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11-08 09:09:32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低俗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低俗文化论文

篇(1)

二、民俗博物馆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对于传承与弘扬地方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民俗博物馆与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不同,民俗文物与传统博物馆中的器物也具有本质区别,因此民俗博物馆在传统意义上的展陈文物的同时,除其所具有的展示的功能外,也兼具保护和传承地方民俗文化的功用。

(一)民俗博物馆在展示与传承地方文化方面的功能

民俗文化与已经文字化、实体化的文化样式不同,它具有活态性,与人和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如高丙中所言:“文化是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是一定人群所共享的,同时,这一特指的文化具有成为共同体全体享有的倾向和可能性,恰恰是这种可能性使文化不像那些私有性的事物一样因为占有的人越多而使每个人的占有份额越少,相反,它会因为享有的人越多而越有价值,越受到尊崇。[2]”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对于展示和弘扬地方民俗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民俗文化逐渐进入普通百姓的视野,这些平时他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传承传统的民俗文化,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作用力,影响更多的人,成为一种公共文化体系,这便是民俗博物馆在展示和传承民俗文化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烟台民俗博物馆的“烟台近代家居陈列”为例,其分别展示了封建官僚家庭、买办家庭、文人家庭和普通百姓家庭四个代表性家居陈设。使得观众可从中领略或奢华优雅或质朴纯粹的烟台民俗文化,体味不同阶层民俗生活的丰富内涵,从各个家庭的家居生活中窥见烟台开埠后多元文化并存之民俗风貌,从民俗文化中领略老烟台的公共文化生活,感受烟台作为中国北方最早开埠的城市,在历经近现代历史的浸染后所具有的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情景。

(二)民俗博物馆在宣传与保护地方文化方面的功能

民俗博物馆承载着地域社会内民俗文化的宣传与保护功能,民俗文化具有活态传承的特点,因此民俗博物馆中展示的民俗文化也具有其独有的特质,民俗博物馆力求将民俗文化的动态展现出来,通过丰富的展陈手法,将地域社会内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通过再现与还原的形式展示出来,将民俗文化的活态呈现在观众的面前。通过适合民俗文化的展陈方式,民俗博物馆在宣传和保护地方文化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老百姓们对于自己生活中的民俗事项司空见惯了,而将这些民俗还原于生活,通过展览的形式集中体现出来,能够起到唤起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的记忆,宣传和保护地方民俗文化的功能。以烟台民俗博物馆的妈祖文化陈列为例,该展览展示了北方区域中独具特色的妈祖文化,妈祖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形式,在沿海地区民众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财富,其承载着丰富的民众精神需求,该陈列推陈出新展出妈祖相关民俗文物十余件,并通过形象生动的展陈设计,将妈祖信仰这一民间信仰呈现给观众,从妈祖由来,湄洲神女的传说故事开始,将妈祖历朝历代受到叠奖褒封的情况以及有关妈祖的民间传说故事展现出来,通过电子翻书等高科技手段,打造了一个民俗文化视觉的盛宴。

篇(2)

二、东北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

当年因为马车店店主用一碗蝲蛄豆腐救了清始祖布库里•雍顺的命,所以乾隆爷将蝲蛄镇册封为清始祖发祥地,并迁来了三百户旗人。蝲蛄镇位于长白林区深处的偏远乡村,与世隔绝了几百年,解放后才进入人们的视野,小镇人封建保守思想严重,对新事物本能地排斥。县妇救会在蝲蛄镇进行妇女解放运动,想拆除代表封建思想的郎氏贞节牌坊,几个郎姓老太太在那整整守了三天三夜,还大骂“伤天害理”。关连山作为小镇的区长,想破除封建迷信,可关老爷子却翘着小辫子到处跑,还亲自或者煽动别人搞封建迷信活动。而装神弄鬼的大脚仙和赖嚎子,则为了一己私利制造谣言,阻挡文明的进入。东北偏居一隅,地理环境开阔,自然资源丰富,形成了东北人宽容大度、不斤斤计较的性格特征,民风质朴。关连山和何大林就是其中的典型。关连山作为小镇的权威人物,却难改粗人本性,遇到不满或棘手的问题,总要大声嚷嚷几句“扯不扯呢”。他语言虽然粗俗,但并不粗鄙,为人刚正不阿。何大林作为狩猎高手,体现了山民的威武和抗争意识,以及东北人的信守承诺和耿直讲义气。东北民众面对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和社会压迫通常表现出执著的生命意识和倔强的生命力量,体现出一种心理上的强悍,这一点从陶曼与苏小石的爱情故事中得以充分展现。同时,东北这块“化外之地”较少受到中原封建传统礼教影响,女子表现更多的是野性泼辣、大胆奔放。“大花碗”是小镇公认的“有名儿的泼娘儿们”[3],郭惠娟身上则浸透着原始的奔放与野性,敢爱敢恨,不离不弃。在于雷笔下,很多形象被理想化了,表现了作者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黑土地的热爱。

三、丰富生动的东北民间话语的运用

篇(3)

二、基于馆主生存时代的地方历史知识素养

名人纪念馆作为第二课堂和终身教育学校,向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和历史文化素质。名人生平陈列,既是名人的成长养成史,同时又是一段地方史。因此,优秀讲解员必须拥有地方历史知识素养和运用。吴昌硕生存的时代,是中国近代最为动荡的时代,历经、天平天国、封建王朝灭亡、、军阀混战等时期。吴昌硕在家乡的时期主要是他青少年时代,吴昌硕的青少年时代,亲身经历了正史中被称为“庚申之难”的战争的惊涛骇浪,为躲避战乱,有五年的逃难流浪生涯,在战争中他失去了除父亲外的几乎所有的亲人,留下了很深的战争创伤。平定之后,吴昌硕在三十一岁那年撰写、书刻《鄣吴义冢碑记》,义冢碑记记载了吴昌硕的家乡在太平军战争之后2千多人的大村仅剩25人,故土废墟,人口凋敝的惨状,这一段历史不仅给了他个人一生以深刻的影响,锻炼了坚忍心志和刚毅人格,通过对他这一时期生平的研究,也可窥见整个安吉在天平天国运动中的遭遇,《鄣吴义冢碑记》是战争造成人口锐减的是一份宝贵的佐证史料,成了研究太平军在安吉的活动的重要的史料实物,这场战争直接导致了现代安吉的人口格局,成为移民大县。根据县志记载,1860年前后,战争严重波及原安吉、孝丰两县。战乱及瘟疫、饥饿等原因,造成本地人口的锐减。其时安吉县人口损失率96%,而孝丰县高达97.5%。1871年后,清廷实施“招垦”“招佃”政策。河南、湖北、安徽和本省宁、绍、温、台等地乡民先后迁入。从清咸丰、同治之后大规模的移民潮,到民国期间不间断的移民,致使如今的安吉人上溯祖辈,绝大多数皆为外来历史移民。历史移民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如今安吉民间习俗的差异性和乡土文化的多样化。多种移民文化的传承和融入,使安吉各地的乡土文化、民间习俗呈多样化态势。不同的移民后裔,在生产习俗、人生礼俗、饮食习惯等方面至今还或多或少表现出某种差异。至于在民间歌舞、地方戏曲等文艺活动方面,移民传承的地方差异更为明显。据2006年浙江省“民俗民间文化遗传”普查结果,安吉共有各类民俗民间文化样式119项,将近占整个湖州市总量的二分之一,仅首批民间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达28项。安吉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数量和质量名列湖州市前茅。所以讲解员有了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就可以把个人史与地方史串联起来了,使观众(游客)能收获更多的地方文化知识。

篇(4)

罗甸玉矿化带位于罗甸县城西南,与望谟、广西毗邻。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华南褶皱系-右江褶皱带北西缘,与扬子准地台-上扬子台褶带相毗邻[4]。区内出露地层有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和第四系,其中二叠系四大寨组是软玉矿的赋矿层位,软玉矿体主要产于辉绿岩与四大寨组灰岩接触带上(图1B)。二叠系四大寨组主要由碳酸盐岩、碎屑岩组成,罗甸一带灰岩逐渐增多但层厚变薄,甚至全由深灰色薄层含硅质、粘土质条带粉-泥晶灰岩组成[16]。区域构造主要发育北东向、北西向及近东西向断裂,断裂与褶皱均较发育,褶皱叠加现象明显。区内岩浆活动单一,仅发育基性辉绿岩,辉绿岩岩体呈岩床状侵位于二叠系四大寨组,局部呈微角度斜切围岩。本区辉绿岩是晚二叠世峨眉山玄武岩同质异相的产物[17]。由于黔南罗甸-望谟一带处于峨眉山大火成岩省东部边缘,并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辉绿岩侵入现象,形成众多的辉绿岩床(图1)。区内变质作用主要为辉绿岩侵位所引发的接触变质作用,其变质作用主要发育于辉绿岩与二叠系四大寨组灰岩之间。

