理性精神是学术创新的根本。中国后殖民批评与英语学界的后殖民理论不同，它不是致力于权力结构的分析而是以大众文化如第三世界文学、电影批评等为操作文本，是因为在中国，大众文化是中华崛起之梦的最好范本。因此，大众文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的阐释对象。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中华文化的崛起成为大众、官方和精英知识分子共同的百年梦想，中华性于是成为知识分子呼唤的文化理想，民族主义是其基本内涵。这种民族主义话语投合了官方和民间的需要，但失落了后殖民理论的精神并掩盖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分层和矛盾，而致力于分析本土的文化分层并为边缘文化发声提供道义支撑是后殖民理论的基本精神。可见，中国当代接受西方与知识分子自身的处境，与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复杂性纠缠在一起，理论移植变成了文化过滤。?

第三，是文化语境的钳制。新世纪以来最具典型性的文论问题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导致的文艺学边界的扩张。文化研究来自西方，它在中国兴起的原由：一是文化研究契合了中国当代审美泛化和文学性扩张的文化现实；二是借助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突破了前此纯文本化审美化的弊病，使得文学研究走出学院的封闭性成为可能；三是文化研究的政治性凸现了知识分子以及中国文艺学特有的现实关切；四是文化研究容纳了西方近半个世纪的思想资源。在赛义德之后，超越性的文学审美难以存在。赛义德的卓越分析表明，非功利的文学隐含着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权力话语主导着文学审美。因此，在解构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之后，仅分析文学的审美层面显得狭隘；五是借助文化研究，中国文艺学接轨于当代西方的学术主潮。文化研究扩展了文艺学边界，是学科大联合的事业，其打通学科分界的企图符合去除现代学科分割弊端的世界大潮。基于此，文化研究提供了中国文艺学新的思维转型和范式变革，但中国文化研究缺乏的仍然是现实的批判精神。中国文化研究局限于无关痛痒的大众文化文本评说，而不是借鉴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深入分析当代中国的文化分层、资源分配、社会正义、政治结构、利益格局等根本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语境的钳制。?

在市场经济和后现代思潮之后，启蒙精神和道德理性显得单薄乏力，于是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了自身存在的方式，成为社会的解释者，放弃了参与社会变革的干预精神。这一方面是思想文化转型的结果，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无奈处境的表现。中国的现代性文化并没有实现，虽然生产力作为标志之一是提高了，但民主制度和环境指标却远没有达到。在大众不需要启蒙而沉迷于消费的今天，在权威话语仍未消解的今天，知识分子无奈而自觉地退出启蒙角色，不再干预现实，这是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和后殖民批评失却西方批判理论的政治性的原因。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艺学再也不充当思想解放的先锋，而是以反本质主义或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回归文学理论的纯粹知识本身，文艺学与思想文化政治的关联被切断，这是文艺学社会承担意识的退化，是知识分子伦理责任的自我放逐。?

在当代中国，官方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三方的关系极为复杂，它们互相钳制又互相利用。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批判精神与市场和权威天然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官方需要知识分子的理论构造和文化象征资本，而知识分子是次阶级，他们要求把文化资本转换成为经济资本，这就需要市场和官方的支持。当前文艺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身体美学命题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的市场化有关，而在官方主办的各种文化寻根活动中都不乏知识分子身影，他们制造了民族主义崛起所需要的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一方面，官方需要大众文化以释放和安抚大众对于社会分层的不满，也需要大众文化鼓吹伦理和睦和文化崛起的巨型梦想，但又对大众文所蕴藏的反叛和革命倾向心存不安，因此把大众文化放置在一定的限度内。另一方面，大众需要大众文化释放感性需要，需要大众文化承诺虚假的民力。大众文化也借助经济力量渗透入知识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众文化的英雄成为大学客座教授，大学教授借助传媒比如“百家讲坛”把象征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撇开三方的关系，事实是，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在中国仍然没有实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仍然需要在两面作战，即对权势说真话，对大众说真相，一方面吸收现代西方的批判理论对权势保持警惕，以构造现代性文化的多元和谐，另一方面对现代资本主宰的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不懈地批判，以伸张和保持人文理性对于社会的前瞻性和制衡性。?

