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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对“好”报刊与“坏”报刊的阐述,是马克思报刊理论的精华。好报刊独立、自由地表达人民精神,关注人民的苦难,却遭到官方的查封。坏报刊为专制制度辩护,漠视人民的疾苦,惯于谄媚撒谎,却受到官方的保护。服务于好报刊与坏报刊的记者,从业志向也有天壤之别,表现出善与恶、真与伪的人格对立。
摘要:算法型信息分发给传播领域带来巨大而深刻的革命性改变,必然是一种重塑传播规则、改变人们认知的全新规则与机制的建构与改变。算法与传媒业的深度融合,不断形塑着传媒业的实践,给信息采集、制作、分发等流程带来了全新机制与规则,同时也给传播伦理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作为一种越来越主流的信息分发形式,其未来发展必须着力于解决现实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与隐忧,才能开辟其登堂入室的光明前景。
摘要:智媒体时代,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们在变革媒介技术的同时也被悬置于媒介技术营建的环境之中,其观念和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人类自身创造的媒介化环境的影响,在不自主的情况下持续地被动改变,被打上媒介技术的“烙印”,并受到来自媒介技术的“反向驯化”。强调媒介对人“反向驯化”的目的,并非是站在技术悲观主义者立场对媒介技术做简单的否定,也不是要重回“技术还原论”的窠臼,而是通过“冷思考”来为智媒的发展厘清思路和扫清道路。
摘要:在当今传媒业越来越繁荣发达的生态环境下,在编辑学科建设方面,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编辑思想研究以及编辑学发展,应该上升到一个新的学术理论高度。而中国编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更是编辑思想研究的最基础的环节。在中国,编辑思想的起源,首先与文字的发明息息相关。为了科学地探究中国编辑思想的“史”之源头,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中国文字产生发展的起点和过程。依据这样的标准和思路,通过对编辑思想起源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上古三代质朴的编辑观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雏形。而在整个文字创造的过程中,又贯穿着人类早期编辑思想的萌生。
摘要:随着“互联网+冶概念的提出和迅速发展,“互联网+冶思维也逐渐深入人心。如今,以“互联网+电影”为基础的电影营销产业链不仅衍生出了许多新兴而高效的营销手段,还形成了“影院一平台一用户”三方共赢的O2O营销模式。
摘要:“礼”是华夏文明的显著标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电视剧《琅琊榜》和《琅琊榜之风起长林》是反映中国礼文化内涵的最具影响力的系列影视作品之一,观众对其剧中蕴含的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深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文章从“为国以礼”的传播理念、“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情深而文明”的礼乐文化、中国礼文化的认同与文化自信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摘要:孔庙是综合了祭祀、教育、传播、交流等多重属性和功能的建筑群,从传播空间论来看,孔庙是人之延伸、礼之媒介、教之场域,承担着教化天下和传承文明的重任。从孔庙的媒介表象深入其内里,会发现孔庙是一个记忆得以储存、共享和再生的记忆之场,同时还是一个集合性的“纪念碑”:孔庙不仅仅是对孔子的纪念、对孔子历史地位的肯定,还是道统(儒家传道系统的一种说法冤的象征,甚至成为拥有道统的先决条件。孔庙的纪念碑性在当代应当被重新认识和重视,这对唤醒文化记忆、实现国家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央视综艺节目《国家宝藏》与全国九大博物馆合作,以文博探索为主题袁立足于悠远深长的中华文明底蕴,以表演和纪实相结合的手段,讲述国宝的“前世传奇”与“今生故事”。从仪式传播的视角来看,它找到了电视节目娱乐性与文化价值的平衡点,为当下的电视节目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是电视仪式传播与传播的仪式化相结合的范例。通过电视文化的传播,解读中华文明的历史遗存,唤醒文物蕴藏的文化记忆,构建文化的象征意义体系,彰显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的时代价值。
摘要:视听符号作为建设和传播国家形象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新媒介语境下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2017年全球祭孔大典借助直播的方式,从内容传播方面来看,网台联动实现差异化互补;从视听效果方面来看,跨屏互动、多屏联动丰富观看体验,使观众可以多渠道、全方位投入到视听传播的盛典中,营造全中国乃至全球共同参与的媒介景观。祭孔这场盛大的视听传播仪式,承载着华夏儿女的社会记忆和文化认同,对于实现文化传承与国家形象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亚罗号事件”爆发之后,《北华捷报》对其展开了大规模报道。通过表明立场、跟进事件进展、发表社论和刊登读者来信,制造了舆论话题,引发读者热议。《北华捷报》通过议程设置,发挥了媒介引导舆论的作用,使“亚罗号事件”及后续冲突进入在华西人的舆论视野,为英国海军提供了舆论引导,更为其借“亚罗号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提供了理由和借口。
