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职报告模版篇（1）

今年以来，服从组织的工作安排，在思想上要求自己上进，在学习上进一步抓紧，在工作上勤奋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将任职来在思想、学习、工作等方面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加强学习，注重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业务能力提高。

任职以来，我进一步加强了邓**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自身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和道德素质。进一步加强了对本职业务知识的学习，使自己业务素质进一步提升，使自己更加胜任本职工作。

二、爱岗敬业，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1、本职工作。统战工作主要是团结人心、凝聚力量的工作，在统战工作中，着重做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好统战阵地建设，完善了统战工作制度;二是积极联系天河村台胞，帮助她搞好生产，发展经济;三是抓民族宗教工作，搞好民族纠纷的调解，缓解民族矛盾，协同综治、公安搞好邪教的打击工作，维护全镇社会稳定，民族团结。

2、分管工作。今年，镇党委政府安排我分管民政和卫生工作，联系天河村。在民政工作中，采取群众评选方式评出全镇低保对象户，认真抓好敬老院的管理;在卫生工作中，积极完善镇村两级卫生网点建设，现在我镇卫生网点已经做到群众小病不出村;在联系村工作中，积极参与联系村工作的谋划和指挥。

三、注重德操修养，恪守廉洁勤政。

一是坚持政治学习，注重自我改造，自觉做到政治上不说糊涂话、不做出格的事，与党委政府会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坚持做到自严、自律、自省、自励、自尊、自爱，无论是在工作中或是在生活中，都严格要求自己。三是做到宽容待人、宽厚用人，公正办事、公平处事。

四、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方向

在我任职以来，在工作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1、在开拓创新、对外协调方面还做的不够;2、在工作中思路不够开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3、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4、工作的积极性不够高，创造性发挥不够。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努力做到：1、进一步加强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领导能力;2、在工作中不断进取，勇于创新，使工作上一个台阶;3、严格要求，廉洁自律，塑造领导干部形象，当好反腐倡廉带头人。

范文二

一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xx大，xx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牢记“两个务必”，恪守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有关规定，有效地促进了我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贪腐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对照年初制定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作述职报告：

一、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深刻认识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政治理论、业务知识、党纪政纪条规学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学习中着重抓好四个方面：一是学习政治理论。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思想、邓**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及省、市、县的有关文件精神，做到在思想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县委、政府的重大决策上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学习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认真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有关讲话精神，《廉政准则》“八项规定”等党纪法规。充分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从而增强了忧患意识、纪律意识、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增强了拒腐防变的能力。

三是学习先进人物典型事迹。以孔繁森、任长霞等先进人物为榜样，学习他们立党为公、无私奉献、执政为民的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和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四是注重加强知识更新。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形势日新月异本人将努力做到在思想上与时俱进，认真学习市场经济、经济管理、法律法规、科技文化等知识，不断使自身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跟上新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在抓好自身学习的基础上，按县委要求，认真配合党委班子成员开展好党风、党纪教育，不断增强全镇党员干部勤政廉政意识。

二、加强教育管理，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职责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贪腐工作是党的xx大确定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我们牢记“两个务必”，全面实现“两个率先”的必然要求。一年来，在加强自身廉洁自律的同时，本人认真践行县委提出的“从我做起，看我看齐，对我监督”的“三句话”要求，配合党委班子成员进一步建立完善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从源头上预防贪腐现象发生。

1、加强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利用多种形式在全镇党员干部队伍中大力宣传中央和各级党委反贪腐工作的重大决策，大力宣传反贪腐斗争形势，把党风廉政建设与政府各阶段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认真抓好。同时，协助抓好镇属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各村(居)支部干部学习和执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党纪政纪条例法规等情况，在全镇营造了向先进人物学习，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良好氛围。

2、加强政府班子成员及各中层部门负责人的廉洁自律。坚持“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原则，协助抓好镇领导班子成员及中层部门负责人的监督管理。年初，根据县委的部署，结合我镇实际，协助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并提出目标要求。年内政府召开了3次专题会议和2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通报会;组织落实班子民主生活会和领导干部双重民主生活会制度，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检查各部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和领导班子廉洁从政情况。对各村委，也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与经济工作同布置、同 督促、同考核。同时，大力支持镇纪委查办案件工作，认真做好组织协调，及时听取查处案件汇报，分析案情，并认真做好当事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对群众来信来访认真接待和处理，做到件件有调查，有落实反馈。

3、建章立制，从源头上预防治理贪腐。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按《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件》规定和程序任用干部，坚持集体研究，按规定实行表决确定人选，防止和纠正了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规范财务制度管理。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制度，完善了预算资金管理制度，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帐户管理;全面实行村帐镇管，加强对村级组织的日常经济审计，清理规范了村主干部各项工资补贴，加强了村级财务管理，有效维护了村级组织集体经济利益;五是推行政务、村务办事公开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按章办事，增强透明度，杜绝暗箱操作。

三、强化自律意识，努力勤政廉政

一年来，我坚持以自律为本，以廉洁从政为起点，正确处理“自律”与“他律”的关系。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对自己从严要求，时时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强化自律意识，努力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积极起好表率作用。自重，就是珍重自己的言行、人格和名誉，不说不做自轻自贱、与领导干部要求不相符合的言行。作为党委副书记、镇政府镇长的我，要时刻牢记肩负的职责，不在大款面前低三下四，不出没灯红酒绿场所，不在人际交往中低级庸俗，不在处理个人和他人利益时只考虑个人，时刻珍惜党员干部的名誉，不忘人民的重托;自省，就是时常反省自己思想行为是否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

经常提醒自己和教育家属以及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待人接物等方面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恪守严格的界限，做到防微杜渐，防范于未然;自警，就是用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约束自己，警告自己不要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不仅要知法懂法，还要时时对照违纪违法案件中的反面典型，从中吸取教训，警告自己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用公款为自己谋取私利，不为利、权、色所诱惑;自励，就是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振奋的精神状态。始终做到成绩面前不满足，失败面前不气馁;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严要求。并正确认识和处理奉献精神与利益原则的关系、党的事业与个人价值的关系、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为此，我时时自励，始终以新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来。

述职报告模版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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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职报告模版篇（3）

关键词：强调事项段 变化 影响

一、两版审计准则的变化对比

（一）定义重述。2007年实施的审计准则（以下简称2007版准则）对强调事项段的定义是：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意段之后增加的对重大事项予以强调的段落。强调事项段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但被审计单位进行了恰当的会计处理，且在财务报表中做出了充分的披露；二是不影响注册会计师发表审计意见。2012年实施的审计准则（以下简称2012版准则）对强调事项段的定义是：审计报告中含有的一个段落，该段落提及已在财务报表中恰当列报或披露的事项，根据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该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

（二）变化对比。通过2007版准则和2012版准则的定义，不难发现其中的变化。（1）2007版准则突出强调了“重大不确定性”，而2012版准则模糊了这一界定，不再突出不确定性的概念，拓宽了强调事项段的应用范围。（2）2012版准则将“重大事项”改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仅从定义来看，相比于2007版准则，2012版准则对强调事项段的界定以及应用范围更加模糊，如何界定准则中所说的“至关重要”？这就更加需要依靠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虽然2012版准则扩大了强调事项段的应用范围，但也为图谋不轨的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合谋欺骗财务报表使用者留下了更大的操作空间，从上市公司的年报来看，1992年出具带说明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有2家，2013年则有99家，而且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使广大投资者有理由认为注册会计师存在“作弊”之嫌。

结合其他规定也不难发现这两版审计准则中强调事项段的变化。2007版准则将强调事项段的运用情形归结为三类：（1）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2）重大不确定事项；（3）其他事项。其中前两类在《审计准则第1502号――非标准审计报告》中，第三类零散地分布在其他审计准则中，如《审计准则第1332号――期后事项》《审计准则第1511号――比较数据》。其他事项主要可以概括为：期后修改原财务报表事项、上期财务报表未经更正及重新出具审计报告的重大错报、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等。2012版准则除了明确规定强调事项段的定义外，并没有规定强调事项段的应用范围，仅在执业准则指南中以举例的方式说明注册会计师可能需要加强调事项段的情况，大体可以概括为：财务报表已作出充分披露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事实、期后修改原财务报表事项、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按照特殊目的编制基础编制等。通过两版审计准则对强调事项段具体应用情况的规定变化的对比，可以发现2012版准则并没有像2007版准则那样对强调事项段的应用情况做出明确规定，仅以定义为最终标准，不再要求哪几种情况才能加强调事项段，为注册会计师执业过程提供了操作空间。

二、对实务操作的影响

（一）2012版准则不再适用的情况。从2010年上市公司年报来看，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涉及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种情形：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疑虑和不确定事项。重大不确定事项包括：未决诉讼、接受证监会调查、非公开发行股票是否批准、未来收入确认的不确定因素、未来的净现金流量完成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合约终止涉及金额未定、不良贷款是否收取利息具有不确定性、尚未解除的担保责任。相对于2007版准则，判断以上事项的发生是否属于重大不确定事项关键要看该事项是否符合2012版准则中“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条件，如果没有达到“至关重要”的程度，即使该事项发生，也不能在审计报告中列为强调事项段。从审计理论来看，重要性主要应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考察，一个事项涉及的金额数量重大，但从性质上来讲并不会对企业财务构成实质性影响，那么它也是不重要的。

（二）2012版准则应当增加强调事项段的新情况。2012版准则并没有提出强调事项段的具体应用情况，仅在指南中举例，包括：异常诉讼或监管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提前应用对财务报表有广泛影响的新会计准则（允许的前提下）；存在已经或持续对被审计单位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特大灾难。通过两版审计准则在这方面规定的前后对比可以发现，2007版准则突出强调事项段的不确定性特征，如对持续生产经营能力的重大疑虑。而结合2012版准则的定义和指南中的举例来看，它并没有强调不确定性，从这个角度来说，2012版准则中强调事项段的应用范围扩展了，既可以是不确定事项也可以是确定事项，只要它“至关重要”，例如，财务报表日后发生对被审计单位经营发展有至关重要影响的企业合并或处置子公司事项、财务报表日后外汇汇率发生异常变化导致资产负债计价发生异常重大变化事项、财务报表日后发行股票和债券以及其他巨额举债等，这些事项属于确定性事项，但其发生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有重大影响，因此也应该加强调事项段。

（三）对强调事项段的滥用。强调事项段应用范围扩大，应用界限模糊，对注册会计师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强调事项段与其他说明段不同，作用仅在于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的关注，它并不影响注册会计师发表审计意见；但说明段则是为了说明导致所发表的审计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原因，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指出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另外，强调事项段是针对财务报告中披露的内容加以说明，发表强调事项段后要明确提及被强调事项以及相关披露的位置，以便在财务报表中找到对该事项的详细描述；而其他说明段中的内容并不一定在财务报告中披露，只要注册会计师根据职业判断认为与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审计工作、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或审计报告相关且未被法律法规所禁止，就可以添加。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市公司更加倾向于注册会计师发表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因为相关研究表明，市场对于带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所释放的负面信息反应更为微弱。而有些注册会计师受到利益驱使，迎合被审计单位，或者为了规避责任，也乐于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这样就形成了注册会计师利用强调事项段与被审计单位合谋的局面。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本应发表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变为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二者的意义天壤之别。特别是当被审计单位涉嫌诉讼案件时，这种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被审计单位有面临败诉的可能性，对于可能的赔偿却未作任何账务处理，在财务报表中也未进行披露。而此时，注册会计师为了迎合被审计单位，有可能将诉讼材料从审计档案中删除，同时为了免除自己的责任，将该事项在强调事项段中说明，并谎称自己并没有收到有关未决诉讼的相关信息。这种行为就是对强调事项段的误解和滥用，使审计报告失去了应有的作用，无法满足信息使用者的要求。

三、解决措施

（一）运用新审计准则，增强适用性。如上文所述，2012版准则出现了很多新情况，一方面，对于强调事项段定义和使用情况的界定更加模糊，也就是说，在实际应用中更加强调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这实际上对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通过自己的职业素养去判断某一事项是否“至关重要”，如何判断某一事项是否符合强调事项段应用的新情况，这些都是对注册会计师职业素养的考验。另一方面，相比于2007版准则，2012版准则明显扩大了强调事项段的应用范围，注册会计师能否适应扩大的新情况，更新现有知识储备，同样是对注册会计师的考验。注册会计师应该加强对新审计准则的学习，更新知识以适应新形势，同时结合过去的执业经验，总结出一套新的能够适应新情况的执业方法，这对于我国审计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理解新审计准则，避免误解滥用。之所以出现误解，特别是把强调事项段和其他说明段的适用情况混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注册会计师职业素养的欠缺，抑或对新审计准则的内涵理解不到位。而出现对强调事项段的滥用，则是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出现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审计准则所提供的空间反而成了某些注册会计师钻空子的途径。因此，强化对注册会计师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的培训与监管，成为2012版准则实施后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加强监管。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充分发挥其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指导与监督职能，提高注册会计师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另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保证该行业的良性发展，不能让新审计准则成为某些注册会计师钻空子的途径，以使审计报告持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结论

2012版准则相比于2007版准则在强调事项段方面出现了很多新变化，无论从概念的界定还是对于具体适用情况的表述，都更加灵活宽泛，这一方面有助于注册会计师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运用审计知识更好地服务于被审计单位，促进我国审计事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宽泛的操作空间和更广泛的应用范围也留下了很多隐患，特别是对于相关规定的误解甚至E用，极大削弱了审计报告应有的作用。鉴于此，本文认为注册会计师应自觉加强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建设，并配合协会和相关部门的监管，是解决其不良影响的有效途径，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审计事业的发展。S

参考文献：

[1]杨闻萍，邓宁，李洁.新审计准则下对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的思考[J].财务与会计，2012，（1）.

