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生理学论文篇（1）

二、学生实验前准备

实验前准备工作主要包括：材料准备、试剂配制和仪器调试等。这些过程是实验室的基础科目，看似简单，稍不注意就会导致实验的不顺利或失败。但在实验课教学中，往往容易忽视这个环节，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下，实验前的准备工作通常是由实验指导老师在实验开始前完成。改革后的实验课在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下，实验前对学生进行分组，推选小组负责人，说明实验要求、实验注意事项等；让学生按照预习过的实验流程自主做好实验前各项准备工作。这个环节不仅能让学生了解实验准备工作主要有哪些，同时让学生了解各种知识，最主要的是能让学生逐渐克服对实验的恐惧心理。如，“家禽血液样品的采集”这个实验要防止血液凝固，所以要用到抗凝剂，例如，选用3.8%的柠檬酸钠或者是1%的肝素。很多学生对抗凝剂的配制不了解，因此在配制前让学生查阅文献资料了解抗凝剂的配置方法。配制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实验操作方法，像天平的正确使用，量筒以及容量瓶的正确使用等。另外，做复杂的实验前，要考虑到实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准备好应急或者急救措施。还要利用实验室物品对实验装置进行改进，例如，自制静脉留置针、气管插管、动脉插管以及导尿管等。学生通过参与实验前准备工作，不仅能逐步培养严谨的学风，还能培养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动物生理学论文篇（2）

药物化学(Medical Chemistry)是建立在化学学科和医学、生物学科基础上,设计、合成新的活性化合物,研究构效关系,解析药物的作用机理,创制并研究用于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药物的一门科学。它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经典学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涉及广阔的研究领域,其主要工作是发现与发明新药、合成化学药物、阐明药物化学性质、研究药物分子与机体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在创制新药中,药物化学对后续学科的研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药学研究领域中的带头学科。

药物化学是制药工程、药物制剂和药学等本科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在学生的知识结构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其内容广泛,涉及面宽,交叉性强,学科发展快,药物分子的结构复杂,这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一定的难度,容易导致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影响学习效果。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具备了内在的学习兴趣,学习行为才能持久、高效。因此,根据药物化学这门课程的教学特点,我们想到了通过设置课程论文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让学生主动地去探寻感兴趣的药物化学知识,进而强化药物化学的理论教学效果,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印象。并且还把课程论文作为课程的考核方式之一,将课程论文纳入学生的成绩评价体系当中,和理论考试成绩一起作为评价教学效果的手段。从而进一步的调动学生学习药物化学课程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通过几年来在教学中进行课程论文的实践,我们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也发现了一些不足。本论文主要就课程论文在药物化学教学中的运用进行了探索。

一、设置课程论文重要意义和作用

论文是对课程的综合考察,论文的写作是一种复杂的劳动,不但能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能加强学生综合运用各种知识的能力。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老师布置和课程学习内容相关的题目,学生查阅大量的中文及外文文献,然后根据对论文题目的理解,对文献资料进行筛选,提炼出相关内容,运用所学的基本知识,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概括,归纳,总结,撰写书面的论文,制作电子讲稿,并进行口头的报告。为了要把某个问题讲清楚,学生必须综合运用该课程甚至其他课程所学过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阅读科技期刊和学术专著,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查、阅、写”的综合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在运用理论分析思考问题的同时,让学生制作电子讲稿,每个人做一定时间的学术报告,还锻炼了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语言表达交流能力,这样能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当今社会需要的正是具有各种能力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课程论文的写作应该说是一种操作性比较强的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方式。

通过在药物化学课中进行课程论文的尝试,我们发现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比较欢迎,它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学生对这种教学及考核方式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不少同学,都把这种实践作为对自己的一次锻炼机会,认真的调研文献,然后提炼总结,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学生不但对药物化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有了更深入的掌握,同时还了解到了原理的实际应用,将抽象的概念与实际的科研成果联系起来,使他们对药物化学这门课程更感兴趣,也加深了对学科的了解和热爱。有些同学在论文中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见解,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可以说课程论文在药物化学课程中的实践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二、药物化学课程论文的写作要求和评价目标

在将课程论文这种教学方式运用到药物化学课程的具体实践中,我们首先建立了明确的课程论文评价体系,将课程论文的考核纳入了学生的成绩体系,最终药物化学这门课程的成绩由期末考试成绩和课程论文的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课程论文成绩占40%的比例。并由老师制定出了明确的课程论文的写作要求和评价指标(见表1)。

课程论文要求和评价指标主要强调参考文献的质量、数量,对原始文献的分析、归纳与整理,对本领域研究结果的高度概括性,论文质量,论文格式,论文文字表达的流畅性。将课程论文写作纳入药物化学理论教学的评价体系,主要目的是希望学生在查阅相关文献过程中,主动了解该领域的研究概况,激发他们学习该门课程的兴趣,由于学生初次涉足药学专业课程,缺乏专业试验操作技能和试验设计知识,所以课程论文形式以总结归纳相关领域研究现状和进展的综述论文为主。

三、药物化学课程论文题目的拟定

药物化学既要研究化学药物的结构、性质和变化规律,又要了解用于人体后的生理、生化效应。在创制新药中,药物化学提供后续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进一步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我们在把握每年药物研发领域的热点基础上,拟定了多个方向的题目,采取自由选题的形式,学生可以在给定范围内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题目,进行深入研究,撰写论文(见表2)。

四、课程论文的教学效果及不足

通过将课程论文引入药物化学课程的教学和考核体系,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包括如下几点:(1)将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变成主动探索创新。课程论文的形式充分调动了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药物化学的热情,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不是单纯的被灌输,而是主动的获取;(2)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文献检索查阅能力,归纳整合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科技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3)加深了学生对课程理论知识的理解。

课程论文是对传统教学和学习方法的改革,无疑是有助于大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能力培养。当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学生存在着查找资料不完全,思路不够开阔,对专业术语表达不够准确,英文摘要无从下手及论文形式不规范等,还需要不断探索改进。

参考文献:

[1]仉文升,李安良.药物化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习保民,张鹏鹂.药物化学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2008,10(6):669-671.

动物生理学论文篇（3）

进入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期(1867—1919年,自此进入现代考古学的开端),美国人庞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亚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遗址的发掘研究中应用动物考古学方法研究动物骨骼,证明牛、羊、猪尚处于从野生向家养的过渡状态,丰富了早期农业的珍贵考古学资料。[6]近乎同时期,在美洲的分类描述阶段(19世纪40年代—1919年),戴尔(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贝丘遗址发掘过程中获得的脊椎动物遗存,结合狩猎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遗存,按经济形态和生态环境的差异进行了科学的地层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年代序列,从而开创了美洲动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学的成熟阶段(1919年—20世纪4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前一阶段),文化生态学思想对考古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部分考古学家摆脱了以遗址为中心的文化—历史方法的束缚,与生物学家和环境学家合作,借助生态学方法,通过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来重建史前环境和分析史前人类的食谱,进而了解古代人类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过程。[8]20世纪20年代英国科学家约翰?马歇尔负责对印度河流域青铜时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利用动物考古研究成果阐述摩亨佐达罗城市文明的经济类型。[9]20世纪30年代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对安阳殷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和统计,分析了夏商时期的气候环境。[10]杨钟健对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骨骼进行了属种鉴定[11]。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 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动物生理学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075-02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首先是一个个人性情大解放和抒发的时代。在玄学倡导个人解放的大背景下，这一时期的性情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对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探讨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性情论”发展的大背景和它的时代内容。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性情”论发展的大环境

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性情论”发展的时代背景。东晋末年社会大动荡不断，士人的心态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首先是士人与大一统政权的疏离。东汉后期，大一统政权不断遭到破坏，已经缺少了曾经的凝聚力。士人们组成党人集团，以一种批评的态度对待政权，引起朝廷不满，进行了两次党锢之祸。两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隔断了与大一统政权的最后一丝眷恋，在悲哀心绪和对腐败朝廷的疾视与批评中，从忠心耿耿维护大一统政权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走向自我。其次便是与大一统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整个汉朝，儒家思想地位达到了其他思想难以企及的高度。经学的发展使得儒家经典的力量遍及朝野，儒家经典的力量表现在它能够为政治行为提供理论依据，给某种政治行为以正义性的解释。儒家经典的大肆盛行，给士人心理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统观念、复古守成的思想倾向、繁琐的思想方法。这些把士人从思想上和大一统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士人思想上的绑架。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崩溃，经学衰败，从前僵化的思想模式开始松动。同时，经学内部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也逐渐失去了它原先的魔力和魅力。统一的是非和行为标准的失守，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就涌现出来，人也就“活”了起来。第三，在前两者的变动下，士人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一统观念的瓦解，正统思想失去了约束了，士人在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大的趋向，是任情。起初，人物品评成风，或追求风流，或追求隐逸。而中心思想就是不事王侯，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而到了西晋，这种自我的心态发生了畸变，完全以物质利益为至尊，追求奢侈，视财如命。东晋又是一转变，士人偏安一隅，心态上得以满足，寄情山水，到处郊游，追求宁静的精神天地和优雅从容的风度，这些都促进了当时山水怡情和山水审美意识的发展。在这些变化中，士人得以解放，个人性情得到极大的抒发，个人的自我意识明显的凸现出来，“人”的价值不断受到肯定。这就是玄学产生也演变的背景，也是魏晋南北朝“性情”观念发展的大环境。

