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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坛 2017年第01期杂志 文档列表

学术论坛杂志专题：《诗经》研究

《诗经》中作为动词的“王”及其所属诗句的解读1-8

摘要：《诗经》中出现的“王”，有时不是用作指称天子的专名，而是表示前往、出行，毛传已经指出一个案例。《国语·周语上》《商颂·殷武》也有把“王”用作动词表示前往的句子，这种用法属于商周官方的雅言。战国后期到两汉，以“往”释“王”成为通行的惯例。《诗经》中“王”作为动词指出行、前往，能够一以贯之。所谓王室、王事、王于出征、为王前驱，均与周王不存在直接关联。以往对动词“王”在《诗经》中的运用出现误读，是由于对“王”的意义延伸环节未能全面把握。对“王事”的误读，还与对《诗经》言事的行文习惯和体例不够了解有关。

《诗经》史诗与周民族的历史建构9-16

摘要：《诗经·大雅》中的五首史诗性作品，《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依据诗歌本身的叙事模式与特点，可以清晰地区分为历史实录型、神话夸诞型和仪式记忆追述型三种。它们的产生，分别关联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思想形态：《绵》《大明》所展示的清晰的历史叙事，是古公蛊父“作五官有司”的成果；《皇矣》《生民》的神话记忆，是乐官在剥离了记史的职责之后，专注于仪式颂赞，美化和神化先祖的产物；《公刘》则是在宣王不藉千亩的背景下，公卿大夫通过复现仪式活动所承传的模糊的历史记忆献诗以谏的产物。因此。周民族关于先祖的历史记忆，存在着一个建构的过程。在乐教占主导地位的西周时代，由乐官主导建构起来的后稷诞生、公刘重农、文王受命的历史记忆。反过来影响了后世史家的历史叙事。《史记·周本纪》关于周族发展史的历史叙述。便是史官接受乐官文化影响的结果与体现。

《诗》《骚》“求女”意象探源——从清华简《楚居》说开来17-24

摘要：清华简《楚居》对楚先祖季连与穴熊两次“求女”的记载，不仅可以和《史记·楚世家》《世本》《大戴礼记·帝系》等传世文献关于楚人早期世系相互印证，同时也为解读《国风》和《楚辞》中的“求女”意象提供了很好的旁证。《汉广》《蒹葭》是《楚居》求女传说的空间传播结果；而《离骚》三次“求女”则是《楚居》楚先祖神话传说在后世的“再现”或“复活”。“求女”意象具有原型意义。一直绵延到秦汉魏晋到唐宋时期，影响范围则涉及诗歌、辞赋和小说等。

论《鲁颂》借名为颂而体实国风25-29

摘要：《诗经·鲁颂》虽为三颂之一，但它的语言形式却不像《周颂》那样艰深古奥，而是相对浅易，接近风诗。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用语上看，《鲁颂》用语比较平易，不像《周颂》语言那样佶屈艰深；二是从表现手法来看，《鲁颂》像风诗一样多用比兴，这可以有效地化抽象为形象，激发读者联想，由此降低语言的难度，增添语言的形象性；三是从章法来看，《鲁颂》不仅像风诗一样分章，而且采用重章复沓章法，复沓的好处是各章重复之处较多，用字较少，可以减少读者阅读的障碍，这种章法不同于《周颂》的不分章；四是从诗句逻辑关系来看，《鲁颂》像风诗一样，语句的内在逻辑关系非常清楚，不像《周颂》那样字与字、句与句、章与章之间逻辑关系看不清楚。《鲁颂》共有四首作品，体实国风是其语言的整体特色，具体到每篇作品，仍然存在深浅不一的情形，其中《■》《有■》两首语言形式完全体同国风，《泮水》主要运用风诗语言，同时也借鉴了一些雅颂语言因素，《■宫》语言则主要采用雅颂语言并适当借鉴风诗。本来《鲁颂》应该像《周颂》一样写得古色古香，但事实上《鲁颂》作者主要用的是风诗语言。在这个现象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学术论坛杂志专题：社会治理研究

