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教案篇（1）

H．N．比留科夫继承父业，考入专门招收贵族子弟的军官学校，6年后又转入海军学校，1880年毕业并被授予准尉军衔，到海军服役两年。后来他又考入海军学院，毕业后在海军水文气象站做水文气象救助员。这期间，一位朋友介绍他参加了彼得堡的贵族青年组织“基督教救助会”，在那里他认识了列夫・托尔斯泰。受托尔斯泰的影响，比留科夫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开始研究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思想。很快他便成为托尔斯泰的忠实追随者。

1885年春天，比留科夫退伍，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媒介》出版社的工作中。1886－1888年间他担任着该社的领导工作，出版了托尔斯泰的新小说和文集。

出版社的工作使比留科夫与托尔斯泰的关系愈加密切。1892－1893年，比留科夫和托尔斯泰一起参加了救助梁赞和萨马拉饥民的工作。1897年比留科夫因支持反正教仪式派而被放逐到库尔兰省，1898年又被驱逐出境。他先后侨居奥地利、英国和瑞士，直至1904年才回国。

比留科夫一生的追求就是写一部关于托尔斯泰的详细传记，1901年他开始这项工作。从1904年12月到1905年3月比留科夫一直住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和托尔斯泰朝夕相处，向他了解其生活中的一些事件，听取他对这些事件的看法。虽然比留科夫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瑞士，但他与托尔斯泰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亲密无间的信任。托尔斯泰甚至把秘密捐献遗产的计划同他商量并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

列夫托尔斯泰教案篇（2）

展览分成5个单元：家庭、文学、探寻、中国、回响，全面展现托尔斯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成就。从托尔斯泰与家庭这个窗口，可一窥这位伟人求索之旅的复杂。“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创作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时，几易其稿，开头就换了七八次，直到写出了这个隽语般的经典开篇，如同定下调门，他才彻底理清了思路，素材、故事、人物开始纷纷各得其所。

托翁正是想借这部小说探讨“家庭”这一主题。而回望其漫长的一生，却很难笃定地一言蔽之：作家本人的家庭，幸福，还是不幸？他完成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得益于新婚后一生最畅快的时光；而其晚年与妻子的矛盾也众所周知，82岁离家出走，死在了一间小车站里。有传记作者写道，托尔斯泰一生不懈探索，难以跟上他的步伐，是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的共同感受。身为一个伟人的家人也许概莫能外。

糜烂的伯爵

这次展览中的“家庭”单元，展出了几幅托尔斯泰祖父与外祖父的画像。托尔斯泰出身贵族，祖父曾出任喀山省省长，他继承了其伯爵爵位，外祖父尼古拉・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军衔是上将。他们后来作为人物原型，都被写进了《战争与和平》。

“善良而愚蠢”的祖父格外好赌，曾经殷实的家产，被他临终前的豪赌几乎败光。托尔斯泰的父亲继承了祖父留下的烂摊子，一度潦倒至极，但他后来幸运地娶到了一位富裕的新娘。雅斯纳雅・波良纳，这座后来因托尔斯泰而世界知名的庄园（现成为博物馆），就是母亲的陪嫁。

托尔斯泰出生于1828年8月28日，母亲在他2岁时就过早病逝，父亲对他影响比较大。父亲曾在前线与拿破仑的军队作战，以勇猛而闻名，他喜欢打猎，托尔斯泰和他的哥哥们很小就开始接受狩猎训练。他也酷爱读书，家里藏书宏富，日后最小的儿子托尔斯泰继承了这些书籍。父亲宽厚仁慈，很少对下人体罚，而当时许多俄国贵族对农奴动辄鞭刑。

托尔斯泰认为自己的童年“纯真美好，富有诗意”，其处女作就是半自传体的小说《童年》。他天性敏感多情，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有一个绰号“爱哭的里奥娃”。托尔斯泰一生中常为悲怆的音乐与凄惨的故事所感动，有人写道，“流下的眼泪之多，足能汇成一片”。

好景不长，1837年父亲猝死，接下来的几年中，祖母、监护人艾琳姑妈相继离世。5个孩子被托给了喀山一位不太亲密的波琳娜姑妈，全家迁往喀山，托尔斯泰当时13岁。他后来形容自己14岁之后的二十年，“粗鄙放纵，生活中时时受到野心、虚荣，尤其是贪欲的驱使”。年满14岁后，两位哥哥带他第一次去了妓院。

1844年，他考上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大一结束时因成绩太差必须复读，于是转到了法律系，两年后还是辍学了。当时他最喜欢的课是哲学课，对卢梭的书爱不释手，这也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尝试过简化生活，比如天天穿着自己发明的一种长袍，白天当衣服穿，夜里当毛毯盖；他一度是亲人眼中“不可理喻的家伙”，“只有在看到有谁乐于听他怀着激情畅谈自己的理想时，才会感到快乐。”

翻阅托尔斯泰年轻时的日记，他的分裂随处可见，一面不停给自己制定各种道德上严苛却不切实际的目标，一面在社交生活中过度放纵沉溺享乐，一次次忏悔，又一次次屈从人性的弱点。他曾在大学医务室治疗过淋病，年轻时“通常喜欢玩弄女性”，与佣人或是农妇，还曾有过私生子；叮嘱自己看书、练习钢琴，又忍不住频频出入上流社会交际圈，舞会欢宴笙歌不断；他从1848年开始热衷玩牌，一赌就是十多年，第一次偿还赌债就卖掉了分得遗产中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片桦树林，价值1200卢布，当时雇佣一个马车夫每月大约10卢布。

1851年，托尔斯泰跟随长兄尼古拉前往高加索，加入了其服役的炮兵团。在他看来，这是个开始全新生活的好机会。在军队里，他因膂力过人而知名，可用双手托起一个百六十多磅重的男人。托尔斯泰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因作战英勇而被授以奖章，提升为陆军中尉。但他的赌瘾再次发作，一点一点卖掉家产，甚至将雅斯纳雅・波良纳气派堂皇的祖宅换了5000卢布。此后他和家人一直住在两侧厢房。托尔斯泰伯爵的生活直到结婚后，才发生了真正的改变。

琴瑟和鸣，史诗诞生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列文向凯蒂求婚时，用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曾以单词的首字母拼成一长列，“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年轻的索菲娅竟然猜出了完整的这句话。种种惊人的默契，让他感到“我们将永远在一起”。

托尔斯泰结婚时34岁，索菲娅18岁，她是一位宫廷御医的女儿，从小在靠近克里姆林宫的公寓里长大。托尔斯泰意识到自己的新娘还只是个刚成年的孩子。儿子谢尔盖后来说，父亲娶母亲时虽爱她至深，但也希望能够引领她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索菲娅一开始也乐于服从他的安排，在信中，她甚至自称是他的“大女儿”，说自己从没忘记他“父亲般的教诲”。

托尔斯泰夫妇终身交换日记阅读，以示彼此毫无隐瞒。涉世未深的索菲娅最初读到丈夫曾经“放荡地私通”的段落时，备感震惊苦恼。她在1862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凡是描写爱情、描写女人的地方，都使我感到厌恶和痛苦，我真想把它们全部烧毁，但愿从此再也不要使我想起他的过去。”而她也只有在写给妹妹塔妮娅的信中，才会无保留地直抒胸臆，抱怨倾诉。

总的说来，婚后的头6年，是托尔斯泰夫妇琴瑟和鸣的大好时光。托尔斯泰激动地写信给亲友，诉说自己的幸运：“和索菲娅在一起感受到的那种幸福，一万对夫妻中只有―对才能享有。”他拾起从军时期开始的创作，爆发出惊人的创作能量，全情沉浸在《战争与和平》的写作中。“我以前从未觉得自己的心智，甚至所有的道德力量，会像现在这般完全胜任工作。我现在是一个充满灵魂力量的作家，写作和思考时所处的状态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是一个快乐而安宁的丈夫和父亲，无需对任何人隐瞒什么，心里别无他念，惟愿一切将永远这样持续下去……”

索菲娅很快成为一名能干的主妇，照料人口越来越多的大家庭，打点庄园事无巨细，许多人回忆中的她，永远忙碌得停不下来。索菲娅精力充沛，还经常长时间地熬夜，誊写丈夫的手稿，潦草的字迹往往只有她才能辨认清楚。《战争与和平》庞大的手稿她前后誊写了6遍，但乐此不疲，觉得自己因此融入了丈夫伟大的创作之中。“渐渐地，只要原作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我自己就能感觉到；比如，某个词出现频率太高，故事周期太长，标点符号错误，语言晦涩难懂等等。我常常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指出所有这些问题。有时他欣然接受我的意见；有时他会向我解释为什么应该保持原样；他会说细节无所谓，只有整体结构才重要。”《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最心爱的一个角色娜塔莎，很多特征细节都来自索菲娅。

索菲娅也颇有艺术天赋。这次展览中有一幅托尔斯泰45岁时的画像，就是索菲娅临摹自画家克拉姆斯柯的名作，这也是作家人生中第一幅肖像画。她热爱音乐尤其是歌剧，和托尔斯泰一样都很爱弹钢琴，雅斯纳雅・波良纳总是乐音缭绕。他们的子女中，两个儿子谢尔盖和米沙后来都成了音乐家。家里还设有一只专门的邮箱，家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写故事、新闻、诗歌或是逸事，不署名字投进去，星期天晚上全家围坐在茶炊边取出阅读，其乐融融。

世界观激变

托尔斯泰的一生中，文学创作其实只占据了生命的一部分，他更多的兴趣都投入到自我精神、社会改良的探索上。婚前他有感于农民子弟教育极度缺乏，水平低下，曾自己贴钱开办过学校，一生仅有两次出国，都是为了赴欧洲考察教育学习取经。因聘用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激进学生来当老师，警察局还建立了一份他的秘密档案。写完《战争与和平》后，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著名的精神危机――“阿尔扎马斯的恐怖”：梦见自己给农民绞死了。他在自省中写了《疯人日记》重新审视俄罗斯大地上遍布的苦难。他首先是着手恢复中断的教育事业。

