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下基督教组织的关系管理探析—以新浪微博认证用户为例
摘要：本文从公共关系建立与维护的视角探究宗教组织在微博上的表现。论文采用公共关系维护六维度策略为理论框架，对新浪微博认证的29个基督教组织微博及其一个月内的总计2939条微博进行了考察，构建了宗教组织微博关系维护的具体指标。数据分析显示除个别指标外，总体上，调查样本的关系维护水平和程度较低。此外，本文亦对宗教组织关系维护的指标与微博的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了探究，结果显示在一些指标上呈现出一定的相关度。黄海波事件：舆论特点、反映问题及建议
摘要：黄海波事件持续发酵。部分网民为其叫屈甚至为其叫好，案情细节、者身份等信息，成了媒体报道中津津乐道的内容。对此，我们不能仅仅止于猎奇和一笑了之。媒体应找准明星事件的新闻点，不能助长和渲染不良情绪，刻意误导舆论。主流媒体要在全社会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是非观念，培养积极健康的兴趣爱好，特别是要坚守住道德的底线和法律的红线。拜物·符号·大众媒介：西方广告批判研究的三个关键词
摘要：与蓬勃发展的广告业和广告应用研究相比，广告批判研究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尚无完整的体系，但这并不代表广告批判不重要。批判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式，它有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引发人们的反思，从而更好地促进事物的发展。本文以关键词的形式概括了前互联网时代西方广告批判研究的三大关键因素—拜物、广告符号与大众媒介，并探讨了三大元素之间及它们与广告批判的关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视文艺的民族化”探析
摘要：“文学民族化”、“文艺民族化”、“电影民族化”多年来成为学界讨论热点话题，其基本根源在于“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冲突、对立而引发的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危机意识。以文学与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绘画、摄影、舞蹈等传统文艺形式为母体的中国电视文艺节目，伴随“文艺全球化”风潮中对中国传统文艺形式的影响，呈现出民族性的衰减和弱化民族文化的倾向。但是迄今为止，学界对于“电视文艺民族化”论题研究较少，本文从提出“中国电视文艺民族化”的原因、“电视文艺民族化”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实现“电视文艺的民族化”的路径与方法，对当前“电视文艺的民族化”进行了探讨。共话新闻教育发展共辟学界新路径——“四川省新闻教育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川渝高校新闻教育合作研讨会”纪要
摘要：2014年5月9-10日，由四川省新闻教育学会、四川省老教授协会新闻传播专业委员会主办，乐山师范学院承办的“四川省新闻教育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暨四川新闻教育发展、川渝高校新闻教育合作研讨会”在乐山师范学院召开。会议邀请到省内外新闻教育界、传媒业的有关专家、学者共同就四川高校新闻发展的特色与经验、川渝两地高校新闻教育合作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会议伊始，乐山师范学院副校长谢相勋教授，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任志萍先后致辞。在欢迎辞中谢相勋教授诚挚地希望通过与川渝两地教育界的联系，加强川渝两地新闻教育的合作，思考新传媒环境下高校应该培养具有怎么样的知识、修养和技能的新传媒人。接着，四川老教授协会副会长吕重九对新闻传播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做了高度的肯定，也表达了对本次会议的期望。马克思参与工作的英国工人报纸《人民报》
