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定义篇（1）

传统机械自然观只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之处，而忽略了人与自然内在的统一性。其实，马克思在早期就从实践唯物主义的层面阐述了人、自然与社会三者内在的统一性。“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无可辩驳的证明。”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本身已把外部对象世界(自然界)的客观存在作为自身内部的一个不言而喻的环节包含于自身了。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是通达人自身、自然界与社会的唯一可靠的现实根基，就像海德格尔用“此在”通达整个世界。自然界并非完全外在于人类的“自然”存在，而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在人的世界里，并不存在抽象的自然界，抽象的自然界本身是无目的、无意义的，它不与人的感性发生关系，因而是一种“非存在物”；感性的自然界则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同时也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或“精神食粮”。通常人们仅仅把人看作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而马克思认为，“整个自然界”，包括那些人所无法企及的日月星辰等等，都成了人的一部分。整个自然界，包括在人之前和在人的视野之外的自然，都成为了一个产生人、发展到人的合乎目的的系统。现实的自然界的形成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之中，即人类的历史中。“全部历史、发展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所做的准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必须从人类史与自然史相统一的视角去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历史地确立人类对待自然的合理态度。现实的自然界是人通过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生活世界，是“人的无机身体”，而人是创造自然的自然。因此，人类对自然进行能动地改造的过程，也就是人自我改造的过程。人就不应仅仅把自然作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对象和工具，而必须把自然看作自我生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遵守自然的客观规律，也就是遵守人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以这种新的视角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自然最终得以显现的条件，是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基本保证，是从机械自然观到实践自然观的观念变革的必然要求。实践自然观从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人与自然历史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出发，突破传统伦理的局限，扩展伦理的范围，使得自然成为人自身的一个部分。实践自然观真正扬弃了自然和人、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人在对象(自然)上确证了他自身，对象(自然)也是他创造出来的，所以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仍然是对象化了的他自身：自然界是自己的身体，至于他人，则是另一个自己。在实践自然观的视角下，“人”的遮蔽(显现)与“自然”的(遮蔽)显现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在人类未产生之前，自然界是不完整的、未完成的、片面的，人只是潜在的；在人处于异化状态时，人被遮蔽了，而自然仅仅沦落为“工具”，其本质上的丰富性与完整性也被遮蔽了；全面的自然就是人，全面的人就是自然本身、就是全部自然，自然界由此获得了真正的彻底的独立性，人(包括他的“无机身体”的人)也具有了本质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上帝也就根本不需要了。这就是人与自然达到“同时性显现”的状态，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实践自然观并不是要求人们无所作为，消极地保持人与自然的共存和原始的和谐，而是要求人们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寻求人与自然在共同发展中的动态平衡。在实践自然观的视域下，人类会自觉地反思现代科技的价值，不仅使人享受现代科技的福祉，而且也应考虑科技对“人的无机身体”——自然的可能效应。尊重自然也就是尊重人自身，这是一种新的环保理念。实践自然观不仅有利于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对于有效地调控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不同文明之间等关系也具有其丰富的内涵。要使人与自然得以双重显现，后面四重关系的有效调控也是必不可少的，或许是更为根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自然观的基础上，超越传统自然观而提出的，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自然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

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使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中，首次清晰地阐述：“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巴西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可持续发展已经被普遍认同和接受。我国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是对以往发展观念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观念的重大突破，这种发展观是基于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要求。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主要内容：一是肯定了发展的基础和地位。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二是显示了发展与环境的辩证关系，认为发展取决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三是主张代际公平，即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代人生存和发展必需的资本。四是倡导代内公平，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中，发达国家应承担对环境修复的更多责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建立在实践自然观基础上，体现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人类活动的两个基本原则是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真理原则就是人类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追求和服从真理。价值原则就是人类必须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使世界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统一。它们同是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两方面内容的基本原则，相互补充；它们也同是人类活动追求的目标，通过自我调节而达到统一，二者相互引导，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可持续性原则，即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资源是有限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环境的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超过了一定“阀值”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遵循真理原则就是正视自然的这一规律，客观地认识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规律。同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又是人的发展，是主体的合目的性的需要和主观欲求，体现了一定的价值原则。因此，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体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

实践作为人类特有的对象性活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能动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过程。一方面，实践是人特有的，是包含目的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活动。另一方面，主体改造客体，主体自身也得到改造，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活动。正是从人出发，从实践出发，才能有对属人的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也正是从人、从实践出发，才找到事物的价值依据。因此，这也正是真理与价值统一的依据。无论真理还是价值，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在自然观上，坚持实践的自然观，就意味着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实践的自然观，既遵循发展的客观规律，又遵循主体的目的和需要；既有真理因素的作用，也有价值因素的作用，是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可持续发展定义篇（2）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3―0013―05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导向与要求。各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给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否存在理论上的差异和实践层面的冲突?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定义，并将可持续旅游发展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可持续旅游发展不仅仅只是一种发展方式或工具的选择问题，它首先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基于不同的价值诉求，可持续旅游发展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道路，而辨明其中的价值诉求，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根据现实社会条件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之路。

1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的价值依据分析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是可持续发展观在旅游业的运用。可持续发展观有着它的哲学、实践、科学技术、社会以及直接理论基础。

许多国际通用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融合了不同学科的基本理念和理论，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了以下几个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价值主体、价值目标以及价值原则是什么?各利益相关群体的价值与利益应当如何体现?运用哲学和伦理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中价值主体、价值目标及价值原则的比对，了解这些概念的异同之处。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所依据的价值理念，将可持续旅游发展划分为功利价值主导型和道义价值主导型两类。其中的功利价值主要指社会功利价值，而道义价值又分为正义价值和良心价值。

1.1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与功利价值

斯通(seaton，1992)在对“优质旅游”的阐释中，指出可持续的概念长期以来一直与发展经济学相连。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主要价值目标在于旅游环境和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现依赖于各种能源、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利用，旅游需求主体即旅游消费者、相关生产、生活方式的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这些目标，旅游业发展中环境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就必须符合一定的市场规则，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行为就必须遵循公平交易的市场正义准则。世界旅游组织(WTO，1993)就将可持续旅游定义为，“它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被用来达到如下目的：改善当地社区的生活质量；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经历；维护当地社区和游客所依靠的环境的质量。”这一定义表达了旅游业界对旅游业发展模式及其环境影响的关注，带有明显的环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视角特征，体现了旅游业界对旅游业发展的社会功利价值的认同。

1.2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与道义价值

除了发展经济学等各种经济学理论，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更多地获得了其他学科理论的支持a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各国际组织的相关经典文献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就体现了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及环境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背景。在多学科视角下，可持续旅游发展已超越了功利的价值目标，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价值主体从人逐步扩展到人类社会，甚至非人类的自然界，生态学中的多样性、开放性、系统性原则，人类学中的种属平等原则，伦理学中的人际、代际、人地正义原则等各种原则成为指导可持续旅游发展实践的重要依据。加拿大温哥华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战略》(1990)所定义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就强调“在旅游发展中维护公平，它是对各种资源的指导，以使人们在保护文化的完整性、基本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和生命维持系统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和美学需要。”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的《可持续旅游发展》(1995)指出：“可持续旅游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态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联合国《朝向旅游可持续发展》(2001)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是：“能在长期内仍然保持活力而不会或可能阻止其他活动和过程的成功发展而使(人的或物质的)环境发生退化或改变的方式。”虽然措辞各有不同，这些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都强调了旅游发展的社会正义和生态及文化完整原则，体现了人们对于旅游业发展中人类责任的思考，体现了人们对旅游业发展的道义价值的追求。

