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歌的雅化
摘要：一切艺术形式都遵循着一个从俗变雅的普遍规律，因为艺术源自民间，源自世俗的生活与劳动，但是，随着艺术的发展进步，最终都登上了大雅之堂。诗歌的发展也是如此。诗歌的雅化在各个时代都出现过，但最典型、最突出地体现在宋诗与清诗特别是清诗中。诗歌的雅化有着不同的的表现和原因：词的雅化问题
摘要：词体的演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尽头，就是南宋张炎《词源》对周、姜词风的独尊，它显露出词体风格的偏狭萎缩而最终导致宋词的衰歇。这一认识，已被许多词学研究者所一再重复。这种观点无疑有其片面的正确性。从词学观念的角度来看，雅化的自觉诉求，谈辞赋的雅化
摘要：雅俗之辨是上世纪以来文学研究领域一个热门的话题。诚然，文学有雅俗之分，然而雅俗的分野是什么，人们往往难于作出明晰的回答。结合郑振铎给“俗文学”所下定义以及对其特质的归纳①，具体到辞赋而言，似乎可以作如下界定：凡是讲述故事、以娱乐消遣为用、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可以归为俗赋；论诗中的理致
摘要：詹安泰在《论诗中的理致》一文提出诗歌创作应讲究“理致”，并分别探讨了理致的概念、意义以及读者和作者如何认识理致和获得理致，不乏真知灼见。两晋诗赋札记
摘要：晋初郊庙歌辞引导开国诗风，傅、张、陆、石之乐府各有创变。潘岳《悼亡》、左思《咏史》对诗体各有继承创新，帛道猷《陵峰采药触兴为诗》的题名、题旨与诗艺突如其来而又精彩纷呈，张协《七命》、潘岳《藉田赋》与陶潜《闲情赋》，追踪前人母题，皆能出类拔萃。沉闷世界中解放束缚的力量——李商隐戏谑诗新论
摘要：前人往往以“沉博绝丽”、“繁艳遥深”等语评论义山诗，而以“伤春伤别”、“悲剧诗人”目义山其人。其实这只是一种文学史上的固化印象。义山诗中有很大一类是戏谑游戏之作，正是这些作品为我们窥视义山的多维心灵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明初诗人童冀及其“和陶毒芒”呵考论
摘要：童冀为元末明初重要诗人，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考证童冀的卒年、行实及交游情况。童冀和陶诗的特点在于“和其韵以寓己意”，将明初文人在朱元璋高压政策之下被迫出仕而又欲归不得的遭遇与心绪，通过和陶诗的形式传达出来，名为和陶，其实是借和陶来抒怀，在后世的和陶诗中别具一格，其在“和陶”史与陶诗接受史上也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厉鹗《游仙诗》仙境构建的情理内蕴
摘要：厉鹗共作《游仙诗》三百首，以七绝组诗的形式，构建出一个庞大而繁博的神仙世界。这些奇幻瑰丽的文字背后，隐含着诗人真实而深刻的情感体验。组诗作于厉鹗二十二岁之前，恰与《樊榭山房集》正编编年诗作相衔接，对于考察诗人思想心态的流变也具有重要意义。试论“苏黄”集句诗词
摘要：苏黄集句诗词学界少有人关注。苏轼集句诗词体现了“以诗为词”、“以才学为词”的特点。黄庭坚是王安石集句诗的效仿者，首开专集《文选》诗风气，体现了“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点；黄庭坚集句词集用唐诗原句，亦有截取和增改之处，重在表达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身怀才不遇的哀叹。可见，苏黄对集句诗词的态度不是宋人诗话所云“讥讽”或“轻视”，而是表明他对集句诗词创作的认同，实践了“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诗学思想。苏黄创作集句诗词数量少的原因，在于其强调作家创作和学习风格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强调诗文的独创性，反对临摹行为等因素所致。论欧阳修对花问范式的接受及其影Ⅱ晦
摘要：花间范式自确立以来，引起了历代文人的普遍关注，就北宋而言，人们对于它的文学接受表现在对于花间范式的模拟上。不同的词家因为经历、观念等不同，其接受的角度也不同。其中以欧阳修对于花间范式的接受最为全面，也最接近花间词的原貌：它既接受了花间词善写艳情的内容范式，又接受了花间词镂金错彩的艺术风格范式，显示出了士大夫情趣与平民情趣交融的特点。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欧阳修有合体的观念；二是词学背景宽松，欧阳修接受了花间集序词以娱情的观念；三是欧阳修有喜俗的性格。虽说欧阳修是北宋词人中对于花间范式接受最全面的词人，但是他的词也呈现出与花间词不同的特点：一是更加注重词中主人公心绪的展示；二是词心相对和婉。欧阳修花间范式的词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关注，他们对于其花问范式词接受态度、角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其接受过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对于花间词的再接受，还反映了词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儒家正统文化的影响，其词体独立性渐渐弱化的过程。论《一剪梅》词体的演进与定型