2矿床地质特征

罗甸地区辉绿岩结晶颗粒多样,包括细晶、粗晶、斑晶辉绿岩,多呈岩床状顺层侵入,延伸较长。辉绿岩体上下两侧均发育围岩蚀变,上侧接触带以大理岩化及玉化为主,为软玉矿体的主要产出部位;下侧以硅化为主,未发现透闪石化(图2)。罗甸软玉矿(化)点众多,主要分布在晚二叠世辉绿岩与二T2b2-中三叠统边阳组中段;T1-下三叠统;T1y-yn-下三叠统夜郎组-永宁镇组;P1-2S2-二叠系四大寨组二段;C2mp-上石炭统马平组;C2hn-上石炭统黄龙组;C1d-b-下石炭统大塘组-摆佐组;D3s-d-上泥盆统响水洞组-代化组;D2h-中泥盆统火烘组;βμ-辉绿岩;叠系四大寨组燧石灰岩的接触带或其附近。通过野外调查发现,灰岩与辉绿岩直接接触部位玉化程度低,仅发育厚约1cm的玉化薄膜(图2),而较好的玉石矿层并未与辉绿岩直接接触(图3A)。区内玉石矿体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及不规则团块状产于大理岩化带或硅质岩带内,其中以层状、似层状居多,厚度变化较大,介于0.05~0.4m之间,多数为0.15~0.2m。玉石按颜色可分为白玉、青白-青色玉和花斑玉,几种玉石在矿床剖面上交替出现,如同一剖面中出现青玉—大理岩—白玉—大理岩的现象,各矿点均以花斑玉居多,花斑玉又可分为青色底花斑玉和灰色底花斑玉。位于罗甸罗悃镇南4km的罗悃软玉矿处于床井背斜南翼,矿体与围岩接触形式表现完整(图3A)。辉绿岩呈岩床状顺层侵位于四大寨组第二段中上部,并与上、下地层呈平行接触。辉绿岩与上覆灰岩接触处形成大理岩化带,大理岩化带底部50cm内有不规则玉石脉产出,且两条玉化层均产于夹有硅质条带的大理岩化带内(图3B)。罗悃剖面辉绿岩结晶较细(图3C),围岩蚀变较弱。靠近岩体的玉化层厚约5cm,远离辉绿岩的玉化层玉化较好,呈浅灰色,厚约10cm。两层玉化层之间为夹硅质条带大理岩,玉化层与大理岩边界模糊。玉化层之上的灰岩未见明显蚀变现象,灰岩间夹较多燧石条带。

3采样及测试分析

测试样品主要采自罗甸县罗悃剖面,部分玉石样品采自罗甸其他几个剖面,共计16件。将样品在65℃左右低温干燥12~24h,用无污染鄂式破碎机一次性高效破碎到70%以上的重量能达到2mm(10目)以下,尽量缩短流程,以避免粉尘积留造成的样品交叉污染。使用来复缩分器,按“1/2+1/4+1/8…”多次手工缩分出300g已破碎的样品,用无污染钵在振动研磨机上研磨至85%以上达到75μm(200目)。微量元素采用ME-MS61方法,即用美国的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与等离子体质谱(ICP-AES&ICP-MS)测定,准确度按“相对误差(RE)<10%”,精密度按“相对偏差(RD)<10%”来控制;稀土元素用ME-MS81方法测定,采用美国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准确度按“相对误差(RE)<10%”,精密度按“相对偏差(RD)<10%”来控制。以上测试工作在澳实分析检测(广州)有限公司完成,测试结果列于表1和表2。

4地球化学特征

4.1微量元素

以原始地幔为标准[18],将研究样品做微量元素比值蛛网图(图4),并对罗悃岩矿石的部分微量元素质量分数做纵向对比(图5)。经分析,发现样品微量元素具有以下特征:(1)相对于原始地幔,辉绿岩除Sr外其他微量元素质量分数明显高于其它岩矿石样品。这主要是因为Sr的离子半径大,化学性质活泼,可取代Ca或K而进入钙矿物或钾矿物中[19],所以,碳酸盐岩Sr质量分数较岩浆岩普遍偏高。为探讨元素在变质过程中的变化情况,选取Nb、Ta、Co、Ni、Rb、Ba和Sr及RbN/YbN值做纵向对比分析(图5)。从图5可看出,除Sr外,其他微量元素在辉绿岩(LK-1)中的质量分数较其它样品偏高,且随着与辉绿岩距离的增加,不同样品的微量元素质量分数没有明显变化。辉绿岩RbN/YbN=4.15~6.68,表现为强不相容元素富集型[20]。大理岩、硅质岩、灰岩及玉石的微量元素质量分数差异较小,总体上灰岩的微量元素质量分数稍高,玉石的微量元素质量分数介于其它样品之间。除辉绿岩外,其他样品的微量元素蛛网图表现形式基本一致,说明它们之间具有相似的地球化学行为,暗示辉绿岩对玉石成矿的贡献不大[21]。罗悃剖面其他岩石样品RbN/YbN=0.17~4.44,显示了其成因的复杂性[20]。其中灰岩、大理岩的RbN/YbN值明显高于硅质岩及玉石层,表现为强不相容元素富集型,但与辉绿岩直接接触的硅质岩(LK-5)的RbN/YbN值略高于其它硅质岩样品,这与辉绿岩侵位引发硅质岩蚀变有关。(2)不同矿点玉石微量元素质量分数差异较小,除Sr和Ba外,其它微量元素质量分数变化基本一致,总体均小于辉绿岩。Sr和Ba属大离子亲石元素,化学性质活泼,地球化学活动性强,具有相似的地球化学行为。在变质作用过程中,Sr和Ba质量分数变化较大,甚至在同一类型变质岩石中也会有较大变化[22],因此各矿点玉石Sr和Ba质量分数变化差异显著。各矿点玉石Sr质量分数的差异最为显著,但同一矿点玉石Sr质量分数(图4B中同一颜色即为同一矿点玉石)变化一致。由于Sr易富集于碳酸盐岩中,因此推测各矿点玉石Sr质量分数的差异是由于母岩(灰岩)岩性所控制的。玉石与辉绿岩在蛛网图上的差别较明显,表明辉绿岩可能不是玉石成矿物质来源的主要贡献者。质量好的玉石(Gga、Ggc、Ggd)地球化学特征与其它玉石相似,微量元素质量分数介于其它玉石之间。玉石RbN/YbN=0.68~2.04,平均1.16,说明其大离子亲石元素丰度略高于高场强元素。

4.2稀土元素

稀土元素测试数据及部分参数列于表2,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如图6。从表2和图6可知:(1)辉绿岩稀土元素总量较高,∑REE=149.51?10-6~182.25?10-6。(La/Yb)N=8.02~8.61(图6A),轻重稀土元素分异明显,LREE/HREE=6.72~7.00,为典型的轻稀土富集型。(La/Sm)N=2.36~2.68、(Gd/Yb)N=2.36~2.38,显示辉绿岩轻稀土较重稀土富集。样品δEu=0.90~1.08,δCe=1.02~1.03,表明辉绿岩Eu与Ce无明显异常现象。(2)未蚀变灰岩(LK-10)∑REE=27.09?10-6,其总量低于辉绿岩,但较硅质岩和大理岩稍高。灰岩LREE/HREE=3.84,(La/Yb)N=9.42,(La/Sm)N=4.62,(Gd/Yb)N=1.80,均显示其为轻稀土富集(图6A)。表2显示灰岩的δEu=0.59,δCe=0.22,两者比值均较低,显示明显的Eu和Ce负异常。大理岩∑REE=10.85?10-6~11.23?10-6,变化范围小,但其质量分数低于灰岩。大理岩LREE/HREE=4.51~5.53,(La/Yb)N=8.77~14.35,(La/Sm)N=4.10~5.33,(Gd/Yb)N=1.47~2.00,显示轻稀土富集(图6A)。大理岩δEu=0.49~0.60,δCe=0.37~0.43,表现明显的Eu和Ce负异常。(3)硅质岩分别取自未蚀变的黑色燧石层(LK-11)和灰白色蚀变硅质岩(LK-5和LK-9)。测试结果表明,两种类型硅质岩稀土元素特征相近,稀土总量远低于辉绿岩,变化范围较小,∑REE=10.19?10-6~22.39?10-6。所有硅质岩LREE/HREE=3.90~6.22,(La/Yb)N=9.22~13.21,(La/Sm)N=4.71~6.65,(Gd/Yb)N=1.40~1.96,轻重稀土分异明显,显示轻稀土富集的特点(图6A)。硅质岩δEu=0.65~0.78,δCe=0.18~0.41,显示Eu负异常和显著Ce负异常。(4)不同矿点玉石样品中Gga、Ggc和Ggd质量最好,LM-4和LM-5质量次之,BY-6、BY-9及罗悃玉石样品质量稍差。此外,样品LM-3和LK-7硅化现象明显,玉化较差。将所有玉石样品(包括罗悃剖面)的测试结果进行球粒陨石标准化[18],得到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图(图6B)。相对于球粒陨石中各稀土元素的质量分数值,玉石样品总体表现为稀土元素的富集,其∑REE=12.97?10-6~53.23?10-6,稀土元素总量变化较大。玉石LREE/HREE=3.63~9.75,(La/Yb)N=6.10~31.38,(La/Sm)N=3.99~8.61,(Gd/Yb)N=1.20~4.45,为典型的轻稀土富集型(图6B)。另外,玉石δEu=0.47~0.87,δCe=0.12~0.43,显示Eu和Ce的负异常,其中Ce负异常更为显著。以上分析表明,辉绿岩稀土总量高,配分模式图差异明显,未见明显的Ce和Eu的异常,这些特征类似玄武岩。玉石与大理岩、硅质岩和灰岩的稀土元素特征相似,稀土总量接近,配分模式图较一致,均具有Ce和Eu的负异常。由此推测,辉绿岩对成玉的贡献不大,而岩浆期后气水热液作用则是促进玉石成矿的关键。此外,由图6B可知,不同矿点玉石稀土元素特征一致,表明罗甸不同矿点玉石矿具有相似的成因。