其次，我们探讨一下玄学中关于“圣人有情无情”的讨论对“性情论”的推动作用。圣人有情与无情是玄学的重要命题。自从重感情、任情成为一种风尚之后，感情问题便一直为社会所关注。何晏王弼这些玄学大家也都十分地关注有情无情的讨论。何晏主张圣人无喜怒哀乐，但他所说的圣人无喜怒哀乐，并不是说圣人无情，而是说圣人由于其道德修养，因而能做到喜怒哀乐皆节之以礼；圣人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不是他无情，而是因为他有情而能节之以礼，圣人之情是道德化了的感情，不是应物而动的人性自然的感情。桓范也承认情得合理性，但也主张以礼节欲。“人生而有情，情发而为欲。物见于外，情动于中，物之感人也无穷，而情之所欲也无极，是物至而人化也。。。故修身治国之要，莫大于节欲。”（《世要论·节欲》）他们都主张以礼节欲，还是持儒家的传统观点。王弼与何晏不同的地方，是说圣人也有应物而动的人性自然的感情，圣人的五情与一般人相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王弼作了这样的解释：以为感情之不可已已，乃是自然之性，圣人也不例外。这样的解释，就更加强了一般人的人情而动的合理性。王弼与何晏不同的另一点便是节情的方法不同。王弼认为圣人节制五情，不是由于礼的约束而是由于自制，由于自己能把应物而动的感情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即应物而不累于物。节制的办法便是以性制情。

圣人有情无情的讨论，尤其是对圣人有情的肯定，打破了传统思想对个人性情的束缚，个人性情的抒发有了合理的依据。玄学对“情”的不断阐发和讨论为“性情论”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契机。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性情论”的代表内容

（一）陆机的“诗缘情”说

魏晋哲学在性情论和圣人论方面的突破，从理论上深化了名教与自然的讨论，为“诗缘情”论的形成找到了解决的出口，使其能够较为圆融地审视内在的个人的性情与外在的礼乐之间的关系，并且更为清晰地意识到个人情感的表达，是个体自我觉醒的一个标志。同时，随着人的意识的全面觉醒，随着对个性的极力张扬，“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陆机终于大胆否定了汉儒关于诗歌观念中的理念化倾向，破天荒地提出“诗缘情”，并成为了文坛共识。这对历来以“言志”、“美刺”为规范的儒家正统文学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同时也反映了魏晋文学想要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的潮流。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这一简短的主张，却准确地体现了陆机对于文学体式风格而提出的文学批评理论：一是指诗歌因感情激动而作，二是指诗歌整体上的美好。“诗缘情”与《诗大序》中“吟咏情性”之说一脉相承，又抛开了儒家的诗歌政教作用，只强调诗歌的审美特征。讲求诗歌发乎内心情感，追求诗歌的美好动人的作用。这是文学独立性的表现。这一主张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它使诗歌的抒情不受“止乎礼仪”束缚的巨大作用，诗因情而产生的提出是中国诗学的重要理论之一。陆机针对诗歌创作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很快就超越了诗歌的界限，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共识。

综合起来看，陆机的“诗缘情”说的意义在于：一、感性的个人性的情，在汉代主流思想中受到压制，认为性善情恶，而刘向、扬雄、荀悦等人逐步驳斥了这种谬论，肯定情的合理性，甚至到向秀那里，肯定“称情自然”，陆机及时吸收哲学思想上的这些新成果，提出“诗缘情”说，肯定诗歌表现人们因生活中“非性之适”而产生的个人感情。二、在汉代主流思想之外，在遭挫折遭厄运的文人那里，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的精神依然在涌动，而且随着时代的愈趋昏乱而越来越强烈，甚至要“娱情”、“放情”，陆机及时总结诗赋创作的这种感性经验，而加以理论提升，提出“诗缘情”说，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影响着后代创作和理论的发展。

（二）诗学主客体的完善

人自觉地强调感情和个性，人的主体精神与作用逐渐呈现，形成了诗学主体论。同时，在魏晋南北朝大的玄学思潮下，个体性情得到极大的解放，个体精神和意识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不断追逐着能够满足自身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成为人们观赏的对象。特别是到了东晋，在偏安一隅的心态下，士人们的最高精神境界，就是潇洒高逸，在追求物质满足的同时，更注重精神上的满足，他们引以为荣的就是他们高雅的情操与风姿。而山水是提高他们情操与风姿的最好外衣，成为个人情感寄托的主体。这样山水怡情和山水审美意识得到很大的发展。主体的成熟、客体的完善促成了以诗学为代表的主客体的完善。主客体关系的完善是以感悟论的完善为主要表现的。

“感物说”的发轫与奠基是在先秦两汉时期。有学者就认为“感物”说最初源自《周易·系词》，而近代的刘大杰认为文学上的物感说起源于《乐记》《诗大序》，完备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记》的论述明确且动态地展示了音乐艺术的产生过程：物触—心动—成声与乐。《乐记》时代，对“感物心动”的认识虽然还处于相对原初的阶段，但较之《易传》的论述和《诗经》的创作实践，在理论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后世的论述奠定坚实基础。魏晋时期，经过陆机、刘勰、钟嵘等理论大家的迸一步阐发，“感物说"在理论上进入成熟期。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颂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陆机在此言说的是自己创作《文赋》的动机，即心有所感遂投篇援笔，而引起心中所感的有四时的推迁、景物的变化、先人的伟大功业和传世清名以及内容与文采俱美的文辞等。陆机从自己创作实践的感悟出发，言说了“感物”理论中物与情这两个基本的要素，认为人心触物而动，产生悲喜忧叹之情，进而有创作的欲望和冲动，在陆机的论述中物与情的关系开始凸显出来。刘勰对“感物”则有更为明晰的把握和理解，且对物、情关系的论说更深入和透彻。“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又“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季节推迁，万物变化，大自然总是充满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在生命的萌动中不断鼓动人的情思，摇荡人的性情，遂物感情动，发为歌咏，这无不是物感召人的结果。刘勰不仅看到物对人的单向感发作用，而且还看到了人对物的驾驭能力，即认识到心物之间的双向交互作用。“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诠赋》）“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物色》）其中“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心“随物以宛转”，物“与心而徘徊”，非常明晰的描述出心与物，亦即情与物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萧衍在《金楼子·立言》中将这种关系概括为“内外相感”：“捣衣清而彻，有悲人者，此是秋士悲于心，捣衣感于外，内外相感，愁情结悲，然后哀怨生焉。”即是说人心与外物互相作用、感发，于是产生哀怨之情。钟嵘对“感物”说的发展则是比较集中系统的阐发了种种社会生活情景对主体诗情的感召，对审美感情的触发，将主体所感对象从四时景物扩大到纷繁复杂的社会人事和生活感遇，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此，“感物”理论臻于成熟。“感物”理论的成熟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于自然的交融中，人的自由意志也得到充分舒展，人的作用被凸现出来。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许多重要文学理论的发轫期。“性情论”虽然不是发轫与魏晋，但在魏晋大的时代背景和玄学思潮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走向成熟。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文学理论，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3]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动物生理学论文篇（5）

1959年，美国著名遗传学家h.j.穆勒在纪念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的一次会议上，针对百年来人们对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简单、片面的理解，以及进化理论发展的迟缓，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一百年来没有达尔文也是一样的”。[1]时间又过去了37年，我想， 如果穆勒在天之灵有知达尔文主义和进化理论在当前中国的状况，他还会发出相同的感叹。

姑且不论中国当前对于达尔文主席和进化理论的研究、教学方面的忽视〔1〕， 就是对于达尔文主义和当代生物进化理论的理解和接受方面，我们也远远落后于欧美。再具体一些，对于什么是进化这一进化论中最基本的问题，不少人的认识和理解依然停留在一百年前的水平，其中当然不乏误解。《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 期上的“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便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以下引注此文时，只注页码）。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在中国目前有不少人持有与该文作者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因此，我们就进化问题的讨论便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它不是针对某人，而是针对问题本身的。

一

“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一文中提出，“进化与事物的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相互转化等概念是一回事”。并且认为这“首先是客观的事实”，“所以，从语义学上讲，‘进化’者‘前进变化’之简谓也”。（第23页）

从汉语的语义学角度看，“进化”确实能使人产生“前进变化”的联想。但是这样理解显然是望文生义。因为“进化”（evolution ）是一个纯粹的外来语，又有译作“演化”的（笔者认为，根据现代的进化生物学，“演化”是比“进化”更贴切的译法），它的词根“evolv ”的拉丁语含义是“滚动”的意思。据《牛津英语辞典》，“进化”一词于1670年首次使用在生命科学中，但直到19世纪初叶，“进化”这个词基本局限于胚胎发生学中，大致用来表达胚胎发育中潜能的“展露”（unfolding），即表达胚胎的有机发育。〔2〕