三、三十年文艺学的缺失与经验?

三十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与权威意识形态，与现代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与西方知识和中国传统，与中国文化现实的纠缠极其复杂。他们随着处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思维模式，谨慎处理与各种力量的关系，寻找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转型时期的处身方式，这些对中国当代的文艺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三十年文艺学可以返正－开放－深化的三段论总结：返正是以回归现实主义为主题纠正前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开放即以西方理论建构各种文艺学，深化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当代文化现实，与西方对话。八十年代初，随着现代性学术范式的确立，西方思潮被大量引入，但随着政治文化语境的变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现代性真正实现于物质欲望的满足的时候，中国文艺学发现自己被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师者角色不再，于是退守书斋和专业本位，并以人文精神坚守其批判的精英立场。九十年代以来，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挤压下，知识分子转换立场，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但在文化研究、性别批评、生态美学中，知识分子又以干预的立场切入当代中国文化政治，表现了人文学者的现实关怀。?

三十年是中/西、传统/现代冲突和融合最为激烈的时刻，是文艺学各种论题轮番上阵，思潮迭起的时刻，但放眼世界，相比中国传统，三十年文艺学缺乏创新的思想观点，没有提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理论，没有提出具有传统文化精神的新的文艺思想。与所有文化转型时期一样，当代文艺学各种理论的纷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理论积淀。那么，为什么中国当代的学术生产力这么低下呢？为什么当代文艺学没有创造出与古代文论能够媲美的新体系呢？这就要谈到三十年文艺学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

大三学年论文篇（4）

三个领域的评论家并非截然分开,而可互相流动。学院培养的评论人才可到作协、文联任职,亦可进入市场择业;学院的名教授、名评论家是作协、文联座上宾,亦常出席市场相关活动。部分崛起于市场或就职于协会的评论家进入大学,做教授。

随着“简政放权”逐渐落实,政治对文学的领导与介入渐少渐弱,故多借助学院力量,重要奖项(譬如“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专家评委席位颇多。为宣传需要,市场亦借重学院。因此,虽说文学评论有三种形态,但学院评论的地位与作用举足轻重。故欲了解当前文学评论现状,可见学院评论。

学院评论家虽称有气节品格,独立于政治、不依附市场,但亦有其不得不遵循的游戏规则。学院评论家虽无科处局部级别之分,亦无员工经理董事长之判,但有讲师、副教授、教授之别。学院晋升主要途径为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着作、申请国家课题等,故教师往往重科研、轻教学。然而发表出版申请有规范,若不遵守,即刻出局。某种程度,规范高于见地。某论文即使见解高超,但若不符规范,依然难以发表。

由规则引发的弊端显而易见,论者亦众。另有一弊隐而不彰,但对学院批评至关重要,即批评家的知识结构问题。知识结构决定立场、观点、导向、境界。故欲了解学院评论整体状态,可见知识结构。

大三学年论文篇（5）

《江苏高考语文考试说明》在关于论述类文本阅读部分的内容表述三年之间大致没有变化，关于文体范围的理解表述为：“论述类文本阅读。论述类文本包括论文、杂文、评论等。”后面相关解说可总结为“两种能力（理解、分析综合），六个考点（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①，考查目标与考点内容还是明确清晰的。

二、近三年考查和命题的具体变化

1.分值和题型的变化

仅从题型看，2009年和2010年相同，均为三题15分，第一题为一道3分的选择题，所不同的是2009年以选做题形式并给出了实用文本，考生有不选做论述类文本的自由，而2010―2011年则在命题上就为学生选定论述类文本。最重要的变化是2011年本题分值上升为18分，题型也变为三道简答题，比起前面的文学类文本阅读总分值只少2分，而题目却少一道，单小题平均达6分（3题分值分别是4分、8分和6分），超过文学文本阅读。可以说，此题的分量陡增了，而三道简答题的题量也是对考生的一个挑战。