5地球化学特征的指示意义

微量元素可以示踪成岩成矿作用过程及机理[23];稀土元素由于具有稳定的化学性质,也是一种难得的“示踪剂”[24]。微量元素蛛网图及特征参数可以指示岩石的成因信息[20],岩石的REE分布型式同样具有重要的岩石学意义,可以利用REE型式来探讨岩石的成因及演化信息[25]。以往研究表明[4,8,10,13-14],罗甸玉主要矿物为透闪石,质量分数在90%以上,最高可达99%,透闪石理论质量分数为SiO2=58.18%、MgO=24.16%和CaO=13.18%[8]。据韩伟等[17]对辉绿岩主量元素的分析,发现其SiO2质量分数为46.08%~46.63%(平均46.36%),MgO为5.65%~6.93%(平均6.39%),CaO为9.40%~10.31%(平均9.80%),均低于透闪石理论值。辉绿岩(LK-1)微量及稀土元素分布型式与其它样品存在明显差异,元素总量高,Ce与Eu均无明显异常;RbN/YbN=4.15~6.68,为强不相容元素富集型。大量资料显示[2-5,8,10],罗甸软玉矿体主要产于岩体上覆的外接触带中,岩体下伏接触带的蚀变与矿化均较微弱,表明岩浆与围岩接触交代并不能形成软玉矿石。通过野外实地考察,发现多数罗甸玉石矿体并未与辉绿岩直接接触,而是中间夹有硅质岩或大理岩,甚至夹有50余米厚未经明显蚀变的灰岩(如冗里玉矿)。综合上述分析,推测罗甸玉成矿过程并非岩浆直接作用的结果,而与岩浆期后气水热液作用关系更密切。玉石与灰岩、硅质岩及大理岩的地球化学特征比较一致,元素质量分数接近,配分形式类似,且它们都具有较明显的Ce与Eu负异常。罗甸二叠系四大寨组灰岩中有大量硅质条带及燧石团块,灰岩与硅质岩呈互层产出。在岩浆期后热液作用影响下,可引起二者之间发生硅与钙、镁的迁移,进而为成玉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根据野外地质现象及前文地球化学分析结果,推测罗甸玉可能具有两种不同的成矿方式,一种是侵入岩浆的热动力驱动下发生蚀变,灰岩中CaO、MgO与硅质条带或燧石中SiO2发生交代混合,形成CaO、MgO、SiO2比例合适的透闪石矿物,但这种方式形成透闪石较少,矿化程度低,矿体薄。另一种是侵入岩浆带来大量的气水热液,其与灰岩、硅质条带灰岩发生交代作用,形成大理岩、透闪石,但这种方式形成规模较大的透闪石,矿化程度高,矿体较厚。大理岩化带内的玉石矿通常玉化程度较好,这一特征与地球化学特征分析所得出的结果较为一致,即玉石的形成与大理岩化关系较为密切。灰岩与硅质岩稀土配分曲线显示较明显的沉积岩特点[26],而沉积岩中Ce异常的出现表明其为海相生物沉积或化学沉积[23]。稀土元素Ce与Eu是变价元素,但是二者在氧化还原环境中的变化却相反[27]。Eu具有两种不同的价态,分别为Eu2+和Eu3+。当Eu呈Eu2+时,很容易在大理岩中代替Ca2+、Mg2+而相对富集并表现正异常[28]。玉石Eu存在明显负异常,说明它们可能是成岩过程中发生钙质、镁质迁移的结果[29]。不同矿点玉石除Sr和Ba外,其它微量元素质量分数变化基本一致。当RbN/YbN>1时,表现为强不相容元素富集,当RbN/YbN<1时,为强不相容元素亏损[20]。玉石RbN/YbN=0.68~2.04,说明其大离子亲石元素丰度略高于高场强元素。与辉绿岩(RbN/YbN=4.15~6.68)和其它岩石样品(RbN/YbN=0.17~4.44)相比变化范围较小,表明罗甸玉成矿过程中有明显的微量元素迁移现象。玉石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型式相似,均表现为典型的轻稀土富集型,且具有Ce与Eu明显负异常。玉石微量及稀土元素特征均表明其与辉绿岩侵入关系不大,元素质量分数总体低于辉绿岩。不同矿点玉石地球化学组成特征相似,且与灰岩、大理岩及硅质岩也表现出较为相似的特征,说明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然而与辉绿岩却存在明显差别,就成矿物质来源来说,玉石成矿与辉绿岩侵位关系不大或不存在直接的成因联系。罗甸玉主要由透闪石组成。由透闪石分子式Ca2Mg5[Si4O11](OH)2可知,罗甸玉的形成需要Ca、Mg、Si及水的大量供给。罗甸地区灰岩及硅质岩为成矿提供丰富的Ca和Si,李凯旋等[30]指出,辉绿岩在侵入过程中形成大规模的热传导循环可将海水中的Mg带入,这为罗甸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辉绿岩侵位的热驱动作用,使白云质灰岩、硅质条带灰岩Ca、Mg、Si及水交代融合,形成透闪石。另外,辉绿岩侵位过程带来大量的富硅气水热液,其与白云质灰岩、硅质条带灰岩发生交代,形成透闪石,导致玉石的形成。

篇(5)

关键词:主持人;地域;创新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1-0202-01

我国电视产业化的趋向已经越来越明显,现在所处的信息化时代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信息革命已经将我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进行了悄然的改变。我们新闻人需要面对现在第四媒体的悄然兴起以及各种媒体的迅猛发展、市场现在是以网络的经济形态存在,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主持人所起的作用被迅速的放大,其带动与核心效用被有效的强化与提升,主持人应该如何在观众的欣赏水平发生了显著变化,以及自己的眼界不断地提升,以及对于事物有了自己的分析与判断。为了能够让我们电视业能够更好的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不但需要具有应有的素质,其中的地域文化更是我们的主持人取得观众认同的一大法宝。

1 地域文化对于节目主持人所产生的积极的影响

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具有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发展历程。多年以来,各地形成了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人文风情,创设出许多具有本地色彩的地域文化,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也必定与各种地域的文化有着无法回避的关联关系。首先,我们的地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于节目内容以及节目中所代表的风格的打造与宣传,而且由于电视观众的不同要求,我们需要考虑电视观众的心态以及他们对于事物不同的审美观点与标准。从而对于我们主持人风格的形成产生各种作用力。其次,截然不同的地域所生成的富有特色的文化对于其传播有着至关重要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在诸多方面有所体现与现象的发生,这当中就包含了主持人主持风格的生成以及节目的生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样的生成环境是由于特定的地域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所生成,是一个彼此互动的、联系的过程,让相互之间有着不同特点的主持人节目的相互融通与协调。

2 地域化节目主持人对于素质的种种不同的要求

地域文化是地方电视台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败竞争对手的一个有力武器同时也是本地电视台一张他人无法取代的标志。我们可以通过对于本地所独有的文化进行巧妙的宣传,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地方电视可以被全国的电视观众所接受与认同并喜爱,而特色是中间最为关键且重要的因素,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并不能仅仅要求只是在电视节目前照本宣科的读稿件,而是应该有着自己的创作力,是一个富有生命活力能够对资源进行良好的整合的主持人。

2.1 健全而扎实的知识基础

主持人需要具备许多渊博的知识,对于节目的主持人而言,其素质综合要求确实是比较高,其在工作的时候,不但要能恰到好处的主持节目还要承担起将节目的信息通过自己的工作来巧妙的传达有关的信息。不但要让观众通过观看自己的节目能够得到欢乐还要让节目中传达的信息对观众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不但需要满足电视的基本功能也要让观众通过观看电视能够获取一定的知识。主持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积淀就会将节目弄得比较的肤浅,其主持的节目也就会显得没有内涵缺乏应有的深度与广度。具体到地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要在当地能够长时间的居住,要能够积极主动地到当地民风民俗的发源地去探究寻找。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对自己的工作给予认同。

2.2 深厚的文化涵养

主持人通常利用自己的知识而使主持的节目具有一定的影响能力,尤其是在文化方面。主持人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赞扬不但能够有效地保障我们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种种特色,还能够多多收集其他民族文化的特点,不但能够通过自己的加工与整合让我们的民族文化与世界其他的文化相互交织与融合,还能够有效地彰显出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价值和审美的观点。例如我们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敬一丹,原先是一个播音员,但后来成为了主持人,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而言,其都具有良好的学习精神,显示了她极为扎实的专业素养,她现在是通过节目的主题选择、编辑稿件到主持全部都能够操作的妥当。

2.3 要求具有高尚的职业道

节目的主持人是媒介与观众之间一道桥梁,是将二者巧妙的联系起来的关键所在,节目主持人的神情以及工作中的各种态度还有与现场观众和特约嘉宾所做出的各种多层面的交流与沟通,能够创设出良好的场景,让观众不会在局限于机器的冰冷,有效地打破了与观众之间的心理间的那层薄膜。这样不但能够极为巧妙的说明了我们地域文化的种种内涵而且还用自己专业的工作说明了地域文化的特性。

3 结语

伴随着我们社会的快速成长人民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不断的提高,虽然我们的电视节目数量在高速的增加,内容也有了较大的改进,但我们电视观众的的欣赏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观众之间的差异化也变得越来愈明显,以往的万人空巷的局面可以说是不可能再出现了,我们地域文化的节目能够在今后的竞争中取得自己应有的市场地位。

篇(6)

一、前言

桐城地域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有独特性,唯一性。桐城小花是桐城的地方特产,历史悠久,馨香四溢,为明清贡品,声名远播。桐城虽然文化气息浓厚,但却没有将这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桐城小花茶叶相联系,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小花茶的营销停止不前。本文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解析桐城的地域文化,研究地域文化在桐城小花茶的营销中的植入问题,明确其现状与不足,通过实证分析为桐城小花及我国其他各个地区的土特产营销提出建议。