[2]刘志耕，赵钢栓.对强调事项段误解及滥用的分析[J].财务与会计，2008，（11）.

述职报告模版篇（4）

述职报告由谁来写？当然由要述职的人自己写。但在实际工作中，述职人员的述职报告未必是自己写，有的述职报告由秘书代劳。述职报告由他人写，怎能反映出述职人的真实情况？结果是有的甚至将单位的、人家的全部工作成绩都硬往自己身上拉，成绩不怕多、不怕重，不厌其烦地大量罗列，洋洋洒洒逾万言，而对待问题则模棱两可，一笔带过，致使在会上述者毫无生气，听者味同嚼蜡。 述职人员亲自写的述职报告与秘书代劳的，内容和感受上差别很大，截然不同，评议人员都有体会。这个问题一方面反映了述职者本人对权力机关监督的态度是否诚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述职者的工作作风、思想作风等是否扎实。述职报告由他人写，怎能反映出述职人的真实情况？因此，认为，作为述职者本人，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述职本身就是将自己的工作置于权力机关的监督之下，是让述职者汇报自己任职以来如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不是让你来作“先进事迹报告”的。其次，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科学严谨的态度。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在述职前，应该静下心来，亲自动手，对自己任职以来的工作和学习等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甚至出现的失误，都要认真剖析，钉是钉，铆是铆，功过分明，不能避重就轻，掩盖问题 “述职报告应由谁来写”版权归所有；请注明出处!

述职报告模版篇（5）

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在十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中，有关“资源”、“环境”、“生态”的表述同以往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等相关文献的表述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以往的相关文献有时不提“生态”，只将 “资源”与“环境”连在一起称为“资源环境”或“环境资源”，有时不提“资源”，只将“生态”与“环境”连在一起称为“生态环境”，而从未把“资源”、“环境”、“生态”三者同时分开并列表述；十报告则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同一个部分中多处明确把“资源”、“环境”、“生态”三者同时分开并列表述。譬如：

在阐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时，十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其中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就是明确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

在阐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时，十报告提出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项重点任务。其中的“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也是明确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

在阐述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时，十报告明确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其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也是明确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

在阐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国策方针时，十报告明确指出：“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其中的“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虽然没有出现“资源”、“环境”、“生态”字样，也是分别对应于“资源”、“环境”、“生态”的，因而实际上也是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

此外，在阐述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时，十报告明确要求：“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其中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实际上也是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

如此等等。

在笔者看来，十报告这样明确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是迄今为止在我们党和国家的相关文献中对于资源、环境、生态关系的最全面、最完整的正确表达，其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文字表达上不同于以往一些相关文献的变化，而是在更深层次上反映出我们党对于人与自然功能关系的深刻认识和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准确把握。同样，人们对于十报告这样明确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认识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上，而是要站在正确认识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和重点任务的高度，以及正确认识报告体现的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高度去理解和把握。

二

必须指出的是，笔者特别强调上述十报告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正确性，并不仅仅因为这种表述出自十报告，更是因为这种表述符合生态学原理。

从生态学的观点看，资源、环境、生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三大自然要素，分别体现着人与自然的不同功能关系。

其中，所谓“资源”，泛指“自然资源”，对于一个特定的国家来说，它具体指的是在该国领土和可控大陆架范围内所有自然形成的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以被开发利用以提高人们生活福利水平和生存能力，并具有某种“稀缺性”的实物资源的总称。通常分为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主要是森林）资源、水资源（仅指淡水）和海洋资源五大类。

所谓“环境”，泛指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环境”，特指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前者称为“原生环境”，后者称为“次生环境”。环境有两个明显区别的部分：物理环境（包括温度、可利用水、风速、土壤酸度等）和生物环境，后者构成其他有机体对于有机体施加的任何影响，包括竞争、捕食、寄生和合作。从人类与自然的功能关系看，环境是客体，人类是主体，人类与环境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所谓“生态”，泛指“自然生态系统”，指一定空间范围内，生物群落与其所处的环境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任何一个自然生态系统都由生物群落和非生物环境两大部分组成。其中，生物群落处于核心地位，它代表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物质和能量流动强度以及外貌景观等。非生物环境既是生命活动的空间条件，也是生物群落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自然生态系统包括：地球表面的陆生生态系统、水生生态系统和地球表面以上的大气系统。

这就告诉我们，资源、环境、生态是分别体现自然对于人类不同功能的三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

从哲学上讲，资源、环境、生态之间这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正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反映。

这里所说的“对立”，指的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区别，主要指它们强调和体现的自然对于人类的功能不同。其中，资源强调的是实体功能，体现为自然对于人类实体的直接有用性；环境强调的是客体的“受纳功能”和“服务功能”，体现为接受并容纳生产和消费所排放的无用副产品和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生存繁衍提供栖息地等直接与间接有用性；生态强调的是主体（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状态及主体与客体（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协同进化功能，体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选择、相互制约的“有机联系”和“协同进化”。

这里所说的“统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它们都统一于自然这个整体，都是自然对于人类功能关系的体现。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从人类福利的角度来定义的，都是能为人类提高福利水平发挥作用的自然要素，因而都属于人与自然的功能关系的范畴。离开了人与自然的功能关系，就没有资源、环境、生态可言。

二是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因为，资源、环境、生态的区分从本质上说是功能的区分，而不是对特定的自然物质实体的区分，不是把自然存在的要素硬性地区分为资源、环境、生态。换句话说，资源、环境、生态作为自然对于人类功能的体现是自然界所兼有的，也是同一自然介质所兼有的。以森林为例，我们不能认为这片森林具有为人类提供木材和其它林副产品等资源功能，那片森林具有净化空气、美化环境、容纳废弃物、减低噪声和提供生存游憩空间等环境功能，还有一片森林具有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保护野生动植物、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而应认为同一片森林同时兼有资源功能、环境功能、生态功能。一旦人们为了获取木材和其它林副产品而大规模砍伐森林，则不但其资源功能遭受破坏，其环境功能和生态功能也必将遭受相应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破坏资源就是破坏环境、破坏生态，保护资源就是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十报告做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的论断，其道理就在这里。

三是指它们之间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这里说的转化，主要指资源、环境、生态在人与自然的功能关系中的地位的转变。就是说，它们在人与自然功能关系中的地位会随着人类社会不同的时空条件而发生变化。还以森林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处于大规模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社会对木材的需求凸显，森林的资源功能被摆在第一位，木材生产成为当时林业建设压倒一切的任务。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人们又意识到“生态需求已经成为社会对森林的第一需求”，国家也相应做出了“林业建设由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转变”的战略调整，森林的生态功能也取代资源功能而成为了首要功能。

在笔者看来，十报告把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并做出“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判断和“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等重点任务的部署，正是上述资源、环境、生态相互关系的体现，也可以说是生态学原理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正确运用和发展。

三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此前人们对于“资源”、“环境”、“生态”的科学涵义及其相互关系往往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其主要表现是将“生态”与“环境”混为一谈，即将“生态”混同于“环境”。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自然生态系统”属于“环境”的范畴，是“环境”的一部分；“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属于“环境保护”的范畴，是“环境保护”的一部分。如此等等。

人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种将“生态”与“环境”混为一谈的情况在学术理论界和实际生活中都时有发生。

有资料显示，在学术理论界，这一情况起初是由某知名学者在五届全国人大讨论《宪法》（草案）时的发言引起的。当时，针对草案中“保护生态平衡”的提法，该学者认为，“保护生态平衡”不够确切，建议改为“保护生态环境”。从此，“生态环境”成为一个将“生态”与“环境”联结在一起的新名词。

本来，在该学者提出“生态环境”这个新名词后，如果将其视为联合词组，即将其理解为“生态、环境”或“生态与环境”也是可以说得通的。但随后的情况却是：在我国一些官方文件和新闻出版物中广为流传的“生态环境”一词，往往被误用或误认为偏正词组的“生态环境”，亦即“生态的环境”，这就把生态与环境的关系弄混淆了。譬如：

2003年，在我国的一个对外文件白皮书中就曾出现过作为偏正词组的“生态环境”一词，在译成德文时，就曾经遭到德国人的质疑。

后来，有些学者又在学术论文中主张将“生态环境”一词的含义“归总为‘环境’”，在这些学者看来，“生态环境”的准确表达是“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是“广义环境的一部分”，因而按照这一逻辑，也就可以将“生态环境”归总为“环境”。

此外，在研究分析20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全球性资源、环境、生态危机时，更有许多学者把“生态危机”包含于或归结于“环境危机”，因而在文字表述上只将其称为“环境危机”，而忽略自然生态系统出现的“生态危机”。

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受这种把“生态”与“环境”混为一谈的模糊认识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也常常把有关自然生态系统的事项混同于有关环境保护的事项。譬如：

在设立全面涵盖资源、环境、生态相关职能的“委员会”一类的机构时，只标明“资源和环境”字样而省略“生态”字样，致使人们误认为其中的“环境”已经把“生态”包含在内。

在区分政府内设机构的职能时，常常将诸如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乃至天然林的恢复与保护等属于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管理职能混同于污染防治等属于环境保护的管理职能，致使一些干部群众对于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缺乏准确的把握，给相关部门的依法行政和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带来很大的不便。

在召开全面涵盖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相关工作的会议时，只标明“人口、资源与环境”字样而省略“生态”字样，实际上也是误将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工作混同于环境保护工作，致使承担自然生态系统保护职能的部门无权参加这类会议或者无权在会上发言；

在探索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过程中，只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损失的因素纳入其中，而将生态因素混同于环境因素，或者将生态因素归入环境因素，致使生态效益、生态价值、生态补偿在该核算体系中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令人高兴的是，十报告在谈及“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时，已经明确要求“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其中的“生态效益”、“生态价值”和“生态补偿”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生态”因素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对照本文前述将资源、环境、生态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十报告和报告所依据的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们不难看出，所有这些只讲资源、环境而不讲生态，或者将生态与环境混为一谈的模糊认识和不当做法，都是同上述十报告的精神不相符合的，也是不符合生态学原理的。事实上，十报告对资源、环境、生态的全面、正确、完整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现实中这些模糊认识和不当做法的有力澄清与矫正。因此，笔者有理由期盼并相信随着全国范围内学习贯彻十热潮的深入开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这些模糊认识和不当做法将有望逐步得到澄清和改变。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毕竟人类的思维习惯是很难改变的。由于某些习惯思维的惯性作用，人们也很难设想这些模糊认识和不当做法会随着十的召开而很快改变，弄不好还可能在一定时期继续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因此，笔者认为，尽管十报告已经做出了不同于这些模糊认识和不当做法的明确表述，人们对此问题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仍应引起适当的注意。

四

我们如此强调正确认识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是因为真正弄清这三者的联系与区别，对于贯彻落实十精神、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正确认识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有助于人们准确把握生态文明的科学涵义，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主要体现是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以资源、环境、生态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良好的社会。我们从人与自然的功能关系上正确认识资源、环境、生态的联系和区别，就能更加自觉地把资源、环境、生态并列为人类生存繁衍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自然要素”，同时给予高度重视，进而更加自觉地搞好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更加自觉地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为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良好的社会做出贡献。

第二，正确认识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如上所述，根据生态学原理，资源、环境、生态体现着人与自然的不同功能关系。而且，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人们对于资源、环境、生态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就会懂得资源、环境、生态的状态如何事关人类社会的资源安全、环境安全和生态安全，进而懂得资源丰富、环境优美、生态良好是人与自然的功能关系和谐的标志，“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则是人与自然的功能关系恶化的体现；就会懂得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上述“严峻形势”已经不是仅仅涉及资源、环境、生态中某个单方面、局部性的一般问题，而是全面涉及资源、环境、生态的全方位、整体性的严重问题。这对于全面增强人们对于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忧患意识，大力增强人们积极应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促使人们自觉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列，无疑有着重要作用。

