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法律领先法律制度的帝国主义化与其余法律制度的被殖民化
摘要：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的发展脱离民族国家的控制，带来了次贷危机等世界经济方面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造成生态环境的大规模破坏，导致人类道德水平的倒退和法律中体现的正义精神的堕落。因此，需要用法律全球化来阻止这一进程。互联网犯罪、环境犯罪和国际刑事法院以及犯罪和反腐败方面的法律全球化的例子表明，迄今为止，这些建立全球性刑法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秉承其法律上的霸权主义政策向国际社会推行美国的刑法思想，欧洲大陆刑法的基本法律原则未受到应有的尊重。应当在认同不同国家的刑法理念互相妥协与平衡之必要性的基础上，建立一部公平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全球刑法。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传统中国法治论纲
摘要：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再论法律儒家化对瞿同祖“法律儒家化”之不同理解
摘要：“法律儒家化”是瞿同祖先生作出经典论述的重要命题，学界对这一命题较少异议。本文在肯定法律儒家化的前提下，基于不同的法律观和历史观，对该命题提出了诸多不同理解。本文认为瞿先生的法律观虽然受到西方的影响，但仍较为偏狭，主要体现在将“礼”排除在法律概念之外，以及忽略了对体现君臣关系法律的考察。体现君臣关系的法律事实上受到法家一以贯之的重要影响。此外，瞿先生夸大了“礼”的差别性，导致他对儒家和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的把握出现偏差。本文认为，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处于不断的迁流演变之中，其内部也充满了冲突和丰富性，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儒家化呈现出不同特征。法律儒家化是秦汉以至明清法律发展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其前提并非如瞿先生所论的“纯本法家”，唐代法律也并未真正“一准乎礼”，唐代以后法律的精神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我国宪法实施中的商谈机制：去蔽与建构
摘要：中国宪法实施机制的构建过程中有深深的机关崇拜，强调由国家机关独立垄断对宪法解释的操作。然而，此种独断的解释模式会引发“作为立法者的人民”潜在反对“作为制宪者的人民”之法理困境，无法有效地获得理论与逻辑的自洽。本文以为，要走出此种困境，需要引入宪法商谈的视角与理论资源。要深刻注意到在“民主集中制”的根本革命与建国逻辑之预设下，“人民”在中国宪法中分饰两角并引起紧张，“集中”比较突出的现实图景，并意识到只有通过国家机关之间合理商谈以配置解释权资源，同时努力实现公共领域中对宪法规范含义的公民自由商谈才可以走出此种法理困境。论侵权法上的假设因果关系
摘要：侵权法上的假设因果关系问题古已有之，它涉及的是损害层面的问题。在确定损害范围时应否考虑假设因果关系的影响，取决于对损害本质的认识和对损害计算时间点的设定。对损害本质的认识是假设因果关系可否修正损害范围的前提，它影响了损害计算之时间点的设定，而损害计算时间点的设定则决定了假设因果关系修正损害范围程度的大小。损害范围的具体确定与损害的类型、假设原因的作用效果、假设原因的可归责性相关：在持续性损害中假设因果关系对损害范围具有修正可能性；假设原因的作用效果决定当事人之间分担损害的不同格局；如假设原因属于不可归责于第三人的事实，则应考虑假设因果关系对损害范围的修正。我国保证债务诉讼时效问题研究
摘要：保证期间是保证债务所附加的一个否定的解除条件：就一般保证而言，债权人必须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起诉或申请仲裁，并在相关执行程序结束后及时通知保证人，否则，保证债务消灭；就连带保证而言，债权人必须在保证期间内通知保证人主债务未受清偿，否则，保证债务消灭。债权人对保证人的保证债务请求权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时可行使，其诉讼时效，或者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时起算（依传统民法），或者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债务时起算（依《民法通则》）。保证期间和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是两个平行的、互不相关的、互不影响的期间。先诉抗辩权的存在并不否认债权人对保证人的保证债务请求权。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是否随之中断，应依诉讼时效起算点的不同设计而有别。连带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随之中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随之中止。论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构成中的善意要件
