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庆发言稿篇（1）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我们在1995年创办了一个油漆厂。1997年返回杭州，先到余杭塘栖的一家化工厂租了房子，呆了半年，1997年年底搬回杭州西湖区蒋村，即现在的西溪湿地，在当时的蒋村纸箱厂租了100多个平方厂房，成立了杭州金丽化工有限公司，人员总共7-8个人。后来的发展大家都知道了，我在这里也不多说了。

下面我们再回忆几个关于郑新凯、魏生辉、朱总的有意义小故事：

……

公司成立20年来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值得我们去回忆，这是我们的缘分，也是我们感情的基础。本来，我想讲讲几只故事，就完了。昨天，在翻一下每年的厂庆发言稿，尤其是看到十年厂庆的发言稿，心里有些激动，于是就想多讲一些。对照10年前的发言稿，这十年的发展完全印证了10年前的预言。

这10年，我们走过来非常不容易，大家做的很辛苦。在股东层面，基本上把公司的利润投在了企业的发展。企业的钱说到底都是国家的，股东只是用了极少的一部分。中国的佛教告戒我们：一个人一生用多少钱，吃多少东西是一个定数，超过这个定数是要折寿的。办企业，犹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是前进，就是衰败，不能有任何想歇一歇，松口气的思想存在。在员工层面，尤其是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员工，大家都在非常勤奋、非常努力，非常自觉地工作。

在这十年中，我们经历了成长和成功的喜悦，但也经历了挫折和磨难。记忆最深的是：2011年6月，在公司发展最鼎盛的时候，突然无缘无故地遇上环保事件，我们躺着也中枪，公司足足停产四个月。但是在这艰难时期，大家想尽办法，极尽全力，以及客户的鼎力相助，总算度过了难关。

当时，我正在学习易经。易经中有4个卦即蹇（jian）卦、困卦、坎卦和艮卦反映了人或企业到达了困境：蹇（jian）卦（上卦是坎，是水，下卦是艮，是山，寓意着山上有水，道路艰难），困卦（上卦为兑，为泽，下卦为坎，为水，寓意着水跑到河底，湖、河干枯），坎（上下卦都是水）卦，艮卦（上下卦都是山），这四个卦中的卦辞和爻辞，给了我7点启示（我已在《浅谈易经对我们的启示》一文中谈过），为我度过这艰难的4个月提供了精神支柱。

前段时间，我写了一边文章放在朋友圈，叫做"前世今生，生命永恒",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3500之前的易经给了我们启示，充分佐证了这一点。

下一个十年我们的主题应该是二个字：成长。今年我们把企业文化中的学习改成了成长。今年7月我在朋友圈发了2篇文章，题目是《让"成长"成为生活的主旋律》及《成长让我们永远年轻》，简述了个人，家庭，朋友及公司四个层面的成长内涵。

对于企业来说，企业也是一个人，叫做法人，我们只是这个法人的代表。成长可以让企业永远年轻。这个法人的灵魂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我们通过学习、总结、归纳出企业文化的五大原则，企业管理、企业领导十大原则。把诚信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把危机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把服务下属作为领导文化的核心。

这里尤其要强调危机管理是公司管理的核心。

与上一个十年相比，当前宏观环境更加艰难，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化工危化品企业。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首当其冲。例如这几天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公安不让危化品车上路，你做的再好，也没法与他们讲道理。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做好危机管控，否则受伤的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密切注意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调整，加强危机管理意识，从环保、消防、安全生产等方面努力下功夫。

在产品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传统溶剂型工业漆的优势，坚持我们目前特有的商业模式；另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发展环保型涂料：水性涂料和粉末涂料。力争在环保涂料上领先于同行，同时，也要建立和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厂庆发言稿篇（2）

我叫xx，是md发泡组的一名老员工，在此首先祝贺公司:生意兴隆,事业亨通,并祝公司领导及全体员工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今天8月18日,星泉鞋材公司迎来了它光辉的五周岁生日.这是个特殊而令人铭记于心的日子.在5年前的今天星泉鞋材公司正式成立了.回首当初的日子是艰苦的,在技术缺乏和市场强烈挤兑的恶劣情况下,经过公司领导和全体员工呕心呖血,努力奋斗的付出下,终于使公司的成绩脱颖而出,成了同行业中一个璀璨的新星.随着企业不断市场化,公司逐步成立了橡胶,贴合,射出,tpu等车间,从而健全了公司的整体和正规化生产.

我是98年进入星泉公司,是公司的第一批老员工,目睹了公司变化历程,从一个只有二三十人的小规模企业成长为上千员的正规化公司.这是多少泪水和汗水凝聚而得来的成绩.记忆中刚开厂那时候,我们的员工对生产业务知识一无所知.公司老总并没嫌弃我们,在边做边学的生产中,他和我们紧紧站到一起,共同研究不断开发.朋友们,想想,一连几个晚上.在车间办公室裹着毛毯躺在沙发上小睡,听到机台开模,一次次爬起的公司老总,内心是多么的坚定和过人的毅力.他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关心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定了一颗打工者飘荡有心.坚守自己自己的岗位,在这种强烈的动力下,使公司不断做出了新高的成绩.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时常会听到同行的朋友们对星泉鞋材做出很高的评价.

厂庆发言稿篇（3）

中国目前知名的名人手稿收藏家,其中就有赵庆伟。赵庆伟是北京的一位鉴藏家,从邮票到油画,赵庆伟有过不少门类的藏品,而大量收集文档手稿还是近几年的事情。如今他收藏的手稿达100多吨,藏品堆满4个仓库、8个集装箱,光租金一年便高达50万。

谈及手稿收藏的动因,赵庆伟说,现在中国越来越多地与国际接轨,收藏也同样向国际市场看齐,因此手稿的收藏也将伴随着中国社会文明程度以及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而被更多的收藏者所钟爱,手稿的价值也会被更大程度地显现出来并被逐步市场化。他表示,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人们写作的方式发生变化,手写稿被计算机打字所替代,书信被电子邮件所替代,手工写作变得越来越少。可以想象的是,随着计算机更广泛地普及,今后有份量的手稿写作出现的机会可能会日渐减少,甚至走向绝迹。现存的特别是早期名人手迹今后都将成为孤品,收藏的价值毋庸置疑。

在北京,赵庆伟经常拎着一杆红木大秤在回收废品的货场边来回溜达,仔细观察那些堆满废品的三轮车,很多人认为他是个收破烂的,他对此毫不为忤,“如果人们能把我收藏的‘破烂’好好保存下去,也是对祖宗及后人的一个交代”。

1963年出生的赵庆伟,祖上是满族镶黄旗人,受家庭的熏陶,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刻图章。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整流器厂当工人,在工厂工作了3年,每天午休的时候,他常到琉璃厂的旧书店看书,回厂的路上正好经过中国邮票总公司,他经常进去看看,认识了邮票公司的工作人员，他发现邮票这个东西是能够增值的,转一下手,就能赚很多钱。后来,赵庆伟跑到琉璃厂铺了个地摊卖起邮票来,赚了一大笔钱,比他在工厂的工资高多了,于是他毅然辞了职。

