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学论文篇（1）

律师事务专业是为培养适应社会法律服务工作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而开设的一门专业,是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培养高素质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这一目标,笔者根据教育部和司法部的有关文件精神以及律师事务专业的特色,提出一套教学改革方案,以供同仁深入研究之参考。

一、教学改革必须与培养目标相适应,体现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特色

如前所述,律师事务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是第一线的高等法律工作者——未来律师。因此,本专业的教学改革要围绕未来律师应具备的素质来进行。为此,我们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破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建立实践教学体系

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上多是重视专业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即使开设了一些实践课程,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保障,使得实践与理论事实上还是处于脱节状态。学生毕业后遇到一些哪怕是较为简单的问题,也不能独立予以解决,学生还不得不在实践中进行补课,这就给用人单位乃至社会造成一种较坏的印象。律师事务专业的教学改革就是要突破这一教学模式,把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理论知识与学生亲身实践紧密相结合,在学生进入社会之前,还要专修各种案例分析与研究课程、律师实务课程,在课堂上进行模拟训练,突出学以致用。使学生掌握熟练的法律职业技能,具备较强的岗位适应性和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根据发展需要,适当调整专业方向

律师事务专业培养的是能适应社会和未来的律师。在专业教学改革中要紧密注重我国律师及律师业的发展趋势。我国律师业的发展,将与国际接轨,朝着专业化、集团化的方向发展,这是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必然要求,也是在我国“入世”后律师业引入外来竞争的压力所致。根据这一发展趋势,要不断调整律师事务专业的课程设置,在学生完成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选择一个专门的发展方向,由培养“通才律师”向培养“专才律师”转变,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和服务社会。

根据师资队伍和其他条件,可在律师事务专业中设置四个专门方向,一是房地产律师事务方向,它主要涉及到房地产资信调查、房地产开发可行性调查、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征地拆迁、税费、楼宇按揭贷款、销售见证,其他专项以诉讼;二是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方向,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又是相互独立的,各自对律师本身素质的要求也不一样。例如,专利律师事务要求有更高的理工科知识背景。而著作权中的软件(程序)、集成电路模块等又需要学生具备较好的计算机知识,因此在培养时应综合考虑学生的条件,区别对待;三是证券律师事务方向,这一方向培养学生在将来能够服务于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以及涉外证券投资等各个方面;四是涉外律师事务方向,这一方向主要是因应“入世”后,我国涉外经贸关系迅猛发展的需要,如倾销与反倾销律师事务等。涉外律师事务方向对学生的外语水平要求很高,在教学改革中应有针对性地对选择这一方向的学生加以培训。

(三)专业知识和各种技能相结合

本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应根据专业学习的需要来设置,同时,根据学生选择的专业方向而设置一套完整的公共基础课程和应用技能课程。英语课是学生必修课,学生应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达到三级以上水平。其次,学生要完成计算机课程的学习,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运用,并能达到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以上水平。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口才也是培训的重点。

(四)建立“双师型”的教师队伍

“双师型”的教师队伍是指由既具有良好的教师品质同时又是一个出色的律师所组成的教师队伍。“双师型”的教师队伍是适应和提高律师事务专业教学质量的关键。只有建立一支既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较高的教学水平,又具有较好的专业实践能力(律师实践)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的教师队伍才能适应律师事务这种高等职业教育的需要,培养出真正的应用型人才。

二、以适应未来律师在实践运用能力和基本素质的需要为主线,使学生具备合理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

本专业的教学改革要按照突出应用型、实践型的原则,来改革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将素质教育贯穿于律师事务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逐步建立培养学生基本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专业技术应用能力与专业技能、综合实践能力与综合技能有机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

在教学改革中,要建立一套以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以及专业选修课四大块相互配套的课程教学体系。该课程体系对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进行了调整和重组,体现了本专业人才培养的方向模式。以下是本课程体系的具体内容:

(一)公共基础课

律师事务专业的公共基础课不仅包括一般专业所学的基础课程,如哲学原理、经济学原理、邓小平理论、大学语文、美与欣赏、书法训练、英语、计算机和体育等,还包括一些为本专业的专业课学习所特别需要的基础课程,如公共关系学、社会学基础、文献检索、政治经济学、财务管理等学科。这种公共基础课的设置,既考虑了学生政治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又考虑到了学生应用技能的培养。同时考虑到学生选择具体专业方向的需要,在公共基础课中,加开了政治经济学、财务管理学、专业英语等课程,为学生朝着“专才律师”的方向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专业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是学生学习专业课打下坚实专业基础而设置的课程。由于律师事务专业是运用法律知识服务于社会的一门专业,因此法律专业的基础课也是律师事务专业的基础课。主要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学、法律逻辑学以及法学方法论训练等。除此之外,律师职业道德、司法文书与律师文书制作也是本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而且还应放在突出的位置。通过对律师职业道德、司法文书与律师文书这些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感受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不仅要有坚实的业务基础,还要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服务社会的思想,能够认识到律师工作的重要性,在工作岗位上做到尽职尽责。从而在思想上促进学生对于专业课以及专业选修课的学习。

(三)专业课

在专业课方面,既包括法学的各主要门类,如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国际法律制度等,又包括律师法律制度,还包括各种案例研究课程。专业课的内容最多,也最丰富。它是学生未来成为一名优秀律师在业务能力上的基本保证。在专业课的教学改革中,要坚持理论教学为实践服务,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把握和完善理论体系的原则。经过系统化、规范化的专业教学,使学生能够较系统地掌握所学的理论体系,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并能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较为复杂的案件。可见,专业课的教学,既要注重理论教学,又要注重实践教学,既要注重律师法律制度的教学,还要注重律师实务方法论的教学。

(四)专业选修课

律师事务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的课程设置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考虑到本专业的学制仅为三年,在有限的时间里不可能把律师事务专业的所有课程都学好、学精;二是考虑到一些与本专业有关的特殊课程。目的是为了扩大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引导学生对较深或较前沿的课题进行学习研究,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新精神,为其在将来继续学习和研究打下基础。三是考虑到发挥部分学生的特长,支持学生选择律师事务的某个方向进行发展,成为未来的“专才律师”。如,学生的外语程度较好,对涉外法律制度又很感兴趣,则可鼓励其在涉外律师事务方向发展,配套的专业选修课包括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涉外仲裁理论与实务等。这种安排还可以提高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

对于根据第二个考虑因素所设的选修课,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而根据第三个考虑因素所设的选修课,学生在选修时必须选择一个方面,如前述的房地产律师事务方向,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方向等等,而根据每一个方向所设置的选修课程体系,学生在选择方面后必须全部选修。当然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也允许学生选修其他方向的选修课程。

三、建立与律师事务专业培养目标相适应的理论教学体系

本着高职高专的“基础理论教学要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教学重点,专业课教学要加强针对性和应用性”这一原则,笔者设计了一套相应的理论教学体系。该体系最大的特点是一般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建较为完善的律师事务学科体系,在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上进行了创新。

(一)创建律师事务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是与学科有密切内在联系并加以科学分类,由“母学科”及其分支“子学科”和相关学科的知识、技术构成的学问群体系统。律师事务学科体系是以律师事务学为核心,以房地产律师事务、金融律师事务等具体分支,以律师制度为龙头、律师职业道德、律师口才学以及疑难案件研究为依托而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律师事务学是研究律师事务的一般原则、规律和范围的一门科学,是对学生未来从事的律师事务进行理论指导的学科。它建立在现实律师实务的基础上,是律师实践中的一种理论总结,该学科包括这样四个方面的内容:

1、律师诉讼与辩护事务

这一部分包括律师在民事诉讼中的事务、在行政诉讼中的事务以及在刑事诉讼中的与辩护事务。它阐明了律师在不同诉讼形式中的不同法律地位以及在行使权或辩护权时应遵循的原则,并从理论上提出了律师在与辩护的技巧。

2、非讼律师事务

非讼事务是律师事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没有形成纠纷或虽已形成纠纷,但以诉讼以外的形式加以解决的事务。律师在非讼事务中是以的形式出现的。

3、法律咨询与援助事务

法律咨询指专业咨询部门,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人民群众提出的有关法律事务的询问作出解释或说明,提出建议和提供解决方案的一项业务活动。律师从事法律咨询是使“专业咨询部门”特定化。律师事务学对律师的法律咨询事务的范围、方式、作用以及原则都进行了论述,结合律师职业道德对律师从事法律咨询事务提出了基本要求。法律援助事务是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对那些没有能力而又急需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人提供的一种无偿法律服务,这是律师服务社会的崇高品质的表现,也是律师事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4、其他事务

它是除以上所述律师事务以外的事务,如,律师参与立法等事务。

律师事务学是研究律师事务的基本规律的学科,对于律师事务中的一些较为专业而又自成体系的领域,可以形成一门独立的子学科。如房地产律师事务、金融律师事务等,这些子学科是对律师事务学在特定领域的具体化。

(1)律师制度这门学科主要是研究世界各国的律师制度,在比较的基础上详细介绍我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学生学习律师事务的基础学科。为学习律师事务学提供了很好的背景知识。

(2)律师职业道德作为一门理论课程来学习,突显律师事务专业对培养对象的严格要求。它是达到专业培养目标的一门重要课程,直接关系到培养对对象思想素质,敬业精神和服务社会的意识。

(3)律师口才学旨在培养学生口才素质,为学生在律师事务实践中善于应辩,准确而又巧妙地表达思想观点打下方法论基础。

(4)疑难案例研究是一门系列课程,是律师事务专业特设的一门课程,可分为民事、刑事、行政和涉外等方面。它不同于一般课堂教学中的案例教学法,是运用所学理论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案例进行分析比较,达到对现实法律制度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为学生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业务基础。也为律师参与立法、提出立法建议提供知识源泉。

(二)改进教学方法

为达到高职律师事务专业的培养目标,要在教学方法上开展研究,在推广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和改进案例教学法,并把辩论、社会调查、讲座等多种方式引入课堂,要求教师在讲授的基础上增加课堂中的实践内容,并规定每一门课程学时的三分之一用于课堂中的实践环节,力求改变教学“一言堂”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教学过程应做到将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应用、能力的培养相结合,这样,才能建立比较完善的适应职业要求的理论教学体系。

在此需要特别探讨的是案例教学法,因为它对于实践性很强的律师事务专业具有特别的意义。传统上所讲的案例教学法通常只是一种案例例举,很少进行展开,采用讨论教学法。真正的案例教学法是评估学生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分析教材的内容特点,系统地编写案例并把它运用到课堂上供学生深入讨论,教师要层层设问,不要急于下定论,以锻炼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目前,有一种“实例追踪分析法”较受推崇。它是运用真实的案例进行案例教学。通常,所选案例还处在动态的发展之中,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动态预测分析,然后根据事态的发展进行总结印证。这种教学方法具有兴趣性、参与性和实效性的特点,材料易于取得,值得很好地的推广。[1]

(三)引进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理论教学功率

英语、计算机等公共基础课方面要广泛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建立先进的英语语音室、电脑室供教学和学生实践之用。同时还以专业课为试点,逐步推广现代化教学手段,让现代的教学因素充实到教学的各个环节,声、图、文并茂,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四、建立与专业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实践教学体系

为了使学生具有更强的从事律师职业的能力,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渠道建立比较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

第一、课程学习。在课程理论教学过程中,应辅以适当的教学实践手段,以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和运用理论的能力。采用模拟法庭,庭审旁听,参观监狱等方式,要求课任教师在教案中体现课堂实习的内容,并与公、检、法、监等单位联系,取得他们的大力支持。活动结束后,科任老师要及时组织课堂讨论,引导学生吸收实践经验。