第三，正确认识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有助于人们全面落实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过去，由于人们对资源、环境、生态的联系和区别存在种种模糊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文明建设任务的全面落实。正确认识了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就为全面落实十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促使人们更加自觉和努力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重点任务。譬如，懂得了资源、环境、生态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同时分开并列表述的三个关键词，就会把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保护这三项任务都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予以推进，并通过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宣传教育为这三项任务的落实提供重要保障，再不会只重视其中的一项或两项任务而忽视其他任务；懂得了资源、环境、生态的联系和区别，特别是懂得了生态和环境的联系与区别，就会在思想上切实加深对十报告关于“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这一指示的认识并将这一指示落到实处，而不会再将生态系统保护混同于或归结于环境保护；懂得了资源、环境、生态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就会切实提高对十报告关于“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科学论断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从而更加自觉地把十报告关于“全面促进资源节约”的重要部署落到实处，进而从资源节约入手，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为全面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3.姜春云主编：拯救地球生物圈——论人类文明转型，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

4.〔英〕A.麦肯齐等著，孙儒泳等译：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美〕K.A.沃科特 J.C.戈尔登等著：生态系统——平衡与管理的科学，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丁圣彦主编：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戈峰主编：现代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8.曹克瑜：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理论、核算框架与实现途径研究，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9.黄秉维：陆地系统科学与地理综合研究——黄秉维院士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邵青还：“生态环境”在德国有争议，中国绿色时报2003年4月9日

11.钱正英、沈国舫、刘昌明：建议逐步改正“生态环境建设”一词的提法，工程院院士建议（中国工程院政策研究室编）2005年第7期（总第93期）

述职报告模版篇（6）

普通职员个人述职报告范文1__年即将过去，总结一年来自己的各项工作，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收获：

一、严格遵守晚报的各项规章制度，做好团队中的一分子。

从_年1月1日至_年3月31日一年的时间里，自己能够严格遵守报社的各项规章制度，能够按要求上下班，按时打卡，以确保工作时间和工作效率。

副刊部的人员和具体工作经过几次调整，更突出了这个部门的团队性，为此自己做事前，总是时时想到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并不断努力，不断进取，以能为这个集体增光为荣。

二、认真、及时地完成连载、开卷、专栏版面的编辑工作。

自进入城市晚报，我一直负责连载版面的编辑工作，连载版面除法定假日外，每天都要做版。从组稿、选稿、报选题、编稿到具体的版面编辑工作，我都能够认真、细致地对待每一个环节，所选稿件一直受到读者的关注。

开卷版面是很受读者的读书版面，每周一期，有新书推介、书评、书人剪影等栏目，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我知道这对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许多过往的知识要补充，还有许多新的知识需要学习，为此我一方面多读书来充实自己，同时也经常阅读其他一些报刊杂志上的“读书”版面，使自己不足的信息及时得到补充。

此外，我还负责每周一期的专栏版面的编辑工作，专栏版面的约稿一直是难度很大的工作，有时为了寻找作者和有关名家，往往要打许多电话，发好多次邮件，才能组到适用于版面的稿子。每个作者都是一部书，在认真完成工作的基础上，我从结识的作者那里学到了更多宝贵的知识。

三、积极配合其他同事的工作，提供采访线索。

副刊部的名家访谈栏目开办以来，提升了报纸的文化品位，并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可有时却苦于找不到更好的采访线索，所以我利用平时与专栏作者、出版社联系工作的机会，联系到作家，为名家访谈的采访提供线索。

总之，这一年自己面对了更多的工作和更高的要求，这也更增强了今后完成各项工作的信心，使自己不断努力，面对更多的挑战。

普通职员个人述职报告范文2领导您好，来咱们公司已经两个月，在紧张的工作与学习中，感觉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试用期结束的时侯了。我在这两个月的工作中，从技术层面，到与项目组的融合度契合度，这两方面上讲都有了一定的提高。这与公司的各位领导，同人的支持与帮助分不开。在这里说一声:”谢谢您”!

在两个月工作中，初期熟悉公司技术，钻研项目业务，配合项目组完成阶段性的任务。

从主要职责具体上讲：

1.负责时代项目的模块编码工作，完成功能应符合设计的功能及性能要求，符合部门相关规范;在两个月的工作中在时代项目组基本完成了公告管理模块，与部分特配单模块，正在进行主界面菜单的完善与更新;在地质调查局项目组，完成了审批与全文搜索功能，与修洪海经理共同完成远程数据库同步更新功能，与贾俊奎经理完成了cms站点远程实时更新功能;所完成功能符合设计的功能与性能要求，符合规范;

2.负责对所分配模块的单元测试，同时应配合测试人员进行系统集成测试所作模块完成时，先做测试，然后提交组内测试人员集成测试，遇到错误能够及时修改。

3.协助实施人员进行系统实施，并在项目经理的组织下进行问题的修改;还没有实施任务;

4.负责编写相关模块的开发文档，文档应符合部门的开发文档规范;能够根据模块编写开发文档，基本符合部门开发规范;

5.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工作。

能够及时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从工作要求上讲：

1.自觉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完成工作，遵守员工守则;

2.努力学习、掌握并能熟练应用岗位相关业务知识，以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的工作态度投入到工作中，按要求完成岗位工作;

在工作中，做到努力学习不懂就问，及时与项目组同时之间的沟通，避免失误。工作热情高，不迟到不早退，能够按要求完成岗位工作;

3.高度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在工作中敢于承担压力，有责任感。与同时之间关系融洽。共同合作完成本职工作。

4.对公司外部的'工作要高度保持公司形象，对公司内部的工作要高度保持部门的良好形象;能够做到维护公司形象，与部门形象，有主人翁意识;

5.按公司要求提交周报、完成各种公司流程。

可以按公司要求提交给上级部门周报，做事安公司流程规章制度;

6.按时提交项目阶段性成果。

基本能够及时按质按量完成项目阶段性成果;

以上是我试用期的工作总结，还有技术与能力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需要加强。以后会多多学习，多多提高。努力工作。为公司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普通职员个人述职报告范文3时光飞逝，转眼间，一年又过，作为一名尚在耕耘的教师，我收获着，我付出着。今年，我担任着四(1)班的语文教学兼班主任工作，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

一、做一位尚行勤耕的人民教师

在师德上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精神和有关教育的重要思想。与时俱进，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热爱学生，尊重学生。我积极参加各种学习培训，为了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每周末我利用书籍、报刊、网络等资源认真进行政治学习，并做好学习笔记。我还深知要教育好学生，教师必须先以身作则，时时做到教书育人，言传身教，以自己的人格、行为去感染学生。在不断地学习中，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业务能力都得到较快的提高。

二、做一位真爱博学的语文教师。

我积极参加校本教研活动，按时参加学校和教研组组织的教研学习。我认真备课、上课、听课、评课，做好课后辅导工作，争取多听课，从中学习别人的长处，领悟优秀教师的教学艺术。平时上课严格要求学生，尊重学生，发扬教学民主，使学生学有所得，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思想觉悟，顺利完成了教育教学任务。教学中尊重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不同的生活感受和不同的表现形式，使他们形成自己不同的风格，不强求一律。有意识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通过各种教学手段，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及学习积极性。积极和同年级老师承担多次同课异构等活动，参与学校各项书法、做课等竞赛，在“预习”“班级文化”的校级课题中积极参与，并独立申报成功关于“学困生”的一二五课题。在日常学困生辅导中，能做到分层教学，因材施教，及时反思，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反复实践，得出真知!

三、做照亮学生童年的金色阳光

创建特色班级文化。让教室每一面墙壁“活”起来，成为学生受教育的园地。“硕果累累”栏目，展示了我们班级同学们的优秀成果!“星星锁链”，分别展示出每个月的班级小明星。尽量给每个同学展示的机会!挖掘每位同学身上的潜能，为同学们树立自信!教室左侧的“英雄赞歌”栏目!是结合本学期初的国际理解教育园地设置的!要求孩子在活动中搜集的资料进行展示!从学习英雄人物的事迹中联系自己，撰写自己的成才计划，如何从现在做起，从小立志!并学会发现身边的小英雄，发现自己和其他身边人物的优秀品质，扬长避短，博采众长!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在五周期培训中，除了选学语文课程知识外，选修了教师和学生心理调节课程!关注学生身心健康，积极引领学生参与学校艺术节和运动会等活动。开展自强心理教育班会，撰写心理教育案例等。做孩子们的良师益友。利用每个节日契机对孩子进行感恩、爱国、诚信、孝亲等教育。利用QQ群、家校通、班级网站等途径和班级的同学们和家长们进行良好沟通，努力做到家校合作教育学生!

在这一年中，我还取得一些成绩!我知道，任何事情都是在不断的反思—改进—再反思—再改进的过程中不断的发展完善的。相信在领导和同志的帮助下我能不断地加以克服缺点，我也将一如既往地尽自己的力量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普通职员个人述职报告范文4尊敬的_：

我从20_年10月加入学生会科创部，在这半学期中，我认为得到了许多方面的学习锻炼，社交礼仪，人际沟通，为人处事等。以下是我的：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自20_年10月加入学生会，转眼间已过了半个学期。学生会是学生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团体,它在学生的日常工作中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而作为学生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创部”的作用更是不可磨灭。学生在大学生活的重心是学习,而我们科创部正是本着“为大家的生活服务”的原则在系党团总支的下积极为大家服务。

回顾半学期来的经历，我感到既充实，又欣慰。我和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工作，不仅增进了了解，沟通了感情，建立了友谊，也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工作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半学期来的工作，我觉得有所得也有所失，今后还要从以下三方面进一步努力。

一是要继续提高认识水平。特别是对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要注重从总体上把握，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强烈的忧患意识。

二是要提高工作效率。对各项工作要充分尊重现实，体现层次性，区别对待，循序渐进，注意把握规律性。

三是要更加严于律已。对工作总体上要高标准、严要求，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要求新求细求精，以身作则。清晨跟随部长检查大教室卫生，虽然要比其他同学起的早，可是在工作中能够为同学们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我感到很开心。这是我的工作，我会积极认真的去作好它。带着清晨的一抹微笑，我在教学楼门口站迎宾岗，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份工作，有些兴奋。对每一位老师送上微笑，不仅表现了一个人得素质，更体现了吉林体育学院的形象。学生会举办的文艺晚会，我既做了一名观众，同时在会后帮助大家打扫大教室卫生，摆桌椅。在12月份，我还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创新大会”，这是每一位学生会成员的骄傲。

学生会是一个很锻炼人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会收获很多其他同学不曾得到的经验，我们会学会如何更乐观的面对压力，如何珍惜和爱护自己。这为我们以后面对社会增添了一个筹码。

半学习以来，我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做了很多工作，从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同时，也为丰富大学生课余活动、提高学生会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做了一些贡献。

总的说来，我觉得我们科创部部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会更加努力的做好自己的工作，请各位领导相信我。

过去，昭示现在，指导未来，我将继续努力，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把学生会工作做的更好。

普通职员个人述职报告范文5本人于_年_月份加入_公司，入职后在工程部工作，任土建工程师，作为一名加入公司的新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度过“适应期”，尽快适应工作环境，快速转换角色。

一、新的岗位，新的挑战

来到公司的第一天，给我的感受就是公司的规范化的管理，不光体现在工作中，同时在企业形象、个人形象中同样能够得到体现。土建工程师是一个对实际工作经验要求很高的职位，而我正是在这方面有所欠缺，我将通过工作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塑造自己。这种学习是一种见机行事，是让自己适应工作中的知识技能，使自我希望通过学习能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同时也增强公司的竞争力。

二、规范自己的言行，做合格的职员

在工程部工作，免不了要与上下左右及社会各界联系，我将始终牢记自己是公司的一员，言行举止都注重约束自己。对各级领导，做到谦虚谨慎，尊重服从。但是服从并不代表盲从，对于有利于项目的开展的合理的意见也要及时的反馈给领导，做事大胆，不避讳上下层的关系，真正做到对工程负责，对公司负责，要把自己真正的当成公司的主人。

三、加强学习，提高现场工程管理水平

在对施工单位的管理上，以合同、规范为依据，按照《工程管理手册》向施工单位灌输我公司的管理方法和理念，立好规矩，制定好标准，树质量、安全文明标兵从而带动后进的单位，同时增强服务意识，进行充分的沟通、协调是做好对施工单位管理的基础。

对监理公司的管理，首先应充分支持监理的工作，其次要检查、督促、指导监理的工作，对待监理日常工作不到位的地方及时指出，在对施工单位的管理上有时可借助监理的力量，往往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工程协调上坚持以合同为依据，站在公司利益的立场上处理事情，坚持原则，但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协调的目的是保证工程进度更快，质量更好更有保证，造价最低，整体效果。