1988年,他考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业是“电子自控”,1989年下半年,他进入四通公司做工程师,同时兼顾上班、上课、倒邮票三件事,游刃有余。1993年大学毕业后,赵庆伟以技术投资的名义与人合伙成立了公司,他把在公司赚的钱全都投入到了邮票市场,这时的他已经不是小打小闹了。

从1996年起,他开始收藏油画。慢慢地,他收藏的作品越来越多。1998年,赵庆伟在哈尔滨一座大教堂的拆迁时,买到了一幅米开朗基罗的浮雕原作,他几经翻查,查出这块浮雕是1502年米开朗基罗为意大利朱利诺将军家制作的浮雕小样,这使他兴奋不已。

1999年的一天,赵庆伟到琉璃厂一家艺廊办事。当时艺廊正在作内部整理,认识他的工作人员顺口问他要不要著名油画家艾中信的手稿,他毫不犹豫地要走了。由此,他一发不可收拾。这一年他离开了合伙的公司,真正走上了“收破烂”的道路。

“文化垃圾”论斤计价

赵庆伟收集手稿的方式与众不同,他经常出没于各个机关部委、出版社、学校、医院、拆迁胡同,甚至废品货场周围和造纸厂,大量收购各种单位、团体清理出的“废品”、文稿、信件,以及各种旧货。

他介绍说,北京近年旧城改造的速度非常快,加上北京奥运城建规划实施,导致很多政府部门、文化事业单位搬迁,另外随着新经济领域的兴起,很多老办公楼仓库被出租。新旧交替必定要处理掉大批“文化垃圾”,包括早年的文档资料、信件等等。从单位到个人都忙不迭地清除旧物件,却没人愿意花钱花精力盘查清点库房里的大量文稿,而赵庆伟则乐此不疲,从戏曲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商务印书馆、协和医院、农业部、建设部、救济总会等等,他说:“我就当替国家先保存着历史,有文化的扔,我没文化的要。”

5年来,赵庆伟尽力将这些“文化垃圾”收购回来,然后从中“寻宝”。一封给原阿富汗领导人的手书信件,就是从阿富汗驻北京大使馆处理前政府的资料中意外得到的。而多位老将军的手稿,则是在一家军队出版社清理的“废品”中发现的。他手上还有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的手稿、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写的对联、徐悲鸿为友人画的肖像、董必武和的十多封英文信、宋庆龄的批件、谭政将军写的平津战役战况报告、姚雪垠《李自成》的手稿、黄永玉绘画的插图原稿……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书馆之一。2002年,商务印书馆开始搬迁,大量的文稿、书籍、信件、印版、插图、校对稿需要清理。赵庆伟意外得到了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动画大师万籁鸣画的插图,著名作家萧乾的信件,以及商务印书馆历年在所有媒体上的宣传广告、例会记录等等,重六七百公斤。

2004年7月,北京协和医院改造,有大量清末时期的图书需要处理。赵庆伟在得到消息后,决定以5元一公斤的价格全部收购,共花了2万多元。结果他在大约5000公斤的废弃品中,整理出3500公斤图书,其中大量是有上百年历史的医学、哲学书籍,很多书籍还是当年海外医学机构捐赠的。后来,他把其中的1000多本书籍和一部分文献捐赠给了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

收废常有意外收获

现在,赵庆伟的日子过得挺自在,他没事就打打高尔夫,接到线报就动身去验货。哪个出版社或者机构拆迁,赵庆伟马上赶赴现场。他收购“文化垃圾”靠的是“线人”,“线人”包括各废品收购站专收高档旧货的人,以及北京城里收破烂的农民,这些“线人”都很乐意为赵庆伟工作,赵庆伟特别提到一个山东来的残疾农民,他到北京捡破烂,却最早意识到手稿能挣钱,原来手稿卖20元一麻袋,后来是200元一麻袋,现在已经涨到2000元一页。

线人有不同的圈子,山东的、安徽的、河南的。他们有的时候专门在单位里面干活,甚至是白干,他们要的就是单位拆迁时卖的“废纸”;还有人定期到一些文化名人家里打扫卫生以维持关系,所以很多有价值的“废品”都成为赵庆伟的收藏品。“我需要他们注意的主要是北京所有拆迁的地方,譬如出版社、美协等文化艺术单位,还有一些北京的名人故居拆迁,我非常关注,组织了一帮人把这些拆迁的地方给看住了,一个纸片都不能放过，总之,就要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有一次,他从某出版社收购了一批东西,其中有大量著名画家为图书画的插图,他转手卖给了专门收藏这类东西的收藏家,竟卖出了三四百万元的价钱。

赵庆伟收藏的手稿中最得意的是董其昌的册页。在一个文化单位的宿舍大院里,一个“线人”发现一家人处理一批旧书,线人把这个消息告诉赵庆伟。赵庆伟看到那些旧书,就觉得这不是一户普通人家,应该还有好东西。他就让“线人”留意这家卖出来的东西。“线人”与这家的小保姆打起交道来,得知这家只有一个老人,儿女不在身边,最近准备搬到单位新分的房子去,老人留下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其它的全让小保姆卖给收废品的,得来的钱就当做买菜金。于是,“线人”买下他家所有的“废品”,其中碑帖就有好几十本。当看到一本黄花梨木作封面的册页时,赵庆伟眼都直了,这是大书法家董其昌的手稿。他赶紧请专家鉴定,果然是真迹,价值百万。

2003年夏天,赵庆伟接到线人的电话,说一家杂志社清理出33箱东西,不让开箱验货也没有挑选的余地,一口价1000元一箱一共3.3万元。赵庆伟以3万元买下这些箱子。打开一箱一看,里面竟然是石鲁、范曾、吴冠中等名家的真迹……

希望有更多的后继者

如今,赵庆伟已收集手稿上百万页。内容主要是两大类。一种是政治家、文学艺术家、科学家等名人信件、小说原稿、给刊物投写文章的原件、诗稿、记、图书插图原稿等等。另一种是文档,多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手迹,这些手迹不一定是名人字迹,多数是一些电话记录、会议纪要、工程纪要等,但它们可以反映出当时的年代特点,也是一些历史事件的佐证。

赵庆伟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虽只有200年历史,但他对于能够反映前人的任何记载都保存得很好。也许是中国的历史太久远、太浩瀚,人们对于文档手稿这类东西不是很在意,包括作家自身也是更多地关注出版的文章,而对于自己的手稿缺少足够重视。藏家也多是注重名家字画,而对于名家手稿不以为然。其实手稿是硬笔书法,是名家作品的一部分。

厂庆发言稿篇（4）

赵庆伟1963年出生在北京，虽然父母从事的工作几乎和艺术不沾边，但他从小就喜欢标新立异，很有“文艺特质”。最早赵庆伟迷上了电子元件，他的房间里有两张床，一张用来睡，一张摊满他制作的各种电子小玩意。

