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文化论文篇（1）

二、网络低俗文化对大学生的危害

（一）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危害思想道德素质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德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思想道德素质主要是指人的政治观点、思想信仰、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及规范等。有学者将网络失范行为界定为：网络行为主体违背了一定的社会规范和所应遵循的特定行为准则要求，在虚拟的电子网络空间里出现行为偏差，以及因为不适当地使用互联网络而导致行为偏差的情况。因此，网络低俗文化是引起网络失范行为的一个原因，容易造成不良后果，设置触犯法律法规。

（二）对大学生身体素质的危害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时常会被教育到：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为以后的发展好以后的事业，没有好的身体，有再好的愿望也只能是空谈。根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有139人坐在电脑面前上网超过4个小时以上，超过总调查人数的90%，其中有111人，大部分是男生上网超过7个小时。结合这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大学生沉溺于互联网的低俗文化中，没有时间进行各方面的体育锻炼，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上网时长的积累最终导致大学生上网成瘾，沉迷于虚幻的网络世界中无法自拔。大学生是祖国未来发展的主力军，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同样也是一个国家能否强大的重要因素。

（三）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危害心理素质是人的身体、心理和社会素质之一，是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的“合金”。网络低俗文化对大学生的身心存在危害，其中最严重的属于大学生心理素质危害。网络低俗文化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网络低俗文化导致大学生不成熟心理加剧。第二，网络低俗文化造成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下降。第三，网络低俗文化造成一些大学生不良心理疾病的出现。

三、避免网络低俗文化对大学生造成危害的几点对策分析

低俗文化论文篇（2）

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中最具魅力的东西,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性格的核心要素。事关民族存亡的最后较量往往是文化的较量,它植根于民族的骨髓之中。因此,引领一个民族走向光明和强大的领导人,必然会时刻关注文化的发展。201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三俗”之风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兴盛,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市场选择,低俗文化也不例外。最近一段时间,与低俗文化有关的事件接二连三:电视的相亲节目被叫停,“凤姐”和“伪娘”相继走红,日本女优苍井空访问上海时受到热捧……一般认为,文化有雅俗之分,但雅与俗既是相对的,也是动态变化的,并有各自的受众群体,这是任何历史时期都普遍存在的社会常态。而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自身,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摒弃糟粕、追求健康向上,以维系其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存在。有人说,低俗是相对而言的,世界上有各种文化,各种习惯,我们可以不接受而保持自己的信仰,但不应该去排斥甚至诋毁,因为每种文化都有其适宜人群,都有人追捧和信仰。这种看法显然是偏颇的。种种迹象表明,低俗文化就其功用和影响来说,是低级趣味的,它会使人萎靡和颓废,是不利于社会健康运行的;是与超凡脱俗、高尚情趣、积极奋进等具有社会进步价值的内容相背的。低俗文化之所以倍受指责,根本不在其“俗”,而在于“低俗”,即“跌破”了“通俗”的界限,它迎合了人性中丑恶的东西,违背了道德的基本底线。因而,对低俗文化的抵制,必然成为一个社会保持健康运行的行动选择。

低俗文化存在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势头

低俗的东西能否纳入文化的范畴还有待争论。我们姑且从最宽泛的文化定义出发,将低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任何历史时期都有低俗现象,也都有自己的低俗文化(比如骂脏话)。当前公众关注的低俗文化大多围绕性、金钱和暴力三大主题展开。本来,这些主题与低俗并无必然联系,但由于其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的低俗,即以荒诞、怪异等明显有悖常理的方式传播与传统道德相违的价值观,这些主题便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

对于何为低俗,文化界目前尚无统一说法,社会各阶层也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但从目前大家对低俗的通识来看,低俗文化是指那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公开宣扬的传播方式及传播内容。

比如,性主题方面的低俗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直接暴露和描写人体性部位的内容;表现或隐晦表现、具有性或者侮辱性的内容;以带有性暗示、性的语言描述、性过程、性方式的内容;或全身或者隐私部位未着衣物,仅用肢体掩盖隐私部位的内容;相关部门禁止传播的色情和有伤社会风化的文字、音视频内容(包括一些电影的删节片段);动漫;带有侵犯个人隐私性质的走光、偷拍、漏点等内容;传播“”、“”、“待”等有害信息的内容;非法性药品广告和性病治疗广告等相关内容;推介和网上低俗信息的链接、图片、文字等内容。

再比如,围绕金钱的“金钱至上”、“甘当有钱人的小三”等公开宣传拜金内容的价值观;宣扬暴力、恶意谩骂、侮辱他人、恶意传播侵害他人隐私,以庸俗和性标题吸引点击等内容;宣扬“厚黑”,教人使诈,哗众取宠,恶搞等现象,以及某些“拜金女”、“炫富男”的出格言论,“某某姐”、“某某哥”的夸张表演等暴露“丑恶”的,均可列入低俗文化范畴。

一个社会得以维系和进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能将积极向上的、健康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判断作为精神基础,用内在的道德自律与外在的法律强制使整个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低俗”的制造者、传播者只顾吸引眼球,把当可爱,把隐私当噱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矮化道德,萎缩正气,消解社会的良知、尊严和操守,使人性中的假恶丑披着“文化”的外衣走进人们的视野,从根本上阻滞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仅如此,大而化之的低俗文化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不及时加以引导,必将留下严重后患。

低俗文化产生的原因

人们有理由质问,是什么“惹火”了低俗文化?是什么在为低俗文化推波助澜?是什么力量使低俗文化时时欲从幕后冲向台前?巴蜀鬼才魏明伦说过,“文艺是林莽,宽容百鸟飞”。可以说,文化艺术对一切俗的东西,都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尤其在今天这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更是并行不悖。但“俗”而不“低”,“俗”不能违背法律和道德,不得突破道德价值的底线。如今我们看到的低俗之所以迅速变为社会公害,是一系列复杂因素苟合使然。

第一,受众为寻求自身感官刺激而选择低俗。埃里克・塞瓦赖德说,“任何一个低级趣味的人都不会有高级趣味,但是每一个自称趣味高级的人都有相当份量的低级趣味”。或为轻松一笑,或为感受集体的感觉,或只是一种不自觉地选择。低俗内容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一种真实存在的反映,但许多内容应有其既定的传播范围。如,我们虽不必像过去那样谈性色变,但对其大加详述恐怕也只能限于夫妇之间或专业课堂,而将其作为社交话题即为低俗,如“荦段子”;形形的“成人用品”也只限于在成人圈周知,不分对象长幼大肆广告便几近于恶俗。总之,低俗从一开始就在受众的心里占据一定生存空间。个人隐衷、床第之私、暴力之虐、金钱之逐这些与文化传统相异的、不可公开言说的话题一旦得到公开宣扬,人性中恶的因素便得以膨胀。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此为内因。