这也是为什么拉马克、达尔文这两位科学进化理论的创始人很少使用“进化”一词的原因之一，因为容易与当时人们熟悉的“进化”用法混淆。 在表述生物的进化时， 拉马克更多更明确使用的是“转形”（transformisme ）， [ 2] 而达尔文则经常使用“带有饰变的由来”（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3］、［4］，p.34）

在达尔文时代，使用“进化”一词最响的并不是达尔文，而是赫伯特·斯宾塞。不过斯宾塞的“进化”用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达尔文理论的含义，而是带有前进变化的含义，并且主要通过他，“进化”一词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5]

即使从理论的内涵上看，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也并不完全含有“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相互转化”的意思。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革命性变革”或“革命性变化”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生命科学领域中有其特定的含义。灾变论的创始人乔治·居维叶正是使用“革命”（revolution）这个词来说明地层中脊椎动物的不连续性，说明地质史上生物的灾变。（［5］，pp.106—112）。而拉马克和达尔文理论很少的共同点中就包括他们都明确反对“灾变”（或按当时的用词“革命性变化”）的观点，他们都信奉赫顿的箴言“自然中没有飞跃”，达尔文则更是一位坚定的“均变论”者。[6] 而恩格斯的“自然界完全由飞跃所组成”的观点表明他并没有汲取当时的最新科学成果来看待自然变化的连续性与间断性。〔3〕此外， 拉马克和达尔文从未提出过生物的进化是“相互转化”的观点。试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按照拉马克、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哺乳动物起源于爬行动物，如果进化是相互转化的话，也就意味着，哺乳动物中还会发源出爬行动物。自然界中根本就没有这种相互转换的生物进化例证。至于生物进化是否是“上升发展”的观念，在拉马克的理论中确有这样的含义，在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中则几乎没有。

现代主流的科学进化理论秉承达尔文主义的传统（即综合进化理论，又被称作新达尔文主义），结合了现代的遗传学、系统分类学、古生物学、胚胎学、生态学、动植物地理学、动物行为学等成果，对于生物的进化有了更新更透彻的理解。无论按照综合进化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迈尔所下的并且被广泛使用的“进化”定义，“进化是适应的改变和生物群体多样性的变化”，还是按照许多遗传学家所坚持的“进化是群体中基因频率的变化”的“进化”定义［7］pp.162—163），“进化”的科学含义中都不存在“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或“相互转化”的意思。亦即，从语义上看，“进化”不等于“前进变化”。

二

“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一文中提出，“在这个〔指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看来，生物的变化就决不只是种类和数量的简单变化，即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前进发展过程。……‘进化’概念的科学含义，就是指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演变、转化、发展”（第23页）。持有相同进化观的人在中国为数不少。这一点，仅从十几年来的几本高校自然辩证法教材中就可以看出来。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中就指出：“进化论用大量的事实……揭示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变化的自然图景”（22页），动植物都经历了“从低等到高等的发展”（71页）；198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舒炜光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原理》中也说：“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是经历了从低级向高级的方向发展”（478页）； 而东北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1995年）陈昌曙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中依然认为生物的进化存在着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向性（80—82页）。此外，在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论文集》中我们看到，即使象方宗熙这样从事多年生物进化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也从低级和高级的角度看待生物的进化（258页）。这种观点显然是对达尔文进化学说的曲解。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具有很丰富的内涵。[8] 他将生物的进化看作生物（确切地说是物种）的趋异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物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结果是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达尔文认为生物的进化是一两个阶段的过程。第一阶段是随机（不定向）变异的产生，这完全是一个偶然性的过程。第二阶段是自然选择的作用，结果使适应的变异保留了下来，而不适应的变异被淘汰（［3］，pp.80—81），这个阶段可以视为定向的和必然性的过程，但衡量的标准只是生物的适应。在达尔文看来，适应是生物进化最终结果。在这样一种理论柜架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真正达到了统一。现存生物以及人类的出现是生命演化长河中无数偶然性，以及每一阶段、每一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中自然选择作用的结果，并非“物质的本性”决定了必然“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第25页）。同样，对比之下， 恩格斯所谓“太阳系、地球可能要毁灭，但还会重新出现新的集结运动过程，星球、生物、人类还会重新出现”显然缺乏事实和理论依据，只能算是幻想。此外，按照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框架，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进化观也显得毫无必要。再者，“低级”，“高级”、“前进”都是人类中心说的判定标准。达尔文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中彻底的唯物论内涵，包括完全抛弃人类中心说的判定生物是否进化的标准。这也正是达尔文理论与前人的进化理论及西方传统观念的一个明显的区别，[9]同时也是他迟迟不发表自己进化观点（推迟了20年）的顾虑所在和他的理论最终引起很大争议的原因所在。（［4］，pp.21—27）

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低级与高级之分，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并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从而形成“自然等级”（scala naturae）的理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根据其质料因和形式因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并构成静止不动的自然等级。在这个等级中，无机物是低级的，有机物是高级的；而在有机物中，植物是低级的，动物是高级的，人类则是最高级的。这种观念在中世纪后期与经院哲学和世俗的社会政治理论结合了起来，成为基督教教会和封建贵族解释社会等级差别的理论依据。到了17—18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等级观念被改造成为“存在的巨大链条（the greatchain of being）[10]，并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个链条之间的环节并非固定不变的。到了18世纪后期，存在的巨大链条不是静止不动的，其中存在进步（或前进）变化的观点已广为人知。[10]、[11]

拉马克的进化理论正是按照这样的理论框架形成的。拉马克承认自然界中存在从低级生物到高级生物这样一个等级序列，其中人类是最高级的。但拉马克认为这样一个序列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存在着进步（或前进）式进化变化，即链条的每个环节都会发生本质性改变，明确地说，物种本身会发生改变，变化的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2］，p.60）。这是不同于莱布尼茨等人观点的重要地方， 莱布尼茨等所提出的生物潜能的展露并不涉及生物的本质变化。在谈到生物进化的机制时，拉马克提出，除了环境的作用、获得性遗传、用进废退、自然发生外， 还有生物内在的向着完善的驱动力（intrinsic　 drivetoward perfection）（［12］，pp.222—250）。应该指出的是，19世纪下半叶流行欧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就包含了许多拉马克理论的成份，如获得性遗传、环境对生物变异的直接作用、用进废退和生物具有向着完善进步进化的内驱力等。（［5］，pp.266—274）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观点显然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很大影响。[13]社会达尔文主义也随着进化论在上个世纪末传播到中国[14]，加上带有浓厚拉马克主义色彩的米丘林、李森科等前苏联学者的进化观在中国的广泛宣扬，至今在一些国人的进化认识中，依然存留着拉马克主义的痕迹。

达尔文以其坚定的推论和丰富的依据，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而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加合理地解释了生物的适应、和谐、地质史展示的生物变化与差异，从而带来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9]

达尔文在其进化理论形成的早期（1837—1838）就认识到不能用从低级和高级的角度来解释生物的进化，“当我们谈到高级时，我们总会说到智力上的高级——但是当我们面对覆盖着美丽的大草原和森林的地球时，很难认为智力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15]以后他更加明确地告诫自己“绝不使用高级和低级这些词”。（［7］，p.251）这一思想被现代的绝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所继承了。确实诚如现代著名进化论者古尔德所说，“假如阿米巴象我们一样适应生活的环境，谁又能说我们是高级的生物？”（［4］，p.36）倘若不以人作为参照标准， 低级与高级就更难划分了。比如，软骨鱼出现的历史早于硬骨鱼，按照拉马克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所展示的观点，会认为软骨鱼是低级的，硬骨鱼是高级的，但是不论从适应环境的。角度，还是从食物链上位置的角度，都很难认为作为软骨鱼的鲨要比作为硬骨鱼的鳕鱼低级所以认为进化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发展过程”，既不是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又不是现代的科学成果，只不过是被达尔文理论所替代的拉马克进化论或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的乐观主义进步论而已。

三

诚然，达尔文在谈到生物进化的用词上，并没有完全脱离他那个时代。他在《物种起源》中10次使用“进步”（progress），123 次使用了“完美”（perfect, perfected perfection）。[3]但他在使用这些词时，很少带有人类中心说的色彩。他在使用“进步”一词时，并不指生物向着完善的定向发展和前进，而是指时间的进程。（［7］，p.240）在《物种起源》中，只有一处在谈到“高级”（即地层中晚出现的）化石动物群可能取代其他类群时，达尔文使用了带有发展改善意思的“进步”一词，但他又说：“我找不到检验这种进步的方法”。（［3］，p.337）在使用“完美”一词时，达尔文主要用来说明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生物更加完美地适应所生活的环境，并不是等级上完美的意思。（〔3〕 第六章，〔7〕，pp.240—241）斯宾塞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使用“进化”、“进步”、“完美”时，与达尔文的用法有很大的区别，其中含有以人类或智力为标准而指称从低级向高级上升前进、不断完善的意思。 [5][16]恩格斯在使用这些词时，其中的含义更近似于斯宾塞的用法。 这类用法的“进化”概念，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进化概念。