不久，赵庆伟又迷上了篆刻，花8元钱买了一本《篆刻学》，并从家附近的北京玉器厂捡来废料，每天刻，刻到手磨出了茧子。之后，这孩子又迷上了摄影，把自己关在暗房里冲洗照片，一盏小红灯下，看着黑白图像一点一点变清晰……

1988年，赵庆伟花几百元买进邮票，倒腾3年后，竟赚了10万元。然后他拿这笔“巨款”，与朋友在中关村开起了计算机电源公司。

赵庆伟收破烂，纯属偶然。开公司赚到一些钱后，从1996年起他又迷上了老油画。一次，赵庆伟在一位古玩商那里买艾中信的画，对方问：“他的手稿你要不要？”赵庆伟心想，既然自己喜欢艾中信的油画，为什么不同时收他的手稿呢？于是买下，结果一下子就沉迷其中。后来，他发现从手稿中可以更好地理解画家的创作意图，于是就有意打听，得知古玩商的手稿大多来自旧货圈，从此便开始在旧货圈里“寻宝”。

收破烂的经历充满着意外之喜。2003年7月的一天，赵庆伟接到“线人”电话，说有家杂志社清理出33箱东西，每箱1000元，共3.3万元。赵庆伟是个文艺青年，平时也偶尔有散文、小说在报刊上发表，当时他暗想，这家著名杂志第一次大规模清理文档，里面极可能有大量作者的投稿，于是就买了下来。

没想到，当他拂去积在手稿上近20年的尘埃时，竟看到那些泛黄纸片上有石鲁、吴冠中、李可染、冰心等人的名字，心马上狂跳不止。面对这些大家的手稿，赵庆伟除惊喜外，又感到有些怜惜：“每篇稿子发表前都要经过6次校对，每一小摞文稿下面都是作者的原稿。每一处改动，都凝结着作者与编辑的心血。若将它们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该多可惜呀！”于是，他就精心将这些手稿保存了起来。

几个月后，赵庆伟又从一家出版社收一批“破烂”，其中有大量著名画家为图书画的插图，因对之兴趣不大他便转手卖给了一位海外收藏家，令赵庆伟目瞪口呆的是，一下竟卖了350万元！虽然赚了钱，但他心里并不痛快，就去找这家出版社的社长，告诉他，剩下的文稿该好好保存。社长却说：“这种东西根本没必要留着。”一句话激起了赵庆伟的“斗志”，因为如果他不买，很多东西将彻底消失。“当时人们热衷收藏玉石翡翠、名人字画，却没人在意这些记录着文化与历史的字纸。别人不要，那我就收！”

街面上虽然也有些专门收废纸的，但都是小打小闹，赵庆伟则是用麻袋装，用卡车运。“量大，收到好东西的概率就大。”令父母迷惑不解的是，儿子的公司在精英云集的中关村经营得有声有色，可是因为迷上了当“破烂王”，却关了。最滑稽的是，赵庆伟天天拎杆特制的大秤，不是去潘家园，就是去各处垃圾回收站转悠，气得爸妈大骂他“不务正业”！

《苍蝇・门牙》手稿无偿归还莫言

当时中国拍卖市场刚起步，人们对于收藏的理念还很幼稚，局限于书画和瓷器等传统收藏大宗项目，书信手稿根本不被重视。再加上1985年到1995年那十几年间，北京大拆大建，许多单位为改善办公条件而搬家，导致大批早期的文档资料、名人手稿、画稿、书信、日记被当作垃圾扔掉，或被当做废品处理。看到天天都有不少具有收藏价值的东西惨遭抛弃，赵庆伟心急如焚，“什么钱不钱的，顾不上了，先把有价值的东西抢救出来再说”。

赵庆伟的“线人”大都是以收破烂为生的外来农民，专从文化单位收废品的有2000多人，这些人几乎个个手里都有他的手机号。他们知道哪儿正在搬家，哪儿有大量的破烂要卖，哪儿会有赵庆伟喜欢的货。这些东西可能数十年被堆在北京各大政府机关、科研院所、出版单位的储物室里，一旦所在单位搬家，便被当做垃圾卖给上门收废品的。

“每天总有几拨人打来电话说，某某单位又出了捆东西，多少公斤，多少钱，不能验货，要不要？我根本不考虑，直接说搬过来。”相比废品收购站，“线人”们更愿意把破烂卖给赵庆伟。“卖给废品站每公斤4元，卖给我每公斤10元。”每次赵庆伟一到潘家园，就会有百八十号人围上来，把给他准备好的货，一麻袋一麻袋地装上车。

冰心的《记一件最难忘的事》、丁玲的《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铁凝的《来了，走了》、王蒙的《一九八四部分短篇小说一瞥》等名人大家的手稿，就是这样“收破烂”收来的。

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日子里，赵庆伟仍然一卡车一卡车地收，结果银行账户里的钱迅速缩水。不仅如此，为了堆放破烂，赵庆伟租的一幢别墅也被塞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因为手头太紧，2010年年底，赵庆伟听从一位收藏家朋友的建议，举办了第一场“小雅・观心”拍卖会，处理部分“破烂”。拍品中有1.4米长的周思聪素描，有《半夜鸡叫》的原稿等。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被很多人瞧也不瞧就扔出门外的“破烂”，最后竟拍出了2000多万元。

事实上这只是他废品中数量极少的一部分。拍卖会结束，记者们围着这位很有文艺范的“破烂王”问：这么多钱打算拿来做什么？赵庆伟回答得非常干脆，“买一部保时捷，开着豪车继续收破烂。”有媒体调侃说，这是赵庆伟的“行为艺术”：用豪车刺激人们的神经――既然你用金钱称量一切，那么我告诉你，财富或许就在你扔掉的一袋垃圾里！

早年，赵庆伟就曾用这种“行为艺术”的方式调侃自己，他让朋友给自己拍了一张跨着“轻骑”，驮着双卡六喇叭录音机，手拿大秤收破烂的照片。而更令人惊诧的是，这些珍贵的名家书稿、手札等，都是他这样“收破烂”收来的，其中就包括莫言的一部小说手稿。

2003年，“清河八家”废品站的人打电话给赵庆伟，说一家出版社卖出一整辆“面的”的废纸，3000元。赵庆伟马上说：“你给我拉来，给你5000元。”《苍蝇・门牙》的手稿，就这样被夹杂在大堆泛黄的残书破纸中，进了赵庆伟的“家门”，避免了被打成纸浆的命运。

莫言的短篇小说《苍蝇・门牙》最初发表于1986年的国内某大刊物上，是他早期军旅题材的代表作品，被收录进多部文集。其实在当时来说，很多人是看不出它有什么价值的，偏偏赵庆伟是莫言的“粉丝”，很喜欢他笔下浓郁的乡土气息，于是，就将其珍藏。谁也没有料到，莫言后来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有趣的是，2014年春天，赵庆伟和朋友举办了一个小型拍卖会，全场95件拍品，70多件是名家书稿、手札，其中就有莫言的《苍蝇・门牙》手稿。它刚在预展上露脸，就有不少人表达了竞拍意向，还没开拍，价格已摸上近百万。很快，此份手稿的私洽价格火箭般窜到400万元。愿意购藏者是著名收藏家李波先生，他是甘肃中贸集团董事长，其收藏的近现代名家名作已显规模。