2.选文的特征及变化分析

为了便于说明选文特征，下面列出2009年、2010年、2011年三年江苏高考论述类文本材料的相关来源如下：

2009年为《说“异”》，原刊2008年11月上海《文汇报》，长5000余字，经删改约800字。作者詹克明，物理学家，科普散文作家；2010年《谈静》，选自现代美学家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第三封,写于上世纪20年代作者旅欧期间，原文1800多字，删改为872字；2011年《捧与挖》，选自《鲁迅全集・华盖集》中的《这个与那个》一文的第二部分“捧与挖”，写于1925年，文本略有删改，如原文“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改为：“民元革命时候，S城来了一个都督。”第三节删去“火神瘟神不待言，连财神也是蛇呀刺猬呀似的骇人的畜类”②一句，表意无大变化，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在行文上更流畅或语言上更近于当代的习惯，便于考生阅读。

作为文学大家，鲁迅的杂文首次进入高考阅读材料，这个变化似乎更加强调了论述类文本考查的文化内涵文学倾向，三年以来，自从剔除了科技说明文之后，论述类文本以论述为主的特征愈加明显，一方面它不回避科技论文，另一方面与以论述说理为主的文学类文本则相互渗透。其实《谈静》就作为文学文本在2008年湖南高考试题中考查过，另外2006年江苏卷《波兹曼的诅咒》、2008年山东卷的《歌德之勺》，当时作为文学文本考过，同样也可以看作论述类文本。由此可见，渗透文学文本特征的论述类文本在高考中是很受命题者关注的。

这类文本内容主要涉及文艺评论、杂感及社会自然科学论文等。选材的共同特点是：（1）学术性强，有专业性、系统性，信息量大，语言也比较规范；（2）文化底蕴厚。近年所选的论述论文，其作者多为一流学者或作家，文本表现见解独到，体现作者鲜明的个性风格，而且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3）主题明确突出。所论述的多为某一领域的重要问题，思想深刻，经命题删改后主题更加明确集中，为读者提供了良好的思考体验机会。

3.文后命题的变化分析

从科技论文到美学论文再到杂文，这并不体现出一个选文的变化方向，只是实践和验证了考试说明中关于命题范围包括“论文、杂文、评论”的这个解说，可以想象后面的高考选文将再出现优秀的科技论文等。事实上，更该引起关注的应当是文本后的考查题变化。

（1）变中不变――论证思路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试看2011年与2010年两题的比较。2011年的第15题对应2010年的第16题，都是考查文本的议论写作思路的，2011年的第17题对应年的17题，都是以考查作者的观点态度为中心，需要注意的是，2009年第16题也同样考了“作者认为应该持什么态度？”③，这足以说明，论述文本的议论思路与作者的观点态度在命题人心中是相当有分量的。这当引起以后备考的足够重视。

（2）新增题――更鲜明体现议论文考查的本质特征

考题删去选择题变为简答，这不单是个形式上的变化。在分别对应了两道题之后，余下这道由客观题变化来的8分题（第16题）考了什么？原题是：“文中的例证分别揭示了‘捧’的什么后果？例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递进关系？（8分）”④这道题已经非常像平时教师在课堂上讲授议论文的分析提问了，问题具体细致，涉及内容理解的点也较小，可以说，新增的这道题，再加上前面的论证思路及作者的观点两题，更加鲜明地体现了重视对议论文本质特征的细致考查。

三、应试思考

1.重视议论文本特征的阅读把握与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锻炼

高考对论述类文章阅读考查侧重于逻辑思维能力，主要让考生借助语文学习的方法和规律，正确理解、捕捉、筛选、判断与转述论证信息，鉴于三年的考查的重点和方向变化，要为学生认真扎实地进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锻炼，确立把握议论文基本特征的阅读与训练方向，主要包括概括和提炼作者的观点态度，分析论证结构、把握议论思路，发现材料和观点之间的逻辑联系，等等。

在平时的学习和复习训练中要注重向学生进行议论文本质特征的分析引导，如理论上的“建构”性，说理的结构和条理性（逻辑性），等等，不妨把一些经典的课内议论文再与学生一起做温习，诸如《拿来主义》、《师说》等，在阅读中，尤其要注意引导多进行一些深入文本具体论证内容的理解和训练，掌握分析结构、把握思路的基本方法。比如抓文中具有提示、总括、过渡、照应作用的标志性语句；把握语句衔接的特点，明确句群所表达的重点；强化文本结构意识，引导学生运用层次分析把握行文思路，进而明确作者的态度观点；学会按文体特征分析，如议论文常按引论、本论、结论组织文章结构，等等。