19世纪中叶以来，“进化”概念从生命科学中传到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进化”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已不同于达尔文在说明生物变化时的原义了。今天，“进化”一词被广泛用来说明人类历史的变化、政治的变化、经济的变化等，但其中的含义基本上是事物随时间的改变，而且是单向性的，甚至有些进化是可以预先确定方向的。而生物的进化除了时间上的变化外，它还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分叉状的，另外生物进化的方向并不是预先可以确定的。（［17］，p.5）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 科学界关于物质形态的进化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其实，即使在生物学界，在生命进化本身的看法上也没有达成共识。如此看来，上面所引述的且被目前许多人所认同的恩格斯的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统一学说就显得过于乐观和缺乏依据了。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无疑是奉献给人类的无价财富，继承这笔财富的最好方法是利用时展所取得的精神、文化成果（包括科学的最新成果）去丰富它，而不是恪守其中已经过时的教条。

参考文献

[1] h.j.muller, "one　hundred　years　without　darwin　areenough". the humanist, 19:139—149, 1959.

[2] j.b.lamarck, zoological philosophy (1809).　translatedby h.elliot, london, 1914; reprinted by　univ.　 of　chicago,1984.

[3] c.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 1859) , facsimileof first edition, ed. e.mayr, harvard univ. press, 1964.

[4] s.j.gould, ever since darwin, w.w.norton, 1977.

[5] p.j.bowler, evolution-the history of an ide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6] e.mayr,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harvarduniv. press, 1982.

[7] e.mayr, toward a new philosophy of　biology,　 harvarduniv. press, 1988.

[8] d.kohn ed., the darwinian heritage,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5.

[9] m.ruse, the darwinian revolution,　univ.　 of　chicagopress, 1979.

[10] a.o.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1936. reprinted: harper, 1960.

[11] s.f.梅森：《自然科学史》，第28章，周熙良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2] e.mayr, evolut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life,　harvarduniv. press, 1976.

[13] r.m.young, "darwinism is social", in [8],　pp. 609—638, 1985.

[14]李佩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3:29—32。

动物生理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2）04-0073-04

西方国家动物伦理源于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也称生态伦理学，是一种主张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人之外的非人类存在物身上去的伦理学。第一个自觉而又明确地把道德关怀运用到非人类存在物身上的西方思想家是边沁。[1]西方社会对于动物伦理的研究已经不是纯理论基础研究，而是具有广泛的应用性。

中华文化中的动物伦理是建立在恻隐之心基础上的。中华文化是仁爱之心的文化，儒家仁爱，佛家慈悲，都是恻隐之心的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三教九流中的“三教”，即儒道释，这三家均涉及动物伦理与环境伦理问题，且研究得非常详尽深入。

一、东西方动物伦理的共识

西方动物伦理的产生有四种由弱渐强的伦理理论基础：审慎理论、仁慈理论、动物权利论和现代动物解放论[2]；东方动物伦理思想分为儒释道三家。中西方的动物伦理思想虽有差异，但有很多共识之处，现作如下的比较：

一是西方基于生态资源保护和关注人类健康角度的动物伦理审慎理论。该理论认为野生动物不但是重要的自然资源，而且野生动物生态物种的存在关系到整个生态系统、生物链的平衡与稳定，从人类自利的视角提出保护动物意义重大。

而在东方，儒家与道家的“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主导着历朝历代的环境及动物伦理思想。如《周礼》记载：春季万物生长、动植物繁衍初开之时，对于各种各样打猎的网、工具、毒药有专人检查，不准带出城门；国家有专门的官员管理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何时可以伐树、何时不可以伐树，何时可以打猎、何时不可以打猎，何时可以用动物祭祀、何时不可以用动物祭祀等，都按照万物生长的规律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于保护生态、保护动物，后世历朝历代都遵循古训。

可见，西方的审慎理论与中华文化中 “天人合一”的思想完全一致。

二是西方基于对动物的爱心角度的仁慈理论。历史上许多西方著名思想家都反对残忍地对待动物，认为动物能够感受到痛苦， 仁慈地对待动物是人性的内在要求。对动物折磨、残杀是人性发育不完整和欠缺的表现。

而儒家孟子曾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古也有 “四不食之戒”的说法：“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苏轼“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也是恻隐之心的体现。

可以看出，西方的仁慈理论与中国传统的仁爱恻隐之心如出一辙。

三是西方基于动物有苦乐感受能力的现代动物解放论。他们认为动物有感受苦乐的感觉能力，应该获得道德关怀，要平等地关心人和动物的利益。

四是西方基于动物具有生活主体地位的动物权利论。该理论认为动物有一种道德权利，享有不遭受、不应遭受痛苦的权利，不能仅把它们当做一种促进人类福利的工具来对待。

而道家提出的“慈心于物”、“非礼烹宰”（《太上感应篇》），就是涉及动物伦理的纲领性条目。“慈心于物”是指积功累德的善人，不但“亲亲而仁民”，而且他的慈心已经遍及万物，包括自然界的动植物。“非礼烹宰”指天地有好生之德，人们不该恣意烹煮、宰杀生灵，如果出于民俗，比如祭祖、待客、养亲等场合，不得不烹宰鸡鸭鱼肉，可以理解；但如果每天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烹宰生灵，就属于“非礼”。

道家“慈心于物与非礼烹宰”的思想与儒家“天子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礼记》）不谋而合。

西方的现代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力论与儒道思想的动物伦理有相近之处。

佛家、道家对于戒杀与素食的论述则更深刻地阐述了道家与佛家的动物伦理思想。《了凡四训》：“上帝好生，物皆恋命，杀彼养己，岂能自安？且彼之杀也，既受屠割，复入鼎镬，种种痛苦，彻入骨髓；己之养也，珍膏罗列，食过即空，疏食菜羹，尽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损己之福哉？”[3]31 大意是：上天有好生之德，看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所有的动物都恋命，希望自己活着、害怕死。动物被杀时都是拼命地挣扎，没有哪个是高高兴兴地伸着脖子让人杀的。杀了动物补养我们自己，怎么能安心？我们先杀掉动物，再放到锅里油炸、蒸煮，动物的痛苦彻入其骨髓。更何况我们吃的美食过了舌头到胃里后就没有感觉了，所以为了满足嘴和舌头仅三寸长的感觉，就去伤害动物的生命，是折损自己的福报，其实蔬菜水果尽可以充饥。

《了凡四训》：“又思血气之属，皆含灵知，既有灵知，皆我一体；纵不能躬修至德，使之尊我亲我，岂可日戕物命，使之仇我憾我于无穷也？一思及此，将有对食伤心，不能下咽者矣。”[3]32大意是：动物是有血气、有灵知的，它们也有情感、有理智、有精神，与我们是同一体，我们都属于动物类。如果修行得好，动物们会跟我们和睦相处，纵使我们无法做到让动物亲近我们，又怎么可以天天伤害其生命，使之仇恨我们，让我们无穷无尽地遗憾。其实和动物的关系处理得好，动物可以和人和谐相处。想到这些，对于动物食物不能下咽。

因此佛家、道家的素食、不伤害动物是恻隐之心的进一步体现，已由理论深入到实践层面了。西方的基于动物具有生活主体地位的动物权利论、基于动物有苦乐感受能力的现代动物解放论，与佛家、道家的戒杀、素食的阐述内容非常接近，不谋而合。

需要说明的是，佛家文化中对于动物伦理还有更深层的解释。佛家认为一切众生皆是我们的六亲眷属，只是在六道之中生死轮回，大家互不相识了，因此，伤害动物、吃动物的肉无异于伤害自己亲眷。人应该戒杀、爱护生灵，不吃众生肉，即使是蜎飞蠕动的昆虫类，亦不伤其性命。这种对生命的认识、非暴力、不杀生、慈悲对待一切生灵及素食的理念在三四千年前早期的基督《圣经旧约》也曾提及，但《圣经新约》里就没提到了。

二、东西方当代动物伦理的实践应用

西方社会关于动物伦理的上述四种理论——审慎理论、仁慈理论、动物权利论和现代动物解放论，在现实中相互补充、综合运用。但我国当代的动物伦理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

（一）保护野生动物与动物福利条款

从保护野生动物到重视动物福利是一个认知提升的过程，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

1822年，世界上第一部与动物福利有关的法律在英国出台。所谓动物的福利，就是让动物在康乐的状态下生存，包括动物无任何疾病、无行为异常、无心理紧张压抑和痛苦。例如西方国家注重减少“动物车祸”，保护野生动物；关注快餐用的饲养鸡是否缺乏动物福利；在市场上出售的鸡蛋区别是“自由放养的母鸡所生”，还是“笼养的母鸡所生”；养猪停止圈养，采用放养方式等。而且，欧盟的“动物福利”条款已进入双边贸易协定。[4]

