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伦理学的神学维度
摘要：上帝问题是康德思想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使得康德伦理学具有神学维度。而且康德的伦理学也需要神学。康德伦理学具有神学指向，且隐含着神学前提；神学是理解康德伦理学的必要语景，也是康德伦理学逻辑必然。理性维度与神学维度共存于康德伦理学，总体上是神学服从道德，神性服务人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法则、准则和悬设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门将人类“为何要从”以及“如何从”生产领域的被奴役状态过渡到突破分工狭隘限制状态的整个历程打开给大众看的伦理学学科．实践与道德的承诺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康德伦理学说的框架来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法则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指南——有唯一本真义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述：其准则是建设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其悬设有两个：一是人类社会发展不会中断：二是按照唯物史观描述规律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必将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知行合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实践自觉
摘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实现大众认同，使每个人都能感悟它，进而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具备高度的实践理性：继续深度凝练核心价值观表述语以便大众记忆和传播；植根民众生活沃土以保障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立足优秀传统文化以增强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共鸣效应：着力于落细、落小、落实以保证核心价值观常态化建设。以行为重：在社会责任意识中“敢于担当”
摘要：“敢于担当”来源于社会责任意识，每个人的社会分工不同，担当的本份职责有别。而以行为重，立足于做好本职工作，才能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历练与提升真正能够担当的能力。担当需要能力与智慧．不是只凭豪言壮语或满腔热情就能做到不辱时代的使命。在“敢于担当”绽放英雄气魄的同时，也意味着担负对应的社会责任。因此，“敢于担当”应量力而行，需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自身的担当能力，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当然。如果一味空谈社会责任而不付诸具体的担当行动，其实质掩盖的是虚伪自私的利己主义。在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中保持党的各方面纯洁性
摘要：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是保持党的信仰纯洁、政治纯洁、思想纯洁、组织纯洁、党性纯洁、道德纯洁、价值观纯洁、作风纯洁和制度纯洁的重要保障。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的公共领域的本质与当代意义——基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文本的分析
摘要：价值多元化社会中，公共领域的本质是公共对话平台及建基其上的社会批判功能。因此，“公共领域”是非实体性范畴，是哈贝马斯用来厘定现代西方社会的主要问题、引导政治实践的理论工具。根据文本分析，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来源于特殊的西欧社会的文化根柢。有着特定的西欧社会历史背景，直指现代西方社会语境中的问题，并不能以自明自证的方式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尽管如此．公共领域的社会监督和批判的自我纠错功能依旧具有普遍意义，它必须与中国传统的“公”的文化相结合，立足于当前中国的政治现实，实现在当代中国价值多元化社会语境下的现代转化，才能发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意义。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的实质与危害
摘要：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国家治理模式。作为一种现代性国家治理理论，新自由主义表面上主张要为了维护个人自由而从国家内部限制治理权力的实施，但实质上却是在为重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移植与扩张已经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这些危害正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人们批判和质疑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依据。产业主导权的内涵、评价标准与构建途径
摘要：产业主导权是指对产业的存在及发展发挥主导性作用的能力。产业主导权包括“资源主导权”、“技术主导权”、“资本主导权”和“市场主导权”等内涵，基于此建立对产业主导权的评价标准体系。国际产业主导权构建的实质是建立对国际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主导。构建国际产业主导权的途径包括控制国际产业价值链、控制关键战略性产业、控制产业发展战略性资源、占据产业技术制高点以及掌握产业标准制订权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国家价值链与西部地区产业升级
摘要：在知识工作商品化浪潮中，依托低成本、高技能知识型劳动力生发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已成为知识分工创造价值的重要载体。通过构建国家价值链实现东西部知识型服务合作．推动西部地区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群为中枢，在链、网、云等多元情境中构建产业升级能力，是该区域优化产业升级路径新的战略切入点。对此，应建立东西部新型产业协作机制，同时为西部地区培养知识型劳动力、形成知识要素集聚提供良好的环境。“一带一路”建设视阈下西南四省（区、市）技术创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及对策建议
摘要：我国西南地区是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评价西南四省市的技术创新政策实施效果并建立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对其在“一带一路”中发挥战略支点作用有重要意义。以国内外技术创新政策及实施效果评价理论为基础，建立技术创新能力比较指标体系，选取大中型企业统计数据，运用相关性分析和灰色关联方法评价了西南四省市的技术创新绩效。同时针对科技进步监测进行评估。从多角度分析了制约西南四省市技术创新的关键原因，进而提出提升四省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变迁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推进，企业劳动关系也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的变迁。在历次劳动关系变迁中，由于利益调整的不均衡引发了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利益协调型劳动关系”既是企业改革目标，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以企业发展为基础，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为根本，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原则来构建企业劳动关系。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网络绩效的实证研究