第二,个人对名利的不当追求造就低俗。不择手段的出名,甚至不惜出恶名,是许多急于追名逐利者的选择。众多的明星靠“脱”成名,如一些拍、“”的演员;以某种噱头和反常的言论赢得社会关注,“凤姐”即是一例。

第三,社会物质条件的充裕为低俗提供了生存土壤。饱暖思淫欲。人在物质条件得到满足时,精神便有了向外拓展的需求,而当高尚文化又没能占据思想高地时,低俗文化便乘虚而入。思想的禁锢、传播方式的落后、为饱暖操劳的时代只能是“手抄本”的时代,在呼吁性解放、追求性自由的时代自然开始兴起“”,而以丑为美、以假胜真、以恶为善的时代便沦为低俗文化时代。

第四,媒体为自身经济利益而造就低级趣味。网络、图书音像等出版物,影视,游戏等对于凡能吸引眼球、能带来更大经济收益的产品,无不倾心打造。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如果放弃了自身的责任操守,化身为低俗文化的掮客,就会助长低俗。

低俗文化的消解与道德体系的重建

低俗文化论文篇（3）

打人事件本身并无法判断孰是孰非，双方各执一词，未亲眼所见的笔者无法为此杜撰什么情节。而此事的源头是郭先占了公共绿地，其事件后的所谓道歉也着实令某些人肝颤。他以幽默而讽刺的相声闻名。以口头刁钻好斗著称，在公开的“道歉”和博客的言论中充分发挥所长，将对手骂了个“体无完肤”，也从此被若干传媒封杀而在京城无容身之地。到了这时，一场骂战愈演愈烈，郭的言论、郭的弟子，到郭的那块绿地，依次登上了媒体头条，郭本人也遭到了央视的不点名批评，关于他的不当言行每日均现报端，大众耳熟能详的都是媒体义愤填膺的评论。

在此间影响较大的评论有新华时评《公众人物面对监督要自重》。媒体与网络评论有《郭德纲，你“多狼性”但不能没人性》、《郭德纲的“避雷针”为何失灵了》、《郭德纲：“德”之不存，“艺”将焉附》等等。如此一来，带给公众的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印象就是，这不过又是一次媒体与明星大腕之间的掐架。

而就在媒体愈演愈烈地对其口诛笔伐。并开始大张旗鼓地“反三俗”之时。郭却不再是众矢之的，因为一旦要封杀郭，便有老百姓要不乐意了。而且自始至终，便无公权部门对其说不，只靠相关媒体“一个人的战争”，那些“各打五十大板”的猜测就会风生水起，甚至是不了了之、没有下文，由此带来一个错觉，原来“反三俗”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如今两月过去，老郭和他的《今夜有戏》还天天开锣，依然故我，我行我“俗”。单看《今夜有戏》，老郭在台上每集必宣扬传统艺术，老郭和嘉宾嬉笑互动中所表演的也多为传统戏曲，不得不让人为之感叹。所谓雅俗共赏，雅与俗之间的界定本并不明显相声、戏曲、二人转皆为传统艺术，如果李玉刚的旦角是高雅的艺术，那么小沈阳的女性化扮演又何谈低俗?艺术的形式本源于民间，形式本身也并不具备高贵与低俗之分，难道贵族享有的便是高雅’百姓乐见的便是低俗?如此不仅剥夺了百姓的文化权，也阻碍了各种艺术形式的发扬与发展。净化文化环境不能流于形式与表面，更不能一棒子打死，节目形式的大众化、娱乐化并不代表其所表现的内容便是低俗、庸俗或媚俗的。百姓呼吁清新干净的文化环境，同样向往自由开放的文化空间。

不管怎样，郭没有被封杀住。和一个人过不去很容易，但跟大众的眼光过不去便如在打自己父母的嘴巴。当然，我们也绝不希望看到某些媒体中继续频繁出现各种将低俗、庸俗、媚俗当作乐趣，将低俗、庸俗、媚俗当作噱头的做法。

声音：

孔庆东――郭德纲是民族英雄不是反三俗对象

郭德纲是我们国家相声界唯一的，敢于讽刺权贵、敢于讽刺不正之风、敢于反对潜规则的，是一个民族英雄!郭德纲说他徒弟是民族英雄，这话不对!郭德纲自己是民族英雄!

姜昆――遵守道德底线实际上是一个很低的标准，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来说，应该有更高的追求。从艺人走向演员，再由演员走向艺术家，我们一路走来，不能光从技艺上提高，更是认识的提升，包括对文化艺术本身的认识，以及对文艺工作者在社会上应该承担怎样责任的认识。如果在路上，看到有人在往相反的方向走，我们必须大声疾呼，把他们叫回来。否则，长此以往，他们一定会遭到观众的抛弃和社会的淘汰。

罗志渊――将“反三俗”进行到底

郭德纲确实俗，草根意识与江湖气都让他显得低俗，而在草根中爬滚后终得众多媒体追捧，发家住上别墅，于是个人膨胀。其主演的电影《三笑》，不仅唐伯虎，而且秋香，这是对文化的亵渎，显得非常恶俗!但是，是谁把郭德纲这个“三俗典型代表”捧起来的?是媒体!所以，媒体应该反省。

低俗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文化；三俗；雅俗观；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16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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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文化发展日益呈现出大众化、通俗化、市场化趋势，同时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文化”几成泛滥之势。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和要求，“反三俗”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什么是雅、什么是俗”即雅俗的标准是“反三俗”的前提性问题。因此，本文对五种文化雅俗观进行了评析，虽然这不一定能提供一个严格清晰的文化雅俗标准，但可以引起学界的注意和讨论。这有利于“反三俗”的“新道德运动”，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一、文化多元和个人自由论

有人认为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文化也应该全球化和多元化。文化发展应该采取自然主义的放任自流态度，这样才能保证其顺畅发展，任何对文化的限制都会扼杀其生机和活力。在文化多元论的前提下，社会应该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文化自由选择权。选择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产品是个人自由，这是每个人的个人权利和生活方式，其他社会成员和政府无权干涉，否则就限制了人们的自由权利。

文化多元和个人自由论借口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美好的“个人自由”的字眼儿，貌似公允合理，却给与社会发展和人性背道而驰的文化泡沫和垃圾以生存空间，给色情、凶杀、暴力、迷信、谣言、拜金、怪异等内容以市场，挤占了具有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优秀文化产品。