2.注重学生的文化素养和良好答题心态的养成

阅读训练中要多接触文学性强的文本，对文化名人文化现象及文学风格等多有涉猎，对学术知识，文学艺术作品形成对路的理解，有了较强的文化底气，才能从容应对高考的论述类文本。

另外，学生往往缺乏对文章逐段逐层阅读理解的耐心，喜欢作跳跃性阅读，对应题目寻章摘句，如此就容易出现概括片面、肤浅、作答不准确的问题。因此要力避畏惧、浮躁的不良心态，通读全文，立足于整体感知和把握作好细部的分析，运用恰当的方法，如思路分析法进行解读。

注释：

大三学年论文篇（6）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成为詹姆逊与中国学者产生分歧也产生交融的一个契机。同一种文化理论的不同读法，以及同一种世界通过不同理论视野的观察凸现巨大差异。这正是这场演讲的魅力所在。

“文化”这条线索，不仅贯穿了北大演讲的内容，也从此以崭新的含义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詹姆逊把生产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叙事分析和后现代主义都变成了“文化”通串下的现象。根据比利时经济学家恩内斯特·曼德尔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期，詹姆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发展进行了对应性的时代划分，即对应于第一阶段市场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对应于第二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和对应于第三阶段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詹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逻辑，代表了对世界和自我的一种新的体验。在资本主义的晚期阶段，尚未被资本主义占领的最后两个领地自然和无意识也被殖民化和资本化了。被商品化的后现代文化抹煞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大大扩展了自身的疆界，从而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如此，后现代文化与商品生产的密切关联还把文化产品变成了消费品，因此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消费社会。詹姆逊总结了后现代文化的特征：零散化，平面感或无深度感（或距离感的消失），历史感或历史意识的消失，以及机械模仿和复制等。总起来说，他对后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但这是理论批判，而不是道德批判。在1991年出版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他对这些概念和观点逐一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分析。

事实上，这次演讲[1]构成了詹姆逊批评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他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得以全面系统发展的端倪。虽然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在零散的单篇文章中提出自己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但全面系统地向世人介绍自己的这种理论，北大演讲还是第一次。另一方面，他在此之前的理论著作与后现代主义几乎没有直接的联系：《萨特：一种风格之缘起》（1961）论述的是萨特及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系统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语言的牢笼》（1972）则以结构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为研究客体。如果说这些研究著述与他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有什么具体联系的话，那也只能说是一种理论上和知识构架上的准备。北大演讲为他后来对后现代文化的系统研究提供了契机，激发了他对后现代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的热忱。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晚期发展阶段，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西方的各种新的批评方法，尤其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来透视、分析和批判消费社会的种种文化现象，终于在1991年完成了《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把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理论推向了巅峰，这部著作也因之被誉为后现代性研究的里程碑。在书中，詹姆逊不仅就后现代、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基本问题与利奥塔、法国“新哲学”和后结构主义者构成了对话，而且就时空动态、文化逻辑、地缘政治和全球化等焦点问题提出了颇有影响和最具争议性的见解，在美国乃至西方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次演讲对中国学界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詹姆逊来华之前，国内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文章寥寥无几，比较重要的有董鼎山的《所谓“后现代派”小说》和袁可嘉的《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基本上是在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加以介绍和概括批评，属于综述性文章。在概念、术语和表述上具有深刻后现代文化理论内涵的一种批评话语此时尚未出现。1986年，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王宁、王一川、王岳川、陈晓明、张颐武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从这本书中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性，接触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家们及其全新的理论话语，开始领悟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激发了他们研究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热情。[2]此后不久，通过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大量译介，这种批评话语和思维方法也被应用到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并以此阐述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现象。这导致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和文化批评界的“后现代”热潮。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了以“后现代：台湾与大陆的文学形势”为主题的研讨会；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和南京《钟山》杂志社联合召开了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此后，电影、小说等领域也都先后召开了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艺术的若干讨论会。这一时期发表的比较重要的相关著作有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2年），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1993年），王宁的《多元共生的时代》（1993年），王治河的《扑朔迷离的游戏》（1993年），张颐武的《在边缘处追索》（1993年）等，虽然这些初期的理论阐述仍存在着许多尚需改进的地方（即使是被译介的西方后现论也仍属形成过程之中），真正意义上的与西方学者的对话尚未展开。但是，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以自己的不懈努力让西方学者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并不是西方学者的专利，也不是只有西方的单一模式，它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甚至第三世界国家以某种变体出现，[3]并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在此后的几年里，关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介绍性和研究性论著频频问世，如陈晓明的《解构的踪迹》（1994年），郭贵春的《后现代科学实在论》（1995年），赵一凡的《欧美新学赏析》（1996年），陆扬的《德里达———解构之维》（1996年），徐贲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1996年）等。这期间关注后现代主义和詹姆逊理论的文章也逐渐增多，比如刘峰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想》（1986年），唐小兵的詹姆逊访谈《后现代主义：商品化和文化扩张》（1986年），伍晓明、孟悦的《历史－本文－解释：杰姆逊的文艺理论》（1987年）、王逢振的《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87年）等。随之出现的还有关于后现代主义及其文化理论的反思，如董朝斌的《文化的现代困惑———读〈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989年）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1997年），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积极思考。