然而，当得知这一情况后，莫言说不想让自己的作品被商业纠缠，希望赵庆伟归还书稿，让他将其捐赠给现代文学纪念馆。很多人认为这事不大靠谱，你想啊，一件价值400万的珍贵手稿，谁肯轻易送人！

赵庆伟的朋友、著名电视主持人崔永元先生也喜欢收藏，为筹建电影博物馆，赵庆伟曾捐赠给他1万多个电影胶片。恰巧，崔永元也是莫言的朋友，于是经他牵线搭桥双方一聊颇为投缘，赵庆伟什么条件没提，就痛痛快快地将手稿无偿归还给了莫言，而莫言也如约将手稿赠与现代文学纪念馆。

在捐赠仪式现场，莫言对赵庆伟说，自己当年全无意识，还曾险将《红高粱》手稿生火烧炉子，不曾想现在作家手稿都成了重要的收藏门类。而刚拔完两颗牙齿、肿着半边脸的崔永元，却幽默地说：“十年前，有三个人一起吃饭，一个人是我，一个人是莫言，还有一个是大江健三郎。现在其中的两个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至于另外一个人的手稿，我觉得文学馆晚要不如早要。”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同时，诺贝尔奖得主与“破烂王”成为好朋友的事，也一时被传为美谈。

财富或许就在你扔掉的一袋垃圾里

10年前中央美院搬家，赵庆伟花了3000多元钱买了一捆废品，竟然发现其中有张油画是王沂东的作品。而在另外一个文化单位的大院里，他从一户人家的废纸里买到了价值百万的董其昌手稿。“《美术杂志》杂志社、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些单位搬家，我都介入了。”赵庆伟说。

说到他开着百万豪车收“废纸”这件很拉风的事，被朋友称为“中国最文艺破烂王”的赵庆伟说：“保时捷、大秤都是我的道具，我希望它们带给人们强烈的刺激――我炒高了‘废纸’的价格，人们才会懂得珍惜，知道这些废纸带着历史与文化的余温。”

薄薄的“废纸”，在赵庆伟心里重千斤。比如那张茅以升设计建造、最终又亲手炸毁的钱塘江大桥的设计蓝图。“这座大桥在当年创下很多第一，这是最早的设计版本。这样的宝贝就该在部级的档案馆里搁着，不该流散在民间。”

除收集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大批文学巨匠的手稿外，赵庆伟还有的信函、宋庆龄的批件，郭沫若以为已在日军轰炸闸北时被毁的作品手稿；还有人民大会堂建设工程的详细图片史料，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排练的文字和图片……所有这些，这位“破烂王”都等着有一天能高高兴兴地把它们交还给国家。

部级的藏品还给国家，更多的东西如何保存和传承？“社会认为重要的，我会把它留下来；社会上暂时没发现其价值的，我也会把它留下来。”

除了手稿，赵庆伟还收集了自清代到上世纪80年代的100多万张老照片。在北京市郊崔永元电影传奇馆的旁边，有座小院是赵庆伟的“老照片档案馆”，其中有少见的清代立体照片，有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末人物照，亦有新中国成立后各时期领袖的照片，包括与电影工作者在一起的留影，邓小平与日本天皇、皇后的合影等。

当时以每麻袋200元收进的老照片，如今单张或就能卖上万元了，可赵庆伟依然守着这个门庭冷落的“老照片档案馆”。偶尔有研究者、专业人员来参观，赵庆伟就觉得这种守候是值得的。

至于手稿，他想另建一个档案馆。“拍卖部分名家的手稿，是为了回笼资金，不然我没法活下去了，也是为了刺激大众，我手里还有成千上万人的手稿。”

赵庆伟还想办各种文化专题的档案馆、博物馆：比如“中国诗歌博物馆”，因为他手里攥着数万篇诗人的原稿；比如“中国音乐博物馆”――为此他已累积五线谱原稿数百公斤，以及众多文艺演出团体的广告单、节目单、剧照和录像带、录音带、唱片，其中包括全国总政文工团200多本各地巡演、采风的图文资料；比如“中国戏剧博物馆”――他藏有数千张戏曲唱片，及大量的戏剧脚本；比如“中国版画博物馆”――他搜集有各个时期不同艺术家、不同风格的版画作品七八千件……

但场地、资金哪里来？就连整理这些“破烂”也已非赵庆伟一人之力可以办到。他开始把藏品送朋友，只要对方与自己志趣相投，不谈钱。到现在为止，七八千件版画已经给了一个朋友，支持这个朋友建版画博物馆；上万张漫画原稿也给了朋友，因为他是漫画迷，一心要建漫画博物馆；1万多盘电影胶卷也出于同样的考虑，送给了崔永元的电影传奇馆。“东西在我手里，还是在他们手里，都是一样的，只要能有地方展出来给大伙看。”

什么是文化？赵庆伟对文化有着自己的理解。“文化有实物的部分、技艺的部分，也有纸上的部分。那么多老建筑，它们的价值在被人们认识到的时候，已经拆得七七八八了，对纸上的文化更是没有个清晰的认识，天天在毁。”于是赵庆伟至今仍坚持着“收破烂”：“我这个人是比较善于等待的，我等着人们认清破烂里的价值。”

厂庆发言稿篇（5）

《一双绣花鞋》创作前后

《一双绣花鞋》的作者况浩文说,1957年他就写过一部叫《南岭之鹰》的中篇小说,讲述的是云南边境上一个反特故事。当时他年轻,精力旺盛,只用了一两个月就写成了,寄给重庆出版社,很快就出版了。

初战告捷,极大地激发起了况老的创作热情。火热的1958年,在郭沫若等老一辈文艺家的带领下,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那时正是大跃进时代,人人都卯足了劲,不仅钢铁高产、粮食高产,文艺作品也高产。作为重庆市第二工业局(即后来的化工局)党组秘书的况浩文,工作很忙。白天上班,晚上开会,作会议记录,整理会议纪要,时常还要为领导写讲话稿,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也很难休息到一个星期天。当时他也没有正儿八经的房子,就住在由建筑工棚改造的宿舍里。况老烟瘾很大,但工资不高,只能抽8分钱一包的经济烟。《一双绣花鞋》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写出来的。

《一双绣花鞋》完稿后,况浩文先寄到重庆出版社王文琛处,但王文琛此时已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渔场劳改。后又寄到《成都晚报》,这时我国已经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60年,四川省的大作家沙汀来到重庆,专门找了况浩文,并对他说:我女儿先把书稿(指《一双绣花鞋》)拿去看了,说好,我才接着看。沙汀又说,我在重庆总算找到一个会写小说的人了,我不懂刑侦方面的事,把书稿转给公安厅长,让他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内容。沙汀还勉励况浩文,你很能写,还这么年轻,千万不要放笔。当况浩文提出想多学一些文学理论知识时,沙汀说,不要读那么多,一些人这么说,一些人那么说;同一些人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叫人无所适从。你只要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好就行。恰恰就是这本小说及与沙汀的接触,为况浩文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此后,《一双绣花鞋》以口口相传、手抄本、剧本等形式流传于大江南北,直到2002年7月,才由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