摘要:2017年年底,新一轮报纸“关门潮”再次涌现,纸媒存亡问题又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讨论。纸媒的困境与互联网的活跃直接相关,其“互联网化”转型需从内容、技术、平台、营收、人才等环节进行创新。除内容付费外,纸媒应探索多样化的“交叉补贴”模式,发挥自身在“优质内容生产”上的独特优势。面对纸媒没落这一现实,传统媒体人纷纷通过进入公关等行业实现个人转型。无论从机构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看,纸媒的生存或死亡,都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业者深思,需要我们用实际行动作出回答。近日,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互联网与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员夏德元;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石力月;上海报业集团主任记者,上海观察数据新闻中心总监尤莼洁就“纸媒: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进行思考与对话。
摘要:新媒体的4A传播模式给我们带来了舆论生态新的变化,舆论表达更为多元,舆论时效显得更加重要,突发事件的舆论影响更为广泛且更易失真。因此,舆论引导工作也应有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及时应对、适时引导、有效整合,以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发声,引导民众合理表达诉求,逐步适应新型传播模式下的舆论传播与引导规律。
摘要:作为中国新闻报道的一个传统品种,党报理论运用于新闻宣传实践的产物,典型人物报道在全媒体转型时期面临新的困境和挑战。通过对重庆主流媒体“逐梦他乡重庆人”系列报道分析看出,当前主流媒体采用全媒体报道模式进行典型人物报道,应围绕全媒体报道、深度、质量、联动和格局五个关键词做文章,全媒体报道、联动是重新组织报道生产和传播的新的思维方式,深度和质量是达到良好传播效果的基础,而大格局高立意是提升典型人物报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根本。
摘要:基于大数据技术开展对外传播效果评估具有全样本测量、调查数据实时更新和反馈、评估结果更为客观等优势。在大数据思维的主导下,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应改革现有对外传播效果评估体系,融入视听指数、网络关注指数、满意评议指数、传播渠道集中指数、网络推荐指数、黏性用户指数和广告吸引指数等评估指标要素,扩充对外媒体用户的“数据源”,加强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建设,从而实现面向东盟的有效传播。
摘要:近代中西方传媒责任伦理观有较大的差异,在理论基础上,中国的责任思想遵从天命道义,西方则追寻现实自由。中国的传媒大责任观决定了社会整体利益才是责任指向,而西方则始终将新闻自由作为最核心的责任目标。在责任制度设计上,中国主张软性调和与道德自律,西方更加强调刚性的外在约束和明确的责任落实。近代中西方传媒责任理念根基的迥异为各自新闻传播事业的成长设置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也为今日传媒治理对策的研究提供了参考。新闻大学
摘要:《北洋画报》在中国传媒界被称为“北方巨擘”,它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生活状况有着清晰的描绘,其中封面女郎作为与读者互动交流的首要窗口在研究报刊时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采用定量内容研究和内容分析的方法,针对《北洋画报》封面女郎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女学生进行了分析研究,女学生封面形象得以传播的原因在于:(一)社会动荡的战争环境中诞生的爱国力量;(二)契合《北洋画报》自身的编辑方针;(三)教育的普及和现代化思想的开放。
摘要: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纪录片《科恩眼里的中国》用国际化的叙事策略,记录了真实的中国风貌,将中国故事讲给了全世界,通过镜头塑造了新时代的中国。该片为如何传播好中国新时代声音、讲述好中国新征程故事、实现对外传播精准化转型、提升中国对外传播力提供了借鉴。
摘要:罗伊.迪士尼作为沃尔特.迪士尼娱乐集团的创始人和经营者,将传统的文化产品生产作坊发展成为现代经济管理人的公关模式,缓解了文化生产中劳资双方的矛盾,开创了传统企业规模化发展的道路,成为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经营模式的代表人物。罗伊.迪士尼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理人,在长期的企业管理中探索着文化产业的特征,并且根据法律制度的关系建立起了新的方向。第一,企业的公关必须在法律的界限之内,而解决劳资双方的负面新闻必须以企业妥协为前提;第二,企业的公关必须依附于资本的性质,集团利益最大化才是真正的出路;第三,企业的公关必须维护公司品牌,只有客观公正地认识企业存在的缺陷,才能成为企业全球化市场的真正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