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溢出：《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商业空间和商业文化建构1949-1966
摘要：近代上海拥有较之中国过去任何时期更密集和更高的地方商业文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公众空间被认为一扫昔日的女性化、商业化和洋化.在本研究中,作者通过《新民晚报》的文本透视在“前17年”中社会主义城市上海的商业和消费空间.1949年后党对上海商业空间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造可视作一种“规训”,是计划经济对商业空间的束缚.如充满社会主义运动内容的被“武装”起来的橱窗,在种类和数量上重新规划的百货商店格局.然而, 《新民晚报》文本中的社会主义上海的商业空间也有大量溢出权力控制“框架”外的内容,消费者的身份并未完全消失,市场活动的空间也未完全关闭.这种报纸自身话语的矛盾和与当时政治氛围的矛盾,既是社会集体意识和心性的表现,也体现了报社内部在新闻生产时人员、流程的复杂性,是“新闻场”、“社会场”“权力场”交织作用、彼此斗争的结果.社会转型时期媒体底层叙事框架分析
摘要：近年来,媒体聚焦弱势群体的底层叙事呈现增多趋势,“小人物”频繁出现于各媒体,这种报道对象选择的集体“转向”既有一定的政策导向因素,也内含新闻行业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同时还与市场导向有关,媒体的底层叙事往往会根据一贯的价值取向建构出不同的话语体系.公共性的迷思：微博事件中的知识分子及其社会行动——以钱云会案中知识分子观察团为例
摘要：本文以微博事件中的知识分子及其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钱云会案中知识分子观察团的社会行动,分析在新媒体环境下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呈现及其可能.通过案例分析本文认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寻求与构建,不是给定的和内生的,而是一个不断变化与交流的结果.新媒体环境对知识分子公共性的思考与建构带来新的契机和障碍,在社会转型使各阶层尚未完成结构性调整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代表性和公共性依然处于迷思之中.谁的权力场域？——“韩方之争”与微博的政治经济学
摘要：本文认为,对微博的批判性分析需要将运营和使用微博的具体社会主体（而非技术和泛化的用户）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当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互联网公司已成为中文微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其对于投入和产出的考量成为微博进一步发展的核心推动力,而扩大的商品化和商业化则是微博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微博与社会民主化的关系,需要审慎分析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下,市场力量在型构微博论争中的结构性影响.通过回顾“韩寒与方舟子之争”,本文提出,这一争论契合了一个快速商品化的微博平台,通过名人效应和看似多元的意识形态论争聚集了微博商品化的用户基础；而商品化的微博空间与微博表达的自由与公正绝非简单一致.被置换的政治主体与微博政治——微博内的广东“乌坎事件”
摘要：2011年9月21日、至11月21日始,广东省汕尾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村民因土地纠纷爆发“群体性事件”（以下简称“乌坎事件”）,新浪微博内的网友对此事件持续关注,由此,引发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本文试图梳理出微博网络中的“乌坎事件”发展脉胳,并将其置于更广大的历史政治环境中加以考察,以此分析当下“去政治化”的条件下微博关于“乌坎事件”言论立场的政治性表达,从而更深入地认识微博舆论背后的复杂意识形态机制以及政治性诉求.“乌坎事件”本以乌坎村民的土地问题为事件中的核心要件,然而,随着事态的进展,新浪微博内言论关注焦点却落在了乌坎村民选举事宜之上.本文认为这种焦点转移无疑是对“乌坎事件”土地问题背后复杂性的遮蔽和化约.数字媒体与新闻“信息娱乐化”：以中国三份报纸官方微博的内容分析为例
摘要：笔者试图通过分析中国传统媒体利用社交媒体微博的内容呈现,来回应当下大陆流行的“对于数字民主的迷思”（myth of digital democracy,Hindman 2009）.本研究聚焦“信息娱乐化”（infotainment,Carpini＆Williams 2001）,对中国大陆三家传统新闻媒体的微博进行了内容分析,并辅以深度访谈作为量化数据的补充.尽管这些官微的帖子大多秉承了常规的新闻报道风格,但其内容生产表现出与社会政治及公共事务并无多大关联的个体化内容.此外,这些微博混杂了新闻、评论、服务等各种五花八门的类别.中国新闻业在互联网到来之前便存在的“双重封建化”问题（展江2005）并未改善,甚至可能在新技术普及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加重商品化取向.当前社交媒体在资本运营、技术研发、受众劳动力开发、内容生产等方面都对中国传统新闻媒体有相当的冲击,传统媒体困窘于体制约束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新媒体环境下盛行的信息娱乐化和表达个人化之趋势.它们主动进行自我审查,其微博账号体现了大陆传统媒体驯服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的生产策略.西方传播学领域微博研究的现实呈现——基于三大索引数据库的计量分析