作者因之而获罪

小说尚未出版,几家电影制片厂已接踵而至。首先是峨眉电影制片厂,然后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最后珠江电影制片厂都明确表态,一定要拍,而且导演也到重庆来了,那时已经是1962、1963年了。重庆市领导很重视此事,为配合珠影的工作,当时的市委书记任白戈还亲自批了一个月的创作假给况浩文。在1964年冬天,况浩文仅用了21天时间就将小说按照导演的要求改写成了电影剧本,剧名起初叫《在茫茫的夜色后面》。《一双绣花鞋》是一个叫徐勤的评书演员讲开的,他认为这样说起来上口,通俗易记,也更能吸引人的眼球。剧本改好后,珠影开始物色演员,但此时已是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开始后,电影拍摄也就被迫中止了。

这时,况浩文已从化工局抽调到交通局。但是一张来自化工局的大字报贴到了重庆市经委和文联等单位的墙上,说《一双绣花鞋》是散发资产阶级情调的灰色小说,是“大毒草”。并且由于与“文艺界黑帮黑线”沙汀有过一面之交,况浩文很快被划成“黑线人物”被抛了出来。班上不了了,况老被安排在局办公楼后面的工厂里“扳镙丝”。

当文革进行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况浩文被定为“四类”,即“预备敌人”,关进了“牛棚”。这件事让况老十分苦恼,明明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却被指责为“反党”,成为“预备敌人”,可以想象思想压力有多大。

当时他还听到传言,说文革中划的“分子”,一律要送去新疆劳改。那边气候寒冷,况浩文的妻子抱病连夜为他做了一件贴身穿的小棉袄,那时他家里已经穷得连想给生病的女儿买点白糖吃的钱都没有了。

粉碎“四人帮”时,久病不愈的况浩文正在疗养院养病,小说《红岩》的作者杨益言悄悄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平时不喝酒的况浩文,高兴得一口气喝下了二两白酒,吐了一大口血,病反倒好了。医生说,他那一大口血吐得好,把长期压抑在心中的郁闷之气都吐出来了。

文革结束后,《一双绣花鞋》得以解禁,电影文学剧本在1979年《红岩》杂志复刊后的第一期上发表。1980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电影,定名为《雾都茫茫》,该剧还被改编为话剧和川剧等十多个剧种演出。

流传民间,故事太多

况老说,《一双绣花鞋》手抄本在民间流传,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体上说给人带来厄运的多,好运的少。因为文革期间传抄《一双绣花鞋》,有被定罪的,有被关“牛棚”的,有被“群众管制”的,有被开除团籍的,有被扣罚奖金的,不一而足。黑龙江一个读者从报上看到《一双绣花鞋》解禁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刻写信给他,讲述了因为抄《一双绣花鞋》被说成“宣传反动思想”,被关了一年,刚放出来,但现在还在接受“群众管制”。他请况老尽快寄两本发表了《一双绣花鞋》的《红岩》杂志,以申请解除“管制”。据况老讲,安徽、黑龙江、江苏等地的读者也都给他来信,讲述因传抄《一双绣花鞋》而获罪的经历。为这事,况老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他曾专门在重庆电视台《龙门阵》栏目,向全国受牵连的读者致歉。

中国现当代小说能在国外产生影响的不多,而《一双绣花鞋》就是其中之一。重庆市一个汽摩产品展览团在意大利参展,有人就在佛罗伦萨图书馆无意中发现了这本书。另一件事也值得一提,刊有《一双绣花鞋》的《红岩》文学季刊1979年第一期,曾先后印了23万份,不到半个月就被一抢而光。人们在重庆市中区新华书店排着几百米的长队,为的就是买到这本杂志。

厂庆发言稿篇（6）

1932年春，成中学生中开始出现了读书会组织。在武新宇的影响下，王庆生发起组织了以“拓荒者”命名的读书会，组织同学学习社会科学知识，阅读进步书刊。1932年下半年，在读书会广泛发展的基础上，成中成立了全校学生自治会。王庆生当选学生自治会的第一任主席。

1933年1月3日，榆关失守，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次日王庆生及进步学生在太原国民师范发起成立了“反帝抗日同盟会”。

1933年1月18日，王庆生与其他18位“反帝抗日同盟会”成员先后被捕，王庆生在反省院蒙难一年零七个月。

1936年1月，王庆生进入了山西省太原军政训练班。同年4月，经孙缄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5月，由于工作需要，王庆生从训练班调任太原牺盟第一区分会组织部长，负责工人运动。后任区分会负责人。在分会工作期间，王庆生深入晋华、晋生等工厂，大力开展宣传活动，发动工人组织纠察队，注重党组织的建设工作，积极培养发展对象，成立了晋华烟厂第一个党支部。

“七七”事变爆发后，根据市委和牺盟总会“要组织一支工人武装”的指示，王庆生在晋生、晋华等工厂组织起有几十人参加的工人武装队伍。后这支队伍编入工人武装自卫总队二中队，王庆生担任了二中队政治工作员和指导员。尔后，王庆生调至牺盟太原中心区担任组织部长。1937年11月王庆生又担任了工卫总队二大队教导员。王庆生在工卫总队先后担任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副主任。1944年4月起先后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长、组织部副部长。

1946年11月王庆生任西北野战军三军政治部组织科长，1949年2月起先后任三军九师副政委、政委。期间参加过许多著名的战役和战斗，如绥包战役、集宁、大同战役、文水孝义镇战斗等。在西北战场又参加了二次打榆林、洛白公路战役，解放蒲城、宜瓦战役、户眉战役及解放兰州等战役，为创建一支党领导下的工人抗日武装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打败建立新中国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王庆生于1950年调西北军区后勤部任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后调任政治部主任，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1965年1月任副政委。

（二）

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王庆生对工作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经常深入研究，总结经验，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在工作中多有建树，为兰州部队广大指战员所赞誉。

王庆生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极端热情，他的重要文稿、报告总是亲自撰写，常常是日以继夜地勤奋工作。对同志总是先看长处，对自己从不夸耀。他工作能力强，处事稳健，以身作则，谦虚谨慎。为人正派，忠厚老实，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同事、部下和群众心目中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就是这样一个好党员、好同志，在中，竟遭受、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他先后被关押四年，农场管制劳动四年，蒙冤长达十年之久。1978年4月21日，召开为王庆生大会，宣布彻底。尽管长期蒙冤受屈，遭受不幸，但他对党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充满革命热情。离休后他不顾年迈体弱，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关心部队建设和国家的经济建设，认真组织编写工卫旅军史，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社会活动，并担任西安老战士大学名誉校长，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坚贞不渝和无限忠诚。