作为其直接理论基础，环境及发展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环境与生态哲学等各理论流派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追溯各理论流派的价值诉求，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和核心理念进一步分层梳理。

2　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的直接理论基础与价值依据

简而言之，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是一个建立在功利价值、正义价值或良心价值等不同价值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发展经济学注重旅游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学、人类学的部分流派注重旅游体验与产品的提升，这些学科提供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可以为旅游发展提供现实的、可操作的指导，体现了对功利价值的追求。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流派理论密切关注旅游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影响，为旅游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而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学则更多地考虑了人、产业、社会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的发展，体现了对良心价值的追求。

2.1　经济导向――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价值主体是作为个体的人。其价值目标是提高旅游资源配置效率，以实现个人所在的团体或社区生活质量的提升及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这一价值传统可以追溯至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旅游社会学部分流派的一些基本理念。

在环境与发展经济学的视野中，可持续旅游落实为实现旅游经济收益而设计的系列管理模式或模型，具有其有用性和工具价值。环境经济学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主张用经济学工具进行环境评价、自然资源管理、污染控制等工作；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经济发展所产生 的利益会自动地、逐步地分散到社会全体成员和所有阶层，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科登和索洛(Coden，Solow，1950)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萧尔(shaw，1973)的经济人合理性等观点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而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认为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法制不健全导致的寻租活动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应根据交易成本、产权和契约的规定来实现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其中，科斯(Coase，1960)和诺斯(North，1980)的产权理论、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的交易成本理论、卢卡斯(Lucas，1988)的经济增长理论、马丁(Martin，1991)的经济增长趋同趋势模型、格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Krueger，1995)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理论和研究工具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

社会学中的结构理论和人类学中的上层建筑理论认为社会基本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性质，他们的经济关系人假设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颇有相似之处。而在旅游社会学交换学派的视野中，人和集体行动者之间的社会过程都被视为有价值的资源交换，而交换过程中的人总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价值的最大化；旅游则被看作是主客双方各种资源交换的过程，旅游者追求旅游效用最大化；旅游发展是政府、旅游开发商、旅游地居民等相关利益者博弈的结果。这一立场，与新制度经济学对旅游产业运行方式的看法相当一致。这种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观认识到了资源的有限性和旅游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它引入了市场经济的规范和契约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以期获得旅游业发展的利润最大化。

在此价值基础上建立的可持续旅游评价标准是往往运用环境经济学方法，将自然资源存量或人类活动造成的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损失通过评估测算以货币化，使用统一的价值量作为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诸因素度量的共同尺度，戴利(Daly，1989)的经济福利模型WMSD，世界银行(1995)的新国家财富计量标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2003)推出的资源环境卫星账户就是其中的代表。而现代计量经济学、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的一些测量方法和技术也为旅游可持续评价指标的确立和落实提供了技术的支持。从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来看，早期的评价指标(金波，1999；曾珍香，2000；王良健，2001；汪薇，2003)主要集中在对旅游业发展的社会支撑系统的评价上，也多运用经济学效益费用分析方法，提取衡量社会经济与环境等物质条件的绝对统计数据和评价因子，以货币化的价值评价为主，中间只包含了少量体现行业特色的人力资源评价标准和行业服务水准的评价因子，这些评价标准与方法为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以经济为导向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所描述的高质量的社区生活和高质量的旅游经历，以及最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幸福，却往往会因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立场而大相径庭，也常常会由于缺乏对权力因素的考虑而导致旅游发展利益分配不公的状况。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旅游经济乘数效应低于预期、各种经济漏损、接待地物价上涨等旅游带来的经济负面效应等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广受关注。

结合我国各地旅游发展的状况，各地旅游发展确实为各地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民众对于旅游发展普遍表现出支持的态度。政府所支持的旅游相关课题的研究也大部分是放在经济学的范畴中，在旅游产业研究中，以带动地方或区域旅游经济、增强旅游企业效益为目的的研究仍然是旅游研究的主体；产权分析、博弈模型和结构方程分析等经济学研究工具是被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决定了基于功利价值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观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在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占有统治性地位。

2.2　社会导向――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其价值主体不再局限于个体的人，而扩展为整个人类社会；其价值目标不只是经济或环境目标的实现，而更多地包涵着对弱势群体的利益、社会的普遍正义、民族及传统文化保存等一系列价值目标的思考。在这里，可持续旅游不再只是一种发展经济的工具，它包含着社会正义、平等自由、机会公平和差别公平等理念，包含着矫正社会不公因素的制度理性。其意义在于，它倡导在正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合理的制度和秩序以引导旅游业及社会的均衡发展，具有其制度价值和必然性。

可持续旅游发展的这一价值取向，既秉承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公正伦理精神，包含着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与思考，体现了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一322BC)到罗尔斯(Rawls，1921―2002)等哲人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成就，又得益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在旅游研究领域的积累与探索。社会学与人类学主流学派认为，人的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不应该单独由经济因素来解释，他们注重对不同社会背景下人的研究以及对影响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的探讨与评价。旅游社会学的冲突学派就特别关注社会的不平等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系统地产生冲突，它关注旅游中各种社会冲突现象，尤其是对于主客关系、种族与性别歧视、话语权问题、旅游帝国主义及新殖民主义等问题的探讨”。特纳和艾什(Turner，Ash，1975)的中心对边缘控制理论、马瑟雄和沃尔(Matheison，Wall，1982)的社区反应理论、道科西(Doxey，1976)的愤怒指数理论、马瑟和里奇特(Matthew，Richter，1991)的从属理论等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发展的社会影响和社会问题研究中；而旅游人类学的涵化理论则把旅游看作一种涵化或发展，强调追溯个体发展的轨迹，研究目的地人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人民在旅游引入后的变化，并试图帮助正在经历旅游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目的地人民。路兹(Nunez，1989)对东西文化接触中借入现象的讨论、克里克和纳什(Crick，Nash，1989)的旅游帝国主义观点、皮尔斯(Pearee，1992)对不同类型旅游接触的后果分析都是以由旅游发展所引起的国际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为焦点。

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者们为旅游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社会正义与平衡发展的价值理念。历年的世界旅游日口号中就有不少是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强调文化、人权、责任应成为现代旅游发展所必需考虑的因素。如：旅游对保护文化遗产、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1980)；旅游与假日是权利更是所有人的责任(1983)；通过负起责任而受益(1995)；旅游业：宽容与和平的因素(1996)；旅游业：为和平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服务的 工具(2001)；旅游：为妇女敞开大门(2007)，等等。

体现在可持续旅游的评价标准上，运用社会经济学、统计学方法衡量旅游发展的非货币价值的指标体系也逐渐成为旅游发展评价的主流方法。联合国开发署(1990)人文发展指数HDI，经合组织推广的RSR(压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联合国统计局(1994)推出的基于DFSR驱动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的指标体系，英国政府(1996)基于经济一环境一行为者模型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指标提供了重要依据。而我国近几年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牛亚菲，2002；万幼清，2006；唐善茂，2006；刘益，2006)也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纳入旅游业发展对社会政治与经济权利公正分配影响的思考，更多地考虑了人的因素、产业组织以及行业管理的因素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更加注重从旅游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上来衡量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指标采用上也多运用相对的比率数据，以旅游业的非货币价值评价为主。