我国处于倡导保护野生动物阶段，并开始逐步重视动物福利。我国于1988年制定并于2004年修订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目的是保护和拯救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2012年国庆前夕，新闻报道我国首部《动物福利通则》即将出台。该通则的公布标志着中国的动物福利的理论与实践进入新的阶段。

（二）推展实验动物伦理

西方国家一直在努力将动物实验伤害降低到最低点。1959年，英国学者提出动物实验的“3R”原则——替代原则、减少原则和优化原则，即使用没有知觉的实验材料代替活体动物，用最少的动物达到所需要的目的，优化实验程序、改进技术来最大限度地保护动物福利。英国出台了专门的《实验动物法》，对怎样使用实验动物、怎样把实验动物的痛苦减少到最低点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5]当前西方很多权威期刊都要求投稿作者出具动物实验符合动物福利的伦理证明。

查询中国知网，三十年来我国有几万篇关于动物实验的论文，而关于动物伦理的学术学位论文仅几十篇，关于实验动物伦理的更是九牛一毛。但正是这些专家学者的呼吁起到了推动作用，我国1988年颁布了《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科技部于2006年颁布了《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北京自2006年起实施《北京市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指南》，这是首都北京对于我国实验动物伦理及动物保护的率先举措。

（三）从自身做起，践行动物伦理

西方研究发现，生产1kg肉类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相当于36.4kg二氧化碳。换句话说，人类每食用1kg牛肉产生的温室气体，与一辆汽车行驶155km产生的温室气体相当。饲养和运输1kg牛、羊和猪肉所需的能源，可以让一只100w的白炽灯泡亮3个星期。因此，从自身做起、少吃肉保护地球的呼声不断在国际社会出现。

2008年4月，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数位嘉宾在“气候变化：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经济”的分论坛上发言，共同呼吁公众少吃肉食，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绿色地球作出贡献。发言的嘉宾分别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席、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顾问、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帕乔里，荷兰皇家飞利浦电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慈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等。

我国对于少吃肉保护地球的倡导主要来自民间，或出于健康保健角度。素食文化社团开始出现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2009年，杭州市九届三次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杭州师大黄允宝教授的提案“少吃肉应纳入杭州节能减排规划”，轰动一时。

截至2011年底，北京的美食网站可查到北京当前有96家素食餐馆，而上海、台湾、香港等大城市的素餐馆也悄然兴起。这除了信仰素之外，倡导爱心素、环保素、健康素的人群也越来越多。

三、东西方动物伦理的特点比较

从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派的研究与实践看，环境伦理学（包括动物伦理）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不仅在于其理念的先进，还在于其实践效力；环境伦理学（包括动物伦理）不再是纯理论的基础研究，而是具有强大的实践意义，其实践功能已经由公民环境、动物伦理教育功能扩展成国家资源环境管理及政策决策制定的思想基础，并在国际社会被广泛呼吁，倡导全球民众从自身做起。

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动物伦理的思想与中国的历史一样，已经有几千年了，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理论与实践是紧密结合，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二是“三教”思想具有融合性，虽然儒释道三家各有不同的研究思想，但历史上博览经书、三教皆通的圣者贤人很多，因而其儒释道的动物伦理思想常常融合在一起，有时很难独立划分。

除了中国佛家对众生生命的深层研究之外，中西动物伦理的其他思想也是很接近的，可以说，中西方对于动物伦理思想研究是殊途同归。虽然中华文化中的动物伦理思想要比西方当代的动物伦理思想更深入，但我国当代动物伦理实践落后于西方国家。2002年邱仁宗的《动物权利何以可能》中探讨了动物的权利，曾引来很多争论，而今我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动物伦理问题。近年来，我国哲学、伦理学、环境保护、经济管理、医学等各领域的学者都开始关注动物伦理问题，呼吁推动、发展动物伦理，因而总体是在不断进步之中。

四、总结与展望

2004年，在中国首届环境伦理学国际研讨会上，中外学者的共识之一就是要为环境伦理学赋予全新的理念，认为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要从东方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环境伦理的理论基础。虽然环境伦理学起源于西方，但如何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多地突出中国特色，让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研究为解决世界的资源环境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历史使命。动物伦理作为环境伦理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样具有上述特征。

参考文献：

[1]杨通进.动物权利论与生物中心论——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两大流派[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19（8）：54-58.

[2]杨通进.非典、动物保护与环境伦理[J].求是学刊，2003（5）：34-36.

动物生理学论文篇（7）

20世纪后期日益明显的重要学术趋势是从学科界限分明的文学研究发展为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即对于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为人类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作家的创作活动，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研究的进行，都与人类知识活动的其他领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更好地把握文学，跨学科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中，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瞩目的焦点。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注重创作与欣赏的过程，在方法上主要诉诸于想象和虚构；而科学则具有中立、客观、以事实(而不是主观意识)为根据等含义，是一种工具理性，主要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且更注重成果。由于拥有各自的领域和功能，文学与科学的关系貌似遥远，但是作为构成人类文明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联系是不容切断的。在文学发展漫长的历史中，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对文学观念、创作手段及研究视阈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生物科学中的达尔文主义即进化论学说便是一例。

一、达尔文主义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于l9世纪中叶创立了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生物进化理论，即通常所指的进化论。他运用大量地质学、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胚胎学等方面的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存多种多样的生物是由原始的共同祖先逐渐演化而来的，揭示了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因，从而使进化论真正成为科学。

英国生物学家A．R．华莱士与达尔文同时提出了类似思想，并于1889年第一次把达尔文的学说称为“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冲破了支配生物学的“上帝创世说”的精神枷锁，彻底地击毁了科学思想界中的宗教统治，开辟了自然科学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进化论的影响又远远超越了生物科学本身，它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神创论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突破了宗教神学宇宙观的禁锢，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具有巨大的哲学意义。它用自然选择的进化学说合理地说明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唯心主义的特创论和目的论利用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长期宣扬的上帝有目的地创造生物的观点，这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把它引为自己学说的自然史基础。唯心主义者则试图利用达尔文主义宣扬他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进化论等流派。围绕达尔文主义所展开的哲学斗争，一直延续至今。因此达尔文主义的重要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对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达尔文在其著作《物种起源》和《人类由来》中明确地把人类纳入生物系统中，将人类视为生物进化链中的一环，这一观点的产生随即撼动文学世界。许多作家将进化论的观点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产生了大量的自然主义作品。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是第一个把人类当作动物(而不是像动物那样)来对待的现代作家。在左拉看来，人即是动物，或善或恶由环境而定；动物性是人类的基本特性。此种人类兽性观就是19世纪达尔文主义影响下欧洲普遍的人性观念的反映。在《人兽》及《戴营丝·拉甘》两部小说中，左拉试图把当代科学融进文学，将达尔文的生物中心主义和机能主义浑然渗透于其中。 教育教学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代表托马斯·哈代对达尔文主义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把它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评述的：“哈代的进化论思想并非表现在个别作品里，而是渗透在他的全部创作中。从小说到诗歌，哈代似乎都尽力按照进化的学说进行构思和思考。哈代以生物进化的科学思想为观察点，运用全新的世界观、生命观、宇宙观和方法论描绘和强调社会进化的规律”，对于达尔文主义的中心理论——“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进行了翔实的文学阐述。

最早将进化论思想与文学创作契合的形式是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它虽始于欧洲，却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是欧洲文化的传承者、发扬者。自然主义文学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美国大众意识之中。威廉·迪安·豪威尔斯、哈姆林·加兰、斯蒂芬·克莱恩、弗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以及西奥多·德莱赛，这一连串闪光的名字给世界带来极目绚烂的作品：《一个孩子的城镇》、《破碎的偶像》、《红色英勇勋章》、《凡陀弗与兽性》、《马丁·伊登》，《嘉莉妹妹》以及《美国悲剧》，其中很多都是描写生存的小说，表达了作家们对于达尔文主义的理解。此后，在美国现代派作家多斯·帕索斯、黑色幽默作家冯尼格特以及后现代作家德里罗的著作里也都继续传承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理念。除小说之外，达尔文主义也同样活跃在美国戏剧舞台上：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毛猿》，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亚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以及萨姆·谢泼德的家庭悲剧三部曲《饥饿阶级的诅咒》、《被埋葬的孩子》和《真正的西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不同程度及不同角度上都得以体现。

西方众多的文学创作者通过这些传世佳作对现实生活进行文学阐释，进而印证了达尔文主义的正确性。他们重塑文学观念、聚焦新的“真实”，记录下社会价值观从理想化和人文化到物质化和工具化的变迁，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心理本质，即生产欲望和消费欲望的社会化过程，再现人们的情感行为和物欲追求一体化的动物本性。