摘要：马克思1849年以后流亡英国，直至1883年在英国逝世。因而，他与英国工人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参与英国工人的报刊活动。19世纪50年代英国工人宪章派运动处于衰落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了多家宪章派左翼报刊的工作，这些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宪章派左翼领导人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819-1869）主编的周报《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1852年5月8日，《人民报》创刊，马克思在写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兴奋地告知：“琼斯的交印花税的报纸已经出版，而且第一号以惊人的速度销售一空。”^[1]从6月起，马克思参与该报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提供各方面的新闻材料。这段时间马克思对外的一些工作信件，签署地址写的都是“索荷区萨顿街5号《人民报》办事处”。琼斯对报纸的经营很不在行，经常同支持报纸的伦敦资金委员会（共13人，除宪章派代表外，还有一些资产阶级激进派）打交道时陷于困境，为此他经常找马克思咨询。马克思就此告诉恩格斯：“尽管我自己经济困难，却整天整天地同他一起从本丢到彼拉多，^①为他的报纸筹集资金到处奔走。他可怜的小报所特有的国外消息，全都是我供给的。当他同委员会[伦敦资金委员会]、反对者等等打交道而陷于困境的时候，他总是来找我，而且总是听取了我的建议才摆脱了困境。最后，当他的报纸困窘不堪的时候，我用几个星期的时间从编辑上给以帮助，而这个臭报纸的订户确实在伦敦增加了好几百户。”^[2]从1852年10月起，《人民报》直接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他们为《人民报》撰稿持续到1856年12月。考茨基和他主编的《新时代》
摘要：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理论家，也是德国社会理论刊物《新时代》的创始人和主编。1871年的巴黎公社给予青年考茨基社会主义的理想。1874年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经济学和哲学，开始在社会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并成为知名记者，同年加入奥地利社会。1881年考茨基在伦敦结识了马克思。马克思第一次评价考茨基是在这年4月11日，他写信对大女儿评价道：“过分聪明（他才26岁），自负，在某种程度上是勤勉的……我尽可能地把他打发到我的朋友恩格斯那里去。”第二年8月3日，马克思在与另一个人比较时提到考茨基，写道“他比小考茨基要坏许多倍，后者至少有些善良的愿望。”^[1]1883年，即在马克思逝世的当年，考茨基创办《新时代—精神和公共生活评论》杂志（Die Neue Zeit Revue des geistigen und ǒffentlichen Lebens），出版地斯图加特。恩格斯在杂志筹办时的1882年11月15日致信考茨基说：“我祝贺它获得各方面的成功。”^[2]考茨基担任《新时代》杂志主编长达35年。该刊是德国社会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刊物，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论争舞台。该刊最初是月刊，从1890年起改为周刊，1896年时每册32页，年订费13马克。该刊最初所有人是考茨基和海因里希·布劳恩，1901年起转为德国社会党产。该刊从1908年起每月增发一份副刊，每季度为较长文章发行一次特刊。1908-1915年间共发行21期增刊，包括1914年刊载考茨基《种族和犹太人》的一期增刊。该刊1883年创刊的发行量为2300份，1910年增长到9000份，此后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该刊未能实现可持续的盈利，主要依靠党的资助维持运作。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活动家古谢夫
摘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Cepreй ивановичгyceв，1874-1933），原名雅科夫·达维多维奇·德拉布金（яkoв давидо вич драбkин），是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活动家，他曾担任过《火星报》代办员，《前进报》、《无产者报》、《真理报》等报刊的撰稿人，《青年近卫军》杂志的主编。古谢夫1874年出生于梁赞省的一个教师家庭。1896年考入彼得堡技术学院。1895年秋，列宁在彼得堡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当时正在彼得堡求学的青年古谢夫加入了这一协会。为配合列宁的宣传工作，古谢夫撰写并散发传单。1897年3月，他因参加学生示威活动而被沙俄警察逮捕，逐往奥伦堡。影响互联网使用情绪的情境性因素探究—基于一项日记法的调查
摘要：本研究采用日记法记录了741名受访者连续35天的行为、空间移动和情绪数据，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Logistic归模型对影响互联网使用情绪的情境性因素进行了探索。结果表明，是否为闲暇时间是影响互联网使用情绪的关键情境因素。早上上班时段、下午上班时段、他人的住所、工作（学习）场所，这四类情境对互联网使用情绪具有消极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指出受众研究应当对情境因素给予充分重视，结合情境因素分析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心理。论网络新闻语篇中的互为主观性因素
