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学发展评价（2010—2011） 基于期刊论文的分析
摘要：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离不开自身学术传统的建设，而要在最短时间内形成学术传统，就不能不对本学科的日常进步进行及时的追踪和评估，展开实质性的学术批评。事实上，每个学者因研究所需，都需要就自己研究的议题作这种评价工作。但由于中国当前尚缺乏成熟的学术批评风气，这种工作往往如同冰山的下端，并不浮出海面，因此学者之间往往无法相互得知对方对本学科的实质判断，即便偶尔得知，也往往很难将对具体研究议题的判断整合成为对整个学科发展状况的评估。中国行政法学发展评价（2010—2011） 基于期刊论文的分析
摘要：对一个学科在两年内的总体研究进展进行实质性评估，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知识挑战；对一个正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内部存在较大范式歧异的学科进行实质性评估，更是巨大的知识冒险。毕竟，这不同于在单篇论文中对某个具体的学术议题进行文献综述，而是涉及对整个学科的方向性判断，在各个环节上都有可能出现差错：在对原始资料的搜集上，遗漏在所难免；在对一篇具体论文的实质价值进行判断时，学者之间尚且会出现意见分歧，要对数百篇论文形成一致的看法，那更是天方夜谭。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家与个体自由原则
摘要：自由与家之争构成我国独有的现代性问题。然而，家价值虽一直受到我国法律保护，却处于个体自由价值的遮蔽之下。本文尝试揭示我国法律所保护的家价值，并重构其与个体自由的关系。从理论上看，西方观念通常认为家始于婚姻合意，而恰当的家观念应在于，人从家而生，自由对应的只是成年阶段，而家涵盖了人生命的完整阶段，是对自由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如果说从自由出发的现代法治只是一种权力与权利的对峙结构，那么从家观察，法治还内涵一个守护生命成长与衰微的存在结构，它包括家庭自治、父爱主义、生存保障等等。家与个体自由因而是包容而又竞争的关系，法律秩序构建应以家价值为参照系，而非以个体自由为圭臬。“得依法律限制之”：《临时约法》基本权利条款源流考
摘要：《临时约法》与晚清的《钦定宪法大纲》不同，将基本权利一章置于国家机构之前，以宣示人民对于政府的前提性与根本性。但《临时约法》第十五条“得依法律限制之”的规定，却为政府立法侵蚀宪法基本权利提供了借口。《临时约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在法例上，可追溯到日本明治宪法第二十九条“在法律范围内”和普鲁士宪法第二十七条“非依法律不得设之”的规定；在思想上，源于清末民初国情论下的自由观。经过民国三十多年的立宪论争，《临时约法》第十五条“得依法律限制之”被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第二十三条“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取代。这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一条等条款的修改与完善，不无借鉴意义。由起草修改过程看《临时约法》的政体选择倾向
摘要：本文考察《临时约法》的两次起草、审议修改和读会通过的曲折历程，由条文修改过程探寻当年立法者的本意，发现《临时约法》立法过程中“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的做法受到多数参议员的抵制而未能成功，其最终定稿对于政体形式采用了比较模糊柔和的折衷方案。共犯脱离判断基准：规范的因果关系遮断说
摘要：对共犯脱离的把握必须从弥补共犯中止理论之不足的角度，才能形塑有效的脱离基准理论。鉴于因果关系遮断说无法解决行为人产生的影响虽在事实上存在但承认脱离比较合适的案件处理问题，以及判断因果关系是否遮断存在规范的性质，应提倡以规范的因果关系遮断说作为共犯脱离的判断基准。在规范的因果关系遮断说的具体贯彻问题上，应以表达了脱离的意思并为其他共犯者所了解作为主观基准条件，以停止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且解除了共犯关系作为客观基准条件，以规范地考察是否遮断了物理与心理因果关系作为效果基准条件。共犯脱离理论意义在于，在犯罪中止之外为被告人开辟另外一条轻罚甚至出罪通道，以降低被害人的风险，弱化共犯人的犯罪意志，分化瓦解共犯组织。共犯与正犯关系论
