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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2018年第12期杂志 文档列表

学术交流杂志本刊特稿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笔谈5-7

摘要：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序幕,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国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历史性飞跃。40年来,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在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本刊充分发挥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优越性,精心谋划,组织本省各学科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参与此次笔谈,分别从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方面,对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对改革开放的深刻影响作了深刻的学理阐释。

学术交流杂志本刊特稿_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笔谈

解放思想是启动改革开放的总开关7-9

摘要：据相关资料显示,到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上升为8 800多美元,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奇迹!我们认为这个奇迹的发生,应归功于我党领导的40年的改革开放。“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进步,也是源自思想的解放,可以说解放思想是启动改革开放的总开关。

以实践自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9-10

摘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40年来,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运动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不禁由衷地为实践所创造的物质奇迹所感慨,而且也进一步加深了对于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理论认识。事实上,正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凝聚成全国各族人民的行动共识,从而奠定了改革开放的践行圭臬。

改革开放40年行政法治建设的成就、问题与展望10-13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标志着法治建设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得到了提升,是法治事业发展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改革开放40年黑龙江经济学科发展建设成就回顾13-14

摘要：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黑龙江大学的熊映悟先生就以其在生产力经济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和显著特色在全国享有盛誉,在全国经济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际上也具有知名度,获得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荣誉。熊映悟先生的重要观点之一是经济学不但要研究生产关系、更要研究生产力,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中,生产力处于矛盾的积极的、主导的方面,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经常的、不间断的,变革生产关系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模式。这些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初不能被一些人理解,现在看是完全符合当时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现实的,也符合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

学术交流杂志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

人的境况15-23

摘要：为了回答“好人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抛弃“人性”这个暧昧不清的概念。“人的境况”是相比而言更加合适的隐喻。人的境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描述:首先,人类社会规则对本能规则的取代开启了人的境况。其次,人的境况体现为历史缝隙境况下的历史性决定和自我决定。最后,历史性充满了张力。虽然这种张力的程度、性质和特征各有变化,但是张力是一直存在的。人的境况进一步体现为生活在张力之中。除此之外,人的境况的一般理论也描述了一幅自我的图谱,每个人类个体的内在图谱都并不相同。自我是我们与他人在身体上唯一意义相同的一部分,它有赖于意义的滋养。自我可以被描述为由经验、意识或无意识所构成的长时段记忆。自我总是自觉,但却并非总是等同于自我意识。

从理想的人到现实的人——实践派关于人的理论的动态诠释24-29

摘要：南斯拉夫实践派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是由南斯拉夫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学术团体,他们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为研究原点,把人的问题作为其哲学研究、探讨的核心问题,把人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解现存感性世界的中介,继而建构起属人的世界。通过对实践、异化、革命几个意义相互交织的重要范畴的阐发,实践派的哲学家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并提出了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实践派关于人的理论不是简单的理论讨论,而是与南斯拉夫社会历史和实践的对话,可以说,实践派关于人的理论不仅是对20世纪人类生存境遇的反思,也是人之存在的文化精神的显现。

文化哲学的俄罗斯思想之维30-35

摘要：俄罗斯思想从过去到现在历来重视对文化的研究,思想家借助语言对文化形成的影响来言说文化中的集体无意识,“俄罗斯有独特的身段”无疑成了俄罗斯文化的注册商标,以此来强调俄罗斯民族是可以和神构成链接关系的特殊民族。此外。俄罗斯文化哲学学派对文化哲学和文化学两者的分野也提出了解决方案。作为俄罗斯思想的代言者,梅茹耶夫等人强调文化哲学并不是研究文化的哲学,而是哲学的另一种中表达,即“哲学也就是文化哲学”,这为人们进一步深化对诸多文化现象和元素的哲学阐释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

学术交流杂志中国哲学研究

康有为对教之释义与用意36-41

摘要：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教育概念是随着西学的大量东渐和西方的学科分类系统而在中国出现的,学科分类意义上的宗教、教育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在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中,与宗教、教育近似的概念除了教化,便是更笼统的教。康有为将教与宗相剥离,使教既包括宗教,又包括教育。事实上,他对教之概念的界定淡化乃至混淆了教与学之间的界限,导致教学相混。康有为对教的界定既展示了对宗教的理解和态度,又体现了对教育的厘定和理解。他对教之释义,带来的相应后果便是教之概念的泛化,其用意则是排斥西方的耶教而力挺中国的孔教,即通过对教之释义匡定教的内涵,借助教为孔教正名。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幸福伦理比较——兼论传统“德福关系”的现代启示42-48

