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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2014年第01期杂志 文档列表

学术交流杂志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四时期的历史轨迹5-8

摘要：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与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论辩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并非一开始就划清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同程度地吸收过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与无政府主义者在组织上有过短暂的合作。随着自身理论的不断完善与实践发展，才意识到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并与之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论辩对象之一，无政府主义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阻碍的消极因素，而且对其还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过了理论论辩和实践检验。

学术交流杂志哲学研究

主体性与历史性的张力——从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到马克思9-13

摘要：人的主体性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构成了黑格尔、克尔凯郭尔以及马克思哲学问题的基本走向。针对该问题，黑格尔与克尔凯郭尔分别以绝对精神与个人自由为理论前提，并通过对主体性、历史涵义的不同界定，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前者把历史归结为自我意识（人）在绝对精神框架下的展开，后者则在突显个人意志自由的同时，将历史的规律性排除在人的视野之外。鉴于此，若将二者作为考察马克思思想的两个端点，不难得出马克思对该问题的基本态度：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通过肯定主体性的积极作用，从而将人与历史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就在黑格尔与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范式当中，借助三者间的比对，进一步明晰了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理论。

悦乐精神：吴经熊对中国哲学内在精神的阐释14-17

摘要：在现当代中国哲学史上，吴经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他以西方文化为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哲学。通过对以儒、释、道三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意识以及修身方式的解读，揭示出中国哲学中的精神实质——“悦乐精神”，并透过西方文化中的苦难意识，体悟到蕴含在中国哲学悦乐中的忧苦，进而认为忧苦的存在才是中国哲学悦乐精神之所以深刻的原因。

非营利联邦主义：美国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18-21

摘要：美国的非营利部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价值取向、三大部门之间明晰的责任定位和职能分工、多样化的联盟互动载体等“非营利联邦主义”的运行模式给我们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和借鉴。在实践中，突破“冲突范式”的惯性思维。建立健全法律化制度化渠道促进非营利部门的可持续发展，创新协同服务的多元化途径应成为我们的理性选择。

学术交流杂志当代法学理论新视野

论虚假调解行为的识别与规制22-26

摘要：虚假调解行为具有滥用民事诉权的性质，其危害严重。识别虚假调解行为要准确把握该行为的目的、属性及其外在表现。民事实体法缺失滥用民事诉权侵权责任相关立法、民事诉讼法对不正当行使诉权的行为规制粗陋、法院调解制度本身的缺陷是产生虚假调解行为的主要根源。规制虚假调解行为需要正确认识法院调解的本质，完善相关立法，加大对行为人的惩戒力度，建立健全对受害人的赔偿制度，提高审判能力，强化对虚假调解的检察监督。

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的审查与运用——以探索法条的“规范保护目的”为视角27-31

摘要：根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相关规定，带有瑕疵的证据材料在不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经过补正或合理解释，可以获得证据能力。那么“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关系以及“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如何解释都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从探索法条的“规范保护目的”出发，以对司法实践中典型案例的解析为脉络，提出裁判者应当尽力寻找法条的规范保护目的，通过“实质性权衡”的途径判断瑕疵证据的证据能力，为实践中审查瑕疵证据提供一个具有一定理论说服力和操作可能性的框架。

论中国死刑民意形成因素32-36

摘要：在中国，死刑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宗教底蕴，以至在当代国民中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国家民众对死刑的认知。死刑在历史中不仅是国家治理社会的一种威慑工具，更是利用了在宗教影响下民众对死后未知世界的恐惧心理达到刑罚的震慑作用。并且中国传统法律起源中的“礼”的因素导致中国“情理”法的特点使中国的传统立法更具有感性色彩而有别于他国的理性立法；且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复仇观在刑罚中的体现也有别于一般的“报应”刑观念，使“杀人者死”除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外更包含着伦理因素。经过几千年的文化传承，这些独特的文化背景使我国民众对死刑有着特殊的依赖感情，这种民意不是能够随着立法的改变而改变的。在我国要废除死刑，必须寻求能够满足民意的替代刑罚以完成死刑在中国的平稳过渡。

论相对严格责任在我国环境犯罪领域的适用37-40

摘要：能否有效遏制环境犯罪的蔓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然而，目前我国对环境犯罪的惩罚机制尚不健全，如果依然坚持其成立需要以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为前提，将无法有效遏制空前的环境危机与环境问题。因此，在环境犯罪领域中采用相对严格责任原则显得十分必要与重要，既有助于惩治环境犯罪，彰显对我国公民环境权和生命健康权的尊重与保护；也有助于威慑潜在的环境犯罪主体，敦促其加强环保责任意识；还简化了环境犯罪的诉讼程序，提高了司法效率。但是需要明确，相对严格责任毕竟只是特殊情况下过错责任原则的一项补充，其适用必须加以严格限制，包括适用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前提，罪名上仅限于个别危险性程度较高的环境犯罪以及程序上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抗辩权等，这样才能保障其适用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使其成为我国环境刑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危困企业法律风险的处置及对策——以推进破产重整制度实施为视角41-44

