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的历史变局与中国的战略调整——以中日力量转移为线索
摘要：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东北亚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纷繁复杂，但有一个因素十分关键，那就是发生在中日间的力量转移。历史和东北亚地缘结构均证明：作为地区主体板块，中国的强大是东北亚地区稳定的核心要素，东北亚力量中心向中国转移有助于促进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形成。但是，随着中日力量转移进入持平期，中日安全关系也将更加敏感、更加复杂，变数加大。中国必须充分把握这一趋势，塑造强国心态，构建新的身份认同，更加主动地推动地区安全与共同发展。德法和解历史对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借鉴与思考
摘要：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两个重要国家，处理好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初显曙光的时候，通过比较研究汲取德法和解的经验，将使我们获得有益的启迪。人们期待中日关系能借鉴法德在欧洲和解的智慧、创造出东亚地区中日和平与合作的奇迹。在战后以来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日和平友好与法德和解在亚欧不同地缘政治环境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差异。法德关系经历并超越了相互憎恨的历史，走向了真正和解。法德和解奠定了欧洲合作的基石，两者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则开创了从欧共体到欧盟的欧洲合作新局面。与德法和解带动欧洲国家整合的硕果相比，中日和平友好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中日关系超越“战争历史”问题、国家地位身份认同问题、共同战略利益基础和政治互信问题等方面也都落后于法德和解的发展，法德和解取得了创建欧盟的硕果，中日则刚刚取得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中日矛盾的深层症结就在于没有战略合作的共识和目标，从而导致双方缺乏政治互信和在战略上相互猜疑。法德和解的经验告诉我们，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必须构建中日战略合作的共识，在中目关系中制定并推行“和平、合作与共赢”的外交政策新理念。中日走出历史问题争论和民间对立情绪困境的出路在于中日政治家们是否有智慧搭建两国战略合作和战略互惠的目标与框架。中日需要开展面向未来的共同事业，推动地区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实现并深化两国关系的和解与合作。民主转型中的韩国政党政治
摘要：就推动韩国政治转型的直接因素来说，韩国政党无疑具有相当关键的作用。然而国内的韩国学研究当中，长期以来，人们却忽视乃至刻意回避了韩国政党在民主政治转型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者尝试着对韩国政治转型过程中政党这一“隐形的力量”所具有的民主化功能进行了初步地考察和分析，并将这种研究视角推及到了整个东亚地区，以期表明这种研究成果的地区规律性，及其地区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在新的国际秩序中构筑中日关系的新平衡
摘要：中日两国在两千多年的交往过程中，双边关系既有处于平衡状态的时期，也有处于平衡状态被打破的时期。而对于中日关系的平衡状态起到巨大影响作用的主要有主客观两种因素。客观因素主要指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地区秩序；主观因素主要指中日两国的历史记忆。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开启了国际秩序的新的深刻变革，而在新的国际秩序中，中日两国间的新平衡状态也将不会超出准世界大国与经济大国间关系这一框架。而为了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间平衡状态的形成，则有必要通过增强“友好记忆”，弱化“对立记忆”来改善两国间的历史记忆。俄罗斯的欧洲安全政策：从普京到“梅普组合”
摘要：普京时期俄罗斯的欧洲安全政策可以称之为“回归欧洲”政策。尽管普京执政期间该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新的领导核心“梅普组合”形成后，对其欧洲安全政策进行一系列的调整。未来俄罗斯的欧洲安全政策将以追求国家安全和欧洲安全事务平等发言权为目标建构其欧洲安全政策，从战略退缩走向积极防御，将重建“俄控区”，运用经济手段，加强对欧洲国家的影响。俄罗斯与美国反恐战略之比较
摘要：在当今世界，俄罗斯和美国是遭受恐怖主义威胁最为严重的两个大国，反恐战略在俄罗斯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俄美两国在反恐战略的形成、恐怖主义威胁判断、反恐目标、军事反恐战略实践和国际反恐合作等方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显著差别。随着俄美领导人的更换，两国反恐战略都在调整，并且选择了不同的战略取向。反恐是俄美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但俄美反恐战略的分歧可能导致双方之间爆发摩擦乃至冲突。金融危机以来蒙古国经济及中蒙经贸合作
摘要：自2008年以来，因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别是受国际市场矿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蒙古国的经济严重下滑。2009年，蒙古经济呈现出上半年继续下滑，下半年小幅增长的趋势。中国作为蒙古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一大投资国，对蒙经贸合作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为中蒙两国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和确保中国对蒙经贸合作第一大国的地位，两国经济合作应该从数量到质量转变，从双边至多边扩展。美韩FTA的起步、拖延及影响——以东亚区域合作为视角的分析