出于对自己孩子教育的思考，他投入大量精力编写了俄语的《初级课本》，甚至亲自动手写故事。他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倘若整整两代俄罗斯儿童，从皇子皇孙到农家子弟，全都通过他编写的这套教材识字读书，进而受到艺术的熏陶，他此生死而无憾。因为售价偏高，他又将其删改为《新初级课本》，仅售14戈比，大受欢迎，在托尔斯泰生前就出版了28次。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没有哪本教材能够像《新初级课本》这样普及。

索菲娅不懂丈夫为什么要置成功小说家的事业于不顾，虽然她曾担任过他开办学校的老师，但她特别讨厌他跟农民打交道，这个本质上的城市姑娘，无法理解从小生活在农庄的托尔斯泰对农民的感情，这一点令托尔斯泰深感失望。而对妇女在婚姻中的作用，两人也开始各持己见。

索菲娅一生16次怀孕，生下13个儿女，其中5个都早夭了。托尔斯泰秉持他的平民主义思想，断然拒绝妻子雇佣奶妈的请求，尽管她第一次生产后得了乳腺炎，根本无法给婴儿哺乳。1871年，生下第五个孩子玛丽亚时，索菲娅经历了特别严重的产褥热，差点因此丧命，她为此有些恐惧，想方设法采用避孕措施，唯恐怀孕。但托尔斯泰认为妇女的天职就是生育孩子，将他们抚养成人，他对妻子的想法惊骇不已，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借陶丽之口说出：避孕是不道德的行为。

夫妻俩就“妇女问题”的争辩，让他费了不少脑筋，成为搁笔3年后重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主要动因。托尔斯泰借小说探讨婚姻与家庭，却不止于此，而是全面反映出了废除农奴制后，俄国历史上动荡不安的社会全貌。列宁正是读了这本书，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评语：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安娜・卡列尼娜》最后几章列文对生命意义的苦苦追问，正是作者本人的困惑心声。托尔斯泰在19世纪70年代末世界观发生了激变，他先是在宗教中寻找答案，继而从极度的虔诚走向极端的虚无，遍览东正教的神学理论，并对它们发起批判，最后在51岁时宣布放弃东正教的信仰。此后十几年中，从《忏悔录》开始，他大量写作福音书籍，用自己的话阐释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

他也批判君主制，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与专制组织，主张非暴力形式的不服从、不合作，比如拒绝服兵役和纳税。对于个人，主张道德的自我完善，“爱一切人”，废除私产，自食其力。他公开批判政府、教会的书屡屡被禁，往往是先在国外出版，后以地下形式流回俄国，畅销一时。在1891年梁赞省爆发的中，托尔斯泰首当其冲，带领全家参与组织赈灾，呼吁全国民众及时相助，种种措施让不作为的政府颜面尽失。

因直面俄罗斯严重的贫富差距，农民的困苦，他自感罪恶羞耻，在《我信仰什么》中写道：“过去对我来说美好而高贵的每一件事――抱负、名望、教育、财富、复杂而考究的生活方式、食物、衣服和礼仪举止――都已成为不好而肮脏的。”托尔斯泰开始尽可能简化个人生活：吃素，戒烟，放弃了最爱的打猎，穿着那身人们最熟悉的农民粗布罩衫，农活样样精通。画家列宾画过一幅《托尔斯泰在耕地》的油画，他亲睹托尔斯泰在农田里，“整整六小时，不停地用犁翻耕黑土”。他自己试了下扶犁耕地，“连十步都走不了，真是寸步难行！”唯一的例外是还骑马，托尔斯泰本来打算放弃这项“自我放纵”的爱好，后来觉得自己的马儿已经老了，才照骑不误。

索菲娅抱怨托尔斯泰一生中都以工作为重，投身运动，疏于对子女的照顾。尤其几个年幼的孩子，见到家庭教师的时间远远多过见到父亲。托尔斯泰的几个儿子也不赞同他们的父亲，时时与他唱反调，倒是几个女儿对他很忠诚。托尔斯泰也有过私心，大女儿玛莎一直深得宠爱，是他的得力助手，他曾不止一次阻挠过玛莎按照自己的心愿嫁作人妇。

家庭战争

到19世纪90年代，托尔斯泰已成为俄国最知名的精神领袖式的人物，有人甚至说，如今存在着“两个沙皇”。1901年，他被教会公开革除了教籍。这是相当严重的处罚，有专家说，东正教历史上被扫地出门的不过三四人。还有好几次，官员主张将他流放，或者抓进监狱，都因忌惮他的国际性声誉而不了了之。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过一句名言：“托尔斯泰想让我将他流放到索洛维茨基，可是我却不愿他引起公众的注意。”

有同行为他惋惜，几分几合的老朋友屠格涅夫，临终前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恳切的信：“我想向你提出最后的、真诚的请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学活动上来吧！这种天赋和其他万物一样，乃上天所赐。哦，如果我的请求对你能有效果，我会多么快乐啊！”

和他一样失望的，还有索菲娅。1885年，她接管了丈夫早期小说的出版事宜，曾专门请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如何经营出版业。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个相当出色的商人。为8个孩子的将来打算，以及大家庭的流水般的开支，索菲娅时常感到赚钱的紧迫性。1890年，她还曾面见亚历山大三世，成功说服他取消了对托尔斯泰的小说《克莱采奏鸣曲》的禁令。当然，事后夫妻俩闹得很僵，托尔斯泰对此表示不齿，他不愿靠写作牟利。

他晚年创作的重要长篇小说《复活》，也是一个关于心灵忏悔与救赎的故事，所得的高昂版税全部捐给了杜霍博尔派教徒，他们因不同于东正教的宗教主张而被当做异教徒。这笔钱加上其他托尔斯泰主义信徒的募捐，最后资助了7500余名杜霍博尔派教徒集体乘船迁居加拿大，逃离了教会的迫害。

托尔斯泰晚年家里常聚集着一堆各地来的追随者，拿着小本子记录他所说的每一句话。索菲娅认为其中一些人是“嘤嘤叫的马屁之徒”，其中她最痛恨的人便是切尔特科夫。他比托尔斯泰小26岁，来自极为显赫的贵族家庭，年轻时放弃大好前程，投身为农民谋福利的慈善事业。1883年他和托尔斯泰第一次会面，两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从这时起直到托尔斯泰去世，切尔特科夫都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和伙伴，他的照片独自一大张，按照原有陈设，迄今仍悬挂在托尔斯泰书桌的正前方。

切尔特科夫也是托尔斯泰信仰运动最有力的幕后推手，一生心血倾注其中。他后来支持托尔斯泰在遗嘱中把自己的所有版权“捐给人民”，这样可以让其思想传播得更远。他由此被索菲娅视为头号敌人。2010年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德俄合拍了一部讲述托尔斯泰生命最后时光的电影《最后一站》，再现了索菲娅与切尔特科夫间的拉锯争夺战，以及托尔斯泰夫妇无休止的争吵。夹在两难中的托尔斯泰矛盾而痛苦，修改遗嘱捐出版权后不久，他离家出走。第二天，索菲娅跳进池塘企图自杀，后被人救起。而托尔斯泰走前留下的信中，开头便是：“不要以为我出走是不爱你，我爱你……”

列夫托尔斯泰教案篇（3）

③许多人把写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托尔斯泰看作是遥不可及的巨人，当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真正的伟大却是平凡。托尔斯泰的那一串眼泪让我们窥见了他作为普通人的脆弱。在听演唱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托尔斯泰”来看待，他完完全全地投入到演唱者所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这时，他成了一个普通的听众。正是在这种平常的心境下，他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这个时候的托尔斯泰才是最自由的，也是最美的。流泪的托尔斯泰比海伦还要美丽，我觉得。

④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与他最亲近的人物之一是年轻的秘书费・布尔加科夫。布尔加科夫是托尔斯泰热情的崇拜者，当时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他在《列夫・托尔斯泰一生的最后一年》中回忆到第一次到托翁家的情形。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穿着西伯利亚式的毡靴，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地走进来。“我真高兴，非常高兴，”他说，“您来了，我需要您的帮助……”片刻之后，托翁关切地问：“您的嘴唇怎么这么干哪？您不舒服吗？”布尔加科夫回答说，可能是累了，因为晚上在车厢里没有睡好。“那你就躺着吧，”托翁指着沙发对布尔加科夫说，“休息一下，好好休息休息！”当我读到这个片段时，久久不想翻过去。这是一座怎样的大山啊，你已经感受不到它的高度。有的半高的山，很有些凌人的气质，做出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来。

⑤看看真正的大山吧――这位代表着一个时代精神的最高成就的老人是怎样待人接物的：一见面，托翁就把年轻人当作家里人。托翁面对20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时，就像是老爷爷见到小孙子一样。托翁真不愧是大作家，一个照面就发现了年轻人干裂的嘴唇。那句问候，真是让人如沐春风。一切繁文缛节都显得多余了。

⑥那些汗牛充栋的颂歌，在这样一些细节面前轻如鸿毛。流着眼泪的托尔斯泰，是不需要任何颂歌的。

（有删节）

【思考练习】

1.文章第①段花大量笔墨写夏里亚宾和拉赫玛尼诺夫有何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文中第③段中说“真正的伟大却是平凡”，托尔斯泰的伟大与平凡体现在哪些地方？请简要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第⑤段画线句“一切繁文缛节都显得多余了”，这句话有何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为什么说“流着眼泪的托尔斯泰，是不需要任何颂歌的”，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理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见下期二、三版中缝）

轻松学国学

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

――《弟子规》

【释义】

父母亲生病时，要替父母先尝药的冷热；要昼夜服侍，一刻都不离开父母床前。

【故事链接】

汉朝时，汉文帝虽然贵为皇帝，却很孝顺自己的母亲。每天不管公务多忙，他都要去母亲的房间请安。有一次，文帝的母亲病了，汉文帝日夜精心服侍，一步也不曾离开母亲床前，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而且每天母亲吃药时，他都要亲口尝尝，唯恐太苦、太烫。人们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汉文帝侍奉母亲却长达三年之久，他的故事被传为千古佳话。

成语典故

【释义】不足：不值得；训：法则，教导，规范。不足为训是指不值得作为效仿的准则。（注：此词与教训无关，不能理解为“不值得作为教训”，或是“不值得教训”。）

【近义词】不足为法

【反义词】不易之论、不刊之论

【出处】出自明・胡应麟《诗薮》：“君诗如风螭巨鲸，步骤虽奇，不足为训。”