事实上，与德里达、利奥塔、哈桑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相比，詹姆逊在中国更受欢迎。

首先，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使得他重新激发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的一种社会学热情。新中国建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播下了种子，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因此成了中国人民惟一的信仰，也是建国以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惟一一种意识形态教育。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讲坛上，自然会减弱人们对其他西方知识分子感到的敌意和疑虑，而且，他的分析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展开的，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对于非常熟悉马克思主义话语和长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听众来说，接受起来比较容易。更重要的是，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尤其是对后来的全球化，都采取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态度，大多数情况下都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尽管他的身份是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话，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来说没有丝毫的敌意，反而抱有厚望，他受到欢迎当然是符合情理的了。詹姆逊的到来，使得很多学者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评信心。

其次，詹姆逊以讲学的形式亲口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阐述自己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以直观的方式描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对文学、建筑、绘画、广告、摄影、电影等文化文本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而且表述深入浅出，明白易懂，致使《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成了中国后现代研究的启蒙读物，更为后来接受《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铺垫了道路。在理论上，他所涉及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让中国读者耳目一新，开始摆脱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方式，走出本质主义的模式，从多重角度探讨和研究文学和文化，因此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

再次，中国国土上大众文化的出现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为接受詹氏理论做好了准备。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政策为思想文化交流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大量的西方大众文化形式涌入中国，健美操、迪斯科、交谊舞、卡拉ok、流行歌曲、通俗小说、消遣性报刊、畅销读物、娱乐电影、录像、家庭肥皂剧、流行电视连续剧、现代广告、摇滚乐、流行歌曲、居室装潢、时装表演等具有娱乐功能的文化工业，仿佛一夜之间遍及中国大地，生产出无深度、市场化、媚俗化、形象化、游戏化、机械复制的消费产品，让人们在体验娱乐的同时失去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构成了极大威胁。这些正是詹姆逊描述的西方后现代文化的特征，他用来描写和批判这些文化现象的理论也便轻易地随之在中国落定了脚跟。

在文学领域内，当时的中国文学正处于向“后新时期”转型的时期，后现代主义的变体已经萌芽。1985年先锋小说异军突起，一批年轻的先锋派小说家，如刘索拉、徐星、苏童、王朔、格非、孙甘露、余华、马原、洪峰、残雪、叶兆言、吕新、刘恒等，都或多或少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他们怀疑文学的崇高和审美性，进行不同程度的语言实验，玩叙述的游戏，强调写作的表演性和操作性，让能指和所指在作品中相互追逐、碰撞、互融、颠覆，从而消解了文本的深层结构，呈现一系列“二元对立”，使之成为专供批评解构的元文本，因此多具娱乐功能，而少具认知价值。此时期的诗歌创作也旨在打破艺术的雅俗界限，消解深度结构，使用戏拟和反讽手法，使诗歌结构具有破碎性，反映时代的精神分裂症。此外，注重“平民意识”、崇尚“经验的直接性”，表现平民生活，致力于“稗史”的一种新写实小说也应运而生。总起来看，随着文化商品化的冲击，写作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出现了拼凑文学、受委托文学、传媒文学、消费文学和议价文学，这些都是“表征危机”和“后工业文化”的症状，[4]亟待一种理论来予以分析和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在中国恰逢其时。如李欧梵所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各种潮流的汇聚，其中有历史、民族国家、现代性等，要描述和表现它们，中国学者必然会选择后现代文化理论。何况中国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进入所谓的全球系统，而适合于描述这一现状的就只有后现代主义了，“因为后现代标榜的是一种世界‘大杂烩’的状态，各种现象平平地摆放在这里，其整个空间的构想又是全球性的”。[5]