第二、根据教学实践需要建立教学实践中心,并配置相应的设备,为教学实践提供专门的服务。为了加强教学实践的管理和协调,教学管理部门应指定专人负责教学实践活动的安排、联系、检查和督促等事宜。

第三、暑期见习。要求高职班学生在开学后第二个暑假参加为期4周的法律见活动,并指派教师进行适当的指导。要求学生预先订好见习计划,经教师指导后进入见习。见习结束后在返校两周内提交见习报告并召开见结会议,见习材料存入学生档案。

第四、毕业实习。在学生毕业前,安排10周左右时间让学生参加毕业实习活动,要进行周密部署,指派教师专门指导学生根据所学的法律知识,总结实践经验。在学习过程中,指派专人检查督促,把实习工作落到实处。

第五、毕业设计(论文)。对于学生来说,毕业设计即可以全面检查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技能的熟练程度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能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在准备阶段,由老师提供毕业论文题目,并对查阅资料,如何写提纲等进行相应的预见指导,在实施阶段,学生积极开展,教师定期检查指导提纲,初稿直至定稿;答辩阶段,学生论文定稿后,送交院答辩委员会进行公开答辩,并推荐优秀毕业论文供大家学习。

律师学论文篇（2）

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日趋完善，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寄予了越来越高的期望，对各种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愈发深恶痛绝。但是，由于司法环境和社会传统以及职业道德素养等因素的影响，案件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为了寻求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裁判结果，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也有少数法官利用手中的审判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一些群众对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产生怀疑。 近年来出现的个别法官和律师串通，违反职业道德和纪律，损害当事人利益，影响司法公正，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形象，是对我国《法官法》和《律师法》严重地亵渎。国家及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此情况纷纷出台“禁令”、“规定”，对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关系加以“限制”。正确处理三者关系，不仅有利于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有利于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本文根据对法院、律师事务所以及当事人的调查、走访，深入探究形成三者关系现状的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和完善措施。 一、我国现阶段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关系现状 “从今天开始，有‘接受当事人及其律师请吃，为当事人介绍律师’等行为的法官将被撤职、开除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2009年8月18日上午9时30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会向社会公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当事人及其律师相互关系的六条禁止性规定》（以下简称《禁令》），目的在于加强对法官的约束和管理，构筑法官和当事人及其律师间的“隔离带”，划定法官和当事人及其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相互关系的“底线”。 此“禁令”一出台，全国各地高级人民法院纷纷效仿，相继颁布“禁令”、“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对法官、律师、当事人关系加以限制。同时，各种“禁令”、“规定”的出台也又一次引起了我们对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关系的思考。我们通过对天津、北京、河北、四川等地的法院、律师事务所以及当事人的走访，发现这一问题对某些法官和律师极为敏感，甚至闭口不谈。通过对个别律师和法官以及对十几名当事人的走访，以下几种情况在三者关系中反映较为突出： （一）、法官和当事人 1、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托关系、找门路、花钱买“人情”的现象非常严重，即便是在胜诉把握非常大的案件中，当事人找关系的现象还是非常普遍。走访中，当事人这样说：“我们也不想多花那份钱，但是没办法，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啊！你不找关系，要是对方找了怎么办，对方找了就可能赢啊！”而大多数找关系的当事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想方设法与法官撤上关系，而与法官的关系撤上以后，法官在审判中基本上都是有所倾向的。 2、当事人找到法院所在地区的人大代表、党政领导，通过这种关系，让他们对案件审判的进行能够给予干涉或直接给法官施加压力。这种现象对于法官来说是很无奈的，他们为了不得罪人，保住自己的“大盖帽”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对审判所进行的干涉。 3、法官为了个人的利益，主动对当事人进行暗示，以自己的权换当事人的钱。据调查，该情况在小案件中常有发生，法官借此机会想“捞上一小笔”。而当事人为了能够胜诉，对法官的暗示也是心知肚明——掏腰包，紧接着就是“胜诉”的宣判。 （二）、律师和当事人 1、某些律师为了个人利益，故意曲解法律规定，迎合当事人的不合理，甚至非法委托或授意委托人（当事人）规避法律，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此现象在律师行业中发生较为普遍，严重影响和破坏了司法的公正，导致公民对法律认识的严重扭曲。 2、律师与法官恶意串通，由律师给当事人“做工作”，利用当事人对法律的无知，而希望打赢官司的心理，唆使当事人与法官进行权钱交易，以谋取个人利益。此现象在近两年呈现泛滥趋势。 3、律师与当事人共同谋划与法官拉关系，例如：私自会见法官，送礼，请法官吃饭等现象。这是当事人与律师的个人利益在一点上集中出现的现象。据调查显示，此现象的发生频率是最高的。 （三）、法官与律师 1、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私自会见律师，向律师透露案件的相关情况。这是我国的《法官法》明令禁止的行为，当属违法行为，而法官为个人私利、人情关系，知法犯法，他们的行为谁来管？ 2、某些法官为了获取个人利益，违反规定为当事人推荐、介绍律师作为其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介绍、辩护等法律服务业务，或者按时当事人更换承办案件的律师。这些行为都是由于律师给了法官回扣、提成等作为交换条件，法官才这样做的。这是明显对当事人的不负责任，是职业道德低下的重要体现。 （四）、法官职务犯罪常用手段 我们在调查走访中对法官为谋取私利的职务犯罪现象予以了特别的关注，通过对多位律师和当事人的采访，我们总结出，与三者关系密切相关的法官职务犯罪手段： 一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如某市中级法院原院长程某在该院审理陈某与丈夫何某离婚上诉案时，先是收受陈某5000元贿赂，向办案人员打招呼要求审理时向陈倾斜；在收受何某1万元贿赂后，又安排该院受理何某申诉，责成法庭暂缓执行。还有的法官“两头吃”以后，不敢依法判决，就想方设法调解，使案子久拖不决。 二是造假案。如某市某区法院法官陈某，私自受理官汉某诉刘某某债务纠纷案，并收取诉讼费1万元。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定审理程序情况下，制作了一份假民事判决书并交付执行。陈以此为手段，先后制造假案14起，受贿20.9万元。在这位法官家中，搜出了其私藏的已盖公章的各种法律文书30余种100多份。 三是抢管辖。为了利用自己的审判权、执行权给请托人或亲友谋利益，违反案件管辖规定受理案件。四是卖证据。为谋取个人私利，法官将法院负责调查取证案件的证据，以高价卖给当事人中的一方，从而使一方当事人在案件的审理中占据“优势”。 法官的职务犯罪正在朝着扩大化的趋势发展。而在民事案件中这样的现象体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在影响力很小的案件中，发生法官职务犯罪的概率是最高的。实际上，这正是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以各自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而达成的一种默认的“协议”。而这个“协议”是违法的。 （五）、相关链接1997年——2000年，原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法院院长费明受贿17万余元，在庭审中，费明指认了多名律师行贿，经法庭认定的有7人。其中不乏苏州当地的著名律师。2009年，湖北省荆门市10名律师向5名法官行贿，金额达40余万元。2009年1月11日，武汉市中院13名法官因涉嫌受贿，先后受到法律追究的事情被披露出来。这起案件中还有20多家律师事务所的44名律师涉案。2009年11月，北京律师翟某为争揽诉讼业务，竟以邮寄书信的方式许诺给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某法官40%的介绍费，法官收信后当即进行了举报，翟某后来被北京市司法局吊销律师证书。在我们的走访、调查过程中上述现象体现比较普遍。但因涉及众多难言之隐，以至调查无法深入开展，更有甚者闭口不谈此事，给我们以天下太平的假象。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果真如此吗？大概并非如此吧。暴光的自然不必说，而隐藏于法治之中的现象又何从查起呢？个别律师给我们讲到隐于其中的司法腐败现象，并确认该现象所遵循的已成为中国司法的一条潜规则（由于涉及司法隐私，在此不再具体介绍）。潜规则控制着显规则的方向，当然，方向也自然就偏了。总而言之，法官、律师、当事人三者关系现在正在朝着一个极不正常的方向发展，正一步步影响着司法公正。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二、形成现阶段三者关系现状的原因 （一）、人情大于王法 1、“人情社会”在我国根深蒂固 中国作 为一个礼仪之邦，一直是个人情气氛很浓的国家，这种靠血缘伦理关系维持的社会，缺乏法理契约型社会的传统，因而轻法治重人情。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在执行过程中，缺少深入贯彻的社会气氛，往往在人情面前大打折扣。从人际关系方面看，“重人情，讲面子”是中国人维系关系的一条准则，我们无法置疑它的优点，但往往人们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极易引发歪曲评价，他们评价的不是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办事能力，而是能不能“做人”，会不会“做人”，根本上说就是能不能“不得罪人”。因此，这种评价助长了“不得罪人”，“做老好人”的处事风格，形成了现在“讲人情”的社会风气。而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又必然要受到这种社会风气和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无情地把一个具有果断坚定性格的人放在错误的人情环境中加以考量，这种考量的压力很可能使人变得唯唯诺诺，凡事先考虑人情，这样一旦缺乏监督就无法保证执行的得力与否，甚至可能包庇萌佑，最终会监守自盗，酿成腐败！——这或许也应该算是司法腐败的一大社会根源吧！ 北京大学在一次针对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说明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也不均等。“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整合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 参与这次调查报告撰写的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文东茅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该调查一共取得来自7个省34所高校的15222份有效样本。 多年来，对于中国社会，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只要家里有“关系”，有“门路”，就要用上，无论是大事、小事。而为了维系这样的“关系”，这样的“门路”，不惜逢年过节大花上一笔，这已经成为了社会的风气，甚至可以说成为了传统。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这样以来促进了社会消费水平，盘活了许多即将面临倒闭的公司、企业，挽救了一大批即将下岗的工人，还为许多下岗失业人员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这样看来“买人情”似乎还是在为社会主义社会做贡献了！实际上这样的表面现象掩盖不了“人情社会”的实质。送礼实质上就是送人情，等于将人的感情赋予礼品中，而金钱在这里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实质上中国的“人情社会”就是金钱社会的一种演变形式。而这样的社会形态，使某些国人形成一种惰性——不思进取。因为他们看来“人情”可以买通一切。这样的惰性一旦滋长，那么势必会影响人才的合理利用，既而影响到国家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所谓“人情社会”，在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是何等冷酷无情的真面目！所以说 “人情社会最无情”。 2、人情社会下的法治 （1）、“人情大于王法”是人治的体现 人治，实质上就是根据某个人的利害选择和感情取向来决策的治理方式。在法治社会里，人情虽然也存在，但它不会大于王法；而在人治社会里，人情不仅大于王法，还是人治的一种支撑。 因为，在人治社会里，各种人情资源都集中在统治者的手中，他们掌握着下层人物贫富、荣辱、升迁，乃至于生死的权力。下层人物要想取得生存、发展，趋利避害，甚至是求得公平，都需要仰面求人，通过各种人情渠道换取当权者恩赐的雨露阳光；这样一来，人们也就众星捧月似的凝聚在了当权者的周围。 人们在“不谙世事”、“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阶段，也许还对这种人情交易看不惯，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并做得津津有味了，总觉得暖洋洋的人情关系要比冷冰冰的法权关系好。时下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打官司就是打‘关系’”——一遇到诉讼，首先就是找门路，托关系，送红包；其目的并非都是要颠倒黑白，有许多只是希望能依法得到公正的判决。前不久，看到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一位诉讼者坐在律师事务所里，伸长了脖子，神秘兮兮地面对律师问道：“您法院里有认识人吗？”——这绝不是漫画作者无根据的虚构，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 （2）、人情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当事人或律师利用地方党委、政府、人大官员或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行政力量对案件进行各种形式正当或不正当的过问、批条、关注、协调、评查等。这些方式直接作用于管着办案法官的领导们，从而高效地堂而皇之地打破了国家法律所要极力维护的东西，而当事 人和律师又是怎样和那些给他们批条子，走“后门”的人建立关系的呢？那就要归功于“人情”了，正是“人情”将他们联系到了一起，而“人情”又是什么？是金钱与权力的交换，是利益与利益的交换。法官利用手中的审判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同样是“人情”在作祟。 在“人情”二字面前，法律遭到亵渎，司法公正更是难以实现，在我国建立法制国家的关键阶段，“人情”依然处在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之上，甚至“站到”了法律之上，不得不说这是法治的悲哀，是司法工作者的悲哀。“法”象征着公正、公平，这是它的基本特征。司法的公正影响着社会秩序，更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它的重要性毋庸质疑。然而，现在“人情”却在一步步吞噬着公正，影响着国家的法制建设。 （二）、法官的法律职业伦理 1、法官的职业形象 为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品德高尚的法官队伍，规范和完善法官职业道德标准，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素质，维护法官和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于2001年制定并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在《准则》中有这样几条规定值得我们深思。（见附）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前12条“准则”都是对法官职业形象的规定。法官职业形象最核心的是公正，最关键的是廉洁。公正是审判的灵魂和生命，是审判工作全部价值所在，是司法的最终和最高目标。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说得好:“法官的使命在于，依照法律对产生争议的法律问题作出具有最终效力的判决，并以此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法官应该是传承公平、正义的使者；是个人良知和法律信念的代表者；是各种冲突的承受者。公正和效率是法官的生命线，对每一个法官而言，就像阳光对于每一个人那样，是生命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法官的形象公正正是当事人直接感知的司法公正。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官自身修养及品质，以及法官在法庭审判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公正，如法庭装饰布置、法槌法袍使用、庭审言语举止、裁判文书等外在形象，这才是最为突出的内容。 法官的形象公正是建立在程序公正和司法公正基础上，但又超越二者，是更高一层的司法公正，是可触摸和感知的公正。三者关系是：形象公正需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来实现，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也需要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形象公正来实现，三者缺一不可，互为有机统一体。 法官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形象，这是由其权利、职业、群体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权利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权的权威性、重大性和导向性上。权威性，是因为司法权是调节社会各种矛盾的最终裁判权。不论个人或单位，对生效的判决必须执行；重大性，是因为审判权是生杀予夺大权，一纸判决，可以影响或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单位的命运；导向性，是因为法官判案，也就是判断是非，审判的结果是要体现社会的正义、导向和价值标准。职业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的独立性、中立性、公开性和程序性上。独立性，不仅审判活动要独立，而且要求法官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不受任何个人或上司的非法干预；中立性，法官是处于居中裁判的位置，必须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不能偏袒一方，歧视另一方；公开审判，是基本诉讼原则之一。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以公开促公正；程序性，程序公正是可以实现的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法官不能在“法律事实”以外寻求裁判的依据，而只有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所认定的事实才成其为“法律事实”。群体的特殊性，是因为法官是法律的化身和代言人，是社会的精英，应具有高于一般人的特殊资质。法官一方面要以娴熟的法律水平裁判案件，另一方面要以崇高的职业道德行使裁判职能。总之，为了法官职业的纯洁和尊严，为了维护法官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为了保障司法职责的正常履行，法官必须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称职的法官应该集公正的意识、和深厚的法学修养于一身。 2、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力过大 何谓法官自由裁量权？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问题。英国法学家戴维•M•沃克给自由裁量权下过一个定义：“自由裁量权，指酌情做 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以权力或责任，使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有时是根据情势所需，有时则仅仅是在规定的限度内行使这种权力。” 而美国法学教授约翰•享利•梅里曼认为：审判上的自由裁量权，是普通法系法官传统固有的权力，是指“能够根据案件事实决定其法律后果，为了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可以不拘泥于法律，还能够不断解释法律使之更合于社会的变化。”尽管沃克和梅里曼关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论述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认为法官自由裁量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是一种司法权。这就将其从性质上同行政自由裁量权区分了开来，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来源是法律授权；第二，是法官在特定情况下，针对不同案情，依据自己的判断而作出适当决定的权力；第三，作出决定的依据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基于国外学者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认识，我国的法学家也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含义作了各种各样的表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是：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有缺陷时，法官根据法律授予的职权，在有限范围内按照公正原则处理案件的权力。我国是一个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久的国家，法制建设还不甚完善立法工作还存在诸多的问题。 我国的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松，是我国法制不健全的主要体现之一，例如：我国《刑法》第249条规定：“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本法条中，有这样的字眼，“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而实际上“严重”和“特别严重”的界线就是由法官来掌握的，是由法官的主观意识来决定的。而正是这样的一个“空当”，可以被很多人利用，用金钱来填补“空当”，使法官的裁决有所倾向。所以说自由裁量权的不完善，从某种程度上给了法官、律师、当事人很大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是无视法律，藐视公正的自由。实质上自由裁量权是一柄双刃剑，它可能在保护正义的同时极容易伤害正义，甚至如果被心术不正的人滥用将成为其作恶的工具。因此，任何法官都必须慎用。然故严格法治主义者主张“绝对的法律至上或法律统治，而排除恣意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将法官变成一台自动售货机，输入事实，将法律对号入座然后输出判决。”但这种完全排除自由裁量权的理论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司法实践中根本无法实行。事实上，几乎所有案件的判决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时，应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社会弱者的关怀、对自然法理念及公平、正义精神的追求，服从法律和自己的良心，做出合乎法律、合乎人性、公平、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判决。 （三）、律师的职业道德伦理 律师职业道德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是律师政治素质、理想信念、思想品质、纪律作风、情操气质和风度的综合反映，也是纯洁律师队伍、维护律师职业声誉、推动律师为社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重要保证。 从世界各国的有关规定来看，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以下特征:1、其表现形式是将抽象、概括的职业道德标准以具体、明确的义务性或禁止性条款规定在律师组织的有关章程和规则中，甚至规定在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有关法律之中，从而形成律师职业行为的具体规则；2、其调整的内容涉及律师在其职业活动中与法院、与委托人、与同行、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等诸方面；3、其保证实施的方式主要依国家强制力或律师组织纪律的强制力对违反规则者给予惩戒。 从以上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的特征上看，律师作为法律人的法律职业伦理与道德行为，至少应具备以下三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标准：标准一：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律师必须保持良好的形象和声誉。由于律师的使命在于维护人权，实现正义，所以各国的立法均对律师的职业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德国《律师法》第43条规定：“律师须认真执行职务，在执行职务时或执行职务以外均应表现得值得尊重和信赖。” 日本《律师道德》第2条规定：“律师在注重名誉、维护信用的同时，应努力培养高尚的品德，精深的修养。” 我国《律师道德规范》第7条规 定：“律师应当道德高尚，廉洁自律，珍惜职业声誉，保证自己的行为无损于律师职业形象。”第11条规定：“律师应当敬业勤业，努力钻研和掌握执业所应具备的法律知识和服务技能，注重陶冶品德和职业修养。” 上述规定说明，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对律师职业道德提出了较高的标准和要求。标准二：法律职业行为的独立。为了保持律师的威信、公正和中立，西方国家普遍要求律师在从事职业活动中，既要独立于司法机关和委托人，也要保护律师职业的垄断性。在美国，律师职业上的独立是指除法律有专门规定外，律师不得与非律师人员分享律师费用，也不得与非律师人员建立旨在从事法律事务的合伙关系。在下述情况中，律师不得同营利性的法律机构进行合作：1、非律师在这种法律机构中拥有股份；2、非律师是该法律机构的经理或官员；3、在这种法律机构中，非律师有权左右律师的职业判断。在法国，法律要求律师不得接受他人雇佣，不得兼营其他与自由、独立不相容的职业，不得兼营任何商业活动，不得兼任合股公司的成员、股份公司的经理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公务员。在日本，法律严禁律师同非律师合作、从对方当事人处接受或向其要求利益、兼职及经营营利性业务。 禁止同非律师合作是国际上对律师职业道德的普遍性要求。在律师与非律师的合作中，最可怕的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律师与法官的非正常合作。按照律师的说法，“律师热衷于与法官拉关系，有的是被法官逼出来的。该立案的不给你立案，该给你看的证据不给你看，该送达的文书不去送达，能拖便拖，能赖便赖，拿一份判决书就让你跑上十趟八趟，一个简单的案子可以给你拖上一年半载，你告他不但难以奏效，说不定会上该法院的 ‘黑名单’，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碰了几次壁之后，你还不得学乖点，赶紧去拉拉关系。” 事实上，律师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有一部分律师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打官司不是靠业务能力而是靠关系。于是，有一小部分律师，不是把精力放在提高业务水平上，而是热衷于拉关系、搞公关，想方设法让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向自己这边倾斜；有的律师将其收取的费与法官按比例分成。因此，律师向法官行贿好象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实质上律师与法官拉关系的动机很简单，那就是希望法官给自己介绍一些案源，希望法官的“天平”向他这边倾斜，帮他打赢那些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官司，这些人是律师中的真正“败类”。 如此下去，不仅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会损害律师的高尚品格和信用，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的正常秩序，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应该将此行为作为犯罪来打击。标准三：律师必须保持清廉与诚信的品德。这是许多国家对律师职业道德的普遍要求。如日本《律师法》第26条规定：“律师不得就受委托的案件从对方接受利益，或向其要求或约定利益。” 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如果为了获得委托而向他人送礼或提供回扣，是最严重的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如果被发现，很可能要被取消出庭律师资格。以维护法制实现社会正义为使命的律师应当从业清廉，这是对律师最起码的要求。我国《律师法》和《律师道德规范》对此明确规定：“律师在执业中必须廉洁自律，律师不得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或者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如果律师在此问题上不能站稳立场，提供法律服务以获取私利为前提，不仅会腐蚀自己的心灵，而且真理、公平、正义必然会遭到严重地践踏。 诚信是律师最重要的品德。当事人委托律师为自己提供法律服务，表明他在某一方面或某一事项上存在困难，需要得到法律服务。当事人按照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所付出的不仅是金钱，更多是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信任。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人们会把律师视作一种神圣的职业，赋予律师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的职责。如日本《律师道德》第二条规定：“律师应注重名誉、维护信用，努力培养高尚的品德和精深的修养”。我国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五条规定：“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尽职尽责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事实上，无论是律师本人还是律师事务所，要生存，要发展，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诚实守信，信用是律师最重要的资本。 这三条标准是根据我国《律师法》，以及《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 纪律规范》制定的，然而在实践中律师为了赢得官司，从而拿到丰厚的费，赢得良好的声誉，不惜与法官私下交易，以达到“双赢”。此现象在我国的律师行业中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们将国家的法律至于脑后，将金钱和声誉放在第一位。而实际上我国有关部门对律师职业行为的管理松懈也是形成此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官和律师本应是以事实和客观的证据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的使者，但是金钱、名誉的利诱使很多人丧失了立志和道德，成为了金钱和名誉的“阶下囚”。 （四）、法官与律师的非正常关系 尽管法官与律师的非正常关系在我国的司法界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普遍泛滥的趋势日趋明显，社会影响极为恶劣。根据走访律师的情况，我们认为两者非正常关系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司法不能独立，体制上相对滞后。