【示例】

1.这其实是避重就轻、图省力气的一种写法，不足为训。

列夫托尔斯泰教案篇（4）

复活读书心得1暗无天日的监狱、衣衫褴褛的犯人、腐朽的上流社会、黑幕重重的政府机构、草菅人命的法庭、荒芜破落的农村……翻开《复活》这本书，可以说我的心情是压抑的，因为作者笔下这沙俄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实在是太过触目惊人。然而，我还是为小说的曲折情节和人物所吸引，为两位主人公内心最美好情感的“复活”所震憾。

聂赫留朵夫和玛斯洛娃，一个原本是对生活和生命充满了美好期盼的热血青年，却在浑浑噩噩的上流社会中堕落;另一个原本是美丽纯洁的活泼少女，却因为聂赫留朵夫不计后果的兽欲的发泄，而被损害，最后被迫沦为妓女。他们两个原本再无交集，却因为一桩命案在法庭上相遇了。由于玛斯洛娃被诬陷为杀人犯，这引起了法院陪审员的聂赫留朵夫良心上的不安。他决心赎罪，为玛斯洛娃奔走上诉，并打算和她结婚，在上诉失败后，他甚至陪玛斯洛娃一同去了西伯利亚流放。在此过程中，聂赫留朵夫和玛斯洛娃的灵魂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净化，都实现了道德上的复活。

虽然聂赫留朵夫曾经是个花花公子，但他那种勇于“自省”的精神让我佩服。他深刻剖析了自己，反思了自己的堕落，最终获得了灵魂上的救赎，并在全新的生活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他的这种做法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借鉴。

其实，我们也常常在安逸的生活中迷失自己，不知不觉丧失了斗志与追求，甚至有时会沉湎于玩游戏的快乐中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不断自省，不断洗涤自己的灵魂，做一个上进的好少年!

复活读书心得2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著作，19世纪俄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用最直接的笔触向我们展示、揭露了沙皇俄国时代的黑暗、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残忍虚伪的贵族官僚、贪婪媚俗的监吏神职人员、艰苦辛劳的农民、无辜受虐的穷人监犯等等，托尔斯泰运用辛辣的讽刺笔法和强烈的对比手法，暴露了反面人物的丑恶、贫苦人民的辛酸。

就像列宁说的，“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思想与艺术探索的结晶，从检察官柯尼处获得这个素材后，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作者沿着马斯洛娃蒙冤下狱并被流放、涅赫柳多夫为她奔走上诉以及陪同她前往西伯利亚这条线索，揭露了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官僚、法律、教会的腐败黑暗、革命者被迫被害等的情况，以及?a href='//xuexila.com/aihao/zhongzhi/' target='_blank'>种植缓侠淼南质挡蚁蟆?/p>而小说主人公涅赫柳多夫经过“纯洁善良、追求理想”、“放纵情欲、走向堕落”、“从忏悔走向复活”三个阶段，他把土地廉价让给农民，得到舆论的侵袭、贵族的嘲讽，他决定与马斯洛娃结婚，得到家人的反对与敌视，他为蒙受不平之冤的犯人们奔走上诉，遭到官僚们的鄙夷，“这社会究竟是他疯了还是人们疯了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涅赫柳多夫的疑问发人深省。

另一个得到“复活”的人是马斯洛娃，她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妇女形象。从纸醉金迷的堕落生活和思想中“复活”，受到涅赫柳多夫的影响重新变回善良、为他人着想的人。她最后为了保护涅赫柳多夫的利益，拒绝了他的爱，尽管她也深爱着他。自我牺牲的爱是人类感情的最高形式，至此，马斯洛娃也开始了她的“复活”。

整本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对神甫麻醉人民场面的嘲讽和批判。狱中犯人做礼拜的场面及作者的议论让人可叹又可笑，人们所信奉的器具正是绞死耶稣的工具。“凡是折磨人的地方总离不开这种摆设(基督像)，仿佛专为嘲弄基督的教义似的”······

总的来说，《复活》是一本值得反复品味的好书!

复活读书心得3过年的闲暇中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也是我第一次读托老的文章。也知道托老的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都拥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是非常值得一读。

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于俄罗斯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那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

托尔斯泰生活中有着极其广泛的受好与兴趣，他酷爱运动，能骑善猎，尤其打起猎来，简直就忘掉了一切。

看到《复活》中他对涅赫柳多夫的刻画,对玛斯洛娃的描述,以及对整个事件的阐述,可以看出托老个人经历的影子，但他丰富的想力、善于提炼、挖掘人性的内心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方面，的确是超常之人。我看上后就有不读完不罢手的迫切想法，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越看越觉得令人精神振奋，为玛斯洛娃改变感动，为涅赫柳多夫的真诚鼓掌。读着读着，仿佛我就是受苦的玛斯洛娃(这几天怀疑自己病了，而老公去京办事，怕他担心不能诉苦)，多希望身边也有一位，这样一位为我排忧解难的爱人。他能不顾一切，只为了让他的爱人，解除樊篱，重获新生。涅赫柳多夫是一个贵族，有声名显赫的地位，拥有大笔的遗产，为玛斯洛娃多方奔走，从聘律师，见将军，谒省长，从容而有效率，这是非凡人可做到的，托老笔下生动鲜活的事迹不得不让人承认其可信服。

整篇著作，宏丽而细腻，伟岸又平凡，托老不愧为世界文学的巨匠。

复活读书心得4在我没有读《复活》以前，我认为这本书的书名很怪异，使人难以理解。读了之后，才真正理解了作者列夫托尔斯泰的旨意。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一位著名的小说家。从近代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范围的文学来看，能与托尔斯泰比肩同声者，实无几人。《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复活》的简要内容是：一次，法院审理一个妓女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被控偷窃嫖客二十五百卢布的案子，陪审团中有一青年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发现被告竟是他多年以前在他姑姑家客居时诱奸的养女。于是他良心发现，设法同她在狱中相见，并表示愿意和她结婚。后来，聂赫留朵夫和玛丝络娃的道德都“复活”了。读完《复活》之后，我终于有所了解，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命名为《复活》。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有罪吗?其实，他们并没有什幺错，关键在于这个社会，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浓厚的利已主义社会，土地私有制的阶级社会。这个社会造就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为了生活，不得不适应于这个社会，不得不屈服于这个社会，聂赫留朵夫本来是一个善良的人，起初他认为精神的生命是真正的自我，而这却不被周围人认可，反而遭到嘲讽。后来，当他在法庭上遇见了玛丝洛娃，他开始改变，并且从精神上开始升华。他开始懂得帮助穷苦的人民，开始为监狱里无辜的受害者奔走，为他们开脱罪责。多次帮助玛丝洛娃上诉，虽未成功，却从心底感动了玛丝洛娃，唤醒了她原本纯洁善良的心。

所以，我们不应该看到玛丝洛娃的堕落，就急于否定她的善良本质;我们也不应单纯的认为监狱里的犯人都是十恶不赦无法原谅的。也许，他们的本质并不坏。因此，我们读文章时，特别是小说，不要随意地去否定主人公，要把他们的命运和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同时，我们在平常的待人处事中也要客观的看待这个人的过失：不应该只抓着他的错误、缺点不放手。要学会发觉别人的闪光点!

复活读书心得5一个人对于人生的醒悟在于自己。

在《复活》一文中，卡秋莎与聂赫留朵夫都从各自的生活中再次复活。

卡秋莎由于生活被迫沦为妓女，她与另外两人曾误毒死了一位商人，因此判了四年的苦役。而聂赫留朵夫是这场案件的陪审员，无意中见了卡秋莎不禁让他追忆起了往事，他发现自己已不是那个充满抱负的军人而是一个沉迷于金权的伪君子。他欺骗了卡秋莎，回想起这些他自愧地低下了头。聂赫留朵夫在心中祈求上帝清除心中的一切污垢，他心中的上帝已在他的意识中醒过来，同时也感到了善的力量，于是聂赫留朵夫决心帮助卡秋莎尽自己的力量来减轻她的厄运。但当聂赫留朵夫去看她时，发现卡秋莎变了许多，已不是那个纯洁活泼善良的她了，但这并没有使他为拯救卡秋莎而失去信心，相反却更加坚定了。经过几次的上诉都没有改变原判，虽然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可喜的是卡秋莎在牢中对生活感悟了许多进入了—个新的世界，聂赫留朵夫也感到了欣慰些……

我们的人生观又怎么样呢﹖在我们眼里或许住在豪华的屋子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才是至高无尚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对吗﹖也许未必全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也是一种追求吗﹖陶渊明一生平淡，悠闲不受束缚。“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他的人生观?