其实，当前我国的文化生态是“一元主导、多元并存”，即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是主导的意识形态，允许其他文化如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适度存在。虽然文化样式的多元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要正确理解文化多元化的含义，不能抽象地、不顾具体国情地简单套用。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化发展历来存在多元的局面，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古今文化的变迁，文化更加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表征的文化现象，要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和统治阶级的意志。片面地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容易冲击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也容易疏于对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防范。因为个别西方国家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向我国输出所谓“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鼓吹“文化中立”，目的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颠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所以，我们既要提倡文化的多样化，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指导地位，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时代特征、人民愿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对自由也要全面、辩证、具体地把握。自由是有外在限制的自由，是承担社会责任的自由。黑格尔指出：“通常的人当他可以为所欲为时就信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他的不自由恰好就在任性中。”1（P27）无论是文化产品的创作和消费，个人的文化选择自由都不能伤害社会法律和道德底线，不能无限制地挑战人类整体和具体社会所公认的价值、理念、风化、公序良俗。虽然道德底线不是截然分明的一条线，但是，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底线有无限制下降之趋势，特别是网络给人们的文化消费和表达以更多“自由”的机会，“三俗文化”正在以“自由”为借口无限制地触底道德律令，人们在以“自由”为借口制造“三俗”、消费“三俗”、传播“三俗”，这一文化发展趋势令人堪忧！

二、大众需求论

大众需求论认为，只要是大众需要的文化产品，无论雅俗，就应该存在；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既然低俗文化有大众市场和需求，也不可能彻底消除，那何不以“宽容”心态允许其自由发展，并作为主流文化的补充和“道德说教”的嘲讽。

低俗文化论文篇（5）

韩国通俗文学在语言使用上比较混乱,即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学,通俗小说与大众小说、报刊小说、商业小说、历史小说、家庭小说等概念没有十分明确的划分,根据论者侧重点的不同而随意使用。一般来讲,“大众文学”或“大众小说”使用频率较高,是与“本格文学(纯粹文学)”和“本格小说(纯粹小说)”相对的概念。“大众小说”侧重的是读者,而“通俗小说”侧重的是内容。“大众小说是为了迎合大众而产生的低级的商业小说”,对大众小说的这种否定性认识使大众小说的研究比较滞后,而随着很多通俗类大众小说的畅销,对通俗文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韩国通俗文学和通俗小说的论著和论文也大量涌现。本文对韩国通俗文学的起源与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推理。

一、 韩国通俗文学的起源

韩国通俗文学是随着近代报纸的发行而发展起来的,比起诗歌等其他文学体裁,首先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被看作是韩国通俗文学的起点。近代报纸发展初期主要是连载纯文学作品,而随着报纸商业性的加强,大众文学作品的分量逐渐变大,直至超过纯文学作品。

然而也有人认为韩国通俗文学可追溯到18世纪朝鲜后期的“坊刻本”小说(朝鲜民间出版业者以赢利为目的出版的小说),当时出现了职业讲故事的人和以出租图书为生的商人,而且中间阶层的势力扩大,韩国特有的说唱形式“盘索里”登场,小说的读者群也随之扩大,小说的商业化现象出现。在此之前的小说读者主要是上层贵族,随着中间阶层势力的扩大,一般平民也成为读者,小说内容也由符合贵族阶层的教训性内容转变为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娱乐性内容。但是这一时期的读者层是不是现在所说的“大众”的概念,“文学的商品化”是不是规定大众文学的唯一尺度等还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高丽大学教授金明石认为:“朝鲜时代的坊刻本小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小说,而是传统通俗小说的末流、现代大众小说的源头,类似于中国的晚清新小说。”

虽然韩国通俗文学出现得比较早,但是对于通俗文学性质的理论性探讨却是始于金东仁(1900―1951),1919年,他在《朝鲜人对于小说的思想》一文中提出了他对于小说的见解。他把小说分为“纯艺术或纯文学的小说”和“通俗小说”两种。大众文学论就是从他对于通俗小说的分析出发研究的。但是,他对于通俗小说的评价是低级劣等的,持否定性的意见。标榜艺术至上主义,强调文学纯粹性和高尚性的金东仁,对通俗文学持否定态度是必然的。但是,把文学分为纯粹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分法至少认定了通俗文学的存在,有一定的文学意义。由此可见,对于通俗文学的研究一开始就是在否定的态度下进行的,而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脱离这种偏见。

二、20世纪20年代的韩国通俗文学

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韩国通俗(大众)文学的看法或评价与之前并没有太大区别。1924年,徐右俊发表《恋爱文艺扑灭论》,站在拥护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认为恋爱文学追求猥亵性和性,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主张把恋爱文艺即大众文学驱逐出文坛。此主张基本是金东仁思想的延伸。在通俗文学研究的初级阶段,除了金东仁,基本都是在无产阶级文学阵营中进行的,所以他们所持的态度也大体是否定的。

对通俗文学有肯定性认定是从李益相(1895―1935)开始的,他在《为了读的小说》中指出报刊小说作家分为通俗作家和艺术品作家(纯粹文学作家),通俗小说和纯粹小说只是为了方便区别而进行的划分,并不能本质上决定作品水平的优劣。通俗小说不一定就是非艺术品,纯粹小说也不一定是艺术品。作家是否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去创作是判断通俗还是艺术的标准。他写这篇文章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鼓励在报刊上多多连载趣味性强并且读者喜欢的小说。

20世纪20年代韩国大众文学论的研究和讨论主要是集中在20年代中后期,以阶级文学论和批评为主,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关于大众文学的理论还没有形成体系。以廉想涉和梁柱东为首的民族阵营和以金基镇和朴英熙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阵营在报纸和文艺杂志上展开讨论。初期的讨论并没有派别之争,主要是对于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大部分研究者对通俗文学持否定态度,贬低其美学价值。另外,“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KAPF)”的成立使当时文坛分裂为民族阵营和无产阶级阵营,从而出现了“轻创作重争论”的现象。他们带有很强的目的意识,但是多角度的讨论和研究,客观上使大众文学的受关注度提高,对于批评的本质和认识也进一步深入了。这就为1930年代大众文学更深一步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三、20世纪30年代的韩国通俗文学

把大众小说看成纯粹小说的对立面,这种两分法的见解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

白铁(1908―1985)在《1933年度朝鲜文坛的展望》一文中指出,作家们正放弃艺术性的追求,转变为“低俗的通俗作家”。他指出,通俗文学的特质是色情性、荒诞性和推理趣味性。换句话说,他把通俗小说看作小说、空想小说和推理小说。

金南天(1911―1953)在《近来的新闻小说》中把当时报纸连载的长篇小说分为纯粹小说、纯粹与通俗之间的小说、现代通俗小说、侦探小说、电影小说等。但是纯粹小说并不多见,而那些局限于时事性、日常性的迎合低级读者兴趣和爱好的报刊小说比较泛滥。报纸追求商业主义的结果就是这些猎奇、感性、色情的要素增强,因此提议报刊小说中的这些要素应该马上去除。