有些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活动，习惯打招呼、批条子；律师为赢官司，也与当事人一起走人情，找领导打招呼、批条子。甚至找到安排法官庭审的工作人员，指定某某法官审判某某案件。（2）法官收入偏低，造成心理失衡。一些法官认为：法官投入的劳动远远超出律师投入的劳动，但得到的却远远低于律师的收入，“同工”没有达到“同酬”，难免心态失衡。为此，用自己的权与律师或当事人的钱进行交易，来弥补失衡的心态。 据在北京城区的法院调查，北京市去年启动了“阳光工资”改革，让几个区法院的法官感到很“气愤”。改革之前，朝阳区法院的一名普通审判员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法官的基本工资当然没有这么高，但除了工资之外，法官每办一个案子都有加班费，还有月奖、季度奖、年中奖和年终奖。当然，还有另一笔诉讼费收入，城区几个区的诉讼标的都比较高，因而，法官的诉讼费收入很高。而经过这次改革，法官只能拿到国家政府新定的工资，其它收入都没了，实际收入降了一半多。一些法官表示，法院工作特别繁重，如果一味按照行政级别定收入标准，那还不如找个清闲的机关过舒服日子。在我国法官被列入公务员的范畴，而我国公务员的收入是有一定限制的。在进行公务员工资阳光改革的时候，忽视法官与其他公务员之间的区别，是不正确的。收入下降了的法官们从一个扭曲的角度，说出了一个正确的道理：从司法独立与司法尊严考虑，法官应当维持较高的收入。当然，应当是法定的、公开的高收入。 法官收入高于公务员，似乎已经是各国的惯例。在泰国，法官收入甚至是公务员的十几倍。在联邦地区法官的工资和国会众议员一样多，每年大约 15.5万美元；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工资和国会参议员一样多，每年16.5万美元；各州法院法官的年薪也几乎与同级政府行政长官的地位和薪金待遇相同。 我国《法官法》专设一章涵括3个法条对法官工资制定了相对特殊性的规定，比如“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规定。”“法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 不过，迄今为止，这些规定并未得到落实。 （3）立法上的漏洞。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法律的保底性条款太多，使得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因此律师为了打赢官司特别有兴趣用自己或当事人的钱与法官的权进行交易。律师明白，用钱与法官的权去交易，成本很低，收益却极大；法官也明白，用自己的权换取律师或当事人钱，风险极小。另外，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中的回避制度，没有规定法官与律师的相互关系，它处在依法回避的盲区和边缘地带；我国没有陪审团制和三审终审制的制衡，法官行使权力受律师不当影响的风险相对较大。（4）惩罚制度可操作性差。在律师与法官的权钱交易中，律师行贿，法官受贿，大都被认为是道德的范畴；就好似医生收受病人的“红包”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道德”的范畴。实际上这是对法律与道德的严重曲解。每一个法律人都明白，法是具有明确的表现形式，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人们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违反这种规定的制裁或补救措施。法官与律师的多数权钱交易关系主要是法律调整的范畴。老百姓犯法有法官来管，那法官犯了法又由谁来管呢？尽管我国《法官法》第32条列举了13种应受惩戒的行为，法官只要实施其中一种行为，就应当受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由于法院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惩罚机制，也没有使这种惩罚机制贯彻下去的渠道，致使法官违法行为不能得到及时的预防与制裁。这就是人们常说“ 法官犯法没人管”的原因。 至于律师违法与法官建立不正当关系，《律师法》也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与惩罚措施。按照《律师法》第44条规定的内容，律师“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或者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的，” 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但是，不知该条中的“规定”指的是什么，缺乏可操作性。《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下称 <惩罚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律师向法官、照检察官、仲裁员或者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的，由司法行政机关给予吊销执业证书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该《惩罚办法》第15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在查处律师、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过程中，认为其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按该条的说法，律师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先由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认定。如果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不认为律师的行为是构成犯罪，就可以不移交司法相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由于《法官法》与《律师法》规定的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加上没有专门的惩戒程序，特别是没有建立起一套对律师与法官不正当关系的认定与惩戒机制，导致对法官与律师关系中的违法与违纪的惩戒不规范，具有较多的“人治”色彩。 （五）、当事人在三者关系中的作用 有时我们只看重了法官和律师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案件的直接关系人——当事人。据我们在几个省市对某些案件的当事人访问、调查显示，官司的胜负对当事人是最为关键的。某当事人如是说：“我们是老百姓，我们打官司花那么多的诉讼费，还有律师费，为的什么？为的不就是能打赢官司吗！我们确实想得到公正的判决，但是在当今这种社会环境下，想得到‘公正’你就必须掏出你的钞票。我们就想，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了，再多花点不就能多几成赢的机会嘛！其实我们也是无奈。”从当事人的这番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现阶段这种“人情社会”的社会形态下，当事人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赢得诉讼，同样不惜血本花钱买人情，走关系，目的就是得到自己预想的结果。实质上有很多时候当事人都会成为法官和律师非正常关系的牺牲品。在调查中，有些当事人对我们说，他们本来是违法了，是本来就输的官司，但是他们的律师用一种“手段”让他们“反败为胜”，这种手段就是——金钱。法官和律师在私下的“关系”非常密切，有了案子交给他，而法官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换取律师的钱，而律师将“额外支出”强加给了当事人，甚至是这份支出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出了钱的一方当事人当然赢得了官司，尽管是赢了，也许不出这份钱有位好律师，有位公正的法官也可以赢官司。而没出钱的呢？自然是败诉。所以说，这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不公平的，他们都成了法官和律师非正常关系的牺牲品。 实质上，从公正审判程序的角度来看，在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始终应以当事人为中心。然而，在我国这种“当事人主义”在案件审判过程中表现得并不明显。法官在法庭上依然起着主导的地位，坐在法庭正中间的就是权力的象征——法官，法官的两侧才是当事人，是辩护律师，这样的法庭结构布局也正是权力至上的体现。当事人和律师始终是在向法官靠拢，而这种靠拢带来的就是权钱交易，当事人如果想在案件的审理中胜诉，那就要把中心地位让给法官，用金钱“买”来“人情”，然后得到的是法官的“合理”判决（“合理”是对“买人情”的当事人来说）。实际上当事人在整个案件中始终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被律师、被法官操控。有时候我们总是说，很多人的法律意识淡薄，其实这句话并不一定准确。实际不是淡薄，是很多人打不起官司。法律本来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的，而在某些法官，某些律师那里，合法的权益需要用钱、用人情来换；不合法的权益也可以用钱、用人情来换。这样的司法环境，有谁还敢来打官司，还敢来请律师。 三、解决三者关系问题的措施 （一）、解决“人情社会”对三者关系影响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唤起更多人来关注和正视“人情社会”给我们的司法工作带来的影响，深入持久地开展各项工作来加以规范。就制度层面而言，我们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做一些深入的规划与 安排： 1、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程序，推动法治化建设。从当前看来，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大缺陷就是法律的总体指导与执行过程中的技术程序性设计失衡，程序化建设明显不足，中国的一系列子制度还不完善，使法律漏洞经常存在。因此，我国立法的方向应该实施在着力制订宏观性立法的同时，要深入地进行细节性、持久性规章制度的完善。适度处理好法律的刚性与弹性，杜绝执行中的人为性、随意性现象，使人情难以进入。 2、必须要强化规范意识，推动社会监督体系建设。要在全社会构建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社会监控体系，尤其要深入加强对执行全过程的监督，大力推行公开公示制度，增强执行的透明度和法制化，使一切活动处于社会性的监督之中。 3、必须突出职能意识，规范政府行为，推动执行文化建设。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效能的提高。规范社会人才评价体系，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围，加强公推直选工作，完善政绩业绩考核机制，大力选拔有执行能力、执行勇气、执行决心的务实勤政型人才，从心理上抵制人情的左右，要深入持久地推动以效能为核心的执行文化建设，努力加强先进性教育。 4、必须要引入长效机制，实现执行工作的常态化，要渐进持久地推动“执行要求”向“执行习惯”的转变，杜绝形式化走过场的现象，要构建社会参与机制，畅通信息渠道，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监督与管理，保持长效的管理状态，不打突击式，运动式的游击战术。 总之，只要全社会都能更加理性地对待司法程序中的“人情”问题，主动规避诉讼中的不当行为，司法就不会受到“人情”的干扰，“人情”也不该成为司法公正的“绊脚石”！ （二）、加强法官队伍的建设，完善相关制度 1、加强法官的职业道德，树立自律意识要实现司法公正，首先法官必须是公正的。如果只有公正的法律，没有公正的法官，司法公正就成了一句空话。公正是对法官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法官最高的精神境界。廉洁是围绕公正这个核心的外在表现，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证。倘若一个法官心浮气躁、见利心动，那他势必在法律天平面前左右摇摆，甚至让“天平”倾斜。法官只有具备过人的自律意识，才能抵制诱惑、刚正不阿、不偏不倚、秉公执法。一般来说，不廉洁，办案就不能公正；即使判决结果“正确”，也是对法律的亵渎，因为此时法官裁判不是出于对法律的忠诚，而是以权谋私。称职的法官应该集公正的意识、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深厚的法学修养于一身。 法官的职业道德培养，是一个接受他律并经过内在良心调整达到自律的过程。他律，最主要的就是监督。而最有效、最经常、最基本的监督，是法院内部监督。这种监督不仅仅是对法官行为的规范，对审判权的制衡，同时，是对法官的爱护和保护。自律，就是法官要自我约束、自我控制，把个人的一言一行自觉纳入法官的职业道德规范中去。要求法官在社会交往中有独立意识，与人群、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远离掌声和鲜花，远离喧闹的人群和灯红酒绿的生活，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要清正廉洁，保持正确的价值取向，不因权力、金钱、美女诱惑而影响履行职责的公正与公平。因此，我们不但要求法官在审判中自律，而且要在八小时之外自律，慎言、慎行、慎独，脱离低级趣味，以优良的形象代表法律的权威，做一个道德高尚、形象公正的法官，德化于自身，德化于本职，德化于社会，重塑法官公正形象，使法律和法院的公信力大大提高。始终保持自己崇高的职业操守和司法人格，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人民法官既是传播法律的使者，又是公平、正义的象征，也是涵养道德的楷模。 2、提高法官的门槛在当今世界上，恐怕只有在中国是可以由没有学过法律的人来当法官的。过去几十年司法审判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与政治运动和政策变更密切联系，司法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强，法律性并不强，也没有什么可依之法。现在，司法审判已变成非常专业化和法律化的特殊职业，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受过正规法律教育的职业法官队伍。 但是，当前我国法官队伍的素质还远不能达到这一要求。现在的法官队伍是 1979 年后为适应加强法制 建设的迫切需要急速发展起来的。法官队伍的来源主要：一是思想好、作风正派的复员转业军人。这在一些中级和基层法院占很大的比例；二是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选调的干部；三是法律和其他非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可见，在法官队伍中，许多人没有受过正规法律教育。要提高法官素质，必须严格法官任职的资格和资历条件。法官必须具有大学法律本科以上的学历作为必要条件，并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行遴选。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法官资格都是法学院毕业后还要经过考试才能取得的。在日本，即使是法学院毕业的学生，要进入司法领域工作，还必须经过苛刻的考试进入司法研习所，经过两年严格的专业训练并通过严格的结业考试，才能被任命为候补法官。另一条途径是从具有法律实践经验、受过专门法律本科教育的专业人员中挑选法官。我国的律师队伍正在迅速成长，今后可成为法官的重要来源。还有有声誉的大学教授、检察官都可成为法官的重要来源。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就采取这种做法。我们不妨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模式，来完善我国的法官队伍建设。 3、提高法官的待遇 “法律是法官的上帝，法官是法律帝国中的国王”，但法官最先是作为一个经济人存在于社会群体中，无一定的经济基础给予保障，法官终日只能为了生计、为了裹腹而劳心；法官的工作是对人们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甚至政府部门之间的纠纷进行判断，那就应当让法官稍微有点尊严，也让他有余力去精研法律规定与案例，从而作出合理合情的判断。古语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这只能是为数不多的法官的选择，对绝大多数法官而言，如果连生存这一最基本的人类需求都不能满足，实践也反复证明，人的道德防线是无法抵制住长期的诱惑，一旦崩溃则后果不堪设想，一些法官就会选择权力寻租，以追求个人目的，产生司法腐败，由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将不复存在。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只要提高法官待遇就能预防司法腐败，但起码能够让更多的法官过上体面一点的生活，让他不至于觉得自己很寒酸。如果法官天天为一家人的生活发愁，为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发愁，难免生出一股子怨气。带着这样的心情面对当事人，法官恐怕很难作出公允的判断。同样，一个寒酸的法官，尽管高坐在审判台上，恐怕也难以激起当事人的尊重。而如果人们对法官不尊重，法律也就失去了尊严。 4、对审判监督的具体制度予以立法完善