中国的现代文学也同样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巨大影响。1897年，严复翻译出版了赫胥黎全面阐述达尔文学说的《天演论》，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引入中国思想界，唤醒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文学观，推动了五四的文学革命。当时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三种刊物《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国》都大力宣传“文学进化”的观点，为五四新文学奠定了人道主义的科学根基，成为一代文人学者进行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主导观念，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新的小说、诗歌、戏剧类型得以产生的一个理论前提。如果没有进化论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也许就会是另一种局面。达尔文主义对于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它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达尔文主义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在西方文学史上，文学研究大致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在17世纪以前，文学研究主要采用古典主义一人文主义的模式，研究者把古典作品作为衡量一切文学作品的尺度，凡事成功地模仿古人的都是上乘之作，凡破坏传统，不模仿古人的均被视为劣品。18、19世纪，由于自然科学中新思想、新方法的影响，文学研究转向了历史主义一实证主义的模式。这种研究对作家的生平传略、思想发展过分偏重，对于作品的处理也比较机械。第一次大战后，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历史主义一实证主义的模式被美学一形式主义的模式所取代。研究者认为，作品本身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系统，文学研究的根本是对作品在内的各种因素作审美的剖析和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批评界开始重视读者的参与作用，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阅读过程对创作过程的积极干预，以及产生各种不同反应的社会的、历史的和个人的原因纳入其研究范围。此后，文学评论界更是空前活跃，产生大量“离经叛道”的文学批评理论。美国著名学者布赖恩·博伊德(BrianBoyd)和著有《达尔文进化心理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一文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加洛(JosephCarrol1)以及《特洛伊的掠夺——重读伊利亚特》一书的作者乔纳森·高舍尔 (JonathanGottschal1)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学达尔文主义，即将生物学中探寻生物体的发展模式运用于探寻文学作品中人类行为的内部机制，将达尔文主义与文学批评研究相结合形成文学达尔文主义。

首先，对于文学存在的目的，文学达尔文主义本着科学实用论的观点做出论述：第一，随着人类进化，智商日益增高，对于未知世界探索的猎奇心理日益增强，需要文学作品为人类插上想象的翅膀。某种程度上讲，是文学作品满足了人类早期的精神追求。第二，文学作品为人类构设了训练“适者”去“生存”的场景，从而使人类获得了难能可贵的经验。第三，文学作品能够满足作家创作时的性幻想，是作家想取悦一位或多名假想中心怡悦异性的手段。第四，文学作品是文化整合的工具。进化心理学家认为，随着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人们的心理呈现出趋同之势，形成“基因一文化共同一进化”(gene—cultureeo—evolution)的文化大同局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人类社会共同繁荣发展。第五，文学作品始于宗教，并最终归于宗教，是人类精神领域永恒的慰藉。第六，文学作品中丰富辞藻的绚烂魅力使得它成为人类愉悦身心的法宝。 教育教学

其次，对于文本的分析评论，文学达尔文主义则立足于生物进化论的科学观点进行解读。传统文学理论通常把文本视为在某种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产物，而解构主义的创始人雅克·德里达则更为极端地认为，文学作品只不过是各种文本的交相印证，他曾指出：“文本外无他物”。因此，在文学达尔文主义者眼中，传统的文学批评研究不外乎在文本中寻找某种研究者所青睐的理论印记罢了。例如，受弗洛伊德主义影响的人，读小说是为了找出小孩想与双亲乱伦的暗示；而马克思主义者要寻找的肯定是经济与阶级的冲突。对此，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强调指出传统文学批评深受人的动机与认知偏见的影响，他们强烈呼吁文学批评中人性本质论的必要性，他们相信，文学所反映的是自然选择下的普世人性本质，因而，不能探微而要跳出文本，要从动物性的择偶、遗传基因、血亲关系及适境生存等角度来对文本进行宏观解读，要去分析人类各种行为的根本动因。

在解读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傲慢与偏见》时，文学达尔文主义者不去考虑辞藻的优美、情节的曲折及艺术手法的巧妙等细节因素，而是更注重在阅读中去检验特定文化生态下形成的基本生物倾向。小说以“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开篇，以“班纳特太太两个最值得疼爱的女儿出嫁的那一天，正是她做母亲的生平最高兴的一天”结束删，通篇无人能摆脱择偶及遗传基因等一系列生物问题。高贵而浪漫的伊丽莎自·班纳特(ElizabethBennett)与达西(Darcy)的结合便是以社交的优雅隐藏生殖需求：她一定要找到有权势的配偶以保证她繁衍后代；而他一定要找到年轻貌美的配偶以使得他的基因良性遗传，这便是人类择偶的生物进化标准。尽管在奥斯丁的描述中班纳特太太总是傻乎乎的 (invariablysilly)，但是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却认为，她想方设法要把女儿嫁出去的根本原因是要完成她的生物进化使命——遗传基因。只有她的女儿出嫁、生子，她的基因能得以延续，而基因延续则是一切生物体的终极本能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生物意义上的)人类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对此，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荷尔登(J．B．S．Haldane)曾做出这样的评述：我可不愿为救一个兄弟而牺牲生命，但如果换成两个兄弟，或是八个表兄弟我便死而无憾了。

当我们耳边再一次响起哈姆雷特的踌躇话语“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时，我们头脑中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或许寻求复仇的机会还不够成熟?或许俄狄浦斯情结使他犹豫再三?又或许是丹麦王子自身赢弱的性格缺陷使之裹足不前?然而，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则将其犹豫不决的原因归咎于个人既得利益与基因延续的生物利益之间的矛盾：是要杀死自己的叔父进而继承王位呢(既得利益)?或让母亲与叔父的后代——同母异父的兄弟继承并延续他3／8的基因(生物利益)呢?我们姑且不谈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尚有几分，但文学达尔文主义为文本分析提供了新的模式却是不争的事实。

动物生理学论文篇（8）

作者简介：张伟婧，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99级经济学（基地班）

自建国以来，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于是学者们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标准角度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讨论。如何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呢？有的学者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有的学者却对此产生怀疑，认为传统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按要素分配，便以新的方式提出劳动非价值唯一源泉，而这又涉及到了自马克思时代就开始的多元价值论和一元价值论争论的问题。鉴此，笔者特撰此文，对这两个问题存在的几种观点谈些看法。

一、劳动价值论与按生产要素分配

钱伯海教授在《价值创造与按要素分配》①（以下简称钱文，引文皆出于此篇文章）

中，提出了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即认为“要使货币、购买力形成资本和现实生产力，必须实行按资本要素分配”。而此理论依据又是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为基础的。

为了说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与资本创造价值即资产阶级的要素价值论是不同的，钱文首先区分了物化劳动与资本：认为物化劳动是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一般。物化劳动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文中又指出资本是经营要素，属生产关系方面，是随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同的。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有不同名称。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不是资本，而是资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物化劳动与资本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必然都遵循这个规律。只不过在两个社会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归属不同，这才是资本在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表现。因此，钱文论证物化劳动与资本的区别的角度有问题。虽然物化劳动不一定是资本，但在商品经济阶段，资本都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参于生产活动的。因此，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

钱文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以后，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但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物化劳动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因此可以说，其价值分配依据的科学性存在问题，钱文提出的价值分配的原则也就没有说服力了。但为了研究其按资本要素分配的理论逻辑，我们可暂且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呢？钱文认为，只有货币购买了物化劳动即“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这些物化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货币拥有者“从中‘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合理的，“因此合理合法地取得利润，对剩余价值实行按资分配，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资金）的前提条件”，“否则，投资不给报酬，不按资分配，货币、购买力就不会转化为资本”。是这样吗？既然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货币拥有者购买了物化劳动，他即为物化劳动的人格化，最低限度也可取得物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钱文中所谓的“‘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怎么可能会没有“报酬”，而要通过按资分配的原则来取得收益呢？可见，此价值分配理论依据并不成立。

在钱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按资分配的原则。文中提到了“按资分配形成m,按劳动分配形成v”。如果此处m、v的含义还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则其分配原则有些问题，既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何物化劳动分得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活劳动却丝毫没有得到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呢？但文中提到“在生产总成果作必要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资本（资金）和按劳动分配的数额”，可见此处m、v非其原意。文中认为“从经济技术条件看，资金短缺……会提高按资分配的数额和比例”，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应优化两者的分配比例，即“优化按要素分配”。从这里可以看出，钱文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地位看作一样，甚至物化劳动的地位更重要些。这样的看法源自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理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钱文的价值分配理论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为基础，以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为依据。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基础和依据都有问题存在。

钱文还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但有些学者却是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配是，劳动者不但享有工资，利润、地租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也应全部归劳动者所有”②。即他们认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而“传统的价值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③，因此他们提出“三元价值论”来解释现实问题。

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吗？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从劳动价值论导出的吗？汤在新教授在《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④（以下简称汤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汤文认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也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演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在预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消费品时，所论述的已是没有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因此，按劳分配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不能说非劳动收入的不合理性。

