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的理论与实践——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三论
摘要：刑诉法修正草案明文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为避免立法冲突，建议将刑诉法第93条中的“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针对修正草案在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制度方面存在的两点不足，建议：其一，适当扩大证人出庭作证的除外范围，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修改为“被告人的直系血亲、被告人的配偶及其直系尊亲属、被告人的兄弟姐妹除外”；其二，调整对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处罚力度，并增加规定经济处罚。对证人没有正当理由而逃避出庭或者拒绝作证的行为，原则上应当一律予以处罚，但处罚幅度可酌情调节。刑诉法修正草案将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范围扩大到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范围过大，不符合“简易审判只适用于轻微罪行”的国际准则，建议修改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刑罚的公诉案件，可以采用不开庭的方式审判（即采用书面审加当面讯问核对的方式），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对可能判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公诉案件，应当进行开庭审判，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摘要：《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汲取我国以往修法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借鉴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应体现刑事诉讼不同层次的目的、体现诉讼效益原则，刑事诉讼具体规则修订不能脱离我国刑事诉讼体系，既要重视制度设计也要重视制度执行规则设计，刑诉法修订应与刑法规定相协调并注意其现实可行性，寻求平衡点，以推进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事诉讼法。论“欺骗取证”的正当性及限制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之管见
摘要：在古代的断案智慧和现代的审讯策略中都包含着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适度的欺骗取证具有正当性，因为其目的是正确的，其方法是适当的。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相关规定不尽合理，应该进行修正。这个问题背后所隐含的是刑事司法的价值定位。刑事诉讼法中对物的强制措施之构建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延续了以前的做法，在强制措施部分并未将对物的强制措施纳入，这是草案的一大遗憾。作为一项常用的强制性措施，刑事扣押对于收集和保全证据，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尽量减少国家和被害人所受的经济损失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难，一定程度上也与我国没有确立保全性扣押制度密切相关。为了保证将来的判决能够执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财产可以成为扣押的对象。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都应有权依职权或依刑事诉讼被害人的申请对涉案款物、犯罪嫌疑人的其他财产实行保全措施。应在修改《刑事诉讼法》过程中，强化对物的处分的程序化和正当性的规范，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对物的强制措施制度，以切实保护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财产权。论我国刑事不起诉“三分法”的失败及重构——以淮北市起诉裁量实践为实证分析对象
摘要：刑事不起诉制度的核心在于如何配置起诉裁量权，以实现刑事案件审前程序分流，减轻检察公诉和法院审判上的压力。然而，我国现行的刑事不起诉“三分法”将起诉裁量权限制在酌定不起诉这一非常狭小的空间之内，导致了实践中的混乱。从学理上来看，理论界对于“三分法”的研讨未得要领，无法解决实践问题；只有在理论上以谨慎的扩张主义为指导，在我国刑诉法中配置适度的起诉裁量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行不起诉制度的问题。合同诈骗罪疑难问题研究
摘要：对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综合考虑各种积极推定因素和消极排除因素，非法占有目的可以有效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认定应区分既遂和未遂形态而分别认定，宜参考民事违约的数额认定标准；其中的“合同”指能够体现财产转移或交易关系，能够为行为人带来财产利益，与市场经济秩序有关的合同。侵犯商业秘密罪之罪过厘正
摘要：人们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形式争议颇多。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实行行为性质反向考察，其主观罪过的类型不应包括犯罪过失。从文义分析、立法溯源和整体理解等角度全面审视“应知”的规范含义，其应是犯罪故意的一种认识状态。总体观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只能是犯罪故意。论立法修辞的要素
摘要：现代法治国家立法质量的提升需要借助于修辞。立法修辞就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为获得人们对法律内容的认同而采取说服性手段的行为。立法修辞过程至少包含了三个关键要素，即权威、听众和修辞方法。立法者权威是立法修辞的起点，在此基础上，立法者还需要通过特定的技术提升立法本身的权威。作为修辞所要影响的人，听众不再作为单纯的受众，而成为了修辞活动的中心，立法者必须结合特定的语境来以选择适当的修辞策略和方法，以实现立法的可接受性。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局限性及其建构
摘要：社会稳定风险是传统社会控制模式失效而法治秩序尚未建立的产物，在网络时代具有现实性和非现实性、扩散性和累积性的双面特征。我国地方政府目前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其作为一种行政程序存在着评估主体的信息局限性、评估内容的局限性、评估方法与程序作为合法化机制的局限性。为了有效地预防与控制社会稳定风险，应该将重大行政决定的风险评估主体转化为地方人大或其常委会；在风险评估内容的合法性方面，要加强财产征收程序立法；在合理性方面，各种行政决定不应使当事人的生活标准降低；在安全性方面，应进行应急性评估；在风险评估程序方面，应增加网络舆论评估。征收农民房屋和土地的宪法法律问题