二、地域文化与土特产营销理论分析

1.地域文化的特征

地域文化具备地域性、丰富性、稳定性三个基本特征。从本质上来讲,不管是哪种每种文化的特点跟其地域性相关,由于每种文化都有其固定的影响范围和其地域性特点。地域的文化特征是其自身独有的或者是独创的,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独特性并且与其他地域文化特征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地域文化的地域性是人们在该地域生产、生活、劳作,以及社会历史环境的演变中不断积累而成的。不管是历史古迹、地方文化传说,还是当地风俗、思维习惯、道德传统和价值观等,无一不渗透着浓烈的地域文化色彩。

地域文化的丰富性体现在不同地域文化多具有的多样性、层次性和整体性上,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可以使不同地域的人在交流时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经过交流与碰撞,形成文化的交融,能够更高效的地解决当地文化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地域文化的层次性可以使地域文化按照不同的等级形成多种地域文化系统,按照等级层次由高到低进行细分,地域文化的种类由少到多,层次分得越细,地域文化的特征越具体。地域文化整体性是地域文化的丰富性的另一种表现,许多当地的地域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多种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影响着当地社会整体的发展。地域文化是地域特征鲜明的文化单元,其有比较完整的体系。

2.地域文化与当地特产营销理论分析

当地土特产市场的发展需要当地地域文化作为动力,既要具备土特产自身的商品效应,又要通过土特产将当地地域文化传承下去,因此,在土特产品外披上地域文化这件外衣对当地土特产市场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土特产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当地的的文化,并收集土特产的相关资料,例如民俗风俗、古老传说和名胜古迹、历史名人等等。产品的的文化特色都必须在产品的包装设计中展现出来。产品展现出的地域特色都是以文化元素为基础的。同时,产品包装在设计的过程中,所贯穿的设计思路也是以土特产产地的地域文化为基础,包装能展现当地的历史,民俗风情等等。一般地方的土特产大多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民族文化气息浓郁。如果在包装设计方面能恰当地运用这些地域文化元素,不但可以突显土特产的特色,还可以体现出包装的文化价值。

地域传统文化丰富多样,土特产包装的设计可以从中选取各种各样的文化素材。比如,中国的传统元素一般分为“形”“意”“神”三个方面:“形”是指形状、结构、色彩;“意”指这些形状、结构、色彩所代表的寓意,“神”是指当地文化的内涵。土特产包装设计中融入地域传统文化元素,可以达到引起消费者注意,激发消费者消费欲望的效果。

3.地域文化对土特产营销的影响

(1)特产产地文化对土特产营销的影响

特产文化,将美食特产与地域文化联系起来,利用民众唯特产是宝的心理,展示其独特诱人之处,故而消费者趋之若鹜。特产市场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其包含的文化因素作用越来越大。特产在销售的过程中,其提高特产自身的文化附加值,可以让消费者认可,使得该类特产在同类的产品中,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特产文化的核心是特产,突破点是文化。挖掘特产自身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将其所蕴的流行文化、文化理论、区域文化、文化遗产、传统文化、文化场馆及文化产业等相关信息充分挖掘。对于充分发挥特产资源优势,树立地区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销售地消费文化对土特产营销的影响

地方特产营销离不开当地消费文化,地方特产区域的选择是营销的首要考虑,需要考虑其有关系的文化面,是否有冲突。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当地百姓对该产品的接受程度的不同。并且消费能力也是其当地消费能力的组成部分,因此土特产在营销的过程中,合理的定位对土特产营销十分重要,不仅如此,土特产营销时还要考虑其潜在的消费对象。

三、桐城小花营销的现状分析

2014年桐城现有茶园总面积4.45万亩,根据调查显示,今年桐城采摘园面积约4.05万亩,与去年相比增长4.7%,农户茶叶总产值达1.5亿元,茶业产业链上总产值将超2.9亿元。目前,桐城的茶叶多是当地消费,城市区居民茶叶消费人数最多,达到90%以上,山区农户茶叶消费人数为60%以上,郊区农户茶叶消费人数为50%以上。

四、桐城市小花茶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龙头生产企业少而弱,整体生产效率低下

在桐城市现有的小花茶叶生产企业中,虽然数量众多,但是真正具有大规模的龙头企业很少。在桐城市的200多加小花茶叶生产加工厂中大部分是家庭作坊式的,不仅加工工艺不够规范、品质得不到保证外,年加工量也不及大规模企业的一半。不仅如此,小规模的小花茶叶加工厂其品种单一,科技含量低,没有能够延长茶叶生产的产业链。这样往往会出现产业产能低下的情况,茶叶的高额利润被其他公司所获取。

2.缺少有影响力的大品牌,品牌资源整合不够

同时,小规模的企业众多必然导致小花茶叶缺乏有影响力的大品牌,加之对外宣传力度的不够,这些种种原因必然导致小花茶叶的知名度不够,很难做到“走出去”,对外的市场没有得到很好的开辟。如果不加对外宣传力度,提升品牌质量,小花茶叶的销量很难有质的突破。

3.对外宣传不够,缺乏营销力度

桐城市虽然在茶叶资源和茶叶品质等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过去的封闭环境以及当今的对外宣传力度不够,这就造成了生产的茶叶大部分是在市内自产自销。不仅是宣传力度不够,桐城市的市场销售体系也不够健全,很容易导致销售混乱的情况发生。部分厂家仍然抱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旧观念,原地待售,不愿意主动“走出去”开拓市场,从全国各大销售市场来看,很少能在常见的人口流动性强的场所见到桐城市茶叶的宣传广告和销售窗口。如果桐城市茶叶的发展还在局限于市内销售,不有所动作的话,其发展令人堪忧。

五、桐城小花文化营销的建议

1.发展经营体系,完善营销网络

在桐城市本地建立专业的茶叶批发市场,构建网络电子商务平台,方便各地客商与游客的商贸洽谈与选购;在各中心城市,可设立桐城市茶叶的品牌专营店和展示厅;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人流较大的站点,通过媒体广告和海报等方式加强宣传,并设立不同层次的专柜,构建销售网络;鉴于超市的巨大辐射力,应积极推动茶产品进入超市设立专柜,以满足不同层面的消费需求;同时,还应充分利用即将成型的便利交通网,打入全国各主要茶叶批发市场,提高桐城市茶叶的知名度,完善销售网络。由于旅游已成为桐城市的朝阳产业,可结合旅游的发展进行茶叶宣传与销售,如建立品茶园,发展采茶游等,让游客在逐步了解中认可桐城市茶叶。

2.积极弘扬桐城的茶文化

龙井、普洱、铁观音、碧螺春等名茶,都因为赋予了文化的性情而深受消费者喜爱。铁观音代表的是“功夫茶文化”,龙井、碧螺春代表的是“江南文人文化”,普洱茶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的马帮文化,是茶马古道的精髓。至今普洱茶任然保留了茶饼、茶挂饰等传统茶。其独特的形式,都是其古老茶文化的象征。因此桐城在开拓桐城小花的过程中必须先把桐城的茶文化打出去,将其茶文化知名度提高之后,茶的销量也会有相应的提高。将“六尺巷”之中的君子风范进行现代化释义―礼让的君子。因此,当地政府在进行茶文化推广的过程中不应当仅仅只是唱白话,如:领导重视,加大投资力度,加强管理等等。作为公众都关注的部门,当地政府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体现君子风范,让大众看到一个君子风范的政府的形象。

3.注重桐城小花包装设计

茶叶发展到今天,已然不是单独供人饮用那么简单,中国茶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许多爱茶人士都会相互赠送茶叶来表达彼此之间的友谊,赠送亲朋好友固然包装是很重要的,这就要求桐城小花也需要拥有独特有意义的包装。

利用现代设计手段,演绎桐城小花包装,并不是简单的将传统元素进行组合,而是给这些元素添加新的意义,把它变的时尚而又不失当地传统文化特性。人们都会喜欢一些有创意的设计,将传统进行创新,桐城小花包装设计才会有新的生命力。目前桐城小花品包装,工艺简单,没有新意。因此,在桐城小花的包装上应改革创新工艺、引进现代技术,使产品重焕光芒,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

参考文献:

[1]池宗宪.普洱茶[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123-125.

[2]王建民.企业文化营销策略研究论文题目[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08: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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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旅游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已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特别是民族地区旅游业已成为其经济支柱产业和扶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导游是旅游业发展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日益壮大。旅游业需要导游,正如旅游学专家王连义教授所说:“没有导游的旅游是没有灵魂的旅游”。国际上亦普遍认为“导游是旅游业的灵魂、旅行社的支柱、参观游览活动的导演”。

优秀的导游人员本身就是一种的动态的旅游资源,导游在整个旅游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通过旅游活动的实践,人们已经明白:在旅游业中任何现代化的手段都无法代替导游的作用,不可能仅凭互联网和电脑等走遍天下,因为互联网以及电脑都缺少情景交融,缺少声情并茂的讲解,缺少导游人格魅力的吸引。而出色的导游可以使景区自然风景和民族文化更好的融合,提升景区景点的品位又可以感动客人,并且使游客成为对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宣传者,由此可见导游在旅游产业中的重要性。

是在民族地区,导游的民族文化素养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对旅游地的民族文化展示和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导游人员文化素质特别是民族文化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游客对目的地民族文化的感知和欣赏,导游精彩、生动而有依据的导游词更能让游客在欣赏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中享受“异域”文化的魅力,从而加深对旅游地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感知,更加尊重当地民族文化,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从而获得更加满足的旅游体验。鉴于此,笔者以旅游人类学的视角,从导游的民族文化素养入手,对贵州省的民族文化特色景区景点导游群体展开调查,并引发一些思考,以期对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地区导游的民族文化素养培养有所启迪。