摘要：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更多的财富没有带来更多的幸福,这构成了一个关于幸福的悖论。对“幸福悖论”的道德反思,历来是东西方传统幸福伦理思想研究的重要视域。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作为同一历史时期西方和东方产生的两大著名思想家,二人的幸福观对当下“幸福悖论”的解决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亚里士多德将幸福看作一种至善和目的,强调以理性精神为指导,追求至善,注重实践,坚守中道,关注友爱,重视城邦幸福与个人幸福的一致性,主张在有节制的、合乎德性的生活中实现幸福。他强调充满整个生命历程的幸福,最终将幸福的获得归于思辨,强调用幸福安置道德。孔子的幸福观则建立在对“道德”的不懈追求上,把道德人格的完善与成就看作人生最高理想、最高目标,追求人生的“德福一致”,倡导“贫而乐,富而好礼”,强调用道德安置幸福。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幸福伦理思想因为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而有一定差别,直接开启了其后两千多年伦理精神重塑的不同致思进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进路成为当代人思考和追求全面幸福生活的基本框架,孔子对道德价值本身的力挺以及对由此而来的自得和受用的阐明则为当代幸福理论之下的道德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支持。

学术交流杂志政治学研究

文化自信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49-51

摘要：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文化自信。但文化自信不是从天而降,不是靠洋人灌输,也不是从温室中培养。文化自信是从时代中产生,从历史、文化和经典中来,从人民群众中来,从实践探索中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曾在多个场合论述并强调文化自信。关于文化自信的深刻阐述,是基于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深厚的优秀文化传统的深厚底蕴,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而形成的文化基因,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发展所形成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

论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55-61

摘要：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历史性转变,“国家治理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相关问题变得更加重要而紧迫。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反映的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内在需要,从深层逻辑上廓清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全面把握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其中包括基于现实需要的逻辑起点问题和基于理论要求的逻辑条件问题。同时,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取向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人民为中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绿色发展等维度,它们应共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城市规划调整中的行政裁量控制及制度安排62-68

摘要：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是为使控规得以更好实施而建立的弹性和优化机制,但在实践中却常常产生许多消极影响,究其原因并提出对策,应进一步对控规调整管理中的行政裁量加以控制和引导。针对控规调整的发展阶段、特殊性以及暴露的消极问题,目前控规调整管理的行政裁量控制方案应以“立法”和“行政”为控制领域,以“严格控制”和“规则之治”为中心思路,一方面尽可能删减“不必要”的裁量,另一方面通过“构建裁量”和“监控裁量”更好地控制“必要”的裁量,令控规调整管理中的行政裁量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学术交流杂志政治学研究_文化自信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中华优秀文化是提升民族自信的基石52-54

摘要：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深沉、厚重,但我们的文化骄傲感、自豪感在百余屈辱史、抗争史中几近消磨成灰。当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若要把中国精神、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介绍给世界,我们就必须重拾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定文化自信是基础、是共识。

学术交流杂志法学研究

连片山区乡村的发展式治理——精准扶贫溢出效应及对村治体系的重构69-78

摘要：在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国家治理)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精准扶贫弥合了连片特困山区农村与我国农村整体经济发展的罅隙,还衍生了重构山区村治体系的溢出效应,改变长期以来山区乡村与国家、市场的关系,通过资源下乡和工作队派驻为村治重构提供机制和动力。村治体系重构包括组织构造和制度建设的理性化,也包括乡村治权由威权、公法的运行蜕变为弥散性权力、私法的运行。村治体系重构依托国家对乡村的组织建设而塑造公共治理,通过国家法规政策对乡村经济秩序的规定而实现乡村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正义,从而深化国家法治建设,加强乡村基层治权,奠定乡村振兴的治理基础。

新时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研究回顾与期待79-86

摘要：发端于浙江桐乡的乡村治理创新已从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乡村治理新方略。学界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研究包括经验总结、背景考察,以及“三治结合”的概念、关系、内容、功能等方面学理分析。但总体而言,既有的研究更倾向于“三治分离”而非“三治结合”,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乡村治理难题固有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呼吁学界探索系统性的研究范式和制度设计,以资进一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论彭真对村民自治立法的贡献87-92

摘要：我国的村民自治立法确认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明确了村委会与基层政权的关系,对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发展农村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离不开村民自治立法的作用。从法制史视角看,彭真从抗战时期起一贯关注村民自治问题,在80年代初宪法修改中极力推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入宪,随后又历时多年主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起草、讨论、审议、表决过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的立场、方法和民主法治思想对当前完善村民自治立法仍有积极意义。

知识产权运营中发展权保护的几个基本问题93-100

摘要：知识产权的最终目的是促进技术进步而非坐收渔利,知识产权制度应体现权利保护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平衡,争议焦点在于平衡点的选择。发展权有望为知识产权实现合理运营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发展权的核心目的是维持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平衡,其衡量标准包括利益平衡、促进再创新和效益最大化。由此,知识产权运营中发展权的目的可考虑包括改变全球范围内知识产权占有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创建知识产权共同体,促进全球范围内智慧成果的传播和发展。发展权的行使离不开普遍性、根本性、正当性三大因素的发展诉求。进而,知识产权运营中发展权的具体指导原则不妨采用利益平衡原则、促进再创新原则和效益最大化原则,以期协助推进我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落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