摘要：作为人们认知世界、了解客观事物的一种重要途径，新闻文本的撰写往往带有一定主观性。但网络平台为受众提供更多发现事实真相的途径，网络新闻语篇为获得更多的点击与认可，必须注重互为主观性。本文结合具体的网络新闻事实，剖析互为主观性的因素构成，揭示语言敏感度、语境知识激活能力与受众的互动能力对网络新闻语篇的影响力。微电影的表达策略与传播效果
摘要：“微电影”既是一个热门的名词概念，也是一种热络的文化现象。微电影的出现，与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数字时代“微生活”的生动写照与深刻折射。在数字技术语境中，微电影凭借自身独特的表达策略赢得了生存空间，成为信息时代情感与意义的全新载体。探寻微电影的发展之路，有必要将其置于数字时代的媒介语境之中，深入分析其话语方式、符号策略与审美效果。重大事件中微信传播的舆论引导
摘要：新兴媒体日益壮大的时代背景，微信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媒介异军突起，其传播具有综合性、实时性、相对聚合性特征，如何运用微信这种新媒体形式引导舆论，成为当下研究热点。现实中，重大事件中微信传播舆论引导存在引导主体不明确、引导信息源真实性不确定、引导内容冗余性以及引导有效性欠缺等问题，我们应不断净化媒介生态；健全微信传播的舆论把关机制；主流媒体巧借新媒体平台引导舆论；政务微信树立微信舆论引导的“领地意识”，加强微信“意见领袖”的自律与他律来强化微信传播的舆论引导力。信息图表在融合新闻报道中的运用：以“马航失联”事件为例
摘要：危机是突然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危及组织形象、利益、生存的突发性或灾难性事故、事件等。一般来说，人们对于危机信息需求可以分为几下几类，如个人信息需求（了解亲人、朋友情况）、一般的信息需求、如何消除危机的信息需求等。一般来说，大众媒介通常在一般的信息需求和消除危机的信息需求两个层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灾难作为一种突发性的危机急剧增加人们的信息需求，这使得快速高效地传播各种信息变得十分迫切。如何将这些碎片、分散的信息进行专业、深度的整合；并以一种高效率的表达方式呈现，成为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较量成败的关键。信息图表已经是今天融合新闻报道的一个常用呈现形式。作为视觉化工具的信息图表包括图标、图解、图形、表格、列表和地图等形式。信息图表的主要功能有：提供基本信息、解释关系、追踪事件发生的动态进程等。当然，这些功能并没有明显的分野，他们往往是互相融合的。网络媒体可以依托信息图标进一步融合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并运用新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动态展示。这种手段与传统的文字、文本式报道，有很大的不同。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科普宣传的平台建构与路径探析
摘要：社会化媒体的广泛运用对于公民科学知识的普及有着积极作用，同时又使得科普宣传不得不面临“众声喧哗”的困境。当下，网站依然是科普宣传必须的界面平台，但以告知、展示、宣教为主要功能的传统科普网站已经难以吸引受众，日渐门可罗雀。如何发挥现代化信息优势，打造媒体、科学家、政府、公益组织、公众良性互动的科普宣传平台，是当前开展好科普工作必须高度重视的课题。本研究探讨了社会化媒体时代科普平台建构的基本原则与要求，提出了提升科普宣传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十二条”路径选择。网络视频业版权纠葛解决路径探析
摘要：2013年底，中国网络视频反盗版联合又一次将社会对网络视频业的关注聚焦到版权问题上。回顾中国网络视频业的发展，关于版权的纠葛从来没有停止过，既与法律规范不健全有关，更多的是行业自身发展的困境所造成。对于网络视频业而言，当下的关键在于如何化解版权纠葛，使行业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这需要政府与法律部门的外在监管，更需要行业内积极主动地解决版权矛盾。手机不良内容的规制路径、框架和手段—英国的经验及启示
摘要：在治理手机不良内容的传播以及保护未成年人安全和权益问题上，英国采取了“自律为主，共管结合”的规制路径，要求手机运营商必须对商业内容进行分级标注，建立了一个内容分级的共同标准，并建立起了一个全民共管的监督体系。同时，在限制性内容的规制方面，则采取一条“疏堵结合，控制准入”的规制路径，通过年龄验证机制、父母控制机制、教育和辅导机制等多种控制机制来阻止未成年人接触到手机不良内容。英国治理机不良内容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