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创作——许钧教授谈莫言获奖及其作品的翻译
摘要：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学界对于其作品与翻译的关系予以了关注，发表了不少的观点。有的认为，再忠实的翻译也是对原著的一种改写，凭翻译将诺贝尔奖授予莫言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盲目性；有的认为，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获奖，在很大程度是靠了“美化”的译文；也有的认为，翻译是莫言作品产生世界影响的必经之路，原作与翻译之间呈现的是互动的关系。带着相关的疑问，笔者就莫言作品的翻译及其引发的争论请教了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内在的人
摘要：如果我说，这是一个不断向内转的时代，或者说，这是一个内心觉醒的时代，很多人肯定不会同意。但我坚信，如何发现、重塑一个内在的我，不但是现代文学的主题，也将会是现代人不可回避的人生话题。尽管这些年来，随着商业主义、消费主义的兴起，人类似乎一直在向外转，一直在和物质、消费达成某种默契，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那个沉睡着的内在的我，总有一天会苏醒过来。得诀只在能透过一层：论李唯的小说
摘要：十几年前，读《腐败分子潘长水》（《文学界》，1999年第二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此前我没有读过李唯的小说，此后我记住了“潘长水”的名字，也记住了李唯的名字。李唯的小说，写得曲折、深透，而又平实、亲切，有自己的腔调和情调，有自己的气质和性格。初看上去，他写小说，似乎大不咧咧，有点嘻嘻哈哈地闹一闹的意思；他的幽默也是有感染力的，会时不时地会惹人笑出声来。重读《白鹿原》
摘要：陈忠实是我非常敬重的作家，《白鹿原》是我特别喜欢的长篇小说之一。更何况，尽管我一直把《白鹿原》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相当罕见的一部具有经典意味的长篇小说，但颇为遗憾的是，迄今都没有写过关于这部作品的批评文字。个中原因说来倒也简单，其实是一种畏难心理作祟的缘故。《白鹿原》：二十年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摘要：从1992年3月25日陈忠实把《白鹿原》手稿郑重地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编辑高贤均和洪清波之始，时间倏忽已过去了二十年。在这期间，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处于这种场域中并凝聚着陈忠实之生命的《白鹿原》也经历了颇为传奇乃至沧海桑田的命运变迁：虽然不乏商榷、批判乃至彻底否定的声音，但仍无碍于它成了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虽然也遭遇过出版、走向市场，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
摘要：作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代表作家之一的陈忠实与“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的柳青都来自黄土高原的陕西。地域上的亲缘关系，黄土高原博大而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使得陈忠实在生活和创作上表现出与他的前辈作家柳青颇多相似之处。譬如，都曾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农村的最基层，都曾担任过基层干部，了解和熟悉农民的思想和生活，《白鹿原》的复调叙事艺术
摘要：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通过描绘农村社会，农民生活，揭秘中国传统文化，揭示中国人的传统心理结构。对此，陈忠实是非常自觉地。他说自己“是从农民世界里滚过来的。”出生在农民家庭，当过民办教师，教的全是农民子弟。后来转为乡镇干部，工作对象还是农民。因此，他知道，“农民世界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尽管人们以现代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时，发觉他存在着落后、愚昧、闭塞、李佩甫：一个被低估的作家
摘要：在当代小说家中，李佩甫是一位具有持久创作能力而又成就显著的作家。他的创作和新时期文学同时开始，在80年代中期，他以《红蚂蚱绿蚂蚱》等作品显示出自己的风格，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总能拿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作品，并产生一定的影响。90年代的《黑蜻蜓》张扬卑微者坚忍的生存意志和默默无闻的道德尊严，给人一种纠结、论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
摘要：经过十几年的沉淀积累，李佩甫在2012年最终完成了他的“平原三部曲”：《羊的门》（1999）、《城的灯》（2003）、《生命册》（2012）。李佩甫将书写的笔端深植中原的腹地——豫中平原，他笔下的“平原”是中原的缩影，书中的“平原人”即是中原人。“平原三部曲”凝结着李佩甫对于中原人精神根性的把握和对其精神现状的思考，它传承百年的文学传统直面中原人的“国民性”，展现了在现代化大潮中中原人的变与不变，揭示了中原人进入“现代”的艰难与复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堪称是中原人的“精神史诗”。论李佩甫长篇小说《生命册》