列夫托尔斯泰教案篇（5）

你看你看那些安娜的脸

导演乔·怀特要推陈出新，有所超越，大约也是下了工夫的。从新版《安娜》引入舞台剧的“剧中剧”形式，到背景、服饰的华美精致，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安娜》并不叫座，票房遇冷。有影评人毫不客气地借此抨击翻拍名著热：“除了将演员推上奥斯卡提名这样的荣誉舞台，没人能从中获益。”

道理虽刻薄，但也道破了一个真相：试问又有哪个女演员愿意拒绝出演安娜·卡列尼娜的机会呢？著名女星伊丽莎白·泰勒没演过，但她就宣称：“我有一个朝思暮想的愿望——扮演安娜·卡列尼娜，把一位心灵高尚的聪慧女人的悲剧表现出来。”

细数起来，2012年新版之前，约有四部《安娜》最为人所知，分别是1997年的苏菲·玛索版、1967年的塔季亚娜·萨莫伊洛娃版、1948年的费雯·丽版、1935年的葛丽泰·嘉宝版。这些重量级的名字注定给后来人陡增压力。

新版《安娜》由85后的“英伦玫瑰”凯拉·奈特莉主挑大梁，二十多岁的她既要演出一个八岁男孩母亲的深情慈爱，又要演绎一个为爱痴狂走上绝路的情人，未免还是有些火候不够。奈特莉坦言，接拍前诚惶诚恐：如何将“角色的迷人、高傲、敏感以及根深蒂固的情绪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为此她将托尔斯泰的原著啃读了十遍，还做了大量调研、写角色笔记。

对比五部《安娜》，无论从氛围还是结构上，最忠于原著的当属1967年的俄国版。主演过名片《雁南飞》的俄罗斯女演员萨莫伊洛娃演安娜，除了美貌稍逊，气质最为正宗。俄国人一共改编过7次，次数也是最多的，他们对《安娜》的感情大概跟我们对《红楼梦》差不多。其实中国人也没错过安娜。1955年中国香港就拍过一部粤语版，名字改成中国风味的《春残梦断》，导演李晨风，主演白燕。

奈特莉版被网友调侃为最干瘪的安娜。嘉宝的冷艳孤傲，费雯·丽的仪态万方，苏菲·玛索的热烈澎湃……谁又是最符合想象的安娜呢？就像一万个人眼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这注定是个无解的答案。戏梦人生的交织，每一位安娜身上也都投射着演员自己的人生。苏菲·玛索在影片首映式上说：“男人可以爱卡列尼娜，或者恨她，但他永远也不能理解她。”似乎讲的更像是那个一贯独立不羁的自己。

嘉宝对安娜的这个角色并不陌生，其实早在1927年，她便在默片《爱》中提前演绎过一个无声版本的安娜。八年后重拍，无疑游刃有余。搞笑的是，因为演沃伦斯基的男演员弗雷德里克·马奇（曾两次获得奥斯卡影帝）风流名声在外，据说嘉宝在片场把大蒜别在衣服下面，用气味来抵挡马奇的攻势。演安娜儿子的小演员巴塞洛缪，因此片与嘉宝结下情谊。但当他长到11岁，一次为自家叔叔向嘉宝索要一个签名，后者从此对他极为冷淡。嘉宝终身未婚，一贯清绝孤傲、难以捉摸，由此也可见一斑。

1947年，费雯·丽的丈夫劳伦斯·奥利弗，接受了制片人将《哈姆雷特》搬上银幕的建议。费雯·丽很想演奥菲莉亚，与丈夫对手戏，但奥利弗拒绝了她，理由是她的参演“会破坏小组的平衡”。失望的费雯·丽于是在第二年接演了安娜。此前几年中，费雯·丽诊断出肺结核，并多次爆发神经崩溃，两人关系已出现裂痕。《安娜》是她康复后出演的第二部电影，但影响并不大，当时的评论家批评她“没能充分表现出安娜炽人的”。而次年奥利弗则因《哈姆雷特》荣登奥斯卡影帝。这似乎也预示了，两人婚姻中，费雯·丽总是让人唏嘘的一方。到了1960年，奥利弗提出离婚，两人劳燕分飞。

列宁在《安娜》中看到了俄国革命

百年里，安娜的故事如此被电影所钟情，究其根本，与小说文本的深厚动人当然密不可分。《安娜·卡列尼娜》完稿于1877年，但早在1875年1月就开始在《俄罗斯公报》上连载。“每个篇章都轰动了整个社会，引起了没完没了的争论，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似乎议论的是他们的切身问题一样。”莫斯科的夫人们竟派出仆从赶赴印刷厂，向排字工人打听书中人物未来的命运；还有贵妇人按照小说中描写的安娜穿戴，定制一模一样的服饰……

这样的成功，托尔斯泰在给朋友的信里承认，“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写完表现1812年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后，他将目光由对历史的回顾，重新聚焦当代生活。托尔斯泰夫人1870 年2月24日的生活札记，标注了安娜最初闪现的时刻：“昨晚他（指托尔斯泰）对我说，他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上流社会失足的妇女形象。这个形象一出现在他眼前，以前出现的所有人物和男人典型统统各得其所，集结在这个女人周围。”

托尔斯泰原本打算写一个堕落女人的故事，但随着写作的推进，故事自身的弹性、人物个性的发展，都让初衷难以为继。小说的初步创作仅用了50天时间，而后托尔斯泰花费了数十倍的时间来不断修正，前后经过12次大的改动，迟至4年后才正式出版，小说废弃的手稿高达1米多！从他留存于世的手稿上来看，最初的安娜显得轻浮，但后来形象变得越来越美丽光彩，轻浮也早已隐匿不见了。

《安娜》引发重大争议，就在于对她如何评判的问题。读者壁垒分明，一派同情，一派批判。著名作家屠格涅夫便认为这部小说写得不好，理由是写一个已婚女子又和别人恋爱，这样会导致伤风败俗的社会效应。那作者本人对安娜如何评判呢？小说扉页引了《圣经·新约》的一句话：“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上帝为谁申冤，又要报应谁？这句模棱两可的话，恰好也代表了托尔斯泰本人的矛盾心理。托尔斯泰肯定安娜追求爱情解放个性，同时也对她不无谴责。他从宗教道德观念来看，安娜对爱的追求又包含了放纵的成分。97版电影的导演伯纳德·罗斯就认为，安娜与列文，正是托尔斯泰的一体两面。托尔斯泰出身贵族，青少年时曾度过一段狂赌的糜烂时光。“安娜这部分展现出托尔斯泰和恐惧的一面，他不但有十三个婚生子还有很多私生子，他一直在欲望与理想之间苦苦挣扎。”

小说的第一主人公是列文——这个在电影中往往被一笔勾销或省略带过的人物。安娜直到快一百页才登场，而在这部长达65万字的长篇小说，她的爱情线索其实只占到一小部分。托尔斯泰创造列文的形象，动用了自己大部分的经验积累。他成年后曾经历过一次深刻的“阿尔扎马斯的恐怖”：梦见自己给农民绞死了。这种恐怖，成为托尔斯泰思考俄罗斯大地上苦难的重要驱动力。小说中列文在乡村的各种改革、探索、对人生意义的苦苦追问，无不是托尔斯泰本人亲历过的。托尔斯泰晚年耻于财富和享受，追求道德的极致，离家出走死在一个小火车站里，在此早已埋下了伏笔。

他创作《安娜》的19世纪70年代，正是俄国历史上动荡不安的年代。臭名昭著的农奴制于1861年被废除，随后地方自治会建立、司法改革、图书审查制度改革、教育革兴……改革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贵族统治面临挑战，无论在家庭观念还是社会习俗、制度上，古老的俄罗斯处处遭受新观念的刷新。俄国上流社会的贵族男女崇尚说外国话，看外国戏，吃外国菜，许多家庭教师甚至佣人都来自西欧各国。《安娜》就是一部展现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的百科全书，借家庭内部的冲突实质反映了时代与社会的矛盾。托尔斯泰虽不知这些日趋明朗的矛盾，将把俄国引向何方，但他以一个天才艺术家的敏感，感受并描绘出了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

“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的这句著名判语，实际上来自于他读完《安娜·卡列尼娜》的观后感。其实托尔斯泰本人对革命并无倾向性。而列宁正是从这种波澜壮阔而又细致入微的社会全景展现中，看到了革命的必要与必然。

安娜的百年之魅

安娜的故事，拿到如今电视的八点档中来解读，就是个小三入侵家庭破裂的典型。不少人看完新版电影后感到困惑：那个可怜的丈夫卡列宁不是一个大好人吗？是安娜自己不懂得珍惜幸福吧，最后跟沃伦斯基都过不下去，这不是矫情又是什么？

卡列宁身居高位，能力过人，从不在外拈花惹草。小说中他尽管公务繁忙，每周仍要抽出一天时间陪妻子。这样一位堪称模范的丈夫，安娜为什么不满足呢？要读懂安娜，就不得不将这个绳扣解开。

安娜出身贵族，受过良好教育，她所代表的正是当时深受西方启蒙文化影响的一批新人。而卡列宁是个官迷，这让安娜不齿：“至于高尚的理想，对文化、宗教的爱好，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升官的敲门砖罢了。”而让她更加无法忍受的是，卡列宁深入骨髓的虚伪。

一个典型的事例：一次晚会上，沃伦斯基与安娜格外亲密，人们纷纷侧目而视。卡列宁感觉受到了侮辱，但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在嫉妒：“我这样一个高尚的基督徒，不可能有嫉妒的感情”。最后他为自己找到了理由：一个高尚的基督徒看到另一个基督徒在堕落，所以倍感痛苦。想通后，卡列宁便草拟了一个类似“工作报告”的提纲，打算和妻子谈谈。“第一，说明舆论和礼仪的重要；第二，说明结婚的宗教意义；第三，如果必要，暗示我们的儿子可能遭受的灾难；第四，暗示她自己可能遭受的不幸。”这四条条理清晰，无可指摘，但惟独缺席了他自己的感受。“他不是人，而是一架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是一架凶狠的机器。”从这晚后，安娜就彻底对丈夫感到了失望，不久后便和沃伦斯基发生了关系。众多版本都选取了这一段，作为安娜情感的转折点。

列夫托尔斯泰教案篇（6）

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说到这一情节,普遍认为未完成的小说《狂人日记》是他对这个夜晚的感悟:“我曾试想,是什么东西占据了我的心灵?是买到的东西(庄园),还是妻子,没有什么值得快活的,这一切都成了虚无。怕死盖住了一切。是应该睡了,本来我已躺下,但刚一躺下,突然由于惊骇又坐起来。苦恼,就像呕吐前常有的苦恼一样,但也只是精神上的苦恼。不得了,真可怕。看来,死是可怕的。如果你想起生,那么快要死的生是可怕的。不知怎么地生和死融为一体。不知是什么要把我的心撕得粉碎,但是却不能撕碎。我又看了看睡着的人,再一次试着入睡,可是原来的那种惧怕又成了红的、白的、方的,不知什么东西被撕裂,但都没有撕破。”

这就是著名的“阿尔扎马斯之夜”或称“阿尔扎马斯的恐怖”。托尔斯泰研究者们都认为这是托尔斯泰思想激变的前兆,19世纪70年代也因此被认为是托尔斯泰精神危机和精神转变的年代。这一年托尔斯泰刚过40周岁,《战争与和平》已经完成,《安娜・卡列尼娜》还没有开始。