这样的解释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于上述学者们的对“传统的价值论”的理解也进行了反驳。同时，汤文还指出“决定价值这一规定性的条件是，存在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须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只要这个条件不变，价值规定也不会发生变化。”可见，上述学者提出的“三元价值论”有待商榷。

汤文又指出，“各种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价值分配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价值规定……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联系这种关系”。因此，可以说两者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属两种经济范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有明确论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⑤也就是说，价值的分配，归根到底，是由作为生产技术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作为生产社会条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价值规定并不意味着决定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各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这样的生产条件要求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抓住精髓，而非表面，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新的发展。

二、价值的形成与生产力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先进的生产资料的应有在生产中越来越重

要。那么作为较高生产力的化身的先进设备在价值形成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付廷臣先生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在《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

的作用——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⑥（以下简称付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中引进了“劳动能力量”的概念，认为“劳动能力量是劳动技术水平、劳动的自然时间、劳动者的基质和数量的函数”。对一个人来说，“只要条件一定，劳动能力量也一定”。同时，付文认为决定价值的抽象劳动是劳动能力量，“同一个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其劳动能力量是不同的”。付文由此得出了结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占据了重要作用。

付文新概念的引入，很能解释现实问题，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能创造价值。付文可谓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展，但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之嫌。付文中虽然明确地表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起重大作用，但付文又认为技术水平是决定劳动价值量的因素之一，而劳动能力量构成价值，这不也就是说作为体现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吗？但是付文强调生产资料的作用时，将劳动能力量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钱伯海教授在《科技生产力与劳动价值论》⑦中提出“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化劳动”，“讲企业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主要是剩余价值，实际就是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即认为一个企业的物化劳动来自其他企业的活劳动，而且全部来自本期的活劳动，因此从社会宏观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成立的理由是有条件的：只有假设各企业只使用劳动对象，才可能找到初始生产单位没有使用生产资料，从而才能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但各企业不可能不使用劳动资料，则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成立。因此可以说，此文其实也是论证了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钱伯海教授在此文中认为由于物化劳动即先进设备的使用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但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创造价值的条件。这就造成了既认为物化劳动是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条件，又认为它创造了超额剩余价值，这显然是有问题的。那么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来源自何方呢？

唐国增先生在《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⑧（以下简称唐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提出“超额剩余价值恰恰来源于那些没有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力特别低的个别资本中的劳动”。其理由便是生产力低的企业创造了价值，却在市场上实现了较少的价值。可见其理论前提是先要区分劳动创造和劳动实现，由此推出了生产力高的个别资本实现的价值要多于它本身创造出的价值。但其关于价值的规定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有的学者对价值规定有不同理解，认为“产品只有在交换或市场中才会变成商品，才会有价值”⑨。可见大家对于价值规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就是说，唐文的理论前提是有争议的。

马克思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企业内部的工人的较高生产率的劳动，这种较高生产率的劳动可以看作是一种加强的劳动，可以引起价值的增加。但随着科技发展，直接生产工人进行的可能是比以前还要简单的劳动。那么怎么解释超额剩余价值呢？许多学者用马克思的整体工人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杨继国先生在《论知识经济中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⑩（以下简称杨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认为由于科技进步引起的增加的剩余劳动的价值是科学劳动的价值，这种观点是马克思整体工人理论的延伸。

杨文认为，科学劳动是一种创造性智力劳动，其“产品”科学理论被“创新劳动”环节及技术创新部门“免费取用”，而当技术商品物化到先进设备，而先进设备用于生产产品中，其中科学理论的成本始终没有被包括进去。但产品出售时，其中却包含着一直传递下来的但不反映于成本的“理论劳动”的价值。这也就是在一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超额利润”的真正来源。

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比较合理，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重视科学理论研究。而现阶段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智力性劳动，从而应该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劳动者。而这一思路也符合现实。美国在1980年入到科学研究的资本很多，从而在1990年代享受到了前期投入的成果。但是在近些年，有统计表明，美国在全世界来说，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还是领先的，可是与其自身比，却比1980年代的投入少了很多，也许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此不无关系。

注释：

①钱伯海，1998：“价值创造与按要素分配”，《经济学动态》第3期。

②③丁建中、解强，1994：“价值形成和分配的基本原理新探——‘三元价值论’及其意义”，《江汉论坛》第8期。

④汤在新，1996：“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⑥付廷臣，1999：“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南都学坛》第2期。

⑦钱伯海，1998：“科技生产力与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第2期

动物生理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20X（2016）26-0057-02 收稿日期：2016-07-20

基金项目：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14JG016Q）。

作者简介：程 欣（1979―），女，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物理教育。

在全新的教育理念背景下，大学物理教育已不再是传统的传授书本知识， 而是要实现物理文化的弘扬传播，培养学生养成科学的认知与思维过程、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科学精神，从而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因此，文章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如何在大学物理教育实践过程中践行物理文化的传承。

一、大学物理教育中物理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首先，物理文化不仅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背景，对人类的观念和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具有变革社会的功能。其次，物理文化不可能是孤立的、静止的，它时刻影响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渗透于纷繁复杂的自然与社会现象之中。最后，物理文化也蕴含着大量显性与隐性的美。学习和了解物理文化有助于公正而全面地认识物理知识以及整个科学。因此，不能把大学物理教育仅仅看作由概念、公式、数学推导构成的枯燥的知识，而要把它看作有血有肉“活”的物理文化。

二、大学物理教育中物理文化传播的践行

1.建立以大学生为本的教育观，奠定物理文化传播的基础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有效的教学方法是把要求学生学习变为让学生自愿去学习，提倡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式学习。自主学习不是老师向学生传递知识的过程，而是学生自我构建知识的过程。学生以原有的经验系统为基础，对新的信息进行编辑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根据自己的水平、学习目标、积极主动地安排学习过程，要明确为什么学习、是否学习等问题。教师要想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首先要鼓励学生，打消他们对于自我能力的怀疑。其次要给予因材施教、量体裁衣式、有针对性的指导，提倡教学民主、师生平等。比如，在牛顿运动定律的学习过程中，因为中学已经基本掌握了这方面的内容，老师就可以让学生自主学习，分组讨论重点和难点，以及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通过与学生的互动，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最后，教师应加强探究式教学，创设一些问题情境，适当布置一些没有唯一答案的问题，激发学生积极主动思考，指导学生进行探究。

2.开发与利用物理课程资源，开拓物理文化传播途径

物理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利用是提高大学物理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之一。大学物理课程基本的文献资源有：大学物理教科书，大学物理教学辅导资料，物理学史、物理科普、物理科学方法等方面书籍。教师要想把干巴巴的公式、烦琐的计算推导还原成为鲜活的文化，就必须注意开发和补充教材关于文化方面的内容。另外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课程资源是网络物理课程资源，包括官方机构物理教育网站、大学物理教育网站、科技网站、物理工作者个人的教育网站等，它既开阔了师生的视野，其强大的互动功能使得原本繁杂、枯燥、抽象的物理理论具体化、生动化、形象化，也帮助了学生及时了解物理学前沿动态、探讨研究经验和体会、参与论题的分析与评价、进行物理学习的交流讨论，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增强教学效果。此外，实验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是重要的一环，首先，教师要大力加强实验室的对外开放，在开放的实验室里，学生可以自行设计实验项目、搭配实验仪器、决定实验方案，这样才能使学生体会发现的乐趣。其次，我们要倡导利用低成本，甚至生活废弃物做物理实验，像易拉罐、饮料瓶、塑料盒、塑料泡沫、气球、纸币、乒乓球、旧纸箱、别针、一次性纸杯、铅笔、手电筒等均可以进行力学、热学、光学和电学方面的实验。学生通过自己动手设计、操作，手、脑都得到了锻炼，不仅从中感受到物理就在自己身边，也体会到了知识的力量、发现的乐趣。最后，教师要将现代信息技术引入传统实验室，开发利用物理实验的应用软件，将真实的教学实验内容模拟下来，使复杂、抽象的知识形象直观起来，这不仅有助于教师课上的讲解，也便于学生课下的自主预习和复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当然，学生身边的自然与社会资源有很多，这是物理课程中最为生动具体的资源，也非常容易被学生接受。比如，在讲“电磁屏蔽”时，可以举防辐射服的例子；讲“透镜成像”时，还可以结合近视、远视的例子等，同时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天文馆、工厂、物理名人的故居等，让学生受科技文化的熏陶。

3.提升物理教师综合科学素养，发挥物理文化载体作用

物理教师是借助教材系统向学生讲述物理知识、介绍物理方法和历史，培养系统理解和掌握物理文化精髓的活的文化载体，他们保证了物理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作为大学物理老师，首先应具备大学物理学知识体系的内容。包括纯粹物理知识系列：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原子物理学等，以及应用物理的知识系列：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电路分析等，还得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

其次，还要掌握实验设计与操作的知识，对于物理学史与方法论也要有所了解。物理实验包括普通物理实验、近代物理实验、物理创新实验等，史料以及方法论这些知识隐含在物理知识建立过程和物理知识体系的构建中，掌握这些知识，可以使得教学变得妙趣横生，让学生久久难以忘怀。

再次，教师还应掌握一定的课堂教学设计与技能知识。这几方面是实践性和时代性很强的知识，是与时俱进的，需要不断更新和发展，毕竟无论多么精彩的内容也需要以完美的形式展现。

最后，教师还应该深入理解物理学的价值和科学道德精神。物理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思想上的智慧与思辨以及物质上的诸多产品发明的同时，更要弘扬它的科学道德精神，要将科学的方法和科学求真的理性思维传递给学生，呼吁和推进真、善、美的统一，要尊重原创、尊重事实、尊重实验，谨慎利用科学发现，保证科学真正造福人类。总之，优秀的大学物理教师需要把科学和人文知识完美地融合。

三、结论

文化与教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物理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物理教育，大学物理教育承担着传递物理科学知识和培养和谐、全面发展的人才的任务，因此，我们应该站在物理文化这一高度来看待大学物理教育，恢复大学物理教学传播物理文化的本质地位，从而形成超越公式、符号，具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物理文化传播。

参考文献：

岳玉荣.后现代视域下的牛顿物理文化思想.人民论坛，2011，（32）.