律师学论文篇（3）

通常情况下，我们习惯于将涉及到企业控制权变动的产权交易行为中的企业兼并和企业收购行为统称为企业并购。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国企改制和入世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目前企业并购已经成为跨国企业和境内企业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企业并购的主要目的应是改善企业资源配置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参与并购各方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企业并购行为所涉及到的往往都是相对比较复杂而且专业性又非常强的工作，这种复杂的工作客观上需要各方面专家和机构在其中发挥作用，如执业律师、注册会计师、评估师以及熟悉国家产业政策并具备资本运营实际操作经验的投资银行机构等。这些人士或机构提供的专业调查和咨询意见是防范并购中存在的系列风险、促进企业并购行为依法规范运作的重要保障。本文通过介绍律师在企业并购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参与企业并购的各方充分认识到聘用律师等中介机构帮助自己完成企业产权交易的必要性问题。在企业并购行为中，所涉及到的各方利益主体一般包括：兼并方或收购方（简称“并购方”）、被兼并方或被收购方（以下称“目标公司”）、目标公司的债权人和债务人、政府部门（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等。其中最需要聘用律师的是并购方和目标公司。下面就针对并购方和目标公司律师所应发挥的作用分别展开叙述。一、并购方律师的主要工作事项对并购方而言，任何并购交易中都可能存在着风险，只有对并购交易中的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并做好相应的对策，才能有效防范并购风险，保证并购交易的成功及实现并购的目的。并购方之所以需要专门从事并购法律事务的律师，是因为律师可以在并购业务中发挥以下重要作用：（一）在实施并购前对并购交易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购不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其中在参与主体、市场准入、经营规模和范围等方面必然受到有关国家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的限制，特别是当并购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时候，政府干预是必然的，而且政府在并购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时会直接关系到并购的成败。所以，律师参与企业并购业务首先要对并购交易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二）对目标企业所涉及的法律事项做尽职调查。为了确保并购的可靠性，减少并购可能产生的风险与损失，并购方在决定并购目标公司前，必须要对目标公司的内部情况进行一些审慎的调查与评估。这些调查和评估事项包括：1、目标公司的产权证明资料（一般指涉及国有产权时国资管理部门核发的产权证或投资证明资料）；2、目标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包括公司章程、各类出资或验资证明报告等）；3、有关目标公司经营财务报表或资产评估报告；4、参与并购的中介机构从业资质；5、目标公司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情况；6、目标公司重大资产（包括房产、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负债或合同事项；7、目标公司管理框架结构和人员组成；8、有关国家对目标公司的税收政策；9、各类可能的或有负债情况（包括各类担保、诉讼或面临行政处罚等事项）；10、其他根据目标公司的特殊情况所需要调查的特殊事项，如社会保险、环保、不可抗力、可能不需要并购方同意就加诸于并购方的潜在责任等。目标公司若不反对并购，应对并购方律师尽职调查持合作态度，应并购方要求或依规定要求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地将自身情况，有关材料、资料、文件等告知或提供给并购方。（三）出具完备的并购方案和法律意见书。并购方律师参与并购的核心工作就是为其实施并购行为提供或设计切实可行的并购方案和出具相关的法律意见书，以便对并购中所涉及的法律风险进行提示或适当的规避。目前，对国有企业产权的交易，一般律师的法律意见书是向管理国有资产的上级主管部门或政府机关报批时所必须的法律文件。（四）起草相关的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企业并购行为往往同时涉及企业的资产、负债或人员等重组事项，其间必然涉及到需要律师起草或审核的大量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这些合同或协议文件是最终确立企业并购各方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的依据，务必需要专业律师从中进行必要的审核把关。（五）参与有关的并购事项商务谈判。对企业并购而言，主要还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需要参与并购的各方反复进行（有时甚至是非常艰苦的）商务方面的谈判，至于面临企业并购失败的风险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只有最后谈成的结果才能形成书面上的法律文件。律师参与并购业务的谈判，有利于律师全面了解或掌握交易各方的真实意图，并随时为交易各方提供谈判内容的法律依据或咨询服务。二、目标公司律师的主要工作事项对目标公司而言，其实更需要 专业律师的参与。但是，现实中由于目标公司存在种种问题往往忽视律师的作用，甚至认为律师的参与会对顺利实现并购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实践中，被并购一方很少注意发挥律师的作用（这或许也是它们之所以成为被并购的目标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外资并购业务中，一般是由外资并购方单方聘请律师完成并购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往往使目标公司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损失掉许多应该争取的权益，且容易导致并购失败后面临更加被动的局面。目标公司之所以需要专门从事并购事务的律师，是因为律师可以在并购业务中对其而言可以发挥以下重要的作用：（一）审核并购方的正式授权和谈判效力问题。作为被并购的目标公司，其本身往往存在多种不足，有时甚至是面临破产倒闭的边缘，所以非常地急需“输血打气”。而越是如此，反越是容易被他人利用，尤其是被许多骗子公司所利用。现实中，打着“企业并购”的幌子行骗的不在少数。即便是对有并购意图和并购实力的公司，也需要目标公司对其真实的意图进行研究。所以，对目标公司而言，有些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在谈判初期，应让熟悉并购业务的专业律师参与或通过咨询的方式了解并购方谈判代表的相关授权、企业资质和资金实力等有关状况并确认谈判的效力问题后再继续有关的谈判工作，律师的参与对避免企业被骗或并购失败风险是至关重要的。（二）制作或审核有关的并购保密及承诺事项协议或担保文件。对目标公司而言，因为在并购完成前其需要向并购方提供一系列的调查资料（尤其是企业的财务状况、销售渠道、目标客户、知识产权等资料），尤其是对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实施的并购，一旦遇到恶意并购或并购失败情况，其所遭受的损失往往无法挽回。所以，在并购实施前，要求并购方提供有利于保护自己权益的保密及承诺事项协议或有关并购资金来源的担保协议有时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专业律师的参与或提示，至少可以避免或防止目标公司可能会遇到此类风险。（三）协助目标公司回答并购方提出或调查了解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并购方向目标公司所调查了解的情况，有时往往比较专业。目标公司为了及时高效、完整准确、恰当有据地向并购方回答疑问或提供材料，最好需要专业律师的协助。（四）参与起草或审核与并购相关的合同或协议等法律文件。并购方律师起草的关于并购事项的协议，首先是为了维护并购一方的利益，往往存在许多对目标公司不利的条款内容，有时甚至是故意设置法律的陷阱。若目标公司不注重对有关合同或协议条款进行研究，往往事后会陷入被动局面，对其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是成千上亿。律师的参与，可以最大限度的使被并购的目标公司在合同条款内容上不会处于明显的被动不利地位。（五）参与或直接代表目标公司进行商务谈判。目标公司聘用律师参与商务谈判的目的与并购方聘用律师的目的是一样的，而且有时双方律师坐在一起谈判也确实是更容易进行交流，有利于提高谈判的效率，有利于促成交易的尽快达成。当然，对不同的并购项目，并购各方需要律师参与的深度或广度是不一样的，其间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也会千差万别。但无论是作为并购方或目标公司单方聘请的律师，还是并购方或目标公司双方共同聘请的律师，促成并购交易的实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严格遵守并购方面的国家政策或法律法规应是律师参与企业并购事务的基本目标和原则。从律师自身角度讲，能否为并购各方服好务，除了要有良好的律师职业操守外，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业务操作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从事并购业务的专业律师来说，除了熟悉与并购相关的法律法规外，最好还要有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或工作经验，另外懂得财务和税务方面的知识并且了解被并购的目标公司所处行业的产业发展现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总之，企业并购是为了企业自身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从事并购业务的专业律师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作为专项顾问的中介服务作用更应当在执业生涯中不断地发展和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准。

律师学论文篇（4）

律师行业要是想升职，想加薪。那就要要提升职称，就要。律师行业也是升职加薪的一种重要手段。当律师辛辛苦苦将论文写好后，该怎么投呢?法律适合在哪些期刊上呢?研究生毕业论文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   适合法律的期刊《中国律师》   《中国律师》杂志宗旨是对律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从理论上指导律师，提高律师的政治思想觉悟。其内容主要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与律师相关的一些经验以及信息，并研究中国的律师行业和国外的律师制度。   要在这个期刊上进行法律，相对比较严格，其属于部级的期刊，拥有统一的刊号，是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办的一本杂志。其杂志的栏目包括，理论、人物、要闻、瞭望、视点等。   适合法律的期刊二《法律与生活》   《法律与生活》杂志是中央级的法制类的新闻刊物，其于1984年创刊，一直从法律的角度去审视社会，观察生活。以法制的理念，去传递社会正能量，担当社会道义。是一部深度的法制类新闻杂志。   该期刊是司法部门主管，法律出版社进行主办，是一个半月刊。其主要的栏目包括了，法界人物、读者记者、法眼围城、事件关注、当事日记、大案纪实、要案回访等等。   适合法律的期刊三《法学》   《法学》杂志是省级期刊，是由华东政法大学主办的，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管的期刊，每月出刊一次。《法学》杂志的栏目包括新法解读、案例评析、司法实践与改革专题研究、各科专论、青年法苑等。   上面就是法律的权威期刊，大家在法律论文的时候可以投稿哦!