存在主义的先驱、俄国著名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特别看重阿尔扎马斯之夜,他认为托尔斯泰在这一夜里发生的思想激变是非理性的产物,亦认为描写这一夜的《狂人日记》可以被看作托尔斯泰50岁以后所写的全部东西的总标题。他在这位最伟大、最“清醒”、最有信仰的作家身上,发现了最混乱、最犹豫、最摇摆不定、最荒谬、最无序的心理状态,并把托尔斯泰50岁以后所写的作品都看成是这个“恐怖之夜”所诞生的、那个狂人的日记。

他反复强调这阿尔扎马斯之夜降临的突然性:托尔斯泰“没有任何明显的外在原因,突然被可怕的难忍的苦恼所惊扰”,“周围没有任何变化,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切照旧”,而“托尔斯泰突然无缘无故地焦虑不安”。但是,舍斯托夫对此的认识还是有局限的,他过于强调这一思想激变的非理性因素,忽略了阿尔扎马斯之夜在托尔斯泰生命中的贯穿性和延续性。阿尔扎马斯之夜发生在托尔斯泰40岁(1869年),距一般认为的托尔斯泰发生精神激变的时期还有10年。如果说,阿尔扎马斯之夜标志着精神激变,那么,为什么在40岁至50岁之间,托尔斯泰还创作了显然属于精神激变前的巨著《安娜・卡列尼娜》。所以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并不是很多人理解的那样:“他的晚年进入了一种非理性的精神境界”。

纵观托尔斯泰的人生,一直都在不断的进行着精神上的裂变,“阿尔扎马斯之夜”似乎更可以看作是质变前的最后一次量变。青少年时期的托尔斯泰先在喀山学习,又到过圣彼得堡、高加索、克里米亚,参加过战争。但青年时代的他像其他贵族青年一样过着声色犬马、奢侈放纵的生活,当托尔斯泰为此不安、忏悔,希望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时,他遇到的却都是轻蔑的嘲笑。而虚荣、权欲、自私、淫欲、骄傲、愤怒以及报复反而会受到尊敬。

早在1847年3月日记里就体现出了托尔斯泰“我思”的证明。另外,他的精神危机是多重性的,比如1867年10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为托尔斯泰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如歌的行板》时,托尔斯泰突然哭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震动。托尔斯泰此时正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从“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转向他的心理危机: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些问题不断发生,答复它们乃是必须的。问题似乎是一些愚蠢的、简单的、孩子气的,可是我一碰到它们,尝试着要解决它们,我立刻肯定了,一、它们不是孩子气的,不是简单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人生问题;二、我尽力试图解决,但我决不能解决它们。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

阿尔扎马斯之夜使托尔斯泰就此丢失了生活的目标,陷入思想危机。在此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开始去教堂朝圣,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甚至住进修道院,成为素食主义者,清心寡欲,自我反省,潜心研究起宗教。在此期间,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而深感苦恼。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一切都使作家远离曾经忠爱的艺术创作,把自己的著作归为文化垃圾,他也因此多次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自己的庄园里,他尝试解放自己的农奴,自己劳动,却遭到农奴的怀疑和家人的反对。后来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19世纪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的强烈影响下,《忏悔录》、《天国在你们心中》、《我的信仰在哪里》等宗教论著写成,他已在思想上彻底地脱离了贵族阶级,完成了19世纪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这些想法一直困扰和折磨着他:

“那么好吧,你在萨马拉省拥有6000俄亩土地,300匹马,那又怎么样呢?”

“好吧,你的声誉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高,那又怎么样呢?”

“我似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之后,走到了深渊的边缘,并且清楚地看到,前面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

“生活中除了死,前面再没有什么了……” 1876年2月他给哥哥也这样写道。

他1876年4月28日在给费特的信中抄引了贝朗瑞的四句诗:

死神自己会来,

何用我们关怀。

好好生活――这个课题

列夫托尔斯泰教案篇（7）

莫斯科河附近的托尔斯泰街26号，是一座美丽的草木葳蕤的庭院，越过临街的雕有花纹的木围墙，可见一栋橘红色的两层楼的木板房。院门口镶着的一块小小的铭牌上刻着如下俄文：“列夫・托尔斯泰故居博物馆，作家1882至1902年在此居住。”

这位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拉皮文县的波良纳庄园的大文豪，虽然是名门贵族，世袭伯爵，却毕生都在探索社会的改革，尤其关注并致力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因此，托尔斯泰长期住在离莫斯科186公里的乡村。他不喜欢工业化程度日益提升的大城市，只是在1863年至1869年创作《战争与和平》期间，为了查找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才去莫斯科。1881年9月托尔斯泰举家迁居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几个孩子的上学问题。18岁的长子谢尔盖已到读大学的年龄。大女儿塔吉扬娜也要进莫斯科美术学校，托尔斯泰特意请列宾教她画画（博物馆里有一幅列宾1891年为塔吉扬娜画的肖像）。即使在莫斯科定居后，每年春夏季节还是经常回到波良纳庄园。1902年后，因儿女们都相继完成了学业，而这座庭院附近有家啤酒厂噪音很大，影响写作，年事渐高的老作家就很少住在此地了。1910年11月7日托尔斯泰逝世后，其二女儿玛丽娅成为房主人，十月革命胜利后，她将父亲的故居捐赠新生的苏维埃国家，1928年玛丽娅让出全部庭院，使其正式成为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并担任第一届馆长。玛丽娅一直活到二战胜利后才去世。

当初托翁买下那栋橘红色的木屋时，只有一层，是他将其改建为两层楼的。据说这种木结构的住房非常干燥、暖和而舒适，最早的克里姆林宫就是纯木建筑。与楼房相垂直的一排也是橘红色的木平房，是托翁开设的出版社，用来排印和发行自己的文学作品，如今则是展览各种文字、版本的托翁著作及有关画册、资料的陈列室。我们一行中国人在翻译叶尔绍夫的引领下，把故居的16个房间一一作了较细致地参观。30岁出头的叶尔绍夫是莫斯科大学中文系毕业生，长相颇像大文豪果戈里（特别是那双深邃含笑的眼睛、饱满发亮的额头、向两颊包拢的长发和带有幽默感的胡子），我戏称他为“小果戈里”，他也笑嘻嘻地欣然接受了。他不仅汉语说得流利，对俄中两国的文学艺术历史都熟谙，所以使我们受益匪浅。

步入一楼的绿色门框的棕色小门，即来到一间不大的客厅，不管什么人，头一件事便是穿上一双特制的橡胶大套鞋，那套鞋能包容无论多大尺码的普通鞋，是用于保护室内的地板和楼梯的木阶的。据介绍，托尔斯泰故居的一切都是原物、原装和原貌，唯有地板和楼梯刷过一道油漆，而且大多铺设了地毯。即便如此，还要求参观者用橡筋箍上一双软底的胶鞋，可见管理者对世界级伟大作家寓所的文物何等珍惜。

一楼头一间是不大的餐厅，一张长方形的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盆碟刀叉等餐具及调味瓶。托翁全家就围坐在桌前用餐，那10几把整齐排列的靠背椅让人想象到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餐厅的鹅黄色墙壁一侧挂着布谷鸟钟，另一侧挂着二女儿玛丽娅的肖像，是大女儿塔吉扬娜画的。餐厅旁的一间小屋是放置碗柜和炊具、餐具的储藏室，所展示的各种锅盆壶碗杯碟，有金属、陶瓷、玻璃等质料，大都是本国产品，比较粗糙朴拙。“小果戈里”告诉我们，托翁的饮食极其简单，他本人是完全吃素的，不仅拒绝肉食，连牛奶都不喝，一般饭菜是燕麦、马铃薯和罗宋汤。

沿着一侧装有白色护栏的楼梯，我们登临第二层。首先踏入一间较为宽敞的大厅，是托翁全家人聚谈和娱乐的场所，也是接待宾客之处；其洁净的墙壁上安装着40支蜡烛和煤油灯，张挂着一些亲属（如夫人索菲娅、女儿塔吉扬娜、儿子谢尔盖等）和友人的照片，最令人瞩目的一张黑白像是招待来访者们的“大茶会”场景，时间为1898年4月的一天，画面为：十几位或坐或站的先生、女士围着一张椭圆形的大木桌，雪白的桌布上摆放着金属的茶具、漂亮的烛台与盛满点心、水果的盘子。托翁神情安详、慈和，与大家亲密无间的关系跃然其中。常言道“主雅客来勤。”这位文豪的好客想必是一贯的，因为在另一块蓝底桌布上，竟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客人们的签名。大厅旁即是托翁夫妇的卧室，索菲娅在卧室中间竖了一排屏风，并在隔开的外间置了几张沙发，权作她的客人接待室。索菲娅有自己的可以折叠台板的简陋的写字桌。

列夫托尔斯泰教案篇（8）

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以崇高的精神追求反抗“庸俗”现实的批判态度是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始终坚持的创作立场。如他自己所言：“我要想写好，就必须非常清楚在眼前看见我为他们而写的事，看见我所写的人，对我所写的东西要保持批判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种创作理想，对没落的、极端腐败的贵族地主阶级的无情揭露贯穿于他的全部创作过程。列宁说，托尔斯泰的批判“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②他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制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作品中，从贵族地主阶级的道德面貌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宗教，没有一处逃得过作家的审判。托尔斯泰以其敏感的心灵向生活现实宣战，以讽刺的笔调进行了无情的嘲弄。

就其深刻的批判暴露力量而言，在世界文学中很少有作品能跟《复活》相媲美。作品根据一个真实的案例改编而成，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法庭上是一群道貌岸然的执法者。庭长坐在法庭上，一心想的是同情妇约会，只希望赶快审完案子。 一个法官愁眉苦脸，因为他早晨同老婆大吵一架，生怕回家老婆不给他饭吃。 另一个法官生了胃病，他又非常迷信，心里想着如果走到椅子那儿的步子数目可以用“3”除尽，胃病就会治好。至于副检察官，头天晚上还在妓院里胡闹了一夜，这时连案卷也没有看。这个官吏又非常自负，认为凡是自己提出公诉的案子就一定要判罪。正是这些草菅人命的“正义使者们”合力使玛丝洛娃被冤枉地判了四年苦役，从某种程度上看，她就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牺牲品。托尔斯泰通过玛丝洛娃的悲惨遭遇，对残酷的私有制社会进行了有力控诉，无情地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腐化堕落和凶狠残暴及其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的空前灾难，从根本上否定了贵族阶级及其赖以存在的一切制度。