旅游业发展的正义价值已逐步通过各种国际组织以法律和规约的形式树立起来。《21世纪议程》(uN，1992)和《中国21世纪议程》(1994)都强调了公众参与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性。《全球旅游伦理规范》(1999)已经把旅游业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文化权利公正分配的目标摆在旅游经济发展目标的前面。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的《新旅游蓝图》(2003)倡导旅游业各利益相关者协同努力，促进旅游业的长期稳定增长。国际组织的这一系列举措为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内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思路和方法。

在我国目前的旅游研究中，基于进化理论和涵化发展理论的各种旅游发展生命周期模型，基于冲突理论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等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与研究工具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从研究成果上来看，基于社会公正和文化保存立场探讨旅游发展给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及政治制度带来影响的成果较为丰富；针对我国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的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也积累了一定经验；对政府、企业及社区在不同旅游管理模式中应起的作用也有了初步的论述。在我国以政府为主导发展旅游业的宏观背景之下，如何完善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旅游企业和社区应当如何在旅游业发展中发挥作用，应承担哪些社会责任以及如何来规约和评价，都将是基于正义价值旅游研究的主要任务。

2.3 自然权利导向――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所有自然物都具有内在价值和平等权利，都是权利主体。其价值目标也超越了人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而指向生物圈的和谐、繁荣和完整。这样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不再只具有工具价值或制度价值，它更是一种道德命令，具有其应然性。

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理念是近百年来环境与生态伦理思潮在旅游研究中的体现。环境经济学为可持续旅游环境提供了理论分析与评价工具，现代环境与生态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和实践层面的支持，而现代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学则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价值依据。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比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更注重人的各种权利，而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则将权利的主体无限扩张到大自然中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之物，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宽阔胸怀。

在环境与生态伦理学的诸多流派中，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以及生物整体主义是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流派。辛格(singer，1973)认为动物解放运动是人类解放事业的继续，需要人类更多地发挥利他的精神；雷根(Regan，1983)认为动物权利运动就是人权运动的一个部分；史怀哲(schweitzer，1915)认为应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那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泰勒(Taylor，1986)认为所有的物种都应获得平等的权利；利奥波德(Leopold，1949)基于人对大地的道德情感，把人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变成其普通成员；奈斯(Naess，1974)指出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是把其他存在物的利益看作自我利益的过程；罗尔斯顿(Rolston，1975)认为，人既对生态系统中动物和植物个体负有义务，也对整个生态系统负有义务，这就是人类价值之所在。《可持续旅游发展》(1995)所定义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就吸收了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完整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强调社会普利和公平正义的原则基础上，又纳入了对人、社会和生物圈等多重价值主体的思考；既包含了人们基于功利价值和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的现实考虑，又超越了功利主义的资源保护观念和旅游发展观，强调了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伦理学和美学内涵，弘扬了善的价值。

环境伦理学所倡导的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理念集中体现在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在研究领域，瓦克南杰(Wackemagel，1996)提出的生态足迹模型就在国内外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实践领域，2002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生态旅游年”，而当年世界旅游日口号就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虽然“生态旅游”常常被当作是一种旅游营销的工具与手段，掺杂着人们的各种功利价值诉求，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的生态旅游传递的是人们基于良心的价值理想。

可持续发展定义篇（3）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自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后迅速风靡全球。到底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又给社会和经济法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我们将在下面的篇幅中做出详述。

1.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在1987年联合国的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即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影响后代人对满足他们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

（1）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模式不再简单地以经济发展或者经济总量的提升为根本目的，而是考虑到整个人类的长远发展。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根本出发点考虑问题，这也是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影响的最根本条件。

（2）跨时展。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不仅仅要照顾当代人的利益，更应将眼光放在未来，放在后代对资源的需求利用上。这是一种典型的跨时展思维。它强调当代与后代的相互衔接，而不是彼此割裂。

（3）整体发展与综合发展。从地域上来讲，可持续发展较之以往更加强调全球化的整体发展战略，讲究合理利用全球资源。综合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即生态、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这又是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影响的佐证。

（4）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宗旨。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只要各种发展形势相互协调，既相互促进又有一定的制约，不会因为某一方面的突出发展而过度影响其余方面的发展，这样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5）反周期发展。可持续发展会尽量避免短时间内的大幅震荡。可持续发展应当尽量延长发展周期，保持周期发展过程中的增长和下跌稳定。稳步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

2.可持续发展影响经济法理论创新

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法的固有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经济法的固有概念强调对当代的经济发展进行协调和正当利益保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经济法也强调公平正义，但这种公平正义是一国一地的公平正义，是短期内的公平正义，这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相违背。具体而言，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的理论创新有以下三个方面：

（1）从注重结果公平到注重生态公平。经济法以法律的手段强制的完成对市场的干预，实现一定范围内的市场公平。经济法更多注重的是实质公平，是机会的公平，分配的公平，外在形式的公平。而可持续发展为这种公平增加了一个时空的概念。经济法的公平应当建立全球公平和对后代公平的理念。

（2）从注重社会效益到考虑生态效益。传统的经济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市场运作，保证经济发展。这种传统的经济考量多以社会效益为根本标尺，对于生态效益的考量并不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对要求经济法在衡量效益和利益的过程中，更多地考虑到生态效益和长效发展机制。

（3）从注重经济秩序到考虑生态秩序。经济秩序是传统经济法建立的根本目的。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对保障国家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态秩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不得不重新定义经济法的约束范围。经济法也应重新定义生态秩序对经济秩序的影响。

3.经济法的法律关系重塑

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的理论创新有了重大的影响。在这种影响已经成为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的时候，经济法中的法律关系也必将被重塑。本节中，我们将详细阐述在可持续发展影响下，经济法主体的变迁，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新的经济法责任。

（1）主体的变迁。传统的经济法主体广义上讲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宏观调控；一是市场规制主体。这是一种基于特定地域的、当代的、受经济法约束的主体。而可持续发展影响下的经济法的主体最重要的是加入了后代人的理念。后代人概念的提出是区别于当代人。这从根本上体现了可持续发展对于经济法的时间广度上的影响。经济法约束的不再只是当代人的行为，更要保障后代人的利益。

（2）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当代人享有利用现有资源的权利，但同样要保证现有资源能够被后世利用的义务。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消耗，阳光、空气、水等自然资源都不再是“公共产品”，而变成了稀缺资源。当代人特别要理清这种对公共资源对后世的共有权。当代人对公共资源过分消耗或破坏的行为或许不会危害当世，但必将受到惩罚，因为会危害到后代人的权利。

（3）新的经济法责任。可持续发展影响下的经济法责任必须要在原有经济法责任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对于经济法责任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一是经济上的赔偿，对产生的损失进行补偿；二是经济上的惩罚，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进行相应的经济惩罚；三是行为或者资格的限制，对严重危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行为进行取消资格的严厉惩罚。经济法应当立足于以上三点实施新的责任和惩罚制度。

总结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经济法发展模式，主要作用于当前的经济环境中，隶属于经济发展的范畴。因此，可持续发展必将在方方面面对经济发展产生要求。经济法的理论创新也必须要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影响。可持续发展不但对经济法的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改变了经济法的责任主体。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理论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何超明.论可持续发展与我国经济法发展的关系[D].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