20世纪30年代的通俗文学主要是就纯粹和通俗两面展开了拥护论和批判论的争论。大众文学拥护论者认为纯粹小说和通俗小说的目标和指向性不同,不能判断谁优谁劣,比较高地评价了通俗小说的价值。相反,通俗小说批判论者基本是无产阶级文学阵营的作家,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大众文学是颓废的大众文学。这些讨论基本脱离了本格和通俗、高级和低级、纯粹和大众两元对立的文学馆,以更加开放的视角来解释通俗小说。

四、光复以后至20世纪50年代的韩国通俗文学

1948年,金来成(1909―1957)在《大众文学和纯粹文学――幸福的少数者和不幸的多数者》一文中指出:“如果全体国民的文学修养、感受性以及作品鉴赏力提高的话,纯粹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区分也就没有必要了。”文学就要为了不幸的多数者而存在,而且要利用它的先导作用提高大众的文学修养。

20世纪50年代的通俗文学论在“纯粹”和“大众”这一问题上展开了拥护论和批评论之间的论争。郑飞石认为要抛弃轻视通俗小说的观念,绝不能忽视通俗小说的社会教化作用;方仁根认为具有大众性的小说才是真正的小说;李奉来(1922―1998)在肯定通俗小说的同时,认为通俗小说和纯粹小说的分歧来自于“文学创作中作家的态度”。不论他们批判还是拥护,二元对立的近代文学观思维方式还是没有能够得到克服。但是这些多视角的讨论,使大众文学论的探讨有了一定的深度。

1957年以后,对新闻小说和历史小说的探讨占了很大的比重,主要是因为战争后社会进入了某种程度的安定期,教育的发展使人们的识字率提高,报纸的商业主义性质更加浓厚,人们对报纸小说的关注度也随之提高。

李宗明的《侦探小说论》可称得上韩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初关于侦探小说的文章,之后侦探小说的创作可以说一片空白,除了金来成和方仁根的几部作品外,市面上流通的侦探小说基本都是通过日本引进的西方侦探小说。金来成作为专门的侦探小说作家,创作和理论并行,对侦探小说的本质和体裁特征的探究上做了不少努力。

总之,20世纪50年代,通过金来成、方仁根、郑飞石、金东里等人创作和理论的展开,通俗小说的否定性层面的相当部分已经成功去除,因为读者的大众性和内容的通俗性而混用的“通俗小说”这一名称也修改为“大众小说”。

五、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韩国通俗文学

1972年,崔仁浩(1945―)的《星星们的故乡》在《朝鲜日报》上连载,标志着把女性肉体看成具有商品价值的商业主义小说的诞生。此后,一系列商业小说陆续发表,繁荣一时。1970年开始的产业化发展是商业主义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大众媒体的发达、读者购买力的提高和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一时期的大众小说论还是仅仅停留在对文学现象的肯定或否定立场的揭示上。

这一时期的大众小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表现城市生活,展现产业化时代的价值观。资本主义的发达带来拜金主义和金钱万能主义思想,逃避现实的思想也随之出现,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成为大众小说涉及最多的题材。第二,出现否定现实和抵抗现实的意识。对现实的否定以对家长制的否定为根本,挑战性伦理,否定婚姻制度。第三,具有以女性人物为中心的爱情剧特征,强调作品中女性的作用。通过以爱为中心的爱情关系和夸张的感情表现,塑造典型人物,体现爱情剧的特征。

20世纪70年代大众小说的最大特征是对现实的否定,而对否定的现实则具有一种抵抗意识。以前的小说大多是以现实逃避和趣味性为主,因而被认为具有一定的低俗性,而20世纪70年代大众小说部分扭转了这一看法。

1990年研究者开始了对大众文学美学、哲学性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探讨。其中,朴成峰(1956―)的《大众文艺的美学》是对大众文艺美学和批评论进行体系化研究的代表作。他认为通俗性一直被人们误认为是低端的、猥亵的、模式化的、低贱的、批判性的代名词,但是现在的时代是大众性的文学、音乐、美术、电影、舞蹈、漫画和广告大受欢迎的时代。比起一部分精英阶层喜好的高级艺术,具有通俗性的通俗艺术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支持。

参考文献:

低俗文化论文篇（6）

有人说，语言是社会现实的投射。“透过线上网络语言，我们看到的是线下的现实社会。”社会土壤和文化生态粗鄙化，那语言的低俗化则在所难免。因此，净化网络语言，关键还在于培育文明的土壤，改变制造社会粗鄙化的生存环境。社会由粗鄙走向文明，低俗语言自然会微弱下去。

低俗文化论文篇（7）

据全国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办公室透露，全国整治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已关闭违法违规网站1600多家，删除色情和低俗信息500多万条，公安机关立案侦办网上传播色情案件61起，破获30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1名。专项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这次大规模的整顿行动表明了政府根除网络不正之风的决心，让老百姓看到了“绿色”网络的希望。

网上色情和低俗内容严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也危害中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目前，我国平均每天新增网民24万人，新增网站近3千家。在中国的网民中，19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三十五点六。现在，相当一部分青少年痴迷于网络游戏。不读书，不劳动，奇发异服，低俗不堪，不听劝导，不可自拔，昼夜混迹于空气污浊的网吧中，其病态、变态令人吃惊!从抽烟、喝酒，发展到吸毒沉沦、麻木犯罪，最后成为社会公害而进入“高墙”……使学校万般无奈，家长万般痛心。

不可否认，色情、、低俗信息借助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而大行其道，严重损害了广大网民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网民的身心健康，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祸国殃民，于情于法都应予痛打。国家有关部门出手整肃，是顺民意、得民心之举。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网络低格信息为何成为顽疾?主要是一些网站利欲熏心。他们放弃社会责任，一味追逐商业利益，以低俗内容拉高点击率，不仅对论坛、博客、播客等互动栏目中的低俗内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主动上传、色情、低俗信息。而现在中国网民总数已有两亿多。相关调查表明，八成以上网民对、色情、低俗信息的骚扰强烈不满，可见严惩违法违规网站符合大多数网民利益。因此，根除网络低俗之风，关键是要盯住盯紧网站，对敢于违法违规者施以重拳，必要时坚决关闭，让他们付出沉重代价，从此不敢越雷池一步。

如何才能遏制网上低俗之风蔓延，进一步净化网络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把互联网站建设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阵地?解铃还需系铃人。应该让全国主流的网站联合起来共同抵制网络低俗之风，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建一个和谐文明的网络环境，为广大网民和青少年提供一个绿色、健康、文明、和谐的网络世界。

首先，各网站要在员工中大力宣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坚持文明办网，把互联网办成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阵地。

其次，认真贯彻中央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重要指示，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对网上低俗信息进行集中清理，推动文明办网、文明上网落到实处，净化网络环境，遏制网上低俗之风，努力营造积极向上、和谐文明的网上舆论氛围。