二、贵州省导游群体素质的现状分析

截至2011年11月25日,贵州省拥有导游资格证并持Ic卡(即上岗资格证)的导游总数为8739人。其中,大中专及以下学历者占80%,初级导游占97%,导游队伍呈现出低学历、低等级的状况。另外据贵州省旅游局《2013年上半年旅游投诉情况通报》指出,2013年上半年旅游投诉比2012年同期增长了6.67%,其中导游投诉占到总投诉的46.67%。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职业道德欠缺,服务意识淡薄。“众多导游工作起来无精打采、压迫游客购物却精神抖擞;解说旅游地文化时敷衍了事、讲起索要小费的理由时却眉飞色舞”,这是很多游客对导游群体素质现状的描述。说明我们的导游职业道德欠缺、职业责任感缺失、缺乏服务意识、缺少爱岗敬业的精神。

(二)基本功不扎实,民族文化素养缺失。导游是针对景观客体为游客提供文化服务的职业。导游的文化传播功能在旅游业发展之初就得到了无庸置疑的认同。旅游业发展初期,导游作为“民间形象大使”受人景仰,俗话说:“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然而通过调查,笔者发现目前导游队伍存在明显的知识结构不完善的特征。他们大都只能一般性胜任旅游目的地的讲解,而难以胜任旅游环境或旅途景观的导游讲解。

在导游讲解过程中,许多导游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主要表现在:导游讲解太少或根本不讲的哑巴导游;导游对景点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缺乏了解,讲解时信口开河;导游讲解时很呆板解感觉是在背诵导游词。如西江千户苗寨的导游队伍就可以分成带路型、背诵型、解释型3类,他们存在主要的问题是杜撰史实、张冠李戴,讲解水平不高,在为游客讲说当地的民风民俗与地方性知识中存在偏离及其过度诠释现象。

(三)自主学习能力不足,缺乏学习毅力。人们常说导游是“杂家”在旅游工作中涉及的知识面广,要求导游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就需要导游不断学习、不断充实。而大部分导游则表现出不愿主动学习,积极性不足,对自我的提升更是缺乏计划性,大多数导游都是按照现有的导游词来讲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没有新鲜的内容。

(四)导游民族文化知识习得渠道较少。作为导游,必须具备系统的知识结构。一个好的导游必须具有旅游知识、生活常识、语言技巧知识、心理学、美学和历史地理等文化知识。在民族地区,导游还应该具备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知识。民族文化知识包括的范围及其广泛,其中涉及到民族历史,如民族的族源、民族的发展及变迁等;民族艺术,如民族的音乐舞蹈等;民族经济,如生计方式等;民族精神,如神话传说、思维方式等。

在民族地区导游群体的民族文化知识主要来源于当地旅游局编写的相关资料和一些旅游知识培训以及导游在实践中自己的亲身感受。但是,旅游政府部门编写的相关资料大多都是总结性的,针对性较弱;而且旅游知识培训的频率很低,在我省专业的旅游知识培训只有在每年导游资格证年审的时候才集中培训三天,而旅行社对导游的知识培训基本没有;导游的自身实践习得的知识更多的都是表面的,对本地区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还很欠缺。

三、导游的素质差异对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

导游被业界人士誉为“旅游业的灵魂”,在以“文化体验”为主的休闲经济时代,导游服务在旅游接待服务中发挥着核心与纽带作用,其服务质量水平已成为现代旅游者旅游满意度高低的标志,特别是民族地区导游对民族文化内涵的解读和传播对游客更好的欣赏和体验当地民族文化特色有着关键性作用。

导游服务的文化传播是游客对异域文化知识和文化品味追求的过程。在导游服务过程中,无论是导游的讲解,还是导游与游客的日常交谈以及其仪容仪表、行为举止,无不直接或间接的表达、渗透着旅游目的地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导游人员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游客提供服务,通过引导和生动、精彩的讲解使游客获得知识、乐趣和美的享受,有意无意中展示和传播着当地的文化。因此导游自身文化素质的高低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展示和传播有着不同的影响。

导游的文化素养与审美情趣,决定了其能否更好的展示和传播当地的民族文化内涵,这对于吸引旅游者开拓旅游市场,,促进旅游目的地的文化交流,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任何形态的文化,其主体都是人,旅游文化的主体就是旅游者。旅游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旅游不仅只是追求身心的放松和愉悦,更是为了拓展自己的人生阅历,开阔自己的眼界,增加自己的人生体验,对他们而言,特别是对以“文化体验”的旅游者而言,一个具有知识魅力的导游,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导师。

四、培养导游民族文化素养的建议

(一)加强培训力度,细化培训内容。我省导游群体的平均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大都没有广博的知识积累,虽然都经过培训,但是培训的时间不长且频率很低,培训专业化程度不高,培训的内容也比较混乱,没有具体要求,培训课程内容也没有固定安排随意性比较大,往往是有什么老师就上什么课,且培训方式主要以授课为主比较落后。同时,来源于旅游局编写的风土人情、地方性知识和一些导游词,一是依据不足,二是不完整,因此她们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链。提升导游群体民族文化素养必须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聘请在研究部门从事民族研究的专家来担任教学工作,借鉴民族文化研究的成果,编定比较系统的培训内容,从浅至深、由表及里。

(二)建立鼓励机制,激发导游内在学习动力。目前,我国导游的生存环境很艰难,被戏称为“三无人员”。一是专职导游,一般只有很低的基本工资,绝大多数兼职导游连底薪都没有,有的地方导游还要向旅行社交“人头费”。不合理的薪金制度不能全面评价导游的工作量和工作质量也不能保证导游劳动价值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安心工作和学习。二是大部分导游表现出的不愿学习,懒于学习,缺乏主动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导游等级晋级制度没有起到激励作用。根据调查,旅行社对导游的等级并不十分看重,只要能接团就可以,对不同等级的导游没有明显的待遇差别。所以大多数初级导游都没有继续晋级的动力,也就不会继续学习。所以必须改革导游的薪金制度,建立健全导游证等级晋升的激励机制,使导游的素质与其收入挂钩,才能真正的激发导游内在学习动力,主动积极的加强民族文化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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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论对长白山地域文化旅游翻译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关联论指导下,从词汇的选择、叠词偶句及成语典故的翻译、英汉思维表达习惯的差异方面,分析关联论对长白山地域文化旅游翻译的影响因素,以更好地指导旅游翻译实践。

(一)词汇的选择

关联论认为人的认知语境包括词语信息。汉语和英语词汇信息之间的差异处置不当会弱化认知语境效果,导致认知难度加大而难以形成最佳关联。译者选词时要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心理预期,增强译入语的语境效果,降低认知难度,这样才能有效地转述原文目的和传递信息内容。如翻译:长白山谷底林海,古木参天,遮天蔽日,有数不尽的珍禽异兽,是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宝库。要实现译文的相对最佳关联,帮助目的语读者又快又准确地理解译文中传递的信息,就要注意译文中词汇的选择。尤其是“谷底林海”、“古木参天,遮天蔽日”、“珍禽异兽”的翻译词汇选择。为达到信息的准确传递,译者必须对原文信息有准确的理解,结合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水平去选词进行翻译。翻译时要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这样才能取得最佳关联效果。因此,将以上三组难点词语译为 “underground forest”、“boundless ancient tall trees”、“rare animals” 是较恰当的。整句译为:With boundless ancient tall trees and rare animals, Changbai Mountain underground forest is a treasure trove of wildlife resources. 既向目的语读者阐明了要传递的信息,又充分渲染了语境效果,简明易懂,符合关联论的最佳关联要求。

(二)叠词偶句及成语典故的翻译

很多汉语旅游资料为达到音美、意美、形美的修辞效果,常大量使用叠词、偶句、成语典故。长白山地域文化旅游资料中也不乏这些应用。叠词、偶句声律对仗、行文工整,读起来韵律感强,有气势,符合中国人的认知习惯,而大多数外国读者缺乏与中国人相同的文化背景,审美意识也存在差异,因此在翻译此类资料时,译者需要根据关联论中的最佳关联原则,不必将其字字翻译,而应抓住主要信息,译出主要内容,否则会让目的语读者很难理解,加重阅读负担,不利于旅游业的宣传。如翻译:来到瀑布旁边,可以听到瀑布的巨大吼声,好似千鼓齐鸣,万雷争吼,又像金戈相击、铁马互奔的声音。在句子中出现了修饰瀑布声音的叠词、偶句“千鼓齐鸣,万雷争吼”、“金戈相击、铁马互奔”、“好似千鼓齐鸣,万雷争吼,又像金戈相击、铁马互奔”,如若字字翻译,会让目的语读者在理解话语时付出更多的努力,而语境效果也会事倍功半。针对此种情况,译者应抓住主要信息,省略无实际意义的词句,使译文简洁直观,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和目的语文本语境,引起外国游客前往观赏的兴趣。因而译为:As you approach it, you can hear the loud roar of the waterfall. 此外,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成语典故也经常出现在旅游资料中。它们能言简意赅地表达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国人易于理解,但外国游客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其文化对等词。若直译则有违最佳关联性,也不能获得最大语境效果。因此,译者常常采用增添背景信息的译法来取得最佳关联。如翻译:池不在小,有“谜”则灵。这是对长白山小天池的用典。长白山旅游资源除本身的自然景观所具有的欣赏价值外,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这种用典情况不增添背景信息,大多数外国游客无法理解。所以,增添背景信息的译法能够使目的语读者付出较小的认知努力后收获较好的语境效果,对长白山地域文化内涵有更清楚的认识,不但激发他们的旅游兴趣,更利于传播中国长白山地域文化。因而,译为:According to the view of the great Chinese poet Liu Yuxi of Tang Dynasty, a river will be wonderful if there is a dragon in it. Therefore, the Small Heavenly Lake is also wonderful with some mysteries about it. 此时译者不仅是在翻译,更是诠释和说服,对典故进行解释,既体现了原文目的,又达到宣传效果。