“项目制”运作方式下中西部农村社会治理的马太效应30-34

摘要：改善与保障民生可谓社会治理中“预防”环节的核心。当前国家层面已经向这个环节投入更多的资源，也具备了实施加强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扶助和支持力度，促进这一地区农村民众解脱贫困这样的大政方针的物质条件。但是，中央政府向中西部相对贫困地区农村投放资源以图改善这些地区农村民众生活，帮助他们脱贫的举措却因在现行体制背景下采取“项目制”的运作方式而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变数。这是因为项目虽然减轻了行政的烦琐，但在现行干部问责制度下，实施项目需要考虑风险规避，故县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向基层乡村发包项目时，必须考虑村干部和村庄精英完成项目的能力和实力，因为上级政府不同职能部门均有项目发包，故这种遴选承包者的原则就会导致“赢家通吃”局面的形成，从而在这些地区产生新的马太效应。

从国家包揽到多方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社会治理理念与实践35-41

摘要：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国家视角下的治理理念的局限性：一方面，公共文化项目的推行依循着标准化、均等化、清晰化、简单化的方式，忽略了文化复杂性、族群异质性、地方差异性和个体多样性。造成均等化供给满足不了差异化需求的结果；另一方面，上级政府借助数字化、集合性的、静态的事实对下级进行考核，以建构性的事实掩盖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真实存在的鸿沟。有鉴于此，在治理理念上，应消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强调治理过程中的多主体参与和相互依赖：在治理实践中，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民众之间的协调整合，营造公共文化事业中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局面。

“政府造社会”背景下社会空间的拓展与边界重塑——以H区农村治理变化为例42-48

摘要：作为国家政权向民众延伸的基层政权面临着上级政府的行政压力和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在“权力有限，责任无限”的困境中挣扎。面对这一困境，各地方政府都在探索各种类型的“社会建设”实践．试图寻找和发掘社会的主动性。文章以东南沿海某市H区所施行的“共同缔造”战略为案例，分析这一带有强烈“政府造社会”特征的社会改革过程。“共同缔造”实行的“反向项目制”的管理模式调动了村庄社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拓展了村庄社会空间，其自下而上的项目申请模式也给项目制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共同缔造”同时改变了基层政权的治理模式。村庄社会空间的拓展和基层政府治理方式的改变重塑了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但是共同缔造具有行政路径依赖和政府主导的特征，对社会发育有拔苗助长之嫌。

从草根工业到项目制：对村庄公共品提供传统的回归——兼论村庄治理的物质基础49-56

摘要：文章以河北省P县西水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西水村不同历史时期村庄公共品提供逻辑的分析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水村村干部和村民对村庄公共品的理解经历了从一致到不一致再到一致的变化，进而形成了“共同致富、共享福利”（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政治为经济服务”（1990年代中期至2012年）、“项目治村”（2012年以来）等三种不同的治村思路。总体来看，从草根工业到项目制，西水村的村庄公共品提供呈现出回归传统的态势。

马尔库塞眼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57-62

摘要：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只能通过现象学方法表现出来。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不同。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为马尔库塞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马尔库塞批判了海德格尔现象学的三个缺点，即抽象性、形上性和非政治性，认为海德格尔对本真和非本真的划分缺乏辩证性。马尔库塞对辩证法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历史进行了考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只有通过辩证法才是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范畴的深层解读63-67

摘要：价值观就是主体对价值的反映。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普遍方式，价值观的表现形式包括不自觉的价值心理（欲望、动机、兴趣、情绪、情感等）和自觉的价值思想观念（理想、信念、信仰等）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密切相联。不可分割。价值观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价值主体的确认，二是对现实价值的认识、体验和态度，三是对理想价值的追求。价值观是主体对价值的反映，价值主体的利益和需要决定了价值观的性质，“站在谁的立场上”来评判价值是价值观的核心和灵魂问题。由此，价值观必然具有主观性，具有个体性、特殊性和为我性，因而价值观是多元的；不存在普世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回溯”现象的反思与超越68-72