在三控两管上，做到有计划有跟踪有落实，紧盯合同目标制定关键控制节点，在总体进度计划的基础上把计划分解到每季、月、周，制定相应的考核制度;质量控制做到事前、事中、事后控制，关键是过程控制;投资控制上严格审查各种签证和变更资料，确认其合理性、必要性，避免增量多报和减量漏报;在合同管理上，充分熟悉合同条款，落实合同条款的执行情况，严格按照合同执行;在信息管理上做到规范、系统、统一、有条理。

四、尽心履职，全心全意当好称职的土建工程师

述职报告模版篇（7）

一 黎像纪念币的式样来源及法律依据

对黎像纪念币的鉴别考证，因其形制基本摹仿孙像纪念币，故我们首先从孙像纪念币入手鉴定。

孙像纪念币的铸行梗概为：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府、财政部批准张人杰禀请铸造纪念银币，委任其负责制币。但因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反对及阻止，2月2日张氏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去了制币委任。之后，铸造纪念银币交由南京的江南造币厂。2月24日，该厂向财政部上交拟具币模的呈文：“窃查本厂银元钢模，亟应重定式样，为民国纪元后一大纪念。现在市上银元缺乏，由厂陆续铸造，赖以周转市面，稍免金融恐慌之象。惟以供求不能相济，急于铸造，仍就原有钢模暂为因应之计。现经督饬员司等一再讨论，悉心研究，改周秦之圜法，仿欧美之成规，树我中华民国懋迁利用之先声。谨就钢模多种，重量仍以旧币为准，沿民习惯，式样则务求精美，以广流通。兹就所拟币模样本，具文呈送，仰乞鉴核，并请交参议院议定何种可用，颁发到厂，即行照式赶铸。倘大部已将银铜各币钢模绘有成式，亦请发交参议院议订，或参议院另拟新样，均请议定颁发，以便饬匠铸造。”3月9日，陈锦涛呈文孙中山，请求鼓铸纪念币：“窃民国肇兴，革新庶政，而改良币制，尤属要图。顾欲收统一之良规，必当采本位之成法。此时储金有限，猝办为难。然使漫不更张，又无以新吾民之耳目。故本部拟先行另刊新模，鼓铸纪念币，就中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流通遐尔，垂为美谭。其余通用新币花纹式样，亦应一律更改，暂应流通。俟时局大定，储金有著，再当筹酌新币本位，徐谋统一。当电致湖北、广东等省各造币厂厂长遵照办理。新币式样前经大总统鉴核在案。至花纹配搭应如何始臻妥善之处，仍候酌定颁发，分令照铸，以资遵守。”孙中山于当日向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大总统令：“据该部呈称：‘拟另刊新模，鼓铸纪念币，就中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流通遐尔，垂为美谭。其余通用新币花纹式样，亦应一律更改。请将花纹酌定颁发，分令各省造币厂鼓铸，以资遵守’等情，前来查币制改良，新民耳目，自属要图。所请以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以为纪念一节，应准照行。其余通用新币花纹中间应绘五谷模型取丰岁足民之义，垂劝农务本之规。为此训令该部即便遵照，速将新模印就，分令各省造币厂照式鼓铸可也。此令。”据《财政部南京造币分厂民国四年报告书》载，“五月铸纪念银币，成。”即该年5月，南京的财政部造币总厂正式成功开铸孙像纪念币壹圆。1913年1月，因银元市价低落，造币总厂停铸银元。

二　黎元洪民初任职及其纪念币开铸日期

从以上孙像纪念币壹圆的始铸经过，我们可以明确得出：该纪念币以1912年3月9日的大总统令为法律依据，是南京的财政部造币总厂在正式国币未确定之前以“纪念币”名义始铸的货币；壹圆纪念币的正面系“第一期大总统肖像，以为纪念”。“湖北、广东等省各造币厂厂长遵照办理。”

依照1912年3月9日大总统令的法律效力，可知只有大总统像才可铸行纪念银币壹圆，那么，查阅相关史料我们可以明确：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月3日，十七省代表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并就职。2月15日，参议院会议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同日，黎元洪电辞副总统及大元帅职。2月20日，参议院续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第二任临时大总统。4月3日，孙中山咨参议院报告解职日期，并通告全国解除大总统职。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10月6日，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10月7日，黎元洪当选为正式副总统。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就任副总统职。直至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以致7月30日大总统黎元洪离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

综上而知，在1912年5月开铸孙像纪念币壹圆时，袁世凯已就任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此时黎元洪任职临时副总统，湖北造币厂无法遵循1912年3月9日大总统令合法铸行黎像纪念币。1913年2月，南京的财政部造币总厂改为财政部江南造币厂。《财政部南京造币分厂民国四年报告书》载，“是月，请财政部颁发袁总统相纪念币新模。”该厂此举，正是依据1912年3月9日大总统令，从法律上证实只能铸行大总统像纪念币。存世有袁像共和纪念币壹圆，虽其铸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但也证实了1912年3月9日大总统令的法律效力和可靠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1916年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至1917年7月30日大总统黎元洪离职期间，湖北造币厂才能合法铸行黎像纪念币。查阅资料得知，1916年12月“20日，湖北造币厂奉命铸造黎元洪肖像之新银币开工。”

三　黎像纪念币版别与辨伪

1917年罗斯(Giuseppe Ros)曾《民国铸币》，最早将黎像纪念币区分出3种版别。“在武昌铸造了6―8号，用一个叫朱子芳的雕刻的钢模。关于发行的币的数量详细细节无法获得。”

迄今为止，存世的黎像纪念币分为免冠、戴帽两大版别。

免冠版样式为正面中央黎元洪免冠像，身着大总统常服，佩有金地金花领章和常服上等第一级肩章。珠圈上下有楷书“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左右分列梅花枝。背面中央“壹圆”，左右交互五谷纹。珠圈上下英文“THE REPUBLIC OF CHINA”、“ONEDOLLAR”，左右分列梅花星。直径39mm，重26.8g，银质(图1)。罗斯《民国铸币》定为8号，称“在一些实物上，‘H’的中横不在正确的角度。”

有一种合面免冠版，纯系20世纪30―40年代的臆造品。台湾钱币收藏界另有所谓左右侧对读“开国纪念”，亦属后铸臆造品。

戴帽版的样式大致摹仿免冠版，仅将正面中央黎元洪像改为戴新军军帽、着军装。直径39mm，重26.8g，银质(图2)罗斯《民国铸币》定为7号。戴帽版有两种英文错版。(1)OE版。背面英文“OF”误为“OE”(图3)，罗斯《民国铸币》定为6号。(2)II版。背面英文“H”误为“II(图4)， 罗斯《民国铸币》称：“这币的极少实物上被发现有‘CHINA’的‘H’缺少中横。这些明显铸自有某些缺陷的衬套的钢模，而不能被决定为描述成一种单独的种类。”并表示“7号不是很常见的，而6号特别罕见。”存世尚有一种所谓错版，以黎元洪像戴帽版壹圆的正面配湖北龙洋一元的背面，纯系民国时期臆造品。

现在来鉴别这两种版别中何者是1916年12月20日湖北造币厂铸造的黎像纪念币。鉴别的关注对象是这两种版别各自的形制特征，正面黎元洪像的服饰无疑成为了关键。戴帽版的正面黎元洪服饰为辛亥革命期间武昌民军沿用的晚清新军常服，右肩章至上衣第2颗钮扣间系有参谋带。其中有所改变的特征是十八星帽章，不佩肩章。而免冠版正面的黎元洪服饰为北洋政府时期大总统常服，配有金地金花领章和常服上等第一级肩章。1912年(民国元年)10月，参议院公布陆军服制，与此相符，这套常服还与民国三年壹圆国币正面袁世凯像的大总统大礼服等级相同。这一方面可以肯定在1916年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后，才能合法穿着大总统常服。另一方面可以确定免冠版晚于民国三年壹圆国币。无疑其系1916年12月20日湖北造币厂所铸。

四正　确解读《北华捷报》读者来信

岑文既承认免冠版黎像纪念币为1916年12月湖北造币厂所铸行，却又认为戴帽版是1912年初湖北造币厂所铸行。其最主要依据是1919年10月《北华捷报》的一段文字。其实这段文字并不是对事实的正面叙述，而仅是一封读者来信。这件刊载于1919年10月25日《北华捷报》240页的读者S.C.致“北华每日新闻”编辑的来信，前半部分内容关于四川卢比，后面涉及黎元洪纪念币的部分如下：

先生：

……回到原来黎元洪银元错版话题，我被告知最初铸造的3 000枚被从武昌送到在汉口的银行。很快发现疏忽，但仅能收回2 700枚；在凿除多余的横线以后发行了这些币，然后制造了黎氏表现为免冠的新钢模。按照这，应该现存仅有300枚这种币。“我说了作为‘被告知我的’传说”，如果罗斯博士或其他知道事实的人会正确地告知内情，我和别人都将很高兴。

等等。

S.C.

可知所谓300枚“OE”错版黎像纪念币流人市面只是一种传闻。而岑文引的这一段除翻译行文有差异外，还加上了“钢模是武昌造币厂雕刻师朱子芳作品”一句，但这一句并不见于S.C.的信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S.C.曾在信中要求罗斯给予回答，但下一周的《北华捷报》304页，罗斯详细介绍了中国两制银币的问题，这一问题是与S.C.的信同在上周《北华捷报》240页刊出的。可见罗斯是阅读了240页的，却对黎像纪念币的传说置之不理。因此可知罗斯根本无法证实这一传闻。

实际上这纯属失实传闻。如果按该传闻所述，先制造“OE”戴帽版，在凿除多余的横线以后发行“OF”戴帽版，随便制造免冠版，则在年代上存在不可调和的予盾。我们可按1912年5月后、1916年12月两种铸行年代的假设来分析：

述职报告模版篇（8）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媒介经营管理 发展 的重要 历史 时期，回顾和梳理期间的十个重大事件是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也是对学科的研究和升华。这十大事件都有着独特的创新点，分别是：1979年广告恢复（功能创新）、1985年洛阳日报首创报纸自办发行（管理创新）、1986年珠江 经济 广播电台开播（服务创新）、1988年媒介多种经营管理办法出台（政策创新）、1991年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问世（理念创新）、1994年央视广告招标（技术创新）、1994年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资本创新）、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体制创新）、1998年 中国 媒介经营管 理学 诞生（理论创新）、2006年首张数字多媒体报“播报”问世（融合创新）。文章评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媒介经营管理事件的实践价值，发掘了十大事件的共同点——创新，以及对未来的深远影响和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媒介经营管理从无到有，从一般到复杂，从肤浅到深刻，从学习到学科，从事业管理到经济管理的过程，回溯媒介经营管理的发展历程，提炼出最具有里程碑意义、最具有深远影响、最值得反复研习的十大事件，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也是对学科的研究与升华，从中发现 规律 性的、经验性的、尤其是创造性的闪光点，这些光芒跨越了三十年的时空，不仅在当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而且为我们照亮了未来的天空。

一、广告恢复，媒介经营管理由此发轫

1979年元旦后的第四天，晨起读报的天津人翻开《天津日报》的第三版，在新闻之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新奇事物——天津牙膏厂生产的蓝天牙膏。这一天，“蓝天”成为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地区的第一个商业广告。 随即，与报纸上其他新闻显得格格不入的这则广告，本身作为最抢眼的新闻事件，引来了媒体的热烈讨论。据陈培爱教授介绍，1979年1月14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为广告正名》的文章，指出“有必要把广告当作促进内、外贸易，改善经营管理的一门学问来对待”，“我们应该运用广告给人们以知识和方便，沟通和密切群众与产销部门之间的关系”，此文的发表引导人们重新认识广告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改革开放年代广告大发展的序幕就此拉开。（王立纲，2007）

上海电视台于1979年1月28日下午15点30分播出了为上海药材公司制作的名为“参桂养容酒”的广告，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内地的第一条电视广告，也是中国内地最早的影视广告。（陈培爱，1997：80）同时，上海电视台还制定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份广告管理收费办法。3月5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春蕾药性发乳”广告，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条广播广告。同年春天，北京西单出现了广告墙，第一则户外广告出现。3月15日，上海电视台又播出了第一条外商电视广告“瑞士雷达表”。（陈培爱，1997：80）12月，中央电视台开办《商业信息》节目，集中播送国内外商业广告。

197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明确肯定了报刊恢复广告的做法，并作了具体规定。10月上海举行了全国部分地区广告业务第一次交流会，会议制订的《广告价目表》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统一的《广告价目表》。