再次，要坚决抵制与社会公德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相背离的不良信息，自觉抵制网络低俗之风，净化网络环境。不刊载不健康的文字和图片，不链接不健康网站，不提供不健康内容搜索，不发送不健康短(彩)信，不开设不健康声讯服务，不运行带有凶杀、色情内容的游戏，不登载不健康广告。

这些主流网站除了要做好以上3个方面工作外，还要坚持自我约束，实施行业自律。建立、健全网站内部管理制度，规范信息制作、流程，强化监管、惩处机制；加强对网站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网上公德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推动互联网行业健康发展。

同时，各网站更要自觉接受管理，欢迎社会监督，开设举报电话、举报邮箱，建立全天候举报制度。对网民反映的问题认真及时整改，不断提高网络媒体的社会公信力，让社会信任，让家长放心，让广大网民文明上网。

低俗文化论文篇（8）

国外经验不能照搬

首先，就合法性而言，针对“很黄很暴力”的网络信息，本次整治行动的法律依据应当是充分的。政府在整治行动之初就通过媒体申明了这一点，明确提出的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也就是说，尽管没有专门针对网上“低俗之风”的法律，从这些法律的条文中还是能够引伸解释出这次整治行动的法律依据的。这让我联想到了同样面临类似境地的美国政府。

为保护互联网背景下未成年人的权益，美国国会曾于1996年制定了专门规范互联网上色情信息通讯品味法(CDA,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Act)。未及美国政府据此展开执法，美国市民自由联盟(ACLU，America Civil Liberty Union)等人权组织就向法院提起了违宪之诉，并要求法院临时性紧急停止执行命令。这场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在各方瞩目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关互联网信息规范的判决(Reno v.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即以7:2的悬殊比数判决该法违宪。这也就意味着，这部法律失去了执行的意义。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在于这部法律有可能损及言论自由这一重要宪法权利。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看来，言论自由既包括发表言论的自由，也包括获取言论信息的自由。国会通过的这部法律规制手段未经审慎设计、条文用语不够精确，从而限制了传播给成人信息自由和成人获取所谓“低俗信息”的自由，因此未能通过合宪审查。

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存在专门规范色情言论的法律，政府的执法活动也可能遭遇责难――遭遇违宪的责难。当然，我们同时也得到一份“惊奇”――成人获取“低俗信息”竟能是一种权利。这一点具体到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是很难得到大多数公众认同的，遑论其与我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容。从而也保留了这样一种空间，即由于在建设社会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言论自由是有其限度的，规范色情言论、整治“低俗言论”所受的限制也就比较小。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似乎可以通过合宪性的拷问。

以文化治理网络生态

低俗文化论文篇（9）

一、人文精神低限度命意的知识论依据

作为人类相异于动物的质的规定性之一，人文精神确证了人的道德存在与形而上存在，它的核心义理就在于界划人之为人的意义边界，澄明人之为人所应具备的文明质素与理性意识，从哲学层面看，人文精神对于人的意义主要就在于这种与动物生存的质的区隔方面。从这样的逻辑立场来看，人文精神最初的价值命意主要是相对于动物而言对于人及其人性的一种定性规定，其功能相应地也是为了将作为整体的人类与动物界区别开来，只是后来在一种类比的意义上才用来指涉和称谓人类内部的人性与道德程度之别。问题的这种性质就意味着，抽象意义的类属性的人都是具有人文精神的存在物，其区别仅仅在于有些人立于人文精神的高端意义域，而另外一些人则存在于人文精神的经验场域与基础层面，而这方面的精神则被称之为世俗精神。就此而言，人们决不能断言，只有那种表达了形而上之思与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诉求才称之为人文精神，而那种表达人性的感性需要与世俗经验的有限性意识根本不配称之为人文精神或人文精神的内容。这也意味着，低限度的人生命意与道德规约实际上也是人文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鉴于人主要是以有限性与经验性的身份存在于现实社会来说，从低限度命意开始建构人文精神就不但契合人文精神的内在的意义规定，而且符合人性的现实特点与历史规律。

弘扬人文精神的高端命意虽然构成许多哲学演绎的永恒主题，但从人性的基础层面立论，为人文精神的低限度价值命意寻绎并提供合法化证明的哲学与美学言说同样不乏其人。

这种为人文精神的低限度命意提供知识根据的言说主要着眼于论证人的有限性身份规定及其身体性与物质性等世俗需要的合规律性与正当性，它从根本性质上体现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文精神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直接申言了人类具有一种纯粹形而下的人性及其精神特点，“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其中的辩证之处就在于人性的经验本质使得人在精神上不可能永远是神性的或兽性的，在其现实性上，这两者是处于某种共在的关系结构中，反映到人的精神层面，则意味着人是同时生活在两个维度上，即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维度。而马克思更是在一种接近人文精神高端命意与低限度命意的辩证关系角度论述了世俗人性及低限度人文精神的必然性与具体存在方式，“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进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时代更替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对于人文精神而言，这就说明那种低限度的精神内容或世俗精神甚至还具有本体论的基础地位与优先诉求，因为人文精神的至上性的命意正是仰赖至下性与有限性的世俗命意的实现而实现的。

如果仅仅顾念某种抽象的超验形态的人性及其精神建构而忽视人性及其精神存在的基础性特征与经验性规定，那么这种精神本身就会因无所附丽而处于无根状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此而言，仅仅偏执于人性的形而上精神命意的建构实际上是一种反讽意义的自我解构，它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人性及其精神的残缺状态，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可能取消人性的现实存在甚至陷于反人道主义的困局，因为一种不尊重人性复杂结构与多元需要的人文精神形态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它的存在是以取消或企图取消人的感性丰富性为代价的。黑格尔虽然身为思辨哲学家，但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出了少有的现实主义人文精神情怀，他认为，“一个人想要成为真正的人，他必须是一个特定的存在[存在在那里dasein]，为达此目的，他必须限制他自己。凡是厌烦有限的人，决不能达到现实，而只能沉溺于抽象之中，消沉暗淡，以终其身。”之所以不能舍弃人的现实状态去追逐纯粹形而上的精神，原因就在于人自身的悖论性存在，人虽然有纯粹形而上的理性诉求，但人却不能幻化成为某种无人身的纯理性精神的存在，而只能处身于某种身体化的有限经验状态。对此矛盾，黑格尔采取了一种辩证的解决办法，他认为，任何低层次的感性显现当中实际上都潜含并澄明着高层次的精神意蕴，终极性的精神意蕴正是随着感性显现的不断提升和历史展开而日渐复归自身的，类比于人文精神而言，它旨在说明，人文精神的低限度命意不但构成其高端命意的逻辑前提，而且在现象学意义上还充当着高端命意的意向性镜像。或许正是出于对人性复杂层次的认识以及对于人的经验性存在事实的尊重，卡西尔才警告人们，“哲学家无权构造一个人造的人，而必须描述一个实在的人。任何所谓关于人的定义，当它们不是依据我们关于人的经验并被这种经验所确证时，都不过是空洞的思辩而已。要认识人，除了去了解人的生活和行为以外，就没有什么其它途径了。”而这里所指的生活和行为元疑就是那种立足于经验场域所从事的世俗实践活动与感性生命活动，人文精神的高端命意甚至是人文精神本身如果不想成为无源之水与空中楼阁，就只能选择从鲜活的现世经验切入，否则就可能出现合法化的危机，很显然，坚持人文精神的低限度命意不但是人性的现实规定，而且更是人文精神本身发展的逻辑思路使然。