可持续发展定义篇（4）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有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发展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且，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源泉是人和外界自然条件，因此，还必然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发展变化的劳动生产力关系。这些关系统一在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交错运动的辩证关系体系之中，构成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变化过程。从生产活动看，为了进行生产，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必然产生关系。①从社会生活看，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人又是社会的人，因此，真正的人道主义社会，不仅要人与人和谐相处，而且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②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经济发展观中，是把经济、社会、人及自然界统一在了时间和空间的运动变化之中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社会发展过程，提出了他们的发展观：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利用自然，把他们的劳动和自然相结合，形成劳动生产力，完成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才能获得满足人类需求的物质财富，人类才能生存和发展。客观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存在着矛盾，因为，外界自然条件是自然界免费提供给人类使用的，如果人类把自然条件当作免费的午餐任意享有，虽然可以方便地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更多的需求，但是，这对于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依赖于自然条件而生存发展的人类来说，是在损害人类社会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毁坏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这种竭泽而渔的行为和人类的社会生产方式紧密相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考察，认为通过资本所有者以追逐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积累确实促进了生产力快速发展，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异化为资本，人的劳动和自然也异化为资本，资本支配着劳动和自然，发展生产力只是无限制追求剩余价值的手段，如何使用生产力源泉，采用什么方式提高生产力，都以是否能够为资本带来剩余价值为目标。虽然在不可再生资源供给能力下降而需求量不断增加情况下，在价值规律作用下，资本家必须要通过节约自然资源来节约不变资本，因此也会考虑通过减量化、再循环和再利用来实现在自然资源使用上节约从而节约不变资本。但是，所有节约自然资源的方法的使用都要以资本能否获得最大剩余价值为目的，只要能够廉价而方便地支配自然，满足获得最大剩余价值的欲望，资本绝对不会关心其生产目的之外的自然资源的节约和保护问题。从实践中看，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相比较，对自然资源的这种节约不足挂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对生产力源泉――土地和工人的滥用和不合理使用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为了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即消除异化，回归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适合人类本性的状态中，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要联合起来，共同控制和利用自然，以最小的劳动和自然的耗费，完成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③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转变社会生产方式，这个转变是资本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④只有当以生产资料社会占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结合时，即在科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类才能真正有意识地选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和思想脉络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发展观，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把经济、社会、自然三者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思想体系：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社会生产力可持续发展要求，构建联合劳动、共同利用和控制自然的社会生产关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也即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产方式；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之上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上层建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构建是核心，它把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统一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原则下，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巩固和发展。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遵循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思想脉络，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研究对象展开对其可持续发展观的探寻，把劳动价值论作为切入点和理论基础是题中之义。劳动价值论揭示了一般商品经济形态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的基本关系，这个关系根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就是劳动的生产力，重要的是劳动力利用自然条件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劳动生产力的效率和发展能力；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价值关系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平等进行商品经济活动的生产关系，重要的是公平劳动和公平交易以实现通过劳动所应获得的物质利益，价值规律作为基本经济规律对此起调节作用。生产商品的劳动两重性质决定着商品经济形态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关系。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一般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经济规律――价值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以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顾劳动者的发展和对自然条件的破坏发展生产力，制约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由此推论出人类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路径：人类必须要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联合劳动的方式，通过共同控制和利用自然，以最小的劳动和自然的耗费，完成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并且把良好的自然条件留给子孙后代，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所以，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观的枢纽。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且为我们指明了研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观的思路，即在商品经济形态背景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在此之上建立的劳动两重性学说为枢纽，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紧密相关相互作用的视角去研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观的生产力视角

遵循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思想脉络，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产力理论进行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产力理论由三个层次的内容构成：

从生产力本源角度看，劳动生产力的源泉是劳动和人周围的外界自然条件。从生产力可持续发展角度讲，劳动生产力的两个源泉必须能够持续不断地提供出来。从生产力的形成角度看，劳动者在利用人周围的外界自然条件进行物质变换时所形成的生产力构成要素具体表现为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个要素，人类通过发展生产力为自己谋福利时，要选择善待外界自然条件的生产方式，即劳动生产力三要素要以可持续利用的方式相结合。从生产力发展源泉的角度看，劳动生产力分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劳动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和劳动的自然生产力三个部分，它们各自从不同的方面无偿提供出“自然力”，共同构成了生产力发展体系，是生产力发展的源泉。生产力发展体系三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劳动的自然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因为它是生产力两个源泉结合的结果，劳动力的体力和智力越好，自然条件越好，劳动的自然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因此越高。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的科学技术生产力都是劳动者在利用自然条件进行生产过程中通过分工协作和智力发展产生出来的，是从劳动者一方利用自然条件能力的提高。从劳动生产力体系三个部分各自的发展方式看，虽然都对生产力的发展方式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其中劳动的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方式尤为重要，起着带动劳动生产力体系中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的自然生产力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用。传统的科学技术生产力以节约劳动为特征，虽然推动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是生产力发展方式是以自然物质的高消耗和污染物的高排放为特征的，是一个浪费自然资源的生产力发展方式。所以，转变生产力的发展方式，实现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在劳动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方式上，必须要构建一个既节约劳动又节约自然条件的技术体系。

综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产力理论可以看到，其生产力发展理论就是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理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结合生产力发展源泉和生产关系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实现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也有深入研究。实现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人口、社会、资源环境要协调发展，人自身的再生产和外界自然条件的协调以及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十分重要。只有调整社会生产关系，消除影响人口不合理增长的内在因素（由社会生产方式产生的），才能够解决相对过剩人口和由此带来的贫困问题，才能提高人口质量，转变观念，避免因人口过快增长给外界自然条件造成的压力。

人与外界自然条件和谐相处，节约使用自然资源，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也十分重要。马克思为此讨论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对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对自然条件可持续利用的影响，讨论了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问题。

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生产关系是促进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阻碍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的深刻剖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和它之前的生产关系相比，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个发展是以损害劳动者的体力、智力和全面发展为代价的；是以对自然物质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是以一方面许多社会成员不能满足生活需要而另一方面生产过剩不得不强制中断生产过程使劳动力和资源浪费为代价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约着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若要实现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不是被动地适应生产力，而是对生产力的发展目的和发展方式起着引领作用。促进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关系应该是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生产关系。

在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公平效率观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与平等相关的概念，总结出适用于不同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平关系的判别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本质上是权利平等；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用劳动作为衡量标准，权利平等本质上是指公平支出劳动和公平交换劳动，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分配劳动成果是平等的，我们把它称为劳动平等。实现劳动平等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公平拥有使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公平拥有和使用生产条件的权利。以劳动为衡量尺度的权利平等，在分配的结果和消费的结果上因为不同劳动者各自劳动效率的差别和其他一些非劳动因素影响，又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以收入分配和生活水平是否存在差距为衡量权利是否平等的标准，我们把它称为享有劳动成果平等。

关于不同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平关系的判别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抽象掉具体社会形态的一般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平等是评价公平与否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下，公平和效率是统一的。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本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不存在劳动平等，能否通过最大限度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使用是否有效率的标准。在剩余价值规律作用下，公平和效率必然是对立的；在通行商品生产和交换原则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仅能够保障实现劳动平等，在初级层次上通过价值规律调节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实现享有劳动成果平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商品经济消亡、劳动成为生活第一需要而不是谋生手段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以享有劳动成果平等作为公平与否的评价标准，在享有劳动成果平等基础上，实现高级层次的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中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般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经济规律――价值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不存在劳动平等，公平和效率尖锐对立；人自身的自然在劳动的异化中被全面破坏；人周围的自然条件被异化为不费资本分文的资本的生产力而被无限制利用；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强行中断了生产力的发展，浪费着生产力的两个源泉――劳动力和自然条件。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对人本身的自然和其外界自然条件的破坏，阻碍着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能够推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关系。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生产关系能够保障在生产力发展中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对生产力可持续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形态下，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自然条件和生产资料社会共同占有，这为价值规律发挥其实现公平劳动、公平交换劳动、公平享有社会财富的调节作用提供了前提条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消除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资本雇佣劳动关系，能够保障实现劳动平等，并且在此基础上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而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实现享有劳动成果平等，劳动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可以得到保障。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使用自然条件和生产资料进行联合劳动，社会可以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原则来全面规划管理和使用自然条件。由此可以看到，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中的强有力的能动作用，实现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推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关系。