1982 年2月国务院正式了《广告管理暂行条例》，同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了《广告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87年10月国务院在 总结 经验的基础上正式颁布了《广告管理条例》，1988年1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了《〈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1995年2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正式实施。我国的广告业走上法制化建设的道路。

事件评述：正是由于广告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复兴与繁荣，才为媒介管理提供了可能与发展条件。传统意义的计划经济管理在广告为媒介带来切实的市场利益之后，显得捉襟见肘。广告为媒介经营管理插上翅膀是典型的“功能创新”,媒介通过广告行为才具有了收入和盈利的经济“功能”，才有了更强的主体意识和运作空间，才有了“经营管理”的资源和可能。媒介在广告的助推下，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众多行业一样，步入市场经济的时代，而媒介经营管理的手段也随之越来越市场化，成为真正的“经营”和“管理”。广告对媒介经营管理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告可以被称为是媒介经营管理的火车头，没有广告就很难开展媒介的“经营和管理”。所以，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广告业全面复苏的1979年，可以被看作是媒介管理元年、媒介经营管理的发轫之年。

二、洛阳日报首创报纸自办发行，发行改革延续至今

1985年《洛阳日报》首创“自办发行”，两年之后全国有《太原日报》、《桂林日报》、《柳州日报》、《南宁日报》、《大连晚报》、《郑州晚报》等26家报刊自办发行。“这一举动减轻了邮局负担，缩短了投递时间，提高了投递质量，增加了发行份数，提高了经济效益，增强了报社自我发展的活力。”（贾培信，1988：3）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全国报纸经理会议”和“第一次全国人民邮政会议”决议，中央决定我国报刊发行实行“邮发合一”体制，报纸于1950年起陆续交邮局发行，“邮政合一”初期，杂志发行沿袭书店的发行方式，读者可以随时直接向报刊出版地邮局订阅各种杂志，然后由出版地邮局在杂志出版后按期向订户直接寄发。1953年报刊发行方式进行了两项重大的改革：（1）将大批报刊直接订户从发报刊局转移到当地邮局；（2）将订销局与发报刊局之间直接要数结算关系，改为省邮电管理局汇总后向发报刊局要数并统一结算。报刊发行由邮局“包办”的局面由此形成。在建国初，“邮政合一”的报刊发行模式是符合当时国情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统一的邮发模式严重制约了报刊的发展。

当时，全国有2000多家报社，但只有邮政发行一个渠道，可谓“万人抢渡独木桥”，“邮老大”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报社跟邮局打交道有很多麻烦，有学者归纳为“五难”：一是“入门难”，新创办的报纸要找邮局办理各种繁琐的审批手续，确定邮发代号；二是“起步难”，报纸刚创办时发行量肯定有限，可邮局曾规定：2万份以上才能交邮发行，不足2万份，发行费按2万份 计算 ；三是“砍价难”，商品交换中本来可以讨价还价，可邮局单方面确定的发行费率最低25%，最高45%，报社想砍价几乎是不可能的；四是“收款难”，读者订阅报纸是先交钱再看报， 但订报款到了邮局手中，报社却迟迟拿不到；五是“保质难”，虽然邮局也向报社许诺及时、准确投递，但发行中的迟、漏、错等现象层出不穷，发行服务不到位，而报社却无可奈何。（吴锋，2005）在这种痛苦的局面下，自办发行降生了。

1984年，洛阳日报社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论证，决定组建报社自己的发行体系，以“报社自办”代替“邮局包办”，经过河南省委宣传部和洛阳市委批准后，1985年正式开始自办发行实验。报社内部成立发行领导小组，建立自己的销售网：在9县6区1市建立发行所，斥资建立运输车队，实行信息化管理，给各发行所配备了微机。自办发行管理严格，灵活多样，费用节省：它强调投递及时，确保市区早7点、县区上午10点， 农村 在当天下午也可看到报纸；快速处理订户投诉，确保“上午投诉不过午，下午投诉不隔天”；报纸发行的服务水平大大提高，费用却逐步降低，在报纸不断扩版的情况下，费率仅为20%。

《洛阳日报》自办发行后，发行量不降反升，扩大了报纸影响力，党委政府满意；服务质量明显改善，读者满意；发行成本大幅降低，报社领导满意。这一事件经过中央有关媒体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86年，《太原日报》等6家报纸开始自办发行，由此拉开了全国范围内自办发行改革的风潮。天津日报在1988年率先突破邮发体制，成为全国首家自办发行的省级机关党报。1991年全国报刊自办发行协会成立，为隶属于中国记协的国家一级法人社团，截至2007年已有会员200多家，遍布全国200多个城市。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实行自办发行的报社约800家，虽然只占全国报纸总数的40%，可这些报社创造了80%以上的广告份额，其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也明显好于邮发模式。（吴锋，2005）

事件评述：报刊自办发行，是改革开放以来，媒介管理的一次重大创新和改革。改革的理由看似简单，由于当时旧的邮政发行体制不再适合报纸经营和发展的需要，而改革的结果却发人深省，报刊不仅能通过内容产生影响力，在被长期忽略和禁锢的传媒经营中也能“管理出效益”，激发了传媒人的创新动力与改革激情。洛阳日报带头创新，引发了全国报刊发行的改革浪潮，这一创举可以被归入“管理创新”，即媒介经营管理在遇到阻碍时，通过管理创新实现自身发展。报刊自办发行的改革到今天还在继续，整合营销传播、物流管理等新兴的经营管理理念正在积极充实到这一媒介经营改革与创新之中。从报刊自办发行的历程中，可以深深体会到，对于媒介经营管理而言，创新是一种常态。

三、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广播走上多元化经营管理道路

1986年12月15日凌晨5点钟，随着激荡人心的 音乐 和呼号“珠江，珠江，珠江通四海，经济第一台！”的出现，中国内地第一个直播电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了！这是一个用全新的广播方式广播的频道，她一反传统的“录播”方式和“分割式”节目编排，采用“以新闻信息为骨架，以大板块主持人节目为肌体”的形式，每逢半点播出新闻，每逢正点播出经济信息，其余时间根据“广播节目以时间为轴纵向延伸”的特点，按听众的收听习惯和需要安排内容，通过主持人灵活地将新闻、资讯、服务、娱乐等各种话题熔于一炉，开通热线电话与听众即时交流，多姿多彩地直播。（余统浩，2006）为听众提供最新最快的信息服务。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的广播改革，在广播形式和内容安排上，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了，但更重要的是，为媒介经营管理导入了“服务”的理念，媒介不仅是新闻单位，也是受众的服务机构。珠江台的成功和后来系列台的建设，使广东电台焕发了青春，也引领中国的广播改革进入“珠江模式”时代。

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采取让更多的听众直接参与办节目的办法，缩短了电台与听众的距离。开播一年来，听众直接进入播音室发表评论意见，或参与各种活动的超过1000人次，听众来信则超过100万封，每天打来的电话也超过300次。听众普遍认为“经济台丰富的内容，生动活泼的形式，具有时代感的节目安排，使人耳目一新。”为了更好地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广东、上海、天津、辽宁、浙江等省、直辖市相继成立了经济台。（陈玉清，1988：7）

而广东电台在开创了经济广播电台之后，尝到了改革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丰收。又于1989年开办了新闻台，1990年开办了音乐台，1992年开办了 英语 台，1994年又开办了收费的 交通 台、股市台等。（曾广星，1996）一时间开风气之先，形成“珠江模式”。

2006年12月15—16日，中国广播电视协会2006年学术年会暨“中国广播改革20年高端 论坛 ”在广州隆重召开。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会长李丹在开幕词中指出，20年前开播的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以“珠江模式”揭开了中国广播改革的序幕，开创了中国广播划时代的发展历程。

事件评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诞生是广播经营管理趋势的体现，是“由生产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由全国媒介向地方媒介转变”、“由‘广’播向‘窄’播转变”。（邵培仁，2002：339）把为受众“服务”做到了实处，在当时这是“服务创新”。广播发挥自身应有的社会功能,而这一功能是广播最基础的功能。（paddy scannell，1996：23）由于这一改革顺应了历史和媒介管理的改革潮流，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经济广播电台如雨后春笋，迅速壮大了广播产业。直到今天，交通台、文艺台、音乐台等专门化的“窄播”电台依然是广播电台改革发展的主流方向，受众更加细分，更加“小众”，服务对象的针对性也更强。而这些现象更加验证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在1986年改革的成功与意义深远。

四、媒介多种经营管理办法出台，媒介管理政策规章日臻完善

1988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关于报社、期刊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此后新闻出版署征得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同意，就这个《暂行办法》作了几点说明。这两个文件明确规定：报社可以开展国家政策允许的、与本身业务有关的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文件还规定了报社开展多种经营的范围及有关政策，其中第三条规定报社经主管机关批准，“可以结合本身业务和社会的需要举办经济实体（如造纸厂、印刷厂等）。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后，依法从事经营活动。”这就给报社的经营活动放宽了政策，使报社更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报社过去办的 企业 也合法化了。文件还指出报社的经营活动应由经营部门负责，其所办的公司、企业，均不得从事与本身业务无关的纯商业经营。《暂行办法》公布之后，全国许多报社纷纷举办多种经营项目，有的办企业、公司，有的搞服务、交流等等。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北京各中央级及国家各部委所属报纸办的公司、企业就有80多家。各地报社也纷纷搞起多种经营。这对增加报社经济活力，促进报社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起着积极的作用。（贾培信，1989：3）

媒介经营管理法规是“党和政府对新闻事业的宏观控制和直接管理”（邵培仁，2002：102），是媒介经营管理的外部环境的重要内容之一。媒介经营管理的规章制度包括媒介经营管理 法律 法规与行政规章，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这些规章制度是媒介经营管理他律的主要手段和内容。包括：《期刊管理暂行规定》（1988）、《报纸管理暂行规定》（1990）、《关于报社、期刊社和出版社刊登、经营广告的几项规定》（1990）、《有线电视管理规定》（1994）、《 电子 出版物管理规定》（199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0）、《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2002）、《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05）、《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2005）、《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2005）等。

事件评述：媒介多元化经营一直是媒介经营管理者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反复实践、反复思考的内容，从政策层面上看，1988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的《关于报社、期刊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无疑是有着划时代积极意义的，是重大的“政策创新”。虽然这个《办法》从诞生之日起就曾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议，甚至存在着并非仅仅小范围的反驳之声，但正如任何的改革都会带来争议一样，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媒介多元化经营的确可以给媒介带来活力，只不过同时带来的还有对媒介经营管理者的能力和魄力的挑战。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办法》保障了改革开放初期媒介经营管理改革的成果，用政策规章的形式保证了“有偿经营”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为后一阶段的改革做好了政策的准备与理念的铺垫，也为媒介经营管理的制度化、法制化作了有益的尝试。

五、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问世，媒介经营管理结合他律与自律

1991年1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次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国 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媒介经营管理的自律条件进一步完善，媒介经营管理走上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道路。

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1981年新闻局和首都各新闻单位共同制定的《记者守则》，有1987年中央的《关于纠正当前新闻界不正之风的几点意见（草稿）》等，但作为全国性的第一个新闻职业道德规范——1991年1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次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却是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其后还有1993年中央明确禁止“有偿新闻”的“七•三一通知”，1994年4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修订稿）等等，都是对职业道德准则的维护与完善。

职业道德是在特定的职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它总是要鲜明地表达职业义务、职业责任以及职业行为上的道德准则。新闻职业道德是指在特定的社会 历史 条件和社会 经济 生活制约下形成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应当遵循的职业行为的道德准则。职业道德是处在不断建设之中的，新闻行业也必须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 发展 而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中国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 化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维护新闻工作的严肃性和声誉，对于发挥新闻舆论的引导作用，对于建设一支 政治 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保证新闻事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事件评述：如果说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可以通过供需调节和价格变化影响媒介，那么行政管理就是“看得见的手”，通过规章制度来直接调控媒介，实现对媒介的经营管理。但在这两只手之间还有“第三只手”，既有形又无形，既不像市场那样完全通过自发的、滞后的调整，也不像行政管理那样是刚性的、先验的。这就是以道德约束为主要手段的媒介自律，这也是媒介经营管理的重要手段。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问世是媒介经营管理的“理念创新”，媒介经营管理导入了“职业道德”、“伦理”等自律理念。对道德与伦理的重视，是全球媒介变革共同的必经之路。（nick stevenson，1999：1）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来看，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在媒介经营管理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的媒介经营管理必须是他律和自律相结合，不能有“短板”。（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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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吴湘韩（1999-10-15）.传媒与资本市场“眉来眼去”.中国青年报.[wu xianghan（1999-10-15）. media begin eye contact with capital market. china youth daily.]

[15]余统浩（2006）.关于珠江经济广播电台诞生的记忆.南方广播研究，（11）.[yu tonghao（2006）. the memory about the birth of zhuajiang economic radio station. southern broadcast research，（11）.]