摘要：美韩签署FTA是两国对现实背景和贸易环境所做出的适应性反应，尽管美国的遏制意图和韩国的抢占制高点的意图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点都是试图使自身在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占据主动位置，但美韩FTA的久拖不决也使其潜在的影响产生了变数。韩国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在走一条有别于东亚区域合作既有模式的道路，必然会对原有进程产生影响。它还使中国目前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所取得的成果缩水，因而有必要重新评估我国自身的FTA战略，以寻找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丝绸之路”复兴计划与中国外交
摘要：“丝绸之路”贸易通道的复兴，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已经开展了大量关于“新丝路”的外交活动，但中国更需要将“丝路外交”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原因在于“丝路外交”的开展不仅有利于中国突破当前的贸易和能源困境，而且也可以极大地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实质性地改善中国的安全处境。中国在“新丝路外交”中应该注意防范非传统安全威胁，利用好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种国际协调机制，并避免恶性的大国竞争。日美贸易摩擦中三大谈判机制的对比研究
摘要：“市场导向的个别领域谈判”、“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日美经济框架对话”是战后日美双方缓解贸易摩擦的三大谈判机制。对三大谈判机制及其各自内部子议题的对比研究发现，贸易谈判中外压强度和谈判有效性之间并不存在对称关系。在这些谈判机制中，美国对日外压与日本国内的内压之间形成了动态的双层博弈。内压的结构与价值诉求、利益指向是分析贸易谈判的重要变量。从封闭走向开放——日本中小企业创新模式的转变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中小企业创新模式由封闭模式向开放模式转变。这种创新模式的转变在模糊企业边界的同时使企业内外部资源被共同应用于创新活动之中，其转变的根源在于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具体而言就是企业克服交易费用后对创新过程的分解和优化。日本中小企业创新模式的转变为企业带来了效率、成本和利润上的积极效应，也促进了整个市场的良性发展，对于中国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具有借鉴意义。韩国反倾销政策法规及其实践
摘要：韩国是世界上较早制定反倾销法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实施反倾销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中国则成为韩国反倾销的首要目标国。韩国反倾销政策法规不仅是其对外实施反倾销的法律依据，也是其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最常用的贸易救济手段。韩国反倾销政策法规主要体现在韩国反倾销管理体制、实施反倾销的前提条件以及实施反倾销的具体措施等三个方面。韩国反倾销政策法规在实践中所具有的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特点，为中国应对未来韩国对华反倾销提供了有益启示。日本金融监管体系的重建及启示
摘要：1998年以来，日本系统地重建了金融监管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和提高金融监管效能，事前金融监管制度重建与提高金融机构经营健全性，事后金融安全网建设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等三个方面。日本的经验表明，金融监管体制都具有时效性特征。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对立关系对立起来缺乏合理性，金融监管的作用是评估和检查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程序，而不是代替金融机构决策和进行风险控制。吉林省证券业发展对策研究——基于“十一五”期间数据
摘要：“十一五”以来，吉林省证券业试图壮大上市公司队伍，通过买壳、借壳等多种方式扩大直接融资的规模。但由于各种原因，辖区上市公司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与国内发达省区比较依然存在一些差距。针对吉林省证券业现状出现的问题，应加快培养本地综合类券商或引进综合类券商推进重组工作、提高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加快培育上市公司后续资源、力争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等对策。东北民营企业家劳动关系信念研究
摘要：劳动关系信念对劳动关系制度演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根据劳动关系学者的劳动关系系统框架和青木昌彦的制度演化一般模型，建立劳动关系制度演化的一般模型，通过分解劳动关系信念的测量指标，并利用这些指标和吉林大学“东北民营企业家发育成长问题横向跨学科实证研究”课题组2006年年底获得的东北地区民营企业家发育成长问题调查数据，对东北地区民营企业家的劳动关系信念进行测量。测量结果显示，作为雇主方的东北地区民营企业家，其劳动关系信念从总体上是倾向于合作共赢共享的。这一测量结果的政策含义是：执政党、政府和学术理论界，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向中国劳动关系制度系统中输入合作共赢共享的劳动关系信念系统、理论系统、法律和政策系统等，以巩固和强化雇主劳动关系信念系统中积极因素，以促进中国生成或巩固合作型劳动关系制度。吉林省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的可行性研究
摘要：新形势下的经济政策使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和地方债的发行逐渐恢复，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解决资金需求仍是难题。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步入新阶段，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作为我国债券市场的新品种，已在国内成功发行五家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在当前经济形式下吉林省应积极利用国家政策，促进吉林省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拓宽融资渠道，促进吉林省经济的发展和产业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