摘要：中国经济面临新常态，迫切需要加快技术创新步伐，中小企业是创新的关键，协同创新网络可以改变中小企业创新滞后的局面。在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中小企业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小企业的协同创新网络类型，并且对不同类型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企业一企业创新网络的绩效影响最大，企业一政府创新网络对绩效的影响最小。政府需要放松对市场的管制，做好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服务，促进中小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和中介机构的技术联盟发展。政策冲突视野中的小额贷款公司
摘要：作为商业性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开展金融业务，具有促进“三农”和中小企业发展的社会目标，但实施效果并不乐观。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冲突是造成诸多问题和争论的深层次原因。现实背景下，对小额贷款公司应坚持防范风险、审慎管理。避免让商业性的小额贷款机构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降低其在产业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还需不断完善产业政策和民间金融的法律制度，以实现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的长期协调运作。基于游客支付意愿的旅游生态补偿研究——以桂林市阳朔县为例
摘要：文章研究以旅游发展典型区域一阳朔县为例，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并采用非参数估计和多元线性回归估计法对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游客具有较强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83．5％的游客愿意为阳朔生态环境支付生态补偿费用；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利用非参数估计得到的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为27．5元，在考虑受访者基本特征和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利用多元线性回归估计得到的游客生态补偿WTP值为32．3元。而以2013年阳朔县接待旅游人次1170万计算（其中约83．5％的游客有支付意愿），游客的生态补偿WTP总量为2．9x108元／年；统计分析数据表明，学历和月收入水平与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呈显著正相关，即学历和收入水平越高的游客，其WTP值也越高。文章研究丰富了条件价值评估法在旅游发展典型区的应用，对促进这一类型区域生态补偿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电价形成机制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摘要：作为市场竞争非常充分的美国，对于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电力也经历了多轮改革。2001年加州电力危机更是对美国电力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其它发达国家包括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也都经历了电价形成机制的改革过程。国际上其它国家电价形成体制对我国电力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也有一些教训值得我国注意。在发电侧和售电侧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之中要加强对输配电的监管，促进电力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新《预算法》背景下我国高校财务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随着高校扩招扩建，高校从以前单纯的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办学到现在多元化、多渠道筹资办学，高校的财务能力大大增强。传统的财务内部控制在观念上长期存在重核算轻预算，重预算资金申报，轻预算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和分析现象，已经无法满足高校的发展需求，改革在新预算法背景下势在必行。文章提出在新《预算法》形势下，加强我国高校财务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并针对我国高校财务内部控制的现状和存在的具体问题，结合《新预算法》的相关规定，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的能力建设——基于森“可行能力”视角
摘要：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已发展到应对融入者能力本身进行关注的阶段。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透视当前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能力建设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聚焦于“可行能力”视角的意义就在于对主动融入的强调和对融入目标性的关注。为了更加明晰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的需求及其融入方向，制定一份尽量全面体现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需要的可行能力清单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体能、技能与智能三者的统一，构建了包括健康能力、学习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参与能力在内的可行能力清单。并从自身、社会支持、制度三方面探讨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可行能力匮乏的原因及其可行能力建设的路径。农村社会纠纷化解：从传统到法治
摘要：长期以来农村社会纠纷多由农村精英依据习惯在村落内部得到处理，但现阶段农村纠纷的场域、主体、类型及矛盾尖锐程度都已发生变化，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矛盾化解的需要。在整个国家全面深化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农村社会纠纷化解的法治化是这一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通过法治教育培养村民的法治思维，加强引导促进村民按法治方式办事，利用历史人物崇拜和现实法治资源培育其法治信仰，是农村社会纠纷化解实现法治化的根本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