摘要：理论同实践的真正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青春与活力之源。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走向却是重新哲学化及与之相应的文本化、知识化、职业化和学院化．马克思主义日益蜷缩在狭小的学术圈子内，变成由少数精英把玩的智力游戏，在单纯的文本解读和话语的加倍增殖中趋于思想化和思辨化．从而解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武装，最终表现出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和无能为力，使其退回到马克思批判过的旧哲学形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回溯”现象。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质的重温及对“回溯”现象的反思，目的是超越单纯的认知偏好，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干预能力和大众关怀。

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的逻辑进程73-77

摘要：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并非纯粹的理论批判，它是对现实社会的现实批判。这一批判通过三个依次递升的逻辑进程获得了说明：从法哲学批判到国家批判，显示出马克思进行形而上学批判的缘由；从宗教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揭示出形而上学的非独立性及其现实基础；从哲学批判到资本批判，揭露出形而上学在观念领域和现实生活中对人的抽象统治。这个过程之所以是逻辑进程，就在于它以马克思思想本身的逻辑过程为内在依据。

构建长效机制推动区域生态城镇化发展78-85

摘要：生态城镇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区域生态城镇化发展是国家战略的应有之义。生态城镇化建设需要构建决策机制、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三大机制共同组成的长效机制，使生态城镇化建设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区域生态城镇化的发展是生态城镇化的有效补充，通过运用长效机制，针对不同地区的城镇化状况制定符合地区特色的顶层设计、有效熨平多方利益博弈矛盾的制度协调、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城镇化布局、完善的地方生态补偿办法、明晰的地方政府权责制度，保障区域生态城镇化长期有效发展。

区域经济和创新对工程保险区域差异的影响机理研究86-92

摘要：工程保险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可靠的后备和动力。当前我国工程保险在业务规模和赔付水平上表现出区域差异化特征，意味着传统工程保险业“一刀切”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当前我国各地区差异化的发展趋势。因此，为了更合理、更有效率地针对不同地区有目的地开展工程保险业务，对工程保险区域差异形成的背后机理进行深入剖析显得尤为重要。文章引入区域经济及创新因素、基于需求侧对工程保险的影响进行分析，以解释工程保险区域差异的形成机制，从而更好地促进新形势下我国工程保险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互联网时代商业银行征信数据应用模式研究93-98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金融脱媒的客观需求，互联网金融应运而生。其与银行业、征信行业等传统行业的结合又进一步催生出直销银行、互联网银行、互联网征信等新的商业模式和商业业态。在实践方面，国外银行业由于体制活、起步早，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如美国Zest Finance等；理论方面，以往文献较多集中于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冲击和对现有征信体系的重塑．商业银行始终作为一个被动的征信信息使用者的角色。文章考察互联网时代下银行是如何获取和应用征信数据，并对在现有征信体系下引入互联网因素后是否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有所帮助进行了分析。最后从立法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中企业专有资产的U型调节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99-104

摘要：现有文献大量检验了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认为二者的关系依赖于企业专有资产，但鲜有文献研究企业专有资产的非线性调节作用。文章基于内部化理论，以中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检验了营销能力与研发能力在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非线性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营销能力具有U型调节效应．研发能力的U型调节效应不显著，营销能力与研发能力对国际化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

论生态文明建设与西部扶贫开发的制度对接——以生态补偿为“接口”的考察105-110

摘要：生存权、发展权与环境权之间的内在张力，是生态补偿制度得以成立和发挥多种效用的基本法理。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制度的实施实际上构成了对西部贫困地区发展权的限制，并人为地加剧了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关系。生态补偿制度能够成为平衡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沟通扶贫与环保的卓有成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生态补偿条例》的条文设计应当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与西部扶贫开发合理对接的目的展开；具体而言，应当针对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主体的确定性、补偿客体的合理性、补偿标准的公允性以及补偿方式的可行性四个方面展开具体的制度设计。

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改革研究111-117

摘要：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及其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了有效解决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周期长”“成本高”“举证难”“赔偿低”等问题．中国应当改革完善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体制、“三审合一”司法审判模式、损害赔偿制度、诉讼证据制度和保全制度．实现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司法审判与行政处理、民事诉讼程序与无效宣告程序有机衔接，实现专利商标确权纠纷的行政复审程序与司法审查程序有机衔接。实现知识产权案件国内裁判与国家利益、国际争端、国际规则有机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