1951年底，西北军区后勤部召开第二次英模代表会，我作为西安地区的带队者之一，列席了这次会议，我们军需部的代表和军械部的代表合并为一个大组。有一天王庆生主任参加我们这个组的会议，我负责这个组的记录，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庆生。会议休息时，他让我把会议记录拿给他看，看完后，他说：“你的字写得不错，今年多大年纪？”我立即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19岁。”他说：“坐下说话，随便一点。”问我“参军几年了？”“什么文化程度？是哪个县的？”我一一作答。散会时，他和英模代表们一一握手并询问了大家吃、住方面有什么问题，最后和我握手时说：“晚上辛苦一点，把大家发言的重点摘出来交到会务组，特别是大家提的意见和要求。”并笑着说：“今天收获不小，除了听了大家的发言外还认识了个小老乡。”

我和王庆生第二次见面，是在西北军区后勤部在兰州召开的政治工作座谈会（我当时在军需部西安办事处政治处任技术书记，正在兰州出差）上。西安办事处政委刘汝清在政工座谈会上的发言稿，要我复写三份，当天亲手呈送给王庆生主任，我复写完后请刘汝清政委也看了，我还又校对了一遍，可我把讲话稿交给王庆生主任看后他说还有错字，应该是“固步自封”，我复写时写成了“困步自封”。王庆生耐心地说：“成语用错字就闹出笑话了，以后可要细心，尤其当秘书的人可不敢粗心大意。”

（三）

第三次见面是1952年，西北军区后勤部召开各部和西北五省军区后勤计划室主任会议。当时后勤部有八个二级部，我们军需生产部刚成立不久为第八部，其他七个部都在兰州，唯独军需生产部在西安，我们计划室有两位主任，当时一位有病，一位要准备到北京参加总后军需生产部第一次部长会议的资料，所以决定由我参加兰州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主任们大都是团级干部，享受中灶待遇，只有我一个是吃大灶的，供给制时期会议伙食标准提高一级，这次会议的伙食标准定为小灶标准，后勤部计划室朱文华主任请示王庆生主任怎么办？还有一个吃大灶的。王主任指示：只有一个人，交大灶伙食费跟着大家吃小灶饭。第二天会议开始时，朱文华主任向王庆生一一介绍参加会议的人，介绍到我时，我站起来向王主任敬军礼，王主任说“小老乡又见面了”，并笑着说：“这个应该就是交大灶伙食吃小灶饭的人吧。”逗得大家都笑了。并指着我说：“你们生产部的任务重，西安工厂多，现在推行计划管理实行企业化，主任没来你就认认真真地学，把苏联顾问讲的课程全部记下来，听不懂的可以提问，你回去后还要办学习班给工厂的计划人员传授呢。”会议结束时，王庆生主任又给我们讲了一次政治时事课，讲课时把我叫起来提问了两个问题，我都答对了，他满意地笑着说：“七天的小灶饭没有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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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庆发言稿篇（8）

1、协助两家展览公司招商，主要是机械企业和配套企业，为纸箱企业提供买家，参与上海地区招商工作。

2、会同两家展览公司创办《纸包装工业》杂志，作为展览的媒体和平台，初步定为两月一期、纸委会作为创办单位之一，向《纸包装工业》编辑部提供稿件、广告、信息、采访和各种活动资料，希望会员企业大力支持，向《纸包装工业》提供稿件（包装技术交流、新品种、广告包装安全稿件）已出版二期，反响良好。

3、举办第一届长三角地区瓦楞纸箱“东方之星”大奖赛，评选金、银、铜三项奖品，并向长三角评比组委会推荐上海地区瓦楞纸箱最佳优秀奖和优秀奖。

4、组织瓦楞纸箱优秀作品展示，主要在展会时期，展示长三角和上海地区瓦楞纸箱的水平。

5、出版两期瓦楞纸箱专刊，由纸委会负责提供稿件，并出版金、银、铜奖产品专辑。

上述五个方面是纸委会主要任务，展览公司将支付一定的报酬给纸委会。

二、内外交流，学习取经

去年十月组织部分企业朝昌、新通联、复建、福光、长金等九人赴日本参观，回国后取得两项成果。今年内，第一是上海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学习如奔日本空间发展，改造成品仓库，取得成效；第二是上海朝昌机械发展国内首创“柔性版橡皮版请法机”。

今年我会组织一行1人赴香港、广东学习考察，受到热情接待，到香港受到香港瓦通协会、香港瓦协正副会长、秘书长五人接待，互相交流瓦楞纸箱行情，交流经验，建立关系。

赴广东参观深圳华力、肇庆波特曼机械公司、天龙油墨集团，广东海南参观东方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广东富利机械有限公司等企业和广东大松瓦楞辊有限公司、广东中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与同行领导交流经验，学到不少东西（包括新产品、工艺、技术等方面）。纸委会写出了考察学习专题报告，刊登在《上海包装》上。

三、2006年第四届纸箱行业产品成量评优活动

今年评优要求较高，必须是三色以上网点印刷和三色以上套色，申报12家企业15只产品，经上海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物理性能检测后全部达到国家标准，合格后进行评选。今年七月份，由纸委会组织行业评比小组在上海复建包装有限公司由评委参加评选，得到复建公司大力支持，评委们分二个组，即申报纸箱编号（不写厂名）分组逐个逐项按照打分条件进行评分，然后二个小组汇总，评委们重新复核打出总分，最后确定上海华励、盛兴、胜柏、新庆、新通联五家企业评为最佳优秀产品，另上海华励等企业的八只产品为优秀产品。上海汇联玉米金龙鱼，在上届由上海华励申报评上最佳优秀产品，评委们讨论意见，记联金龙鱼有一定水平，但评分没有超过华励，同样产品不作重点评比。某些厂由于分数过低，存在印刷、装订很多问题，没有评上。希望继续努力，下次参加评选。

评委们讨论认为评选四届，有的厂坚持参加取得一定成效，总水平有一定提高，以资鼓励，经讨论最佳优秀奖两次以上企业评上‘质量信得过企业”，华励、胜柏 、新通联三家企业，三次以上评上优秀奖企业，包括一次最佳优秀奖企业，评上“质量标兵企业”，福门、白玉兰、新庆、长金、胜宝、国佳、纸箱厂七家企业。

评委们一致认为济丰、盛兴、复建等三家企业取得一定成绩给予表扬。

四、评估“星级包装”企业，经企业提出申请，专家评估。

2006年度填报，送审有关资料，经纸委会审核后，提交专家评估。

今年7月底在上海昌晶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召开评估会议，评委专家按标准逐条审核，最后意见上海民新包装材料厂2004年为四星级包装企业，今年申报五星级包装企业，经过两年的努力，对车间、食堂、民新花园、办公室进行改造，销售上升20%，利润、税金、人均利润、销售利润率等都有较大提高，第一家达到三项认证，技术改造走在行业前列，评委一致认为上海民新包装材料厂应提升为“五星级包装企业”，评委对上海朝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评估为“四星级包装企业”，对上海昌晶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巨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定胜印刷有限公司评估为“三星级包装企业”。