王安忆的创作也承续了这样的责任感和理想情怀，反抗“庸俗”的现实是其小说创作的思想基调，它决定了作家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所持的眼光和审美趣味。作为写实主义作家，她非常推崇托尔斯泰的创作，正如其所说的：“托尔斯泰的批判给我带来的是心灵的震撼，让我深感人与社会关系的难以调和。”她的一系列作品，包括《冷土》《大学生》《墙基》《妙妙》《米尼》《歌星日本来》《文工团》《悲恸之地》等，都揭示出人与社会现实的紧张对峙关系。作家在小说创作中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社会批判”的传统，把小说创作与广阔的社会现实相联系，并深刻探讨了人在时代现实中的困境，但她又不再像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对社会现实进行激烈的抨击和猛烈的批判，而是站在一个直观表现的层面，以日常生活中的平民精神解答对生存意义的不懈追问。《冷土》就是个体主体与社会结构冲突与碰撞的典型文本。农村姑娘刘以萍向往城市生活，她希望通过上大学，在城里工作，模仿城里人的穿衣打扮以及嫁一个城里人而改变自己农村人的身份，为了这些，她不惜放弃了她的真爱――农村人小拽子，而选择了城市人小谷。然而表面上的模仿根本无法改变刘以萍的身份和命运，在对城市生活亦步亦趋的追逐中，刘以萍不仅未能真正领会城市文化的根本，而且也失掉了真实的自我，无法得到农村文化的认同。个体主体与社会整体的矛盾以及时代现实对个体主体的挤压与淹没成为了作家笔下民众们的普遍生存境遇。

面对现实的生活情境，王安忆虽有对它的关注和审视，有对人类困境的洞察和揭示，有对当代生活的质疑和批判，但与托尔斯泰无情的揭露与批判相比却显得更温和。她对生活采取了认可的态度，并且总是对人生和社会心怀善意。正如王晓明先生所言：“她一直都是一个对人生怀着善意的作家，我从未见过她在文学作品中出言激烈、咬牙切齿，她好像连紧缩眉头的表情都少有。”在她看来，重要的不是纠缠于命运，而是现实观念的调适。

于作家而言，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是与自身的精神成长相关的生存感受与精神体验，在一个理想永远在未来的世界里，理想穿越现实的最终结果往往化为对生命的叹息。王安忆与托尔斯泰在精神的探索上体现了这样的共性。

二

托尔斯泰的批判力量是巨大的。他一方面无情地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另一方面又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作为基督教徒，其创作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正如他在《艺术论》中所说的：“基督教艺术既能连合人类全体，而所能连合之者只有两种情感，一种情感出乎顺从上帝的意识，一种是普通人生的情惑，而为人类全体所能达到的，如愉快、沮和、勇敢、安宁等的情感。有这两种情感，才能算作内容里极好的现代艺术品。”

作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原罪观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得到反复体现。从早期的自传体三部曲直至《复活》，作家为我们展示出一个个贵族地主阶级的原罪系列。《幼年》中的彼得・华西里是一个退伍的禁卫军中尉，外表有教养，但实际上是个灵魂空虚的寄生虫，享乐为人生最高目标，玩牌和女人是其两大嗜好。《战争与和平》中的库拉金公爵贪婪、狡猾，脱西公爵夫人更是 “换情夫比换衬衣还勤”。《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渥伦斯基是一个徒有外貌、虚伪自私的花花公子，在骗取了安娜的感情而当安娜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最需要体贴安慰的时候却被他抛弃，从而导致安娜在痛苦与绝望中卧轨自杀。作家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的具象化表现，为我们昭示的正是人与生俱来的罪感。

观照王安忆的小说，我们也能发现其作品中所注入的基督教负罪感文化。她在《心灵世界》中剖析《复活》时就这样说过：“《复活》是怎样一个心灵世界：它的世界是一个赎罪的世界，罪人的世界。关于原罪的概念，我想是基督教的概念，人生到这世上就是带着罪恶的。”可见其对《复活》原罪情节模式是深有认识的。她把这种感受灌注到自己的创作思想中，重要动因就是托尔斯泰的触媒。在其表现伦理道德主题的一系列小说中，明显地显露出基督教文化所包含的原罪教义。《岗上的世纪》中的女知青李小琴，为了回城，不惜牺牲一个女人最宝贵的，主动去勾引生产队长杨绪国，以期来实现她梦寐以求的理想。《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的打工者黄久香禁不住城市物质生活的诱惑，沦为了暗娼。《长恨歌》中的穷人长脚花钱供朋友和女友吃喝玩耍，入不敷出，为了获取金钱最终走上了犯罪之路。《我爱比尔》中的阿三和《米尼》中的米尼更是为了物质生活的享乐，不惜牺牲、出卖色相。这些人都抗拒不了物欲、、权欲的诱惑，他们的身上有着人类原罪的影子，王安忆毫不留情地揭露其道德的迷茫和人性的沦丧。

始祖赋予的原罪和各人后天犯下的本罪使世间充满各种罪恶，人类生活在无边的痛苦之中，于是不懈地寻求救赎。而救赎的主要途径之一便是忏悔。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使命感、责任感的作家，托尔斯泰怀着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焦虑，紧张地探索人类的出路问题，举起了忏悔意识的旗帜。《哥萨克》中的贵族青年奥列宁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和城市文明，来到高加索寻找理想中的自由和幸福，对贵族阶级的罪行进行忏悔。《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公爵入伍参加军事远征，当他受伤躺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仰望星空的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忏悔了自己对娜塔莎的严厉和谴责。其中，作家忏悔意识表现最强烈的应属《复活》，聂赫留朵夫是托尔斯泰塑造的一系列进行精神探索的忏悔贵族形象的最终总结。他在青年时期是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贵族知识分子，在上流社会腐败、风气的影响下，变成一个利己主义者，致使他在处理与卡秋莎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始乱终弃”的做法。然而，他又不是平庸的，他为玛丝洛娃奔走上诉，真诚的选择了悔过来洗涤自己的灵魂，从而达到精神上的“复活”。

王安忆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她很欣赏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经常提及《复活》，对其中主人公内心的觉醒和悔过感受颇深。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看托尔斯泰的东西，特别感到激动，我觉得他站得那么高，可却像你人生的伙伴，在你最困难时他可以帮助你，在这茫茫的天地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知道哪是开始，哪是结束。”③在茫然与痛苦之中，托尔斯泰最终选择忏悔来达到救赎自我的目的。王安忆也承接了这种创作理念，将人放在精神的炼狱里，通过人物心灵的忏悔与自责， 以剖析人类的灵魂。《荒山之恋》里的男主人公虽对婚外恋情不自禁，但内心深处却感到愧疚与不安，深深的负罪感使得他“如同赎罪似地向她献殷勤”。④《好婆和李同志》中的李同志夫妻，在经历了物质享受过后，被政治运动的漩涡席卷，开始了宗教式的深刻忏悔，最终彻底醒悟，超脱了物质的羁绊。“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反省与忏悔，反映了行为主体的一种道德上的自觉，是主体道德自律，追求道德上自我完善的表现。”⑤作家在揭示人物“原罪”之后，以忏悔的方式让人物坦露心迹，以期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使其作品焕发出巨大的道德价值。

在对西方艺术大师的研读中，王安忆找到了托尔斯泰，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了宗教的神力，并力图接近这种高度。托尔斯泰笔下的自我审判和忏悔是十分严厉的，它来源于宗教、社会、人自身的合力，主人公们往往通过罪感的滋生与罪恶的补救来实现自我的救赎；而王安忆笔下的审判和忏悔则轻巧得多，多来自于世俗社会的拷问，主人公们的救赎往往处于无地，只能在俗世中起伏飘零。然而，在对人负罪意识的重视、忏悔精神的推崇上，他们却表现出穿越时空的“道同”。

三

托尔斯泰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为我们展示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图画。在其创作历程中，有一个决定性的动因就是“如何真实地表现情感”。它决定了一个作家决不可能以一块心灵的白板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他心中早己存在的情感会不自觉地同化着他的表现对象，所以，情感常常成为作家组织材料的依据。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文艺理论家就在《乐记》中系统地阐明了艺术的本源是“情动于中”，刘勰在《文心雕龙》也曾指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俄国的别林斯基说过“没有情感，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的话，而对这个问题剖析得更透彻的应属托尔斯泰，他认为：艺术就应该是情感的表达，好的艺术就是要表达富有朴素情感的能被全世界人类所接受的文艺作品。

对于情感艺术的诗意表现始终贯穿于托尔斯泰的创作之中。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艺术实践和对艺术中情感问题的反复思考中，他将作品中的情感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的感情， 包括喜怒哀乐，它是大家（没有一个人例外）都能体会得到的最质朴的感情；还有一种则是最高尚、最理想、最富有诗意的，是从对人与上帝之间的父子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的认识中产生的感情，是全世界都能接纳和共享的情感。在他看来，“只有传达出人们没有体验过的新的艺术感情的艺术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只有当它把新的感情 （无论多么细微）带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时，才算是真正的艺术作品。”⑥以此来反观其小说文本，我们看到了安娜的悲愤、绝望，卡列宁的冷漠、虚荣以及渥伦斯基的自私、虚伪。

