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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法学 2004年第01期杂志 文档列表

中外法学杂志论文

正义的妥协——协商性司法在中国的兴起1-18

摘要：2002年牡丹江的“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在刑事司法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发现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控辩双方除了对抗之外居然有基于权利处分的诚信合作，还可以就罪刑问题私下协商，在诉讼中作出有罪妥协：而且，这种具有后结构主义观念的司法现象在我国并不鲜见，自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颁行以来，立法者与实务界自觉不自觉地作出的许多努力，如确立简易程序、实践普通程序简化审、倡导证据开示制度等等，都是一反“控辩双方誓不两立”之常态，致力于寻求利益间的协商、交换与正义的妥协。

国家的态度：民间收债和私力救济的表达与实践——以华南一个民间收债个案为例19-32

摘要：按法条主义逻辑，国家禁止民间收债，故民间收债违法，当事人法制意识淡薄，对收债人应严肃处理，对委托人应加强教育，甚至处罚。但事情是否如此简单?一旦超越书本上的民间收债规则，进入“行动中的法’’之视野，我们会有更丰富的观察。本文发现，国家禁止民间收债抑

现实与理想的偏差：论司法的限度33-46

摘要：在依法治国目标的指引下，我国正经历着法律在社会中功能逐渐增大的“法化现象”，诉讼和审判作为实现公民权利的最终和最重要的手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我国目前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社会的治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治理过程对司法作用的仰赖空前增强，司法必须面对和处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会发现，司法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限度，现实中的司法既可能偏离立法者对司法的要求和期盼，也可能与当事人理想中司法万能的形象发生偏差。在这里，我们首先考察两个现实的案例，然后再展开理性的分析。

物权法之形式主义传统的历史解读47-60

摘要：从制度发展史的角度观察，早期人类社会中的不动产权利转让普遍具有注重形式的偏好，即当事人必须将特定言辞、行为、象征物等仪式化因素引入到转让过程中，转让因此具有公开性，否则转让交易就不能产生人们意欲的结果，这种偏好被称为“形式主义”。这种如此注重权利移转形式的做法，不仅让我们想到德国法系物权法对不动产登记的钟爱，与上述的“形式主义”相同，没有登记此种外在于当事人意思的形式媒介的协助，不动产物权变动即不可能成功，基于此种特点，我也将德国法系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称为“形式主义”。

合同解释：私法自治、信赖保护与衡平考量61-82

摘要：合同是私法自治的工具，私主体通过合同来设计、安排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私人目的。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正是无数的私人合同行为，构筑了市场，并有效地配置着社会资源。合同当事人通过沟通形成合意，并根据该合意的内容行事。但是，沟通是否成功，合意的内容是

证券法律制度变迁：中央地方的竞争与合作（1980—2000）83-99

摘要：从宪法规定及理论上，中国实行单一制的民主集权制，并没有明确的中央与地方分权。一般认为国家的政策、法律应在各地有着基本同样的执行。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政策是以“放权让利”为起点和重要内容的，特别在财政领域，这对中央地方关系的观念和实践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学界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对此有许多深入的探讨，也有许多论者在法学上讨论中央地方关系，以中央地方关系的理想模式或实践运作为讨论的主题，以宏观或微观的具体法律制度、理论为着眼点，研究这些理论、法律制度对处理中央地方关系的适当性和有效性。

中外法学杂志评论

欧洲共同市场与税收制度的协调：欧盟的法律与实践100-116

摘要：建立一个以消除货物、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障碍为标志的共同市场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目标。适合市场发展的税收法律制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因为间接税影响货物的自由流动，直接税影响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经过多年的努力，欧盟税收法律制度已经初具规模，并促进了共同市场的发展。本文拟对欧盟税收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特点及其发展作初步的探讨。

揭开特拉华州“公司法神话”的面纱——兼及对我国公司立法的启示117-126

摘要：2003年6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公司法》的修订，列入“抓紧时间研究起草、待条件成熟时适时安排审议”的30件法律草案之一。根据以往立法惯例，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公司法规范，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次法律修订的应有之义。而盛名在外的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也很自然地进入了立法者的视野。然而，法条“拿来主义”的便利，往往使我们忽略了法条借鉴本身固有的困难和危险，甚至使我们对全面了解他国立法的种种不易也视而不见。本文试图通过客观的阐析，揭开特拉华州“公司法神话”的面纱，并以此为基础，对时下的我国公司法修订提出一些建议。

中外法学杂志书评

宪政主义的历史之维127-128

摘要：麦克温这本写于五十年代的著作．在其出版后不久就在宪法学界获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宪法学的经典作品。这种地位不仅在于作者对从古典、中世纪以及近现代宪政观念所作的历史主义厘定，也在于作者试图解决宪政理论和实践难题的切实努力。但是，作者的成功之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失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