从促进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如下特征：包容价值关系和价值规律，保障在社会成员在公平使用自然条件基础上实现劳动平等；保障劳动者一定程度上实现享有劳动成果平等，使劳动者有平等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社会管理者真正代表当代和子孙后代全体社会成员合理利用、管理自然条件。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形态下，根据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通过不断调整完善生产关系，通过体现包容价值关系和价值规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可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有效促进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观对中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对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观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观至少在如下几方面对于中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一，在方法论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方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入手构建研究可持续发展思想体系，把经济、社会、自然三者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去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视野开阔，其方法论和研究视野对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价值。当今世界是商品经济形态的世界，所以，马克思剖析商品经济的细胞建立起来的劳动价值论对于我们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紧密相关相互作用的视角去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劳动价值论不仅为我们研究商品经济形态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而且为我们指明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思路。第三，生产力理论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它为我们探寻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思路，其逻辑关系分明的生产力理论体系给我们研究生产力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研究的思维进程。第四，生产关系理论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有重要地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能够有效促进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不是被动地适应生产力，而是对生产力的发展目的和发展方式起着引领作用；公平效率统一在以促进生产力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生产关系调整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第五，人口理论即人自身的再生产和发展理论、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的问题、生产排泄物循环利用问题对于我们实践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研究的创新点概括如下：第一，以劳动价值论为切入点和理论基础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观的探寻。第二，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产力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其生产力理论由三个层次的内容构成：从生产力本源角度看，劳动生产力的源泉是劳动和人周围的外界自然条件；从生产力的形成角度看，劳动者在利用人周围的外界自然条件进行物质变换时所形成的生产力构成要素具体表现为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个要素，人类通过发展生产力为自己谋福利时，劳动生产力三要素要以可持续利用的方式相结合；从生产力发展源泉的角度看，劳动生产力分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劳动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和劳动的自然生产力三个部分，共同构成了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体系，是生产力发展的源泉。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公平效率观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归纳总结出与平等相关的概念，总结出适用于不同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平关系的判别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第四，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即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中具有强有力的能动作用，推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核心是保障在生产力发展中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第五，提出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从促进社会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如下特征：包容价值关系和价值规律，保障社会成员在公平使用自然条件基础上实现劳动平等；保障劳动者一定程度上实现享有劳动成果平等，使劳动者享有平等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社会管理者真正代表当代和子孙后代全体社会成员合理利用、管理自然条件。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形态下，根据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通过不断调整完善生产关系，通过体现包容价值关系和价值规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可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有效促进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第六，本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可持续发展观至少在如下几方面对于中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方法论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生产力理论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生产关系理论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有重要地位，公平效率观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人口理论、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的问题、生产排泄物循环利用问题对于实践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作者为内蒙古大学教授；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劳动价值论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观探寻”最终成果，项目编号：07BKS023）

可持续发展定义篇（5）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从概念、主要内容、特点、主要措施及新领域与新课题等方面进行一番梳理与简略的述评,并就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浅见。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一）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源,有两个层次。首先是可持续发展提出的理论基础问题。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比较多:

1、有学者认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源于18世纪“自然的平衡”的思想。

2、有学者认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在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人关系的同时,也分析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这种物质变换理论是同当今全世界的热点问题可持续发展理论密切相关的。可以说,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早期探索。

3、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持续性的概念源远流长,我国秦朝（公元前2世纪）的田律清晰地体现了可持续性的思想。并认为这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环境法律。但多数学者肯定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观演变的最近结果,是新的发展观。[1]

其次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问题。

关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学术界争论也比较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全球范围的共识。主要观点有:

1．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讨论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同志就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2]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概念,逐步被接受和认可,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共识。[3]

2．可持续发展是在80年代中期由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首先提出来的。当时定义有10种以上,甚至包含了有些旨在限制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定义”和“指标”。而对此比较有针对性的共识是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4]

3．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形成与发展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初至1987年《我们的未来》的报告,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与形成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理论深化与完善时期;此后几年间,可持续发展理论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指导原则,人类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时期。[5]

（二）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界定

《中国21世纪议程》通过之前,中国无论文联盟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有关文件,均使用“持续发展”概念。1994年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可持续发展是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道路。此后,人们普遍接受并使用“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在普遍认同《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的定义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对可持续发展概念做了不同的表述。

1、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的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6]

2、从三维结构复合系统出发,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能动地调控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使人类在不超越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提高生活质量。[7]

3、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能够保持社会进步、体制优化、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8]

4、同志概括的:“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它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必须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二是今天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9]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在描述从传统的发展观到形成可持续发展观的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基本上接受了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概念,进而从不同角度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表述推进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

二、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容

可持续发展思想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在内容的具体上也有不同观点:

1、可持续发展是指改善和保护人类美好生活及其生态系统的计划和行动的过程,是多个领域的发展的总称,它要使各方面的发展目标,尤其是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的目标相协调。[10]

2、可持续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中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带动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解决,逐步将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和低效益的发展模式转变成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11]

3、可持续发展理论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即人与自然必须互相协调,协同进化,特别强调应把人类需求的不断满足同资源消耗、环境退化、生态胁迫等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二是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发展、利己利他的平衡、当代与后代的公正、自助互助的公信、自律与他律的制约。[12]

4、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维度,人与社会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维度,人自身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维度。三个维度内在地构成循环路径,架构出自然、社会和人的立体图景,形成了可持续发展内在整体性的“和谐三维度”。[13]

由此可见,由于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面广,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有许多内容还有待充实。

三、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思想,是贯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条红线,是发展理论的实质所在。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坚持和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大意义。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研究和科学发展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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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日益得到学者的关注,学术界主要从概念的提出、主要内容、特点、主要措施及新领域与新课题等方面对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进行研究。学术界认为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和自然环境在内的综合的社会发展观,它是在环境问题已成为发展重大课题的时代背景下,在对中国国情现实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宏观战略思考,它体现了邓小平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一致的深刻理念,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贯穿在他的整个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他站在世界与时展的前列,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不断实践,又不断在实践中总结提高。我们应当在具体的实践中努力贯彻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比较多,主要集中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来源、主要内容、实施措施等方面,分歧不大。

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来源,学术界认为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是顺应世界潮流、适应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口、环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对邓小平“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继承和发展。它的现实来源就是同志长期的工作实践。本身是一名科技工作者,这种职业背景使他不仅能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使他对人口资源环境对当今世界发展的影响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容,学术界认为是十分丰富的,核心内容就是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四位一体的总协调,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也主要是围绕核心内容展开,认为他提出并采取了五大战略对策:第一,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根本性转变结合起来;第二,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结合起来;第三,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结合起来;第四,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消除贫困及扶贫工作结合起来;第五,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结合起来。这五大战略对策既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功实践。

关于科学发展观问题的研究是现在的一个热点,成果也有很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是对邓小平发展战略思想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丰富和深化,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创新,研究可持续发展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生态良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四、总体评述及关于今后研究的两点意见

（一） 总体评述

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目前在国内外都处于创建阶段,还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在中国被作为一个重点问题提出后,社会学、经济学、环境学、法制学等各个领域都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研究仍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而且—般性的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可持续发展是—个综合性、交叉性研究课题,其理论发展依赖于道德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地理学、资源环境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要上升到理论体系,一方面,需要有严密的方法论;另—方面许多理论观点还需要充分论证,要加深理论研究的深度。同时需要研究者具有更广博的知识背景,还要多学科协调研究,各学科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进行研究,拓展研究的广度。