摘要：由于企业自身治理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很多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显得十分脆弱，几近破产；而破产重整制度的实施使危困企业风险化解，免于破产倒闭，进而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作用重大。但该制度的推进是一项以法院为主导的，政府、银行、企业等多种主体参与的互动有序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整个社会掀起企业拯救的理念；在公司法、银行法、税法等部门法中提供对重整企业资金提供上的特殊规定以及税收扶持政策等制度的支持；在立法上予以完善，诸如调整重整程序级别管辖、设置集中管辖，放宽重整计划制定时间，对法院强制批准制度予以权力限制，设立专项破产管理人报酬基金及官方破产管理人、引入管理人激励机制等。

论我国期货法的调整范围45-49

摘要：期货法的调整范围是期货立法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期货品种的认定、期货的准入制度、非法期货的界定。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我国期货市场处于试点、整顿阶段，缺乏对期货和期货交易的明确界定。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虽然对“期货交易”进行了界定，但将期货种类仅限于商品期货。2007年颁布并于2012年修订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将期货调整范围由商品期货扩展至金融期货合约和期权合约。目前我国急需提升期货立法层级。借鉴域外立法经验，我国未来的期货法应进一步完善对期货和期货交易的规定，并与证券法的调整范围予以协调。

学术交流杂志经济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相关的历时与共时分析50-53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相应地不断提高，但是，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持续扩大。从国际经验看，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初一段时间，收入分配的差距会拉大．而持续增长到一定程度，收入差距会缩小，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三十多年，但是，收入分配差距还没有出现缩小的趋势。从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变化的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相关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机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相关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机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相关表现出的国别差异比较明显。

欠发达地区农民合作社发展路径的优化问题54-61

摘要：欠发达地区合作社于整个合作社发展格局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作为嵌入性组织，受作用场域的影响和制约，天然具有目标益贫性、社员同质性、资源稀缺性、功能单一性等弱质性特征。通过对合作社基础要素解构，认为同类农产品集聚、普通农户、农村能人、村落文化、国家政策等是其存续的必要条件，进而构建了欠发达地区农民合作社基础框架。运用内源式发展理论，本着合作社农户导向精神，提出了合作社发展路径优化方案，即在发展价值取向上坚持经典原则和以农民为本的原则，在发展思路上依据资源禀赋特点选择组织类型、依发展阶段完善组织治理、培养农村能人、走实体型合作社道路，在发展路径选择上应大力发展内生型合作社、规范和约束外生型合作社边界，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办法和优化措施。

提高农副产品供应链效率的创新性研究62-65

摘要：农副产品供应链发展滞后，效率低下，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的发展。针对我国农副产品供应链上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低、物流基础设施落后、农副产品流通环节过多、供应链链条松散、链条信息化程度低等问题，本文从物流服务平台建设、农副产品供应链结构优化、供应链系统协同发展三个方面提出了建立以集体化农业为主体的合作生产体系和以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主体的流通体系、建立基于LE—CED模式的农副产品物流网络系统、构建基于供应驱动的农副产品供应链协同运作模式等相关建议，以完善农副产品供应链系统，提高供应链运作效率。

中国新能源发展的若干思考66-71

摘要：进入21世纪，新能源在全球迅速发展。中国加大新能源发展力度，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措施，也出现了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发展布局不均衡、缺乏核心技术和体制障碍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优化新能源产业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需要深层思考，更需要新思路。一是政府必须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二是激励企业发挥能动性，三是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四是社会参与和广泛的国际合作等。

欧洲新能源发展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72-77

摘要：在持续增长的能源需求和日趋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形势下，新能源成为各国能源领域的发展重点。目前，我国新能源正处于快速发展期，面临着重重问题。欧洲各国作为新能源发展的先行者，其政策经验对于我国新能源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引入配额制度，利用市场机制的力量；加大投入，优化投资、生产和消费三大补贴政策；因地制宜，试验小规模分散、分布式就地消纳发展模式；警惕沦为欧洲新能源技术试验场，加快核心技术攻关。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对我国碳市场建立的启示78-81

摘要：应对气候变化，开展节能减排是全球共同的责任。碳交易作为通过市场手段有效减排的重要方式，在全球范围达成了共识。目前，除欧盟的EU—ETS系统外，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碳市场的建立方面均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为了应对全球减排的压力以及自身发展的现实需求，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2011年底决定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州、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并拟在未来建立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未来我国在建立碳交易市场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立法。建立完善的监测、报告和核查体系，规范第三方机构的行为。同时，从重点行业试点入手，逐步扩展交易范围。最终逐步由强度控制过渡到碳排放总量控制。

我国钢铁业贸易困境及解决对策82-85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钢铁业的发展蒸蒸日上，但钢铁业的贸易环境却不尽如人意。国内产能过剩，而外需市场又严重萎缩，不仅面临发达国家日益增长的反补贴调查，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救济调查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要想破除钢铁业的贸易困境，应压制产能，建立国家钢铁产业拯救基金；鼓励企业走出去，自力更生寻找新的矿产资源；转型产品结构，内需与出口并重。

居民消费率、财政政策与社会稳定关系探究86-89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和社会矛盾突出的双重困境。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模型表明：我国居民消费率与收入之间存在单向递减关系；居民消费率与收入之间存在单向递减或开口向上的二次函数关系时，采用“劫富济贫”的再分配财政政策，可有效提高居民消费率，同时可促进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向橄榄形转变；财政支出中，保障性支出占比越多，收入分配能力越强；直接财政收入占比过多的收入结构和投资性支出占比过多的支出结构，既不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率水平提高，也不能优化社会收入结构。由此，财政政策实施中，有效降低居民的税负水平，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性支出比例，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社会稳定。