文学作品不仅要表现情感，而且还必须具备感染力。是否具有情感的感染力成为托尔斯泰判断作品艺术价值高低的试金石。据此，他对情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所传达的情感有多大的独特性；这种情感的传达有多么清晰；艺术家的真挚程度。”⑦在他看来，只有独特、清晰、真挚的情感，才能实现文本的感染力，才能到达情感的共鸣，而这实际上就是关于情感的质量问题，这一点恰恰被王安忆清楚地认识到了。文学发展到今天，由于外部文学语境的影响以及作家个人的原因，作品中感情的背景变得越来越狭小。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王安忆开始重视创作者在创作时对情感的处理。她在《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中曾经系统的分析过小说的情感问题，并将其划出等级，其一般状态是伤感，比如看到月圆月缺产生的情感；其高级阶段是“忘我”，就是会把自己毁灭掉，而不是展览自己的那种情感。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感情对小说是一个隐身人，你看不见它，你找不到它，你只能感觉它，这种感觉是贯穿在整个阅读过程中的，它是一个从感觉到感觉的东西。”由此可见，她对于作品中情感表达重要性的认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情感都可以在作品中随意表现，和托尔斯泰不同，王安忆将理性作为检验情感质量的重要标准。且理性是有条件的，它需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它是一个压抑的过程，当你心里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情感产生的时候，你需要压抑它，不能急于把它宣泄出来，你必须把它压抑下去，也就是我们需要时间冷静一下。”⑧情感积淀的程度实际上将决定着作品的理性认识深度，以此来观察、体验、分析人物行为更能显示出其内在张力。王安忆凭着理性的提升一路出色地走了过来，她以理性叙述的方式来观望世界，始终将其作为情感表达的准则。无论是《流逝》中欧阳端丽的隐忍、平和，还是《富萍》中富萍的坚韧、朴实，都为我们铺上了一层理性的情感底色。“我既要将心的底层中黑暗的东西挖掘出来，又要艰苦地与它保持批评的审美的距离，激情与理性总是在作战，写完之后我感到心力交瘁。”这正是她创作过程中情感体验的真实写照。

无疑，在“作品必须表达作家情感”这一点上，王安忆与托尔斯泰是相通的，但在情感质量的检测标准以及实现方式上却略有不同。托尔斯泰强调作品要向人们讲述生活中思考的最重要的东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告诫艺术家“千万不要过一种自私自利的生活，而应深入到一般人的生活中去”。他考虑更多的是作家和读者两者之间感情的共鸣，通过外在化的形象，以寄托自己的真实情感来感染大众。而王安忆作品中的情感虽然是自然流露，但却混杂了理性思考的因素。她强调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仅要把自己的情感推到极致，而且还应该用理性去把握。情感作为一种强烈的冲动感，创作者要将其化为小说，就必须通过情感压抑、冷静处理、理性帮助才能实现。

总体来说，托尔斯泰对王安忆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批判庸俗的世界，以宗教的神力反观人类精神世界，以心灵的情感表达和艰苦的创作追求理想、探索艺术，是他们所共有的。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王安忆并没有对托尔斯泰进行简单的记录与复制，而是在对大师接近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否定与提升，以对艺术的孜孜探求和投入的“生命写作”建构了自己丰富的文学世界。

注释：

①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我的文学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②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1页。

③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

④王安忆：《荒山之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⑤何西来：《新时期文学与道德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⑥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33页。

⑦列夫・托尔斯泰著，张听畅等译：《艺术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列夫托尔斯泰教案篇（9）

宗教思想是托尔斯泰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理解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尤其是其中所折射出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无论是对托尔斯泰研究还是对与他同时期的其他西方文学家及其作品的研究，都意义重大。为了生动、具体地再现托尔斯泰宗教思想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本文拟以小说《复活》为例对此作一简要分析。

一上帝法则

    “理性，爱叶罪恶卜暴力”。对这个图式中罪恶，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式。一是用“理性、爱”去挽救;二是用“暴力”去摧毁。当然，不同的人基于自身不同的思想、立场和经历会采取不同的方式。那么，对上述问题，作为一代文豪的托尔斯泰又持怎样的态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托尔斯泰主义中来。

    托尔斯泰主义是托尔斯泰结合个人、结合俄国和西方以及整个世界的 历史 和现实、结合各民族、各时代的社会思想和人生 哲学 ，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对比和选择，最终形成的学说。这个学说的主要思想和观点均源自东正教的福音教义，其精神实质也是与原始基督教一脉相承的。一直以来，托尔斯泰都固守着东正教的福音教义，然而现实却总是在不断地解构，摧毁它。但即便如此，托尔斯泰仍然向前探索着。

    在托尔斯泰主义中，“勿以暴力抗恶”是其基本思想，同时“博爱”的精神也贯穿其中。它一方面反对以恶抗恶，另一方面又主张用“人类爱”去宽恕，去感化。托尔斯泰反复声明:“勿以暴力抗恶，决不是任暴行肆虐，而是真正根除暴行和罪恶所用的方法就是理性和爱。”理想和现实的冲突由此使得托尔斯泰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特殊方式。

    “勿以暴力抗恶”和“人类爱”是托尔斯泰宗教思想道德学说的重要方面。对于“勿以暴力抗恶”托尔斯泰自己也做了如下的阐释:“暴力产生暴力，避免暴力的唯一手段只有不参加暴力。要使人们摆脱恶劣的社会制度，也只有一种方法，就是禁止暴力。”在《复活》中，托尔斯泰反对主张用暴力的革命者，而对那些道德改善的人倍加赞赏。他塑造的众多的革命者，虽然赋予他们的 政治 理想不尽相同，但托尔斯泰只肯定那些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如革命者“西蒙松”就是其中最明显的表现者之一。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里，自己也形成了一种“宗教性学说”，即“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活的，根本没有死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是死的和无机物体无非是我的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宏大的有机体的某些部分而已。因此人作为这个大有机体的小部分，其任务维护……生命……他认为消灭活物是犯罪，才反对战争和死刑，不但反对用任何方式杀人，甚至反对屠宰牲畜”。关于婚姻，作者认为西蒙松推崇的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他之所以与玛丝洛娃结婚，不是出于内心的激情，而是一种道德的行为:帮助她，减轻她的厄运。另一个人是农民出身的革命者纳巴托夫，他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但主张的却是“改良主义”道路。他认为“革命不应当摧毁整个大厦，只应当把这个美丽、坚固、宏伟，为他所热烈喜爱的古老大厦的内部任务换个方式分配一下罢了。肯定地说，这样的革命者是不彻底的，改良的道路就如昙花一现，匆忙而又短暂。

    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说过:“托尔斯泰的思想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他主张的不以暴力抗恶也是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人们虽无法抹杀这个学说的局限性，但是，不以暴力抗恶并不表示不抗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托尔斯泰算是一个理想的革命者，他否定现存的以暴力(不仅指武力，更多的指强权、邪恶等政治行为)为中心的世界法则而确立了建立在现实观照和理论阐述基础上的“上帝法则”即“爱的法则”。

二爱的法则

    “爱的法则”又是怎样体现的呢?总的说来，托尔斯泰所主张的“博爱”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爱”字。爱自己、爱别人、爱仇敌、爱一切人，只有所有的人都相亲相爱，那么一个道德完善的、没有暴力的宁静而永恒的宗法制社会就会出现。这是托尔斯泰一生苦苦探索的理想。他认为，要推倒贵族老爷和农民之间彼此阻碍的高墙，唯一的办法就是人们都从“爱”出发。一方面，贵族老爷减少对农民的剥削，少收地租，或者放弃私有财产，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另一方面，农奴也“不以暴力抗恶”。如此，他们之间便可以和睦相处。写于作者晚期的《复活》已充分地体现出托尔斯泰已经由贵族立场转到了宗法制农民的观点上来。小说的第二部分集中写聂赫留朵夫处理“土地”的问题。尽管从结果来看，聂赫留朵夫的种种改革方案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他的所作也无法让人们理解。然而在处理过程中，托尔斯泰却认识到，人民贫困的原因在于人民仅有的能够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被地主夺去。他借聂赫留朵夫之口:“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土地才不会像现在这样荒废”“现在那些地主就像狗霸马槽一样，既不会让种的人来种，自己也不会耕耘土地。”在这里，托尔斯泰深刻的揭露了土地占有制的实质。他从“爱”的基地出发，力图来解决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虽然结果可想而知，但从中也体现出托尔斯泰的精神探索，一条爱的探索之路。

    不仅如此，爱的学说在不断地延伸着它的基本含义:一切从“爱”出发。“道德的自我完善，博爱，勿以暴力抗恶”等救世良方都在“宗教”的大题目下衍生开来。“主的旨意，，就是让我们相亲相爱。我们的最高理想境界就是追寻“一个道德完善的，没有暴力的宁静而永恒的大国世界—天国。

    托尔斯泰不仅用“爱”去解决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接下去还力图用“爱”让每个人实现自生的道德完善。用“爱”去宽恕一切的罪恶。在《天国在你的心中》一文里，托尔斯泰明确提出:“只要人人开始尽其天职。只要人人开始照着其内心中的良知生活，那样，一切的心灵都在渴望着的‘天国’，不久就会到了……”内心中的良知又指什么呢?这就是原始基督教教义中的各种教条。一言以敝之，即“爱”的法则。原始基督教教义宣扬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的本性就是有罪的应该通过忏悔把心奉献给上帝，而不是强调牺牲和烦琐的礼仪、上帝能够拯救人类的灵魂·····一直以来，托尔斯泰遵照原始基督教教义来立足于现实。然而，现实中的一切却在无情地摧毁他所构造的梦想。托尔斯泰在寻找它的精神拯救之路。《复活》中体现出的腐朽的国家制度，虚伪的教会制度，不平等的一切因素都在解构托尔斯泰的“爱”的法则。托尔斯泰开始走向他的精神拯救之路。

三精神拯救之路

    随着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猛 发展 ，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以西方资本和俄国宗法制农民为代表的两种文化不断冲突。托尔斯泰的思想也因此出现了以文化冲突为核心的严重危机。一方面反对俄国的政府教会，另一方面反对西方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长久的现实探索而不得出路之后。在用一切西方哲学和 科学 学说都无能解释和摆脱这种莫名的仿徨和恐惧之后，托尔斯泰终于在俄国宗法制农民的启示下找到了潜藏在他的灵魂和意识深处的情结所在，即“对上帝的虔诚和热爱”。这是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俄罗斯精神。