(三)英汉思维表达习惯的差异

英汉思维表达习惯存在很大差异。许多汉语句子的重心、长度、结构与英语的有很大不同。汉语句子多是归纳推理,将句子重心置后,突出主题。英语句子则多是突出主语,层层嵌套,结构层次较汉语句子更为明显,逻辑性更强。翻译是思维转换过程。汉译英时,要以英语思维表达习惯去理解、翻译,以达到最佳关联语境,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翻译长白山地域文化旅游资料时也要注意这样的表达差异。如:天池的水从一个小缺口上溢出来,流出约1200米,从68米高的悬崖上往下泻,就成为著名的长白山大瀑布。此句将最重要的信息置于句末,翻译时就要注意转换思维,将最重要的信息置于句首,凸显其在句中的地位,渲染其宣传效果,符合英语写作方式和目的语游客的思维习惯。因而,译为:The famous Changbai Waterfall is formed by Heavenly Lake water running from an exit gently for about 1,200 meters (0.74 miles) and suddenly becoming churning rapids dropping from a 68 meters (223 ft) high cliff. 目的语读者很容易抓住主要信息“the famous Changbai Waterfall”,并且译文对度量单位进行了加注增译,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表达习惯,降低了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推理难度,强化了译文的语境效果,实现了翻译的最佳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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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珊娜·穆迪是早期加拿大英语文学中很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其重要作品《丛林中的艰苦岁月》记录了她早期移民加拿大时的生活状况。作者对于语言字词的选择修饰以及对于英国和加拿大的评论,其中暗含着她在文化身份上的边缘性。进入当代,苏珊娜·穆迪与她的作品又作为写作素材被新一代加拿大作家加以吸收与利用,成为加拿大人集体意识的象征。通过对这一个案的考察,可以看出文化身份是研究加拿大英语文学的重要问题,以及早期移民文学对于加拿大当代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 :苏珊娜·穆迪;丛林中的艰苦岁月;移民;文化身份;语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90X(2015)03-0108-05

收稿日期:2014-10-21 修回日期:2014-11-13 网络出版时间:2015-06-0220:22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0Y278)。

作者简介:李娟(1979—),女,云南文山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602.2022.018.html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Journalof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20159(3):108-112http://xb.ynau.edu.cn

ISSN1004-390X;CN53-1044/SE-mail:ynndxbsk@qq.com

DOI:10.3969/j.issn.1004-390X(s).2015.03.021

苏珊娜·穆迪(SusannaMoodie,1803?1885)是早期加拿大移民女作家,代表作品有《丛林中的艰苦岁月》(RoughingItintheBush1852)等。在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穆迪不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她和她的作品后来还成为当代作家吸取灵感的源泉。本文将借助于穆迪在写作中微妙呈现的对语言的选择与风格的塑造来分析其文学创作中反映的文化身份问题,以及这一问题又如何在当代加拿大作家笔下得以重新理解和诠释。

一、从这里到那里:苏珊娜·穆迪的移民生活

苏珊娜·穆迪出生在英国,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浸在英国文化之中成长起来的英国淑女。父亲托马斯·斯特里克兰学识渊博,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文学素养。1832年,穆迪夫妇移民加拿大。同年,姐姐凯瑟琳一家以及哥哥一家都移民加拿大。穆迪夫妇到加拿大后,在彼得伯勒以北的丛林中度过了七年时光。1840年,苏珊娜·穆迪的丈夫被委任为维多利亚地区的治安长官,遂迁往贝尔维尔镇,从此结束了拓荒生活。1839年到1951年间,她是蒙特利尔《文学花环》杂志(LiteraryGarland)的主要撰稿人,写下了大量诗文。《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一开始就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这本杂志上。1847年到1848年间她还和丈夫一起共同主编了当地的《维多利亚杂志》(VictoriaMagazine),刊物的宗旨是向当地读者灌输英国的礼仪风尚,提高他们的素质。拓荒生活成了苏珊娜·穆迪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1852年到1854年间,她的三部以在加拿大的经历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即《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拓荒生活》(Lifeintheclearyngs1853)和《弗洛拉·林赛》(FloraLyndsay1854)问世。[1]需要强调的是,《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最初出版于英国伦敦,却直到1871年才在加拿大出版,1962年又经过重新删改后再版,这与当时加拿大文化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

苏珊娜·穆迪的作品在加拿大文学史上一般被归入移民记事作品,是对加拿大移民生活的生动记述。“一八六七年之前,并不存在加拿大这个国家,而是仅有一些边远哨所和几块殖民地。这些地方相去甚远,人们依依不舍地离开帝国各大都会前来落户,这一切都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印记。……这个时期占主要地位的文学形式大致都可归入报道类,包括日志、信件、编年纪事、文献记录,凡此种种都是身处文明边缘的人们向本国权威人士汇报的印象和感想。”[2]早期来到加拿大的移民大多是由于环境所迫,出于经济、政治或者个人心理上的原因来到这里。他们更多地将这看做一种文化上的流亡,因此很难对于这片新的土地产生认同感,对于故国有着明显的依恋之情。苏珊娜·穆迪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第一版作者序中表示:“在多数情况下,移民是环境所迫,而非自愿选择。尤其对有相当社会背景的人来说,或者对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来说,移居他国更是不得已之事。对习惯了欧洲社会高雅和优裕生活的人来说,除非迫于当务之急,是很少有人会自愿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而远走他乡,置身在故国悠久传统的呵护之外。”[1]移民之初,在穆迪笔下这种“迫不得已”的情绪不时有所显露。一方面,她在生活上需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她在心理上也需要克服种种难题,过去在英国受到的良好教育与优雅的生活方式在这片荒蛮之地似乎失去了用武之地,她念念不忘故国的“文明”,同时又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应对既成事实的环境变化。她的生活从大英帝国的“这里”转移到了加拿大的“那里”,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移,更是文化空间的变化。

二、乡土与文雅:语言风格的选择

苏珊娜·穆迪力图以一种她自认为客观的态度来讲述丛林生活,因此她在这部作品的最后部分才会表示:“读者们,我无意于继续讲述我们的故事来烦扰你们。我为你们讲述了加拿大丛林生活的真实画面,任你自己从中得到结论。”[1]然而,如果认真考察,我们会发觉作品中隐藏着不易觉察的文化立场,下文将从苏珊娜·穆迪写作出版《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时对语言风格的调整和言辞的删改来加以论述。

苏珊娜·穆迪的姐姐凯瑟琳·帕尔·特雷尔(CatharineParrTraill)也是加拿大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写有《加拿大的丛林地区》(TheBackwoodsofCanada)等作品。但凯瑟琳写作风格比她显得质朴,善于记录当地的方言,相比之下,她“更醉心于高雅的文学,力图运用修饰语使作品更有说服力”[2]。在贯穿19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末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的写作风格都偏于典雅浪漫。开始创作之初,苏珊娜·穆迪的写作无论从题材还是风格上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类似特征。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她已经是一名相对成熟的写作者,早在1822年她20岁之前就出版了第一本书《斯巴达克斯:一则浪漫故事》(Spartacus:ARomanticStory)[3]。在后来的写作中,她在艺术风格上的追求始终没有太大变化。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开头,她对加拿大景色的描写不可谓不壮丽:“当那些云雾从灰色的光秃秃的山顶悬崖上袅袅卷起,在围绕着山岭周围宽阔的林带上投下浓密的阴影时,山岭便像巨人一样隐隐地呈现出来——它们是大地上的泰坦,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粗狂与威严的美——一阵惊奇与喜悦充满了我的心头。”[1]其中使用的词汇、典故如“袅袅卷起”(rolledaway)、“隐隐呈现”(loomedout)、“大地上的提坦”(Titansoftheearth)[3]等十分优美文雅,显示出她善于使用“一套套的词汇”[2]。在这些看似生动优美的描绘中,她所感受到的是自然的震慑力与美,是还未受到“文明”(civilisation)影响的原始世界的震慑力与美。在不经意间,原始荒蛮与文明开化成为她审视眼前景色的一个参照系,“在更为遥远的地方,那儿的森林从未响起过樵夫的斧子声,也从未留下文明的印记,初次接近这样的地方唤起一种令人沉思的敬畏,其强烈程度达到令人痛苦的地步。”[1]在这些描写中,“从未回响起过樵夫的斧子声”(hasneverechoedtothewoodman′saxe)“令人沉思的敬畏”(amelancholyawe)[3]等措辞明显带有维多利亚时期淑女写作的痕迹,借助于优美的语言对自然进行的描摹与由此激发的感悟不是来自于置身其间劳作期间的生活,而是来自文明世界的人对于原始自然的“文化凝视”。

如上文所述,《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一开始是在《文学花环》杂志上片断连载的,最后才在伦敦结集出版。成书出版之前,苏珊娜·穆迪重新进行了文字加工。学者迈克尔·彼得曼把最初的连载与修订出版的文本比较,发现修订后的文稿中更换了不少原先的题材、颇具地方风味的词语,“用一些法语、拉丁语词源的词去取代原来的盎格鲁-撒克逊词,从而使文体变得正式而优雅”,并且删去了外科手术、婚姻生活等生活细节的描述,还增添了一系列委婉语、《圣经》典故,等等。具体的细节对照可参见表1。[2]