五、专题会议

纸委会今年5月20日在奉贤区奉新镇溢丽顿大酒店召开纸箱行业改革和发展研讨会，有七个企业介绍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参加会议有37个单位，50多人，对上海民新、鼎龙、新庆、胜柏、华励、新通联、定胜等七个单位在会上的介绍给予高度评价。会议发了七个单位的资料，会后根据企业要求以发文的形式介绍七个单位发言材料，发给每个会员企业组织学习。会前我们召开正副秘书长和发言单位会议，讨论总结提纲，给一个多月的准备总结，上海民新、新庆、鼎龙三家企业发言受到与会代表好评。

评优工作结束后，在上海鼎龙召开技术交流合作会议，请优秀产品纸箱厂和造纸、油墨机械设备厂参加座谈交流合作会，取得一定效果，加强了双方合作和探讨，把产品质量搞得更好。

六、价格协调

改革和发展研讨会期间，召开价格协调研讨座谈会，许多代表发表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提出许多问题（l）行业价格协调要不要再搞；（2）对行业价格协调多作宣传。

大家一致认为，行业价格协调一定要搞下去，搞比不搞好，协会价格和下发文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至少行业协会给各企业有依据可和用户商量，用户是认可的。

对行业中目前存在的三大困扰，价格、消耗、应收款，前两项纸委会已在《中国包装报》、《上海包装》、《纸包装工业》、《纸业周刊》已作宣传。对价格发表三篇文章。上海纸容器行业信息刊物多篇文章宣传，引起企业重视，对价格过低的企业不指名举例，提出批评。

会后上海包协纸委会发出2006年第七号文调整瓦楞纸箱和纸制品价格文件。

七、领导机构调整

今年7月20日召开正副主任常委会议，传达市包协指示，讨论调整领导机构方案，会前召开秘书长会议讨论调整方案，提交主任会议讨论。

老的正副主任，根据市包协的指示，原则不动外，新增补支持协会工作、积极参加各项活动的企业总经理，由秘书组提出增补方案。

会议决定通过：

增补上海民新包装材料厂  厂长  张惠根为副主任委员；

增补上海胜柏包装工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德政为副主任委员；

增补上海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曹文洁为副主任委员；

增补上海福门纸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赖雪卿为副主任委员（台湾企业）。

调整常委（由于调动工作、退休、不起作用等原因）：

1、保留老常委9人，张伟国、庄建能、陈亚军、陆荣忠、张荣彪、徐锡昌、倪锡章、傅荣华、朱忠康。

2、委员提升常委7人（不设委员）冯建豫、朱明发、许世才、陆岳、胡建业、郑伊雄、施栋梁。

3、新增补常委14人，龚志明（巨民）、汪妙祖（汪洋）、刘小秋（金安）、黄国德（汇联）、徐关忠（飞雷）、徐龙平（龙尔达）、许健（昌晶）、杨义昆（金海）、高小兵（定胜）、陈建平（朝昌）、瞿建林（今昌）、夏才新（泰日）、吴小峰（大松）、赵永（企望）。

老常委、委员提升常委，新增补常委共25人。

上海包协纸容器包装委员会共37人组成，占会员企业30%，这次调整后领导班子，基本达到老中青三结合，体现有经验、有活力，新班子领导成员是协会工作积极支持者，是搞好协会工作强有力的力量，使协会工作开展更好，是上海包协一支有生命力的专业委员会。

关于调整行业专业小组力量：

纸委会秘书组，仍保留正副秘书长，因老副秘书长单礼荣同志对协会作出一定的贡献，但因退休本人要求退出副秘书长，我代表纸委会表示感谢，希望以后继续为企业服务。

单礼荣副秘书长名额暂时空缺，今后再补。

纸委会价格协调组

组长：马爱军（副秘书长兼任），副组长：徐雅丽

组员：沈承光、丁为民、徐东东、胡民强（增补）

纸委会质量评优小组

组长：杨国新（副秘书长兼任）、副组长：王海明

组员；邹一民、欧阳航、张强荣、龚彩霞（增补）、顾华、金德森、盛永浩。

纸委会专家小组

组长：董伟英（副秘书长兼任）、副组长：单礼荣

组员：丁根龙、唐树伟、周纪明（增补）、盛永浩（增补）。

要求在工程师以上职称。

上海纸容器行业信息主任、常委会议，关于纸容器包装委员会调整机构信息报导第十期，增补副主任、常委名单听取会员企业意见，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一家企业提出意见，表示同意纸委会意见，大会一致通过增补名单。

八、纸委会宣传媒体报导

①今年内部上海纸容器行业信息出版26期，深受企业和外地协会的欢迎，外省市协会发给我会有浙江、江苏、湖南、广东、广州、四川、九江、重庆、大连、温州、长春、扬州、宁波等十三个省市交流行业经验信息，有关行业共性进行转登。

②《中国包装报》选登稿件15篇，介绍民新、新庆经验以及行业活动信息，并向《上海包装》、（纸业周刊）、《印刷杂志》、《纸包装工业》投稿24篇，介绍有关企业信息和活动，选登宣传报导，起到互相交流，了解行业情况，推动行业进步的作用。

九、财务收支情况汇报（另附）

今年协会工作得到广大企业的支持，大部分会员企业积仅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特别要表彰的是上海复建包装有限公司、上海联合包装装潢有限公司、上海超裕彩印有限公司、上海昌晶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上海鼎龙机械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在人力、财力上给予协会的大力支持，我代表纸委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厂庆发言稿篇（9）

讯：由万瑞数据举办的“2009广州车展网络营销高层论坛”中，各位汽车经销商、汽车厂商以及营销专家就汽车行业区域化网络营销进行了交流。

当主持人万瑞数据副总裁梅涛问庆丰集团的代表如何看待网络营销的时候，庆丰集团称已经开始针对网络营销开展市场活动了，并且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案。他们表示，要想在经销商领域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在新车上市的时候就先入为主式的打广告。然后不断的创造新闻事件，在网上疯狂的发表公关文稿，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这样才能把游离性的客户吸引过来，从而创造利润。

诚然，这样的传统的经销商并没有停滞不前，虽然不是很懂互联网，但是从上述言论中已经表现了他们已经在逐渐的探索，并摸索出来一些方法。虽然有些理念没有用很专业的术语表现出来，但这些已能够证明这些经销商很务实，已经花心思在摸索。有些理念已经是非常的前沿，这些对传统的经销商，或者对刚公司化的商人来说，实属不易。

不过，虽然这些理念已经很前沿了，但运作方式更传统一些。对于网络营销的应用，还仅仅停留在发公关文稿的水平，并没有做系统的规划。公关文稿只是战术，即使再多的漂亮的战术，也不能发挥整体的效果，也无法发挥真正的价值。当然也不能对其要求太高，新进入一个领域，必然是先摸索出战术，然后再从众多战术摸索出规律，从而才有战略规划的意识。像“先入为主”这些营销手段，也仅仅是在同行后知后觉的基础上适合运作，当同行业重视起来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如何拥有在红海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竞争力，才是汽车厂商经销商最需要具备的。