詹姆逊在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还不仅是其理论自身和中国的现状所使然，也由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密切关注。他撰文评论茅盾、老舍、鲁迅的作品，希望能充实自己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解。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并不是非常准确的，因而从反面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6]，他把第三世界文化置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之中，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7]他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药》都是典型的民族寓言。詹姆逊主张在研究文化现象时用一种文化来反观另一种文化，因此“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是他后现论的一部分，甚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一个（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者脑中必不可少的‘认识映象’和手中的历史地图册”[8]，以帮助他全面认识和反映后现代社会。

詹姆逊从第一世界内部对其霸权进行了批判，对受压迫的第三世界文化表示同情，肯定了第三世界文学文本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赢得了许多中国学者的好感，可以说有一批中国学者就是在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论的启发之下走上了后殖民批评的道路的，如张颐武、王一川、张法等人。他们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批判，聚焦于近现代以来的西化殖民倾向，对中国文化进行“去殖民化”的批评，同时试图建构一种本质上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民族性的语言文化文本，[9]寻找民族性（地域性、汉语独特的句法结构和修辞策略等）和本土性。张法、张颐武、王一川都提出要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的中华性。[10]他们积极倡导詹氏提出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注重文学的本土特点和独特传统，给各种带本土性的文学以生存的权利。他们希望从“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开始发掘，创造本土性理论，在国际理论界中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11]他们提倡“第三世界”把自己的文本视为一个“民族”生存的寓言，并积极地将“民族寓言”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中。[12]乐黛云对“第三世界文化”的提出也持乐观态度，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同于过去封闭的‘文化本位’或单纯的‘本土文化’”，是对“过去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二元对立模式的颠覆与重构，它本身就是作为新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的”。[13]

但是，即使对像詹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是全盘接受的。他们的敏锐意识和批评实践使他们能够看到西方理论（包括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局限性。比如，一些学者认为张颐武等人的本土性、中华性源于詹姆逊的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立场，是民族主义的，与真正的后殖民批评相悖，因此予以批判。[14]郑敏先生指出，詹姆逊强调民族主义“对于本世纪饱经忧患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煽动力”，很容易激起他们狭隘的民族情绪，导致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排斥，妨碍中国文化的正常发展。[15]韩毓海也指出詹姆逊提出“第三世界文化”及其民族寓言的企图是要为生活在后现代文化政治中的人们制造出一个用来认识自我的“他者”，一个“认识映象”。如此看来，詹氏的文本与被赛义德批判的“东方主义”没有什么两样。罗钢认为詹姆逊并没有摆脱白人中心主义的偏见，仍然把第三世界当作一个“他者”来看待，[16]因此他和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并未把该文收录其中，相反却收录了艾贾兹·阿赫默德对该文进行后殖民批判的《詹姆逊的他性修辞和“民族寓言”》。李世涛指出，不能照搬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批评的结论，因为语境不同，如果不适当地强调文化“民族性”就会脱离中国的实际，有可能掩盖民族文化内部的矛盾。[17]黄应全认为，詹氏的“第三世界文化”是个虚构的概念，“民族寓言”本身也不是对第三世界文学所作的如实描述，而是“西方文论最新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最新发展相互融合的产物”，是他发明出来强加给第三世界的，他的“第三世界文学”不过是“西方文学”的一个‘镜像’，“只不过是西方文学自身的投影而已”。[18]这些批判无疑是有道理的，詹姆逊在后来有关全球化和第三世界文化的论述中修改了这一说法。