总体来说,学术界对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问题重复论述比较多,缺乏新意;还有些方面的研究才起步,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尚未涉及等,这些都是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加以注意和不断克服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研究可持续发展思想只是开了一个头,还需要进一步深入。[14]

（二）关于今后研究的两点意见

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总体来说,成果比较多,也有相当深度。但是笔者认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相对照,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还应该大力加强与深入,应该注意视角的转换与方法论的创新。

可持续发展定义篇（6）

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主张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将人类的利益置于首要的地位，并以此作为生态道德行为的终极目的和尺度。它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强调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优先地位和目的地位；第二，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中心，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它强调整体和长远的人类利益高于暂时和局部的利益；第三，在对人类的主体的界定上，主张从人的对象性活动、从主体的实践中理解人的主体性。

二、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义是“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既能满足当代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的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1]强调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和谐是要求通过肯定人对自然界的依赖，进而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自为的和谐状态。它包含了当代与后代的需求、国际公平、国家主权、自然资源、生态承载力、环境和发展相结合等重要内容。

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一致性

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这一伦理价值观的指导下对解决当代生态伦理问题的一种积极探索，它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第一，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可归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在可持续发展的经典文本《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指出:“人类需要和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主要目标。”[2]可持续发展观强调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其目的要保证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在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的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的需求。因而把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内涵总结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提出了和谐原则；在人与人关系上提出了公平原则。因此，我们要与自然和谐相处。

第二，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具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和指导实践的方法，即用“最优化”代替“最大化”，二者在实践上具有广泛的一致性。人类对自然的保护责任是一种伦理要求，只有人类认识到自然的现状，才能自觉的进行道德选择和作出道德决定。因此，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四、“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对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远意义

第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学基础。可持续发展观强调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因此，可以把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归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我们之所以说只有以人类利益或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才能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学基础，也就是因为只有它才是一种真正能够帮助中国消除当代人与自然、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不和谐、不协调状态，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伦理价值观。

第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能够现实地规范人们处理自身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活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它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而人类的共同利益存在于各种特殊利益之中，并且是各种特殊利益得以实现的最低限度的保障。因此，即使人们仅从自身的特殊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最终也不得不认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不得不自觉地维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强调的人类的共同利益。

综上所述，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它将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全国民众中大力培育现代人类中心意识，并真正实践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可持续发展定义篇（7）

一、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有各种不同的定义，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的定义被广泛使用之外，世界银行（World Bank）也有类似的定义：“建立在成本效益比较和谨慎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的发展和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从而导致福利的增加和可持续水平的提高。”国内一些学者则认为：可持续发展包括环境、经济、社会、体制四个方面，也可称为“生态、生活、生产、体制”的“三生一体”的范式。综合各种定义，本文认为可持续发展基本上至少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或内涵：

（1）生态可持续：保护自然生态为基础，包括自然资源的復育与再生；考虑环境承载力、容受力的有限性；建立“生态足跡”的衡量观念。发展的同时，生态保育和环境保护都获得休养生息。具体作法是保护环境，包括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命支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持地球生态的完整性、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

（2）经济可持续：依靠科技革新提高生产的质与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强调“绿色GDP”、建立环境经济学的新思维。

（3）社会可持续：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为目的，要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当代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仍处于半贫困或贫困状态，“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贫困问题。而对待社会弱势族群的公平与正义、保存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性，是社会可持续的主要关怀。

二、可持续发展的层级与范畴

可持续发展固然是全球共同的议题，但在推动或执行上，可以分为全球可持续、国家可持续、地方可持续与社区可持续等不同的层级：

（一）全球可持续

全球可持续发展指的是从国际的观点，整合各个国家、各区域，共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最明显的例子是1972年6月16日在斯德哥尔摩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共同发表《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rio declaration）又称《地球》（earth charter），其“目标是通过在国家、社会重要部门和人民之间建立新水平的合作来建立一种新的和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签订尊重大家的利益和维护全球环境与发展体系完整的国际协定而努力；因为全球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家园地球的大自然的完整性和互相依存性。除了里约宣言之外，“二十一世纪议程”的第一部分“社会和经济方面”特别列举了以下多项的内容：加速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和有关的国内政策；消除贫穷；人口动态与可持续能力；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促进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将环境与发展问题纳入决策过程等。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三次缔约国会议（COP3）签订《京都议定书》，显示各国对温室气体影响全球暖化议题的重视，且愿具体执行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所订的减量目标，2004年俄罗斯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而使此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生效。

（二）生态环境面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关怀，详细区分还可分为生态保育与环境保护两部分：生态保育系指自然生态的维护、保存、復原，进一步还希望“复育”成功。环境保护则系针对物理性公害如：噪音、悬浮微粒；化学性（毒性化学物质）、生物性（水质优氧化）等公害的防治或减量，使环境受到的影响力增加，达到地球可持续。

（三）社会经济面的可持续发展

在大多数国家的发展经验中，环境生态维护与经济发展，往往呈现相反的走向，甚至被形容为“经济与生态相悖”的现象。因为资本的内在逻辑是建立在：（1）无止境的累积与商品化；（2）生存竞争与利润极大化。因此，资本家对自然的剥削，对环境的破坏，是不会纳入其“生产成本”的计算之中，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污染与污染权的买卖只是个“经济问题”，而无关乎道德。当然，无可否认的，经济生产会造成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在合理的、可容受的范围内，基本上还是符合可持续（可持续）的精神，反之，若超过其限度，就无法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定义篇（8）

关键词：环境权　宪法　公民环境权　宪法的生态化

根据蔡守秋教授的统计，到1995年世界上约有60多个国家的宪法或组织法包括了保护环境的特定条款。但是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在宪法或者宪法性法律中明确规定环境权。我国《宪法》第9条和第26条分别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进行了明文规定，但是并未规定宪法意义上的环境权。

公民环境权是环境法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我国环境法学界在环境权理论研究上已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环境权人宪要在社会上达成共识，需要更多人参与讨论。在借鉴学界关于环境权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宪法应确认公民环境权作进一步探讨，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我国宪法中规定环境权的必要性

第一，我国宪法应确认公民环境权是由于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根本大法地位。宪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的最高位阶，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的终极价值是保障人权，而环境权与人权有密切的联系，环境权关系到全社会和金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生存问题。公民是环自然破坏、物种灭绝、能源紧缺所带来的恶果的直接承担者，应有权对可能招致自身损害的行为发表意见。故只有当环境权在宪法中被确认以后，才会使公民应然权利逐渐转变为实然权利，这是宪法作为“公民权利保障书”的必然要求。