律师学论文篇（5）

一、严格律师事务所的内部管理，树立悦泰律师的品牌。

我们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不多，在全国是个小所，但我们的管理是常抓不懈。为了搞好工作，我所还增设了行政管理一职，聘请具有工作经验的同志专抓内部管理。由于严格管理，我所自成立以来，尚没有发现一个执业律师违规执业，市司法局、市律协也没有接到过一起对我所律师的投诉。

二、积极组织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业务培训，积极探索全面加强律师业务培训的途径和方式。

我定期组织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进行培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对执业的律师进行了系统化的专项培训。同时定时在所内组织职业律师对新法颁布、理论前沿、律师实务热点等重大课题进行讨论，对一些疑难案件进行研讨。我事务所还积极参加律师协会组织的各种培训，所内律师均能够认真学习，强化业务水平。

三、为广大群众提供有偿法律服务市场，提高律师地位。在律师业务中民事辩护是我的长项，经常办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案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们认真受理所接收的案件，为广大委托人热情服务，急委托人之所急，遵守律师的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同时，我所对定期来所的农民工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帮助弱势群体。我所在过去的一年里，全面地展开了律师业务，并要求我所律师牢记律师是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增强了律师的责任感。

四、加强交流与合作，积极学习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先进经验。

我所在与其他律师事务所沟通、交流方面进行尝试。多次组织本所与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经验交流及研讨会议，就各律师事务所发展中的经验与问题进行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同时，借研讨的契机，与其他律师一起探讨律师业务的新领域。在此工程中，我们讨积极学习大连同行的先进经验，以共同促进大连律师的发展。

五、组织执业律师加强理论学习，撰写法律文章，搜集经典案例。

为了加强我所律师对理论及实务方面的研究，我们决定编撰法律论文、搜集案例，不仅研究一些热点的法律法规，同时不放松对其他相对较冷僻的法律条文的探讨，努力提高综合素质。我律师事物所执业律师也曾在刊物上发表法律论文及与法律有关的评论。我们会对所撰写的法律论文进行讨论、评定，以保证论文的质量。

回顾过去一年所作的工作，我要感谢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要感谢我律师事务所给位律师的勤苦劳动，正因为有了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工作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还要看到我们的工作还有一些不足，主要包括：

一、业务培训工作方面有：业务培训专业化、系统性不够，对其他非法律知识的研讨涉及也鲜少。我们律师事务所刚刚成立，对于业务培训也处于摸索阶段，所以在业务培训工作进展稍显缓慢。

二、业务研究、制定业务规范及业务拓展工作还比较薄弱，需要大力加强。《1》

律师学论文篇（6）

要提升职称那就要，律师行业也是升职加薪的一种重要手段。当律师辛辛苦苦将论文写好后，该怎么投呢?法律适合在哪些期刊上呢?研究生论文网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   适合法律的期刊一《中国律师》   《中国律师》杂志宗旨是对律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从理论上指导律师，提高律师的政治思想觉悟。其内容主要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与律师相关的一些经验以及信息，并研究中国的律师行业和国外的律师制度。   要在这个期刊上进行法律，相对比较严格，其属于部级的期刊，拥有统一的刊号，是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办的一本杂志。其杂志的栏目包括，理论、人物、要闻、了望、视点等。   适合法律的期刊二《法律与生活》   《法律与生活》杂志是中央级的法制类的新闻刊物，其于1984年创刊，一直从法律的角度去审视社会，观察生活。以法制的理念，去传递社会正能量，担当社会道义。是一部深度的法制类新闻杂志。   该期刊是司法部门主管，法律出版社进行主办，是一个半月刊。其主要的栏目包括了，法界人物、读者记者、法眼围城、事件关注、当事日记、大案纪实、要案回访等等。   适合法律的期刊三《法学》   《法学》杂志是省级期刊，是由华东政法大学主办的，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管的期刊，每月出刊一次。《法学》杂志的栏目包括新法解读、案例评析、司法实践与改革专题研究、各科专论、青年法苑等。

律师学论文篇（7）

一、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类活动是有目的的，其目的就是创造和获取能够满足自身或社会需要的具有价值的物质财富和观念财富，人类活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对客观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其判断在于从价值的角度对客体进行评价，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所谓价值就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肯定或否定的特定关系，价值观就是人们对价值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所以，价值观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决定着文化的本质，律师价值观同样是律师文化的核心，决定着律师文化的发展方式。wWw.133229.cOM因此，研究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科学界定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是推动律师文化建设工作的理论基础。

关于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是目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但至今没有达成共识。笔者通过对多种观点研究后认为，从哲学意义讲，律师价值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既包括低层次的社会心理，如传统、习惯、作风等，又包括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即理想、信念、宗旨、哲学、思维方式等。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以心理、观念和理论形态为存在形式，其涵义应定义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由诸多因素组成的一个综合体、复合体，它是在长期律师业务活动和律师管理实践中，由律师群体共同创造而形成的传统、习惯、作风、理想、宗旨、信念、道德、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因素的总和。

二、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特性

律师价值观念是律师文化的核心，决定着律师文化的本质，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特性直接决定了律师文化的主要特性。通过上述对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涵义的界定，笔者认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具有下列特性：

（一)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活动。与一般文化一样，律师价值观念文化虽然也是对律师业务活动与律师管理实践中己有的文化特质进行不断总结和再创造的活动，但是，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却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活动，其特殊性在于它是为培养律师群体共同意识而进行的一种具有律师文化特质的创造性活动。

（二）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法制社会形态下的价值产物。马克思理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下产生，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建设同样离不开经济基础以及在此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定社会形式。律师是法制的产物，它是以法制社会形态为基础，可以说没有法制就没有律师，所以，律师价值观念是随着法制社会的产生、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这也是律师价值文化观念区别于一般文化的根本标志。 （三）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一种具有商品属性的价值观。律师虽然是法制社会的产物，但是其与检察官、法官、警察的性质不同，它参与法律活动并不是直接依据国家的法律，而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其与当事人之间是一种有偿的服务关系。这种有偿的服务性质决定了律师价值观念文化从一产生就具有商品属性，这也就是律师文化区别于检察官文化、法官文化、警察文化的根本标志。

律师学论文篇（8）

讲授法是成文法国家最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讲授法长期以来也是我国法学本科教学中最传统和最普遍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一般由某门课程的教师在课堂上依据教学大纲、教科书等教学参考资料向学生系统讲授该门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及基本知识。与其他教学方法相比，这种教学方法有下列一些优点：一是高效性。讲授法以教师为中心，学生顺着教师的思维去获取新知识、新观点、新思想，教师能够通过讲授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最大限度的将本学科的基本知识传授给学生。二是系统性。教师依据教材和教学大纲进行授课，能够系统的将经济法学的法律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通过课堂学习就可以全面、系统掌握课程的基本概念、原则和知识。三是成本低廉。教师运用讲授法进行教学简便、易行，成本低廉。当然，讲授法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固有的缺陷，一是教师往往进行的是“灌输式”的讲授，照本宣科，填鸭式的向学生强行注入理论、原理和学术观点，讲授的内容抽象、笼统、不易理解，缺乏趣味性，学生容易产生厌倦感和压抑感，从而丧失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因教学方式的单向性和学习方式的被动性，学生没有思维和想象力的启发，大部分学生为考试而学，阻碍了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养成；三是讲授法容易培养学生的认同思维，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学生学习将会走入“抄笔记、背法条、考笔记”的误区，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薄弱。四上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处于权威地位，极少有学生会挑战其观点，使其丧失进一步提高自己水平的动力。由于讲授法存在以上一些固有的缺点，使得讲授法并不适应现代社会对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的需要，因此，很多教师和学者都主张摒弃这种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但笔者认为，尽管传统的讲授法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但是也有着其他教学方法难以替代的优点，如全面性、系统性、简便易行性，因而对其不应完全否定。笔者认为，在经济法学的教学过程中，经济法总论理论性极强的特点比较适宜主要采用讲授法的教学方法，但应当进行一定的改进以发挥讲授法的优点，克服其缺陷；而经济法分论的实践性特征则更加适宜将讲授法作为辅助教学方法，而着重采用能够有效提高学生法律运用能力和培养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实践教学方法。

二、经济法总论的教学应对传统的讲授法进行改进

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学交叉学科，经济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极为紧密，对其的学习，必须要建立在其他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其他学科不仅包括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还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这对于缺乏系统、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和较高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法学本科生而言，学习难度极大，因而，学生对经济法总论的系统、深入把握，绝对离不开讲授法的运用。然而，传统的讲授法所固有的缺陷却容易使学生学习经济法总论时觉得枯燥、乏味，丧失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因而，教师在运用传统的讲授法进行经济法总论的教学时，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改进，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第一，改进、创新讲授法的教学形式。一方面，讲授法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参与性不强；另一方面，经济法总论的内容理论性极强，如果学生没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学生对所讲授的内容往往难以理解和消化。因而，在经济法总论的授课的过程中，教师应当特别注意授课内容的逻辑性、条理性；语言的抑扬顿挫、生动有趣；适时的对学生进行提问，提高学生对讲授过程的参与性；否则，学生很容易有疲劳感，教学效果也就不理想。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讲授过程中，教师还应当充分有效的实现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应当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文字处理、图片、声音、视频等有机结合，增强授课的生动性、形象性、直观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1]

第二，教师必须积极拓展知识面，提高自身的水平。经济性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意味着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与经济生活联系极为紧密，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可谓日新月异，经济领域中的新现象、新知识、新观点、新理论更是层出不穷，经济法总论作为与经济有密切联系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的理论抽象，当然需要对这些有所反映。因而，教师必须积极拓展知识面，尤其是经济学学科方面的知识，努力做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才能避免照本宣科，提高教学质量。

第三，针对特定的教学内容，有针对性的采用特定的分析方法2011年第11期中旬刊（总第462期）时代TimesF予以讲授。经济法总论研究的是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的共性原理，主要涉及到的是经济法学中的基础理论问题，对于这些理论问题，应当根据具体内容的不同，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讲述，以增强讲授的逻辑性、层次性，以便于消化，加深理解。例如，在讲授经济法的历史发展时，就应当着重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经济法概念、现象及理论的发展进行全面深入的讲述；在诠释经济法学的基本原理时，必须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外经济法、成文法国家与普通法国家的经济法、发达国家间的经济法、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法以及各国之间的经济法进行讲述；在探讨经济法的理论基础时，必须运用经济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对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介绍。

第四，讲授过程中，必须要结合社会现实，增强经济法总论的实践性。经济法总论是经济法分论的理论抽象，理应对经济法分论具有指导意义，体现出一定的实践性，然而，长期以来，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都存在着“两张皮”问题。所谓“两张皮”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喻指经济法总论与经济法分论联系松散，不能对经济法分论进行有效的指导，缺乏实践意义。“两张皮”问题的出现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经济法总论没有类似于《民法通则》和《刑法》这样的法律渊源，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教师在讲述经济法总论过程中，往往注重理论分析和逻辑论证，很少结合社会现实进行讲述。这使得经济法总论教学过程中，除了极少数对理论感兴趣的学生具有学习的积极性之外，大部分学生都会觉得经济法总论与实践脱节，没有应用价值，而缺乏学习的热情。因而，教师在讲述经济法总论过程中，应当注重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案例的互动，既要运用经济法分论案例对经济法总论进行说明，又要用经济法总论去诠释和解决这些案例。

三、经济法分论的教学应着重运用实践性教学方法

无论是经济法分论中的宏观调控法还是市场管理法，基本上都是以我国实践中存在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为实践基础。因而，传统的讲授法对于经济法分论主要运用的是法律解释学的教学方法，即运用当然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效力解释、法例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阐释基本的法律概念和现有的经济法律、法规立法体系和有关的经济法律制度。这种法条解释的讲授方法，属于成文法国家最传统的法学教育方法，它对于夯实学生基础，使学生全面系统掌握我国经济法分论的立法体系和相关法律规定具有良好效果。然而，这种教学方法并不能适应经济法分论教学的需要，因为经济法分论与总论不同，其与法律职业实践密切相关。学生对经济法分论立法体系和法律制度的了解和熟悉仅仅是最基本的教学要求，更重要的是，学生应该能够灵活有效的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法律实践。可是，这种教学方法培养出的学生法律实践应用能力和法律思维能力普遍有所欠缺，根本不能适应法律职业的需要。因而，笔者认为，在经济法分论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仅停留在对传统讲授法的有限改进，而应当着重运用包括案例教学法、辩论教学法、模拟法庭、课程实习及法律诊所教育等实践教学方法，以增强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和法律职业素养。

（一）案例教学法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在通过引导学生对具体案件进行分析、讨论，达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2]与传统的讲授法相比，案例教学法运用生动、活泼的典型案例，形象化的阐释相关的理论问题，使学生能更形象、更深刻的理解所讲授的内容，同时，通过学生的参与、讨论，也更好的培养了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实践运用能力，这无形中也缩短了课堂教学与司法实践的距离。案例教学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特点契合了经济法分论实践性强的特点，与讲授法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而，笔者认为，无论是讲授知识点时，还是组织课堂讨论以增强学生对特点知识点的灵活运用能力，均应当加强对案例教学法的有效运用。