20世纪90年代后期，詹姆逊的著作陆续在中国出版，研究詹姆逊学术思想的文章、硕士和博士论文日益增多，论述他学术思想的专著或专章探讨相继问世，他来华讲学或参加中国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活动更加频繁。然而，无论他后来在国际文坛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无论他后来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和全球化批判多么重要，无论他后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发展到何等高度，他在理论上的“千里之行”都不可否认地“始于”北大演讲的“足下”，如果没有那时播下的种子，也许不会有后来的丰实的理论之果。

参考文献：

[1]这是詹姆逊1983年以《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为题所作的演讲，该文1984年经修改扩充以《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为题发表。

[2]笔者曾采访过在中国的后现代研究领域硕果累累的王宁教授，他表示当年虽然未曾有幸亲耳聆听詹姆逊的讲座，但读过《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之后，他才感到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性，于是1987年开始翻译佛克马、伯斯顿主编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并且开始进行自己的后现代主义研究。

[3]王宁，《超越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

[4]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变体，参看王宁，“the mapping of chinese postmodernity”, in boundary 2, 24.3 (fall), 1997: 19-40，《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学》，载《当代电影》，1990（6）：4-19；《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变体》，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1）：71-85；《中国诗歌中的后现代性》。

[5]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载《文学评论》，1999（5）。

[6]这是作者在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已故的同事罗伯特·艾略特举行的第三次纪念会上的讲演稿。1989年由张京媛译出发表在《当代电影》第6期上。

[7]同上，234－235。

[8]韩毓海，《詹姆逊的企图———评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及“第三世界”文化理论》，载《上海文学》，1993（11）。

[9]“汉语文学与中华文学专号”，《文艺争鸣》，1992（4）；及张颐武，《在边缘处追寻———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等文。

[10]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载《文艺争鸣》，1994（2）。

[11]参看张颐武，《第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学》，载《文艺争鸣》，1990（1）；《第三世界文化：新的起点》，载《读书》，1990（6）。

[12]张颐武，《反寓言艺术：中国的选择》，载《美苑》，1996（1）。

[13]乐黛云，《第三世界文化的提出及其前景》，载《电影艺术》，1991（1）。

[14]参见赵稀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载《文艺争鸣》，2000（5）；陶东风，《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迷误》，载《文艺报》，1999-03-11；李夫生，《我国后殖民批评中的几个理论迷误》，载《文艺报》，1999-07-31。

[15]郑敏，《从对抗到多元》，载《外国文学评论》，1993（4）。

大三学年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9-0194-02

一、前言

我国研究生资助方法与政策从1949―2014年，共经历了5次大的调整：人民助学金资助阶段（1949―1976年）；生活补助费资助阶段（1977―1990年）；奖学金阶段（1991―1996年）；“奖、助、补、贷、减”阶段（1997―2013年）；全面收费阶段（2014―）[1]。经过这几个阶段的发展和建设，国家已经从宏观层面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研究生资助政策，地方高校也根据文件精神，积极推进本单位的研究生资助政策。

三助（助教、助研与助管）是中国特色的研究生助学长效机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从2014年起，中国全面实行硕士和博士生收费制度[1，2]，这个制度本身是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促进学生努力学习的一个策略，也是本着谁受益，谁出资的公平原则。每年8000～10000元的学费，对于一般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负担不是特别大；但是对于来自广大贫困地区的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开支。这样研究生的日常生活开支，除开学校财政解决的部分外，急需导师从相关科研经费中的10%～15%份额中进行补充，稳定学生基本生活，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投入科研当中。不要因为吃饭问题而去兼职，使学生宝贵的科研时间白白流失。本文从我校实际出发，初步探讨研究生三助经费的主要来源及其发放情况，同时比较同期我校论文的数量增减，探索二者之间可能的联系。

二、材料与方法

本文所有学生统计数据和三助经费数据均来自于我校财务处和研究生处。做图采用office2010软件，论文数据中文来自CNKI中国知网，以“华南农业大学”为单位查询，时间以每年1月1日―12月31日为止。英文文献以Thomson Reuters的web of science网站中AD=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为检索词查询，时间范围设置同中文文献检索。