第二，在宪法中确认公民环境权是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所讲的“发展”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昕强调的可持续性是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保护人的利益。可见，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弱势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认为，在影响当代环境问题的两类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问的矛盾)中，两者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后者对环境的影响表现得虽然不像前者那样直接，却是前者背后更为深层的社会阂素，因而也往往是解决前一矛盾的前提。在“可持续发展”一词巾，“可持续”一词是从“生态可持续性”的意义上来说的，它吸纳了“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思想；强调全球生态系统的健全，强调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发展”一词则是从人的“生活质量”的角度来解释的。“生活质量可以用许多指标来衡量，这些指标包括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指标；不仅包括物质的指标，还有精神的、制度的指标，等等。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既重视代际公平，又重视代内公平。可持续发展伦理观要求人们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认识人类活动对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后果，明确自己对社会子孙后代的崇高责任。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是一种新型的生态伦理观，其属与弱势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从而区别于强势人类中心主义。强势人类中心主义强调满足人的感性意愿，把大自然视为满足人的感性意愿的原料仓库，鼓励丁人对自然的掠夺。非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主张将人类道德共同体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存在物，对人类现行生活方式进行变革。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认识论上无视人的主体性，陷入了“纯自然主义”的泥潭。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汲取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精华。正如曹明德博士指出的：“从人类巾心主义伦理观到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再从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发展到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经历了一个逻辑上的‘正一一反——合’的过程”。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承认其他生物、物种、自然和生态系统具有内在价值，与生态中心主义栩比的进步意义在于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故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产生是环境伦理学的一次伟大革命。

第三，在宪法中确认公民环境权是与时俱进的需要。社会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中，虽然宪法的抽象性和原则性使它能在较大的范围内适应社会实际的变化和发展，但宪法也要适应人们日益增长和变化的需求，宪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将公民环境权引入宪法，足顺应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和宪法生态化的发展趋势的。

二、我国宪法意义上公民环境权的构建

(一)国外宪法对公民环境权的规定

菲律宾宪法第l6条规定：“闽家保护和促进人民根据自然规律及和谐的要求，享有平衡和健康的生态环境的权利。”

俄罗斯《宪法》第42条规定：“每个人享有良好的环境和了解环境状况的可靠信息以及要求赔偿冈破坏生态所造成的健康或财产损失的权利。”

葡萄牙《宪法》第66条是关于生活环境与生活质量的，具体规定是：“1、任何人都有享有有益健康生态平衡的人类生活环境的权利和保护这种生活环境的义务。2、闻家应通过其机爻并在人民积极配合和支持下：(1)防止并控制污染及其影响以及各种有害侵蚀；(2)美化领空以建设生态平衡的自然环境；(3)设立并开发自然风光娱乐场所与禁猎地，分类保护自然景观和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名胜古迹；(4)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并保护其再生力与生态稳定。3、任何人都有依法促进防止或制止环境恶化因素之权利，以及在受到直接损害时取得相应赔偿之权利。4、周家促进逐步改善全体葡萄牙人的生活质量。”

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公民有生活在没有污染的环境中的权利。国家有义务注意使这种权利不受到影响并对自然保护实施监督。

从上述各国宪法对公民环境权的规定，我们可以总结出几个较为明的特点：第一，对公民环境权做出专门规定的旧家的宪法大多制定得比较晚；第二，宪法在赋予公民环境权的同时，也规定公民应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体现了法律上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第鼍，同一宪法条款中确认了公民的环境权之后，便对冈家应履行保护环境的职责进行规定。还有很多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也证明了在立宪实践中公民环境权上升到宪法层面的可行性。

可持续发展定义篇（9）

1.引言

近几年，假慈善捐赠、食品安全事件、水污染事件等涉及公众安全的事件频频出现，企业为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漠视商业道德，导致社会责任缺失的现象层出不穷，引起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普遍关注。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最基本组织，其和谐发展成为整个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因素。从要求企业诚信经营、尊重员工、保护环境，到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兴起和SA8000的推行，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已与全社会乃至全球的福利联系在一起。照顾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已成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必然要求。

因此，探究企业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辩证关系，有利于把企业发展同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企业与社会和谐互助的局面。

2.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Oliver Sheldon)在著作“The Philo-

sophy of Management”中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他把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1]。1979年学者卡罗尔(Carroll)对CSR做了更全面的定义：“企业对社会所承担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责任总和。”他把企业社会责任感分为四个方面：(1)在提供社会所需要产品和服务方面能得利(经济责任)；(2)遵纪守法；(3)遵循合乎道德要求的行为准则；(4)对企业运作与其中的社区福利做出积极贡献(慈善责任)[2]。后来，阿奇·卡罗尔也用金字塔式图对这四个方面做了进一步解释。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工业化程度不断加快，企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越来越密切。企业社会责任受到了欧美各国政府的重视，并得到了重要国际组织的认可。世界银行、欧盟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WBCSD)等都给企业社会责任下了定义，其中世界银行把企业社会责任(CSR)定义为：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它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欧盟则把社会责任定义为“公司在资源的基础上把社会和环境关切整合到它们的经营运作以及它们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WBCSD将CSR定义为：企业承诺持续遵守道德规范，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且改善员工及其家庭、当地整体社区、社会的生活品质。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于2002年发表了《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要求从经济、环境、社会三个方面来考察业的业绩，并且各个方面都给出了涵盖的内容框架和评估指标。

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行政企分开的现代化企业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环境污染、劳资冲突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开始凸显，企业社会责任引起了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视，国内学者也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探讨，得出诸多的定义：卢代富(2001)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公益的义务[3]。王红一(2002)指出，公司的社会责任，意味着重新定义公司的目标，除了利润最大化外，还要加入一些社会价值。也就是，公司的经营者应当将他们有关公司目标的看法扩及公司的决定对于其他成员所导致的影响，如雇员、社会和环境等。换言之，公司被期望带着社会良心活动[4]。常凯(2003)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责任除了为股东追求利润外，也应该考虑相关利益人，即影响和受影响于企业行为的各方的利益。其中，雇员利益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内容[5]。刘俊海在《公司的社会责任》一书中认为，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满足股东的利益需求为存在目的，而应最大限度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社会利益，包括雇员、客户、债权人、环境及当地社区的利益等内容，既包括自然人的人权，也包括自然人之外的法人和非法人的权利和利益[6]。

综合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超越了以往只对股东负责，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范畴，强调包括员工、顾客、社区、政府等一切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指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员，除了对股东负责和创造财富之外，为保护企业品牌和信誉，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所应承担的一系列责任。

3.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定义篇（10）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社会发展历史进行痛苦反思后提出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思想，是 当今世界发展 的主流意识，是 21世纪全人类所普遍关注 的议题。在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程中，认真学习周恩来可持续发展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周恩来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

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保持生态资源存量不减少和改善环境质量的条件下，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其基本要求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保证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综合协调走一条 自然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利益的发展道路。

可持续发展思想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指导原则。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要科学地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而实现人类社会持续 、健康地发展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发展，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可持续发展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 ，人与 自然是 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这表现在，人类社会是 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是 自然界 的发展 由低级 到高级、由自在到 自为合乎逻辑的飞跃 ；人类社会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中最高级、最复杂 的一种物质体 系，尽管它同其他 自然存在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归根到底仍然是一种物质存在形态；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具有先在性，人类社会是在 自然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它的存在和发展 ，必然要以 自然界 的物质存在作为基础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必要的物质前提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具有物质统一性 ，在本原的意义上 ，自然界具有优先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 ，人类对 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

但唯物史观同时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是能够认识 自然和通过实践活动改造 自然 ，使 自然物“人化”，并在这一过程 中，实现人与 自然 的和解 ，实现人与 自然 的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这个层面上讲 ，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协调好人与 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实践受到 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的活动必须尊重这些规律。脱离了人与 自然的辩 证关系，脱离 了 自然和社会之 间整体关 系的协调 ，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 ，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 。

其次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必要的认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从产生、发展到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不仅有严峻 的客观现实作 为基础 ，而且是有深刻认识论根源的 ，即：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全面反思。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入了非凡的物质革命时代。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结合，使人类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的物资和消费品，极大地刺激了人类 消费欲望 的急剧膨胀和人 口的迅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为这些成果所陶醉深信人类的理性是万能的，科学技术是至上 的，人类可以无条件 、无 限制地从 自然界获得资源，向自然界排放废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盲目地迷信经济高速增长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 、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导致了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面对活生生的严峻现实，人们不得不做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样的战略选择。因此，人类选择可持续发展，既有实践上的必然性，同时也有理论上的必然性 。