人性结构的多层次性与需求系统的多元化性质决定了人文精神的多重性，而人首先作为一种感性存在的逻辑前提则决定了人文精神首先应该满足一种低限度命意的价值诉求。康德曾经强调普通知性对于人类实践的重要性，其依据便在于，尽管人类具有达成至善至美的可能性与意向，但就现实性而言，人类却很难先验地获得这种认识，惟有通过普通知性的不断完善并且就在这种普通知性的建构过程中，人类才能不断拓展和加深对于那种超越性的形而上精神的领受，它意味着，人类在建构某种“应然”的与超越性的人文精神时，也必须同时认识到在低限度意义上建构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依靠生活常识与世俗经验来进行理解与自我理解的，所以，作为社会生活的自我理解方式，人文精神就应该反映并表达人类世俗生活与感性经验的价值诉求，而这便是人文精神的低限度命意。

二、人文精神的世俗表情

如果说人文精神低限度命意的哲学论述还显得有些抽象的话，那么一旦将其归化到当代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看，则人文精神的低限度命意便清晰地彰显了特有的历史内涵与语境特点。在当下市场经济与世俗文化语境中，人文精神及其相关的论域都具有明确的所指对象与价值内涵，具体来说，人文精神的那种超验的、超越性的命意大致相当于狭义上的“人文精神”，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以道德理想主义与审美浪漫主义为核心的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的低限度命意则被本文赋予了一种历史性的特设指涉，那就是特指一种以物质需要和商品消费为现实内容的世俗精神。本文中所谓人文精神的高低限度命意之分实际上相当于学术界的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之别，之所以在这里做出界划而不在前面做如是划分，主要是考虑当代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以及人们的接受习惯，而在精神实质上，这两对范畴其实是在打通的意义上使用的。不管是以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还是传统中国的人文精神概念为参照系，当代中国的世俗精神都应该是人文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就西方而言，作为解构宗教神权的运动，人文精神的兴起本来就是对于人及其世俗价值的重新发现与强调，而在传统中国的实用理性语境中，人文精神实际上也是一种注重现实关怀的世俗精神，所以，注重世俗精神的建构在另外的意义上就是对于人文精神的建构或者说是对于人文精神的低限度命意的建构。

在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各种层次都是价值建构的基本内容，但是，相比于人文精神的超验维度来说，低限度的世俗精神却又具有优先建构的意义，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经济关系的市场化体制与生活方式的世俗化转型。曾经的历史教训告诉人们，企图人为地僭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与世俗社会形态而强行建构现代化已经被证明是一种极大的历史反讽，因为作为后发现代化的中国并不具备现代化赖以实现的现实基础与文化资源，因此，对于中国而言，现代化在最切近的意义上就意味着发展商品经济并实现世俗化转型。而问题的这种提法就使得世俗精神的建构在当下语境具有了现实而紧迫的意义，也就是说，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与世俗性的生活方式以及精神观念之于当下中国而言决不是某种偶然之举。而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马克思曾经就此分析说，“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而世俗精神作为市民社会的精神表述与自我理解显然是当下中国最大的现实诉求，因此，在当下语境中，大力从一种基础性层面与低限度视角出发来建构一种世俗性的价值秩序恰恰最大限度地彰显了人文精神的历史性特征与社会功能。换言之，基于市场经济的语境来说，与那种纯然个体性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审美浪漫主义自由诉求相比，人文精神那种社会化与大众化价值的普及建构功能与民主含义是更应该受到重视的。因为，“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如果不顾及世俗精神作为当下语境最大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事实而执意去建构某种高蹈的人文精神，那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误读与自我误置，而且在这样的情势下，即便是对于人文精神超验维度的建构也必须受到世俗精神的总体性语境框架的规约。其原因就在于，“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这在事实上就接近于说，不管对于人文精神的超越维度还是现实维度来说，世俗社会关系及其价值观念都应该成为精神建构所由以立论的根本逻辑框架和问题式。

在市场经济语境中，人文精神的低限度命意具体表征为两个方面：参与分享社会文化建构活动的大众性与民主性；世俗精神意义的多元化与言说主题的丰富性。就前者而言，它使得那些从前游离于精英知识分子之外的普通大众能有效地参与人文精神的主体行列，通过自由选择和民主交往取得一种平等的文化参与权；而从后者来说，这种注重人文精神低限度命意的举措则颠覆了以往精英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仅仅瞩目于宏大叙事与道德主义的超验态势与精英情结。通过还原历史的本相为一些常识性的世俗生活经验提供了合法化的存在证明，建构了一种形而上与形而下并置、感性与理性共融、理想与现实共在的人文精神知识谱系。从本质上说，人文精神的低限度命意必然注重一种多元化的各种精神观念都有其存在理由的张力关系结构的建构，如果仅仅立意于某种神性的形而上维度的建构，则势必有相当多的低限度与基础性的价值诉求会被遮蔽或排斥在世俗社会的精神结构之外，而这是与世俗精神的基本立场相背离的，但是如果从一种最底线的精神诉求出发来立论，则普通世俗性的经验诉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向更高层次依次升华的人文精神形态就都能囊括其中，以其建构起一种意向丰富、结构立体的人文精神结构，而这正是强调人文精神低限度命意的社会学与实践论意义所在。而从其现实性上来看，人文精神低限度命意或世俗精神的建构确实正在表征着这样的功能，“任何单独的个人都不能够填满个性的整个领域，任何单独的主体都不能够填满主观性的整个领域。”它意味着，在世俗社会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实现是多向度的，任何单独的精神都是不能确证人性的丰富本质的，人文精神的低限度命意不但为此提供了内容上的可能性，而且以其下限的确定性与上限的开放性勾勒了人文精神建构的地形图与思维路径，“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多样化文化传统、多样化生存条件的情况下，在不同人之间存在多样化活动方式、多样化利益差别、多样化角色分工等情况下，价值观的差异与多样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现实。必须立足现实，承认和利用一切合理的价值观，从中总结和概括先进的社会价值导向的内容。必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杜绝简单地强求一律和强加于人。”也就是说，不管是超越性的形而上道德理想主义，还是有限性的形而下的感性经验欲求，只要不悖于世俗社会的总体性精神结构与意义基调，就都是其人文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人文精神低限度命意的辩证图式