[16]曾广星（1996）.十年广播改革回顾与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s1），第20页.[zeng guangxin（1996）. rethink of broadcast reform in 10 years. journal of china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s1），p.20.]

[17]周婷（2007-11-19）.文化创意产业期待点石成金.中国文化报，第1版.[zhou ting（2007-11-19）. cultural creativity awaits turning into gold. china culture newspaper，p.1.]

述职报告模版篇（9）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媒介经营管理 发展 的重要 历史 时期，回顾和梳理期间的十个重大事件是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也是对学科的研究和升华。这十大事件都有着独特的创新点，分别是：1979年广告恢复（功能创新）、1985年洛阳日报首创报纸自办发行（管理创新）、1986年珠江 经济 广播电台开播（服务创新）、1988年媒介多种经营管理办法出台（政策创新）、1991年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问世（理念创新）、1994年央视广告招标（技术创新）、1994年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资本创新）、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体制创新）、1998年 中国 媒介经营管 理学 诞生（理论创新）、2006年首张数字多媒体报“播报”问世（融合创新）。文章评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媒介经营管理事件的实践价值，发掘了十大事件的共同点——创新，以及对未来的深远影响和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媒介经营管理从无到有，从一般到复杂，从肤浅到深刻，从学习到学科，从事业管理到经济管理的过程，回溯媒介经营管理的发展历程，提炼出最具有里程碑意义、最具有深远影响、最值得反复研习的十大事件，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也是对学科的研究与升华，从中发现 规律 性的、经验性的、尤其是创造性的闪光点，这些光芒跨越了三十年的时空，不仅在当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而且为我们照亮了未来的天空。

一、广告恢复，媒介经营管理由此发轫

1979年元旦后的第四天，晨起读报的天津人翻开《天津日报》的第三版，在新闻之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新奇事物——天津牙膏厂生产的蓝天牙膏。这一天，“蓝天”成为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地区的第一个商业广告。 随即，与报纸上其他新闻显得格格不入的这则广告，本身作为最抢眼的新闻事件，引来了媒体的热烈讨论。据陈培爱教授介绍，1979年1月14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为广告正名》的文章，指出“有必要把广告当作促进内、外贸易，改善经营管理的一门学问来对待”，“我们应该运用广告给人们以知识和方便，沟通和密切群众与产销部门之间的关系”，此文的发表引导人们重新认识广告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改革开放年代广告大发展的序幕就此拉开。（王立纲，2007）

上海电视台于1979年1月28日下午15点30分播出了为上海药材公司制作的名为“参桂养容酒”的广告，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内地的第一条电视广告，也是中国内地最早的影视广告。（陈培爱，1997：80）同时，上海电视台还制定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份广告管理收费办法。3月5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春蕾药性发乳”广告，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条广播广告。同年春天，北京西单出现了广告墙，第一则户外广告出现。3月15日，上海电视台又播出了第一条外商电视广告“瑞士雷达表”。（陈培爱，1997：80）12月，中央电视台开办《商业信息》节目，集中播送国内外商业广告。

197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明确肯定了报刊恢复广告的做法，并作了具体规定。10月上海举行了全国部分地区广告业务第一次交流会，会议制订的《广告价目表》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统一的《广告价目表》。

1982 年2月国务院正式了《广告管理暂行条例》，同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了《广告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87年10月国务院在 总结 经验的基础上正式颁布了《广告管理条例》，1988年1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了《〈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1995年2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正式实施。我国的广告业走上法制化建设的道路。

事件评述：正是由于广告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复兴与繁荣，才为媒介管理提供了可能与发展条件。传统意义的计划经济管理在广告为媒介带来切实的市场利益之后，显得捉襟见肘。广告为媒介经营管理插上翅膀是典型的“功能创新”,媒介通过广告行为才具有了收入和盈利的经济“功能”，才有了更强的主体意识和运作空间，才有了“经营管理”的资源和可能。媒介在广告的助推下，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众多行业一样，步入市场经济的时代，而媒介经营管理的手段也随之越来越市场化，成为真正的“经营”和“管理”。广告对媒介经营管理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告可以被称为是媒介经营管理的火车头，没有广告就很难开展媒介的“经营和管理”。所以，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广告业全面复苏的1979年，可以被看作是媒介管理元年、媒介经营管理的发轫之年。

二、洛阳日报首创报纸自办发行，发行改革延续至今

1985年《洛阳日报》首创“自办发行”，两年之后全国有《太原日报》、《桂林日报》、《柳州日报》、《南宁日报》、《大连晚报》、《郑州晚报》等26家报刊自办发行。“这一举动减轻了邮局负担，缩短了投递时间，提高了投递质量，增加了发行份数，提高了经济效益，增强了报社自我发展的活力。”（贾培信，1988：3）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全国报纸经理会议”和“第一次全国人民邮政会议”决议，中央决定我国报刊发行实行“邮发合一”体制，报纸于1950年起陆续交邮局发行，“邮政合一”初期，杂志发行沿袭书店的发行方式，读者可以随时直接向报刊出版地邮局订阅各种杂志，然后由出版地邮局在杂志出版后按期向订户直接寄发。1953年报刊发行方式进行了两项重大的改革：（1）将大批报刊直接订户从发报刊局转移到当地邮局；（2）将订销局与发报刊局之间直接要数结算关系，改为省邮电管理局汇总后向发报刊局要数并统一结算。报刊发行由邮局“包办”的局面由此形成。在建国初，“邮政合一”的报刊发行模式是符合当时国情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统一的邮发模式严重制约了报刊的发展。

当时，全国有2000多家报社，但只有邮政发行一个渠道，可谓“万人抢渡独木桥”，“邮老大”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报社跟邮局打交道有很多麻烦，有学者归纳为“五难”：一是“入门难”，新创办的报纸要找邮局办理各种繁琐的审批手续，确定邮发代号；二是“起步难”，报纸刚创办时发行量肯定有限，可邮局曾规定：2万份以上才能交邮发行，不足2万份，发行费按2万份 计算 ；三是“砍价难”，商品交换中本来可以讨价还价，可邮局单方面确定的发行费率最低25%，最高45%，报社想砍价几乎是不可能的；四是“收款难”，读者订阅报纸是先交钱再看报， 但订报款到了邮局手中，报社却迟迟拿不到；五是“保质难”，虽然邮局也向报社许诺及时、准确投递，但发行中的迟、漏、错等现象层出不穷，发行服务不到位，而报社却无可奈何。（吴锋，2005）在这种痛苦的局面下，自办发行降生了。

1984年，洛阳日报社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论证，决定组建报社自己的发行体系，以“报社自办”代替“邮局包办”，经过河南省委宣传部和洛阳市委批准后，1985年正式开始自办发行实验。报社内部成立发行领导小组，建立自己的销售网：在9县6区1市建立发行所，斥资建立运输车队，实行信息化管理，给各发行所配备了微机。自办发行管理严格，灵活多样，费用节省：它强调投递及时，确保市区早7点、县区上午10点， 农村 在当天下午也可看到报纸；快速处理订户投诉，确保“上午投诉不过午，下午投诉不隔天”；报纸发行的服务水平大大提高，费用却逐步降低，在报纸不断扩版的情况下，费率仅为20%。

《洛阳日报》自办发行后，发行量不降反升，扩大了报纸影响力，党委政府满意；服务质量明显改善，读者满意；发行成本大幅降低，报社领导满意。这一事件经过中央有关媒体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86年，《太原日报》等6家报纸开始自办发行，由此拉开了全国范围内自办发行改革的风潮。天津日报在1988年率先突破邮发体制，成为全国首家自办发行的省级机关党报。1991年全国报刊自办发行协会成立，为隶属于中国记协的国家一级法人社团，截至2007年已有会员200多家，遍布全国200多个城市。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实行自办发行的报社约800家，虽然只占全国报纸总数的40%，可这些报社创造了80%以上的广告份额，其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也明显好于邮发模式。（吴锋，2005）

事件评述：报刊自办发行，是改革开放以来，媒介管理的一次重大创新和改革。改革的理由看似简单，由于当时旧的邮政发行体制不再适合报纸经营和发展的需要，而改革的结果却发人深省，报刊不仅能通过内容产生影响力，在被长期忽略和禁锢的传媒经营中也能“管理出效益”，激发了传媒人的创新动力与改革激情。洛阳日报带头创新，引发了全国报刊发行的改革浪潮，这一创举可以被归入“管理创新”，即媒介经营管理在遇到阻碍时，通过管理创新实现自身发展。报刊自办发行的改革到今天还在继续，整合营销传播、物流管理等新兴的经营管理理念正在积极充实到这一媒介经营改革与创新之中。从报刊自办发行的历程中，可以深深体会到，对于媒介经营管理而言，创新是一种常态。

三、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广播走上多元化经营管理道路

1986年12月15日凌晨5点钟，随着激荡人心的 音乐 和呼号“珠江，珠江，珠江通四海，经济第一台！”的出现，中国内地第一个直播电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了！这是一个用全新的广播方式广播的频道，她一反传统的“录播”方式和“分割式”节目编排，采用“以新闻信息为骨架，以大板块主持人节目为肌体”的形式，每逢半点播出新闻，每逢正点播出经济信息，其余时间根据“广播节目以时间为轴纵向延伸”的特点，按听众的收听习惯和需要安排内容，通过主持人灵活地将新闻、资讯、服务、娱乐等各种话题熔于一炉，开通热线电话与听众即时交流，多姿多彩地直播。（余统浩，2006）为听众提供最新最快的信息服务。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的广播改革，在广播形式和内容安排上，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了，但更重要的是，为媒介经营管理导入了“服务”的理念，媒介不仅是新闻单位，也是受众的服务机构。珠江台的成功和后来系列台的建设，使广东电台焕发了青春，也引领中国的广播改革进入“珠江模式”时代。

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采取让更多的听众直接参与办节目的办法，缩短了电台与听众的距离。开播一年来，听众直接进入播音室发表评论意见，或参与各种活动的超过1000人次，听众来信则超过100万封，每天打来的电话也超过300次。听众普遍认为“经济台丰富的内容，生动活泼的形式，具有时代感的节目安排，使人耳目一新。”为了更好地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广东、上海、天津、辽宁、浙江等省、直辖市相继成立了经济台。（陈玉清，1988：7）

而广东电台在开创了经济广播电台之后，尝到了改革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丰收。又于1989年开办了新闻台，1990年开办了音乐台，1992年开办了 英语 台，1994年又开办了收费的 交通 台、股市台等。（曾广星，1996）一时间开风气之先，形成“珠江模式”。

2006年12月15—16日，中国广播电视协会2006年学术年会暨“中国广播改革20年高端 论坛 ”在广州隆重召开。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会长李丹在开幕词中指出，20年前开播的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以“珠江模式”揭开了中国广播改革的序幕，开创了中国广播划时代的发展历程。

事件评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诞生是广播经营管理趋势的体现，是“由生产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由全国媒介向地方媒介转变”、“由‘广’播向‘窄’播转变”。（邵培仁，2002：339）把为受众“服务”做到了实处，在当时这是“服务创新”。广播发挥自身应有的社会功能,而这一功能是广播最基础的功能。（paddy scannell，1996：23）由于这一改革顺应了历史和媒介管理的改革潮流，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经济广播电台如雨后春笋，迅速壮大了广播产业。直到今天，交通台、文艺台、音乐台等专门化的“窄播”电台依然是广播电台改革发展的主流方向，受众更加细分，更加“小众”，服务对象的针对性也更强。而这些现象更加验证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在1986年改革的成功与意义深远。

四、媒介多种经营管理办法出台，媒介管理政策规章日臻完善

1988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关于报社、期刊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此后新闻出版署征得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同意，就这个《暂行办法》作了几点说明。这两个文件明确规定：报社可以开展国家政策允许的、与本身业务有关的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文件还规定了报社开展多种经营的范围及有关政策，其中第三条规定报社经主管机关批准，“可以结合本身业务和社会的需要举办经济实体（如造纸厂、印刷厂等）。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后，依法从事经营活动。”这就给报社的经营活动放宽了政策，使报社更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报社过去办的 企业 也合法化了。文件还指出报社的经营活动应由经营部门负责，其所办的公司、企业，均不得从事与本身业务无关的纯商业经营。《暂行办法》公布之后，全国许多报社纷纷举办多种经营项目，有的办企业、公司，有的搞服务、交流等等。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北京各中央级及国家各部委所属报纸办的公司、企业就有80多家。各地报社也纷纷搞起多种经营。这对增加报社经济活力，促进报社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起着积极的作用。（贾培信，1989：3）