三、数据统计

根据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校研究生三助补贴从2009―2014年，都是在逐年上升。图1显示我校2009到2014年间学校统发三助津贴和导师发放三助经费6年来的变化趋势堆积图，图2显示2009―2014年导师发放三助月人均额度堆积图。

图3显示2009―2014年度华南农大在国内外主要学术期刊所发论文的数量与质量情况。

图4显示2012―2013年度我校硕士研究生生源地分布情况。

四、结果分析

从图1―图2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学校层面的三助津贴，还是导师的三助津贴，这几年都在稳步增长。但是导师和学校层面发放的津贴合计月生均在1200～1500元之间，应该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2014年虽然三助总额有较大幅度增长，但是由于学生增长略快，所以月人均发放额度有所减少。

从图3―图4的数据我们看到有趣的现象：随着三助经费的增长，发表在中文期刊的论文数量呈逐年减少趋势，由每年3800余篇减少到每年3200余篇；与此同时，发表在高水平外文期刊上的论文逐年增加，由2009年的500余篇增长到2014年的800余篇，费效比较高，增长幅度达到60%，虽然这并不单单是我校三助津贴增长这一单一因素引起的，但至少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度，其中蕴含的关系值得注意。从图4可以看出，近年来我校生源来源比较稳定，从高水平学校考入我校的学生基本保持稳定，每年在90个左右，本校学生每年380个左右，非211普通高校学生是我校主要的研究生来源地。为了改善我校研究生生源，从三助经费提升角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五、讨论

总的来说，我校研究生三助经费稳步增长，学校的科研水平也同时稳步增长，特别是科研论文的质量得到长足进步。因为高校研究生是科研一线的主要实验执行者，他们的基本生活稳定了，高校的科研生态才会有更好的产出，学校应该继续加大对三助资金的注入，努力提高学生生活水平，吸引更多优秀学子选择华南农大，为学校长远发展提供源泉与动力，同时在三助岗位设置上有更多创新。

由于国家助学经和奖学金不能100%覆盖，所以研究生的基本生活负担主要来自学校和导师，所以大多数高校采用“预算经费制”的形式予以落实。学校财务部门根据预算将一定量的学费收入、教育经费、科研经费、行政经费以及捐赠经费等划拨到“三助”基金账户，专款专用于研究生“三助”工作[1]。为更好的保障三助经费有充足来源，在以上经费来源的基础上，希望学校开拓多渠道募集资金的路径，加强企业、校友和社会各界对研究生三助工作的支持[3-4]，多做宣传，多做推介。使三助经费能够有多样化来源。做到三助经费“为有源头活水来”。

参考文献：

[1]何元琴，熊红华.新形势下地方农林高校研究生资助体系的构建[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4，（02）.

大三学年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71-02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大三学年论文篇（9）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毛泽东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毛泽东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毛泽东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毛泽东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毛泽东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土地改革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江泽民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江泽民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江泽民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江泽民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大三学年论文篇（10）

02020700市场营销（专科） 　 0020高等数学（一） 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20100工商企业管理（专科） 　 0020高等数学（一） 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55企业会计学 4729大学语文 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11800餐饮管理（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8030600机电一体化工程（专科） 0012英语（一） 0022高等数学（工专）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8080100房屋建筑工程（专科） 　 0022高等数学（工专）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8220700计算机信息管理（专科） 0012英语（一） 0022高等数学（工专） 0342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2120数据库及其应用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030100行政管理（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011200法律（基础科段）（专科） 0242民法学 0223中国法制史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243民事诉讼法学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040300公安管理（基础科段）（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011100律师（基础科段）（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010300监所管理（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010100学前教育（专科） 0012英语（一）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010300小学教育（专科） 0012英语（一）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9020100林学（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9010400园艺（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0070100护理学（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030100体育教育（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20900旅游管理（专科） 0012英语（一）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030300公共关系（专科） 0012英语（一）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14600区域经济开发与管理（基础科段）（专科） 0012英语（一）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022800物流管理（专科）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7010100数学教育（专科） 0012英语（一）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040900美术教育（专科） 0012英语（一） 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729大学语文 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