薛永红，王晶莹.文化取向的物理课程概念建构.教学与管理，2013，（12） .

动物生理学论文篇（10）

作者简介：张伟婧，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99级经济学（基地班）

自建国以来，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及相关新问题的讨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于是学者们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标准角度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讨论。如何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呢？有的学者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有的学者却对此产生怀疑，认为传统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按要素分配，便以新的方式提出劳动非价值唯一源泉，而这又涉及到了自马克思时代就开始的多元价值论和一元价值论争论的新问题。鉴此，笔者特撰此文，对这两个新问题存在的几种观点谈些看法。

一、劳动价值论和按生产要素分配

钱伯海教授在《价值创造和按要素分配》①（以下简称钱文，引文皆出于此篇文章）

中，提出了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即认为“要使货币、购买力形成资本和现实生产力，必须实行按资本要素分配”。而此理论依据又是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为基础的。

为了说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创造价值即资产阶级的要素价值论是不同的，钱文首先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认为物化劳动是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一般。物化劳动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文中又指出资本是经营要素，属生产关系方面，是随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同的。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有不同名称。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不是资本，而是资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物化劳动和资本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必然都遵循这个规律。只不过在两个社会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归属不同，这才是资本在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表现。因此，钱文论证物化劳动和资本的区别的角度有新问题。虽然物化劳动不一定是资本，但在商品经济阶段，资本都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参于生产活动的。因此，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

钱文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以后，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但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物化劳动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因此可以说，其价值分配依据的科学性存在新问题，钱文提出的价值分配的原则也就没有说服力了。但为了探究其按资本要素分配的理论逻辑，我们可暂且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呢？钱文认为，只有货币购买了物化劳动即“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这些物化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货币拥有者“从中‘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合理的，“因此合理合法地取得利润，对剩余价值实行按资分配，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资金）的前提条件”，“否则，投资不给报酬，不按资分配，货币、购买力就不会转化为资本”。是这样吗？既然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货币拥有者购买了物化劳动，他即为物化劳动的人格化，最低限度也可取得物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钱文中所谓的“‘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怎么可能会没有“报酬”，而要通过按资分配的原则来取得收益呢？可见，此价值分配理论依据并不成立。

在钱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按资分配的原则。文中提到了“按资分配形成m,按劳动分配形成v”。假如此处m、v的含义还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则其分配原则有些新问题，既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何物化劳动分得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活劳动却丝毫没有得到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呢？但文中提到“在生产总成果作必要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资本（资金）和按劳动分配的数额”，可见此处m、v非其原意。文中认为“从经济技术条件看，资金短缺……会提高按资分配的数额和比例”，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应优化两者的分配比例，即“优化按要素分配”。从这里可以看出，钱文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地位看作一样，甚至物化劳动的地位更重要些。这样的看法源自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理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钱文的价值分配理论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为基础，以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为依据。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基础和依据都有新问题存在。

钱文还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但有些学者却是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配是，劳动者不但享有工资，利润、地租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也应全部归劳动者所有”②。即他们认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而“传统的价值论存在着很大的新问题”③，因此他们提出“三元价值论”来解释现实新问题。

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吗？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从劳动价值论导出的吗？汤在新教授在《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④（以下简称汤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一文中对此新问题进行了探索。

汤文认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也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演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在猜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消费品时，所论述的已是没有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因此，按劳分配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不能说非劳动收入的不合理性。

这样的解释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于上述学者们的对“传统的价值论”的理解也进行了反驳。同时，汤文还指出“决定价值这一规定性的条件是，存在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须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只要这个条件不变，价值规定也不会发生变化。”可见，上述学者提出的“三元价值论”有待商榷。

汤文又指出，“各种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价值分配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价值规定……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联系这种关系”。因此，可以说两者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属两种经济范畴，是两个不同的新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有明确论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⑤也就是说，价值的分配，归根到底，是由作为生产技术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作为生产社会条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价值规定并不意味着决定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各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这样的生产条件要求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抓住精髓，而非表面，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新的发展。

二、价值的形成和生产力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先进的生产资料的应有在生产中越来越重

要。那么作为较高生产力的化身的先进设备在价值形成中到底起什么功能呢？

付廷臣先生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功能，在《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

的功能——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⑥（以下简称付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中引进了“劳动能力量”的概念，认为“劳动能力量是劳动技术水平、劳动的自然时间、劳动者的基质和数量的函数”。对一个人来说，“只要条件一定，劳动能力量也一定”。同时，付文认为决定价值的抽象劳动是劳动能力量，“同一个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其劳动能力量是不同的”。付文由此得出了结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占据了重要功能。

付文新概念的引入，很能解释现实新问题，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能创造价值。付文可谓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展，但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之嫌。付文中虽然明确地表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起重大功能，但付文又认为技术水平是决定劳动价值量的因素之一，而劳动能力量构成价值，这不也就是说作为体现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吗？但是付文强调生产资料的功能时，将劳动能力量新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钱伯海教授在《科技生产力和劳动价值论》⑦中提出“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化劳动”，“讲企业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主要是剩余价值，实际就是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即认为一个企业的物化劳动来自其他企业的活劳动，而且全部来自本期的活劳动，因此从社会宏观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成立的理由是有条件的：只有假设各企业只使用劳动对象，才可能找到初始生产单位没有使用生产资料，从而才能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但各企业不可能不使用劳动资料，则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成立。因此可以说，此文其实也是论证了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钱伯海教授在此文中认为由于物化劳动即先进设备的使用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但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创造价值的条件。这就造成了既认为物化劳动是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条件，又认为它创造了超额剩余价值，这显然是有新问题的。那么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来源自何方呢？

唐国增先生在《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⑧（以下简称唐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提出“超额剩余价值恰恰来源于那些没有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力非凡低的个别资本中的劳动”。其理由便是生产力低的企业创造了价值，却在市场上实现了较少的价值。可见其理论前提是先要区分劳动创造和劳动实现，由此推出了生产力高的个别资本实现的价值要多于它本身创造出的价值。但其有关价值的规定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有的学者对价值规定有不同理解，认为“产品只有在交换或市场中才会变成商品，才会有价值”⑨。可见大家对于价值规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就是说，唐文的理论前提是有争议的。

马克思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企业内部的工人的较高生产率的劳动，这种较高生产率的劳动可以看作是一种加强的劳动，可以引起价值的增加。但随着科技发展，直接生产工人进行的可能是比以前还要简单的劳动。那么怎么解释超额剩余价值呢？许多学者用马克思的整体工人理论来解释这个新问题。杨继国先生在《论知识经济中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⑩（以下简称杨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认为由于科技进步引起的增加的剩余劳动的价值是科学劳动的价值，这种观点是马克思整体工人理论的延伸。

杨文认为，科学劳动是一种创造性智力劳动，其“产品”科学理论被“创新劳动”环节及技术创新部门“免费取用”，而当技术商品物化到先进设备，而先进设备用于生产产品中，其中科学理论的成本始终没有被包括进去。但产品出售时，其中却包含着一直传递下来的但不反映于成本的“理论劳动”的价值。这也就是在一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超额利润”的真正来源。

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比较合理，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重视科学理论探究。而现阶段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智力性劳动，从而应该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劳动者。而这一思路也符合现实。美国在1980年入到科学探究的资本很多，从而在1990年代享受到了前期投入的成果。但是在近些年，有统计表明，美国在全世界来说，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还是领先的，可是和其自身比，却比1980年代的投入少了很多，也许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此不无关系。

注释：

①钱伯海，1998：“价值创造和按要素分配”，《经济学动态》第3期。

②③丁建中、解强，1994：“价值形成和分配的基本原理新探——‘三元价值论’及其意义”，《江汉论坛》第8期。

④汤在新，1996：“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⑥付廷臣，1999：“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功能——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南都学坛》第2期。

⑦钱伯海，1998：“科技生产力和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