（二）辩论式教学法法律职业者不仅要熟悉法律，还要有雄辩的口才和缜密的逻辑金融inanceNO.11，2011（CumulativetyNO.462）思维能力。辩论式教学法作为教师、学生就特定教学内容以问题为纽带而展开分析、讨论、辩驳及总结，从而获得真知的一种教学方法，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法律思维能力，因而，经济法分论教学过程中应当适当的采用这种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准备一些争议较大的理论或者实践问题，对学生进行提问，并引导学生对所提问题展开辩论，学生要开动脑筋对教师所提问题进行分析、辩论并提出新问题，实现师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的互动，最后，由教师对辩论过程进行概括和总结。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得出一个在法律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某一项法学原理、法律原则或法律精神，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去感受、思考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去亲身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实践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并在这种感受和体验中锤炼出学生自己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甚至创新的精神。[3]

律师学论文篇（9）

“教”与“学”是一门艺术,是两大主体(即教师和学生)围绕知识的传授和吸收,能力的培养和适用而展开的双边教学活动。在这一活动过程中,教师必须注重教法,即“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案例教学之目的在于通过讲述生动、活泼的案例,使相关的理论问题得以形象化阐释。[2]让学生在聆听故事化的情节之中,将理论问题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从而达到深入浅出、言之有物的教学效果。最终使学生更深刻、更准确的理解与掌握所讲授的理论内容。

(二)案例教学的组织

在法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涉及到如何组织课堂教学的问题。案例教学实际上是一个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交流过程,要保证教学效果,课前准备相当重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教师的课前准备工作

案例教学离不开案例,司法案例非常多,但并不是所有的案例都适合课堂教学,这就要求教师在案例选择方面下功夫。这是引入案例教学的第一步。包括搜集案例和选择案例。社会经济变化多端,法律案例千姿百态,民商事案例有简有繁,法律关系少仅单独一条,多则错综复杂。案例选得好,教学就成功了一半。选编案例一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新颖性。即尽可能选择司法实践中的最新案例,以使案例教学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并通过案例讨论了解司法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第二,典型性。即紧密围绕所要传授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理论选编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以达到通过案例讨论使学生加深理解法学基本理论之目的。例如,在讲授《合同法》“要约与承诺”问题时学生感到很抽象,不易理解。通过讲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关于“悬赏广告”的典型案例,学生兴趣大增,思维极易调动。第三,适当性。即所选案例要难易适中。案例太简单,容易得出答案,难以提起学习兴趣。太难可能超过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理解力,无以使学生入手分析,会打击其学习的积极性。第四,多样性。既选择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微小案例,也选择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既选择已有确切答案的案例,也选择争议颇大,尚无定论的案例。案例选择好后,紧接着第二步就是教师要分析案例。在将案例交给学生之前,教师必须先将案例精髓吃透,作深刻剖析,把握好案例的关键点,既要指出案例的优点,也可指出其不妥之处。以利于课堂教学时有效地启发、引导学生思路。学界探究案例分析的方法,就民商事案例而言,王泽鉴教授倡导“请求权基础说”,王利明教授又提出“法律关系分析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莫衷一是。前者重法律关系之“面”,后者重法律权利之“线”,都具有解析案例的实效。

2.案例教学的具体运用

(1)讨论式的案例教学方式。教师在讲完一定范围的教学内容之后,选择数个较为典型的案例集合到一起,向学生提出若干问题,在课堂上交由学生进行讨论。其目的在通过对案例的讨论,使学生不但能巩固所学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如何适用法律来处理案件,甚至对我国存在的立法缺陷亦有所发现和了解。可以尝试这样进行:将一堂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专门讲授课程中的基本问题,如概念、特征、原则等,包括介绍同一问题和各学派不同主张及理由,这阶段也可以系统介绍相关理论问题;第二阶段是利用三分之一时间有针对性地讲一些典型、疑难案例,然后让全班同学讨论,尤其要鼓励学生提出各种不同主张,调动学生发言积极性,甚至可以鼓励学生开展辩论,以便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第三阶段利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归纳总结,点评各学生观点,同时提出自己的观点。

(2)多媒体式的案例教学方式。在民法教学中应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案例教学。在传统的教学中,进行案例教学时,一般是通过两种方法将案件信息传递给学生的,即教师口述或者书面文字,由于受到叙述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限制,传递给学生的案件信息一般都是“去伪存真”过的,条理清晰,案情明了,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这种案件便于学生分析和教学。但是,这种情形与现实脱节过大,不利于培养学生对真实案件的处理能力。多媒体的优点是图文并茂、形象生动,传统的口述案例变为生动直观的多媒体影像,使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体验案件的真实状况,培养学生在尽可能真实环境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将复杂的案例通过幻灯片等形式演示出来,使教学内容形象、生动、直观展示在学生面前,还可搜集各种视听、录像资料,利用多媒体教室展示,增强案例的生动性和实践性。比如,《今日说法》中的案件录像,能够比较真实地再现案件发生的过程,真实、生动、形象,学生此时接受的案件信息接近于当事人的陈述,属于立体式的信息。学生对这种案件分析时,不仅要掌握扎实的法学理论,还要结合一定的社会经验对案情进行去伪存真、排除干扰,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现代式的案例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非常有益,对于学生将来参加司法考试也有很大的帮助。

(3)直观图解式案例教学方式。在大学的考试或司法考试中任何法律案例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解析完毕,由于时间紧,不可能一遍一遍地去阅读案例,由此,直观图解案例的教学方法,即便于简明地展现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又可对学生进行解题练习。在具体的操作上,应用简单的草图构划出案例的多种不同的当事人与各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与细节,凸显案件的争点所在,并便于学生有自由的头脑去思考案例中出现的难点,而不必在遇到问题时再从头看案例。但是,除此之外,在一些涉及地域的案例中,比如交通案例、相邻权属争议案例中,还必须画出具体的草图;对于那些时间、地点与人物比较复杂的案例,就需要用表格式的办法,按照时间的顺序列出,并将相关的地点、事件与人物附上。实施案例教学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目前,我国法学院校对教学班的单位建制,名义上以50人左右的班为单位,而实践中往往采取多班合并听课的做法,合并后少则100人,多则200人。在这种大班或者全班听课的情况下,开展案例教学是相当困难的,即便勉强采用,也不可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因而实施案例教学最好应实行小班授课制。

二、辩论式教学方法

法律职业要求就职者不仅要熟悉法律,还要有雄辩的口才、敏捷严密的思维。而且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法律的内容、法律的形式甚至它的操作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法律职业者需要不断的知识更新,提高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方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而辩论式法学教学方法是教师、学生就某一单元教学内容以问题为纽带而展开分析、讨论、辩驳及总结,从而获得真知的教学方法。教师要适当引导学生对所提问题展开辩论;学生要开动脑筋对教师所提问题进行分析、辩论并提出新的问题,实现师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知识的互动。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得出一个在法律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某一项法学原理、法律原则或法律精神,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去感受、思考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去亲身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实践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并在这种感受和体验中锤炼出学生自己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甚至创新的精神。辩论式法学教学方法是一个将课前准备、课堂教学和课后总结有机结合起来的教学过程,具体包含了“导读—提问—分析、辩论—总结”这样一个基本的教学思维过程。

(一)导读阶段

在每一章教学内容上课前,教师引导学生有目的地阅读一些书籍,查找相关的信息、资料等。首先,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收集整理一些资料发给学生。列出多层次的书单,让学生大量阅读书籍(包括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等),吸收各种信息。教师可以提供相关的电子资源目录,包括法律计算机数据库,法律光盘和法律网络资源站点等,鼓励学生利用先进的法律文献检索方法主动去查阅更多的相关资料、信息。指导学生正确地检索并阅读已有的科研成果资料,为课堂的研讨、辩论作好充分的准备。它不同于一般的课前预习,它要求学生大量阅读相关书目,主动查找相关信息,结合现实深入思考,提出问题。

(二)课堂提问与辩论的阶段

此为关键环节,以问题为纽带,学生主动参与研讨、辩论。在教学过程中,可视具体情况采取下列三种方式中的一种:(1)在课前学生对教学内容基本知识、信息己初步了解、掌握的基础上,由教师提出实质性问题,要求学生回答、研讨,并随着讨论的展开,不断地提出一些实践性的或假设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串联起所读、所学的各方面知识;(2)在课前学生对教学内容基本知识、信息己初步了解、掌握的基础上,由学生提出实质性的问题,要求教师答辩、分析。其间学生们可以根据教师的思路、观点不断地提出实践性或假设性的问题,让教师展现出其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较新的思维方式,学生从中得到启发,获得真知;(3)通常,在教学过程中最经常运用的是师生互相提问、互为辩论的方式。不仅提问与辩论交错进行,而且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提问、辩论也交错进行,形成热烈的学术氛围,在互相的交锋与碰撞中闪烁出智慧与理性的火花。

(三)学结阶段

教师可以作业或小论文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要求,达到训练和培养学生主动动手、动脑进行书面总结的习惯与能力之目的。学生交上作业或小论文之后,教师应详细阅读,针对总结中发现的问题或学生仍模糊不清的问题,进行指导性的分析、论证。辩论式法学教学方法,使民法的教学不再只是对一些民商事条文的单纯注释和解说,以及一些技术操作层面的简单训练。通过资料的准备,“问”与“辩”的交锋,结论的总结,它可引导学生高度关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问题,最大限度地使知识本身转化为一种认识法律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和实践的能力。

三、法律诊所教学方法

“法律诊所”是一个外来名词,属于法律教育术语,英文名为ClinicalLegalEducation。法律诊所教育的形式借鉴了医学校诊所教育的模式。[3]在医学校就读的学生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从事临床实习,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疾病。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中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亲自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用一句话来概括诊所式法律教育,就是“通过法律实践学习律师的执业技能”,培养学员的法律实践能力,教会学员能够“像法律职业者那样去思考问题”(Thinklikealawyer),从而培养学员的DIY(Doityourself)能力。

(一)法律诊所教学

国内多所高校的法学院引进了“法律诊所”教学模式。这些学校在开设法律课程的同时,各自依托学校成立了法律诊所,基本上都采用了“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其内容、目的和运作方法却各有特色。北京大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规则,熟悉律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了解律师办案程序、诉讼程序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规程,学习和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人民大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技能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合作精神和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诊所的课堂教学,又鼓励学生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其它大学开设了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法律诊所,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法律实践的能力。所称法律诊所教学,指将法律条文及其理解和运用放在一种真正的事实环境之中,从而使学生掌握将法律文本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学生得到进行法律分析和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4]通过承办真正的案件和教师的课堂启发式指导以及面授指导,学生能得到更多的技巧的训练,以便使他们真正地“像律师那样思索”,使其在分析案件事实、收集证据、更好地进行人际交往和沟通及起草法律文书等技能方面的训练得到强化,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

(二)法律诊所教学的形式

法律诊所教学方法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采取提问式、对谈式、互动式、模拟训练、个案分析等多种教学方法。[5]还可以积极的采取网上讨论、网上法庭、网上诊所等形式,充分利用网络的技术资源。但总的来说,主要分为课堂内和课堂外两种情形(见图表)。课堂内的形式具体包括了以下方法:(1)讲演式教学法;(2)问题讨论;(3)案例讨论;(4)示范(包括学习律师的案件和指导人的角色示范);(5)体验角色的(包括真实客户和虚拟客户)。课堂外,除建立以律师事务所、司法机关、法律援助中心等在内的实践教学基地外,应建立网上模拟法庭或网上法律诊所。[6]在这样的诊所里,学员不会像法官式思维即理性地进行价值的评断,而是从每个细节出发,结合具体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分析,培养学生用律师式思维去考虑个案的最佳解决方案。