摘要：本研究基于对SSCI、A＆HCI和CPCI-SSI三大索引数据库收录的70条文献记录的计量分析,认为西方传播学领域的微博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微博引发了多学科研究关注,传播学者关注更多；微博研究数量和被引频次呈逐年增长趋势；欧美仍然是微博研究的中心,中国高水平研究相对缺失；微博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基本符合布拉德福定律；传播形态、用户和社会影响是微博研究三大主题,同时也覆盖了其他层面；微博研究的层次日益明确,且正经历着研究层次的演进；绝大多数的微博研究依然沿袭一贯的实证研究传统.当前我国城市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困局与对策分析——以浙江省地方电视台为例
摘要：在我国,城市电视台数目十分庞大,覆盖面广,是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的主要阵地.然而,随着传播技术演进,媒介竞争加剧,网络、手机等各种新型媒介一同蚕食着其新闻节目的空间.与此同时,央视新闻又凭借专业化的信息资讯独占鳌头；省级卫视也强调特色定位,靠娱乐节目异军突起,城市台在两者的强势挤压下,收视率和收视人群都在不断萎缩,发展处境艰难.本文选取浙江省的城市电视台为个案,剖析城市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困局,试着探寻城市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对策与出路.政府采购农村电影放映补贴发放机制研究——以上海、江西、甘肃、陕西调研为例
摘要：“十五”期间,为解决广大农牧民群众看电影难的问题,政府提出了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即基本实现农村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这是贯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重要举措.2007年,国家专项财政资金对农村电影放映进行补贴,取得成绩的同时补贴发放还存在问题.笔者于2009年11月-2010年9月对上海、陕西、甘肃、江西四个省市,进行了系统调研,分析了目前农村电影放映及补贴发放方面的现状及问题,提出相关建议.媒体服务的供给模式研究
摘要：政府一直是我国媒体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而随着媒体逐步走向产业化发展道路以及其本身的公共性,现存的传媒产业体制虽能满足公民对于信息消费的基本需求,但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媒体提供主体多元化是解决这种缺陷的一种重要思路.本文依据主体结构把媒体服务供给模式分为单中心模式、双中心模式和多中心模式,通过对不同模式的利弊分析,探索媒体服务供给的理想模式.企业形象的碎片化呈现与传播
摘要：“形象”绝不仅仅是一种主观评判,它是由客观形态的“形”和主观形态的“象”共同构成的,企业形象也不例外,是兼具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存在.企业形象的传递离不开传递信息的符号,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恰恰对应了形象的“形”和“象”,只是这里的“所指”更多的是“含蓄意指”的所指.尽管形象是一个整体概念,是对人和事物的综合评价,但却很难在同时同地全方位地呈现出来,常以碎片化的符号形态散落在时空中,逐步建构起整体的形象.光线传媒成功运营的“九力模型”面面观
摘要：“九力模型”是中国学者根据波特“五力模型”延伸出来的关于企业竞争力的分析模型,主要包括4项企业内部属性竞争力和5项企业外部属性竞争力分析.光线传媒从电视业务比重看应当是民营电视企业中的佼佼者.本文通过“九力模型”分析了光线传媒的内部和外部竞争力,并对光线传媒的竞争进行了综合的点评式分析.突发公共事件中科技新闻网络传播效应思考——以2013年3月爆发的H7N9禽流感为例
摘要：网络的发展使科技新闻的传播有了更好的平台和载体,但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也会出现弊端,诸如科技知识比例偏低、快餐化和媚俗化、传播失实等现象.针对这种问题,在对个案网络传播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要从议题设置、小众化的传播模式、网络从业人员的科学素养、预警机制几个方面提出应对策略,提升网络对突发公用事件中科技新闻的传播效应.传统报纸融合化发展路径研究
摘要：一、前言 随着媒体传播介质网络化趋势的愈演愈烈,近十年来传统报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2003年到2005年,报业发展遇到了第一个寒冬,2011年到2013年,报业产业整体出现行业性业绩大幅度下滑,甚至亏损.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波动,而是外部环境的冲击带来的荣枯与存亡问题. 报业产业如何把自身的优势嫁接在新技术上,颠覆传统惯性,突破困境,延伸产业生命青春,正是本文的宗旨所在.笔者认为,融合化的发展模式是报业产业突破发展困境的有效路径.新兴媒体语境下的内容监管政策与原则
摘要：新媒体进入人类生活,其传播方式和新颖载体不仅突破了传统传播学的相关概念,也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媒体内容监管方式与原则在新媒体语境下变得尤为突出.本文介绍了中国主管部门颁布的一系列法规,介绍了国际上各有特色的各国监管方式,介绍了国家主管部门对新媒体内容监管的基本态度,介绍了业界对此问题的基本共识.在新媒体己经成为中国传播格局中重要力量的今天,关注新媒体内容监管应该成为业界研究的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