摘要：《一剪梅》词调在唐宋词的创作中并不太流行，但是因为有两首上乘之作的出现，使得此词调在后世相当闻名。此词调源于周邦彦的即席之作，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李清照与辛弃疾二位词家的改造，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叠韵体。在南宋中叶，这种新型的叠韵体与最初的形式产生了双峰并峙的格局，从中也能窥得辛派词人与雅词词人的不同。经过南宋中后期的发展，在声韵、情感、时代风云际会的多重因素的交织下，这种叠韵体在宋末元初时定型，并被后世绝大多数词家所采用。利欲问题的文学书写-论元散曲的世俗抒情
摘要：元散曲以豪放风格称，多用嘲讽的调子来写避世玩世的主题。但元散曲的豪放不同于诗词中的豪放，它不主于人格的豪迈和人性的豁达，而是因于元人的利欲心理。避世看似有着出世的高雅不俗，实则正因充满希望的高级利欲追求不得实现和满足，这种不满足又走向失望的低级利欲追逐中，情绪也更为激烈。元散曲中直接写功名利禄的语词颇多，如“功名”、“富贵”、“名利”、“官”、“钱”等，表面上多对其加以否定，实则正是元人利欲心理的表现。然而元散曲并不能完全取代说明文人的思想情感和心性人格，元散曲中利欲问题的突出呈显只是元代社会现实功利之风在某种程度上的反映，对元代散曲家的评价还需遵循知人论世的评论法则。试论关汉卿杂剧《望江亭》的喜剧意味
摘要：《望江亭》无疑是一部经典喜剧。其喜剧意味不仅表现在喜庆的结局、诙谐的场面、科诨的表演等表层形式，还体现于艺术构思、生活透视、价值评判诸方面的温和敦厚。三个陷阱、三面镜子、三种权衡大致可见出这种喜剧用意。论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关系
摘要：汉赋与汉代奏议属于不同的文体，前者属于纯文学范畴，后者为应用性文体，它们都是汉代高度发达的文体。这两种文体，看似毫不相干，但在汉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代文人基本上都能兼擅奏议与赋；从这两种文体对汉代政治的强烈关注这一角度来看，二者内容上具有较强的趋同性；汉赋与汉代奏议在写法上也互相渗透。汉赋与汉代奏议齐头并进，互相渗透，形成有汉一代一种繁荣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论曹植赋的诗化
摘要：建安赋家曹植的辞赋在题材选择、创作目的、创作手段、意境营构、遣词造句等方面，吸取了诗歌创作的成功经验，呈现出诗化的特征；曹植辞赋的这一变化，是辞赋文体演进的需要，与建安时代的文学观念、曹植本人的特殊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曹植赋的诗化使得辞赋具有了建安文学的一般特征，也使得曹植成为当时的“赋颂之宗”。曹植援诗入赋的做法引领了一时风气，对南北朝辞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当今的辞赋创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官方禁令与道德批判看说书场域的狂欢体验
摘要：狂欢的体验源于对规范的突破与跨越，因此从各类官方禁令与道德批判中恰能够证明中国民间说书场域的狂欢。说书场域的反规范性体现在全民聚集对等级制度的消解、情色内容对性道德的冲击与对本能的释放、盗杀等具有叛离意识的内容对官方统治的颠覆、议政干政等四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广大民众利用民间口头文学批判官方真理，表现自我意愿的狂欢意识。万代集句词籍考
摘要：集句词出现于宋代，北宋末年吴致尧《调笑集句》一卷、南宋中期释绍嵩《渔父词集句》二卷是最早的集句词集。此后历经金、元二代，罕见集句词作品，更没有产生新的集句词集。明代建立后，集句词逐渐复兴，虽然没有出现专集，但刘基《写情集》二卷中的集句词有29首之多。到了清代，集句词创作迅速走向高潮，仅笔者考知即有集句词别集（或卷）30种、总集（或卷）2种，如果再加上董元恺《苍梧词》、何采《南涧词选》、楼杏春《粲花馆词钞》等包括较多集句词作品的3种词集，共有35种之多。姚鼐集外诗歌辑补53首
摘要：中国书店《惜抱轩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惜抱轩诗文集》以及黄山书社《惜抱轩诗集训纂》校点本的相继出版，为姚鼐诗歌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三书均以姚鼐作品的通行本为底本予以校点，并未对其佚诗予以辑补，还不足以称完备。笔者阅连载于民国《青鹤杂志》的姚鼐《惜抱使湘鲁日记》，发现尚有未存录或有异于《惜抱轩诗集》者53首，其中诗52首、词1首。今予以辑补，并略加按语，以供学者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