从这些修改可以看出,除了避讳个人隐私的细节删改,最重要的改动是言辞上的替换,原文中那些平实甚至稍显粗陋的词语都被苏珊娜·穆迪替换成了更文雅的词语。例如,“脸”(face)、“肚皮”(belly)等词语显得直接质朴,换成“面容”(countenance)、“腹部”(stomach)无疑就得体正式多了,如说这是“为了保护阅读该书的英国女读者那种维多利亚时期的敏感性”[4],那么将“印第安人”(Indian)置换为“野人”(thewildman),更是拉开了自己与当地土著居民的距离,是以英国文明社会的眼光来看待加拿大土著,显现出作者在文化上的优越感。无可否认的是,《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里仍然保留了一些“乡野”言辞,但这类措辞是为了增加作品的“异域色彩”,有利于显示作者在异乡环境中所承受的种种不便。也就是说,这些少量的“乡野”言辞只是苏珊娜·穆迪的写作策略,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凸显了她英国淑女的文明身份。

从本质上看,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是构成文化身份认同的基本要素。语言不仅是信息交流的载体,同时也是体现文化身份的特征之一,选择使用什么样的字词会影响到创作风格,也体现出作者的写作理念与文化选择。穆迪与丈夫一起主编《维多利亚杂志》就是为了传播英国的礼仪风尚,希望这份刊物起到文明教化的作用。在写作中,由于她“更严格地遵循她所赞赏的文艺形式,因而也就更背离殖民地的乡土话,于是她的描写就显示出她与她引为乡土的地区之间的疏远”[2]。因此,这部作品呈现出来的特点就是题材上表现拓荒生活的“域外性”与叙述语言上的文雅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实际上也显露了她固守的文化身份——大英帝国的淑女身份,虽然在加拿大生活的后期她越来越适应粗糙的生活,身上具有了加拿大人特有的荒野气质。

对苏珊娜·穆迪而言,一边是“可爱的英伦,为什么我非要弃你而去?我崇拜你,但我究竟干了什么可耻的错事,使我必须离开你神圣的心胸,落落寡欢独处异国他乡”,而另一边是“加拿大,你是伟大、自由、蒸蒸日上的国家,——是文明世界弃儿的再生父母。你脱胎于不列颠,你定会伟大,我将依恋着你,你是收养我的国家,是我世代生息的国度,对于一个母亲而言,更加珍贵的是你是我子孙长眠的国度”[1]。两者之间的角力一直是隐含在她作品中的主题,虽然她力图客观地记录移民生活,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感却显现出内心的波动与复杂。在她看来,“这片殖民地”的生活“平凡而乏味”[1],莽莽丛林与恶劣的气候更容易让人怀念英国的“文明社会”,她也始终强调自己与英国的精神联系,将英国文化作为精神的根基。她远离文化母体在此地安家,移民加拿大是一个离开“家园”的过程,通过写作她与母国保持了文化上的关系。她书写的是“这里”的故事,面对的却是在“那里”的英国读者,固守的是高雅的“那里”的文化身份。

严格说来,《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体裁杂糅,类似于各种人物描写、奇闻异事、诗歌小说的大拼盘,在艺术上不能说精湛,但“还是成功地展现了一幅极其引人的描绘紧张心理的图画,这种紧张心理必定是她那个时期的许多移民身上的一大特征”[5]。作品描写的是作者本人的移民经验,其中透露出她在移民之初的不舍与憧憬,移民之后因文化隔膜感受到的痛苦以及既此又彼的身份,其中包含了“她明确表达的信息和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深意之间的差距”,也包含了“穆迪夫人认为她应该具有的思想情感和她实际的思想情感之间的冲突”[6]。从文化层面上来看,这部作品的意义与其说为读者提供了丰富有趣的阅读素材,倒不如说她呈现了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的紧张结构。存在这种文化夹缝经历的不止苏珊娜·穆迪一人,但她移民作家的身份让她有机会将其诉诸笔端,一方面成为加拿大边疆地区移民文学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也为后来者理解和阐释她的文化境遇提供了更直接而丰富的素材。

三、从“你们”到“咱们”:文化身份的变化

通过《丛林的艰苦岁月》等作品,苏珊娜·穆迪记录了自己的移民生活,同时也寄托了她对于自我归属的思考。一开始,移民行为产生的流亡感让她将英国文化视为“我”的一方,将移民的新环境视为“他”的一方,称其为“你们”。这在上文中已有详尽论述。然而,从文本中也不难看出,穆迪在积累本地生活经验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与归属”,也开始有信心对读者说“你们将会渐渐爱上加拿大,正如我现在这样”。[1]她既对英国文化充满了怀恋,同时也越来越对加拿大的生活产生认同感,由此逐渐弥合了“自我”与“他者”文化界线。继在英国结集出版之后,1871年《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首次在加拿大出版,这时距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土国成立已有四年。在为这一版新写的序言中,她已经表现出一个定居加拿大的人对“这里”强烈的认同感。这是穆迪个人生活中的情感与认知变化,但同时也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影响。

19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虽然仍旧受到英国的影响,但加拿大人已经有了独立身份与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意识同样也反映在文学领域。当时的加拿大人亟需在文化上在文学上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历史,彰显独立的民族身份。正如弗莱指出的,“加拿大可以依凭的创造本土文化特色的唯一东西就是加拿大的写作和加拿大的想象。针对加拿大人的后殖民环境,加拿大人并没有被动地接受,尤其是在文学写作上(这个代表着民族创造力和想象),加拿大人力图创造出自己的神话与文学”[7]。在追溯文学源流、重塑文化身份的过程中,时隔几年之后这本书在加拿大出版时其中那些“英国特质”被不知不觉淡化了,强调的是她移民加拿大之后,作为加拿大人的生活与心理体验。苏珊娜·穆迪本人无疑也在配合这种文化背景的变化,她对加拿大版《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再次进行了删改,去掉了那些“会引起不快的段落”,以免“激怒”加拿大人[3]。总之,是那个时代对于民族独立性以及民族文学独立传统的塑造让苏珊娜·穆迪被吸纳进了加拿大民族作家的队列之中,并成为其中十分典型的代表。她的形象在历史文化与文学史中出现文化身份的转变是内力与外力合作的结果。加拿大文学史家威廉·赫伯特·纽(WilliamH.New)发现:“尤其富于戏剧性的变化是到了一八七一年时,‘咱们’这个代名词已经把苏珊娜吸收进加拿大人的行列中了。因此,我们不仅应将《丛林的艰苦岁月》看作那个时代的记录,还应视为不断变化的时代的不断更新的记录;尽管从语言角度来说它属于过去,但是它还力争改变形式去迎接未来。”[2]他敏锐地指出了苏珊娜·穆迪和她的作品在文学史维度上呼应时代变革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具体表现在后来的一批加拿大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中。

进入20世纪,苏珊娜·穆迪的经历成为不少加拿大作家的写作素材。比如加拿大作家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Davies)在五十年代时就将苏珊娜·穆迪的事迹写入剧本《我心深处》(AtMyHeart′Core1950)。剧本描写了凯萨林·帕尔·特雷尔、苏珊娜·穆迪和弗兰西斯·斯图尔特这三位加拿大早期女拓荒者的生活片断,着重表现她们内心的争斗,在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之间的矛盾和选择。作家让“魔鬼”与她们每个人谈话,借以呈现出当时加拿大移民生活对这些移民者的影响。

如果说戴维斯的剧本再现了苏珊娜·穆迪作为早期移民女性的生活场景与情感矛盾,那么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的诗作《苏珊娜·穆迪日记》(TheJournalsofSusannaMoodie,1970)则特别强调了这位移民女性文化身份的建构问题。对于《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阿特伍德曾入木三分地指出“书中最复杂、最暧昧的人物是穆迪夫人自己”[6]。阿特伍德所说的复杂与暧昧,指的就是苏珊娜·穆迪在英国文化与加拿大文化之间的双重处境与身份困境。阿特伍德本人尤为关注的正是这种复杂与暧昧所体现的文化张力。《丛林中的艰苦岁月》隐约透露或者暧昧表达的文化身份处境,成为阿特伍德重新创作与诠释的灵感来源。只不过不同于原作的是,阿特伍德在表现了穆迪文化选择的困境之后,将这一人物牢牢地确定在“加拿大人”的谱系之中。诗歌中基本没有描写苏珊娜·穆迪在丛林里拓荒的生活,而这本来是苏珊娜·穆迪本人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中重点叙述的内容。《苏珊娜·穆迪日记》从第一部分开始到第三部分结束,苏珊娜·穆迪的形象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断塑造和变形的过程中,生发出多维层面的文化意义,“明显体现出阿特伍德认为的加拿大人生存状态中那种强烈的双重性”[8]。这一形象想要展现的实则是加拿大女性与加拿大文化所处的困境。对于当代读者而言,从阿特伍德的《苏珊娜·穆迪日记》中能瞥见的并不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也就是说,阿特伍德对于苏珊娜·穆迪这一素材的吸收,并非局限于再现加拿大移民历史,而试图赋予其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她以充满想象力和隐喻性的文字重新塑造了穆迪的形象,诗歌结尾处的穆迪不再是诗歌第一部分那个与丛林格格不入、需要重新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英国淑女和加拿大移民的混合体形象,而成为加拿大人民以“纪念碑”标注的人物,一个“象征性的徽章”,一个代表了加拿大人集体意识的文化符码。

由此可以看出,经过当代作家的吸收与再诠释,那位在加拿大荒蛮丛林中克服艰苦的自然环境努力生存、在优雅的英国文字中寻求归属感的历史中的苏珊娜·穆迪的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形,从“一位深受欧洲文明熏陶的文化女性转变为充满原始与野性的加拿大旷野的精灵”[9],由一位具有他者身份的移民作家转化成为代表加拿大本土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四、结束语

苏珊娜·穆迪以文字记录了早期移民的生活与思想状况,是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加拿大移民女性作家,其作品在文化层面的意义要大于艺术审美层面上的意义。如上文所述,在她的《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中体现了移民作家文化身份的边缘性以及遭遇的文化身份危机。进入新的时期,当她本人成为当代加拿大作家再创作的素材来源时也为后者提供了文学演绎的新起点,在新的历史背景中重新焕发生机。在这个意义上,穆迪本人以及当代加拿大作家笔下的穆迪形象无疑能够成为理解加拿大人文化身份的典型个案,其中既体现出某一时代移民者文化身份的双重性,也反映出以文学手段再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可能性。在当下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相信还会出现更多的文学文本,以苏珊娜·穆迪的文学创作为题材继续探索民族文化身份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加)苏珊娜·穆迪.丛林中的艰苦岁月[M].冯建文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2495745,16.