再次，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是一致的。

可持续发展是“自然—— 经济—— 社会——人”的共同发展，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 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 的最高价值 标准 ，他们从历史唯物 主义原理 出发 ，批驳 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所造成 的人 的片面、畸形 的发展，把对人 的发展 问题提到了重要地位 ，特别是科学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认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因为社会是由人所组成的，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 。人 的发展是指每个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全面、自由而充分 的发展。而唯物史观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与当代可持续发展思想是相通的。可持续发展既不是极端人类主义，也不是极端 自然主义 ，而是在人与 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上、以人的发展为最终 目标的社会发展观。可持续发展中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原则 ，能够使人类经济活动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进行 ，从而保证经济 良性循环 ，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2]。 "

二 、周恩来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人类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还没有出现能源危机 的时候 ，普遍认为只要经济增长、生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就能得到改善 。然而事实上经济增长这一达到人类幸福的手段同人类幸福的 目的本身是不能混 同的。从追求发展追求幸福，变为追求单纯 的经济增长，是人类在近代 以来发展道路上的重大失误。特别是在资源已 日渐匮乏 ，生产对 自然的破坏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就造成了一系列恶果，严重地影响了人类的生存。这种失误 ，在西方只是到六七十年代 ，工业生产造成的恶果 已充分暴露后才被人们认识和重视的。但周恩来从来就没有将经济增长当作社会主义建设 的唯一 目的，而仅仅是把它当作增强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和关键的手段。

周恩来虽然没有明确、直接地阐释过可持续发展思想，但其蕴涵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内容，主要来自于他对我国的人口状况、自然资源状况和环境保护状况的全面而充分的了解与认识 。

首先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增长一直比较快。庞大的人口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的突出问题之一，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方面，周恩来的贡献最大。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率先提出一系列的人口控制思想 ，坚决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遏制住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

一方面，阐明人口问题同新中国发展的关系及控制人口增长的意义。周恩来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 的理论 ，辩 证地分析我国人口状况 ，明确地指出，我们要解决关键性的问题之一的人口问题，解决得好，那就更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因为新中国比旧中国人口确实增加得快，而人多却有人多的问题，人口多了会带来很多困难，特别是对国家建设。他在分析我国人口与可耕地面积的比例这对矛盾之后 ，深刻地指出，对于人口问题，无论是经济建设 、教育、生活都必须重视起来 。为此 ，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倡导人口理论和政策研究，以求确立正确的人口观。周恩来不仅从人 口与经济建设、教育、生活的关系揭示计划生育工作的真相和依据 ，而且强调要正确地处理好生育的计划性与 自觉自愿的关系、汉族与少数 民族的关系 、城市与乡村 的关系、初步形成控制人 口的基本政策 。此后，周恩来一直关注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思考，以求产生我们社会主义对人口的看法 ，确立人 口论 的正确观点。

在周恩来倡导下，计划生育在全国推行 ，其人口控制思想也影响深远。改革开放后 ，我国根据国情，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人 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从 1998年开始 ，我国人口增长已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实现了人口增长类型的转变，进入世界人 口低增长 国家行列 ，大大缓解了因人 口过快增长带来的巨大压力 ，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 ，我们应 当看到 ，我们面临的人 口形势仍很严峻。世界发展证明，一个国家长期依赖劳动力低成本是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我们必须适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然只有严格控制人 口增长 ，才能使人 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其次，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 展的物质基础，可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两类 。我国由于人 口众多 ，人均资源短缺 ，这将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所以要达到节约资源的 目的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 ，从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模式向节约资源、降低消耗 、减少污染的集约型模式转变 。

周恩来十分关注我国的资源储备和永续利用。他清醒地意识到我国虽然幅员辽 阔，物产丰富 ，但人口众多，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量也大，且人均资源较为短缺。所 以，在经济发展 中，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储备。在 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提出：必须认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 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缺乏是经常性的现象 ，而物资 的多余是暂时 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后备力量 ，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 比较缺乏的物资。

为此 ，周恩来强调一是重视国土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耕地不仅是农业的基础，也是文明的基础。针对1958年的“大跃进”，很多耕地被占用，他非常痛心地指出，这几年开荒的亩数与被工业、交通 (铁路 、公路 、机场)、学校 、机关所 占用的耕地亩数合起来，全国耕地总数减少了八千万亩……这一点我们有些人没有注意到，所 以影响了农业 。周恩来主张用保护现有 的耕地和开发耕地的后 备资源来解决人均可耕地短缺这个问题。二是坚持把植树造林作为百年大计来抓。针对过去我们一度只注意采伐而忽视造林的状况，周恩来尖锐地指 出，用剃光头的办法采伐森林，采光 了就走，修一条林 区铁路废一条 ，这怎么得了!工业犯 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和水利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 。因此，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 。三是兴修水利要治本 ，要提高并宣传新的治水理论。周恩来指出，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 、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要统一治水的认识问题。周恩来着力解决治水方针以及治水工作的争论 问题 ，他强调防洪排涝并重、治标治本结合、统一性与积极性结合、计划性与临时性结合、工作重心与非重心结合、义务工与工资制结合。旨在调 动一切积极因素，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大业。 "

再次，周恩来对环境保护极其重视，反复强调其重大意义。据国家环保局 的资料显示，仅1970年到 1974年，他关于环境 保护的讲话就达 31次之多。同时，他还是我国环境保护法制化的促进者 ，推动了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的出台。概括起来，周恩来环境保护思想 的主要 内容有：其一，防治环境污染要坚持“预防为主”原则。周恩来认为，不应该在环境污染发生后再去治理 ，而要积极主动地防止环境污染的出现。1973年 8月制定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试行草案)》，明确规定了“三同时”制度，即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产。这一制度是“预防为主”原则的具体体现。此后，“三同时”制度成为我国防治环境污染的基本措施。周恩来提出“预防为主”原则，不仅是为了防治环境污染，更有深层次的政治考虑——体现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 。“我们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我们是工业化刚刚起步的一个国家，我们不能走工业发达国家的一些老路，避免出现西方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的情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怎么体现出来?还怎么能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国家?”

三、周恩来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

总体看来，周恩来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容较为丰富，具有极其显著的人民性、长远性的特征：一是人民性。其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作为根本的出发点。“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周恩来提出保护环境，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人民利益。在他看来 ，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是我们在生产建设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二是着眼长远。人民利益既有当前利益，又有长远利益；既有当代人的利益，又有后代人的利益。周恩来反复强调要把这几个方面统 一起来，“我们搞建设，一定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子孙后代，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情”。今天，我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在满足当代人需要 的同时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 ，这一点实际上也体现在周恩来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中。

建国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表明，周恩来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是有创见、有远见的。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的增长，就必须特别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必须合理地利用 自然，把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减少到最低限度，才能与自然界共生共荣，协调发展。人定胜天，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科学的，拼资源、拼消耗是贻害子孙后代的事情，这方面我们曾经有过沉痛的教训。人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爱护自然，才能爱护自己。以牺牲环境换来经济发展，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后代，都是一种犯罪 。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更加珍惜周恩来同志留下来的这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在继承的基础上把它发扬光大，对于今天我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与周恩来总理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进程中，重温周恩来可持续发展思想，对积极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健康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