(三)课堂上法律诊所的操作

1.课程准备

通过上辅导课和司法模拟训练课等形式,给参与法律诊所的学生传授基本的民商法律技能。精心设计民事案例和需要讨论的关键论点,预先想到学生在课堂上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教师要注意学习新知识、新法律,如已生效的《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等,跟踪民商法领域的新动向。

2.接受委托

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学生明确各自任务后,着手准备工作,分析案情,收集相关证据,进行认真思考;教师应指导学生深刻理解案件所具有的特定社会背景和人的心态;“律师”应从委托人的角度出发,用律师的思维去思考每一个细节问题,不放过任何细微环节,寻找有利于委托人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3.办理案件

律师学论文篇（10）

    在亚洲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例如我国的台湾，网络科技发展也有10～15年的经验，使得法学教育在使用网络科技方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在中国大陆这方面起步较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值得我国法学院借鉴。下面从十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网络科技影响法律图书馆发展模式，影响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资料查询和阅读方式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法学院图书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网络科技的影响，改变了发展模式和方向。美国大约有170多所由美国律师协会（ABA）承认资格的法学院法律图书馆，在30年前已经开始连接WESTLAW公司和LETXES法律数据库系统。

    在美国法律图书馆网络数据的法律资料费用（设备和数据流量收费）约占法律图书馆平均开支的1／3以上。从发展的趋势来看，数据设备和软件更新的费用增长幅度比其他图书馆开支增长幅度要快。同时，法律图书馆早已配备了专门的网络与计算机数据工程维护网络系统。

    美国多数法学院采用了网络化的法律数据库，使得法律图书馆的使用分为两个区：一是传统的“书架区”，二是“计算机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集中在“计算机区”，1980年以后的法律资料多数可以查阅网络数据库获得。“书架区”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在美国法学院，法律图书馆的“书架区”与读者联系，主要通过书籍外借和外地图书馆复印邮寄服务来实现。图书馆外借图书使得图书馆的使用空间和时间扩大。现在，在法律图书馆的“计算机区”，通过互连网络扩展图书馆的使用时空，使得图书馆的使用“无疆界化”和“无闭馆化”，而且，网络服务更具有质变的意义还在于：当各个法律图书馆数据库连网后，各网络数据库中的法律信息资源便实现共享，这将使各个法律图书馆管理成本大大降低。同时，每个法律图书馆的发展将更加注意特色，更加趋于个性化发展，更加注意数据资源的独创性。反之，在没有网络技术支持的时代，各法律图书馆发展趋于雷同、重复和缺乏特色。

    在美国，许多法学院学生通过网络，随时查阅与下载网络数据库的法律资料。美国多数法学院的《法律评论》都已经“上网”。即便没有上网，也用光盘数据版通过美国计算服务器提供全文检索服务。

    在发达国家网络科技进入法学院图书馆之时，发展中国家在此发展比发达国家慢了几年，甚至几十年。检索文献的手段不同，导致眼界、观念和效率的不同，中国大陆法学院在发展法律图书馆时，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在亚洲，几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紧跟发达国家之后，各自发展了“本地版”或“母语版”的法律数据库系统。

    网络科技发展对法律图书馆的影响还表现在它使得法律图书馆的设计、经费支出与管理人员结构等方面，都将发生了变化。具有网络科技和计算机数据知识的图书馆工程师成为新的馆员。学生同计算机工程师对话的时间增加的幅度，比同传统馆员咨询时间增加得快。学生同计算机工程师们的“对话”不仅仅是面对面的，或电话交谈，而且还可以是在网络上的“对话”，中国大陆的法学院法律图书馆正处于发展阶段，所以，更应充分估计到网络科技对法律图书馆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二、网络科技对法律教室的影响，对教师与学生交流方式的影响

    在发达国家，网络科技也进入法学教室已经非常普遍了。美国芝加哥的一所不太引人注目的法学院，叫肯特（KENT）法学院，设在一所理工学院里，这所法学院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方面获得了大力支持。美国的这所法学院在传统评价标准中的排名并不靠前。①但是，它全面使用网络科技进入法学教室，使法律学生通过网络学到更多的东西。

    在网络科技发展前，世界各国的著名法学院主要依靠著名教授来支撑。法学大师的知识及经验随同他们个人的存在而存在，随同他们移动而移动，所以，大师的知识及经验传达给学生们是有限的。所以，争夺大师是法学院之间竞争方式之一，表现为互相“挖角”。但是，就是在世界著名法学院里，学生也不能经常听到名教授和大师们的讲课。

    但是，美国的“小法学院”却通过网络科技获得这些著名教授的音像资料和数据化资料，在网络中传播，并将网络数据库与教室连接起来：“小法学院”可以用较低的成本，使学生学到更多的东西。而大法学院花费的成本要高得多。从节约成本的角度看，小法学院更具有竞争力。美国法学院还有另一种新的排名，评比使用网络科技的程度。评出的前5名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法学院，没有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和伯克利及密歇安法学院。所以，美国有名的私立法学院中，除了哈佛法学院外，像芝加哥、耶鲁、斯坦佛法学院都是小规模的。还有更小的法学院，其办学成本更低。

    网络化的教室改变了授课的时空与资料的规模。法律课程的声音与文字资料（甚至图像）已经存在服务器中，服务器24小时开通，学生们在教室里或在世界各地，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上网学习。同时，他们同教师的“提问与回答问题的对话”与“案例的讨论”也可以通过电子信箱或“BBS”随时进行（请参看北大法学院的BBS中文讨论分析软件SPS）。

    网络化的教室不仅仅使教师与学生双向交流，还可以利用网络链接的数据库发展“纵向交流”。师生们通过网络化教室链接的法律数据库，“入库”一层一层深入展开，可以获得更多、更新、更早、更具有比较性的数据资料和统计资料。并且随时使用统计和分析软件（例如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SPS）对法律数据进行分析，立即获得结果。

    网络化教室发展后，教师不是以讲授法律知识为主，而是将分析的经验教给学生。同时，辅导学生使用法律数据库和分析“软件”自己进行学习与分析为主，让学生自己发现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这种链接网络的“电子教室”在中国大陆的法学院已经开始酝酿了，发展这种教室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经费问题。或者说也不全是经费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我国法学院的未来教室设计与使用，要充分考虑到网络科技的影响，提早准备（国家教育部设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课程与教育研究基地”的教室已经具有这种雏形）。

    三、网络科技发展对法学研究与发表方式的影响，对法学研究评价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影响

    在网络科技发展以前，由于学术刊物分级分类，使得法学论文写作难，发表更难。目前，大陆法学院有333所，本科在校生大约6万人，研究生在校与在职人数大约3万人，将近10万法学后备人才可以发表的全国的法学核心刊物不到30本，省级社会科学理论刊物不过30多本，其他综合学术刊物也不过40多本，所以，在大陆发表法学论文的刊物比经济学和理工类的少，而人数多。

    在我国，尽管法学论文虽然发表难，但是发表后阅读与传播也同样困难，一般读者不容易接触到这些专门学术期刊。由于这些刊物的内容十分专业，所以，书店和邮局及报刊亭不会出售这类专业刊物。获得这些专业刊物的惟一途径只能到各个大学法学图书馆里去找。结果读者查阅学术专业论文的成本比较高。现在，我国法学理论界在几年前开始了一种将学术论文书刊化的趋势，以各种部门法的《论丛》冠名，“以书代刊”来发表中长篇法律学术论文，这种做法使学术论文可以在一般书店里买到。

    网络科技发展后，电子专业学术刊物以一种新形式出现了。这种传播形式发表周期时间短，可以短到按分钟或秒钟来计算；阅读面大，对社会的影响面更大，更加便于阅读和研究，更加便于保存和检索，也更加便于引用和复制。我国法学院应该研究在网络电子版的情况，设计学术评价政策和标准。

    在我国，网络科技正在将法学论文“KEY-IN（键入）”或“SIGANA（扫描）”到专门数据库，法律数据库正在与网络连接，例如，北大法学院的法律数据库已经开放，可以通过网络阅读法学专业论文。不但阅读方便，检索也方便。同时，使用“软件包”进行随机统计与分析也非常便利。过去读者只能检索论文、阅读论文，现在配合软件包来分析论文，检验论文中的数据，以便对论文的科学性、客观性、实证性进行检验，读者不再是被动的阅读，而是主动地分析与评价。

    理论界评价论文水平时，经常采用的一个指标：“引用率”。过去统计论文的“引用率”时采用人工方法，人工统计的“引用率”与实际的“引用率”存在差距，所以精确度有问题。在网络科技发展后，法学论文可以在网上“发表”，上网“访问”阅读论文次数可以被计算机在阅读该论文前，可看到已有多少读者“访问”阅读了该论文。这种统计数据显示可以给后来的读者一个暗示：阅读次数越高，证明该论文越引人注意。暗示的效果是“阅读多者更多，阅读少者更少”。在网络技术领域，访问网页次数采用“点击率”表示，点击率越高，表明注意度越高，“点击率”就象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一样。由于网络科技的支持，使得专业论文的阅读者规模可以成倍增加，这使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采用多元化的方法评价论文。这种特有的反馈有可能促使论文研究方法发生变化。

    四、网络科技在法学教育领域日益广泛的融合导致教师与学生角色的互动

    在我国一些大中型城市，法学院学生在使用网络方面比老师具有更多优势，因为学生中的“网虫”数量远比老师多。由于学生在网上花的时间多，加上学生之间有交流，所以，学生可以帮助老师在网上查找最新法律资料，使老师的讲义中的信息随时获得更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学生是老师的“老师”。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发生了互换。

    法学院的教师也不会因为在网上的时间比自己的学生少而感到自卑或羞愧，我国法学院的教师正在从“传授法律知识”的先生转变成为“传授司法经验的长者”。大学教育更多是传授经验。②在法学院司法经验的传授更加重要，因为司法经验难以从法律书本上学到。即便是写在法律教科书上的别人介绍的经验，在学生自己没有体会和经历时，也不容易学到，法律经验一定要靠老师，或有司法经验的律师或法官传授。司法经验传授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教育，在此，法学教授与律师和法官的角色也发生了转换。

    由于法律的知识可以更多地让学生自己学习获得，各个国家，各种不同历史时期的司法经验比较与传授将成为大陆法学院发展教育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方向。由于学生、教师、律师和法官角色的互换，使得大陆法学院更加开放，更加面向司法实践，更加面向社会，这种发展的结果将使法学院的法学教育从逻辑的法律向经验的法律转化，从情感的法律向理性的法律转变，从书本上的法律向社会存在的法律转化。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封建社会的人治与儒学思想对法律的影响深刻，上述转变对现代社会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五、网络科技发展将使法学院的考试制度、论文答辩制度、学籍管理制度、课程设计、讲义与教科书设计、研究与讨论制度发生改变

    网络科技发展，将使法学院的教学管理发生许多变化。首先，考试制度会发生变化。使用纸张和圆珠笔的考试，可以由学生在计算机上完成。考试由主要考学生知道多少知识为目的，变化为考学生自己具有多少处理问题的能力。例如，发现新法律的能力，收集有关新法律的文章与资料的能力，使用“软件包”从多种角度分析新法律的能力，预测新法律的社会效果的能力，相关法律与新法律进行比较与评价的能力。这些工作现在都可以在连接网络与法律数据库的计算机上进行。而且在进行这种类型的考试的同时，也会引导学生自己设计专用的分析软件工具，设计专用的法律数据库，安排自己的表达方法（数据源链接的方法，或是数据库全文或关键术语或概念连接的方法，或者是多媒体技术表达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