[2](加)威廉·赫伯特·纽,吴持哲.加拿大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30,71,96,97,73,95.

[3]MOODIESUSANNA.RoughingitintheBushorLifeinCanada[M].Montreal:CarletonUniversityPress1988:xx1718xlviii.

[4]THURSTONJOHN.TheWorkofWords:theWritingofSusannaStricklandMoodie[M].Montreal:Mcgill?Queen′sUniversityPress1996:133-166.

[5](加)威·约·基思.加拿大英语文学史[M].耿力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5.

[6](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好奇的追寻[M].牟芳芳,夏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74,78.

篇(10)

 

一、电视传播娱乐化的现状 

(一)庸俗化 

电视娱乐节目最近几年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对观众来说,可供选择的节目实际上并没有几档,大多数节目处在较为低级、庸俗的阶段:节目的基本娱乐手段、娱乐元素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使节目徒具娱乐的外壳而缺乏实质性的娱乐含量,擅长恶意搞笑,在节目中装疯卖傻,话语不着边际,胡编乱造。 

(二)商业化 

一些媒体在收视压力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唯利是图,不惜降低娱乐文化品位,冲破娱乐精神底线,在节目中设计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的内容与场景,忽略了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其结果导致电视节目被过度的“娱乐化”了,而“娱乐”又被完全“商业化”了。 

(三)虚假化 

在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电视媒介传播者们单纯为了追求娱乐效果和经济利益,有时候会把虚假捏造的信息传达给受众。比如2007年上半年在电视新闻界产生负面影响的“纸馅包子”事件,就是记者一味地追求收视率而不经过严谨考证传播的虚假信息。 

(四)低俗化 

在传播过程中夹杂了黄色笑话等与性相关的一些低俗内容,而且一些传播者的素质和文化程度不高,在做节目的时候不能脱俗,一味迎合一小部分受众低俗的心理,表现为: 

1、在选择节目主持人时,只看重其光鲜亮丽的外表而忽略了作为一名直接和观众交流的把关人的基本素质和内涵。 

2、在主持人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会有意或无意地提及一些性话题,以求通过此来吸引观众的眼球。 

3、作为大众媒介,在舆论引导的方面没有尽到把关人的责任,把观众引向了一个低俗的世界。① 

二、电视娱乐化的成因 

(一)社会文化因素 

电视媒体对来自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与转型感受最快、反应最灵敏,特别是对社会大转折时期的大众心理诉求有着最直接、最深入的感悟与反应。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总以为我国电视如果有西方电视那种商业娱乐的味道,似乎就有悖媒体的严肃性。但从本质上来说,电视与娱乐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这是由于电视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电视因其转瞬即逝的特征导致了人们在收看时缺乏思考,一不留神就会留下不解和缺憾,但与此同时,人们视觉却得到了满足与补偿。这种缺憾和补偿与观众达成了某种默契,最终让电视走上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道路。 

(二)传播者因素 

由于如今电视媒体的竞争日益激烈,电视人也是费尽了心机,努力使自己的节目跟上潮流,吸引住观众的视线,使媒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导致了电视媒介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1、道德关怀缺失,过度娱乐化造成电视媒体漠视人的尊严。 

2、淡漠了受众道德内涵。电视传播的过度娱乐化导致人们逐步丧失对精神感召的渴望而仅仅迷恋于外在的感官刺激,使理性道德让位于一时欢娱。 

3、电视媒体应承担一定的道德教育的责任。而过分的娱乐化丧失了道德引导、教育的功能。② 

(三)受众因素 

受众读报、看电视、听广播、上网等行为的发生,是受众需要所驱动的。从需要来看,电视媒介传播可以分为三种: 

1、受众的信息需要。信息需要是受众的最基本需要,占据主要地位。 

2、受众的社会化需要。人不能离开社会,从出生到成长,要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就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学习积累起来知识、技能、规范,不断发展自己的社会性。 

3、受众的调剂生活的需要,人们可以从大众传媒中获得满足,主要有开阔眼界、文化娱乐、获得话题、享受自由、得到休息等。 

(四)商业经济因素 

电视的产业属性,决定了其对于商业价值的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大众文化就是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商业文化、消费化的娱乐文化形态。在我国,媒介观念虽然与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随着体制创新和媒介经济的发展,在不违背事业属性的前提下,媒介的产业属性也逐渐得到加强。因此,带有鲜明娱乐色彩、能够拉动收视率和产业链的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也以其广泛的互动参与性、充满悬念的节目内容和亮丽的表现形式,成为一些媒体用来占领收视和广告两大市场的制胜法宝,成为其赢得观众眼球和注意力的选择。 

三、电视过度娱乐化的弊端 

(一)媒介引导和启示功能逐渐退化 

媒介被“娱乐化”牵着鼻子走,引导和启示功能逐渐退化。受众本应跟着媒体的引导,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如住房、就业、教育、就医、交通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但是人们先是用最低级、最原始的生理需求影响了媒体的主要航向,为了吸引受众,有的媒体就投其所好,跟着受众走,变得被动,丧失了对受众的引导和启示功能,进一步促使电视媒介更加泛娱乐化。 

(二)媚俗让受众误以为浅层次的需求就是生活的主流 

媚俗让受众误以为浅层次的需求就是生活的主流。③媒体对名人的八卦新闻、奇闻轶事铺天盖地报道,给公众制造了一种幻象:关注某个明星或某件和自己生活相距甚远的八卦新闻就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真正跟自己息息相关的世界和生活的关注却显得相当陌生。 

(三)不适当的节目误导青少年 

平民选秀节目让有着绚丽多彩梦想的青少年觉得自己离明星很近,被万人注目也不过是小事一桩。于是纷纷投奔娱乐事业,而忽略了自身真才实学的重要性。血腥暴力的细节描写,还会引导青少年模仿,从而走上歧途。 

(四)媒体逐渐失去了公信力 

随着媒体把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变得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去迎合一些受众的低俗口味,过度的娱乐化使我们的媒体关心问题的重点逐渐偏离人文关怀,受众已经对我们的媒体信息产生了怀疑情绪,媒体逐渐失去了公信力。 

四、对电视过度娱乐化的应对措施 

(一)提高电视媒介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监管,帮助电视媒体适应全球化的环境 

媒体从业者应该深入社会,准确看待和把握事件的本质真实,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有较高的专业学识,强烈的敬业精神和出色的业务水平。政府应以合理高效的服务与监管,防范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现象的出现。尤其在电视媒体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更要制定出合乎我国实际、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来防范过度娱乐化的出现。同时,在中观层面,我们应加强传媒行业组织的建设和完善,使这些行业组织能够充分发挥行业内部监控、管理的作用。 

(二)必须走出“贴近”等于“媚俗”的认识误区 

媒体要走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必须“三贴近”。但不少媒体把“贴近”与“媚俗”等同起来,市场化=大众化=通俗化=娱乐化,成为他们认识和操作的一条公式。诚然大众文化时代需要通俗的新闻,但通俗与庸俗有本质区别,面对市场竞争,为了争取受众的最大化,首先要尊重受众的消费心理,在内容上要选取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东西。其次要对大众文化进行必要的反省,提倡人文关怀。④在对当前大众文化及其误区进行必要的反省之后,我们将更有可能避免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产生。 

(三)政府加强对电视传媒的行业监管,导正娱乐发展方向 

抵制和克服“低俗娱乐”之风,除了需要弘扬娱乐精神、强化职业规范之外,运用政策法规规范电视节目中出现的低俗化问题,同样重要。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广电总局切实履行行业监管的职责,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行业规章,不断加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力度,先后对电视方言类节目、电话和手机短信参与节目以及涉性类节目等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对一些电视节目在出现过度低俗化问题的时候进行了通报批评、停播整改等行政处罚措施,通过政府的严格把关确保我国电视娱乐文化的良性健康发展。⑤ 

(四)处理好电视媒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 

作为媒介经营的主体,广播电视媒介自身必须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首先就社会效益来说,具体到频道、节目,就是首先要考虑为受众服务,促进社会发展,提供有效资讯和积极向上的娱乐活动,提升全民素质,加强交流。⑥其次从经济效益来说,对于电视媒介而言,就是要通过对栏目和频道、频率的有效营销,在达到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尽可能多的市场回报。 

(五)电视媒介工作者应该严格自律,勇敢地承担责任 

媒体要讲求经济效益,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媒体都必须牢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大力加强道德自律建设,杜绝以俗为雅、以洋为荣、以色为美、以无知为个性等错误思想的产生,才能真正防范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出现。⑦■ 

参考文献 

①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新华出版社,2004:46-67 

②朱辉宇,《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道德审视》[j].《声屏世界》,2002(11):33-35 

③孙海芳,《合理把握电视传播娱乐化的“度”》[j].《电视爱好者》,2005(3):29 

④李庆年,《浅谈文化传播中电视媒体的社会效应》[j].《中国电视》,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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