还有一位汽车厂商的一个回答也令人印象深刻，当主持人问及如何评估各个汽车媒体效果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到客量”。并举例说，在某个媒体投放的时候，自己的经销商会有反馈，某个媒体效果不错，当一停止投放的时候，该经销商的到客量就明显减少。到客量可以作为评估一个媒体价值的手段，但是如何对众多媒体进行评估呢？难道需要对每个媒体都轮流尝试一下吗？即使有资金这样做，轮流一圈后又诞生了多少新的汽车媒体网站？显然，这种方式太过于粗放，而且更浪费时间，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虽然节省了成本，却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商机。传统行业正在向网络营销靠拢，但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对网络营销效果的评估还处于原始水平，甚至没有什么概念。当然，也不能对传统行业要求太多，对网络不抵触已经就算进步了，更何况已经在不断的尝试了。（来源： 爱蜂窝）

厂庆发言稿篇（10）

蔡民强：上世纪的1975年，我当时23岁，从度过五年知青时光的海南岛回到家乡潮州，我当时获得了那个年代难得的知青返城机会，怀揣着儿时的梦想，进入广东陶瓷学校就读彩绘艺术专业；1977年毕业，分配到国营潮州市刺绣厂工作。和我一同进厂的，是一起到海南下乡、一起进陶瓷学校读书的知青战友、老乡、同学李春亮。那时候，我们俩还不知道，彼此的命运已从此因为刺绣事业绑定在一起。

1977年进入潮绣厂时，我从事高精绣品的研制工作，花了几年功夫，潜心搜集整理出潮绣技艺200多种针法，并一一记载和论述形成详实文稿，李春亮则专心从事刺绣研究和设计。那个时候，我一天到晚在绣架旁边蹲着，认真地看绣工们飞针走线，有时候看得入神，竟不知天色已经昏暗。在不断的学习积累中，我记录了厚厚的一沓手稿，对一百多种刺绣针法，早已烂熟于胸。当时参与制作的潮绣“九龙屏风”还有幸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从技术员起步，到业务骨干、再到管理层，我和李春亮的步伐一直交织相随：1984年起我担任刺绣分厂厂长，李春亮担任剧服分厂厂长，1989年又分别担任潮绣厂厂长、副厂长，随后的1992年改制为广东潮绣集团、1993年更名广东名瑞集团，时至今天，李春亮一直担当我的左臂右膀。

《北京时尚》：从“潮州刺绣”到“中国刺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蔡民强：我当时一心扑在刺绣研究上，同时也亲眼见证了刺绣艺术的发展变化。我发现，随着现代经济繁荣发展，信息传播更加快捷，交通条件日趋便利，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推动全国各大绣种逐渐“去派别化”，实现交织融合。比如说，蜀绣融入苏绣技艺、粤绣进入湖南绣制、苏绣也学习潮绣的立体垫高、乱针不再是一幅作品的全部，垫金绣也不再是潮绣专利，名瑞中国刺绣研究中心正演绎“去派别化”，各种技法和针法已不是中国各地方的绣种固有；乱针不再是一幅作品的全部，乱平相结合，作品更加生动活泼……新的刺绣形式正在不断涌现。各种技法和针法，已经不是哪个绣种所固有，而是全国各地刺绣行业共同的财富。

2012年初，放下企业，我们决心实现心中的梦想。我们从各绣区数百个手工刺绣坊中，挑选出几十位有想法、悟性高的巧手绣匠，亲力亲为出题材、制画稿、组材料、定绣色、提针法，指导他们研究创作刺绣精品，经逐渐淘汰形成十来个固定研究点。在这期间，我心中的信念日益坚定：要博采各大绣种之特长，把中国刺绣的最高技艺用一批艺术精品记录下来，为刺绣艺术发扬光大贡献力量。

要打破传统粤绣、苏绣等“门户”“派别”局限，提出“中国刺绣”的概念。我们希望留存下来，走向世界的，不是某一方面的绣种，而是中国刺绣的集大成者。

《北京时尚》：此次展览中，为何选用名家大师的经典画作作为底稿？可以和我们特别介绍一两副作品吗？

蔡民强：以针为笔，以线代色，对这些艺术作品进行了“二次创作”，借助刺绣艺术独有的韵味魅力，填补原作笔触反映不到、色彩变化不足的空白，我们想赋予原作新的艺术价值。

如清朝著名宫廷画家袁江的《阿房宫》及徐里的《四壁观音》、陈克永的《大壑腾云》等，都是我们本次展览上的代表之作。对这些艺术作品，首先要认真揣摩画理画意，然后根据不同的物象、质感、层次、虚实等，严密地思考、认真地布置丝路针法、线条粗细、色彩过渡，绣工们则根据要求分工协作。

在材料上，我们选择的是细逾发丝的绣线，绣品远观栩栩如生，近看纤毫毕现，感染力扑面而来。如绣品《恬静的世界》，让观众仿佛置身山涧幽谷，泉水涓涓，流淌不息，走近端详，溪边岩石纹理细腻，倒影清晰，几乎跟高清照片一模一样。《维摩演教图》，我视它为珍宝，来之不易，材料采用的是一丝、1/16丝甚至1/32丝的丝绒线相结合绣制而成，绣工用最轻软的绣花针，小心翼翼在绣架上飞针，绣出线描都不能完成的图案，参观者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绣工的运针走势。

《大壑腾云》则开创了用大山水画于刺绣的先河，创作这幅绣品时，我们投入了大量的心血。由于原画是1995年创作的，当时画家没有留下底稿或照片，画册受当时印刷条件限制，颜色并不真实。为了校正颜色，我把画家的色碟搬到绣架前，通过沾色逐一确定绣线颜色。画册图稿缩小，有的模糊不清，我们便分段研究，定出刺绣方法，力求重现原作天高地阔的恢弘境界。《大壑腾云》是家喻户晓的佳作，该如何运用刺绣形式，在重现原画精髓的同时，为观众带来新的感受？经过深入思考，我在绣制过程中彻底改变了原画的笔法，使用乱针左右斜绣的方式，使漫山红遍的景象层叠有方、明暗错乱，为原画添光增辉，这让画家陈克永都赞叹：“你们让画作呈现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北京时尚》：在展览中，还有近来国内新人热捧的褂裙，可以简单和我们讲一讲褂裙的故事吗？

蔡民强：褂裙过去传统的称呼为金银线褂裙，是刺绣产品中一个独特的品种，源于清末，是婚庆中的高档礼服。清末民初大户人家的闺女出嫁，“满地花密地绣”银地是新娘妆，“散花疏丝绣”红地为伴娘妆。“后来又有龙凤图案，意从吹箫引凤，龙凤呈祥而来，逐渐地大多用龙凤图案了。褂裙的绣法分好多种类，有平绣、卜心绣、疏丝绣、密云绣四种绣法，而且穿戴也很有讲究。比如，红色的平绣、卜心、疏丝、密云褂裙是新娘穿的。

解放前，国内没有刺绣工厂，只有以家庭作坊为主的绣坊，绣庄。结婚的褂裙基本是按需定制的，没有统一的尺寸、款式和图案标准。1955年国内公私合营，凡有绣坊、绣庄的城市都将它们合并为集体所有制的刺绣厂，以广东、湖南、浙江、江苏为多。由于解放后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褂裙这种中国特色是婚庆礼服在婚礼上已经踪影全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