摘要：共犯与正犯的关系问题是共犯论领域中的基础性课题，关涉到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以及罪名从属性等诸方面重要的问题。在客观主义刑法观巳然基本确立，刑罚权应予谨慎发动的当代中国，应摒弃实行独立性说而采实行从属性说。从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和责任个别性的原理出发，主张共犯的成立以正犯实施了侵犯法益的违法行为已足的限制从属性说具有可取性。共犯的本质在于各参与人通过共同的违法行为来实现各自的犯罪，所以，共同犯罪未必是“数人共犯一罪”，而完全可能是“数人共犯数罪”，亦即，各共犯者的罪名可以相互独立。产权变迁、行政诉讼与科层监控以“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诉讼为切入
摘要：基于经济分权与市场转轨的特定背景，上世纪80年代末《行政诉讼法》的诞生部分程度上源自中央控制地方官僚、顺利实现市场转轨的制度性需求，这种特征最明显体现在“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行政诉讼案件中，通过对“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行政诉讼司法政策与司法判例的微观考察，不难发现，行政诉讼在纠正地方基层政府干涉辖区内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经营自主权事项上，起到了一定的拘束监控作用。从产权变迁的角度而言，尽管相关证据表明，与其他制度因素相比，行政诉讼在产权变迁流程中并未起到主导作用，但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却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央意图借助行政诉讼工具来拘束“法团化”的地方政府，推动地方层面上关系产权、混合产权向现代产权转型的国家意志。论城乡规划的司法审查路径以涉及城乡规划案件的司法裁判文书为例
摘要：学界通常认为，被受案范围排除在外的行政计划未能得到有效的合法性审查。然而，剖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刊载的两份涉及城乡规划的司法裁判文书，可以发现法院在事实层面上实施了对城乡规划的合法性审查。进一步的理论提炼展示了法院审查城乡规划的不同进路及其与城乡规划不同定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具处分性的城乡规划立项决定通过多阶段行政行为救济中的“违法性继承”理论进入到司法审查的视野。而对作为“依据”的城乡规划方案来说，“间接附带审查”方式使得法院的审查触角延伸至被受案范围明确排除的行政活动。文末对司法审查突破受案范围的规范要件进行了提炼，并可类推适用于与城乡规划具有同一法律性质的其他行政活动。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再审视效率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摘要：强制要约收购制度是收购监管制度中存在巨大争议的制度。现有的理论争议表明它不能有效地保护小股东在收购中的利益，相反，它抑制收购，降低效率，在股权相对集中的法域这一问题更加突出。本文通过对该制度在我国的历史演变和874宗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的收购的研究，发现在我国近二十年来的立法调整和实践中，出于对效率的追求，该制度的强制力已经大大的削弱了。要保护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时小股东的利益，需要完善各种相关的制度，而非通过强制要约收购制度。保险法因果关系论
摘要：由于不确定“近因”与“近因原则”的含义，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因果关系的判定标准存在不一致与不合理情形。在普通法系国家“近因”是指保险法意义上的原因。所谓“近因原则”并不存在，因为各国对因果关系的识别规则并不统一。就我国而言，当多个原因连续发生呈完整链条状时，宜采取比例分配规则。当多个原因彼此间相互独立且同时发生时，若其中一个原因是损害结果的充分条件，且其属于承保事项，保险人应承担全部责任。否则，保险人不承担责任。若多个原因都是损害结果的必要条件，应采取“帕特里奇规则”。若独立的多个原因连续发生，应视最先发生原因是否属于承保事项来决定保险人的责任，但后续原因造成新的损害的除外。中外法学引证体例
摘要：一、一般规定1．注释为脚注，编号连排。文中及页下脚注均用阿拉伯数字外加六角括号，文中标注于标点符号外。2．注文中的信息顺序为：作者、文献名称、卷次（如有）、出版者及版次、页码。3．定期出版物的注释顺序：作者、文章篇名、出版物名称年份及卷次、页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