摘要：在借鉴德国和瑞士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来理解我国《物权法》第106条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构成中的善意要件时，必须注意德、瑞两国立法在善意要件规定上的显著差异。德国法以区分动产和不动产的二元论思维和物权行为的抽象性理论为基础，确立了客观化的制度性信赖，使善意要件与注意义务相分离；而瑞士法则坚持物权变动效果的有因性，将善意要件的判定与注意义务紧密相连。理解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构成中的善意要件也应当采取体系化的思考方法，以法律行为和注意义务的关系为判定善意范围和标准的核心。从我国现行不动产登记法的规定和相关交易实践来看，瑞士法关于注意义务的规定对于解释我国法上的善意要件更具参考意义。“道成肉身”：论庭审过程中法律事实的生成
摘要：从表面上看，法官在识别法律和认定事实的过程中可以分而治之，并且尤其是在事实的认定过程中法官很难有发挥主观性的空间。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事实上法官根据法律认定事实的过程非常类似于基督教中的“道成肉身”教义之内在逻辑。这也就是说，庭审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充盈着法官能动性的过程。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法官在庭审过程中总是倾向于滥用此种能动性，因为法官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法官庭审过程具有“道成肉身”特性这一结论不仅仅有助于更清楚地认知司法裁判过程，并且立法者也可以从中获得某种教益。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遗产新型法条主义如何可能
摘要：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思想逻辑，基于法学职业的内生性，可通过一种人们熟悉的理论路径，即语言及思想的确定性基于历史约定而成，特别是“大多数人”的历史约定，与“弹性”的法条主义相互融贯，形成更易为人接受、且对法律职业及整体社会法律事业更有益的新型法条主义。紧急避险中无辜第三人的容忍义务及其限度兼论紧急避险的正当化根据
摘要：否认紧急避险合法性的康德、费希特哲学以及消极自由观已经无法和今天的刑法理论相契合。社会本位或者说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的功利主义思想虽然承认紧急避险的合法性，但是却忽视了无辜第三人所应当享有的自主自决的自由权利。相比之下，立足于无辜第三人应当承担的社会连带义务论证紧急避险合法性的见解更为有力。不论是罗尔斯的正义学说，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还是Pawlik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诠释，都为这种论证提供了理论基础。据此，只有当无辜第三人基于社会连带责任有义务在特定范围内容忍损害自身利益的避险行为时，才能成立合法的紧急避险。危及无辜第三人的生命，或者严重损害其身体的避险行为则不能通过紧急避险合法化。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标准在反垄断司法中的适用及其启示
摘要：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反垄断执法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种“重反竞争效果证据轻主观意图和动机证据”的趋势，经济学方面的专家证据在反垄断诉讼中的地位突显。但为防止科技力量对审判权的控制以及专家证据的滥用，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美国法院在审查反垄断专家证据时，从专家证人适格性、专家证据有助性和可靠性等方面严格适用专家证据可采性标准。我国三大诉讼法长期将鉴定人定位在法院辅助人的职能上，并视鉴定结论为法定证据形式的做法，缺乏认识论依据，为确保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可靠性和公正性，应借鉴美国专家证据制度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将鉴定结论作为一种证据方式，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法定证据形式，并建立健全严格的可采性标准。最高法院访民的心态与表达
摘要：即使诉讼案件已经终结，一部分访民仍执着地进京上访。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要出“气”、讨个说法，也是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现实世界中的“天”——中央。这个中央还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中共中央。即使希望一时难以实现，至少也要来北京争取到表达的机会，让中央能够倾听他们的冤屈。表达本身也就成为支撑他们继续上访的动力。但中央即使有心处理，也没有足够能力快速处理所有上访案件，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长期上访甚至滞留不归的访民群体。当他们越来越失望和绝望时，相互倾诉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反而增强了访民之间的情感认同和群体认同。这种认同感的增强，不仅意味着他们很难再回归到原有的社区当中；同时也意味着地方的接访工作，在中央维稳要求和访民抗争的双重压力下，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外法学引证体例
摘要：1．注释为脚注，编号连排。文中及页下脚注均用阿拉伯数字外加六角括号，文中标注于标点符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