媒介经营管理法规是“党和政府对新闻事业的宏观控制和直接管理”（邵培仁，2002：102），是媒介经营管理的外部环境的重要内容之一。媒介经营管理的规章制度包括媒介经营管理 法律 法规与行政规章，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这些规章制度是媒介经营管理他律的主要手段和内容。包括：《期刊管理暂行规定》（1988）、《报纸管理暂行规定》（1990）、《关于报社、期刊社和出版社刊登、经营广告的几项规定》（1990）、《有线电视管理规定》（1994）、《 电子 出版物管理规定》（199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0）、《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2002）、《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05）、《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2005）、《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2005）等。

事件评述：媒介多元化经营一直是媒介经营管理者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反复实践、反复思考的内容，从政策层面上看，1988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的《关于报社、期刊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无疑是有着划时代积极意义的，是重大的“政策创新”。虽然这个《办法》从诞生之日起就曾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议，甚至存在着并非仅仅小范围的反驳之声，但正如任何的改革都会带来争议一样，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媒介多元化经营的确可以给媒介带来活力，只不过同时带来的还有对媒介经营管理者的能力和魄力的挑战。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办法》保障了改革开放初期媒介经营管理改革的成果，用政策规章的形式保证了“有偿经营”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为后一阶段的改革做好了政策的准备与理念的铺垫，也为媒介经营管理的制度化、法制化作了有益的尝试。

五、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问世，媒介经营管理结合他律与自律

1991年1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次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国 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媒介经营管理的自律条件进一步完善，媒介经营管理走上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道路。

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1981年新闻局和首都各新闻单位共同制定的《记者守则》，有1987年中央的《关于纠正当前新闻界不正之风的几点意见（草稿）》等，但作为全国性的第一个新闻职业道德规范——1991年1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次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却是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其后还有1993年中央明确禁止“有偿新闻”的“七•三一通知”，1994年4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修订稿）等等，都是对职业道德准则的维护与完善。

职业道德是在特定的职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它总是要鲜明地表达职业义务、职业责任以及职业行为上的道德准则。新闻职业道德是指在特定的社会 历史 条件和社会 经济 生活制约下形成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应当遵循的职业行为的道德准则。职业道德是处在不断建设之中的，新闻行业也必须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 发展 而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中国新闻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 化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维护新闻工作的严肃性和声誉，对于发挥新闻舆论的引导作用，对于建设一支 政治 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保证新闻事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事件评述：如果说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可以通过供需调节和价格变化影响媒介，那么行政管理就是“看得见的手”，通过规章制度来直接调控媒介，实现对媒介的经营管理。但在这两只手之间还有“第三只手”，既有形又无形，既不像市场那样完全通过自发的、滞后的调整，也不像行政管理那样是刚性的、先验的。这就是以道德约束为主要手段的媒介自律，这也是媒介经营管理的重要手段。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问世是媒介经营管理的“理念创新”，媒介经营管理导入了“职业道德”、“伦理”等自律理念。对道德与伦理的重视，是全球媒介变革共同的必经之路。（nick stevenson，1999：1）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来看，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在媒介经营管理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的媒介经营管理必须是他律和自律相结合，不能有“短板”。（待续）

[ 参考 文献 ]

[1]陈培爱（1997）.中外广告史.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chen pei-ai（1997）. history of china and foreign advertising. beijing: china pric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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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玉清（1988）. 中国新闻年鉴. 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 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chen yuqing（1988）. china journalism almanac. beijing：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 academy.]

[4]董素玉，聂焱，令伟家（2005-11-21）.命运各异：历届央视广告“标王”的沉浮录.经济参考报，第6版.[dong suyu, nie yan, ling weijia（2005-11-21）. different fate: king of ad in cctv. economics reference paper，p.6.]

[5]姜虹（2004-11-24）.52亿人民币轻松入怀 央视标王蕴含的标杆意义.中华工商时报.[jiang hong（2004-11-24）. 5.2billion easily comes to cctv with the potential meaning in the king of ad. china industry and commerce times.]

[6]贾培信（1988）.中国新闻年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jia peixin（1988）. china journalism almanac. beijing：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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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邵培仁，叶亚东（1995）.新闻传播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shao peiren，ye yadong（1995）.news communication. nanjing: jiangsu people press.]

[10]邵培仁（2002）.媒介管 理学 .北京：高等 教育 出版社.[shao peiren（2002）. media management.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11]邵培仁（2007）.文化产业经营通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shao peiren（2007）.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industry management.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12]王立纲（2007）.起飞与壮大——中国报业改革三十年备忘.青年记者，（11），第19页.[ wang ligang（2007）. take off and develop ? memo of china reform in newspaper. young journalist，（11），p.19.]

[13]吴锋（2005）. 从边缘到中心——《洛阳日报》发行20年回眸.传媒，（10），第16页.[wu feng（2005）. from edge to center—look back on luo yang daily’s circulation in 20 years. media，（10），p.16.]

[14]吴湘韩（1999-10-15）.传媒与资本市场“眉来眼去”.中国青年报.[wu xianghan（1999-10-15）. media begin eye contact with capital market. china youth daily.]

[15]余统浩（2006）.关于珠江经济广播电台诞生的记忆.南方广播研究，（11）.[yu tonghao（2006）. the memory about the birth of zhuajiang economic radio station. southern broadcast research，（11）.]

[16]曾广星（1996）.十年广播改革回顾与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s1），第20页.[zeng guangxin（1996）. rethink of broadcast reform in 10 years. journal of china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s1），p.20.]

[17]周婷（2007-11-19）.文化创意产业期待点石成金.中国文化报，第1版.[zhou ting（2007-11-19）. cultural creativity awaits turning into gold. china culture newspaper，p.1.]

述职报告模版篇（10）

【中图分类号】G210.9【文献标识码】B[作者简介]萧永宏（1966―），男，汉族，陕西省宝鸡市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一

关于《循环日报》的创办，一般的新闻史论著都提到《循环日报》是由王韬、黄胜在集资购买英华书院印刷设备的基础上组建中华印务总局，随后创办《循环日报》的。但是，对于《循环日报》和中华印务总局的关系，尤其是对于王韬和《循环日报》创办的具体关系，现有的史著却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王韬先与黄胜组建中华印务总局，接着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笔。(方汉奇，2002：p85)二是《循环日报》是由中华印务总局主办，王韬主编。(方汉奇，1992：p471)三是《循环日报》是由王韬创办，中华印务总局出版。[1](卓南生，2002：p143;p179;p182)四是1871年王韬、黄胜、梁仁甫、温清溪等人集股合办中华印务总局，1874年又将中华印务总局改组为《循环日报》。[2](廖苹，1986：p193)

除以上四种说法外，当事人王韬还有自己的说法：“癸酉，香海诸同仁醵资设印局，创行日报，延老民总司厥事，老民著述乃得次第排印”。（王韬，2002：p271）

包括王韬的说法在内，以上五种说法，共同之处主要有二，一是都承认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创办之间的密切关系。二是都认可王韬在《循环日报》创办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具体表述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确切关系方面却稍有差异。一是不明确涉及二者的具体关系，只强调二者在创办时序上的关联关系。二是明确肯定二者为前后演变关系，认定《循环日报》是由早先的中华印务总局改组而成。

但是，仔细权衡上述说法的“同”与“不同”，可以发现，无论是不明确涉及还是明确肯定二者关系的具体表述，在本质上又大体相同。因为即使是那些未明确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二者关系的叙述，也往往是先陈述王韬和黄胜合办中华印务总局这一基本事实，而后再指出黄胜在《循环日报》创办前（即1873年5月）已离港赴美。[3]（苏精，1985：p73）由此顺理成章的结论是：既然黄胜出国，那么王韬就是《循环日报》创办的“唯一”当事人。这样一来，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具体关系在事实上就被简单化。随之而来的，即是对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等量齐观，以及将《循环日报》的创办和王韬的个人作用混为一谈。

平心而论，将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等量齐观也无大错。因为就两个机构本身的设置而言，二者不仅共用同一套印刷器材，而且共处同一个办公场所，因此，对外而言，两家机构实际上是合署营业的同一个部门。

但是，这仅是从外观而言。事实上，就内部关系来说，二者的关系却要相对复杂一些。而这又主要与中华印务总局成立之初即是一参股性质的营业机构有关。

认定中华印务总局成立之初即是一参股性质的营业机构的依据在于：第一、《循环日报》创办初期所刊中华印务总局的一些告白，即明确以“中华印务局值理人”梁安、冯明珊、陈桂士等人的名义。[4]虽然，值理人不完全等同于股东，但对于有一定财力基础、热衷香港华人公益事业的港商梁安、冯明珊、陈桂士等人来说，出资组建中华印务总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梁、冯、陈三人所担任的中华印务总局“值理人”，实际上就是该局的股东角色。第二、根据王韬本人的有关回忆，也可以得出中华印务总局是一参股性质机构的认识。如王韬1880年所撰《园老民自传》[5]，即有“癸酉，香海诸同仁醵资设印局”一说。(王韬，2002：p271)癸酉，即1873年。“诸同仁醵资设印局”，说明中华印务总局的成立是香港多位同仁集资组建。这同样印证，香港中华印务总局是一集资参股性质的印刷出版机构。

以参股形式组建中华印务总局，主要当然是资金短缺所致。据《香港华字日报》所刊有关报道透露，原属英华书院的印刷器材先后为中华印务总局和京师同文馆购买。其中京师同文馆所“购置大小铅字两副，其价值计二千余金”。[6]（林友兰，1977：p83）而中华印务总局承购的印刷器材共两部分，一为“十六度之手板印机二事”，一为“大号四号之钢模铅字及英文字粒各一套”。(《循环日报》馆，1932：p13)其中，香港中华印务总局所购“大号四号之钢模铅字及英文字粒各一套”，亦即京师同文馆所购置的“大小铅字两副”。由此知，当初中华印务总局仅购置器材一项，所用资金即远在“二千余金”之外。如再计入印刷场地的购置、印刷油墨、纸张等材料的添置等因素，则当时所动用的资金数目当更大。显然，支出这笔庞大经费，远非黄、王二人财力所及。因此，要购买这部分器材，采取参股集资的办法较为可行。这既可确保印局的成功举办，又可使醵资者个人从中适当获益。况且，在此之前，香港东华医院、香港藏书楼的筹建，都采用过这种方式。[7]

虽然伦敦传教会印刷所的停办为中华印务总局的成立提供了契机，[8]但真正导致该机构组建、并将其提上议事日程的应是王韬《普法战纪》的撰成。“辛未六月”（时当1871年7、8月间），王韬《普法战纪》前十二卷“断手”。由于《普法战纪》的一些内容事先在《香港近事编录》刊载，书成后，其抄本又在一部分当道官员和王韬的一些友朋中传阅，产生了很大反响。[9]（王韬，2002：p197）因此，对王韬才具颇为叹服的港商冯明珊、陈桂士等人首先集议醵资刊刻《普法战纪》，并委托王韬好友、广东南海人梁鄂撰成《征刻王紫诠先生〈普法战纪〉启》(梁鄂，1872)，在《香港近事编录》刊出，为之征募资金。组建中华印务总局的具体活动很可能由此启动。[10]

中华印务总局成立的具体时间在同治十二年正月，约当1873年2、3月间。最初地址不详，新迁地址在香港荷里活道门牌第二十九号。对此，现仅存一份的1873年的《香港华字日报》和1874年2月5日的《循环日报》刊登的两份告白都有确切说明。前则告白称“本局自备办印务以来，业经三阅月矣。兹已迁至荷里活道门牌第二十九号，即前日新兴记丝行旧址，梳沙印字馆对门”。（林友兰，1977：p84）后则告白也说：“我同人创设中华印务总局将一年矣”(《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两则告白的所署时间分别为“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和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由此推算，则中华印务总局的实际成立时间约为同治十二年正月，亦即1873年的2、3月份。

二

中华印务总局的参股营业性质，决定了它的双重性身份。一方面，中华印务总局是一香港同

人醵资组建的资质的团体组织，另一方面，它同时又是一从事实际业务的营业机构。因此，在业务选择和人事安排等大致方针方面，作为资助团体性质的中华印务总局，必然对从事实际业务的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拥有相应的决定权。如创办《循环日报》的决定，就是中华印务总局诸同人在该局成立之初确定的。前举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华印务总局的告白中即明确说：“拟于此后倡行日报，每日颁发”。又如，《循环日报》创办初期的人事安排，也由中华印务总局诸同人集体推选产生。当时《循环日报》所刊中华印务总局的告白言：“本局所刊《循环日报》每日颁发，……局中以梁鹤巢、冯明珊、陈瑞南为值理，陈蔼廷为总司理，王紫诠为正主笔，皆系同人所公举”。（《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又说：“本局于月之中旬设立《循环日报》，皆系华人为之倡始，其总司理为陈蔼廷，正主笔为王紫诠，皆由同人所公举”。[11]