学术界有一种担心，认为强调人文精神的低限度命意就是推崇生活实践的媚俗倾向与精神的犬儒主义取向，一如以前强调人文精神的形而上高端命意就意味着强化生活的精英化倾向与文化极端主义。事实上，这是出于对人文精神内在的多元而丰富的价值含义及其辩证关系的误读，不管是在逻辑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人文精神的低限度命意与高端命意都具有一种本体论上的有机联系，它们以一种互文性的共在关系共同地型构着人文精神的历史形象与价值谱系，因此，它们不是某种人性的罪与罚的关系，而是一种互相生成、互相支持的视界融合与结构辩证的关系。

在一种相对的意义上，人文精神的高端命意与低限度命意当然都具有各自特定的适用领域与指涉对象。一般来说，人文精神的高端命意主要指涉着那些神性的、超越性与终极性的价值理想和人性诉求，而低限度命意则主要观照日常性的、经验性的与形而下的感求。但是这样的区分对于它们尤其是人文精神的高端命意而言仅仅具有理论原则的意义，在其现实性上，这两种价值功能往往是同时起作用的，而且就人作为一种囿于物质感性的存在物而言，那种低限度命意的人文精神显得更加容易被人所感受和体验，这种低限度人文精神的世俗性质因为契合于人本身存在的有限性与经验性方式而显得更加切近，身处世俗精神语境中就好像处于现实的家中。那种超越性的人文精神虽然作为某种实体性和构成性的精神形态并不直接与人的世俗生活发生意义指涉关系，但在间接的意义上，它却可以作为一种功能性与调节性的意义原则而在世俗人生层面施加价值影响，从而优化人类世俗生活及其精神价值的质地，促使世俗精神总是保持某种向上升腾的开放性与超越意向。康德曾经就经验之物与超验之物的辩证关系这样论述，“那为‘受制约者’追寻‘无制约者’的两种表面上互相对立的方法，实际上并不互相矛盾，例如，在循果溯因的综合过程中，我们如果为感性世界因果系列中的‘受制约者’设想一个不再受感性制约的原因性，那并不是矛盾的；在那里我们还发现了，同一种行为，就其属于感性世界而言，虽然总是受感性制约的（即有机械的必然性的），可是就其属于能发生行为的存在者的原因性而言，又是属于理性世界的，它可能有一个不受感性制约的原因性为其基础，因而可能被设想为自由的。……因此，那种不受制约的原因性和其能力（自由），连同那既属于感性世界而同时又属于理性世界的存在者（即我自己），就不但在不确定和或然的方式下被人思想（思辨理性已经能够发现出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就其原因性的法则而论，甚至还是在确定的和实然的方式下被人认识到的；因而理性世界的实在性就给我们建立起来，而且就实践方面而论还是明确建立起来的，这种明确性就理论的目的来说虽会超越经验以外，而就实践的目的说却是寓于经验之内的。”也就是说，人文精神的高端命意与低限度命意实际上是互为意义镜像的，它的超越性诉求因为具体落实于世俗生活的经验场域及其观念意识里而获得确定性，而世俗生活极其精神也因为受到道德理想主义与审美浪漫主义的意义点染和美学修辞而获得诗意的成分，不断生发出严肃而崇高的文化意向。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席勒和康德都是诉诸审美活动来完成的，席勒认为要将人从“感性的人”转变为“理性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审美教育使人变成“审美的人”，联系人文精神问题来说，要使世俗人性形态升华为超越人性形态，只有通过审美的中介，使世俗人性及其精神不断超越自己有限性，从而生成为一种既立足现实经验场域又以超越经验有限性为旨归的实践理性。正是在实践理性的语境中，才能既尊重人文精神低限度命意的有限性与经验性，又保证人文精神高端命意的确实性与自由性，并且还使得两者处于一种良性的互相阐释与互相建构的关系结构中，康德曾经具体论述了这种超验理念与经验现实相互联系的辩证机制，“在这些理念方面，我们就不能断言，我们认识并理解它们的可能性，且不用说现实性了。”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超验的精神理念又可以获得某种功能意义的现实性，“因为道德法则已借下边一个事实证明自身的实在性，而且这种证明就是对于思辨理性批判说来也是充分的，那个事实就是：它在思辨理性原先只能从否定方面加以思考，但并不能把握其可能性，可是又不得不假设其存在的一种原因性上加上了一种肯定的含义，那就是能够直接决定意志的一个理性的概念（理性所以能够这样直接决定，就是由于意志的准则具有普遍法则形式的这个条件）。由此可见，道德法则才能初次给予那个在专凭自己理念从事思辨时就不得不超出经验界限以外的理性以一种客观的（虽然只系实践上的）实在性。照这样，它就把理性的超越经验的运用转变为一种经验以内的运用。”在这种意义上，“感性生活的全部内容是被这种倾向（实践理性倾向）所决定并且充分体现着这种倾向的。”对应于人文精神来说，它说明人文精神的低限度命意或世俗精神由于受到其高端命意的意义折射而体现着一种神圣与世俗同在的复调性质，既规避了人文精神超越维度的高蹈主义倾向，又化解了低限度命意的犬儒主义庸俗化风险。人文精神的两种维度除却具有结构上的互文关系之外，它们在动态的过程中也是辩证相关的，至上性与至下性之间的关系过程就形象地表征了它们的这种过程机制，“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仞它所给予人文精神建构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在直接意义上建构、完善与提升人文精神低限度命意的内容品格实际上就是在间接意义上积淀和绽放人文精神的形而上与超越性诉求。

低俗文化论文篇（10）

某种现象一旦“化”了，说明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而传媒低俗化还具有内容粗俗、影响不良，个别甚至有诲淫诲盗之嫌。这也就是当下大众传媒低俗现象的显著特点。

覆盖面广，参与者多。低俗现象遍及所有介质的媒体：电视、报纸、广播等所有传统媒体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低俗现象。广义的媒体，如平面出版物；光碟、歌带等声像制品；电影；网络游戏；文体表演；各类选秀等。内容低下粗俗的风格几乎影响到每一个领域，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内容粗俗，影响不良。大众传媒的社会新闻比例大，经常涉及“性”、“女人”、“犯罪”、“暴力”、“凶杀”等题材，“拳头”、“床头”和“血腥”的场景不时见诸荧屏报端；“炒作”、“恶搞”层出不穷；杀人、放火、暴露、色情、、暴力、血腥、恐怖等格调低下的内容对受众尤其是对青少年产生了不良影响。

一方面，人民群众对此不满，发出了强烈呼吁，管理部门也作出了严肃的规定；另一方面，媒体仍然乐此不疲，或有禁不止，或敷衍应付，或视上面政策和社会压力适度调整对策，自律缺乏刚性约束，时松时紧。不变的是，经济效益优先，唯发行量和收视率马首是瞻。要他们抵制粗俗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传媒的低俗之风为什么如此顽固?导致这种普遍性的规律出现的原因何在?