摘要：李佩甫在谈论作家张宇的时候说：“他用笔建起了一座剖解人生的试验室，他的笔紧紧地猫着‘存在’之刀，拿出的是一张张人生的切片。”①这何尝不是李佩甫自己创作的夫子白道。李佩甫的小说有浓郁的乡土背景，所写的人物大多是现实中的平民，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丰厚的“资源”，多维批判视野下的《生命册》
摘要：这是一部容量很大的小说，浓缩了五十年的时代变迁和人物的命运纠葛，呈现出不同时代境遇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这也是一部颇能体现作者写作雄心的小说，是作者调动所有创作资源对平原世界的全景展示，是一次对自身生命历程的凝神回眸。本书的写作对作者而言是前所未有的考验，因为他的着眼点是大时代的风云变迁。但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通过几个主要人物将众多人与事串联起来，并运用复调叙事手法交叉展开两个不同时代的画卷和话语空间，巧妙地避免了叙事的繁复和似乎理所应当的宏大叙事。“亚世界”的建构与短篇小说的叙事
摘要：很多人都认为，短篇小说是一种与诗歌最接近的艺术。我以为，这句话不仅表明了短篇内在的艺术特质，也道出了它在叙事上的认知特点——短篇通常不用对社会现实或历史的外在变迁高度负责，也不必过度依赖作家强劲的理性逻辑，它更多地依靠创作主体的直觉经验，强调对人物内心体验的微妙呈现。事实上，大量优秀的短篇小说，总是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在意蕴，并且生动地呈现了某些极为微妙甚至诡异的生命情态或生存体验，关键就在于它是借助作家的直觉在感性经验上进行叙事的结果。2012年短篇：平常中的变异
摘要：平，是2012年的短篇小说为人们选择的一个关键字，平淡、平常、平稳，就是这一年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印象。但是，平并不意味着停顿，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它意味着事情是在正常的状态下进行着，事情在平稳的进行中也会悄悄地发生着一些变化。但人们往往总是期待事情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也总是对巨大变化留下深刻的印象。2012年短篇：纵深逼近
摘要：尽管人们对当下的短篇小说不大看好，评价不高，但当我粗读了2012年的数百个短篇，又细渎了其中的数十篇重点作品，深切感到：它在静水深流式的发展中，在题材的拓展、思想的深化、艺术的精进等方面，确有诸多突破，正在向社会人生的纵深逼近，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成熟的创作景象。当然，这种突破还是渐进的、潜在的，还形不成一种变革式的态势，固有的社会、思想、方法的局限依然强大。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后新时期”小说的“孝亲”倾向——以《农民父亲》等小说为例
摘要：“后新时期”出现了以《农民父亲》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孝亲”倾向的小说。“孝亲”之“孝”主要集中在“父亲”身上，这批作品一般采用子辈视角，表达对父亲的敬仰、敬重、悲悯、忏悔。《农民父亲》等作品的出现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密切相关。新世纪小说的乡土空间叙事及其意义——以《湖光山色》为中心
摘要：与反响强烈的农民工进城叙事相比，新世纪小说中乡村空间受到城市商业文化的冲击而被动城市化的叙事，往往被视为20世纪以来农民现代化主题的某种延续，因而其价值与意义被低估甚至忽略。事实上，聚焦城市资本形塑乡村空间的叙事把笔触伸向商业化冲击下的农村社会的变迁，当代官场小说叙事母题论
摘要：当代官场小说创作兴盛，这类小说创作存在两极，一极是以刘震云为代表的纯文学，通常注重独创，长于社会文化批判、自我反省，一极是以形形色色的网络作家为代表的大众文学，往往较多因袭，借写小说放纵各种白日梦，堪为当代群体心理的病理标本。但不管是怎样的创作追求，民间母题和结构在各类官场小说当中都非常重要。在文学研究中，母题的概念原来大多用于民间文学，维谢洛夫斯基、汤普森等认为母题是民间叙事作品中最小的情节单元，母题可以分为三类：角色母题，背景母题，情节母题。重读《闪闪的红星》
摘要：本期和下期刊发的两篇文章围绕七十年代影响比较大的两部作品《闪闪的红星》和电影《海霞》展开讨论。张楠的文章《重读《闪闪的红星》》把《闪闪的红星》置于“革命历史小说”的范畴中予以定位，但同时敏锐地指出其属于“革命英雄前传”，正是因为这种“前传”性质，使得《闪闪的红星》在修辞方式和人物塑造上都呈现出与“革命样板”一定程度的“偏离”，而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正是对这种“偏离”不断矫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英雄前传”被完全缝合进意识形态的叙述，并完成“教育”和“范导”的功能。毫无疑问，在七十年代文学的生产过程中，这种个人、集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博弈、改造和被改造是常见的模式，耿瑛丽的文章《在权力之间的博弈》通过对小说《海岛女民兵》到电影《海霞》的改编过程的历史梳理，通过大量的史料具体地呈现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动摇了当下文学史对于“七十年代文学”刻板单一的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