从事实际业务的中华印务总局，其具体业务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刊印《循环日报》，一是刊印各种书籍，同时代印各种告白。另外，创办初期的中华印务总局还出售过铅字活版。《循环日报》创办不久，因报纸铅字用字紧张，该业务即告停止，不久又再行恢复。对于这些具体业务，早期中华印务总局刊出的告白都曾作过广泛宣传，如告白对成立伊始的中华印务总局的印书业务介绍说：“本局专印活字版各种书籍，无论唐番字样，悉为代印”。又介绍承印告白和出售铅字的业务说：“如告白招贴承揽合同，无论唐番契卷，各样款式，均可代为印出，刻期竣事。……或有艺苑名流，书林雅士，欲购买铅字活版，则本局可为制造铜模，浇铸铅字”。（林友兰，1977：p84）另外，《循环日报》创办后，中华印务总局也及时刊出告白，向外界宣示报局成立，同时邀约各界名流雅士积极赐稿，号召时人“移玉至局，从容面订”。（《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由于中华印务总局成立早于《循环日报》创办近一年时间，因此，成立之后的中华印务总局最先承担的业务主要是翻印出版各种书籍。据《香港华字日报》刊载的早期中华印务总局告白得知，该局初期印刷书籍甚多，其中包括王韬的《普法战记》、寓居广州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湛约翰的《英粤字典》、时任上海出洋总局教习邝其照的《华英字典》等。（林友兰，1977：p84）1875年春间，王韬延聘洪士伟担任《循环日报》主笔，自己专心从事著述和本人著作的出版，此后直到1884年3月王韬回沪定居之前，中华印务总局共承印的各类书籍多达30余种，其中包括不少王韬自己的著作。[12]

作为资助团体性质的中华印务总局，它的存在，主要通过经醵资诸同人公举产生的“值理”一职体现出来。从“值理”一职由各醵资同人公举产生、值理对外代表中华印务总局刊行告示、三位值理人分别由当时香港的华商、买办等社会名流担任等事实来看，值理实际上即是代表由各位醵资股东组成的资助团体行使职权并处理日常事务的人员。这就说明，对作为实体营业机构的中华印务总局来说，作为资助团体性质的中华印务总局确是其名正言顺的领导机构。

明确中华印务总局的双重性质，有关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具体关系就可以基本得到澄清。首先，中华印务总局既是《循环日报》的承印方，又是《循环日报》实际上的“股东”。《循环日报》的印刷、资金来源、人事安排，都受中华印务总局的统制。其次，创办《循环日报》是中华印务总局成立的基本宗旨之一。中华印务总局的成立为创办《循环日报》提供了重要的财力基础和重要的器材保障。再次，作为“股东”团体性质的中华印务总局日常只设“值理”席位，而中华印务总局的实际业务由“总司理”和“正主笔”主持完成。因此，在日常事务中，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报馆实为同一机构。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印务总局（实际是《循环日报》）虽设有“总司理”一职，但是，这一职位实际存在时间较短，且所起作用较为有限。按初期中华印务总局所刊告白提示，《循环日报》创办时除王韬任该报“正主笔”外，另公推陈善言任该报“总司理”。（《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从1874年3月13日起，告白中的“总司理”又换成黄胜。（《循环日报》，1874年3月13日）陈善言担任《循环日报》创办初期的“总司理”，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陈善言参与醵资组建中华印务总局，是《循环日报》创办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从陈善言向来主张华人自办报纸的民族立场和他与王韬的密切交往来看，这都在情理之中。二是陈善言先后编辑、创办《中外新闻七日报》和《香港华字日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办报经验，尤其是在报刊发行方面，陈氏的实际经验较为丰富，因此，以陈善言为“总司理”，这有助于刚刚创办的《循环日报》在报纸发行方面打开局面。但是，陈善言是《香港华字日报》的主持人，又兼西字日报《德臣报》之“副主笔”，而以一人兼两家报纸之“司理”职位，恐力难胜任。后来该报以黄胜为“总司理”，除了黄胜是中华印务总局的创始人这一主要原因外，大概也有与陈善言相类似的原因。[13]但黄胜自1873年夏五月赴美，直到1876年初才回港，（苏精，1985：p73）因此，黄胜的“总司理”职位并未赴任，只具象征意义。由此说明，《循环日报》创办后，真正发挥实际作用的是该报的“正主笔”王韬。《循环日报》的“刊印人”是王韬而非他人，[14]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三

明了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具体关系之后，王韬和中华印务总局及王韬与《循环日报》的具体关系可得到进一步澄清。第一、王韬是中华印务总局成立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王韬不仅最先和黄胜合议承购英华书院的印刷器材，而且王韬《普法战纪》的问世及其引起的轰动效应直接推动了中华印务总局的成立。第二、《循环日报》创办后，“正主笔”由王韬担任。但王韬的这一职位由参股组建中华印务总局的“同人公举”产生，因此，担任“正主笔”的王韬和中华印务总局只是一种聘任关系。第三、王韬既是《循环日报》的“正主笔”，又是《循环日报》的“刊印人”，加之业务方面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同一性，因此，直到1884年春王韬由港返沪定居之前，王韬一直是《循环日报》和作为实际营业机构的中华印务总局的“主持人”。

王韬和中华印务总局的聘任关系，还可从王韬自己的叙述中得到印证。王韬说：“癸酉，香海诸同仁醵资设印局，创行日报，延老民总司厥事”。（王韬，2002：p271）显而易见，“延”字所指，即是王韬和中华印务总局之间的这一聘任关系。而“总”字所揭，则为王韬受聘主持印局和《循环日报》这一基本事实，另还暗示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为同一业务部门等。除此之外，王韬和中华印务总局之间的这种聘任关系也可从1885年6月《循环日报》引发的一场官司得到证实。1884年春，王韬离港回沪定居，一年多后，《循环日报》因刊载一则“邪说”，被港英政府告上法庭。法庭上，接替王韬“刊印人”职位的黄紫畦就有关事实辩护说：“王韬因病离港，未经辞职，各东主以他日久未回，欲聘张某总其事，俟张到，然后开除王韬册纸之名，以

张某注册。讵张某因事留省，是以托黄紫畦暂时，伊未经注册，实因未晓英例耳”。（《循环日报》，1885年6月27日）这段辩护词中，黄紫畦不仅指出王韬离港回沪定居系不辞而别，而且特别强调“各东主”对王韬擅自出走的反应。而正是由于王韬的“日久未回“，“各东主”才拟续聘张某为“册印人”，并决定“开除王韬册纸之名”。此正说明，中华印务总局“各东主”一直拥有对《循环日报》刊印人职位的任用权，而王韬原任的“刊印人”（包括“正主笔”）一职也是“各东主”聘任的。

王韬的《循环日报》法定刊印人职位，还见诸于《循环日报》自出版之日起，每天报脚所标示的一段固定性文字。1874年8月以前，这段文字为“此新闻纸由香港第五约荷李活道第廿九号中华印务总局王韬刊印”。1874年8月以后，因报馆搬迁，这段文字又变为“此新闻纸由歌赋街第五约门牌第卅九号中华印务总局王韬刊印”。[15]

综上所论可知，《循环日报》的创办固然是香港多位同人醵资兴办而成，非王韬一人之功。但是，从动议购置英华书院印刷器材，组建中华印务总局，到办成《循环日报》，再到实际主持《循环日报》馆（亦即中华印务总局）的编务和印务工作，王韬都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因此，王韬作为《循环日报》最重要的创办人，是当之无愧和不可置疑的。

由此回溯前述有关《循环日报》创办的五种提法，除王韬自己的说法较为完整，并基本符合历史原貌外，其它四种说法都有欠缺。相对来说，认为《循环日报》是由中华印务总局主办、王韬编辑的说法和《循环日报》是王韬创办，由中华印务总局出版的说法都部分接近事实，而认为《循环日报》由王韬创办，自任主笔和认为王韬1874年将中华印务总局改组成《循环日报》的提法，则显属谬误。而总起来看，无论部分接近事实，还是具体事实有所谬误，又都主要与研究者未能深谙《循环日报》的创办由来和不明中华印务总局与《循环日报》的具体关系有关。

注释：

[1]这是新加坡学者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4-1875赠订版一书中的说法。不过，卓南生对《循环日报》的创办者问题似有所回避，该书仅一处提到“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一处又说“中华印刷总局出版的《循环日报》”，另有一处提到“王韬倡办以‘华人出资、华人操权’为标榜的《循环日报》”。其它地方未见有对该问题的正面论述。另，《循环日报》刊布的告白中一般只见“中华印务总局”的称呼，因此，卓著中“中华印刷总局”的提法似不妥切，应改之。

[2]这是廖平在《1853至1932年之香港报业》一文中的说法。廖文发表较早，影响较大，许多后来研究者常引其文，以之为据，但经笔者仔细考核，发现该文失实附会之处颇多，故引用时需慎重。

[3]苏精《黄宽与黄胜：容闳的两名同学》对此事叙述较详，据该文记载，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时任幼童出洋肄业局委员的黄胜，带领第二批幼童三十名从上海放洋。黄胜从美归来时间不详，但苏文指出，不迟于光绪元年底（1876年初），黄胜已归国。

[4]创办初期《循环日报》之“单页宣传告白”，原件藏大英图书馆。据香港大学所藏缩微胶卷。《循环日报》的告白除刊于日刊版和周刊册装本《循环日报》外，还印有不少单页宣传告白。这类告白属免费发放性质，与《循环日报》每日正常刊发的告白有别。该告白所属时间为“癸酉嘉平月二十五日”，即十二月二十五日（1874年2月11日）。

[5]《园老民自传》原为王韬为其1880年在香港出版的《蘅华馆诗录》一书所作“自序”，后收入《园文录外编》卷十一。“自序”后署时间为“光绪六年夏五月下旬”。

[6]《香港华字日报》，同治十二年五月初十日。该报现仅存一份。《华字日报七十一周年纪念特刊》收有该份报纸的影印件。后来，林友兰在其《香港报业发展史》一书中也将其收录。此处所引之《香港华字日报》，即指林著之影印件。以下所引同，且只注林著。

[7]《香港近事编录》所刊“新建医馆”称：“各值事众议佥同，无不踊跃，乐输赞成，斯役共得二千余金”。王韬《征设香海藏书楼序》中也有“亟欲纠集近局，赁楼储书”的记载。这都说明醵资从事公益事务，在当时香港华界较为流行。

[8]1871年，因理雅各所译的儒学经籍印刷完毕，建于英华书院内的伦敦传教会印刷所决定停办。时任印刷所总监的黄胜与王韬合议，决定承购英华书院的这部分印刷器材。另由《香港华字日报》所刊“中华印务总局告白”知，该局约成立于同治十二年正月间，因此，黄胜在赴美之前应参与了中华印务总局的组建。

[9]王韬在其所撰《〈普法战纪〉代序》中说：“王君之为此书也，载笔于庚午八月，而断手于辛未六月。……其书虽未付手民，而钞本流传南北殆遍。……当今明公伟人皆誉之不容口，则是书之足传于后也可知矣”。该序后收入王韬《园文录外编》卷11。

[10]集资困难也拖延了中华印务总局组建的进程。从1871年王韬、黄胜动议承购英华书院的印刷器材到1873年中华印务总局成立，中间经过了至少约一年多的时间。其中的原因应与此有关。

[11]创办初期《循环日报》之“单页宣传告白”，癸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2]王韬在港期间，他所主持的中华印务总局究竟排印了多少书籍，目前仍未有确切统计数字，此处所言30余种，仅是笔者据自己所见得出的数字，确切数目有待进一步盘查。

[13]如黄胜有早期办报的经历，精通印刷业务，与港英当局人际关系较为熟稔，在香港华界有一定影响力等。

[14]关于“刊印人”的提法，主要见于《循环日报》每日报脚所刊提示语，因以下正文有详细讨论，此不赘。

[15]经笔者核查，这句刊于《循环日报》报脚的提示语，自该报创刊起从未间断，但是到了1885年2月21日后，却不再出现。这显然与王韬迁沪定居，与该报脱离关系有关。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4――1875增订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廖苹.《1853年至1932年之香港报业》[A]，杨光辉等,《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C]，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5]王韬.《园老民自传》[A]，《园文录外编》[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6]苏精.《黄宽与黄胜：容闳的两名同学》，《传记文学》[J]（台北），46卷(2)，1985

[7]《循环日报》馆.《本馆略历》[A]，《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C],1932

[8]梁鄂.《征刻王紫诠先生〈普法战纪〉后》[N]，《申报》，壬申年八月初八日

[9]林友兰.《香港报业发展史》[M]，台湾世界书局，1977

[10]《本局日报通启》[N]，《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1874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