二、传媒为什么竞相追逐低俗化

在“发行为王”“收视率为王”的环境下，追求尽量多的读者和观众认可是媒体的共识。多数人在哪里?他们关心的新闻内容是什么呢?

很多学者指出，最受读者欢迎的新闻都是些通俗的、大众的、娱乐的题材。美国政治学者兰斯・班尼特说：“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新闻题材是那些在生活方式和消费领域对他们有影响的话题，例如犯罪、名人、明星绯闻、健康以及娱乐。”

被誉为“英国汤姆森基金会20余年教学经验结晶”的新闻教科书分析道：“到茶馆、咖啡馆或酒吧间去，同当天早上读过报纸的人聊聊，听听他们的议论。他们议论的和记住的往往不是当天最重要的新闻，而是能引起乐趣的消息、丑闻、披露内幕、猎奇或是当地发生的事件。”这本书还列举了20种题材，以说明“读者感兴趣的是什么?”如金钱、犯罪、性、冲突等。不少是娱乐性的内容。

这就是多数人的新闻口味，追求发行量和收视率的大众传媒，当然不会放弃这个人数最多的群体了。这些坐在茶馆里的“茶客”，无数次地上演着当代的“下里巴人”传媒版。

传播界这种“下里巴人现象”，是当今文化和社会转型期间不可避免的现实存在。在市场经济程度越来越高的商品社会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追求“很现实”，他们固然不乏伟大理想和高尚追求，但更注重现实生活，平日念叨的、操劳的，是平凡的日常琐事，是最基本、最现实、最迫切的愿望――孩子上学、子女就业、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活本身“世俗”得很，反映生活的文化自然也高雅不到哪里去。

三、低俗：一个世俗的客观存在

那么，为什么“欣赏低俗内容的受众最广大”呢?是媒体引导了受众，还是受众造就了媒体?

“低俗”的新闻：具有最广泛的适应性

“高雅”的新闻，报道的事情可能比较严肃高深，一般老百姓也许不感兴趣，也许看不懂；其表现形式，从文字到体裁，可能“门槛”较高，一般人跨不进去。而“低俗”的新闻，从内容到形式，具有最广泛的适应性，从而能够赢得最多的读者。

低俗的内容大都是一些社会新闻、奇闻逸事、娱乐新闻以及各种突发性事件新闻，如车祸、火灾、凶杀、歌星、球队、名人故事等。从新闻角度讲，它或者比较有新闻价值，或者对读者有吸引力，因此读者也就最多。从表现形式看，它的情节简单，文字明白浅显，用语注意地域性和口语化，不但不回避方言俚语，有的还有意为之，以增强对本地读者的亲和力。写作讲究通俗，明白如话，让识字不多的人也能够看得懂。这就为争取更多的读者创造了尽可能好的条件。

低俗：有时是与生俱来的一种需要

低门槛的内容和形式构成的“低俗新闻”广泛适应性，不只争取了最广大的“低门槛”读者，要命的是，能迈过“高门槛”的人也有不少喜欢低俗内容。正如德弗勒所说：“能够欣赏低俗内容的受众最广大。”并且特别指出：“还不排除教育受得高的人。”一针见血地点明――高雅(教育受得高)的人也欣赏低俗内容。

四、通俗作品的文化贡献

其实“低俗”与“通俗”的界限并不很清晰，有时候也就一步之遥。从某种角度讲，通俗文化是严肃文化的“基料”。后来被称为“经”的《诗经》。大部分最初是民歌；号称文学奇葩的宋词，当初也只是在坊间传唱；现为“经典”、“名著”的小说《三国演义》等，在其产生的当时也不能登大雅之堂，只有在市井陋巷流传。那时候的文人，尽管才气横溢，但如果作品涉嫌“媚俗”，当初也可能为正人君子所不齿，而只能在俗人中寻觅知音。如“奉旨填词”的柳永，只落得个“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凄凉结局，而后人却把他当年的“媚俗”之作当做经典名篇顶礼膜拜。

可以说，没有当初的大量“俗品”，就不会有流传后世的“精品”。由此不难推测：任何时代的通俗作品，在满足当时的社会文化需求方面，是当时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从文化传承和作品的历史影响来看，则是文化历史接力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现实情况分析，大众化报纸、通俗电视剧、流行歌曲等通俗文化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影视作品、流行音乐、歌舞、书刊、报纸等文化的消费市场持续红火，丝毫不见疲软，其中大众化的通俗内容起了主力作用。人们习惯了“消费”大众媒体所提供的新闻及各种信息，这种“消费”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

视听潮流的转向，大众审美情趣的变化，这种文化变局的影响，以及市场经济的诱惑，造就了一个无比肥沃的世俗环境，加速了通俗作品的成长。这种迅速成长壮大的通俗作品，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文化消费，在文化建设方面也功不可没：它培养了普通民众的阅读兴趣。以前看报纸似乎是干部的事，机关办公室的活，有多少普通市民、菜农、民工、三轮车夫自己买报纸看?它发育了文化市场，扩展了文化市场。过去的报纸大都是公费订阅，计划摊派，如今，城市的报纸市场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它刺激了文化消费，从而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形成。

五、升低俗为通俗，变赢弱为健康

尽管通俗文化劳苦功高，也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虽然它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仍有诸多课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尽量减少削弱粗俗、低俗的倾向，努力走向健康，如有可能，希望它们像《诗经》、《宋词》、《三国演义》那样，最终升

华为经典。

我们分析了大众传媒“低俗”产生的客观原因和历史条件，阐明了其“存在即合理”，然而，仅仅“合理”是不够的，“合理”不一定合适，更不是尽善尽美。而且，有些“存在”的合理性并不很充分，还承担不起高尚的任务，经不起高标准的衡量。从它对社会具有的巨大影响能量来讲，长期过多的“低俗”内容，将会迁就和助长社会上的“粗俗”、“低俗”和平庸习气，不会给人带来健康。而媒体本身也会因此逐渐淡化质朴本色、阳刚之气和正义光芒，最终走向平庸，失去对大众的吸引力。因为归根结底，大众是社会的主人、社会的主流，绝大多数读者能够识别真善美和假恶丑。低俗、粗俗的东西也许能闹腾一时，在少数人那儿受到欢迎，但不可能获得大多数人的长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