摘要：强征农民房屋和土地，将农民由农村赶到政府人为打造的城镇，大规模搞所谓工业化、城镇化，非但不是实现宪法序言提出的农业现代化的手段，而且损害和动摇了宪法确立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地位以及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侵犯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用益物权等法定权利。准确、完整地理解宪法有关征收条款的规定，对于严格依宪、依法征收农民房屋和土地，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相关行政诉讼——一种社会权的中国实现方式
摘要：作为基本权利的社会权有不易实现之困。与西方自由主义宪法不同，中国宪法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其有诸多社会权内容，且更应注意其实现。具有法定效力、内容明确、与个人有直接法律利害关系的低层级“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权实现工具，与之相关的行政行为可提起给付类诉讼。此种诉讼的证明责任、判决形式具有与一般行政诉讼不同的特点。原告除有符合起诉条件的初步证明责任外，还需负担“直接而确切的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具有特殊内涵的法院“答复判决”不仅可避免司法权不考虑财政压力过度干预行政权的后果，还可激发以人大审议为核心的政治过程。论垄断国有企业监管法律制度框架的重构
摘要：垄断产生于国家（政府）的行为而不是市场竞争，因此垄断国企作为国家（政府）干预市场工具的同时，在运作过程中可能造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具有特殊性，这导致反垄断法监管框架与垄断国企监管的不完全兼容，并对监管法律的构成框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突破反垄断法监管框架的局限，重新思考和构建包括（饭垄断法》在内的垄断国企监管法律制度框架是目前研究面临的问题。情事变更、商业风险与利益衡量——以张革军诉宋旭红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为背景
摘要：情事变更原则的确立虽然在我国立法中一直反反复复，但一直存在于司法实务中。近些年来经济状况的不稳定，使得情事变更成为司法实务关注的焦点问题。去年国家各地出台的商品房限购措施，对很多合同关系产生影响。这些案件为对情事变更的检讨提供了机会。将某种情事认定为商业风险应当是原则，认定为情事变更是例外；不存在一般意义的情事变更，其认定是个案的判断；利益衡量是情事变更的分析工具；最终的判断还是结果的公正与善良。刑事责任论的地位守护与实践解危——以维持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为视角
摘要：借鉴德日犯罪论体系对我国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进行改造或者直接移植用以替代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实际上否定了刑事责任的独立性，从而推翻了现行的“罪-责-刑”中国刑法学体系。坚：持刑事责任的独立性有利于刑事归责体系的构建和充分发挥刑事归责的功能，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从而证成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合理性。提升刑事责任的地位，应在刑法典中单独规定“刑事责任”，以彻底地明晰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关系，并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展示刑事归责的动态过程，现实地体现刑事责任的“调节器”功能和立法与司法的互动，从而真正造就出“定罪-归责-量刑”的思维链条和实务范式。德国法上的法人一般人格权制度及其反思
摘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判决承认了法人的一般人格权。该立场在理论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反对意见认为，一般人格权的重要价值基础是人格尊严，而法人无所谓尊严；法人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存在的，并不享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性，因此法人不能也不需要享有一般人格权。持赞同意见者或者通过否认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人的尊严，或者通过论证法人也具有独立的价值，来论证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合理性。由于只有涉及人的尊严的自由才构成了一般人格权，法人并不需要一个一般性的人格保护，德国法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有其特定的制定法背景，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法人不应享有一般人格权。日本裁判员制度的实践与启示
摘要：作为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三大支柱之一，日本于2004年制定（《裁判员法》，在刑事审判中实行国民参与的裁判员制度。虽然裁判员制度的引入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它对日本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更为重要。裁判员制度不但带来日本刑事诉讼理念——当事人主义的回归，还给日本刑事司法的实务运作带来划时代的制度变革。考察日本裁判员制度，对完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乃至刑事诉讼程序不无裨益。教唆犯中实行过限的认定问题研究
摘要：目前学界在教唆犯实行过限之认定上提出的超出教唆故意说、未预见说、共同行为意思说、构成要件异质说和教唆类型区分说，在面对具体个案时，或过于原则和抽象，或不足取，或难以应对复杂问题，或无法独立承担认定教唆犯实行过限之任务，需要反思。对教唆犯中实行过限的认定，应坚持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的统一、理论性与实用有效性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从准确区分概然性教唆与确定性教唆、考虑教唆人犯罪目的所产生的背景、厘清教唆人犯罪目的与被教唆人犯罪手段之间的关系以及就过限行为与教唆犯罪行为之间的事实要素四个方面进行综合的、个别的、具体的和实质的把握。我国刑法分则中空白罪状的解释规则探讨——兼以交通肇事罪中的责任认定为例分析
摘要：空白罪状自身的描述性内容往往与指明参照的法律、法规条文内容相同或者相似，而空白罪状解释的中心问题就是在参照空白罪状指明的法律、法规条文时，如何体现刑法价值上的独立判断。因此在理解空白罪状的描述性内容时，应注重空白罪状自身描述性条款的独立性，同时还要注重从实质角度对空白罪状进行解释，具体包括要从实质角度理解空白罪状所描述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和危害结果。对空白罪状指明参照法规中的违法行为主观方面，要根据刑法的故意、过失标准来确定。通过对现行交通肇事罪中刑事责任认定的考察，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空白罪状在参照其他法律、法规认定犯罪时，应如何保持刑法上独立的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