社会的 发展 、文化的冲突、现实的冲击、思想的变化使得托尔斯泰相信上帝。上帝指引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于是在《复活》里托尔斯泰在“博爱”的前提下，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为新药，让他笔下的男女主人公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精神和道德的“复活”。托尔斯泰企图通过两人的复活来体现他所提倡的道德自我完善，让“爱”在人物身上充分体现。然而现实却并没有让他实现这个愿望。在此，我们不能不说是现实的虚伪让托尔斯泰选择了这样的道路。我们也不能不说是现实的伪基督教义歪曲，裹读了原始基督教教义，使得托尔斯泰走上了这样的道路。托尔斯泰只能从《福音书》中去寻找真正的宗教真理。可是现实总在抹杀这个真理。还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思想被现实无情地毁灭更痛苦的呢?是的，痛苦也罢，托尔斯泰始终没有退缩。他公然地反对世俗的教会，反对虚伪的、庸俗的和形式化的宗教仪式。他以第一人称“我”作为“我们的上层社会”的泛指，，辛辣地揭露道:“我们都是弟兄，可是我却拿了薪傣去宣传一种我自己并不相信的伪基督教义。我拿了薪傣，当着牧师和主教，在一个对人们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欺骗人们。”托尔斯泰用《复活》第39章的“礼拜”仪式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伪基督教义的虚伪。作者看来本应庄严，肃穆的仪式过程却充满了“喧哗与骚动”。本应虔诚崇拜的信徒却便得滑稽可笑。事实上，他的所做的一切正是基督教所禁止的读神法术，所有这些用基督教名义干出来的事情正是对基督教本人的嘲弄。托尔斯泰在《复活》里，以精神宗教的名义公开背弃教会，甚至对发送《圣经》却不得真谛的牧师嗤之以鼻，同时得出“基督教不是神仙学，而是对于生活的最新理解”。所谓最新理解，也就是说，信仰只存在于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对于“上帝”，他认为上帝以何种形式存在只在于个人的理解。他否认传统基督教所决定的上帝存在，也就是说，他不把上帝理解为万物的本源和世界的主宰即物质的而是理解为赋予所有生命以“意义”的某种精神事物;或者说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共同遵守的一种法，即“爱”。于是，我们发现这似乎又回到了“爱的法则”上来。我们看到托尔斯泰在《复活》中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道德自我完善来宣扬他的博爱精神。在《复活》中宣扬他的宗教 哲学 去寻找真正的宗教真理。他不断地撕掉罩在国家教会， 法律 ，道德之上的庄严而虚伪的面纱，不断地阐述着生活给予我们的新理解。

列夫托尔斯泰教案篇（10）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是19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创作非常勤奋刻苦，最主要的作品有《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哥萨克》（1863）、《战争与和平》（1869年）、《安娜·卡列尼娜》（1877年）、《复活》（1899年）等。他以自己漫长一生的辛勤劳动，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在这里，笔者仅以《哥萨克》、《琉森》和《复活》为例，来看看这位伟大的作家的魅力。《哥萨克》写的是贵族青年奥列宁厌倦了大城市里的生活，来到高加索美丽的大自然中寻求新的生活，作品深深地蕴涵着作家鲜明的人文生态思想。主人公奥列宁是一个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为了摆脱他所在的贵族地主阶级的扭曲人性、摧残人的生命意气的生存枷锁，对人的生存价值进行了执著的追求，在高加索美丽自然的怀抱中逐步尝试建构他的诗意人生。奥列宁来到高加索，大自然的气息就浓浓地扑面而来。远离了“文明”的毒雾熏染，哥萨克俨然像一块未经雕凿的璞玉，一切显得那么的和谐自然。活在其中的人，没有一种活得虚伪的做作感，不必为了迎合他人他物而戴上“文明社会”惯有的面具，十分的惬意自我，人性自由欢快很少受到约束。文中，奥列宁有关于幸福的思索，使他对从前的生活产生厌恶感，只有看到被阳光穿透的绿荫，看到落日和明朗的天空，才又觉得幸福起来。他体悟到“幸福乃在于为他人而活”，而那些自私自利的不合乎情理的欲望根本不是幸福的所在，那只是人性污垢的浮尘。他渴望融入哥萨克人民，“象大自然一样地生活着”，“入哥萨克籍，买一所小茅屋和牲口，娶一个哥萨克姑娘”。但是一个哥萨克的外来人，真的那么容易进入这种生命程式吗？答案被奥列宁自己和他的所属阶级给否定了。家人和亲戚朋友因为他如此习惯哥萨克的生活而把他当作一个近乎毁灭的人为他悲伤。一直过惯了奢侈生活的奥列宁对纸醉金迷、醉生梦死还有留恋，内心的欲望还在不时地冒泡。满足自己的欲望是人的本能，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即使是道德净化后的奥列宁也难以免俗。当他在哥萨克住久了，新鲜感慢慢消失，一切归于平静后，人性的恶疾慢慢地浮出水面了。尤其表现在他对待玛丽亚娜的爱情上。他一开始告诉自己，“娶一个哥萨克姑娘，就是不娶玛丽亚娜，他把她让给卢卡什卡了”，可是当他发现自己没有玛丽亚娜几乎就活不下去时，便不顾一切地追求玛丽亚娜。虽然奥列宁认识到不应当把玛丽亚娜变成一个庸俗的贵妇人，而应当把自己降到玛丽亚娜的水平，使自己成为一个单纯的哥萨克。但是他的爱情观在本质上

已经前后对立起来——前时期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后时期认为在爱情中，利己的才是幸福的，充分暴露出奥列宁一直以来压抑着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不出意外的，这种举动遭到了美与自然的化身的玛丽亚娜的唾弃。爱情是检验一个人灵魂高下的试金石，虽然奥列宁一方面努力去追求新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又始终无法摆脱原先都市贵族生活方式根深蒂固的影响，注定了他的平民化理想的失败。于是，他的内心更为彷徨，虽然知道“他所生活过的和他现在要回去的那个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假的”，但也无处可去，只能重新成为一流污水潜进那肮脏的异化文明的圣地。这时候的托尔斯泰已经充分认识到社会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何其之大。作者怀着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注，苦苦探索俄国的社会问题和贵族的出路问题。《琉森》这部短篇名作是托氏在游历瑞士卢塞恩时的见闻，描写了一场“文明人”欺辱“下等人”的场景，篇幅虽短却蕴藏了无穷的精神力量。托尔斯泰的一生都在同情不幸人们的苦难，不断思索怎样使人间充满温情与真爱，不断地宣扬他的人道主义。他寄希望于人的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不提倡以暴力抗恶，宣扬基督教的宽恕和博爱，他幻想通过这些人性的升华来消灭社会的罪恶。虽然在黑暗的现实面前这似乎显得有些天方夜谭，但这种艰苦的思想探索令一颗伟大的心灵一直活到现世，感动了并正在感动着全世界一切正直人们的心。黑塞曾经说过，真正的文学是一定永远有读者的，因为它们包容了人间的基本真理和真相。阅读此文，可以看见作者灵魂深处迸射出来的震怒，可以感到他内心深处的苦苦挣扎，可以听见他无可奈何的深深叹息。瑞士旅馆门前，一个矮小的流浪歌手演奏悦耳甜蜜的音乐很久，三次求听众赏他一点东西，可是一百来位“幸福”的阔人却白白享受了这美妙的艺术,谁都不愿意给他任何东西，甚至带着冷漠的微笑嘲讽他。看见这一幕，“我”觉得十分的痛心与可耻，想补偿歌手点什么，就邀歌手去喝酒，却又在喝酒时受到了各种歧视待遇，令“我”十分震怒又苦惑。

文章对人的生存环境进行了细腻的描写，令人感觉大自然也有了生命似的。如瑞士旅馆门前的晚景，作者描写的是那样的美轮美奂：湖水的颜色是“燃烧着的硫磺”，湖岸又“芳草芬披”，大气是“柔和的、晶莹的、蔚蓝色的”，“到处都在动，都是不均衡，是变幻离奇，是光怪陆离的阴影和线条的无穷的混合和错综，而万物之中却蕴藏着宁静、柔和、统一和美的必然性”。在充溢着和谐与美的大自然面前，人的心里一切不善良不谐和的东西，应该荡然无存才对。可是后文中就餐时绅士淑女们的故作高雅与骨子里的冷漠让“我”难以忍受，破坏了好心情。就像文中那座人工的堤岸一样庸俗不堪，粗暴地破坏了无拘无束的那种大自然的美。迷人的大自然和“文明”的教化就这样突兀的对立起来，刺痛读者的双眼，让人看到了异化文明的丑陋可笑与装腔作势。

当“我”为此而抑郁失落时，流浪乞食歌手的歌唱像“一道明亮快乐的光辉射进了“我”的心里，让我感觉生活也重新有了意义和魅力。美妙的音乐是一种美的享受，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可是瑞士旅馆里的人们却这样傲慢无礼的对待这神圣的美，还去嘲笑践踏歌手的劳动，无视“下等人”的尊严，不肯把他们口袋里千千万万个钱币扔给歌手一个半个。他们个个自命不凡，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就是钱，平庸的生活已经把他们弄得头昏脑胀腐化堕落。“我”为他们感到羞愧不已，不顾他人把“我”当作疯子，接近歌手，力图让这矮小的人能够跟这群人平等。可是，不但是那些上等人如此桀傲，连旅馆的侍者也盲目的自大起来，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要比歌手高得多，就可以抛开侍者应有的礼节，慢待起客人来。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谁的社会地位高，就可任意欺辱“下等人”。人生来已是不平等的，文明社会用“阶级”来把同一质的人硬生生的划成三六九等。事实上，不但是欺辱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连被欺辱者也认为命该如此。歌手三次恳求人们赏赐时，都因为自惭形秽而胆怯踌躇，面对嘲讽，更是以笑来掩饰自己的失落，不敢表现出一点点地不满。

在重重的社会矛盾面前，哪条才是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长长的思索也不能理出一个答案，只能寻找超乎人类力量的存在。此时的托尔斯泰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只能对自己说，“你没有权利可怜他，也没有权利为那勋爵的富裕生气。”仁慈的上帝既然容许矛盾的存在，就是宽广的怜悯，人就该从自身反省，找回自己身上的原始的人性美，皈依上帝，接受上帝的净化与救赎。这就是典型的托尔斯泰主义前期的要义。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主要情节围绕主人公马斯洛娃和聂赫柳多夫展开：马丝洛瓦在16岁时被聂赫柳多夫诱奸,怀上了小孩被东家赶出家门，最终走投无路,跌入了妓院的火坑。十年后，马被诬告为杀犯，受审时聂恰巧是陪审员，他明白马的堕落是他一手造成的，决心以行动赎罪，为她的案子到处奔波。最后，两人都懂得了生活的真正意义，精神走向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